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太学规则》——张显宗
张显宗，字名远，福建宁化人，6岁丧父，由母抚育成人，从小勤奋好学，聪慧过人，中举，翌年参加会试，名列一甲第二名，经殿试得太祖亲谕特赐状元。张显宗中状元后，初授翰林院编修，后被授予国子监祭酒，后升为工部侍郎。交趾平叛后，起为交趾左布政使，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交趾所任，朝廷悼惜，追封他为工部尚书。
张显宗，明太祖召殿对策，亲谕：“文辞详赡，答问意足，有议论，有断制，必有学之士，宜在首选，特赐状元。”显宗状元及第后，初授翰林院编修，奉敕撰述文章，检阅经史，并以翰林院编修，随侍亲王前往秦、晋、燕、齐诸国巡视，得其赏识，升任太常寺丞，赐衣一袭。
显宗以年少博识，被任为监理国子监学事，针对监内时弊，学风不振，认真拟定出十条整改措施，获得太祖嘉奖，被正式任命为国子监祭酒。就任后严整学风，健全规章制度，“夙夜以身率诸生，五鼓即升堂，讲读课试，俱有程式。以宣圣庙隘撤而新之，以桥门道隘凿而通之，视师儒之贤者礼之，临邪不检者汰之。由是太学风裁一新”。《明史·李时勉传》亦称：“太祖以宋讷为祭酒最有名，其后宁化张显宗，申明学规，人比之讷。”显宗任内造就大批人才，后来试得礼部第一、仕官国子司业的吴溥，就出自他门下。
燕王朱棣靖难兵起，叔侄互争帝位，惠帝命显宗前往江西召集壮丁，筹募军粮，以御靖难。朱棣攻陷南京，夺得帝位，改号永乐，显宗被南昌百户刘恩缚送京师，成祖念及显宗乃太祖旧臣，惜其才释而不诛，谪戍兴州，镇守边关。在兴州三年多，显宗佐助军政长官，引导回汉人民兴修水利，开发牧场，培植牧草，沟通汉回及其他少数民族间的文化，组织商品交流，传播和改进耕作制度和工艺技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销融民族隔阂，从而使西北边疆得以繁荣、巩固和安定。
交趾黎季犛父子杀陈日焜自立，据地叛乱，成祖检阅御戎策，调显宗随同朱能、张辅领八十万大军南征交趾。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抚辑夷民，赈灾恤难，化除汉夷界域，交趾军民绥服，大军所向披靡，大破季犛叛军于执江，擒黎季犛及伪太子于高望山，交趾叛乱平定。设交趾左布政司，英国公张辅、工部尚书黄福共同表荐显宗功绩，朝廷起用显宗为交趾布政使，显宗推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怀柔政策，安抚军民，免除苛政，起用人才，兴办水利，发展生产，兴办教育，把交趾治理得井井有条。“当远人款附之初，兵农以数百万纪，号令所及，民庶欢呼”。还使原先不受朝廷节制的清林知州王赋、武宁知州魏思善驯服，并有惠政，“显宗抚绥新附，人亲之如父母，交人祠祀之”。
显宗因积劳成疾，逝世于任所，终年46岁，噩耗传开，交趾人民无不悲哀，“感泣不能自己”，朝廷悼惜，追封为工部尚书。显宗三个儿子，遵遗嘱随军护柩归宁化故里，葬于离城七里的张家坪，为纪念他的功绩，汀州府衙前建有状元坊。著有《立太学规则》、《诸司职掌》、《逆臣录》、《忠义录》、《辅教录》、《警愚录》、《张待郎遗集》等书，惜已无存，仅民国《宁化县志》载其部分诗词。
第三十八章 九龙山人——王绂
王绂，明初大画家，字孟端，号友石生，别号九龙山人。擅长山水，尤精枯木竹石，画竹兼收北宋以来各名家之长，具有挥洒自如、纵横飘逸、清翠挺劲的独特风格，人称他的墨竹是“明朝第一”。
王绂，幼年聪明好学，10岁已能作诗，15岁游学邑庠为弟子员，尤喜绘画，曾师法吴镇、王蒙、倪瓒等画坛大家。被征召进京，不久便回乡隐居，因朝廷追究左相胡惟庸逆党事被累，发放到山西大同充当戌卒10余年，回乡隐居九龙山，赋诗作画，教授弟子。
王绂因善书被举荐进京，供事文渊阁，参与编纂《永乐大典》，拜中书舍人，派往北京，从事迁都的筹备工作。两次随明成祖朱棣北巡，期间创作著名的《燕京八景图》。他绘画擅长山水，尤精枯木竹石，其山水画兼有王蒙郁苍的风格和倪瓒旷远的意境，对吴门画派的山水画有一定影响。但他不肯轻作山水画，故后人有“舍人风度冠时流，笔底江山不易求”的诗句，其画竹兼收北宋以来各名家之长，具有挥洒自如、纵横飘逸、清翠挺劲的独特风格，人称他的墨竹是“明朝第一”。
王绂画《竹炉煮茶图》，侍读学士王达为其记序作铭，构成珍贵的《竹炉图卷》，此图卷深得乾隆帝喜爱，南巡时，曾在惠山品二泉水，观《竹炉图》画卷题咏。后图卷不慎被毁，乾隆帝竟自仿王绂笔意，补写了竹炉首图，并题诗。王绂病逝于北京馆舍，终年54岁，存世画迹有《墨竹图》《竹鹤双清图》《潇湘秋意图》《枯木竹石图》《江山渔乐图》等，并著作《王舍人诗集》等。
第四十章 蒙古太师——绰罗斯·马哈木
绰罗斯·马哈木，瓦刺人，一作“巴图拉”，出身贵族，瓦剌的首领，猛可帖木儿之子，明朝时期瓦刺部著名太师，封号顺宁王。明成祖朱棣册封马哈木为“顺宁王”，蒙古丞相阿鲁台先后拥立鬼立赤、本雅失里、阿台为蒙古可汗，自称太师，专权擅政，永乐帝称其“和宁王”，专门与马哈木的瓦剌部对立。因此，绰罗斯·马哈木亲率部征讨阿鲁台，在里海地区阵亡。
元顺帝被朱元璋赶出中原，回到草原后过得很郁闷，中原多富裕繁华，元顺帝心情低落到极点，所以很快就去世了。元昭帝即位，在“奇男子”王保保的保护下，算依然存在“元”这一政权，随着王报保和元昭帝先后去世，元后主继位，却被蓝玉一个“捕鱼儿海之战”，打得丢了儿子，扔了嫔妃，恰好遇到了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尔。本来当年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就曾为当蒙古老大，而大打出手，留下了仇恨。如今元后主落到也速迭尔手里，毫无悬念的被杀掉了，北元实际上也就宣告灭亡。
虽也速迭尔表示来当这个大皇帝，完成祖先遗愿，可实际上蒙古各部，都开始纷纷脱离北元，因此很快就进入到了蒙古各部的互砍阶段。朱棣当上皇帝后，一位窝阔台的后代，名叫鬼力赤的人，就成了蒙古老大，他很自觉，废除大元国号，向朱棣示好，大元从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朱棣很高兴，于是敕封了鬼力赤，承认其地位，可鬼力赤也没有让蒙古各部安定下来。阿鲁台联合瓦剌老大马哈木，又干掉了鬼力赤，由此，马哈木算进入到了朱棣眼帘，亮相出场了。
瓦剌部落，根本不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一直游荡在蒙古汗国的西方地带，如今突然发家，自然要向富饶的中原方向移动，同时，瓦剌也是后来清朝时期，准噶尔汗国的源头。朱棣最初根本没注意过他们，只把围绕在大明边界附近的阿鲁台等各部，称之为“鞑靼”。可很快朱棣就发现，蒙古各部又乱套了，阿鲁台和马哈木掐了起来，马哈木要东进，自然要侵占阿鲁台的利益。
朱棣二话不说，出兵北征，马哈木也乐了，因为他离大明很远，知道朱棣打不到自己，而阿鲁台却很近，于是连忙上书朱棣表示：朱老大，你就是我们的救星，我支持你揍阿鲁台，朱棣根本不搭理他。随着阿鲁台遭到朱棣打击，此消彼长，马哈木的瓦剌就壮大起来了，开始不断东进。为了稳住朱棣，马哈木上书：要归还北元的玉玺给朱棣，并又派使者跑来，请求朱棣给点兵器啥的。
朱棣怒斥道：马哈木，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别看现在仿佛很牛，可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小儿科。此刻的马哈木，也自觉翅膀硬了，虽碰了钉子，却还是狮子大张口地提出：让朱棣把甘肃、宁夏这些地方，都给了我瓦剌。朱棣真急眼了，派人去大骂了一通马哈木，跟着就在第二年再次亲征。史载：帝亲率铁骑驰击，大破之，斩王子十余人，部众数千……然后咬住马哈木，追过了两座高山，杀到土剌河，马哈木这才狼狈逃脱。
这一战打得马哈木深刻体会到了啥叫“老虎发威”，连忙派人献马上书谢罪，言辞谦卑恭顺异常，只请求朱棣饶恕，朱棣这才松了口，说：瓦剌故不足教！意思就是说，我堂堂大明天子，才懒得跟你们一般见识呢！被朱棣重创后的，瓦剌元气大伤，阿鲁台部趁机落井下石，再次击败瓦剌，马哈木连遭重创，很快死掉了。
这就是历史上的马哈木，什么潜伏大明20年，大败明军，并险杀朱棣和朱瞻基，完全是在开玩笑，从史料中就能看出，朱棣自始至终，就没把他当盘菜。
第四十四章 女真首领——阿哈出
阿哈出，姓金，或说古伦，或者童。明朝女真族首领，胡里改部酋长，原居于三姓城一带，明初从居奉州。永乐年置建州卫，授任指挥使，明代赐名为李思诚。
元末明初的动乱时期，为躲避北面兀狄哈人的侵扰，依兰一带的女真人分两大支南迁，阿哈出所率的部族，属于后来称为建州女真的一支，与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所率的另一支建州女真世代联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阿哈出率领族人沿胡里改江南迁到珲春江以西、图们江以北、邻近朝鲜的地方居住。阿哈出到明都南京朝贡，明廷就在胡里改部设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建州卫的地理位置大约在今辽宁东北、吉林通化一带，阿哈出任建州卫指挥后，积极协助明廷招抚女真诸部，并向明廷详细介绍了图们江两岸，和朝鲜境内的女真各部情况。阿哈出向朱棣推荐了居住在阿木河流域的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明成祖曾前后几次派人前往招抚，最终使猛哥帖木儿等女真各部都臣服明朝。
