第九十八章 发展秦腔——康海
康海，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陕西省武功县人，文学家，任翰林院修撰。武宗时宦官刘瑾败，因名列瑾党而免官，以诗文名列“前七子”之一。所著有诗文集《对山集》、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等。
康海，自幼机敏，童年事邑人冯寅为蒙师，习小学，“凡洒扫应对之属”，冯出仕后，又入关中理学名家习毛诗。其父康镛从平阳知府任上归田，尝为之讲授古今贤圣掌故，期其效法，父退，海嬉戏如忘，父怒欲捶楚，问所授，海从容复述无可责。28岁参加会试，顺利通过殿试对策称旨，遂登进士第一，大魁天下，任翰林院修撰、充经筵讲官。以诗文名列明朝“前七子”之首，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亦即文学史上的明代“前七子”。
康海不仅以他创作的诗文以及杂剧而闻名，成为明朝中期七才子的核心，而且在官场刚正不阿，藐视权贵，颇具秦人风范。康海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七才子一起，触权贵，骂奸党，指责时弊，弹劾刘谨。太监刘瑾专擅国政，刘瑾是兴平县人，以其与康海为同乡，又风闻康海的才名，企图拉拢康海作为同党，康海一直不肯去见刘瑾。
恰巧李梦阳因为代尚书韩文，草拟弹劾刘瑾的奏章，事情暴露后，刘瑾加给李梦阳其他罪名，将其逮捕人狱，准备处死。李梦阳从狱中给康海递了一张纸条，上写“对山救我”四字。“对山”为康海的别号，康海义不容辞，虽然一直不肯登刘瑾之门，但为了朋友，只得硬着头皮去拜谒刘瑾。刘瑾听说康海登门求见，高兴万分，急忙跑出去迎接，下榻时十分匆忙，连鞋也没有穿正，倒足汲着鞋跑出门迎接，并将康海奉为上宾。康海在刘瑾面前，多方为李梦阳辩解，刘瑾一心想拉拢康海，遂看在康海面上，第二天便释放了李梦阳。
过了一年，刘瑾因谋反罪被朝廷处死，朝廷清查刘瑾一案，康海因与刘瑾有过来往，遂被列为同党，削职为民。正在这个时候，已经官复原职的李梦阳，不但不为曾救自己一命的朋友两肋插刀，反过头来倒打一耙，诬陷嫉害。康海回家之后，“以文为身累，遂倦于修辞”，他认为“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于泉石间已矣，何以小技为哉！”他与朋友、同乡王九思遭遇相似，志趣相投，于是经常在其家乡沜东及王九思的家乡鄠县一带，携带歌姬舞女畅饮，创作乐曲歌辞，自比为乐舞谐戏的艺人，以寄托其忧郁苦闷的心情。
康海落职后，王九思曾出重资购买乐器，让乐工学习琵琶，康海因善于掐弹，技艺高超，为人竞相效仿，与王九思一道对戏曲音乐进行了大胆改革，形成了秦腔四大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一派——“康王腔”。
康海一生，诗文成就颇高，与李梦阳齐名，所作北曲，风格古朴，著作有《对山集》、《沜东乐府》和杂剧《东郭先生误救中山我狼》、《王兰卿服信明贞烈》等。相传他被指为瑾党而落职之时，先前被他营救的李梦阳竟无一言相救，他因此作《东郭先生误救中山我狼》杂剧，以记其憾。
第九十九章 绘《广舆图》——罗洪先
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安府吉水黄橙溪人，明代学者，地理制图学家。一生奋发于地理学等科学的研究，考图观史，发现当时地图多疏密失准、远近错误，于是亲自外出调查收集资料，准备重新编一内容丰富、地理位置准确的地图，以计里画方之法，创立地图符号图例，绘成《广舆图》。创编成地图集形式，不仅继承了朱思本制图法，还加以发展，使地图更为科学实用，堪称与墨卡托同时代的东方最伟大的地图学家。
罗洪先，祖上世代为官，父亲罗循官至兵部武选郎中，自幼受好良好教育，加之刻苦好学，博闻强识，青少年时对天文、地舆、典章、算术、阴阳等都有深入研究，闻名四方。罗洪先奉父命上京赶考，路上遇见了大儒王阳明的两位弟子黄洛村与何善山。一番交流下来，罗洪先对王阳明崇拜得五体投地，功名利禄之心骤减，当他写信给老家的父亲，表达想要拜王阳明为师的想法后，罗循连回两封信，要儿子用心考科举，其它事放一边。
带着父亲的心愿参加会试，深受嘉靖帝喜欢，被钦点为当科状元，官授翰林院修撰，编写史书。初入官场，自然全心扑在修史上，不想这一修居然引出中国地图史的一段佳话。在考图观史的过程中，罗洪先发现先朝的许多地图或自说自言，或以讹传讹，让人莫衷一是。“如此舆图，如何能作军事参考，如何能流传后世?”想到这里，他决定收集比较准确的作品，重新编纂全国性的舆图。
当时，舆图资料大都散落民间，要找到合适的，真心不易，好在功夫不付有心人，在回乡途中偶得朱氏《舆地图》。仔细研究，罗洪先发现与其它舆图相比，朱氏《舆地图》有两个明显优点：一是它坚持用“计里画方”的制图法，精确度很高；二是系统使用了图例符号，更直观更形象。同时，他也发现了此图有两个明显缺点：一是它“长之广尺，不便卷舒”，很难印刷，流传不广；二是图中州县部分比较粗疏，不便于地方上使用。我何不以朱氏《舆地图》为蓝本，沿用计里画方的形式，制成书本式的分幅图册，印刷后大量发行呢?”想到这里，他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罗洪先升为春坊左赞善，在其位谋其政，和同僚唐顺之、赵时春联名上疏，言皇上多病，请太子元旦节上殿接受朝贺。嘉靖帝以为罗洪先三人阴结太子，有不臣之心，遂将他们革职除名，遣回乡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无官一身轻的罗洪先坦然回到家中，隐居石莲洞，一边寻求王阳明的学问，一边研究舆图资料，稍有空闲就外出考察，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集中编撰，终于完成了一部以朱氏《舆地图》为蓝本的地图集——《广舆图》。从最初寻找舆图到完成图集，前后整整花了十年。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分省地图集，《广舆图》所载除明代全国行政疆域总图外，共43幅：两京、十三个布政使司共15幅，北方边疆10幅，黄河图3幅，海运图2幅，安南、朝鲜、西域图3幅等。这种以省区为单位分划制图的创新方式为后世所借鉴，分省绘图的背面附有相应的沿革、风俗、所辖范围和计征田赋数字等。据载，罗洪先在编印过程中还使用了先进的技术，省区方位精确度高，山脉、海岸、居民点等要素的相对位置都接近现代地图。
此外，罗洪先首创了24种新式的图例，开创了系统使用图例的制图方法，从而使《广舆图》看起来一目了然，易懂好查，图集醒目地标出长城、陵墓、桥梁等古迹，可谓早期的旅游地图集。事实证明，罗洪先改编朱氏《舆地图》的思路完全正确。一方面，由于他在发扬朱氏《舆地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所以直到今天还能看到朱氏《舆地图》的某些原貌。另一方面，作为明代影响最大的地图作品之一，《广舆图》在明清两朝六次被公开刊印，广为流传。
完成《广舆图》后，一直隐居家乡的石莲洞，过着异常艰难而简陋的生活，睡的是石床，喝的是稀粥，收到官复原职的同僚唐顺之、赵时春等来信后，一一拒绝复出任职。罗洪先淡泊明志，研究王阳明心学的同时，不忘修订《广舆图》，直到逝世。
第一百章 泰州学派——王艮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哲学家，南直隶泰州安丰场人。起初投入王阳明门下为求生，后来转而治学，创立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
王艮，为灶丁阶级，世代为灶户，七岁入私塾读书，学的是儒家典籍《大学章句》，因为家境贫寒，十一岁就辍学成了一个盐丁。盐丁生活的艰辛、人身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特别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也许是父亲不忍心儿子重复自己的生活，十九岁那年，王艮奉父命外出经商。
以山东阙里所在，径趋山东，阙里是春秋时孔子住地，在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经商之暇，王艮特地到孔庙拜谒。选择到山东经商，显然是为了续接那段儒学情缘，王艮的经商活动，大致持续了十年左右，由于他经营得法，家境也日益富裕起来，这为他日后的学术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十九岁时王艮做了一个非凡的梦，梦境中天坠落下来了，地上无数的人奔号求救，只见他王艮先生奋然上前，高举双臂，一手托着天穹，一手把乱了次序的日月星辰重新排列归位，众人在他面前欢歌起舞，纷纷拜谢，大梦醒来，王艮不免又惊又喜，大汗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圣感油然而生，他感到这个梦对他太重要了，于是极其慎重地记下了做梦的时间：“正德六年间，体仁三月半。”从这以后，我们已经看不到盐丁王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头戴五常冠，身穿深衣大带，手执笏板，“言尧之言，行尧之行”的当代奇人。
当王艮一心一意地经营自己的圣人梦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位阳明先生，其学说已经风行江南，直到有人听了他讲的《论语》首章以后，说他与阳明先生的观点十分相似，惊讶之余，他才决定去会一会这位与自己同姓的阳明先生。谁知这一会，竟然给他会来了一位“名师”，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王艮是自信而自负的，到南昌拜见王阳明并不是冲着拜师去的，他要看看自己的见解与阳明先生究竟有什么异同，他要看看这位领引江南的阳明先生究竟有多大能耐。所以，两人一见面，就“相与究竟疑义”，直至“纵言天下事”，反复论难起来，几个回合下来，王艮的座位也随着由上座而侧座而下拜变了几次。但王艮可不是那种轻易服输的人，当听了王阳明讲了“致良知”的心学宗旨后，当下佩服得了不得，“乃下拜而师事之”，可回到宿舍以后，又感到自己考虑不周，拜师太轻率了，第二天又过去与阳明论辩一番，最后才心悦诚服。
王艮服膺王阳明，但并不盲从，该坚持的他还是坚持，当论及“天下事”时，王阳明要王艮安守本分，王艮却说自己虽然是平民百姓，却始终在追求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王阳明说，你不是追求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吗，那就应该像舜那样勤奋劳作，欣然自乐而王天下；王艮说，现在不是没有像尧那样圣明的君主吗，大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
其实，正是王艮的这种独立思考、不轻盲从的态度，使阳明先生大为赞赏，难怪事后王阳明对门下说道：“向者吾擒辰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于是，他给这个从泰州远道而来的学生，改名为艮，又取《易艮卦》“艮，止也”之义，命其字为汝止，教育王艮行止得当，动静适时。在阳明先生的悉心指点下，王艮接受了心学的基本思想，并最终成为王阳明的得意门生之一。
从阳明先生那里领会了心学的基本思想后，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信奉这一绝学，而老师的学说似乎只局限在南方，他感叹说：“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可使天下有不及闻者乎?”便慨然有到北方代师传道的意思。王艮是那种知行合一、说干就干的人，主意一定，他就坐着自制的仿古轮子车，一路讲学直到北京城，颇有孔子周游列国的古风。尽管这次北上讲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他这种古风式的讲学，和敢于招摇天下的行为，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所谓“人人以怪魁目之”，回头率当然也特别地高了。尽管王艮意气太高，行事太奇，用世之心太热，并因此受到阳明先生的斥责，但他日后能够开阔阳明之学的源流，并且自成一派，却是与此大有关联的。
王艮师从阳明先生近十年，终究没有改变他一心求圣的狂者人格，但他不仅从阳明那里印证了自己的心悟所得，而且阳明的心学理论更加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正是自身的狂者气质与阳明先生影响的结合，才促成了一代大师的诞生，并由此催生了‘泰州学派’。
王阳明去世后，王艮开门授徒，开始了他“自立门户”的讲学时期，亦即泰州学派的奠基时代，在这个时期，王艮定居于自己的家乡安丰场，主要从事讲学活动。前期外出较为频繁，多游于江淮间，晚年居家讲学，从学、造访者不绝。也许是求道太过用心、传道太过辛苦，王艮病倒在讲席上，终年五十八岁。
