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仁宗之嗣——朱瞻埈、朱瞻墉等
朱瞻埈，朱高炽庶长子，明朝第一代郑王，乃李贤妃所出，被封为郑王。明仁宗崩逝时，张皇后命令朱瞻埈和他的弟弟襄王朱瞻墡监国，直至明宣宗即位。后来宣宗亲征乐安，仍然朱瞻埈和朱瞻墡守北京。朱瞻埈就藩凤翔府，明英宗下诏迁至怀庆府，朱瞻埈先留在北京，次年就藩。朱瞻埈个性暴厉，数次杖打打死人，明英宗以御史周瑛为他的长史，他的行为稍有收敛，在位四十二年，谥号靖，其子朱祁锳嗣位。
朱瞻墉，朱高炽嫡次子，母诚孝昭皇后张氏，明朝第一代亦为唯一一代越王，王妃吴氏，吴升之女。受封越王，建邸衢州府，但他并未就任，在位十五年后，谥号靖，年三十四岁，葬白水峪，越国被撤除。
朱瞻垠，朱高炽庶次子，初封静乐王，永乐十九年薨，谥“庄献”。仁宗即位，追加封为蕲王，谥号“献”，无后。
朱瞻墡，朱高炽嫡三子，宗室大臣，明宣宗朱瞻基同母弟，母为诚孝昭皇后张氏。作为皇孙，册封湘王。庄重警觉，颇有令誉，就藩于长沙府。土木堡之变后，不肯即位，让位于明代宗朱祁钰，明英宗复位后，多次入朝，礼遇甚隆。
明英宗北狩时，诸王之中，朱瞻墡最长且贤，众望颇属，孙太后命取襄国金符入宫，终不果召。朱瞻墡上书请立皇长子见深，令郕王祁钰监国，募勇智之士迎回车驾。书至，明景帝立数日矣，明英宗还于京师，居于南内，上书明景帝『宜旦夕省膳问安，率群臣朔望见，勿忘恭顺』。
明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告于谦、王文有迎立外藩之语，帝颇疑朱瞻墡。久之，从宫中得瞻墡所上二书，而襄国金符固在孙太后阁中。乃赐书召朱瞻墡，比二书于《金滕》。入朝，宴于便殿，避席请曰：“臣过汴州，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贤，以诬逮诏狱，愿皇上加察。”帝立出签，命为大理卿。诏设襄阳护卫，命有司为王营寿藏。及归，帝亲送至午门外，握手泣别。朱瞻墡逡巡再拜，帝曰：“叔父欲何言？”顿首曰：“万方望治，如饥渴，愿省刑薄敛。”帝拱谢曰：“敬受教。”目送出端门乃还。天顺四年，复入朝，命百官朝王于邸，诏王诣昌平谒见三陵。及辞归，礼送加隆，且敕王岁时与诸子得出城游猎，盖异数也。六年又召，以老辞行。岁时存问，礼遇之隆，诸藩所未有，成化十四年薨。
朱瞻堈，朱高炽第六子，明宣宗朱瞻基异母弟，母亲顺妃张氏。封荆王，就藩建昌府。王府在县城西南的天一山，因宫中有巨蛇自房梁垂到地上，就请旨离开江西，被徙封到湖北蕲州，谥号宪王。
朱瞻墺，朱高炽第七子，母亲是李贤妃，被封为淮王，就藩广东韶关。后因韶关“多瘴疠”，迁藩饶州府，谥号靖王。
朱瞻垲，朱高炽庶八子，母恭肃贵妃郭氏，受封滕王，建邸云南，未之国，在位一年后，去世，谥号“怀”，年十七岁，葬西山，滕国被撤除。
朱瞻垍，朱高炽第九子，明宣宗朱瞻基异母弟，母为恭肃贵妃郭氏，封为梁王，就籓安陆。宣德初年，明宣宗下诏郑、越、襄、荆、淮五王岁给钞五万贯，惟梁王倍之。襄王朱瞻墡自长沙徙襄阳路过安陆，与朱瞻垍留连不忍去，濒别，朱瞻垍恸曰：“兄弟不复更相见，奈何！”左右皆泣下。上奏称王府潮湿，希望搬到高爽干燥的地方，帝诏郢中岁歉，俟有秋理之，竟不果。病逝，谥号“庄”，无子国除，同年葬封内瑜坪山之原。梁王府故得郢田宅园湖，后皆赐襄王府，及睿宗朱祐杬，封安陆，尽得郢、梁邸田，供二王祠祀。
朱瞻埏，卫恭王，明仁宗朱高炽的第十子，明宣宗朱瞻基的异母弟，生母贵妃郭氏，被封为卫王，去世，谥为卫恭王，死后无子，被削除。
嘉兴公主，明朝公主，明仁宗朱高炽长女，母为诚孝昭皇后。下嫁井源，进封嘉兴大长公主，正统四年去世，享年三十一岁，此后十年，井源死于土木之变。
庆都公主，名朱圆通，明朝公主。明仁宗朱高炽次女，母妃赵氏。下嫁焦敬，进封庆都大长公主，正统五年去世，享年三十二岁，明宪宗为此罢朝一日，后赐丧葬如旧。
清河公主，明仁宗之女，母不详。下嫁李铭，八年薨。
德安公主，明仁宗朱高炽爱女，母为恭肃贵妃郭氏，早卒。
延平公主，明仁宗朱高炽第五女，母不详，未出嫁就逝世了。
德庆公主，明仁宗朱高炽第六女，母不详，未下嫁就逝世了。
真定公主，明仁宗朱高炽第四女，母李贤妃，下嫁王谊，景泰元年去世。
第四章 诚孝皇后——张皇后
张皇后，名不详，永城人，指挥使赠彭城侯张麒之女，朱高炽元配，朱瞻基之母，朱祁镇之祖母。封燕王世子妃、皇太子妃。明仁宗即位，册立为皇后，宣宗即位，尊为皇太后，英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由于英宗年幼，张皇后便成为实际上的摄政。张皇后崩逝，谥号“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葬献陵。
张皇后，为人贤慧贞静、有谋有守，堪称女中豪杰，历经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有多次临朝听政的机会，却谨守妇道，安于内宫。而且对自己的娘家人严格管束，不使他们随便干预朝政，是一位备受称道的贤后。
张皇后，被封为燕世子妃，她的公公就是燕王朱棣，张家只是小康之家，父亲是张麒。张麒是在张氏做了皇后之后，父以女贵，才被封了彭城伯，张皇后有两个哥哥，也都在燕王帐下效力。当时还只是燕世子的朱高炽，十分不讨燕王朱棣的喜爱，燕王起兵造反之后，亲自带兵四处征战，朱高炽因为身体肥胖，脚又有点跛，骑不得马，因此被留守北平。朱高炽由于留守后方，在整个靖难之役中不在朱棣身边，他的两个兄弟汉王、赵王时时在朱棣面前进谗言，想取而代之。
朱棣做了皇帝之后，因为汉王功大，朱棣手下的几位大将也拥立汉王做皇太子，朱棣自己也常常摇摆不定。一日，朱棣夫妇在内苑举行宴会，张氏亲自下厨服侍，朱棣很高兴，对皇后说：“新妇贤，他日吾家事多赖也。”因为张氏的能干，很得公公的喜爱，这对于仁宗朱高炽储位的稳固有很大的帮助。
仁宗朱高炽顺利登基后，张氏也随之被册封为皇后，可惜没过多久，仁宗便过世了，她的儿子宣宗即位，张氏被尊为皇太后。宣宗即位之后，十分孝顺母亲，每天早晚都要到母后的寝宫问安，四方朝贡的物品也都首先进献给母亲。每当遇到重大的军政要事，总不忘向母亲禀报，而张太后也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不干预朝政。宣宗和他父亲统治时期，国泰民安，一派盛世景象，被史家称为“仁宣之治”。
为了给常居深宫的母亲解闷，宣宗和张太后，还有他的嫔妃们畅游西苑，宣宗亲自搀扶着母亲走上万寿山，捧上美酒敬祝母亲万寿无疆。第二年，宣宗还陪同母亲去拜谒明祖父成祖朱棣和父亲仁宗朱高炽的陵寝。一路上，百姓拜伏地上，高呼万岁，张太后意味深长地告诫宣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们这样拥戴皇帝，是因为皇帝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皇帝一定要时常把百姓的困苦放在心上。”有农家献上酒食，张太后亲切慰劳，询问生计，还把酒食拿给皇帝品尝，让宣宗知道民间的风土人情。“仁宣之治”的形成，里面有张太后的很多功劳。
当然母子也有关系不协调的时候，宣宗不喜欢皇后胡氏，而喜欢更加貌美的孙贵妃，为了显示恩宠，特地在“贵妃”名号之前加个“皇”字，册封孙氏为皇贵妃。再加上胡皇后一直没有子嗣，宣宗就一直想废掉胡氏，而立孙氏为皇后，宣宗召集大臣商议自己想改立皇后的事，但大臣们都说：“胡皇后没有什么过错，不能随便废立。”看到宣宗听了不欢喜，又马上献计说：“不如好好开导胡皇后，让她自己上表辞去中宫之位。”胡氏便这样被逼着自己请辞，但因为张太后一向喜欢胡氏的贤慧，坚决不同意，宣宗对此便没了办法。
传说宣宗对换后这件事殚精竭虑，胡皇后和孙贵妃都没有儿子，宣宗便用一个宫人之子冒充为孙贵妃所生，并且册立他为太子，就是后来的英宗。孙贵妃母以子贵，在宣宗向张太后保证以后仍然会厚待胡氏的情况下，张太后勉强同意改立孙氏为皇后。胡皇后被废后，号静慈仙师，退居长安宫，张太后对无故被废的胡氏十分同情，时常加以照拂，经常将她召到自己宫中，和自己一同居住。家宴时，还命胡氏坐在孙皇后的上座，孙皇后经常因此怏怏不乐，但孙皇后也不敢对胡氏怎么样，对于胡氏无过被废，虽然有张太后的极力阻拦，但终于还是无法挽救。
宣宗驾崩，张太后白发人送黑发人，沉浸在丧子的巨大悲痛当中，整天精神恍惚，滴水不进，而这时应继位的英宗才九岁，宫中谣言四起，一说：“年幼的英宗会继位，但张太后会临朝听政。”一说：“英宗太年幼了，张太后将召外地的藩王来人继大统。”鞘臣不知是真是假，人心思乱，有的大臣已经在考虑怎么去拥立新皇帝，好立下定策奇功。张太后眼见局势日益混乱，人心沔动，只好强抑悲痛，出面宣召诸位大臣来到乾清官，把年幼的引子放在皇帝的宝座上，对群臣说：“这就是你们以后的新天子，你们以后要好好辅佐。”众大臣高呼万岁，这样英宗才顺利且位，而张氏也成了太皇太后。
因为英宗年幼，不能理政，大臣们一再上书，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太后说：“先帝选了这么多的肱股大臣，就是为了让众位卿家来辅佐朝政，现在皇帝年幼，你们更应该用心辅佐，不要懈怠，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垂帘听政呢?不要因此而坏了祖宗的家法。”张太后始终不愿意听政，而是一意重用“三杨”等这班老臣，只有遇上重大难决的事，张太后才出面指示。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当时的内阁大臣，相当于宰相。他们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太皇太后对他们非常倚重，言听必从。
而对于自己的娘家人，张太后要求严格，张家此时已今非昔比，她的一个哥哥如今掌管着五军右哨军马，手握重兵；另一个哥哥曾经掌管过五军都督府。年幼的英宗登基后，她把她的兄弟叫到面前来，叫他们以后做人一定要自敛，不能干预朝政。当时杨士奇上书请求重用张太后那个已经赋闲的哥哥，张太后总是不许，有了张太后的全力维持，在英宗的早期，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繁荣昌盛。
英宗十分宠信王振，王振也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又有张太后撑腰，自己无法动摇三杨辅政的地位，因此表面上对张太后和三杨毕恭毕敬，时常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样子。一次，英宗与小内侍在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旁边，便装出十分痛心疾首的样子，对皇帝说：“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使江山社稷怎么办?”三杨看了，对王振大加赞赏，其实王振表面上对三杨事事顺从、百般讨好，暗地里却时常劝导英宗对待臣下要用重典，不能过分倚重这帮老臣，还劝皇帝不用开“经筵”。
