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宁王之乱——朱宸濠
朱宸濠，号畏天，江西省南昌府南昌县人，明朝宗室，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宁王朱权第四代继承人，宁康王朱觐钧庶子。生于上高王府，初封上高郡王，袭封宁王。贿赂近臣刘瑾、钱宁、伶人臧贤等人，恢复宁王护卫，畜养亡命之徒，强夺官民，劫掠商贾，密谋起兵。企图以子入嗣明武宗，谋夺皇位，太监张忠、御史萧淮等告发后，明武宗收缴护卫，勒令还田。
宁王朱宸濠起兵十万造反，杀死江西巡抚孙燧、江西按察副使许逵，以李士实、刘养正为丞相，以王纶为兵部尚书，发檄各地，指斥朝廷，略九江、破南康、出江西、占安庆，终为赣南巡抚王守仁所俘，押送南京，废为庶人，论罪伏诛，封国废除。
宸濠之乱，又称宁王之乱，指由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的叛乱，波及江西北部及南直隶西南一带，最后由赣南巡抚王守仁平定。
朱宸濠，为宁王的第四代继承人，从正德统治时期的初年起，就对皇位怀有野心，尽管最初他想靠奸诈而不是靠武力得到它。第一代宁王，因为他以优秀的野战指挥官而闻名，得到了大宁的封地，这是北京以北草原地带的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前哨基地。但是在靖难之役这场内战中，他被永乐帝迁移到了北京，永乐帝怀疑这位亲王对他的事业的忠诚，把原来的封地赐给了三个蒙古王。天顺统治时期，第三代宁王，牵连进一桩谋反案以后，被褫夺了维持一支卫队的权利，而且后来再也没有恢复。
朱宸濠不是一个军人，据传他有几分文学才能，也作为文艺爱好者和追求享乐的人而闻名。但是，他奸诈而有野心，他逐步拟定了策略，直到最后，他依靠的也是诡计和阴谋，而不是军事力量。然而他很需要某种军事支持，所以他首先努力设法恢复他的王府卫队。他派了他府里的一个太监带着给刘瑾的巨额私礼到北京，太监转送了礼物，转达了宁王的要求。宁王希望有卫队，并有维持给他恢复了的卫队的收入，刘瑾同意了，尽管兵部反对，宁王的卫队还是恢复了，但可惜的是刘瑾伏诛的前一日，卫队又被取消。
宁王不怕受挫折，他又一次争取，这次他是通过兵部尚书陆完，宁王第一次见到陆完是在几年以前，当时陆是江西的提刑按察使，已经成为他的庇护人和支持者。现在他需要支持，他向陆完提出同样的要求，陆完答应去办，但这事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大学士费宏拒绝起草，也就是说拒绝批准这道命令，他了解宁王要干什么，但是宁王这时已经得到许多皇帝亲信的协助：钱宁、皇帝喜欢的乐师藏贤，以及皇帝个人工作人员中的几个太监，他们共同制定了一个避开费宏的计划。
费宏要将廷试答卷分出等级，定出入选考生的最后名单，交到内阁去。宁王恢复卫队的要求将在那天提出，并立即转给司礼监。这样，大学士们在诏令颁布之前，连文件也看不到，钱宁已贿赂办事机构的太监准备所需的诏令，到时作为中旨颁布。皇帝的命令恢复了宁王的卫队，和维持卫队的收入，朝廷官员们提出了反对的理由，但皇帝并不在意，把对宁王的指控当作毫无根据的谣言，不予考虑。
这时，江西的一些地方官员和南京的一些御史经常控告宁王，宁王把肥沃的土地据为己有，科敛富户，恐吓地方当局，他们不敢抱怨一个亲王的作为。御史们希望向江西臣民发布一份公告，所有被宁王掠夺的财产应当归还，他的爪牙闹的任何乱子可由民政当局予以惩处，地方官员不应交结宁王，朝廷没有对这一请求作出反应。
宁王在卫队终于到手以后，不但为他的卫队请求衙署的印信，而且也请求给予他管辖当地监军和他所在地区守卫部队军官的权力的印信，这一请求被批准。同时，他又招募了大约100名盗匪的私人卫队，作为他本人的心腹。他要求准许他审询，并惩处他管辖范围内的皇族，这个要求也靠兵部尚书陆完的建议而被认可。
皇帝由于听到宁王专心致志于他职责的细节，而感到高兴，仍然把反对他的报告当作诽谤而置之不理，可是这时宁王已经开始把自己叫作君主，把他的卫队叫作皇帝侍从，把他的命令叫作皇帝的敕令。有一次，他实际上试图让这个地区的文官们穿戴正式朝服随侍他，好像他的确是一个皇帝，巡抚代表他的部属说，这不合礼仪，并拒绝这样做，甚至这种荒谬的行为，也没有受到北京朝廷的指责。
宁王由于某种原因仍然没有受怀疑，其他诸王被认为不忠的行为，在他却被宽容。鲁王的孙子错误地被牵连进一桩谋反案，被定罪并废为庶人，他的罪过是熟谙箭术和有野战指挥官的才能，把自己的命令当作皇帝敕令颁发的宁王，却仍然未受触动。宁王开始为他的事业延募战略家和谋士。他的主要谋士是一个通晓军事策略的举人，匪首们依旧寻求他的保护，他则利用他们去威吓他的敌人，公开反对他的官员要冒生命危险。大学士费宏在到江西的回家路上，差点被他设法杀害，当江西的提刑按察使上报宁王谋反时，他也几乎丢了命，宁王试图毒死他，其后他被抓了起来，几乎被拷打致死，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地方当局要末和宁王合作，要末默不作声。
尽管宁王在为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作准备，他仍然希望通过其他手段得到皇位，他贿赂钱宁和其他几个受宠信的人，求他们建议把他的长子送到北京，他想让他的儿子在太庙举行的仪式中承担太子的任务。他提出移居紫禁城，但省里的官员们阻止了他，他府里的几个大太监秘密到北京报告他的不法行为，宁王暴怒，他让他的同盟者，掌锦衣卫的钱宁，伪造诏书，命令将这几个太监逮进锦衣卫狱，加以责打并予放逐。
宁王开始组织他的武装力量，到西南土著居民中招募了更多的军队，并贮存盔甲和包括火器在内的武器。他派密探到北京，以便向他报告那里的情况，同时他设立了一个驿传系统给他传递消息。他的谋士们警告他不要谋反，应当等到皇帝去世，届时在随着发生的混乱中，起而宣布他自己是皇帝。
皇帝差一点被蒙古人俘虏，他很少在紫禁城里，总是去冒险，可是宁王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他的死亡，他有理由首先考虑在这时暗杀皇帝。与此同时，他保护下的土匪部队事实上，正在和省及地方当局作战，抢劫粮仓和金库以充实他的库藏。
在江西东部过退隐生活的费宏，在县城里躲避他的一支土匪部队，但土匪捣毁城门，抢劫了县城，并将费宏的亲戚肢解，费宏只身逃脱。朝廷没有正式调查这一事件，只在费宏直接向朝廷请求帮助以后，才从北京派来一个高级官员调查此事。江西的新巡抚孙燧奉派对费宏的请求作出反应，他负责镇压土匪活动，可是还要为一次可能发生的暴动事件作好准备，他捕获几个宁王保护下的匪首，把他们关在南康府城的监狱里。宁王怕他们可能在拷问下泄漏他的计划，派他的军队袭击这座城市以营救他们，在其后的严重水灾中，盗匪活动更加蔓延，地方当局几乎不能控制农村的大部分地区。
孙燧递送了七份关于宁王谋反的报告，再三再四地说，宁王的确将要反叛，但都不起作用，不过宁王却渐渐变得不安起来，皇帝能够被蒙蔽多久?皇帝原来想在春季和夏季巡幸长江以南，宁王可以指望在途中的什么地方要末把他暗杀，要末把他扣押，但是这次巡幸由于朝廷官员们反对而被推迟了，因为即使皇帝对宁王的意图仍不觉察，他的官员们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宁王还没有反叛，只有一个原因，皇帝不理睬他的后妃，人们普遍认为他不会生下后嗣，所以宁王仍然希望通过他的儿子，被指定为太子而得到皇位，这样他就能避免被指为叛逆者和篡位者，至少装出合法继位的样子。据说，在朝臣提出异议以后，只是由于江彬把这种情况看成永远推倒他的对手钱宁的一条门路，皇帝终于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但钱宁蒙骗了皇帝，要皇帝批准宁王的请求，允许他的长子参与太庙的献祭，并将诏令写在一种特殊的纸上，这种“异色龙”依照惯例是专用于与监国的联系的。如果没有太子，监国就代皇帝行事，如果皇帝去世，宁王就将被召到北京监督帝国的行政，这不符合江彬的利益。
江彬同太监张永勾结，决定首先下手，并迫使宁王摊牌，他们先在皇帝的心中引起对钱宁的动机的怀疑，为什么他总是称赞宁王孝顺和勤谨，这不是在嘲笑皇帝，为什么他胆敢这样做，皇帝很快改变了对宁王的看法。而钱宁在朝廷的主要同伙太监张锐，当他了解阴谋已被揭穿时，马上就反对钱宁，某个御史知道了宁王犯罪的详情，呈递了一份关于宁王谋反的奏疏。钱宁这次不能隐瞒文件，当他面对皇帝的时候，他控告这个御史在皇室中进行挑拨，但是皇帝已起疑心。
大学士杨廷和建议仿效宣德皇帝所树立的先例，建议像处置朱高燧那样处置宁王，可以派几个高级官员和皇亲去告诫他，并且夺去他的护卫，宁王几乎要公开反叛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宽大的惩戒，连他也弄错了皇帝派遣使者的目的。
当宁王出席祝贺他的生日的宴会时，一个从北京来的密探带来了已经派出一些高级官员来逮捕他的消息，因为这是北京所谣传的。宁王突然离开宴会，召集他的谋士的紧急会议，他们一致认为，他的密谋已经泄漏，他不能再延迟，一致同意一个计划。
第二天，当所有文官来答谢他的宴会时，他要宣布他的意图，并将任何拒绝支持他的事业的人杀死。在聚集在一起的官员面前露面，他们被他的几百名卫兵包围着，他发布了一份难以置信的通告，他声称，太监李广欺骗弘治皇帝，使他认为正德皇帝是他的儿子。据他说，皇位上的这个人是一个平民的孩子。然后他问这些官员是否知道，他曾经接到皇后的诏书，又告诉他们，他曾奉命惩罚这个恶棍——所指当是皇帝。江西巡抚孙燧要求看皇后的诏书，被拒绝时，就指控宁王谋反，和其他几个不愿合作的高级官员马上被处决，其余的许多人被捕，随后被迫顺从宁王。
战役从一开始就不利，第一天，当宁王为他的事业的成功而献祭时，祭坛坍塌，祭品掉到了地上；最先启航的一些船在一场暴风雨中被毁；主力部队抵达安庆，安庆被围已有10多天，宁王的军队在袭击这座城市时，人员伤亡很多，在攻占它的最后尝试失败以后，他下令撤围，他很着急，要是他的军队不能拿下这座府城，他怎么能够指望拿下南都南京?
当时，江西南部的巡抚王守仁，用计使宁王延迟出发，与此同时，王守仁已经集结了一支军队，并已定下了抵御宁王的战略。南昌的总部守军不多，宁王带走了大部分军队，王守仁计划首先攻占南昌，然后在长江与宁王的主力交战，他推断宁王将赶回去保卫他的总部，但到那时他的部队将是虚弱而疲惫的，在激战中他将处于不利地位。
王守仁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南昌，两天以后，进攻部队伏击了预料要赶回来保卫南昌的宁王的军队，正当宁王上朝时，赶上了宁王的船队，小船被烧着，让其飘流入宁王船队，宁王在他自己的船着火时，被迫逃走，随即被俘，他的军队完全被击溃，叛乱只持续了43天。
第三十六章 内阁首辅——李东阳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茶陵，因家族世代为行伍出身，入京师戍守，属金吾左卫籍，明朝内阁首辅。八岁时以神童入顺天府学，授庶吉士，官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以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直文渊阁，预机务。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清节不渝，官至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死后赠太师，谥文正。
小时候有神童之誉，四岁就能写大到一尺的大字。这年，景帝朱祁钰召见他，叫他写“麟凤龟龙”等十余个大字，当他写到“龙”字时，手腕没有力气了，最后的一勾便用自己的小靴子沾墨水印上，景帝很高兴，把他抱到膝上，赐给他上林苑珍果吃；六岁时，景帝再次召见他，叫他讲《尚书》，皇上很满意，就叫他入京读书。
李东阳和程敏政同时作为神童，被景泰帝召见入宫殿，据说景泰帝正在吃螃蟹，便以此出上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应声对道：“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从容答道：“蜘蛛满腹经纶。”皇帝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当宰相。”殿试后第三天，李东阳中了第三名神童。宪宗即位后，让李东阳参与修撰《明英宗实录》，修撰完成后，宪宗赏赐李东阳白金文绮，同时升了他的官，在成化一朝，李东阳并非十分受器重，基本都是九年任满一迁。
朱祐樘即位后，不仅自己拼命工作，而且让刘健、李东阳、谢迁入阁，组成三驾马车。刘健处事果断，李东阳长于谋略，谢迁口才了得，在君臣齐心努力下，明朝弘治年间，国力强盛，天下太平。李东阳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负责教太子朱厚照读书，李东阳经常劝告朱厚照要亲贤臣，远奸佞，勤学问，戒安逸。
李东阳患上眩晕的疾病，于是以此为由请辞，这也是他第一次请辞，当然，孝宗并没有批准，但李东阳觉得自己身体不好，于是又请辞2次，但孝宗就是不批准，还赏赐了很多珍贵药材给他，让他调理身体，没办法，李东阳只好继续干下去。一直到弘治十七年，李东阳再次请辞，甚至一年之内连续请了四次，结果不出所料，都被孝宗驳回了，不管李东阳以什么理由，孝宗就是不批准，李东阳决定继续请辞，但孝宗还是不准，因为他希望李东阳能够继续辅佐太子。
弘治皇帝一朝，李东阳请辞了8次，都没有得到批准，可惜朱祐樘励精图治，朝夕工作了18年，就积劳成疾死了。接替他的皇帝朱厚照，顽劣而生猛，刘健、李东阳、谢迁的规劝，他压根儿不听，偏偏相信一个他儿时的玩伴——太监刘瑾。于是，正德皇帝一上台，他继续请辞，他以为这个贪玩的小皇帝，会准许自己的辞职要求，但他的愿望落空了，正德皇帝跟他的父亲一样，坚决不批准，不仅如此，正德皇帝还给李东阳安排去修撰《孝宗实录》，没有办法，李东阳只好再次留下来。
以刘健为首的朝臣与刘瑾斗争了几个回合，刘瑾仗着主子朱厚照的支持，大获全胜，刘健、李东阳、谢迁提出辞仕，刘瑾假传圣旨，让刘、谢回家，留下李东阳。当时刘瑾把持朝政，李东阳独木难支，无力回天，有人画了一幅丑老妪骑牛吹笛的讽刺画，在画中老妪额上题“此李西涯相业”，以此嘲讽李东阳。有人向他报告此事，可他不动声色，自题绝句一首：“杨妃身死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争似阿婆骑牛背，春风一曲太平歌。”
从此，刘瑾专权为所欲为，他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一律严办，不是革职，就是关入大狱，还颁布了“奸党榜”，将二十多位正直的大臣列入“奸党”。由于朱厚照在内宫整天寻欢作乐，刘瑾权倾天下，天下人恶之，唯有李东阳能与刘瑾周旋，故为朝野所不满。李东阳有次上朝，见到其门生罗玘，主动上去打招呼，罗玘视而不见，扭头就走，当晚李东阳收到罗玘一封信：“我今后再也不是你的学生，满朝正直的大臣都走了，你留下来还在这里丢人，对你这种人，我实在没空搭理你。”李东阳看完，气得差点吐血。
李东阳依附刘瑾，但刘瑾并没放过李东阳，他听说李东阳编了本《通鉴纂要》，便让人挑毛病，想玩“文字狱”。此书写得甚严密，但仍给刘瑾手下挑出了几个字，正欲罪之，其亲信焦芳赶来求情，原来李东阳暗中行贿了焦芳，这事才不了了之。
李东阳有一个独子名叫兆先，字贞伯，自幼颖敏绝人，有一目数行之资，写文章下笔立就，文名甚高，时称过父。可是李兆先游侠无度，天天寻花问柳，因此致病。有一天，李东阳经过儿子书馆，在桌上用纸写道：“今日柳陌，明日花街。焚膏继晷，秀才秀才!”意在规劝儿子。李兆先回到家里后，看到了此条，便来到李东阳的书房，在纸上写道：“今日黄风，明日黑风，燮理阴阳，相公相公!”时人传为笑谈。后来，李兆先每次入场参加考试便会生病，因此他许久也没中上个举人，不到三十岁便病死了，李家因此绝嗣，可李东阳在其《麓堂诗话》中，却还大夸特夸自己的儿子“慧识巨眼出唐人之上”。
李东阳在苟且偷生的日子里，做了两件事：一是，千方百计营救了不少刘瑾欲杀之大臣，如刘健、谢迁，再如张伟、方奎；二是，团结了反刘瑾的重要人物杨一清与杨廷和。最后杨一清与张永联手，将刘瑾凌迟处死。刘瑾死后，李东阳的好朋友杨一清出任吏部尚书，刘瑾的爪牙焦芳等人被赶出内阁，忍受了诸多委屈的李东阳终于解脱了，他比怒而奋起的刘健、谢迁付出了更多，而所有指责他的人，也开始理解他内心积聚的痛苦。
此时，李东阳前前后后已经请辞二十次了，要是皇帝再不同意，他可能就要死于任上了，终于第二十次请辞后，武宗批准了，得知消息的李东阳即刻上疏谢恩，然后准备荣归故里。可惜没享几年福，他就病逝了，可以说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明朝。
据传李东阳在弥留之际，内阁大臣杨一清去看望他，说要给他谥号文正，李东阳激动得跳起来要为之叩头，因为李杨二人私交甚厚，有人作诗讽刺说：“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到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忍辱负重有时比一怒冲冠更需要勇气，因为在苛且偷生的日子里，还要忍受朋友的白眼与恶言，所受的委屈是一般文人难以忍受的，但李东阳做到了。
第三十七章 权擅天下——刘瑾
