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方壶外史——陆西星
陆西星，字长庚，号潜虚子，又号方壶外史，江苏兴化人，道教内丹派东派的创始人。对《参同契》、《悟真篇》、《阴符经》等丹道经典的注释，秉笔直言，较前人更为明晰。
年少时期，接受的仍旧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曾考中秀才，但此后陆西星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却屡次名落孙山，据说他曾9次参加乡试，而未得以继续晋升，此后陆西星便对科举做官放弃了希望，转而投身于宗教。
陆西星参修道教，自称28岁时遇到了道教大人物吕洞宾，于是开始了追随吕洞宾学习其丹法秘诀，不过陆西星终其一生都未正式出家为道士。修习道法期间，陆西星身处的兴化县还曾遭遇水灾，粮食颗粒无收，当地人民的生计很成问题。陆西星自己的生活也一度断粮，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修道，靠捡拾水中的稻穗为食。陆西星晚年还学佛参禅，对于中国几大宗教均有涉猎，其生平经历可谓是中国文化史上“三教合流”思想趋势的一大注脚。
陆西星有《方壶外史》、《南华副墨》、《道缘汇录》、《宾翁自记》等宗教著作传世，他提倡“性命双修”，主修“内丹”，因而被后世道教尊奉为内丹派东派的开山祖师。也有说法认为《封神演义》也是陆西星为女儿凑嫁妆钱时的“涂鸦之作”，不料却意外“走红”。
据《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解题”云：《封神传》传系元时道长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张政烺在《〈封神演义〉漫谈》一文中，据此认为陆西星是《封神演义》作者，“元时”乃“明时”之误。陆长庚名西星，是明代扬州府兴化县人，生于十六世纪后期，《陆仲远词稿序》说西星“以诸生雠学使贾祸”，有一定的造反精神。因“九试不遇，遂弃儒服为黄冠”。明施有为万历中选《明广陵诗》卷二十二收陆西星二十四首，有“出世已无家”之语。张政烺还考证陆西星出家后是吕洞宾道派人，所以在《封神演义》中出现陆压道人，影射吕祖。
陆西星是两宋、元明道教，房中术及内丹双修理论的集大成者，对《参同契》、《遇真篇》、《阴符》等的阐释，颇有超过宋元注释之处。主张阴阳同类双修，认为“男**阳之道顺之则生人，逆之则成丹”，并撰成《七破论》，抨击其他炼养之术，在金丹命术方面主张“真火无候、大药无斤”，不应拘泥于繁琐法度。
陆西星著作另有《金丹就正篇》一卷，为道教内丹学史上第一篇有关双修问题的专论，《玄肤论》一卷，是内丹学通论，讨论了诸如三元丹法之相互关系，内外丹之划分，先后天之区别，修性了命之联系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以及《老子道德经玄览》等，收入《方壶外史》，晚年参禅，又作《楞严述旨》十卷，《楞严经说略》一卷。
第二十四章 开放海禁——唐顺之
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人，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数学家，抗倭英雄。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后调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督师抗倭途中不幸染病，于通州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其为“荆川先生”。
唐顺之，出生在名门官宦之家，天生聪明并极具个性，年纪轻轻就遍览经书，在同龄人中属佼佼者，父母对他管教甚严，除对其严加要求外，并不时为他寻觅当代的名师为其辅导，因此学业有成。22岁的唐顺之因为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便参加了三年一次的会试，荣登第一，内阁大学士杨一清非常赏识他，准备录取唐顺之作为殿试第一，唐顺之断然拒绝，杨一清所派遣的使者往返五次都没有结果。杨一清愤怒地对下属说，“老举人教出来的年轻人就这样无知吗？”杨一清刚开始把唐顺之放在一甲第三名，后来又把他移到二甲第一名，嘉靖帝亲自批阅唐顺之的试卷，御批“条论精详殆尽”，虽然唐顺之是二甲，但他是第一个试卷有御批的二甲考生。
担任主考官的是当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他喜见自己能收罗到唐顺之这样的人才而十分高兴，因此欲利用他的权力提拔唐顺之到翰林院为官，可没有想到初入仕途的唐顺之婉言谢绝了张璁的知遇与栽培，按部就班地上任兵部主事，这让张璁十分扫兴。
唐顺之的母亲随唐父出任信阳知州，到天津的时候，因病卒在中途，唐顺之为母亲丁忧解除后改任吏部稽勋主事，不就升迁考功。任内唐顺之引荐贤德，劾退不肖之人，正直不阿，廉洁自持，不同于流俗，与吏部同僚格格不入，因此相处困难，多遭排斥，唐顺之感到官场的艰辛。除去母丧丁忧，唐顺之在任时间不足三年，结交缙绅数十人，“嘉靖八才子”同会京师，诗酬唱和，唐顺之结识王慎中、王畿、罗洪先等人，文学思想与学术思想因之转变。
唐顺之被调入翰林院任编修，参校累朝《实录》，因与赏识他的主考官张璁性格不投，便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张璁开始搁置不批，这时张璁手下告密促，使张璁认为唐顺之有意疏离他，张璁心中恼怒，一怒之下便草拟文书让吏部主事批准他还乡，并表示永不叙用。唐顺之客居宜兴，开馆授徒，一直都在家中闲居，家居三年有余，唐顺之诗文创作风格为之一变。
世宗批准其官复原职，嘉靖帝长期深居内宫，不受朝贺，不见外臣，唐顺之忧虑朝政，便和廷官罗洪先、翰林编修赵时春上《东宫朝贺疏》请求朝见太子朱载壡触怒世宗，被削籍。于是唐顺之回到常州，虽然离开官场，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于是决心退下来潜心读书。
回到家后，唐顺之在城里买了一幢宅院，因为过于喧嚣就弃置了，于是他搬到宜兴山中，之后迁居到更僻远的陈渡庄，闭门谢客，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钻研《六经》《百子史氏》《国朝故典律例》，忘寝废食。他还学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山川地志、兵法战阵以及兵家小技，在三十六岁时，曾向河南人杨松学习枪法。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专家学者闻风前来，与唐顺之共同研讨学问，唐顺之和道士们也常有交往，在家里闲居近二十年，御史赵炳然、江南巡按舒汀、内阁学士徐阶、工部侍郎赵文华等相继荐其复官，被他一一回绝。
嘉靖中期，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内战中的败将溃兵，便纠集武士、浪人及奸商，武装掠夺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作“倭寇”。当时中国的巨商和海盗与倭寇的相互勾结，倭患严重，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们为了牟取厚利，大规模进行走私，成群结党，分泊各港，后来竟变为亦商亦盗，兼行劫掠的行为，嘉靖皇帝得知消息后，立即派赵文华前往查探。
朝廷命赵文华前往浙江祭海，同时督察沿海军务，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总督和浙、福南畿军务的张经在王江泾大破倭寇，因他不能忍受赵文华颐指气使，两人失和，赵文华就诬奏张经抗战不力，顺便捎上浙江巡抚李天宠。而朝廷听信了一面之词，将张经、李天宠逮捕下狱，赵文华乘机荐举亲信胡宗宪为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后升总督。
以工部尚书身份提督江浙军务的赵文华，素知唐顺之有经世济时之才，且熟悉江南海防情况，深知此人极有才学，不但满腹经纶，且有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且通晓军事，曾在兵部任职。所以一到江南就去拜访他，讨教御倭之策。唐顺之对江南海防形势了如指掌，根据各地的情况，提出了平时和战时的兵力部署和御敌方案，赵文华听到唐顺之的一番议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心网罗唐顺之为己所用。赵文华要出资为唐顺之修葺先人坟墓，遭到唐顺之的坚决拒绝，唐顺之在《与赵甬江司空》指出赵文华别有用心，“修葺先人墓的举动才能使我义不容辞相助，可人相识，贵在知心。”赵文华碰了钉子，但仍不死心，又要荐举唐顺之复出，唐顺之索性避而不见。
赵文华回京复命，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荐举唐顺之，于是唐顺之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据记载当时举荐唐顺之出山的奏折，亦有50余件之多。唐顺之知道危害东南沿海一带各大城市的倭寇，到处攻城略地、打家劫舍，苏州、松江、宁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躏。唐顺之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是极为愤慨，他为此痛心疾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倭寇赶尽杀绝，可是唐顺之知道赵文华是严嵩的心腹爪牙，久为士流所唾弃，如果在赵文华的推荐下复出，自己就会被认为是严嵩同党，必然会招致非议。
