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嘉兴名妓——罗爱爱
罗爱爱，元末嘉兴人，后托身于同郡赵氏子，赵父挚友居显位，写信招赵子，欲授江南一官。赵踌躇未决，罗劝之行，并置酒中堂，奉杯为赵母寿，并自制《齐天乐》一阕，歌之助酒。
罗爱爱，是嘉兴名妓，其人其事，记载在瞿佑《剪灯新话爱卿传》和冯梦龙《情史类略》之中。”罗爱爱，嘉兴名妓也。色艺冠绝一时，而性复通敏，工于诗词。风流之士，趋之若狂，呼为爱卿。尝以季夏望日，与郡中诸名士会于鸳湖之凌虚阁，玩月赋诗。“
古时候的名妓若不是色艺双馨，才情无双，根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名妓，她也担不起名妓之名。罗爱爱既然是嘉兴名妓，在当时艳冠群芳，引得无数名流士子为其趋之若狂，那么她自然就有极富才情的一面。罗爱爱是一个文采极高之人，她曾经与士子游湖赏月，大家一起吟诗作对，罗爱爱当先成一首四绝，而且还是坐即落笔，落笔即成一首四绝：画阁东头纳晚凉，红莲不及白莲香。一轮明月天如水，何处吹箫引凤凰；月出天边水在湖，微澜倒浸玉浮图。掀帘欲共嫦娥语，肯教霓裳一曲无；曲曲栏杆正正屏，六铢衣薄懒来凭。夜深风露凉如许，身在瑶台第一层；手弄双头茉莉枝，曲终不觉鬓云欹。佩环响处飞仙过，愿借青鸾一只骑。
不止如此，当初他的丈夫有机会入朝为官，但是却需要上大都一趟，丈夫一时有些踌躇不决，是罗爱爱劝其上京。等丈夫到了离去之时，罗爱爱置办酒席为其饯别，在宴席上高歌一曲，这曲词也是罗爱爱自己所创：”恩情不把功名误，离筵又歌金缕。白发慈亲，红颜幼妇，君去有谁为主?流年几许，况闷闷愁愁，风风雨雨。凤拆鸾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辞辛苦。官诰蟠花，宫袍制锦，要待封妻拜母。君须听取，怕日落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归程，彩衣相对舞。“
这里要提一下，罗爱爱的丈夫是同郡中一富贵大户赵家的儿子，在家排行老六，父亲早逝，家中只剩一老母亲。赵生渴慕罗爱爱，便诚聘之，终成一段佳话。这离别一首歌，不仅表现了罗爱爱的文采，同时也展现了她对自己丈夫的情深。罗爱爱是贤妻良妇，她嫁给赵生之后，便恪守妇道，当自己丈夫踟蹰不前的时候，不顾自己方才新婚，忍下对丈夫的离别不舍，放手劝诫自己的丈夫去追求功名，去成就自己的事业，当丈夫离开之后，安心待在家里奉养婆母，操持家务。
赵生离去不久，赵母就因为思念儿子，最后抑郁成疾，罗爱爱尽心尽力的照顾婆母，比之亲母更甚，后来不到半年赵母去世，罗爱爱悲伤异常，亲自寻找坟墓，凭自己女儿生仍旧全了葬礼的礼节，这样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之人，绝对是贤妻典范。
元末之时，国家动荡，社会黑暗，世道混乱，此起彼伏的起义，四处都是落草为寇的盗贼，有些时候官府之人比之盗贼更甚，赵母去世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动荡绵延到嘉兴。当时江浙参政杨完者，率苗兵拒之于嘉兴，放纵手下军士四处劫掠，赵家宅邸被一个叫刘万户的人占为己有，这个还不算，他见着罗爱爱长的漂亮，便想强行纳之为妾。罗爱爱表面上好言好语，应下了此事，转到屋内便以罗巾上吊而死，此可见罗爱爱对自己丈夫的忠贞，也可见其贞烈的性子。
罗爱爱是一个忠贞之人，宁死不屈，在这肮脏的世间也要留下一个清白身。
第三十六章 元代包公——苏天爵
苏天爵，字伯修，号滋溪先生，真定人，元代文学家，史学家、理学家。少从安熙学，为国子学生，得吴澄、虞集、齐履谦先后为之师，参加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江淮红巾军起义，奉命参政江淮行省，总兵于饶、信，卒于军中，年五十九岁。
