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为民请命——黄绂
黄绂，字有章，号精一道人，蟾阳子，平越卫人。进士，历官南京刑部员外郎郎中，四川左参议、左参政，四川、湖广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南京户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平生所著奏议、诗文，悉焚不留，《黔诗纪略》仅收得其诗五首，他是平越的首名进士，在平越题有《旧儒学碑记》。
黄绂，曾祖父时迁到平越，遂定居于此，为人刚正廉洁，人们送他一个雅号，称为“硬黄”。当时有一个特别奸猾的谭千户，他强占百姓芦场，人们不敢追究，黄绂却断然将其夺回发还原主。
黄绂调任四川布政司左参议，若干年后，升任左参政。一次巡查部属到崇庆，突然有旋风起于轿前，坐轿不能前行，黄绂说：“此间必有冤情，我当为之申理。”旋风于是散去。来到州城，他祈祷城隍神，晚上梦中似有人说州西寺事。该寺离州四十里，倚山而建，寺后有一巨大的池塘。寺中的和尚常在夜间杀人，并沉尸于塘中，瓜分被劫掠来的财物。而且还藏纳妇女于寺内洞窟之中。黄绂获得情报后，立即调遣官吏兵卒包围了寺院，在一番追根究底的审讯之后，获得了寺中和尚为非作歹的事实，于是诛杀了寺内和尚，并捣毁了这座寺院。有一个掌管仓库的官吏，倚仗皇亲的权势贪污粮达万石之多，黄绂发现后按法律条文追论其罪，黄绂因此威名大振。黄绂历任四川、湖广左、右布政使。他奏请关闭建昌银矿。在南北两京的维修工程中，湖广当供应白银二万两，按成例这些银两由百姓分摊，但黄绂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动用府库的羡余钱支付。荆王奏请迁徙先祖坟墓，黄绂担心侵扰百姓，坚决不同意。
黄绂升任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地区，他弹劾参将郭镛、都指挥郑印、李铎、王琮等人的违法行为，并将他们付之刑律。还用计捕获大奸之人张纲，并严申军令，增建墩台、城堡，边地防备为之一新，黄绂在边塞见士卒的妻子衣不蔽体，叹息说：“边防健儿家贫至此，我有何脸面居其上位？”他即刻预支三个月的兵饷，亲自抚慰士卒。正值皇帝有诏毁除庵寺，黄绂趁此机会将尼姑尽数裁汰，并将她们配给无妻的壮士。等黄绂离开边塞时，他们多带子女跪在道边相送。
黄绂官任南京户部尚书，言官因黄绂提升太快，频繁进言，孝宗并不接受，改任黄绂为左都御史，孝宗在庭中当众焚毁履历簿，说：“任事贵在得到合适的人选，按资历功劳的远近大小授官，并不是朝廷设官的本意。”
历任官职四十余年，性情急躁，缺乏宽容，然而操行廉洁，所到之处，均有建树，请求退休，未及起程就辞世而去。
第二十二章 劝帝贤明——丘濬
丘濬，字仲深，琼山人，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弘治七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丘濬，过目成诵，史称“三教百家之言，无不涉猎”，他做官后长期从事编纂工作，曾参与修《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等书。他自称“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涖政临民之技”，他虽多年“皆司文墨”，但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
丘濬，在明朝宰辅中以“博极群书”著称，吴伯与《国朝内阁名臣事略》称他为“当代通儒”，举凡六经诸史、古今诗文、以至医卜老释之说，无不深究。一生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医学、戏剧等方面，他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要早180年，《大学衍义补》是丘濬经济治国思想集大成者之作，丘濬善为南曲，剧作《五伦全备记》当时颇有影响，其诗法度严谨，风格典雅。
丘濬，幼年失去父亲，母亲李氏教他读书，他看一遍就能背诵，六岁能作《五指山诗》出口成章，家贫无书，曾经走数百里路借书，必定将书借到才罢休。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赴京参加会试，不第，举进士及第，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编《寰宇通志》，书成后被代宗授翰林院编修，在翰林院任职后，见闻更加广泛，尤其熟悉国家典故，以经国济民自负。
两广有战事，丘濬向大学士李贤上书，指明陈述形势，井井有条数千言，李贤对他的谋划很欣赏，向皇帝禀报，明宪宗命将丘濬的谋划抄写下来，让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看。韩雍等攻破贼军，虽然不完全是用丘濬的计谋，然而丘濬因此在朝臣中颇有威望，任职期满，晋升为侍讲。
当时学习经义的书，好尚奇险怪异之文，丘濬在主持南畿的乡试时，在分考和会试中他都痛切地抑制这种文风，丘濬任职国子监后，他督促国学生时，尤为恳切地告诫他们将文体返归正道，不久晋为礼部右侍郎，掌管祭酒事务。丘濬认为真德秀著的《大学衍义》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叙述得不完备，就博采群书补充了这些内容，写成《大学衍义补》160卷。孝宗继位后，他向孝宗呈上此书，孝宗认为该书不错，赏赐黄金纸币奖励丘濬，并命令有关部门刊印发行，特别提升为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的事务。
《宪宗实录》书成，加封丘濬为太子太保，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尚书入内阁任职从丘濬开始，丘濬当时七十一岁，他认为《大学衍义补》所撰述的都可见之行动，请求摘其要点奏报皇帝，并下内阁商议付诸实行，孝宗批准他的请求。丘濬上言道：“臣在成化年间见到彗星三次出现，遍扫三垣，方圆五六百里大地发生地震。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河，每天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在宫中鸣叫三声。《春秋》二百四十年，记载出现慧星三次，地震五次，飞禽两次。现在却在二十年之间屡次出现，非常令人害怕。希望陛下体会上天的仁爱，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修身清心以立根本，而适应政事的需要，谨慎对待自己所喜好、崇尚的东西，而不被异端所迷惑，节约财物，不至于耗费国家财富，公正地使用人才，不偏听偏信，禁止以私事谒见请托，明确义理，保持节俭的品行，勤于政务，那么，阿谀求宠、邪门旁道的乱政之徒就不敢为非做歹，天灾就可以清除。”接着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孝宗都接受他的意见。
丘濬，在位时曾经用宽大为怀启发孝宗，以忠厚来改变士风，只是生性偏狭，曾与刘健在商议事情时，因意见不合，竞把帽子摔下地，言官说话不中他意，丘濬总是当面驳斥，他与王恕关系紧张，以至不说话。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罢免二千人，丘濬则请求未满三年的仍任原职，无特别贪婪残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争辩无结果，要求离职。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与丘濬家有过来往，刘揭发王恕失职，王恕怀疑刘是受丘濬指使，而舆论大哗，说疏稿是丘濬写的。王恕竟由此事被罢官，人们由此对丘濬很有看法，给事中毛珵、御史宋德、周津等纷纷上奏章弹劾丘濬不能位居相位，孝宗不理睬。
丘濬在朝廷的最后几年，他陆续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请辞还乡，但却没有得到孝宗的批准，便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孝宗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孝宗又撰写了《特赐谥策文》，命行人宋恺扶灵将遗体运回海南，灵柩抬到海口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丘濬是明代实学开创者，他的《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和《朱子学的》是儒家经典著作，他还撰有《家礼仪节》八卷，由于丘濬对明代理学的非凡建树，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丘濬当过史官，并编撰过多部史学著作，其史学著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修史书，包括《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等；一种是私修史书，包括《续修通鉴纲目》、《世史正纲》三十二卷、《平定交南录》一卷等。其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德和史识两个方面。到修撰《英宗实录》，有人说对于于谦之死应该按不轨判罪来记载，丘濬说：“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国家就很危险。事情久已有了定论，于谦所受的冤枉不能不辩白清楚。”。
丘濬以政治家见称于史，他一生仕途顺畅，官至卿相，且著书立说，为世人敬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海南人而至“宰相”者，唯明之丘濬矣。史载他七岁时写的《五指参天》一诗，显示出他自幼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丘濬虽以政治家见称，在文学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诗出乎天趣自然”的主张，开一代诗风，是中国诗界供奉的诗歌创作最高境界。丘濬诗作大都体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
除了以诗文名世之外，丘濬又是传奇作家，他的剧本《投笔记》、《罗囊记》、《学鼎记》和《五伦全备记》，被认为“启导了明代文人创作传奇的风气”，后者在17世纪更流传至韩国，被译成韩文，作为学习中国语的教本。丘濬的诗，在明朝深受推崇，时人争相索求，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但缘手散去，今尚存千余首，收入《四库全书》的《重编琼台稿》所录不过三百。
丘濬自己花钱在府学宫，明伦堂后面修建了一间石屋，用来收藏他从京师带回送给府学的各种典籍，据说，海南才子王佐就曾在此石屋中读书学习。
第二十一章 云坡居士——吴原
吴原，字道本，别号云坡居士，漳浦县云霄镇人。生于家道中落的地方名绅之家，自幼勤于攻读，且颖慧过人，甚得父母钟爱，及青年时，乃父吴永绥视其为可塑之材，遂天将军山西北麓的山峦间筑庐，特供其所建造的云霄和溪“树德岩”佛寺分灵至此的香火于其中，让吴原在此专心研读。34岁的吴原考中进士，初授兵科给事中，便上疏“正心、任贤、重爵赏、节用度、斥异端”五事，被朝廷采纳。
吴原与同僚上《请溥恩惠方嗣续疏》，却因触及后宫隐讳而受斥责。吴原官晋兵科都给事中，时明廷宦官结党霸道，设西厂监视朝野，人心惶惶，吴原不畏阉党权势，以国事为重，毅然上书认为设西厂有违祖制，应予革除。可惜一时不但未被采用，反而获罪于宦官集团，受到排挤，期间昊原又遭父丧，返乡丁忧。
