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提拔贤宦——陈文
陈文，字安简，号褧（jiǒng）斋，江西吉安府庐陵人，明代大臣、内阁首辅。廷试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出任云南右布政使，兴利除弊，政绩颇著。英宗复位，拜詹事府詹事，进礼部右侍郎兼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宪宗即位，任礼部尚书，《英宗实录》总纂官，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李贤去世后，陈文成为内阁首辅，行事鄙猥，任内无有能为，卒于任上，年六十四，谥庄靖，著有《聚斋集》、《澹轩文稿》等。
陈文，少时聪明桀骜，曾获乡试第一，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升任云南右布政使，当时云南作为贵州战事的后方，需供给贵州的军队，云南百姓忙于生产，无暇运输，陈文命令商人商队代为输送，运费由百姓集资，百姓皆拍手称快。并清偿了官员被克扣的俸禄，整顿作为银产地的云南的采银行业，整理白银贸易，一时间云南政通人和，陈文因此声名鹊起。
朱祁镇夺门复位之后，即召陈文入京理事，在内阁首辅李贤及王翱等重臣推荐下，担任礼部右侍郎兼学士，进入内阁。不料陈文进入内阁后，处处阻挠李贤施政，常说“我并非李贤推荐的人“，当时陈文与侍读学士钱溥私交甚密。英宗病重，太子朱见深身边的太监王纶，私自召钱溥议事，密谋太子继位后，即刻驱逐李贤，由钱溥接任内阁首辅。
陈文借私交秘密监视了二人言谈，不久英宗病逝，李贤正准备起草遗诏，陈文突然起身夺过李贤的笔说：“不必了，已经有人起草了！”告发了王纶与钱溥的密谋，李贤愤怒的向刚刚继位的宪宗朱见深上书告发其事。恰好此时的王纶以为即将就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气焰嚣张，英宗入殓时已有不敬举动，宪宗见到很是厌恶，大太监牛玉随即驱逐了王纶。之后，宪宗将钱溥及同党兵部侍郎韩雍等一干官员全部降职出京，陈文改任吏部左侍郎，同知经筵事，次年升任吏部尚书。
之后，陈文又暗中帮助李贤驱逐政敌罗伦，此时身居北京的陈文，已不是云南时一心为国为政的陈文，行事越发卑鄙阴暗，家中酒宴歌舞不断，且性格暴躁，睚眦必报，朝中仇敌渐多。李贤丁忧归家，陈文得以短暂代理内阁首辅。李贤归京后半年，病故于任上，陈文正式接任内阁首辅，李贤死后，陈文更加的恣意妄为，桀骜不驯，引朝中骂声一片，政绩亦日渐平庸，除在清理京营的政务中，推荐了年轻的太监怀恩，使后世著名的贤明太监怀恩从此登上政治舞台，以及编撰《英宗实录》外，并无其他建树。
陈文因《英宗实录》被赏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之时，却随即病故，追封少傅，谥庄靖，死后数名官员皆上书，称陈文当不此庄靖这个谥号，要求撤销，被宪宗驳回，然而陈文终究还是带着一身骂名，结束了其毁誉参半的一生。
第九章 以文闻名——刘定之
刘定之，字主静，号呆斋，江西永新人，明朝大臣、文学家。登进士第，历官翰林编修、太子洗马等，以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入直文渊阁，次年进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钱皇后去世后，刘定之与同僚彭时、商辂等据理力争，最终使其得以袝葬裕陵。刘定之去世，年六十一，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安‘。
刘定之，自幼聪明异常，父亲教他读书，每日背诵数千言。父亲见他好学，遂令其博览群书，但禁止其写文章，每每私下里尝试作文。一日，刘定之患病，父亲探视时发现了他写的《祀灶文》和《咏桃浆》诗，惊叹道：“子有八面受敌之才”将来必为伟器。”刘定之考中举人，会试第一，殿试又夺得探花，一时名扬天下，被授任翰林编修。
京城发大水，全城被淹，刘定之应诏陈述十条建议，均不被朝廷采纳。刘定之的弟弟刘寅之与乡人发生冲突，牵连到他，竟被逮捕入狱，最后终于真相大白，刘定之编修任满，升侍讲。刘定之又上言十事，论及战阵、守备、练兵、选将至官吏的铨选、迁降、考察、赏罚，所言皆治国安邦的大计，受到皇帝的褒奖，升司经局洗马。
也先请求代宗派使者回报，刘定之援引旧例请求同意，但代宗不愿接回被俘的英宗，此事便没有立即获准，后又升为右春坊右庶子。宪宗即位，任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直径筵，以本官入直文渊阁参与朝政。
当时江西、湖广两地发生旱灾，但地方官员仍然照收百姓的赋税，刘定之上疏宪宗说：“现在国家粮库充足，储备厚实，而江西、湖广等地百姓因灾无收，张口待哺，还要照样交纳租赋，这不是皇上怜爱百姓的本意，请皇上体恤下情。”宪宗被他的言辞所感动，立刻下旨停征课税。
刘定之时任礼部左侍郎，仍兼翰林学士，当时万贵妃专宠，皇后很少能够见到宪宗，太子又为确立，代宗的女儿及笄却还未下嫁，刘定之趁着久旱之时，一同上疏谈及这些事，并请求经筵时一并讲说太祖朱元璋亲作的书，赶除异端邪教，不要让其害政耗财，宪宗将其奏疏留中不下。
钱太后去世，周太后不愿钱太后与英宗合葬，宪宗命太监夏时与怀恩召集辅臣，商议钱太后的丧葬事宜，阁臣彭时首先反对。次日，宪宗再召彭时、刘定之等重议此事，彭时仍坚持前议，宪宗说：“朕难道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吗？朕只是担心钱太后一旦入葬，就会使母后（周太后）难与先帝合葬。”刘定之回答：“孝顺之道贵在守大义，而不是守长辈一时之命！”彭时及内阁重臣商辂也先后劝说宪宗，宪宗说：“连母亲的命令都不听了，还能算孝顺儿子吗？”彭时向宪宗建议：“可以将钱太后葬于先帝之左，虚右位以待周太后将来。”
刘定之与彭时、商辂之后又联名上疏说：“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宫，陛下尊她为太后，下诏宣示天下。先帝全夫妇之伦，陛下尽母子之爱，都得大义。现在太后梓宫应当合葬裕陵，她的神主应当附祭太庙，这是无可更改之礼。近来听说要另择地埋葬太后，臣等实是心怀疑惧。我们私下以为陛下之所以迟疑，是因为考虑到当今皇太后万寿之后，应当与先帝同尊，因此担心二后并配先帝，不合祖宗之制。但考之古代，汉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吕后仍附祭长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刘后仍附祭太庙。现在如果陵庙之制稍有不合适，则会有背前人之美，受后人讥笑。”吏部尚书李秉、礼部尚书姚夔等九十九位廷臣也同意钱太后与英宗合葬。宪宗仍担心违背周太后的意志，此后更发出为钱太后另择葬地的谕旨。姚夔等两百余名朝臣一起伏在文华门哭请，宪宗下令群臣止哭退去，群臣叩头拒命，声言：“不得钱太后合葬旨意，绝不敢退下。”自巳时跪至申时，宪宗与周太后无可奈何，这才听从了刘定之等人的建议。
不久后，刘定之患病，多次上疏请求致仕，宪宗下诏挽留，并派太医为他看病、宦官前往赏赐。刘定之于任上病逝，终年六十一岁，追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安”。刘定之，为人耿直刚正，却谦恭勤勉，尤以文学之名享誉一时，文思敏捷，学问渊博，善文工诗，著有《刘文安公文集》、《周易图释》、《否泰录》、《呆斋集》等。
第八章 自在居士——夏昶
夏昶，字仲昭，号自在居士、玉峰，昆山人，后人誉其画竹高手。初姓朱，名昶，后复姓夏，太祖为之更名昶，字仲昭，号自在居士，又号玉峯，江苏昆山人，夏昺弟。官至太常寺卿直内阁，画墨竹师王绂，能得其妙，时推第一，名驰绝域，争以金购之。.