“经筵”是翰林院专门为皇帝开设的，用来教皇帝读书写字和治国之道的课程，三杨被王振蒙蔽，而同样深处内宫的张太后，却对王振逐渐干预朝政早已有耳闻。一天，她召见皇帝和诸位大臣，英宗侍立在左边，而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焕五位大臣侍立在右边，还命令身旁的宫女装上戎装，守卫在一旁。接着，又叫人去传唤王振，喝令王振跪在地上，太皇太后指着诸位大臣，对英宗说：“这五位老臣，是几朝元老，是先皇特地挑选出来辅佐你的，国家大事你要事事咨询他们，要听从他们的谏告，不能一意孤行。”又声色俱厉地对跪在地上的王振说：“太祖时就定下家法，宦官不能干预朝政，违反者定斩不饶，你这畜生竟然敢乱祖宗的家法，我绝对不能饶你。”说完，侍立一边的宫女，刀剑齐下，就要把王振斩于阶下。王振已经吓得面无土色，整个人瘫倒在地上。英宗一见自己最亲信的太监就要被祖母斩杀，也吓得要命，跪在地上恸哭。而五位大臣平时被王振蒙蔽，还没发现王振的狼子野心，也一齐跪下为王振求情，太皇太后一见如此，怒气稍息，说：“皇帝还年幼，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这一次看在诸位老臣的面上，就暂且放过他吧。”但张太后对王振还是不放心，每隔几天便派人去内阁察看，看王振有没有擅权乱政，故张太后在世时，王振始终规规矩矩，不敢猖狂。
张太后病重，不久过世，病危时，还召见杨士奇、杨溥，询问国家现在还有什么大事要办，她知道英宗不懂事，想趁自己还在的时候，把该办的事先办了。杨士奇接连上书指出国家急需办而还未办的事情，可惜，杨士奇第三封奏疏还没上，张太后便病逝了。由于失去张太后的钳制，几位重臣又死的死，辞职的辞职，王振肆无忌惮，开始擅权，朝臣中附和自己的便大加提拔，反对自己的一律排挤，搞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他还把明太祖挂在宫内的那块“宦官不得干政”的铁牌给摘了下来。怂恿皇帝亲征瓦刺，由于准备仓促，而王振又越俎代庖，干预军队的指挥，导致明军最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
第六章 恭让章皇后——胡善祥
胡善祥，山东济宁市人，明宣宗朱瞻基结发妻，光禄卿胡荣第三女。天性贞一，举止庄重，颇有贤名，以选为皇太孙朱瞻基正妃。明宣宗即位后，册立皇后，生下二位公主，以无子多病为由，辞去皇后之位，出居长安宫，赐号静慈法师，得到太皇太后张氏眷顾，去世，谥号“静慈仙师”，追谥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修陵寝，不附庙。
明宣宗废后，指的是他废除了原配妻子胡皇后，胡皇后的名字叫做胡善祥，她的父亲是锦衣卫中的百户。胡皇后的名声是非常贤明的，她因为素有贤名被封为皇太孙妃嫁入了宫中。明宣宗被封为皇太子后，胡善祥也随之成为皇太子妃，宣宗登上了皇位，而胡氏也成为当朝的皇后。
胡善祥贵为皇后，不管是举止礼仪，还是性格都是十分的端庄，在当皇后期间，也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因为胡氏只生育了两个公主，而没有为皇帝生下龙子，因此在宫中并不受宠。再加上宫中有一个得宠的孙贵妃，胡皇后的日子便更为的艰难，尽管孙贵妃也没有亲生儿子，可是她却将宫中位份低的嫔妃的儿子抱了过来。孙贵妃在有了养子之后，野心更加膨胀，她开始怂恿明宣宗废后。
不久之后，明宣宗就以胡氏没有儿子，而且多病为借口废去了她的皇后之位，并将她贬为道姑。胡善祥无过被废的事，百姓们知道都非常同情这位品德高尚的废后，宣宗晚年也为此悔过，说是少年冲动，“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宣宗后亦悔，尝自解曰：“此朕少年事”。
第七章 《病革自哀》——郭爱
郭爱，字善理，安徽凤阳县人，明代才女。今人皆认为郭爱14岁殉葬于明宣宗朱瞻基，实乃误传，她所作的绝命词原题为《病革自哀》，而非《绝命词》。故郭爱并非被迫殉葬的妃嫔，而是入宫后不幸早卒，由于《明史》中郭爱的传记和殉葬妃嫔的名单相隔很近，今人常常误认为郭爱是因殉葬而死。
郭爱，是一个小才女，出生于书香门第，家里代代为官，所以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从小就能写诗作赋，并写的一首好诗。而且她长相俏丽，所以在一次选妃中，她脱颖而出，被选入宫中，也因此断送了她的大好一生。
在入宫的20天后，皇帝就驾崩了，按照皇族制度，所有嫔妃都得去陪葬，她也不例外，可十分可惜的是，她才仅仅入宫20天，并且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刚刚适应了皇宫的生活，还没有好好感受一下生活，就被逼无奈拉去陪葬了，或许她也早知自己会这样，也或许也是绝望，并没有去反抗，她也深知，反抗也无用，来到这深宫中，命就不由自己了。
于是在临死前写下了一首《绝命辞》：“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者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字里行间透露着自己的心声，抱怨这命运的不公，内心所有的愤慨都体现在这首诗里。就这样她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她是悲哀的，原本是一代才女，如果不嫁入皇宫，或许自己会找个如意郎君，相伴一生，可生在那个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又是女儿身，命不由自己，也反映出当时这种残忍的制度，只可惜这大好的年华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凋谢了。
第十二章 建州左卫——爱新觉罗·孟特穆
爱新觉罗·孟特穆，又名猛哥帖木儿，建州女真人，斡朵里部首领。杨木答兀勾引嫌真兀狄哈首领弗答哈，杀死猛哥帖木儿和长子阿古等人，作为清王朝的开山肇祖，孟特穆被称为清朝肇祖原皇帝加以尊奉。
在元明交替时期，建州女真地区的矛盾激烈，各部女真纷争不已，局势动荡不安，明皇朱元璋派燕王朱棣视察胡里改地区，安抚阿哈出等。时阿哈出将女儿嫁与燕王朱棣，朱棣当上皇帝后，阿哈出女为三皇后。后来阿哈出部经常遭受“野人”女真的侵扰，于是阿哈出率胡里改部族向南迁徙。
与胡里改万户府阿哈出为邻的斡朵怜万户挥厚，也因不堪忍受“故元遗兵”纳哈出和“野人”女真的掠夺，被迫挚家流移，离开故乡，沿牡丹江溯江而上，迁至珲春河口奚关城。北方女真部落兀狄哈部经常向南袭扰，居住在奚关城的斡朵里部不断遭到袭击，珲春河口一带的女真官民，饱受欺凌。为了求得安定的生存环境，挥厚不得不组织部族离开奚关城，向新的地方转移。几经周折，挥厚所部逃到朝鲜半岛，斡朵里部定居在阿木河。在斡木河定居期间，挥厚积极为斡朵里部的生活奔走，与朝鲜地方发展关系，改善部族的生存条件，使斡朵里部在朝鲜有了稳定的生活环境。
自定居在斡木河后的十年里，挥厚负责斡朵里部的所有领导事务，猛哥帖木儿也渐渐成熟，懂得许多部族的事理，有时候替父亲管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务。挥厚病逝，猛哥帖木儿袭职豆漫，当上了斡朵里部的大首领和酋长，这时的猛哥帖木儿刚刚15岁。但是，他在斡朵里部却展现了勇猛、刚毅、果断、聪明的领导才能，部族的所有事务都由他亲自处理，而且井井有条。朝鲜李朝对猛哥帖木儿的组织和领导才能特别器重，猛哥帖木儿受招至朝鲜京都，朝鲜国王授其职为“上万户”，委以重任。
洪武末年，明朝经珞铁岭北部及图们江设立三万卫，招抚斡朵里部女真，猛哥帖木儿便与明朝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同时按照明朝的旨意，猛哥帖木儿率族迁移至建州。阿哈出赴京朝拜明皇时，曾向皇帝奏明并推举猛哥帖木儿，说明猛哥帖木儿特别聪明能干，颇有远见卓识，明皇甚是高兴，遣使招谕猛哥帖木儿。
此时，猛哥帖木儿所部与火尔哈部的首领阿哈出关系十分密切，两部族众相互通婚。猛哥帖木儿把妹妹嫁给阿哈出的长子释家奴为妻，阿哈出的次子莽哥不花的女儿又许配给猛哥帖木儿的次子都赤为妻，两部亲上加亲，关系甚密。阿哈出是当朝皇帝的国丈，猛哥帖木儿也就与皇帝沾上亲戚，明成祖朱棣说：猛哥帖木儿，皇后之亲也。此举，大大提高了建州女真部的声望与地位。
明朝派遣钦差高时罗前往招抚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受招亲自赴南京入朝，明皇授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赐印信、金银饰物，此后，猛哥帖木儿成为明朝驻守边关的官吏。由于大多数女真归附明朝，引起了朝鲜地方官吏的不满。朝鲜吉州道察理使赵涓率兵袭击猛哥帖木儿部所辖的土门毛怜卫，形势特别严峻，猛哥帖木儿迫于无奈只好率族于四月前往征讨。经过数月的惨烈厮杀，双方死伤惨重，朝鲜政府遣使见猛哥帖木儿“赐以宣酝”加以抚慰，并将赵涓撤职查办。
迫于朝鲜地方官吏的压力，猛哥帖木儿不得不率族西迁，迁徙至开元路属地凤州余下地方居住，明朝在凤州增设建州左卫，任命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此后，猛哥帖木儿部在凤州居住了大约十三年，使建州女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原文化接触，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建州女真部不断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使生产力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经济逐渐发展，女真社会逐步稳定下来，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为了反击鞑靼部阿鲁台的扰掠，明皇朱棣第三次御驾亲征漠北，猛哥帖木儿部也随驾从征，给鞑靼部以沉重打击，讨伐胜利班师，猛哥帖木儿部重返余下。此次讨伐，使鞑靼部对猛哥帖木儿部结下仇恨，鞑靼部再次南下扰掠，向明朝驻军进犯，同时也对猛哥帖木儿部进行袭击。为了躲避鞑靼部的进攻，猛哥帖木儿不得不率族东撤，于同年六月迁回故地阿木河一带居住。
辽北女真部落首领忽拉温与曾任明朝开原千户的女真杨木答兀，勾结起来劫掠走了开阳千余名军民进行叛乱，并向阿木河一带逃窜，猛哥帖木儿得到消息后立刻向朝鲜官府报告。朝鲜方面将该报告转奏明庭，明皇派遣钦差王纪赍敕前往招谕，明朝派钦差金声赍敕抵阿木河，令猛哥帖木儿与其弟凡察招谕杨木答兀。
