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汪直义子——毛海峰
毛海峰，名烈，宁波府鄞县人，嘉靖年间走私商之一，汪直义子，被其取名为王滶。在胡宗宪招抚汪直时曾作为汪直一方的交涉人员，汪直被明朝诱捕后，毛海峰的船团遭到明军围剿，作为报复袭扰中国沿海，成为倭寇头目。
毛海峰，即毛烈，出生于宁波府鄞县一个富裕的人家，据说父亲是明朝底层官吏，兄长也曾参加科举考试。因为嘉靖年间海禁松弛，因此毛烈的父亲也偷偷参与到走私贸易中，但是由于投资失败，因此不得不把儿子毛烈，作为人质抵押给当时著名的走私商汪直。
由于毛烈善于使用大炮等火器，因此很快得到汪直的重视，并被收为养子，取名“王滶”，并且成为与徐惟学、叶宗满等并列的汪直直属的头号船团长，从事烈港与日本之间的走私贸易，毛烈自号“海峰”，因此在史料中多被称为“毛海峰”。
烈港被王忬派遣的俞大猷等官军摧毁后，毛烈追随汪直返回五岛列岛、平户岛，常伴其身边。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官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毛烈的同乡蒋洲建议招抚汪直，被采纳。
蒋洲奉朝廷命以市舶使提举出使日本，劝说日本国王约束倭寇，胡宗宪许诺若汪直归后可授官，并许通商。蒋洲抵五岛列岛，遇毛烈，毛烈则认为不必见日本国王，见徽王汪直便可号令各岛，又向汪直引荐了蒋洲。汪直同意蒋洲释兵求市，又通过主要贸易伙伴、当时九州最为强大的守护大名大友宗麟宣谕日本诸岛，重修中日之好。
汪直将蒋洲留在日本，为表示诚意，命毛烈、叶宗满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通商互市事谊，胡宗宪厚抚毛烈、叶宗满，使汪直消除了疑虑。毛烈与汪直大友家日本贡使团400人、中国流民600人，由平户岛发舟回国。途中与蒋洲因风浪失散，因此蒋洲受到怀疑被捕入狱。稍候到达的汪直等船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在舟山停滞不前，被明军水师团团包围，在胡宗宪慰劝下，汪直亲自来到定海关，向其投降。毛烈则作为船团长，与谢和一起继续驻守在舟山岛。
然而汪直、叶宗满被王本固诱捕，明廷命令俞大猷、戚继光等攻击舟山的毛烈、大友家朝贡船队，毛烈据山而守，明军屡攻不克。相持几个月后，毛海峰和大友船队趁机打破包围，扬帆而去。毛烈和谢和等率领汪直的旧部多次进犯，南直隶到福建沿海地带，但是其后去向不明。
第六十九章 气学二王——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川，时人称王浚川、浚川先生、浚川公，开封府仪封县人，祖籍潞州，明代中期官员、诗人、儒家气思想哲学家，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廉洁奉公、学识渊博、倡习唐诗，被称为“明代前七子”之一，又集成前人气本论，与罗钦顺、王尚絅、杨慎一起构建了气学，被后世称为“气学二王”之一。
王廷相，出生在开封府仪封县，会试不第，回潞州展墓，居于城内胜园，会族姓诸亲己，聚友讲学，其居所称子衡读书处，一年后始还。中进士及第，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任兵部给事中，以丁忧去职。丧服期满回京，因得罪太监刘瑾，谪亳州判官，移调高淳知县，后召回都察院，授御史，上书言兵事，其建议多被武宗采纳，任巡盐御使巡盐山东，巡监山东时，严惩了多名贪官、恶霸。
巡按陕西，查抄刘瑾奸党曹雄家产，将庄田分给无地贫民承种；巡按山西，上疏提出对“筹策绝人，胆略出众”的下层人士予以提拔；巡视陕西各州县，清查“淹禁狱囚”事，查处司法官员在受理案件之后，对嫌疑人长期监禁而不判决，或已判决而不执行等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行为。
因母亲去世丁忧，归乡守制，守孝结束，升任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讨平芒部叛酋沙保。不久，召入都察院管理事务，任兵部左侍郎，提议推行“义仓之法”。因进贡快船建言：以酌货物轻重定船数，改宣德以后传旨决定船数的办法，入为左都御史，疏言南京守备权太重，不应该令魏国公一人担任，被采纳。呈《遵宪纲考察御史疏》，规定御史九项职责并颁行全国，遂使台政改观，朝野肃然，升兵部尚书，提督团营，仍理都察院事务。呈《请议南京外守备军权疏》，遂解除徐鹏举兵权。
针对“团营废坠，兵制侵驰”之弊，呈《修养团营事宜疏》，提出改革措施，又加太子太保，其间，多次充任殿试读卷官。呈《天变自陈疏》，揭严嵩、张瓒等人专权误国之举和“奔竞之风”。
世宗沉迷方术，怠懈朝政，令太子监国，满朝惟廷相冒死相谏，使世宗收回成命，兼任殿试读卷官。郭勋案牵连，被免官还乡，著《归田稿》，病逝，享年七十，葬于仪封城东二里许，谥号“肃敏”。
王廷相，嫉恶如仇，敢于同权宦斗争，针对社会弊端大胆提出改革主张并予以推行，教育问题上，主张“学者读书当以经国济世为务”，为师应“以身作则，正己安人”，治学上重视“由博反约”、“知行并举”，大力推行教育创新；防务问题上，选贤举能，修善城池，严禁各闸军索贿，严惩太监私占正军名额；反腐问题上，上疏罢免财奉承、结党营私之人，究贪官，查冤狱，改革攒造黄册之积弊。
提出“抑豪”、“稽籍”、“正租”的主张，驳斥腐儒复井田之议。提议改革边防弊政，严禁官府多报，冒领钱粮，推行“义仓之法”。针对上层社会的奢侈之风，提倡“崇位禁奢，相互简易”；法律问题上，反对暴政，强调“慎明刑狱”，“执法秉直不阿”。军事上提出“予储军饷”，“振刷兵制”，“寓兵于农”等治兵措施；民间起义问题上，提出“宽赋税，轻徭役”，改革银粮收解制度，防止贪官污吏从中盘剥，加重人民负担。
王廷相，任督察院左都御史时，曾对初任右副都御史的下属张瀚说：昨日雨后上街，见有位轿夫穿了双新鞋，一路小心翼翼生怕弄脏，结果进城后泥泞渐多，溅上了泥污。自此，这位轿夫就不再顾惜脚下的鞋子了。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张瀚很佩服王廷相的见解，一生谨记在心，廉洁奉公，对有恩于自己的张居正，也敢于直言力争。
王廷相，吸收了荀况、王充、张载、薛瑄的气本论和范缜的神灭论观点，肯定了张载关学思想的实用性，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仔细研究后，认定气学才是真正儒学，晚年著书长发二十载。
第七十章 嘉靖才子——王慎中
王慎中，字道思，初号南江，更号遵岩居士，因排行第二，又称王仲子，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人，明代诗人、散文家，嘉靖八才子之首，为明朝反复古风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慎中，出生于晋江安平镇，父王元纪，母李氏，生有5子，慎中排行第二，又称王仲子。幼聪颖，4岁能诵诗，教以对语，应答如流，11岁拜陈让为师，14岁时就学于理学家易时中。易时中，是泉州理学名师蔡清的高徒，在文坛上很有名气，他选授学生要求甚为严格，但对慎中却非常赏识器重，当慎中贽见行拜师礼时，易时中避席而起，连称“不当在吾弟子之列也！”
18岁中进士，回乡完婚，次年假满回京，授任户部主事，监兑通州。在任革除宿弊，堵塞侵耗，王慎中体察漕运士卒民夫的疾苦，特加优抚周恤，粮食在转运中霉烂，从不责怪运卒，及时处理分与军士，因而得到人们的拥戴，称赞他办事“廉仁练达”。
世宗建四郊举行郊祀，王慎中制大祀诗八章，文声大振，在此期间，慎中与唐顺之、陈束、李开先、赵时春、任瀚、熊过等名士切磋文章，学业大进。因文风相近，文学主张一致，自成一派，有“嘉靖八才子”之称。
王慎中出任广东主考官，在主持乡试中，他所作的卷面评语，准确精练，文辞雅丽，人争传诵，他亲自拔取的榜首解元林大钦，第二年会试，又蝉联高中头名状元，由此，博得“慧眼识英才”的美誉。时朝廷拟选拔各部员外郎入翰林充馆职，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张孚敬想借此笼络他，并给他作过暗示。然而，秉性狷介傲慢的王慎中却不肯前往拜谒，并声言“吾宁失馆职，不敢失身”，馆职虽然落选，而名声益著。不久，改调吏部验封司，旋晋郎中，不久因事贬谪为常州通判。