刘瑾，陕西兴平人，正德年间宦官，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改姓刘，净身入宫当了宦官。弘治年间犯罪被赦免后侍奉朱厚照，以进献飞禽走兽来博取明武宗的欢心，得以数次升迁，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被时人称为“八虎”之首。大权在握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刘瑾被捕后，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刘瑾被判以凌迟。
刘瑾，原姓谈，因靠一个姓刘的宦官的引见得以入宫，此后便改姓刘了。明朝的宦官以专权而着名，最贪婪专权的是号称“立皇帝”的刘瑾，而最早出现的厂公指的也是他，当权共五年，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刘瑾在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因为他知道太子将来登基即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功臣了，权势与富贵唾手可得，便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侍奉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太子。
孝宗因病去世，太子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则专权跋扈，隐瞒着皇帝为非作歹，刘瑾最受武宗的信任，武宗对大臣们费尽心机书写的奏折，更是看都不看，只在上面写上“闻知”二字，就再无回音，慢慢地刘瑾被升为内官监，总督团营，控制了兵权，为后来的专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刘瑾掌权后，首先将各地的镇守太监提到跟巡抚同级别位置，各地镇守太监可以监管地方的军、政、司法一切要务，等于说是在各省实现双头管理，各地送往内阁、部院的文书必须要从司礼监过一道。刘瑾恢复了洪武时代那种严厉治贪的刑法，不过与洪武时代不同，对于贪腐的官员不再是以体刑的方式来处罚，而是代之以经济手段来处罚，毕竟时代已经进步了。
刘瑾还有许多变法体现了公平性和人性化，针对科举考试中南方人多的情况，刘瑾限制南方人的录取比例，增加中西部举子的录取比例，刘瑾还命令寡妇再嫁，家有死人不葬者政府将强行火化。南方富庶省份的官吏，不仅不能由本省人担任，就是邻省人也不行，帝国的官员开始南北大对调，任职漕运总督的官员，也不能跟运河沿岸的省份，发生任何联系。派人清理天下田亩，将隐瞒的田亩分给自耕农耕种，限制士绅和军官占田，还从内廷和户部、兵部派出大量的官吏去清查各地的军屯、军库、皇庄、粮仓、漕粮、两淮的盐政，还有国库下拨的资金。
一方面打击贪污、瞒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增加国库收入，除了罚款以外，刘瑾增加各地银矿的摊派，并增加各地军屯上交的税收，此举是最要命的，一方面对军屯进行清查，另一方面又对其掠夺，这些直接导致了后面的兵变，也成为刘瑾覆灭的一个诱因。
朝中的大臣们十分担心国家的现状，整日地忧心忡忡，于是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就多次进谏，但皇帝都是置之不理。大臣们继续上书进谏，恳请皇帝惩治这些奸佞小人，武宗也曾被他们说动过，同意把刘瑾等“八虎”处死。但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刘瑾的耳中，刘瑾慌忙进宫，向武宗表达自己的忠心，竟使皇上改变了初衷，反而更加亲信刘瑾等人。见此事态，朝中重臣刘健、谢迁等一大批忠臣愤然辞官，朝中此时是更加黑暗，完全被刘瑾等人操控于手，大权在握的刘瑾把53位反对者，都列入奸党名单，制造了明朝一大冤案。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被逮捕入狱，并施以酷刑，刘瑾还独出心裁地制造出新的刑具。明律规定套在犯人脖子上“枷”，最重不得超过13公斤，而刘瑾发明的枷竟然重达75公斤，不少官员当场就被枷死。
为了彻底地威慑百官，独揽大权，刘瑾在早已存在的特务机构东、西厂的前提下，又请示皇帝设立了内行厂，并且由他亲自管理主持。内行厂里的刑罚尤其惨烈，朝野之中，人人动辄得咎，刘瑾还下令驱赶在京的外地人口，强行焚烧死人尸体，一时之间，京师内外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有人以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发刘瑾，昏庸无道的武宗竟然把信交给刘瑾，气急败坏的刘瑾矫诏让百官在酷夏之时整日跪在奉天门外，逼迫写信人自首，百官之中有多人因渴而昏倒，并有三人当场渴死，余怒未息的刘瑾把五品以下的三百余官员全部关进狱中。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但是，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原来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便逐渐激化。
安化王以诛杀刘瑾为名，举兵造反，至此武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他重新起用了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管，讨伐叛军。杨一清因不依顺于刘瑾而多次受到刘瑾的迫害，辞职后还被刘瑾诬告而入狱，张永则也因刘瑾在宫中专横跋扈而与其多有过节。杨一清认为，只有像张永那样可能随意接近皇帝的人，才可能相机劝谏皇帝铲除刘瑾，杨一清晓以大义力劝张永，让他在皇上面前多多进谏，以铲除朝中刘瑾这颗毒瘤，张永被杨一清说动。张、杨二人率兵征讨，平定了宁夏叛军。
平叛中杨、张二人对刘瑾劣迹掌握得一清二楚，对刘瑾贪赃贿赂的行为更是十分不满，于是在返京后立即向武宗揭发刘瑾罪状，说他有谋逆的举动。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
刘瑾被处以凌迟刑，即千刀万剐，共行刑三天，在封建社会，除非谋反、杀父母亲等属于“十恶”的大罪，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能处死。这是顺应天时，而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禁止行刑，也禁止捕杀幼小的鸟禽和走兽。但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了，原来受过其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
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在刘瑾被处死后仅仅几个月，京城地区便发生了刘六刘七起义。
第三十九章 安化之乱——朱寘鐇
朱寘鐇，庆靖王朱㮵后裔，其祖为靖王庶第三子安化恭懿王朱秩炵，封安化王，后因发动安化王之乱被赐死，爵除。
安化王朱秩炵去世，其孙朱寘鐇作为安化王长孙正式袭爵，朱寘鐇觊觎帝位，招募了一批忠诚支持者宁夏指挥周昂、千户何锦、丁广、卫学诸生孙景文、孟彬、史连等在自己周围。
武宗登基后，宦官刘瑾开始掌权，发起一系列税收改革增加国家收入，大理少卿周东等一批官员被派到宁夏度田、实行刘瑾新设的军队税，因周东谄媚刘瑾，敛财很多，竟将五十顷当作一亩计算。驻宁夏的士兵愤恨于有关惩罚逃税者的命令，巡抚都御史安惟学屡次杖责折辱士兵妻子，将士恨他入骨，分守参议侯启忠也来催促征税，人情大为纷扰。
朱寘?见有机可乘，开始与不满的军官谋反，令孙景文请他们饮酒并出言刺激，武将们多愿意追随朱寘鐇，又令人结交平虏城戍将及素日所厚待的千户徐钦等人。正好边地有敌情，参将仇钺、副总兵杨英率军出防，总兵官姜汉选锐卒申居敬等六十人为牙兵，令周昂领之，周昂于是与何锦秘密定约，与丁广合谋，让朱寘?借宴请之机杀掉周东等官员们，夺其符印，传檄起兵。
朱寘鐇邀请来宁夏的官员们赴宴，周东、安惟学推辞没到。酒酣，何锦、周昂率牙兵入内，仪宾韩廷璋等率伏兵杀出，在座上杀赴宴的太监李增、少监邓广等人，擒住姜汉，姜汉奋起怒骂不屈，也被杀，朱寘鐇自此开始作乱。丁广等叛兵受命在公署杀周东、安惟学，安惟学临死前，都指挥佥事杨忠在其身侧，骂丁广，也被杀。杨忠同僚李睿闻变，骑马到安化王府，府门关闭，李睿进不去，大骂，被叛军所杀，百户张钦不随同作乱，逃到雷福堡，也被杀，侯启忠被叛军擒住囚禁。
朱寘鐇焚烧官府及文书，释放囚徒，抢劫库藏，撤掉黄河西岸的渡船，遣人招杨英、仇钺，二人都假装同意了。侯启忠逃跑藏匿，又被抓获囚禁，徐钦引兵入城，伪造印章旗牌。杨英当时出屯杨显堡，率众守王宏堡，军众闻变溃散，杨英奔灵州。仇钺当时驻扎在城外玉泉营，本来想逃走，因担忧仍在宁夏的妻儿，而加入叛乱，引兵入城，解甲觐见，朱寘鐇夺取了他的军队给各营，出金帛犒劳将士。
朱寘鐇任何锦为讨贼大将军，周昂、丁广为左、右副将军，孙景文为先锋，徐钦为先锋将军，魏镇、杨泰等七人为总兵都护，朱霞等十一人为总管。他让孙景文作檄文、命令，抄写数百份，批判刘瑾的贪腐之罪，传檄四方诸镇，称自己作乱是要清君侧驱逐刘瑾，他的同谋者只有周昂等十八家及安化府中人。一些军镇因畏惧刘瑾，不敢上报朝廷，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黄珂封好朱寘鐇的檄文上告，并上书言八事。朱寘鐇遣魏镇等利诱广武营，被孙隆用弓箭神枪击退，曹雄亲自率兵到灵州，相邻的军官都指挥韩斌、总兵官兴武营守备保勋、参将时源都响应曹雄号召，派兵会合曹雄，黄珂急令保勋、时源分兵扼河东，叛军不敢出。
朱寘鐇作乱期间，关中大震，内外危惧，刘瑾出于害怕，藏匿其檄文，还将以檄文示人的指挥徐鲲问罪判斩刑、全家戍边，出理延绥屯田的左通政丛兰奏陈十事，被刘瑾厌恶严责。当时延绥总兵署都指挥佥事马昂屡被弹劾，武宗已命给事中蔡佑查勘，因朱寘?作乱，此事中止。刘瑾矫诏改心腹户部侍郎陈震，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暂行总制事，讨伐朱寘鐇。当时众人推举右都御史杨一清提督军务，刘瑾无奈附和，认为杨一清肯定推辞，希望陈震成功。
武宗起用杨一清总制宁夏、延绥、甘、凉军务，讨伐朱寘?，以太监张永总督宁夏军务。升时任协守宁夏副总兵都指挥佥事杨英，为右府署都督佥事，挂印充总兵官，发延绥官军一千五百人归其统领，以时任镇守宁夏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仇钺，充副总兵官，灵州守备都指挥佥事史镛，充游击将军。
仇钺是杨一清以前的部将，当时传言仇钺已经投降叛军，朝臣们又想追回敕书，大学士杨廷和认为仇钺不会叛变，加官正好使他更忠于朝廷，不可以追回敕书把良将送给敌人，并起草赦免诏书，请求提拔仇钺，离间叛党。保勋与朱寘?联姻，被怀疑为外应，但也被朝廷商议用为参将讨伐叛军，保勋上疏陈说母亲和妻儿都在叛军中，愿意不顾家庭讨伐叛军。都指挥佥事保绩当时骑马告变，被兵部认为勇略素著且志节可嘉，得实授充右参将、分守宁夏东路，赐敕书奖励。马昂仍被罢免。
武宗令廷议朱寘鐇之罪，兵部与英国公张懋等商议削去其封爵，选命武将一人与杨一清同讨叛军，推举泾阳伯神英充总兵官。武宗同意派官员去宗庙，革除朱寘阑王爵，以神英佩平胡将军印，充总兵官，与杨一清节制京营及陕西、宁夏、延绥、甘凉各路军马讨叛军。武宗大赦天下，削朱寘?属籍，御马监太监陆訚受任管领神枪，与张永都被赐诏书可选京营军精壮者三万人出征，武宗并令御史一人随军纪功，户、工二部各差官一人整理粮饷器物。武宗着戎服在东华门送杨一清、张永等，赐关防、金瓜、钢斧，因兵部指出没有过总督军务太监关防，给张永的关防是特赐的铸金的，宠遇很盛。
此乱的第一场大战在官军和黄河边守卫船只的叛军之间发生，叛军战败，官军俘获其船只和武器。杨英令史镛夺取黄河西岸船只，都停在东岸，在河东扎营，并秘密派仆人让仇钺为内应，曹雄也让史镛秘密写信给仇钺要他从中举事。仇钺见朱寘?无远略，自从军队被夺，就称病回家，秘密招募忠于皇帝的壮士。何锦等相信仇钺，经常问计，仇钺装作推心置腹，更故意派人出城，回来就误报官军动向说官军一夜间就到了，误导朱寘鐇和何锦、丁广出兵守渡口防止官军渡河。朱寘?害怕，派何锦与丁广率都指挥郑卿等三千人都倾营而出守渡口大坝，只有周昂留守。
朱寘鐇派使者以祃牙为名召仇钺，仇钺称病，周昂来探病及问计，仇钺引诱周昂进入卧室，由仆人陶斌、来得用铁骨朵将其击杀，斩其首级，仇钺又披挂上马出门指挥壮士杨真等百余人去安化王府击杀朱霞、孙景文、史连等十一人，生缚朱寘鐇及其子朱台溍、仪宾谢廷槐、韩廷璋及党羽李蕃、张会通等，叛乱告终。
仇钺迎接杨英的军队，传朱寘?令召何锦等还，又秘密告谕其部曲自己生擒朱寘鐇的情状，遣古兴儿密告郑卿让他反正。何锦正回师时，郑卿等即以所部兵击杀胡玺、魏镇等十余人，又去河口擒杀刘钺、姜永，叛军大溃，何锦、丁广、徐钦、杨泰、王辅单骑逃入贺兰山，被逻卒所获，申居敬等也被擒。
朱寘鐇被长期囚禁，获赐死以免于被处决，尸体被焚弃，其子孙朱台溍等五人，严密囚禁于西内，后朱寘鐇诸子、弟亦被剥夺皇室身份并处死。朱寘鐇孙朱鼒材因被冒名而得以脱身，后因事自首，被武宗从轻发落囚禁凤阳高墙。因张永所奏，安化王府随侍百户旗军九十一名改拨食粮当差，家丁三百余名随营居住，其中逃跑和去世二十一名勾销，后朱寘鐇家人三十五户也被发配充军。
第三十八章 孝静皇后——夏氏
夏氏，南直隶应天府上元县人，明武宗朱厚照皇后。夏氏选秀入宫，被册立为皇后。朱厚照驾崩，因武宗生前无子，张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迎立就藩湖广的兴王朱厚熜为皇帝，朱厚熜继位后，为夏皇后上尊号为“庄肃皇后”。
夏氏，父亲是夏儒，为人长厚，祖父是夏原吉，十六岁的武宗举行了隆重无比的婚礼大典，册立夏氏为皇后。武宗与夏后的感情到底如何，史书讳莫如深，《明良记》中记载“武宗久不御内，自大同还，忽趋入宫，夏后见帝因泣下，帝曰：“皇后如何日来太瘦？”着光禄司进膳，加肥鹅一双。”可见武宗与夏后的感情，还是比较好的。夏后曾劝谏武宗远离声色犬马，收敛其行为，结果没能如意，武宗多年居于宫外，因此夏皇后没有子女。
丈夫武宗驾崩后，由武宗堂弟——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承皇位，是为明世宗。而夏氏因为与世宗之间为叔嫂关系，依照中国历代皇室的传统，只有帝王之母可称太后，故身为嫂嫂的夏氏不得称皇太后，但又要与明世宗的陈皇后有所区别，因此上徽号称庄肃皇后。
夏氏逝世，与武宗合葬康陵，神主升祔太庙，逝世后礼臣上奏丧仪，世宗说：“叔嫂之间不需服丧，且两位皇太后均健在，因此朕在丧期内穿着青衣，而臣民以皇后之丧服丧即可。”礼部尚书夏言说：“皇上以嫂叔之间，不需服丧而改穿青衣，但群臣不敢穿着丧服朝见皇上，请暂时免去朝参。”世宗许之。
而关于夏氏的谥号，大学士张孚敬说：“大行皇后，是皇上的嫂嫂，与历代嫡配皇后不同，谥号字数宜用二字或四字。”李时不赞同，说：“宜用八字。”左都御史王廷相、吏部侍郎霍韬等：“都是皇后，又什么不同。”夏言隧聚众议论，上奏说：“古人崇尚实质的精神，因此谥号多简洁，以符合他生前的做为，至于后代所追加的谥号，则是出自臣子的怀思之情。大行皇后生于今世，宜用今制，因此大行皇后的谥号宜如历代嫡配皇后，而不论二字、四字及八字，都于礼无据。”世宗不从，命众人再讨论，群臣请用张孚敬的建议。世宗说：“用六字吧，合阴数。”于是夏氏的谥号拟定，称孝静庄惠安肃毅皇后。世宗觉得当时张孚敬的话不对，传旨：“孝静皇后谥号不完备，称不上是配飨武宗。”于是改谥为孝静庄惠安肃温诚顺天偕圣毅皇后。
第四十一章 明武宗——朱厚照
朱厚照，明朝第十位皇帝，孝宗朱祐樘和张皇后的长子，年号正德。从小机智聪颖，喜欢骑射，即位不久，便信用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马永成、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时称之为“八党”。悉以天下章奏付刘瑾，而刘瑾则日益诱导武宗戏玩娱乐，在西华门别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每日游乐其中。皇帝的荒嬉无度、宦官的恣意枉为，致使原已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刘瑾伏诛后，武宗日益宠信江彬，在江彬的诱导下，武宗屡屡出巡，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连四次出巡。在位期间因荒疏朝政，导致宗室安化王朱寘鐇、宁王朱宸濠先后起兵夺位，后驾崩于豹房，享年三十一岁，在位十六年，庙号武宗。
朱厚照，在民间的口碑极差，是出了名的荒淫、昏庸、荒唐，“正德帝”几乎成了昏君的代名词，在正史中，他的名声也不好，崇信宦官、巡游无度、廷杖大臣都被史官记录在案。孝宗撒手人寰的时候，留下的遗产除了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辅政大臣之外，还有陪伴朱厚照小朋友一路长大的太监刘瑾。
武宗开创了封建帝王豢养动物的最鼎盛的时期，老虎，大象，狮子，鹁鸽，长颈鹿，鹰隼等等。一次，皇帝突发奇想，要将老虎训练成听话的狗，结果不但没有成功，朱厚照本人也差一点被所养的老虎吃掉，所幸被随侍侍卫江彬所救。为了驯养这些动物，内廷出资颇多，仅随驾侍养的那头豹子，就有240人伺候着，从中可见豹房的花费。
朱厚照，是个天性聪颖的人，对学习军事很有灵性，而且他也对自己的军事才能特别自信，总希望能带兵打仗。小时候学习过鞑靼语，并且了解回族风俗，烧造了很多带有回文的瓷器，又给自己取名为‘沙吉敖烂’。学西番麻僧教，则自名为‘太宝法王领占班丹’，他给自己改名字叫‘朱寿’后，还专门命所司造了个御马太监天字一号牙牌。