洪熙年初，猛哥帖木儿与明朝官吏一同招抚叛逃军人数十人，猛哥帖木儿与凡察把招抚的叛逃军人杨满皮送赴明朝京师。
宣德年初，猛哥帖木儿因为招抚叛逃军人有功晋升为都督佥事。明皇诏令猛哥帖木儿“刷还杨木答兀所辖中国人物”，明皇遣钦差昌盛等来到图们江令猛哥帖木儿遣返杨木答兀掳去的人口，猛哥帖木儿英勇效命，追回被掳人口近百人。
猛哥帖木儿随钦差回京，朝庭晋升猛哥帖木儿为右都督。明辽东指挥裴俊奉诏率官军160人抵达斡木河，敦促猛哥帖木儿继续遣返被杨木答兀煽动叛逃的军人及人口，猛哥帖木儿奉诏寻找杨木答兀，向他宣布了敕谕。杨木答兀表面应诏，并约定同年八月十五日，在指定地点交还被掳掠的所有人口。裴俊率官军并驮载按指定时间和地点到达时，竟然遭到杨木答兀叛军的包围，杨木答兀勾结女真兀狄哈部300余人，射杀明军，抢走大批物资。
裴俊率官军英勇抵抗，并且误认为猛哥帖木儿“首谋作贼”。正在危急关头，猛哥帖木儿带领500余骑前来救援，杀死兀狄哈部头目阿答兀，击退兀狄哈部军队的围攻，杨木答兀弃马登山而逃。猛哥帖木儿救出裴俊人等，然而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儿子阿谷等身负重伤。杨木答兀又勾结七姓野人女真800余众，突然包围了猛哥帖木儿的驻地，猛哥帖木儿组织族众官军英勇抵抗，终因敌我悬殊，猛哥帖木儿牺牲，年仅64岁，他的长子阿谷也被杀害。至此建州左卫受到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几乎陷入覆灭的境地。
在诸多清史书中，均定论猛哥铁木尔是清王朝的开山肇祖，被称为“大清肇祖原皇帝”加以尊奉。“肇祖原皇帝”的谥号，不是史官们随便封的，而是清朝顺治皇帝“根据”猛哥铁木尔的卓著贡献尊谥为清王朝的“肇祖原皇帝”。认定猛哥铁木尔的历史性贡献，是突出地表现了猛哥贴木尔率领斡朵里部的建州女真南迁过程，其如何克服了生活的困难，如何逃避“野人”女真的袭扰和追杀，如何战胜艰难险阻、战胜部族内部的分裂，如何促使建州女真成长壮大等等。
第三十六章 宣宗文武——汪肇、谢宾举、聂铉等
汪肇，字德初，安徽休宁人，工绘事，山水、人物。出入于戴进、吴伟，但多草率之笔，尤长于翎毛，豪放不羁，自谓其笔意飘若海云，因自号海云。
谢宾举，字子隐，上元人，画山水人物，步骤戴进，具体而徵，画毕其兄承举即题诗于上。画山水人物，步骤戴进，具体而徵，画毕其兄承举即题诗于上。尝云：“我诗借君画增价，君画君我诗并传。”
方钺，方钺，钱塘人。山水、人物学戴文进，已造其阃域，惜早卒，评者谓“为戴门颜子”云，著有《名山藏》。
夏芷，字廷芳，钱塘人，善人物、山水，从游“浙派”开创者戴进。克勤於学，笔力雄健，逼其师。风雨图甚佳，惜早卒，传世作品有《归去来兮图》。
王世祥，钱塘人，戴进婿，亦善画，山水得其妇翁之传。
王彰，字文昭，郑人。以乡荐补为国子监生，永乐年间，安抚陕西、河南等地百姓，官至右都御史，为官执法很严，与当时的左都御史刘观，称“彰公而不恕，观私而不刻”。
李至刚，名钢，以字行，松江华亭人。荐侍懿文太子，燕王朱棣称帝后被任命为左春坊大学，与解缙私交甚厚，曾一起参与编撰《太祖实录》，但李至刚人品非常差，多次因犯罪被下狱，还弹劾老朋友解缙，逐渐失去朱棣的信任。
聂铉，字器之，清江县人，明初学者，政治人物，三甲进士，授予广宗县县丞，上疏免除旱灾税。任满後，入京朝觐，献《南都赋》及《洪武圣德诗》。授翰林院待制，改国子助教，迁典籍。後赐归。又召其主持会试，并准备留用，聂铉请求便地自养，于是以庐陵教谕职位终老，聂铉与张美和、贝琼齐名，时称“成均三助”。
董伦，字安常，恩县董家堂村人。自幼酷爱诗书，刻苦用功，遍读经史子集。因张以宁推荐，董伦被召至南京任右赞善大夫，朱允炆继位后，拜董伦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给皇帝讲授经、史、鉴等书，还主持编纂了《太祖实录》，皇帝亲手写了“怡老堂”的匾额挂在他的屋中，又赐予髹几和玉鸩杖。为人秉性忠厚，常劝皇帝和近友诸藩王亲睦，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南京杀了许多亲信大臣，独没罪及董伦，董伦告老还乡，回家不久病逝，享年80岁。
方宾，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官至兵部尚书。洪武年间，大学生授刑部郎中，数月后转兵部郎中，历署应天府事，坐事贬戍广东，因茹瑺的推荐，复召为兵部郎中。明成祖入京师，方宾与侍郎刘隽等迎附，特见委用，进兵部右侍郎。跟随兵部尚书刘隽出征安南的黎利，宾理部事，有干才，应务不滞，刘隽身死于交趾，方宾升任兵部尚书。性警敏，能揣上意，见知于帝，颇恃宠贪恣，扈从北京，兼掌行在吏部事。扈从北征，与内阁学士胡广、金幼孜、杨荣，侍郎金纯并与机密十一年、十五年、十八年，明成祖北巡，方宾均扈从。
方宾恃宠而骄，公然受贿，明成祖议亲征，尚书夏原吉、吴中、吕震与方宾共议，宜且休兵养民。未奏，会帝召宾，方宾言粮饷不足，召夏原吉，亦以不给对。帝怒，遣夏原吉视粮开平，旋召还下狱。方宾方提调灵济宫。中使进香至，语方宾以帝怒。方宾惧，自缢死。帝实无意杀宾，闻宾死，乃益怒，戮其尸。
周岐凤，明代画家。善书法，精鉴赏，跋韩干饮马图。
汤宗，字正传，平阳人。由太学生提任河南按察佥事，旋改北平按察佥事，因奏劾按察使陈瑛受燕王朱棣贿赂有异谋，升任山东按察使，迁刑部郎中、苏州知府。时苏州连年水灾，民多流离，欠租百万余石，宗谕富民出米代输，富户知其爱民，不到三个月即全部完纳。有人言其将“坐视水患”，贬为禄州通判，后以黄淮推荐，复召为大理寺丞，时一外国贡使病故于途，从人谓医杀之，将医师逮捕下狱，宗认为医与使者何仇？释之。后任户部主事。受解缙“无人臣礼”案牵连，系狱十多年，仁宗即位后始复官，迁南京大理卿。
李骐，本名李马，字德良，一作彦良，福建长乐沙京人。自幼聪慧异常，十岁即能通读《孝经》、《论语》，洞悉其义，福建乡试第一，解元。次年会试第一，会员，廷试又第一，状员。为明代科举福建省“三元及第”唯一的人。明成祖认为状元以畜名不吉，遂御笔书写“其”字于“马”字的右边，改名为李骐。三日后胪唱三遍，均无应答者，永乐帝忙解释说：“即李马也”，李骐才出列受诏，赐纱帽、银带朝服。以后，李骐每写姓名，均将“骐”字墨书“马”旁，朱书“其”字。有记载说，上科状元陈循在李骐榜揭榜之前曾做一梦，梦见新科状元为一木人骑在马上，手执一令字黄旗。等到金殿传胪之时知是李骐。木人为李，黄旗正好应御书“其”字，当然这都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说。
李骐为人耿介有气节，在翰林考校恭勤，廉谨不怠，又讲孝道，与人交往和善爽直，见人有不是处，总要当面指出，从不背后议论。奉命典应天府乡试，去取进退，不徇私情，时论称善。李骐染病，得知永乐帝去逝的消息后，他带病哭灵，遂病情加重，半年之中又连奔继母和妻子之丧，洪熙元年十月卒于家中，享年48岁。
萧时中，名可复，以字行，号东白，江西庐陵人。辛卯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为官时勇于进言，深为朝廷重视，参与编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著有《曲山三萧遗集》等。少年即负大志，与兄萧时敏亦友亦师。以勇于进言著称，因灾异发生，陈奏八事，奉命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卒于任上，著有《曲山三萧遗集》。
邓文铿，字德声，前乡眉山村人，自幼勤奋好学，严肃认真，待人诚恳。任广东茂名知县，因治绩显著，升任刑部主事，又升至佥都御史，后任武昌知府等职，转苑马寺卿。当时皇亲国戚有受贿者，众不敢言，他独劾之，终置其人于法，民间美传：“文铿为官清正”。谢职回乡时，两袖清风，将为官40年的破旧衣物，凑以砖石袋箱雇车运至码头，那些曾被劾责的权贵上奏皇帝言：“文铿为官何谓清正?而今却有许多钱物运回乡，全是欺君瞒上伎俩。”皇帝立即召铿回朝面责，御驾亲监验证，启箱一查都是破旧衣物、砖石等。问邓是什么意思?邓答，身为朝廷命官，告老还乡而双手空空，那会有损于朝廷面子，不得已用此办法。皇帝这才转怒为喜，赞扬他考虑周到，处事灵活，并赏半箱金银，还责令那诬告的官员，拿出家里半箱银两作为赔偿，邓满载而归，回乡后生活俭朴，布衣素食。
临行前，邓夫人因她是外籍人随夫归乡有些情绪，皇帝知情后大礼相送，皇后特地将一个精致的竹篮送给她，交代别在途中揭开，一到家乡，邓急忙打开一看，却是满满的粪土，他们领会了上司的意图，于是将其倒入田间作肥料，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五谷年年丰收。
邓文铿，酷爱青竹挺拔与高风亮节的崇高风格，当他告老还乡时特意带回一株竹子，亲自种在庭院后山坡，后来逐步繁衍成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后人为了纪念他，特命名此种竹为“文铿竹”，该竹林已有600年历史，枝繁叶茂，适应性强，是一种很好的观赏竹。
陈济，史学家，武进人，字伯载，博学多能，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时称“两脚书橱”。成祖朱棣初，诏修《永乐大典》，以布衣为都总裁，选秘库书数百万卷，与少师姚广李等数人，发凡起例，分类考核，依次编排，井然有条。执笔者有所疑，辄就质询，他即为之逐条辨析。及书成，授左春坊右赞善，居职十五年病死。有《书传补》、《元史举要》、《通鉴纲目集览正误》、《思斋集》等。
马铎，字彦声，号梅岩，福建长乐人，原名马乐，后避讳永乐，受御赐‘铎’，改名为马铎。自幼聪颖异常，为文不假思索，下笔即成，殿试时，成祖亲揽试策，称马铎气象广大，擢为状元。马铎性情耿直，表里如一，待人真诚。曾多次扈从永乐帝巡幸北京，不辞劳苦。马铎一生居官有刚直之声，居家有孝友之名，居世有助人之誉，著有《玉岩集》。
高棅，一名廷礼，字彦恢，号漫士，福建长乐人。以布衣征为翰林侍诏，后升典籍。与林鸿、王偁、陈亮、王恭、唐泰、郑定、王褒、周玄、黄玄号称“闽中十子”。论诗尊奉盛唐，曾编《唐诗品汇》百卷，在明初诗坛产生很大影响，其诗多写个人山居生活，亦有不少应酬之作，冗长堆积，难以卒读，兼能书画，著有《啸台集》。
贾仲明，亦作贾仲名，自号云水散人，淄川人，后徙居兰陵，杂剧作家。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善吟咏，尤工于词曲、隐语。明成祖入继帝位之前，仲明曾侍从于燕王府邸，甚受宠爱。“每有宴会，应制之作，无不称赏。公丰神秀拔，衣冠济楚，量度汪洋，天下名士大夫，咸与之相交。”所作传奇、乐府极多，骈丽工巧，独具风格，受到同时代文人的敬重。
贾仲明，所作杂剧有16种，今存6种，即《升仙梦》、《金童玉女》、《玉梳记》、《玉壶春》、《裴度还带》。前2种属神仙道化戏，如《升仙记》写吕仙度化翠柳、娇桃成仙的故事；后几种则写男女爱情故事，如《菩萨蛮》中女主角萧淑兰爱上书生张世英，便主动追求，终成爱侣。这些杂剧思想内容一般尚属健康，在形式上却反映出元末明初杂剧革新的情形，如《升仙梦》采用正末、正旦对唱，音乐上运用南北合套等。仲明杂剧，文字华美，“如锦帷琼筵”。
