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守备宣大——李秉
李秉，字执中，号迂斋，曹县人，明朝中期名臣。举进士，授延平推官，因严惩不法豪强，闻名朝廷，召入都察院理刑，继而改任户部主事。在协助户部侍郎刘琏督饷宣府时，揭发刘琏侵贪行为，遂升为右佥都御史，代其督饷。在边塞时，釐法革除弊政。天顺初年，改督江南粮储，不久又受命巡抚大同，因罪被罢官为民，三年后复职。宪宗继位后，历官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左都御史、宣大总督等职。与武靖伯赵辅五道出师，大破女真诸部，以功加太子少保，任吏部尚书，锐意整饬仕路，罢汰庸劣，致使怨谤纷起，经在京举子等解救，仅被薄责罢宫。此后家居二十年，终未复出。
李秉少年丧父，孤苦自立，他立志向学，在劳作之余刻苦攻读经史，领山东乡荐第一。李秉考中进士，被授为福建延平推官，掌管刑狱，他初任延平时，有一个恶霸诬告良民为盗而霸占其妻，李秉依法予以严惩。而他也被这恶霸诬陷下狱。副使侯軏为之昭雪，李秉也因此而知名。不久后，他被征入都察院理刑，即将获授御史时，都御史王文举荐他为都察院经历，旋即又改授户部主事，赴宣府清核屯田，在宣府，他不顾豪右反对，将军户霸占的民地全部清理还民。
代宗即位后，李秉升任户部郎中，奉命协助户部侍郎刘琏督理宣府军饷，李秉揭发了刘琏克扣军士饷银的事实，朝廷罢刘琏而命他以右佥都御史代理其职，兼参赞军务。李秉首先抚恤了遭受战火蹂躏的军民，购买了一万五千头耕牛发放给他们，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同时罢除了屯田兵士的劳役，令他们专事耕作，又行召商中盐之法，鼓励内地商贾来前线贸易，通利边民，短时间内，使宣府的经济出现了复苏之象。
李秉兼理宣府巡抚事宜，旋即提督军务，李秉尽心边事，不计仇怨。在任内，弹劾了贪酷不法的都指挥杨文、杨鉴，都督江福等的贪纵不法之罪，并请求将田猎扰民的内官征还，还弹劾过总兵纪广等人，反对“开边邀功”的行为。针对边区地广人稀的情况，李秉广行招徕流民复业开荒，数年间清除弊政所条奏百十章，皆有关边计民生，在他的努力下，宣府由一个残破的边镇成为西北雄关。
宪宗即位后，李秉进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次巡抚宣府。当时，给事中萧斌、御史吕洪等共同举荐李秉及都督漕运的王竑才堪大用，此事下交廷议，吏部尚书王翱、大学士李贤也表示赞同，宪宗于是召李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竑为兵部尚书，诏命下达之日，朝野欢庆。
旧例，每次大计天下官吏，贪、残、罢、软罢官者有定数。李秉负责考察升黜百官后，将此数增加一倍，处置了一大批庸劣酷贪官员，因此颇遭人非议，最终被排挤去辽东、大同整饬兵备。在大同，他罢免了镇守太监李良、总兵郑宏，起用被关押的将领崔胜等人，取得了凤皇山大捷，宪宗亲降玺书嘉奖。
宪宗命李秉以左都御史衔提督军务，与武靖伯赵辅率军兵征讨建州女真部。明军分左右哨五道各万骑从抚顺关出塞，明军攻至建州，大获全胜，共擒九十九人，斩五百三十六人。朝鲜也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率万人协助明军作战，擒二十余人，斩三百余人，战后，宪宗赐以麒麟服，加衔太子太保。
吏部尚书出缺，宪宗亲自提名李秉继任，李秉早就痛感天下变乱，实出于仕途不清，贪官横行，因此锐意澄清吏治。慈懿太后钱氏去世，宪宗生母周太后不愿钱太后与英宗合葬裕陵，阁臣彭时、商辂等力劝宪宗允许合葬一事。随后，李秉与礼部尚书姚夔等九十九位廷臣也表示同意，宪宗仍担心违背周太后的意志，此后更发出为钱太后另择葬地的谕旨，姚夔等两百余名朝臣一起伏在文华门哭请，宪宗下令群臣止哭退去，群臣叩头拒命，声言：“不得钱太后合葬旨意，绝不敢退下。”自巳时跪至申时，宪宗与周太后无可奈何，这才同意合葬一事。
朝廷原有八千余名监生等候选任，李秉分别对他们进行了严格考核，罢黜庸劣不肖者数百人，适逢朝觐考察官吏时，李秉又打破情面，降罢多人。这些人中多有执政要员的乡党门生。李秉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朝中出现一股倒李的暗潮，吏部侍郎崔恭年资较深，升任吏部尚书的呼声很高，李秉越过他做了尚书，他因此对李秉心怀不满。吏部右侍郎尹旻原来很受李秉信任，后来李秉发现此人心术不正，逐渐疏远了他，尹旻对李秉也有怨恨。他们二人与反李势力结合起来，上疏弹劾李秉，说他专擅不法，揽权结党，列了十二大罪状，宪宗召集廷臣会议，崔、尹等人皆攻击李秉徇私变法，宪宗于是削去李秉太子太保之衔，令他以吏部尚书之职致仕。
当李秉被劾时，朝内风言风语，说李秉要下狱了，李秉深知此次凶险莫测，但他并不为自己辩解，只是听候宪宗发落。当时，天下举人正于京师会试，听说李秉被奸人弹劾，都十分气愤，他们说：“李公天下正人，谁人不知？如果朝廷逮捕李公，我们愿罢试以赎李公之罪！”宪宗在这种情况下，只是薄责了李秉，李秉乘柴车出都门，朝士相率往送，十余里不绝。
李秉为官三十余年，廉洁自持，风节自励，秉忠为国，赤胆忠心，与当时名臣王竑并孚天下重望，罢官家居二十年，朝野连疏累荐，皆不被起用。李秉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朝廷闻讯后，追赠太子太保，按例赐祭葬，并录其孙李邦彦为中书舍人、习字出身，后追赐谥号为“襄敏”。
第七章 一心为民——王竑
王竑，字公度，号休庵、戅庵，湖北江夏人，生于河州，明朝名臣。进士，授户部给事中，豪迈负气节，正色敢言，土木之变后奋臂率众击毙王振党羽、锦衣指挥马顺，名震天下。也先入犯，受命受御京城，擢右佥都御史，寻督漕运，再抚淮、扬，致仕后居家二十年。
王竑，少年时期就表现出豪迈的性格，不主动惹事，但也不怕事，作为读书人，王竑勤奋好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座右铭。二十六岁的王竑考中进士，或许皇帝清楚王竑的性格，让他到户部担任给事中。给事中为正八品文官，官衔虽然不高，但权力却不小，跟御史差不多，负责弹劾百官，监督六部大臣，甚至连圣旨都可以驳回，这一职位，仿佛为王竑量身打造，他对此非常满意，工作积极负责，只要抓住证据，连皇帝都敢怼，更别提文武百官。
太监王振，仗着英宗的宠信，飞扬跋扈作威作福，后来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更加嚣张，一些大臣称王振为翁父，并且争相讨好。王竑对王振恨之入骨，多次上书弹劾，奈何英宗不搭理王竑，依旧把王振视作心腹，对王竑的弹劾置之不理。尽管王竑得罪了王振，但王振没能把他怎么样，毕竟王竑的工作就是劝谏皇帝，弹劾他认为有问题的大臣，包括宦官。
英宗在王振的一顿忽悠下，不顾群臣反对，御驾亲征，敌人是侵扰边关的瓦剌大军，出征之前，按照流程，英宗让弟弟朱祁钰监国，以防不测。既然劝不住皇帝，只能选择服从，为保证明英宗的安全，随行人员的阵容比较豪华，既有精通军事的兵部尚书，也有负责后勤的户部尚书，另外还有内阁学士。但是，英宗竟然不许文武大臣参与重大决策，一切都由太监王振说了算，群臣敢怒不敢言。
因为王振的愚蠢安排，错过撤退的最佳机会，也先率领瓦剌军队追来，明军仓促应战，战死者不计其数，只好躲到土木堡。在此之前，怒气滔天的护卫将军，直接把王振砸死，一泄心头之恨，王振虽然死了，但眼前的危机没有解决，最终发生土木堡之变。
噩耗传到京城，大臣们炸开了锅，郕王朱祁钰赶紧召集群臣开会，商议如何应对，王竑也众多开会人员中的一位。右都御史率先发言，请求郕王下令诛杀王振全族，其余人员纷纷附和，表示赞成右都御史的建议，并说：“若不奉诏，臣等死不敢退。”郕王朱祁钰，哪见过如此阵势，不知如何是好，打算暂停会议，改日再商量。郕王的犹豫不决，激起了大臣的愤怒，他们堵着大门不让郕王离开，明代两百多年最严重的一次朝堂斗殴就此开启，主导者并非武功高强的武将，而是平日里文质彬彬的文官。
郕王惊呆了，只好让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前去王振家抓人并抄家，马顺呵斥群臣退下，性格暴躁的王竑再也忍不住了，他冲着郕王喊道：“马顺与王振是一伙的，陷害忠良的事没少干。”而后开启暴走模式，抓住马顺的头发，用尽全力扇他的脸。接下来发生的事，简直让人目瞪口呆，只见硬汉王竑抱住马顺的脸，狠狠地咬下去，生生咬掉一块肉，其余大臣看王竑出手了，没有站着看热闹，而是加入殴打马顺的阵营，活活把马顺打死。