因此，他以服父丧为由，推辞了朝廷的任命，严嵩听说唐顺之屡次拒绝任命，就让人带话恐吓他：“闻唐荆川欲学吴康斋，视吾辈荐用者为石武清。”吴康斋指吴与弼，石武清指石亨，严嵩认为唐顺之是把自己当作石亨那样的弄权大将，不愿意合作，威逼之下，唐顺之压力巨大。经过一番推托，唐顺之最终再度出山，赴京述职，他曾就此事商议于罗洪先。罗洪先说：“你从前已隶属官籍，你的身子并非你自己所有，怎么能和一般隐士相比？”唐顺之于是出任，然而他的声名亦因此颇受损害。
唐顺之到北京，得到了严嵩的赏识和器重，不久又被提升为职方郎中，此时大海盗汪直被胡宗宪诱捕斩首，东南形势略有缓和，西北边境却形势吃紧，重镇蓟镇驻军缺额很多，平时也缺乏训练，遇到敌情，全依赖其他地方的援兵，经常处于被动的态势。严嵩就派唐顺之巡师蓟镇，核实兵额，唐顺之奔波了两个月，了解到驻军的许多弊病，写了一篇《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提出清弊源以收逃卒，专责任以严勾捕、定班戌以便人情、责大帅以主练兵、明赏罚以励士夫等建议。唐顺之回京复命，严嵩又派他前往江南、浙江视察军情，与胡宗宪协谋讨伐倭寇，唐顺之受命后，奋然说道：“一月贼不平，请拿将官，三月贼不平，请拿郎中。”
在胡宗宪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时，唐顺之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当时大部分的将校兵卒都惧海战，因此他们常常假借各种原因拒不出战，这恰好给倭寇提供抢掠的机会。唐顺之见人民遭此难，决定以身作则，下海体验生活，他从江阴驶向蛟门，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他处之泰然，并把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转变作风，尽职尽责，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倭寇自诩明军无力抗衡，便在崇明驻扎大本营，一直盘踞在崇明水域，而唐顺之的使命虽然只是巡视军情，可他身先士卒，战斗在抗倭前线，率领舟师于海上发动进攻，把倭寇驱赶到大海，击沉贼船十三艘，歼敌一百二十，缴获无数战利品，这是一次少有的御寇大捷。崇明大捷鼓舞了士气，唐顺之升为太仆少卿，进右通政。倭寇又侵犯通州、海门，形势危急，唐顺之率兵驰援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在姚家荡大破贼寇，余寇退守庙湾。
此时，唐顺之接到胡宗宪的公文，说倭寇复犯崇明三沙，命其火速领兵增援。唐顺之认为庙湾贼寇已被围困，指日即可攻克，于是回师江南，跃马布阵，持刀直前，倭寇见军容严整，于是坚壁不出。官兵攻打贼巢，死伤甚众，唐顺之持刀奋身前往，冲到距离倭营百余步的地方，逼敌出战，总兵卢镗等请求退兵。唐顺之不允，亲自披挂上阵，持刀直薄敌营，卢镗恐有闪失，坚持要唐顺之撤退。
此时，正当盛暑，唐顺之在海上已漂泊了两三个月，卤侵炎蒸，劳顿颠沛，身心疲惫，旧病发作，前时旧疾亦复发加重，乃回太仓调养。唐顺之因功擢升右佥都御史，并接替李遂为凤阳巡抚，兼提督军务。倭患稍定后，时任淮扬巡抚的唐顺之，上书请求复开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市舶司，并请朝廷推举人才担任市舶司长官，打破了嘉靖朝长期以来的海禁局面。
唐顺之提出要求废除渔船出海的禁令，倭寇曾冒充渔民登岸，或抓获渔民充作向导，当局就下了禁止渔船出海捕捞的命令，唐顺之认为不让渔民出海，就断了他们的生计，也影响到军饷的供应。只要管理得法，加强检查督察，完全可以防止倭寇的混入，渔船在官兵的保护下出海，又可以巡逻海域，击贼于海上，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胡宗宪十分信任和器重唐顺之，对他的建议无不听从，毅然废除了出海的禁令。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焦山。唐顺之再次泛海巡历，行至通州，病情严重，没过一会突然病发，唐顺之知道自己病危，便下令让船快行，他把麾下诸将召到帐中，说：“我本来想要与大家通力合作，守护社稷苍生，但现在恐怕不行了，希望大家共同勉励。”他托付好了自己的遗愿，但没有一句话涉及家事。
唐顺之乘舟巡视通、泰，巡至通州，对诸将说：“我生平只希望有这三种死法，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被敌人俘获，为朝廷尽忠而死，要么病死在海上。没想到今时今日能够保存全身死在这里，我已经死而无憾了。”他命令军士取好坐席，在上面躺了一会，便整理好衣服，端坐而逝，年仅54岁。
在军事上，他主张抗倭，对实战经验进行了总结；在文学上，主张“本色论”，“师法唐宋”，是明代中后期“唐宋派”的领袖，作为明代诗文大家，唐顺之以古文与八股文著称于文学史；在思想上，主张“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重新整合王学左、右两派思想，为阳明心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
第二十五章 一条鞭法——桂萼
桂萼，字子实，号见山，饶州府安仁县人，历任丹徒、武康、成安等县知县、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翰林院学士、詹事府兼学士、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等职，升迁之快，史不多见，所经各任都能端正风俗，抑制豪强，政绩颇著。告老还乡，不久病死私第，朝廷追赐太傅，谥“文襄”，誉“均平赋役，屡忤官吏”，著有《历代地理指掌》、《明舆地指掌图》、《桂文襄公奏议》等。
桂萼，授丹徒知县，史称其人性刚使气，屡忤上官，后调知浙江青田，不赴。用荐起知武康，复忤上官下吏，还遭到御史白简弹劾。桂萼不但屡忤上官，他和一般的胥吏书手的关系也不协调，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中实属少见。桂萼在县任职，非常了解缙绅势家及豪强地主，欺隐土地逃避赋役的情况，深知赋役不均给朝廷的统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他积极致力于均平赋役的工作。
然而官豪势家总是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把赋役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官豪势家不但通过诡寄、飞洒等诸种手法欺隐土地，又独占肥沃的土地，却只按低税率交纳很少的田租，不愿为农民“分粮”和“为里甲均苦”。只要有志于清理赋役积弊改变不公正状况的州县正官着手于丈量土地或均平赋役，“势家即上下夤缘，多方排阻”，使之不能有所作为。桂萼历次任上，都致力于均平赋役，任成安知县，排除多方阻难，终于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成安“原额官民地二千三百八十六顷五十九亩九分”，清丈之后，“均量为大地二千七百八十一顷四分五厘”。
丈地之后，桂萼“计亩征粮，民不称累”，纠正了当地社民享无税之田、屯民供无田之税的不合理现象，桂萼看不惯官场中的贪污腐化，痛恨势家豪强和地方官吏上下勾结、在征赋派役中营私舞弊的各种丑行，这就是桂萼屡忤上官下吏的社会原因。
武宗政荒，大臣苟于利禄，士风日下，吏治黑暗，北方刘六、刘七和四川爆发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明朝的统治，武宗无子，因之引起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桂萼满怀经世济国之志，锐意革弊，而每被抑挫，对正德以来的腐败政治十分愤激不平。桂萼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身在闲曹，却非常关心国事和政局的变化，当他通过乃兄翰林修撰桂华获知朝中关于大礼议的斗争，即赞成张璁的主张。不久，张璁被杨廷和党排挤到南京，桂萼与张璁在仕途上都多次受到挫折，对政治现状非常不满，两人在南京日相讨论，研究对杨廷和集团的斗争策略。
桂萼上疏请正大礼，疏中强调指出，宋人范纯仁已把预养为嗣的英宗和入继之主作了区别，而当今皇帝入继帝位分明是入继之主，为什么要遵从为预养的宋英宗，而制订的濮议之礼呢，桂萼还指出杨廷和所议“灭武宗十有六年之统，泯遗诏禅受之旨，而夺兴献帝不可夺之嫡宗，且使兴国太后处慈寿皇太后之间，礼莫之尽”，世宗采纳了桂萼的意见，决心重议大礼。
桂萼等人上疏激烈地批评杨廷和的议礼方案，世宗又不断降敕诘责杨廷和，朝官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附从，杨廷和自知难以维持，于是辞职。杨廷和既去，赞成张璁、桂萼观点的人渐次增多，世宗决定召张、桂入京。内阁蒋冕、毛纪为了阻挡张、桂来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提出在兴王尊号上略作让步，称世宗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但仍考孝宗母昭圣，并请下敕谕停召张璁和桂萼。桂萼、张璁在凤阳途中接到诏书，桂萼复上疏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请在尊号中去“本生”两字，名正言顺地追尊自己的父母。既至京师，桂萼又与张璁联名上疏，极论两考之非，指出两考是一种欺骗，实际上是剥夺皇帝尊奉父母的神圣权利。