夏昶，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朱棣十分赏识他的楷书，被推荐供事内省，授中书舍人，命书宫殿榜，尝侍从皇帝出巡于南、北二京；宣德年间，转考工主事，仍供内直；正统年间，升太常卿。他为人坦率乐易，不拘小节，时常出入礼法间，人们也不怎么去责怪他，晚年回到故乡居住，以诗画宴乐自娱。
夏昶，其兄夏昺，字孟旸，亦以书法召试称旨，命与昶同拜中书舍人，时称“大小中书”。画山水师元画家高克恭，又善竹石，萧萧有林壑之气，但平生不多作，故世人一般只知道夏昶墨竹，而不知其兄昺。其孙女为归有光祖母，另一孙女则在其过世后嫁予文征明为妻。
夏昶以楷书笔法画竹，所作竹枝烟姿雨色，偃直浓巯，各循矩度而气韵生动。当时学他画竹的人很多，画史记载的如同里的屈礿、海虞的张绪、钱塘的詹和，而以屈礿为突出。徐沁《明画录》说夏昶“写竹时称第一，名驰绝域，争以兼金购求，故有‘夏昶一箇竹，西凉十锭金’之谣”。所作竹枝烟姿雨色，偃值浓疎，动和榘度，盖行家也。昆山之人师之者更数辈，独屈约颇类之，而人所得，往往出其手。夏昶的传世作品有《湘江风雨图卷》、《满林春雨图轴》、《墨竹图轴》等。
第十章 《南斋摘稿》——魏骥
魏骥，字仲房，号南斋，浙江萧山城厢镇人，明代名臣、学者。举人，以进士副榜授官松江府儒学训导，参与纂修《永乐大典》。历任太常博士、吏部考功员外郎、南京太常寺少卿、行在吏部左侍郎等职，曾多次奉命巡视畿甸蝗灾，询问民间疾苦。改礼部左侍郎，以年老力衰请求致仕，遂改南京吏部侍郎。“土木之变”时，为对瓦剌用兵献计献策，屡被朝廷采纳施行。家居二十余年，病逝，年九十八，获赐谥号“文靖”。有《南斋前后集》、《松江志》、《水利事实》、《水利切要》、《理学正义》、《南斋摘稿》等。
魏骥，以进士副榜授官松江府儒学训导，任内，学生有成就者众多。不久，魏骥奉调应召参与《永乐大典》的纂修工程，书成还任，被荐为太常博士。由吏部尚书师逵荐为吏部考功员外郎，转任南京太常寺少卿。曾多次奉命巡视畿甸蝗灾，询问民间疾苦。
魏骥以年老力衰请求致仕，遂改任南京吏部侍郎，期间，曾两度典试江西。“土木之变”时，为对瓦剌用兵献计献策，屡被朝廷采纳施行。魏骥居官清正，不徇私情，对赠送的特产、珍宝之物一律拒绝。在吏部，有一进士同官已许之放缺，魏骥不予认可，有罪犯王纲，恶逆当杀，官员为其保释，魏拒请托，依法定刑。
景泰年间，年事已高的魏骥因为告老退休来到北京，当时的大学士陈循，是魏骥的学生，乘机向魏骥说：“先生虽然位居尚书的官位，但因为远在南京，却不曾在朝堂上站立过，望您稍候一时，可叫朝廷为您加官封爵，这件事就交由我们来办。”魏骥义正词严地对陈循说：“你作为朝廷的首辅大臣，应当为天下的人向朝廷进荐贤才，不得偏私于自己的老师。”回来后他便对人说：“他把朝廷的公事当作一己的私事，将来不会有好结果。”陈循便惭愧离开。
魏骥告老还乡后，在家居住20余年，平易近人，布衣粗食，为解乡民水患之苦，多次向当局提出修水利，还亲自主持修筑麻溪、西江、白露、湘湖、瓜沥、股堰、单家、曹家等处塘堰及徐家、螺山、长山等闸。为禁止富豪争相围湘湖为私田，魏即呼吁官府，发动乡民，清查私田，疏浚湖身，修筑涵闸，使湖中蓄水增多，仍保湘湖周围农田防旱防涝之利。
宪宗闻魏骥筑堤浚湖，有功乡里，特遣使问，赐羊酒，并命地方官每月供米三石，使者未至而魏骥已病卒。逝世后，钦赐祭葬，谥号文靖。乡民为纪念他的功德，在湘湖跨湖桥东南岸的湖山村徐家山坞修筑有雕像护卫的墓葬，今尚有部分保存。
魏骥在文学上的造诣颇深，文章醇朴典雅，诗则不求雕饰，自然隽永。求文者不绝，篇章之富，山刊版刻，几遍天下。其孙婿洪钟为其文集作序时称“公为文，一本诸性情所发，初不事雕刻，务奇巧。”有《南斋前后集》、《松江志》、《水利事实》、《水利切要》、《理学正义》、《南斋摘稿》等。
第十一章 掌神机营——刘安
刘安，字文理，直隶宿迁县人，明朝将领、勋臣，广宁伯刘荣第三子。掌中军都督府事，旋即出任大同总兵官。明代宗即位后，因罪下狱，北京保卫战时，以总兵官分守东直门，又以都督同知守备白羊口。以功进封广宁侯，再赐世券，掌神机营兼理右军都督府事。曹钦之乱时被击伤，加太子少傅。因老病辞官，病逝，追封峄国公，谥号“忠僖”。
刘安，是明成祖时抗倭名将、广宁伯刘荣的第三子，刘荣死后，由长子刘湍袭爵广宁伯，刘湍身后无子，本该是二弟刘淮的儿子刘瓘袭爵，但刘瓘年幼，故而广宁伯爵位由刘安借袭。英宗命刘安袭封广宁伯，朝廷定其岁禄为一千二百石。言官查出刘安及诸勋臣、都督违法之事，请求加以定罪，英宗特加宽赦。刘安患病，英宗命御医前往诊视，期间刘安违法诸事，又被言官揭露，仍获宽赦。
刘安随英宗北征瓦剌，英宗行至大同府，为镇守太监郭敬劝阻，于是准备回师。刘安被任命为大同总兵官，都督佥事郭登任参将，协助镇守。土木之变发生，明军被瓦剌击败，伤亡惨重，英宗被俘。也先拥英宗至城下，邀请郭登出见，被其登城拒绝，刘安亲自出城，在英宗面前伏地恸哭，监国的郕王朱祁钰闻讯，降敕切责。
刘安驰赴京师，自称奉英宗之命来通报敌情，又说英宗已经允诺进封自己为侯，群臣交相弹劾刘安擅离重镇，“素无智谋，莫救邦家之难，不由朝命，自加侯爵之荣”，应加惩治，以警示众人，郕王遂于同年九月初将之下狱，以论死处置，暂加禁锢。北京保卫战即将爆发，京师戒严，代宗赦免刘安之罪，授他为总兵官，命其成为京师九门中东直门的守将，抵御瓦剌攻击。
刘安奉命守备白羊口，在保定、真定及涿、易、通三州一带练兵。瓦剌劫掠河曲、代州，趁势南侵，代宗命刘安督率涿、易二州各军防御。内织染局左副使阮伯山劾奏刘安“先守大同，因虏寇边弃城，奔还京师，及守易州，不修边备”，代宗未加惩治，“令仍旧治事”代宗恢复刘安的广宁伯爵位，岁禄仍为一千二百石。
刘安被召回京师，复辟的英宗为报答刘安此前在大同馈赠之恩，进封他为广宁侯，赐世袭侯爵诰券，增其岁禄三百石，又奉命掌中军都督府事，获赐勋官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此后又与安远侯柳溥总管神机营军务。
昭武伯曹钦发动叛乱，刘安在动乱时被击伤，因而在九月被英宗特加为太子少傅，刘安因年老多病，上章请辞兵权，英宗允准。刘安病逝，宪宗闻讣讯，为他辍朝一日，依例赐祭葬，追封峄国公，谥号“忠僖”。
土木之变后，刘安与副将郭登严守大同府，使得瓦剌不得攻入明朝北境，北京保卫战时，刘安作为京师九门中东直门的守将，成功抵御了瓦剌的攻击。
第十二章 执法青天——龚永吉
龚永吉，字天民，号澹斋，浙江义乌龚大塘村人。官至大理寺卿，为官40余年，两讨麓川、五征川夷，南征北战，戎马生涯20年，平冤狱、决疑案，公正廉明，人称“龚青天”。
龚永吉，其父龚泰秉节尽忠，于南京金川门投城殉难时，龚水吉年仅4岁，龚泰殉节后，母亲傅氏带着他和两个姐姐扶柩回乡，依靠叔父龚寿为生。龚永吉自幼聪明伶俐，喜好读书，长辈见其秀异无比，都暗自欢喜，谓龚氏后继有人，平日对他十分钟爱。7岁时，入学攻读《四书》、《五经》，过目不忘，他谙晓大义，发誓继承先父遗志。龚寿之子龚徵士亦经常勉励他说：“我家世代书香门弟，且父辈均有报效国家之良臣、我们应努力学习，以继承先人遗志。”因受家庭的熏陶，龚永吉少年老成，言行举止，宛若成人，人们都称赞他气度不凡，日后必成大器。