马顺比较荣幸，成为明代唯一一位被文官在朝堂之上打死的锦衣卫指挥使，如果当时有吉尼斯纪录的话，马顺必然榜上有名。王竑没有停手，红着眼说：“宦官毛贵、王长随，也是王振的心腹。”此时郕王朱祁钰已经吓傻了，二话不说让侍卫把毛贵、王长随拉出来，王竑等人又抡起拳头一顿猛打，直到把毛贵、王长随打死才算完事。
冷静下来后，王竑感觉自己闯祸了，虽然马顺、毛贵等人该杀，但未经刑部审讯，他带头把人活活打死，违背朝廷律法，藐视郕王的存在。新任兵部尚书于谦，眼看郕王要离开朝廷，死死拽住郕王的衣服，请他给群臣一个说法。话句话是，就是让郕王宣布马顺等人罪有应得，殴打马顺的大臣无罪，朱祁钰看于谦的架势，不答应肯定不行，于是说：“诛乱臣，所以安众志，廷臣忠义，朕已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
王竑因带头打死锦衣卫指挥使之事，也被提拔为佥都御史，还奉命镇守居庸关。后来，王竑担任淮安、扬州、徐州巡抚，并兼理两淮盐税。凤阳、淮安等地发生水灾，王竑开仓放粮赈灾，但灾民数量太多，向朝廷求援也来不及，于是一心为民的王竑，让徐州广运仓的宦官开仓赈济灾民，宦官断然拒绝。既然如此，王竑再次展现出硬气的一面，对那位宦官说：“要么你主动开仓，要么我把你打死，然后主动向朝廷请罪。”宦官不敢不从，只能打开广运仓，灾民对王竑感恩戴德。事后，王竑上书弹劾自己，毕竟越权办事，不符合朝廷规定，但为了百姓，他一点都不后悔。
劳苦功高的王竑，却随着朱祁钰病故，朱祁镇再度复辟，人生骤然反转。他和英宗的梁子，那叫极深，王竑是景泰帝的旧人，又是殴死英宗心腹马顺的“凶手”，接下来的境况可想而知。果然英宗复辟后，于谦问斩，王竑也没得跑，先被除名送到江夏监视居住，后来又送回家乡，憋屈了好些年。但英宗万没想到，这番反攻倒算的后果，却是自废武功，军事干才王竑被罢后，北部边防防务越发不像样，南方漕运也运转得糟糕，继瓦剌后崛起的鞑靼孛来部，更是轮番侵扰。
终于到天顺五年，忍够了的明英宗，只好咬牙重新启用王竑，先让他提兵北上，在红崖子把孛来一顿暴揍，一年后又回任漕运总督，把漕运又整治得通畅。当王竑回任漕运总督时，当地乡民奔走相告，夹道数百里热情迎接，是年夏天，王竑又碰上百年不遇旱灾，眼看大旱蔓延，王竑不顾一身病痛，在烈日炎炎之下，恭恭敬敬的求上天下雨。这孤身求雨的情景，还被当地乡民绘成了各类图画，代代立庙流传。
伴随着这蒸蒸日上的威望，王竑也仿佛找到了第二次青春，等到英宗过世，朱见深登基后，更给了王竑极高的尊崇，将他官升兵部尚书。在这个新岗位上，王竑一如既往尽心竭力，除了大力整顿国防，严打****，就是选拔人才，名将韩雍，就是来自他的举荐。这段时间，正堪称是王竑宦海生涯里，最为风光的时期，但就是在这样的风光中，一直深受信任的王竑，却再度辞官回家，而且这次是永远退出，再没回来。
这个意外情况，是因为王竑与内阁首辅李贤的矛盾已不可调和，王竑重点推荐的几个官员，更是被李贤极力反对，结果王竑一怒撂了挑子闹辞职，没想到闹了几个月，朱见深顺水推舟真批了，而后的二十多年里，先后有一百多奏折，举荐王竑出山，朱见深却都没答应，一直到弘治年，这位大明土木堡事变后，顶梁柱般的能臣病故在家，享年七十五岁。
第六章 平都掌蛮——李瑾
李瑾，直隶和州人，明朝勋臣、将领，襄城伯李濬之孙、襄城伯李隆第三子。李瑾袭封襄城伯，领三千营，提督五千营，并掌后军都督府事，佩征夷将军印任总兵官，偕同兵部尚书程信等大破四川都掌蛮之乱，并将其地“改土归流”。因功进封襄城侯，累官太保兼太子太保、总督十二营。
李瑾，出身勋臣世家，为第一代襄城伯李濬之孙、第二代襄城伯李隆的第三子。李瑾的长兄、第三代襄城伯李珍于“土木之变”中战死，李瑾的母亲越过他貌丑的二兄李琏，推李瑾袭封爵位，成为第四代襄城伯。
李瑾与遂安伯陈韶、都督佥事刘纪奉命轮流宿卫宫中，领军护卫明英宗。宪宗命李瑾与丰城侯李勇、太平侯张瑾、抚宁侯朱永轮流宿卫宫中。兵部尚书王竑举荐李瑾出任总兵官，进讨自称赵王的四川赵铎叛军，宪宗认为李瑾身负重责，“不可动”，让兵部另择人选。
四川戎县山都掌蛮多次叛乱，攻陷合江等九县，朝臣商议派大军进剿，命李瑾佩带征夷将军之印，充任总兵官，率领四川、贵州明军前往征讨。由兵部尚书程信提督军务、太监刘恒“监督”。李瑾与程信等抵达永宁卫，在研究当地形势要害后，决定分道进军。其部署为：都督芮成由戎县进军；巡抚贵州、都御史陈宜及参将吴经由芒部府进军；都指挥崔旻由普市冰脑进军；四川总兵官、南宁伯毛荣由李子关进军；巡抚四川、都御史汪浩及参将宰用由渡船铺进军；左游击将军罗秉忠、右游击将军穆义由金鹅池进军。李瑾、程信则“居中节制”，掌控大局。
明军各部转战数日，攻克龙背、豹尾等七百五十六寨，斩首一千五百九十余级，生擒三百四十余人。明军攻至大坝山，焚毁寨落一千四百五十七座，共斩首三千零一十七级，生擒九百五十三人。两次战役后，统计缴得铠甲、牲畜无数。李瑾及程信认为都掌蛮素来号称“难治”，如果不通过“改土归流”的方法，无法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于是将都掌九姓中不驯化的人迁至泸州卫，并在渡船铺增设营寨，改大坝为太平川长官司，区划都掌蛮的土地，通过设官、建治等举措进行控制。
李瑾率军回师，仍领五军营兵马，宪宗降玺书奖谕，进封他为襄城侯，封李瑾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并赐其诰券。李瑾上奏认为：“按旧例，官军的折俸、钞布都应前往北京库中领取，但路途遥远，加上年久过后官吏徇私舞弊、克扣欺瞒。请求自今以后，保定、真定、河间、永平四府每年在运钞布往京库时，留下一定数量，让附近官军就地领取。这样一来既可以使百姓免于远运，又能使士兵得到实惠。”朱见深同意，并下诏命大宁都司、直隶卫所的官军折色俸粮就近于附近的官库领取。
朝廷在礼部宴请新科进士，李瑾奉诏参与此宴，镇守山西太监刘忠请求朝廷暂免受灾的山西各地运送柴炭，李瑾附议，宪宗于是同意免去山西此年秋、冬二季的输炭之任。李瑾认为盐商运米赴边时只用路引批文、不需“挂号”的行为，可能会招致奸细潜入，更改旧制“非便”，朱见深回答：“这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完事后仍然如旧。”李瑾上奏请求暂免大宁都司及直隶、河间等五十三处卫所的输炭之任，以舒缓民力，宪宗同意。宪宗命李瑾与成国公朱永一同提督十二团营，李瑾与英国公张懋等上疏请辞兵权，新即位的明孝宗优诏挽留，不允所请。
李瑾逝世，孝宗闻讣讯，为其辍朝一日，赐祭葬，追封芮国公，谥号“壮武”。
第八章 孝康敬皇后——张氏
张氏，北直隶河间府兴济县，曾祖张迪，祖张绶，父张峦，母金氏，朱佑樘的皇后，朱厚照生母。入宫，立为太子妃，孝宗继位，立为皇后，张家以外戚之贵追封公侯。孝宗驾崩，太子继位，即明武宗，尊张皇后为皇太后，上徽号“慈寿皇太后”。武宗驾崩，因武宗无子，故张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迎立武宗堂弟兴王朱厚熜继位，即明世宗，世宗入继，尊张太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亦尊其生母蒋氏为太后，张太后与蒋太后不和，世宗对张太后极为不礼遇。
朱佑樘在位期间勤政爱民，以唐太宗李世民为榜样，严惩奸佞小人，重用政治大臣，以孝治天下，致使朝堂一片清明，使即将衰败的明王朝重新有了繁荣之象，历史成为“弘治中兴”。孝宗留名历史的不只是他英明的政绩，还有他的独特的情感生活，他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一生只娶一位女人的皇帝。
朱佑樘是在万贞儿的迫害之中长大的，正是看到了父亲的后宫妃子之间，为了争风吃醋相互陷害，致使一朝后宫乌烟瘴气。朱佑樘不想自己以后跟父亲一样，被一群女人牵着鼻子走，成天陷在那些妃嫔的争风吃醋当中，再加上自己苦涩的童年，便在暗自在心中决定，自己以后只娶一个女人，管理好朝政，不能让祖辈辛辛苦苦留下的江山拱手他人，这就是为何孝宗皇帝一生中只娶一个女人的原因之一。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朱佑樘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性格温和，有着良好的个人修养，对男女之事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即便登基之后有大臣频频上奏让他纳妃，孝宗皇帝经过一番强烈的思想斗争，心性终不为之所乱，一次次的回绝了众位大臣，几番全劝解之后，臣子们见自己的皇帝实在没有想要想要纳妃的意思，也就没有再提起此事。