阿哈出还为明廷招抚野人女真，明廷则将受抚的女真各部首领，委以建州卫的所属官员。这样，阿哈出的统辖范围大为增加，一跃成为女真诸部中势力最强的一支。建州卫的强大，引起朝鲜的不安，朝鲜君臣认为明朝扶持建州卫，而阿哈出为之招徕建州女真各部及野人女真，这是“扼我咽喉，掣我右臂”，因而想方设法要解除来自阿哈出部的掣肘。
朝鲜宣布停止庆原贸市，作为打击建州等女真诸部的手段，由此激起建州、兀狄哈等部的抄掠，双方关系转向恶化。加之兀狄哈人的侵袭，阿哈出就率众迁往辉发河上游的风州居住，即今吉林海龙县境内，与明廷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明成祖朱棣率军征讨鞑靼蒙古，阿哈出派子释家奴随征，在鄂嫩河获胜班师。以释家奴从征有功，明廷升他为建州卫指挥佥事，赐姓名为李显忠，娶了猛哥帖木儿的姊妹为妻。
这一年，阿哈出死，由释家奴袭职，统辖建州卫部众，阿哈出及其子孙多效勤诚，在改善明廷与女真各部的关系，及建州女真本身的发展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是建州女真部落的杰出领袖。
第二十七章 六下西洋——王景宏
王景弘，龙岩县集贤里香寮人，入宫为宦官，事奉燕王朱棣，随朱棣起兵夺取帝位，得成祖朱棣赏识，后奉成祖之命，以副使太监身份协助正使太监郑和，统率巨型海船62艘，官兵、水手等27800余人组成的庞大船队出使西洋。从苏州刘家港出发，经福建、广东南下，首先到达占城，历暹罗、爪哇、苏门答腊、三佛齐。在三佛齐歼灭以陈祖义为首的、企图抢劫船队的一群海盗，然后经满剌加，到天竺，锡兰山，北上印度洋西岸的柯枝，古里，加尔各答，到达忽鲁谟斯后折回。历时两年多，于永乐五年回到南京，返航时，西洋各国大都派遣使臣携带珍宝异物，随船队到南京向明朝朝贡。
王景弘与郑和率队出使西洋，沿同一航线，送各国使臣回国，随带中国丝绸、瓷器等物赏赐各国。船队经过锡兰山时，专程到立佛寺进香布施，供奉金银丝帛等物，祈求航海平安。在寺前立有用汉文、塔密尔文和波斯文镌刻的《布施锡兰山立佛寺碑》。碑文首刻：“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昭告于佛世尊曰”，落款为：“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此次使洋，所到之国“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历时一年半，于永乐七年，回到南京；九月，王景弘受命第三次与郑和率队使洋。“驾驶海船四十八号，往诸番开读赏赐”；十月到达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一月自福建五虎门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国”。然后到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在锡兰山时，“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船队派“二千余人，出其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属官”。后经小葛兰，古里，抵孟加拉湾后折回满剌加。经征得满剌加国王同意，在那里修筑城塞和仓库后回国。“
王景弘受命至闽浙沿海一带，招募大批水手和造船工匠，在太仓、长乐、福州、泉州等地督练水师，监造海船，修建天妃宫，因而出现随郑和、王景弘出征的官兵“多闽人”的现象。明成祖北上到北京建新都，景弘随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兼管招募舟师，监造海船等事务，为郑和第四、五次出使西洋做准备。
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时，随船来中国访问的17个国家，和地区的使节回国，成祖又一次派遣王景弘与郑和六次出使西洋。“赍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就与使臣同行”，沿途经苏门答腊、满剌加、榜葛剌，古里、木骨都束、不剌哇等16国。“各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视前有加”，九月，回到北京。
永乐末年，宫廷皇位之争激烈，王景弘站在太子朱高炽一边，因“拥立皇储有功”，受仁宗朱高炽及其子宣宗朱瞻基重用，擢升为正使太监，并“赐其嗣子王祯为世袭南京锦衣卫正千户”。王景弘和郑和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八月，与郑和选用下西洋官兵一万余人，修造南京大报恩寺等宫庙。
宣德四年，受敕省视南京旧内，开始督造船只，操练水兵，准备再次下西洋。宣宗朱瞻基“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来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此时，郑和已年届60，王景弘首次以正使太监身份，与郑和统率船队使洋，在南京龙湾集结船队，领官兵27411人，第七次出使西洋。
船队开至刘家港，在此刊立《通番事迹碑》，详述使洋事迹，二月底到达长乐太平港，在此“伺风开洋”，五月，带领部分人员溯闽江而上到镡州，在雪山寺三宝殿铸献铜钟一口，钟铭曰：“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回到太平港后，又于同年十一月，在南山寺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人的名义刊立《天妃灵应之记》碑，并修葺附近寺庙，十二月中旬，从五虎门开船出海。
一月到达占城，三月初到达爪哇后，在此停留，休整4个多月，于七月下旬到达旧港，八月初到满剌加，九月中旬到达苏门答腊北端，十一月底到锡兰山，十二月上旬抵古里。此时，派出一支船队访问阿拉伯半岛上的祖法儿，阿丹，同时派出由外交、贸易和翻译等7人，组成的考察组随天方国的船只，到***教的圣地麦加朝圣，并绘制了麦加教堂的建筑图带回船队。船队到达终点站忽鲁谟斯，历17国，三月二十一日，郑和卒于古里，由王景弘率领船队扶榇返航，有十余国派遣使臣随船到北京朝贡，七月二十二日，回到南京。
宣德九年，景弘受宣宗之命，以正使太监身份独自统率船队，出使南洋诸国，景弘先到苏门答腊，后到爪哇，回国时，苏门答腊国王遣弟哈尼者罕随船队进京朝贡。王景弘晚年潜心整理航海资料，撰有《赴西洋水程》等书。
王景弘先后6次出使西洋，历30余国，60多个地方，每次使洋都随带金银、丝绸、铜铁及各种工艺品与外国交流。沟通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通商关系，铺设了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交流，增进了友谊，使中华民族的声望远播于海外。
王景弘，是我国航海史上仅次于郑和的一位杰出的航海家、外交家和军事家，宣宗朱瞻基《赐太监王景弘》诗赞曰：“昔时将命尔最忠，大船摩曳冯夷宫，驱役飞廉决鸿蒙，遍历岛屿凌巨”。
第三十八章 “三杨”之一——杨荣
杨荣，原名道应、子荣，字勉仁，建安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内阁首辅，与杨士奇、杨溥并称“三杨”，因居地所处，时人称为“东杨”。朱棣即位后，杨荣受其赏识，得以入阁，累迁至文渊阁大学士、翰林侍读，任首辅。帮助朱高炽顺利即位，拜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此后随朱瞻基平朱高煦叛乱，进升少傅。明英宗即位后，与杨士奇等同心辅佐，升任少师。杨荣病逝，年七十，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敏。
燕王朱棣取得“靖难之役”胜利，他进入南京时，杨荣迎谒在朱棣马前说：“殿下是先拜谒太祖陵呢，还是先即位？”朱棣便马上驱驾拜谒太祖陵，杨荣从此受到朱棣任用。朱棣即位，把杨荣选入文渊阁，赐名荣，一同当值的七人中，杨荣年龄最小，也非常警敏。有天晚上，宁夏来报告说被围，当时内阁正是他当值，朱棣将奏报给他看。杨荣说：“宁夏城很坚固，人民又都习战，从发出奏报到现在已过了十几天了，宁夏之围应该已经解了。”到夜半时，果然有奏报来说围已解。朱棣对杨荣说：“你怎么预测得这么准？”江西有盗贼起事，朱棣派使者去招抚，而令韩观率兵随后出发，贼人接受招抚的奏报传到，朱棣想赐敕慰劳韩观。杨荣说：“推算奏报发出时，韩观还没到达，不应给他论功。”朱棣更加敬重他，再升他为翰林侍讲。