蒙古鞑靼部在小王子的带领下南下，一时间朝野震惊，朱厚照本来可以居中帷幄，调兵遣将，谁知他做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决定，让人大跌眼镜——决定御驾亲征。这场战斗在应州展开，战况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
想当年英宗率50万大军征蒙古，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足见朱厚照在军事上确实有些天赋，而且在这场战斗中，他还亲为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实实在在地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
亲征的后果是终正德一朝，蒙古再也没有南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沸腾，不畏牺牲的英明君主形象，可是下来的事情就朝着匪夷所思的方向发展。加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又命内阁的大学士起草诏书，再次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出师西北巡视边靖”。这一回，还没到目的地，朱厚照就忙着下旨封自己做“镇国公”，“岁克俸米五千石”到了西北，在四处搜寻敌寇以求一战的无聊日子，朱厚照再一次下旨封自己为太师，位居内阁大学士之首。
如此一来，他就成了自己手下最具武功的王公和最具权威的文官，由于朝政的荒废，宁王朱宸濠妄图效仿永乐帝，趁武宗荒于政事，秘密准备叛乱，并扯旗造反。武宗皇帝并未因此而着急，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南巡的机会，于是他又打起了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旗号，率兵出征，可谁知行到半路，御使王守仁已经平定了叛乱，这个消息丝毫没有降低武宗的兴致，他又一手导演了一幕闹剧，他将朱宸濠重新释放，由自己亲自在将他抓获，然后大摆庆宫宴，庆祝自己平叛的胜利。
朱厚照又准备命令自己以“威武大将军”之名，巡幸南方各省，一时间朝廷上闹得乱哄哄的，官员们再也忍不住了，纷纷午门“跪谏”，皇帝劝说无果。一筹莫展的时候，在豹房救过皇上性命的“打虎英雄”江彬出场了，此君不但会打老虎，打起大臣来那也是不含糊的。在朱厚照的授意下，将跪劝不去的146名官员，每人赏梃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伤杖毙，有个大臣当着他小儿子的面被打死，此事一发生，全体内阁大学士引咎辞职，但不被批准，南方之行也因这场风波延宕了几个月之久。
粉黛六宫，佳丽三千，日久觉得无趣，就在后宫模仿开启了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当然主顾只有一人，朱厚照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后来，觉得不过瘾就外出坊间，留宿歌楼妓院，时间不长又觉得没意思，就设立‘豹房’。武宗即位不久就娶了夏皇后，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然而他似乎对后宫中的皇后、嫔妃并不在意，自从搬到豹房之后，就很少回到后宫了，而是将喜欢的女人，都放到了豹房和宣府的镇国府。
武宗过着恣意妄为的淫乱生活，极大地满足了他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这里充斥着教坊司的女乐、高丽美女、西域舞女、扬州少女，乃至于妓女、寡妇等各色女子。豹房之内到底有多少女子，恐怕连武宗自己都不清楚，那些一时无法召幸的女子，就被安排在浣衣局寄养，以备武宗不时宣召。这里既包括内臣进献的，也有武宗自己游幸各地带回来的，人数之多，难以想像，据说经常有因饥饿、疾病死亡者。
宣府是武宗另一个淫乐窝，他刚到宣府之时，在这个远离国都的军镇，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每到夜晚，武宗带上一队亲兵，在空荡的街道上闲逛。看见高墙大院的富庶之家，他就令亲兵上前砸门，然后入内强索妇女，弄得人心惶惶，家无宁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那些富有之家纷纷重贿江彬，希冀能够免除祸患。
南下平叛时，路过山东临清，朱厚照莫名其妙的失踪了一个月。原来，武宗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他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为刘娘娘。武宗对刘良女非常好，凡是豹房中有谁偶尔犯了小错，只要刘良女在武宗面前替他求情，武宗就不会追究。此次南巡，武宗原本要带她同行的，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武宗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武宗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及至临清，武宗遣信使接刘，但刘氏因无信物不肯来，武宗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个月，由此看来，武宗也称得上是一个痴情天子。
关于武宗与刘良女相识的经过，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明实录》中记载：刘良女是太原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武宗游幸山西时，派人到太原索要女乐，得到了刘良女，武宗喜她色艺俱佳，就从榆林带回了豹房。《稗说》则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爱情故事，刘良女是大同代王府上有名的歌姬，武宗曾假扮低级军官出入于王府的教坊，因而得以认识刘氏。当时武宗在这样的风月场所中并不太引人注意，别人还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军官而已，但是刘氏慧眼识珠，认定他不是个平常人，就对他另眼相看。武宗记住了这个刘氏，后来派人将其接到北京，这就成了后来著名戏曲《游龙戏凤》的故事框架，只不过刘氏变成了李凤姐。武宗下江南时，刘氏一直陪伴在身旁，多次一同出现在臣民面前，武宗在南京赏赐寺庙幡幢上都要写上自己和刘氏的名字，刘氏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宠爱的女人。
武宗在位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100余个义子，甚至将127人改赐朱姓，真是旷古未闻，在这些义子中，最为得宠者为钱宁、江彬二人。钱宁，本不姓钱，因幼时被卖与太监钱能而改姓钱，其性狡诘猾巧，善射，深为尚武的武宗所喜欢，豹房新宅的建设，钱宁出力甚多。据说武宗在豹房常醉枕钱宁而卧，百官候朝久不得见，只要看到钱宁懒散地出来，就知道皇帝也快出来了；江彬，原本是名边将，骁勇异常，在镇压刘六、刘七起义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更是射中面门，但他毫无惧意，拔之再战，因军功觐见时，他于御前大谈兵法，深合武宗意，遂被留在身边。可惜这些儿子成为志世能臣的一个也没有。徒留了些恶名给武宗抹黑。
历史是很有趣的，收了那么多养子，而真正的皇家骨肉却一个也没有，14岁登基，30岁死，期间近17年。夜夜笙歌，多少男欢女爱却没有子嗣，这是他心头无法抚平的伤痛，为此他甚至导演了迎娶孕妇的闹剧。赋闲在家的马昂为求得复职升官的机会，结交武宗身边的红人江彬，江彬极力在武宗面前赞扬马昂妹妹美若天仙，又娴熟骑射，能歌善舞，武宗一见，果然异常欢喜，不顾她已有身孕，将其从宣府带回豹房，并给马昂升官晋职，其实武宗宠幸马氏，却另有一番打算。
因为在意识到自己不能生育后，他就想借此瞒天过海，朝臣听到了一些风声，又见马昂超授右都督，知道了传闻属实，就纷纷上疏要武宗驱逐马氏，以绝后患。也不知道是奏疏中“吕不韦进孕女”这样的典故让武宗幡然醒悟，还是见到事情已经泄露，武宗倒是逐渐疏远了马氏，也就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也许朱厚照收那么多养子的原因，正是没有子嗣带来的一种心理安慰吧。
成功生擒朱宸濠之后，亲征的目的终于达到，在过清江浦的时候，朱厚照突然想到还没玩过鱼，于是亲自驾小船去捕鱼，或许是太有天分，朱厚照一网下去，居然就有一兜子鱼，重到拉不动，一个不留神，被鱼给拉到了水里，众鱼齐心协力，成功实现了“反杀”。朱厚照可惜水性实在不行，几口水呛下来，得了肺炎，回到了帝都北京，在新年钟声中，朱厚照主持了人生中最后一次祭祀天地之礼，然后就是一口老血，临死前还不忘调侃一下：“朕不意水中亦有帝”。
总之，武宗朱厚照是个特别另类的皇帝，有人说他从未用心于游乐，有人说他昏狂无道，有人说他英武果决，身上不解之谜着实不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谜一般的皇帝。
第四十章 正德臣将——谷大用、鲁麟等
谷大用，明代宦官，武宗朝内侍“八虎”之一。提督西厂，与其他宦官刘瑾、马永成、丘聚争宠，势倾中外，专横跋扈。河北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武宗以他总督军务，与伏羌伯毛锐、兵部侍郎陆完率京营镇压起义。在起义军的打击下，他竟征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边军入操京师，号称“外四家”，开了调操边军的先河。
鲁麟，明中期将领，西大通人。鞑靼进占永昌，因失职被贬，武宗立，复率兵协战镇守甘肃。
焦淇，东宁伯焦俊子，蒙古人，嗣伯，尝分典京营。正德中，贿刘瑾，出镇两广。
谈纲，字宪章，号勿轩，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明朝政治人物，进士出身。曾祖父谈礼，祖父谈绍，曾任赠监察御史，父亲谈复，母亲茹氏，兄谈经，配朱氏及钱氏，育有二子一女，女儿谈允贤为当时的女名医。
尹直，字正言，沙村镇高垅村委尹家村人，为翰林院正七品编修。历任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修《英宗实录》。
朱祐枔，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人，是追封僖王朱见滋嫡第一子，简王朱祁锳嫡长孙，明朝第三代郑王。
朱厚炜，明孝宗朱祐樘的次子，生母为孝康敬皇后张氏，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唯一的弟弟，追谥蔚悼王，年仅一岁。
朱妙端，明代女诗人，字仲娴，又字令文，号静庵，海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幼颖悟，工诗，年十三丧父，后嫁教谕周济，济死于福建光泽任所，她扶柩而归。晚年随子迁居江宁，年八十余卒，著有《静庵集》。
刘良女，太原人刘良之女，又称刘美人、刘夫人，明代山西大同梅龙镇人。大同第一美女。《明实录》与《稗说》的记载完全不相同，第一种说法是刘良女本是太原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武宗喜她色艺俱佳，封为夫人。第二种说法是他本是是大同代王府上有名的歌姬，后成为成为武宗一生中最宠爱的女人。《客窗闲话》中李凤姐正是以刘良女为原型的。
蓝廷瑞，四川农民起义首领，保宁人，又名蓝五。与鄢本恕、廖惠率众起义，称顺天王，拥众十万，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下置四十八总管，后转战川、陕、湖广三省。明廷派刑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洪钟总制湖广、陕西、河南、四川军务进行镇压，他率众由陕西汉中入大巴山，游击于蓬、剑之间。六年，兵败，与鄢本恕等以假降寻求缓机，在四川东乡附近遇伏被杀。
袁宗皋，字仲德，湖广石首县人。世宗在兴献王府时，被选为长史，历江西按察使，随世宗入京师，骤显富贵，进官吏部侍郎。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入阁四月，无所建树，年六十九。
张宪，字廷式，江西德兴人。进士，授吏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升山东参政、浙江右布政使，顺天府尹、工部右侍郎，总理易州山厂，又兼右佥都御史，理两浙、福建盐法，九年考绩升右都御史，后召入理院事，改南京都察院，迁南京礼部尚书，刘瑾柄政，勒令致仕，刘瑾诛，最先召用，改南京工部，张宪在考功最久，课核明审，荐士多不识面。历官四十余年，端谨长厚。
王敞，字汉英，号竹堂，江宁人。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历左、右、都给事中，升通政司参议、通政使。兵部左侍郎仍掌通政司事，初署兵部侍郎事，擢兵部尚书署部事，加太子少保。
陈勖，字时勉，山东单县人。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廉平颇著。擢通政司右参议、右通政，阅视山西宁武三关边务，还升左通政。刘瑾伏诛，复官提督京储，正德六年正月还理部事，七月十七日卒。
刘杲，字世熙，长洲人，进士，累迁至湖广按察副使、三迁至江西左布政使。天下朝觐官，刘瑾皆索重贿，刘杲无所与，力拒不应，士论称其刚正。刘瑾伏诛，以时望当迁擢，而刘杲极力乞罢，加右副都御史致仕。
陈镐，字宗之，号矩庵，浙江会稽人。进士，授礼部主事，改南京吏部，迁员外郎、郎中、山东按察副使提督学校，转江西参政，擢湖广右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
董杰，字万英，号五城，泾县人。进士，授沔阳知州，谪四川行都司知事，不久复职改钧州。入为刑部员外郎署郎中事，出为保定知府，历山东右参政、河南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卒于官。
孙春，字一元，河南尉氏人。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出任巩昌知府。后擢贵州右参政，广西左右布政使，迁应天府尹。
王鼎，字器之，号新斋，定远人。进士，授上饶知县，改乐陵，迁监察御史，升大理丞、少卿，后谪保昌知县，历同知、佥事，入为顺天府尹。有《两台谏草》、《巡吴录》、《新斋杂稿》等。
魏英，字士华，号赧古，浙江慈溪人。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擢监察御史。历任湖广按察副使、江西右布政使、云南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有《赧古集》。
姜洪，字希范，号敬斋，直隶广德人。进士，授卢氏知县，擢监察御史，陈时务八事，弹劾不避权贵，谪夏县知县，迁广西桂林知府、云南左参政、山西右布政使。不附刘瑾，被矫诏罢归。复罚米输边。刘瑾伏诛，起迁山东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六月二十二日卒于官。
张凤，江西宜春人。进士，授江浦知县，改知新城、长乐、内黄。迁太平知府，谪沂州知州，再升云南知府，以参政署思南知府事。入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升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抚苏松，擢右副都御史改巡抚山东。
储瓘，字静夫，号柴虚，泰州人，九岁能文。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迁郎中，后改京师吏部郎中，评荐贤否务协公论。历任太仆寺少卿、太仆寺卿。改右佥都御史总南京粮储。升户部左右侍郎，改南京户部左侍郎，卒于官，年五十七。
傅珪，字邦瑞，号北潭，保定清苑人。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与修《会典》、《孝宗实录》，先后升左中允兼编修、左谕德兼侍讲、教庶吉士、充日讲官。刘瑾借故降其为修撰。后又迁左中允、历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吏部左右侍郎。迁礼部尚书。貌类木讷，及当大事，毅然不可夺。有《北潭集》、《傅文毅公集》。
王哲，字思德，吴江人。进士，任监察御史，巡按江西，劾太监董让怙恶骄纵。宁王宸濠畏而敛迹。后擢右佥都御史巡视江西。