张皇后在朱佑樘还是太子时，就被指婚于他，可以说孝宗皇帝那段艰苦的太子岁月，这位张皇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陪着他一起走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之后孝宗继位，封张氏为皇后。传说这张皇后本人性格十分开朗、活泼可爱，想必这样的性格，为孝宗皇帝黑暗的太子岁月增加了不少阳光与欢乐，张皇后出身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每当孝宗政务繁忙身心疲劳之时，她便陪皇帝作诗作画、听琴观舞、谈论古今，这让孝宗皇帝十分欣赏这位女子，对他喜爱非常。
朱佑樘与张氏二人如同一般民间夫妻一样，琴瑟和鸣，相传两人同住同吃，犹如民间伉俪。朱佑樘对自己妻子的喜爱不止于此，所谓“爱屋及乌”，朱佑樘爱自己的皇后，于是便荣宠于她的家人，张皇后的母族在孝宗时期受到极为恩宠的对待，其父张峦被追封为长国公，张皇后的弟弟张鹤龄被朱佑樘封为寿宁侯，张延龄封为建昌侯。
张氏得宠，其母族因而鸡犬升天，但张氏的弟弟个个都不是让人省心的人，两人嚣张跋扈，鱼肉乡里，时常为了金钱欺凌弱小，这种情况为朝臣所不满，当时许多言官纷纷上谏孝宗，希望孝宗处置两人。但是孝宗对于自己妻弟的作为，以及朝臣的不满，通常都是极力调节，从中周旋的，孝宗的放纵让两人越发肆无忌惮，直到后来武宗上台，对自己的舅舅严厉打击。
孝康敬皇后张氏与孝宗夫妻恩爱，一生共孕育了三个子女，长子朱厚照、次子朱厚炜和太康公主朱秀荣，次子不幸早夭。丈夫对她极力宠爱，一生只得她一人，照理来说张是一生应当极为圆满顺遂的，但实际上她的晚景极其凄凉。武宗去世之后，因为没有子嗣和亲兄弟，皇位面临断代的危险，当时张氏与杨延龄首辅，共议定兴献王之子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是为明世宗。明世宗初入宫廷之时，尊张氏为圣母太后，但是等他地位渐稳之后，便露出了自己的野心。
他不仅对张氏再没有以前的恭敬，并且还“圣母”为“伯母”，对张氏刻薄，对自己的亲祖母事事恭顺，可怜的张氏，夫死子忘，自己的父兄也被下旨去爵，在宫中荣宠了半辈子的张氏，最终却只能孤苦伶仃的在宫内生活。
第九章 直言进谏——周洪谟
周洪谟，字尧弼，叙州府长宁县人人。进士及第，殿试榜眼，并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后修《环宇通志》。上疏劝皇帝亲临经筵，勤于听政，因陈时务十二事，不久升为侍读。周洪谟修过《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宪宗继位以后，周洪谟在皇帝面前直言时务，并提出“君主保国之道有三：曰力圣学，曰修内治，曰攘外侮”。皇帝为之赞赏，并采纳其建言。
周洪谟，考中进士，授编修职，他见闻广博，强于记忆，文笔很漂亮，熟悉本朝典制和掌故，喜欢谈论经国济民的方略。
景泰初年，周洪谟上疏劝代宗参加御前讲席，勤于政务，并陈述有关时务的十二件事。又升为侍读。宪宗即位，他又上疏陈述时务，说人君保国之道有三点：致力圣学、治理内政、抵御外寇，致力圣学要做到一点就是端正意念。治理内政要做到有五点：征求真有才能之人去掉不肖之徒，表彰忠良削减冗职，妥善减轻漕运负担。抵御外寇要做到六点：选拔将帅、训练士卒、研究旧有御敌方法、配备兵器、备足粮饷、平定边陲。宪宗对此予以夸奖并接纳了他的建议。
朝廷商议征讨四川山都掌蛮，周洪谟奏呈六条进兵方案，宪宗下诏交付军帅实行，周洪谟升为学士，不久任南京祭酒，上言称南监有红板仓二十间，是高皇后用来积盛粮食，供养监生家小的，应该修复，宪宗批准同意。后来他为母丧守服期满，改在北监任职。他上言士风轻浮，请求恢复洪武年间的学规，宪宗赞许并接纳了他的意见，令礼部张贴告示。
崇信伯费淮应到国子监学习礼法，很久不到，周洪谟进行弹劾，费淮被收回官服，带着方巾去国子监，减去一年俸禄的一半，学校的教育行政为此整肃。先王画像皇冠垂有十二串玉珠，而旁边舞蹈的行列、食具豆和笾的数额不相符，为此周洪谟请求按天子规格配备，他又说“：古时玉磬、琴和瑟作为殿堂上的音乐，而舞蹈者在两边台阶起舞，现在舞蹈的居上，操乐器居下，不合古制，应当改。”尚书邹干提出反驳意见，周洪谟第二次上疏争辩，宪宗最后同意洪谟的意见。
周洪谟被升任礼部右侍郎，时间长了，又转为左侍郎，按蔡沈《书集传》所解释的璇机玉衡观测仪，后人都按其规格制造，经验证很多地方不合，应该重新改做，宪宗立即交给周洪谟负责，他改用木头做，十天就造好了。
星相异变，他奏呈数事，宪宗大多予以采纳，周洪谟曾说：“士人出任官职，有的到故乡数千里外的地方任职，既不了解当地风俗，也违背人情，不如就近选任。王府的官终生不再升迁，与祖制相违背，应当逐渐加以变更。都掌蛮及白罗罗羿子几次反叛，应该特设长官司，从都蛮和白罗中选择适宜的人任职，就可无后患。”洪谟临终前，还上奏陈述安定京师、平定边境等十件事，他就是如此喜好发表意见。
弘治初年，天寿山雷霆轰鸣，狂风大作，冰雹频下，楼殿的瓦大多被毁坏，周洪谟又力劝修复，孝宗接纳其建议。周洪谟端庄持重，与人极少交往，他与万安同乡，万安掌权时与洪谟关系很好，这时，言官先后议论，并上奏章弹劾，洪谟辞官返乡，过了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谥号文安。
第十章 著《留余稿》——夏时正
夏时正，字季爵，晚号留余道人，慈溪汶溪人。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升刑部郎中。复查福建刑事案卷，平反死狱60余人，擢南京大理卿。巡视江西灾情，免除无名税10余万石，放粮赈济灾民23万户，汰诸司冗役数万名，罢不称职官吏200余名，增筑南昌章江门滨江堤坝和丰城诸县堤岸。后乞归杭州，贫甚，布政使张瓒为他筑西湖书院以居，卒葬杭州三峰山。
夏时正，由于父亲夏凤早逝，幼年时他便被过继给了叔叔夏鸾，由于是被出嗣的，心理上自然有些悲凉，再加上他的新父母严禁别人谈论他亲生父亲的事情，因此夏时正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只能靠幼时的记忆来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但夏时正天生警醒，非常早慧，据说他4岁时，亲生父亲还没有去世。有一天，他看见父亲和客人玩叫做“双陆”的游戏，好奇心动，便替父亲叫点，谁知百发百中，父亲大惊，自以后便非常喜爱他。
还有一次，因为某事而训斥家里的小厮，这在封建时代是极其正常的，一般人并不以为怪，但父亲夏凤却非常生气，他告诫夏时正说：“他也是父母的孩子，难道他就不能呵斥你吗？”幼时亲生父亲的教育给夏时正的感触是终生难忘的，从此他再也没有斥责过仆人，直至生命结束。进私塾后，夏时正的才华得到了充分体现，据说只要通读一遍书籍就能倒背如流，记忆力极其惊人，年龄稍大时，他已有了自己的主见，竟常常问倒老师。
在参加童子试时，他通过了极严格的测试，名列榜首。在考试前夕，他为散心溜到市场上去默记各个摊位上货物的名称，从各种各样的鞋子到家具、医药、生活用品数千样无一不记，回家后竟然倒背如流，据查只遗漏了两件。然而聪明的头脑并没能使他在陈腐的考试制度中，脱颖而出，虽然童子试优秀，但长大后参加八股取胜的省试时，却名落孙山。
欣赏他才华的学使突然得病死亡，似乎是老天有意和他作对，他的考卷又神秘地丢失，这场打击之后，夏时正终于感叹人不可违命，便无心再考，他曾说：“命憎才，才亦憎命。”昔日的清高变成了苦难后的谦恭。失败后的他，过起了一种潇洒的隐居生活，整日不拘小节，与朋友们吹奏乐器，占射诽谐，喝酒取乐，并借东晋人张季鹰的话说：“吾今而知醉之名人，甚于名之醉人也。”