桂萼、张璁初到京师，杨廷和党的势力尚盛，二人颇为孤立。刑部尚书赵鉴与给事中张翀等勾结，阴谋扑杀桂萼和张璁。世宗通过厂卫侦知其事，立即任命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两人又受到武定侯郭勋的保护。由于礼部侍郎何孟春、翰林修撰杨慎等人的煽动和要挟，发生了群臣在左顺门哭谏争礼的事件，世宗杖责诸臣，同时罢免了毛纪、汪俊、何孟春等人的职务。世宗旋即任命赞议大礼的席书为礼部尚书，会同桂萼等齐集廷臣，议定兴王尊号，下诏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追尊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由于桂萼和张璁密切配合，奋力抗争，他们的议礼主张得以实现，桂萼等终于通过议礼击败杨廷和集团，在朝廷中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由于内阁首辅费宏的裁抑，桂萼和张璁虽列名翰林，却不获参与经筵，不参与献皇帝实录的修纂，不参与教习庶吉士等。费宏去职后，情况才有改变，桂萼升任礼部右侍郎，杨廷和余党借李福达案倾陷赞议大礼的武定侯郭勋，而欲牵连加罪于桂萼诸臣。世宗痛恶旧党借事罗织，尽换三法司诸官，以桂萼署刑部，张璁署都察院，方献夫署大理寺，重审李福达案。会搜查御史马录私书，内阁贾咏及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大理寺寺丞汪渊等密谋陷害大礼诸臣的私书被发现，贾咏引罪致仕，其他人则纷纷下狱候审。
桂萼密承世宗风旨，认真审理此案，狱词颇详，该案最积极的策划者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承认犯了故入人罪，于是旧党利用李福达一案倾陷大礼诸臣的阴谋暴露无遗。桂萼等对该案进行判决，大略言李福达非白莲教，马录仇恨郭勋，构成冤狱，又列出了原来审理此案及与该案有关诸臣的罪过，世宗悉从桂萼所言，将该案编成《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李福达获得释放，马录等论戍，其因此案逮系廷杖、戍边、削籍诸臣凡四十余人，桂萼等以平反有功，受到嘉奖。旧党犹借拾遗之例攻击桂萼，桂萼疏请斥逐杨廷和在言路的私党，实行科道互纠，世宗下令速举，于是京察和互纠罢黜科道十三人，旧党经过两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桂萼、张璁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赞议大礼的方献夫、霍韬、胡世宁、李承勋等渐居要职，朝局人事焕然一新。
桂萼执政后，发舒多年以来的政治抱负，革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积极主张均平赋役和清丈土地。桂萼久任地方，熟知下情，他悉心研究基层政权下的赋役之法，看到了业已推行的均徭法和十段册法的局限性。均徭法中的户等划分标准很不一致，户等一样，而实际丁产可能相去甚远;户等一样就要承担同等的差役，均徭法行之不久，它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再说十段册法，实施其法必须对各户丁粮作彻底清理，在此基础上均分十段，乃能奏效。然而此地十段和彼地十段的丁产仍很难一致，徭役的负担仍不均平。
桂萼根据自己的经验，向朝廷提出了最新的赋役改革意见，桂萼进呈《任民考》疏，提出取消照黄册派定年份轮役的老办法，改以一省之丁粮供一省之役。时户部尚书梁材根据桂萼的建议，规定了新的赋役征法：“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行。”据桂萼的意见颁布的赋役征法奠定了“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在改革方面承续了赋和役合并以及化繁为简的趋势，把各种役目并为一项，按丁粮一次编定，俱于秋粮征收。桂萼的主张比同时代的十段册等改革完善得多彻底得多，他的改革方略是明代各类赋役改革的总结。
同桂萼相先后，许多地方行政官员都推行了赋役的改革措施，万镗提出赋役的均平应“在县不止以里论，而当均于一县。在州不止以县论，而当均于一州。在府而所均当益广矣”，万镗所论，限于一府，而桂萼提出了在一布政司范围内通融科派，均平负担。不难看出，桂萼创立了一条鞭的赋役征收法则，又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在朝廷中倡导实行，他比同代改革者高出一头，较之于顽固守旧反对赋役改革的前内阁首辅杨廷和，不啻霄壤之别。
桂萼还积极会同张璁，在嘉靖前期进行政治改革，肃清言路，加强都察院的监察职能，清理翰林院积弊，改变正德以来内阁控制翰林院，以及内阁同六部结党营私的现象。桂萼还用世宗所赐银章密疏奏事，请“除百数十年弊习，罢还镇守”，襄助张璁请撤除镇守内臣之举。
桂萼等大礼诸臣以议礼为手段取得政治权力，在论资排辈和等级观念极强的封建士大夫中，被认为逢君干进。许多重要人物赞成其议礼主张，但在政治上却同桂萼等人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桂萼等在朝中仍显势孤力单。此外，守旧派政治势力虽经打击，仍寻找机会向桂萼等实施反扑，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如羽林指挥刘永昌越位妄奏，硬说都督桂勇与桂萼同族，表面上请削桂勇兵权，实则动摇桂萼的地位。旧党甚至利用星变为言，阻遏改革。
桂萼和张璁在议大礼中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集团斗争的胜利，其后又锐意革弊，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入阁后，桂萼与张璁逐渐失和，遭到夏言势力的攻击，而使大礼诸臣蒙受损失。在大礼诸臣中，有不少王学的弟子，如方献夫、黄绾等，桂萼和张璁反对程颐的濮议，桂萼等执政后，推举姚谟巡抚两广，但处置失当，两广愈发动荡，出于无奈，桂萼勉强同意王守仁任总督两广兼巡抚。王守仁对两广土酋实现有效的控制，为明朝建立巩固的边疆和屏障，防止安南莫登庸的向北扩张，王守仁平定了思州、田州卢苏、王受的叛乱。
为防止归顺的土酋复起叛乱，桂萼要求王守仁久任两广，责以抚处三年。在两广形势已经稳定的情况下，王守仁多次哀求回乡治病的文书都被留中不报。会王守仁疾作，不得已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下而径归。王守仁死后，桂萼攻击王守仁并请申禁其学，方献夫、霍韬又各上疏替王守仁辩解，大礼诸臣意见各不相同，杨一清、陆粲乘隙攻击，桂萼和张璁一度被解职，遭受重大挫折，后被召回入阁，引疾乞归，卒于家，赠太傅，谥文襄。桂萼著有《历代地理指掌》、《明舆地指掌图》、《桂文襄公奏议》。
第二十六章 四铁御史——冯恩
冯恩，字子仁，号南江，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人。擢南京御史，与夏言肝胆相照，上疏极论张孚敬、方献夫、汪鋐奸状，忤帝，下狱论死，朝审时面斥汪鋐，毫无惧色，时称口、膝、胆、骨“四铁御史”，免死戍雷州，六年赦还，成为一代巨富，穆宗即位，拜大理寺丞。
冯恩，家境贫寒，年幼丧父，由母吴氏抚育成人，早年除夕夜，无米为炊，室内因大雨潮湿，冯恩读书床上自若。皇天不负有心人，冯恩考中了进士，并被授予中书行人一职，更加幸运的是，赴任后不久，冯恩就接了一个影响自己一生的任务，那就是去前线慰问两广总督王守仁。冯恩在见到王阳明后，经过一番交谈，马上被眼前这位渊博深邃的人所吸引了，他虚心向王阳明请教学问，执之以弟子之礼。在学术史上，冯恩虽然没有被列为心学弟子，但他的思想受王阳明影响很深的。
冯恩向同样是行人出身，当时已是首辅的夏言举荐了一个人——徐阶。徐阶年轻时曾经因为孔子祀典一事，得罪当时的首辅张璁，张璁于是把徐阶赶出了翰林院，还在嘉靖帝面前进谗言，说他是奸邪小人，嘉靖帝也很激动，在柱子上刻下了“徐阶小人，永不叙用”八字。就在徐阶要被埋没的时候，幸运的是他有个老乡兼同样是心学爱好者的朋友冯恩。“代都御史何某草疏达夏桂洲，因被内擢，跻台辅”，冯恩向当时的首辅夏言举荐了徐阶，徐阶因此才能重新回到朝廷中枢，并一步步爬到首辅之位。
接着说回冯恩，冯恩为什么会有“四铁御史”这个称号呢？天上出现彗星，这在当时的古人看来是不祥之兆，也被认为是统治者失德的的象征，嘉靖这人本来就比较迷信，一看就慌了，于是下诏向臣子们征求建议。冯恩做了一件胆子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上书向嘉靖帝指出当时所有大臣们的优缺点。
一个个大臣点评，把几乎所有大臣都得罪了，这封名单里包括：内阁大学士李时、翟銮，户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夏言，兵部尚书王宪，刑部尚书王时中，工部尚书赵璜，吏部尚书左侍郎周用，右侍郎许诰，礼部左侍郎湛若水，右侍郎顾鼎臣，几乎六部尚书、左右侍郎都被冯恩点评了一番。而最关键的是，冯恩还特别挑出了三个进行议论，大学士张璁、方献夫，右都御史汪鋐，并把他们称之为奸臣，是大明朝的三颗彗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虽欲弭灾，不可得已”，不把这三人除掉，则大明朝不能安宁。
这下就让嘉靖皇帝炸毛了，批评大臣不生气，但特意批评张璁、方献夫、汪鋐三人，还将他们比作奸臣，无异于是赤裸裸打嘉靖皇帝的脸，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大礼议时，站在嘉靖皇帝一边的干将，是嘉靖能够打倒杨廷和的倚仗所在。大礼议后，这三人也得到了嘉靖皇帝的重用，特别是张璁，从一个三甲进士被破例提拔成大学士，后来更是成了首辅。冯恩将这三人说成是大明的奸臣，不相当于间接在说他这个皇帝是昏君吗？