苏天爵，出生在真定一户官员家中，父亲苏志道是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母亲刘氏。由父亲苏志道引见，拜入同郡安熙先生之门，学习元代大儒刘因之学，安熙是刘因的门生，苏天爵成为安熙的入室弟子，其后多年，一直在安熙门下学习。期间与藁城著名学者张在交游，并且每获多闻之益，天爵少年时接受的系统、严格的儒学教育，并得到名师指点，对其一生影响深远。天爵博闻强记，饱读诗书，学识很快超越其师，尤其是在诗文方面，词华典雅，根柢深厚，成得同时期的名作家，文章文笔的大气，往往出入於欧阳修、苏轼，甚至超过其老师。
苏志道为尚书省中书掾，因父亲为官中央，苏天爵随家庭搬入大都，并以21岁入国子学，先后拜吴澄、虞集、齐履谦等大儒为师，学习儒家经典。由于他勤奋努力，嗜学不厌，得到诸多师友赏识。虞集有《赋苏伯修滋溪书堂》诗云：“积学抱沈默，时至有攸行”，“抽简鲁史存，采诗商颂并”，赞赏苏天爵心无旁骛，沉潜典籍，研究掌故，终能厚积薄发，并说他可以“担当起一代文献记录的重任。”
苏天爵参加国子学生贡举公试，以应试文《碣石赋》“文雅驯美丽，考究详实”，被负责这次公试的马祖常拔为第一，“授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官列七品，时年24岁。后来，父亲苏志道在大都病逝，天爵以父丧归真定丁忧，苏天爵服孝期满，重新上任，调功德使司照磨。
经著名学者袁桷的举荐，苏天爵得以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并参与了《英宗实录》的修撰，对袁桷的举荐，苏天爵一直感激不尽，后来为袁桷写墓志铭，他把这份感激写了进去。从此，苏天爵进入史学领域，天爵少年时便有志著书写史，他终于有机会施展才华，在翰林院如鱼得水。
说苏天爵是元朝的包公，其意义想来已经不必多说了，自然是因为苏天爵为人公正廉明，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老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如果苏天爵不是这样的人，这个名号也不会流传到这么久了。苏天爵为官之时，无论是在哪个职位上都恪尽职守，尽职尽忠，秉公执法，破获了大小冤案无数。
苏天爵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的时候，“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于是苏天爵奉命到湖北考察狱案。所谓的断狱未审，实际上很多都是当地豪强枉法害民，但是因为这些豪强在当地势力极大，又有钱财遮掩，所以即使犯了案，审来审去最终都没有个结果，而湖北这个地方，民风凋敝，此类案件就更多了。
苏天爵得到诏令之后，当即前往巡察，遍阅各地，事无巨细，查无遗漏，“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苏天爵担任监察御史一职，上任不到四个月“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
苏天爵奉命去湖北审视囚犯，作为监察御史，不顾道路僻远，天气炎热，气候潮湿，每天奔波于湖北各地，审理在押囚犯。只要遇到有疑点的案件，都会重新审查，并加以处理，凡遇到有冤情的狱囚，他就会问：“宪制规定，一年有两次视察，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回答是：“以前来视察的，只是应付差事，没有真正想为我们这些老百姓伸冤的。他们官官相互，欺下瞒上，谁管我们的死活，今天听说御史大人到了，而且您就是人们传送的‘苏清天’。我即将受刑不得不说了。”苏天爵为之叹息，所以在以后的审理案件中更加深究细问，虽然在盛暑的深夜，仍然秉烛伏案，审理各种案件，而不知疲倦，从而纠正了许多错案。