在常州通判任上，他仍然勤于职守，整饬吏治，江苏巡抚郭宗臬，对王慎中的才学非常赏识，刚好江阴县出缺，就委派他去署理江阴。江阴任满，慎中又先后迁升南京户部主事和礼部员外郎，这些都是冷清闲散的衙门，使他更有充裕的时间钻研学问。在南京，他与王龙溪等文人学士研究著名理学家王阳明的学说，并从原来“文必秦汉”的尚古观念中解脱出来，趋向于唐宋文风，推崇北宋文学家曾巩、欧阳修等诸家学说。
王慎中出任山东提学佥事，任内致力端正学风，革除陋习，制定新的规章条例。如原来规定，读书人谒见教官、学政要按等级行屈膝拜参的大礼。慎中对这种卑躬奉迎的风气很是反感，便另行规定，生员进谒只行常礼，免去一切繁文缛节。同时，重视人才的发掘、培养与提拔，如驰名文坛的“后七子”李攀龙、解元殷士詹，都是由他一手提拔出来的。
不久，升江西参政，江西是著名学者王阳明讲学的地方，地方父老还能记述王阳明讲学活动的旧事。王慎中追寻王氏的旧迹，经常往来于白鹿洞、鹅湖之间，与欧阳南野、邹守益、罗念庵、聂双江等学士交游讲学，阐发经学新义。
后又迁河南参政，当时河南正闹饥荒，饿殍遍野，慎中协同放赈大臣户部侍郎王杲开仓发粟，赈救饥民。王杲见慎中办事干练，深得民心，上疏朝廷建议起擢重用。想不到题奏拔升的表章未见批复，却突然传来慎中被撤职罢官的通知，消息一传开，朝野哗然，都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原来慎中一向清心鲠直，不屑于奉迎上司，阿附权贵，早年在礼部供职时，得罪上司夏言。此时夏言为首辅阁臣，执掌朝纲，一发现奏请拔升慎中的表章，更加嫉恨，于是不仅压下表章不报，反寻借口参了一本，硬是罢了王慎中的官。
王慎中从踏入仕途，到被罢黜，前后在宦海中浮沉15年，报罢时才33岁，人们都为他盛年被罢官感到惋惜，然而他自己却毫不介意，飘然甩手离开官场，遨游于淇水、太行、王屋、苏门、百泉、武当、衡山名山大川之间，悠然自得。晚年居家专事古文著作，当地士子常来请教，“门墙几不能容”，在安平家中病逝，年仅51岁，墓在南安三十四都竹洋乡。
第七十一章 《沽酒游春》——王九思
王九思，字敬夫，号渼陂，陕西鄠县人，明代文学家，曾任翰林院检讨、吏部郎中。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人陆续来北京，相聚讲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史称“前七子“。武宗时宦官刘瑾败，因与刘瑾为陕西同乡，被名列瑾党，降为寿州同知。所著有诗文集《渼陂集》、杂剧《沽酒游春》《中山狼》，及散曲集《碧山乐府》等。
王九思，出身于书香之家，家境富裕，天资聪明，一表人才，自幼读书，学识渊博，尤长文学。青年时热衷于功名，当时文渊大学士李东阳任内阁首辅，李为“茶陵诗派”的代表，很赏识王九思会试时，所作《端阳赐扇》诗中“谁剪巴江，天风吹落”等佳句，特留王九思为翰林院庶吉士，学习文学。一年后即在翰林院参与编修国史，升任吏部考工员外郎等职。在吏部任职期间，能剔除弊端，选贤任能，辞却那些不称职的官吏。一次吏部考试，他不媚权贵，对李东阳的干儿子李台繁与一般人一样看待，受到时人的称赞。
刘瑾被诛，朝中清理瑾党人物，因王九思与刘瑾是陕西关中小同乡，被名列瑾党，受到牵连，贬为寿州同知。王九思在寿州任职时，处理诉讼、防备盗患、修城防和阳河渠等，较有政绩，于政务之余，常与士人学者讲古文，整学风，并以诗唱酬。王九思回到家乡鄠县后，彻底放弃了做官的念头，除了带领乡亲们修涝河桥，施舍医药、教育生徒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和倡导戏曲方面，历40年，84岁辞世。
王九思的诗歌，主要写他仕途失意后的怨怅之情，时时流露出“相权操白刃，谗口叹青蝇”的感慨，也有少数接触社会问题的诗篇。如《卖儿行》《马嵬废庙行》《孤儿吟》，或叙村媪卖儿的惨状，或述宦官气焰的嚣张，或写当时世态的炎凉，有一定现实意义。从艺术上说，他的诗模拟痕迹较重。
王九思的杂剧《杜甫游春》：描写杜甫春天闲游长安的感受，剧中痛责了李林甫的罪恶，揭露了“昏子谜做三公”的荒唐现实，下决心拒绝征召，乘槎度海，去过隐居生活。杜甫实际上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借杜甫之口，倾吐自己的愤懑。王九思还有一折杂剧《中山狼》，明代单折杂剧一般认为从它始，该剧主题与康海《中山狼》相类似。
王九思散曲存套数十余首，小令百数十首，其曲作多数是对现实表示不满，通过寄情山水，发泄自己的牢骚，虽然抒发的是个人的情怀，境界狭窄，但尚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他的散曲秀丽雄爽，如“有时节露赤脚山巅水涯，有时节科白头柳堰桃峡。戴什么折角巾，结什么狂生袜，得清闲不说荣华。提起封侯几万家，把一个薄福的先生笑煞”。倾吐胸臆，生机盎然。正词谑语错杂其间，但有时曲作过于粗豪，精思不足。
明代中叶前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文坛以三杨为代表，在形式上追求曲雅工丽，在内容上歌颂功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文风弥漫一时。王九思居官后，感到自己以往的作品，也多追求形式上的典雅，缺乏现实生活内容，并对此种文风产生了怀疑。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倡导“复古”的文学运动，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反对虚浮、萎弱的“台阁体”。王九思放弃自己的所学，予以积极支持，成为文学史上明代“前七子”的一员，和其他人一起，在打击“台阁体”文风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走上拟古主义的道路，却是错误的。
在罢官以前的作品以诗文为主，与武功康海同里、同官，同因列入瑾党被免官。同样的身世遭遇，同样的思想感情，使他们交谊深厚。归里后，常常谈文赋诗相聚，唱和颇多，他的诗文集有《渼陂集》《渼陂续集》19卷。
王九思，认为要写好戏曲，必须懂音律，便从学音乐开始，他购买乐器，聘请乐师，教他学习音乐知识。经整整三年的不懈努力，学会了弹奏琵琶、三弦等，而且弹得很好。他雇请歌妓，组成家班，一旦有了新作，便排练和演出，并不断修改提高，他十分注意向别人学习，丰富提高自己。一次，戏曲作家李开先去西夏饷军路经关中，住在康海家里，他得知后，立即邀请到鄠县作客，设宴招待。同时，让家班演唱了他的杂剧《游春记》，请李开先指点。当李开先从文风、韵律等方面提出批评意见后，他一一虚心接受，他和李开先在近十天的相处中，经常是彻夜不寐，交流戏曲艺术。
王九思的戏曲创作，具有很高的成就，由于他是被统治集团排挤出来的，对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性，有较深的体会，所以他的剧作，不仅写出了许多直抒胸臆和反映民风的作品，而且寄寓了对现实政治不满，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
他的《杜甫游春》杂剧，写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出游曲江，痛骂权相李林甫“嫉贤妒能，坏了朝政”。影射朝政，有所实指，作品里的杜甫，实际上是作者的化身。他把矛头指向权贵，是难能可贵的。
王九思的剧作中最受推崇的是《中山狼》剧本。当时，他的挚友康海据马中锡的小说《中山狼传》，写成《中山狼》杂剧，用以寄愤，他对康海蒙受冤枉寄予无限同情。用同一题材，仅用一个单折篇幅写了这个剧本。剧中对东郭先生的愚腐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愤怒地抨击了豺狼般贪婪、奸巧的“世人”。使《中山狼》这个久已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寓言故事，在腐朽黑暗的明代中期获得了具强烈现实主义的主题。它告诫人们：狼的本性总是要吃人的，应该除恶务尽，决不可怜悯姑息。这是他的亲身观察体验，也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他的《中山狼》剧本，与康诲的杂剧《中山狼》，同是取自《中山狼传》，但要高于康海一筹。不仅曲文通俗、浅近，而且情节也更为凝炼、集中。他不受元杂剧一本四折一个楔子的旧规范的拘束，是一个创举，在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王九思的戏曲作品，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生活气息，在艺术上不落俗套，语言精炼清畅。特为西北地区文人和广大群众所喜爱，争相传诵。不少评论家说他的作品“词曲工美奇”，“秀丽雄爽”，认为无论就思想性、还是艺术价值，都“不在关汉卿、马东篱之下”，《中山狼》剧本成为历来传诵的名作，被近人列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