郭敦，字仲厚，聊城道口铺郭庄人，户部尚书，东昌府明代大书法家。以诗举乡试，授户部广西主事，年余，出任衢州府知府。在衢州问疾苦，礼贤秀，恤高年，扶孤独，修学校，明教化，表节义，易风俗，毁淫祠，立义冢，多有惠政。在官七年，治绩为天下最。以忤中贵人得罪，下狱，衢州耆老百姓千余人伏阙乞留，廷臣以敦廉正不阿上奏，诏为监察御史，出为河南布政司左参政，不久，调陕西，未行，以郭敦有大臣体，特升礼部右侍郎兼太仆寺卿，后成祖北征，督运粮饷。仁宗即位，转户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陕西大旱，奏请免逋赋，赈灾民，罢不急之务等十余事，悉被允行。在户部任上多有兴革，并积极采取措施，禁止皇庄兼并民田，一时称善，卒于任。
郭敦，因廉洁从政得罪权贵后，回到故乡东昌府道口铺郭庄故居，在此隐居了一段时间，闲时在弟弟郭山的“东昌轩”，澄窑做一些自己喜爱的文玩用具，和窑工们聊聊家常里短，教孩子们习字作画，自有一番乐趣。由他出资建议修建的西关古井、岳庄澄窑等有关郭敦的逸闻遗事很多，至今仍为东昌府郭庄后人津津乐道，尤其是题写光岳楼四个门楼石匾额“文明”、“武定”、“太平”、“兴礼”一事，更是脍炙人口，世代传颂。
李在，字以政，福建人蒲田人，迁云南，后如入京，擅长画山水和人物，画面生动，很有影响，日本画僧雪舟曾与他切磋画艺。传世作品有《琴高乘鲤图》轴，现藏上海博物馆；《归去来兮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溪山云阁图》轴，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陈山，字汝静，又字伯高，沙县溪南九都溪口人。任奉化教谕，成祖召入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后任吏科给事中，遭父母丧事，守孝期满赴选，拟任广东布政使，皇帝特命留任旧职，主管六科事。不久，给皇太孙教授经书，仁宗继位，任左春坊左庶子。有一天陈山退朝，坠马小腿负伤，仁宗亲自给陈山研药调酒。宣宗即位，任户部左侍郎，高熙叛乱，宣宗亲自征讨，陈山和襄、郑二王一同留守京都。任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文渊阁直阁事、领文学士供职文华殿，任《两朝实录》总裁官。宣宗要为陈山建造住宅，陈山谢绝说：“我有先人旧房，足以遮避风雨，一兴土木，就难免劳民伤财。”因年老申请告退，没有获准，宣宗下令免于朝拜，又令中官扶陈山进出朝廷，先后4次上书申请告退才获准，返乡途中于邵武去世。
沈粲，字民望，号简庵，华亭人，官太常少卿，与兄沈度并称“二沈先生”、“大小学士”，均善书，度以婉丽取胜，粲以遒逸见长。粲尤工草书，学宋克而参以锺繇情旨，行笔圆熟，意趣遒逸。丰坊《书诀》称其“学宋克而得钟繇体，大非其兄所及”。
沈度，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擅篆、隶、楷、行等书体，与弟沈粲皆擅长书法，藏于秘府，被称为“馆阁体”，为明代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台阁体又称馆阁体，“台阁”原指尚书，后为官府代称，台阁体书法早在宋代即已出现，至明代，因其为皇帝所赏识，而获得很大发展，遂成为一种独立的书体形式明代台阁体书法结体平正，笔致光洁，景色乌黑，风格秀润华美，适合皇家的欣赏口味和审美标准。但也有人认为台阁体书法结体缺少变化，意趣不足，而持批评态度。沈度以长于台阁体书法而深受明成祖朱棣的赏识，名重一时。有墨迹《教斋箴》、《四箴铭》等传世。弟沈粲，擅行、草书，子沈藻，擅楷，均承家学。
李宏，松花镇鸭埌村人，父永立，曾在元朝中都做官，考中举人，十三年考中进士，任广东海南琼州府知府，又署理涯州知州。不久，因政绩显著升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其性刚毅，远见卓识，曾向皇帝呈上“时政十事”，获得采用。《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其“擢御史，尝上时政十事，皆国政论，多见施行”。因此名重一时，列为四川名宦，为缙绅尊敬。监察御史任满后归田，居县内怀塘镬耳湾，后避盗寄寓鸭埌村。死后于宣德五年葬于一厢里木头塘，墓叫“八角坟”。县祀乡贤。崇祯时知县在登龙桥建御史坊，纪念提点刑狱坦中庸、巡按御史李文凤、李宏，上书“柏台继美”四字。
周孟简，江西吉水县人，乡试中举，与兄周述同登进士，同列鼎甲，兄弟二人的殿试策对，同获成祖御批。周孟简的御批是：“辞足以达意，学足以明理，兄弟齐名，古今罕比，擢尔第三，勉其未至。罔俾二苏，专美于世，钦哉。”一时名动天下，天下之士赞誉有加。亦拜翰林院编修，又与同科二十八人一同进文渊阁读书，当时有二十八星宿之称。
周孟简神清气和，心淳而志正，其学务求圣人之意，为文必本诸经，又博览诸子百家之书，受到朋辈推重。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成祖巡幸北京，太子监国，素闻周孟简才识过人，凡有纂述必请孟简，且日见宠眷，升为詹事府丞。仁宗即位后，大封诸王，命孟简为襄王府长史，仁宗对孟简说：“辅朕弟，尤胜于辅朕也”，周孟简尽心辅导襄王，每次进讲必有忠孝、仁民、爱物之言，仁宗听说后多次褒奖他，襄王更是从心里敬佩这位老师，周孟简患急病，医治无效，第二日便去世了，享年53岁，襄王十分悲痛，亲自安抚其子周景亮。著有《西垣稿》、《两京吟稿》若干卷。
陈道潜，名复，字孔昭，号拙斋，莆田县东阳村人。浮山陈氏祖陈湟后裔，父陈砮。明代学者、诗人、理学名臣。早年失怙，初受学于方坦，少读书时，其品行学业为长辈所称道，初授礼科给事中，命预修国史，与杨荣同事，杨荣重其学行，称其文、德行堪为官宦典型。以言事谪彝陵州判，革巫俗，轻赋税，行善政，德远播。
永乐初，以荐擢广东道监察御史，预纂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诸书，时纂修者，翰林、春坊多不得与，独道潜以行己恭慎、学问该博入选。书成，寻丁内艰归，服阙，改江西道监察御史，内台章疏议，多出其手，同僚皆称为“拙斋先生”，满九载致仕，以功荣赠其父、母、前妻、封继配。归家研读经史自娱，常戒其子曰：“毋挟势以逞威，吾之愿也。”为人持重，不轻易戏言，好谈人善，不好谈人恶。与兄道亨相友爱，兄以子少让财产，不受。乐助人，会元陈中尝称其加，“仕者可为居官之法，隐者可为族里之法”。
叶春，本姓林，字景旸，海盐大易乡人，洪武间为海盐县胥吏，后历任礼部郎中、两淮盐运使、调福建参政。仁宗即位，受命巡视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宣德初，又奉命随大理卿胡概巡视江浙，为政清廉，百姓称道，三次莅临浙西，时嘉兴府属县仅嘉兴、海盐、崇德，境域宽广，难以治理，遂奏请朝廷增设4县，以便治理，未几获准，五年三月实施，还朝后，擢刑部右侍郎，卒于官。
瞿佑，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人，早年即能诗，谙熟典故，14岁时，其父友人张彦复即兴以鸡为题，让他赋诗，佑当即脱口吟道：“宋宗窗下对谈高，五德名声五彩毛；自是范张情义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四句诗各自点出四个鸡的典故，格律工整。张拍手称绝，因此诗名远扬。明初曾任宣阳县训导，迁周府长吏，永乐年间，因作诗招祸罢职，被谪居保安。10年后获赦，做过3年家塾先生，后归居故里，以著述度过余年，著作颇多，主要有《存斋诗集》、《归田诗话》、《闻史管见》、《剪灯新话》等。
师逵，明朝大臣，官至户部尚书，字九达，兖州东阿人，幼年聪敏，8岁读书，日记千言。20岁入太学，从御史到辽东视察，因刚直不阿，触犯上司，被诬陷，逮至京城。太祖见其长相非凡，问明真相，擢为御史，后任陕西按察使，到任一月内，即将千余积案审理完毕；成祖即位，升兵部侍郎；仁宗即位，升户部尚书，居官40余年，为政清廉，家无积蓄；宣宗常与群臣议论：“大臣持廉守正者，唯逵一人。”后卒于任所。
张政，字平夫，安徽省广德人，资质聪慧，登进士。
李铭，宣宗时驸马，娶明仁宗女清河公主为妻。
张宗琏，字重器，江西吉水人，政治人物、进士。中进士二甲第五十五名，后累任至南京大理寺丞，后贬为常州同知。当时明廷派遣李立治理江南军籍，后擅自逮捕平民，张宗琏与之相争，使大量平民幸免，后因背部生疮而死，葬时有上千名常州百姓衣著白衣送葬。
郭敬，明朝四朝元老级太监，生于西夏县曹张镇，自18岁跟随明成祖朱棣，亦是大太监王振的亲信，在大同镇守的时候，土木堡之变中曾躲在草丛里逃过一劫。
蒋骥，以翰林院侍读承直郎身份，参与修纂明太宗实录，三甲同进士，与王艮、金幼孜等同年。
俞士吉，字周贞，号栎庵，晚号大瀛海客，浙江象山人。中举人，授兖州府学训导；建文中，上疏言时政得失，为朝议所允，晋监察御史，出按凤阳、徽州、湖广。成祖即位之后，进佥都御史。时浙西大水，命偕户部尚书夏元吉，往督农政。湖州灾，奏捐粮六十万石赈民。三年夏，浙西大饥，又随夏元吉发粟三十万石往赈。以礼部侍郎衔出使日本，封其国山为“寿安镇国之山”，为襄阳知府。仁宗在东宫，闻士吉善诗，询以古诗唐律，命作《圣节》诗各一体，援笔立成。宣德初，授南京刑部侍郎，越五年致仕。史传称其“仪表修洁，举止清雅，文采蔚然，谀之不喜，犯之不怒，伟度洪量汪如”。著有《栎庵自怡稿》。据石浦《武氏家谱》载，曾与郑和率船队下过西洋。
释迦也失，明朝著名的三大法王之一，系西藏拉萨河下游蔡贡塘地方人。自幼出家，后拜西藏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根本上师，学习佛法，因其勤奋好学，才华过人，故宗喀巴称其为“辩才无碍”的八大弟子之一。明成祖先后两次派专使召请宗喀巴，宗喀巴因年老未能亲往，遂派其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前去：释迦也失到达南京，受到明廷的盛大欢迎，在南京期间，每次朝觐明成祖，成祖赐坐，赐茶，赐宴，待以殊礼。此后，释迦也失遵照成祖之旨令，在南京营造寺宇，召募僧众，举行盛大宗教活动，受到成祖的赞许和赏识，给予优渥恩宠。
明成祖封其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印诰及金边黑色僧帽一顶。翌年，释迦也失返归西藏，于拉萨北郊主持修建了著名的色拉寺。释迦也失于古稀之年，仍不畏道路艰险、旅途辛劳，再次进京，觐见明宣宗皇帝，为明宣宗治愈重病，他曾多次赴蒙古、五台山和青海等地讲经传法，倡建寺庙。明宣宗颁赐释迦也失御制**金印，封其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藏语为“绛钦曲结”。释迦也失卒于返藏途中，明廷下令在青海卓摩喀建造喇嘛寺，赐名”弘化寺”，以示纪念，寺内修建“至善大慈法王塔院”，收藏有大慈法王的舍利。