放眼望去，他所开启的泰州学派，由颜山农、罗近溪、何心隐、李卓吾继承，前仆后继，个个都是棱角分明、卓绝百代、响当当的风骨人物。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
第一百零一章 弹劾严嵩——杨继盛
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人，著名谏臣。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师从南京吏部尚书韩邦奇学习律吕，后官兵部员外郎。因上疏弹劾仇鸾开马市之议，被贬为狄道典史，其后被起用为诸城知县，迁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调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诬陷下狱，在狱中备经拷打，遇害，年四十。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世称“杨忠愍”，后人以其故宅改庙以奉，尊为城隍。
杨继盛，生于直隶容城县一个世代耕读之家，七岁时，其母曹氏早逝，其父杨富另娶，继母陈氏妒嫉他，让他放牛。杨继盛经过里塾，看见里面的儿童读书，很是羡慕，因而对他的哥哥说，请求能够跟从塾师学习。哥哥说：“你还小，学什么？”杨继盛说：“年纪小能放牛，就不能学习吗？”哥哥将这些对父亲说了，父亲让他学习，但还要牧牛。杨继盛十三岁时，才能够从师学习，家庭贫困，学习越发刻苦自厉。乡试中举，此后曾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祭酒徐阶颇为欣赏他。
三十二岁的杨继盛参加会试，中第三十八名，随后在殿试中二甲第十一名，成丁未科进士，担任南京吏部主事。到任后，考功司郎中郑晓对杨继盛颇为赏识，常常向他传授“居官守身之道与夫古今典故”。杨继盛跟从南京吏部尚书韩邦奇学习，深思乐律的学问，亲手制十二律，吹奏时声音均极和美，韩邦奇大喜，将自己所学的全部传授给他，从此杨继盛更加有名。
三十五岁的杨继盛调升京师，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当时，蒙古首领俺答汗数次带兵入侵明朝北部边境，奸臣严嵩的同党、大将军仇鸾请开马市以和之，杨继盛上书《请罢马市疏》，力言仇鸾之举有“十不可五谬”。疏章呈入，世宗朱厚熜颇为心动，将这个建议下发由仇鸾、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严嵩、徐阶、吕本，兵部尚书赵锦，兵部侍郎聂豹、张时彻讨论。仇鸾攘臂相骂说：“这小子没有看到敌寇的厉害，应当将他撤职。”诸位大臣于是说派遣的官员已经走了，这件事难以中途废止，朱厚熜还在犹豫，仇鸾又进宫密疏，朱厚熜于是将杨继盛下诏狱，后贬为狄道典史。
狄道地区番人与汉人杂居，文化落后罕知诗书，杨继盛在狄道期间兴办学校、疏浚河道、开发煤矿、让妻子张贞传授纺织技术，深受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戴，称他为“杨父”。等到他离开时，“送于百里之外者千余人”。
杨继盛被贬一年后，俺答依然扰边，马市全遭破坏，朱厚熜知杨继盛有先见之明，再度起用杨继盛，调为山东诸城县令，改任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当时，严嵩当权，恨仇鸾侵犯自己，心中高兴杨继盛首攻仇鸾，想骤然使杨继盛显贵，又将杨继盛改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但杨继盛憎恶严嵩超过仇鸾，而且想起被谪籍后，一年内连迁四职，便考虑如何报效国家，唐顺之曾劝说他：“愿益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而为。”年末，杨继盛在其妻张氏的启发下，决心弹劾严嵩。
杨继盛在斋戒三日后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五奸十大罪”，奏疏呈入后，朱厚熜已发怒，严嵩看见其中有召问二王的话，高兴地说可以指此为罪，便暗中向朱厚熜进谗。朱厚熜更加愤怒，将杨继盛下诏狱，诘问为什么要牵引二王，杨继盛辩解说：“不是二王谁不慑怕严嵩呢？”他在诏狱被廷杖一百，廷杖前，友人王西石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告诉他：“用此物可以止痛。”杨继盛收入袖中。一位苗姓校尉也送酒一壶，劝他：“可以此吃蚺蛇胆。”但杨继盛拒绝，曰：“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苗姓校尉又说：“不要怕。”杨继盛回答：“岂有怕打杨椒山者。”于是谈笑赴堂受打。
杖刑完毕后，杨继盛被关入刑部狱，家人所送的药物都被巡风官李天荣所截下，杨继盛“两腿肿粗，相摩若一，不能前后；肿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两人，用力努挣，足不覆地而行入狱”。提牢刘槚又将杨继盛转至条件更差的民监，幸得狱内外诸多人相助，才得以渡过难关。在狱中，杨继盛创伤发作，于半夜苏醒过来，摔碎瓷碗，用手拿碎片割腐肉，肉被割尽，筋挂膜，他又用手截去。为他持灯的狱卒颤抖欲坠，杨继盛却意气自如，在朝审时，观看杨继盛的人堵塞了道路，都非常叹息，甚至为他哭泣。
朱厚熜将杨继盛关入诏狱后，让刑部定罪，刑部侍郎王学益为严嵩党羽，他受严嵩的嘱咐，想以诈传亲王令旨的罪名将杨继盛绞死，郎中史朝宾坚持不同意。严嵩愤怒，将他贬出朝廷，刑部尚书何鳌最终妥协，像严嵩所指的那样定案，但世宗还不想杀杨继盛。严嵩本想将杨继盛杀死，但杨继盛在陆炳等人的保护下，在监狱之中存活三年之久。
杨继盛的好友王世贞等人为他四处奔走求救，严嵩见舆论不容，本想上疏解救杨继盛，但在其党羽鄢懋卿及其子严世蕃等人的说服之下，决心杀死杨继盛。当时，国子司业王材也在坐，争道：“继盛之死不足惜也，然关系国家甚大，老先生还当为天下后世虑。”但严嵩已决意杀杨继盛。适逢严嵩的党羽赵文华，送来对闽浙总督张经等人的论罪奏疏，严嵩在这份奏疏之后附上杨继盛的名字，世宗在阅奏时并未注意，便草草同意处刑。
杨继盛的妻子张氏伏阙上书说：“我的丈夫杨继盛误听市井之言，还习惯于书生之见，于是抒发狂论，圣明不即加戮，使从吏议。两次经过上奏被审判定罪，都承受皇上的宽宥之恩，现在突然阑入张经的疏尾，奉旨处决。我仰望的只有圣德，草木昆虫都想得到处所，岂惜回首一次，下察沉冤，倘若因为罪重，一定不可赦免，希望立即斩臣妾的首级，来代替夫君受诛。我的丈夫虽然远御魑魅，必能战死疆场，来报效君父。”严嵩将此书扣下不奏。
严嵩授意刑部尚书何鳌，将杨继盛与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苏松副总兵汤克宽等九人处决，弃尸于市。杨继盛临刑前，将自书年谱交予其子，并作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相互涕泣传颂此诗，张氏不久后便殉夫自缢。燕京士民敬而悯之，以杨继盛的故宅改为庙以奉祀，尊为城隍，并以其妻配祀。
杨继盛死后十二年，穆宗朱载垕继位，抚恤直谏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予以祭葬，并任命他一子为官。直隶监察御史郝杰在保定百姓的要求下，上奏道：“保定府是杨继盛的故乡，本地官吏和百姓请为杨继盛立祠，以做永久的纪念，请求批准。”朱载垕很快批准，并定名为旌忠祠。
第一百零三章 历仕四朝——刘健
刘健，字希贤，号晦庵，洛阳人，中期名臣、内阁首辅。师从于大儒薛瑄，历庶吉士、翰林编修、翰林修撰、少詹事，并担任太子朱祐樘的讲官。孝宗即位后，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务，累迁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升为首辅，连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武宗即位后，奏请诛杀宦官刘瑾未成，只得致仕归家，不久，便被列为“奸党”之首，削籍为民。刘瑾被诛后复官，逝世，年九十四。获赠太师，谥号“文靖”。
历仕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为四朝元老，入阁十九年，任首辅八年，对明朝中叶弘治、正德两朝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崇儒兴学，注重实务，居官敢言，极陈怠政之失，指出财政困难之原因在于斋醮、织价、冗官、营造之浪费，时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刘健，父亲刘亮，官至三原教谕，有学问品行，少年时就端正持重，曾跟随著名理学家薛瑄读书。中进士科，被选为庶吉士，授任翰林编修，进入翰林院后，闭门读书，谢绝交游，众人都称他为木头，他熟读经书，有经世济民之志。升为翰林修撰，不久再升迁至少詹事，并担任东宫太子朱祐樘讲官，和朱祐樘关系十分融洽。朱祐樘即位为帝，刘健也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国家大事。进官少傅兼太子太傅，接替徐溥成为内阁首辅。
刘健，敢于谏言，以天下为己任，当时，受孝宗宠信的太监李广因清宁宫火灾而畏罪自杀，其贪赃罪行被揭露。刘健与阁臣李东阳、谢迁上疏说：“古代帝王没有不遇到灾害而恐惧的，向来奸人佞臣炫惑圣明皇帝的视听，贿赂流行，赏罚失当。灾异的积累，正是这些原因，现在所幸首恶消除，陛下开始醒悟，然而余恶尚未除尽，过去的积弊尚未革除，臣愿意奋发有为于政事，举荐贤才，贬退奸恶，赏罚分明。凡是所应当施行的，果断处置毫不犹豫，不再因循守旧，以免后悔。”孝宗正赞赏接纳刘健的意见，而李广同党蔡昭等随即取到圣旨，给予李广祭祀安葬和祠堂牌匾，刘健等极力劝谏，仅停祠堂牌匾。
由于他位高权重，朝中谏官有时候弹劾他专权，他从不放在心上，国子监学生江瑢弹劾刘健、李东阳阻塞言路，孝宗为了安慰刘健、李东阳，将江瑢下狱。刘、李二人不计较私人恩怨，大力为江辩护，将他救了出来，他的为人，使朝中上下十分信服。
蒙古骑兵南下侵犯明朝，大同告急，京师戒严，刘健与李东阳、谢迁受孝宗召见，商议对策，最终决定罢黜遂安伯陈韶等三人，另用颇有武干且“清慎守法”的镇远侯顾溥总督团营，以整顿京营军务。孝宗在位末期，倦于上朝，刘健等人屡次以此进言，但孝宗并不采纳，只是颔首而已。孝宗想增加军饷，让大臣们商议，刘健力主减轻百姓负担，通过缩减宫廷费用、土木工程、裁减冗官等保证军饷供应，都被孝宗接受。
《大明会典》修成后，刘健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任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还和李东阳、谢迁都被赏赐蟒衣，这也是明朝内阁大臣受赐蟒衣的开始。当时，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同心辅政，尽职尽责，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开始的时候孝宗还不是全部接受，后来由于他们所奏都见成效，于是再有所奏，孝宗无所不纳，还尊敬地称呼刘健为“先生”。刘健每次进见，孝宗都屏退左右和他密谈，无论是刘健提出或是罢免文武大臣，还是他所建议实行的政治措施，孝宗绝大部分都能接受。
孝宗驾崩，遗诏命刘健等辅政，孝宗死后，由朱厚照即位，即武宗。武宗被身边以刘瑾为首的宦官诱惑，贪玩享乐，不理政事，刘瑾便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乘机干预朝政。刘健等人多次上书要求武宗上朝处理政务，清理后宫的玩乐设备，武宗总是表面答应，实际并不执行，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后宫玩乐。身负先帝重托的刘健看着年轻的武宗这么不争气，十分自责，于是只得上书请求退休，武宗婉言相留，但仍然不理朝政。
于是，刘健等人不断上疏，指出政令错误的地方，尤其指斥贵戚、宦官。由于奏章很多，呼声很高，武宗迫不得已，假装命令下面商议。刘健十分失望，再次请求退休回家养老，李东阳、谢迁也跟着提出退休，武宗没有办法，只得按刘健等的意见处理朝政。刘健等人眼看武宗被宦官诱惑，沉迷享乐，不理朝政，于是决心铲除“八党”，朝中大臣纷纷响应。刘瑾等人非常害怕，于是哭着向武宗求救，武宗听了他们的哭诉，非常恼怒，于是下令将部分反对宦官很积极的官员下狱。“八党”不仅没有除掉，刘瑾还被任命为司礼监，大权在握，在努力没有结果的情形下，失望的刘健、谢迁再次请求退休回家，这次武宗批准了，于是刘健告老还乡。
