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泾东道人——叶盛
叶盛，字与中，号蜕庵，自号白泉，又号泾东道人、淀东老渔，江苏昆山人。编有《菉竹堂书目》6卷，《两广奏草》16卷、《菉竹堂稿》8卷，著有《水东日记》38卷、《水东诗文稿》4卷、《文庄奏疏》40卷、《秋台诗话》、《卫族考》1卷、《经史言天录》、《宣镇诸序》1卷等。
土木堡之战后，迫近北京城，叶盛协助于谦调集重兵，在城外击退瓦剌军，升都给事中，后擢山西右参政，督宣府镇钱饷。巡边御史李秉推荐他辅佐独石、马营、龙门、卫所四城军务，他任职五年，整顿吏治，兴利除弊，修饬武备，开垦耕稼，岁丰食足。明代何孟春著《余冬序录》载：“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
叶盛，独爱图书，任官职数十年，未尝一日不阅书，甚至每到一地，带写书抄书的随从前往，潜心著述，每至一地，必携抄书者跟随，每抄一书，用官印识于卷端。朱彝尊称“每见异书，必手自抄录，依格缮写，奇秘者多亚于册府。”建藏书堂，取《卫风·淇澳》中“学问自修”之意，取名“菉竹堂”。所藏之书虽只有2万余卷，然以多精本、秘本见称，编有《菉竹堂书目》6卷，著录图书4600余册，22700余卷。
叶盛性尤俭约，自两广归时，行李简单，只有碑刻三大箧，题为“五岭奇观”。王世贞《菉竹堂记》云：“生平无他嗜好，顾独笃於书，手自抄雠，至数万卷。”叶盛曾长年在边镇为官，受条件限制，读书、聚书都十分不便，但无论官邸至何处，他身边总是带着几个专门抄书的人，长年为他抄书。每抄成一书，他认真校阅，并且钤上他的官印为记，原铁琴铜剑楼藏叶盛旧物《论语》上即有“镇抚燕云关防”、“巡抚宣府关防”印记。钱大昕《江雨轩集跋》说他：“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叶盛曾编有《菉竹堂书目》六卷，但后人以为许多奇秘者并没有编入书目中。
叶盛和所有藏书家一样，希望自己的子孙，也能象他一样爱书、读书，他曾写过一段很有意思的《书橱铭》：“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了，惟学斆，借非其人亦不孝。”后来，叶盛的子孙确能遵守他的教训，爱惜他的这份特殊的遗产。叶盛去世后，其孙叶恭焕竟其遗志，终于建成了菉竹堂。书楼落成后，叶恭焕把祖上遗书移存堂内，又把以前亲友们从祖父处借走的书收归菉竹堂，据说直至叶盛死后一百多年，菉竹堂尚能“扃錀未疏”，后代子孙亦不乏藏书家。
第二十一章 威震苗獠——李震
李震，字懋学，河南南阳县人，明朝中期名将。随征兀良哈，升都指挥佥事，之后参与麓川之役，进都督同知。代宗时，投身西南，随总督王来平韦同烈之乱，从南和伯方瑛破天堂诸苗，方瑛逝世后，接任总兵官，历镇贵州、湖广。宪宗时，与都御史项忠合力讨平荆襄流民之乱。之后与参将吴经有矛盾，遭其陷害下狱，夺爵降为左都督，于南京闲住，宦官汪直被贬后，恢复爵位。
李震的父亲李谦，官至都督佥事，李震最初袭封父职为锦衣卫指挥使，参与成国公朱勇等对朵颜三卫的征讨，立下战功，晋升为都指挥佥事。李震跟从兵部尚书王骥出讨麓川，以功进官都督同知。跟从右都御史王来征讨苗王韦同烈，击破锁儿、流源各寨，俘斩一千六百人，并参与攻克叛军巢穴香炉山，生擒韦同烈，战后晋升为都指挥使，守卫靖州，因事连坐，被征还。
方瑛在攻讨苗乱时，乞求让李震随军，代宗下诏许其立功赎罪，之后，李震随方瑛大破天堂诸苗，仍充任左参将。在方瑛平定铜鼓苗民时，李震也分兵攻取武冈，克牛栏等五十四座营寨，斩获颇多，因功再晋升为都督佥事，随方瑛征讨贵州东部干把猪等苗乱。
方瑛去世，朝廷命李震接任总兵官，镇守贵州、湖广。麻城人李添保为逃税躲入苗民居住地中，自称唐太宗之后，聚众一万余人，称王改元，攻掠附近地区。李震率军进击，大破李添保，李添保遁走贵州的鬼池诸苗中，再次引诱诸苗作乱，李震领兵将其擒获，送交京师，旋即又击败西堡苗民。
李震继续剿讨城步瑶、僮叛军，连破横水、城溪、莫宜、中平诸寨，长驱至广西西延，与广西总兵官过兴合军进击，攻克十八团诸瑶，前后累计俘斩数千人。同年冬，英宗命李震专镇湖广，改由李安镇守贵州。次年夏，李震率师自锦田、江华直抵云川、桂岭、横江等瑶寨，再次击败叛乱的瑶民，俘斩两千八百余人。苗民叛军占据赤溪湳洞长官司，李震与李安分兵进讨，斩杀叛军首领飞天侯等，攻克苗寨两百座，收复赤溪湳洞长官司，战后进官都督同知。广西瑶民侵扰湖南地界，连夜劫掠桂阳州，李震分兵追击，连败瑶军，俘斩一千余人。
李震负责守备靖州，当时都指挥同知庄荣，奏称贵州黎平诸府接近湖广的五开诸卫，一定要大将总领才能镇服，宪宗于是再派李震兼镇贵州，不久后，李震擒获叛军首领苗虫虾。荆襄流民刘千斤、石和尚等发动民变，李震率军讨伐，屡破叛军，但在乘胜追至梅溪时，却遭遇大败，明军自都指挥以下战死的有三十八人，宪宗下诏严责李震。之后，兵部尚书白圭、抚宁伯朱永等率领大军南征，李震自南漳联兵合击，最终平定了此次叛乱，战后论功，进官右都督。
湖广的武冈、沅靖、铜鼓、五开等苗民蜂起作乱，而贵州各地也屡屡告急，李震声称贵州难以遥制，请求仍专镇湖广。宪宗同意，他于是回师湖广，专心平叛，李震率师自铜鼓、天柱二地分兵四路，屡败苗军，直抵清水江，又请苗民作为向导，深入叛军腹心，在两个月内连破营寨八百座，焚毁庐舍一万三千座，斩获三千三百级，又击破劫掠桂阳的广西瑶民，斩首三千八百余级。与都御史项忠平定荆襄流民李原等，招抚流民九十万人，荆、襄地区被初步平定。
苗军再次侵扰武冈、靖州，扰乱湖广，李震与巡抚刘敷等分五路进军，攻破苗寨六百二十余座，俘斩八千五百余人，俘虏其家属一万余人。朝廷根据李震征“靖州苗”功，封他为兴宁伯，岁禄一千石，同时期因征女真、鞑靼等受封的武靖侯赵辅、宁晋伯刘聚都受人非议，唯独李震战功卓著，无人质疑。
李震贪功好进，喜欢结交权贵，他与参将吴经有矛盾，而吴经之弟吴绶是太监汪直的心腹，李震因此受到吴绶的诬陷。适逢汪直正在处置项忠，左给事中郭镗、监察御史冯贯等在弹劾项忠的奏词中连带提及“与项平日交通”的李震，李震于是被逮捕下狱，宪宗夺去李震的爵位，将他革职，降为左都督，前往南京“闲住”。
不久后，汪直派舍人韦瓒前往贵州缉事，韦瓒潜伏在南京，伪造关文，暗中查得李震结交南京守备太监覃包，私下以财货相贿，并凭借权势侵占官街、役使士兵为自己建造府第等事。覃包查得韦瓒正在搜集不利于己的证据，于是将他逮入南京锦衣卫狱中审问，韦瓒假装服罪，被押送至北京后，通过汪直将覃包、李震的罪行奏报宪宗，宪宗大怒，派汪直前往南京历数覃包之罪，旋即将其贬至孝陵司香，同时勒令李震返回北京“闲住”。
汪直失宠被贬至南京，李震陈情自诉，得以在次年九月恢复爵位，仍闲住。李震去世，宪宗闻讣讯，依例赐祭葬。孝宗即位后，因李震镇守湖广时屡立军功，故而授其子李昂为“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