明廷罢废西厂，鼾因“贪恣误国”而危及滇南、辽东边陲的阉党守臣，此事确缘于吴原的秉直奏议之功，迨弘治之初，吴原始升任太仆少卿、寺卿，继任户部右侍郎。告假回乡探母，越二年，转任左侍郎，总理京城仓储，时年60岁。他秉公执法，宽严有度，对京畿仓场多年屡发的窃案惩治有方，甚得人心，从此盗贼不敢横行。
两浙水灾严重，吴原奉旨以户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之职，前往赈灾。他详察灾情，普施恩泽，并劝导当地富户平粜储谷3000多万石，募捐7万两银，协助政府赈救灾民，依受灾损失的严重程度而分别予以发放。同时，吴原表奏请朝廷豁免灾区民间累年所欠税赋，缓解了社会矛盾，让百姓得以度过灾荒，期间还组织修筑海堤以利抗洪，并严令申禁当地溺杀或遗弃女婴之恶习，同时他以倡设“育婴堂”。
时地方官府出现滥采矿藏，与地方奸妄之辈相互勾结，藉此肆意毁坏良田，敲诈民财、危害百姓，吴原探悉核实此情，断然下令堵塞滥开之矿穴，保住大量实际无存矿产的良田，让分期农民普遍获益，万众感戴殊深，当地民众因此为吴原建造“长生祠”多处，以祈祷天祐这位德昭万姓的吴侍郎。吴原的为人确亦“器度伟甚，其待人宽厚坦夷”，“凡政务可否，惟理之视，不以豪右寡弱异徇”。
吴原逝世于京城，自此后“长生祠”皆被扩建为“吴侍郎庙”，当年吴原病逝京都，孝宗皇帝特赐宝镪3000贯，以地卿之礼敕葬“大明少司徒”。由其子吴举人梦麒扶柩回乡，并敕有司营葬吴原于云霄驿后山，又派工部官员黎尧卿督葬。
吴原在朝与李东阳、商辂、刘大夏关系密切，称为“四友”，他好读《春秋》，喜吟咏，著有《南行录》、《浙巡录》、《行囊录》、《奏议稿》及诗若干卷，均散佚。弟吴震，成化举人，官广东提举；吴泰，成化进士，未仕而卒；从兄吴森，天顺进士，任浙江参政；从弟吴瓌，成化进士，任云南布政使；子吴梦麒，举人。
第二十三章 殁而赠王——朱永
朱永，字景昌，河南夏邑人，中期重要将领，抚宁伯朱谦之子。早年随父征战，袭封抚宁伯。夺门之变后，分领宣威营禁军，其后统领三千营，兼领神机营。宪宗继位后，改督团营，率军讨平第一次荆襄流民起义，进封抚宁侯。随后接连抵御蒙古毛里孩、阿罗出入侵，获准世袭侯爵。以靖虏将军东征建州女真，进爵保国公。再与权宦汪直等出兵大同，抵御亦思马因，获得首功，获准世袭公爵。以镇朔大将军率军抵御蒙古达延汗，累加至后军都督府掌府事、太师兼太子太师，追封宣平王，谥号“武毅”。
朱永，为宣府总兵官朱谦之子，外貌伟岸，颇有威严，早年随父征战于宣府。“土木之变”后，被俘的英宗朱祁镇获释归来，路过宣府，朱谦率朱永拜见。夺门之变发生，朱祁镇复位，他召见朱永，问：“是见朕宣府者耶？”朱永顿首道谢，即日分领宣威营禁军。
宪宗朱见深即位，朱永改督团营，仍然兼领三千营。第一次荆襄流民起义爆发，朱永与尚书白圭受命征讨，朱永进军南漳，击败叛军，斩首九百余级。朱永因病留驻南漳，而白圭继续率军进讨，病愈后，朱永率军与白圭会师，途中击败叛军余党，俘斩数百人。朱永相继讨平叛乱的石龙、冯喜等人，之后论功，进封抚宁侯。
蒙古太师毛里孩犯边，命朱永佩大将军印，率京军支援大同总兵、彰武伯杨信。适逢毛里孩再次上书请求入贡，朱永遂班师。朱永再被拜为将军，偕都御史王越，都督刘玉、刘聚往延绥讨阿罗出，获胜，论功，允许子孙世袭侯爵，加封太子太保。
宪宗拜朱永为靖虏将军，充任总兵官，由太监汪直监督军务，东征叛服无常的建州女真，又命朝鲜成宗李娎一同出兵，以夹击女真。朱永分兵五路，自抚顺关行军，击破建州女真部，此役“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获牛马千余，盔甲军器无算”，班师后，朱永凭功进爵保国公。
延绥告警，朱永被拜为平虏将军，由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朱永等自大同出兵，王越说服汪直奏请朱永率大军从南路走，自己与汪直尽调精兵两万余人出塞，突袭威宁海，大破蒙古军，斩首四百三十七级，取得大捷，而朱永一部则毫无所获，无功而返，许久后进官太子太傅。
蒙古亦思马因太师从海东山等地入明境剽掠，朱永再次与王越、汪直出大同，于黑石崖追败蒙古，生擒十人，斩首一百十三级人，获马七百二十九匹、器械六千二百余件。在此战中，朱永擒斩蒙古虎答知院等人，立下首功，明军回师后，宪宗录功，允许朱永的子孙世袭公爵，岁禄加至三千石，并赐其诰券。
蒙古达延汗入边界，宣府、大同告急，朱永为镇朔大将军，中官蔡新监军，督诸将周玉、李玙等，获胜，回朝班师后，仍督团营。有人曾投匿名信，称朱永图谋不轨，朱永闻言，上疏请求解兵权，宪宗不许，宪宗手敕加朱永为太傅、太子太师。
朱永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孝宗为其辍朝一日，追封宣平王，按例赐祭葬，最初赐谥“武襄”，但朱永家属以与朱谦同谥为由推辞，遂改谥为“武毅”。治军严肃，征伐所及之处，多有奏功，前后八次获佩将军印，在内总管十二团营兼掌都督府事，诸勋戚均无与之相比。
第二十四章 《青溪漫稿》——倪岳
倪岳，字舜咨，应天府上元人，祖籍钱塘，倪谦之子。好学能文，通晓经世之务，进士授编修，累迁为礼部右侍郎。历南京吏、兵二部尚书，享年五十八岁，著有《青溪漫稿》。
倪岳，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父倪谦曾做过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僖。倪岳考中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职。成化年间，历任侍读学士，到东宫当值讲学，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仍在御前讲席当值侍讲，弘治初年，改为左侍郎。倪岳好学，文思敏捷，广泛综览经世之务，尚书耿裕为人方正，秉持大礼，以致礼文制度都要倪岳决断，耿裕调到吏部，由倪岳代任礼部尚书。
孝宗从四川召国师领占竹来京，倪岳极力劝谏，孝宗不听，给事中夏昂、御史张祯等相继规劝，此事最终被停止。当时建造诸王府的规模宏大华丽，超过永乐年间、宣德年间的王府，倪岳奏请颁布统一的规格，他又把全国各地呈报上来的灾异，要礼部在每年年终分类奏报，一律用文字记下来，并详细按灾异发生的年月顺序排列，广泛引证于经史资料。劝勉孝宗勤于讲学，广开言路，宽免赋役，慎施刑罚，罢黜奸贪，接纳忠诚正直人士，淘汰冗员，停办斋醮，减少营造，停止滥赏，孝宗大都予以采纳。
左侍郎徐琼与皇后家有姻亲关系，图谋取代倪岳的官职，南京吏部缺尚书，廷臣推荐徐琼，而皇帝下诏加倪岳为太子太保往南京赴任，而徐琼果然代替倪岳。不久，调倪岳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谋协助处理机要事务，倪岳回到北京后，代替屠滽为吏部尚书，他严禁托人说情，不沽名钓誉，吏部政务处理公平。
倪岳，身材魁梧，表情冷峻严肃，善于决断大事，每当满朝大臣共议某事而众说纷纭时，他只说短短几句话，就使听者心悦诚服。在同级官吏中，倪岳最推崇马文升，然而在论事时并非无原则附合，他前后奏陈一百多件事，把军政中的弊端一一清理揭发，疏文出来，人们纷纷传抄。他对西北用兵之害论述尤为深刻，其疏大略说：
“近年来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加思兰成为边境大患。他们都沿着河套活动，河套地区水草肥美，宜于屯牧，因此敌人频繁占据这块地方，不断率部入侵。诸将怯懦，大都闭城自守。如果遇到敌人，总是被其打败。既不敢阻挡其前锋，又不能截断其归路。敌人进可以获得重利，退也没有后顾之忧，以致战事不断，边患不息。朝廷遣将征伐，四年三次出兵，竟没有取得些许功劳。出征将领或者高卧而归，或者平安回返，他们却优闲自得地活动在朝廷之上，不断获得军功封赏，并以车载金帛充塞私人家室。而军队一有行动，总是传来捷报，滥行赏赐，将官的品级随意授予。甚至妄杀平民，谎称为敌人首级。敌人还未被打败，就假称敌人已溃败逃走。能得到记功赏赐的，不是士大夫子弟，就是豪门随从。而普通战士、运粮的百姓则抛尸荒城，血沃野草。天怒人怨，祸兆越积越深，不可等闲视之。
京营素以兵冗将怯见称。留镇守京师，恐怕还起不到保卫京城的作用，而如果轻率出师将有失天威。而临阵即逃，反而会失掉边军已有之功绩，被敌人轻视侮辱。况且延绥是边地，离京师很远，宣府、大同也是边地，离京师较近，它好比京师的门庭，这里没有执循守卫的戒备行吗？前不久兵部建议：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一起援助延绥，而不考虑到互相间距离很远，往返援救不及，人们苦于辗转行军，马匹疲于奔走。声东击西是贼寇的一贯伎俩。避实就虚，攻击要害，是兵家的上策。精锐军队全都集中到西部，老弱士卒才留在北边，万一北边出现战情，而在西边的军队一下又离不开，首尾脱节，远近都被困住，这合算吗？
至于延绥兵马屯集，粮草供应不足就让山西、河南的百姓承担运送粮草的劳役。送粮草的百姓徒步千里，丈夫输运，妻子在家供应粮草，父亲拉车，儿子肩担，沿路都是愁怨的人们，村落空虚。有幸送到目的地，一束草值一百钱，一斗粟价格翻了一倍，万一遇到敌贼，性命也丢了，其他还说什么？运送不足则有额外损耗加征的，这些还不够的话又有预征。水灾旱灾不可先知，年成的好坏不能预知，征收的定额怎能事先定下？又令百姓交粮草以补任官职，而那些依附权贵、包庇亲友的人，有的拿出空头文书发给百姓，官府仓库没有增加一升一合。至于缴纳粟米发给盐引，又有豪门私相嘱托，大都以纳粟空名将盐引发卖，而商人要花费几倍价格。因此官爵越来越被人轻视，盐法一天比一天败坏，而边境储积不足依然如故。
另外朝廷拿出国库资金供应边地，每年几十万两银子。山西、河南向边地缴纳损耗加征银两每年不下几十万。银子积累多了则银子价值更加贱，米粟天天减少则米粟价格更贵。而不知情的人，就在养兵之中行朝三暮四之术。有的用茶盐，有的用银、布，名为折算粮价，实际是克扣军需。由此朝廷担心粮食烂在仓库，军士却连肚子也吃不饱。至兵马经过，按例必须应付。一般情况，每人给米一斗，马给草一束，驰逐作战，一天之间有的经过二堡，有的经过三四个城，岂能都给呢？而镇守者巧立名目，凡所经过的都有开支，欺骗上司，摄取私利，再没有比这厉害的。
到问起御敌之策，则又议论纷纭。有说要恢复受降城的险要，防守东胜的旧城，使其在交战时互相声援，呈犄角之势共同制敌。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城镇，就必须在塞外集聚军队。派出长途跋涉的军队，进入荒漠之地，辎重拖累，粮饷困难。敌人可从前面包抄，或者从背后袭击。旷日持久，军粮断绝。进又得不到城镇，退又无归路，一旦造成失败就会声威大损。又有人说统率十万军队，带半月的粮食，高扬士气，扫荡敌人窟穴，将其赶出河套。这种说法并非不好。然而帝王之兵，要获全胜；孙吴兵法说要以逸待劳。现在要鼓足勇气前行，穷搜远击，一路冒险深入，以求万一的侥幸。担着粮食随军远征则辎重难行，率军长驱直入则孤立难以得到援救。况且这地方千里，无城镇可居，无储备之积。敌人或者往来迁徙，使我军疲于驰逐。我军则受客观形势所限，为敌人所困。既坐失获胜之机，必蹈覆没的老路。其中最失策的是又要放弃延绥不守，名义上使兵民卸去负担，不知百姓每寸土地都受之祖宗，不可不看重，以前东胜失守，而今日的敌害聚集于延绥，而关东陕西震动。现在放弃延绥，那么往后的祸患集中于关东陕西，使京师受到震动。贼离得愈近祸害就愈大。”
倪岳接着陈述要重视将权，增建城堡、增加哨兵、招募壮丁、调走客籍军士、赏罚分明、严查间谍、充实屯田、恢复边漕几件事，当时由于兵部正在主张用兵，不能全部采纳倪岳的建议。
倪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少保，赐谥号文毅，明朝时期父子官于翰林院，谥号中都有“文”字，是自倪岳开始的。
第二十六章 治水黄河——白昂
白昂，字廷仪，谥康敏，江苏常州武进人，弘治年间著名的黄河治水名臣。
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五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总算灾情缓解。可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二十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能把黄河治好。