不久，灾难又降临到他身上，由于喝酒太多，他得了一种怪病，几次差点死掉，幸好有国医救治才得以康复，从鬼门关走回的他，似乎对人生更有了一点感悟与参透。对于自身，他彻底放弃了希望，而把成才的向往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的两个儿子之旭和允彝已经懂事，且天资聪慧。夏时正严格管教，不敢有一丝懈怠。如果儿子在吃晚饭前还没写完文章，他便不准他们吃饭，如果文章稍不如意，便要大改三遍。虽然这种方法并不一定可取，但从某方面来说，也表明他急切报国立业的心愿已移到了后代身上，虽然他表面豁达，放弃了一切追求，但心却并未真正归隐。为了儿子的前途，夏时正常常在夜深人静，其他人都已入睡时还坐在儿子对面，默默地看着他们在油灯下读书，直至晨曦初露时，才悄悄地起身离去。
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两个儿子都早早地便有了成就，尤其允彝更是名誉日盛，颇有神童之声。父由子贵，夏时正的名声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响亮。但此时的夏时正却越发谦虚，甚至连郡邑的门都不愿经过，宁愿绕道而行。郡邑三次礼聘他为大宾，他都推辞不去，并且发话说：“我早就发誓不去官员的家里，为什么要改变我的气节呢？”确实，此时他已经看透了世事，对人生有了清醒的认识，这认识同时影响了他的儿子们。
夏时正晚年性格更加恬淡，和别人不同，他一生都不置财产，虽然有祖传的田地一顷，却并不知道田地的方位，更别提一般人关注的理财治家了。有时，他看见家人为穷困而发愁，便会快步走开，同时嘟哝道：“快把这些忘掉吧，不要让它们扰乱你们的心情。”如果在路上碰见佃户恭敬地称他主人，他也急急地掩耳跑开，感到非常的不快。
夏时正的妻子也同样是一位奇女子，顾氏亦以识见过人、教子以正见称，夏完淳的恩师陈子龙等人，曾写过深情的文章来歌颂她。生长于闺房的顾氏对国家人生有极清醒的态度，对两个儿子之旭和允彝，她因材施教，不落俗流，对于社会弊病，一般作父母的都教育儿子少管为佳，要推方为圆，顺应潮流，不可逆干，顾氏却鼓励儿子们向时弊开刀，对社会问题不是回避，而是斗争。她不但不怕儿子参与改革，而且还“惟恐其不然”，丢失了正直文人的气节。
第十一章 《黎文僖集》——黎淳
黎淳，湖广华容人，字太朴，号朴庵，学者称为朴庵先生，今胜峰乡龙秀村人。博学多才，尤以经史著称，除参与修撰《大明一统志》外，著有《龙峰集》、《明试录》、《黎文僖集》等传世。
黎淳，少有大志，曾作《爆竹诗》：“自怜结束小身体，一点芳心未肯灰。时节到来寒焰发，万人头上一声雷”，是由名声大振。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殿试点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参与撰修《大明一统志》。
宪宗即位，黎淳担任为皇帝讲解经史的职官，升任太子宫中的左谕德，负责对皇太子的讽谏规劝，修成《睿皇帝实录》，升左庶子。修成《续资治通鉴纳目》，升任掌管太子东宫内外事务的少詹事。
黎淳当年赴京参加礼试，同伴们恶作剧，唆使一妓女在酒楼呼叫他的名字，黎淳走上酒楼，从容吟道：“千里邀游赴帝京，忽闻楼上唤黎淳。状元自是天生定，先遣姮娥报我名。”这两首诗前者反映他人小志大，后者表明他科场夺魁的坚定信心。
明代潜江八景之首的东城烟柳，县河决口时被洪水吞没，县丞李镛堵口复堤，又在景点原址重筑了“广三寻，崇二仞，袤八百余丈”的新堤，为恢复东城烟柳原貌，沿堤岸夹树榆柳，通车马，便往来，取名曰花封堤。就为了一段断堤、一处胜景的修复，状元黎淳来到了潜江，亲临现场看后，写了两首名曰《花封堤》的诗，对李镛称颂备至。就是这个科场上的骄子，朝廷的大员，皇帝的近侍，曾经远离京城来到潜江，留下了诗作五首。
《花封堤（一）》堤抱花封十里余，汉庭有吏善河渠。遮阑水潦为城市，驱遣蛇龙放泽菹。惠及人民裨国政，名同草木载坤舆。便应采入新图志，特笔留教太史书。
《花封堤（二）》既道沱潜，惟君今日独兴哀。人夸少府多能事，我爱朝廷得治才。保障千年形胜在，桑田百里画图开。四民安堵乐生业，会见恩光早晚来。
据潜江旧志载，黎淳状元公这么一带头，四方的文人学士们便相继赓和，以致辑成了花封堤诗歌一集，可惜未能流传下来。
黎淳来到潜江，在一年后他为泽口的观音阁，改名为新洲寺，但黎淳不仅仅只是为观音阁更了个新洲寺名，而且还给新改的新洲寺题了诗：“邱阜俄生百丈渊，果曾沧海变桑田。沙填鳌极中藏寺，地琐龙宫下有天。琴剑万千余里客，帆樯七十二湾船。江灵识我题诗意，岸草汀花散满前。”自从有了黎状元的题诗后，新洲寺便知名于江汉平原，知名于汉江中下游，甚至使得清光绪年间编纂的潜江县志，把它列为全县66座寺庙之首，加以记载并阐释它的演变。此三首诗之外，黎淳状元还为潜江的莲华寺、大佛寺也写了诗，和封建时代的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一样，黎淳也是一个对道观佛寺极怀感情的人。
黎淳任吏部左侍郎时，量才选官，不徇私情，受请托，虽至爱亲朋，从不假以辞色，对于卖官鬻、徇私用人事件，他深恶痛绝，吏部一时弊绝风清。在南京任工部尚书时，有华容人任江苏华亭县令，将当地特产云布一裹送黎淳，黎淳并不开拆包裹，即挥笔在封裹上写道：“昔之县令，栽桑种麻，今之县令，锦上添花。”原封退回。华容人谢文献任江苏宜兴县令，犯受贿罪，被拘捕追脏甚急，托黎淳出面求情，黎义正辞严道：“县令受贿，正该追赃问罪，我岂可为贪官求免？”决然予以拒绝。
在左庶子任内，曾一度担任顺天甲午科主考，考完第一场，他看一份优秀试卷，拟选为第一，后看到这位应考试者的二场、三场试卷，竟与第一场大不相称，经严格追查，原来是誊卷人舞弊换了他人的试卷。黎淳当即严办当事人，杜绝考场弊端，榜出，原来那份优秀试卷是名士马中锡的，幸得黎淳刚正，才未被他人侵没。
黎淳治家严谨，作大官30余年，从不为子孙谋求地位和产业，儿子民安在外塾读书时，某县吏送一把福建产的珍贵扇子，黎淳查知，竟叫该县吏自来领走扇子。明朝著名宰相杨廷和、杨一清都是其学生，并深受其影响。
第十二章 直言相谏——何乔新
何乔新，字廷秀，号椒丘，又号天苗，江西广昌旴江镇人，何文渊第三子，明代大臣。孝宗嗣位，万安、刘吉等忌乔新刚正，出为南京刑部尚书。辞官归里，辞官后杜门著述。
何乔新，父亲何文渊，授御史职，历任山东巡按、四川巡按、刑部右侍郎，督察两淮盐税、吏部左侍。而景泰年间代宗的易储诏书中，“父有天下传之子”语出自文渊，有人传言朝廷下令逮捕文渊，其父自缢而死。时年何乔新已考中进士，任南京礼部主事，回乡奔丧。
同乡人曾任侍郎的揭稽曾经师从文渊，而与何乔新兄弟不和，他就诬奏文渊死实际是由于被诸子逼迫而自杀，又逼嫁父亲爱妾。何乔新也揭发揭稽任巡抚时曾经举荐黄，并且代为起草易换皇储疏。两人都被受审，文渊妾为此断指，为何乔新兄弟诉冤，官司得以缓和，英宗也以揭稽所犯之事先前已赦免，就释放他不再问罪。事完以后，何乔新又为母亲守丧，守丧期满，改任刑部主事，调任广东司郎中。锦衣卫兵犯法，何乔新按律处理，一点也不宽恕，都指挥袁彬托他办事，何乔新执意不从，袁彬发怒，派人找诬告他的把柄，一无所得，由此何乔新名声大震。
何乔新调升福建副使，所辖寿宁的银矿被非法开采，聚众千余人，到处劫掠，何乔新募兵出去，擒获其首领。福宁豪族尤氏杀人，出入带着保镖和武器，拒捕二十年。福清薛氏经常出海与异国商人做生意，事发后策谋叛乱，都被何乔新捕捉杀掉。福安、宁德银矿很久就无矿可开，有关部门仍征收矿税，很多百姓以致破产。何乔新出来说话，减税三分之二。
兴化百姓自洪武初曾向官府租用耕牛，直到这时每年仍要求纳租税，乔新上奏予以免除。清流、归化里界于沙县、将乐之间，依恃地势险要，而不交赋税，何乔新告诉都御史设置归化县，此地百姓才开始受到约束。何乔新调升河南按察使，河南发生大饥荒，按旧例，救济借贷到秋季为止，何乔新说：“秋季，是说可以依靠秋收，今年秋季能依靠吗？”于是救济到第二年麦熟才停止。都御史原杰到南阳招抚流民，带何乔新前去协助。以前，项忠驱赶流民过头，流民一听说原杰到了，更是躲进山谷，何乔新亲自前往招抚，登记簿籍的有六万多户，升任湖广右布政使。荆州百姓为徭役所苦，何乔新验实人口贫富，分为九等，使百姓得到好处。
何乔新被提升为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抚山西，边地军民总是出塞伐木捕兽，他说：“这些人一旦遇到敌人，必定泄露边防情况以求生都是敌贼的向导。应该不许擅自出塞，有违犯的罪及守将。”宪宗下诏同意。敌人侵犯边塞，何乔新同参将支玉在灰沟营设埋伏，击斩大量敌人，升左副都御史。