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杨荣升任太子右谕德，仍兼前职，与在内阁当值的诸臣同被赐给二品官服。他评议各部门事宜，都能符合朱棣的意旨，并受到厚赏。朱棣非常威严，与大臣们议事无法决断时，常常发怒，大臣们战战兢兢，无所适从。但杨荣一到，朱棣脸色便转好，朝政得以决断。
杨荣，历仕四朝，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成祖誉为岁寒松柏，至宣宗时五次获赐银印（分别名为“方直刚正”、“忠孝流芳”、“关西后裔”、“建安杨荣”、“杨氏勉仁”）。仁宗曾赐一银印，文称“绳衍纠缪”，朝政得失准盖此印密疏，并亲写“勿谓崇高而勿入，勿以有所从违而忽怠”一文与杨荣共勉。皇室对杨荣的优遇可谓隆厚，而他未因恃宠而骄矜，仍守其“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杨荣论事常情绪激昂，不能容人之过，但遇有别人触怒朱棣获罪时，他往往以微言劝导朱棣，从而使他们得以免祸，包括夏原吉、李时勉、刘观，都曾受其救护。杨荣曾对人说：“事君有体，进谏有方，是我的原则。感情用事，怀着怒火进言，从而得到祸害，是我所不为的。”所以他所受的恩宠始终没有隔阂。
杨荣，性喜宾客，虽然显贵也仍旧非常随和，所以士人多归向他，有人认为杨荣处理国家大事，不愧唐代的姚崇，而他不拘小节的个性，也颇像姚崇。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正统初年时，太皇太后张氏委任杨荣等五大臣当政，而杨荣等也自信，敢于侃侃致议，虽年老而忧国之心不衰，任内阁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得明朝国力鼎盛。由于有太皇太后的掌舵，张辅和“三杨”等五大臣的合力辅政，而宦官王振也尚未专横，故当时各级政权机构的运作还比较有章法，全国各地的秩序也相对稳定，后人将正统初年朝政清明的现象，都归功于杨荣等人。
杨荣家藏书甚富，藏本装潢精美，历经数十年，仍崭新如故，如郑樵《通志》及二十一史之类大部书，案头环列，连盈数十架，后经战乱及后人保管不力，所藏之书，尽荡于人间。杨荣好诗文，他和杨士奇、杨溥等多有唱和，为“台阁体”的代表作家。杨荣在胡广死后，主持内阁，进而主持文柄，台阁体雍容的风格，到杨荣主持文坛时才正式确立。著有《后北征记》、《杨文敏集》等。
第二十二章 领“神机营”——柳升
柳升，字子渐，怀宁人，祖籍烟台福山高疃。早期因承袭父职成为一名武将，永乐年间，跟随明成祖朱棣五次征战，立下不少战功，官至征虏副将军、安远侯。柳升多有战功，有勇有谋，但不幸的是，他在与王通等征讨交趾黎利时，由于不熟地形等多种缘故，在进军途中中伏而死。
中国第一位炮兵元帅——明成祖朱棣的神机营统帅柳升，组建了中国历史上首支正规编制的“炮兵”，开启了中国热兵器时代。火药用于军事宋朝就有记载，但将火器装备一支完整的军队自明朝才开始，柳升改革了原始的火炮，改沙石弹为铁弹，改粗炮筒为细炮筒，细筒利于远射，铁弹杀伤力增大。
为了解决火炮装药耗时，不能连发的弊端，柳升将炮兵与步兵、骑兵组合编队，又将炮兵编为二重梯队。战斗时，由步、骑兵在前掩护，炮兵梯队轮流装药射击，柳升率领着明朝最强大的部队，使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参加了明初所有最重要的战役，所向披靡。柳升先后随明太祖、明成祖南征北战，又为明惠帝效力。因为柳升善于指挥炮兵，所以明成祖朱棣特别重用柳升，五次亲自出征边塞，都以其为主将。青州紧邻渤海，倭寇常常由此登陆掳掠，百姓屡遭苦难，人民流离失所。柳升以铁船火炮藏于海湾、岛礁，每当倭寇出现，即指挥将士，以火炮精准射击，倭寇快船不及火炮速度，经柳升神机营打击，青州倭寇销声匿迹。
明朝初，越南北方属大明统治，称交趾郡，交趾人对明朝的统治，时顺时叛。清化土豪黎利和阮荐在兰山发动起义，开展复国斗争。明朝廷闻报交趾叛，遂派成山侯王通与柳升率兵征讨叛军。初时，黎利用成群的战象迎战明军，第一战明军溃败。柳升遂令人画数百幅狮皮，蒙在大炮身上，又画数百幅虎皮穿在战马身上。布阵时，前面是狮子阵，后面是猛虎阵。当两军相接，敌军象阵发动时，明军狮子口吐烟火，雷声轰鸣，铁弹劲射，紧接着猛虎横冲直撞，勇猛向前。在狂狮、猛虎阵的攻势下，群象一齐掉头奔逃，叛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安南遂平。
宣德年初，黎利再叛，宣宗皇帝命黔国公沐晟为总指挥，柳升为征虏副将军，充总兵官，保定伯梁铭为左副总兵，都督崔聚为参将，尚书李庆赞军务，率军七万征讨黎利。因黎利曾是柳升手下败将，柳升遂轻敌。行至倒马坡，柳升与百余骑抢先过桥，桥塌落水，伏兵四起，柳升中镖身亡。柳升死后，大将王通被俘，总指挥沐晟逃跑，明军全面溃败，明宣宗被迫宣布放弃交趾郡，承认黎利为安南国王。
柳升死后，明宣宗赠柳升为融国公，谥“襄愍”，子孙世袭安远侯。武将封公是封建朝代的最高荣誉。柳升之后九代世袭安远侯，爵位与明朝相始终。守护柳升墓是李家从明代一代代传下来的，李家祖上曾担任柳升的管家，柳升死后，李家受柳家所托守护柳升墓地。祖上信守承诺，将此事代代相传。
第二十章 佞谀倾险——吕震
吕震，字克声，临潼人，以乡举进入太学，燕王朱棣起兵时直接投降，成为朱棣的宠臣，官至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记性很好，上朝奏事从不备份，但为人阴险，多名大臣因此而冤死，后醉死于祭祀僧人的住处。
燕王朱棣起兵夺取帝位为成祖，朱棣任命吕震侍太子居守，调为真定知府，不久调京任大理寺少卿。成祖北征，命蹇仪辅助皇太子处理朝政，吕震的女婿张鹤上朝参见时违反礼仪，太子因吕震的关系而原谅了他，成祖回京后知此事，大发雷霆，将吕震及左侍郎蹇义打入锦衣卫监狱，一年后才释放复职。
吕震办事干练，他曾三次奉命回陕西省亲，两次遇到关中遭灾闹饥荒，他当机立断，命令地方官开仓赈济，回朝廷后才向皇帝奏报。吕震不学无术，但记忆力很强，凡向皇帝奏本，其他尚书都手拿副本诵读，且有左右侍郎交替补充，身兼三部的吕震虽有很多奏章、千头万绪，但能滔滔不绝背诵如流，毫无差错。他曾跟从成祖北征，成祖发现沙漠中有一块石碑，很感兴趣，就命跟从的臣子通读碑文。事隔一年后，成祖与很多文学臣子谈到这块碑，又命礼部指派官员前往抄录碑文，吕震说，不必派人去抄，请给我纸笔，在皇帝面前默写出来，成祖又暗自派人将碑文拓回，与吕震所写的对照，一字也没脱落或错误。
吕震善于阿谀奉迎，永乐年间，外国进贡麒麟，吕震乘机请成祖令满朝文武前来庆贺。成祖说：“现在天下太平，即使没有麒麟又有何害？”有一年冬天，金水河、太液池结冰，冰内呈现楼阁、龙凤、花卉的形状，成祖召集群臣观赏，吕震又提议庆贺一番，遭到成祖的反对。有一次，贵州布政使蒋廷瓒说：“皇上北征凯旋而归，臣经过思南大岩山时听到三呼万岁的声音。”吕震接着说：“这是山川显灵啊！”成祖说：“山谷之间由于空旷而发出回声，按理是有的，吕震你身为一国大臣，不能辨别是非，反而因之献媚，难道这是君子事君之道吗？”
成祖初次出巡北京时，命皇太子留守，当时吕震奏请皇帝，约定日常事务由太子处理，奏章分别由南京六科保管，等皇帝回朝之日一并相奏，成祖也表示同意。朱棣再次出巡，吕震请示照以往那样办，成祖在北京因事要看奏章，侍臣说：“留在南京。”成祖忘了以前的约定，说：“奏章应随皇帝送到行宫，难道礼部另有规定吗？”他又问吕震，吕震深恐触怒成祖，说：“礼部并无规定，奏章应送到行宫。”成祖如此问了吕震三次，吕震始终不敢直说。于是成祖大怒，以“擅留奏章”之罪杀了给事中李能，朝臣都知道李能是冤屈的，但因畏惧吕震都不敢为李能辩白。礼部主事尹昌隆因小事，得罪了吕震而遭吕震陷害，妄加“目无国君”之罪而下狱，抄家，数年后，吕震亲自断狱，他挟私怨报复，将尹昌隆处以极刑，并株连其族人。
吕震兼太子少师，不久升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仁宗分派群臣出外祭祀山岳大川及前代帝王陵，吕震请求去祭周文、武、成、康诸王，顺道回家看望母亲。他祭祀太庙设斋散发后，在西番僧舍痛饮，大醉而归，一夜之间得暴病而亡。
第二十五章 古之遗爱——夏原吉
夏原吉，字维喆，湖南省湘阴人，祖籍德兴。早年丧父，遂力学养母，以乡荐入太学，选入禁中书制诰，以诚笃干济为明太祖朱元璋所重。建文时任户部右侍郎，后充采访使，任内政治清明，百姓皆悦服。靖难之役后，明成祖即位，委夏原吉以重任，与蹇义并称于世，成祖后又相继辅佐仁、宣二宗，政绩卓越。
夏原吉，一生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曾掌管户部达27年之久。户部掌管全国的钱粮，但夏原吉以清廉为本，清心寡欲，不贪一文，他与当时的名臣“三杨”（、蹇义等一起，共同开创了明朝前期的繁荣局面。
夏原吉，为人低调沉默，对算学和工程制造多有研究，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期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建文帝败走、朱棣大军入城时，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原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原吉带到朱棣面前，称夏原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原吉有何辩解。夏原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原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打动了朱棣，他当即下令将夏原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朱棣没有看错人。