李震自明代宗时便与苗、瑶等族交战，屡战告捷，威震西南，苗、獠闻风畏服，征战南方三十余年，立大小战功无数，在方瑛之后为征苗战功第一，称其为“金牌李”。他久在湖广征战，熟知苗中讯息，擅长用兵，当时征苗之功，以南和侯方瑛为首，其次便是李震，但他贪功好进，喜欢结交权贵，最终因此败落。
第二十八章 审理冤案——周瑄
周瑄，字廷玉，号葵轩，山西阳曲人，明朝大臣。由乡举入国学，授刑部主事、员外郎，以擅长处理案情闻名，任刑部左、右侍郎长达十六年，审清了许多冤案。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晚年居家南京。
周瑄，早年经由乡举进入国子监学习，任吏部主事，后转为刑部主事，他善于处理法律案件。英宗北征瓦剌，应当扈从圣驾的郎中多托病不去，周瑄请求随行。六师覆没，周瑄受伤逃回，升为代理郎中。有校尉受贿放了盗贼，而以仇人来代替，周瑄进行辩解，为他雪冤，而将校尉抵罪，外郡送来囚犯，一天达八百人，周瑄担心他们中暑，三天便审理遣送殆尽。
周瑄因吏部尚书王直的推荐，被破格升为刑部右侍郎。后来，他外出赈济顺天、河间饥荒，还没办完，英宗已复位，有关官员请把他召回，英宗不听，又赐给他敕令，命他可以相机处置。周瑄遍历所辖地区，大举救荒之政，先后赈济饥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发给耕牛种子各一万多，上奏实行利民八件事，事情办完后，周瑄才回京。
英宗正信任门达、逯杲，多次制造大案，周瑄千方百计疏导，多有匡正，他还转告各郎官不要避祸，因此移交刑部定罪的人，不至于滥被冤枉。他供职刑部岁久，属下官吏多不敢欺骗，他主张宽恕，不苛刻地引用法律条文来定罪。一同佐理刑部事务的安化人孔文英，他任御史时曾审理黄岩妖言案，应当判罪的有三千人，孔文英说他们都是冤枉，结果只抓了首从一人定罪，至此他与周蠧同在刑部，并称为长者。
周瑄为人恬静，淡于名利，至宪宗即位后，他任侍郎已十六年了，才升为右都御史。他督理南京粮储时，捕捉惩治作奸者多人，清除了宿弊，凤阳、淮安、徐州闹饥荒，宪宗根据周瑄的建议发仓米四十万赈济。
许久后，周瑄升任南京刑部尚书，他命令各部门，凡是不需要调查的案情，不出五日必须处理完毕，因此监狱中没有滞留的囚犯。夏天发生瘟疫，他将犯轻罪的放出监狱，对他们说：“叫你们时再来。”囚犯们欢呼而去，到召回囚犯时，没有人误期回来。
周瑄任南京刑部尚书九年间，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宪宗在许久之后才予以批准。周瑄一贯清廉，家中没有田园，他只得择地居于南京。
第二十三章 法律专家——董方
董方，字中矩，通州漷县觅子店人。青年时代，入县学，为痒生，被推荐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贡士。皇帝在殿廷上亲发策问，赐进士及第，受命在兵部试用。不久，因父病急归，父卒后，在家守丧3年。
董方任大理寺左副，即大理寺副寺丞，掌管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四川、贵州等省重案复审定案之事。东阿县有一富户被盗，盗贼正好被平民蒋杰遇见，富户就将他们一起告上法庭。蒋杰说话迟钝，不能为自己辩解，又经不住拷打，便忍受诬告而认罪。董方至山东巡察审案，疑此案有误，经过认真问讯并核验物证，蒋杰并非参与盗窃，明断冤案。
皇帝仪仗队中一锦衣卫举旗军士铁坚，因事在街头与百户薛海动手打架，夺下薛海头上银簪，扎伤脑皮。薛海告到刑部，刑部官员定为：白昼夺财伤人者死，董方审理此案时指出：“事起忿争，非造意攘夺，从轻典。”将刑部判决驳回。金吾卫有一小卒，经批准从紫禁城内铜库中领出一些铜板，在送往制造铜器作坊途中，偷藏一尺余，被后面观察军卒发现，即捉住押解刑部，便要以“盗内库物律斩”法条论处。董方审理此案时指出：“物既领出，非潜入内库者，此宜论监临自盗，得减死。”刑部依从判处。大理寺卿萧祯推荐董方为左寺正，此间，他依律办案，公平适度，宽和而不徇私情，能够使冤案得到昭雪，使无辜者得到解救。
太原有位平民称白政，杀死仇人王选，将尸体投入汾河。案发，白政怀恨王选妻，就诬陷她和自己私通，同谋而杀，便以奸夫**命案同捕入狱候斩。董方阅案卷后，向法官说：“王选和他妻结婚30余年，多有生子，而且在他们共同教导下都成为举人，怎可到这种地步？”于是，将他们四邻居民召到衙门内问讯验证，都说没有私通合谋杀夫事，继而再审问白政，在众目睽睽下，白政交待出实情，王选妻获释回家。有平民罗礼妻被杀一案，司法官员诬指为平民刘达夫妇杀害，都该判死刑，董方深入调查，查出并判定杀人者是刘达女婿，因私怨诬告岳丈，而且买通法官。直相大白，刘达夫妇冤案得以平反，如此昭雪若干案件，使许多被冤枉者得救。
董方受命前往山西审核囚犯案件，严谨不苟，董方审案事竣还朝，向朝廷建言十事，都是司法方面内容，都得到皇帝允从采纳。天顺初年，董方调任大理左寺正，主管左寺正所管之外行省份司法审案事，一如既往，用法平恕。时母亲去世，在家守丧，遇曹钦谋反，他率领军士前去救护明英宗，逆贼乱平，晋升右少卿。因多年司法公正有声，升刑部右侍郎，正二品刑部长官，辅佐尚书主管法律、刑狱事务。
董方被派巡抚大同府，发现卫戍大同之河南军士，多租住民居，他便主持建造营房，使戍军集中驻扎，官兵都称赞方便。骑兵战马死亡，疲弱者近千匹，他帮助筹划购买补齐，才过一月便补足，时有小股蒙古兵侵犯边境，边陲百姓不安，他派遗将士将敌寇击败，赶出境外，事毕还朝，升为刑部尚书。他以年老辞职，宪宗不允，又建言十五事，仍被采纳，他在刑部任尚书职，经考核政绩为上，宪宗派中官携钱、酒赏赐与他。
次年，他以衰老乞求退职，到皇帝面前告辞还乡，宪宗再赐衔资政大夫。在家杜门谢客，在泉右建“绿野营”，在内从容闲适。未病而卒，时年67岁，宪宗闻讣告，追赐他为太子少保，谥号“襄毅”。
董方平生好学，居官居家，只要稍暇，就手不释卷，曾著有诗文若干卷。大理寺丞刘瀚将他司法言论编辑为《献狱录》，主持修《漷县志》和家谱。平日节俭朴素，但毫不吝啬，经常施与他人，扶危济困，礼部尚书周洪谟赞之日：“仁哉董公，满腔皆春。治狱有德，格于苍灵，狴犴之间，自无冤民。”
第三十一章 屡败鞑靼——刘聚
刘聚，直隶大名府清丰县人，明朝军事将领，御马监太监刘永诚从子。初随叔父出征，得官锦衣卫千户，后为金吾指挥同知，参与夺门之变有功，升任都指挥佥事，超擢为都督同知。曹钦之乱平定后，因功进右都督，以右副总兵从抚宁侯朱永赴延绥，追击鞑靼至黄草梁。中伏击，鏖战伤颏，麾下力捍以免，之后又与都督范瑾等击鞑靼于青草沟，追败出境，论功进左都督，以内援特封宁晋伯。代替赵辅为将军，总陕西诸镇兵，数次抵御鞑靼入寇，获赐世券。
刘聚，自少孤弱，为叔父、御马监太监刘永诚抚养成人。英宗发起第一次麓川之役，命定西伯蒋贵、兵部尚书王骥等发四川、贵州、湖广、南京兵十五万出征，时任都督佥事的刘聚亦为副将，思任发渡江逃往缅甸，王骥等班师。
福建百姓邓茂七等起事，刘聚与佥都御史张楷等南征，战斗不利，英宗于是命宁阳侯陈懋等出征，刘聚协助各部平乱，至次年基本讨平了此次民变。北京保卫战开始，兵部尚书于谦布置诸将分守京师九门，刘聚奉命守卫西直门。宪宗即位后，阁臣陈文、宦官王纶等被逐，刘聚也受牵连，遭到贬谪。刘聚因夺门之变，自金吾指挥同知进升为都指挥佥事，随后又被越级拔擢为都督同知，参与平定昭武伯曹钦之乱，因功进官右都督。