徐有贞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这次实验在四百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尽管徐有贞的名声不好，也亲自实践并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
白昂，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
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带兵的人未必会治水，但会治水的人必须会带兵。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连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干脆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了，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
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而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二十年前他科场登第，座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但徐有贞的蝇营狗苟，白昂一样没有学到，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却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四十六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
白昂来到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殃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但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还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于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
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
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是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的，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月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月河的修筑与挖掘。
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而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月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又一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汛期来临，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
白昂充分延续了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但也正因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暇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山东张秋河。
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而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正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依旧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的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
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十二条月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多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了中央的回复：不准！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
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淋头。值得讽刺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
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白昂在河南阳武修筑的长堤，被当地百姓命名为“白堤”；宿州符离河河桥上，也刻有大儒李东阳为他撰写的碑文；保存完好的白氏宗族祠堂，当地人常常去拜祭，连抗战时候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也敬畏三分，路过此处时恭恭敬敬的绕道而行。
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之后，就有了年近花甲的刘大夏在治河工地上累吐血的故事，那次的黄河决口地正是张秋河。如果听从了白昂当年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十五章 三次出塞——王越
王越，初名王悦，字世昌，大名府浚县人，明朝中期名将、诗人。登进士第，授御史，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宪宗时官至兵部尚书，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以功封威宁伯，成为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世称“王威宁”，亦为首任三边总制。汪直被贬后，王越遭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孝宗即位后，王越获赦回乡，后以左都御史衔致仕。于贺兰山击破鞑靼，以功进少保兼太子太傅，旋受命经略哈密。
王越，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西北著名的军事统帅，曾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两次远袭鞑靼，他身经十余战，出奇取胜，动有成算。又提携后进，笼络豪俊，深得众心，唯独因交结宦官而受士人诟病。王越亦颇具诗才，其诗性情流露，不须雕饰。悲歌感慨，有河朔激壮之音，有《王襄敏集》等传世，今人辑有《王越集》。
王越，少年时有感于两宋之亡、外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所以苦读兵书，希望有所作为。他身材修长，力大而善射，涉猎书史，颇有谋略，参加顺天府乡试，中第三名，参加会试，登进士第，为第三十三名，与马文升、余子俊、秦纮、徐廷章等同科，授浙江道监察御史。
王越的父亲王颐去世，王越未待他人接任即回乡守孝，被都御史弹劾，代宗朱祁钰特地原谅了他。守丧期满，被起复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左都御史寇深颇为欣赏王越，将诸道章奏都交给他处理。大同巡抚、都御史韩雍召还，英宗感叹难有合适的继任人选，内阁学士李贤于是举荐王越，英宗召见王越，见其穿着宽衣短袖，举止敏捷，颇为喜爱，便晋升他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不久受命巡抚大同。母丧回乡守孝，被朝廷夺情视事，王越赴任后，缮修器甲，精简兵卒，减课劝商，颇立功绩。
鞑靼入侵大同大盐房等地，抢掠人畜，王越调集官军抵御，将其斩首二十七级，生擒帖留帖木儿等十二人。都指挥李恺等分军抵御入境的鞑靼，王越与镇守大同左少监覃玑率军策应，击败鞑靼军，生擒十二人，斩首二十七级。鞑靼侵犯河套地区，延绥巡抚王锐求援，王越率军赶赴，在榆林，派遣游击将军许宁出西路龙州、镇靖诸堡，范瑾出东路神木、镇羌诸堡，而自己与中官秦刚守榆林城为声援，明军各部均获胜，鞑靼军撤退。
回师途中抵达偏头关，延绥又告警，兵部弹劾其擅自离职，宪宗下诏赦免王越，命其赶赴延绥为援，敌军一万多人分五路入侵，王越命将军许宁等率军将其击退，晋升为右副都御史。朝廷因阿罗出等扰边不已，命王越与朱永率军讨伐，破敌于开荒川，诸将追击逃敌到牛家寨，阿罗出被乱箭射中逃走，王越论功升至右都御史。
因将要西征，辞去大同巡抚之职，宪宗同意，加总督军务，负责西方战事。当时鞑靼军有数万之众，而明军能作战的只有一万人，又分散防守，无法有效御敌。王越与朱永便上奏攻、守二策，兵部尚书白圭也以此为难，请求宪宗敕令诸将防守。鞑靼军再次入寇怀远等诸堡，王越等将其击退，白圭又请求大举“搜套”。朝廷派侍郎叶盛至军商议，当时朱永已被召回，王越以明军疲劳为由，请求休兵，与叶盛归还。廷臣认为河套地区不平，三边终无宁日，当时虽然派遣八万部队，但将权不一，迄无成功，宜专遣大将调度。于是拜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敕陕西、宁夏、延绥三镇兵皆受节制，王越总督军务。战事不利，王越、赵辅纷纷上书鞑靼势力强大，必须调遣至少精兵十五万，否则应退到内地。当时科道纷纷弹劾两人欺谩，恰逢赵辅得病召还，命宁晋伯刘聚代任。
王越与刘聚在温天岭击败鞑靼军，晋升为左都御史。当时明朝三次调换大将，但都以王越总督军务，经过数次战斗，鞑靼军决定大举进攻。满都鲁汗及孛罗忽、癿加思兰留妻子老弱于红盐池，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王越则绕道率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将四千六百骑为左右哨，从榆林红儿山出境，昼夜兼行一百八十里，涉白盐滩，又行进一百五十里，探知鞑靼军老弱俱在红盐池，连营五十余里。王越用计将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声势，精壮骑兵布于阵前，许宁率左队，周玉率右队，张开两翼。又分一千余精骑埋伏于营侧。
明军进至鞑靼部营地外二十里许，鞑靼集众来拒。明军伏兵忽起，前后夹击，击败对方，斩首三百五十五级，获驼马牛羊器械无数，并焚其帐篷、庐舍，然后撤军。满都鲁等回营后，见营帐被毁，举众大哭，率军追击明军。王越结阵缓行，又设伏将追军击败。满都鲁等因丧失妻子畜产，自此不敢再居河套地区，率部远去，西陲从此数年安定，延绥巡抚余子俊得以全力修建连绵一千七百七十里的“橐驼城”，鞑靼才再次举众进入河套住牧。