升官数月后，夏原吉接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丰富之地，也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和兵部侍郎方宾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原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原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
夏原吉到江南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在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原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
浙西地区发生了大规模饥荒，明成祖又命夏原吉到灾区赈济灾民，夏原吉奏请朝廷发放粟米三十万石，并且给灾民分发了耕牛和粮种，这一举措维持了百姓的生计，有效解决了历朝历代灾年百姓暴动的问题，保持了社会安定。当时，有官员向朝廷建议，增加江南百姓佃种水退淤田的田赋数额，夏原吉听说后，立即上疏朝廷，陈述了这件事情的弊端，请求朝廷放弃这种打算。朝廷最终采纳了夏原吉的意见，收回成命，夏原吉又为江南地区的百姓做了一件好事。永乐朝第一功臣姚广孝，前往浙西地区调查情况，返回京城后，称赞夏原吉“古之遗爱也”。
建立奇功的夏原吉自此得到朱棣的荣宠，回归南京后愈加受到器重，不久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明朝的“大账房”。大明朝从靖难之役中走出来，大事繁多，如征讨安南、营建北京、遣使下西洋等，均需大量钱财，时任户部尚书的夏原吉尽心筹划，保证了国家的各项开支。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原吉二人也。这是将夏原吉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可谓评价甚高。夏原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原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
夏原吉知难而上，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一件件都是“得罪人”的事。曾有人贿赂以图“方便”，夏原吉将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后来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夏原吉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原吉者，处重罪。”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
永乐时代的各种“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原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原吉的英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原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抄家不可避免，然而前去抄家的官员惊奇地发现，当朝主管钱粮的户部尚书家中，除了皇帝赏赐的物品之外，仅有布衣和瓦器而已，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
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原吉所言中，明成祖北征，最终因粮尽而返，随后，又接连发动了两次北伐，在第五次北伐归来的途中，明成祖积劳成疾，驾崩于榆木川，临终前想起了夏原吉对他的劝告，不禁对身边的人说：“夏原吉爱护我。”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回后第三天，太子朱高炽跑到关押夏原吉的地方，哭着告诉他成祖去世了，夏原吉听后哭倒在地，许久不能起来。太子令他出狱，商议丧礼事宜，又问赦免诏书该写些什么，夏原吉回答说，要赈济饥民，减省赋役，停罢下西洋的宝船以及向云南、交趾地区各道采办金银，太子全部听从。
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原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
夏原吉去世时，终年65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师，谥号“忠靖”。《明史》称赞夏原吉为“股肱之任”、“蔚为宗臣”，称他的一生可“树人之效”。
第二十一章 六朝重臣——蹇[jian]义
蹇义，字宜之，初名瑢，巴县人，太祖喜其诚笃，为之更名义。历仕明太祖、建文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六朝重臣，官至吏部尚书、少师、太师。蹇义为人质朴正直，仁孝并忠于朋友，善于处理与同僚朋友的关系，不曾一语伤人。明代内阁首辅、政治家杨士奇曾说：“张咏的不近玩好，傅尧俞的待人以诚，范景仁的不设城府，蹇义兼而有之。”
洪武第三甲进士，授官中书舍人，奏事很合皇上心意，朱元璋问道：“你是蹇叔的后代吗？”蹇瑢叩头不敢回答，朱元璋很喜欢他的诚实，为他改名为义，并亲手写下蹇义之名赐给他。他任满三年应当升迁，朱元璋特命满九年后再升，说：“朕将要用蹇义。”因此他朝夕侍从皇上左右，小心敬慎，不曾触怒皇上。
明惠帝即位后，推测朱元璋之意，超升蹇义为吏部右侍郎。当时齐泰、黄子澄当国，外兴大师，内改制度，蹇义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国子博士王绅写信去责问他，蹇义无法回答，蹇义在建文一朝不得信用，处在政治边缘地带。
朱棣的军队入京，杨荣、蹇义等人主动归附，升为吏部左侍郎，几个月之后，升为吏部尚书。当时正致力于纠正建文时期的政治，凡那时所更改的都全部废除，蹇义从容说道：“增补贵在适合时宜，先前所改固然不适当，如今一定要全部改回，也未必全部合适。”随即他举几件事为例加以说明，朱棣很赞同，听从了他的意见。蹇义兼任太子詹事，朱棣有什么要传谕太子，总是派蹇义去，蹇义总能准确地传达朱棣的意思，朱棣和太子都爱重他。
朱棣巡幸北京，命蹇义辅佐皇太子监国，蹇义熟悉典故，长于把握根本，军国大事都倚仗他办理，当时受到重用的前朝旧臣中，与户部尚书夏原吉齐名，世称“蹇、夏”。蹇义患背患背疽，朱棣亲命太医刘观看病。皇上亲自在便殿设宴招待蹇义和夏原吉，并高度赞扬了他们。蹇义多次奉命兼管其他部的事务，职务纷集，但他处之裕如。
蹇义因父亲去世回家，皇上和太子都派官员赐祭，诏令他出来供职。三殿失火，敕令二十六名廷臣巡行天下，蹇义和给事中马俊分巡应天等府，询问军民疾苦，废黜了几名骚扰百姓的文武长吏，还提出数十项应兴革的事情，上奏实行，回来后他治理本部事务。朱棣北征回来，因为太子曲意宽宥礼部尚书吕震的女婿户部主事张鹤，参见失仪之过，便怪罪蹇义不进行匡正，将杨士奇、吕震、蹇义逮捕，关进锦衣卫监狱，到永乐二十一年的春天，蹇义才获释。
明仁宗即位后，蹇义、夏原吉都因是元老而为中外所信赖，朱高炽又念蹇义辅佐监国时的旧劳，对他尤为倚重。他首先进封蹇义为少保，赐给冠服、象笏、玉带，并享受二职俸禄，又晋升为少师，受银章一枚，上刻“绳愆纠缪”，其后，又赐给他玺书说：“先前朕监国时，卿以先朝旧臣，每天在左右侍候。两京刚建，政务正繁，卿劳心焦思，不顾身家，前后二十余年，多次挽救危难。朕继承大统后，卿赞佐治理，毫不松懈，而且更加恭谨。这些朕都深念不忘，兹以自己之意，创制‘蹇忠贞印’一枚赐予爱卿，望卿藏于家中，传给后世，知道朕君臣共济艰难，共同做出了成就。”当时只有杨士奇也得赐给“贞一”印和敕书。
不久，命蹇义和英国公张辅以及夏原吉一同监修《太宗实录》，蹇义比夏原吉尤为忠厚，但过于周慎，杨士奇曾在朱棣面前对蹇义说：“为什么过于忧虑？”蹇义说：“恐怕因为卤莽而留有后患而已。”皇上对两人的意见都赞同。杨荣曾诋毁蹇义，朱高炽觉得杨荣不正直，蹇义叩头说道：“杨荣没有别的意思，如果左右有诬陷杨荣的人，愿陛下慎重考察。”朱高炽笑道：“我本不信他的话。”