何鉴，字世光，号五山，浙江新昌人。进士，授宜兴知县，迁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出任河南知府，赈贫民，条行荒政十事。迁山东参政，历四川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南，改抚山东，召回任刑部侍郎。擢南京刑部尚书，参预机务，召任兵部尚书，卒，年九十。
李士实，字若虚，江西南昌人。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出任按察副使提学浙江。累擢山东左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召任刑部侍郎。以右都御史巡抚郧阳。召还理南京都察院事，改京师都察院。
张泰，字世亨，肃宁人，进士，授邹县知县。迁监察御史，巡视河东盐课，改按苏松。升陕西按察副使，饬洮州、岷州兵备，不久迁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次年召为大理卿。忤刘瑾罢归。升右都御史总制陕西等处军务。
张敷华，字公实，号介庵，江西安福人。与林瀚、林俊、章懋称南都四君子。授兵部主事，迁郎中，出任浙江右参议、右参政、右布政使。弘治初擢湖广左布政使。再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改抚陕西、后任南京兵部右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抚凤阳等处。权贵干请，悉拒不纳，改理南京都察院事，迁南京兵部尚书。回京师任左都御史，以救韩文忤刘瑾，被令致仕。有《介轩集》。
杨守随，字维贞，号贞庵，又号文湖，鄞县人。授监察御史，巡按江西，所至以风采见惮。升任应天府丞。由南京右佥都御史，迁南京大理寺卿。改京师大理寺卿。迁工部尚书仍理大理寺事。遇事持法不挠。以救户部尚书韩文忤刘瑾，被令致仕，后又被捕入狱，罚米千石。刘瑾伏诛，复官仍致仕。
刘璋，字廷信，号梅坡，福建延平人，升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抚凤阳等处，盐法、马政亦所规划。后改抚郧阳、四川。召任工部右侍郎，改户部，任户部左侍郎，同年冬升南京礼部尚书。弘治七年召还京师任工部尚书。有《梅坡集》。
冀倚，字汝毕，扬州人。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以岁饥赈济河间革府，征偏头关督饷有功，加俸一级。累迁应天府丞、南京太仆卿、应天府尹。曾陈边务及捕盗辑民二十余事，颇见来纳。坐言官论劾致仕。
张彩，字尚质，号西麓。安定人。得刘瑾赏识、重用，复为吏部文选司郎中，继任右佥都御史。以吏部左侍郎升吏部尚书，后加太子少保衔。
胡拱辰，字共之，浙江淳安人，进士，出为黟县知县，有惠政，擢御史。景泰初，出为贵州左参政，历广西、四川左右布政使。拜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迁兵部右侍郎，寻改左副都御史总理粮储，再改南京工部尚书，节财省事，人皆称之，为言官所劾致仕。
李裕，字资德，号古澹，江西丰城人，进士，授御史。天顺年间，石彪滥报功，诏李裕往核实，石亨给李裕写信，李裕将信烧掉，从实报上，由是有强直之名，擢山东按察使。成化初，迁陕西左布政使、顺天府尹，皆有治绩。进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江北诸府，迁工部尚书。后为李孜省之荐迁吏部尚书，言官以此弹劾李裕，李裕心不平，写《辩诬录》。
熊翀，字腾霄，号止庵，河南光州人。进士，授武进知县。历迁监察御史、山西按察副使。迁右佥都史抚山东，进右副都御史改抚陕西。迁工部右侍郎，改兵部。迁南京户部尚书。
金泽，字德润，南京人，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迁员外郎、郎中。历任四川右参议、右参政、广东左右布政使。设南赣巡抚，以右副都御史充任其事。升南京刑部右侍郎，再改南京兵部。升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卒。
杨守趾，字维立，号碧川，鄞县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侍读、左春坊左谕德、侍读学士署院事，南京吏部右侍郎。至京，复留参纂《会典》，书成进左侍郎，进吏部尚书致仕。正德七年八月卒，年七十七。有《碧川文选》、《浙之三会录》、《困学阗闻录》。
徐源，字仲山，号淑园道人，长州人。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迁员外郎、郎中。出任广东参政，升浙江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为人修饬。与物无竞。至仕后，两被刘瑾诬陷，以至除名，后瑾伏诛，复官。
樊莹，字廷璧，浙江常山人，天顺末年进士，有病归里。后授行人，擢御史，出知松江府，能体百姓之苦。弘治初擢河南按察使，安抚黄河灾民，清除田赋积弊。迁应天府尹。迁南京工部右侍郎，寻改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未几以病致仕，家居七年，以中外交荐起原官抚治郧阳，寻改南京刑部右侍郎。出视云贵，罢免文武不职者一千七百余人，犹为刘瑾所诬。
韩重，字淳夫，号拙斋，山西降州人。授礼科给事中，累进都给事中，遇事敢言，谏万贵妃之过宠、斥西僧之煽惑，人为悚惧。后历任陕西右参政、右布政使、顺天府尹。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首劾宦官梁玘，官民称快。改湖广巡抚。行南京工部尚书，被刘瑾忌恨。
王敕，字懋纶，山东历城人。授翰林院编修，坐贬降州判官。迁四川提学按察佥事，九年后迁河南提学按察副使，迁南京国子监祭酒。考察自陈致仕，其性敏悟，博学多能，然以才自负而不检于行。
曲锐，字朝仪，山东莱阳人。授大理寺评事，迁寺副。出为福建、四川按察佥事、松潘兵备副使，改河南，擢陕西按察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召还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再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曲锐屡升，刘瑾怒其不谢己，遂勒令其以旧任冠带闲住，刘瑾伏诛，复其官阶致仕。
文贵，字天爵，号松斋，湖广湘乡人。累官至陕西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迁兵部左侍郎理部事，兼左副都御史总制宣大等处军务，改右都御史巡抚大同，后卒于家，年九十余。
屠滽，字朝宗，号东山，浙江鄞县人。授监察御史，巡按四川、湖广，皆有声绩。且明法律、善折狱。每奏狱事，举笔立就，不须窜易，以材能称于时。超擢佥都御史，改南京右都御史。弘治改元，奉命总制两广军务，不久召还掌院事，进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升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仍掌院事。
才宽，字汝励，迁安人。授商河知县，阔达无羁，遇事裁决无滞。历任石州知州，潞州知州，南京刑部员外郎、郎中，淮安、西安知府，山西右参政，官至河南左右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改陕西，未任而迁刑部左侍郎，改兵部左侍郎。刘瑾喜其才，迁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御虏花马池，出塞外。次日追击至羱羊泉，斩四级，虏群集而至，中箭而死，赠太子少保，谥襄愍。
吴洪，字禹畴，号立斋，吴江人。授南京刑部主事，历广东按察副使，厘革奸弊，有治绩。迁福建按察使，矫矫有风节。迁太仆寺卿，改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厂，召回进工部左侍郎理部事，任南京刑部尚书。
王纶，字朝言，山东滨州人。授礼科给事中，改户科，出任江西右参议，累官至湖广左布政使。迁南京礼部右侍郎。迁左副都御史巡抚大同。以杖毙二人逮下狱削籍。
张元祯，字廷祥，号东白，江西南昌人。天顺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预修《宪宗实录》，迁左赞善，上疏劝行王道，迁南京侍讲学士，后召任詹事。武宗即位，进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有《东白集》。
魏绅，字廷珮，山东曲阜人。授刑部主事，广西有冒外戚者，事觉被逮，皆避不敢讯问，魏绅一审而得其假冒情状。迁大理丞、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改抚应天，迁右副都御史。召回任刑部右侍郎。
林元甫，初名普长，字元甫，以字行，更字秉仁，号豫斋，福建莆田人。授工科给事中，言事忤旨，调外任，后复迁都给事，出任山东参政。由陕西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改贵州、云南。
杨时畅，字知休，陕西咸宁人。修《宪宗实录》，升修撰，充经筵讲官，改右賛善、左谕德、侍讲学士，终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讲学士。美风仪、善谈论，有干济才，且以孝友闻名。
王俨，字民望，号畏斋，华容人。历成都知府，治行为天下第一。擢陕西右布政使。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迁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核外戚侵民官地数万顷，奏戍其监奴于边。后以刘瑾诬陷逮捕入狱，谪戍辽东，刘瑾伏诛，赦还而卒。
李孟旸，字时雍，号南冈，河南睢州人。授户科给事中，迁都给事中。历任湖广左参政、广西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擢左副都御史，迁户部右侍郎理部事，迁左侍郎，再升南京工部尚书。有《南冈吟稿》。
李贡，字维正，号舫斋，江西吉水人。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改刑部升郎中，出任山东按察副使、福建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山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十月忤刘瑾致仕且罚米。刘瑾伏诛，于正德五年九月起复原官巡抚顺天，兼抚蓟州等处兵备，修通州城，筑古北口边。迁兵部右侍郎，有《舫斋集》。
张遇，河南项城县人。授潞城知县，历南京监察御史、湖广按察司副使，浙江按察使，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尹。进工部右侍郎，总理易州山厂，张遇为人庸鄙无才能而善缘势，在山厂侵牟无厌。改为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未即任。
王寅，字敬夫，号敬斋，北直隶容城县人。历任大理寺右评事、大理寺副、福建按察司佥事、陕西副使、广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使、太仆寺卿。进工部右侍郎，专理易州山厂。改户部右侍郎，迁刑部右侍郎。因病致仕，为人驯谨笃实年五十七。
夏昂，字景德，号懋齐，南直隶吴县人，占籍顺天府宛平县。授工科给事中，升右给事中，历礼科左、右给事中、湖广右参议、福建右参政、江西左、右布政使、南京太仆寺卿。进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迁工部左侍郎。为人醇谨刚直，居官以廉著称。
田景贤，字宗儒，号西郭，北直隶涿州人。历户科给事中、通政参议，官至礼部尚书。时刘瑾窃弄权柄，陷害大臣，田景贤刚正自持，不阿权贵。后加太子少保，署太常寺事。因病谢职，年七十四。
欧阳旦，字子相，江西安福县人。授休宁县令，升监察御史，历湖广按察司佥事、浙江副使，布政司参政、左、右布政使、进应天府尹，终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为人纯谨，有文名。在湖广、浙江提督学政以宽厚得士心。入仕三十余年，贬议不及其身。知恩报德，乡里重之。
杨茂元，字志仁，号麟洲，浙江鄞县人。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湖广副使、山东副使。弘治中，因疏劾太监李兴，被贬为长沙府同知。不久，去官归里。复起为安庆府知府，升广西右参政、云南左、右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改南京都察院，终刑部右侍郎。杨茂元遇事敢言，不媚权贵。有《麟洲存稿》。
王云凤，字应韶，号虎谷，山西和顺县人。授礼部主事，历郎中，劾太监李广，被贬为陕州知州。李广失败，王云凤起为陕西提学副使，任山东按察使，升国子祭酒。改为南京通政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再改清理两浙、福建盐法，因病致仕。博学力行，居无懒容，俨然终日，与尚书王琼、乔宇并称为河东“三凤”。俱为名臣。
陈天祥，字元吉，南直隶吴江县人。授青州府推官，升御史。迁陕西西安知府，有治绩，民立生祠祀之。进山东按察副使，整顿天津兵备，镇压刘六、刘七农民起义，进太仆少卿。再进左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军务，讨平苗民起事，进左副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
王宸，字具赡，其先河南郏县人，因从军入籍于北直隶真定。授吏科给事中。时辽东守臣妄杀夷人冒功，王宸奉命往案，予以惩办。未几，迁刑科左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改吏科都给事中，升光禄寺少卿，转为南京太常少卿，升南京光禄寺卿，进为应天府府尹。
魏英，字士华，号赧古，浙江慈溪县人。历官御史、湖广按察副使、江西右布政使，终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致仕归。有《赧古集》。
丁凤，字应韶，北直隶蠡县人。授户部主事，历鸿胪寺丞、少卿、南京鸿胪寺卿、应天府尹。进右副都御史，总理南京粮储。召入为通政使，官至兵部右侍郎。以病致仕，
靳贵，字充道，号戒庵，南直隶丹徒县人。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刘瑾擅权于政时，靳贵被调为光禄寺卿。后复原官，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在朝侃侃敢言，略无顾忌。主持科举考试，崇雅斥浮。但在内阁三年，无所建树。为言官所劾，遂要求乞休，诏准。
陈恪，字克谨，号矩斋，浙江归安县人。授宿松县令，升御史。正德初，官江西副使，逆刘瑾，被革职除名，后复官为贵州副使、提督威清等处兵备，升贵州按察使。历山东右布政使、河南、江西左布政使，时吏部奏表彰天下能吏，以陈恪为第一。未风，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改大理寺卿。卒于官，年五十七，有《小孤山诗集》。
刘丙，字文焕，江西安福县人。改庶吉士，升御史，巡按云南。后督两淮盐课，中官请用二万引为织造费，部议许给，刘丙力持不可，得减四分之三。历福建、四川提学副使，四川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进工部右侍郎，入山采木卒，赠工部尚书，谥恭襄。
张津，字广汉，广东博罗县人。授建阳知县，筑城防盗，建朱熹、蔡元定诸贤祠，置立祭田。弘治中，改为大城知县。迁泉州知府，因逆太监去官。四年复官为宁波知府，有惠政。改山东左参政，进南京右佥都御史，专理操江。转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疏请停止织造。终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吴俨，字克温，号宁庵，南直隶宜兴县人人。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忤刘瑾被夺职。刘瑾败，吴俨复官历礼部左、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吴俨率大臣上疏谏阻武宗北游宣府、大同。
李逊学，字希贤，号悔斋，河南上蔡县人。改庶吉士，授检讨。升浙江按察司佥事。改陕西，进副使。后三任山东学政，所至务崇宽厚，颇得士心。升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次年，入翰林院兼侍讲，进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不久，任礼部左、右侍郎。进为南京礼部尚书。以奉贺表入京，改为礼部尚书。兼学士，掌詹事府事，入内阁，专管诰敕。并奉命教授庶吉士。卒于官，年六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文简。