“恩非专指孚敬三臣也，徒以大礼故，仇君无上，死有余罪”，冯恩这不是冲着张璁他们三人来的，而是冲着我嘉靖皇帝来的，欺君犯上，死有余辜，嘉靖于是将冯恩打入大牢，还派了之前就和冯恩有怨隙的汪鋐主审。庭审当天，冯恩立于庭前不跪，汪鋐对冯恩多加威胁，严刑拷打，但冯恩威武不屈，当庭和汪鋐对骂起来，斥骂他是小人。这个场面被围观的百姓看到后，纷纷称赞：“是御史，非但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皆铁也”，“四铁御史”的称号由此而来。
无论冯恩如何争辩，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在要执行秋决的那个冬天，冯恩的儿子冯行可写了血书，自缚庭前，请代父死。“祖母吴年已八十余，忧伤之深，仅余气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吴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复死，臣茕然一孤，必不独生...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伤臣心。臣被僇，不伤陛下法。谨延颈以俟白刃。”看到冯行可感人至深的血书后，嘉靖内心也被打动，于是便将冯恩案发回重审，在都察御史王廷相、刑部尚书聂贤的斡旋下，最终冯恩以“奏事不实律”轻判，发配雷州。
冯恩遇赦回归故里，并花钱购置了大量田地，成为当地著名的富商，到隆庆登基以后，冯恩又被起用为大理寺丞，而后致仕，最后死于81岁高龄。据其第八子冯时可，在《先廷尉公传》中言：“傍亩益拓，末年至三万亩。”不但良田达三万余亩，还拥有花园、商铺等产业，他建了一座一百英尺高的塔，在塔上可以看到整个松江城。
在以后的三十年间，冯恩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根据冯恩儿子的描述，他妻妾成群，外出旅行时，相当排场，还心血来潮想搬到南京去住，他在那里买了两套房子，后来作为他的儿子们参加乡试的处所，为了让母亲高兴，他安排烟火表演，据说，这种烟火表演直到他母亲离世才取消。
史学家王世贞、李维桢、徐学谟以及唐顺之、莫如忠、等人，与冯恩家族都有着深厚的交情，王世贞曾给冯恩作《冯廷尉京兆父子忠孝传》，徐学谟在其《归有园稿》中为冯恩妾，冯时可母亲作《冯母马太人传》，又有以诗《送冯敏卿再仕川中督学》等。
第二十七章 匡补时局——王鏊
王鏊，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其为震泽先生，吴县人，明代名臣、文学家。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授翰林编修，孝宗时历侍讲学士、日讲官、吏部右侍郎等职。武宗时任吏部左侍郎，与吏部尚书韩文等请武宗诛刘瑾等“八虎”，但事败未成，旋即入阁，拜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在任上尽力保护受刘瑾迫害之人，并屡次劝谏刘瑾，终因无法挽救时局而辞官归乡，此后家居十六年，终不复出。王守仁赞其为“完人”，唐寅赠联称其“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
王鏊，其父王琬曾任光化知县，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随父北上入京师，习业于国子监，写得一手好文章，其文一出，国子监诸生就争相传颂，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感到惊奇，称他为“天下士”。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解元”，在礼部会试又取得第一名“会元”，殿试一甲第三名，被授为翰林编修，一时盛名天下。
王鏊参与编修《明宪宗实录》，同年，升为侍讲学士。《明宪宗实录》修成，升任右春坊、右谕德、侍讲经筵官，当时孝宗宠信宦官李广，整日在李广陪伴下游玩。王鏊便以周文王勤政的典故反复劝谏，终使孝宗感动，日讲完后，孝宗对李广说：“讲官指的是你们。”在选择太子僚属时，孝宗命他以原职兼任太子谕德，不久转少詹事，因吏部尚书韩文荐，擢为吏部右侍郎。
王鏊被起用为吏部左侍郎，参与编修《明孝宗实录》，任副总裁，当时明武宗“好逸乐”，不问政事，太监刘瑾专权，吏治大坏。王鏊与吏部尚书韩文等人，要求武宗诛刘瑾等“八虎”，但失败未成。不久，刘瑾入司礼监，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去，内阁只有李东阳一人。刘瑾想引焦芳入阁，但廷议只推荐王鏊，刘瑾迫于公论，命王鏊以原职兼学士，与焦芳一同入阁。一月后，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
景帝汪皇后去世，朝廷对以什么规格举行丧礼拿不定主意，王鏊说：“皇妃并非因罪被废，应恢复原封号，按妃的规格安葬，按皇后的规格祭祀。”武宗便下令停朝，按皇后规格祭祀。
宪宗废后吴氏去世，刘瑾要按普通宫女的制度把她的遗体焚烧、草草安埋，王鏊认为不可，最终才得以妃礼下葬。当时，尚宝卿崔璇等三人被迫害差点死去，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对崔璇侮辱并且又要杀之，我还有何脸面留在内阁。”李东阳也极力相救，崔璇等才得以免死遣送戍边。刘瑾恨已致仕的韩文，一心要置他于死地，又想借故中伤刘健、谢迁，王鏊与李东阳前后都极力相救，使刘瑾阴谋未得逞。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称他筑边墙浪费军需。王鏊争辩道：“杨一清为国修边，岂能以功为罪？”刘瑾对兵部尚书刘大夏发怒，将他逮至京城，要以激变罪名判其死刑。王鏊争辩说：“岑猛不过是拖延没去罢了，未叛变怎能说为激变？”
当时，刘瑾权倾朝内外，王鏊起初开诚布公的劝谏刘瑾，刘瑾有时接纳。而焦芳专于阿谀奉承，刘瑾更为专横，士大夫深受其害。王鏊无法挽救，就力求辞官返乡，他三次上疏请辞，才被批准，武宗赐他玺书、马车，有关部门按旧例供应粮食、奴仆。
王鏊家居十六年，廷臣交相荐举，终不肯复出，《明孝宗实录》修成，王鏊因曾参与编修，获赐白金五十两。与门下士祝允明等八人，于怡老园之池亭饮宴，并赋诗唱和。
世宗朱厚熜即位，派行人柯维熊慰问王鏊，并赐羊酒以示优眷，王鏊上疏致谢，并奏献《讲学篇》和《亲政篇》，世宗优诏回报，特荫其一子为中书舍人。世宗又命有关部门慰问王鏊，同年王鏊于家中逝世，享年七十五岁，世宗闻讯后，辍朝一日，赐麻布五十匹，赙米五十石，谕令祭九坛，诏命工部派人前往办丧，追赠太傅，谥号文恪，葬于洞庭东山梁家山之原。
王鏊著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皇明经世文编》辑有《王文恪公文集》，还曾参与编修《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任《孝宗实录》副总裁。并与徐溥等共修《大明会典》，任副总裁。
其所撰《姑苏志》共六十卷，分沿革、疆域、山水、风俗、户口、城池、寺观、古迹、纪事、杂事等，共三十一门，该志采用纲目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该志“繁简得中，考核精当”。
第二十八章 嘉靖七子——宗臣
宗臣，字子相，号方城山人，兴化人，明代文学家，宋代著名抗金名将宗泽后人。由刑部主事调吏部，以病归，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后历吏部稽勋员外郎，杨继盛死，臣赙以金，为严嵩所恶，出为福建参议，以御倭寇功升福建提学副使，卒官。诗文主张复古，与李攀龙等齐名，为“嘉靖七子”之一。
宗臣，性耿介，不附权贵，因作文祭奠杨继盛而得罪严嵩，被贬为福州布政使司左参议。任上，曾率众击退倭寇，迁提学副使。
为后七子之一，他的创作，散文较出色，如《报刘一丈书》，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其文重点描摹了奔走权门的无耻之徒的种种丑态。对他们夤缘钻营、甘言媚词、逢迎拍马的细节，作者刻画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西门记》、《西征记》则描写抗倭斗争，生动真切，指陈时弊，也颇淋漓，都是较好作品。
他的诗歌，开始学习李白，颇以歌行跌宕自喜，表面上也追求超忽飞动，但缺乏李白诗那特有的豪迈气势和充沛感情，故作品给人以拉杂叫嚣之感，并无多少佳作。他的律诗，常有隽句而无完篇。诸如鱼龙残夜笛，风雨急秋砧、秋衣下风露，夕草乱芙蓉、愁边鸿雁中原去，眼底龙蛇畏路多等，尚善于描绘眼前景色，但也有重复雷同的毛病，有人讥议其诗是薜苈芙蓉、蘼芜杨柳，百篇一律。他的绝句较有神韵，如故人杯，青山游子路，匹马向垂杨，回首燕云暮。宗臣诗歌无论歌行今体，内容都较单薄，故创作成就不太高，著作有《宗子相集》15卷。
因年少气盛，对虽“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的腐败朝政深为不满，解考功职，谢病返回兴化。旋即“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宗臣便赴京复职，以谢厚望，旋移吏部文选司，进稽勋员外郎。这时朝政的腐败更为严重；“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权势日张，以至于“诸宗藩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因而“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面对朝政的日益腐败，奸党们的恣意横行，他从不畏于权势，而予针锋相对。所以，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其《宗子相先生诗集序》盛赞其“有刚正不阿之节”、“方先生为稽勋员外郎，为严嵩所恶。”