龚水吉被选入县学为生员，其从兄龚徵士则经常来往于县城和家庭间，送菜送衣，问寒问暖。龚永吉出仕后，龚徵士又挑起全家生活之重担，步其父龚寿的后尘，龚永吉与龚徵土，仍效续着父辈的人生相携楷模，二人虽为堂兄弟，但情义胜过同胞。龚永吉入县学后，学习更为勤奋，诸子百家之书，无不涉猎，行文务求真实，从不用浮浪之语去牵强附会。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县学掌教胡同春称赞说：“此子深得圣人文章之要领，日后前程不可估量，不能等闲视之。”龚永吉除发奋读书外，还颇工书法，他尤善楷书，深悟王、钟笔法之精要。
龚水吉中浙闱乡荐会试乙榜，赴京会试，未中，入太学，在太学中，以才华著称，名动六馆。龚永吉出仕后，清正勤谨，卓有政声，终于引起了兵部尚书王强的关注，日后，他成了王骥的得力助手。
朱棣率“靖难师”夺皇位时，其次子朱高煦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封他为汉王，坐镇云南，他不肯去，改封坐镇青州，他又不肯行，懒在北平不走，并以李世民自居。朱高煦自持功大，日益骄横，连朱棣也不放在眼里，他蓄养亡命之徒，私造兵器，朱棣为防不测，便将他贬谪到山东乐安州。朱棣驾崩，由长子朱高炽即位，即历史上的仁宗皇帝，谁知朱高炽只做了一年零十一天的皇帝便一命呜呼了，于是由儿子朱瞻基即位，即历史上的宣宗。朱高煦被贬谪后，心中忿忿不平，他利用皇帝频繁交替之际，竟然效仿其父起兵“靖难”。宣宗听从大学士杨荣之言，御驾亲征乐安州。时龚永吉刚授职不久，因为被王骥看重，被授命护驾征讨乐安州，朱高煦的军队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王师旗开得胜，很快便奏凯班师了。
龚永吉因护驾有功，被宣宗器重，被举荐为会试掌卷官，三年期满考绩上乘，升阶承事郎。朱瞻基驾崩，由年仅9岁的儿子朱祁镇即位，亦即历史上的英宗，龚永吉升武选清吏司郎中。宦官王振乃朱祁镇年幼时即朝夕侍侧的太监，适值王骥奉旨筹边，迟延未复，王振乘机诬陷王骥图谋不轨，代英宗下旨将王骥下狱。龚永吉因是王骥的得力助手，在劫难逃，被贬谪至陕西平凉，平凉地处边境，生活十分艰苦，人皆为之不平，但龚永吉毫不介意，忍辱负重奉命赴任。
在太皇太后的直接干预下，王骥被释出狱，官复原职，英宗要他负责抵抗外来侵略的军事行动，王骥又极力保举龚永吉辅佐副总兵都督赵安、兵部侍郎柴车出征。英宗准奏，即命快马至平凉宣读诏书，龚永吉奉命在平凉与赵安、柴车合兵一处，过海子赤林、渡流沙河，直抵铁门关。在与北国交兵中，他献计献策甚多，并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因功著而官复原职。
龚永吉被贬谪平凉时，母傅氏去世，但因属被贬官员，行动不能自由，无法回家奔丧。现今官复原职，母亡已逾三年，他向英宗提出了归里祭扫先母的请求，但恰逢南方战事又起，龚永吉的祭扫先母之愿又成泡影。云南孟养府苗民首领思任发久存反叛之心，他看北国犯边，乘机起兵谋反，占缅甸，犯麓川，气焰十分嚣张。英宗命王骥亲自挂帅领兵征讨，龚永吉随军辅佐。
王骥率兵15万，分三路杀往云南，他多次采纳龚永吉的计策，火攻木笼山连破七寨，矢射铳击大象阵，大败蛮军，思任发的叛乱终于被平息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方战争刚刚结束，西北边战祸又起。因此，王骥所统的大军不能班师回朝，而是奉命开赴西北的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去征讨犯边的北国了。龚永吉通过详细的侦察，对远近各处的险关易隘均了如指掌，为王骥破敌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王师凯旋，龚永吉功不可没，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均以王骥能知人善用而称道，谓龚永吉“其德真足以致君而泽民，其才真足以折冲而御侮”。战争结束，龚永吉两次提出归里祭扫先母之请求，终于获准回乡，时距母丧已长达十年之久，服孝期满，回京复职。
龚永吉治军严明，他号令三军不许骚扰百姓，不许乱杀俘虏，对犯错误的将官、士兵亦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做到赏罚分明。时有押粮官十余人，因行动迟缓耽误了到达日期，按军令当处斩刑，但龚永吉认为云南地处山区，崇山峻岭连绵，耽误时间在所难免。于是他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说：“我们出兵的目的是为了保卫黎民百姓，而现在竟要将保卫他们的将领问斩处死，那这黎民百姓还叫谁来保护呢?我想这亦决非朝廷之意。”因他说得在理，终于保住这十余人的性命，在军伍中反映十分强烈。
英宗复位，龚永吉升为兵部右侍郎，因奸臣诬陷，于谦蒙冤被杀，龚永吉也被降阶改迁南京礼部侍郎，从龚永吉官阶的下贬，不难看出他当时确实是拥护于谦的主战派。龚永吉官阶被贬后，仍然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坚持为含冤受屈的官员申辩，上书20余道，迫使英宗采纳了部分意见。在他的极力斡旋下，有百余人幸免蒙难，就连在朱棣称帝时被无辜囚禁达50余年的建文帝之子朱文奎，也得以释放出狱。
龚永吉从北京的兵部侍郎迁为南京的大理寺卿，地位显然降低了，但他不计较这些，而是尽忠职守，秉公执法。有一刑部侍郎，在得了一在押富翁的贿赂后欲为其开脱罪责，用重金去贿赂龚永吉。龚永吉不图钱财、不畏权势，严厉地对那个侍郎说：“若将这有罪者开脱，那死者的冤枉又到何处去伸呢?国家的王法又有何用?”龚永吉对呈报上来的案件必亲自详细审查，因而平反了不少冤狱。
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平民项仕和被杀一案已滞积了十余年，始终不明不白，土豪孙志静因羡慕项仕和妻子长得漂亮，遂起了谋财夺妻的恶念，他伙同亲戚俞益合谋杀死了项仕和并霸占厂项仕和的妻子及家产。事发后，孙志静用重金贿赂了地方官为其开脱罪名，因有贪官的庇护，凶手一直逍遥法外。一日，具监察职权的都察院移文大理寺，欲将这悬案了结，龚永吉看了案卷后，觉得事关重大，必须得弄个水落石出，没有同意都察院的建议，不予以批复。据传，时值傍晚，他离衙回府，在路过太平堤时忽有一只白鹅阻道，任凭手下驱赶，总是不肯离去，只是对着龚永吉一味地哀鸣。龚永吉忽然想起，鹅与和偕音，莫非项仕和真有冤情未雪，遂对鹅说：“你若有冤枉，可随我到家。”鹅果然跟他而来，及至到门口，鹅忽然不见。第二天，龚永吉重新复阅案卷，果然发现了许多疑点，于是他就驳回都察院重新勘查，都御史萧维祯看了回文后，连连点头称是。当即就差御史毕亨亲往休宁勘查取证，结果查出了孙志静与俞益谋杀项仕和的证据，孙、俞二犯亦供认不讳而伏法。至此，一桩拖了十余年的沉冤终于昭雪了，虽然这个传说带有神化色彩，但龚永吉办案细心和执法必严的态度可略见一斑。