石玠，字邦秀，北直隶藳城县人。由汜水县令召为御史，出核大同军饷，按甘肃、陕西，所上边务，悉中机直。正德中，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召入为兵部右侍郎。历兵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巡视辽东，出关抚谕海西各部，辽东稍靖。后擢为右都御史掌院事。进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因论救谏阻南巡诸臣，为权幸所怒，遂引疾归家。
洪远，字克毅，号仙斋，南直隶歙县人。授莆田知县，升南京福建道御史、浙江佥事，历副使、按察使、四川、陕西左、右布政使，为官廉洁。再迁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改南京大理寺卿，迁南京右副都御史理院事。不久进南京工部尚书，值宁王宸濠反叛，修城池，治军械，冒暑得疾，卒于官，年七十。
潘辰，字时用，号南屏，原籍浙江景宁，随从父居京师。幼习儒业，屡举不第。诏举隐居山林才德兼备之士，被荐为翰林待诏。不久，再被荐入内阁诰敕房，掌典籍事。预修《大明会典》成，进五经博士。正德中，刘瑾用事，复降为典籍。已而复故官，升编修，九年后进为太常少卿。潘辰出身布衣，刻苦问学，持身驯谨，办事忠勤，晨入夜归，从无过失，凡有馈遗，坚决谢绝。士大夫重其学行，称为南屏先生。
王崇文，字叔武，号兼山，山东曹县人。选庶吉士，授户部主事，历升员外郎、郎中，诸司章奏及度支拟议多定其手。后历官大同知府、江西按察司副使，四川副使、山西参政。进河南右布政使、躬历省中各地，均无徭役。迁左布政使，居四月，升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处兼提督紫荆关等关。
陈良器，字彦成，浙江仁和县人。授南京大理寺评事，历寺副、寺正，升为池州的知府，居一年余租谷至十三万石，垦田一百六十顷，号为能吏。迁山东右参政、福建右布政使。后改湖广右布政使，转福建左布政使，召为应天府府尹。
汤金，字完之，南直隶华亭县人。由刑部主事升员外郎、郎中，断狱明允，改贵州按察司副使，迁湖广按察使，进云南右布政使、贵州左布政使，终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后致仕回家。
胡汝砺，字良弼，号竹岩，陕西宁夏人。授户部主事，改郎中，督饷山西。迁大同知府，敢于任事，绳下以法，治迹颇著。迁顺天府丞，进府尹，再进户部右侍郎，不久又兼右副都御史往宣府清理屯田。改兵部右侍郎，还任兵部尚书。因与刘瑾同乡，迁转之速，前所未有，未抵任而卒，年四十六，有《竹岩集》。
安惟学，字行之，山西临汾人。授行人，历工部郎中，出平凉知府。任陕西右参政、浙江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安化王寘镭反叛被杀。
俞俊，字尚贤，浙江丽水人。授江陵知县，擢监察御史，出任贵州按察副使，整饬威清兵备。不久迁江西参政，改福建，历山西布政使，召任顺天府户、工部左右侍郎。迁南京工部尚书。为人峭直，居官亦有政绩。
刘宇，字至大，河南钧州人。授上海知县，迁监察御史，出按贵州，谪施秉知县。弘治初迁瑞州知府，转广东按察副使，改山西，升山东按察使。多刚愎自用，而办事干练。进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整理军务。擢右副都御史仍巡抚其地，迁右都御史总制宜大军务。进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正德三年八月再改吏部尚书，加少傅，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张采，陕西人，授吏部主事、文选员外郎、郎中，被劾家居。焦芳以其为刘瑾同乡，极力推荐。不数月，擢佥都御史、吏部侍郎。代刘宇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日出刘瑾之家，进退人才，唯刘瑾之意是从。不时考察内外官员，诸所迭补，不循旧格，率意变乱，贿赂肆行，刘瑾被劾下狱，亦逮其下都察院狱，死于狱，诏戮尸于市，流其家海南。
曹元，字以员，大宁前卫人。授工部主事，迁郎中。阿附刘瑾，出任浙江左参政。升山东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改抚陕西，为兵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升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日饮酒谐谑，道闾里鄙语，以刘瑾而屡迁，士论耻之。刘瑾下狱，曹元上疏自陈不职之罪，说：“请开更生之门，归守先人墓。”词哀而鄙，武宗令其致仕。
白钺，字秉德，南宫人。授翰林院编修，迁侍读，充经筵并东宫讲官，升侍讲学士、翰林学士充日讲官、教授庶吉士、掌翰林院事，擢礼部右侍郎，改吏部，进左侍郎。迁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专管内阁敕诰掌詹事府事，加太子少保，年五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文裕。
汤全，字完之，松江人。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断狱明允。迁贵州按察副使，升湖广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贵州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
汪舜民，字从仁，婺源人。授行人，擢河南道御史，出按陕西、甘肃等处，多所举刺。出任东莞知县，迁江西按察佥事，详谳明允，剖决如流。擢云南按察副使，后任福建按察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升南京左副都御史，有才略，矫以风节自励，卒于官。
高铨，字宗选，号平山，晚更号遗安老人，江都人。授大理寺评事，历山东、浙江、河南按察佥事，迁河南按察使。升左布政使，次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召任南京工部右侍郎，迁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忤刘瑾，于正德二年致仕，卒，年六十九，赠太子少保。有《平山稿》、《遗安稿》。
艾璞，字德润，号东湖，江西南昌人。授工部主事，改兵部，历升通政司右通政、光禄寺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等处，以裁革后还。巡抚时，遇勘功臣庄田，忤刘瑾，遂被捕下狱，谪戍海南，刘瑾伏诛，赦还复职致仕，年六十三。
张升，字启昭，号梢岩，江西南昌人。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迁左赞善，充东宫讲读官，升右谕德。孝宗即位，进左庶子兼侍读。改迁南京工部员外郎。不久，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由礼部左侍郎迁任礼部尚书。遇灾异辄进直言，进太子太保致仕。
朱钦，字懋恭，福建邵武人。授宁波推官，以政绩卓著擢监察御史，出督漕运，按河南，军广西，并著风节。历任山东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湖广左布政使。武宗即位，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以民性酗酒，下令禁酿。弹劾刘瑾道杀王岳，刘瑾报复，矫诏勒令致仕，后夺其职。刘瑾伏诛，复官仍致仕。
闫仲宇，字参甫，号恒斋，陕西陇州人。以按察副使备兵临清，迁浙江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再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进左副都御史督理宣大边储，后还任兵部左右侍郎。进兵部尚书，奉命提督团营。
叶贽，字崇礼，淮安人。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鞫谳明慎，人称不冤。出迁嘉兴知府，改台州、广信。任四川参议、江西左、右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藩府馈赠，谢绝不纳，总粮储，严出纳，清宿弊，继者多遵其法。转南京工部右侍郎。改刑部，进左侍郎。
李杰，字世贤，号石城雪樵，常熟人。授翰林院编修，累升侍读学士。历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尚书，改礼部尚书，以事忤刘瑾。
吴伟，江夏人，善画水墨写意、人物、山水。曾以画供奉内廷，得赐“画状元”。取法南宋画院体格，笔墨恣肆，神韵俱足，为明代中叶创新画家。追随者众，形成兴盛一时浙派山水中的“江夏派”。
屠勋，字元勋，号东湖，浙江平湖人。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历员外郎、郎中，疑狱或事关权贵，均剖决无滞。迁南京大理寺丞，后任大理寺左少卿，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整饰边备，政绩卓著。后还迁刑部左右侍郎，任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再改刑部左侍郎。，据右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致仕，年七十一。赠太保，谥康僖
徐节，字时中，贵州卫人。授内行知县，擢监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权贵，风裁凛凛。迁太平知府，再升云南右参政、广西右布政使，征思南给饷有功。转广东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会刘瑾擅政，以事见忏，削籍。刘瑾伏诛，复职致仕。
雍泰，字世隆，号正谊，陕西咸宁人。授吴县知县，作堤捍太湖，民称雍公堤，擢监察御史，迁凤阳知府，改南阳，进山西兵备副使，升按察使、山东左布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被劾除名。初起迁左副都御史提督掸江。擢南京户部尚书，因不附中贵，致仕。
顾佐，字良弼，号简庵，临淮人。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出任河间知府，亲校册籍，吏无所容奸。驿司供应，令民计亩出钱，里甲得免于偏困之害。擢四川按察副使，入为大理少卿。升右佥都御史提督雁门三关，兼巡抚山西。改南京提督操江，进右副都御史。再迁千部右侍郎，兼左佥都御史，往陕西督饷。转左侍郎提督粮储。迁户部尚书理部事。
张泰，字叔亨，顺德人。授沙县知县，迁监察御史，提督北直隶学校，有明公之誉，后出按云南，执法不挠。历迁南京太仆少卿、大理少卿、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召为工部右侍郎，迁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理院事，迁户部尚书致仕。
吴文度，字宪之，吴江人。授龙泉知县，迁南京监察御史，偕同官论僧继晓被杖。不久迁汀州知府。弘治中历江西左参政、山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正德三年初进户部右侍郎，转左侍郎。迁南京右都御史，因不贿刘瑾，迁户部尚书致仕，年七十。
蔡清，字介夫，号虚斋，福建晋江人。授礼部主事，以病告归。起迁江西提学副使，以忤宸濠，乞求致仕归里。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任命始下而卒，年五十六。
王鉴之，字明仲，号远斋，浙江山阴人。授元氏知县，擢监察御史，提督南都学校。迁大理丞，转少卿，进佥都御史、南京刑部右侍郎。改京师刑部，迁左侍郎，转南京左都御史，又迁刑部尚书。刘瑾专权，鉴之与之抗，致仕。
江澜，字文澜，浙江仁和人。授翰林院编修，迁侍读充经筵讲官，与修《大明会典》，进侍读学士，擢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奉命任《宪宗实录》副总裁，升吏部左右侍郎。任南京礼部尚书，守官勤慎。不通尺书，著目录以自检，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昭。
刘孟，字子贤，江西安福人。授兵科给事中，累迁刑科都给事中，进福建参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以枉道还里，久不领敕。
第一章 痛击鞑靼——丛兰
丛兰，字廷秀，号丰山，山东布政司登州府宁海州文登县人，明朝中期军国重臣。历任户科给事中、兵科右给事中、通政司通政使、户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右都御史、南京工部尚书，谥赠太子少保。
丛兰，其祖名实荣，父名春，据传生于清晨，雷声隆隆，大雨如注，喜得贵子，其父乐不可支，雨稍停便到院外大门上挂剑示喜。此时，恰有文登知县与文登营总兵早起公干，正持剑在门下避雨，见一大清早便有两位地方大员，为一个初生毛孩持剑站岗，两位大人都好生奇异，于是齐随丛春进门观望。见小孩红光满面，生相不凡，两位大人齐夸孩子将来必有出息，当个九品官不成问题，其母一听乐道：“别说九品，就是一品俺也不嫌弃！”谁知丛母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句话，却使儿子最终真的成了朝中一品大员。
丛兰，少不贪玩，惟对经书典籍喜爱有加，滨海一带买不到书本，往往手自抄录，夜诵达旦，历经十数年的寒窗苦读后，丛兰学业大成，遂入省城乡试，得中举人。次年又远赴京城参加会试，然时运不济，无缘金榜，京试的失利不仅没能使他受到压抑，反而使他愈加发奋，遂由“都下鬻书，归益加探讨，自天官、三式兵钤、医术、算数之类，靡不究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六度寒窗后终以自己的满腹才华荣登进士榜，高中三甲第三十八名，经吏部考核，职授户科给事中。
丛兰，入朝为官后，处处以社稷为重，四处巡察，整肃流弊，尽忠职守，巡察光禄寺时，见有司正在整备皇坛供器，遂上疏弘治皇帝说：“崇尚异教，为先朝遗弊，当亟罢！”宫廷法事遂得遏制。不畏权贵，嫉恶如仇，指斥权奸无所忌，虽屡历艰险，仍一如既往，致使梁芳、刘瑾等内侍巨奸亦无所避，朝中邪恶之徒或废或诛，丛兰由此声名鹤起，朝野颂扬。
太监梁芳、陈喜、汪直、韦兴等后宫宠臣投机钻营，中饱私囊，扰乱朝纲，祸乱宫廷，在朝臣们的弹劾下，众奸虽一度以罪摈斥，但在后宫的袒佑下不久还京，朝臣无可奈何，宫廷一时乌烟瘴气。丛兰忍无可忍，在清宁宫火灾爆发后，即不失时机地“疏陈六事，极论芳等罪，诸人遂废。”与此同时，对朝中邪恶之辈也极尽斥责，疏道：今日之务在“惜畿民，抚边戌，警怠玩，杜贪残。”，“奸贪如侍郎林凤辈之未见罢黜，左道如太常卿崔志端之紊乱，旧章皆宜惩处，以顺上天遏恶之命。”林凤、崔志端等遂被罢黜。
孝宗时期，内臣当道，乱命不断，当时内宫降旨，将无所建树的代理都指挥吴安，提升为都督，对贻误军机的边将姚信予以宽恕，朝臣一时议论纷纷。丛公不肯坐视，即行上疏，力请论处，孝宗照允，二人遭免，朝野称快，“大阅京营”。如此“在谏垣十余年，遇事必言，言必尽中。虽忤旨下狱，志不少挫”，丛兰因政绩卓著升任通政使司右参议，又明年转左参议。
武宗登基后，太监刘瑾迷惑君王，把持朝政，酷施杖刑，残害朝臣，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致使朝野上下胆战心惊，苦不堪言。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搜刮钱财，作为朝中干吏，丛兰被派往延绥督理军务，从此开始了他卫国戍边的军旅生涯。刘瑾爪牙借核实边功之名，到处罗织罪名，罚没边官钱粮，如此“命不时下”，“久不克完”，“一岁至再三举行”，致使很多边官纷纷“以罚米赔粮系狱”，很多边民纷纷“以催征逋负逼迫逃窜”，“将家由武举进者，分隶各镇类，愁寂不能聊生”，“其谪戌除名没产者，多出锻炼考察之令”，而“侦事之卒，纷纷四出，所过莫不危惧。”
刘瑾的恶行，使大明天下一时危机四伏，终于导致了安化王朱寘鐇叛乱的爆发，见朝政如此荒败，民生如此艰难，丛兰怒不可遏，他一边安抚边官百姓，一边上疏“奏陈十事”，痛责刘瑾弊政。疏中言道：“文武官罚米者，鬻产不能偿，朝臣谪戍，刑官妄引新例，锻炼成狱，没其家赀。校尉遍行边塞，势焰薰灼，人不自保。”力劝武宗“宜速改而不容绥者”。武宗批允，“疏至，诏悉行之。”对于丛兰的责伐，“刘瑾大恶之，矫旨严责。”给事中张瓒、御史汪赐等刘瑾奸党，亦“希旨劾兰”，“欲中以祸”，丛兰眼看就要大祸临头，然而此时边关告急，丛兰作为边关主将不易处置，刘瑾只好暂且搁置。所幸“数月，瑾诛”，丛兰方转危为安，丛兰不畏权奸、勇斥弊政、心怀社稷的胆略气节，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颂，不久便晋升为通政使。
丛兰的胆略气魄，不仅展现在参朝理政上，而且在整军备战、卫国戍边方面也胆识过人，气魄非凡。丛兰入朝为官后不久，即在清理房山草料场、整顿京城防务中表现出非凡的军机处置才能，朝臣无不为之侧目，弘治皇帝由此加封其为兵科右给事中。丛兰从此得以参知军政，襄理军务，由此开始了他卫国戍边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