何乔新奏免杂税以及户口盐税的十分之四，他弹劾佥事尚敬、刘源拖延调查审判，请求皇帝命令天下审判官员，案件拖延半年以上的要论官员之罪，宪宗称好，立即下诏，召何乔新任刑部右侍郎。山西发生严重饥荒，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何乔新受命前去赈济，求活三十万多人，安置十四万户流离失所的人家。回朝，正逢发生安宁宣抚使杨友想夺嫡弟播州宣慰使杨爱的爵位，而诬告杨爱有异谋的事件，何乔新前去调查，与巡抚刘璋一起洗清杨爱的冤屈，杨友被削官安置他府，播州人于是相安无事。
孝宗即位，万安、刘吉等憎恨乔新刚直正派，将其调到南京任刑部尚书。沿江的芦洲全被宦官侵占，假托给皇帝备办进用之费，何乔新被调离朝廷，宦官怀恩觉得这事不公平。一天因事到内阁中说“：新君登位，应当任用正直的人，为什么调走何公？”万安等无话可说。不久刑部尚书杜铭被罢免，众人都认为应由何乔新代替，而刘吉代替万安任首辅，始终憎恨何乔新，许久不以他补任刑部尚书。
改年号为弘治后，采用王恕的举荐，才召何乔新代替杜铭，何乔新奏道：“旧制，派遣官员调查案情，以及实行逮捕，必须携带详细批文，到所在官府验察后才执行。近来只用一般传帖而不合符契。应该恢复旧制，以防矫诈。”孝宗立即批准了。这时刘吉仇视正直人士，频繁制造大案件，何乔新一律依据法律纠正，刘吉愈加仇恨他，几次寻找借口削去何乔新俸禄。
京城大水，何乔新请求抚恤受灾人家，又考虑到刑法失平，奏陈律文当变更的几件事，刘吉一概加以阻拦而不实行。大理丞官职缺人，御史邹鲁图谋升迁此官，而何乔新推荐郎中魏绅。时逢何乔新舅家与乡人打官司，邹鲁即诬告何乔新接受贿赂包庇舅家人。刘吉从宫中取旨将其舅家人下诏狱，何乔新于是上疏要求返乡。不久，追根究底终归拿不出证据，邹鲁因诬告被停发俸禄，也同意何乔新退休。
何乔新退休后，巡按江西御史陈诠上奏：“何乔新始终保持节操，中间只有接受亲戚送礼之嫌疑，而被勒令辞官，这样进退不明的处理实在可惜。请前往调查，如该官无病则予以任用，如有病就加以慰劳，以留存对故旧的恩惠，保全进退的节操。”孝宗不答应。后来朝廷内外许多官员上疏推荐何乔新，孝宗始终不再起用。何乔新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江西巡抚林俊为彭韶及何乔新请求赐谥号，吏部也提出此请求，孝宗下旨令呈报何乔新退职的原因，给事中吴世忠说“：何乔新的学行、施政办事都很不错，忠诚，勤奋，刚正耿直，年龄越大越如此。御史邹鲁挟私仇诬告他，他一词不辩，坦然退职归乡，闭门著书，少与人来往，士大夫没有谁不赞赏他的品行。广昌知县张杰又为何乔新说话，才赠封何乔新为太子太保，准予其子袭何乔新官爵，第二年赐谥号文肃。
第十三章 修筑长城——余子俊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县人，祖籍京山，明朝名臣。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进户部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廉洁奉公称。巡抚延绥时，苦筑延绥长城一千七百七十里，史称“尽心边计，数世赖之”。巡抚榆林时，与徐廷璋、马文升并称“关中三巡抚”，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余子俊，其祖先在元末时入蜀地，遂定居四川青神县，余子俊十岁丧父，自幼有大志，异于常人。余子俊考中进士，被授予户部江西司主事，升为户部福建司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清廉有才干而著称。出任西安知府，遇到灾年，余子俊打开粮仓取出十万石粮食救济贫民，偿还时区别对待，做到官府不受损而百姓得到救济，在任六年，政绩位居关中七府之冠。
主管部门上报政绩突出应当受到表彰的官员，知府有十人，而余子俊位居第一，由于林聪推荐，余子俊被任为陕西右参政，督三边军饷，次年提升为右布政使。半年后，朝廷授余子俊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巡抚王锐从长远考虑，请求沿边境筑墙建堡，工程还未动工就被否决了，余子俊上疏说：“三边只有延庆平坦开阔，利于驱马急驰。鞑靼屡次入侵，俘获边民做向导，一直进入河套驻扎放牧，从此寇竟居于塞内，我们反而屯于塞外，在沿边筑墙建堡是当务之急。况且现在旧界石还在，高山多悬崖陡壁，依照山形，随着地势，有的铲削，有的垒筑，有的挖壕沟，延绵相接，形成边墙，这对于边墙工程来说较为方便。”兵部尚书白圭以陕西百姓正贫困，奏请缓兴工程。不久，鞑靼军进入孤山堡，又入侵榆林，余子俊先后与朱永、许宁一起击败鞑靼军。
鞑靼军占据河套，朝廷连年派遣大军征讨，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余子俊说：“现在征讨河套的兵马驻扎在延绥的有八万，牲口饲料靠内地，如果今年冬天敌寇不向北退却，又需要准备下一年的军需供应。姑且用今年的数额约略估计，米豆需银九十四万两，草料需银六十万两。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该动用四百零七万人，大约花费用八百二十五万两。公私冗杂繁乱到这种地步，怎能不改变谋划！臣先要求筑墙建堡，诏书说要等事情安定后再进行，请求于明年春夏敌寇人马疲乏时，役使陕西运粮百姓五万，供给食物，兴建工程，要求两个月完工。”白圭仍然坚持他的意见，阻挠兴建工程，宪宗认为余子俊说的对，下令迅速进行此项工程。
余子俊先因军功升为左副都御史，次年大将王越率军直捣鞑靼后方红盐池，取得大捷，余子俊也因功升为右都御史。由于后方被摧毁，鞑靼军因此远徙，不敢再在河套居住。内地忧患渐渐平息，余子俊就全力兴建工程。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连绵一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又在其下挖濠沟，一直连绵不绝，每隔二三里建置瞭望台、崖栅以便巡视警戒。又在崖栅空处筑矮墙，横一斜二如箕状，用来瞭望和避箭。总共建筑城堡十一个、边墩十五个、小墩七十八个、崖栅八百一十九个，动用士兵四万人，不到三个月就完工了，墙内的土地全部分给军队屯垦，一年收获粮食六万石有余。
余子俊向朝廷一一禀报工程之事，因为母亲年老恳求回乡，朝廷安慰挽留余子俊，没有批准余子俊返乡的请求。当初，绥德州是延绥镇的地方官署所在地，所辖米脂县、吴堡县都在镇外。鞑靼军用轻骑入境劫掠，等镇兵发觉而去追击，总是追赶不上，鞑靼军往往得利而去。自余子俊将镇迁徙到榆林，增加守卫，扩大城墙安署军队，攻守器械都俱备逐渐成为重镇，鞑靼军来掠夺次数渐渐少了，军民得以平安耕种放牧。
余子俊调抚陕西，在余子俊任西安知府时，曾因了解到居民为水质含碱发苦不能饮用而发愁的情况，他凿渠引入城西贑河的河水，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时间长了渠水往外漫而无法排泄，此时，余子俊主持在城西北开凿渠道排水，水渠流经汉代旧城到达渭水，对国家和百姓更加有利，号称余公渠。又在泾阳凿山引水，灌溉农田千余顷。打通到南山的道路，直达汉中，方便来往的旅客。对于毁塌破旧的学校、公署全部补修一新。上奏章免除岷州、河州、洮州三卫的戍守，南方的兵卒一万多人。更换了南北轮戍的兵卒六千多人，让他们各自戍守本土。岷州栗林羌反叛，余子俊埋伏军队突然出击，将其击败。
朝廷召还余子俊任兵部尚书。余子俊上奏章申述明确条例十项，又列立军功悬赏等级，由此朝廷内外有章可循。缅甸酋长卜刺浪企图夺取思洪发、贡章地，找借口向朝廷要求。余子俊说不能答应，朝廷谕止了卜刺浪夺地的企图。贵州巡抚陈俨等因为播州苗人暗中起事，请求调湖广、广西、四川兵五万，会同贵州兵一起围剿。余子俊说叛军在四川，而贵州请求征讨，是为邀功，上奏章止息这件事。
当初，余子俊疏论大臣陈钺击杀进贡的夷人之罪，宪宗由于太监汪直的缘故宽恕陈钺。陈钺在汪直面前多方陷害余子俊，时逢余子俊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才免遭陷害。三年服丧期满后，宪宗授余子俊户部尚书，不久加封太子太保，兼任左副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的军务。