当他得知被严嵩排挤出京的“后七子”之一，梁有誉病逝的消息后，与王世贞、吴国伦“相与为位，哭泣燕邸中。”杨继盛遭受迫害，含冤而死、宗臣不顾风险，敢冒生死，当场解衣覆尸，为之收殓，慰藉忠魂，此一震惊朝野的大冤狱，受牵连者甚众，连“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也因“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谪江西按察司知事。”宗臣当然也无例外的属于排斥之列了。终被排挤出为福建提学副使。此间，路过南京，游燕子矶，作《游燕子矶记》，并有“燕子矶头石鳞鳞”等诗篇。
宗臣一到任所，广受百姓爱戴，据近人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七册有云：“臣迁福建提学副使时，移郡邑学宫弟子为约八篇，其第六为谈艺篇。”另据王先谦云：“临郡县，敝衣蔬食，屏绝供张，以躬行范诸生，见百姓疾苦，语谆谆不能休。”
宗臣到了福建的第二年，便发生了倭寇犯境之事，当时的情势颇令人发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备倭事略》有云：“倭寇犯境，百姓被杀死者几千人。流离迁徙，所在村落为之一空。迄今数月，其势益横。”更为可恶的是：“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遗嵩，致寇乱益甚。”不仅外敌猖獗，救援客兵亦甚非为。宗臣行军过汀州，戎马倥偬之际，作《滴水岩记》，并作《西征记》，记述客兵在汀州扰民之情景。记云：“是时，汀守徐君使使来问粤兵状，予报以尺牍，其词曰：‘归自建安则有护军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绳之，仅不掠涂，然亦其涂之人徙其鸡犬孥孺而内之他所，故免。足下幸传檄涂居者，毋纵鸡犬不收，毋不能一时去其孥孺以为护军使者忧也。’”又云：“其所经虽少焚劫，然鸡鸭鱼鳖门屏庐灶萧然矣，出瑞遂益大掠。而予间从舆中问父老，父老辄为予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于盗也。’夫当事者走千里召外击贼，岂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发一矢，徒攫金而归也。”
作为护军使者的宗臣，不仅督察左右，日夜绳之，时尚暑气未消，秋阳又炽，客兵惧热，“不日驰而夜驰”，宗臣不辞劳顿，也“与之共驰，与不鸡鸣不停也。”当倭寇初入，来势甚猛，日益迫近，众皆惊惧不安，而宗臣神色自如。他一再告慰大家：“我在不忧贼也。”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他虽是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这时却俨然昂长七尺，顶天立地，雄姿英发，身先士卒。他把自己的卧榻安置在城楼之上，颇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帅风度。他始终与士卒与民丁同吃同住同战斗，生死相关，休戚与共。
在他的《西门记》一文中此事叙述甚详。《西门记》收入陶珽所编《说郛续》被列入禁毁书目，故流传极少。今不妨录其一节，使我们对当时的宗臣其人及对这场战斗情况得以了然大概。记云：“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时，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岛寇直犯闽安，省中人慌急走，而诸大夫日议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门。西门城凡七门，而西门者，芋原、横塘、南台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则悉罢诸所贫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壮。与之约曰：‘昼则家，夜则陴，击拆鸣桡而悬火陴外，不如约者以军法从事。’会明日报寇将至，六门咸闭矣，而城外人数十万大呼祈入，予遂日西门入之。晨起辄坐城上，列健儿数十于门，人诘而入，而牛马鸡豚群群薄吾坐不问也。客有言‘门诚善，独奈何不虞奸人哉？’予曰：‘客休矣，予办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于是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谷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纵乱兵焚之！而壮夫有不肩薪谷而入吾门者，不得入。于是城外薪谷日以万石塞门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万。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钱，盖以多故……当是时，兴泉之寇已南，而镇东者尚屯海上，意扬扬甚也。会督府驰至，则檄兵数千连数十大舟刍要击之，寇轻我，辄驾大舟刍逆我，而我兵奋怒，弩驳乱发，乘风大呼，寇舟刍反出其下，遂大肆擒获，馀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罢诸所守陴之卒与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还署。而父老群然别余，泪下沾衣焉。”这时的宗臣也仅仅才有三十四岁。
宗臣卒于任所，死时，士民皆哭，“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闻宗臣去世的消息后，仿楚辞《九歌》而作《少歌》三章以哀悼。宗臣死后，福建的百姓们便择地而葬，备受爱戴的宗臣之墓矗立在闽赣交界而风景秀美的武夷山上，生前所穿戴的衣冠，由福州而南京，再由南京至兴化，由他的家人和家乡父老在小南门外百花洲上筑墓埋之，所谓衣冠冢也。
小说《水浒传》最初的刻本，就是施耐庵后人交由宗臣刻印的。
第二十九章 七子之首——李梦阳
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汉族，祖籍河南扶沟，善工书法，得颜真卿笔法，精于古文词。明代中期文学家，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复古，《自书诗》师法颜真卿，结体方整严谨，不拘泥规矩法度，学卷气浓厚。李梦阳所倡导的文坛“复古”运动盛行了一个世纪，后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所替代。
李梦阳，出生于甘肃庆阳，自幼家贫，10岁时举家随父还归故里，故《登科录》直书李梦阳为河南扶沟人。其父时任封丘周王府教授，颇受温和王信赖，李梦阳也深得器重，“入饱出嬉”，学业长进。
李梦阳登癸丑科乡试解元，登甲寅科进士。初授户部主事时，即对当时外戚建昌侯侯张延龄怙宠横甚，人莫敢问的嚣张气焰深恶痛绝。他不畏权势，直言上书，写了有名的《应诏指陈疏》，直陈时弊的“二病、三害、六渐”，大胆地揭发了寿宁侯“招纳无赖，网利贼民、夺人田土，拆人房屋，虏人子女，要截商货，占种盐课，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等罪行，因此引来杀身之祸。寿宁侯怀着对他的刻骨仇恨，于帝前对其百般陷害，将其解职问罪，严刑拷打，诸贵戚亦并急欲杀害李梦阳而后快，后因皇帝不许，李梦阳才得官复原职。
李梦阳进郎中，时明武宗初立，宦官刘瑾等“八虎”使皇帝万机渐废，诸大臣上书皆不能上达，他又毅然为户部尚书韩文写疏揭发刘瑾，几成杀身之罪。刘瑾假传旨贬李梦阳为山西布政司经历，并勒令其退职回家，后刘瑾又罗织罪名，使李梦阳入狱，多亏康海力求，才使李梦阳免死。
刘瑾被诛，李梦阳被平反，官复原职，升为江西按司提学副使，后又因其得罪人太多，最后以李梦阳“欺压同列、挟制上官”之罪让其居家住闲。宁王朱宸濠谋反被诛，原衔恨之人趁机揭发李梦阳是其同党，又将李梦阳逮捕入狱，多亏大学士杨廷和、刑部尚书林俊等人上书力陈李梦阳无罪，才使他得以获释。
嘉靖帝即位后，诸大臣虽对李梦阳相继屡荐，终因几十年风雨的世宦生涯，使李梦阳看透了世间之险恶，竟不为官。他治园池，招宾客，饮酒著述，名驰海内，李梦阳卒，时年五十八岁。隆庆初年，谥景文。
第三十章 后七之首——李攀龙
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济南府历城人，明代著名文学家。继“前七子”之后，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主盟文坛二十余年，其影响及于清初，长于七言近体，但后人也批评他的诗歌为“瞎唐诗”。
李攀龙，其父李宝去世后因李攀龙赠中宪大夫、顺德知府。攀龙九岁而孤，家无余赀，赖母张氏纺织度日，十八岁入县学为诸生，廪于郡庠。与尚在髫年的殷士儋、许邦才约为知交。攀龙自幼性情疏放，不耐当时书塾中讲授的经训内容和八股文，人目为狂生。
攀龙取山东乡试第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此后，历顺天乡试同考官、刑部广东司主事、刑部员外郎、刑部山西司郎中，官凡三迁，辗转郎署，官职闲散。此间，攀龙与王世贞、谢榛、宗臣、吴国伦、梁有誉、徐中行等诗酒唱和，旨趣一致，遂结为诗社。其论诗主张，与“前七子”相倡和，形成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史称“后七子”。他们的文学主张的基本内容，即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继“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为彻底改变“台阁体”统治文坛的局面而斗争。李攀龙集中的拟古乐府，是其文学主张的具体实践。