后来，苏天爵出任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淮东因为他的巡察和到来，一时间“宪纲大振，一道肃然。”他奉命巡察天下，“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后来还因为太过严厉，拉下的人马太多，最后得罪了当时的丞相，被以“不称职”的罪名弹劾罢归。这种种事迹，也许并没有后世流传的包公的事迹，那把具有传奇色彩，但是却也能看出苏天爵绝对是一位秉公执法，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清官，“元包公”的称号他当之无愧。
由于苏天爵在湖北任上平反了许多冤狱错案，很受皇帝赏识，回朝之后，拜监察御史。当时已是元朝后期，朝廷弊病很多，他为官四个月便上奏章四十五本，内容大多都是人君之道、朝廷政令，凡是涉及到国家安危的，对社会发展不利的他都直言不讳，知无不言。
元顺帝非常欣赏苏天爵的才干，先后任命他为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后来又升为参议中书省事，当时，朝廷更立宰相，朝中官员只顾拉邦结派，见风使舵，许多政务因此荒废下来，无人理政，而皇帝一心图治，重振朝纲。苏天爵想国家之所想，急皇帝之所争，夙夜谋划，言无顾忌。由于他日夜操劳过度，以至于头发胡子全白了。
苏天爵体察老百姓的疾苦，严惩贪官奸吏，大兴改革之风，共兴除783件兴国利民的大事，弹劾官吏949人，京都百姓都称他是当代包拯、韩琦，但他也因此得罪了当朝宰相，和一些权贵们，他们绞尽脑汁找苏天爵的过失，最终还是中伤、巫陷，以不称职罪，将苏天爵罢官回家。后来元顺帝才知道苏天爵是被冤枉的，又将他起用为浙东道廉访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苏天爵一直在江浙地区任职运转使，参知政事等，当时盐法弊端很重，苏天爵上任后拯治有方，所获得税课达到宝钞八十万锭，在规定的时间内收起税款。江南地区爆发了方国珍起义，韩山童、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徐寿辉红巾军起义等反元农民起义。徐寿辉起义军在湖北地区占据多地，安徽定远郭子兴起义，攻克壕州，自称节制元帅，徐寿辉起义军在江浙地区扩大影响力，攻占多地。
朝廷下诏任命苏天爵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负责军政事务，并带兵于饶、信一带与起义军作战，其军事策略精密细致，军队纪律严明，连一些老帅宿将都比不上他，这期间苏天爵领兵收复了一路六县，但由于军政大事繁琐，而苏天爵忧思劳累过多，终因积劳成疾于当年十月病逝军中，享年59岁。
第三十七章 七朝重臣——许有壬
许有壬，字可用，彰德汤阴人，元代文学家。京城外发生饥荒，他从“民，本也”的思想出发，主张放赈救济，河南农民军起，建议备御之策十五件，又任集贤大学士，不久改枢密副使，又拜中书左丞。看到元朝将士贪掠人口玉帛而无斗志，就主张对起义农民实行招降政策。
许有壬，父许熙载于大德年间，曾先后在湖南零陵、衡阳、湘潭、长沙、江西临川等地做官，幼年的许有壬随父读书于江南，大德末年，许有壬游学京师，应聘为山北廉访司书吏。