朝廷商议设总制府于固原，举定西侯蒋琬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控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兵、巡抚均听从其节制。后下诏罢免蒋琬，以王越代任，至此三边设总制，朝廷后论功，加封王越为太子少保。当时纪功郎中张谨、兵科给事中郭镗等弹劾其滥杀冒功，王越正认为功大赏薄，听闻此言后更加怏怏不乐，于是称病还朝。
越与左都御史李宾同掌都察院事，兼督十二团营。太监汪直掌管西厂用事，与王越结交。王越在朝廷上遇到反对汪直的大学士刘吉、刘珝，称：“汪直行事也颇为公正。像黄赐专权受贿，不是汪直不能将他除去。商辂、万安居官已久，对事理对错多有忌惮。刘吉、刘珝入阁才几日，怎么也做这种事？”刘吉则答道：“我们这些人所说的，不是为了自身谋利。假使汪直行事都很公正，那朝廷设置公卿大夫又有什么用？”王越不作回答。
兵部尚书项忠被罢免，王越应当升迁，但朝廷却将此职授予陕西巡抚余子俊，王越感到不平，请解营务，宪宗优诏不许。他又通过御史自陈屡次的战功，被原兵部尚书白圭压下。余子俊亦称王越赏不酬功，“红盐池之战，从前所无”，宪宗于是进王越为兵部尚书，仍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太保。
据延绥镇守太监张选报，鞑靼亦思马因将犯边，宪宗命朱永为平虏将军、总兵官，由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前往讨亦思马因。明军出大同，王越说服汪直奏请朱永率大军从南路走，自己与汪直沿边境往榆林，后侦知鞑靼已西迁至威宁海子，尽调京营及大同、宣府两镇精兵两万一千人出孤店关，昼伏夜行二十七日至猫儿庄。时天降大风雪，王越、汪直率精骑连夜奔袭至威宁海，至次日黎明时鞑靼犹未发觉，明军纵兵掩杀，获大胜。达延汗巴图蒙克小王子仅以身逃，其妻满都海或于此时战死。此役，明军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余一人，斩首四百三十七级，获旗纛十二面，马、驼、牛、羊共六千余只，盔甲、弓箭、皮袄等一万余件。
宪宗论功行赏，升王越之子、百户王时为正千户，下诏封王越为威宁伯。王越受封伯爵后，本不该再兼领都察院职务，但王越不愿就列西班。御史许进等人称颂王越的功劳，援引王骥、杨善的例子，请求宪宗仍让王越领都察院事，并提督团营，宪宗同意。
鞑靼从海东山等地入明境剽掠，王越再次与汪直、朱永出大同，于黑石崖追败鞑靼，生擒十人，斩首一百十三级人，获马七百二十九匹，器械六千二百余件，宪宗以此功升王越之子王时为都指挥佥事。后更进拜太子太傅，增岁禄四百石。按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王越以勋臣之例比照，改掌前军都督府，总五军营兵，仍提督团营，并荫封其年仅八岁的儿子王昕为锦衣卫百户，予世袭。
宣府告警，宪宗命汪直总督军务，王越佩平胡将军印、充总兵官，统京军精锐三千征剿鞑靼。因鞑靼军退，王越等请班师，宪宗不允，不久后，大同总兵官孙钺去世，宪宗命王越接替其任职，而命汪直总镇大同、宣府，召回京营将士。鞑靼入寇延绥等处，王越与汪直调兵援助。因兵部尚书余子俊在延绥修筑边墙，鞑靼入境后被明军冲散，为城墙濠沟所困，遭遇大败。史称：“是役也，斩获最多。……然自是无敢复轻犯边者，延绥军民颇得息肩云。”但宪宗仅增王越岁禄五十石。
内阁大学士万安等人商议，唯恐汪直为王越所诱使，以求再获任用，于是向宪宗进言，调王越镇守延绥，而令原来的延绥守将许宁镇守大同。临行时，王越对前来送行的巡抚郭镗说：“许宁虽然屡经战阵，安分守己，抚慰下属，但并不是统军之才。朝廷重用许宁，一定要坏事，您要谨慎啊。”后许宁与处处汪直争权，每事必违，且刚愎自用。至次年，汪直被调往南京，许宁在大同大败于鞑靼。朝臣都知道败在不该调走汪直、王越，害怕宪宗责怪，只推说是因为调兵未集，与满朝科道官一起瞒下败绩。直到一年后，终究人心不平，才有人将实情报给宪宗，宪宗闻讯后大怒，命锦衣卫执许宁、郭镗与镇守太监蔡新于午门前门。后免其死罪，改为各降官六级，永不起用，郭镗被贬谪后，才将许宁当初的行事详细说出，并佩服王越的先见之明。
汪直得罪，王越亦被下诏夺爵除名，谪居安陆，三子以功荫得官者，皆削籍。王越在听说使者抵达后，曾想自杀，后来发现敕令中有从轻处分的话时，才稍感自安。王越自负豪杰，高傲自如，为礼法之士所忌恨，他的饮食供奉模拟王者，射猎声乐恣意享受，即使被谪迁也未减损。在王越获罪时，朝臣中有不少人认为对他的处分过重，但终究无人为他陈情。
孝宗朱祐樘刚刚即位，王越再次上疏诉冤，得以获赦回乡，因王越多次讼冤，孝宗诏恢复王越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衔，命其致仕，并复授其子王春、王时分别为正千户、百户。因吏科都给事中季源等反对，孝宗不得不收回成命，土鲁番攻哈密，鞑靼达延汗攻掠大同、宣府，边境告急，监察御史杨逊、户部办事进士马文盛等均上疏举荐王越。
小王子屡次扰边，陕西三边大扰，廷议复设总制官，先后会举七人，均未合孝宗心意。吏部尚书屠滽想要举荐王越，对马文升说：“此重任必须要用这类人来担当。”遂将王越列名上书，孝宗准允，便复王越原职，加封太子太保，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王越称甘肃镇兵弱，不用延绥、宁夏两镇兵难以克敌，后请兼制延绥、宁夏两镇，并解此前所兼巡抚职。
孝宗敕谕王越，命其速攻贺兰山，以防止鞑靼长期占据此地，侵扰边关，招引其余部族寇边。王越分三路进兵，直捣贺兰山：命延绥副总兵、都指挥同知朱瑾领兵二千出南路；宁夏镇守太监张僴及总兵官、都督同知李俊领兵二千出中路；副总兵、都指挥使张安及监枪右监丞郝善领兵二千出北路。王越居中总制，另命张安、郝善部分为二哨。北、南二哨分别于花果园、蒲草沟击败鞑靼军，斩首二十级。
二哨合兵追击至大把都，鞑靼军分为三部突击，试图冲散明军。明军下马以枪铳回击，鞑靼军稍稍退却，明军乘势急击，斩首十级。日晡时分，张安收兵返回，并在路旁设伏，鞑靼军来袭，遭遇伏兵，被迫撤退。郝善率军拦截鞑靼军退路，又追斩首级八级。其后再追至柳沟，斩首三级，鞑靼军向西败逃，明军才回到宁夏城，此役，明军共斩首四十二级，俘获马、骆驼两百四十一只、牛羊及器仗数千。孝宗获悉捷报后，进王越为少保兼太子太傅，其余兼任如旧。
因土鲁番速檀马哈木上书谢罪并归还先前被掳的哈密忠顺王陕巴，孝宗乃以王越总制甘、凉等处边务，负责经略哈密。王越针对土鲁番击破哈密的形势，奏议道：“哈密不可放弃，陕巴也不能放弃，应该恢复其旧封，让他先返回哈密，斟酌赐予哈密一些修城建房的费用，赏赐三种番人及赤斤、罕东、小秃列、乜克力诸部财物，以嘉赏他们之前的功绩，并观察其日后的表现。”孝宗允准，遂复封陕巴为忠顺王。
就在王越得胜的同时，受孝宗宠爱的宦官李广得罪自杀，谏官连续上章弹劾，指责王越为李广同党，孝宗虽对此事不加过问，但王越闻言后，内心却忧恨交加，最终于甘州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孝宗闻讯后，为他辍朝一日，追赠太傅，谥号“襄敏”，并谕令以九坛告祭，荫补王越之孙王烜为国子生。
第二十七章 四朝宰相——徐溥
徐溥，字时用，号谦斋，南直隶宜兴县洑溪人，任当朝首辅一职。性凝重有度，居内阁十二年，从容辅佐，爱护人才，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安静守成，卒年七十二，谥文靖。撰有《谦斋文录》四卷传于世。
徐溥，自幼天资聪颖，读书用功，8岁进私塾念书，把圣言要语、经典法言抄录汇集成册，随身携带，供作平时阅读。塾师见他口袋总是鼓鼓的，疑是玩物，便责他贪玩，取出看时，原来是他抄录的“圣贤要语录”，塾师非常惊异，问明原委，颇觉自愧，即对其父渔隐公说：“你儿乃是神童异才，我不能为其师。”遂请辞而去。徐溥还效仿古人，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是说出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便往瓶子中投一粒黄豆，相反若是言行有什么过失，便投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就不断地深刻反省并激励自己，渐渐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他就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久而久之，瓶中黄豆越积越多，相较之下黑豆渐渐显得微不足道，直到他后来为官，一直都还保留着这一习惯。
徐溥入阁初期，正处于万安、刘吉弄权之后，为了稳定局势，徐溥严守成法，与同僚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同心协力，辅治朝政。孝宗刚继位时，鉴于宦官势力上升，曾革除了许多太监的官职，其中原钦天监监正李华，因帮昌国公张峦选了一块坟地，孝宗就认为有功，要恢复他的官职。徐溥等加以抵制，认为此例一开，佞人又要纷纷钻营求官，碍难执行。安南攻扰边境时，孝宗欲遣大臣前去处理，徐溥等又劝谏道，“外邦相侵，由有关衙门发令处理足够了，不需要陛下亲自派使臣去。如安南万一不予理睬，为了维护天子的尊严，我朝势必要征调大军远途去征讨，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事情会闹大。”孝宗也就没有派使臣前去。
孝宗渐渐懈怠，懒于理政，徐溥曾多次进谏说，如今奏章批答不及时，有的公文竟稽留数月而不理，或者不施行，政事壅塞，应当依照旧制，除了每日朝堂奏事外，遇有重要军政事务，宜随时允许上奏，陛下也应经常召见儒臣询问国事。孝宗一度信用宦官李广，好道家神仙之说，并大事烧炼、设坛祭祷。徐溥又曾多次上奏，以唐宪宗偏信好讲神仙方术的柳泌服用丹石而亡、宋徽宗崇尚道学以致亡国的教训，劝谏孝宗疏远奸佞，勤政爱民。
徐溥很爱护人才，常说，“要造就一个人才不容易，不能以一些小过就弃而不用”。他凡见人有小过，总是谆谆善诱，耐心教育，每遇大狱或言官因进谏而被逮捕，总尽力相救，使大多数人得以幸免。平生乐善好施，对乡里族人关怀备至，而自己生活则很俭朴，仿效宋代范仲淹义田之举，叫他二弟复斋到京城商量置办义田，以赡养宗族。他决定将自有田产800亩作为义田，分给族里村人耕种，如遇灾荒，减租免征，并开义仓赈济，凡乡里族人遇有婚丧之事或遭意外灾难，均有补急救济。还聘请塾师，兴办义学，凡徐氏子弟和村里贫家子弟，一律免费入学，又在进城的袱溪河口设置渡船，雇人摆渡，方便行人，乡人称之为“徐氏义渡”。
在朝为官多年，没有在北京城里建造府第，直到将要告老回乡时，才由家人在故里建造一所住宅。因年届70古稀，向皇帝求退，皇帝竭力挽留，他因目疾严重，再次要求告老退休，徐溥以“四朝元老”的殊荣奉旨南归。到家后，他不顾双目失明，首先命两僮搀扶着他在整个宅第转了一遍，并用双手抚摸着每座墙壁和每根楹柱。家人问：“相爷何必如此?”他说：“我是怕儿辈们把宅第造得太华丽啊，只要能住就可以了。”一日，徐溥由家人扶着在门外散步，忽然问道：“门外原是东南山乡上城大路，怎么听不到车履之声?”家人告诉他：“为了相爷能安静休息，故把大路迁到河的对面去了。”徐溥听了，勃然大怒，喝问：“这是谁的主意?怎能为我个人的安逸，而劳乡亲们绕道而行呢?”他即命恢复大路于相府门前，民众无不赞叹。
徐溥早年京城的一位同僚，曾经送他一幅画，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那可是国宝级的极品，他多次戴上老花镜，细细端详这幅画，每次都会一阵阵地激动而沉浸在画的氛围之中。但他把它送回京城，物归原主了，所谓“原主”，是他原来的同僚李东阳，画上有李东阳的叔祖李祁的题跋。阁老命他的孙子专程携画赴京，此后一个多月，他一直耿耿于心，有一天傍晚，孙子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看了李东阳充满感激和挂念的亲笔信，他才放下一颗心。
徐溥入阁为相十二年，忠于王朝，尽心尽力，对朝政多所匡扶，被誉为明朝贤相之一。徐溥卒后，经朝廷批准，在宜兴城内闹市区的蛟桥南堍建“柱国太师”坊，宜兴地方人士为纪念徐溥，还在学街东、洑溪、小东门外分别建有“榜眼”坊、“及第”坊、“义庄”坊等。