明宣宗即位后，对蹇义的委寄更重，当时正修建献陵，朱瞻基想遵从遗诏要俭约，便问蹇义和夏原吉，两人极力赞扬说：“圣见高远，又出于至孝，此万世之利也。”朱瞻基亲自规划，三个月后陵墓建成，它不如长陵那么宏丽，其后的各个皇帝都参照献陵的规制，后来明世宗营建永陵，才更加崇尚侈华。
朱瞻基征乐安，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时，蹇义、夏原吉以及各个学士都随从，参预军中机务，被赐给鞍马甲胄和弓剑，回来后，朱瞻基赐予非常丰厚。蹇义随从皇上巡边回来，皇上因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都已老了，赐给他们玺书说：“卿等都是遗老，辅佐朕躬，现在已是黄发危齿，不宜再让你们处理冗繁的事务，从而有伤朝廷优老待贤之礼。你们可以放下所管的事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至理，共同维持国家的安宁，官衔和俸禄都照旧。”因此，郭璡代为吏部尚书，不久因胡濙的建议，皇上命蹇义等四人，讨论天下官吏和军民的章奏和建议，赐给蹇义银章，上刻“忠厚宽宏”。
明宣宗驾崩，明英宗即位，蹇义因斋戒得病，皇上派医生去探视，并问他有什么话要说，蹇义说：“陛下刚继承大位，惟望敬守成宪，始终不渝。”说完他便去世了，终年七十三岁，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师，谥忠定，并赐葬巴县故乡。
除了蹇义历经五朝六帝始终屹立不倒，并长期高居吏部尚书这一“天官”之位以外，蹇义的儿子蹇芳，曾被赐封“天下武举第一人”，蹇义的玄孙蹇廷相及其子、其孙三代都曾当过兵部尚书。后来，蹇家又出过好几个吏部尚书，蹇义为人质朴正直，仁孝并忠于朋友，善于处理与同僚朋友的关系，不曾一语伤人，杨士奇曾说：“张咏的不近玩好，傅尧俞的待人以诚，范景仁的不设城府，蹇义兼而有之。”
第三十七章 “三杨”之一——杨溥[pu]
杨溥，字弘济，号澹庵，湖广石首人，著名政治家、诗人、内阁首辅，与杨士奇、杨荣并称“三杨”，因居地所处，时人称为“南杨”。杨溥登进士第，授翰林编修，任太子洗马，侍奉太子朱高炽，因汉王朱高煦诬陷，东宫官属尽遭牵连，杨溥被关进诏狱，在狱中勤奋读书，从不间断，十年之间，将经书史籍通读数遍。仁宗即位，杨溥获释出狱，授官翰林学士，仁宗建弘文阁，命杨溥掌阁事，旋即升任太常寺卿。宣宗即位后，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等人共典机务，升礼部尚书。明英宗即位后，与杨士奇、杨荣等同心辅佐。杨溥在内阁共十六年，于杨士奇去世后接任任首辅，他有“相度”，为人谨慎，有时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晚年时眼见王振权势益振，却无能为力。杨溥去世时，年七十五，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定”。
永乐初年，杨溥任太子洗马，成为皇太子朱高炽的东宫僚属，太子有一次读《汉书》，称赞张释之有贤才，杨溥说：“张释之诚然有贤才，但如果不是汉文帝宽厚仁爱，他也无法施展他的抱负。”于是摘取汉文帝的事迹，分类编好，献给太子，太子非常高兴。不久，杨溥因亲丧回家守孝，当时太子监国，便强令他回南京任职。
朱棣第2次征讨蒙古的期间，京城里由太子朱高炽全面主持工作，史书上说太子儒善、聪敏，政令切合实际而且行之有效，难得的是，太子谦虚，善于纳谏，他推行的利民政策非常符合臣民们对于圣明君主的全部期望。作为当时的东宫洗马，杨溥负责撰写敕令，上传下达，更够跟随这位贤明皇子，他无疑是心满意足的，随着太子越来越得到臣民的认可和爱戴，事迹不断传到前线，加上两位野心勃勃的弟弟不断的造谣、中伤，于是朱棣相信了谣言，首先遭殃的是杨溥这些贴身秘书、东宫工作人员，这成为继解缙入狱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
入狱的第二年，锦衣卫破例允许家人送来了书籍，从《大学》《中庸》《论语》，到《三国志通俗演义》、《新五代史平话》等小说，杨溥都视若珍宝，终日捧卷苦读，小小的牢房里面书籍堆积成山。一起入狱的东宫同事们已经死亡殆尽，人生再也无力翻盘，而杨溥却将经史子集读尽，挨过了人生中最不可能挨过的苦难时光。据说朱棣曾经问过杨溥等人在监狱里的情况，幸运的是，掌管诏狱的纪纲诚实回奏，朱棣显然非常满意这个答案。这时候，立储之争已定，意欲夺位的阴谋家弟弟被打发到了山东就任藩王，太子之位得以稳固，太子每天都恭谨的向垂老的父亲请安问候，他始终如一的诚恳打动了朱棣那颗猜忌暴虐的圣心。
杨溥，在诏狱里活了下来，熬到了皇帝驾崩，几乎在第二月中旬，新皇一纸诏书赦免，杨溥获释出狱，仁宗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他曾秘密上书议论政事，仁宗对他加以褒奖，赐给钞币，皇上想到由于自己的缘故而使杨溥久困狱中，更特别同情他。仁宗在思善门左侧建弘文阁，在群臣中选择有才学、品行好的人入阁值班。杨士奇推荐侍讲王进、儒士陈继，蹇义推荐学录杨敬、训导何澄。仁宗授予陈继博士，杨敬编修，何澄为给事中，每天到阁中值班，又命杨溥掌管阁事，并亲自授予他阁印，说：“朕把爱卿留在左右使用，不仅只是为了学问，还想广泛了解民情，以有助于治理国家。你有什么建议要报告，可以密封后上呈。”不久升为太常寺卿，仍兼旧职，数月之间，连授三职，足见仁宗对于杨溥的关切之心。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罢设弘文阁，把杨溥召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等人共同主管枢机事务。四年后，因母亲去世辞职，守孝期满后又出来任职，仍以学士衔在内阁当值。
宣宗驾崩，由太子朱祁镇即位，英宗刚即位不久，杨溥与杨士奇、杨荣请求开设讲经筵，一定要预先选好几位学识平正、言行端正谨严、老成而识大体的人来担任讲官。又请求慎重选择在宫中朝夕侍从皇上的内臣，张太皇太后非常高兴。一天，太后在便殿落座，英宗面西站立，召英国公张辅和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濙入内，太后对他们说：“你们都是老臣了，现在皇上年幼，望你们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张太后将这五位老臣作为了正统政治的核心，太后又特意召杨溥上前，说：“仁宗皇帝念卿忠诚，多次发出叹息，不想今天还能见到你。”杨溥感动而流泪，太后也流泪，左右的人也都很悲伤。
当初，仁宗做太子时，受到诬陷，东宫属官许多死于诏狱之中，杨溥和黄淮一关就是十年，几次差点死去。仁宗常常在宫中惦念他们，太后对他们也一直很同情，所以才对杨溥说了这番话。太后又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经过三朝皇帝的选任，足以辅佐后人，皇帝政事繁忙，应当与这五位共同商议。”
杨溥回乡扫墓，不久回京，此时杨士奇、杨荣相继去世，在内阁的马愉、高谷、曹鼐都是后进之人，名望不高。杨溥独木难支，权宦王振便开始进一步专权用事，晚年时，杨溥屡因年迈请辞，但都未获准许。
杨溥逝世，终年七十五岁，英宗为他辍朝一日，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定”，授予他的孙子杨寿为尚宝司丞。后来，王振引导英宗北征，结果发生土木之变，时人因而怀念“三杨”，认为如果他们还在，不会发生这样的结局，但后起者却争相揭露他们的短处，认为由于他们违心执行中旨，终于酿成了宦官为患的祸害。
杨溥为“台阁体”代表诗人之一，但他在“台阁体”诸位作家中诗名不显，对杨溥的诗历来评价不高。明英宗时名臣李贤，在《杨文定公集序》中说：“观其所为文章，则辞惟达意而主于理，言必有补于世而不为无用之言，论必有合于道而不为无定之论，严重老成，有台阁之气象焉。”又说：“公之文章以事业而见重于世必矣，何以序为！”但今观杨溥之诗，疏朗雅淡，别有情致，在诗歌创作上也取得一定的成就。
杨溥喜好佛老，著有《禅玄显教编》，曾参与编修《明太宗实录》、《明宣宗实录》，另有《澹庵文稿》、《文集》十二卷等。《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有《杨文定公诗集》，原书七卷，今余五卷，为明钞本。《皇明经世文编》辑有《杨文定公奏疏》，录其奏一篇。
第三十九章 “三杨”之一——杨寓
杨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江西泰和人。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历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同辅政，并称“三杨”，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一生见证了明朝的盛转衰，后因子致仕，不久忧虑而世，赠太师，谥文贞。
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