王九思回家以后，先是写了很多诗词。但由于不合韵律，很难演唱，还受到人们的嘲笑。这时40多岁的他便下决心学习音乐。“费重赀募国工学按琵琶三弦，习诸曲尽其技”。他高薪聘请名乐师给自己传授音律知识和弹拨乐器的技艺。很快掌握了元曲遗韵《北曲》的各种唱腔，把眉县、周至、鄠县等地的民歌、山歌、情歌整理加工，使《北曲》得到发展，形成了被当时曲论家评为“世争传播的套曲”，即按关中人语调唱的流行曲，先在眉、周、鄠一带传唱开来。他自编自唱，其优美动听即令“老乐工击节自谓弗如也”。同期戏曲家李中麓曰：“敬夫词曲新奇，得元人心法，为一代宗匠乡曲……”这种曲调唱起来自由爽畅，舒展平缓。有的激越慷慨，凝重悲壮；有的缠绵悱恻，如泣如诉；有的欢乐明快，诙谐有趣。现代
王九思开创了风靡关中西到甘陇，东到晋南流行数百年的眉户曲子。明清时期晋南人在鄠县经营盐、铁、百货生意者极多。王九思是鄠县北街人，他家对面就是山西会馆，晋商经常探亲进货，这就把“世争传播”的曲子带到山西。晋南至今流行眉户曲子，自在情理之中。同期曲论家李开先去西夏饷军，途经康海处，王九思闻知，立即邀李开先返鄠县作客，九思盛宴招待，他们在10天的相处中通力合作，切磋琢磨，既完善了眉户曲子，又由李开先将套曲带至西夏，“关陇之士争相传咏”，至今甘、青、宁亦有眉户曲子。
第七十二章 端溪先生——王崇庆
王崇庆，字德征，号端溪，明开州人，初授常熟县今，后升沁州知州。一生举止稳重博雅，为官廉洁清正，著述颇多，堪称忠孝礼贤，孝敬父母，凡其在家期间，不论公务再忙，坚持每天向父母请安，问寒问暖，父母外出、回归，他都要跪着送迎，可谓忠孝两全。
王崇庆，其母是清河头侯英都御的二侄女，生三男四女，祟庆是次子。崇庆自幼聪慧好学，牟进士授户郡尚书，嘉靖年间又任礼部尚书。娶妻三，初娶张氏21岁亡，次娶段氏24岁又卒，后封诰命大人，继娶张氏，享年81岁，亦封诰命。有两子，大儿子在外任县令，次子小樵，是当时国母义子。
父母有病，他总是亲自煎药，跪着端茶送饭。正德年间，授户部主事，以建言获罪，下锦衣卫狱，谪广东肇庆符寿康驿丞，历泌州推官、登州同知、累迁山西按察使。著有《周易议卦》、《五经心义》、《端溪文集》、《南户部志》、《开州志》等。遍撰的《开州志》为后世留下了无价之宝，时称为学者，谓端溪先生，祀为乡贤。
王崇庆做官后，廉洁清正、忠心耿耿，为国事他竭尽全力、持之不懈。谁有损皇家体统，他闻而相驳，视而相卫。例如，他发现嘉靖的一位宫娘跟太监行为不端，上去把宫门锁了。认为这有损皇帝尊严，乱了朝纲，好友相劝，不让他管这种事，但他不听，宁犯欺君之罪，执意要搜宫。结果打开宫门，把太监从老皇帝的影像后面拉了出来，这就是明代有名的一段趣闻一一王尚书搜宫。
王崇庆在朝做官期间，老王庄的王家门口总是红灯高挂，如同过节一般。可是在王崇庆因母亲有病告老还乡后，家门口的红灯换成了梨灯，街坊邻居、过往行人谁也不解其意，但又不便询问，梨灯在王家门口高挂，天天发光发热。有一天，濮阳人董汉儒路过老王庄，看见王尚书家门口的梨灯，不禁欣然笑了，他见到王崇庆便说：您老虽然离朝闹职，但报国之心仍不减当年。王崇庆听此言顿吃一惊，心想：此人不凡，竟能理解点梨灯之意。他正面仔细看了看董汉儒，说：你前走几步，再后退几步，董都照此做了，他拉住董汉儒的手，回家畅谈了很久。最后说：将来你肯定比我强。据传董汉儒授尚书后，他的处事为人比王崇庆书生气少多了。
第七十三章 改革营制——王邦瑞
王邦瑞，字维贤，或作惟贤，号凤泉，河南宜阳人，祖籍山西夏县，明代中期大臣。登进士第，改庶吉士，出为广德知州，嘉靖中屡迁吏部左侍郎。俺答兵临京师，他总督九门，因兵部尚书丁汝夔被逮下狱，遂摄兵部，兼督团营。鞑靼兵退，改兵部左侍郎，专督营务，条上兴革六事，言宦官典兵，为古今大患，请尽撤提督监枪者。后被仇鸾构陷，以忤旨罢官，家居十年。有《王襄毅公集》传世。
王邦瑞，年轻时就有气量和才识，作诸生的时候，山东盗匪兴起，王邦瑞曾向知府上呈剿寇的十四条策略。王邦瑞登进士第，改庶吉士，因与王府有关系，被外授为广德知州。
嘉靖初年，王邦瑞因祖父去世而离职，后补任滁州，经多次升迁至南京吏部郎中，调任陕西提学佥事。其后因贡入国子监的生员有五人以上，考试不合格而获罪，被贬为滨州知州，再迁任固原兵备副使。泾、汾大盗李孟春，流窜抢劫黄河东、西，王邦瑞剿平了他们。因祖母去世离职，守丧期满，又担任陕西提学，转任陕西参政，因母亲去世离职。再被起用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敌军乘河水结冰进犯，王邦瑞设伏将其击败，后改任南京大理寺卿，未上任，又被召为兵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右侍郎，旋即进升为吏部左侍郎。
“庚戌之变”发生，鞑靼俺答进犯北京，王邦瑞奉命总督京城九门。他把禁军驻扎在城外，以巡捕军驻守东、西长安街，大开城门，接纳四郊躲避鞑靼军的百姓。不久后，兵部尚书丁汝夔被下狱，朝廷命王邦瑞代摄兵部尚书，兼督十二团营。京师取消戒严之后，王邦瑞请求奖惩各将功过，并且疏浚九门濠沟，世宗允许。王邦瑞见军营制度长期松弛，上疏极言团营之弊，世宗纳其言，遂罢十二团营，恢复三大营建制，由咸宁侯仇鸾统管，并改王邦瑞为兵部左侍郎，专督营务。又疏言宦官典兵为自古以来之大害，尽撤宦官监军，世宗亦从之。他又举前编修赵时春、工部主事申旞通晓军事，请求将二人改至兵部任职，协理京营事务。不久后，世宗因所召兵部尚书翁万达迟迟未至，于是命王邦瑞接任兵部尚书，他在任上，曾上疏条列安定天下的十二件事。
此后，仇鸾向世宗诬陷王邦瑞，使其对王邦瑞的信任减少。恰逢仇鸾奏请革除蓟州总兵官李凤鸣、大同总兵官徐珏的官职，而举荐京营副将成勋代替李凤鸣，密云副将徐仁接替徐珏。世宗直接下达中旨，王邦瑞说：“朝廷改换将帅，必须要采纳公卿的意见，由陛下决断，以此来谨慎防止和杜绝祸乱的苗头，来表示臣下不敢专断。况且京营大将与各镇将领互不管辖，为什么为了京营，却贬斥各镇守将。如今曲从仇鸾的请求，臣担心九边将帅都奔走依附，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世宗不悦，下诏责备王邦瑞。仇鸾又想节制边将，停止修筑蓟镇的边墙，王邦瑞坚持不同意。仇鸾愈加憎恨王邦瑞，更加进谗诬陷他。适逢王邦瑞又上疏陈述剿抚大计，世宗于是下诏将其免职，让他以普通官吏的身份办理事务。数日后，王邦瑞在大计时自我陈述，最终被除名，由赵锦接任。
王邦瑞离职后，仇鸾更加专横，又与内阁首辅严嵩争宠失和，被陆炳揭其私及不轨之事，在被革职后忧惧而死，赵锦也被贬戍边关，世宗在此后逐渐思念王邦瑞。京营缺人，世宗说：“非王邦瑞不可。”于是起复王邦瑞原职，王邦瑞到职后，上书根据具体情况办理的几件事，都被世宗允许施行。
第七十四章 以廉静称——王鸿儒
王鸿儒，字懋学，别号凝斋，南阳府人。少小聪慧，敏悟绝人，家贫为府书佐。书法欧、颜，作字端劲有古法，授南京户部主事，出为山西提学佥事，进副使，官至户部尚书。明朝前、中期著名诗人、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
王鸿儒，出生于南阳府南阳县陆营乡孟家村，在本村义学教师的关心和资助下入学受教，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在参加知府段坚为选拔人材举办的，由40多人参赛的“才子宴”上考取第一名，荣获“南阳才子”之盛誉。并选录前8名，其中7人留在府、州、县中当吏员，知府段坚唯将其送豫山书院深造，免缴学费并以自己的俸禄予以资助，广交了包括3位王爷在内的一大批朋友。
学业完成，应段坚邀请到府衙当书佐，初出茅庐即以优异的政绩，受到知府段坚的青睐，提升为做提学副使，协助教授管理南阳的教育文化事宜。按段坚的计划辞去府衙职事，与吴萍成亲后读书备考，参加在开封举行的乡试，此乡试共录取40名，考取第一名，荣获“解元公”盛名。以上都是段坚为关心和培养，步入仕途而做的具体安排。时知府段坚病，乡试后回到南阳，料理知府段坚病疾，长子王可恩出世。