当初，余子俊巡视宣府、大同两镇，要求以延绥边墙法在两镇推行，因年成歉收而停止。到这次余子俊又巡视边境，余子俊坚决要推行，余子俊说东起四海治，西抵黄河，连绵一千三百余里，旧有墩一百七十个，应增建四百四十个，墩高宽都是三丈，估计需要劳动人手八万六千人，几个月可以完成。宪宗下诏书同意第二年四月开工，然而到了那个时候，年成不好，国家和百姓都不宽裕，陡然兴建大工程，上下都感到困难，余子俊又想责成边臣去完成，而自己不亲自管这件事，由此招来毁谤和议论。
到冬天，余子俊上疏请求还京，宪宗听信谣言，改任余子俊为左都御史、抚巡大同。宦官韦敬进谗言说余子俊借修边墙侵吞财物，又弹劾他以私怨更换将帅。兵部侍郎阮勤等为余子俊辩白，宪宗发怒，责备阮勤等。而给事中、御史又纷纷呈上奏章弹劾，宦官大多想陷害余子俊。工部侍郎杜谦等前往调查，按实事情况公平地对待，返京向朝廷奏报换置将帅同阮勤说的情况相符，没有侵吞建边墙的费用。然而花费银一百五十万两、米豆二百三十万石。耗费财物，劳动百姓，不能说没有罪，宪宗削去余子俊的太子太保职，命其致仕归家。
兵部尚书空缺，宪宗发觉余子俊无罪，于是起复他为兵部尚书，仍加太子太保。孝宗继位，因余子俊是先朝老臣，对他愈加尊敬。余子俊上疏陈述十事，之后又陈述边防七事，孝宗大多同意实行。
余子俊病重，仍亲自撰写奏稿，陈述救荒息盗的办法，刚刚得到朝廷的允准，他便在任上逝世，享年六十一岁，孝宗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谥号“肃敏”，授予他的一个孙子官职。
第十四章 总制三边——秦纮
秦纮，字世缨，山东单县人，明朝名臣。进士，初授南京御史，历仕代宗、英宗、宪宗、孝宗四朝，累官至三边总制、户部尚书、太子少保等。以年迈致仕归家，至次年逝世，年八十。长期在西北和南方边区，担任巡抚和总督，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为明代边疆地区稳定，尤其是西北九边重镇的巩固做出了极大贡献。
秦纮，最初被授为南京御史，他性格刚直，勇于任事，初到南京，便捕治了横行不法的太监傅锁儿，又上疏谏止朝廷去江南采集翠乌毛、鲜鱼。因此受到权贵的忌恨，不断有人以恶语中伤，适逢遇上考察，被贬为湖广驿丞。
天顺初年，秦纮经御史练纲推荐，出任雄县知县，王府奉御杜坚在雄县借捕捉天鹅之机横行不法，秦纮将其爪牙捕获予以杖责，结果被杜坚诬陷，捕下诏狱，雄县百姓五千人到北京为他讼冤，秦纮因而被调为府谷知县。
宪宗即位后，秦纮历任葭、秦二州的知州，后因母丧离职，州人请求留住秦纮，服丧期满后，秦纮回任旧职，旋即升任巩昌知府，转知西安府，再升为陕西右参政。岷州少数民族叛乱，秦纮率军三千将其击败，因功增加一级俸禄。秦纮以右佥都御史之职巡抚山西。庆成王之子、镇国将军朱奇涧贪暴成性，强取豪夺，草菅人命，多任巡抚不敢弹劾处置。秦纮到任后，立即上疏揭发朱奇涧的罪行，结果反被庆成王朱钟镒诬告下狱。宪宗难违庆成王的意愿，将秦纮逮捕交法司处理，事情查无证据，而内宫尚亨查抄秦纮的家，仅得几件破旧衣服，尚亨将此事奏告宪宗，宪宗叹息道：“秦纮的清贫竟到如此地步吗？”于是赐他一万贯纸币嘉奖，并削去朱奇涧等三人的爵位，庆成王也被削夺三分之一的俸禄。
宪宗改命秦纮巡抚河南，又调巡抚宣府。宣府为明九边之一，地处防御鞑靼入侵的前线，秦纮到任后，修城堡、练士卒，使宣府、大同边备增强。鞑靼小王子率数万骑兵入侵大同，长驱直入顺圣川，劫掠宣府，秦纮与总兵官周玉奋力迎击，击退小王子。不久，小王子劫掠兴宁口，秦纮等又与之接连交战，迫使其退去，并追还被抢掠的物资，宪宗亲下玺书，褒奖秦纮的功劳，升其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仍巡抚宣府。
随后，秦纮入朝理都察院事，调升为户部右侍郎，内阁首辅万安驱逐吏部尚书尹旻时，借机诬陷秦纮是尹旻的同党，秦纮因而被降为广西右参政，后升任福建左布政使。秦纮升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针对两广的情况，秦纮向明孝宗上疏三事：削夺镇守太监和武将的权力，太监、武将分镇各地并兼理民事，干扰地方司法，甚至擅杀无辜。有的还依仗皇帝威势，纵其家人非法经商谋利，扰乱了正常商业流通，与民争利，秦纮奏请朝廷革除天下镇守太监及武将兼理民事的权力；各总镇府的赏金库，金钱出入漫无节制，秦纮提出各镇府的财政必须由御史审计检查，杜绝贪污之源；在两广地区编制保甲，设立礼学，以绝盗源，以振文风。
对于秦纮的建议，孝宗全都允准，恩城知州岑钦进攻田州，赶走田州知府岑溥，与泗城知州岑应分据其土地，秦纮率军入田州，驱逐岑钦。岑溥返回知府，秦纮留官军驻守，平定了内乱，他又遣将讨平黎族叛乱者陵水、瑶族叛乱者德庆。
秦纮在两广的整顿触动了权贵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安远侯柳景在两广军镇时，贪污军饷，屠杀良民，被秦纮揭露而下狱，柳景在狱中反诬秦纮残暴**，孝宗令严加审查，结果毫无佐证，法司判处柳景死刑。柳景与孝宗庶母周太后家是姻亲，周太后在孝宗面前替柳景辩白，孝宗听信谗言，令将秦纮逮进京审问，结果证明秦纮清白无污。看在周太后面上，孝宗将柳景削爵闲住，秦纮也被罢官归乡。
秦纮的罢官，引起了朝野上下普遍的不满，以吏部尚书王恕为首的百余名官员联名保奏，数月后，秦纮才被改为南京户部尚书。西北边衅又起，鞑靼铁骑侵入陕西花马池，在孔霸沟大败明军，直抵平凉，西北震动，孝宗以秦纮久著威名，虽年老但仍可任用，起授他为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
秦纮闻命后，以七十六岁高龄星夜驰抵固原，担负起总制三边，镇守西北的重任。他到任后，首先察看了延绥、固原、宁夏三镇的形势，到战场祭奠了阵亡将士的英灵，上奏其录用为国捐躯的指挥朱鼎等五人，抚恤战死者的家属，逮治了败将杨琳等四人之罪，更换守将，挑选壮士，兴设屯田，重申号令，使军威大振。
其次，他重新调配了三镇防务，强化了各镇的管理。三镇以固原地处最前线，只要固原稳固，其他各镇便可虞。秦纮首先增加固原守军数量。修缮城廓，招徕商贾，繁荣经济，自己驻在固原，稳定全军之心，使固原岿然成为一大重镇。临洮、巩昌、甘州、凉州边军原先皆轮番赴延绥、固原防边，劳军伤财，秦纮令各镇返归本镇，重新选拔知兵宿将防守其地，人以戍为家，军以将为命，不再轮番远戍。
其三，开垦荒田，屯垦助边，秦纮见固原以北延袤千里，闲里数十万顷，便沿边每二十里筑一堡。每堡五百人，一边戍边，一边垦荒种地。军人不足则自内地募人，岁得粮五十万石，完全满足了官军所需。其四，修筑三边城堡一万四千余所，垣堑六千多里。最后，秦纮在任上又创制了战车“全胜车”，战时可以御敌，平时可用于运输，颁行诸边，使西北边务大为整饬。史称秦纮“在事三年，四镇晏然，前后经略西陲者莫及”。
秦纮以年老多次请求致仕，孝宗获准，下诏赐敕书，命他乘驿车返回家乡，月粮供应和奴仆岁役一如旧制。秦纮在故乡逝世，享年八十岁，朱厚照按例赐其祭葬，追赠少保，谥号“襄毅”。
秦纮的家奴因对秦竑的内弟杨瑾不满，借秦纮送内弟火炮之事向校尉告密，诬陷杨瑾收藏违禁军器，权宦刘瑾归怒于秦纮，抄其家，什么没得到，言官张九叙、涂敬等又承刘瑾之意弹劾秦纮，士大夫对此事嗤之以鼻。
第十七章 雁山七贤——谢铎
谢铎，字鸣治，号方山，又号方石，浙江温岭桃溪人，明朝官员、文学家。参修《英宗实录》，校勘《通鉴纲目》，后升侍讲。时值边警，上疏《论西北备边事宜状》，指陈边防弊端，主张整饬边务。参修《宪宗实录》，辞官回乡，家居十年，先后有数十人举荐，孝宗命吏部遣人员至其家，起用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祭酒，七十二岁告老还乡。谢铎博通经史，文学造诣极深，卒赠礼部尚书，谥文肃。
谢铎，博通经史，尤精理学，文学造诣极深，时诗坛盛行台阁体，堆砌辞藻，粉饰太平。谢铎与李东阳等主张诗歌革新，诗宗杜甫，成为茶陵派代表诗人之一，写有不少揭露现实、关心民生疾苦诗作。应台州知府陈相之邀，纂修《赤城新志》，著有《伊洛渊源续录》、《尊乡录》、《赤城论谏录》、《桃溪净稿》等。
谢铎，其父建“贞则堂”，他又于“贞则堂”之东，建藏书阁为“朝阳阁”。父病故，他辞官悼丧，遂以中秘图书以及四方所购置于阁中，有的书如《尚书》、《西汉书》、《韩柳李杜集》残缺不全，又多方鸠集，与其他收按类收藏，藏书达数万卷。