第二十八章 圣代真儒——陈献章
陈献章，字公甫，别号石斋，新会县白沙里人，又称白沙先生，世称为陈白沙，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古琴家。岭南地区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也是明朝从祀孔庙的四人之一，是明代心学的奠基者，被后世称为“圣代真儒”、“圣道南宗”、“岭南一人”。
陈献章，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平静，几次科举不中，一身学问但仕途无望，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初期向明中叶的历史发展过程，他的大半生时光，是在王振弄权、土木之变、英宗复辟等社会动乱中度过的。
在当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封建社会注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而陈献章在思想学说的创立，打破了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
陈献章，幼年时期已十分聪明伶俐，很有灵性，读书识字很快，一目数行，过目不忘，早年热衷科举，二十岁在童试中考中秀才，同年秋天参加乡试，考中第九名举人，入京会试中副榜进士，被选入国子监读书。2次参加会试，均不中，落第后前往拜江西程朱理学家吴与弼为师，精研“古圣贤垂训之书”。半年后，他回归白沙村筑阳春台为书室，专心读书，其思想逐渐由崇尚读书穷理的程朱理学转向主张求之本心的陆九渊心学。
陈献章重游太学，因有感触而写出《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国子监祭酒邢让大加赞许，誉为“真儒复出”，自此他的才名大震京师。3年后第二次参加会试仍名落孙山，由是决意弃绝仕途，返回故里移志于治学。陈献章回到白沙后，专心在家乡讲学授徒，名气日增。江西按察使陈炜、提督学校按察副使钟英等学政要员，聘请陈献章到白鹿洞书院担任掌教，但最后被陈献章以理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与朱子相差甚远为由婉拒了。
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都御史朱英的推荐，宪宗下诏征用，虽应召赴京，以奉养老母为由力辞，宪宗遂授以翰林院检讨衔，而允其返归白沙村。此后至卒，他一直居留乡间，聚徒讲学。他不但主张静坐室中，提倡“以自然为宗”的修养方法，他所说的“自然”，即万事万物朴素的、本然的、无任何负累的、绝对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要求人们善于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无拘无束地去体认“本心”。极力倡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学世界观。
陈献章心学的出现，标志着明初程朱理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和后起的王阳明的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陈献章在治学和教育上，颇有影响，成为明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如他的“贵疑”论，在教育理论上，就很有价值，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主张读书要敢于提出疑问，求之于心，进行独立思考，不要迷信古人经传，徒然背诵书中一些章句。他说：“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他告诫学生，在治学和求知的道路上，“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他认为如此不用“心”求学，对自己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一生致力于授徒讲学，弟子遍天下，为表彰其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将陈献章从祀孔庙，追谥文恭，其平生著述，后编为《白沙子全集》传世。
陈献章的名声远播，四方学者都纷纷前来要求执弟子之礼，入学受教，设教十余年，不少学生得益于他的教诲，成为朝廷的栋梁柱石，“岭南学派”亦于此形成。后来身兼礼、吏、兵三部尚书职务的重臣湛若水，以及官拜文华阁大学士卒赠太师的名臣梁储，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其它弟子有李承箕、林缉熙、张廷实、贺钦、陈茂烈、容一之、罗服周、潘汉、叶宏、谢佑、林廷瓛等。
陈献章病逝于故土，终年72岁，谥号“文恭”，朝廷下诏建家祠于白沙乡，并赐额联及祭文肖像，曰“崇正堂”，联曰：“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皇帝又诏准其从祀孔庙。据考证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人物中，能从祀于孔庙者，只有陈白沙一人而已，故有“岭南一人”、“岭学儒宗”之誉。
第二十九章 《庄定山集》——庄昶
庄昶，字孔暘，一作孔阳、孔抃，号木斋，晚号活水翁，学者称定山先生，江浦孝义人，明代官员、学者。因反对朝庭灯彩焰火铺张浪费，不愿进诗献赋粉饰太平，与章懋、黄仲昭同谪，人称‘翰林四谏’。被贬桂阳州判官，寻改南京行人司副，以忧归，卜居定山二十余年，撰有《庄定山集》十卷。
庄昶，自幼豪迈不群，博嗜古学，文采过人，乡试中举人进士，改庶吉士，后授翰林院检讨，当时主考官刘定之、柯潜阅卷时赞叹曰：“江浦何如山川而生斯人耶？”庄昶喜欢在诗中讲道，为明代中期性气诗派的代表作家。
庄昶，对民间疾苦充满同情，在《端午食赐粽有感》一诗中曾写道：“蓬莱宫中悬艾虎，舟满龙池竞箫鼓，千官晓缀紫宸班，拜向彤墀贺重午，大官角黍菰蒲香，彩绳万缕云霞光，天思敕赐下丹陛，琼筵侑以黄金觞，东南米价高如玉，江淮饿莩千家哭，官河戍卒十万艘，总向天厨挽飞粟，君门大嚼心岂定，谁能持此回凋残，小臣自愧悠悠者，无术救时真素餐。”这首诗通过端午节时，皇宫中觥筹交错、鼓乐升平和江淮一带米贵如玉、饥民遍野的强烈对比，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然而无术回天的复杂心情。
宪宗朱见深不顾国库空缺，边境离乱，拟于元宵节大张灯火，令朝廷文官献诗进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庄昶与翰林院编修章懋、黄仲昭一道上《培养圣德疏》，“……今烟火之举，恐非尧舜之道，烟火之诗，恐非仁义之言……”，此举触怒宪宗，宪宗认为他们以下犯上，大逆不道，实为妄言，廷杖二十，贬谪为桂阳州判官，章、黄二人也同时被贬。
此前，他们的好友罗伦，也因言事被黜，轰动京城，时称“翰林四谏”，由于群臣力谏皇上，为庄昶求情，乃将庄昶改调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庄昶父母相继亡故，按封建礼仪“丁忧”，回到原籍浦口，丧除后他不愿再为官，隐居定山二十七年，以诗书自娱，教授生徒。隐居期间，他生活清贫，洁身自好，有时以野菜充饥，却经常省下钱粮接济贫民。
浦口闹饥荒，庄昶不但自己赈济家乡百姓，还劝有粮者在寺庙中施粥，以救饥民，他从不接受官僚的赠与。庄昶房屋破漏，江苏巡抚王恕欲赠白银十五镒，他拒绝说：“私室可官办乎？”当时，过往但尚未上任的官吏拜访庄昶，他在别馆接待，已经上任的，他概不接待，因此自号“木斋”。
庄昶隐居定山，建有定山草堂，在草堂左右以石堆垒假山，植以青竹数千竿，庄昶自己写道：“予在定山种竹，天峰阁左右各千余竿，有若屏然。每大雪，竹更苍翠，予坐其间，意甚适也……。”草堂旁有天峰阁、半云亭、霁月溪等，还建有春风亭、溪云亭、活水亭、鸢飞鱼跃亭、回海亭、天地一我亭、东顾亭七亭。因在“珍珠”、“卓锡”二泉合流处建“双泉桥”、“活水亭”，庄昶又自号“活水翁”。
明代奉父命从师庄昶的江南四才子之一文征明，多次到定山草堂拜访庄昶，曾写下《谒庄先生留宿定山草堂》诗，诗曰：“十亩青松四面山，草堂宛转乱流间。若非清福安能到，百访高贤暂得闲。竹圃氓云秋濯濯，水舂供枕夜潺潺。就中何事独堪羡，国事人非不可关。”隐居期间，礼部曾多次下文让他回京供职，他弃之不理，以至遭到大学士丘濬的诽谤。
巡抚何鉴亲自入山劝行，才勉强从之，然因丘濬等人的阻挠，乃复为南京行人司副，后擢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复出不到2年，因患风疾，再次回到定山。在他去世后，许多地方官民为他请祀“乡贤祠”，嘉靖年间，江浦县建“定山祠”纪念他，明熹宗追谥为“文节”。
第三十章 明孝宗——朱祐樘
朱祐樘，年号弘治，是明朝第九位皇帝，朱见深第三子，生母为孝穆纪太后。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大开言路，努力扭转朝政腐败状况，驱逐奸佞，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任用王恕、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大臣，史称“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朱祐樘驾崩于乾清宫，在位十八年，享年三十六岁，葬泰陵，庙号孝宗。
朱祐樘的童年非常坎坷不幸，他的生母纪氏，是广西纪姓土司的女儿，纪姓叛乱平息后，少女纪氏被俘入宫中，管理皇帝私房钱。宪宗偶尔经过，见纪氏美貌聪敏，就留宿了一夜，事后纪氏怀孕，宠冠后宫的万贵妃知道后，命令一宫女为纪氏堕胎。纪氏的人缘很好，派来的宫人不忍下手，回报万妃时就谎称是肚内长了瘤子而不是怀孕，万贵妃仍不放心，下令将纪氏贬居冷宫。纪氏是在万贵妃的阴影下，于冷宫中偷偷生下了朱祐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门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助哺养婴儿，万贵妃曾数次搜查，都未找到，就这样朱祐樘一直吃百家饭长到六岁。
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时，宪宗叹息说：“我眼看就要老了，还没有儿子。”张敏连忙伏地说：“万岁已经有儿子了。”宪宗大吃一惊，忙追问究竟，张敏才说出了真情，宪宗皇帝听了大喜，立即命令去接皇子。当宪宗皇帝第一次见到自己那因为长期幽禁，胎发尚未剪、拖至地面的瘦弱的儿子，不禁泪流满面，感慨万千，当天召集众臣，说出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祐樘为皇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但随之纪氏却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显然，纪妃与张敏之死皆与万贵妃的迫害有直接关系，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太子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宫中。
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中国古代有“三不朽”的说法，指立德、立功、立言，在明代皇帝中，尽管孝宗在遵守儒家的伦理上做得算是最严谨的了，却不愿放弃他对于艺术的爱好，《明史·艺文志》，可以看到孝宗有《诗集》5卷，可惜已经失传。