李贤，初名失必儿丑驴，鞑靼贵族，明朝初期大臣，初为北元工部尚书。在永昌侯蓝玉为主将发动“捕鱼儿海之战”，击溃北元残余政权，北元工部尚书失必儿丑驴脱离北元政权，归降明太祖朱元璋，由于失必儿丑驴精通蒙古文、突厥文、汉文、回回文等诸多文字，出任通译书。失必儿丑驴学识渊博，明太祖很喜欢他，赐名为李贤，当时燕王朱棣主持北方战事，明太祖将精通北方诸民族语言的李贤，授予燕府纪善。
李贤在燕王府侍奉燕王世子朱高炽最恭谨，后来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李贤有辅佐重勋。朱棣攻破南京，将侄子明惠帝赶下台去，成为明成祖，李贤因功累迁至都指挥同知，官秩正三品，后晋为大学士。此后，凡塞外表奏及朝廷所降诏敕，皆由李贤译书，而李贤在朝中屡陈所见时，明成祖大多采纳之。仁宗即位，念及李贤旧劳，晋升其为后军都督佥事，再进右都督，赏赐甚丰。后来，封病中的李贤为忠勤伯，食禄一千一百石，不久，李贤病逝，令其第二子以其先官职“纪善”之称为姓氏，改姓纪氏，以念明太祖的知遇之恩。
马京，字子高，本县俱得里人，民籍，少师于康汝楫先生。成祖立长子高炽为太子，次子高煦为汉王，时太子守行在，马京被征赴行在，任北京行部左侍郎，以辅佐皇太子。马京到职后，尽诚翊赞，历久愈笃，深得太子倚重，却招致了高煦的嫉恨。成祖率兵五十万北征，留太子高炽监国，八月北征还，太子遣使迎接稍迟，高煦即让人制造谣言，谋动谣太子地位，并中伤马京、黄淮等一批监护太子的，成祖怒，以“奉表不敬”将马京等人下狱十年。
成祖再次北征，病死在榆木川，太子即位，马京当即被释，旋病逝，年73岁。对马京之死，仁宗甚为痛惜，特发“圣旨”，除遣官致祭外，追赠其为荣禄大夫、少博，赐文简，于宣德三年又发两道“圣旨”，一是封马京妻为太夫人，一是“以父勋劳”擢马京之子马健为文林郎、行在太常寺典簿。
吴溥，字德润，号古压，江西省崇仁县人，名儒吴与弼之父。中举人后，因病未参加会试，以教书自娱，后入国子监，授翰林院编修。成祖起兵“靖难”，攻人南京的前一天，胡广、解缙、王艮等江西籍翰林官会于吴溥家，立誓效忠建文，解缙、胡广尤为慷慨，王艮独流涕不语。3人去后，吴溥子与弼叹日：“胡广死节，应是大好事。”话未毕，传来隔壁胡广吩咐家人的声音：“外面太乱，小心将猪关好。”吴溥笑道：“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而王艮果然服毒而死，南京城破，吴溥与胡广等人均迎降。
永乐初，吴溥迁翰林院修撰，升国子司业，为《永乐大典》副总裁，参与编纂《太祖实录》，居官廉洁俭朴，清慎严谨，但在国子监20余年未升迁，宣德元年，死于任上。为官清正，不附权贵，二十年间官居原位，许多大臣因其多年不得晋升让其少针砭朝政，他却说：“是否能够得到知遇是人的天命所注定的，我不会为了自己的官位屈枉自己的内心”。所得官俸，大都散济亲友故旧之贫困者，以至死去无以为殓，自幼力学，潜心研究《春秋》，得其微旨。善诗，作品多反映年华迟暮、仕途艰辛的内心痛苦；也有写景寓情之作，情景交融，文笔清新，诗风淳朴，在明前期诸家中自成一体，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诗格楚楚”。除参编上述典籍外，还著有《古崖诗集》，选入《石仓历代诗选》。
潘文奎，永嘉昆阳村人，字景昭，愚庄其号也。治书，年三十岁，浙江丙子，乡试第五十四名。奉使朝鲜安南诸国，擢知河南许州事。以事当降，寻召还，改左春坊司直郎，未几朝廷遴选廷臣重厚堪任字牧者，升汉阳府别驾。以纂修国史召至京，十月升福建布政司右参议，后衣锦还乡。
太平，蒙古瓦剌部首领，迁使向明朝进贡，并请封位，成祖敕封为贤义王。不久，叛明，从顺宁王马哈木迎战成祖之亲征军，败于土剌河，后修好仍贡如故，其部下为马哈木之子脱欢所并。
阿鲁台，明朝东部蒙古首领之一，曾先后拥立鬼力赤、本雅失里阿台为可汗，而自称太师，专权擅政。受明封为“和宁王”，遂与瓦刺对立，为瓦剌部脱欢太师所杀。
周安，抗越爱国将领，其事迹载入《明史》，死后追封都指挥同知，并子孙世袭。安南臣子黎氏作乱，屠安南国君及其宗族自立其子为帝，安南残存宗室逃入南京，请求朱棣帮助复仇，于是中越两国交恶，朱棣用兵安南，张辅指挥了这场战争，征服安南并郡县之纳入明朝版图，但安南民心不附，为尔后的变乱埋下了祸根。朱棣迁都北京，明朝的经营重点逐渐北移，安南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安南地方官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起兵抗明，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明军守军渐渐不支。宣宗调集明军主力围剿安南救援明守军，但经“宁桥之役”中伏大败，明朝安南守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黎利进而率数十万安南大军，围攻明朝在安南军事重镇乂安。周安作为镇守乂安主将率所部明军与安南军激战，不料部分明将胆小怕死临阵叛变，战局恶化，黎利派人劝降周安，周安大骂不止，誓死不降，但终因寡不敌众，所部深陷敌阵，周安最后大呼“我是天朝的臣子，岂能死于贼手”，与指挥陈麟跃起夺贼刀，手刃敌军数人后皆自刎殉国，所部明军近万余人全部力战壮烈殉国，明朝政府感其忠烈，宣宗乃追封周安为都指挥同知，并子孙世袭，其事迹载入《明史》。
夏旭，江西永丰人，一作九旭，农民起义领袖。江西濒江八府久雨成灾，次年又遭旱蝗，夏旭率饥民数千人，据大盘山起义，自称都督，同年十月，官军袭破山寨，被俘杀害。
黄骥，全州人，中乡举，为沙县教谕。永乐时擢礼科给事中，常三使西域；仁宗初，上疏言：“西域贡使多商人假托，无赖小人投为从者，乘传役人，运贡物至京师，赏赉优厚。番人慕利，贡无虚月，致民失业妨农。比其使还，多赍货物，车运至百余辆。丁男不足，役及妇女。所至辱驿官，鞭夫隶，无敢与较者。乞敕陕西行都司，惟哈密诸国王遣使入贡者，许令来京，止正副使得乘驿马，陕人庶少苏。至西域所产，惟马切边需，应就给甘肃军士。其冈砂、梧桐、碱之类，皆无益国用，请一切勿受，则来者自稀，浮费益省。”帝以示尚书吕震，且让之曰：“骥尝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顾不悉邪？骥言是，其即议行。”后迁右通政，与李琦、罗汝敬抚谕交阯，不辱命，使还，寻卒。
吴管者，蒙古族，恭顺伯把都帖木儿（吴允诚）之子，明朝广义伯，初居甘肃塞外。随父吴允诚归降明朝，居凉州耕牧。吴允诚与兄吴克忠、吴克勤，从明成祖征阿鲁台、本雅失里后，吴管者与母留守凉州，原归降明朝的凉州卫“鞑官千户”虎保、永昌卫“鞑官千户”亦令真巴等，趁机起兵反明，欲胁迫吴允诚部众同反，吴管者与母共议，召部将保住（杨效诚）、卜颜不花等平叛，擒伍马儿沙等，以功，授指挥佥事。升都指挥佥事，封广义伯，次年卒，妻早奴亦有智略，助其守边，常亲入朝献良马。
第二十三章 理漕治河——陈瑄
陈瑄，字彦纯，合肥人，明代军事将领、水利专家，明清漕运制度的确立者。早年曾参与明军平定西南的战争，历任成都右卫指挥同知、四川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等职。靖难之役时率水师归附明成祖，被授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平江伯。历仕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自永乐起担任漕运总兵官，后期还兼管淮安地方事务，督理漕运三十年，改革漕运制度，修治京杭运河，功绩显赫。
陈瑄，早年随父亲任职成都，因是武臣之子，得以舍人的身份随侍大将军蓝玉，深受器重，后袭父职为成都右卫指挥同知，以善射著称，多次随蓝玉征讨南番、越巂。建昌土司月鲁帖木儿发动叛乱，陈瑄随军讨伐，逾梁山，平天星寨，连破宁番卫诸蛮族，而后又征讨盐井，进攻卜木瓦寨。陈瑄所率中军被叛军重重围困，身先士卒，下马步战，接连射杀叛军，足部受伤后裹伤继续迎敌，战斗从巳时一直持续到酉时，终于将叛军击溃。
陈瑄从征叛番贾哈剌，从小道出奇兵，趟过打冲河，并搭建浮桥，接引大军渡河，他下令拆掉浮桥，以示破釜沉舟，结果连捷。后来，陈瑄又会合云南军征讨百夷，因功升任四川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同知。陈瑄升任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统领水师，镇守南京江防，以抵御燕军，但他却在燕军抵达浦口时，主动率水师迎降，使得燕军顺利渡过长江，攻入金陵。不久，燕王朱棣在南京称帝，是为明成祖。
明成祖大封功臣，陈瑄因有“默相事机之功”，仍任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加授奉天翊卫宣力武臣勋号、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封平江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袭指挥使之职。陈瑄被任命为总兵官，总督海运，他当年便从海上向北京、辽东输运粮食四十九万余石，以供应两地兵饷，后又在直沽建百万仓，修筑天津卫城。在督理海运期间，陈瑄让漕卒与海上岛民进行互市，公平交易，既利于岛民，又便于海运。
陈瑄与安远伯柳升一同率水师巡海，结果在青州海面遇到倭寇侵掠沙门岛，他当即迎击倭寇，一直追击到朝鲜国境内的金州白山岛，将倭寇船只全部焚毁。明成祖命陈瑄与丰城侯李彬统领浙江、福建两地水师，剿捕海寇。后因海水涨潮漫堤，海门至盐城境内有一百三十里地受灾。陈瑄又受命修筑捍潮堤，率四十万士卒筑堤一万八千余丈。陈瑄上奏道：“嘉定县濒海之地，正当江流冲会，其地平衍，无大山高屿可恃。海舟于此事故频发，常有触礁、搁浅。”他征得明成祖的同意，在嘉定县的青浦筑成方圆百丈、高三十余丈的土山，并于山上立土堡作为航海标识，以提醒过往海船避让。明成祖将土山赐名为宝山，还亲作碑文记述此事。
明成祖因会通河全面通航，决定停止海运，改走内河漕运，仍由陈瑄负责，陈瑄建造浅船二千余艘，起初运输两百万石，后逐渐增加到五百万石，使得国用得以富足。当时，江南漕运沿运河抵达淮安后，须转陆运翻过河坝，再经淮河抵达清河，其过程损耗巨大。陈瑄采纳故老的建议，自淮安城西侧的管家湖起，开凿二十里河渠，命名为清江浦，将湖水导入淮河，并修筑四座闸门，以适时泄洪。他还沿湖修筑十里长堤，以提高船只运输能力，使得漕船可以直达黄河，节省的费用不可计数。陈瑄督理漕运三十年，针对漕运事务实行很多整改措施，精密而有远见，可谓“举无遗策”。