许有壬登进士第，授同知辽州事，改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他巡视广东时，发现广东道廉访司副使哈只和蔡衍二人营私舞弊，“黩货无厌”，便立即劾罢之。不久，许有壬被召回内台，任监察御史，元英宗是一位力图推行新政的君主，他起用拜住为相，追查并处置前任奸相铁木迭儿父子等人贪赃不法、诛杀贤良之罪行，因而遭到以御史大夫铁失为首的铁木迭儿余党的忌恨。铁失等人发动政变，当英宗自上都南返，途经南坡时，将英宗和丞相拜住杀死，泰定帝即位后，铁失伏诛。
许有壬在所上奏章中建议严惩铁木迭儿之子锁南及其余党，并请示为遭受铁木迭儿打击陷害的王毅、高昉、赵世延等大臣雪冤复职。接着，他又上疏《正始十事》，篇首云：“盖为政莫大于谨始，未有不正其始而能善其终者也。”所谓“十事”者，“一曰辅翼太子，宜先训导；二曰遴选长官，宜先培养；三曰通籍宫禁，宜别贵贱；四曰欲谨兵权，宜削兼领；五曰武备废驰，宜加修饬；六曰贼臣妻妾，宜禁势官征索；七曰前赦权以止变，宜再诏以正名；八曰铁木迭儿诸子，宜籍没以惩恶；九曰考验经费，以减民赋；十曰撙节浮蟗，以纾国用。”泰定帝大都采纳了他的建议。
许有壬选为中议大夫，旋改中书左司员外郎。当时，京都一带饥荒严重，他请求赈济之，同事们责怪他说：“您的意见固然是好的，但这样一来，国家可就亏缺了。”许有壬说：“不对。民，本也，不亏民，岂能亏了国家呢？”他说与丞相，得到了同意，“发粮四十万斛济之，民赖以活者甚众。”
中书平章政事彻里贴木儿奏罢科举，并得到丞相伯颜的支持，许有壬力争之，详说科举不可罢废，“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势必堵塞了选贤任能之路，然劝阻不果，乃托病不出。顺帝强起之，任他为侍御史，这个时期，许有壬不断受到朝中一些大臣的猜忌和谋算，辞归彰德，随后又南游湘汉。至元六年，许有壬被召回中书省，仍任参知政事，升为中书左丞。
翌年，有人建议自大都西山金口引浑河水过京城，达通州，以通漕运，丞相脱脱也积极推行此议，许多大臣认为不可施行，而以许有壬劝阻最力。他条陈其利害说：“浑河之水，湍悍易决，而足以为害，淤浅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地势高下，甚有不同，徒劳民费财耳。”但终于未被采纳。先前，其父许熙载在长沙做官时，曾建立义学，兴办教育，许熙载去世后，学生们为纪念他，设立了东冈书院，有人借此对许有壬进行诬陷，他愤而称病辞职。
自仁宗至顺帝，许有壬“历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国家大事，无不尽言”，“明辩力诤，不知有死生利害”。许有壬“善笔札，工辞章”，其文章诗词，在元代堪称“巨手”，当时著名文人欧阳玄谓其文章“雄浑闳隽，涌如层澜，迫而求之，则渊靓深实”。
他的著作有《至正集》、《圭塘小稿》等，《至正集》系其一生诗词文章之汇编，许氏逝世前由门生集录编定，身后历经数百年之周折，方得以付梓刊印，凡81卷。《圭塘小稿》为许有壬自辑，后由其弟许有孚重加编次，乃《至正集》“不具录者也”，即《至正集》所未收入的诗文。另有《圭塘欸乃集》，是数人诗作的结集，非许有壬一人之诗集，为许氏与其弟许有孚、子许桢、宾客马煕吟咏唱和之作。
第三十八章 庐阳三贤——余阙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生于庐州，元末官吏，先世为武威的唐兀人。余阙率兵与红巾军激战百余次，红巾军再次集结，战船蔽江而下，急攻安庆城西门，余阙身先士卒，亲自迎击，拼斗中，突见城中火起，余阙知城池已失守，遂拔刀自刎，自沉于安庆西门外清水塘中，时年五十六。其与北宋包拯、明代周玺，并称“庐阳三贤”。
余阙，家中行四，少年丧父，家甚贫，十三岁方开始读书，后以河南行省乡试第二名之身份，中该科右榜会试第二名，殿试亦中第二名，赐进士及第，也是科举史上合肥可考的第三名文榜眼。曾为辽、金、宋三史修撰，累官至监察御史，善治军，与兵士同甘共苦，有古良吏风。