万贵妃病死，宪宗也因悲伤过度去世，朱祐樘继位，然而宪宗留给18岁太子朱祐樘的，是一个朝政紊乱，国力凋敝的江山，孝宗皇帝用自己的宽容与勤奋力挽狂澜，让明朝得到了中兴。
由于幼年生活的坎坷，孝宗一直身弱多病，但孝宗却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在诗歌方面的兴趣，孝宗皇帝对于绘画、弹琴也很喜爱，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喜欢乐曲，恐怕将来会滑入贪图享受的深渊中。因此，一些专门负责纠察朝政的言官们就纷纷上疏，劝说孝宗不要耽于声乐，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养身心之上，孝宗总是表面上接受，私下里却对旁边的太监们说：“弹琴何损于事？劳此辈言之。”意思是说，弹琴与政务又有什么冲突呢，要你们多嘴。
对言官的劝谏，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忤，这正表现了他宽容的一面，他还尽可能地避免来自士大夫们的批评。例如，他擅长绘画，宫中也有许多画师。有一次，他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害怕大臣们知道后没完地议论，对吴伟说：“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意思是说，赶紧拿去，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孝宗之所以受到儒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颂，主要在于他始终在表面上给士大夫们留下充足的情面。
由于孝宗多难的童年使得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希望通过佛道之术能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一些奸佞之辈再次混入宫中，再次祸乱朝政。宦官李广就是其中之一，深得孝宗的宠信，后来李广畏罪自杀，孝宗以为李广家中有天书，命人搜寻，却搜出了李广贪污、受贿的账本，孝宗这才醒悟。李广事件唤醒了那个沉睡多年的励精图治的孝宗皇帝，他开始了生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勤政时期，朱祐樘开始不断反思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重新远佞臣而重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大力整顿朝纲，可是过大的工作强度也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
孝宗非常仁慈，在明代皇帝中堪称之最，对于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各级官府都要设立常平仓，以应付灾荒；在刑罚方面，他要求慎重施刑，在他的这种要求下，一些素以残酷闻名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都变得仁慈起来；在文化上，则出现了李东阳的茶陵诗派、邱濬的理学，号称‘太平盛世’；在政治上，他铲除奸佞，重用贤良，待臣宽厚，严管宦官，废除苛法；在经济上，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力求节俭；在军事上，他维护统一，爱护武将，和平政策。虽然朱祐樘一生无大作为，但是却很稳定，不胡来，比较勤政，尊敬大臣，做了很多为民的善政。
幼年失母，对于孝宗影响深远，也许孝宗后来的善良、温和、宽容，除了儒家的教育之外，还源于幼年时弱者的心态。孝宗在处理万贵妃一事上，最能体现他的宽容，尽管传说母亲纪氏是被万贵妃害死的，但是当他即位后，一位官员上疏要求惩办已死的万贵妃及其族人的时候，孝宗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先帝的意愿，不愿接受。作为一个皇帝，他这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却遭了很多罪，受过无数恶毒的伤害，但最终却又选择了无私的宽恕，这就是明君的胸怀与气度。
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曾对朝鲜的国王说：“先皇帝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一般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是三宫六院女人成群，其中佼佼者像唐玄宗和晋武帝之流，其后宫佳丽数量足可组建一个整编师，即使差到像光绪一样惨，也有一后二妃共三人，所谓一夫一妻似乎永远跟皇帝们无关。但朱佑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用实际行动实践男女平等的皇帝，他一生只娶了一个张皇后，从不纳宫女，也不封贵妃、美人，每天只与皇后同起同居，过着平常百姓一样的夫妻生活，实在不易。
孝宗和张皇后是患难之交，一对恩爱夫妻，从接受的教育看，他也很早就懂得若想当个好皇帝，就不能爱美人废江山的道理。两人每天必定是同起同卧，读诗作画，听琴观舞，谈古论今，朝夕与共，这不经意间的举动，创造了古往今来一个特殊的纪录，也算是朱祐樘作为一代明君的佐证之一。正是由于孝宗坚持只宠皇后一人，使得他成为历代皇陵中只葬着夫妻两人的绝无仅有的典型，给他明君贤主色彩颇浓的一生更加平添了许多亮色。
中国在南宋已有牙刷了，在中国四川成都中药博物馆依然展出一把宋代竹柄牙刷，堪称医史文物珍品。美国牙科医学会和美国牙科博物馆等的资料显示，世界上第一把牙刷是由中国皇帝明孝宗朱祐樘发明的，方法是把短硬的猪鬃插进一支骨制手把上。伦敦罗宾逊出版社出版的《发明大全》一书，列举了人类300项伟大的发明，也把牙刷的发明权归到朱祐樘名下。
朱祐樘驾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六岁，在弥留之际召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入乾清宫接受顾命，命传位于皇太子朱厚照，并叮嘱诸卿说：“太子人很聪明，但是年龄还小，又好逸乐，诸卿要好好辅佐他，使他担当起大任，朕死也瞑目了。”最后给太子朱厚照的最后嘱咐是“任用贤臣”。
第一章 政绩卓著——刘大夏
刘大夏，幼名瑞昌保，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人，明朝中期名臣、诗人。历兵部职方司主事、郎中、广东右布政使、户部左侍郎、右都御史等职。深受明孝宗宠遇，辅佐孝宗实现“弘治中兴”，与王恕、马文升合称“弘治三君子”，又与李东阳、杨一清被称为“楚地三杰”。明武宗即位后，刘大夏屡疏请辞，以太子太保衔归乡，刘瑾专权时，被罚戍肃州，遇赦返乡，旋即复官致仕。刘大夏去世，年八十一，追赠太保，谥号“忠宣”。
刘大夏，祖籍山东东平，十一世祖刘宝，宋高宗时任都统制，随岳飞平定杨么起义，岳飞被害后，刘宝弃官落户于华容，刘大夏父亲刘仁宅，官至广西按察副使。刘大夏生于江西九江府瑞昌县官舍，幼名瑞昌保，自少颖悟，神气秀爽，强记过人，六岁时随父进京，大学士杨溥一见而奇之，说：“这孩子说不定将来能达到我的位置。”为之定名大夏，以族女许之。
刘大夏中湖广乡试第一，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翰林院拟请留刘大夏供职，但他他自己要求出任吏职，于是就任命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调升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通晓兵事，在任内致力于革除宫署积弊，他所奏复的内容，大多符合宪宗的旨意，受到历任兵部尚书的倚重。
汪直好邀边功，后黎朝圣宗黎灏被老挝打败，汪直想趁机攻取黎灏，他对宪宗说了，就索取成祖时派大将张辅南征安南的文书，刘大夏藏着不给，并秘密地向兵部尚书余子俊说：“兵祸一开，西南立刻就糜烂。”余子俊醒悟，此事遂得停止。
朝鲜李朝入贡，都是由鸦鹘关入明境，因为建州女真半路拦截，朝鲜要求改变进贡路线，改从鸭绿江进入。有位朝鲜藉的中官为此求情，众将都表示同意。尚书准备答应其请求，刘大夏说：“从鸦鹘关出辽阳，经过广宁、前屯卫，然后入山海关，弯曲迂回地绕了三、四个大镇，祖宗朝岂有不知的，而从鸦鹘关开道迂回几个大镇，这恐怕另有深意，如果自鸭绿江走大路抵前屯卫、山海关，恐怕会带来他日的忧患。不能批准。”这才停罢此议。
宦官阿九的哥哥任京卫经历，因罪被刘大夏处以笞刑，阿九怀恨在心，向宪宗进谗，使刘大夏被逮入诏狱，经东厂审讯，并未得出什么结果。经太监怀恩极力相救，刘大夏在被判杖二十后获释放，父亲去世后，刘大夏一宿就动身奔丧。刘大夏服丧期满，调升广东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不安定，刘大夏前往告诫，事情很顺利地解决了，后山贼起，刘大夏奉檄文讨伐。他令部下只许活捉，验明为贼才杀，有一半人获得生还，改为左布政使，调往浙江。
黄河在张秋堤防决口，皇帝下诏博选才臣前往治理，吏部尚书王恕等推荐刘大夏，提升刘大夏为右副都御史前往。到职后，在黄陵冈疏通贾鲁河，又疏通孙家渡和四府营上游，以分水势。从胙城经过东明、长垣到徐州修筑长堤，共三百六十里长，水灾得到根治，张秋镇改名为“安平镇”。孝宗嘉奖刘大夏，赐玺书褒奖他。召他为左副都御史，任职户部左侍郎。
刘大夏受命兼佥都御史，前往宣府处理兵饷。尚书周经对他说：“塞上有权势家族的子弟以买卖粮食谋取私利，你不要因刚直招祸。”刘大夏说：“处理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待我到后解决。”当初，塞上必须粟千石方能买入、草万束才得收进。由此宦官、武臣得以操纵市场，获取厚利。刘大夏下令有粮草的，草百束、粟十石以上都准许买卖，权势之家想牟利也落了空。不到两个月府仓储积有余，边人蒙受其利。
刘大夏连上三疏称病辞官，归乡后在东山下筑草堂，在堂中读书，被时人称为“东山先生”，廷臣纷纷举荐刘大夏，起任右都御史，统管两广军务。奉旨使者上门，刘大夏带二僮仆起程。两广人故来思念刘大夏，得知他即来任职都欢欣鼓舞。刘大夏到任后，清理吏治，减免官费供应，禁止镇守官私自役使军士，盗贼因此逐渐减少。
刘大夏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他屡次推辞未获准，这才接受，孝宗召见他，孝宗说：“朕数次任用你，你数次称病而去是为什么？”刘大夏磕头说：“臣年老又有病，看见国家民穷财尽，倘若有所不测，责任在兵部，自己估量力不从心，因此而辞。”孝宗听了沉默不语。南京、凤阳大风将树拔起，河南、湖广发生水灾，京师久雨成灾，刘大夏奏请凡属非祖宗留下的旧制而危害军民的，一一列举呈上革除。
刘大夏再次奏请，孝宗命有关部门呈报所应实行与该革除的事例，有关部门全都按实奏报，时逢廷臣奏陈十六件事，都是对权贵所不利的，因此权贵们极力阻止，孝宗拿不定主意，下廷议再讨论。刘大夏等说：“事属朝廷外官，全都批准，稍稍涉及权贵，又令讨论核实，臣等很愚蠢，不知为什么？”许久，才得旨：“将传奉官的姓名奏疏上报，幼匠、厨役月每减米三斗；增设宦官、司礼监核实奏告；四卫勇士，御马监将名册报来。其余全照前次所议办理。”织造、斋醮都停办，仅俸禄就节省很大数目，而勇士虚报冒领之弊也大为减少。皇帝的命令一下，举朝欢悦。先前，外戚、近幸都不是以功受爵，而是出于皇帝的私恩，孝宗深知这样于政有害，发奋振作朝纲，因灾异多次出现，又告谕群臣，令各陈朝政的过失。刘大夏又奏陈数事。