料理知府段坚病至卒，并放弃了会试机会，在家认真读书为参加下一届会试作准备。时鸿儒跟着段监在府衙内干了几年小吏，手中有了点积蓄，在孟家村置买了30多亩土地，雇了两名长工帮助父亲料理农活，依靠劳动所得，家里盖起了7、8间瓦房，用砖砌起了院墙，生活比较富足。参加会试，考中二甲第六名，赐进士出身，步入仕途。原定留在翰林院任检讨，但由于万安、刘吉等人的干扰被改为南京户部主事，去金坛赈灾，铲恶除暴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被授为户部员外朗，官职由六品升为五品，之后在淮安、风阳摧税，惩治贪官、恶霸，又著廉绩。
升为工部朗中，携夫人及二子到京城做官，在任其间对所经办的各大建筑工程精心管理、精打细算，为国家节约了大量银两，而自己两手清风，一尘不染。经常寄银两回故里孟家村，家中购买了田地建起了新房。再就是胞弟王鸿渐成亲后，许家、吕家陪嫁的东西多，藉此又盖了不少房屋，已变成了三重院落，数十间房子，特别瞩目。更重要的是由于王鸿儒、王鸿渐双双成为解元公轰动了整个南阳，故世人改称孟家村为王宅。
调任为山西佥事，历任4年，其间审理、处理了大量冤案、错案，确保了一方平安，后晋升为山西提学副使，成为一省专管教育、文化的地方高级行政长官，使山西的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建设、戏剧等事业获得极大发展。辞官还乡，适逢母病及卒，守孝3年，其间写出“凝斋笔语”留于后世。50岁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为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时夫人吴萍在家照料父亲，后娶刘文娟为妾，父病及卒再次回王宅赴丧。朝廷任命鸿儒为南京户部侍朗，主要的政绩是抓好纸币印制、铜钱铸造和金融、财税、商业、外贸的执法，办了许多利国利民之事。
后来，被调入京城，担任吏部右侍朗，成了朝廷要员，主持考察官吏政绩、官职任免、选贤任能、罢免冗官、惩治贪官、奏提留办事公正而有成效的官员等成绩卓著。任命到南京去当户部尚书，官职提升一级，成为朝廷的一品官员。上任之初，即触及南昌宁王宸濠谋反一案，受命督军饷，父子共同上前线，历42天官军破判王，因搭背疮发，医治无效而卒，灵柩归里之日，南京10万人送行。
在宛城，王爷亲率仪卫部队开道为其送终，大小轿50余顶，车辆100余乘，加上各色执事、陈设、百耍、乐人，浩浩荡荡，摆有3、4里地远，葬于王宅村东北角，朝廷谥为“文庄”。其陵园占地100多亩，内有朝臣名仕的题词数十首，墓西道旁立下马碑一座，文官到此下桥，武官到此下马。朱厚熜坐朝后，令南阳知府在其陵园内重修三门、碑楼、祠堂等，建筑宏伟，金碧辉煌，极一时之盛。
第七十五章 晋中三杰——乔宇
乔宇，字希大，号白岩山人，太原乐平人，与王云凤、王琼并称“晋中三杰”，亦称“河东三凤”。历户部左侍郎、右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后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世宗即位，召为吏部尚书，因直谏君过，被迫去职回籍，卒谥“庄简”。
乔宇，少时聪慧，日诵千言，善文，从父宦游京师，学于杨一清。登进士第，于通政司观政，授礼部仪制司主事。母路氏卒，丁忧守制，守制结束，王恕调他为吏部文选司主事。
武宗嗣位，遣其祭祀中镇、西海，沿途亲历军民忧患，归朝后条陈“恤边民，厚边军，广储蓄，省科派，慎守令，重祀典”共六计上奏，均被采纳。宁王宸濠反，扬言旦夕下南京，他严为防备，斩宸濠潜伏在南京的内应党羽三百余人，悬首级与江上，使宸濠不敢东向。宸濠失去内应，且知南京有备，不敢向东进攻，在攻打安庆中却屡屡无法攻下，不久兵败。武宗幸南京，江彬矫旨有所求，乔宇必定当廷问清事由，江彬欲除掉乔宇，被守备太监王伟发现并从中调护，终使乔宇得安。次年，加太子太保，后因功升少保。
世宗即位，召为吏部尚书，朝政为之一清，“大礼”之争起，世宗召用席书、张璁、桂萼等，他力谏，因忤帝意，遂其致仕。之后《明伦大典》成，追论前议，夺职闲住，因患痰疾卒，年六十八。
乔宇，一生好学，兼通篆籀，为文深沉浓郁，意境坦荡，为诗隽雄豪放，浑然自得，时称北方文苑之魁，其文稿尚有《乔庄简公文集》、《游嵩集》等刊留至今，《恒山游记》为其散文名篇。
第七十六章 改制军器——刘天和
刘天和，字养和，号松石，湖广省麻城县人，明朝中期名臣、学者。初授南京礼部主事，出按陕西，因得罪宦官被贬，历任湖州知府、山西提学副使、南京太常少卿，又督甘肃屯政，巡抚陕西。在地方时，刘天和力革民弊、屡平盗乱，有惠政流播，累进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左侍郎、总制三边军务，他改制战车，修浚墙壕，使边防巩固，鞑靼吉囊入寇凉州、宁夏等处，刘天和指挥大将周尚文等反击，取得大捷，以功加太子太保。旋即被改授为南京户部尚书，又入朝任兵部尚书、提督团营，因言官攻击，刘天和遂告老致仕，次年逝世，年六十七，获赠少保，谥号“庄襄”。
刘天和，祖先刘梦是南昌人，在元朝末年跟随明太祖朱元璋征战有功，累官至同知漳州府，在湖广省麻城县被赐田产，遂成为麻城人。刘天和登进士第，被授为南京礼部主事，出按陕西时，得罪了武宗身边的太监而被诬陷，武宗一怒之下，将其下狱，幸而大难不死，被贬到金坛县丞。后来，刘天和先是升任县令，后逐步升为湖州知府、山西提学副使、南京太常少卿、右佥都御史督甘肃屯政，一直官至陕西巡抚，先后作出了不少政绩。
刘天和以右副都御史奉命总理河道，在任上，他创制了“手制乘沙采样等器”来测定河水中泥沙的数量，为水利史学界所称道。有一年，黄河涨水，影响河南、山东等地，刘天和征集两万民工疏竣汴河及山东七十二泉，仅三个月，就消除了水患，他将治河经历写成了水利著述《问水集》。运河浚治完毕，世宗下诏升授刘天和为工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仍管河道。
后来，刘天和改任兵部左侍郎，总制三边军务，上任后便开始大胆改革武器装备。他仿造前任秦紘的设计，把以前需要二十人才能推动的双轮战车，改造成只需一个人就可以驾驭的独轮战车，并改造车载火器，组成可分可合的战车车队，这种战车随车携带小帐，使士兵在战场上免受餐风露宿之苦，既鼓舞了士气，又大大地提高了战斗中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任内，他还奏请修筑边墙及壕堑，这些建议都得到世宗的准许。除此之外，刘天和还创制了类似今天左轮手枪的轻便火器三眼枪，为后来的皇帝所喜爱，成为首选的御用便携防身武器。
就在刘天和就任三边总制后不久，鞑靼首领吉囊率军十万屯贺兰山后，另派别部入侵凉州、庄浪，分别为凉州副将王辅、甘肃总兵官姜奭击败，世宗论功，进刘天和为右都御史。在试探性进攻后，鞑靼集结大军，再次准备入侵，刘天和认为鞑靼得知西边有防备后必然转攻东边，于是暗中命延绥副将白爵趁夜进军，与参将吴瑛会合。之后，鞑靼果然向东进入黑河墩，遭到白爵伏击，大败撤退，继而又攻蒺藜川，被白爵尾随袭击，死伤颇多。不久后，鞑靼再攻寇家涧、张家塔，为白爵、吴瑛击败。而入侵宁夏的鞑靼军，也被宁夏总兵官王效击破。世宗闻捷报大喜，进刘天和为左都御史。
吉囊再犯河西，刘天和率军将其击退，以功进兵部尚书。鞑靼即将攻平虏城，刘天和先在花马池埋下伏兵，待到鞑靼军失利时，向河上撤退，遭遇伏兵袭击，溺亡颇多。吉囊又趁虚攻固原，大肆劫掠，时值大雨积水，鞑靼军弓矢威力大减，全无士气。但明军诸将大多畏缩不进，刘天和斩指挥二人，起复大将周尚文统军。适逢陕西总兵官魏时追逐鞑靼军至黑水苑，与周尚文合兵夹击，大破鞑靼，斩杀吉囊之子小十王。鞑靼退兵宁夏，又遭宁夏巡抚杨守礼、总兵官任杰等邀击于铁柱泉，损失颇多。此役，三镇共斩获首级四百四十余级，世宗论功，加刘天和为太子太保，荫封一子为锦衣卫千户，前后十多次颁赐银币褒奖。不久后，刘天和被改调为南京户部尚书，又入朝担任兵部尚书，总督团营。
因“言官论天和衰老”，刘天和于是请求告老还乡，逝世，享年六十七岁，朝廷追赠少保，谥号“庄襄”，按例赐祭葬，葬于故乡锁口河。
刘天和平时留心医药，曾辑有《松篁冈刘氏保寿堂经验方》四卷，其中共25门，140余首方剂。此书在明朝时就被刻印成书，广为民间流传，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大量引用其验方。此外，刘天和还有《伤寒六书》、《幼科类萃》等书流传于世。
第七十七章 青词宰相——袁炜
袁炜，字懋中，号元峰，浙江慈溪人，嘉靖年间大臣，官至建极殿大学士。撰写青词得宠，眷遇日隆，超迁礼部右侍郎，加太子宾客兼学士。万寿宫建成，升为少保，礼部尚书，晋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因病致仕，请归，行至途中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朝廷追赠少师，谥号文荣，著有《袁文荣公集》。