明仁宗继位，陈瑄上疏仁宗，提出七条经国利民的建议：重国本：南京乃是国家根本，应严整守备力量；择贤良：推举人才应予核实，不能只论资格；挑选公正的朝臣分巡天下，考察政治得失；苏民力：湖广、江西、浙江等地距北京较远，百姓输运粮饷往返几近一年，有误农作。可让百姓运至距离较近的淮安、徐州等处，再由官军接运至北京。另外，快船、马船所载粮草不过五六十石，每船只用官军即已足够，无需召集百姓前来听候；兴学校：府州县学的教员多不称职，应予考核，不称职者予以黜落；挑选俊秀之才补为生员；准许军中子弟入学读书；整军伍：应核实军伍，年老患病者由子弟替代，逃亡者予以追捕，绝嗣的军户验明后加以除籍；谨边防：开平等地乃是边防要地，守兵虚弱，粮食不足，应挑选、训练精锐之士，加强守卫，同时屯田自给；专漕运：漕运官军年年运粮北上，返回后还要维修漕船，终年劳苦。应禁止所属卫所对他们加以繁多的徭役。
明仁宗采纳了陈瑄的建议，命有司迅速执行，不久又赐陈瑄铁券，并允许他的子孙世袭平江伯爵位。有朝臣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陈瑄只是老生常谈，仁宗驳斥道：“武臣能言及此，已是非常难得，况且现在都害怕出言获罪，更应对他加以奖掖。古人尚知千金买马骨，我这么做岂不是远超古人。”
明宣宗继位，仍任命陈瑄为总兵官，驻节淮安，陈瑄不但督理漕运，还兼管淮安的地方事务，抚辑军民，所领官军悉听节制。陈瑄奏请朝廷，打算征发十二万劳力，用半个月的时间疏浚济宁以北长沟到枣林之间的淤塞河道。明宣宗念及他长年辛劳，命尚书黄福前往一同经理。陈瑄再次上奏：“每年运粮动用十二万军人，连年劳苦。请在苏州、松江等府以及江西、浙江、湖广等地另外签发民丁，并在士兵较多的卫所签发士兵，共二十四万人，分番轮流运输。另外，江南的百姓，运粮到临清、淮安、徐州，往返一年，耽误农作，而湖广、江西、浙江以及苏州、松江、安庆的士兵，每年驾空船到淮安运粮。如果让江南的百姓拨粮食给附近的卫所，由官军运送到北京，根据里程付费并付给耗米，这样军民都会方便。”明宣宗遂命黄福和侍郎王佐加以执行。从此，漕运由改为兑运。
陈瑄在淮安总兵官任上病逝，终年六十九岁，明宣宗追封他为太保、平江侯，赐谥号恭襄。江南百姓因陈瑄疏浚河道有德于民，在清河县为他建立祠堂。
第二十九章 蓝山起义——黎利
黎利，越南后黎朝开国君主，后人称为黎太祖。生于越南清化地区，原为地方豪绅，发动蓝山起义，自称平定王，号召各地反明独立，展开了十年抗明战争最终，明宣宗决定罢兵，越南重获独立。不久，黎利立国称帝，建立了后黎朝，黎利获明朝承认其对越南的统治，以保持中越的邦交关系。
黎利，来自越南清化省梁江蓝山乡的一个豪族家庭，据史书所说，黎利的曾祖父黎诲游经这里时，认为必是佳处，于是定居，三年后发展成可观的产业，从此“世为一方君长”。到黎诲的儿子黎汀继承家业时，已经是“有众至千余人”的巨贾了。
黎利出生于雷阳主山，在他年轻时，陈朝政局正日走下坡，并发生了胡季犛篡陈及明朝派军攻越的事变。在明朝占领安南之际，黎利对明朝的态度，中越两国的历史文献，说法略异，而分歧主要在于黎利有否出任过明朝的官职。越南文献指黎利面对明朝各种计谋、诱惑下，仍然不为官爵所动：《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明据越南后，对当地人采取了劳役及招降两种手段，而黎利则“不为官爵所诱、威势所怵，明人巧计百端，终不致也。”
感到陈朝的抗明活动无望，便“晦迹山林，潜心韬略，延揽智谋之士，招集流离之民”，以密谋反明。中国文献却指黎利降明后任官另有所图：《明史》中载：“利初仕陈季扩为金吾将军，后归正，用为清化府俄乐县巡检，邑邑不得志。“这段文字提出黎利曾向明投降，并获授官衔，而暗中有所图谋的说法，另有中国记载称是明朝镇守太监马骐贪得无厌，向黎利索要贿赂，并多次羞辱他，因此才激起黎利造反。
黎利不满明朝的统治，便隐居山林，广交豪杰之士，召募流亡群众，决定在蓝山乡起兵反明，自称“平定王”。当时，除黎利外，还有潘僚、郑公证、黎饿等起义军，但维持不久，便被明军所击破。明军获悉黎利起义，便派马骐领兵征讨，黎利引诱敌军到洛水，用伏兵将之击退，这是黎利最初尝到的胜果，其后，黎利移军至灵山，途中遭到明军追击，被俘获了不少军民及家属，黎利便率残兵驻扎至灵山。此后，黎利以至灵山、蓝山乡等地为为主要据点，多次领兵与明军交战，各有胜负，期间，黎利得到重要开国功臣阮廌的归附。
黎利听从黎只“乂安险要，地大人众，……略定乂安，以为立脚之地”的建议，向该区步步进迫。洪熙年间，黎利得到越南百姓的支持，黎利亦顺势向百姓约法三章，宣布：“民苦于虐政久矣，凡所至州县，秋毫无犯，非伪明官府之牛谷，虽甚饥困，不得滥取。”凭着严格的军纪，黎利军所到之处，都得到群众的响应，“相与并力围乂安城”。虽然该城仍被明军所坚守，但辖下地区，已被黎利占领。
由于明军主力集中在乂安城，其他地点防务较弱，黎利便转移视线，攻克新平、顺化等地。当时，黎利军已占领了南部的国土，便向北出兵东都。宣德元年，在重要战役崒洞之役中，黎利军重挫明军，迫使明朝的军事力量只限于几个被包围的城市。在黎利军势力日益壮大的同时，明征夷将军王通与黎利议和，黎利最初亦同意的，但王通暗中向明廷求援，黎利得悉后，便继续派军攻击明军的各个驻守城市。
明廷了解到战况不利，便派柳升为主将，率十万军队南下剿乱，柳升进入越南，开始攻击黎利军队。黎利得悉后，向部下们指示:“今柳升之来，途路辽远，人必疲劳，吾以逸待劳，蔑不胜矣”，下令军士们边战边退，将敌军徐徐地引入腹地，并在适当地方设伏。柳升到这时仍大意轻敌，只亲自带领100骑兵追赶黎利军队。到达支棱的泥泞地时，明军由于移动困难，黎利的伏军乘机施袭，于是在马鞍山击杀柳升。明军由于主将阵亡，全军败退，黎利再派军大举追击，于是获得大胜，此次决定性的战役，迫使明军不得不议和。
战事大致平息后，黎利派出使节入明，要求册封陈暠为王，明朝随即封陈暠为“安南国王”，征夷将军王通领兵撤退，整场抗明战事至此告终。战事完结后，由阮廌起草《平吴大诰》，宣示黎氏复国成功，成为大越国家的新统治者。
黎利即位前，先要除掉陈暠，陈暠原叫胡翁，是“丐者之子”，“假称陈氏之后”。黎利拥立陈暠的原因，是由于黎利在起义时鉴于“人心思陈，故立之以从人望”，并且“欲籍辞以应明人”。黎利驱逐明军后，便先杀陈皓，然后登基称帝，关于陈暠的死因，一说是他深知国人不服，遁逃时被朝廷所获，便饮毒药而死；一说是他“潜驾海船而卒”；一说是潜逃时被黎利令人追杀；一说是黎利曾说“我以百战得天下，而暠居大位”，陈暠在惊惶下潜逃，最终被黎利追杀。
黎利即位，改年号顺天，建国号大越，都东京。黎利生性猜忌，即位后就杀戮功臣，功臣陈元扞、范文巧等都因谗言中伤而获诛。
第三十章 和宁王——阿鲁台
阿鲁台，鞑靼领导人，北元太师，属阿苏特部，蒙古化的伊朗人。先后拥立鬼力赤、本雅失里、阿台为可汗，自称大元朝太师，专权擅政，多次袭扰明朝边境，成祖亲自北伐，先后在斡难河畔和贝尔湖东追击、击溃了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和太师阿鲁台两部。受封和宁王，与瓦剌对立，阿鲁台及部众遭到瓦剌所立的大汗袭击，兵败后避居母纳山，其后又受到瓦剌首领脱欢攻击，战败被杀。
永乐初年，蒙古已明显分裂为两大部分，即西部蒙古的瓦剌，和东部蒙古的蒙古本部。东部蒙古的鬼力赤被拥立为蒙古大汗，明王朝称东部蒙古为鞑靼，鬼力赤称汗后，阿鲁台为其部下，任太保枢密院知院。明成祖朱棣曾遣使致书鬼力赤及阿鲁台等诸大臣，要求“可汗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
明成祖朱棣前后数次，派出使臣要求与蒙古通好，可鬼力赤一概不予理睬，有时还拘留使臣，在此期间，阿鲁台却多次向明使表示了“归诚之心”，明成祖朱棣派出专人与之联系，阿鲁台则遣使臣回回哈费思至明王朝进行“且奏求药”，并得到了满足。鬼力赤被传非元裔，引起部下不满，为部下所废，鬼力赤被阿鲁台等所杀。同年冬，本雅失里被拥立为蒙古大汗，阿鲁台为太师，至此，阿鲁台、马儿哈咱、脱火赤等组成了新的统治集团。
阿鲁台和本雅失里率兵出击瓦剌，被马哈木等击败，退走胪朐河，阿鲁台虽兵败，但未遭受重大打击，仍自持力强，与明王朝为敌。明成祖朱棣命率10万骑征阿鲁台和本雅失里，丘福孤军轻进，在胪朐河上游被阿鲁台和本雅失里打败，全军覆没。明成祖朱棣率50万大军，征讨阿鲁台和本雅失里，阿鲁台与本雅失里分裂，本雅失里率部西走，阿鲁台则率部东奔。明军首战本雅失里，蒙古军大败，本雅失里仅以7骑脱走，西入瓦拉。明成祖朱棣复率兵向东，大败阿鲁台部于兴安岭，同年冬阿鲁台被迫遣使贡马，与明王朝修好，明王朝封阿鲁台为和宁王。
阿鲁台乘瓦剌军被明军战败之机，与瓦剌开战，马哈木败亡，部众溃散，其子脱欢被俘，在阿鲁台家中充当家奴，后被释放回归瓦剌。瓦剌部在兀古者河大败阿鲁台部，阿鲁台出兵瓦剌，大败瓦剌太平部，以从顺的姿态结好明王朝，本是权益之计，当其势力恢复之后，便不愿再受明王朝的羁绊。与明王朝失和，并驱骑南下，挥兵大举攻入兴和，明成祖惟恐阿鲁台势力扩大，遂3次率大军亲征阿鲁台。阿鲁台则采取迂回战术，避不决战，不与明军直接对垒，尽管如此，阿鲁台的实力仍受到很大消耗。此时，瓦剌部正在迅速扩张实力，马哈木之子脱欢经过几年的休整后，实力大增，乘机攻打阿鲁台，大败阿鲁台所部，阿鲁台部署离散，势力大为衰落。
宣德年间，阿鲁台拥立阿台王子即汗位，此时的大汗，已经无权与明王朝交往，完全成为傀儡。阿鲁台所部西迫于瓦剌部的威胁，东受兀良哈三卫的压力，南迁至明宣府以西的大同、宁夏、甘肃边外一带驻牧，并零零星星地寇扰明边。阿鲁台与瓦剌脱欢部进行大战，阿鲁台败北，所部2000人马驻牧于集宁海子西北岸，其统治已经陷于瘫痪状态。
福余等三卫企图乘虚攻掠阿鲁台，被阿鲁台所败，阿鲁台率众东行，鼓勇进攻三卫，站住了脚根。阿鲁台使臣自辽东入贡，一反多年中自大同、宣府入境的惯例，引起明王朝边臣的警惕，其部下人穷马困无衣无褐，降明者接踵而至，阿鲁台所部已是日薄西山，无力继续控制局面了。
瓦剌脱欢所立脱脱不花可汗率众袭击阿鲁台，杀掠他的妻子部落，阿鲁台与失捏干等率残部13000人徙居母纳山、察罕脑包等处。同年，瓦剌脱欢出兵给予阿鲁台最后一击，阿鲁台、失捏干被杀，部署溃散，其所立阿台汗等残部百余人遁往阿察秃之地。
第三十一章 奢侈腐化——刘观
刘观，雄县人，中进士第，获授太谷县丞，以荐升任监察御史，迁署左佥都御史，后出为嘉兴知府，因父亲去世，守丧去职。永乐年间，历任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使，后升任礼部尚书，改任刑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宣宗即位后，刘观因贪腐而被问罪，最终客死辽东。
刘观升任云南按察使，尚未赴任而行，又拜官户部右侍郎，调任左副都御史。当时左都御史陈瑛为人残刻，右都御史吴中为人宽和，刘观应付二人之间务求全都满意。在北京营造宫殿，刘观奉命浙江督办采木，不久还京，成祖因山西发生旱灾，命刘观火速前往，遣散了采木的军士和民夫。
礼部尚书郑赐病逝，于是升刘观为礼部尚书，又与刑部尚书吕震互换官职。刘观曾因有过失而遭到监国的皇太子谴责，成祖在北京听到这情况，按照大臣有小的过失，不应当就给予折振的原则，特地赐书诏谕皇太子。都督佥强费率师征讨凉州卫叛乱的羌族，命刘观参赞军事，回师后因有过失之事，刘观又被滴贬为刑部的吏员。后官复原职，又改任左都御史，奉命督办通浚漕河，又受命巡抚陕西，考察官吏。