刘健回家后，刘瑾等人更加嚣张，增设特务机构，四处活动，镇压异己，排斥忠臣，引进私党，大肆掠夺农民土地，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广、江西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退休在家养老的刘健痛心疾首，却毫无办法。而刘瑾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想陷害刘健，在他退休的第二年三月，刘瑾等人诬陷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而刘健位列第一。
刘健被削职为民，并夺去一切封号，刘瑾被诛杀，刘健官复原职，刘瑾被杀后，武宗仍然宠幸宦官张永等人，数次南下巡游，沿途不断骚扰人民。刘健听说后，气得吃不下饭，连连叹息说：“我辜负了先帝的重托啊！”
朱厚熜即位后，专门命行人来慰问刘健，把他比做北宋名臣司马光、文彦博，并大加赏赐。这年刘健年满九十，世宗下诏命令大臣专门到刘健家里送上束帛、饩羊、上尊等，并封他的孙子刘成学为中书舍人。刘健逝世，享年九十四岁，刘健死后，留下数千言的奏章，劝世宗正身勤学，亲近贤才，远离奸佞。世宗闻讯后，十分惊愕悲悼，为其辍朝一日，派官员按例赐祭葬，并追赠刘健为太师，谥号“文靖”。
刘健，气度威严，以身作则，退朝后，同事私下晋见，他不说一句话。李东阳用诗文引导后来人，海内人士都击掌谈论文学，唯独刘健执意教人研究经学，寻求性理的根源。《明史》称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
第一百零二章 一廉如水——聂豹
聂豹，字文慰，号双江，晚年号白水老农，东皋居士，江西省永丰县人，明朝著名廉吏，授华亭县令，升御史，历官苏州、平阳知府、陕西副使、福建道监察御吏、后又巡按福建、进兵部右侍郎、改左侍郎。任兵部尚书，后加太子太保，赐祭九坛，入豫章理学祠、吉安鹭洲忠节和青原五贤之一。一生刚正不阿，弹劾贪官污吏几十人，一廉如水，穷到被冤枉入狱，被逮时连押京师伙食费都拿无。落职后为了生计，经常步行往返于吉安的青原山等书院教学。
在华亭，抚灾民，修水利，在平阳时，毅然拿出军用粮食赈济灾民。一生所到各县以及松江县、姑苏、八闽、三晋之间，门徒不少于千人，培育了徐阶等朝廷重臣。在平阳多次打退蒙古俺答军来犯，斩虏首千余级。主筑北京明城墙，首创养马承包责任制，江南倭寇猖獗时，同张经一道取得了“王江泾大捷”。反对赵文华的上疏，违反了皇帝旨意，被罢职，著有的《双江文集》十四卷、《困辨录》均被列入《四库全书》总目，作诗词近300首。
聂豹，父亲聂凤是乡里的塾师，为人倜傥豪气，注重推广教化，王阳明讲学赣南，他曾敦促仲子聂豹前往师之。虽然聂豹家道中落，但他的父亲仍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学业，聂豹30岁中进士，出任华亭县知县，期间该县正遇百年大旱，颗粒无收，百姓民不聊生。聂豹到任后便微服私访，摸清情况后，立即将府中一个仗着其岳父是朝廷一品大官的财务总管及同伙革职查办。华亭钱粮过去的出入数有八十余万，都没被征收到位，其中多数钱粮朝廷还给予了减免。由于跨年代较久，官吏更换了不少，经办此事的人役，往往乘机虚报，浑水摸鱼，大捞一把。聂豹得知其事后，经过查实，将有问题的人役毫不留情绳之以法，并追还税银1.6万两，米5600余石，多收秤头银2600两。
聂豹，任福建道监察御吏，他暗察明访，微服深入平民之中，了解下情，到任才几个月，就上疏指斥司礼太监张佐违诏招收内监工匠。又弹劾兵部尚书金献民，侍郎郑岳接受宁夏总兵官种勋边将的贿赂，为东厂所获后，又妄图通过贿赂逃脱惩罚，朝廷查实后，张佐与金、郑二人都被皇上罢官。后又上疏礼部尚席书徇私自把他的弟弟安排在翰林院谋职，席也很快被免职。聂豹拜监察御史仅三个月，三次上疏弹劾司礼太监、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席等人是朝廷上下官员都畏忌的权贵，一时名震朝廷。
巡按福建，聂豹依法治国，严肃法度政纪，微服私访民间，听取民间对当地官吏的反映，打击恶豪，惩处奸匪，一时贪官污吏望风披靡，有的自己解官而逃。驻扎在福州的军队镇守太监赵诚横征暴敛，聂豹移文按察司，查其在驿递上的冒费行为，使之大为收敛。他严肃查处了掌天文历法的中官和管理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宦官，弹劾了贪官漳州詹知府、龙溪黎知县，威慑了贪官。贪官建宁太守陈能贪污受贿，虽然离任，也秉公严查，皇上派人调查，查实陈能罪行后，将其罢官，闽人无不称快。
改任苏州府知府，问民疾苦，禁止革除赌博等社会陋习，同时不畏邪恶势力，严厉制裁强横狡诈不守法纪的人，打击黑社会势力。苏州有凶徒王子家是黑社会头目，经常在游船上纠集凶徒，危害平望和射渎两个地方的治安。聂豹到任后，王子家听说聂豹很厉害，闻风携妻子藏匿到一个很难发现他踪迹的泖湖中。聂豹并不就此罢手，派人坐渔舟前往侦查，并埋伏兵丁在湖中，不到几日功夫便把王子家擒获，将其依法治罪。
大仓州的巨盗龚渊、龚锦两兄弟为害海上，聂豹密派人擒获他们两兄弟，可惜只抓到了龚锦，龚渊却被逃走。为了擒获龚渊，他设计欲擒故纵，放了其弟龚锦，江苏吴人不理解，哗然，大家认为聂豹是徒有虚名，说来说去对邪恶势力还是惧怕。没过几天龚渊果中计，晚上偷偷来到弟龚锦的家，埋伏在其弟龚锦家附近的官兵将他擒获，江苏吴人无不敬佩。钜寇郑新盘据福建的漳州和泉州，错根盘结，势力很大，虽然抓获郑新很艰难，聂豹毫不畏惧，还是派官兵围剿，经过数年的努力终把郑新抓获。
在闽期间，由于聂豹持法严正，风裁凛然，深受民众推举拥戴，当时福建人把聂豹作为偶像，民间给小儿取名亦流行以豹为名，以示崇尚聂豹。在兵部任左侍郎时，当时咸宁候仇鸾是总营务，仇鸾恃宠骄横，擅自将宣府、大同等地的兵调到京城，明显削弱宣大等二镇的御敌能力，聂豹不惧权势，上疏认为仇鸾的调兵是错误的，皇上采纳。
严嵩死党赵文华等人，上奏要巡视祭海神、增加田赋和开放市舶等事宜，世宗皇帝大悦。朝庭官员虽然觉得不妥，都缄口不语，聂豹挺身而出，在朝庭反对赵文华的上疏，认为东南百姓贫困已极，若祭海神、差田赋，是徒滋劳费，加重百姓负担。倭寇很狡猾，如开市舶，就同开马市，倭寇将长驱乘虚而入，反被倭寇钻了空子，他的上疏违反了皇帝旨意，世宗皇帝十分反感，下诏严厉训斥，聂豹还是坚持。朝廷严嵩、赵文华等一些人根据皇上的意思，一起趁势攻击，聂豹忤旨，皇上大怒，罢免其兵部尚书，还受到降俸二级处分。由此，聂豹看破红尘，毅然上疏称年老有病，请求退休南归故里永丰。
在华亭县任知县时，有个富民叫徐震的，听到大家传聂豹如何如何清廉，便与人合谋设下奸计，想探虚实。徐震暗地里将金砖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到聂豹家里的酱油壶中，徐震自鸣得意，以为聂豹会私吞，谁知聂豹夫妇发现金砖后，并没有因为没有对证而私贪。在广征线索后，查清缘由，愤然将徐震查处，徐震虽遭惩处，却打心里佩服至极。此事很快被传开，华亭县的豪猾都很快收敛，不敢乱作非为，县内民风得以好转，达到了大治。
在平阳任知府时，佥事许勉仁到任副职，许勉仁曾是聂豹的旧僚，又拜师在聂豹门下。因为平阳平息蒙古俺答达虏功成后，皇上只表彰褒赏了聂豹，许勉仁没有得到犒赏，认为是聂豹在其中作梗，愤愤不平，借机诽谤聂豹在平阳有贪污行为。皇上听后大怒，着山西抚按官从公查勘。山西抚按官到达时，聂豹没有接待，抚按官恼怒，决心要扳倒聂豹。他派了很多懂财务的官员彻查平阳的支出开销册籍。那些官员细心查账，查来查去无丝发渗漏，但是他们并不就此停手，继续不停地查，往反三四年，终查不出任何问题，只好罢手。
聂豹对达官显贵敢于抨击，为此得罪了朝庭不少人，那些达官显贵联合起来诬陷诽谤聂豹，但是苦于拿不出证据，只好又翻出了原来查来查去，查不出任何问题的平阳贪污案。当时的首辅夏言偏听谤言，不问青红皂白就将聂豹逮入锦衣狱，聂豹被逮时，家中全部资财只有五十金，连押往京师的伙食费都不够。友人刘文敏直摇头，感叹：当了这么久的官，太穷了！当时聂豹的朋友陈西川不忍心，自己虽然不富裕，还是拿出百金帮助聂豹解决前往北京路上的伙食费。
在锦衣狱中，聂豹虽遭受了严刑拷打，却坚信有水落石出之时，夏言看到严刑拷打无果，便派人专往平阳核查，但是总是查不到什么问题。这时，平阳籍户部尚书张润得知聂豹在平阳所作所为后，声称愿以自己全家百余口性命，担保聂豹在平阳时无贪污受贿。聂豹在狱中被折腾两年后，巡按御史黄洪毗亲自到山西调查，经多方查验，聂豹的平阳贪污受贿一事无任何实据，冤案终于大白，谤议之声才消，但是还是被落职回家乡永丰。聂豹落职回乡后，虽为官多年，家中没有一点积蓄，穷困潦倒，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生计，只好经常步行往返于吉安的青原山、白鹭洲书院等一些书院教学，以图糊口。
赴任华亭县知县，为了整肃吏治，他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自己，省身修身，以身作则，对身边的小吏、差役立法三章，要求必须清正廉洁，不准以公谋私，要慎用权力，不得干涉地方事务。还每月举行“听讼日”，公开审理各种案件，使得豪强不得干预，冤情得以申述。每年审编徭差，皆亲自查封，吏胥不得从中作梗，还规定衙役不能私通外界，不能和社会上行为不检的人混在一起。由此，县衙内的政风立见好转，一时夙弊顿清。
出任华亭知县期间，水灾旱灾接连而来，灾情严重，面对艰难的局面，他一面将灾情奏报朝廷，一面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他不等不靠，动员全县人民捐钱捐物，亲自带头将家中积蓄捐出，夫人在他的感染下，将身上披戴的金银首饰也捐了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带动下，大小官吏纷纷仿效。通过募捐，得白银六、七万两，很快缓解了灾情，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灾情，他亲自勘察县情，发现西边地势比较低洼，水常年排不出去，容易发生涝灾。
东边地势较高，易发生旱灾，他访问民间，倾听专家和百姓的意见，大力兴修水利，疏通水渠3万余丈，修复废塘1.2万余丈，修筑堤岸10顷70余亩。华亭县的百姓后来一直都是依赖这些水利设施，又通过普查，查出余田1顷70余亩，全部用来弥补灾荒。当县令三年，华亭节余存谷19万余石，据华亭县志记载：“逃亡归来者足有3223户”。当时朝廷官员纷纷举荐聂豹，其中有七八个到过华亭的巡抚和巡按官员，还以奏章的形式向朝廷举荐聂豹，朝廷按例赠封亲属，其父聂玉治被敕封为华亭知县，其妻宋氏被封为孺人。
在平阳时，平阳各地平民饥饿难忍，饿殍盈途，他忧心如焚，当时战事紧迫，粮食经费紧缺，但他毅然拿出军用粮食赈济灾民，灾民跪拜谢恩。俺答蒙古军退兵后，聂豹竭力赈济灾民，安抚民心，设粥棚于近城寺庙中，饥民就食者日以数千计。他又以工代赈，修建城壕，筑外城墙，饥民以劳役获生者又数千人。工程挖士的时候，挖出了石枕、鞭、铜镜各一，其中有题款：“道高龙伏虎，徳重鬼神钦”。当时大家认为此题款正合聂豹在平阳的政绩，于是平阳同知许檖特撰文给予记载。
北京外城墙完工，由于修边关耗资很大，又每年犒赏军士，户部经费紧缺，他上疏倡导朝廷上下要共济时艰，节约公用经费，虽遭一些重臣反对，但是还是被皇上采纳。聂豹退休故里永丰后，经常帮县官吏治理县邑出谋献策，为百姓排忧解难，县令金清举行土地普查丈量，编补地方基层组织，禁止革除县城市街的一些陋习规定等诸多措施，都出于聂豹的建议。同时，他还建议在县设立乡规民约以厚风俗，为减轻县民的负担，到上面辩减基层均徭银1200余两，永丰百姓无不感激。
在业余时间里，他孜孜不倦办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以此作为大事来抓。所到之处，异常重视兴学，并且亲自朝夕授学，他教育学生要学古人道德，并以古人的高尚精神激励自己。在华亭任职时，在华亭，倦倦以兴起学校，培养人才为事，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兴办地方教育。培养了徐阶、何良俊在内的一批学子，被赏识的有徐南金、张承贤、杨世贤、杨子亨等数人，而且都被被聂豹收入门下。
此外，还有何良俊、何良傅、王君陪、王君球等十数人朝夕受学，聂豹亲自为学子讲学。教授《易经》，同时证之以儒家“中和”、孝悌之说，又以古人道德可师之事迹感动诸学子，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提学御史肖凤鸣到华亭考核学校学子情况，发现他所赞赏的优秀生都是出在聂豹门下，肖凤鸣笑着对聂豹说：“云间素称文薮，君一纲尽矣。”意思是说，松江县一向被称为文章或文人聚集之处，而这些文人却都是聂豹的门下。
在华亭，他所办的学校考取儒士二百馀人，提拔其中优秀人才如包节孝兄弟，何良俊、何良傅，王球，吴培等十数人。当年秋天，这些人被推荐到南畿乡试，成绩多在高等。徐阶以进士及第，入翰林为编修，他们这些人中，先后以科第起家，通过考试被选拔得到高官厚禄的有十余人，其余人都各以文章气节表于社会。
聂豹转任苏州知府，期间经常与当地学子问学于书院，嘉靖万历年间，苏州名士大多数出自于聂豹门下。他培养了吏部尚书严讷、《永乐大典》总编纂官瞿景淳、兵部侍郎王忬、礼部主事陆师道、太仆卿顾存仁等朝廷重臣。