袁炜，是明代少数可以称之为“神童”者之一，据说他出生前，父母于同日都梦见一黑龙降临其家。果然，袁炜生而黧黑，双瞳炯炯如电，短小精悍，精绝颖异。五岁时便能作对子，而且多有奇特之语。十岁时，跟随父亲到家乡的清道观看县令审案，因他人小站在最前面，县令见他神情专注，气宇不凡，就问：“这是谁的小儿？”他父亲答道：“在下小人的犬子。”县令又问：“他会不会作对子？”父亲答道：“刚刚开始学。”县令这时看见道观上空，有两只白鹤翩翩飞舞，便出了一对：“三清殿上飞双鹤。”
袁炜应声答道：“五色云中驾六龙。”知县忍不住高声对一旁的学正连连说：“答得好！答得好！”学正说：“只能说他用得好，这是林洪宫词中的‘五色云车驾六龙’的活用，一字之改，大概他刚刚读过这首诗。”县令说：“这也不易。”接着县令又给袁炜出了一联：“投子四方开六面。”袁炜立刻又对出：“丈夫一德贯三才。”这回连学正也不得不佩服小袁炜的对答如流，称赞他：“真是个神童啊！”
袁炜，从十岁开始专习八股文，读书过目则成诵，17岁补县学生，熟读经史，以博雅称冠一时，他参加乡试，获得第二名，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时，内阁最初拟定陆师道为状元，世宗御笔批作二甲第五名，改袁炜第一。文华殿读卷时，又因袁炜言边事过于率直，又将其改第三，擢茅瓒第一。
袁炜，性行不羁，曾被御史包孝弹劾，但世宗并不治罪，任侍读后，久直西苑，靠给世宗撰写“青词”得宠，眷遇日隆。内阁推举修撰全元立掌管南京翰林院，世宗不准，特用袁炜，袁炜上疏请辞，愿以原官供俸，世宗大喜，立刻提拔袁炜为侍读学士。两个月后，又手诏袁炜为礼部右侍郎，加太子宾客兼学士，赐一品服。
这年二月，发生日食，阴云不见，礼官认为：“日食不见，即同不食。”袁炜也认为不宜举行救护之礼，而礼部尚书吴山认为不可，照例实行救护之礼，为此得罪了世宗，吴山被罢官。同年七月，又发生日食，历官上报日食只一分五秒，按例可免救护。袁炜乃阿从帝意，上疏说：“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阴退伏，万象辉华，是以太阳晶明，氛薐销烁，食止一分，与不食同。臣等不胜欣忭。”世宗见疏，甚喜，晋升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数日后，竟被召入内阁，常与李春芳、严讷、郭朴等人被讽刺为“青词宰相”，其晋升之速，前所未有。
袁炜，才思敏捷，世宗常于夜半传出片纸，命阁臣们撰写青词，每当此时，袁炜举笔立就，而且最为工巧，最称上意。遇有朝野上下进献珍奇之物，也是袁炜的赞词写得最美，如今世上还流传着他写的一幅长联：“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此联在当时脍炙人口，无人不知。
另有一次，西苑永寿宫有一只狮猫死了，世宗十分痛惜，为猫制金棺葬于万寿山之麓。又命在值诸儒臣撰词超度，大家都窘然无措，不知如何落笔。惟有袁炜挥笔成章，文中有“化狮作龙”等语，最合圣意，嘉靖皇帝龙颜大悦，于是，袁炜又得到了提升。
万寿宫建成，袁炜又升为少保，两年后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第二年，因病致仕，请归，行至途中去世，享年58岁，赠少师，谥文荣。
第七十八章 越中十子——诸大绶
诸大绶，字端甫，号南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漓渚人。会试第二、进士第一，状元，授翰林修撰，预修《承天大志》、《世宗实录》，校录《永乐大典》，升左春仿左谕德，官至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卒谥文懿，有《诸文懿公集》。
诸大绶，幼聪敏过人，日诵千言，才思敏捷，状貌修伟。一天，私塾老师出了一个对子：“泾渭同流，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语音未落，诸大绶应声对道：“炎寒异态，夏则饮水，冬则饮汤。”老师赞叹不已，称他将来必能大魁天下。诸大绶21岁乡试第二，但会试屡屡不中，他毫不气馁，更加勤奋读书，夺魁时年已34岁，时人早已闻其大名，以为必定年长。诸大绶事亲颇有孝名，登第后，即迎生母、庶母于京邸，精心侍养，并请皇上加恩于生母。归省途中生母病故，按规定不得服本生，遂又上请世宗，破例服阙三年。
不久，任经筵讲官，其讲论技艺超出他人，深得穆宗青睐，大学士徐阶赞道：“诸太史乃真讲官”。嘉靖末年，诸大绶在翰林院供职时，曾设宴招待同乡著名才子徐渭，可徐渭入夜后许久才来，诸大绶问他为何姗姗来迟，徐渭解释说：“我在一士子家中避雨，看到墙上挂着一轴归有光的文章，此人可称之为今日的欧阳修，我反复诵读，难以离去，所以来迟了。”诸大绶见徐渭如此推重此人，忙命人去那位士子家，卷来归有光的那轴文章，与徐渭一起在灯下诵读。边读边称赞不已，一直读到天明。
诸大绶向参加会试阅卷的余编修推荐了归有光，并详细介绍他的文章风格，归有光由此得到提拔。诸大绶升为侍讲学士掌院事，又升为礼部右侍郎，备受穆宗宠信，因此穆宗去世，诸大绶竟哀毁骨立，形神交瘁致病，卧床不起，病故，享年51岁，赠礼部尚书，后追谥文懿。
诸大绶状貌修伟，生性笃实平和，为政三朝，不偏不激，乐于奖掖后进，但其过世太早，时人惋惜。著有《诸文懿公集》。
第七十九章 开放马市——仇鸾
仇鸾，字伯翔，号枳斋，陕西镇原人，明朝中期将领，仇钺之孙，袭封咸宁侯，官至太傅、太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文武双全，颇有勇略，因在大礼议中支持世宗而得宠，担任总兵官征讨安南，因欺压当地官员被免职。此后，他先后担任宁夏总兵、甘肃总兵，因阻挠军务为总督曾铣所劾，革职逮问；后来曾铣因河套之议下狱，他就诬陷曾铣贿赂了夏言，使得曾铣、夏言被冤害，然后他自己也得以出狱。庚戌之变之初，仇鸾被起复为大同总兵，他贿赂俺答绕开大同，致使其向东进军，掳掠京畿；又第一个入关勤王，以此得到了世宗的宠信，被封为平虏大将军。然而他冒功畏敌，又放任军队劫掠百姓，庚戌之变后，他提督京营戎政，又主持开放马市，一时风头无二。但他得势后，骄傲自满，相继和严嵩、徐阶、陆炳等重臣失和，又因马市效果不佳，且御敌不力，失去了明世宗的信任。因背上生疮去世，享年四十七岁，病逝后，被陆炳检举种种不法罪证，最终他被判犯有谋反罪，开棺戮尸。
仇鸾，是咸宁侯仇钺的孙子，仇钺去世，因儿子仇昌有疾在身，就由仇鸾继承了侯位，长生是仇鸾的小名，兵部尚书彭泽为他取名鸾，取字伯翔，取号枳斋。居住在京城崇文门内的苏州巷里，房屋简陋得和普通京官的宅子一样，而彭泽常在公卿面前夸奖仇鸾。仇鸾和祖父仇钺一样，因世袭军职，继承了先祖仇理扬州府的籍贯，仇鸾遂以扬州人自居，耻于提到自己的故乡平凉镇原，当时赵时春和仇昌往来，交流平凉的风土人情，仇鸾竟对他十分反感。
仇鸾因在“大礼议”事件中支持明世宗，受到恩宠，受命统领京城十二团营之一的显武营。世宗想要征讨安南，任命仇鸾为总兵，仇鸾到了广东，试图让两广总兵安远侯柳珣对其行跪拜礼，遭到柳珣的拒绝。见柳珣不听从，仇鸾就弹劾他，世宗责备仇鸾轻慢自傲，召他回京。此后，仇鸾又担任宁夏总兵，以副将军的身份扈从世宗到承天南巡，后来又担任甘肃总兵，加封宫保，因为和曾铣相互攻击，他被下狱。等到曾铣自己也进了监狱，仇鸾就在狱中上书，弹劾曾铣，然后得以出狱。
鞑靼进犯大同，总兵张达、林椿战死，朝廷启用仇鸾镇守大同，恢复了他宫保的头衔。当时，有个叫时义的人，是仇鸾做提督的时候的旧仆，还有个叫侯荣的人，是太原的艺人。二人便巧可用，仇鸾宠爱他们，仇鸾还招揽陕西为他通风报信的士兵，作为耳目。鞑靼军队逼近大同城，仇鸾想到前线将要战败，大惊失色。时义、侯荣说：“主公不必担心，俺答刚刚请求互市，廷议还没有定论，这条政策还有讨论的余地。”
于是，时义、侯荣帮仇鸾带着金钱潜进鞑靼的营地，结交了俺答的干儿子脱脱。他托脱脱对俺答汗说：“中国将要允许开市，请让军队经过大同时不要进入。”俺答接受了时义、侯荣的贿赂，送给他箭和旗子作为信物，与仇鸾结盟。鞑靼军队进入明朝的领土，不进攻大同，而是向东直奔北京，时义、侯荣说：“鞑靼军队正向东行进，主公最好自己请求护卫京师，可以建立功勋，并且结交天子。”仇鸾听了高兴，便于八月十一日上奏说：“我侦查到鞑靼军队正在向东行进，将要进犯蓟镇，担心北京恐慌。我请求让我机动应援，可以迎战鞑靼军队，或者直接到通州去防守，全听皇上的命令。”世宗认为他勇敢，下诏让仇鸾留在居庸关防守，如果听到警报就入关救援。