李攀龙出守顺德，为顺德知府，三年任期中，政绩卓著，做了一些既有利于巩固明王朝统治而又给百姓带来一定利益的事。如请蠲民税，减轻百姓负担；政刑宽简，民无冤情；增设驿站，减轻人民劳役负担等。其间诗文创作，也取得一定成就，无论赠答抒怀，还是描山摹水，或是关心时政之作，都各具特色。《登黄榆、马陵诸山是太行绝顶处四首》《春兴》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李攀龙被提升为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到任不久，难以忍受陕西巡抚殷学挟势倨傲的作风，以母老归养为由，上疏乞归，旨未下即拂衣辞官。在职虽不满一年，李攀龙足迹却遍及区内，在视察府州县学的同时，也游览了各地的名山胜迹。《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是这一时期的最佳诗作。
由陕归来，李攀龙在家乡筑白雪楼，隐居高卧，杜门谢客，不与权贵往来，一些达官显贵以其接见为荣，学人士子更以其品评来衡定自己的身价。因此“闻望茂著，自时厥后，操海内文柄垂二十年”。这一时期是李攀龙诗文创作的重要时期，所写诗文，殆占《沧溟集》之太半，因而其诗文最初结集曾名为《白雪楼集》。此间，诗歌以吟咏故乡湖光山色之作成就最高，《与转运诸公登华不注绝顶》《青萝馆二首》《抄秋同右史南山眺望》《酬张转运龙洞之作》以及《挽王中丞八首》等，是其代表性作品。
李攀龙起复，出任浙江按察司副使，诏拜河南按察使。在浙江，诗人曾写诗赞美以“戚家军”为主体的抗倭将士，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之情。在河南任职仅四个月，老母病故，诗人扶柩归里，本来病弱，加上持丧哀痛过甚，攀龙遂卧病不起，暴疾而卒，终年五十八岁，葬历城城郊“牛山之原”，后移药山之麓。
第三十一章 抗倭将军——李遂
李遂，字邦良，丰城段潭人。弱冠之年，跟从欧阳德学习，考取进士，授官行人，历刑部郎中，时锦衣卫送来强盗十三人，李遂只用一人抵罪，其他的都被他分辨释放。确立新太子时，皇上大赦天下，李遂请求将“大礼”大案诸臣都列在赦令中，尚书聂贤恐惧不敢，于是和同官一起向都御史王廷相求问，王廷相听凭他们这样做，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议者赞美他。不久他调到礼部，因忤逆尚书夏言，事情遭到弹劾而下诏狱，被贬任湖州同知。
李遂三迁衢州知府，注重风化治理，闲暇时喜欢招友讲学。处州民饥，李遂聚集众人入境采矿，与推官李文进轻骑直逼矿山，饥民焚寨而逃，封矿而归。章圣皇后灵柩南运，风传取道常山，指令衢州备车轿迎送。遂三次上书谓梓宫无由取道衢州。上司震怒掷书于地，催逼急如星火，遂不动声色，后果如所料。浙中各郡县为此敛财物役百姓，怨声四起，唯独衢州上下安然。治衢任内，盗贼敛迹，财赋充裕，百姓感戴。后提升为苏、松兵备副使，又逐渐升职为广东按察使，在位期间释放囚徒八百多人。进官山东右布政使。江洋多盗贼，于是迁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军政严明，盗不敢发。
俺答侵犯京师，召李遂督苏州军饷，他没有向皇上谢恩，就请求关防验符用新的官衔，世宗皇帝恼怒，削去他的官籍。倭寇侵扰江北，朝廷讨论说因督漕都御史兼理巡抚，没有时间对付敌寇，请求特别设置巡抚，于是命李遂用原官身份巡抚凤阳四府。当时淮、扬三次遭受倭寇侵掠，这一年又发大水，而且天天役使人民拉大木运送到京师。李遂请求增加粮饷增加兵士，抚恤黎民节省开支，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战、守作打算。
倭寇舰船数百艘犯海门，为了防止倭寇由泰州逼长天、凤阳、泗州，进犯明皇室寝陵，又为了防止倭寇由黄桥逼瓜洲、仪征，进犯南京，梗塞粮道，李遂设计逼使倭寇由富安沿海窜至庙湾，使之陷于绝地而歼之。于是，命副使刘景韶、游击丘升扼守如阜，而亲自驰兵泰州，当其要冲。乘势而来的倭寇见如阜有备，立即转攻泰州。李遂急命刘景韶、丘升出击，连战丁堰、海安、通州皆捷。
倭寇只得沿海北上，李遂喜曰：“贼无能为矣！”遂令刘景韶、丘升尾追倭寇，将其驱赶至庙湾。李遂又虑倭寇窜入淮安，星夜驰入淮安城。不久，倭寇果至，李遂督参将曹克新御之于姚家荡。此时，右通政唐顺之闻倭寇犯江北，急令总兵官卢镗拒敌于崇明，自率副总兵刘显驰援李遂，与李遂一同大败倭寇于姚家荡，倭寇退至庙湾立寨固守。与此同时，刘景韶亦大败倭寇于印庄，追至新河口，焚斩甚众。接着也会兵庙湾，庙湾之敌负隅顽抗，李遂主张列围而困之，唐顺之以为非计，率兵逼近敌寨以火攻之，不能克。
此时，拒敌崇明的卢镗连连告急，唐顺之只得回援崇明，李遂围困倭寇于庙湾一月有余，乃令刘景韶塞堑攻寨，火焚其舟。倭寇乘雨夜逃遁。李遂追敌至虫段子港，斩杀甚众。唐顺之回师崇明，督卢镗、刘显进击倭巢，一再失利。正值盛暑，唐顺之居舟两月，辛劳染疾，返回太仓。崇明倭寇乘机流窜江北，欲犯扬州。刘景韶连战连胜，围之于刘庄，会刘显来援，李遂传命诸军尽归刘显指挥，攻破其巢，追至白驹场，全歼倭寇。于是江北倭患悉平。
不久，在江东代替张鏊任尚书。江北池河营的士兵因为千户吴钦革除他们的帮丁，就殴打吴钦并将他缚在竿子上。帮丁是操练防守士兵的每人给一丁兵饷，以资往来费用。李遂已被召封为兵部左侍郎，因言官推荐而提升为南京参赞尚书，由他来镇压安抚。营卒被妖僧绣头所惑，又散布流言。李遂将绣头捕住杀掉，再三向队伍申严纪律，书写军士的姓名籍贯，年龄相貌，系牌腰间，军士才止息。因多次督兵抗倭，屡立战功，迁南京兵部右侍郎，未几，进南京兵部尚书。
衢州父老感思德政，于城北李遂原讲学处塑李遂铜像，重约2000斤，并建李公遗爱祠，祠及碑均列入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遂，博学多智，长于用兵，但也善于逢迎，皇帝准备重新建造三殿，李遂奏说五河县泗水中涌现大杉一棵，这是川泽效灵，为助圣主鼎新革故，皇帝大喜。李遂又进献白兔，皇帝为此派遣官员告于宗庙，从此皇帝更加宠爱李遂。以老致仕，辞官归隐，卒年六十三，赠太子太保，谥号襄敏，著作有《督抚经略疏》等。
第三十二章 《群玉楼集》——李默
李默，字时言，一字古冲，福建瓯宁人。官至吏部尚书，他不附严嵩，被赵文华冤害。
李默，为人博雅有才辨，以气自豪，有《群玉楼集》八卷、《建宁人物传》及《孤树裒谈》传世。登辛巳科杨维聪榜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调任户部主事。后升兵部员外郎，奉命前往大同，协同驻军部署防务。
李默被任为考核武会试的考官之一，试毕，赴兵部宴，兵部尚书王宪态度傲慢，轻视僚属，不以宾礼相待。李默对此不满，当面指责王宪不明礼节，为此而遭到贬谪。先后调任宁国府同知、广东按察使属下检事、云南提学副使、浙江左布政使等职。因历任政绩卓著，遂又升任太常寺卿，掌南京国子监事。博士等官得选科道，自李默发之。任礼部侍郎时，奉旨撰《庚戌进士题名记》，又历吏部左、右侍郎。
俺答汗出兵侵犯掠夺中原一带，京都告急。李默奉命守正阳门，他率兵五千，发动百姓，军民合力昼夜巡视，防卫甚为周备，敌递退却。不久，李默被升为吏部尚书。自正德初年以后，吏部无侍郎拜尚书者，李默为尚书，出于皇帝特别任命，盖为异数。
严嵩柄政，擅权专横，李默事持己意，不为阿顺，严嵩由此怀恨李默。李默推荐张臬为辽东巡抚，张臬不与严嵩一伙同流合污，亦被严嵩等所怀恨。同时，仇鸾有托于李默推荐己亲被拒绝，于是严嵩、仇鸾相勾结，以谗言诬奏李默“偏执用人”。皇帝宠信严嵩，遂罢李默官职。
后仇鸾因讳败冒功罪被革职，世宗御批复用李默为吏部尚书，入直西苑，并赐御书褒以“忠好”二字，特许他骑马出入宫门。不久，进太子少保，又命兼翰林院学士。因此，朝中奸佞更加妒恨他。有同僚劝李默要明哲保身，李默慨然说：“吾备位公卿，年几六十尚复何求。”坚决抵制严嵩一伙推荐的官吏，并告戒部属不与严嵩一伙交往。
时工部侍郎赵文华企图充任大司马，求李默引荐被拒绝。于是，赵文华勾结严嵩，伺机构陷李默。赵文华因东南倭事受到世宗斥责，他知世宗好告讦，即以李默发策试选人，中有“汉武征四夷，而海内虚耗，唐宗攻淮蔡，而晚业不终”一语，上疏弹劾李默诽谤朝廷以及用人不当等罪名，世宗听信谗言，大怒，被罢坐狱，竟死狱中。
第三十三章 《日下旧闻》——李时
李时，字宗易，号序菴，北直隶任丘人。正德中，历侍读、右谕德。世宗嗣位，迁侍读学士，擢礼部右侍郎，加太子太保，后屡加至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素宽平，无大匡救，而议论恒本忠厚，廷论咸以时为贤，卒于官，赠太傅，谥文康。有《南城召对录》、《日下旧闻》、《列卿记》。
李时，父亲李蓕，进士出身，做过莱州知府，李时中进士后，改选庶吉士，授职编修。正德年间，曾任侍读、右谕德。世宗即位后，充任讲官，不久升为侍读学士。
世宗确定尊崇父母的“大礼”以后，意气慷慨，产生了藐视古人的意思，想要裁定古代的典籍，完成本朝制礼作乐的事业。张孚敬、夏言掌权时，都喜欢改这改那，世宗一朝所制定的各种典礼，都是别人开的头，而由李时牵强附会地完成的。有时大臣们的讨论意见不一，李时大都摆出两头的观点，等待世宗自己来加以选择，始终没有大的争议。
所以世宗喜欢他为人的恭敬、和顺，各地送上什么吉祥之物来，李时都上书请进行祝贺，世宗如果谦让，李时一定会再一次请求，所以世宗更认为李时忠心，赐给他的银章上刻“忠敏安慎”四个字，让他密封上书谈论军国大事。时间长了，他把银章搞丢了，赶忙上书求罪，世宗又赐给他一枚。
京城四郊的祭坛建成，李时被加官太子太保。雷电震坏了午门，彗星出现在东边的井宿，李时上书请敕令大臣们修身反省，并传令谏官上书陈述政治上，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措施。世宗认为提这些建议应该是给事中、御史的专门职责，放下他的建议未予实施。光禄寺的厨工王福、锦衣卫千户陈升请把显陵迁往天寿山，李时等人极力说不行，巡检徐震奏请在安陆另建一个京师，李时等驳斥说这样做不合祖制规定，于是朝廷决定把安陆所在的州改为承天府。