在平阳，虽然战事频繁，他除日亲戎事外，每当虏退的傍晚或中午，还带方亢思、方谦企，举人陈嘉言、嘉谟、阮师瞻、候効古、刘光启、秦健在各州县授学。聂豹朝夕讲学不辍，于是平阳的人士崔汝孝等数十人，拜于门下，他还修平阳古今人物题名记，希望以此来勉励大家。任职福建时，在省城新建了养正书院射圃亭，荟集八闽秀才志士到这里来教之。明嘉靖初年，巡按福州时，为了纪念罗一峰，在福州朱紫坊建一峰书院。守苏州府期间，大力兴办学校，云集名士于学道书院，大家共同学习研究。
居家的聂豹提议当地永丰乡坤出资建新学宫，聂豹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当地官员的大力支持，有中丞张岳主其议，柱吏魏谦吉核其成，县尹魏梦贤经营，建立了文庙、明伦堂、尊经阁、群英阁、棂星门、号舍、名宦乡贤祠等建筑物组成的永丰儒学，并邀请林应芳执教。为纪念重修县学之举，聂豹邀请罗洪先撰写《永丰县重修儒学记》，自己撰写《群英阁记》。
聂豹辞官回乡后，在永丰的聂豹尚书第、尚书府每日除与故人门生子弟谈述古昔，研讨学术，咏歌太平外，还不忘办学授课，培养弟子。家乡本族的子弟有考取功名、事业有成的，都给以奖励表彰，号召族人向他们学习。永丰北面巚峰山风景秀丽，是休闲读书论学的胜地。聂豹在巚峰山修建了凌空阁。在该阁，永丰的学子欢聚该阁，讲学论学、写诗作赋，热闹非凡，成了永丰文人集会的好去处。为了推动永丰人才的培养，他曾与邹守益、钱德洪等办学于本县城西崇光观，很多学子慕名前往，弟子云集。聂豹在县时，出去讲学每次都有百余人跟从他云游。他一生所到各县以及松江县、姑苏、八闽、三晋之间，门下之徒不少于千人。他与弟子之间往往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即使做大官的也是这样。最典型的要数他和徐阶。徐阶虽然为朝廷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们的师生关系从没有变过，四海皆称之。
聂豹素喜崇尚节义，褒奖纪念先辈，鉴于欧阳修已迁安微颖州数百年，祖墓荒芜，后裔失散。在巡按江南期间，便绕道前往颖州，到处寻找欧阳修后裔，终于觅得欧阳修三子辈的后裔十六世孙云。聂豹请人画了欧阳修遗像，要云奉欧阳修遗像同他一起驰归故里永丰。并与永丰知县商量，由县人捐资，为云买田娶妻。还筹措银两修建永丰县城的欧阳修专祠和沙溪的文忠公祠堂，在沙溪修建欧阳修父母的坟墓，雇专人守墓奉祀。
第一百零四章 江右学派——邹守益
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县北乡澈源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一生尤其重视教育，崇尚简易明白、朴实无华、直指本心。把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并对“致良知”作了充分的发挥。著作有《东廓文集》《诗集》《学豚遗集》等，今有《东廓邹先生遗稿》传世。
邹守益，少年时便博览群书，以理学气节自命，17岁时中江西乡试，参加会试，当时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为同考官，见邹守益考卷非凡，便将他拔为第一，参加廷试又名列进士第三，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任职仅一年，便辞职回乡，专心研究程朱理学，但对二程、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久思不得其解。王守仁在赣州任地方官，邹守益前往谒见，两人反复辩论“良知”之学，邹守益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学说，以及用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心领神会，极表赞同，使过去存在的疑虑一扫而空，恍然大悟地说：“道在是矣!”于是，拜王守仁为师潜心钻研阳明心学，邹守益从此成为王守仁的高足弟子与良友，并开始在赣州讲学。
朝延起用邹守益，路过浙江又会见了王守仁，相论问学一个多月，王守仁恋恋不舍，学生问其故，王守仁答道:“曾子有所谓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谦之近之矣。”朝廷爆发了争论世宗本生父尊号的事件，史称“大礼议”。邹守益刚正不阿，大胆上疏力谏，并指出世宗的行为违背礼教古训，要求世宗纠正错误，信用忠臣，世宗大怒，下诏狱严刑拷打，并贬为广德州判官。
在广德，邹守益以教化治郡，撤销不在祀典的祠庙，建复初书院，延请王守仁高足弟子王艮和其他学者来讲学，并作《谕俗礼要》在百姓中宣讲。当时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贺对邹守益在广德务以教化为重的治理方式很是钦佩。邹守益在从政之余回到安福，与三舍刘邦采等在安福的王门弟子联系建立讲会“惜阴会“，讲会隔月举行，每次五天，安福和吉安等地的同道闻风赶至，甚至象钱德洪、王镜等王门高足也专程从浙中赶来。
惜阴会的建立，为江右王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王守仁听说惜阴会建立，特作《惜阴说》予以高度的评价:“同志之在安成者，闲月为会五日，谓之惜阴，其志笃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者则知惜阴矣，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知微之显，可以入德矣。……”
邹守益升为南京礼部郎中，广德州的士民为颂扬他的政绩，立生祠以纪念。王守仁去世，守益哀伤万分，为继承王守仁遗志，守益与湛若水、吕楠、钱德洪、王钱、薛侃等论学，讲会不息，并在杭州建立天真书院，集同仁讲学，传播王学。
邹守益回到家乡传经讲学，他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倡导在家乡兴利除弊，他对县内编修县志、族谱，重刻厘弊军册等盛事热情支持并作序。主要有《安福丛录序》《安福粮总录序》《安福三刻县志总序》《安福重刻厘弊军册序》《遗爱集序》等。他崇尚忠义正直，疾恨邪恶奸诈，他作《李忠文公祠碑》以纪念李时勉，作《刘忠憨公祀典碑》以纪念刘球，大力张扬正气。
他还与刘邦采、刘文敏、刘子和等人创建复古、复真和连山诸书院，并作《重修学宫记》《创建复古书院记》《重修儒学记》以叙其事。他酷爱家乡的山山水水，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饱含深情，每当闲遐之时，他便游览县内的风景名胜，并多有唱咏。蚓《游武功上西石屋山》《集云庵》《谈道石》《游机心潭至龙潭》《同讷溪罗念庵刘三五游九峰》《石屋山》《游天台山》《马迹石》《过三峰》《归自武功至瀑水岩》等，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清新瑰丽的诗作。
为了传播王学，邹守益还利用县内书院，为四乡会讲授阳明理学精髓，春秋两季则合五郡出青原为大会，郡邑乡大夫都前往参加。这是继惜阴会后，江西又一个闻名中国的学术盛会，来自江西乃至全国的王门弟子，在这里聚集一堂，探讨学问，在邹守益等人的努力下，青原山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
邹守益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次年为司经局洗马，充经笼宫，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不久，又改任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执掌南京审林院，这期间邹守益都是任文官，没多少实权，原因是他刚正不阿，敢言直谏，为朝廷所顾忌，所以敬而远之。在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后，邹守益一上任就着手整顿学风，严格学校管理，激励学生专心向学，后又因犯颜直谏被贬滴归乡。
回到安福，邹守益更“以觉人垂后为己任”，每月的初一、十五召聚门生讲习于明伦堂，复古、复真等书院纷纷邀请他主讲。邹守益讲学言语明白简易，听者很受启悟，此时的“青原会“还在继续进行，邹守益成为青原会的主讲。然而王门弟子也并非人人都能遵守王守仁修己正身的那一套规矩，“精进者寡，因循者众，是忽实修而崇虚谈“。
为了扭转这种不良学风，保持过去“惜阴会“的传统，邹守益作《惜阴申约》，严厉批评参加讲会的部分会友的陋习，严格要求大家:“自今以往共决除旧布新之策，人置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会与家考之，乡立一会与乡考之。凡乡会之日……相与虚心稽切：居处果能恭否？执事果能敬否？与人果能忠否？尽此者为德业，悖此者为过失。德业则直书于策以示劝，过失则婉书于策以示戒。其人会者策书姓名，下注愿如约，其不愿者勿强其续，愿人者忽限时。“用以督促会友们的道德躬行。
为了叙述王守仁的生平、学术成就与学术传递，王守仁去世后，王门弟子合作编修《王文成公年谱》，守益被推为编修总裁。然而，没有等到《年谱》修成，便因病逝世，终年72岁。
第一百零五章 抗击俺答——翁万达
翁万达，字仁夫，号东涯，潮州府揭阳县人，明朝中期名臣、诗人。出身寒门，，历任广西梧州府知府，陕西布政使、巡抚，宣大总督，兵部尚书等职。曾参与处理安南动乱，后期统理北部边防，抗击蒙古俺答汗侵扰，统边五六年间，屡立战功。又修筑大同宣府间长城800余里，烽堠300余座，使边境得以安定，后三罢三起，逝于回乡途中。兼备文武才略，被世宗称为“岭南第一名臣”，张居正曾评价道：“仅仅推公屈一指焉”，其威望远播异邦，如在泰国，他被誉为“英勇大帝”，立庙祭祀多达100余处，潮汕人将翁万达与陈北科、林大钦并称为“潮汕三杰”。
翁万达，翁氏的始祖翁雄，为避战乱，在72岁时入潮汕，居于鮀江畔之举登村，创下初基，二年后去世，后四代单传，至翁万达之祖父翁可，才育有四子，翁万达父亲翁玉排行第三。翁家至翁万达出生，早已家道中落。翁万达5岁丧母，从小就过着清贫艰辛的生活，但一直勤于诗书，得中丙戌科进士，时年28岁。一朝成名后，翁万达开始了26年的从军从政仕途生涯，其中戎马生涯就达16年之久。
翁万达的仕途生涯，可分为四个阶段：从28岁到34岁为户部属吏时期，中进土后不久，即授户部广西司主事，此后历任广西司员外郎、山东司郎中。在此期间，查勘悬案，诅抑权贵，督税课兑，陈盐政利弊，赈畿辅饥民，精明练达，诸如豪强侵夺官地商税，阻挠漕运河道等等，都逃不出他的严正惩处。虽因此备受诽谤，他依然“略不为动”，秉公执法，诸豪强“毋敢挠其令”，因此“以廉法著称”
从35岁到43岁为梧守、征南副使、参政时期，出任梧州知府。梧州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地方，边防要地，师旅众多，翁万达治理梧州4年，声绩大著，被誉为“治行第一”。期间，镇守两广的咸宁侯仇鸾，纵悍卒横行，翁万达不惮权贵，拘缚其为首分子十余人投之于狱，翁万达治梧声名远播，受兵部尚书毛伯温极力荐举，任命为广西副使。
安南国莫登庸父子篡位称制，勾结广西土官反叛朝廷，世宗朱厚熜命两广总兵仇鸾、兵部尚书毛伯温率部征安南。征南号令传出后，兵部、礼部意见不一，翁万达提出以“重兵威慑，抚剿兼施，迫其乞降”的策略，被毛伯温和两广总督张经接受，转呈中央，成为朝廷的国策。翁万达遂被推荐为征南副使，成为征南大本营决策层中的智囊以及广西一路前线的指挥官，在征南一役中，翁万达先平定与莫登庸互为呼应的少数民族上层的叛乱，并实行策反，兵不刃血迫使莫登庸乞降。两广总督张经大称之：“翁君神算也。”班师论功，翁万达功居第一，毛伯温上奏，朱厚熜大喜，擢升其任四川按察使，次年，先后转任陕西左、右布政使。
从44岁至51岁为川、陕巡抚，宣、大总督，入掌本兵时期，由于安南一役受知于朱厚熜，翁万达开始步步荣升，由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一跃而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不久又被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偏、保军务，即三边总督，最后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这中间，还曾半载两迁，由于练达夷情，深谙边务，翁万达率领明军赢得了多次胜利，包括：铁裹门鏖兵、鹁鸽峪血战、阳和退顽敌、曹家庄大捷等。
同时，翁万达嫉奸锄暴，宣府总兵部永、副总兵姜爽与豪宗恶少盘居城中，多方盘剥致万军茹苦，翁万达上书弹劾，直至罢其官，撤其职。大同和川王府奉国将军充灼等通敌谋反，约为内应，翁万达发觉后，一面秘密地按名捕获反者，一面发兵埋伏于各关隘，迎击如约进犯的敌兵，终大获全胜。翁万达督边六载，主要对手是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汗，其时，俺答虽“势方张，控弦数十万”，但总不敢大规模进犯，边关一度出现了升平景象。