在这场争夺皇太子之位的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并举例说：“去年将时享，头风作，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不像解缙因此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朱高炽特地赐给杨士奇及杨荣、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李庆建议朝廷将军队所属多余军马给予地方官吏，杨士奇上疏反对，朱高炽为了不使他过多树敌，故意没有批准杨士奇的奏折，而借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的机会驳回李庆的建议，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
杨士奇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促使朱高炽，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朱高炽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
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朱高炽去世，杨士奇成为首席顾命大臣。
“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曾随朱棣远征蒙古，但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见杨士奇，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杨士奇认为对于边防事务，杨荣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过怪罪他，朱瞻基微笑着反驳说，你还为他辩解，他可是经常在我面前指责你的短处。杨士奇马上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明确恳求皇帝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对待杨荣，不久杨荣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惭愧，自此两人便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甚为融洽。
杨士奇在宣宗朝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内政建设上，长江下游是国家的财赋重心所在，沉重的赋税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农民的贫困，成为朝廷非常关心的问题。周干奉朱瞻基之命进行实地调查后，建议减少官田税赋份额，打击税吏的贪污腐败行为，杨士奇大力支持，户部官员由于担心减税会造成国家财源的枯竭，因此极力反对。如何兼顾朝廷与农民的利益，杨士奇选拔了两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和财政专家周忱与况钟去解决这一难题，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府，况钟出任苏州知府，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杨士奇还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况钟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于谦皆得力于他的引荐。在杨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一片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朱瞻基自然高兴，每年岁首，他让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杨士奇等大学士唱和，几乎可以称得上国泰民安了。
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张太皇太后行使摄政之权，极力倚重“三杨”，凡军国大事皆请他们参决，同时她的同乡宦官王振开始控制司礼监，与“三杨”相抗衡。年迈的杨士奇极力支撑危局，施展自己的才能，建议朝廷训练士兵，巩固边防，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派文武镇抚到各地考察民情，罢除派往各地的特务，减轻百姓的赋税，放宽刑罚，加紧吏治的整顿，使明英宗统治初年继续保持政治清明的局面。
王振，是最早在内书堂受过严格的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太监之一，朱祁镇做太子时，他被派往东宫，成为太子的启蒙老师，他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赢得了朱祁镇的欢心。王振通过对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个人控制，及司礼监的独特权力开始干预朝政，给杨士奇为首的内阁造成极大的威胁，王振还很快争取到一批政治盟友，其中包括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锦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成为皇帝手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是皇权运作过程中的枢纽所在。此外，王振还赢得了兵部尚书徐晞和王冀的追随，控制了明皇朝的军事力量，开始向杨士奇等人进行挑战。
王振首先攻击杨士奇的盟友杨荣，杨荣好收受贿赂，使王振找到了借口。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侦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灾难。正统五年，杨荣去世，杨士奇感势单力薄。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杨士奇更失去了最坚强的后盾，面对王振势力的膨胀，他忧心如焚，积郁成疾。《明史》称杨士奇有学行。有学行又居高位，杨士奇应该更会“齐家”，但也许是他光顾着国家了，自家的后院却起了火，其子杨稷仰仗老爷子有权，傲慢无礼侵暴杀人，遭到了言官们的交章劾举。碍于杨士奇的面子，皇上并没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着又有人告他儿子“横虐数十事”，皇帝这才下令查治。
好在此时，年老的杨士奇还没有糊涂，为了避嫌，他以老疾告归，皇帝也给了他十足的面子，安慰并且挽留他，杨士奇感激涕零，但毕竟事关儿子的死活，一代名臣最终忧郁而死，杨士奇死后，其子杨稷被绳之以法。
第十八章 《后北征录》——金幼孜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号退庵，徘山村人。进士，授户科给事中，任翰林检讨，与吉水学士解缙同值文渊阁，升侍讲，为太子讲学，讲授《春秋》。迁右谕德兼侍讲，与胡广、杨荣等纂《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迁翰林学士，与杨荣并为文渊阁大学士，随明成祖朱棣历次北征，据马鞍立记山川地形。明仁宗即位后，拜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旋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进礼部尚书兼大学士，依旧担任翰林学士，明宣宗时，修两朝实录。
金幼孜，出生于江西新淦，生而聪颖，“秀拔不群”，自幼即刻苦于学，其父雪崖先生奇之。长大后，闻清江县著名的学者聂铉归乡，任庐陵教谕，拜其为师，从聂铉学习儒家经典《春秋》。学成后，入新淦县学为邑庠生，与练子宁同学，二人十分友善，练子宁曾经对金幼孜说：“子异日必为良臣，我必为忠臣，无相负也。”后来练子宁确实殉死社稷，金幼孜也的确历仕累朝、位至宰辅。
幼孜赴省城南昌参加己卯科乡试，中第九名举人，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此科的考官是董伦、高逊志，幼孜列第十三名。殿试建文皇帝亲自策问，幼孜列二甲第四名，赐进士出身，金幼孜已经完成了鲤鱼跳龙门的飞跃，实现了由平民到国家储备干部的身份转变。金幼孜登第后，朝廷即授以户科给事中之职，这个官职不大，属从七品。明初仿六部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置左右给事中各一人，掌规谏、稽察之事，说白了，就是言官，碰到皇帝做错了什么事你就得勇敢地站出来批评指正，当然对于百官之言行，给事中也有权弹劾。