时有扬子江盗贼刘姓者，聚众抢劫，他们以贩卖食盐为名，凡遇到有钱财者即杀之以掠其财，一时扰得民心惶惶，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因他踪迹不定，官府也无可奈何。一日，有一手下被官府捕获，在审问时，他竟诬指平日与他意见不合，在南市经商者20余人为同伙，官府将这批商人捉拿归案，不分青红皂白就动之以大刑，因受刑不过，这20余人只得屈认为盗寇。该案报送大理寺裁决，龚永吉仔细阅卷分析，疑窦顿生：既是经商之人，怎会来去无踪，他遂传令将这20余人移送大理寺审问。经过详细审察，终使这20余人的冤狱得以平反，在释放这一天，这20余人竟三步一拜口呼“龚青天”，向龚永吉叩头调恩，被京城人一直传为美谈，由于龚永古的秉公执法，雪冤存活者逾百人。
龚永吉年近七十，有归老之意，但数次奏请告老还乡均未获准，龚永吉再次上疏恳求还乡，终于获准，还乡之日，文武百官具来送行，见龚永吉行李简肃，无不啧啧称善。龚永吉还乡后，在城南崇德里置马塘造屋数间，以耕读为业，过起厂隐居生活，他虽已古稀之年，仍关心乡里，诲人不倦，谦恭待人，对公益事业总是慷慨解囊。离他家五十步地名南井处，有一溪流。洪武年间，龚永吉叔父龚寿捐资建桥一座，因被洪水所毁，行人倍感不便，龚永吉回家后即捐资予以重建。
距家三里许的义乌江畔下埠头处，原有浮桥一座。经年失修，残缺不全。一到春季，洪水泛滥，过往者时有被溺；一到冬季，水结成冰，行人根本无法涉水。龚永吉又带头捐资修造舟楫，致使浮桥恢复如新。龚永吉回乡后，从不以自己曾做过高官而自居，待人接物一视同仁，虽属贫穷潦倒者，乃至农夫、牧童均以诚相待。在他当官时，闻知故乡发生灾荒，即命家人开仓赈济，救活乡民无数。龚永吉因病殁于家，享年73岁，朝廷闻讯，派员为之以三品式营葬，并制“秋水图”一幅以诗赐之。
第十三章 清廉传世——范理
范理，字道济，号操斋，天台县城人，明朝官员。乡试第一名，赴京会试，中进士，任江陵知县，升德安知府。德安有数百家民田为楚王府卫护所占，而租税仍要失田农户缴纳，乃上奏朝廷，尽归还其田。
自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旧都岁久失修，破旧不堪，因而葺造费颇巨，范理决定整顿都城，不使百姓增加负担。下令卖掉芦场新苇、分局旧木料和内库旧储存帛等，得银万两，修葺郊庙、宫殿、城楼、卫表、战船等。时因交通不便，各地由民工运往南京粮食，每石米运费高达3斗，征得朝廷同意，改由兵士运输，将节省10万石米运费作备荒赈济之用。
杨溥主持朝政的时候，他的儿子从家乡到京来看望他，杨溥问儿子：“你一路过来，可听说哪个守令好吗？”儿子回答说：儿从家乡来，路过江陵县，那个县的县令很不好。“杨溥问：“人们说了些什么？”儿子说：“就是对我的招待太马虎简单了，他是天台县的范理。”杨溥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名字，不久就向皇帝推荐，将范理提升为德安府知府，范理上任以后，办了很多好事。
范理施政，以礼为先，惩罚次之，扬善惩恶，不徇私情，由此盗贼敛迹、斗殴几绝，属境大治，百姓安居，生产发展。当地乡绅、父老感恩戴德，立“去思碑”于府治前颂扬范理德政。范理为南京吏部左侍郎时，对官员考核、黜陟，采用“考课公明”制度，杜绝徇私舞弊，一惟至公，一时人才举知激励，朝野俱赞其廉洁、公正。
范理一生忠于王朝，勤于政事，爱民如子，不辞辛劳，存心忠厚，操行廉洁，斟酌事体，合于时宜，深得民心。乐于从命，上亦为其嘉纳，公事之暇，笔耕不辍，范理为官40余年，以清廉传世。《台州府志》称其：“居官清慎忠勤，一以兴利为主……官至侍郎，家无半椽寸土之增，服食粗粝如贫士。”
第十四章 出讨两广——和勇
和勇，初名脱脱孛罗，迤北人，蒙古化伊朗人，属阿苏特部，明朝将领，鞑靼太师阿鲁台之孙、明朝左都督阿卜只俺之子。阿鲁台被瓦剌脱欢所杀后，和勇随父南归，被明廷授官安置，阿卜只俺死后，袭封带俸锦衣卫指挥使，积功至都督同知。以游击将军出讨两广兵乱，进官右都督，统两京达官军，随征夷将军赵辅、左佥都御史韩雍讨伐藤峡盗乱，并讨平余乱，以功进拜左都督。入朝督十二团营之效勇营训练，以功特封靖安伯。为人廉谨，在两广时以一无所取，受时人称赞，获谥“武敏”，后追封靖安侯。
脱脱孛罗，属阿苏特部，是蒙古化的伊朗人，是鞑靼太师阿鲁台的孙子，阿鲁台在明成祖永乐末年以后势力日衰，徙居母纳山、察罕脑包等处的阿鲁台，为瓦剌部首领绰罗斯·脱欢击杀，脱脱孛罗的父亲阿卜只俺困厄潦倒，携脱脱孛罗等人扣关请降，被明廷接纳，宣宗授阿卜只俺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在北京赐其府宅、什器。
归朝不久后，阿卜只俺逝世，脱脱孛罗袭封指挥使官职，并“带俸锦衣卫”，在紫荆关获“斩首虏功”，积功升至都督佥事。英宗下诏加授脱脱孛罗为都督同知，赐名和勇，在北直隶新乐县赐和勇田地一百亩。
因两广地区局势动荡，英宗诏令和勇充任游击将军，统领达官军、旗军一千人前往征讨。当时，总兵官颜彪不擅用兵，围攻大藤峡久而无功，使局面愈加难以收拾。颜彪听闻广西巡抚吴祯在武宣县杀降冒功，以此获得朝廷优赏，于是加以仿效，也滥杀归附朝廷的诸蛮及供给官军的平民，谎称捷报。朝廷进升颜彪的官秩，和勇也被进拜为前军都督府右都督。
经朝臣推举，宪宗命征夷将军赵辅、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韩雍出征两广大藤峡瑶民起事，和勇则充任游击将军，统领两京达官军随从征讨。都察院、六部科道奉诏追究四川、两广文武将官“失土失职、委靡不振”的罪责，宪宗从轻处理。其中，和勇也被停领俸禄，改充任为事官，仍在前线负责平叛。
大学士李贤采纳翰林编修丘濬“分兵驱逐、困厄两广瑶民”的献策，将之传达至在南京的韩雍处。诸将亦同意此策，请求派和勇率达军奔赴广东平叛，韩雍则率主力进讨广西，“分兵扑灭”。韩雍认为应该先攻其腹心，直捣大藤峡，“巢穴既倾，余迎刃解耳”。他倍道兼程，直趋全州，督兵十六万人，分兵五路，大破修仁叛瑶，擒斩叛军一千二百余人，斩首七千三百级，荔浦也被收复。韩雍抵达浔州，分官军为数路，分别从南、北方向及水路进攻大藤峡，其余官军则分据险要之地，和勇则与韩雍、赵辅在高振岭驻营，以都统诸军。韩雍、赵辅、和勇等督率诸军水陆并进，殊死作战，屡破叛军防线，直抵大藤峡上，最终活捉叛军首领侯大苟及其同党七百八十人。此役，明军共摧破敌寨三百二十四座，斩得首级三千二百余级，明军分兵进攻叛军余党，收复郁林、阳江、洛容、博白等地。
宪宗因两广战事结束，于是命赵辅等班师，和勇仍统领达军留驻广东，以协助韩雍剿灭叛军余党，和勇因功升任前军都督府左都督，增加岁俸一百石。之后，叛军余党侯郑昂等再起兵侵扰广西，攻掠州县，两广叛乱再次兴起，叛军一路劫掠至广东，钦、化二州都遭其扫荡，和勇亲捣叛军巢穴，在浔州生擒侯郑昂等，抢回被叛军掳掠的男女四千三百人。兵部弹劾和勇、韩雍及广东镇守太监陈瑄等，在两广“流贼攻劫”时隐匿不奏，致使叛军坐大，宪宗令三人据实自陈，既而又加宽宥，宪宗设置十二团营坐营官，将和勇召回，命其都督效勇营训练。