身为军国重臣、封疆大吏，丛兰全心扑在百姓民生上，全心扑在边防建设上。“值岁旱”，田间干枯，禾苗奄奄，百姓心急如焚，齐向丛兰哭诉求救。丛兰“祷于群望”，清冤理狱，追悼亡灵，斋戒敬天，致使境内“鞫冤系释之”，不日“三边皆雨”，稼禾俱兴，百姓开颜，齐聚督府跪谢，丛公由此威加“三边”。
刘瑾时期，官商勾结，把持盐政，牟取暴利，致使“引利皆归于权右”。“及公来”，整肃军纪，统一政令，统一市贸，严惩不法，从而使臣属“无敢私谒商通，而事乃济。”此后，“诸有补于边储者，皆一一条上行之。”从而使边境市贸井然，物给丰足，百姓乐业，军心大振，边防愈加巩固，胡寇愈加闻风远遁。丛公由此军民爱戴，声望日隆，威震三边。
丛兰为人沉稳，富有谋略，致力军备，屡建奇功，中都一带盗匪群起，官军守将纷纷败北，满朝文武惶惶不安。危难之际，群臣举贤，首推丛兰，正德帝遂“亟召公巡抚庐、凤、滁、和”等地。丛公到后，一边广施仁政，广济灾民，安定地方，一边加强军备，步步为营，对敌展开部署。丛兰率兵抵达凤阳，此时贼已压境，丛兰遂督吏士防遏沿河诸渡口，准备迎战。顷刻，警报至，丛兰即躬擐甲胄，身先士卒，奔走邀击。在丛公冲锋陷阵的激励下，将士人人奋勇，个个用命，直杀得天昏地暗，经过数度激战，贼寇渐渐不支，不久便全军溃败，狼狈逃窜。此役共俘斩三千余人，溺而死者数万，赈济所全活者又二万六千八百余口，抚释协从男、妇六百人。
捷报传至京城后，举朝欢庆，正德帝遂赐敕奖励，赉以金帛，等到秋天九月班师回朝时，当地老稚攀留满车，下为立生祠。王师凯旋后，正德帝出宫相迎，还朝论功，又升一级，荫一子，为太学诸生，加赐金帛羊酒。同时召集满朝文武宴于礼部，大肆庆贺。
蒙古小王子率军大举南侵，蒙军压境，边关危急，武宗加封丛兰为右都御史，并敕命其总制宣、大并山西偏头、宁武、雁门等关军务。丛兰从而成为统兵抗敌、节制边关五路兵马的总督帅，临危受命，手握重兵，深感责任重大，深恐有负圣命，即上疏请辞帅印，分减兵权，武宗不允。丛兰又再次上疏请辞，武宗又不允。
丛兰来到边关后，即四处巡视，查勘敌情，整修军备，并令内地军民各筑堡入保，亦如塞下，在整饬边备的同时，丛兰还严号令，明赏罚，从严治军，从而使边关将士，在丛兰的精心治理下，边关各镇一时众志成城固若金汤。为了消灭蒙军的有生力量，彻底根除边患，丛兰坚壁清野，固守不出，一再示弱。
在丛兰骄敌深入之计下，蒙军不可一世，疯狂入侵，一再深入，见战机已现，奋然谓诸将曰：“贼志骄矣，取威服远，机不可失也！”。在丛兰的督阵指挥下，边关将士一拥而出，东西奋击，直杀得敌军丢盔卸甲、人仰马翻，很快便溃不成军，见大势已去，敌酋小王子不敢散掠久留，忙率残部宵夜遁去。可丛兰早有部署，他分部诸将十七人，伏兵要害，遣谍者往来传报，随时准备消灭逃窜之敌。当残敌逃至北塞，又为我军乘高据险邀击前后，歼者不可胜计。其虏酋小王子，亦断右臂而走，营中痛哭声昼夜不绝”此役战果辉煌，为数十年来，虏之挫衄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自此后，北寇胆寒，不敢复南牧矣，捷报传至京城，天颜喜甚，复赐敕奖励。
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时为江北巡抚的丛兰，即请命移镇瓜州，率兵御之。在丛公的统率指挥下，江都军民密切协作，严加防备，不久便“擒伪谍数百”，从而使叛军孤立无援，惶惶不知所向，经过一年多的围剿，终被消灭殆尽，丛公由此又为自己的军旅生涯平添了一抹浓彩。
丛兰奉旨还朝，命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郡，漕运为古时盐铁粮秣转运的命脉所在，关系到京都供应、军备保障和社稷安定等问题，所以历朝历代对此都非常重视。丛兰受命后不敢怠慢，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漕运的勘查和整治之中，惩治贪恶，革新陈规，改立条约，疏浚河道，改善河工，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从而使漕运面貌大为改观。为了总结漕务，启示世人，他还“著《漕运录》行于时，从而为后世的漕运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丛兰身居督抚，位高权重，商贾环绕，馈赠不绝，但他不为所动，始终洁身自好，居尘不染。作为督抚重臣，丛兰处处以江山社稷为重，处处以百姓民生为重，为此他不惜触犯皇室，毅然上疏毁佛，为民请命。宫廷为行佛事，拟遣中官刘允，征调舟船“五百余艘，役夫万余人”，以迎取西藏活佛乌斯藏。奉诏后，刘允便以迎佛使为由，巧取豪夺，沿途百姓随即陷入官府的层层盘剥之中，丛兰对此恼恨不已，他一边传令部属，一边上疏宫廷，斥责佛老无益，扰乱民生，恳请止行。刘允不知就里，督办所需，然而丛公却辞而不见，致使刘允迟迟不能成行，不日旨下，允勿遣，沿途百姓从而免遭了一场盘剥劳役之苦。
在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丛兰以其忠贞的节操、无私的奉献、杰出的功勋，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赢得了正德皇帝的高度信任，即使宠臣江彬“数有谗言”，亦不能对丛公产生丝毫影响。为了表彰功臣，丛兰以六年考满进阶资德大夫，勋正治上卿，官居一品。
长期的军国生涯，使丛兰心力交瘁，不胜烦劳，再加上人至晚年，思乡之情悠然而生，因此在得知皇上加封的喜报后，即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不待叛军剿灭便已决退休之计。为了褒奖功臣，丛兰归休后，世宗特旨沿途驿站程程迎送，令有司岁给禄米三十六石，舆隶四人，以为常近。时大臣告老还乡，但未有如是之盛者也。为了彰显皇帝优抚老臣之德，地方仕绅特为丛兰所居堂院，取名为“优老堂”。
第二章 清廉耿直——陈寿
陈寿，字本仁，新淦人。祖父志弘，洪武年间代兄戍辽东，成为宁远籍。少时家境贫困，拾金不昧，刻苦好学，跟同乡贺钦学习。授户科给事中，在视察宣城、大同边防时劾去不忠于职守的宦官，又曾弹劾万贵妃的兄弟及宦官梁芳，因而被关进监狱，获释后，升为都给事中。为官40年，无家可归，寄寓南京，住所简陋不堪，不能蔽风雨，当他去世时，无钱办丧事，尚书李充嗣、府尹寇天叙给他收殓，又过了多年，在亲朋故旧的帮助下，才归葬新淦。
陈寿，出身军人家庭，但家人却反对他走从军这条路，然而，在经历过科举拼杀、宦海沉浮多年后，他还是阴差阳错地走上了战场。见惯了战场上刀光剑影的祖父，并不希望陈寿过戎马生活。于是，从陈寿开始记事起，父亲就给他下了死命令：打仗有你哥去。你，要考科举，中功名，光宗耀祖。
陈寿，还是婴儿的他就跟随服兵役的祖父陈志弘到了辽东，居住在辽宁兴城一带。幼年时期，带着家庭的殷切希望，他开始用功读书，因家境贫寒，父亲节衣缩食把他送进了私塾，幸运的是，他在私塾里遇到了一位好老师——贺钦。正是在这位恩师的栽培下，陈寿在仕途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风采。
陈寿的恩师贺钦，是当时有名的大儒，曾官至吏部尚书，退休之后在乡间谋得一份教书的工作，他不但教给陈寿知识，更教给陈寿做人的道理，使得陈寿小小年纪便学到了做人的原则——不贪。或许成为一名“清官”的命运，从陈寿拜贺钦为师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七岁那年，陈寿在放学路上发现了一个遗失的钱袋，他竟然在原地等了足足半个时辰，直到失主找回来将钱袋交还给失主后方才回家。
25岁那年，陈寿考中了举人，创下了一项纪录——明代第一位出身军户考取功名的学子。陈寿的这次科考惊动了街坊四邻，也给他的家族带来了不少荣誉，但同时也让父亲对他有了更为严格的要求。陈寿背负着家族的期许，又考中了进士，带着一辈子做清官的信念步入了官场，获得了户部给事中的职务。陈寿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户部的工作情况，并弹劾不法官员，虽然级别不高，但他在这一岗位中显现出了他的为官本色。
在户部任期内，陈寿明察秋毫，十分注重辨别是非真伪，他到河北省宣化边防巡视督察时，正巧当地在克扣军士粮饷。陈寿得知此事后，立即展开严查，发现一位叫梁方的官员克扣了价值数万两银子的军粮军饷，随即将梁方的贪污案上报总兵府，同时将其收监候审。在搜查梁方的住所时，除了缴获满箱满箱的金银赃款外，还意外发现了一封署名“万通”的密信。
万通，不是一般的人，是当时皇上最宠爱的万贵妃的亲弟弟，是内阁右辅、吏部尚书万安的叔伯兄弟，并且这封密信的内容还涉及到了一个惊天大案，信中万通指示梁方放行五车官盐出境到西辽国。当时，官盐是官府的专营商品，严禁出口，按明朝刑律规定，走私一车官盐就可诛杀六亲，万通竟敢走私五车官盐到西辽，更撇不清通敌之嫌。通过调查，掌握了梁方亲自开关放行五车官盐往西北的事实后，陈寿立即赶回京城，直接前往内阁大臣、户部尚书刘吉家中报告了这件大案，但刘吉碍于阻力，对此事的处理一再犹豫。
陈寿对刘吉说：“刘大人是国家的栋梁，不能因为这件事与万通他们搞翻而受到伤害。这个案件是我发现的，一人做事一人当，就由我来写奏书，揭露他们的贪腐嘴脸，即使受到他们的报复，我也不怕！”刘吉对陈寿置生死于不顾与贪腐权奸作斗争的勇气表示钦佩，并说一定会把奏书直接交给皇帝。令人意外的是，这封奏书不但没有扳倒万通，反而害了陈寿自己。几天后，刑部虽然开始公开审理这桩走私案，最终结果却是陈寿被判诬告，进了牢房。几年后，万贵妃病逝，刘吉派人重新稽查万通私运官盐一案，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万通被判死罪，陈寿得以平反昭雪，誉满京城，并重新得到重用。
延绥，是陕北的两座重镇，在当时处在临近蒙古部落的边境，此前，蒙古经常袭扰明朝边境，先后几任巡抚官员都因为防御不力而被朝廷撤职或问罪，已是60岁的陈寿被出任右佥都御史兼延绥巡抚。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军旅，将军队分为十道，分别驻守在各个战略要地，彼此互相应援，使得军势大振。蒙古满都鲁等部落相约联合进犯明朝边境，陈寿不顾花甲之躯，亲自披挂上阵，率领数十名骑兵到对方阵前，利用计策驱散了进犯的蒙古军队。
在担任巡抚的几年里，整顿吏治，打击盗匪和蒙古部落的进犯，维护了陕北边境治安的稳定，深得当地百姓拥护，也受到了皇帝的嘉赏。陈寿结束了短暂的戎马生涯，回到南京任右副都御史。陕西地方主官廖堂因贪暴无度激起民愤，吏部尚书杨一清认为陈寿刚直果敢、政声极佳，遂推举他任陕西巡抚，到任后，首先惩治了廖堂的势力，使官吏风气有所好转，然而这次任职时间很短，仅半年后就被朝廷调任兵部右侍郎。
83岁的陈寿在任上去世，嘉靖皇帝悲痛万分，追赠其太师，正一品官阶。陈寿一生为官40多年，始终以清廉著称，以至于耄耋之年的他在南京居住的房屋，尚不能遮风避雨。他去世后，由于没有留下任何积蓄，家属竟无钱为之安葬，还是靠仰慕他品行和人格的尚书李充嗣和应天府尹寇天叙，出钱为他殡殓。数年后，在祖籍亲友的资助下，陈寿终于归葬其祖居地江西新干，其墓地尚存，世代祭祀不断。
第四章 迎立世宗——毛澄
毛澄，字宪清，号白斋，晚更号三江，南直隶昆山人。迎立世宗有功，但在大礼议事件中数次与明世宗抗疏力争，世宗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请求，又赂以重金，毛澄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疏乞归，都被慰留。后获准归休，在回乡途中病逝，赠少傅，谥文简。
毛澄，进士第一，直讲东宫，武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以毛澄进讲明晰称之，孝宗大喜。武宗即位，进左庶子，直经筵，以母忧归。刘瑾摘《会典》小疵贬诸纂修者秩，以毛澄为侍读，服阕还朝，进侍讲学士，再迁学士，掌院事，历礼部侍郎。武宗微服私访，毛澄率侍郎王瓒、顾清等疏请还宫，武宗出居庸关，游幸宣府，久留不返，毛澄等频疏谏，悉不报。
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统六师巡边，遂幸宣府，抵大同，历山西至榆林。毛澄等屡疏驰谏，复偕廷臣上疏曰：“去岁正月以来，銮舆数驾，不遑宁居。今兹之行，又已半岁。宗庙、社稷享祀之礼并系摄行，万寿、正旦、冬至朝贺之仪悉从简略。腊朔省牲，阙而不行，遂二年矣。岁律将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训曰：‘凡祀天地，精诚则感格，怠慢则祸生。’今六龙遐骋，旋轸无日。万一冰雪阻违，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执玉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边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处重城，食厚禄，仰思圣体劳顿，根本空虚，遥望清尘，忧心如醉。伏祈趣驾速还，躬亲稞享，宗社臣民幸甚。”不报。
武宗还京，即谕礼部：“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遣往两畿，瞻东岳，奉安圣像，祈福安民。”毛澄等骇愕，复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业，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号。今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号者，陛下也。不知受此号者何人？如以皇储未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则遣使走币，足将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献宝香，如佛、老所为哉？”因历陈五不可，亦不报。
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叛乱，帝南征示威武，驻跸留都者逾岁，毛澄屡请回銮，及驾返通州，用江彬言，准备马上赐死朱宸濠。毛澄据汉庶人朱高煦故事，请还京告郊庙，献俘行戮，不从。宦官王堂镇守浙江，请建生祠，西番阐化王使者乞额外赐茶九万斤，毛澄皆力争，不听，王琼陷害彭泽，毛澄独白其无罪。
武宗崩，毛澄偕大学士梁储、寿宁侯张鹤龄、驸马崔元、太监韦霦等迎明世宗于安陆。既至，将谒见，有议用天子礼者，毛澄曰：“今即如此，后何以加？岂劝进、辞让之礼当遂废乎？”
世宗践阼甫六日，有旨议兴献王主祀及尊称，毛澄大会文武群臣，上议曰：“考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刘景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时大司空师丹以为恩义备至。今陛下入承大统，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朱厚炫继兴王后，袭兴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继宋仁宗后，是为宋英宗。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称王伯而不名。范镇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复以濮王为考，于义未当。’乃立濮王园庙，以赵宗朴为濮国公奉濮王祀。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法。”议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议。
毛澄复会廷臣上议曰：“《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兴献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继大统，奉祀宗庙，是以臣等前议欲令崇仁王朱厚炫主兴献王祀。至于称号，陛下宜称为‘皇叔父兴献大王’，自称‘侄皇帝’名。以宋程颐之说为可据也。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尊行，止称伯父、叔父，自称皇帝而不名。今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大王’，又自称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复有所议。”因录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进览。帝不从，命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毛澄乃复会廷臣上议曰：“臣等会议者再，请改称兴献王为叔父者，明大统之尊无二也。然加‘皇’字于‘叔父’之上，则凡为陛下伯、叔诸父皆莫能与之齐矣。加‘大’字于‘王’之上，则天下诸王皆莫得而并之矣。兴献王称号既定，则王妃称号亦随之，天下王妃亦无以同其尊矣。况陛下养以天下，所以乐其心，不违其志，岂一家一国之养可同日语哉。此孔子所谓事之以礼者。其他推尊之说，称亲之议，似为非礼。推尊之非，莫详于魏明帝之诏。称亲之非，莫详于宋程颐之议。至当之礼，要不出于此。”并录上魏明帝诏书。当是时，帝锐意欲推崇所生，而进士张璁复抗疏极言礼官之谬。帝心动，持毛澄等疏久不下。至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议。澄等乃复上议曰：“先王制礼，本乎人情。武宗既无子嗣，又鲜兄弟，援立陛下于宪庙诸孙之中。是武宗以陛下为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寿，无可疑矣，可复顾私亲哉？”疏入，帝不怿，复留中。