以右副总兵随抚宁侯朱永赶赴延绥，追贼黄草梁，遇伏，鏖战伤颏，麾下力捍以免，顷复与都督范瑾等击寇青草沟，败之。永等追寇牛家寨，聚亦据南山力攻，寇大败，出境，论功进左都督，以内援特封宁晋伯。
刘聚接替赵辅为将军，总陕西诸镇兵，寇入花马池，率副总兵孙钺、游击将军王玺等击却之。还至高家堡，寇复至，败之。追奔至漫天岭，伏起夹击，又败之，钺、玺亦别破贼于井油山。捷闻，予世券。孛罗忽、满都鲁、癿加思兰连兵深入，至秦州、安定、会宁诸州县，纵横数千里，贼退，适王越自红盐池还，妄以大捷闻，玺书嘉劳。
纪功郎中张谨、兵科给事中郭镗等论刘聚等滥杀冒功，张谨劾聚及总兵官范瑾等六将杀被掠者冒功，部科及御史交章劾，诏遣给事中韩文往勘，还奏如谨言：所报首功百五十，仅十九级。帝以寇既遁，置不问。刘聚去世，宪宗闻讯，赐祭葬，谥号“威勇”，追封宁晋侯。
第二十四章 户部尚书——翁世资
翁世资，字资甫，莆田人，进士，官至户部尚书，除户部主事，历郎中。举人，官至翰林检讨，掌国子监助教事。
翁世资随父游京师，入太学，中顺天府举人，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经常翻阅档案材料，推究政事的利弊得失，因此十分熟悉国家的典章制度、条例因革，很受上司的看重。有一次，部里派他到通州监收军衣的布料、棉花，复命时，他奏说：布、花“收贮库藏，辖于通州诸卫，宿弊极多，宜改属有司，则其弊可革”，建议得到采纳。
户部尚书金濂因时事多艰，急需富有谋略的人才，奏请召翁世资返京任职，翁世资以守制未终为由，固辞不赴。回户部供职，主管各司章奏文移，并参加重要决策，不久，署户部郎中。江南发生水灾，朝中推选公正廉洁的京官前往查勘，部里把任务交给翁世资，事毕回京，奏免应天、太平、兴国、安庆、庐州等府和建平、宣城等卫的税粮五十余万石，草料一百多万担，并令地方官吏赈济生活无着的灾民。
翁世资被任春闱同考试官，不久，实授户部郎中，升工部右侍郎。内织染局奏请：“苏、杭、五府织造上供文绮七千匹，赏赐不足，宜加造七千匹。”翁世资以为东南有水灾，民众饥饿，“宜撙节以苏民困”，因与尚书赵荣、左侍郎霍瑄联名上章，求减其半。英宗见章大怒，查究主议人，下翁世资于锦衣狱鞫审，贬他的官，出知衡州府。
翁世资到衡州，清查疑案，平反了数十人，又大力革除积弊，敦厚风俗，新庙学，修石鼓书院，立便民仓，衡州卫指挥使违法乱纪，翁世资稍加裁抑，指挥使就诬告他心怀怨望。英宗下诏捕他进京推问，查清事实后，指挥使降二级，调离衡州，翁世资仍任原官。
翁世资任江西布政使，都御史王俭巡抚湖湘，路过江西，因他参谒时不行“屈膝”礼，记恨心中，回朝后诬奏他离衡州时有“隐匿库藏”的情弊。宪宗下诏捕他，稽核他离任时移交的册籍和库藏，经核对无误，诏他官复原职。时政府军讨伐两广，朝廷令江西运送粮饷，要征召十万名民夫服役，翁世资派人就广东籴米供饷，不征夫役，老百姓因而没有受到惊扰，江西发生旱灾，粮食歉收，灾民多流落异乡，他令发仓赈饥，并奏请蠲免田赋一百七十多万石，免除所有“杂泛差科”，地方赖以安定。
翁世资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山东大饥，他发粮五十余万石，赈恤七百六十二万人，不久，召为户部右侍郎，迁户部左侍郎。翁世资与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王诏等监督漕卒，疏浚会河，从大东桥到张家湾浑河口，长六十余里，船舶于是得以通行。当时，在京的王府军校到仓场支领粮饷、草料，往往百般勒索，横不可制，他奏请绳之以法，宪宗许可，从此军校就不敢再恃势妄为了。
江南漕运粮食到北京，船行水上，稻米常被水气蒸腐，翁世资在通州城外建立厂场，运来的漕粮经晒干后才贮进粮仓，防止了粮食霉烂的发生。翁世资被召回京师，主管户部政事，时廷试进士，他又充读卷官。次年因病乞休，不许，又上疏求去，诏加太子少保致仕，赐玺书，命驰驿回家，行至仪真，病逝，终年68岁，赠太子少傅，谥襄敏。
翁世资居官四十余年，谦约和厚，家无余财，为时人所称誉，所著诗文，有《冰崖集》若干卷，藏于家。
第二十六章 写意画派——林良
林良，字以善，广州府南海县扶南堡人，著名画家，广东绘画史上第一个进入主流性行列的画家。史料记载“林良吕纪，天下无比”，因善画而被荐入宫廷，授工部营缮所丞，后任锦衣卫指挥、镇抚，值仁智殿。是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物，也是明代水墨写意画派的开创者，在明代院体画中独树一帜，对后世画坛，包括宫廷画家、职业画家、文人画家均产生重大的影响，传世作品有《灌木集禽图》、《山茶白羽图》、《双鹰图》等。
林良，擅画花果、翎毛，着色简淡，备见精巧，其水墨禽鸟、树石，继承南宋院体画派放纵简括笔法，遒劲飞动，有类草书，墨色灵活，为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作家，也是明代水墨写意画派的开创者。
早期所作设色花果翎毛，画法工细精巧，后来师承南宋放纵简括一路，变为水墨粗笔写意，取得突出成就。在表现技法上，挺健豪爽的笔法，既有迅捷飞动之势，又比较沉重稳练，在运笔顿挫之间，讲求规矩法度。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在当时上追南宋院体，竞尚艳丽工巧的宫廷画风中独树一帜，故颇为当时人所推重，对明代中期的花鸟画风产生很大影响。
在永乐至成化年间，以绘事供奉内廷者多直仁智殿，林良直仁智殿时地位也不高，与百工杂流为伍，尚属画工之列。后改锦衣卫镇抚，才算有了从六品的较高官职。所授为武职，有品级之分，官阶一般比文官高，由于锦衣卫恩荫寄禄无常员，没有固定的员额限制，故很多受皇帝恩宠的宫廷画家得授锦衣卫武职。但他们仅领奉薪，不事其职，亦无实权。林良任锦衣卫镇抚后级别有所提高，能经常应诏作画而接近皇帝，并有机会观赏到不少内府藏画，还结识了其他宫廷画家和一些朝廷王公大臣，这些都对他的画艺提高和声名播扬起了重要作用。
明代的水墨写意花鸟画，由林良开派，以后耕耘其间者接踵而至，如沈周、陈淳、徐渭等，一步步将写意法推向臻境，并成为明代花鸟画最流行和最富成就的一种形式，终汇就明清泱泱大观的写意花鸟画风，林良无疑起了先导作用。
宪宗执政期间，正值整个宫廷绘画的“文人画化”倾向，林良借机将文人画的气质引入画中，并且加以重新诠释，创造出注重笔情墨趣，简逸悠淡的绘画格式。林良“以书入画”响彻整个画坛，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引入草书到绘画创作当中的“院体”画家，在当时的宫廷绘画当中，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水平被推为最高。