宪宗录平两广叛乱功，对和勇等人加以厚赏，和勇自称战功与赵辅相同，却赏不酬劳，在赵辅受封伯爵时仅被进升官秩一级。兵部则认为赵辅封伯出自宪宗特恩，和勇近期两次受赏，已难以再封，宪宗因其在先平大藤峡乱，又在余乱中再立战功，于是特封他为靖安伯，岁禄一千一百石，食禄于中军都督府。
延绥总兵官许宁奏称：“鞑靼开元王把哈孛罗多次想要率众南降，但担心朝廷因前事怪罪，请求朝廷加以抚慰，以稳固其归附之心。”兵部认为，把哈孛罗如果想要投降，应该让和勇寻访在明廷中与把哈孛罗相识的达官，命其赶赴总兵官朱永处，在把哈孛罗抵达边境时，可以宣谕朝廷恩德，“释其狐疑”，宪宗同意。和勇去世，宪宗闻讣讯，依例赐祭葬，谥号“武敏”，允许其子孙世袭指挥使，后追封靖安侯。
第十五章 立朝敢言——章纶
章纶，字大经，温州乐清人，明朝名臣、藏书家。登进士第，官授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年间升任礼部仪制郎中，因“性亢直，不能偕俗”、“好直言，不为当事者所喜”，在礼部侍郎位二十年不得升迁。章纶辞官回乡，去世时年七十一，获赠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恭毅”，著有《章恭毅公集》、《困志集》等。
章纶，出生在温州乐清，其祖先原为乐清北阁吴氏，后出继南阁章氏，遂以章为姓。登进士第，获授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初年，章纶被召回任礼部仪制郎中，章纶见国家多有变故，经常慷慨上书论事，他曾呈上太平十六策，总共达一万余言。也先议和后，章纶请求全力修整武备，以待将来之变。宦官兴安请代宗修建大隆福寺，建成之后，代宗将临幸该寺，章纶与河东盐运判官杨浩均上疏劝谏，代宗便取消前往的计划，章纶又因发生灾异，请求寻找导致灾变的原因，用语非常恳切。
谏官钟同上奏请求复立储君，两天后，章纶也上疏陈述修德消灾等十四项建议，主要为：“宦官不可干预外朝政事，佞臣不可偷窃事权，后宫不可盛行声色。凡阴盛之类的事，请都禁止。”他又说：“孝悌是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之后朝见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食之仪。上皇英宗君临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陛下曾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陛下与上皇，形虽异体，实同一人。臣伏读奉迎上皇回宫的诏书说：‘礼惟有加尊而不能降低，义则以卑来奉尊。’望陛下履行这一诺言，或者在初一、十五，或者在节日元旦，率领群臣在延和门朝见上皇，以示兄弟之情，这实是天下的至愿。还要请恢复汪皇后中宫的地位，以正天下之母仪；恢复沂王储君的地位，以定天下之大本。这样则和气充盈，灾异自消。”
奏疏呈入后，代宗大怒，当时太阳落山、宫门已经关闭，代宗于是命将圣旨从门缝中传出，立即将章纶和钟同逮入诏狱。他们受到惨酷的拷打，逼迫他们交待主使人以及交通南宫的情况。二人濒临死亡，但终无一语。正好刮起大风，飞扬的尘沙使白昼变暗，案情稍得缓解。代宗令禁锢他们。次年，杖打廖庄于宫门之下，并封杖到狱中杖打章纶、钟同各一百下，钟同竟被打死，章纶仍长期关押。
英宗复位后，郭登说章纶和廖庄、林聪、左鼎、倪敬等人都因直言而忤逆了时政，宜加以表彰和提拔，英宗于是立即释放章纶。英宗命内侍宦官寻找章纶先前的奏疏，但找不到，内侍从旁背诵了几句，英宗叹息再三，升章纶为礼部右侍郎。
章纶虽因具备大节被英宗所重，但他性格仍刚直如故，不能随俗，石亨贵幸之后，召公卿去饮酒，章纶推辞不去，又多次与尚书杨善论事意见不合，石亨、杨善便一同贬低章纶。章纶于是被调到南京礼部，又在那里改调到吏部。
宪宗即位后，有关官员根据遗诏请求宪宗举行大婚，章纶说：“先帝山陵尚新，年号还没改，先帝逝世百日即改行吉礼，心中能自安吗？陛下登基之初，应当以孝治天下。三纲五常实根源于此，请待来春之后再举行。”他的建议虽然不被采纳，但天下都很敬重他的话。
章纶的儿子玄应冒名考中会试，给事中朱清、御史杨智等人因此弹劾章纶，宪宗命侍郎叶盛调查。章纶与佥都御史高明考察百官，二人意见不合，奏疏呈上后，章纶又独自上奏说给事中王让不参加考察，并且说高明刚愎自用，自己的意见多不见赞同，请求将他与高明一同罢免。他的奏章都下到叶盛等人手中。于是王让以及参加考察的诸臣连着上书弹劾章纶。章纶也多次上疏请求罢免，宪宗不听。后来叶盛等人查出玄应确实是冒名，宪宗宽宥了章纶，而他所奏的其他事情，也都不问。不久，他又转调礼部。温州知府范奎被弹劾调官，章纶说：“温州是臣的故乡，范奎大得民心，他解官之日，士民三万人哭泣攀着车辕，留了十八天才得离去。请求让他回任，以安慰民望。”奏章下到有关部门，竟被搁置。
章纶为人憨直，屡次直言进谏，始终不为当权者所喜，任侍郎二十年，不得升迁，以年老请求离去。在家乡南阁建祖先祠及学校，筑藏书楼，章纶逝世，年七十一。章纶的妻子张氏呈上他的奏稿，并请加恩，宪宗嘉奖叹息，宪宗追赠章纶为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恭毅”，授予他的一个儿子为鸿胪寺典簿，朝廷为表彰其德行，特立“会魁”、“尚书”牌坊。
章纶少嗜学，昼夜诵读不倦，聚书数万卷，建“藏书楼”于宅西空地，所藏自六经子史以至星历医卜，皆搜罗，又有藏书、读书之所名为“马屿书堂”，为雁荡山南阁八景之一。
第十六章 崇仁之学——吴与弼
吴与弼，初名梦祥、长弼，字子傅，号康斋，崇仁县莲塘小陂人，是崇仁学派的创立者，明代学者、诗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
吴与弼的先祖吴兢，为唐朝汴州人，唐睿宗时为朝廷议大夫，吴兢的七世孙吴宣，迁居抚州，吴与弼的高祖吴景南，擅长诗赋，元代理学大儒吴澄曾为其诗集作序。曾祖吴审，“博学、诗藻清丽”，祖父吴泾，迁居崇仁，父亲吴溥，官到国子监司业，著有《古崖集》。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对吴与弼的教育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吴与弼六岁入学，七岁学对句，八、九岁在乡学读书时，即已崭露头角，对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十六岁学诗赋，十八岁习以科举之业。年方十九赴京侍奉时任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得拜明代“三杨”之一的冼马杨溥为师。其时，在其父任所获读朱熹所编之《伊洛渊源录》，自谓“睹道统一脉之传”，“于是思自奋励，窃慕向焉，而尽焚当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而后已”。