谢铎中了进士，与李东阳一起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此后授编修，升侍讲。以家艰离职回乡丁忧，十八年闰八月服除，按例应当起复，但是谢铎托病家居，屡召不起。在李东阳、黄孔昭的劝说下，谢铎应召复任侍讲，擢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因次子卒，谢铎以“先祀无托”和身体有病为由以退休回家。因国子监缺祭酒，朝廷众多言官推荐谢铎，提升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
据明太学志，明代兼国子监祭酒共24人，谢铎为第一人，然而谢并不领情，多次推托。孝宗派人就其家起之，谢铎只得启程赴京，中途病卧绍兴官舍——蓬莱馆。谢以病为由，托绍兴太守向朝廷申报辞呈，离开绍兴，由金华、丽水、温州绕道回乡。皇帝不准辞呈，再下圣旨，谢铎回家未有几天，重新上路，这最后一次入仕之途，可谓艰难。
第十五章 勋臣之贤——顾溥
顾溥，字宗泰，南直隶扬州府江都县人，明朝中期将领、勋臣，夏国公顾成玄孙。袭镇远侯爵，年仅十三，掌五军右掖。以平蛮将军、总兵官镇湖广。贵州都匀苗人起兵，顾溥以行军总兵官率军八万讨伐，平乱斩俘万余人，以功加太子太保。入朝总督十二团营兼三千营，并掌前军都督府事。
顾溥，家族原为长沙湘潭人，后在元朝时迁居扬州路江都县，为第一代镇远侯、后军都督府右都督顾成的玄孙，第二代镇远侯顾兴祖的孙子，第三代镇远侯顾淳的从弟。他的父亲顾玘，未能仕官及袭爵，于四十二岁时逝世。膝下无子的顾淳去世，时年十三岁的顾溥袭封镇远侯爵。因他出身以支庶，故在袭封后被削减爵禄至八百石。宪宗因顾溥年少，故允许他“朔望朝”即可。不久后，顾溥进入国子监学习，得以涉猎经史，通晓兵法，“习楷法”。
孝宗行耤田礼，顾溥陪行，受命与群臣分祀诸陵、王、神等，并奉诏将孝宗登基的消息告诉岷王朱膺鉟。顾溥挂平蛮将军印，充任总兵官，奉命镇守湖广。顾溥到任后，下令简汰府中官属，荐拔才俊数百人，罢黜了数百名不称职的官员，诸卫所每年按例赠给湖广总兵府柴薪及“军从钱”，顾溥一律拒收。桑植安抚司土官为人残虐，被苗人群起推翻。顾溥领兵镇压，擒获其首领，有人婉言劝顾溥全歼乱党，他说：“苗人是为贪官所激，并非叛乱。”于是仅将其首领按法处置，全活五百余人。
贵州都匀长官司苗人乜富架、长脚等起兵叛乱，乜富架自称都顺王，阻塞云南、四川之间的交通，孝宗命顾溥充任行军总兵官，率军八万讨伐。顾溥分兵五路进发，而兵备副使吴倬等遣人诈降乜富架，诱其中伏被擒，明军趁胜深入敌营，擒获长脚父子，平都匀苗乱。此役，明军共破一百一十余苗寨，斩俘一万余人。
战后，顾溥招还流民五千余户，并修复烂土长官司，创设都匀府，下辖二州、一县。事后，顾溥仍回镇湖广，因功被加授为太子太保，增爵禄二百石。孝宗特赐诰命，加赠顾溥祖上三代考妣及妻子。据《明孝宗实录》记载，顾溥在平苗之役中虽有功劳，但军纪不严，多有官军将良民当作叛贼杀害的冤案。
兵科给事中杨瑛等弹劾京营提督、遂安伯陈韶及成山伯王镛不称职，因而举荐顾溥在内的四人接替其职，孝宗从兵部覆奏，先“查缺起用”羽林卫指挥同知许宁。顾溥借天变，请求朝廷重新勘定诸王府的田地、湖地，防止其侵占官民湖田，又反映了吉王等府大兴土木，耗资巨大，历时数年而仍未成的情况，请求停缓诸王府中一些不急的工程，并使其自行出资解决，以稍缓民力，减轻官府财政负担。
蒙古骑兵南下，京师戒严，兵部奏请甄选京营诸将，孝宗召见阁臣商议此事，并以顾溥为廷荐人选，阁臣李东阳赞同此议。孝宗遂选用顾溥提督十二团营兼三千营，掌前军都督府事，以整顿京营军务，顾溥离镇湖广之日，文武官员及军士、百姓都留恋不舍。顾溥上任后，愈加持重守法，曾检视京营内外，挑选军士、督工修缮禁门城墙及社稷坛。后因母亲韩太夫人逝世而请求告假归葬，孝宗优诏抚慰，不允告假，命其弟锦衣卫千户顾渊代行。
顾溥背部生疽，孝宗命御医诊视、宦官探望，顾溥病逝，享年四十三岁，孝宗闻讯震悼，辍朝一日，按例赐祭葬，谥号“襄恪”。顾溥的部曲听闻他逝世的消息，无不哀恸。
第十六章 著《余力稿》——徐贯
徐贯，字元一，原一，淳安蜀阜人，明代水利学家。中举人进士，授兵部郎中，又调为福建右参议，分守延平、邵武四府。时值当地饥荒，徐贯开官仓，减价出售，救济灾民。继而升迁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时有镇守总兵，多占军丁佃户，徐贯坚决取缔。后升任工部左侍郎。会苏、松大水连年，敕贯往治之。贯以简能吏、授方略，水患悉平。晋升为工部尚书，累加太子少保，以疾乞归。去世后朝廷遣官礼葬，并追赠为太保，谥号“康懿”。有《余力稿》12卷，收入《四库总目》，行于世。
徐贯，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脱衣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
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徐贯来到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看似工作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为啥难？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到必要工作。但为什么偏偏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更有人祸。
人祸，就是指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而惟独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平安无事。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的挖淤清淤，还是没法解决问题。但这帮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
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都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治罪。
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而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已然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
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都会小得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又继续做了另一个事：挖河。
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
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的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归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
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来的。
第十八章 《五经考证》——杨守陈
杨守陈，字维新，号镜川，一作晋庵，浙江鄞县栎社杨家人，明代官员。编《文华大训》，改变不录涉及宦官诸事之成例，备列善恶得失，擢吏部右侍郎，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后乞解部务，以本官兼詹事府，专事史馆。
杨守陈，祖父杨范学问操行俱佳，曾以精思实践之学教育杨守陈。杨守陈考中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职，充任御前讲席的讲官，升为侍讲。《英宗实录》完成，守陈升为洗马，不久升侍讲学士，参加修撰《宋元通鉴纲目》。为母丧守服期满，仍起用任故官职，太子出后宫就学，杨守陈任东宫讲官。当时编纂《文华大训》，凡事涉宦官的都不收入，杨守陈认为这样不对，他将涉及宦官的善恶得失一一列入，书编纂成功，杨守陈被升为少詹事。