自宣德年以后，由于宫廷美术的“文人画化”，林良后期不乏“以气韵为主，以写意为法，以笔情墨趣为高逸，以简逸悠淡为神妙”的作品。林良醉心于水墨花竹、水边沙外凫鸭鹭雁等江湖荒野之景，以标榜其风雅。林良后期“文人画化”的作品里，不再以单纯简劲的线条、艳丽华贵的设色意象来表现，而是转向于笔墨的浓淡干湿变化。林良更发展了笔和墨的技巧，独具艺术特色，创造出“文人画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风格，其水墨写意花鸟画成为花鸟画坛的主流。
林良所创立的水墨花鸟画风，在当时传人很多，如邵节“受业林良”，瞿杲“常执扫除于林良门下，得窥其法”，刘巢云“学林良花鸟芦雁，技称精绝”，稍后著称宫廷的花鸟画家吕纪，初学时亦仿林良，林良“声名商在吕纪文上”，赤显时凡纪所作，多假书良名。
第二十七章 宫廷画家——吕纪
吕纪，字廷振，号乐愚，鄞人，明代画家。好绘画，擅花鸟，近学边景昭，远师南宋画院体格，始致其妙。弘治年间，与林良等以画应征入宫，供事仁智殿，官锦衣卫指挥使衔。擅画凤凰、仙鹤、孔雀、鸳鸯，工笔勾勒与水墨写意俱能，设色明丽，气韵生动。画面辅以花树泉石，点染烟润，清新有致，间作山水人物，笔法严谨，自然入妙，为院体花鸟画代表作家之一。于画中寓规谏意，得明孝宗赏识。有《鹰雀图》、《桂菊山禽图》、《竹禽双雉图》、《雪景翎毛图》、《雪岸双鸿图》、《秋鹭芙蓉图》、《浴凫图》等传世。
其花鸟初师边景昭，学林良并广泛师法唐宋诸家，所作有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两种画法，前者描绘精工，色彩富丽，法度谨严。后者粗笔挥洒，随意点染，简练奔放，富有气势和动感，其山水宗法马远、夏圭，以大斧劈皴画山石，苍劲有力。人物亦法南宋院体，衣纹线条简练顿挫。初学边景昭工笔法，亦受林良水墨法影响，后临仿唐宋诸家名迹，遂自成一体，独步当代。其花鸟画风呈两种面貌，一作工笔重彩，精工富丽，多绘凤鹤、孔雀、鸳鸯之类，辅以树木坡石、滩渚流泉背景，既具法度，又富生气。另一类为水墨写意画，粗笔挥洒，简练奔放，接近林良的风格。他亦兼善人物、山水，宗法南宋马远、夏圭画法。他的花鸟画风在当时宫廷内外影响甚大，继承者不乏其人。
弘治年间，入值仁智殿，官至锦卫指挥使，是明代与边景昭、林良齐名的院体花鸟画代表画家。其绘画风格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水墨为主略淡彩，用笔较为豪纵；另一类则是设色浓丽，用和工致，具有富丽的宫廷装饰趣味。吕纪由水墨淡色画转为工笔重设色画，更直接的原因是为了适应不同皇帝的不同口味，具体说来就是朱祐樘的欣赏口味，不同于他的父辈朱见深，从而造成了吕纪多画凤凰、雉鸡、仙鹤、孔雀、鸳鸯之类，杂以花木草石，具有生气。
工笔着色与水墨写意能，并善于将两体结合。吕纪初学唐宋各家和同时代的边景昭，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花鸟设色鲜艳，生气奕奕，被称为明代花鸟画第一家，据说吕纪在画作上常用寓意手法对皇帝劝谏，皇帝知其用心，曾说：“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之。”其代表作品有《新春双雉图》、《桂花山禽图》、《残荷鹰鹭图》、《秋鹭芙蓉图》、《五德大吉图》、《狮头鹅图》等。
相比画家，吕纪的另一个身份更令人吃惊——历经明代成化、弘治、正德三代，官至锦衣卫指挥使。锦衣卫指挥使就是锦衣卫的首领，吕纪是有名无实的锦衣卫指挥使，相当于“挂名干部”，和吕纪同时代真正掌握实权的锦衣卫指挥使叫牟斌，和吕纪相安无事，使吕纪可以在绘画上投入全部精力。
明朝有画院，无正式编制，画师的画一旦得到皇帝赏识，赏赐黄金白银，甚至官职都有可能，画院没有正式编制，只能挂靠到别的部门，最终挂靠到锦衣卫下面，所以吕纪有了锦衣卫指挥使的官职。
吕纪的花鸟绘画，水墨淋漓，气势宏大，甚至是日本屏风画的来源之一，《柳荫双鸭图》和《幽涧双鹭图》曾在日本出版的《听松清鉴》中著录，吕纪的两幅作品不仅是明代全景花鸟画的杰作，也是中国绘画影响日本绘画的证据代表作。
第二十九章 布衣终身——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余干县梅港人，明朝理学家。幼时聪敏异常，时人谓之“神童”，从安仁干淮游先生学习《春秋》。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左传公羊、诸子百家、楚辞汉赋、唐诗宋辞等，无不涉猎。师事崇仁硕儒吴与弼，而醇正笃实，饱读儒家经典，尤致力于程朱理学，过于其师。认为“气之有形体者为实，无形体者为虚；若理则无不实也”。其穷理方法不止一端：“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常与友人陈献章、娄谅、谢复、郑侃等人交游，吟诗作赋。人谓之崇仁学派，名闻当时，影响后世，绝意仕进，筑室山中，学者日众，寻主白鹿书院，以布衣终身。
胡居仁，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作自考，鹑衣箪食，晏然自在，筑室山中，读书处取名“敬斋”，四方来学者甚众，皆告之曰：“学以为己，勿求人知。”总之，胡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终身，一生致力于钻研学术，栽培后生，其思想影响于后世非常的深远。
胡居仁在世时曾经历了“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代宗朱祁钰继位，后来英宗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并杀害爱国大臣于谦等重大事件，故而看淡政治，远离官场，淡泊自处，以布衣终身。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唯以著述讲学为念，他致力于教育，从教二十余年，治学严谨，制订学规并亲自讲学，务求学生学以致用。胡居仁认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不是为取功名求闻达。胡氏著述甚丰，有《胡文敬公集》、《易象抄》、《居业录》及《居业录续编》等书行世。
胡居仁与陈献章同为吴与弼的弟子，陈献章被认为是明初以来重提陆九渊之学，使心学异军突起的发端人，王阳明之学即由此开显出来；胡居仁则被认为是明初诸儒中坚守朱熹之学最醇者。胡居仁以“敬”为存养之道，强调“静中有物”，静中自有主宰，即“有主”，他认为，心性修持中，“有主”是关键，主宰是“操持”、“持守”的功夫，使“心存处理即在”，而这正是儒家与释氏的区别所在。