余阙，当年夺取榜眼的文章，后辑入《青阳集》，取名《元统癸酉廷对策》。择句如下：“若夫祖宗所以得天下之本，则陛下之所当知也。臣尝妄论之，我国家之得天下，与三代同。自太祖皇帝起朔漠而膺帝图，世祖皇帝挥天戈以一海内，不恃强大而其仁义之师自足以服暴乱，不用智力而其宽大之徳自足以结人心。至于渡江临卾，与建元之诏观之，则我国家得天下之本，一仁而已矣。”
红巾军起，天下震动，朝廷任命余阙代理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帅府佥事，分兵镇守安庆。当时，天完红巾军徐寿辉正率部围攻安庆，城周尽树寨栅，余阙从小路入城后，即开仓赈济饥民，亲自率兵迎战，大破之，拔双港寨。同赵普胜部连战三日，双方相峙二十余日，使其无功自遁，这一年，余阙组织军民重修城防，将城墙加高至二丈六尺，并开挖三条长壕，引江水环城：一自枞阳门桥引，达集贤门，汇于段塘；一自同安桥引，达清水闸，由板井转太平寺，绕正观门、南门而东，与枞阳门壕合；一自便民桥引，从清水涧转外壕，北注段塘。
陈友谅志在必得，亲自临阵指挥，擂起战鼓，张定边吆喝众军兵迅速通过护城河的临时搭建的浮桥，红巾军气势如虹，这场仗坚持到傍晚日落西山，陈友谅的车轮战术已经轮完一圈了，安庆城楼上下，血尸如山。陈友谅正想发出第二轮的车轮战命令，张定边来报：江州增援之生力军抵达阵地，已经休息好，可以投入战斗了，陈友谅大喜，吩咐：立即投入战斗！于是乎，三门同时车轮战，江州兵由陈友谅的弟弟统领，急攻西门。
余阙力尽筋疲，仍然苦斗，如同金陵城守将福寿一样，退下城楼，继续巷战，浑身湿透血染全身！“最后，余阙大叫：“逆贼，吾恨不能食汝等骨肉，饮汝等血浆，我余阙生为元朝人，死为元朝鬼，绝不投降，恨不能杀尽叛贼，今日，就是我余阙尽忠之日！”他身中数箭，已然不能站立了，只见他大叫一声，拔出青峰宝剑，望自己的脖子一抹，倒退几步，手犹执宝剑，声嘶力竭，口中说着“杀贼”字样，最后倒在清水潭中。
其妻蒋氏、妾耶律氏、女安安，闻余阙死，皆投井自尽，后人将该井名“风节井”，并建“一家仁亭”于井旁。据桐城洪涛山、合肥小南门外二里桥等地所存《余氏宗谱》记，余阙为余氏支脉二世祖，今安徽桐城、枞阳、潜山、肥东、寿县、南陵、六安、凤台等县及河北、河南、陕西、山西、江苏等地均有其后裔。
后来，大明名臣宋濂主编撰写《余阙传》，又二十余年后，其子余渊参加朱元璋的科举考试，朱元璋看见余渊名字说：忠臣之后，必忠臣也！于是，录用为进士。“
第三十九章 罗马使者——马黎诺里
马黎诺里，元朝末年，来中国的罗马教皇使者，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圣方济各会士，是应元顺帝之请，由教皇派出的最后一位出使中国的使节。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遣拂朗人安德烈及其他十五人出使欧洲，致书罗马教皇，元朝阿速族显贵、知枢密院事福定和左阿速卫都指挥使香山等人也代表教徒上书教皇，报告大主教孟特戈维诺已去世八年，请求速派才高德隆的继任者前来主持教务。使团抵教皇驻地阿维尼翁，教皇本笃十二世优厚款待元朝使者，使游历欧洲各地，并决定派遣马黎诺里等率领数十人的庞大使团，出使元朝和蒙古诸汗国。
马黎诺里一行从阿维尼翁启程，会齐元朝来使，先至钦察汗国都城萨莱谒见月即别汗，继续沿商路东行，经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于至正二年七月，抵达上都，谒见元顺帝，进呈教皇复信并献骏马一匹。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高八尺三寸，色漆黑，仅两后蹄纯白，曲项昂首，神俊超逸，被誉为“天马“，元顺帝大喜。命画工周朗作《天马图》，文臣揭傒斯作《天马赞》，在廷文人多应制写诗作序，时人叹为盛事，欧阳玄作《天马颂》、《天马赋》、周伯琦作《天马行》、陆仁有作《天马歌》、秦约亦作《天马颂》以记其事。“拂朗国进天马“成为哄动一时的大事。