孝宗即位，太子属官都提升官职品级，执政初拟杨守陈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孝宗举笔划掉“南京”，左右说刘宣已为右侍郎，孝宗于是改刘宣为左侍郎，而以杨守陈代任右侍郎。杨守陈上疏说：“孟子说‘非尧、舜之道我不敢陈述于君王之前’。尧、舜之道是什么道呢？《尚书》说‘人心在于守正，道心在于精微，精诚专一，实实在在地实行中正之道’。这是尧、舜在内心修养深厚的缘故，他们以此为治国之本。尧舜与四方诸侯君长谋划政事，打开明堂四门宣布政教，使四方见得明白真切，听得清楚全面。因此尧、舜对外部情况十分了解，这是治政的大纲。臣以前在东宫充任属官，看见陛下朗读经书，未曾勤于探究圣贤要旨。儒臣大略讲解训诂，未曾详细地解说到帝王治政要道。因此陛下内心修养不够深，现在上朝所看见的只是大臣的风度、神采而已。君子小人的情况、官级低的臣子、离得远的臣子的才行如何识别？陛下退朝所看的是百官的奏章而已。各部门的典章规则、众吏的情况如何看得到？宫中所听信的是内官的言语而已。百官的正确意见、人民的意见如何听得到？只怕陛下对外面情况了解不够广博。[4]
“希望皇上遵循祖宗旧制，开办大小御前讲席，一天上朝二次。大的御前讲席及早朝，仍按旧仪式办。如开办小的御前座就必须选择端方博雅之臣轮流进讲。凡是陛下未弄明白的，就请问清楚。凡是圣贤的经书要义、帝王的统治方略，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好坏，必须讲得明白无误，方可以实行而无弊病。对于前朝经籍，祖宗典训，百官章奏都应当贮存于文华殿后面，供陛下退朝阅览。每天令内阁一人、讲官两人在前殿厢房，陛下如有疑问就询问他们，必须把问题弄得明白透晰为好。一天中，陛下在文华殿的时间多，在乾清宫的时间少，那么就会清心寡欲，处理政事时不被迷惑，这样内心修养深厚而治国之本就建立起来。午朝则驾幸文华门，大臣台谏轮流值班。事情已经写进疏文的采用揭帖形式，简略地当面口奏，陛下详细地了解后进行裁决，在外的文武官来京朝见陛下，要他们将所奏之事一一逐条列在奏章里，向陛下口头陈述提要，交付各分管部评议。对于那些辞别陛下前去赴任的，要根据他们出任职务的情况加以不同内容的告诫，遇到大事陛下则到文华殿，使大臣各尽其谋，不互相推避。不当之处则允许言官驳正。其他用疏文呈上的，召阁臣面议可否，然后批答。而对于奏事、辞朝诸臣，必须和颜悦色，详细地询问，广泛地查访，务必了解下情，使贤才常常能出现在面前，使陛下的视听不受身边宠幸的人所左右，合天下的耳目使自己耳聪目明，对外部情况有了广泛了解，那么就抓住了治国之纲。
“再如御前讲席，一般日子只遵循故事，凡百官章奏都交给内臣让皇上批答，臣担心积弊未革，后患越来越严重。而且现在积弊多得不可胜数。做官的少有廉耻之心，士人大多轻浮躁进，教化衰败，刑法禁令松懈。风俗侈靡而财物更加缺乏，人民穷困而使盗贼一天比一天多。各卫的城墙和护城河不修，各郡的仓库很少有积储。铠甲和兵器朽坏锈钝，军队空虚。将领骄傲懒惰而不知用兵，士兵疲惫衰弱而不操练。一旦有紧急情况，如何防御？这是臣因此朝夕忧虑的，以致有时废寝忘食。”
孝宗深为赞许并接纳他的意见，后来果然恢复午朝，召大臣面议政事，这些都是杨守陈疏中提到的事。不久，杨守陈以史馆事务繁多，请求解除吏部事务，三次上章。孝宗乃命他以本官职兼任詹事府，专门负责史馆事务，杨守陈去世，谥号文懿，追赠礼部尚书。
第二十章 不私一钱——杨继宗
杨继宗，字承芳，号直斋，又号祠庵，山西阳城匠礼村人。进士，授刑部主事，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超迁浙江按察使，旋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指中官及文武诸臣贪残，左迁云南副使，累官左佥都御史，巡抚云南。被称为“明朝天下第一清官”。
杨继宗，明朝清官中，堪称为佼佼者。他居官三朝，那时的官场已不似明初之严整，官吏贪黩渐成风气，杨继宗却身处其中，不为之所染，以至当时掌权的太监汪直都承认：“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耳。”杨继宗十分鄙视那些贪官污吏，把他们视作脏物，他到达任所，先汲水百人斛，将厅堂冲洗后再视事问政，并且说这样做是要清除污秽。杨继宗虽仅官至按察使，但却名著青史，成为后世敬仰的一代名臣。
考中进士，授官刑部主事，当时狱囚病死较多，杨继宗为他们改善饮食，下令每三天洗浴一次，使很多囚犯得以继续生存。杨继宗又善于辨明疑案，河间府捕获了强盗，派遣乡里村民张文、郭礼押送京师，途中强盗逃走，张文对郭礼说道：“我们两个人都应当同死，你母亲年老，又缺少兄弟，用我来代替强盗，希望能保全你母子性命。”郭礼哭泣而谢，听从了张文的安排，张文身被桎梏前往刑部，杨继宗察明他并非强盗，终于辨明情况将他释放。
成化初年，朝廷采纳王翱的推荐，升任杨继宗为嘉兴知府，杨继宗赴任时仅用一个仆人跟随，官署书斋也都清朴无华。他生性刚正廉洁孤独孤峭，人们都不敢有所冒犯，然而他却能经常召集乡间父老询问疾苦，帮助他们解除，又大力兴办社学，民间子弟年满八岁不往就学，则要处罚他们的父兄，杨继宗每遇到学官时都待以宾客之礼，府内教师儒生竟相劝学，一时文教大兴。
御史孔儒来嘉兴清理军籍，各里老人多被他鞭挞而死，杨继宗张榜告示说：“有被御史杖责致死的，来府衙报告名姓。”孔儒十分恼怒。杨继宗前拜见他说：“为治之道有一定规矩，您只管剔除奸弊，劝戒惩办官吏，那样有挨家挨户稽查考核，则是地方官府之事，你所做的不是律法所规定的。”孔儒无法与之相难，但心里却深为忌恨，临行前，他突然闯入府行之中，打开杨继宗的箱筐察看，里面只有旧衣数件而已，也惭愧而去。有经过嘉兴的太监，杨继宗送给他们的只是菱角、芡实之类和历书。太监们索要钱财，杨继宗当即发出公碟去领取库中金银，并说：“钱都在，请给我立下印券。”太监吓得咋舌不敢接受。杨继宗进京人觐，汪直想要见他，他却不肯，宪宗问汪直：“朝觐官中谁廉洁？”汪直回签说：“天下不爱钱的，只有杨继宗一个人。”
九年任满，杨继宗被破格升迁为浙江按察使，他多次冒犯太监张庆，张庆哥哥张敏在司礼监，经常在宪宗面前诋毁杨继宗。宪宗说道：“你说的不就是那个不要一个钱的杨继宗吗？”张敏惶恐不安，写信给张庆说：“好好对待杨继宗，皇上已经知道他这个人了。”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杨继宗立即离任出行，来到骚亭下，将官署中的器物全部清理交付给官府，只带着一个仆从、几卷书而还。
守丧结束后，杨继宗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府，京畿之内有多处权贵的庄田，凡有权贵侵占百姓产业的，就立即夺还给百姓，他还巡查关塞，武备得到很大整饬。遇到星辰变异，杨继宗应诏上疏陈言，历数指斥太监和文武诸臣们贪赃残虐之状，并且请求召回出镇的太监，因此更加被权贵们所嫉恨。治中陈翼奸告他的过失，权贵们趁机中伤他，他因此被降职为云南副使。
孝宗即位后，杨继宗改任湖广按察使，到任后他让人打来上百斛水，把厅衙冲洗一番，然后再处理事务，他说：“我用来清除污秽。”在任不久，又以佥都御史巡抚云南。云南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有许多旧日同僚，相见十分高兴，见面后他离开座位向僚友揖礼说道：“明天要办公事，望诸君能给予谅解。”于是弹劾罢免不称职的八人。
杨继宗极力维持风纪节操，但心肠慈厚，自己处事必定依礼而行，任知府时，谒见上司一定身着朝服，入京朝觐谒见吏部时也是如此。有人说不用这样，杨继宗笑道：“这是朝廷的法服，这时不穿，将什么时候穿用呢？”他任浙江按察使的时候，有管仓库官吏的十余人因缺少库粮被关在狱中，以至于卖掉子女赔偿，杨继宗想从宽处理他们，却没有理由。
有一天，送来他的月俸银，他让人称量一下，就发现超出了原数，再量别的官吏俸银，也都如此，因此悟出了仓吏缺粮的原因，他准备具实上报，众人恐惶不安，请求杨继宗，甘愿捐出俸解代替仓吏们赔偿。十余名仓吏因此获释。杨继宗曾监考乡试，得到两份好考卷，便身着朝服一再拜天道：“这二生必当为天下人才之魁，我为朝廷得人才而祝贺。”等到拆开考卷，知道二生为王华、李文，后来果然相继考中状元，人们因此佩服杨继宗有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