朱棣的靖难军在破南京城之际，翰林修撰王艮、解缙、吴溥、胡广等聚集在吴溥家中，相约要殉道死社稷，解缙陈说大义，胡广也慷慨激昂地发言，唯独王艮默默地哭泣不说话，最终也只有王艮饮毒自杀。据《明史·周是修传》记载：“初与士奇、解缙、胡靖及金幼孜、黄淮、胡俨约同死，临难，惟是修竟行其志云。”朱棣破城，解缙、杨士奇、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相继迎附，表示归顺，练子宁因不屈服于强权而被杀灭族，幼孜以翰林检讨之职入直文渊阁，同直者共七人，皆参掌机密、以备顾问。
金幼孜等七人入直内阁后不到一个月皆升职，幼孜为翰林院侍讲，官阶承直郎，明成祖赐予幼孜象笏、幞头与二品织金衣等物。当时仁宗还是皇太子，成祖命翰林院官员为太子讲解儒经，才子解缙讲《尚书》、杨士奇讲《易经》、胡广讲解《诗经》，幼孜则负责《春秋》的解说与教授，幼孜遂承命作《春秋要旨》三卷。宣宗为皇长孙，成祖又命翰林院近侍官员辅导宣宗读书，幼孜参与其中，成为宣宗的老师。
朱棣率军队亲征北方的蒙古鞑靼部落，金幼孜、胡广、杨荣随行出征，朱棣非常赞赏幼孜的文才，每经要地，就让金幼孜记录其山川地形。当时正值初春，天寒地冻，风雪刺骨，成祖对于金幼孜等来自南方的文臣甚为关怀，大军到达兴和的时候，成祖单独召见了胡广，告诉他脚受冻的时候不要立即去烤火取暖，慢慢行走脚自然会暖和了，接着又问道：“金幼孜在哪？他的脚不会冻伤了吧？”
朱棣不仅很欣赏幼孜的文采，而且对幼孜本人也极为爱重，两人话很投机，据金幼孜自己的记述，每晚明成祖都要和他在营帐里深谈到夜半二、三更，足见幼孜受宠信之程度。大军从凌霄峰出发，由于行军速度较快，幼孜、胡广、杨荣三人没有来得及跟上明成祖的车驾，迷路失陷于山谷中，经过艰难跋涉才在第二天的早晨到达大营，幼孜三人去拜见成祖，成祖见到三人后喜出望外，问：“你们怎么才来？”三人答以迷失方向之由，成祖听后大笑，说：“你们也累了，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幼孜三人出，遇见兵部尚书方宾，方宾告诉他们说昨日皇上在途中多次召见你们三个人，久久不见人来，就知道你们肯定是迷路了，很是担忧一共派了三十人四处寻找你们的踪迹，早晨又增派了十余人前去，不曾想你们自己回来了。幼孜听后甚为感动，他在《北征前录》中说道：“幼孜自惟以一介书生，荷蒙圣上眷顾，顷刻不忘，天地之德，将何以为报。”真情地流露出对成祖的知遇之恩，和念念不忘的感激之情。
由于朱棣想要掩盖自己篡夺皇位的事实与罪名，对于建文年间已经修好的史书《太祖实录》中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甚为不满，遂诏儒臣重新修撰一部为自己正名的史书，金幼孜参与撰修。朱棣亲征蒙古瓦剌部，幼孜与胡广、杨荣皆随从出征，幼孜撰有《北征后录》一卷，回京后，成祖命金幼孜、胡广、杨荣等文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次年书成，赏赐甚厚。
朱棣率军从北京出发，亲征蒙古阿鲁台部，是为第三次北征，幼孜随行，由于深入蒙古腹地，军士疲惫、后勤难以跟进，加上离敌军大本营尚远，幼孜遂与杨荣上疏言利害，成祖从之，遂下诏班师。七月，成祖再次亲征蒙古阿鲁台部，幼孜从，途中侦知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大军驻师不进，十月，也先土干投降，成祖封其为忠勇王，赐名金忠，十一月，班师回京。鞑靼部进犯明朝边关，明成祖组织第五次北征，一代英主朱棣想不到自己的生命，将在这次征伐途中终结，再没能回到北京的紫禁城，而随行的金幼孜也想不到自己，会在这次北征途中发挥决定这个帝国未来命运的作用。
这一次出师进行的并不顺利，据《明史·杨荣传》记载：“当是时，帝凡五出塞，士卒饥冻，馈运不继，死亡十二三，大军抵答兰纳木儿河，不见敌。”成祖很是惶惑，召集群臣询问进退之策，群臣皆惧罪，唯唯不敢言，只有金幼孜一人劝谏说不宜孤军深入，成祖不听。大军到达开平的时候，成祖做了一个梦，说一个神仙反复和自己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不知何意，便以之问杨荣与幼孜，杨荣和金幼孜答道：“陛下北征之举，目的在于除暴安民，但是大漠自然环境恶劣，若孤军深入，恐有丧师之危险，愿陛下留心。”成祖听后认为二人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命二人草诏班师，并宣谕诸部。
还师至榆木川时，朱棣驾崩，年六十五，随行太监马云不知所措，秘密地与阁臣杨荣、金幼孜商议处置之策。杨、金二人认为六军在外，离京师尚远，应该封锁皇帝驾崩的消息，之后又熔锡为棺，以礼装殓成祖之遗体，放在御车中。为掩人耳目，二人还做到了“所至朝夕进膳如常仪，益严军令，人莫测”，有人建议以他事之名书写一道敕令，将皇帝驾崩的消息告诉留守北京的皇太子，杨、金二人反对说：“先帝在世时诏令称‘敕’，如今皇上已经驾崩了如何称‘敕’，如此是为诈，罪不小。”众人皆点头称是，二人遂草拟遗诏，令皇太子朱高炽继皇帝位。
杨荣与御马监少监海寿先行回京，驰报皇太子成祖晏驾之事，金幼孜则在后负责护送成祖梓宫回京。八月甲辰，杨荣到达京师，皇太子朱高炽派自己的儿子皇太孙朱瞻基，前往开平奉迎成祖梓宫，己酉，皇太孙至军中，始发丧。民间盛传金幼孜“七日为君”的故事，大致说金幼孜护送成祖梓宫回京途中一切诏令皆出自幼孜之手，代行皇帝之权，距杨荣到达京师之日刚好七天，故曰“七日为君”。然《明史》中说杨荣在七月壬辰开始出发回京，在八月甲辰抵达北京，以此推算，其间有12天，不止7日，故此事虽有之，然时间不确。
太子朱高炽即皇帝位，是为仁宗，仁宗对于永乐朝内阁旧臣，尤其是当过自己老师的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人更加倚任，皆委以重用。幼孜进官户部右侍郎，仍兼文渊阁大学士、翰林学士之职。宣宗被立为皇太子，群臣加恩，幼孜拜资善大夫、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礼遇甚厚。
仁宗命金幼孜、杨荣、杨士奇三人，在北京承天门外一起审理囚犯，并给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下诏，规定以后审判重要案犯必须要金幼孜、杨荣、杨士奇三位内阁大学士参加。仁宗在西角门召见廷臣，颁赐制诰，并对金幼孜、杨荣、杨士奇三人说：“三位爱卿和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都是先帝信赖的重臣，朕也要依靠你们治理好天下，朕曾经听闻以前的君王不喜欢大臣的直言劝谏，即使是自己的亲信之臣，也害怕皇帝的威严，一味顺从皇帝的旨意和脸色，常常保持沉默以自保。贤良之臣，言不见听，退而杜口。朕与卿等应该引以为戒啊。”遂赐金幼孜、杨荣、杨士奇、蹇义、夏原吉五人银章各一枚，上面刻有“绳愆纠缪”四字，意思是如果皇帝或者朝政有什么过失，他们五人可以凭此上述直谏，不受阻碍。仁宗在五人的诰词后加上了两句话——“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鼓励他们直言，幼孜等人见仁宗如此信任倚重，皆顿首称谢。
金幼孜由于自从考中进士在京师为官，25年来从未回过家乡，思乡念亲之情可想而知，故金幼孜上奏仁宗说母亲罗氏年老、自己又长年未回，甚是想念，望皇上体谅臣子之心，准其归乡看望母亲。仁宗表示很理解，同意其回乡省母，并给以兵部勘合，可以享受沿途驿站的招待，在金幼孜之前，朝中大臣没有请假归乡看望亲人的先例，至此皇帝下诏，规定若三年以上未与至亲相见的，可以告假归省。金幼孜回家后不久，生母罗氏便去世了，幼孜遂留在培山老家处理母亲的丧事，宣宗皇帝即位后，下诏起用，恢复原官，又命幼孜担任总裁官，负责纂修成祖、仁宗两朝实录。
宣宗命幼孜持节前往宁夏，册封庆王府中安化郡王和真宁郡王的王妃，幼孜所到之处，详细询问兵士、百姓之疾苦，一一记录下来，回朝后上奏皇帝，宣宗皆听从接纳。永乐、洪熙两朝实录修成，皇帝颁赐幼孜白金鞍马、金织袭衣等物，并赐宴于中府。幼孜跟随宣宗巡视边关，经过鸡鸣山时，宣宗说道：“唐太宗恃其英武征辽，尝过此山。”幼孜对曰：“太宗寻悔此役，故建悯忠阁。”宣宗又说：“此山崩于元顺帝时，为元亡征。”幼孜再对：“顺帝亡国之主，是山不崩，国亦必亡。”
年过花甲的金幼孜患疾，宣宗命御医前往金幼孜家中诊断，幼孜病情恶化，同僚好友杨荣、杨士奇前往其家看望，幼孜病重之时仍废私念公，说道：“死无足惜，但愧无以报朝廷、益生民。”家人请求幼孜上书祈恩于子，幼孜正色说道：“此君子所耻也。”说完，幼孜便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四岁。
金幼孜有五子：长昭伯，娶吉水县周岐凤之女为妻；次武伯、坚伯、文伯、寿伯；女五，皆有归。对于幼孜之遗文，其子昭伯辑为十卷，编为《金文靖集》，于成化年间付梓出版。另外，幼孜还撰有《北征前、后二录》各一卷。