吴与弼谢绝与人交往，独处小楼二年，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洛学、闽学两个学派的语录，无意进入仕途，决心以讲授理学，传播程、朱哲学思想为己任。吴与弼一生不应科举，讲学家乡，屡荐不出。由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举入朝，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荐举，他都谢绝不出。御史陈述又荐举他入阁讲学，帝下诏江西巡抚韩雍前往礼请，他又辞谢不出。
石亨与大学士李贤上疏荐举，并派人前往征召吴与弼进京，授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上疏请辞。英宗召入文华殿，咨询其因，他以“浅陋之学，衰病之躯，有负期待之重，岂敢窃禄为官”力辞，后又多次上疏辞职，并由其子向吏部告以病重，才得以允准。辞官归里后，在呈英宗的谢表中力陈十事，说：“一曰崇圣志，二曰广圣学，三曰隆圣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谨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齐庶政，九曰广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词语恳切，获英宗嘉许，派人护送回乡，并命地方官按月支给仓米，以示关怀。
吴与弼晚年，家境窘困，负债累累，贫病交攻，终不失志。吴与弼不仅是明初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的人，其“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吴与弼教学，“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常用程子的话勉励学生说：“当以圣人为志；言学，当以道为志。然进修不可躐等，必先从事于小学，以立其基；然后进乎大学，以极夫体用之全。”要求学生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登天。
吴与弼主张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引导、为人师表，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他一生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将生活性、实践性、道德性融为一体，用“理”来检点日常行为，自我教育，自我反思。
从其学者数百人，不少学生均成为后来的名人学者，如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车泰、罗伦、谢复、周文、杨杰、饶烈等笃学之士。其弟子后又分成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学派之宗；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于此可见其历史影响之大，与弼品德高洁，襟怀坦白，不计个人恩怨，而学识渊博，人称“康斋先生”。
第十七章 群臣之首——孙继宗
孙继宗，字光辅，山东济南府邹平县人，明朝勋戚、大臣，安国公孙忠之子、孝恭章皇后孙氏之兄。宣宗时，孙继宗累官锦衣卫指挥使，景泰时期，进官都指挥佥事，袭封会昌伯，夺门之变后因功进封会昌侯，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之后督五军营戎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为明代少数以外戚得掌兵权者。宪宗即位后，兼督十二团营，主持经筵事并监修《英宗实录》，长年位居朝臣之首，孙继宗逝世，年八十五，获赠郯国公，谥号“荣襄”。
孙继宗，是宣宗的第二任皇后、孝恭章皇后孙氏的兄长，其父孙忠因此得封会昌伯。孙继宗被授为府军前卫指挥使，“带俸不管事”。后来，孙继宗参与太监曹吉祥、大将石亨等人发动的夺门之变，使得被囚禁于南宫的英宗成功复位。英宗复辟后，进封孙继宗为会昌侯，增岁禄至一千二百石，随后加勋号、散官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自身可免二死、子免一死，赐世袭侯爵的诰券，孙继宗的几个弟弟担任都指挥佥事的，也都改至锦衣卫供职。
孙继宗疏奏：“正月十七日清晨，臣随总兵官、忠国公石亨、太平侯张軏、文安伯张輗及弟弟孙显宗率子侄、甥婿、义男、家人、军伴等四十三人，各自藏有兵器，夺取东上门，直抵宫门，恭请皇上重登大宝。请求将跟随臣的官军人等依照跟随石亨的人员，一同升授官职。”英宗在同年底进升孙显宗为都指挥同知，并授予孙继宗之子孙琏为锦衣卫指挥使，他的女婿、指挥使武忠进官都指挥佥事，孙氏家奴被授官者多达十七人。
自景泰年间以前，没有外戚执掌兵权的先例，英宗复辟后，眼见石亨、张軏等人以京营军队完成夺门之变，所以打破成规，命孙继宗提督五军营军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以此稳握兵权。一次，英宗的侍臣中有人为孙继宗的弟弟孙绍宗求官，英宗颇为不满，召来阁臣李贤说：“孙氏一门，长子封侯，次者都位居显官，子孙二十余人也被授官，这已经足够了。如今又有人以抚慰太后之心为名，为孙绍宗求官，这些人不知道当初加封孙氏子弟时，朕多次向太后请示，才获准许，太后因此连日不高兴，说：‘这些人对国家有什么功劳，滥授这些官爵。物盛必衰，一旦获罪，我也包庇不了。’太后的意思很清楚了。”李贤称赞太后盛德，并从容地讲述自明代开国以来外戚不掌军务的成规。英宗听后，解释道：“从前内臣说京营军非皇舅掌管不可，为此太后至今还在后悔。”李贤说：“所幸会昌侯为人还算淳厚、谨慎，不过以后不得援此事作为成例。”英宗称善。
锦衣卫指挥使逯杲奏陈孙继宗、孙绍宗及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都侵占了官地，建立私庄，英宗命他们各自具实奏报，孙继宗等服罪，这才被宽赦，英宗只将管庄的人一律逮捕问罪，将土地还于官府而已。此前，石亨因事获罪，因“夺门”功受赏者稍稍被裁革，孙继宗因此替孙显宗、武忠及自己的子孙、家人、军伴辞去官职，英宗只夺去他的家人、军伴等九人的职务，其余一概不问。
昭武伯曹钦之乱平定，孙继宗进官太保。次年，他因病奏请解除兵权，并辞去太保之官，英宗不允，并命御医前往诊视。宪宗即位，命孙继宗提督十二团营兼督五军营，并知经筵事，负责监修《英宗实录》，朝廷每有大事商议，一定以孙继宗为首。宪宗重新核实夺门之功，他人爵位多有废黜，唯有孙继宗仍得侯爵，之后，孙继宗请求辞官修养，宪宗不许。