会给事中邢寰请议宪庙皇妃邵氏徽号，澄上言：“王妃诞生献王，实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统，则宜考孝宗，而母慈寿太后矣。孝宗于宪庙皇妃宜称皇太妃，则在陛下宜称太皇太妃。如此，则彝伦既正，恩义亦笃。”疏入报闻。帝以母妃将至，下礼官议其仪，毛澄等请由崇文门入东安门，帝不可。乃议由正阳左门入大明东门，帝又不可，毛澄等执议如初，帝乃自定其仪，悉由中门入。
毛澄端亮有学行，论事侃侃不挠，嘉靖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毛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毛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嘉靖帝辄慰留不允。
论定策功，加毛澄太子太傅，荫锦衣世袭指挥同知，力辞不受，嘉靖帝敬惮毛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
第三章 历仕四朝——孙交
孙交，初名蛟，字志同，号九峰，生于今钟祥张集九华山，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户部尚书。
孙交，入太学，受到当时理学名臣、杰出学者海南人丘濬的器重，并为其更名孙交。初授南京兵部车驾主事，因为办事干练，为南京兵部尚书王恕所重。王恕以奉公守法敢于直谏而名振朝野，王恕执掌吏部，荐升他担任稽勋员外郎，历文选郎，又升验封郎中。王恕撰《吏部奏议》九卷，就是孙交帮忙编排的，还请在诗坛颇具声望及影响的李东阳为之作序。
不久，父母病重，孙交请假归省遂丁父母忧，守制结束后，起复补稽勋郎中又调文选，前后居吏部十四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廉洁奉公的人多有推引。宣府、大同一带有边警，他奉命经略黄花镇诸边隘，孝宗皇帝亲赐金绮为他壮行，当时他的朋友被称为“弘治四杰”的边贡有诗“送孙志同经略居庸二首”相赠，其中一首这样写道：“宝剑青骢马，秋高出塞行。田公受新律，武子旧传兵。鼓角边云惨，旌旗海日明。穹庐莫南徙，中国有长城”。充分表达友人对他此行的期待。到任后孙交深入险要，现场指挥调度，采取增修垣堑，广植树木等办法有效地阻滞了敌骑的进攻，还用空余时间到边卫学校担任教授，以训武官子弟。
孙交进升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管理漕粮收储，但不久又改任吏部。当时吏部尚书是经大学士焦芳推荐依附宦官刘瑾，由左侍郎升为尚书的张彩，此人能言善辩，左右逢源，深得专权谋叛的刘瑾喜欢。刘瑾曾直言训问张彩：“人皆晋升后亲往谢余，尔何不见，何也？”张彩回答说：“擢升于我者皇帝恩泽也，谢尔者岂不世人非议也”！刘瑾干笑道：“知我者，莫若乡党也！”。刘瑾办寿，“朝官赴贺，跪于庭下，瑾不睬，差人请彩往，瑾立出门迎之”。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些事情对正直的孙交来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要对工作负责对上司的前途命运负责，因此私下里和张彩没少交流，然而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张彩认为是孙交故意跟他过不去，一怒之下将这位好心的下属调往南京任了虚职。
刘瑾擅权被诛，随后群臣追论阉党官员，吏部尚书张彩被逮，死于狱中；刘宇、焦芳等已致仕，削籍为民；刘瑾亲信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等处斩；尚书、侍郎以下依附刘瑾的官员多人续被罢黜。朝廷正到用人时，杨一清由户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空下来的户部尚书位置就由孙交来顶替，这是朝廷认真权衡的结果。虽然孙交熟悉吏部事务，但他更擅长经济管理工作。当时征讨流寇，调度繁急，连岁灾荒，正赋不足，孙交筹划适宜，勉力支撑，既保障了前线的供应，又使饥民得到赈荒救济，因此老百姓不至于十分贫困破敝。
孙交的贡献，得到了武宗皇帝“赐玉带麟服”的奖赏，也使他陷入地位不保的尴尬，贪赃者认为有孙交在，感到很不方便。特别是武宗皇帝准备以太平仓赐给幸臣裴德、云南镇守中官张伦奏请开采银矿、南京织造中官吴经奏请经费等问题，孙交态度坚决予以否决，因而群起攻之。孙交与礼部尚书傅珪都“以守正见忤”，权幸“遂矫旨令二人致仕”，当时给事中李阳春、御史原轩等为他们请留求情，没有被武宗皇帝采纳。
封国湖广安陆州的宪宗四子兴王朱祐杬，十分看重孙交的品行和才干，与他交往甚密，连宫中想吃的食物，也“令中使于孙尚书家索之”，还专门把紧靠阳春台旁边的一块闲地，割让给孙交“以益其宅”。后来嘉靖皇帝继位以后，有中官告孙尚书侵地，世宗说：“此先皇所赐，吾敢夺耶”？这一方面说明嘉靖皇帝的确是个孝子，非常尊重父亲生前的决定，另一方面说明嘉靖皇帝还在钟祥王府生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孙交的为人，所以才有“世宗在潜邸知交名，甫即位，召复故官”。
兴王与孙交的交往差一点让他们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因为孙交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而兴王世子朱厚熜也长得少年英俊，兴王越看越喜欢，欲聘为世子妃。与王爷结为皇亲，这件事在普通人眼里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孙交却是一位久经政治熏陶的老臣，深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又不好拒绝，十分婉转地说：“王爷私下待我甚厚，这没什么好说的，但如果要把我的女儿纳入王宫，别人会说是我在巴结王爷想做皇亲，我不愿意让别人误解我，因此只能感谢王爷的一片好意”，兴王心中虽有不悦，但他知道这事强求不成，只得敷衍了事。
朱厚照驾崩无子嗣位，朱厚熜按太祖“兄终弟及”的遗训进京登基，成为明朝第十一任皇帝，世称嘉靖皇帝。这位少年天子公私分明，虽然与孙家小姐联姻不成，但他不计前嫌任人唯贤，当有人提出让孙交复官的建议后，立马得到了批准。御史周宣奏请说：“图国家治安在培养士气，培养士气在辨别忠邪……至如大学士谢迁、刘忠，尚书孙交、邵宝……先朝旧臣，素协时望，宜亟赐召用，使天下知守道不回之士虽遭废斥，尚有登用之期”。嘉靖皇帝立即批转所司议行，吏部奉诏查先朝直言守正降黜并乞归诸臣，拿出了“待次征召”的计划。
嘉靖皇帝下达了征召户部尚书孙交复原职的诏书，并且“遣官赍敕征之，令即日驰驿来京”，可见新皇求贤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官复原职对吃官饭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孙交并不愿意，而是多次上疏“辞免新命”，其中的原因在当时就有人说是“女不欲纳王宫”，“盖以此自嫌”，这也是猜测之词，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其女终生不复嫁人”。也许这是原因之一，也可能他真的希望把机会留给别人，究竟为何只有他自己知道，当然孙交的辞免是无力的，并且越是辞免嘉靖皇帝就越是坚持。
孙交以衰老不能赴召的辞疏上达朝廷，嘉靖皇帝当即回复：“卿累朝耆旧，清慎老成，顷以佥言召用，且令吏部遣官趣行，其遵初命，即日就道，以副朕简贤图治至意，慎无再辞”。嘉靖皇帝批准侯观乞休之后，户部暂时由左侍郎秦金主其事，户部尚书的位置对孙交早就已经虚位以待了，风尘仆仆赶到北京的孙交再次上疏辞免，嘉靖皇帝仍然不批准，还赞扬他名德老成，让其快快就职，孙交仍然不安心，只到他第三次以身体有病要求退休的请求遭到驳回后，才暂时打消了辞归的念头。
此时的孙交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他仍然十分敬业，他没有忘记老兴王过去对他的厚爱，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这位历经四朝的老臣，第一道奏章，就是要嘉靖皇帝坚持日读《皇明祖训》，还要求皇宫的学习讲座每天都要开讲并且长年不断。他认为“圣祖精神心术尽在此书，深有得于大学之道”，言行都要遵循准则，“合则决然行之，悖则决然止之，如此则圣心允合于圣祖之心，而圣治亦可以同符矣”。嘉靖皇帝看到奏章非常高兴，“览奏具见忠爱，朕当一一讲明施行”。
孙交在户部尚书的位置上发挥了许多这样独到的作用，如议迁显陵到天寿山一事，孙交向嘉靖皇帝建议说：“山陵事体重大，太祖欲迁仁祖于钟山，就是担心泄漏了灵气才没有实行，这些事在《皇陵碑》上写得清清楚楚，所以要慎重”。他的一番话让嘉靖皇帝取消了迁移钟祥显陵的计划，他兴利除弊不遗余力，如武宗后期所形成的侈汰风气，造成库藏殚虚。孙交采取裁减中官冗员，除去经制宿弊等办法，使国力逐渐恢复。如正德中，上林苑内臣至99人，侵夺公私地不计其数。嘉靖皇帝即位后命留18人，但不久又复传奉至62人，孙交乞汰如初，且侵夺地尽数归还。御马监阎洪请给外豹房地，孙交说：“先帝以豹房故，贻祸无穷。阎洪等欲修复以开游猎之端，非臣等所敢闻”，在他的坚持下只颁诏以地十顷给豹房，余令百户赵恺等佃种如故。他还奏疏认为各处巡抚官每岁入京议事不便，除漕运总兵、参将八月会议运事外，其余应议重大事止令奏请等等。这些建议，嘉靖皇帝基本上都予以采纳，使朝政振兴，面目一新，因而得到了朝野的许多好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任期间孙交曾有“安陆乃发迹旧都，民贫役重，每岁有起运钱粮，乞改为存留，以培根本”的奏本，获嘉靖皇帝准许，这是孙交为家乡人民所做的最大一件好事。孙交言论谦恭谨慎，从不以势位骄人，因而在朝中颇有人缘，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极言皇庄为害于民，在孙交的努力下，使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大多逐渐退还于民，宦戚辈虽从中阻扰，而朝野投以赞许，因此有许多拥护他的朋友。
世讲之好，谓两姓子孙世世有共同讲学的情谊，后称朋友的后辈为世讲。明人称孙交与李东阳为湖广同乡相厚，又与杨廷和之父杨春同中辛丑科进士，有世讲之好。有一次，孙交奉诏上各官庄田数，因为视旧籍有所不同，嘉靖皇帝责问其原因。户部主事林应骢主动承担责任“部疏，臣司检视，即有误，当罪臣，尚书总领部事，安能遍阅？今旬日间，户、工二部尚书相继令对状，非尊贤优老之意”。最后还是孙交出面解释才化解了皇帝心中的疑问，他从容不迫地说：“旧籍多是因为奏请投献，数多有妄报也，新籍少是因为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显然这是孙交认真调查的结果，因为“帝意稍解”，也让那位“妄言奏扰”的户部主事只受到夺俸两月的处罚。
孙交还有一个部下叫杨淮，无锡人。在孙交的支持下“始监京仓，革胥徒积弊殆尽。继监淮、通二仓，罢中官茶果之供，除囤基及额外席草费，最后监内库，奄人例有供馈，淮悉绝之”。可惜这位勤廉的好官，因议大礼伏阙受杖，倒在他的为官之任上。抚治郧阳的右副都御史方良永以母老八旬，连具两书要求回家奉养，孙交知道他“家无赢赀”要养母很困难，就帮他向皇帝求情，建议“用侍郎潘礼、御史陈茂烈故事，赐廪米”，以孝见称的嘉靖皇帝批准“月给三石”予以救济，其母过世后还得到赐祭葬的优待。后来方良永在“奉司徒孙九峰公”一文中称：是孙交的帮助，才使“母子得相保守，以终天年，其为赐且轻九鼎矣”！表达了对孙交的无限感激之情。
已经年满七十的孙交加快了乞休的步伐，孙交连续五次引例乞休，都给事中李学曾上了一道请信任大臣以广忠益疏认为：“尚书孙交、林俊每议节财用、公刑法，皆正本清源之论，陛下或应而不从，或从而不尽，宜其累疏乞休不已也”，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呢？显然这是孙交“求去”的最主要的原因。嘉靖皇帝主动对孙交摆出了支持的姿态，令鸿胪寺官员传旨：“卿自召用以来，随事纳忠屡有嘉谋，裨益新政，况精力未衰，岂可固求休退，其即起视事”。
在生活上嘉靖皇帝对孙交也多有照顾，知道他病了就派身边御医上门为他诊疗，还把孙交任陕西道御史的大儿子孙元，调到京城改为翰林院编修，把小儿子孙京吸收到国子监读书，以方便他们对孙交进行照顾。南京粮米告急，孙交提出建议：“漕运计程已过淮、徐，况系京仓四百万数，截留非宜。惟苏、松、湖州三府折色米解京者，可量留十万，及各衙门赃罚在仓粮米，间月支放。各处屡年应解南粮督令完纳，如催征辗转无以济急，或将嘉靖三、四年苏、常诸府该运府、部衙门粮米改拨一万石于南京，庶可少苏目前之乏”，这次嘉靖皇帝是照单全收，“诏俱从之”，使南京94379名官吏军匠有了生活保障，消除了“军饥患生不测”的隐忧。根据各地遭受的水旱灾情，孙交奉旨召开户部会议，上赈恤事宜，其中就折漕粮、发内帑、惩侵欺、任抚牧、行劝借、处财用等六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再次受到嘉靖皇帝的重视，除了命发太仓银二十万分给赈济有所不足外，余悉如议。
这是孙交给嘉靖皇帝交出的最后一份答卷，关于孙交的去留问题，在兵科给事中赵汉上疏后，嘉靖皇帝才有所松动，赵汉说：“兵部尚书彭泽、户部尚书孙交以病乞休屡荷温旨慰挽，但今水旱寇虏方亟，非伏枕可筹，宜听其去，以成大臣恬退之美”。嘉靖皇帝认为所奏诚恳，也是他成人之美的时候，加上孙交的乞休疏也让他不忍再留，疏中说：“臣恐不获生还，复如毛澄矣”。时礼部尚书毛澄乞骸死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孙交这么一说，嘉靖皇帝更感到悲伤，“上闻恻然，允其请”，因此五日后就批准了孙交退休的请求。手诏加“太子太保”衔，安排他驰驿还乡赐给道里费，使其享受从一品的待遇，还令其子编修孙元侍行，并要求有司月给米3石，岁拨夫4名，岁时以礼存问，就这样孙交怀揣封赏诏书，在家眷和护卫的簇拥下，一路谈笑风生荣归故里。
第五章 《琼台诗话》——蒋冕
蒋冕，字敬之，一字敬所，号湘皋，广西桂林府全州县人。十五岁时举乡试第一，与兄蒋昪同登进士，选庶吉士。武宗驾崩，助杨廷和协诛江彬，官至内阁首辅。议大礼时，因反对世宗为生父立庙被夺职削官，卒于家。弘治、正德两朝及嘉靖前期重要政治人物，是广西全州有史以来朝中最高职务者，著作有《湘皋集》、《琼台诗话》等。
蒋冕，天资聪慧，有“神童”之称，十岁时即过目成诵，年仅十五岁的蒋冕，高中广西乡试榜首，成为解元。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丘濬，对他寄以厚望，认为他是“台辅之器”。蒋冕考中进士，并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制度在明成祖永乐年间确立，永乐以后得到发展、完善，在明代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不成文法，一旦入选为庶吉士，就被“目为储相”，看成未来的宰相。
蒋冕，经过三年的培养、锻练，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之官。从此，蒋冕的仕途畅通，历任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读学士，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等职。由于蒋冕“清谨有器识，雅负进望”，而得以入选，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进入权力的中心。明代内阁一般有三至五名阁臣，最多时达七人，最少时仅一人，蒋冕入阁进已有两位阁臣，位次排在第三。
“大礼之仪”之争，首辅杨廷和挺身而出，反对世宗立其父为皇考，结果罢归，杨廷和离开了朝廷，蒋冕顺水推舟地位至首辅。作为正直的大臣，蒋冕与杨廷和一样力主世宗应尊孝宗为皇考，生父为皇叔父。蒋冕不愿与违反礼法的世宗为伍，多次上书乞休，违背世宗意愿，让世宗大为不悦。因此，在首辅之位仅两个多月就致仕，首辅是人臣之极，是多少官员难以企及的。但是，蒋冕不屈服皇帝的权威，敢于力谏，为了正义而宁愿弃官为民，这是在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正气。杨廷和、蒋冕等人致仕后，世宗还不罢休，还要定他们的罪，颁布《明伦大典》，敕定议礼诸臣之罪，蒋冕被革职为民。