胡居仁为学注重体验，注重持守，强调敬与诚二字，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所续修之学规，便特意列入“主诚敬以存其心”一条，作为朱子《白鹿洞学规》的补充，由此可见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胡居仁有时甚至比宋儒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周敦颐、程颢尚倡言寻求孔颜乐处，讲一些人生受用，而胡居仁连此一点也反对，论及“求乐”便皱眉头，程颢的学生曾记载程论孔颜之乐曰：“既得后，须放开”，对此，胡居仁辩难道：“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后，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成病痛’。愚以为，得后放开，虽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于庄、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率至狂妄。”又说：“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孔颜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来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于异端。”依胡氏之见，士人绝不应轻言求乐，而须终生在“所乐何事”上痛下工夫，否则即为儒家之异端。因而他甚至对黄庭坚赞许周敦颐的那段名言“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亦表示不满，认为这样形容虽有道之气象，“终带了些清高意思。”
胡居仁一生致力于“敬”，强调“敬为存养成之道，贯彻始终，所谓涵养须用敬”，认为宇宙间惟有“实理”流行，说“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万物，莫非实理所为”。认为天下万理虽然各殊，但都存于心中，“凡道理具有吾心，大小精粗无所不该”。认为“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据此，他力斥佛道，指责其“专事乎内而遗其外，不考诸迹而专求诸心，厌弃事物之理，专欲本心之虚灵”。也就是说，佛道之徒只求返观内照，向内用功，而于外在人伦物事的道理却屏弃不顾，“释氏见道，只如汉武帝见李夫人，非真见也，只想像这道理”，不做切实的认识和推求，故而“劳而无功”。儒者则与之相反，“便即事物上穷究”。而穷理之法，不止一端：“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可见，胡居仁的学术思想不落窠臼，丰富和发展了程朱理学，自成一体，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大家。
胡居仁淡泊自处，自甘寂寞。他远离官场，布衣终身，讲学之余，笔耕不辍，勤于著述，著有《胡文敬公集》、《易象抄》、《易通解》、《敬斋集》、《居业录》及《居业录续编》等书行世。
第三十章 藤峡盗乱——赵辅
赵辅，字良佐，凤阳府人，明朝中期将领、勋臣，梁国公赵德胜的侄孙。初袭世职，为济宁左卫指挥使，土木之变后，率部北上，擢为署都指挥佥事，参加北京保卫战，后以左参将出守怀来。以都督同知佩征夷将军印，与左都御史韩雍等征讨大藤峡瑶民起事，赵辅倚信韩雍的方略，从不干扰，得以成平叛之功，战后特封武靖伯。以总兵官与左都御史李秉东征，大破建州女真，进封武靖侯廷议施行大举搜套之策，拜赵辅为将军，出三边搜套，无功而还，改提督京营。因病解除营务，去世后追封容国公，谥号'恭肃'。
赵辅，为明太祖朱元璋麾下功臣、梁国公赵德胜的侄孙，父亲赵端，因武功累官至广东都指挥同知。早年承袭世职为济宁左卫指挥使，朱祁钰继位后，吏部尚书王直等人推荐赵辅有将才，于是擢升其为署山东都指挥佥事，“坐五军营”，期间参与了北京保卫战。
明代中期，广西的瑶、僮等族部民流窜到广东劫掠，使沿途的郡县尽皆残毁。经兵部尚书王竑推举，宪宗授赵辅为征夷将军，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韩雍出征两广大藤峡瑶民起事。在出征过程中，赵辅支持韩雍先攻腹心、直捣大藤峡的决策，倍道兼程，直趋全州，督兵十六万人，分兵五路，大破修仁叛瑶，收复荔浦。十月，抵达浔州，分官军为数路，分别从南、北方向及水路进攻大藤峡，其余官军则分据险要之地，赵辅与韩雍在高振岭驻营，都统诸军。十二月，赵辅、韩雍督率诸军水陆并进，殊死作战，屡破叛军防线，直抵大藤峡上，最终活捉叛军首领侯大苟及其同党七百八十人。此役，明军共摧破敌寨三百二十四座，斩得首级三千二百余级。此后，明军分兵进攻叛军余党，收复郁林、阳江、洛容、博白等地。
藤峡一战，赵辅知道韩雍的才能足以平叛，所以“军谋一听雍”，从不干涉，只是听命奋战，因此屡立战功，赵辅回师后，被封为武靖伯，食禄一千二百石。后来叛军再度进入浔州，言官纷纷弹劾赵辅，广西巡按御史端宏认为：“贼人毒害正甚，而赵辅妄言贼人已被消灭干净，冒领封爵，不给赵辅加罪无以示惩戒。”赵辅自述战功，而将罪责推给守将欧信，宪宗一概不问。
鉴于建州女真屡屡犯边，宪宗以总兵官赵辅挂靖虏将军印，作为战役总指挥，左都御史、辽东总督李秉为副总指挥，率兵征讨建州女真部。明军分左、右哨五道各万骑从抚顺关出塞，攻至建州，大获全胜，共擒九十九人，斩五百三十六人，朝鲜国王李瑈也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率万人协助明军作战，擒二十余人，斩三百余人，赵辅以功进封武靖侯。
明廷为统一将权，彻底驱逐定居于河套地区的鞑靼诸部，解除其对北边防线造成的威胁，命赵辅挂平虏将军印出师，陕西、宁夏、延绥三镇兵皆受其节制，由右都御史王越总督军务。赵辅到榆林时，鞑靼已经深入并大行抢掠，赵辅无法控制，与王越上书称鞑靼势力强大，必须调遣至少精兵十五万，否则应退到内地。言官纷纷弹劾他的罪过，宪宗命给事中郭镗前往调查，郭镗回朝后说：“贼寇于六月进入平凉、巩昌、临洮，杀掠人口牲畜。到七月时他们纵横于广阳境内。赵辅与王越到榆林时停留不进，应该严治他们弛兵玩寇的罪过。”宪宗没有采纳。
不久后，赵辅因病被召回，仍督领京营事务，言官对其极力弹劾，但宪宗不予处置，赵辅辞去武靖侯爵，请求宪宗允许其子孙世袭伯爵，获得允许，被赐予武靖伯世券，且未降封爵位，仅减去食禄二百石。言官力争，宪宗不听，然而赵辅又上疏列举自己的功劳，说减去禄米使他无法养老，赵辅更进一步认为宪宗命宦官卢永征讨南蛮，宦官黄顺、汪直征讨东北，都是莫大之功，应该交付史馆记录，兵部尚书余子俊等疏请将赵辅依法处置，宪宗始终不问罪。
赵辅因患风痹而辞去职务，自此不再出仕，他晚年疾病缠身，但仍逢迎上意，进献方书，为其子求取官职，招致时人讥讽。赵辅去世，宪宗闻讣讯，按例赐祭葬，追封他为容国公，谥号“恭肃”。