明仁宗即位后，刘观兼任太子宾客，随即又加太子太保衔，给两份俸禄。当时大理寺少卿弋谦多次上书育事，仁宗对弋谦繁琐言事感到厌烦，礼部尚书吕震、大理寺卿虞谦按照仁宗心思弹劾弋谦，刘观又让十四道监察御史上疏劾论弋谦所言为诬妄之词，因此被上大夫中舆论所鄙视。
宣德初年，没有禁用官妓的规定官员们宴会聚乐，均以奢侈相尚，歌妓满于宴席之上。刘观私下接受贿赂，那些御史们也都贪污放纵无所顾忌。宣德三年，一天罢朝后，宣宗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门，对他们说道：“祖宗那时，朝臣们都谨慎自守，近来却贪浊成风，这是什么原因呢？”杨士奇回答道：“永乐末年已经有这种情况了，如今更为严重。”杨荣说道：“永乐时，没有超过方宾的。”宣宗问道：“今天谁是最严重的？”杨荣回答说：“刘观。”宣宗又问：“谁可以代替刘观的职务？”杨士奇、杨荣推荐了通政使顾佐。宣宗于是将刘观外派去巡视河道，任用顾佐为右都御史。御史张循理等人趁此机会纷纷上奏章弹劾刘观，并且涉及到刘观之子刘辐许多贪赃枉法之事。宣宗大怒，下令逮捕刘观父子，拿出弹劾他们的奏章给他们看。刘观上疏为自己辩解。宣宗更加恼怒，又出示廷臣们先后送上的密奏，其中有枉法受贿赂达千金的情况，刘观这才认罪，于是将他下到锦衣卫狱中。
要将刘观处以重刑时，杨士奇、杨荣请求免其一死，宣宗将刘辐流放到辽东戍守边疆，而命刘观跟随前往，最终刘观客死辽东。
第三十二章 持廉守正——黄宗载
黄宗载，一名黄垕，字原夫，江西丰城人，明朝前期官员，官至吏部尚书。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参与修撰《永乐大典》，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黄宗载，自幼便喜欢学习，十五岁时师从私塾老师熊伯机，学习《春秋》。后来，黄宗载考中进士，被授予行人历左右司副，奉命出使四方时，从没有接受馈赠，累升为司正，后因父亲去世，丁忧三年。
永乐年间，黄宗载被推荐任为湖广按察司佥事，巨奸宿猾之徒，多被贬戍到铜鼓、五开之间，暗中把持官吏生杀之权。黄宗载放榜历数他们的罪行，说：“如果不改，一定要依法处治。”众人不敢违抗。武陵多军籍，百姓家庭担心与他们联姻，徭役赋税将转到自己身上，所以男女到了四十岁还不婚嫁，黄宗载以理劝说他们，他们都领悟了，一时结婚的有三百余家，邻县也仿效，风俗遂变，结婚者不可枚举。
朱棣征他到文渊阁修《永乐大典》，书成之后，黄宗载得到赏赐，回到任上。他总管制造海运巨舰数十艘，事情办成了而百姓并没有受到骚扰。朱棣车驾北征时，向湖广征兵，使者因贪婪凶暴而误了期限，黄宗载因不弹劾，被贬为扬青驿驿夫，黄宗载并不觉得忧郁，每日以吟诗看书以自娱自乐。
因为有人举荐，朱棣重新起用黄宗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朱棣亲自在朝廷策士，鸿胪无卿丞张斌自持功高，出言伤人，黄宗载怒驳之。
交趾刚被平定，州县官员多用两广、云南的举人以及愿意往远方任官的岁贡生员，他们都不善于安抚，黄宗载于是说：“有关官员都不称职，如果等九年以后再废黜，恐怕政治会更加废弛。请求对任职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和布政、按察二司调查核实上报。”朱棣赞同他的意见。他回来后，行李萧然，不带交趾一物，尚书黄福对人说：“我在这住了那么久，所接的御史多了，只有黄宗载识大体。”黄宗载祖母去世，丁忧回家，后朱棣下旨夺情，被授予贵州道监察御史，改为詹事府丞。
黄宗载升任为行在吏部侍郎，少师蹇义管吏部事，黄宗载都公正地辅助他。宣德年间，黄宗载奉命到浙江清军，持节封唐定王嫡次子琼炟为唐王，庶次子琼燀为新野王。五月，到湖南总督采木，为建宫殿所备。
侍郎罗汝敬巡抚陕西，犯有过失戴罪办事，罗汝敬妄引诏书内容而复职，吏部却不指出，被御史弹劾，黄宗载和尚书郭璡都被投进监狱。五月获释复职。以老为由请求致仕，明英宗称其还有精力，特意留下，升任吏部左侍郎，后升为南京吏部尚书。
黄宗载年过七十，体衰多病，乞求致仕，明英宗不允。正统年间，黄宗载自称七十八岁，希望回归田里乡间，明英宗念其为旧臣，特意留下。后来，再度以老为由请求致仕，上了四篇奏章，才被明英宗批准。黄宗载于家中病逝，朝廷派官员负责葬礼，终年七十九岁，葬于老家梨树冈之原。
第三十三章 好古力学——陈洽
陈洽，字叔远，武进人，因擅长书法被推荐授予兵科给事中系，朱棣称帝后为吏部右侍郎，后多次随军出征，参赞军事。征讨黎利时，因带兵将领王通不听陈洽的建议，莽撞进兵，致使大军中伏，陈洽也披挂上阵，战死沙场。
陈洽好古力学，与陈济、陈浚兄弟三人并知名，曾参与修撰《永乐大典》。
陈洽八岁时，有一次和他父亲沿江散步，只见江上两只船同时开发，一只摇橹，一只扬帆，扬帆的船很快驶到摇橹的前面，陈洽的父亲见状，灵感顿生，遂出一联：“两船并行，橹速不及帆快”。仓促间，陈洽难以为对。这时，恰好远处有个牧童在吹箫，声音悠扬，动人心弦，陈洽智窍，对出下联：“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陈洽父亲满意地夸奖儿子道：“这小子真行！”
后来，因擅长书法被推荐授予兵科给事中，曾奉命阅军，只要从他眼前一过，他便能记下来，有的人再来一次，总是被他斥退，朱元璋嘉奖他有才能，赐给他金织衣。父亲戍守五开去世，陈洽奔丧，正值蛮人反叛，道路阻塞，陈洽冒险间道而行，终于背着父亲遗骨回来。
因茹瑺的推荐，被召回任文选司郎中，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陈洽被升任为吏部右侍郎，又改为大理寺卿。安南战事开始时，朝廷命陈洽赴广西，与韩观挑选士卒从征，到大军出发时，遂命他参赞军务，主管粮饷。安南平定后，陈洽转为吏部左侍郎，当时黄福掌管布政、按察二司事务，政策上专务宽大，安抚安南人民。陈洽选拔有才能的人，振肃风纪，核实将士功罪，设置土官，处理军队粮饷，都办得有条不紊，回到朝廷后，皇上命他兼代礼部、工部事务。
陈洽参佐张辅的部队讨伐简定，将其平定，回来后，随从朱棣北征，与张辅在塞外练兵。陈洽与张辅前往交趾，讨伐陈季扩，五年之后，他升为兵部尚书，又留下赞佐李彬军事。明仁宗朱高炽以陈洽掌管布政、按察二司，仍参佐军务，宦官马骐贪婪残暴，陈洽无法控制，致使安南反叛者四起，而黎利尤为凶狠狡猾。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无能为力。
黎利的势力越来越大，陈洽上疏说：“贼人虽然请求投降，但他们内怀诡诈，到党羽逐渐壮大后，将不可控制。乞请传谕诸将从速灭贼，不要为贼人所收买。”明宣宗朱瞻基颁敕严厉责备陈智等人，令他们进兵，他们又败于茶笼州，朱瞻基于是削去陈智、方政的官职和爵位，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将军印前往征讨，陈洽仍赞佐其军事。同年九月，王通到达交趾，十一月进军应平，到达宁桥，陈洽与将领们说地形险恶，恐怕有伏兵，应该驻扎下来察看贼人动静。王通不听，指挥部队径直渡江，结果陷在泥淖中，贼人伏兵齐起，官军大败，陈洽跃马冲入敌阵，因受伤过重而坠下马，左右想把他扶回去，陈洽瞪眼呵叱道：“我作为国家大臣，食禄四十年，报国就在今日，义不苟且而生还！”挥刀杀死数名贼人后，自刎而死，事情报到朝廷后，皇上叹道：“大臣以身殉国，一代能有几人？”赠少保，谥节愍，授予他的儿子陈枢为刑科给事中。
第三十四章 浙派绘画——戴进
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玉泉山人，钱塘人，明代画家。早年为金银首饰工匠，后改工书画，以画供奉内廷，官直仁殿待诏，后因遭谗言被放归，浪迹江湖，擅画山水、人物、花鸟、虫草。山水师法马远、夏圭，中年犹守陈法，晚年纵逸出蹊径，卓然一家，为“浙派绘画”开山鼻祖，作品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进，少年时当过银匠，打造金银首饰和其他工艺品，人物、花鸟、钗钏，精巧绝伦，技艺特出，戴进以此为傲，暗自得意，以为别人得到他的工艺品会十分宝贵，长久地珍藏下去。有一天，戴进在市上见一熔金者，所熔金器都是他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顿时“怃然自失，归语人曰‘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精意，将托儿不朽吾名耳。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将安托吾指而后可?’人曰：‘子巧托诸金，金饰能为俗习玩爱及儿妇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嫌素，斯必传矣。’”戴进大喜，遂学画。明朝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永乐末，钱塘画士戴进，从父景祥征至京师。笔虽不凡，有父而名未显也。”可知戴进的父亲戴景祥即为职业画家，且颇有造诣，戴进长于绘事，有其家学渊源。比较这两种说法，以嘉靖时郎瑛之说为早，郎瑛还曾目睹戴进在西湖横村桥的墓碑，应该更为可信。但不管怎样，戴进出身低微这一事实，是史家所公认的。
据明代周晖《金陵琐事》记述：戴进永乐初年到南京，将入水西门，转盼之际，一肩行李被脚夫挑去，莫知所之。文进虽暂识其人，然已得其面目之大都，遂向酒家借纸笔画其像，众聚脚夫认之，众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永乐初年，戴进至多十七八岁，已有如此好的捕捉和记忆人物形神的能力，一方面显示了戴进在绘画上的聪颖天资，另一方面也说明戴进可能从小跟着父亲学画，刻苦练习，到这时已积累了一定的绘画经验。永乐初，明成祖尚未迁都，京城尚在南京，戴进随父进京，在宫中十几年，画艺大进，却并不得志，因而离开京都，回到杭州。
戴进在宫中被谗一事，在各家史籍中均有记载，说法各异，但他因为在绘画上的超群出众的才艺，引起了画院诸名家妒忌与排挤，这是确凿无疑的。据说镇守福太监向宣宗荐戴画四幅，宣宗即召集画院名家谢庭循等评其画。“初展《春》、《夏》，谢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谢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顾，对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父，似有不逊之意。’上未应。复展《冬景》，谢曰：“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斩!’”