马黎诺里使团三十二人留居大都约三年，后坚请归国，获准乘驿至泉州，由海道西还，抵阿维尼翁，进呈元顺帝致教皇克莱孟六世的国书。
马黎诺里受德皇卡尔四世之召至布拉格，负责改修波希米亚编年史，便将他奉使东方的回忆插叙入书中，将他奉使东方的回忆插叙入书中，著《波希米亚史》三卷。最后一卷追忆其出使中国的见闻，德人梅纳特将这一部分辑出，刊于波希米亚科学学会会报，始为世人所知。题为《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即《马黎诺里游记》，它是元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部名著。
《马黎诺里游记》对泉州作了这样的记载：“刺桐城，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海港，也是一座令人惊奇的城市。方济各会修士在该城有三座非常华丽的教堂，教堂十分富足，有一浴室，一栈房，这是商人储货之处。还有几尊极其精美的钟，其中二钟是我命铸造的，在铸成悬挂时，举行了隆重仪式。其中之一，即较大者，我们决定命之为约翰尼纳，另一命之为安顿尼纳，皆置于萨拉森人居住地中心。我们于圣斯提凡祭日离开刺桐。”他们所见到的教堂，一所由阿美尼亚妇人所建，一所由方济各会泉州主教安德烈所建，鄂多立克到泉州时也见到一所教堂，另一所教堂不知谁建。这对研究元代方济各会在泉州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说明当时泉州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不仅布道，有的还积极参与商业活动。
马黎诺里在《游记》中译称杭州为“Campsay”，称杭州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形容杭州“市容壮观华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并通过游记把杭州的美誉传遍世界各地，大大增加了杭州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第四十章 梅花道人——吴镇
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浙江嘉兴人，元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擅画山水、梅花、竹石，与黄公望、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作品有《渔父图》《双桧平远图》《洞庭渔隐图》《芦花寒雁图》等。
吴镇祖父吴泽，南宋时从汴梁移家至嘉兴，定居浙江嘉兴魏塘。吴镇年少时好剑术，成年后与其兄吴瑱同受业于毗陵柳天骥学习易经，自此韬光养晦，讲天人性命之学，坚持高尚志气，不与众人和同，贯通儒、道、释三教，达生知命。长住魏塘，深居简出，为人抗简孤洁，一生清贫，高自标青，隐居不仕，与达官贵人很少往来，曾在村塾中教书，于钱塘等地卖卜。
吴镇，19岁开始学画，年轻时游历杭州，吴兴，饱览太湖风光，开眼界，长见识，大自然的真山真水，启迪了他创作灵感。吴镇于68岁侨寓嘉兴春波门外春波客舍，专写墨竹，时与友人会于精严寺僧舍，心仪佛门，始自称“梅沙弥”，四年后回到魏塘，殁前自选生圹，自书碑文：“梅花和尚之塔”，墓在今梅花庵侧。