从52岁至55岁为丁忧、起复、罢官时期，曹家庄大捷后，朱厚熜授予翁万达兵部尚书之职。不久，又召其回京“入掌本兵”，主持兵部大事，父亲去世他遂于年底南归奔丧。俺答汗得知翁万达离开边关，即兴兵犯境，在他归乡后，大同失守。朱厚熜不顾“终制”，急诏翁万达返抵边关，掌其督抚重任，翁万达因丧期未满，又加之背疽发作，所以匆忙修书，派义子翁从云携带《乞恩陈情终制疏》上京，请求“待三年服阕而后起用”。翁从云至河间府地界遇盗，失落表疏；尚未抵京，而俺答已从古北口“溃墙南下，直薄都城”。朱厚熜又连下两道金牌，催促翁万达起程，翁万达命侄翁思远带《题知起程疏》先行赴京。由于翁万达家处“岭海极南之地，去京万里，虽间道兼程，犹必历四十一日”才抵京到鸿胪寺报到。
当朱厚熜在急等翁万达抵京时，权贵严嵩上疏，谓翁万达“盘桓久顿，未知至日”，“谋武盈朝，何必翁某，”仇鸾则更是“衔宿怨，谗言构于帝”，结果翁万达被降职派往边关，经略紫荆诸关。越年，翁万达因背疽发作，故乘“京察”，呈上《再辞免重任恳乞陈情疏》，终引起朱厚熜的反感，遂免其职，接着又以翁万达的《谢疏》有讹字为由，将其“削籍为民”。于是，翁万达“冒暑买车，微服就道，人亦不知其曾为尚书”。
55岁的翁万达约同友人抵闽游武夷山，途经三河，被当地山川形胜所吸引，顺便为自己选择了墓地。在福建清流县途中，背疽疾发，急忙回归，至上杭县，卒于舟中。此前，朱厚熜又感到防边重任非万达莫属，于是颁诏曾第三次起复其为兵部尚书，但为时已晚。翁万达卒后二日，遗体运抵家乡，又四日诏命才临门，《明史》说其“未闻命而先卒”，即指此，死后葬于大埔三河镇。
第一百零六章 平息倭寇——胡宗宪
胡宗宪，字汝钦，一字汝贞，号梅林，南直隶徽州府绩溪县人，明代名臣。屡决悬案，平反冤狱，获朝廷嘉奖，晋三级，任余姚知县，次年擢湖广道监察御史。升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次年升总督，总制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抗击倭寇。召徐渭、沈明臣、茅坤、文徵明为幕僚，以俞大猷、戚继光、卢镗为大将，制定“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和“剿抚兼施，分化瓦解”的作战方略。斩徐海，俘陈东，降汪直，断绝倭寇内应，历经数年，弭平倭患，晋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加少保。两度因“严嵩案”入狱，死于狱中。为官二十余年，忠心为国，抗倭有力，于戎马倥偬中辑著《筹海图编》十三卷，是书收浙江沿海地形、防务、战具、倭变、战事甚详，另有《海防图论》、《三巡奏议》等传世。
胡宗宪，考中进士，被安排在刑部观政，学习政务，从此开始了仕途生涯。被授官为山东青州府益都县的县令，上任后，胡宗宪就显示出他的政治才干，先组织广大人民扑灭多年不遇的旱蝗之灾，后又对益都当地的强盗进行招降。盗贼在益都为害多年，胡宗宪用安抚劝降之策，即使群盗解散，还将其中可用的千余人编为义军，胡宗宪日后抗击倭寇的文韬武略，在治理益都时就已初步展现。
胡宗宪母亲去世，他奔丧回绩溪故里，两年后，其父胡尚仁也因病去世，胡宗宪前后在家乡为父母守孝长达五年。在这五年中，他刻苦攻读《大学衍义》、《武经七书》等书，学识大为长进，也为日后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复后，以御史巡按宣府、大同等边防重镇，整军纪，固边防，为明王朝的边疆稳定作出了贡献。胡宗宪巡按湖广，参与平定苗民起义，在胡宗宪踏入仕途这十多年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政绩显著，世宗钦点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御史。
自明开国以来，一直存在倭患，嘉靖时期，倭患已经愈演愈烈，日本两批使臣先后来华朝贡贸易，因市舶司的太监对待不公，互争贡使资格，引发大规模的仇杀，史称“争贡之役”。此后不久，明朝罢市舶司，并严申海禁，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在暴利的诱惑下，更多的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骤然加剧，浙江和南直隶为甚，沿海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此背景下，胡宗宪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可见朝廷对他寄予厚望，胡宗宪也感到责任重大，临行前立下誓言：“我这次任职，不擒获汪直、徐海，安定东南，誓不回京”。上任伊始，胡宗宪针对辖区内明朝官兵纪律松弛、软弱涣散的积弊，以严明赏罚为手段，大力进行整顿，通过胡宗宪的努力，明朝官兵的军容、军纪有了改观，士气也逐渐有所恢复。
不久，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受内阁首辅严嵩的推荐，以祭海神的名义，被派往江南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为人奸诈骄横，他排挤、陷害忠良，浙江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都先后因其陷害而被杀。如何和这种人搞好关系而不致于误了正事，胡宗宪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在与赵文华共事的过程中，胡宗宪谨慎小心，有时甚至行事圆滑，最后不仅没有受到赵文华的阻挠，还得到了后者的赞赏。在赵文华的大力推荐下，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此时，胡宗宪可以调遣江南、江北、浙江等省重兵。
胡宗宪知道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他一方面招揽、重用各种杰出的人才，如重用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把颇负盛名的文人徐渭，招到自己的幕府中来；另一方面，有骁勇善战的将领，还得有训练有素的士兵，胡宗宪支持部下练兵，其中成就最大者当属戚继光训练的戚家军，后来发展为抗倭主力军。
调兵进攻占据东沈庄的倭首徐海，倭寇穷凶极恶，保靖、河朔官兵先后为其所败。此时，胡宗宪“擐甲厉声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垒下击”，大败倭寇。倭兵侵犯会稽，报沈庄惨败之仇，来势凶猛，“官兵莫能御”，胡宗宪督促将领卢镗迎战，被他以士兵疲劳宜稍事休整为由拒绝，形势危急。宗宪不顾敌众我寡，“夜召亲兵袭破之，达旦，诸营方知，入贺，镗大惭服”。在抗倭战斗中，胡宗宪常“辄自临阵，戎服立矢石间督战”，置生死于度外。倭寇围杭州时，他又“亲登城监视，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栗，惧为流矢所加，宗宪恬然视之”，展示了身为统帅的风范。
为使赏罚制度化，胡宗宪规定死事诸臣为三等，“有功而又能死事者为一等，虽无功而能忠于所事者次之，勤无可录而事适不幸者又次之。其或失机偾事，虽身故仍须追夺官荫”。在抗倭斗争中，胡宗宪擒汪直、杀徐海，两浙倭患暂告平息，主持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渐次平息浙江的倭患，并开始剿灭福建的倭寇。
内阁首辅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蕃被逮，胡宗宪是由严嵩义子赵文华的举荐而屡屡升迁的，很多大臣的眼里，他属于严党。赵文华已死，严嵩失宠，胡宗宪的处境也就岌岌可危，这年年底，在新任内阁首辅徐阶的授意下，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就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弹劾胡宗宪。胡宗宪自然无力与其抗衡，王世贞曾说：“我知道胡宗宪的功劳，可他被徐阶所压制，不能表白他的冤屈。”很快世宗就下令将胡宗宪的一切职务悉数罢免，并将其逮捕押解进京。
此时，胡宗宪已经站在了悬崖的边缘，陆凤仪弹劾他时所列举的罪名，任何一条都能定他个死罪。胡宗宪到京之后，世宗念其抗倭的功劳，改变了主意，降旨道：“宗宪不是严嵩一党，自任职御史后都是朕升用他，已经八九年了，而且当初因捕获王直而封赏他，现在如果加罪，今后谁为我做事呢？让他回籍闲住就好了”。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为胡宗宪网开一面，再次给了他一条生路，但是，胡宗宪的仕途终于到此为止了，带着不甘回到了绩溪县的龙川故里。
胡宗宪本打算从此不问政事，在故里安享晚年，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胡宗宪的政敌们却不想罢手，他们在等待机会。就在胡宗宪回乡快两年的时候，灭顶之灾从天而降，事情的起因还是离不开严氏父子，曾经协助胡宗宪抗倭的罗龙文犯罪被抄家，在对罗龙文抄家时，御史意外发现了胡宗宪被弹劾时，写给罗龙文贿求严世蕃作为内援的信件，信中附有自拟圣旨一道。假拟圣旨，这次就是老天爷也救不了胡宗宪了。
果然，世宗闻听此事后大怒，对胡宗宪降旨问罪，再次被押赴至京，在狱中，胡宗宪写下万言的《辩诬疏》，为自己进行辩解。可是《辩诬疏》递交上去后，迟迟没有结果，胡宗宪无法忍受，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后，自杀身亡，时年五十四岁。
第一百零七章 入阁参政——谢迁
谢迁，字于乔，号木斋，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著名阁臣。历任翰林修撰、左庶子，弘治初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进詹事，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为人秉节直谅，见事明敏，善持论，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政绩卓著，时人云“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为当时世称的“天下三贤相”之一。武宗嗣位，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时宦官刘瑾专权，排斥忠良，谢迁上奏请诛刘瑾，不纳，遂与刘健同致仕归，后遭刘瑾报复，夺诰命，刘瑾死后，复职，致仕。嘉靖年间复入阁，居位数月，力求去，去世，赠太傅，谥号文正，著作有《归田稿》八卷，《湖山唱和诗》二卷传世。
谢迁，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东山乡第四门，殿试中状元，授以翰林院修撰。孝宗即位后，宦官郭镛要求挑选妃嫔充实六宫，谢迁向新登位的明孝宗进谏：先帝的陵墓还未建成，挑选妃嫔从礼仪上讲，应当从缓进行。尚书周洪谟等人都赞同谢迁的意见，孝宗采纳，在当太子时，谢迁早就是讲官了。待孝宗即位，谢迁每次向他讲课，竭力使他掌握做好皇帝的道理，孝宗多次夸他讲得好，晋升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
朝廷命谢迁同李东阳入内阁参与政务，谢迁正料理父母的丧事，竭力推辞，直到居丧结束才接受任命，随即又晋升为詹事，并继续兼任侍讲学士。以后皇太子出阁时，又加封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谢迁上书皇帝，劝告太子亲贤者，远佞臣，勤学问，戒安逸，皇帝对此，颇加赞扬。
尚书马文升提出大同边警，饷费不足，要求增加南方两税折银的数字，谢迁表示反对，他说：先朝因为南方赋税较重，所以用折合银两的办法来减轻，如果再提出增加，恐怕百姓不堪负担。结果马文升提出的议案没有被通过。
弘治朝末时，孝宗想刷新朝政，治理弊政，内府所有的库房、仓场与马坊，宦官作奸违法的事，不易彻底查清。御马监、腾骧四卫勇士，自以为禁军不属兵部管辖，都挂空名领取军饷，弊端尤其严重。谢迁找机会把这件事报告孝宗，并提出根除弊端的策略，结果赢得了皇上的赞同。
谢迁仪表堂堂，相貌俊伟，办事坚持原则，为人光明磊落，遇事明了，处理迅速，善于据理论争。谢迁和刘健、李东阳一起辅佐皇帝，当时人们评价说：“李公谋略高超，刘公办事果断，谢公谈吐尤健。”三人均被誉为“贤相”。
武宗即位后，谢迁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宦官刘瑾乘皇帝年幼，独揽大权，排斥忠良。谢迁认为事关国家兴亡，决心“触危机而罔恤，当逆峰而直犯”，多次向皇上陈述已见，但都遭到拒绝，直到要求诛杀刘瑾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谢迁就同刘健一起辞官回家了。