戴进被谗之事，有人说发生在他四十岁左右，按郎瑛之说，戴进听到宣德帝发了“福可斩”的御旨，当晚就由徒弟夏芷帮助，灌醉庆寿寺的一个和尚，偷了度牒，削发假扮僧侣，仓皇出逃，归隐于杭之诸寺。以后，为逃避谢环的搜寻，又曾一度隐姓埋名，辗转漂泊到云南。岁末，就持自己画的门神，去各家出售。
也有一种说法是，戴进一共在北京城生活了14年，在54岁时离京返乡。据李开先《中麓画品》则记叙，戴进虽未能得到宣宗的赏识，但还未有马上离开宫廷，只是“寓京大窘，门前冷落”。而当戴进落魄之时，谢庭循则为当时所崇尚，为阁臣作大画，就把戴进请来代笔，后来此事被请阁臣知道了，便怒斥谢环：“原命尔为之，何乃转托非其人耶!”于是戴进无法在宫廷继续呆下去，遂辞归，临行时，礼部侍郎王直有《送戴文进归钱塘》诗相赠，曰：“知君长忆西湖路，今日南还兴若何?十里云山双蜡展，半篙烟水一渔蓑。岳王坟上佳树绿，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随寻旧迹，满头白发愧磋跎。”
从艺术成就上看，戴进是明朝“浙派绘画”开山鼻祖，他作品风格多沿袭了南宋画院遗风，戴进的创作，没有被传统所束缚，他的画用笔流畅，逐渐形成自己风格。他善于用浓淡水墨的巧妙变化，来表现“铺叙远近，宏深雅淡”的品格，既有南宋院体遗风，又有元人水墨画意，被推为“浙派山水首席画师”。戴进著名的作品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进晚年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故乡杭州及南京、浙东一带，仍以画画为生，关于戴进的结局，流行的说法是他晚景凄凉，以至“嫁女无资，以画求济，无应之者”，因穷困潦倒而死，终年七十五岁。浙江画派在鼎盛时期，形成了自己的支流——江夏派，到了明代中叶后，江苏吴派开始统领画坛，浙江画派到了明末就逐渐退出了画坛。
第三十五章 相术精准——袁忠彻
袁忠彻，又名袁柳庄，字公达，又字静思，鄞县人。家住今宁波市西门外，父子相术起家，其父袁珙，曾因预言坚定朱棣夺取帝位决心之故，朱棣登极后，其父袁珙遂被拜为太常寺丞。袁忠彻好学，幼传父术，博涉多闻，明成祖时被封为“尚宝司少卿”，日与官宦文士磨砺讽咏，其瞻衮堂藏书甚富，曾经收藏过《清明上河图》。
朱棣做皇帝之前，在谋士姚广孝的举荐下，认识了相士袁珙，被他过人的相术所折服，将其奉为座上宾，二人经常秉烛夜谈。袁珙与江湖术士不同，他的确有真才实学，所算之事无不应验，也因此备受朱棣的赏识。袁忠彻年轻时曾经跟随父亲一起去谒见燕王朱棣，朱棣设宴款待都督宋忠、都指挥谢贵、布政使张昺、佥都御史景清等几个官员，暗中嘱咐袁忠彻给几人看相，预测他们的未来。袁忠彻逐一给他们看相后，预言说：“于法皆当刑死。”意思是说，这几个人很快都会被处以死刑。
朱棣听了袁忠彻的话之后大喜，因为当时朱棣正准备发动“靖难之役”，而这几个人是建文帝安排在朱棣身边的间谍，当听说他们很快会被处死，朱棣认为这意味着自己起兵将会成功，所以愈加坚定了起兵的信心。等到朱棣登基称帝后，袁忠彻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尚宝寺少卿等职。袁忠彻颇受朱棣宠信，经常与朱棣论人谈命，关系十分密切，“帝识忠彻于藩邸，故待异于外臣”。但是袁忠彻逐渐恃宠而骄，与群臣不和，后来被罢官回乡。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袁珙的儿子袁忠彻也不简单，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相面之术，掌握了常人难以企及单独本领。袁忠彻，做人相对高调，人脉比较广，与朝中很多大臣关系都不错，凡是找他看相之人，几乎都不会拒绝。在明代陆粲所著的《庚巳编》书中记载了一件，关于袁忠彻的奇事。
袁忠彻在家乡居住时，友人家中有一个侍童，“姿貌韶秀，且性机警”，深得友人喜爱，袁忠彻为侍童看相后，认为这个侍童不利于主人，“以为不利于主，使逐焉”，请友人将他辞退。友人起初不舍，但是袁忠彻多次提到此事，友人只好将侍童辞退。侍童被辞退后，无处容身，白天给别人做工挣点吃的，夜里就居住在破庙之中。有一天，侍童在破庙的墙角捡到一个布包，里面竟然有金银数百两，侍童本来想据为己有，忽然又叹气说：“我因命薄，被主人辞退，如果再私拿别人遗失的金银，上天更不会容我，我应当守着此物，等候失主来取。”第二天，侍童没有去做工，在破庙中等候失主，后来来了一个妇人，一边哭泣，一边在破庙中四处寻找东西。
侍童问妇人在寻找什么，妇人哭诉说：“我丈夫在边关从军，因事受到牵连而入狱，应当处死。为了救他，我变卖家产，又借贷了不少金银，准备献给指挥使大人，以赎丈夫之罪，我将金银放在布包中，路经此庙时休息了一会儿，走得太急将布包遗失。只怕是找不到了，看来我丈夫必死无疑。”侍童问妇人丢失的金银数目，与自己捡到的完全吻合，便归还给她，妇人感激万分，拿出一部分金银感谢侍童，侍童坚决不收，妇人便带着金银去救丈夫。妇人救出丈夫后，到处向人讲述侍童拾金不昧的事迹，指挥使听说此事后，派人找到侍童，将他收养在家中。指挥使年老无子，见侍童人品和长相都不错，便将其收为养子，几年后，指挥使年老退休，便奏请朝廷，让养子承袭了官职。
侍童担任指挥使后，返乡拜见以前的主人，主人哈哈大笑说：“没想到相术闻名天下的袁忠彻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竟然把你的命运算错了。”主人留侍童住在家里，然后请袁忠彻来做客，提前把侍童打扮成仆人模样，让他捧茶而出，袁忠彻见到他，吃惊地站了起来，说道：“你不是当年的侍童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主人哄骗袁忠彻说：“辞退之后无处可去，又回来做仆人了。”袁忠彻笑着说：“不要戏弄我，此人现在绝非身份低微的仆人，而是担任三品官职的人，他如今的神态与从前已经大不相同，莫非是做过什么善事，以致于改变了命运吗？”侍童便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他所担任的指挥使之职正是三品官阶，主人听后连连赞叹袁忠彻相术神奇。
太子朱高炽得了一场重病，御医看了也只能请罪，说治不好，朱棣很是担心，就让袁忠彻想想办法，袁忠彻就说只要皇帝把皇宫门前的石碑砸碎就可以了，朱棣觉得此事虽玄，为了太子也只有试试这个办法，便命人将石碑砸的粉碎，神奇的是，久病不愈的太子，真的因石碑破碎，很快就好了，皇帝也越来越相信他，只不过人总有飘了的时候，袁忠彻也不例外。与官员的聊天中，他居然丝毫没有设防，就对大臣们说，太子的面相坐上龙椅是肯定没问题的，只是不能长寿，听到的官员们，就开始拿这件事做文章，将袁忠彻的话添油加醋的告诉了太子，本来太子身体就不好，听了这样的话，气的都站不住了，还说以后一定会惩罚袁忠彻。
朱高炽继位后，依然没有忘记袁忠彻曾经说过的话，只不过他刚刚登基，还需要稳固朝政，袁忠彻他还是需要利用的，到了第二年，太子的身体又不幸了，每况愈下，他知道自己可能真的活不多长时间了，便写出了一道圣旨，让锦衣卫把袁忠彻逮捕进宫，审问后处斩。锦衣卫去到袁忠彻家里后，发现他竟然坐在门口，仿佛已经预料到了今天的事情，他气定神闲，丝毫没害怕的神情，还笑着对担心的家人说：放心吧！我一定能躲过此劫，当他被押往皇宫的时候，朱高炽就去世了，新登基的皇帝知道事情后，便下旨放了他，当时逮捕他的锦衣卫后惊呆了。
明朝时期有一位大臣叫杨集，幼年时，他的父亲杨宗命他早早去邻居黄家说些事情。当时，天还没亮，黄家大门还没打开。他站在门外大喊：“请开门！”。不远处有一个人听到敲门声，问他：“先生，能不能和你说句话。”当时天还漆黑，杨集看不到那人究竟是谁，心里有些害怕，没敢回应，黄家来人开门之后就赶紧进去。待谈完事情，天也已经亮了。黄家儿子黄式送杨集出门。先前叫他的那个人还在，凝神注目，观看他很久，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旁人回答说：“是杨家的。”那人说：“真可惜，我听到他的声音，按理说日后应当贵极人臣，名满天下，所以站在这里等候他。现在观看他的相貌，却和声音不相称。尽管如此，日后他也能官至五品。他的声音洪亮高远，应当获得宏长的福分。不应在他身上，日后他的子孙必有兴旺发达之人。”那人又对着黄式说：“这孩子将来也不平凡，官至七品。”说罢，就离开了。
杨父听说此事，赶紧派人去寻访此人，这才得知那人就是当朝有名的方士袁忠彻，自袁忠彻为杨集相面后，一转眼几年过去了。杨集十八岁时，是县里的学生，曾经持诏书送往福山巡司，按例可获得五两赠银，同行者还有二人，都是年长的校友，把赠银都拿走了，只将筵席上的食物送给杨集。杨集认为他们都是前辈，却没有作表率，嘴里不好说他们什么，但是心里很不平衡，筵席地点就在江边，杨集独自向江边走去，二人怀疑杨集可能会讲什么怨言，悄悄地跟在后面偷听。
只见杨集来到江边洗手，笑着说：“巡司赍诏，岂是我的志向，希望他们常常享受赠礼。”二人听到后，认为杨集是在取笑他们，于是从后面直接将他推入水中。杨集两手扑到沙土中，忽然探到一件东西，拿起来一看，是一锭银子，银锭入水，被波浪洗啮，光润莹白，非常可爱，正好和巡司的赠礼轻重相同，校友们见状大吃一惊，改变了先前的态度，在江边斟酒，大家酣畅而饮，饮完方才离去。
后来，杨集参加甲戌科会试，得贡士第八名，监察御史钟同因论恢复朱见深的太子之位，被关进大狱，杨集上疏兵部尚书于谦，慷慨陈词，于谦认为他很有胆量，命他出任安州知州，明朝五品官出守地方，即由此开始。先前，袁忠彻预言杨集官至五品，黄家儿子黄式官至七品，全都应验。袁忠彻曾对于谦说：“你目常上视，未来会遭砍头之灾。”于谦的结局应验了他的预言，当然这是后话了。
第七十一章 历仕六朝——胡濙[ying]
胡濙，字源洁，号洁庵，武进人，文学家、医学家。生下来是白发，满月后才变黑，曾奉朱棣之命前往各地追寻建文帝朱允炆下落。历仕六朝，前后近六十年，为人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是宣宗的“托孤五大臣”之一。任礼部尚书三十二年，留心医学，曾与戴思恭讲《内》、《难》诸经，推仲景为医学正宗，著述有《卫生易简方》、《芝轩集》、《律身规鉴》等。
胡濙，生性节俭，为人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能屈尊待人，在礼部任职多年，礼部上表恭贺祥瑞，按官衔他应当第一个署名，人们因此说他喜欢奉迎。南城人龚谦会很多妖术，胡濙把他推荐为天文生，他还推荐道士仰弥高，说他懂得阴阳兵法，派他去守边，因此时人颇讥讽他。胡濙留心医学，曾与戴思恭讲《内》、《难》诸经，推仲景为医学正宗，著述有《卫生易简方》、《芝轩集》、《律身规鉴》等。
明史专家认为，实际上从永乐初起，先后共有四路人马在追寻建文帝一行的下落。这四路人马中，与建文帝最具关联的要属胡濙，胡濙因为追踪建文帝时间之长、范围之大、力度之强成为永乐帝最忠实的“超级捕快”。据史料记载，胡濙先后曾有三次入闽：第一次他到了武夷山，名义是寻访张三丰，寻访张三丰之所以与建文帝扯上关系，民间与武林中一直在传说，建文帝逃亡途中，张三丰一直在暗中保护建文帝。
据史书记载，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即派人寻找过张三丰，如果当时民间与武林中的传说是确有其事，那就说明朱元璋已经找到了张三丰，并且对他有所嘱托，另有一种传说是张三丰曾到过四川眉山瓦屋山传道，创立了“屋山派”，朱棣担心张三丰造反，以瓦屋山是“妖山”为借口，派兵剿灭，张三丰是逃了，一直被胡濙追至武夷山。这件事在明徐象梅著的《两浙名贤录》中有记载。
追到武夷山的胡濙，最后还是被摆脱掉了，张三丰“最终不知所终”，来到武夷山的胡濙在此留下了一首诗，诗云：武夷形胜一蓬莱，山下停舟几往回，未尽平生游览意，云缣写入画图来。当然，也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张三丰并不存在，南京明史学者马渭源认为，作为还算是一个明君的朱棣，会派一个重要朝臣去追踪一个传说中的仙人，而且整整找了十四年，这不太符合有为之君的正常行为。因此，不管胡濙是奉命对全国寺院进行颁行僧道度牒、对僧人进行登记造册还是长年巡访仙人在外，其真实目的不言而喻。因为建文帝采取了声东击西方式逃亡，胡濙跑错了方向，由于方向不对头，结果是无功而返，直到回到南京，向朱棣汇报了外出所见所闻，直至十七年，胡濙开始第二次出访。
当胡濙再次出发寻找建文帝时，他将目标锁定在了东南沿海———归属海洋文化的“断发纹身”之所，浙、闽、粤一带。来到了福州闽侯雪峰寺，在那儿他刻下了一段有关洁庵禅师颇有争议的身世的碑文，胡濙的造假行为暴露了他的雪峰山之行的真实目的，以此免让世人知晓建文帝尚在人间，且隐跸在雪峰寺的史实，既要达到让雪峰寺和尚封口，又要让后人无从查考建文帝之事，立个碑还是很有必要的。在《明实录》与清编《明史·胡濙传》中，看到的有关明永乐十七年胡濙再度出巡的行程记录中，只有“巡查江、浙、湖、湘诸府”，而没有闽粤两省，而在《雪峰山志》中所载的胡濙自己所写的《碑记》中，就十分明确地写着“奉使闽粤”一语。
第三次到闽浙边，目的极有可能是清理建文帝遗迹，关于胡濙来闽的三次记载中，史学家认为以这最后一次记载最为重要，它在明万历年间进士黄景昉著的《国事唯疑》一书中有着明确的记录。在闽东通往周边的浙南、闽中的古官道两侧，有几十座寺庙同时被毁，几千名僧人同时被杀，对这一曾经发生在闽东大地上的惨案，正史与官修地方志虽然没有一个字的记载，但是民间与宗教界都代代相传此事。这显然是一个有计划的摧毁行为，目的就是封锁建文帝尚在人世间的消息，消除其在寺庙的影响。
借机摧毁建文帝与从亡大臣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以临济宗为主流的禅宗佛教系统，因为这个系统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保护建文帝的。因而也就成为胡濙、周觉成及其手下锦衣卫的重点清理区域，而胡濙及其手下越是关注闽东，就越能证明建文帝就在闽东的某个寺庙隐跸，其越是大面积地摧毁闽东的寺院，屠杀大批闽东临济宗的僧人，就越能佐证上金贝古墓就是建文帝陵。
除了清理寺庙以外，胡濙及其手下还对闽东的文化典籍进行了一次大清理，无论是《州志》《府志》还《县志》，竟然找不到任何与建文帝史事关联的记载，而这种现象在浙西、苏南一带就不存在，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建文帝流落闽东，金邶寺是他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