刘大夏第二次奏陈兵政的十害，并且要求辞官回乡，孝宗不答应，要他将各应该革除的弊端更详细地全部奏闻，于是，刘大夏举出南北军队陆路水路轮流值班运粮的劳苦，以及边军困倦疲惫、边将克扣的情况全都奏报，孝宗于是在便殿召见刘大夏，问道：“卿先前说天下民穷财尽。祖宗以来征收有常法，为什么现在这样？”刘大夏回答：“就是说没有按常法征取。如向广西每年取铎木，从广东取香、药，花费以万来计算，其他就可想而知了。”孝宗又问到军队，他回答：“与百姓一样穷。”孝宗说：“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什么缘故会穷？”刘大夏答道：“其帅克扣超过一半，怎会不穷？”孝宗叹息道：“朕执政这久，还不知天下军民贫困，怎样做人君！”于是下诏严禁。
当时，孝宗正锐意太平，而以刘健为首辅，马文升以师臣领导六部，史称“众正盈朝”。孝宗察知刘大夏正直严谨，并且办事熟练，尤其信任他，数次召见他判别事情，刘大夏也在各事上为孝宗尽力。
大同发生小的战事，孝宗听信宦官苗逵的话，准备出兵。内阁刘健等竭力劝阻，孝宗仍犹豫不决，召刘大夏问道：”卿在两广，知道苗逵捣毁延绥巢穴的功劳吗？”刘大夏答道：“臣听说，俘虏十几个妇女儿童而已，托朝廷威德，全师返回。不这样的话，后果就难说了。”孝宗沉默好久，问道：“太宗频频出塞，现在为什么不行？”刘大夏回答：“陛下的才干固然不比太宗差，而将领士马远不及太宗时期。像淇国公丘福稍许违背节制，将数十万兵众委之于沙漠，怎么能说是容易之事。臣揣度现在上策只有防守而已。”都御史戴珊也从旁边表示赞同，孝宗醒悟地说：“要不是你们劝说朕几乎误了大事。”于是果然没再出兵。
庄浪土著首领鲁麟任甘肃副将，求升大将不成，恃其部众强，擅自回到庄浪。廷臣担心其生变想授鲁麟大帅印，又想召他回京师，安置在不紧要的地方。刘大夏请求奖励其先世忠顺，而听任鲁麟闲居。鲁麟向来凶狠残暴失去众人之心，没有兵权无法有所作为，最后闷闷不乐而病死。
孝宗要在京城附近驻兵作为左右辅佐，刘大夏说：“保定设都司统率五卫，祖宗之意也是如此。请遣还操练军士，一万人作为西卫，将驻扎在密云、蓟州的军队作为东卫。”孝宗批准了。监督京营的宦官怨恨失去兵权，在宫门上贴小字报。孝宗以此给刘大夏看，并说：“宫门外人岂能进来，必定是某些不愿失去兵权的人所为。”由此，阴谋未得逞。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说：“遇到事情总想召卿来商量，又担心超越卿职权范围而作罢。以后有事情的实行或罢止，卿用揭帖文书呈上来。”刘大夏磕头说：“对事情的决定，外边的交付政府部门，内部的向阁臣咨询就行了。揭帖易滋长弊病，不可作为后世效法。”孝宗称好。又曾问；“天下何时太平？”刘大夏答：“求治不能太性急，不过用人行政全都与大臣面议，恰当的再实行，时间长了天下自然太平。”刘大夏曾经趁机提到四方镇守宦官的危害。孝宗询问详情，刘大夏答道：“臣在两广见到诸文武官的供应比不上一个镇守，其耗费可知。”孝宗说：“祖宗设置这些已很久，怎能一下子革除。不过从现在开始必须像郑原、麦秀那样廉洁的才能任用，不然则罢免之。”刘大夏磕头称好。刘大夏每次被召见，跪在御床前，孝宗往左右一看，近侍都退避走了。刘大夏曾有时回答问题时间长了，疲惫得起不来，孝宗就喊司礼太监李荣扶他出去。一天早朝，刘大夏本该当班，孝宗碰巧没见到他，第二天告诫刘大夏说：“卿昨天未上朝吗？担心御史纠察，没有立即召见您。”其受孝宗宠爱如此深，特别赐他玉带、麒麟服，送金币、上等醇酒，岁时不断。
孝宗去世后，武宗即位，刘大夏奉遗诏请求撤去非定额内的四方镇守宦官，武宗只撤去均州齐元，刘大夏又主张应撤去镇守宦官二十四人，又奏减皇城、京城守卫宦官，都未被接受。不久，刘大夏列举应当淘汰的传奉武臣六百八十三名，被批准。大汉将军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也该削去官职，薛福敬等故意不入宫侍奉来激怒武宗。武宗立即命恢复薛等官职，而要求兵部回答详情，意欲加罪，宦官宁瑾磕头说：“这些是先帝遗命，陛下列入登基诏书，不宜问罪。”武宗才放弃追查此事。宦官韦兴在成化末年因有罪被长期罢官，这时靠巴结得以镇守均州。言官纷纷谏阻，刘大夏等再三争辩，武宗都不理。刘大夏又奏道：“镇守宦官，如江西董让、蓟州刘琅、陕西刘云、山东朱云贪婪残暴尤其厉害，请求审查惩处。”武宗不高兴，刘大夏知道自己意见不被采纳，数次上奏章请求辞官。
武宗下诏加封他太子太保，同意他返乡赐敕书、车马返回，按旧制供应粮食和役仆，给事中王翊、张襘请求留住刘大夏，吏部也要求留刘大夏，武宗不理。
刘大夏忠实诚恳，为孝宗所信任，忘我报国，对权贵近幸多行抑止，曾经要求严格考核勇士，为刘瑾所恨。刘宇也恨刘大夏，就与焦芳一起在刘瑾面前进谗言道：“抄刘大夏的家，可得边费的十分之二。”借田州岑猛的事，将他逮捕下到诏狱，刘瑾要以激变罪判大夏死刑，都御史屠滽不同意，刘瑾谩骂道：“即使不死，可以不去戍边吗？”李东阳从中调解，刘瑾探知刘大夏家贫穷，就判其到最偏僻的边境戍边。起初拟戍广西，焦芳说：“是送他回去吗？”于是改戍肃州。
刘大夏已有七十三岁，穿着布衣徒步经过大明门磕头而去，观者都叹息流泪，父老百姓携筐送吃的，刘大夏所到之处，人们为之罢市、烧香祝刘尚书生还。等到了戍所，各部门怕得罪刘瑾，不送食品不来慰问，儒学生徒送吃食给他，一到操练，刘大夏总是扛戈站进队伍。主管人再三推辞，刘大夏说：“军人本来就该服役的。”他只带来一个仆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带子孙，他说：“我为官时，不为子孙捞好处，现在年老被罚，怎忍心令他们同我一起死在戍所呢？”刘大夏已经遣去戍边，刘瑾还借其他事二次罚他送米塞上。
刘大夏被赦免返乡，刘瑾被诛杀，恢复他官职，后退休，清军御史王相请求恢复刘大夏月粮和年役，录用其子孙，主事的宦官始终恨他，不答应。刘大夏回家后，教子孙种田谋生。稍有盈余，就分送给故旧宗族。预先自作墓志铭，并说：“不要让人用饰美之词，让我怀愧于地下也。”
刘大夏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追赠太保，谥号“忠宣”刘大夏能诗，有《东山诗集》、《刘忠宣公集》等传世，《皇明经世文编》辑录有《刘忠宣集》一卷。
第二章 讨定黔乱——王轼
王轼，字用敬，湖北公安人，明朝中期名臣。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历四川按察副使、按察使，南京右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贵州巡抚等职，官拜南京户部尚书，次年督军平定贵州普安州米鲁之乱，五月之间破寨千余，改南京兵部尚书，参预机务。连乞致仕，至明武宗即位后，加太子太保，赐乘传归家。逝世，年六十八，累赠太保，谥号“襄简”。精于吏治，熟习法律，为政平直恕易，著有《平蛮录》。
王轼，为甲申科进士，最初被授官大理寺右评事，后调任大理寺右寺正，他对精细检校复核意见，在前往四川录囚时，平反冤案，使百余人沉冤昭雪，在陕西处理藩王大狱时，能够不避权贵，得以升任四川按察副使。后来，王轼因调查嘉定同知盛崇仁贪赃之罪，遭到他人诬陷，被交付法司审理。明孝宗即位后，被证明无罪的王轼重新复职，改为陕西按察副使。
弘治初年，王轼被擢升为四川按察使。适逢灾年，在分巡川东时，他发仓赈济灾民，又请朝廷颁赐官银十万两购粮，以赈济灾民、调控粮价，“民赖以不死者甚众”。当时有贵州苗民起事，朝廷以征兵进剿，王轼却认为不必劳师动众，他的意见最终被采纳。在处理案件时，“应手而决”，为千余人平反。王轼四次在四川为官，百姓都熟悉他的为政及教化。到他离任时，“老稚遮道”，都不愿让其离开。
在大理寺卿任内，王轼对于法司送审的罪牍，均亲自检勘，多有参驳。贵州镇守太监杨友、贵州总兵官曹恺、贵州巡抚钱钺等征讨普安州米鲁之乱，进展不利，都指挥吴远兵败被俘，“普安几陷”。兵部建议另派大臣前往统军，明孝宗同意，命王轼兼任左副都御史，督贵州军务，出征米鲁。
王轼尚未抵达，杨友想要接受米鲁的诈降，朝廷不允，米鲁等加紧围攻普安州、安南卫，截断盘江道，并生擒贪功冒进的杨友，军势壮盛。期间，贵州右布政使闾钲，按察使刘福，都指挥李宗武、郭仁、史韬、李雄、吴达等尽皆阵亡。
王轼抵达前线后，利用便宜行事的权力，调集广西、湖广、云南、四川等地的官军、土兵共八万人，会合贵州兵力，起复已经致仕居家的右都督王通统兵，分八道进军。参将赵晟攻破六坠寨，米鲁自盘江窜逃。都指挥张泰等渡江追击，指挥刘怀等解除叛军对安南卫的围困，曹恺、王通及都指挥李政也接连攻破叛军各营寨。米鲁回袭平夷卫及大河、扼勒诸堡，被都御史陈金所率的云南兵击退。米鲁逃回马尾笼寨，遭到官军主力围剿，云南武定土官凤英杀死米鲁，普安之乱平定。此次用兵，历时五个月，攻破营寨千余座，斩首四千八百余级，俘获一千二百余人。捷报传至北京后，孝宗大喜，赐诏嘉劳王轼，王轼奉诏还京，再获厚赏，以功加官太子少保。
普安平乱后不久，王轼被改授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他多次请求致仕，均未获准。武宗即位，王轼因病再请辞，以太子太保致仕，获赐乘传归家。王轼逝世，享年六十八岁，武宗追赠他为少保，后加赠太保。世宗赐王轼谥号为“襄简”。王轼著有《平蛮录》1卷，叙述明孝宗时其人平定贵州普安叛乱的始末，是关于此事的第一手史料。
第三章 镇抚辽东——马文升
马文升，字负图，别号约斋，又号三峰居士、友松道人，钧州人，明朝中期名臣、诗人。登进士第，授为御史，历按山西、湖广，迁福建按察使，升左副都御史，入为兵部右侍郎。历辽东巡抚、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弘治初任兵部尚书，后任吏部尚书。明武宗时上疏乞去，遭权宦刘瑾削秩除名。马文升去世，年八十五，不久后复官，获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号“端肃”。加赠左柱国、太师。历官五十六年，一生功勋显著，先后辅助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与王恕、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
马文升，生于河南钧州，后落籍虞城，祖上均未入仕，但马文升幼时就显示出对兵事的兴趣，“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马文升考中进士，授御史，先后巡按山西、湖广，“发奸擿伏”，有“神君”之称。服毕母亲的丧事之后，擢迁福建按察使，福建任上，严惩当地贪暴狂徒冯某，离开福建时，闽人传唱“马使留来天有眼，冯公布去地无皮”以表示对他的称颂。
西北土达满四在距平凉千里的石城起兵反明，响应者甚众，远近震动。他们大败官兵，明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及京营兵进剿，以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起用马文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马文升看到满四军有一个弱点：城中无水，粮储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果然，满四军日渐困乏，最后失败。马文升又建议项忠尽毁石城墙垣，以防后患。马文升整顿与各部的茶马贸易，换取番马八千余匹。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七年多，先后加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积累了处置边务的经验。
宪宗在位初期，鞑靼领主孛罗忽、满都鲁、癿加思兰连年入侵，使西北边境面临空前压力，马文升请求驻军韦州，在各堡寨伏兵，顺利在黑水口击破鞑靼，生擒其平章迭烈孙，又在汤羊岭取胜，斩首二百级。马文升连战皆捷，颇有战绩，但因他在奏捷时据实而报，且朝中无人协助，故而仅获薄赏。次年，三边总制王越取得红盐池大捷，马文升也派其子马琇报功。廷臣勘查，认为马文升所奏不实，宪宗于是给予他“表奏不实，停俸三月”的处分。马文升代王越为总制，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到十一月，即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右侍郎。