刘瑾对谢迁怨恨不已，一个叫焦芳的人，由于投靠刘瑾而挤入内阁，对谢迁也深感不满。刘瑾、焦芳一伙借口浙江推举的德才兼备的人，如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颜都是谢迁的同乡，而草拟的诏书又出自刘健之手，胡说余姚隐士这么多，肯定徇私勾结，互相拉扯。企图以此作为谢迁、刘健的罪状。他们假传皇命，将周礼等人关进监狱审讯。刘瑾还企图逮捕刘健、谢迁，抄没两家财产充公，幸亏李东阳竭力为他俩解脱。结果，朝廷将周礼等人统统发配到边疆服役，并且下令：从此余姚人不得入选京官，只能派作县令。
刘瑾倚仗权势，撤消了皇帝给予刘健、谢迁等人赐爵授官的诏命，并追回皇帝赏赐的玉带、官服等物品。与此同时，撤消授官诏命的竟达六百七十五人，当时，人们都为谢迁的安危感到担忧，然而谢迁依然与客人下棋赋诗，镇定自若。
刘瑾被诛后，朝廷恢复谢迁的官职，但他推辞不受，世宗即位，派遣使者慰问谢迁，起用他担任参议。谢迁派儿子谢正入朝谢恩，并劝明世宗要勤奋学习，效法祖宗，善于纳谏。世宗亲自下诏令派传令官到谢迁家去征召他入阁复职，并命令浙江的巡抚、按察使敦促谢迁起程赴京。
此时，谢迁已是七十九岁的高龄，不得已只好奉命北上，世宗待谢迁十分优厚，天气寒冷时叫他不用上朝参见。一旦得知谢迁生病，又是派太医，又是送药物，还叫专管酒宴的光禄卿送上美酒佳肴，第二年三月谢迁终算告老还乡。“虽残伏枕还忧国”，谢迁回乡后还念念不忘国家兴亡，世宗也常派遣官员问候谢迁的起居。谢迁在家中去世，年八十三，世宗特赠太傅的官衔，谥号文正，葬于余姚东山乡伏虎庄。
第一百零八章 铲除刘瑾——张永
张永，河北保定新城人，正德年间宦官，是著名的宦官集团“八虎”之一。成化年间进入皇宫，到了弘治朝时被调入东宫侍奉太子朱厚照，到太子继位时成为武宗的亲信，勤练武艺，弓马娴熟，颇有勇力，武宗常赞“壮士张”。身兼数职，并督十二团营和总神机营的差事，是当时正德朝宦官集团“八虎”的成员。原是宦官刘瑾的党羽，后因不满刘瑾作为而产生矛盾，曾出手殴打刘瑾，武宗为此亲自劝和。后在平叛安化王朱寘鐇叛乱时，接受杨一清的建议，用计谋将刘瑾铲除。世宗继位后，张永因被弹劾而遭贬黜，杨一清等人上奏为张永平反，遂起用掌管御用监，提督团营，同年病逝，大学士杨一清为他撰墓志铭。
张永，洪武初年，其曾祖父迁居至保定新城，遂成了新城人。成华年间，选入宫，在乾清宫侍候宪宗，当时年仅十岁，后升为内官监右监丞。宪宗去世，孝宗派他到茂陵司香，调到东宫侍候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
武宗即位，改任张永为御马监左监丞，不久，升御用监太监。张永奏求已故太监吴忠交还的七里海等处庄田，户部指责他违禁，应当究治，但武宗却诏令张永管业。与同在东宫侍候武宗的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都受到宠幸，在宫中势力很大，人们把他们统称为“八虎”。武宗先后赐给张永蟒衣、玉带，准许在宫中骑马、乘轿，每年给禄米十二石，并命督显武营兵马。
张永，督十二团营兼总神机营，其后又与边将江彬共同掌管四卫勇士，在宫内则掌管乾清宫、御用监诸事，兼提督尚膳、尚衣、司设、内官诸监，整容、礼仪、甜食诸房及豹房、浣衣局、混堂司、南海子事，成了兼职最多的内臣。职务众多，工作繁杂，充分反映了武宗对他的亲信。
张永原来是刘瑾的党羽，后来不满刘瑾的所作所为，有了矛盾，刘瑾亦发觉张永越来越不归附自己，于是在武宗面前挑唆，要把张永赶到南京，而且要连夜起程，不准再入宫。张永知道后，对武宗诉说刘瑾陷害自己，武宗召他们二人对质，争辩中，张永拳击刘瑾。武宗命谷大用摆酒为他们调解，由于皇帝的干预，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但两人的矛盾实际上在加速发展。由于弘治以来的关税都是折银收入承运库的，所以钱钞缺乏，不足供给，张永提出发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关给征收，并再次宣布禁止私铸钱，这意见被采纳了。
安化王朱寘鐇在宁夏出告示，以讨刘瑾为名，起兵谋反，杀了巡抚都御史安惟学，受钦命前往度宁夏屯田的大理少卿周东，总兵官姜汉以及都指挥杨忠，调集各路兵马，封其党羽为大将军等职，准备渡河进军北京。武宗下诏起用致仕居江南的右都御史杨一清，总制陕西各路军务、兼提督西征师旅，与总兵官神英前往讨伐，命张永监军，统京营兵三万暨各镇军马前往。张永出征时，武宗戎服到东安门送行，按惯例，文武官员领敕行事，都是发给铜印，而总督军务太监并无印，但这次武宗却赐给张永特铸的金印，并配以金瓜、钢剑，以壮行色，还许便宜行事。对于这些，刘瑾十分嫉忌，但也无可奈何。
朱寘鐇谋反仅十八天，杨一清等西征军尚未到，便被宁夏守臣平定了，张永将京营兵等遣返，自己带五百骑前往安抚。当时，宁夏人心惶乱，一些胁从者更是心怀疑惧，四散逃跑，官府无法控制，张永便会同杨一清出榜安民，谕官、兵、农、贾各安职业。逮捕杀死官吏、伪造伪符伪命、借机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人，而置被胁从者不问。又以庆王在变故时曾率宗亲向朱行朝谒礼，而奏请朝廷革其护卫，削减其岁禄三分之一，又禁诸王府交通宾客等，这些均得到武宗钦准。
当时，刘瑾在朝内外势焰甚盛，屡屡更改法制，摧残不归附自己的朝臣，鱼肉百姓，有“立的皇帝”之称，中外士大夫侧目垂足，噤不敢作声。杨一清知张永与刘瑾积怨甚深，意欲除掉刘瑾，于是借机为之献策，促成他除去刘瑾的决心和行动。张永报捷的奏疏到，准备在八月十五日献俘，但刘瑾让他缓期，当时京师纷纷传言，说刘瑾将于八月十五日，借百官给其兄都督同知刘景祥送葬的机会作乱，并逮捕张永。
张永恐怕真发生变故，便提前献俘，献俘后，武宗置酒慰劳张永，刘瑾等都在一旁侍候。晚上，刘瑾走了，张永抓紧时机，赶快拿出已准备好的奏疏，奏刘瑾忘恩负义，并列举了他十七条大罪，又拿出上面开列着刘瑾罪行的诛讨刘瑾的檄文，说宁夏官员曾将此上报，但被刘瑾扣下了。当时，武宗已经微醉，低着头说：“刘瑾辜负了我。”张永立即说：“这是大事，必须马上处理，不可拖拉。”“八虎”中一些与刘瑾有矛盾的人亦同声附和，于是武宗立即命逮捕刘瑾，把他关在菜厂，并分别派遣官校查封他在宫内外的住宅。
次日，武宗把张永的奏疏出示内阁，下令降刘瑾为奉御，发放到凤阳，刘瑾力图挽回败局，于是给武宗上白帖，哀诉自己赤身被绑，乞赐给一二件敝衣盖体。武宗心软了，立刻下令给刘瑾百件旧衣服，张永大惊，便极力怂恿武宗亲自去抄刘瑾的家。在刘瑾家，武宗亲见搜出的皇帝印、穿宫牌、龙袍及衣甲武器等等违禁品，还发现刘瑾常拿在手的扇里，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这才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把刘瑾关到诏狱。各有关部门会审刘瑾后，将之凌迟处死，而经刘瑾改变了的法制，被全部恢复过来。
诛了刘瑾，大快人心，廷臣皆上表称贺，而颂张永功者“多溢美”。英国公张懋、兵部尚书王敞等，奏张永辑宁中外，两建奇功。于是，封张永兄张富为泰安伯，弟张容为安定伯，赐给张永金牌、银币，岁禄加至三百石，并再三赐敕褒谕，又改任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掌管司礼监事，而过去管理的监、局照旧兼管。
涿州有个男子叫王豸，曾在足上刺龙纹及“人王”两字，张永侦得这情况，将之逮捕。于是，兵部尚书何鉴请晋升张永的封爵，武宗将这提议交付廷议，张永企图自己得到封侯，便借郑和、刘永诚的事例，向廷臣发出暗示，但内阁认为这不合制度，没有同意，张永的气焰受到挫折。丘聚揭发了张永指挥库官吴纪偷出银七千余两，抬入私宅，制造玩好诸物的事，张永被免职闲住。
因为乾清宫遭了火灾，要营建，这才起用张永为御用监掌印太监，总管营建工程，同时兼督京营事务。蒙古小王子部进犯宣府、大同，武宗命都督白玉充总兵官，张永提督宣府、大同、延绥等处军务，帅京营兵前往。张永请求“凡军前机务，悉听便宜行事，违者先处以军法，然后奏闻。”又“请给勘合三百道，银牌五百面，彩缎五百匹以赏有功”，武宗均一一照准。此外，张永还奏带了参随数百人，时吏部侍郎孟春巡抚宣府，有军功，但因和张永有矛盾，被罢官回老家。
宁王朱宸濠在江西谋反，武宗亲征，命张永率边兵两千人为前锋，但大军未到，而提督南赣汀漳军务的副都御史王守仁已经擒获朱宸濠，正把他押送京师。张永为了讨武宗的欢心，所以在途中拦住了王守仁，让他把朱宸濠放到鄱阳湖，等武宗来和他交战。王守仁不答应，亲自到杭州见张永，张永不肯相见，王守仁叱开了守门者，直闯入内，大呼“我是王守仁，来和你商议公事，为什么不见？”张永被他的气势镇住，只好走出来。
王守仁于是对他说：“江西已经遭战乱，损失很大，大部队到来，恐怕会出乱子。”张永这才假惺惺地说：“我来只是为了保护皇上，并非要抢功。”并指着囚着朱宸濠的槛车说：“这要归我。”王守仁立即把槛车给了他，并和张永一同返江西。这时，太监张忠等已经到了南昌，正在以追查朱宸濠余党为名，大肆骚扰地方，张永到后安抚了地方，盘查了仓库，搜得了朱宸濠和吏部尚书陆完勾结的罪证，并催张忠和自己一同回京，江西这才免了一场灾难。张忠等曾屡次诬告王守仁，亦多亏张永化解，王守仁才得以免遭陷害。
江彬手握边镇重兵，驻于通州，把武宗留在那里四十多天，召文武百官前往会集，又假传圣旨，改团练营为威武团练营，由自己提督，于是谣言四起，群臣都担心江彬谋反。武宗病逝时，由张永提督京师九门，防止发生变乱，大学士杨廷和遵照遗诏，解散威武团练营，遣还各边镇的军队，又征得太后同意，作好缜密的安排，借坤宁宫安装兽吻的机会，命江彬与工部尚书李入宫祭祀。祭毕，江彬要出宫，张永留他们吃饭，太后便下旨立即逮捕了江彬。
世宗即位后，御史萧淮奏谷大用等党恶为奸，牵涉到张永，于是诏令张永闲住。后来，萧淮等又弹劾张永在江西违法乱纪，于是降为奏御，发到孝陵司香，但实际上张永在江西并无大的违法行为。大学士杨一清言张永功劳大，他又被起用掌御用监，提督团营，不久卒。
张永死后，谕祭三坛，予棺椁，由有关部门办理丧事，建造享堂，大学士杨一清为他亲自撰写了墓志铭，其后又追录遗功，升其弟锦衣千户容为指挥佥事，本卫堂上管事，其兄富为锦衣副千户。
第一百一十章 马屁阁老——张璁
张璁，字秉用，号罗峰，后为避御讳，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人，祖籍福建莆田，中期重臣，“大礼议”事件中重要人物。在世宗初年，三度位居首辅，史称“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病逝后获赠为太师，谥文忠。
张璁，少好经学，博学多才，十三岁作《题族兄便面》诗云：“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并对《三礼》造诣颇深，但七次进京科，均名落孙山，后在温州罗峰学院聚徒讲学。朱厚熜即帝位，张璁于奉天殿补行殿试，中二甲进士，观政礼部，从此进入仕途，时年四十七岁。
世宗登基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朝中大臣，要求世宗改称其伯父孝宗为父，伯母为母，而变其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父，生母为叔母。对于这一不近人情的主张，世宗认为这是割裂亲情、违悖常理的事，予以严词拒绝，并以退位来表示自己的决心，以此引发了大礼议之争。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表示异议：“朝议说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王妃为皇叔母的事情，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的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
张璁指出：汉哀帝、宋英宗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尝为人后。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臣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世宗得张璁疏，说：“有此论，我们父子的关系可以保全了。”张璁以大礼议未定，复上疏进《大礼或问》，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看后说：“张璁的说法，如同圣人，不会改变。”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从而受得世宗的信服和重用。
在嘉靖时期，社会最突出的冲突之一是贫富不均的加剧，皇宫、王府及勋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谓之庄田，权贵豪强和地方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土地兼并的严重致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乡离井而为流民。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600余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农民暴动接踵而起，基于此，张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