赵辅自少英俊善辩，有才华，善于词章，多结交文士，也好结交权贵、宠臣，所以虽屡遭弹劾，但终无大碍，有《平夷赋》传世。
第三十二章 汝弼东海——张弼
张弼，字汝弼，家近东海，故号东海，晚称东海翁，松江府华亭县人。进士，久任兵部郎，议论无所顾忌，出为南安知府，律己爱物，大得民和。长于诗文，草书甚佳，被评为“颠张复出”，尝自言吾书不如诗，诗不如文，著有《东海集》。
张弼，祖上于宋室南渡时由汴迁居华亭，数世均无功名，家住郡城西门外谷阳桥西南。因作《假髻篇》讽刺时贵，遭当权者忌恨，被排挤出京，任江西南安知府，治绩颇著。将赴南安，作长短句一篇云：“东海先生归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两船书，被人笑道痴愚。书也书，寒不堪穿，饥不堪煮，收拾许多何用处？况而今，白发苍颜，坐黄堂之署，乘五马之车，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将载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谁味真腴？枉说道：“黄卷中，时与圣贤相对语。”
张弼赴南安道经毗陵，时陆詹事简方得告南归，张访之，适展幕，不及见，乃索纸笔题一绝于陆世经堂径去。诗曰：“云意模糊雪意兼，六龙城下晚风尖。始知东阁先生贵，不放南安太守参。”詹事归，亟追之，已行远矣。既去，复令驿吏里送武城梨数颗，亦侑以诗，有“毗陵驿里馈生梨”之句。盖叶“梨”为“离”，亦戏也，此后不复一见以终，遂以为谶。
成化间，妖人王臣者跛一足，人称王瘸子，游食京师，以左道事中贵，得授锦衣千户。请为上合大丹，以采药为名，与中贵偕出川、广、直、浙等处买办，搜索宝玩，需求珍异，骚扰郡县。及回京，为各处抚巡、守令交章飞劾，而科道并弹。于是，上大怒，斩臣首，传诣所历地方枭令，民心大快。初臣至广东，张弼时守南安，日观其骄横，尝作诗叹曰：“过岭囊箱下濑船，丁夫昼夜少安眠。薄田荡尽犹输税，恶客时来横索钱。穷发东南皆赤子，举头西北是青天。不才无计苏民困，食禄乘轩自赧然。”
王景明之南京，张弼赠之诗曰：“谷阳城外送离船，矫首南都思惘然。一语烦君三致意，同乡同志及同年。”冬官王公伟辈以为未尽交游者，乃益之曰：“同官同事同游者，问及都将此意传。”因著《六同诗话》。张弼休致既早，子皆成名，殊无一事累心，苏州别驾周德中目为神仙太守，张以诗答云：“归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头日夜眠。却怪门前来熟客，马蹄踏破紫芸烟。”
张弼，是明代前期草书的代表人物，他喜欢作大字草书，史书记载说他酒酣兴发，顷刻能写数十张纸，疾如风雨，矫如龙蛇，世人甚至以为颠张复出。董其昌说张弼的草书是学习怀素，实际上他同解缙的狂草关系更为直接，他们代表了明代前期对唐代狂草的一种理解与取用。
张弼常常醉书，故酒酣兴发下笔速疾，如骤雨旋风，应手万变，并可见怀素遗意，张弼认为自己的狂草大字最佳，验之他的书法，说的也是有道理的，这大约和一个醉字不无联系。著作有《鹤城》、《天趣》、《面墙》、《清和》、《庆云》诸稿及《东海手稿》，后由其子张弘至辑为《张东海先生集》。
第三十三章 历仕三朝——姚夔
姚夔，字大章，号损庵，严州府桐庐县人，明朝名臣。中进士，授任吏科给事中，向英宗上陈时政八事，立见施行。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虏，姚夔果断建议拥立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英宗复辟后，被调往南京，不久又被调回，后累官至礼部尚书，掌管贡举。钱皇后去世后，姚夔不惧周太后的权势，力请钱皇后与英宗合葬，最终使宪宗及周太后同意所请，后迁任吏部尚书，加授太子少保。姚夔去世，享年六十岁，获赠荣禄大夫、少保，谥号文敏。
姚夔，生于严州府桐庐县，参加乡试名列第一，进入国子监学习，参加会试，再次名列第一，登进士第。姚夔担任吏科给事中，承担监察、谏言的职责，有了向朝廷直接上奏疏的机会。姚夔上的第一道奏疏，就是奏请英宗关于时政的八件事：“皇帝要蓄养德行、各部要推举贤才、考察相关部门、慎重选取谏臣、延宽诰敕的时限、革除仓库监察的弊病、建立追谥的准则、在各地当地选取教官。”这八事都关乎君德、国政之要，切中时弊，深受英宗嘉许，多数得到采纳。
姚夔得知一些地方的赈贫粮仓，里长、甲长怕贫者不能偿还，就贷给富户收取利息，以致贫民凶年饥，丰年亦饥，将这件事急奏朝廷，要求下令天下相关部门，每年打开粮仓必须亲自勘察，先贷给最贫困的人，英宗见到姚夔的奏请，立即命令各地施行，全国不少贫民赖此得益。
土木之变发生后，朝廷上下分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在是否劝监国的朱祁钰即位的问题上，意见纷纭，议而不决，于是询问各位言官的意见。姚夔厉声说：“国家任用大臣正是为江山社稷，此事何须再议！”于是与众大臣诣文华殿，恳请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也先率重兵长驱直入，京师危急，姚夔上奏战守方略，指出：“兵败之后，人心未定，应该坚壁固守，请急调辽东、宣府兵入卫，与京军内外夹击。”各路勤王军在兵部尚书于谦的部署指挥下，大败瓦剌军，北京保卫战取得全胜。
姚夔越级擢升为南京刑部右侍郎，当时刑部规矩废弛，案件堆积如山，姚夔到任后，整顿吏治，严肃规矩，不久监狱便无长期滞留的囚犯。石亨、大臣徐有贞联合宦官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英宗重登皇位，石亨以首功进爵忠国公，其下属、亲友、故交因此有四千余人得官。石亨结党营私，势焰熏灼，不附石亨的正直之臣斥遂殆尽，一些小人竞相走其门路，而姚夔不卑不亢，兀立不附，石亨怨恨姚夔不依附自己，就乘间将他调往南京，任南京礼部右侍郎。英宗知姚夔的为人，没过几月就调他回京，任吏部左侍郎，当时石亨有一党羽，原为真定知府，因为贪赃被免职，石亨派亲信去嘱托姚夔为此人复职，并带去了已拟好的复职稿让姚夔批复。姚夔掷笔于案，大声说：“我宁肯不做侍郎，也必不批准此稿。”于是制止了此事，后来石亨被罢官，攀附石亨的人都被降黜，而姚夔声名远播。
姚夔迁任礼部尚书，主持贡试，试院失火，烧死贡士多人，姚夔引咎自责，说未能防范于未然，致殃及天下英才，伏地痛哭不止。江南大旱，南京兵部尚书李宾上奏朝廷，请求宪宗“命令浙江、江西、福建诸生缴纳米来救济灾荒，凡缴纳粮米者均可入国子监读书。”宪宗听从李宾的建议，准备下旨实行，姚夔坚持认为不可，他认为济荒应由国库支出钱粮，或发动富室赞助解决，不应靠变相卖学来实现，这不仅损害国子监声誉，而且增加诸生负担，此议终作罢论。
国家屡次发生天灾，出现异象，按照“天人感应”说，姚夔上疏请求宪宗做到十件事：均爱后宫嫔妃，以添子嗣；放弃在西山新建塔院；斥远阿谀奉承之徒；参加经筵；裁决政务；亲君子；远小人；节约吃穿用度；爱护国之栋梁；衣着、饮食、言语、行动都遵从祖制，以回天意。他还认为：“现在能够保持成化初年的政策，就已经足够了。”宪宗以优诏答复，姚夔所上请的十件事，皆被批准。