《英宗实录》修成，身为监修官的孙继宗被加授为太傅，兵科给事中章镒上疏认为：“孙继宗久掌兵权，尸位固宠，急应将其罢退，以保全有始有终的名声。”孙继宗闻讯，遂上疏恳求辞官，宪宗这才优诏解除他京营掌军之职，依旧掌后军都督府事并知经筵，参预朝政。孙继宗之后再辞余下官职，宪宗仍是不准，只免其“奏事承旨”之职而已。
孙继宗，在明英宗、宪宗时期，督五军营戎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一度兼督十二团营，为明代少数以外戚得掌兵权者，又主持经筵事，并监修《明英宗实录》，长年位居朝臣之首。
第十八章 海南三贤——邢宥
邢宥，字克宽，号湄邱，文昌人，明代政治家、学者、海南三贤之一。为官20余年，历任四川临察御史、浙江台州知府、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右佥都御史、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
邢宥，小时候就聪敏异常，五岁读《三字经》，日记数十言，10岁作《勉学诗》，初露他已具治国齐家之志。入乡校时，每次月试季考均名列前茅，14岁补文昌弟子员，26岁乡试中举，登二甲进士第。
邢宥一生为国为民，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在政治上有很大的作为，在学问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一生中非常喜欢读书写作，对书法也有一定的研究，著作有《湄丘集》传世，对于海南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清代海南探花张岳崧将其同海瑞、丘濬誉为海南三贤。
邢宥为官时犹以善断疑案而著称，他在监察御史任上，正逢太监王振家出事被抄家，当时有人诬告王振的家人孙太安藏匿钱财，牵连20多人被捕，朝廷特派邢宥与锦衣卫官于信审理此案。于信主张立即没收孙家财产，并横蛮地威胁说：“不然，祸立至。“邢宥沉着果断，秉公办事，经过多方稠密查核，证实该案纯属伪造，从而挽救了数十个民众的性命，赢得当地人民拍手称颂。
邢宥巡抚福建，恰有巡海官符文抓获犯禁入海的几十人，被判死刑，临刑时，冤屈痛哭之声震天动地。邢宥疑为伪案，便缓期执行，经过一月查究，果然抓获真盗，从而挽救了数十个民众的性命。邢宥还非常善于谋兵用计，邢宥出巡辽东，发现沈阳军官中有50多人，偷盗官府储藏的物资，邢宥考虑到沈阳三面受敌，如果对这些犯错误的军官都从严惩处，一旦敌人侵犯，将无人带兵守城。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只罢黜为首的两名军官，罚其余的守城，城守得好，立功者可以赎罪、受奖，没有多久，敌人果然侵扰沈阳，这50多名受从宽处理的军官英勇杀敌，护城立功，使沈阳化险为夷。
44岁的邢宥被提升为浙江台州知府，台州的民事案件虽然很多，但邢宥都不厌其烦，细致地一一缘情据理，加以断处，使得民众信服。邢宥居台州一共4年，回京时，有人诬告“台民争持金帛数百里外赆”送邢宥，至使被降为晋江县令。赴任未到三月，遇赦，“宪宗复其职，改知苏州”。当时的苏州，“田赋甲天下，丁役杂办视他郡倍蓰焉”，因此有“妄宗揽纳秋赋，置之法，得其脏万缗，以堤沙河，甓官道”。
苏州大水，“民饥，不待奏辄发米20万斛以赈”，救了40余万灾民，同僚对邢宥这种专擅的做法深表忧虑，但邢宥颇不以为然，毅然说道：民命危在旦夕，如果等待呈报批准才开仓救济，那就来不及了，专擅之罪，我一人担当。邢宥此举，得到明宪宗的谅理，对他赐勒褒奖，苏州民众对邢宥更是赞颂不已。
因为邢宥“素廉介，及治苏，严而不苛”，所以被宋杰荐于朝，提升为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巡抚南畿，总督兵民财赋，兼理浙江喜湖抗三府粮储。邢宥在任期间，经常“询官治，察民隐，奖廉能，黜贪懦，枉奸宄，抑豪右，事无微钜，靡不悉心”。据《明史》记载，邢宥罢黜不称职的属吏共170余人，同年冬季，邢宥兼理两浙盐政，“法罪伪造”。
53岁的钦差大臣邢宥，巡抚江南浙江二省，“凡一应军务，民情利病，官吏黜陟，悉所从宜处置，免其先奏”。邢宥向朝廷请求辞官，经再三请求，皇帝才批准了他，邢宥辞官后，回到故乡文昌市水吼村，在东昆港北湄的山丘上盖了一间“湄邱草亭”，以读书写作自娱，因此自号“湄邱道人”。虽到晚年，仍手不释卷，足迹未尝至城市，著有《湄邱集》十卷，今存二卷。
邢宥寿终正寝，享年65岁，皇帝闻其死讣大为悼惜，派遣广东承宣布政司右参政谢璃谕于家设祭皇帝在祭文中对他予以表彰：“早擢贤科，授任风纪，进秩专庆，茂著循良之绩“，内阁大学士丘濬撰墓志铭，都察院右都御史戟缙撰行状，对其生平有高度的评价。
第十九章 北京故宫——蒯祥
蒯祥，江苏吴县鱼帆村人，建筑匠师，世袭工匠之职，公认的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蒯祥自幼随父学艺，蒯父告老还乡后，儿子已在木工技艺和营造设计上成名，并继承父业，出任“木工首”，后任工部侍郎。曾参加或主持多项重大的皇室工程，任工部左侍郎，负责建造的主要工程有北京皇宫、皇宫前三殿、长陵、献陵、隆福寺，北京西苑、殿宇、裕陵等。
朱棣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征召全国各地工匠，前往北京继续大兴土木，蒯祥作为明成祖的随从人员，先期北上，参加皇宫建筑设计。由于蒯祥的设计水平高人一等，被任命为皇宫重大工程的设计师。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设计和组织施工作为宫廷正门的承天门。这项工程在蒯祥运筹下竣工，其城楼形状与今日大致相仿，但规模较小，这就是最早的天安门，原名“承天门”，建成之后，受到文武百官称赞，永乐皇帝龙颜大悦，称他为“蒯鲁班”。
蒯祥在京40多年，在正统年间年，负责兴建奉天、谨身、华盖殿三大殿。承天门被大火烧毁，八年后，英宗命工部尚书白圭主持重建，白圭请他重建9开2层的木构城楼，以及两宫、五府、六衙署等，还亲自主持明十三陵中的裕陵建造。蒯祥因有功于朝廷，从一名工匠逐步晋升，直至被封为工部左侍郎，授二品官，享受一品官俸禄。
蒯祥在建筑学上的创造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精通尺度计算，每项工程施工前都作了精确的计算，竣工之后，位置、距离、大小尺寸、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其几何原理掌握得相当好，不论在用料、施工等方面都精心筹划，营造的榫铆骨架都结合得十分准确、牢固。在北京皇宫府第的建筑中，蒯祥还将江南的建筑艺术巧妙地运用上去，他采用苏州彩画，琉璃金砖，使殿堂楼阁显得富丽堂皇。