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至200多处，仅畿内皇庄就占地37594顷。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庄田有332处，占地33000余顷。“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
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如正德年间国子监祭酒陆深在一篇奏疏中认为，科举所取的士子往往是浮华而无实用。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明代名臣张居正，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大患，张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贪官污吏。在掌管都察院时，向世宗奏上《宪纲》，择其中最急切者七条陈之，依照宪纲实行，可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推举“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在《论用人》疏上说：“近该北直隶巡抚官奏，欲尽将进士、举人选补此地方州县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张璁认为：无论在何地，无论什么官职、学历，只要廉洁爱民，都可以推举任用。
张璁因为名字犯世宗的名讳，请求改名，世宗就赐他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个大字给他。时吏部侍郎徐缙询私纳贿，经举发受都察院勘问，徐求解脱，投书行贿于张璁，张发其私，由“法司同证徐缙贿孚敬事，黜为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动。
张璁的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引起他们的仇恨，弹章不绝。但由于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张璁几次致仕离京，犹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张璁得疾，屡请致仕，世宗不允，为之亲制药饵，张璁在朝房值班时昏晕过去，不省人事一天多，因病情急剧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许致仕回家调养。世宗多次派人去温州瑶溪贞义书院看望张璁，并几次下旨召张璁到京复任，但都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京。后来，张璁病殁于温州，卒年六十五岁，此时尚居于承天府的世宗伤悼不已，赐祭葬有加，赠太师，谥文忠。
第一百一十一章 疏陈弊政——夏言
夏言，字公谨，号桂洲，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人，明朝中期政治家、文学家，赠少师夏鼎的儿子。以正直敢言闻名，世宗继位后，上疏奏陈先朝弊政，奉命裁汰冗员，清查皇族庄田，迁少詹事兼任翰林学士。推动“大礼议”事件，大获圣宠，累迁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太子太傅，加位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成为内阁首辅，完备内阁，抑制宦官，整顿吏治，巩固边防，颇有政绩。内心耿直，豪迈强直，逐渐失去宠爱，支持收复河套地区，受到严嵩诬陷，坐罪处死，时年六十七岁。
夏言，生性机警灵敏，文采出众，由于夏言家是军籍，明朝又有要做到兵部尚书才能脱离军籍的旧例，夏言从小就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希望，夏鼎曾经教育他说：“尔宜勤学，将来位至尚书，庶可脱我家军伍。”在长辈的督促下，夏言从小勤奋刻苦。夏鼎授浙江严州府推官，夏言也随父亲前往，他偶尔学习当地方言，夏鼎严厉地训斥他：“许多从前的经筵官苦于说的方言晦涩难懂，不能机敏地参与辩论，你一定要及时改正、发音标准，将来就能做给事中、奏事和讲官了。”夏言听从了父亲的话，回到江西贵溪，准备乡试，首次应乡试，不幸落榜，接着继续在家苦读。
夏鼎在临清任上病逝，夏言治《诗经》科，取得了江西乡试第六名的成绩，赴京参加会试，落榜，然后前往南京国子监读书。夏言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行人，奉命考察湖广云贵等地，次年回京。
嘉靖初年，上疏请求革除正德朝的弊政，在世宗授意下，查革官员旗役冒滥，裁汰了三千二百人，上书陈述九条意见，朝野得以肃清。奉命清查庄田，把被侵吞的民产如数归还百姓，并提出限制皇庄扩张的措施，升任兵科右给事中。担任谏官期间，先后弹劾过尚书王琼、王宪贿赂交结内侍的行径，以及宦官赵灵、建昌侯张延龄贪赃枉法的行为，解救过被逮捕的永平知府郭九皋，世宗曾让生母慈孝献皇后婢女的弟弟世袭锦衣卫千户，夏言据理力争，认为不妥，这些奏章里的言语大多耿直，被世人传诵。
世宗想把天和地分开祭祀，夏言得到世宗授意，不顾群臣反对，上书附和。世宗将反对得最激烈的霍韬下狱，褒赞了夏言，命他督建天坛和地坛，夏言自此受到世宗宠眷。延绥发生饥荒，夏言推荐佥都御史李如圭任巡抚，事后被提名接任佥都御史。御史熊爵说，夏言就是为了自己能晋升，才推荐李如圭的，世宗斥责了熊爵，但夏言还是推辞了这一任命。
当时，张璁位极人臣，只有夏言不肯居其下风，张璁嫉妒夏言得宠，夏言也记恨张璁提拔彭泽而不提拔自己，二人从此有了嫌隙。夏言上书弹劾张璁及吏部尚书方献夫，世宗从中调解，但夏言与张璁、方献夫、霍韬的矛盾依然存在。夏言升任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管院事，仍为世宗讲解经史，眉清目秀，胡须修美，口齿洪亮，不说方言，每次讲课，世宗都想要重用他。于是，张璁更加忌恨夏言，行人司司正薛侃上书，称“世宗无子，应该立宗室子弟为皇储，以备不测”。世宗大怒，命法司追究幕后主使，张璁趁机联合彭泽、汪鋐诬陷夏言是主谋。由于薛侃、夏言都否认这种说法，世宗下令廷讯，真相水落石出后，世宗罢免了张璁，释放了夏言。
夏言升任礼部左侍郎，仍旧掌管翰林院事务，他接替李时任礼部尚书，从谏官开始，不到一年就做到了六卿之一的尚书，是史无前例的。夏言既凭借聪颖过人得到圣眷，又能礼贤下士来获得朝臣的支持，联合他们一起对抗张璁。御史喻希礼、石金为大礼议中的罪臣说情，世宗大怒，想要惩治他们，夏言为二人求情，他的举动虽然没有打动世宗，却为自己博得了赞誉。夏言做礼部尚书时，帮助世宗制定礼乐，内阁大臣李时、翟銮几乎没有参与。此外，夏言能够迅速撰写奏章或应诏创作青词，常常唱和世宗的诗作，且善于迎合世宗在政事上的观点，因此很受宠信。世宗赐给他一枚银章，作为密封上书的凭据，并称赞他“学问博大，才识优裕”，给予他丰厚的赏赐。
当时，张璁、方献夫相继成为内阁首辅，都忌惮夏言。不久，二人致仕，而霍韬仍在与夏言争斗，应天府尹刘淑相被人陷害下狱，刘淑相因自己和夏言的亲戚费完不睦，怀疑是夏言在陷害他，便上书控诉夏言。而夏言则怀疑是霍韬在暗中主使这件事，夏言、霍韬相互指责，最后霍韬被降俸一级。夏言由此更加傲慢，请旨将与自己不和的郎中张元孝、李遂都贬官。皇子朱载壡出生时，世宗厚赏了夏言，先后加封他为太子太保、少傅和太子太傅，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
夏言随世宗拜谒皇陵，归途中他的厨中起火，火势蔓延到武定侯郭勋、李时的帐篷，夏言没有独自揽下罪责，因而被世宗责备。当时，夏言总揽朝政大权，首辅李时、阁臣顾鼎臣都不敢和他相争，李时逝世，夏言接替其为内阁首辅。夏言因进献祭祀皇天上帝的册表，晋封为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明代以来，不曾有加拜上柱国的大臣，这个名号是夏言自拟的。
郭勋得到世宗宠信，偕同严嵩和夏言争宠，夏言与严嵩随从世宗到承天南巡。世宗拜谒显陵以后，严嵩坚持请求让百官上表祝贺，夏言则提议等回京以后再上贺表，世宗赞同了严嵩的意见，从此渐渐不喜欢夏言。世宗巡幸大峪山，夏言前去伴驾时迟到了，世宗大怒，斥责夏言怠慢无礼，批评他上机密奏疏时不使用御赐的银章，并追索此前发给夏言的手谕。夏言惶恐地上书认罪，恳求不要追索银章和手谕，言辞很哀伤，世宗余怒未消，怀疑他把手谕毁坏了，命令礼部催讨，并剥夺他少师的勋位，让他以少保、尚书、大学士的身份致仕。于是，夏言把四百多份手谕并银章一并缴上，几天后，世宗怒气消了，准许夏言复职办公，夏言上书感谢，疏中称自己“一心做孤臣，才被众人怨恨”，结果再次被责备。
雷电击坏了奉天殿，世宗召见夏言及顾鼎臣，而夏言迟到了，被世宗训斥了一番，过后世宗归还了之前追讨出来的银章和墨宝。河间、江淮崇明一带相继传来捷报，世宗恢复了夏言少师、太子太师的官衔，升他为吏部尚书和华盖殿大学士，让他兼领大学士俸禄。
昭圣太后逝世，夏言在回答太子丧服礼制时，奏疏里有错字，被世宗严厉批评，夏言认错，同时请求回乡治病，世宗大怒，第二次命令他致仕。夏言惶恐之下，进呈了十四篇有关边境防务的策论，并在离京前前往西苑磕头谢恩。当时，夏言撰写的青词等文章最符合世宗的心意，而另一位阁臣翟銮并非世宗急着要用的人，于是世宗谅解了夏言，让他回私宅养病。
郭勋与夏言不和，结交霍韬一同对抗夏言，郭勋接连被言官弹劾，世宗准许他申辩，郭勋却不肯认错，触怒了世宗。这时，夏言的知己、给事中高时揭发了十几件郭勋贪赃枉法的罪行，世宗把郭勋关进了诏狱。顾鼎臣、霍韬相继去世，世宗恢复了夏言少傅、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官职，让他等病愈入阁办事。虽然夏言还在病假中，但内阁的事务多由他裁定，郭勋的案件，就是按他的授意办理的。夏言任一品官满九年，世宗褒赞、赏赐他，恢复了他的全部官阶，在礼部为他举办宴会。这个时候，世宗虽然优待、礼遇夏言，对他的宠信已经不如当初了。
慈庆、慈宁两宫夫人去世后，郭勋曾经请求把其中一个给太子居住，夏言认为不合适，符合世宗的心意。到了这时，夏言又改变了主意，令世宗不快，郭勋下狱后，世宗曾下令释放他，夏言却又假传圣旨说不需要遵从这条敕令，且千方百计罗织郭勋的罪名，令世宗怀疑之前言官也是受到他的指使才弹劾郭勋。夏言与宦官高忠交好，高忠曾代夏言进玉器祝寿，这年，夏言又将世宗关于兴建大享殿，不需要写敕令文稿的话泄露给了高忠，因为这两件事，世宗认定他们互相勾结。
此外，夏言还僭制在西苑乘轿，世宗让到西苑值班的大臣用香叶巾束发，用皮绵做鞋子，夏言又认为这不是礼制规定的大臣服装，不肯接受。世宗不上朝时，夏言就不去内阁，而是在家办公，世宗积累了这几桩不满，想要罢他的官，因而严嵩得到了排挤他的机会。严嵩和夏言都是江西人，夏言入内阁时，推荐严嵩接替自己担任礼部尚书，把他当作门客来对待。严嵩表面上对夏言恭敬，暗中却怀恨在心，夏言失宠后，严嵩一边用谄言媚语逢迎世宗，一边与陶仲文合谋中伤、取代夏言的方法。夏言得知此事，便指使御史多次弹劾严嵩，世宗却不听，严嵩则向世宗哭诉夏言凌辱自己的情状，并揭发夏言的过错，世宗果然被激怒。
世宗写敕书给礼部，历数夏言的罪过，夏言惶恐不安，上书认错，并乞求告老还乡。八天后的七月初一，恰好发生日食，世宗认为这是下级欺慢上级的征兆，便下令将夏言革职闲住，并承认自己的三种过失，布告天下。当天，御史乔佑、给事中沈良才等人上书弹劾夏言，并因之前言官未能纠察夏言的行为，请求将自己罢职。世宗贬谪、降职了十三个言官，其中高时因曾弹劾郭勋，单单被重贬到遥远的边地，严嵩取代夏言，步入内阁。
夏言久居高位，生活奢侈，交游广泛，罢官之后，很久没有被起复，地方官待他也稍稍冷淡了。夏言心里闷闷不乐，每当元旦和世宗生日，他都会上表称贺，自称“草土臣”，世宗也渐渐怜悯他，恢复了他尚书、大学士的官衔。
世宗微微觉察到严嵩的贪婪和放纵，就召夏言回朝，夏言抵京后，世宗恢复了他的少师等全部官职，也加封严嵩为少师，像是与夏言并重的样子。夏言一回来，就凌驾在严嵩之上，批示公文一概不征求严嵩的意见，并大肆罢斥、放逐严嵩提拔任用的人。严嵩不敢直接与他作对，但对他恨之入骨，当时的士大夫正怨恨严嵩的贪婪狠毒，认为夏言能压制严嵩，因此深感痛快。然而夏言重回相位后，一心排除异己，被他罢官、治罪的多达十余人，其中包括唐龙、王暐、王用宾、何鳌等，而这些处罚不尽公允，因此朝中的士大夫开始畏惧夏言。
陕西总督曾铣请求出兵收复河套，夏言性格慷慨激昂，有志于建功立业，便支持此事。夏言继室的父亲苏纲与曾铣交好，极力向夏言称赞他，夏言认为依靠曾铣此事能成，就秘密推荐他，认为大臣中间没有比他更忠诚的了。世宗因为他的这句话，怀疑夏言徇私不忠，因此世宗虽然肯定了曾铣的壮勇，但要求他明年只备防御。