桂萼去世，世宗任命李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要大事，当时张孚敬已被免除职务，翟銮一个人为辅臣。李时在他后面进来，因为宫保官位尊贵一些，位置反而在他上边，好在两个人都谦虚下人，在一起倒也没矛盾。世宗到无逸殿，召李时进来坐着讲解《无逸篇》，翟銮讲解《豳风·七月》诗，武定侯郭勋及九卿、翰林都进来奉陪。讲完之后，世宗退回到豳风亭赐他们一桌酒宴，从此以后，几次召他，向他询问政事。
孚敬回到内阁中来，事事都一个人做主，李时也不敢有什么评论，没多久，方献夫也进来了，与李时也能合得来。彗星又一次出现，世宗召见李时等人，教导他们要引咎、修身、反省，又随便说到人才缺少。李时回来后上书讲了实现安定局面、爱惜人才和慎重刑罚三件事，很有些话提到了因为“大礼”之争，而吃官司被罢黜的大臣们。世宗以赞扬的口吻做了批复，但最终还是没有采用他的意见，给事中魏良弼、御史冯恩先后弹劾吏部尚书鋐宏，触怒了世宗，李时都替他们上书解救。
孚敬又一次返回到内阁里来，翟銮回家守丧去了，献夫退休了，李时跟随在孚敬后边，只能是拱手说“好好”就是了，因此孚敬还容得下他。孚敬退休后，费宏又一次入阁，不久就死了，李时于是独自一个做辅臣。平时对人就宽厚、和易，到这时越发以清静主持大局，世宗也经常传他到便殿里谈话，亲切地向他咨询政事。李时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补救，但是议论总是以忠厚为根本，朝中大臣也都认为他是个好人。
客星在天蒬旁出现，世宗问会发生什么事，他回答说：“事应的说法起自汉朝的京房，未必都与事实相符，全靠皇上修养自己的品德来消除为宜。”世宗听后予以称赞。后来他陪同世宗去晋见皇陵，经过沙河时，世宗看到附近村庄破烂不堪，居民很少，神色暗淡地说“：七座皇陵在这里，应该加以守护。”李时回答说：“过去丘曾建议，京城应该设立四处屏障，以临清为南屏，昌平为北屏，蓟州、保定为东、西屏，各驻兵一二万。现在如果在昌平增设一个总兵官，往南可以保卫京城，往北可以守护皇陵。”世宗于是下发大臣们讨论，决定在沙河修筑巩华城，置兵防守。
李时前后被加官为少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当时夏言入阁，李时不与他对抗，事事都推让给夏言做主，夏言也能容得下他。世宗对待李时不如孚敬、夏言那么宠信，然而也很少指责、欺辱他，对他的信任始终没有减少，这是孚敬、夏言也无法相比的。李时在任上去世，世宗赠太傅，谥文康。
第三十四章 历镇贵广——李旻
李旻，凤阳府定远县人，明朝中期勋臣、将领，茂国公李彬曾孙、丰国公李贤之孙。袭封丰城侯，镇贵州时，擒获思南、石阡等地流贼，又平武定诸蛮有功，加太子太傅。累官提督十二团营兼五军营操练，去世，追谥“武襄”。
李旻，是明初名将、第一代丰城侯李彬的曾孙，也是第二代丰城侯李贤的孙子、第三代丰城侯李勇的庶子，李勇死后，由嫡子李玺袭爵，李玺死后无子，故而由身为庶兄的李旻，借袭丰城侯爵位，岁禄为一千石，任命为十二团营中敢勇营的坐营管操。
李旻出任贵州总兵官，在任内，他擒获思南、石阡等地的流贼，又讨平武定等少数民族起事有功，被加为太子太傅。世宗嘉靖初年，出任湖广总兵官，他在湖广威惠并著，使地方安谧，又改任两广总兵官。
武定侯郭勋总领京营，获罪免职，世宗因为李旻身处远镇两广，且在朝中没有同党，故而急召他入朝，升任提督十二团营兼五军营操练，不久后因事被罢免。李旻因病辞官，带俸于中军都督府，逝世，世宗按例赐李旻祭葬，追赐谥号“武襄”。
第三十七章 翰林学士——黄绾
黄绾，字宗贤、叔贤，号久庵、石龙，浙江省黄岩县洞黄人，黄孔昭之孙，祖籍福建莆田黄巷，唐朝桂州刺史开国公黄岸公之裔。父黄俌卒后，受母命承祖荫，少时求教于谢铎，刻苦治学，卓有所得，后承祖荫官后军都督府都事。
黄绾经友人引荐，结识王守仁，订终生共学之盟，任后军都督府都事。与闽南十才子、户部主事郑善夫结为知友。不久因病归家，迁址江北新宅，于紫霄山樊川书院旧址办石龙书院，研究王守仁哲学，为捍卫“王学”，经常与人辩论，王守仁说：“吾党之良，莫有及者。”
嘉靖初年，连上二疏，赞同“议礼”，又与桂萼、张璁、黄宗明联名上疏争大礼。何渊要嘉靖帝父母入太庙，被黄绾、黄宗明斥为荒谬，帝不悦，将黄绾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黄称病辞官。帝念“议礼”之功，授黄绾光禄寺少卿，升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参与编修肯定“议礼”的《明伦大典》，升詹事锦衣佥事，南京礼部右侍郎。
王守仁率军平息广西田州八寨少数民族起义，殁于归途，遭桂萼诬陷，黄绾2次上疏辨冤，表示“今萼毁师，臣不敢阿友以背师。”将女嫁王之子王正亿，携至南京。
郎中邹守益敢于直谏，得罪权臣，称病归去，吏部尚书汪熔弹劾黄绾与邹结党，调京降级。次年，山西大同兵变，黄绾力主安抚，受命急赴大同，逮首恶数十人，树木栅，设保甲，创社学，民心安定，还京增俸一级。安南内乱，帝命黄绾为正使安抚，黄恐惧此行不测，称病不赴。次年，因奏请为父母谥赠，受帝怒责，降为礼部侍郎。
黄绾，以年老辞官归家，在石龙书院研究中国哲学，传播阳明心学，著书立说，终年75岁。著有《明道编》12卷、《石龙集》30卷、《久庵文选》16卷、《庙制考义》2卷，以及《中庸古今注》、《思古堂笔记》、《石龙奏议》、《云中疏稿》，还有易经、诗经等著作。
黄绾是王守仁的好友和最早的入室弟子之一，一生笃信和践行王学，阳明殁后，黄绾上疏表阳明四大功无人能及，王学三大要旨皆本先民之言，出自孔孟之论。黄绾还收留阳明先生遗孤正亿并抚养成人，且嫁女于正亿，可见黄绾对阳明先生之尊敬，和对王学之推崇至极。
第三十五章 《兰汀存稿》——梁有誉
梁有誉，字公实，明代文学家，广东顺德人，授刑部主事，故世称“梁比部”。因其为诸生时于欧大任、黎民表、吴旦、李时行同师事香山黄佐，结社南园，故被列为“南园后五先生”。学者称其为兰汀先生，后得寒病而卒，年仅36岁，有《兰汀存稿》八卷存世。
梁有誉，师从黄佐，与同窗好友黎民表、欧桢伯等人相与唱和，号称“南园后五子”。中进士，同榜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等，初授刑部主事，在北京时与诗人李攀龙、王世贞、谢桢、宗臣、徐中行、吴国伦共结诗社，史称‘后七子’。因思亲称病归里，闭门读书，即使有大吏至，亦辞不见。在南海时与黎民表相约游罗浮，受海上大风吹袭得疾，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
明朝中期，君昏臣贪，宦官恶吏横行，赋役繁重，国运衰落，中原诗坛也日渐凋敝，而南粤却诗人词客辈出，嘉靖、隆庆年间又有五位诗人脱颖而出，他们被称为“南园后五子”，分别是欧大任、梁有誉、吴旦、黎民表和李时行，其中三位是佛山人。他们追慕“前五子”的遗风，再度在南园结社吟诗，重振南国诗坛。
梁有誉，轻财好客，交游广泛，当时许多著名的文化名人，都以与他交往为荣，他的一生游历的地方很多，先后在北京、江西、福建、广东、贵州、河南等地任职，足迹踏遍半个中国，所到之处，他总是不忘踏访当地名胜古迹，且喜欢“彩毫随处纪名山”。广东宋皇城遗址、冼夫人庙、肇庆七星岩，江西滕王阁、庐山，贵州奢香驿、赤水河，福建福州开元寺等地都留有他的诗作和题刻，如今这些名篇佳作已成为当地宝贵的文化财富。
梁有誉长期漂泊在外，乡情十分浓郁，客居他乡，他常常乡愁顿起，晚年回到家乡后于北门外建一小园，取名“北园”，一边种菜，一边讲学著书，生活淡泊，常用菜羹竹脯待客，而声名籍盛。崇拜者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从梁有誉的大量诗文作品中，可以发掘其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以及其高尚的思想品格。
也许因为已步入沉稳中年的缘故，他们的诗歌也显得更加成熟和稳健。梁有誉的近体诗，婉约清新，继承了岭南诗派的现实主义传统，如《北山访梁思伯诸子不遇》：“竹坞无尘日已曛，数声啼鸟隔花闻。平芜一望凉风起，吹落江城万树云。”其诗内容虽不深广，但尚能做到婉丽多讽，他的一些咏史诗寄寓着对时世的感慨。如《汉宫词》实是讽刺嘉靖帝为了炼出延年金丹，而大肆搜罗少女的荒唐行为，他的一些与朋友赠答诗，也潜藏着对当时政局的忧虑。《喜归述怀留别李于鳞徐子与宗子相王元美四子一百韵》较详细地描述了“疮痍未苏息，戈甲转绵延”的外患内忧现实，令人怵目惊心。
此外，他的大量咏怀诗，既倾吐了对古往今来未展其才的志士的同情，又表现出自己洁身自好、耿介绝俗的情怀，也有一定意义。其诗的基调是深情婉约，如怨如慕，词采虽然华美，但并不过分秾艳。造词俪事，尚属新警。但其诗总的看来，笔力稍嫌纤弱，波澜不足，深沉不够，著作有《兰汀存稿》8卷，又名《比部集》。
南园诗社，重修的具体时间，根据梁有誉文章中的描述，“……修复粤山旧社，召邀故人，相与发愤千古之事。作《咏怀》十五，诗社中人自以为不及矣。”梁有誉文章中所谓的“粤山旧社”，就是南园诗社，和“南园前五子”结社时的年少相比，“南园后五子”此时普遍已经接近不惑之年。
不过，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彼此相熟，因为他们都是当年知名的大学者黄佐的学生，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到黄佐雄直、恣肆诗风的影响，在当时浓厚的拟古氛围中，能够或多或少地摆脱了“文必秦汉，诗为盛唐”的陋习，比较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南园前五先生开创的诗风。
第三十六章 内阁首辅——梁储