仇鸾趁机表露开市的意图，对世宗说：“边疆的鞑靼势力酿成祸患，要数宣大最为严重；因为鞑靼人的大本营，就在我们边境旁边。我们有墩台，鞑靼人就占领它们；我们有士兵，鞑靼人就和他们交易往来；鞑靼得到我们逃亡的百姓或者叛国的士兵，就安抚他们。鞑靼人口众多，生活资料都要从中原获取；如果求之不得，就一定会大举进犯。鞑靼团结而强大，我们分散而弱小；鞑靼用安抚我们叛国士兵和逃亡民众的方式，知道了我们的情报，而我们却坐在原地，耽误了作战的时机。所以鞑靼人每年都深入侵扰我国，没有不得到利益的。从前鞑靼人请求入贡贸易，廷议却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前将周尚文趁鞑靼安分的时候，私下里和他们贸易。鞑靼人稍稍满足了心意，就不进犯我国。与其让边疆的大臣私下里和鞑靼往来，不如朝廷在明面上给鞑靼赏赐。如果皇上施以恩泽，发布诏令，在辽东、甘肃、蓟州、喜峰开放互市，那么鞑靼人将世世代代向大明称臣。这和边关的军人小吏自己结交鞑靼人比起来，功业要大得多。”世宗肯定了仇鸾的奏疏，而开马市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
鞑靼军队果然从蓟镇进攻古北口，进犯京师，世宗更加相信仇鸾，下诏让他入关增援。仇鸾和副总兵徐|珏、游击张腾等人，率领士兵在通州的潮白河西岸列阵。过了两天，鞑靼军队向西渡河，鞑靼军队的前锋有七百骑兵，逼近安定门外，仇鸾却不能和他们作战，只是尾随着他们而已。徐珏诱导鞑靼军队到了白河、孤山，伏击他们，斩首十三，夺马十匹。于是，仇鸾把这个汇报给世宗，世宗高兴地说仇鸾立了功，就在军中拜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三品以下的文官和总兵以下的武官，并允许他用军法处置不听号令的人。仇鸾尾随鞑靼军队到东直门下，又捡到六个战死的鞑靼士兵的首级，就把这个献给世宗说：“这是我作战得到的。”当时，巡抚保定的都御史杨守谦也率兵入关援京，被世宗提拔为兵部左侍郎，但杨守谦谨慎，不敢和鞑靼军队正面作战，世宗便更加说仇鸾有能力了。
仇鸾刚听说有变就入关勤王，没有带够军粮，而户部的后勤也跟不上，仇鸾手下的大同士兵两三天才能得到几块饼，也没有水囊、釜瓮。这些士兵本就散漫骄纵，加上又饿又累，便绑了辫发，冒充鞑靼人闯入村落，抢劫民众的财物，如果被抓住，他们就谎称自己是辽阳军——鞑靼人称朵颜军为辽阳军。而当时鞑靼军中有传言，说其实朵颜军是引导他们入境的人。朵颜三卫的少数民族将士此前常常索求赏赐，贪得无厌，蓟镇都御史王汝孝就出境剿灭了他们，少数民族部落心生怨恨，就引来了鞑靼人，几次进犯边境，京中于是有谣言说辽阳军叛乱了。
镇守通州的都御史王仪逮捕了作乱的大同士兵，世宗下令逮捕王仪，说：“大同的军队最先入关救援京师。即便有掳掠民众的情况，也是出于饥饿疲惫的原因。为何要使他们窘迫呢？”兵部尚书丁汝夔奉世宗的旨意，下令：“不得抓捕大同的士兵。”但民间受到谣言的误导，依旧以为作乱的是辽阳军。丁汝夔女婿当时担任辽阳军的将领，丁汝夔又是山东人，民间就有谣言说丁汝夔袒护女婿和同乡，而民间苦于仇鸾军队的侵扰的程度，更甚于鞑靼军队的。
鞑靼军队向西撤退后，仇鸾出兵尾随他们到白羊口，白羊口的守将截击鞑靼军队，于是后者向东返回，仇鸾的军队突然和他们相遇，大惊失色，四散逃开。道路上发生了踩踏事件，仇鸾便把被踩死的八十几个鞑靼士兵和平民的首级献了世宗，恰逢开朝会，世宗加封仇鸾太保兼太子太保，而丁汝夔、杨守谦被判死罪。
世宗奋发图强，谋划反击鞑靼，他改革兵制，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任命仇鸾为都督，吏部右侍郎王邦瑞为兵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一起料理军务。以前的翰林编修赵时春、主事申旞，因为知晓兵事，添补为兵部主事，巡视营务。凡是仇鸾对世宗说的，世宗没有不听从的，世宗赐给他金质的图书，和他秘密讨论政务。
而仇鸾从这个时候开始谋划着大学士严嵩争斗，仇鸾收受了很多军中将领的贿赂，上奏提拔他们，使鞑靼的势力更加嚣张。陕西有很多知道仇鸾和鞑靼勾结的人。仇鸾害怕被发觉，便说：“不久前营制一新，我奉严厉的圣旨，想要一改从前士兵们贪图安逸的习惯。但我顾虑到人情，担心有人会诽谤我。我乞求皇上命令我等不要有所避讳，并惩治那些传播谣言的人。”世宗同意了，答复说：“朕允许仇鸾自行推举将领，不必经过兵部的同意。但仇鸾一定要把鞑靼驱逐到三千里外，像先祖的时候那样。”仇鸾对答说：“现在是冬天，鞑靼的马正肥壮，请在来年春天的时候给我假期，我将选拔名臣到宣大、中地等地，观察鞑靼的动向，逼退他们，一定不让皇上担心北方的形势。”世宗看到了很高兴，夸奖了他，并把仇鸾的答复给兵部传阅。不久，申燧上书谈论军事事务，暗中影射仇鸾。世宗把这封奏疏给仇鸾看，仇鸾就向世宗进谗言。
于是，世宗把申燧下镇抚司拷讯，因为这件事，朝廷革除了三大营的巡视官。其后，仇鸾的上疏都由世宗在内廷批示，不下兵部讨论。次年，仇鸾提督京营戎政，欲图节制九边诸将，王邦瑞力执不可，上疏弹劾仇鸾“跋扈不道”，仇鸾反而暗中向世宗中伤他。世宗最终夺王邦瑞官，导致戎政上仇鸾一人独大的局面终于形成。
马市议成，朝廷让经略侍郎史道主持这件事，兵部主事杨继盛劝谏阻止它，被贬为狄道典史了。而仇鸾还在世宗面前吹嘘说自己正在谋划攻打敌人，关于调度士兵、修整车马所说的话，都荒诞不经，不是好计策，但兵部不敢完全阻止仇鸾的提议，而世宗又命令兵部都听从仇鸾。仇鸾不能向蒙古人射一支箭，蒙古人借着马市随意往来，卖给我国的马不是瘦的就是老的，掳掠的财物不可胜计，还获得几十万布匹，以及珍馐、美酒和水果。蒙古人若是稍稍不满意卖给他们的粮食，就辱骂汉人狡猾。他们还穿上汉人的服装，混进小城奸**女。边将畏惧而不敢严厉惩治他们。蒙古人小股进入境内，将领就关闭城门，没有士兵誓死抵抗，更别提战死的了。明朝有个叛徒叫萧芹，教唆鞑靼侵扰边境。仇鸾既然不能向敌人射一支箭，就跟史道一起贿赂敌人，索取萧芹。鞑靼送来萧芹，仇鸾就上报说：“这是时义抓到的。”世宗认为时义有功劳，于是时义得以升指挥佥事，而仇鸾加封太子太保，增加了俸禄和恩荫。
当时，朝中的人都知道和鞑靼通商不是好主意，但世宗宠爱仇鸾，他们不敢有反对的意见。鞑靼又说穷人没有马可以卖，只有牛羊，请求用这个交换菽豆。于是朝野都议论说：“敌人贪得无厌，不能同意。”等到仇鸾请求出战，世宗就召史道返回。仇鸾又领着京城的二万七千多边防军队，消耗户、兵、工三部数万民夫、马具、武器，到白羊口，巡视关隘。他又不敢直接迎战敌人，就说：“朵颜引来大大进犯，请求让我先移兵讨伐他们。”总督何栋说：“仇鸾此行花费数万军费，是为了讨伐俺答，怎么有精力转头去进攻朵颜呢？”仇鸾便说自己过一个月回去。适逢明朝有两个给鞑靼做向导的叛贼——哈舟儿和陈通事，逃入了朵颜，于是何栋诱捕了他。世宗也说这是仇鸾的功劳，加封他为太子太师，增加他的俸禄和恩荫。
仇鸾回京后，想要吞并赵时春在山东招募的精兵，便散布流言说他苛待士兵，徐阶听闻此事，和陆炳一起出称犒劳这些士卒，对赵时春慰问有加，回来以后通过太监麦福之口，将实情传达到世宗耳中，使仇鸾没有得逞。仇鸾因此对徐阶心生不满，但因为正和严嵩争斗无暇顾及。
鞑靼多次侵略边境，朝野追究缘由，认为起因就在仇鸾，仇鸾于是夸口说：“每个镇选拔一万人的敢死队，跟随我作战。北虏进犯时，请命令各将领不要拦截，放任他南下。我在南面拼死战斗，兵部尚书赵锦带精兵从北面包抄，南北夹击打败他们。”他又说：“在京城附近作战也可以。要让敌人长驱直入，使他们放松警惕。”京官们都很震惊：“如果不能取胜，该怎么办？”
不久，鞑靼进犯大同的次数更多，仇鸾不安，请求去出征，世宗询问严嵩。严嵩与仇鸾不和已经很久，希望能通过此战暴露仇鸾的短处，就回答：“应该听从仇鸾的话。但他一定要擒获并杀死鞑靼军队的统帅，才能称得上大的功劳。”世宗安慰仇鸾说：“只是一些零散的敌人罢了。你只管调兵，驱逐剿灭他们。”过了一段时间，鞑靼大举入侵。世宗让严嵩和兵部讨论这件事。兵部尚书赵锦说：“我才疏学浅，未能为上级分忧、给下属提携。平定鞑靼、安定边疆的任务里面，运筹帷幄、调配军粮、侦查鞑靼的情报，是我份内的事。而大将军仇鸾所调的军队总共有三万八千人，各路精兵都汇聚在他那里；而宣大的军队额定有十二多万，实际却没有这么多。剿灭凶徒、报答陛下，这是大将军的职责。”