曾铣出塞袭击河套地区的蒙古部族，取得了胜利，曾铣第二次上疏请求收复河套，奏疏中提到了当地军费、将才、武器、士卒、训练度无一不缺，世宗据此认为出兵复套并非上策。到了七月，曾铣再提复套事宜，预算高昂，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世宗下令诸将官讨论复套事宜。世宗因群臣一致同意复套，态度转变了，他再三夸奖曾铣，命兵部详细地讨论复套方案。曾铣受到鼓舞，更加坚决地出兵作战。咸宁侯仇鸾因被曾铣弹劾，被世宗下令逮捕，然而兵部之议未能回答后勤来源、胜利把握等关键问题，世宗又重新坚定了不宜复套的看法，于是他下诏书责备群臣，语气很严厉。
当时，严嵩正在伺机扳倒夏言，夏言对世宗身边的小宦官盛气凌人，严嵩却礼遇并贿赂他们，所以这些宦官总是在世宗面前称赞严嵩、贬低夏言。夏言进献的青词往往不合世宗的心意，严嵩就越发认真地撰写青词，到了这个时候，严嵩揣测世宗的心意，就力主河套不可能收复，并称夏言对国事出力甚多，而自己丝毫没有参与，请求将自己罢免。夏言非常害怕，谢罪认错，辩称严嵩此前并未表示反对，世宗批评夏言胁迫君主和群臣。于是，严嵩得以直言夏言独断专权，夏言也极力辩解，然而世宗已被严嵩的诬告蒙住，难以消除怒气，他停止了一切关于收复河套的讨论，让夏言以尚书的身份致仕，削夺了他的其他官职。
最初，世宗没有杀夏言的意图，夏言陛辞，登船离京，有流言蜚语传入宫中，说夏言临走时埋怨、诬蔑世宗。严嵩又代仇鸾起草上书，弹劾曾铣战败不报、贪墨军饷，并托苏纲行贿夏言来隐瞒罪行。世宗下令逮捕曾铣、苏纲，命锦衣卫查证战败不报、贪墨军饷的事宜。在进行审讯后，锦衣卫都督陆炳上报说仇鸾的弹劾都属实，于是世宗令苏纲到边远地区充军，并派锦衣卫逮捕夏言。不久，司法部门拟定了曾铣的罪名，称没有合适的罪名概括他犯的罪，请求类比守边将帅失守城寨的罪名将他斩首，世宗说曾铣犯的罪非同寻常，下旨重拟。于是，司法部门说，曾铣适用于串通内阁官员的罪名，世宗同意了。
夏言被逮，抵达通州，听说曾铣的罪名，大惊失色，他上书诉说自己的冤屈，历数严嵩伙同京山侯崔元诬害自己的七大奸谋，并通过时间线论证了所谓仇鸾的奏疏是严嵩伪造的。此外，夏言还揭发了严嵩贪赃枉法的罪行，指斥他言行不一、奸诈弄权、心怀不轨，希望世宗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但世宗收到他的辩疏后，并未醒悟，案件已定，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当他将被处死时，援引高官能吏可以被减免刑罚的条款，请求免除夏言的死刑。
世宗不愿听，批评、处罚了喻茂坚等人，夏言在西市被斩首，时年六十七岁，他的妻子苏氏流放广西，侄儿夏克承、侄孙夏朝庆都被削职为民。穆宗继位后，对夏言予以昭雪，复官吏部尚书，赦免他被流放的家人，经夏言家人上书申请，穆宗下诏尽复其故官，并赐祭葬，追谥“文愍”。
第一百零九章 明代讼师——宋士杰
宋士杰，信阳州人，明代讼师。幼年家道贫寒，虽读过经书，但却未仕进，正德年间，曾干过代书的营生。嘉靖初，在南汝光道衙门当过刑房书吏的差事，但由于他生性耿真，不善阿谀奉承，平素行侠好义时常代人书写状子，不收分文，为民伸冤鸣屈。道台老爷本来对宋士杰入衙门后，没有银钱孝敬自己，就大为不满，又见他常管闲事，经常据理力争、顶撞自己，更是十分恼怒。因此，便找个机会，以“办事傲上”和“包揽词讼”等罪名，革掉他刑房书吏的差事。此后，宋士杰便在信阳州外小街开设饭店。
宋士杰，其实是明朝成化信阳州人，并非是古装剧中留个大辫子的清朝人，鼓词《紫金钗》中的宋士杰本来只是配角，在京剧《四进士》最早的版本中，宋士杰也是配角，主人公是清官按院大人毛朋，与他的三名同科江西巡抚田伦、道台顾读、河南上蔡县知县刘题合称为“四进士”。后来，到周信芳演出的京剧《宋士杰》中，宋士杰才成为主角。另外，另一位京剧大师马连良也擅演宋士杰，他的剧本与演出的时候剧名仍然叫《四进士》，其实他们的剧本相同，不同的是马连良的宋士杰演得潇洒飘逸，周信芳的宋士杰稳重大方。
嘉靖年间，有山东博兴人顾铎，到信阳任按察副使期间，河南上蔡县居民姚廷椿和妻田氏谋夺家产，设计毒死弟弟廷梅。由于主犯倚仗其弟田伦江西巡按官高势大，恣意妄为，在害死夫弟之后，又诬陷弟媳杨素贞与人通奸，串通其兄将她卖掉，途经信阳州郊区，买妻者杨春见素贞遭遇可怜，便扯碎婚书，愿与素贞结为兄妹，同去信阳，越衙上告。
这事正被微服察访的河南巡按毛朋看到，很是感动，当场给他们写了上告的诉状。义兄妹到了信阳，又遇到了一贯见义勇为、专爱打抱不平的宋士杰，他决计要替杨素贞伸冤报仇。可是，这件案子所牵涉的官吏位高权重，知县刘题贪杯受贿，江西巡按田伦密信行贿，信阳道台顾读贪赃枉法，而且他们和毛朋是同年进士，四个人还是结义弟兄。但宋士杰不畏要势，足智多谋，替民伸冤，抓住了案情的关键，终于把刘题、顾读、田伦三个地方官一齐告倒。毛朋不肯徇私，秉公办事，也获得了当时百姓的赞扬，宋士杰爱打抱不平为民告状申冤的事迹，赢得了世人普遍的赞扬和广泛的传颂。他死于明嘉靖中晚期，葬于信阳市西郊贤首山东南山坡
京剧中的宋士杰由配角转变为主角，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民从寄望有一位像毛朋那样的清官，转为希望民间有一位像宋士杰那样不畏强权的正义之士。剧中，他先是把被流氓纠缠的杨素贞解救出来，又因为同情杨素贞的不幸遭遇，对她只身越衙告状表示钦佩，毅然决定帮她打这场官司，甚至为了为杨素贞讨回公道而不惜接受流放之刑，最后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机智免除了流放。宋士杰诙谐幽默、聪明机智的性格，加上他不畏强暴、同情弱者的英雄形象，使他赢得了无数观众的热爱，也就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英雄形象，后来，这个故事又被改编成粤剧《审死官》。
到了清朝末年，有一山西大同革命党人名为宋世杰，由于“世”在普通话里与“士”同音，而宋世杰和戏曲中的宋士杰，同样爱抱打不平，又经常痛骂贪官污吏，且随着粤剧《审死官》在广东、港澳一带流行，加上清末广东出了四名出色的状师“陈梦吉、方唐镜、何澹如、刘华东”，合称为广东四大状师，于是民间逐渐把他和清末的宋士杰混为一人，宋士杰也就从明朝的热心人变成清朝的正义状师，甚至被误为广东四大状师其中一人。
第一百一十二章 江南四子——文徵明
文徵明，原名壁，字徵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徵仲。因先世为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人，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鉴藏家。曾学文于吴宽，学书法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生平九次参加乡试均不中，以岁贡生参加吏部考试，被授予翰林院待诏之职。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在文学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文徵明，苏州府长洲县德庆桥西北曹家巷的一户官宦人家，父亲文林担任温州永嘉知县，母亲祁氏携文徵明兄弟前往文林赴任地，祁氏携徵明兄弟返苏州故里。母亲祁氏去世，文徵明被抚养于里中外祖母家，8岁的文徵明还不会说话，有人怀疑他是个白痴，但父亲文林却很看重他，认为他会大器晚成，11岁的文徵明开始会说话，于是就读外塾。
文林任博平知县，文徵明随行，文林因为政绩考核要前往京城，文徵明随行。不久，文林补任为南京太仆寺丞，他请假返回苏州故里，文徵明随行，返回苏州后，文徵明与唐寅、都穆结为朋友，并且开始跟从都穆学诗，与唐寅切磋画法。文林前往滁州任太仆寺丞，文徵明随行，并开始跟随父亲的同僚太仆寺少卿吕㦂学诗。文徵明从安徽归还苏州，参加了乡试，考中了长洲县生员，但是因为岁试时字写得太难看，被考官置为三等，应试不中，由此开始精研书法，刻意临学。
文徵明虽然练习程式之文，但是心底里却很是不愿意学习，在间隙读《左传》《史记》、两《汉书》及古今文集，并与祝允明、都穆、唐寅提倡为古文辞，同年，开始跟随沈周学画。文徵明以同僚之子的身份，跟从南京太仆寺少卿李应祯学习书法。父亲因健康原因归家，文徵明跟随归家，文徵明娶昆山吴愈第三女为妻。
文徵明在父亲的引荐下开始跟随吴宽学习古文，第一次赶赴南京参加乡试，没有考中，不过认识了金陵顾璘、陈沂、王韦、徐霖，画了《金焦落照图》。与徐祯卿、钱同爱、朱凯、张灵等交往同游，创作了《咏文信国事四首》诗，又画了信国公像。父亲文林出任温州知府，文徵明随父亲来到温州，在温州准备科举考试，居住了四个月，至秋天，去应天参加乡试，但没有考中。
文林在温州知府任内积劳成疾，文徵明得知父亲病重，急忙带着医生从苏州赶往温州，可是文林已经去世。文林为政清廉，死后箧内没有一件温州的东西，连双鞋也是老家带来的，温州吏民自愿凑集千金为他办丧事，文徵明遵照父训从简办理，谢绝一切丧礼，为了纪念父亲去世一年，文徵明画了《风木图》并题诗以寄哀思。
哥哥文奎因事遇到麻烦，文徵明千方百计为兄长调和维护，满一个月事情才得以成功化解，后前往相城拜访沈周，沈周让他钩抚无锡华氏收藏的《唐摹万岁通天进帖》，文徵明第四次参加应天乡试，没有考中。为长洲教谕莆田林僖画了《丘壑高闲图》，与吴爟、陈淳、钱同爱、朱凯登天平山，画了《天平山图》，观摩王献臣收藏的赵孟頫行书《烟江叠嶂歌》，因而补画了《烟江叠嶂图》。又为蔡襄的《龙茶录》题跋，为王闻画了《存菊图》轴，写了《送戴昭诗》七绝一首，与沈周、祝允明、唐寅、杨循吉、邢参、朱存理等32人的诗合为《垂虹别意卷》。
为金陵严宾题写了旧作《桐阴高士图》，朱应登自南京户部主事升延平知府，文徵明为之作《剑浦春云图》送别。沈周去世，文徵明作《哭石田先生》诗二首，并撰写了《沈先生行状》，并请王鏊撰墓志铭，文徵明以小隶书上石，这时的文徵明功名未就，以笔墨为生计，作有寄陈钥乞米诗。为朱承爵所藏的苏轼父子帖题跋，第五次参加应天乡试，没有考中，题《横塘诗意图》七绝一首，在诸友人的相助下，修葺停云馆。
从正德到嘉靖年间，据《吴门画史》一书统计，吴派画家共有876人，人材济济，但在当时，出类拔萃，声名显赫，唯有沈周、文徵明等一些人。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其诗、文、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他虽学继沈周，但仍具有自己的风格，他一专多能，能青绿，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山水、人物、花卉、兰竹等无一不工。
文徵明在书法史上以兼善诸体闻名，尤擅长行书和小楷，文徵明书法温润秀劲，稳重老成，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他的书风较少具有火气，在尽兴的书写中，往往流露出温文的儒雅之气。也许仕途坎坷的遭际消磨了他的英年锐气，而大器晚成却使他的风格日趋稳健。
文徵明是明朝著名书法家，书法有着唐晋两期的书法特色，又有自己的书法特色，字体刚劲却又柔和，有江南美女的柔又有北方汉子的刚毅，这就是文徵明小楷的特色。文征明小楷中有很多代表作，本人传颂一时，主要有《千字文》还有就是《琴赋》等。
文徵明的绘画风格偏向于中国山水图，主要擅长领域在山水画，人物画及梅兰竹菊等。文徵明的老师有很多，最先跟着沈周学习，后来拜王蒙等人为师，后来专心研究有了自己的一个绘画风格。文徵明的画风主要风格是粗和细，这两种对立的线条成就了文征明的画风，粗线条让其山水苍劲有力，细线条让其细腻，柔和，整副画卷都充满着情感。
文徵明的父亲在温州任知府时，结识了张璁，张璁得势后示意要文徵明依附于他门下，文徵明不从，杨一清奉召入朝辅政，一日见到文徵明问道：“你不知令尊与我是朋友吗？”文徵明严肃回答说：“家父离开我已三十余年，从未有一字提到你，所以不知你与家父是朋友。”说得杨一清不觉脸红，于是与张璁合谋力图把文徵明调走。这样，文徵明也更加频繁地申请辞职，终于获得了朝廷同意，离开京城，因潞河冰封受阻。潞河开化，文徵明与黄佐一同乘舟南归，到家后，建造了玉磬山房，并亲手种了两株梧桐于庭院中，此后在家以文墨自娱，不问世事。
文征明是个长寿的人，辞官回乡的文征明活到了90岁，这期间30多年的时间文征明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奉献给了诗文书画，从一而终的热爱和奉献，让他在文学界有了德高望重的地位。
在文徵明后裔中，文彭、文嘉、文振孟等均非常杰出，文彭不仅书画继承家风，而且开创吴门印派，成为文人篆刻流派的开山之祖，这一时期文家笔意风靡江南。即使到明末董其昌将松江书风推至巅峰，吴门书派衰微之时，吴中一带的文氏书风仍未被董氏取代。
文徵明生平立下三不应的规矩，即“宗藩、中贵、外国”三不应，文徵明书画不肯应酬外国人，恐怕与他痛恨当时倭寇经常从海上来犯骚扰有关。尽管如此，他的书画还是流传海外，以日本的最多，并以书法为甚，大概在清朝康熙年间，文徵明的书法在日本得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