孝庄钱皇后去世，钱皇后没有为英宗留下子嗣，按照惯例，未能留下子嗣的皇后多被废黜，而英宗不愿效仿前人，因此去世前留下诏命，命钱皇后百年之后与他合葬。而英宗去世后，宪宗生母周妃指使太监夏时等提议：以钱皇后久病未育为由，尊周妃为太后。此议被阁臣商辂、彭时等阻止，但提出两宫并尊之议，得到同意。此时钱皇后去世，此议又起，周太后欲于百年后与英宗合墓，便授意宪宗为钱皇后另选葬地，一时间朝内哗然，但众臣皆“相视莫敢先发”。彭时等首先上疏，执意请二后并袱陵庙，宪宗深感母命难违，决疑不下。
姚夔执掌礼部，深感此事事关重大，便冒着违忤周太后旨意之险，就“陵庙事”一连向宪宗上了三道奏章，反复直言此事不合礼制，不合孝道。宪宗见了姚夔的三道奏章，仍决议不下，最后宪宗虽赞同众大臣提议，但由于数次请命太后未获批准，仍令在裕陵旁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安葬钱太后。姚夔见上奏章无效，就率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锦衣卫、六科十三道九十九名官员，跪伏于文华门哭谏。最终，宪宗来到清宁宫将群臣之意转达给太后，恳请她顺从人心，在此严峻形势之下，周太后妥协，同意让孝庄钱皇后与英宗合葬裕陵，神主附太庙。
天空中出现彗星，当时的人认为这是有人行为不当，而上天要降不祥于人间，言官借此接连弹劾姚夔，姚夔请求辞官回乡，宪宗不允。宪宗相信番僧，有的被封法王、佛子，服装用度僭越无度，一时奸人都羡慕他们，争相做其徒弟，姚夔向宪宗力谏，这种势头稍减。
姚夔任吏部尚书期间，注意人才的提拔和任用，也不避亲戚故旧。当初，王翱主持吏部，对南方人有所压制，所以北方人很喜欢他，到姚夔时，喜欢帮助南方人，只要是被姚夔评定或推荐的人多能称职。
姚夔病重，卧床不起，临终时，他对儿子姚壁说：“我受国之厚恩，不能做到谋求回报，死后勿按惯例请求厚葬重祭，以加重我的过错。”姚夔在京师长安里的家中病逝，享年六十岁，宪宗听闻噩耗，深为悼痛，赐祭葬，追赠他为荣禄大夫、少保，谥号“文敏”。
姚夔，在朝三十余年，老成干练，受英宗、代宗、宪宗三朝器重，先掌礼部、再掌吏部，皆有所作为，忧国之心老而弥笃，堪称人臣表率，每当朝议不定时，他总能一言立决，为朝局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著有《姚文敏集》八卷。
第三十四章 以书经冠——谢一夔
谢一夔，字大韶，号约斋，江西省安义县乔乐乡前泽村三房人，明朝大臣，文学家、教育家。为东晋名臣谢安的后裔，因祖父避仇外家，冒姓王，及一夔显贵，始复原姓。
谢一夔之父王得仁，为汀州府推官，廉能勤敏，上下爱之，当时邓茂七之乱，朝廷命他前往征讨，擒得贼首，主将决定穷搜严治，王得仁恐其滥杀无辜，力请招抚，遂辨释难民三百人，大得民心。后在平寇中病逝，汀州军民十分哀恸，前来哭奠者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都绘其像祀之。至谢一夔状元及第，官至尚书，人们都说这是阴德之报，尚书张瑄有诗云：“忠言极谏拯疲民，戮力勤王不顾身。百战能缘王事烈，万家因感使君仁，春日瘴地棠阴满，雨过山城草木新。子占大魁孙血食，皇天应不负斯人。”
谢一夔考取状元后，授翰林修撰，预修《英宗实录》，升左春坊左谕德，纂修《续资治通鉴纲目》、《元史》成，迁翰林学士。应诏陈五事：“请正宫闱，亲大臣，开言路，慎刑狱，戒妄费。”语辞极恳切，宪宗阅后大为恼怒，下诏切责。后累迁至工部尚书，因病卒于任上，享年63岁，赠太子少保，著有《谢文庄集》。
谢一夔，为人和易平实，与人结交愈久愈亲密，为官多谋善断，办事有方，然而过于看重友情，往往忽视原则，处事不免有徇私之嫌。据传庚辰科阅卷，阁臣初拟祁顺为第一，祁顺相貌堂堂，学识冠于一时，然而因其名音近御讳“祁镇”，传胪不便，遂改谢一夔为榜首。一夔参加会试，“以书经冠天下士”，廷对时，一夔上推唐虞三代之盛，下及汉唐宋沿革之详，洋洋三千余言，朱祁镇大加赞赏，赐为头名状元，榜名王一夔。
谢一夔仕途一帆风顺，初授翰林院修撰，再迁翰林学士，仕终工部尚书，呈《复姓疏》奏请朝廷要求复姓，被皇帝准允，逐复姓谢，故又曰谢一夔。一生著述颇丰，有《宋元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等史书及《古源集》、《东藩唱和集》等传世。
第三十五章 翰林四谏——罗伦
罗伦，字应魁，一字彝正，号一峰，翰林四谏之一，吉安永丰人，明代理学家、状元。家贫好学，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抗疏论李贤起复落职，谪泉州市舶司提举，次年复官改南京，居二年以疾辞归，隐于金牛山，钻研经学，开门教授，从学者甚众。学术上笃守宋儒为学之途径，重修身持己，尤以经学为务，为文有刚毅之气，诗作磊落不凡，著有《一峰集》等。
罗伦，家贫好学，十四岁即授徒于乡，以资养亲。会试，对策万言，指切时弊，擢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名震京都。会大学士李贤丁忧夺情，罗伦诣其私邸，告以不可。数日，上书疏谏，陈起复之非，“为君者当以先王之礼教其臣，为臣者当据先王之礼事其君。”得罪宪宗，被贬官，谪福建市舶司副提举，在任两袖清风，以代人书写以补家用不足。
任福建市舶司副提举的时间虽不足两年，却为泉州地方做了一件本职内的大好事，就是反对将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当时朝贡事宜除有市舶司主管，同时交由市舶太监办理，因市舶太监驻于福州，而市舶司设在泉州，于是有迁司之争。巡按御使朱贤提出迁移舶司的建议，加上税监高宷等人的操纵，朝廷准备将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的柏衙。时任福建市舶司副提举的罗伦拒理上疏反对，“成化丙戌，巡抚御使朱公贤奏请迁福之柏衙，制从之。提举罗公伦云：‘衙门设立自有其地，迁移亦有其数。盖以柏衙僻陋，非可设之地；岁数未穷，非可迁之时’，遂寝其事”。虽然明代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已开始走下坡路，但福建市舶司设在泉州，对繁荣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乃至推动泉州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罗伦在泉州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为促进泉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受泉州人民的景仰和爱戴。罗伦充分利用自己渊博学识，在公余聚众收徒，讲学郡北净真观，四方士人从学如流，连府学和县学的教谕，也来听课受教。讲学之余，罗伦还不断创作积累，以提高自己。任职福建市舶司期间，还关心福建各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曾先后作《闽县治重修记》、《邵武县学复地记》、《福州府学重正诸书序》等文。