世宗命令仇鸾带兵到大同，耗费的车马器械有去年秋天那场战事的一半之多，世宗还准兵、户、工三部侍郎各简僚属从军，皆隶属仇鸾幕府中。仇鸾苛责这些大臣，动辄以军法处置随征的文官。仇鸾在泥河与敌人交战，他的家丁率先深入敌阵，结果溃败，依靠游击时陈给他们殿后，才得以逃脱。参将欧阳安从侧翼攻打敌人，斩获二十多人的首级。大学士严嵩再次说，仇鸾不能一直不战斗，世宗传话给他：“一定要重创敌人。”仇鸾反而诬陷战友说：“上个月我出兵泥河，杀死了二十多个敌人，但由于游击时陈、参将欧阳安不勇敢，才没有大胜。我将会厉兵袜马，彻底摧毁敌军。”世宗没有治二人的罪，而众人更加怀疑仇鸾通虏了。仇鸾为了嫁祸他人，屡次诽谤赵时春，还诬陷成国公朱希忠通敌，世宗没有相信他的话。
过了一个月，仇鸾上疏说：“我出兵镇川堡，到了猫儿庄，敌人从沟下伏击我们，我军虽然有死伤，但斩首五级，缴获了三十匹马，因此我为诸将请赏。”兵部尚书赵锦说：“出兵攻打敌人，应当取得全胜，我们不像别的少数民族，敌人来了才仓促应对，然后把浴血奋战作为功绩。”世宗说：“众将冒死作战，应该赏赐他们。”更加大赏仇鸾。不久，因为军情告急，世宗召仇鸾返回，并且禁止他再调动边境的兵马。
仇鸾感到不安，乞求将自己罢免，不被允许，于是他回到京城。鞑靼进犯的军报又到来了，仇鸾生了背疽，请求带病作战，世宗知道仇鸾不可靠，阻止了他，并下诏收回了他的印信，用陈桧取代仇鸾。
于是，大学士徐阶秘密上书，揭发仇鸾通敌误国的罪状，世宗大惊，命令锦衣卫陆炳暗中查探。陆炳素来厌恶仇鸾，经常窥探他的一举一动，仇鸾收受的贿赂和左右的亲信，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虽然想要揭发仇鸾通敌，但担心没有证据，就在仇鸾去世前一天，派人诱使时义、侯荣尽快逃到鞑靼去，时义、侯荣等人相信了，各自出逃。仇鸾病逝，享年四十七岁，而陆炳派人拦截抓住了时义等人，奏报说：“仇鸾镇守大同时，私自和俺答勾结，贿赂他们金钱等物。俺答也赠送仇鸾箭和旗子作为信物。时义等人一直为他们送信往来，如今害怕罪行败露，就逃往鞑靼，想要引导敌寇入侵。”皇上大怒，命令陆炳和三法司追论仇鸾的罪状，虽然仇鸾并未谋反，但会审人员上奏说：“仇鸾犯了谋反罪，应当追戮。“
于是，世宗下旨剖开仇鸾的棺材，砍下他的头传示边境九镇，他的父母、妻子、儿子和时义、侯荣都斩首，妾、女儿、孙子分发给功臣家里做奴婢，查抄财产、没入国库，家属流放，党羽都各自获罪发配。兵部尚书赵锦、光禄寺卿董懋中因被弹劾是仇鸾的朋党，也被治罪。
第八十章 吴门三家——王宠
王宠，字履仁、履吉，号雅宜山人，吴县人，明代书法家。博学多才，工篆刻，善山水、花鸟，诗文声誉很高，尤以书名噪一时，书善小楷，行草尤为精妙。著有《雅宜山人集》，传世书迹有《诗册》《杂诗卷》《千字文》《古诗十九首》《李白古风诗卷》等。
王宠，出身低微，其父名王贞，字清夫，业商，在苏州闾门外南浩街开酒店。从小生活在贫穷喧嚣的酒肆之中，他在写给好友汤子重的信中曾讲起自己的身世：“但家本枯徒，生长廛市，入则楣枯塞目，出则蹄足摄履，呼筹握算之声彻昼夜，每一焦烦，心肠沸热。”世俗猜拳吆喝之声，更使宠十分烦恼，厌恶城市生活，向往“水怀丽泽兑，时歌角弓篇”。
在《赠别家兄履约会试七首》这一中也说，“吾宗素贫贱，被褐垂百年”。王宠自幼丧母，据王宠所撰的姨母朱硕人墓志铭：“吾母年三十七而亡，吾时童髻，未甚衰也，稍长，始知悲慕，每自痛生科不知有母子之乐，见人母子慈恋，妪煦相保持，未尝不怆然心催也。”王宠的身世遭遇，以及自小失去母爱，对他形成旷达澹泊的性格有很大影响。
王宠出生于开酒店的商人家庭，但自小对古玩、书画有浓厚的兴趣，并因此结识了文征明、蔡羽等人。初字履仁，后改字履吉，号雅宜山人，人称“王雅宜”，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书家，可惜一生仕途不佳，八次应试皆不第，仅以邑诸生被贡入南京国子监成为一名太学生，世称“王贡士”、“王太学”，享年仅四十岁。
史载：王宠从“弱冠”起，就补上苏州府学生员，每次督学来举行岁考和科考，王宠都名列前茅，加上他诗文、书法的成就，名声很大，不少学者追随请益，曾受过他指点的纷纷中高科，登显宦，而他自己却困顿依旧。封建时代的文人很难摆脱进取功名的吸引，他在诗中不止一次的流露对功名的向往：“岂无遐举心，鞴鹰不充腹”，“努力休明时，望子光五族”，但自己连不得志，唯有寄希望於兄长王守光宗耀祖，自己则绝望了仕途的追求，浪迹山林，以诗酒自适，“人生有身贵自适，枉向侯门蹑珠履”，“且须痛饮尽七碗，钟鼎山林安足论”。
后来，同学汤珍也推荐他出山，王宠在《山中答汤子重书》中则表示：“山林之好，倍於侪辈，徜徉湖上，而忘返”，且“颇耽文辞，登临稍倦，则左图右书，与古人晤语，纵不能解，片言会心，莞然独笑，饥而食，饱而嬉，人生适意耳。须富贵何时，诚日夕私贺，恐后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而且，感到如果入城为官，“虽欲衣冠揖让，更从诸君之利，恐踉跄粗率，重为执礼者讥笑矣”。
王宠这时所表达的淡薄功名、乐在丘壑的思想，应该说是怀才不遇所流露出来的感慨与无奈，生性本就厌恶尘世喧嚣，从蔡羽学书后即隐居石湖，几乎与尘世隔绝。仕途的不如意使他更加寄情于山水与诗文书画之间。他一生用心诗文书画，兼擅篆刻，放意山水，才高志远，于诸方面都取得了较高成就，与祝允明、文徵明并称于世，被誉为“吴门三家”。
书法启蒙王宠最早的启蒙老师是沈明之，在沈的指导下，弟兄俩双双以里隽补校官弟子员。而沈明之是文徵明的好友，王贞通过沈的关系，请文徵明为王宠、王守命字，文徵明文集中有《王氏二子字辞》一文，介绍了“请字“的全过程；文徵明初次看到王氏两兄弟时，觉得他们秀颖好修、器业可观。但是，担心其父所操职业，会“沾溉其子”，所以没有答应为他们“命字”，后来王宠补校官弟子员以后，又遵父命到文徵明家里请字，文徵明又认为还是以：“乡长者与冠者之执友为宜”，自己并不是最适宜的人，复又推辞；隔了一年，由沈明之再次请求，文徵明才答应了，为其名义训之；“宠”字之义，为尊为居，为爱为恩，其训则荣也。祝其不假宠以为荣，则人自贵，能自贵者，孰愈於仁，故字宠曰履仁。
尽管王宠的启蒙老师是沈明之，但一般史书上提到王宠的老师都指蔡羽。蔡羽字九逵，居吴县西山，号林屋山人，性高亢，不数入城府，以文章诗歌著名，曾由国子监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蔡羽对王宠的文章与书法影响很大，王宠与兄王守在蔡羽门下学习经、诗，在蔡家住了三年。文徵明在王宠师从蔡羽时，作画题诗送行，有《题画送王宠从蔡羽读书洞庭》，诗云：“春风初泛洞庭舟，鼓箧囊琴是壮游，明月烟波情满目，思君独上夕阳楼”。
之后，王宠又读书石湖之畔二十年，文徵明在《姑苏名贤小记》中对王宠在石湖草堂的读书生涯有详细的描述：“已筑草堂石湖之阴，冈匡径转，藤竹交阴，每入其室，笔砚静好，酒美茶香。主人出面揖客，则长身玉立，姿态秀朗，又能为雅言，竟日挥麈都无猥俗，恍如阆风玄圃间也。时或偃息於岩石之下，含醺赋诗，倚树而歌，邈然有千载之思……”至王宠二十七岁那一年，在石湖应读的还有文徵明的长子文彭及汤珍等，都受业於蔡羽。同沈明之一样，蔡羽也是文徵明的好友，通过这些关系，不仅使王宠得到良好的熏陶和教育，同时也为王宠与书画家广泛交往提供了条件。
第八十一章 抵抗倭寇——朱纨
朱纨，字子纯，号秋崖，苏州府长洲县人，抗倭名将。历官景州知州、开州知州、南京刑部员外郎、四川兵备前使、广东左布政使。在四川兵备副使任上，配合副总兵何卿平息少数民族叛乱，擢升为右副都御史，任提督闽浙海防军务。
朱纨生于狱中，从小生活贫苦，历官景州知州、开州知州。嘉靖初年，迁移为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屡迁至广东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
明朝初年明太祖曾经定制，片板不许入海。当时，倭寇大肆侵扰东南沿海，浙闽海防废坏不堪，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海盗商人、浙闽豪门势家多与倭寇勾结，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货物。
朱纨，为官清正，强力敢认，是个难得的贤臣，初到闽浙，朱纨很快发现，所谓的“倭寇”其实并非明朝初年那样的日本海盗。除了极少数被中国人雇来武装押运的日本浪人外，绝大多数都是闽浙沿海靠海外贸易求生的中国人。由于闽浙沿海的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而宋元以来数百年的海上贸易已经成为东南沿海居民最重要的求生之路。即使在严禁海外贸易的明朝，这种生活方式也没有改变，只要海禁稍有松懈，走私贸易就会蓬勃发展，以至于闽浙沿海几乎家家户户都涉足走私贸易，从而直接或间接的与“倭寇”有关。于是乎，朱纨上任之后，便在沿海厉行保甲连坐制度，并大力整顿海防，闽浙沿海的海禁顿时严厉起来。