辽东巡抚陈钺，为人贪婪，待将士严苛，马文升上疏言辽东事，多涉及陈钺，两人遂结怨，而陈钺的后台是权势颇大的太监汪直。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再次被起用，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这是他第三次赴辽东，由于他曾经论及陈钺，因此受到欢迎，士卒“皆鼓掌喧舞”。
马文升进官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漕运，淮、徐、和一带饥荒，马文升移调江南的十万石粮及五万两盐价银予以赈济。同年冬，入朝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
孝宗即位后，马文升被召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在朝廷的地位确定下来，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旋即又奉命提督十二团营。
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三十多人因贪贿怯懦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支持马文升对京营的整顿，特批他金吾骑士十二人，以护出入。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孝宗也依其议办理。
哈密是回、畏兀儿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明初派使者入朝，于其地设羁縻卫所，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宪宗时，土鲁番部强大，据有哈密。明廷曾设法干预，没有结果，似乎也就承认了现状，将哈密卫迁往他处。土鲁番部就诱杀朝廷所封的忠顺王罕慎，又擒获另一个忠顺王陕巴，其首领阿黑麻自称可汗，以兵掠周围各部。主持兵政的马文升主张兴复哈密。他采纳通事王英和指挥杨翥的建议，利用地处嘉峪关西南的罕东部，地处嘉峪关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为此，他颇感不平，所写诗中有“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句，发了一通牢骚。马文升之子马玠“主使殴人至死，罪当绞”，孝宗下诏宽宥，马文升引咎请辞，孝宗不允。他“三年秩满”，被加授为光禄大夫、柱国。马文升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面临着次年的考察，孝宗召见负责考察的马文升和都御史戴珊等议事，马文升已七十九岁，行动不便，耳朵又背，孝宗对他讲了两遍，要他秉公黜陟，马文升回答：“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然后被左右扶掖下阶。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考察不讲情面，定会招致许多反对者，而在用人时也未必全无个人意气。刘大夏是弘治朝另一名臣，就因为与马文升对官僚的评价不同而引起矛盾。河南籍官僚刘宇为首辅刘健所器重，马文升推举他总制宣、大。刘大夏大概知道孝宗对此人的看法不佳，屡屡在朝中数其过失，当然也就牵连到荐举人。侍郎王俨是刘大夏的姻亲，马文升抑制王俨，很难说不是因为刘大夏。
刘大夏所倚重的副手、兵部侍郎熊绣被推举为两广总督。熊绣不愿外出，也怨恨于马文升。他们纠结在一起，又拉出与刘大夏为同乡及同寅的阁臣李东阳，顿时形成一股反对马文升的强大力量。御史何天衢首先发难，弹劾马文升老衰。马文升于是请求致仕，在上奏了二十一道奏疏后，武宗方才允准。
宦官刘瑾专权期间，将一批反对派官僚定为奸党，马文升与其中一些人关系密切，马文升被削秩除名。马文升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葬于州北大隗山麓，马文升死后两个月，刘瑾被捕入狱。朝廷还未听闻马文升的讣讯，下诏命其“致仕复职”，闻其死讯后，为他辍朝一日，赐祭葬，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傅，谥号“端肃”，世宗朱厚熜又加赠马文升为左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
马文升先后辅助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历仕五十六年，与王恕、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早年在山西、湖广、福建任地方官时，“发奸擿伏”，革除民弊。明宪宗时，参与平定固原盗乱，抵御鞑靼，总制三边，并整饬辽东边备、总督漕运，功勋卓著。孝宗时，马文升主持兵部，整顿京营、边务，处置哈密事宜。后任吏部尚书，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又在官员考察时严加处置。
第四章 宦海升迁——冒政
冒政，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人，明朝副都御史，元皇室遗臣孛尔只斤·德新三子受汉姓“冒“，冒政是泰州德新次子冒启之的五世孙。自幼聪颖，勤奋好学，有事远出，必携书一卷，时时诵读，因此饱受汉儒三纲五常、忠君恤民的熏陶，成为明朝一代清廉高官。
冒政，早年出身州学生，后中举应天府乡试第三十四名，历官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从政四十五年，历经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从户部部员从六品，一直做到位高权重的都察院右副御史二品，以廉洁奉公，体贴民情著称朝野。
冒政进入户部，他办事干练、秉公执法，整顿各地粮仓，打击了许多粮食贪官，“于是宿蠹顿祛“，得到器重，部内许多难以处理事宜，都找他予以解决。冒政升户部广西司郎中，到江西督查粮食运输。万安县令，备金若干馈赠，在明代中期，官场风气十分腐败，地方官员参谒上司，馈赠礼品实属常规，上司也受之无愧。一京官劝说县令：“我看此君行事公正，是不会收礼金的，你不要自讨没趣。”县令说：“这是年例！哪有不送之理”，竟怀金入见，刚刚递上手帖，冒政见此大为震怒，训斥县令，并要绳之以法，县令叩头谢罪求情，才得幸免，此事惊动江西全境，各州县官员莫不认真办事，筹粮、运粮任务没有严督，就很顺利完成。
冒政由户部升迁武昌知府，武昌素有九省通衢的美称，是大明帝国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冒政不负众望，每日早出晚归，办公于抚、按二府，入夜秉烛视事，书判若流，数年积牍，很快批理清楚。那时武昌江堤屡修屡毁，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冒政认真调查研究，拨出公款，领导人民，一改过去修理土坝江堤为砖石衬砌栏洪坝，长数十里，厚二丈，高二丈有余，有效的保卫武昌安全。
江心有一小岛居民万人，每日渡船往来，常翻船出事，淹死不少民众。冒政决心造一座桥梁，但苦于缺乏建筑材料。一次他乘渡船去岛上考察，偶然发现巨舟十数条，隐隐沉于江中，便询问当地老人，得知是洪武年间的，已久弃不用，但木质坚实，于是派人打捞出水中全部巨舟，折改造桥，从此岛上居民有了通衢大道，人们称之为“冒公桥”，参加和指导了运河漕运分水工程，成绩裴然，在山东仅一年时间他还给山东人民办了两件好事。
一件是兖州周长百五十里的南旺湖，盛产角菱和鸡头菱，此二菱都富含淀粉，是当地人民重要之副食，但兖州河道管理官员沿袭历年陋习，霸为私有。冒政说：天赐民食，你们拿国家俸禄者岂能据为己有？遂下令开放菱芡，任民取之不禁，挽救了不少饥民。另一件是水陆要道谷亭镇，一帮以贩卖人口为业的匪帮，光天白日强抢民女，十分猖獗，当地官府莫敢问津。冒政得知立派重兵捉拿，一举全获匪众，依法处治首恶，解救不少民女，从此匪患得平。
朝廷又调冒政镇守东北边城辽阳，两年后提拔为江西右布政，在核查库银时发现余饷银数千两，冒政当即核验，自己毫发无取，并立案封存委派专人保管，以交接任新官，这才放心离开辽阳奔向江西上任。接任者十分感叹，按惯例期满盘嬴银两，由前任带走，如今前任分文不取，留下剩余饷银，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呀，我这任上不用贷借了，这种诚信高尚品德，永远是我师表。
冒政到江西任右布政史，相当于现今高官级领导，首先碰到赈灾救荒，当时饥民如蚁，盗贼蜂起，处理稍有不当，必酿成大乱，形势十分紧张。冒政立即采取三大措施：第一，下令各县开仓抢救饥民；第二，仓粮不足动用储备资金购粮；第三，允许牢内轻犯以粮食或金钱赎身。此三条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旬日一境晏然”，半年后社会安定和顺了。
朝廷提升冒政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冒政以御史身份，巡抚宁夏，指导、检察工作，发现武器、马匹、粮食储备不足，立刻转奏朝廷，朝廷指示户部和兵部，向宁夏调运粮食，给银购买军需。冒政指示军营“无事暂听安居生理”，“有警即时征调起行”，冒政还制定了军队复员、换防、增设黑山营防计划。但仅工作四个月，就祸从天降，冒政被押入天牢。为什么这样优秀官员会突然获罪呢？
冒政的获罪主要是儿帝当政，权力真空，太监揽权，从而造成他的晚年历史不幸。冒政主要经历成化和弘治两朝，成化和弘治两朝可谓盛世，是明朝较为繁荣时代，正德帝朱厚照即位，十四岁正是贪玩的儿童，一切朝务由太监刘瑾代行。刘瑾少年入宫侍奉小太子朱厚照，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倾心尽力讨太子欢心。太子继位后，刘瑾连连升迁，很快当上掌印太监，代皇帝批答奏章。他趁机专擅朝政，独揽大权，炮制“奸党”，把一大批正直朝臣打下去，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朱厚照为“坐皇帝”。他利用权势公开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进京朝觐，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少则白银千两，多则万两，不贿者得祸，或贬官，或下狱。
太监刘瑾专权之初，冒政正在江西、北京、宁夏任上，清廉正派、位高权重的都察御史，当然不会向太监行贿，先是当了都察御史后给皇上写了一份《谢恩疏》，未贿一两银子，刘瑾已怀恨于心，接着冒政又从宁夏上书《请粮马疏》，更无一文见面礼，刘瑾见他不买账，恨之入骨说：巡抚宁夏非冒政不可？难道他就不贪分毫？于是，就派人去辽阳查账，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刘瑾终于在辽阳查出一个“贪官”，就借口冒政曾分守辽阳，必有瓜葛，将他逮捕下狱。当时冒政的儿子冒良进京参加会试，遇此情，惶惶不可终日，准备送钱给刘瑾，冒政从狱中传出纸片“戒勿妄动”，予以制止。
冒政的冤狱得到朝野普遍同情和关注，远在东北辽阳的都督、指挥、千户、镇抚等官员说：冒公守我土，一尘不染，如今罗难，我们怎能坐视不管？纷纷解囊捐出粮食三千石，保出冒政，但在职的冒政对刘瑾总是一个威胁，刘瑾终将冒政削职回籍，才放心专权，才解心头之恨。
刘瑾谋反事败获诛，冒政得以平反恢复原职。陕西、云南要派巡抚，吏部两次呈报要冒政出巡，但年青的皇帝竟未批准，并不是冒政没有能力，只是刘瑾死后，后宫还有佞臣加以阻挠的缘故。冒政虽得平反，但闲赋如皋，郁郁而故，终年七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