李贤卒，因大学士商辂举荐，改之南京翰林院修撰，寻以疾辞归，隐于家乡金牛山授徒讲学，四方从学者甚众。又与胡居仁、张元祯、娄谅等于戈阳圭峰、余干应天寺等地讲学，开明代书院会讲之先声。强调教育作用，认为唯有发展教育，使人皆有学，才能达到士有定习，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国有定制。教育学生务实，认为成才多途，非必经科举，故凡来求学之士，欲研习性学者纳之，务举业者辞之。
罗伦为人刚正，义之所在，毅然必赴，视富贵名利如浮云，里居倡行乡约，人们不敢违犯。著有《五经疏义》、《一峰集》、《周易说旨》。其著述后被整理收入《四库全书》，各类文字十四卷，包括：策、疏、状、序、记、传、墓志、谣、文、哀辞、说、铭、祭文、书等十卷，另有诗集、梦稿及歌四卷均被收入，是有明一代的状元名儒。
第三十六章 击破瓦剌——郭登
郭登，字元登，濠州钟离临淮人，明朝名将，武定侯郭英之孙。自幼博闻强记，喜谈军事，成祖时授勋卫，相继随兵部尚书王骥、黔国公沐斌征麓川、腾冲等地，累授都指挥佥事。土木之变后，瓦剌太师也先挟持英宗至大同城边，企图诈开城门。郭登设计诱敌，迫使也先退兵。次年，于沙窝、栲栳山连破瓦剌军，以功封定襄伯。英宗复辟后，先掌南京中军都督府事，旋即遭言官弹劾，远贬甘肃。宪宗即位后被恢复爵位，被授为甘肃总兵官，此后入朝掌中军都督府事，并提督神机营、十二团营等。
郭登，年幼便聪颖出众，七岁时，读书过目成诵，十岁时，便能做文章，等到长大后，博闻强记，擅长议论，喜欢谈论军事。跟随兵部尚书王骥南征，参与第一次麓川之役，王骥举荐郭登作为副手，分兵镇守临安，郭登传檄召来当地少数民族的酋长，宣扬朝廷的威德，酋长们服从，争相向郭登献上财物，郭登全都推辞，此役后，郭登因功升任锦衣卫指挥佥事。
朱祁镇受宦官王振蛊惑，下诏亲征瓦剌，郭登奉命随从护卫至大同府，被超拜为都督佥事、参将，辅助广宁伯刘安镇守大同。成国公朱勇等战死于鹞儿岭，英宗及群臣仓促商议回师之事，郭登向随行的阁臣曹鼐、张益建议从紫荆关回师，但王振为炫耀乡里，唆使英宗从居庸关回师，绕道怀来土木堡，为瓦剌太师也先击擒，史称“土木之变”。
当时，郭登留守大同，督率军民严加守御，瓦剌军久攻不下，也先遂以英宗为要挟，令大同守军出降，郭登紧闭城门，并密谋派壮士劫营救驾，因敌军防守严密，未能如愿。英宗被掳后，由其弟朱祁钰监国，进授郭登为都督同知、大同副总兵，旋即命他接替刘安任大同总兵官。不久后，郕王称帝，即代宗，也先进攻北京，郭登准备率领所部赴援，先派人持蜡书疾驰入奏。待到奏疏抵达北京后，兵部尚书于谦等指挥的北京保卫战已经结束，瓦剌退去。朝廷优诏褒奖郭登，进升他为右都督，郭登预计京营军队初建，战力不足，不可轻用，于是奏陈十多件关于用兵方略的事务。
景泰初年，郭登侦知敌寇行踪，遂率八百骑兵跟踪掩袭，于沙窝一战大破瓦剌军数千骑，追至栲栳山，斩首二百余级，夺回人畜弓械以万计，明军士气为之大振。代宗封郭登为定襄伯，并赐诰券，加封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食禄一千二十石，允许子孙世袭爵位，其后，瓦剌屡次来犯，均被郭登击退。
也先率兵数千挟持英宗至大同城边，声称送还圣驾，要郭登开门迎驾，郭登与同僚设计，乘机救驾退敌。也先挟持英宗至城门，觉察情势不妙，急忙挟持英宗退兵而去，由于郭登御敌有方，瓦剌屡次入寇均难得逞，不得不将英宗送还。大同镇守太监陈公嫉妒郭登的战功，正巧有人揭发陈公贪财受贿，陈公怀疑是郭登指使的，于是与郭登构怨。代宗对于谦说道：“大同是我国的屏障，陈公与郭登关系如此，怎么能守得住呢？”便派右监丞马庆接替陈公，郭登越发感奋。当初，也先想攻取大同作为巢穴，所以屡次来攻。可是每至必败，有的一营中几十人不能返回，敌军被慑服，才有送回英宗之意。英宗被迎回后，代王朱仕壥赞扬郭登有功，请求降旨奖励慰劳，兵部则说郭登已被封伯，此事才作罢。
郭登以年老有疾为由，请求退休，推举石彪代替自己，并且请求让其子郭嵩宿卫宫中，代宗任命郭嵩为散骑舍人，不允郭登辞任。当时边患刚息，郭登悉心安排，想让公正廉明的有为者与他共事，于是上奏弹劾在大同的都御史沈固办事不力，建议让礼部尚书杨宁、河南左布政使年富接替，他又上疏称大同既有御史，又有巡按御史，佥都御史任宁应只任宣府巡抚，代宗全都允准，命年富接替沈固任职，而召回沈固和任宁，同年秋，郭登因病应诏回京。郭登刚到大同镇时，能作战的士兵才数百人，战马也只有一百多匹，到他离任之后，战马已达一万五千匹，有精兵数万，屹然成为一座巨镇，大同官民对其颇为想念。
英宗在“夺门之变”后废代宗，重新登基，郭登因自己受到代宗信任，担心被降罪，便首陈八件事，其中有建议释放、旌表景泰年间直言被惩罚的章纶、廖庄、林聪、左鼎、倪敬等人，这些言论大多迎合了英宗的心意，不久后，郭登奉命“掌南京中军都督府事”。郭登应诏返京，言官弹劾他因交结兵部尚书陈汝言才得以被召回，经法司审讯之后，郭登被判死刑，英宗宽恕其死罪，将他降为都督佥事，贬往甘肃立功赎罪。
宪宗即位后，下诏恢复郭登的定襄伯爵位，命他充任甘肃总兵官，郭登上奏说边军买马十分艰难，以至于卖掉妻子儿女来筹钱，因而请求借用楚、庆、肃三王府的马各一千匹，由官府代缴费用，宪宗同意。后经由抚宁侯朱永等推荐，郭登应诏掌管中军都督府事务，总领神机营兼提督十二营诸军事，此后郭登多次以疾病为由辞职，宪宗均不允。
朝廷复设十二团营，命郭登偕同朱永提督，都御史项忠、马文升及伏羌伯毛忠等受命征讨固原盗乱。毛忠先登战死，士气大挫，朝廷得讯，郭登、朱永与兵部尚书程信担忧“贼连北寇”，于是商议派朱永率京兵四万增援，但阁臣彭时、商辂认为用项忠足以平乱，遂坚拒增援之议。郭登病逝于京城，宪宗闻讯后，为他辍朝一日，追封定襄侯，谥号忠武，并赐祭葬。
郭登，智勇双全，纪律严明，预测敌情，相机而动，克敌制胜，曾设计制造“搅地龙”、“飞天纲”等攻守器具，挖掘深壕，再盖上土木，使它就如平地一样。当敌军进入包围圈，便发动机关，使其自相撞击，顷刻间十多里地区全陷。他又仿效古人制造偏箱车、四轮车，中藏火器，上树旗帜，钩环联络，布列成阵，攻守都能用。其军队以五人为一伍，郭登教他们在神祠发誓，一人有功，五人一同领赏，受罚时也是一样。十伍为一队，队中以能拉开六十斤重弓的人为先锋。十队由一名都指挥统领，使他们功不相挠，罪有专责，这种做法被一时称好。
郭登，诗才咨肆，或沉雄浑厚，或委婉生动，语言平易而含义隽永，大都琅琅可诵，有唐人遗风。茶陵派领袖李东阳，称其诗为明代武将能诗之冠，清人王士祯将其列为古今名将能诗的十一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