指派都司卢镗率明兵由海门进兵，攻克倭寇巢穴双屿港，活捉日本人稽天和中国海盗许栋等，并筑塞双屿，堵击倭寇，又将捕获之通倭罪犯统统处死。朱纨的行动触犯了闽浙地主豪绅的利益，又因在日本贡使周良的处置问题上，与主客司、福建籍的林懋和发生矛盾，招致闽人官僚仇恨。七月，吏部采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镗言，奏改纨为巡视，以弱其权。纨愤而于次年春上疏争之，并陈明国是、正宪体、定纪纲、扼要害、除祸本、重断决六事。
俘获海盗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亦尽诛之，在朱纨严格海禁之下，当地沿海逐渐产生不满情绪，并且越发严重，据《明史》记载：“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最终导致御史陈九德却劾朱纨擅杀走私犯人九十六名。
朝廷遂革纨职，朱纨愤而自杀，朝野为之叹息，但自此明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海防废弛，倭寇更加猖獗，荼毒东南沿海十余年。
第八十二章 才子之首——杨慎
杨慎，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洞天真逸、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等，四川新都人，祖籍庐陵，明代文学家、学者、官员，明代三才子之首，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授官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在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时，杨慎上疏抗谏。世宗继位，复任翰林修撰兼经筵讲官，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杨慎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杨慎，为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出生于书香门第，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杨慎的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
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复命拟《过秦论》，其祖父读了之后，自矜谓：“吾家贾谊也”。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十三岁时，就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杨慎为“小友”。
杨慎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后因母亲去世而回乡守丧，服丧完毕后，复任翰林院修撰。
杨慎的政治生涯非常坎坷，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武宗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杨慎针对这种行为，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武宗“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武宗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杨慎无可奈何，只得称病告假，辞官归里。武宗驾崩，因武宗无子，经张皇后及杨廷和商议，便迎立其堂弟、兴王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世宗即位后，授杨慎为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
杨慎利用给世宗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这一章，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世宗听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
杨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特别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当时世宗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基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世宗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
当时，张璁、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兴献王朱祐杬，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辞官归里，杨慎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世宗大怒，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世宗怒气不减，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加以廷杖，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
杨廷和在武宗驾崩、世宗未至时，曾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许多冒滥军功的官员。至杨慎被贬后，被裁撤的挟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机杀害杨慎。杨慎知道后，一路小心防备，到临清县时这些人才散去，他扶病上路，骑马走了近万里，非常疲惫，等抵达永昌卫时，险些无法病愈。
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杨廷和患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杨廷和非常高兴，病也就好了，杨廷和病愈后，杨慎又返回永昌。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副使张峩用计击破叛军，平定叛乱。
杨廷和在新都去世，年七十一，杨慎请求巡抚欧阳重替他请命回乡葬父，获准后赶回新都治丧。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
杨慎在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举家迁蜀，寄寓江阳，但因人举发，又被巡抚派四名指挥押回永昌。杨慎在昆明病逝，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杨慎去世后，沐朝弼等人前往吊祭，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为其殡殓入棺，还葬故乡新都，附葬于杨廷和墓旁。
杨慎，在滇南三十年，博览群书，后人论及明代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杨慎为第一。他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其诗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造诣深厚，独立于当时风气之外，著作达四百余种，被后人辑为《升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