金幼孜为人比较内向，在内阁七人中最为静默，历事三朝皆为亲信之臣，宠遇不衰，然幼孜深知为人为臣要谦卑的道理，故其一生“不伐善”、“不骛名”，“眷遇虽隆而自处益谦”，还把自己生活起居之所取名为“退庵”，以表其心志。幼孜处理公务时勤恳踏实，与同僚相处皆能谦让，学问渊博，所作之文类其德性，故四方求文之人极多，世人每得幼孜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歌，皆视若珍宝。
明初文学创作以“台阁体”为宗，而幼孜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金幼孜还擅长楷书、行书，书法造诣亦颇好，幼孜还曾经担任过一次会试考官、四次廷试读卷官。观其一生，清明自守，未尝以片语涉乱。既卒，自王侯公卿以下百官都前往哭吊，皆有“丧善人之叹”。同僚密友杨荣作神道碑铭，杨士奇作墓志铭。
第五章 明仁宗——朱高炽
朱高炽，明朝第四位皇帝，明成祖朱棣长子。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度，喜好读书，由于他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父朱元璋的喜爱。但身形较胖，导致身体较弱，在位时间很短，在位期间发展生产、与民休息，赦免了建文帝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朱棣时期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朱高炽天禀纯明，从善改过，恭检爱民，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为“仁宣之治”打下基础。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炽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朱高炽，最终能入承大宝，一是嫡长继承制对朱棣的约束；二是因为他娶了个好老婆，生了个好儿子，朱棣喜欢仁宗的长子朱瞻基。朱高炽的皇后张氏，也有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风，见识远大而乖巧伶俐，是个不折不扣的贤内助，用古代命书的说法，有“旺夫命”。《明通鉴》记载，张氏自从嫁给仁宗后，很得成祖和仁孝皇后这对公婆的喜爱。明仁宗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多次被汉王、赵王两位弟弟挑拨离间，又因身体肥胖，不能骑马射箭，明成祖很生气，命令减少太子在宫中的膳食，太子几次险些被换，然后最终能被保全，据说是因为张皇后的缘故。
然而，在朱棣带领二儿子挥师南下时，建文帝的部队搞了个“围魏救赵”，派奇兵直捣燕王的都城北平，而燕王大军在外，如果贸然班师来救，得胜之势将功亏一篑。朱高炽这时不顾自己多病肥胖的身子，带领老弱将士坚守北平城，自己冒着弓矢上城督阵，激励将士，南军终于无功而返，他这保护根据地的功劳成为日后得到继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
这老实人最聪明之处是认清了父亲的为人和自己的处境，面对永乐帝这样文武兼备而又阴险毒辣的父皇，耍小心眼能瞒过他?一味地去讨好也是下策，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才是上策。他能最后熬到皇帝位置，和两个弟弟相比，笑到了最后，其制胜之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其他也。”有时候，这样的笨办法更管用。
对于仁宗的暴卒，除了有人认为是无病而亡之外，很多人认为死得很蹊跷，而且不光彩，是死于纵欲过度。从史实来推测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朱高炽的贪欲好色众人皆知，曾有个大臣李时勉在他刚即位不久，就上奏劝皇上禁欲，说成祖的守孝期还没有结束，皇后也没有正式确立，皇帝就从远方的建宁选侍女是不可取的，结果惹怒了仁宗皇帝，差点被动刑弄死，甚至在仁宗临死之时还恨恨地说“时勉廷辱我”。
后来，朱瞻基继位后曾因为此御审李时勉，问他为什么要触怒仁宗，李时勉说是劝仁宗皇帝不要过于亲近妃嫔，不要疏远太子。宣宗叹息称李时勉是忠臣，并恢复他的官职，可见宣宗对仁宗嗜欲一节也一清二楚，不以李时勉所奏为非。明人陆釴的《病逸漫记》中也曾有这样的记载，说内延太监雷某亲口说皇帝是得了“阴症”，就是行房后误吃冷饮或者被阴风侵袭而染疾。《明史·罗汝敬传》则认为，导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
当然也有提出仁宗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即继仁宗登位的宣宗害死的，理由是仁宗不受朱棣的喜欢，只是因为“礼教”和“祖训”的关系，才立朱高炽为太子，但朱棣一直有废朱高炽储位之心。而仁宗的长子朱瞻基却与父亲相反，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利，工于计谋，深受成祖赏识。因此在朱高炽和儿子朱瞻基之间，因为朱棣而形成了隔阂，朱高炽讨厌其父，也由此讨厌被其父宠爱的儿子朱瞻基，最喜欢的儿子是封为襄王的老五。
有史学家说，如果朱高炽不是死得早的话，太子朱瞻基必然被废，由此推断，是朱瞻基密谋加害了仁宗。因为朱瞻基在四月十四日离开北京城，当时随侍仁宗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的亲信，他按预先密谋，加害仁宗，五月十三日仁宗暴卒。而朱瞻基离京后，不按照预定的日子前进，而是直奔南京，而在他离开南京前，南京城中已“传言仁宗上宾”，要知道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也没有如此快的传播手段，可见仁宗的死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朱瞻基六月三日返回北京后有大臣劝诫说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却回答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出一切皆在其掌握之中的自信和自得，因此这一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恐怕是史有隐笔。
仁宗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他赦免了建文的许多旧臣，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永乐帝开始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痛悼他在位时间太短。如果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他显然不属于有锋芒、有魄力的改革派，比起秦皇汉武乃至他的祖父、父亲，相对平庸。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尊重下面臣民的能力，尽量少地去命令臣民这样或那样。
这样平庸的皇帝，带给百姓的福祉远甚于那些个人能力很强、不甘平庸的皇帝。商纣、秦始皇、隋炀帝就是有能力而喜欢胡折腾的皇帝。所以，朱高炽的庙号为“仁”，朱高炽天禀纯明，从善改过，恭检爱民，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为“仁宣之治”打下基础。
第二十六章 出使朝鲜——昌盛
昌盛，神宫监太监，贵州都匀长官司人，可能是苗族或彝族人。入宫时年十一岁，虽然年纪小，但侍奉太祖小心谨慎，甚得恩宠。
成祖即位，升他为长随奉御，昌盛在成祖左右，应对得宜，因此经常受到夸奖。交刚刚平定，需处理的问题很多，成祖屡屡派他前往办理，八次往返，都没有出现大的差错，成祖更加信用他。成祖派他侍候皇太孙朱瞻基，就是后来的宣宗，昌盛侍奉朱瞻基十四年，小心谨慎，恪尽职守，所以仁宗很器重他。
宣宗即位，为奖赏昌盛多年来的辛劳，立即提升他为神宫监太监，后每次御驾亲征或到此方巡视，都由他前导，处处表现出对他的信用。宣宗多次派他与朝鲜籍的宦官尹风、白彦等人作为皇帝的特使，出使朝鲜，为他选取处女、善烹饪的妇女和海东青、土豹、海味等等。选处女的事，虽然在永乐时已开了先例，但毕竟为儒家礼法所不容，永乐时也只能以“贡药材”、“贡白纸”为代号，遮掩朝臣耳目，因此这时为了避免朝臣弹劾，他们都将这些进贡托称是“贡马”，以致朝中大臣鲜有知者。
昌盛一再出使朝鲜，为宣宗索取海青、黄白鹰、土豹，并为辽东都司传诏换易耕牛时，都因为收不到大量贿赂的礼物，而“故为侵逼之计”，给朝鲜制造种种麻烦，让他们防不胜防。以至朝鲜抨击他为人“谲而不正”、“但求自己之私事”，从而通过昌盛等宦官在朝鲜的种种行径，评论明朝的政治：“自古天下国家之乱，由于宦寺，奉使而来者皆此辈也，则上国之政可知矣”。所以《墓志铭》说他“内外驰名”，但实际上他驰的是恶名，他的行径损害了明朝的形象，已经给中朝关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