蒋冕，从政于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当多事之秋。正德年间，主昏政乱，武宗荒淫无耻，导致太监刘瑾专权，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作为辅臣，蒋冕尽力扭转败政；正德期间，内阁辅臣杨廷和、蒋冕等敢于直谏，而蒋冕更为著称，王世贞对杨廷和、蒋冕比较道：“冕尤耿介，抗颜执诤，侃侃大臣体。”蒋冕不仅有器识，而且敢于犯颜直谏，对正德弊政多有补救，因此《明史》评价蒋冕在正德朝有匡弼功。
武宗暴死后，武宗无后，拥立新君成为关系国家安稳的大事，杨廷和根据《皇明祖训》，提出兴献王长子当立，蒋冕极力赞成，使皇位的问题顺利解决。世宗登位，论赏翊戴功，杨廷和、蒋冕等没有居功自傲，而是屡疏恳辞，终于没有接受世宗的赏赐，足见蒋冕为官是心在社稷。
蒋冕还协助杨廷和诛杀江彬，江彬是怂恿武宗行边肇事、南巡作乐的元凶。武宗死后，江彬重兵在握，稍一不慎，便会导致国家动乱，如何处置江彬是关系政局安稳的大事。危难之际，蒋冕与杨廷和、毛纪及司礼中官温祥密谋，经皇太后同意，付诸实施，在太监张永的配合下，诱江彬进入坤宁宫，将其逮捕，磔于市。江彬既诛，中外相庆，为开创嘉靖新政铺垫了道路，蒋冕功不可没。
在武宗暴死到世宗登位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蒋冕与杨廷和力行改革，去除弊政，清理机构，精简人员，减少支出，对当时政局稳定是起了不小的作用。蒋冕为首辅，世宗遣官织造江南，命蒋冕草敕，蒋冕极力反对。“冕以江南被灾，具疏请止，帝不从，敕亦久不进，帝言其违慢，冕引罪而止。”在蒋冕的极力反对下，世宗无可奈何，只得暂没有遣官织造江南，百姓得以喘息，因此当时百姓无不夸蒋冕是个好官。
正是通过杨廷和、蒋冕的除弊兴利，使嘉靖初年出现社会安定的新局面。蒋冕除了当好官外，还刻苦读书、著书，其留下的著作有《湘皋集》、《琼台诗话》等。
第六章 《五经杂录》——薛蕙
薛蕙，字君采，号西原先生，明朝大臣，授刑部主事。谏武宗南巡，受杖夺俸，旋引疾归。朝中发生“大礼之争”，薛蕙撰写《为人后解》《为人后辨》等万言书上奏，反对世宗以生父为皇考，招致世宗大怒，被捕押于镇抚司后赦出。担任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司，不久病死家中，享年五十，被追封为太常少卿。
宁王朱宸濠叛乱，史称‘宸濠之乱’，虽然佥都御史王守仁平定叛乱，武宗仍然隐瞒战功，而自封“镇国公”以平乱为由，开始南巡。薛蕙因谏武宗皇帝南巡，受廷杖夺俸，引疾归里，薛蕙将牡丹从洛阳、许州引种至亳州。
世宗即位，薛蕙再次被起用，任吏部考功司郎中，朝中发生“大礼之争”，薛蕙撰写《为人后解》、《为人后辨》等万言书上奏，反对世宗以生父为皇考，招致世宗大怒，被捕押于镇抚司，后赦出。担任春坊司直兼翰林院检讨，不久病死家中，享年五十。
薛蕙，是明代中期著名诗人，其文学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前七子派的文学；二是与六朝派的文学；三是罢职后无意为文时期的文学。其中，薛蕙与王廷相、何景明、杨慎、高叔嗣、孔天允交往最深，可以说王廷相是薛蕙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启蒙人，何景明是薛蕙的文学知己，杨慎是薛蕙的文学和政治同道，高叔嗣是薛蕙文学学术上的忘年知己，孔天允则是传播其神韵说的重要环节。因此，薛蕙是明代中期主流文坛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在与以上诸人交往的过程中，薛蕙有选择性地吸收养料，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一是师法汉魏；二是诗尚俊逸；三是兼重才学。薛蕙解勘归家，思想上发生巨大转变，弃文从道，潜入心性之学，文学观点和创作风尚也随之变化。将文艺置于学问之次，认为质胜于文，其诗作也呈现出平淡的风格。
然而薛蕙内心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重道轻文，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诗人的本能，却让他继续在文学的道路上执著探讨。在《论诗》中提出“神韵说”，成为将“神韵”一词引入文学批评领域的第一人。此说核心概念为“清、远”，具体表现括为三点：一、意象或意境都具有清、幽、朗、淡、空、静、远等特点，内质自然可爱，色调素淡，气氛幽静；二、题材多以山水田园诗为主；三、作者与审美对象有一定的距离、纵深感，意境具有感发性，让人心游玄远，似触及悠深的宇宙意识。
“神韵说”是薛蕙诗学思想的统摄与核心，也是他对文学领域的重大贡献，经孔天允等人传播为清代“神韵说”提倡者王士祯所见到，二人的“神韵说”有同有异，但精神实质相同，所以薛蕙在神韵诗论史上应占据重要一席。
薛蕙，一生著有《西原集》10卷，《补遗》1卷，《五经杂录》、《大宁斋日录》五卷、《老子集解》、《庄子注》、《考功集》、《约言》和《西原遗书》二卷。
第七章 东湖书院——吴廷举
吴廷举，字献臣，号东湖，父名俊，母黄氏，从小就过继其大伯父吴英为嗣子。吴英早死，靠大伯母骆氏抚养成人，家素贫寒，嗣母以洗衣缝纫度日。幼时曾患恶疾，家人疑其必死，但在嗣母日夜辛劳护理下，竟能起死回生，刻苦治学，读书过目不忘，下笔顷刻立就。
吴廷举十六岁乡试中举，二十九岁会试登进士，授广东顺德知县。当时，巡察湖广的都御史屠滽召见廷举，温和地对他说：“顺德大珰某嘱我修其家庙，可稍葺之。”廷举拒绝向百姓派工派款替权责修建祖先祠堂，他说：“令非有旧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钱不敢费。”明代太监受宠信、权力大，地方官都惧其威势而迁就奉承，吴廷举竟拒绝为宦官“办事”，这在当时是难能的、罕见的。
皇帝也常常给太监委任官职派往各地执行政治任务，当时派驻顺德市舶司当提举的，就是一个太监。按照市舶司提举的惯例，“常以银委买葛布充贡”，所谓“以银委买”是装假样子，实际是敲诈勒索，地方官接银后却命下属按银数向民间索取所需的葛布，而以原银完封归还。廷举却不理这一套，当市舶司提举交银与他代买葛布时，他“即用其银买二匹，自送于司曰：‘承委买布不识可否，先买二匹为式，倘以为可买则买之，如不买则还原银。此布出自雷州，非吾邑所产也。’太监大怒，取银去。”太监原想从吴廷举手中诈取南方名产葛布，却料不到吴廷举假戏真做，要实买实卖，要布就得付银，不要布方可退银。这叫太监哭笑不得，因而记恨于心，造谣中伤。
监察御史兼湖广巡按汪宗器，听到关于吴廷举屡抗上官的种种流言蜚语，对廷举产生怀疑。这时，吴廷举下令把顺德二百五十间淫祠拆毁，将材料作为修造书院和筑堤防洪之用，这本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可是，汪宗器误信谗言，立即将廷举逮捕下狱，迫令供认借拆庙之机从中贪污舞弊，廷举“囚服梏手，日诣讼所。”顺德县百姓和属吏都为廷举抱不平，群向汪宗器泣诉，证实吴廷举正直无私，要求平反此案。汪宗器查悉实情，内心大惭，宣布廷举无罪并致歉意。
吴廷举在顺德任职十年，“毁淫祠，刊家礼，导民冠婚丧祭，存赡鳏寡孤独，冰蘖自持，有强项民。”对权贵勒索百姓财物，他敢于顶住不给。“有使者道经顺德，索其人事夫马柴薪，以为常例，”廷举非常反感，坚决抵制，“挺身与之角，卒不与。”吴廷举受命知松江府，到任数月，兵部尚书马文升、方伯刘大夏荐廷举可用，遂命为兵部佥事，协助总督潘蕃管南海兵事，后兼屯田、盐法道职。
宦官刘瑾专权，当时盐法道正是吴廷举掌管，他坚决拒绝，并“列疏于朝”，说盐法道库存之银应“留备两广兵兴之资。”理之所在，刘瑾“虽急怒而未有以罪也。”这时，属于刘瑾阉党的陈鹤被派往“江西、福建、广东收买药材，横夺暴取。廷举又疏劾之，瑾愈怒，密令镇守何其过。”先是廷举任琼州兵备副使期间，曾发觉琼州镇守潘忠贪赃枉法，作恶横行，经过查证，上奏潘忠二十条罪状，并揭发刘瑾的罪恶，指出所谓“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费。曰贡，进内也；曰司礼打点钱，赂瑾也。”所以潘忠、刘瑾都切齿痛恨廷举，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
潘忠捏造廷举罪状，上疏朝廷，进行诬陷，刘瑾矫旨逮捕吴廷举入狱，一连几天的严刑逼供，廷举凛然不屈。刘瑾始终找不到罪证，最后只得拿吴廷举从成都返梧州治母丧这件事作把柄，横加“枉道回乡”之罪，廷举仍不服。刘瑾便矫旨把廷举上枷带锁，罚立在吏部衙门前一连十二天，不给饮食，满以为廷举必死。
吴廷举有弟吴廷弼，兄弟从小以节义相规，这时在京为侍郎，“廷举既下锦衣狱，禁止通饮食，廷弼著举人衣冠，携蔬饭泣诣狱门饮食之，瑾矫诏枷廷举吏部前，廷弼日操饭食廷举，夜则卧其械下，如是者九日。”刑部主事宿进见而愤极，上书白廷举之冤，宰相张彩亦替廷举讲话，在公论的压力下，刘瑾只得释放廷举，改判谪戍雁门。“廷弼背负廷举诣都督府领戍牒，汗与泪交垂，见者莫不感叹。”廷举因被刑拷、罚枷致伤并患病，被遣戌雁门时幸得廷弼跟随照料，在流放途中写了一首《示弟》七律：“万里间关作楚囚，半生辛苦为谁谋。倾危九死过苏轼，患难相扶赖子由。心事仰祈天日照，话言敢望史官收。更有一事为君累，葬我云山山上头。”诗中流溢着真挚的感情，他对宦官毫不示弱，也不寄希望于史官的直笔，更没有哀叹悲惨的遭遇，但愿死后能归葬梧州白云山头，显示出他坚强不屈的精神。
刘瑾伏诛，吴廷举获得平反，先后任云南兵备副使、江西右参政、广东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工部及兵部右侍郎。这期间，他对赈济湖南饥荒，立番舶进贡交易法，疏陈江西军政六事以防宁王宸濠叛乱等方面，卓著功绩。
吴廷举因与副使李梦阳不协，奏梦阳侵官，因乞休，不俟命意去，坐停一岁俸。任兵部侍郎时，上疏抨击陆完、王琼、梁储及大学士兼太子少傅蒋冕，所陈事理亦有偏激之处。结果，陆、王、梁被罢官，以此蒋冕亦自请罢免，廷举任都御史，巡按南畿，对赈恤凶荒，折豪强、植贫弱、禁私铎、止妄工”等方面有显著政绩。
当时，苏州府长洲知县郭波，因得罪在苏州监制御用衣物的提督织造太监张志聪，张伺郭外出即命卫兵把郭拘捕，倒绑在车轮后面拖曳而去。典史肖景腆正在较场练兵，便率兵抢救，百姓亦从高楼上投以瓦石打击张志聪，张志聪又上表诬奏，逮捕了萧景腆，廷举得悉情况，便出面干预，将张志聪种种罪状上报。但结果，张志聪被召回朝，郭波受降职五级的处分，肖景腆亦被调到远方，针对当时主昏政乱，权奸横行的时弊，廷举问世宗朱厚熜上“勤学修政远佞亲贤”疏，并请效法洪武年间修《孝慈录》的故事，汇集当朝好人好事编纂成书，劝勉后世。世宗不悦，廷举便“称疾乞休”，他感到朝政败坏，无所作为，一再上书辞官。由于情绪激动，言语不恭，并引用了白居易和张咏的诗句，其中有“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世宗甚为恼火，便准他辞官。
回到家乡后，得到乡亲的热诚欢迎和同情，廷举为官四十年，归来时依然像当年那样，梧州士民在他屋旁建筑一座书院，吴廷举取名“东湖书院”，便在这里孜孜不倦地教学，人称“东湖先生”。东湖书院是漆红色的，所以有人称为“红学”，历代不断修建，一直保存下来，即今梧州卫校红楼。“东湖”，又称“东学塘”、“红学塘”，是梧州人士捐给书院作为基金的，塘里种菜养鱼，自清末以来，被逐渐填平，变成了阜民路。吴廷举创办的“东湖书院”，使贫家子弟获得免费入学的机会，书院一直办到清末，从历史观点来看，这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第八章 《山斋文集》——郑岳
郑岳，字汝华，号山斋，兴化府莆田县人。官至兵部侍郎，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令之政，官居有风节，是明代莆阳名卿之一。
郑岳，是莆阳儒宗郑露后人，力学奋志，二十六岁那年考上进士，授户部主事，负责户部日常工作，后起补刑部主事，负责刑部日常工作。任上，有一天升堂处决囚犯，锦衣卫千户张福恃势越坐，位居朝官董天赐之上，郑岳不满张福恃权显威，上疏弹劾他违反朝廷礼制，进而指出朝廷失体表现。因言语涉及朝中贵戚，触怒孝宗，皇帝颁发命令让锦衣卫抓捕郑岳入狱，后依例让郑岳缴纳赎金，免除杖刑的责罚，并让他官复原职。
不久，郑岳进升刑部员外郎，负责审定各种法律，复核刑名案件等。此时中国北边防务松弛，侍郎许进奉命前往大同督师，贵戚、近臣厌恶许进为人刚直，想取而代之。前副总兵赵昶因军败被罢职，贿求重新启用。这时，京军屡出无功，朝廷又议再遣出战，郑岳向皇帝上书直言，罗列事实说：“许进不可代，赵昶不可用，京军不可出！”为朝臣所称道。
其后，郑岳擢任湖广按察佥事，受封当地的皇族，他们仗势侵占民田，官府屡奉勘察而不决，郑岳查明真相，判归于民。适逢荆岳两地因灾饥荒，又无粮食储备。郑岳千方百计筹粮赈济，大部分灾民存活下来，常德府知府贪贿滥法，郑岳拘捕他的亲信，依法处置，知府不得不解绶辞官而去。南京十三道御史，会同推荐天下方面官十七人，郑岳名列其中。
郑岳擢任广西兵备副使，不久调任广东兵备副使，“滞狱为空，治称第一。”郑岳擢升江西按察使，江西洪州是宁王朱宸濠封地。朱宸濠结交太监刘瑾，横行无道，欺压民众，干扰执法，其他的官员顺着朱宸濠之意，不敢过问，郑岳到任后，力振风纪，故为朱宸濠所记恨。不久，郑岳相续擢任江西左、右布政使，掌一省军政，朱宸濠强行夺占民田数以亿万亩计，百姓不得已设寨自卫，朱宸濠唆使总制出兵剿平，郑岳认为不可，力加阻止。
适逢掌管州县学政的提学副使李梦阳，与负责监察朝廷、诸侯官吏的御史江万实，二人互相告发，朝廷令布政、按察二司会勘。郑岳欲使双方平理，李梦阳因有朱宸濠支持，则务求必胜，所以对郑岳持正处事感到恼怒，并在朱宸濠的挑动唆使下，对郑岳实施报复，以致郑岳家人全部被拘捕，连未成年的幼子郑鸿亦未能幸免，郑岳因耿直迂戆，积忤蒙冤，被革职为民。
朱宸濠因谋反被擒赐死，李梦阳也因涉案被削籍，内外群臣百官交章论荐，才起用郑岳为四川布政使，郑岳因母丧守制不负任。世宗登基，任用旧臣，辅佐新政，起用郑岳为右副都御使，巡抚江西。任上，郑岳奏请朝廷处置讨伐朱宸濠叛反的善后事宜，皆为朝廷所认可，当时不少民家因受胁迫与朱宸濠一起造反，也一起治罪，郑岳说：“朱宸濠横行霸道，弱肉强食，我们官府都被他折磨得很，何况普通百姓？”毅然为千余家开罪。
郑岳擢大理寺卿，成为掌握全国刑狱的最高长官，挚友林俊，也已古稀之年奉召出任刑部尚书，掌管全国司法和刑狱，辅佐新政，郑岳与林俊协衷守法，一无所假。甘肃总兵李隆以权谋私，因巡抚许铭处事持正，使他不能获利而怀恨，于是唆使部卒火烧公署，打死许铭并焚尸，又迫使监守太监董文忠诬告许铭。郑岳奉命前往甘肃，会同镇抚审讯，查明案情，复奏朝廷，请以主谋杀人罪处李隆斩首，同案犯也以不同情节处死或流放，董文忠临事不能正确处理，反助恶诬告，宜予免职，严正处置了这一恶性案件。
郑岳还朝后，世宗因天下经常闹天灾而问大家：为什么灾祸这么多呢？郑岳上疏奏陈刑罚失平诸案，并提出纠正措施，指出：王钦贪赃至百万，罪当诛死，今虽发遣，应抄家没收所侵吞牧马草场经费百万，赃款应归官府所有；两广总兵朱麟，纵仆为患，经常有人状告他的罪行，应革职回家；内官石昌明，因追私债，殴杀平民，法当死刑。因其妄诉冤枉，断发充军；给事中刘取、御史黄国用等四人，所犯罪轻而充军、革职为民，降调似为太重；南京署员外郎李棠，被守备御门参奏而下狱，因事难追究，乞解回南京法司审问；监察御史马明衡、朱淛，因皇太后圣旨免去朝觐庆贺罗列事实，评论是非，事虽欠审，他们心中并无杂念；御史季本等人列疏论救而一并下狱，乞降诸臣早赐宽释，以慰群情。由此可见，郑岳执法刑罚之谨慎公平，力求避免因情行法、亦重亦轻的偏差。
当时，内臣干预执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朝廷往往宽待轻处。郑岳针对内监干预法、执法不公问题，上疏申明职务上掌管例举典型案件，指出：“执法的人，应该做到公平公正，让天下人所称赞。遇到权势贵族，如果袒护，就会失信于天下人。”古人有言，“法行自近始”，法的执行首先要律己，管好自己不犯法才能要求别人不犯法，即使是法的执行者的亲信，就算皇帝的亲戚和宠臣犯法一样要执法如山。又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皇宫中、朝廷中的官员都是一个整体，奖惩功过、好坏，不应因人而异，“陛下应该借鉴前朝定下的规矩，遵守本朝祖宗制定的法律、法规。自今内宫、内侍等又犯法，应该听监察部院审问罪犯、拟定罪行，发大理寺审录，就可以昭示圣朝法律的明鉴与公平。”郑岳严正地申明法纪，坚守公平执法的原则。
不久，郑岳升兵部右侍郎，转左侍郎，主持部事。这时山西大同驻军兵变，平息后主兵者夺功奏捷，并为太监的弟、侄冒名报功，御史主管没有深入核实，郑岳驳回改正。内侍崔文擅权用事，欲将其侄、指挥崔昂越级升为副将，郑岳坚持不用。权幸由此忌恨郑岳。
郑岳曾经因议论“大礼”忤旨，违背皇帝的心愿，被罚俸银两个月。许多小人趁机诬告诽谤，致使明世宗对郑岳的爱与倚重渐渐衰退。值逢宁夏总兵种勋行贿京师求调，为东厂所追捕，收回金币，种勋曾经因为犯事被郑岳参奏弹劾，所贿重臣的礼帖，独无郑岳其名，但御史聂豹却以道听途说论劾郑岳。郑岳上疏为自己辩白，并请求辞官，世宗答应了，郑岳赋诗抒怀，述说自己虽然多次被罢黜，仍清廉自守，不改其志。
郑岳辞官回家，于莆田南湖畔旁创建郑氏祠堂，纪念始祖郑露倡学之功。对于开渠造桥等有益于乡里的公用设施，不惜所费，热心倡建。郑岳与林俊、何维骐等故友，成立逸老会，成员皆为乡国德望之辈。逸老会并非单为宴游之乐，而要为促进风教之助。他有感于莆阳历代文献丰盛，遗文散落，从来没有人搜集汇编成一部记录莆阳优秀人物等地方典籍。遂编纂《莆阳文献》一书，堪称“一郡大观，千年胜事”，成为莆阳地方文史的扛鼎之作。
郑岳归莆近五十年，期间六次被推荐启用，竟然受阻而未能重用，因病去世，年72岁，一生勤于著述，有《山斋文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