蒯祥不仅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据记载，蒯祥能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一模一样，技艺可谓是炉火纯青。在当时营建宫殿楼阁之时，他只需略加计算，便能画出设计图来，待施工完毕后，建筑与设计图样大小尺寸分毫不差，就连宪宗也很敬重他。
在他任职期间，先后搞了不少修建工程，不仅如此，蒯祥受人称赞的还有他的人品，尽管他的官职很大，但是他为人仍然非常谦逊俭朴。到了晚年，虽然他已经主动辞官隐退，但每当有营造工程向他请教时，他还是非常热心地指导。蒯祥终年84岁，蒯祥的后代子孙大多继承了他的技艺，直到晚清时，仍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香山”的说法。
第二十二章 平定荆襄——白圭
白圭，字宗玉，北直隶真定府南宫市人，明朝名臣。登进士第，授官御史，随征瓦剌，并在土木之变后逃回。之后历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浙江右布政使，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平定苗民起事。选即再以兵部右侍郎参赞军务，抵御鞑靼孛来入侵，后升为工部尚书。奉命提督军务，与抚宁伯朱永等讨平荆襄流民刘通之乱，以功加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又提督十二营操练。有《白恭敏奏疏》等传世
白圭，其祖上为磁州人，后徙居隆庆州，之后又徙居北直隶真定府南宫市，遂定居于此。英宗恼怒朵颜三卫阳奉阴违，侵扰边境，于是命成国公朱勇等四路各率精骑万人出击，白圭担任朱勇部的监军，随军屡破三卫军，史称此役之后，“三卫从是寝衰”。随后，白圭曾奉命巡按山西，辨析冤狱上百起。
白圭随英宗北征瓦剌，“土木之变”爆发，随行的十三道御史仅有白圭等二人得以生还，当时京师戒严，选取朝臣分别外出，选兵勤王，白圭前往泽州。“北京保卫战”胜利后，瓦剌退走，白圭回朝，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景泰年间，白圭升为浙江右布政使，任内协助诸将讨平侵袭处州的福建贼帅郑怀冒。
英宗擢升白圭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协助南和侯方瑛讨伐贵州东苗干把猪等叛乱，白圭认为谷种诸夷是东苗的羽翼，于是先派兵攻破谷种营寨一百四十七座，与方瑛等合兵于青崖，连克四百七十余寨，乘胜进攻叛军大营六美山，生擒干把猪，威震诸苗。战后，白圭留任湖广巡抚。
白圭被召入朝，任兵部右侍郎，鞑靼哈喇慎部领主孛来入侵庄浪，朝廷命白圭与都御史王竑奔赴边境，参赞都督冯宗的军务，分兵巡边，其中，白圭曾在固原州破敌。白圭入朝进升为工部尚书，督造裕陵、修建承天门。
荆襄流民首领“刘千斤”刘通率数万流民作乱，宪宗命抚宁伯朱永总兵征讨，白圭奉命提督军务。次年，刘通就擒，献俘京师，适值父丧，白圭还葬父亲，其后以功加太子少保，升赐从一品俸兼兵部尚书，驿召至京，又令提督十二营操练，寻赐玉带、宝刀、织金麒麟服，以宠异之。白圭请求大举搜套，以驱逐定居于河套地区的鞑靼部落，但明廷三次换将，屯兵八万，耗资甚巨，最终不能成功。
白圭因病上疏请求致仕，朝廷命他在京调理，不准致仕。白圭病逝于任上，享年五十六岁，宪宗闻讯后，追赠少傅，谥号“恭敏”，赐祭葬及抚恤助丧之财物。
白圭才识过人，遍历朝廷内外官职，数次参预军旅之事，在南下征讨苗乱、西北抵御鞑靼的战役中颇有功劳，尤以平定荆襄流民的功劳最为人所称道。
第二十章 《见庵文集》——林聪
林聪，字季聪，号见庵，福建宁德七都人，官拜刑部尚书，父林观，擅诗文。林聪幼承庭训，刻苦攻读。
林聪耿直敢言，上任初即针对宁德县宝丰银矿劳动条件恶劣、课银额重等情况上《请免宁德县除办银课外别项差办状》，但未被采纳，次年福建参政宋彰定该矿岁课银3090两，比永乐元年增加1000多两。叶宗留领导矿工在闽、浙边区起义，与沙县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彼此呼应，声势很大，林聪再次上疏，极言福建银场课银之艰，乞速减免，矿工起义被镇压后，明朝廷终于接受林聪建议，罢宁德、建宁银税。
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侵边，宦官王振挟持英宗仓促北征，在土木堡大败，英宗被俘。“土木之变”后，林聪多次上疏，抨击宦官擅政的诸多弊端。代宗废英宗的皇太子，立己子为太子，众人唯唯，独林聪认为不可，后也先将英宗放还，代宗担心于己不利，欲薄接礼，独林聪请求备銮接回，林聪还上疏要求，将王振乱政与党恶之罪昭示天下，但代宗不置可否。
林聪受命纠察刑狱，对冤狱给予平反，当时湖广巡按使蔡锡因弹劾副使邢端“贪纵”，反遭邢端之攻讦，系狱经年。林聪查明邢端劣迹，上疏奏明，将邢端下狱，蔡锡获释。当时，也先遣使入贡，自称“大元田盛可汗”。朝廷议论对也先的称呼，众大臣主张顺其自称为可汗，独林聪以为不可。代宗不听，仍遵大臣议。大学士商辂上书，言六科不可无林聪，代宗乃复林聪为吏科给事中，林聪目睹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上疏弹劾权贵石亨等人倚势侵田，要求将擅占民田者治罪，并还田与民。
林聪刚正不阿，仗义执言，不少佞臣因之下狱、贬官或外调，因声望日隆，也遭到一些人的嫉恨。御史黄溥等弹劾林聪挟持吏部、徇私荐举福建参政许仁达为巡抚，以及泄私怨弹劾兵部主事吴诚等事，林聪因此被判死罪。大学士高谷、礼部尚书胡滢皆为林聪抱不平，极力挽救，代宗遂诏释林聪，将其贬为国子学正。
英宗复位，升林聪为左佥都御史，受命前往山东赈饥，林聪开仓济民，救活145万人，回朝复命后，升右副都御史。林聪鉴于苛刑峻法下冤狱不断，上《乞缓重狱疏》，提出春判秋决的主张，使死刑犯得有时间上诉复审，减少冤狱。英宗纳其言，诏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会同廷臣审录重囚。”此制谓之朝审，遂成永制。曹钦谋反，官府镇压时累及无辜，林聪急令制止，并为无辜者辩冤。
江淮一带饥荒，朝廷命林聪前往赈灾，林聪奏请“贷江南粮及支运粮数十万给民，且与之种”，赈饥回京后，升任右都御史。林聪巡抚大同，苦心筹划，整饬军务，加强边备，因积劳成病辞官。病愈后应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升任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虽已年过六旬，但仍夙夜匪懈，详核案件，为蒙冤的死囚平反，总数不下600人，由于秉公办事，声望益著。
林聪与宦官汪直、定西侯蒋琬往辽东查办案件，上疏乞归未准，病逝于任上，享年六十八岁，朝廷诰授荣禄大夫、太子少保，谥庄敏。林聪著有《奏议》8卷、《见庵文集》14卷，有抄本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