梁储，字叔厚，号厚斋、郁洲居士，广东广州府顺德人，明代大臣、文学家。进太子侍讲、翰林学士，参撰《明会典》，迁吏部右侍郎，奉命出使安南，迁吏部尚书，参撰《明孝宗实录》，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迁华盖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出任内阁首辅，授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刚正不阿，在奸臣得道的局势下，力抗邪风，坚决不与宦官勾结，他心系百姓，不忍百姓赋税重压，敢于为他们说话，他敢于进谏，关心国家社稷，巧妙辅政，减少朝政危机。
梁储，自幼才思敏捷，《五山志林》中记述有幼时已显示聪慧的事情：梁储六岁时，一天不小心扑倒在地，父亲扶起他说：“跌倒小书生。”梁储应声道：“扶起大学士。”七岁时，父亲曾经出上联让几个儿子试对：“晚浴池塘，涌动一天星斗。”梁储稍加思索后对道：“早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梁储后慕名到新会，师从于思想家陈献章，自此，梁储的学业大为精进。
梁储在仕途初期，只是担任经籍、图典的编撰工作，孝宗时期政治清明，人才任用也比较公正，梁储在此期间受到重用，从而不断升迁。
武宗时期，君主昏庸，政局混乱，而梁储持正不挠，有匡弼之功，武宗狎弄佞幸，先后宠用刘瑾、钱宁、江彬等几伙蟊贼，废弃纪纲法度，加强盘剥，大量驱斥和杀戮忠耿善良的臣民，导致民不聊生，动乱四起。在正德朝梁储“乃能岳岳怀方，弥缝匡救”，直言敢谏、不畏权势、刚正不阿。
兵部尚书彭泽讨贼有功，却反得罪，“以土鲁番事，本兵预置之死。”梁储力辩彭泽是被诬蔑的，导致当时的权奸也将梁储视为眼中钉。梁储直言说“有功不禄而复得罪，非社稷之福也。……遑恤其它后泽。”由此，彭泽幸而未被免官。彭泽任真定知府，当时太监仗权势，扰乱政令，“阉人数挠禁，泽治一棺于厅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逞。”彭泽以死捍卫，宦官才有所收敛。
世宗即位，彭泽担任兵部尚书，整肃部务。“部事积坏久，泽核功罪，杜干请，兵政一新。”彭泽死后，总制尚书唐龙上言：“泽孝友廉直，先后讨平群盗，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间，俾掌邦政，泽孜孜奉国，复为谗言构罢。今殁已五年，所遗二妾，衣食不给。请核泽往劳，复官加恤，以作忠臣之气。”未被采纳，直到隆庆初才得以实现，“复官，谥襄毅”。面对功臣被诬，梁储选择的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直面良心，有功之臣自当奖赏，反之则无法服众，士气也将受打击。彭泽这位大臣，先后讨平群盗，在以后朝政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若是当时没有梁储的力辩，被免官的话，那将是朝廷的重大损失。
正德帝不体恤民之苦，恣意挥霍，嫌原有宫室不足供其享乐，便降旨重修乾清宫、坤宁宫，大兴土木，后又建造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加紧搜刮。梁储恳切规谏，上《请停工疏》“分投前去各处采取大木，烧造砖瓦，但时值民穷财尽之时，猝难办集，非惟工部以为忧，臣等皆切忧之，恨无方，略以佐经费，今大工，若将前项不急之工一并整理，则合用钱粮将何取给。取之官，则官无蓄积，取之民则民已经困敝。”劝正德皇帝节民力、固国本，但正德皇帝却当作耳边风，未采纳。
正德时期，宦官专权，梁储却从不与之为伍，武宗把政事交给陪伴他的八个宦官刘瑾、魏彬、马永成、谷大用等，时人称其为“八党”、“八虎”。由于受到正德帝的宠信纵容，他们骄横跋扈，刘瑾借机招权纳贿、打击异己、把持朝政，朝中大臣们都有所畏忌。有的人是阿谀逢迎，与宦官狼狈为奸，有的人则是宁愿丢乌纱也不依附阉党。梁储担任吏部尚书，是吏部的最高长官，职掌全国官吏的任免考选，刘瑾想拉拢梁储为其党羽，可梁储坚决不依附刘瑾之流，不屈从于权幸。刘瑾便恼羞成怒，对《明会典》吹毛求疵，摘录其中的小缺点，进行非难、诋毁，梁储便被降职为右侍郎。《孝宗实录》撰写完成之后，恢复原职。“瑾憾不已，传旨改南京吏部。”直到刘瑾被诛灭后，梁储才被武宗召回京，官复吏部尚书原职，并且加封为文渊阁大学士。
由于武宗喜好游乐，他身边的佞幸之人常引诱他四处巡游，其中钱宁和江彬是两个典型的人物。武宗本就喜好武事，江彬谈兵于帝前，深得武宗宠爱，引诱正德帝微行、后又怂恿巡幸宣府、南巡，所到之处任意索取，使得沿途官员疲于接待，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扰害。许多大臣们都谏阻，但是引发龙颜大怒，许多官员被狠狠廷杖，梁储在此事中亦多次犯颜直谏，请回銮，皇帝置若罔闻，但并未加罪于他，因为朝中政局还得倚重梁储、杨廷和、蒋冕等大臣。
正德帝听从宠幸的游说幸南海子观猎，梁储与廷臣谏言，正德帝接纳，微服从数十骑幸昌平。第二天，梁储、蒋冕才发觉，追到沙河还是赶不上，只好上疏请回銮。正德帝幸宣府，然后在应州遇到贼寇，险些丧命，梁储等甚为忧惧，急催请回銮，但是上了十余章奏疏，正德帝仍然不为所动，岁除竟然还驻宣府。一个皇帝成日游玩，不理政事，面对这样的状况，梁储担心自己不能胜任首辅的职责，屡请杨廷和还朝，杨廷和还朝以后，梁储于是礼让而位居廷和之下，不计较官位之高低。
正德帝听从江彬谗言，想遍游塞上，于是借口边关危紧，命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师前往，但是阁臣们都不赞同。梁储、毛纪泣谏，百官也哭谏，可正德帝就是要一意孤行。不久毛纪也称病不上朝。“储独廷争累日，帝竟不听。”后来，正德帝又“以‘大将军寿’肃清边境，令加封‘镇国公’。”梁储、毛纪上疏道：“公虽贵，人臣耳，陛下承祖宗业，为天下君，奈何谬自贬损。既封国公，则将授以诰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灵亦肯如陛下贬损否？况铁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寿福无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辞。名既不正，言自不顺。臣等断不敢阿意苟从，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祸也。”说得入情入理，可是正德帝置若罔闻，巡幸宣府、大同，直到延绥，梁储等上疏十余章，正德帝都置之不理。
朱宸濠见武宗整日游嬉，朝政荒废，认为有机可趁，与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加紧密谋，不轨事迹败露，遂决定叛乱，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集兵号称10万。面对宁王宸濠的造反，正德帝却想借此事显示天子威仪，顺便再到江南取乐，便下旨御驾亲征，命阁臣草敕，大学士杨廷和、蒋冕皆引疾，正德帝便叫梁储草敕，梁储深知其真实意图，不肯奉命，还力劝皇帝取消亲征。正德帝虽然大为恼火，却也知道梁储的忠诚之意，只好掷剑悻悻而去，如此逆龙鳞，确实是大大的不敬，可是面对武宗如此荒唐的行为，也只好冒死进言，敢于剑下冒死进言，确实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由此可见梁储刚正的性格。梁储虽然曾经是武宗的老师，可武宗的荒唐是众所周知，不会顾念往日的师长之情。
宗室秦王贿赂武宗的近侍江彬、钱宁、张忠等，请赐关中闲地作牧场，武宗不顾群臣反对，轻率允诺，并命令阁臣起草赐地文书。杨廷和与另一宰辅蒋冕称病不上朝，武宗非常生气，一再催促，梁储知道逃避拖延并非良策，便改变进谏方式，亲自起草敕文，巧妙地把太祖的有关禁令和秦王索地的心计和盘托出：“大学士杨公当草制，念曰，若草制恐贻后悔，不草又恐忤旨，遂引疾。……大学士蒋公亦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与事君。上震怒，内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曰，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今日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广且饶，藩封得之多畜士马，富饶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宗社今王请祈恳笃，朕念亲亲其升地于王，王得地宜谨，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马，毋听狂人劝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念全亲亲不可得也。王慎之，毋忽。’”武宗看罢，吃惊地说：“原来后果会这么严重！”终于收回成命。若大臣们都引疾回避此事，武宗也不会甘自罢休的，梁储深知武宗轻率的性格，再利用曾为帝师的身份，巧妙劝谏，让武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此才不至于酿成大祸。
武宗荒淫无嗣，孝宗亦无他皇子在者，皇太后命大臣议所当立者，杨廷和举《皇明祖训》，主张立兴献王长子，得到了阁臣梁储、蒋冕的赞同。但迎兴世子应由内阁一人，与中贵勋戚偕礼官前往，杨廷和作为首辅须留在朝中主持大局，杨廷和内心想留下蒋冕，帮忙处理朝中政务而让梁储去迎接新君，却担心梁储因年老不愿意前去，于是假装担心梁储年迈的身体状况，阻止其前往，而梁储说：“事孰有大于此者，敢以惫辞！”遂与定国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陆邸，此君便是嘉靖皇帝。
梁储辞官还乡，逝世时享年七十七岁，嘉靖帝念梁储是前朝重臣，特赠太师，谥文康。原配冯氏诰封恭人，累赠一品夫人，生子五人，子孙建祠于广城长塘街，题曰：文康公祠。为人醇谨谦厚，有功不垮，闻谤不辨，为官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