其工诗文书法，绘画题材多为渔父、古木、竹石之类，善画山水、梅花。草书学巩光，山水师法董源、巨然而又独出机杼，以雄强笔法辅以丰富墨法，自有一种苍茫沉郁、古厚纯朴之气。精写竹，师李衎，晚年则专写墨竹。墨竹宗文同，为文同后又一大家。善于用墨，淋漓雄厚，为元人之冠。兼工墨花，亦能写真。同以竹掩其画，镇以画掩其竹。其画虽势不能夺，唯以佳纸笔投之，欣然就几，随所欲为，乃可得也。诗词风格简劲奇拔，感情真挚，常以比兴自吐胸臆，接近陶潜诗风，外示平淡而内实郁愤。书法能结合王羲之和怀素之长而自具面目。每作画往往题诗文于其上，或行或草，墨沈淋漓，诗、书、画相映成趣，时人号为“三绝”。其画风对明清山水画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他与王蒙、黄公望、倪瓒齐名，并称为元四家。
相传吴镇本与盛懋比门而居，四方以金帛求盛画者甚众，而吴之门阒然，妻子颇笑之。曰：“二十年后不复尔。”后果如其言。吴镇事迹收录于《画史会要》《清河书画舫》《六研斋笔记》《容台集》《仓螺集》。墨迹今存世的有《双桧平远图》轴、《渔父图》轴、《渔父图》卷、《长松图》轴、《草书心经》卷等。其风竹刻石，陈列在嘉兴南湖烟雨楼，其八竹碑及草书《心经》碑陈列于嘉善梅花庵。又有《梅道人遗墨》2卷，系后人辑录的其诗和题跋。
吴镇非常爱梅，家室四周遍植梅树，取斋名“梅花庵”，因居处有橡林，故书斋又名“橡室”。
吴镇则禀性孤耿，终生不仕，从不与权势者往来。从其题骷髅辞《调寄·沁园春》对蝇利蜗名之徒的讽刺中可见出他的处世哲学：“……古今多少风流，想蝇利蜗名几到头，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回拜相，两度封侯，采菊篱边，种瓜圃内，都只到邙山一土丘。”
吴镇既不愿做官，也很少从俗卖画，生活困难时，他便经常到嘉兴、武林等地卖卜，以维持生计，董其昌《容台集》中记曰：“吴仲圭本与盛子昭比门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画者甚众，而仲圭之门阒然，妻子顾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后不复尔’，果如其言。”此文充分见出吴镇抱着对艺术的虔诚之心，不是随便改变画风去迎合世人的。晚年，吴镇思想向佛教靠拢，他经常去魏塘镇大胜、景德、慈云寺与僧人谈经论佛、吟诗作画，可行、松严和尚、竹叟、古泉讲师均与吴镇私交甚厚。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吴镇离开人世，遗命短碣于冢曰：“梅花和尚之塔”。明末泰昌元年，当地官绅集款为之修墓，董其昌题“梅花庵”匾额，陈继儒作《梅花庵记》来纪念他。据传，吴镇喜爱梅花，房前屋后遍种梅花，自号梅花道人、梅花和尚、梅沙弥。吴镇的家世已无可考，仅知他有一儿子佛奴，吴曾画了一本《墨竹谱》传给他；吴镇还有一个侄儿吴瓘，系吴镇叔父吴森之孙，也是元代著名的竹梅画家，吴镇也曾有竹谱传于他。
作为元代文人画家的代表，吴镇的修养是多方面的，他在诗歌、书法、篆刻、绘画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单绘画方面，他山水、梅竹、人物俱擅，但奠定他在画史上的地位，使他名列“元四大家”之一的乃是他的山水画。吴镇与黄、倪、王等许多山水画大家均提倡墨戏、士气、逸气，从而创造了极富特色的文人山水画，使元代画坛大放光彩。
吴镇师承方面，于董源、巨然所得最多。其实董源、巨然并不是文人画家，但由于他们生活在江南，表现江南山川，创造了平淡天真、苍茫浑厚的山水画风，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山川之气韵，这种气韵正是宋代以后文人画家所梦寐以求的。从米芾开始，董巨画风开始受到青睐，延及赵孟頫、元四家，董巨画风大受推崇，整个元代山水画坛大多以董巨为依归，力求韵外之致。吴镇对董巨是下过很深的功夫的，他自己说：“董源画《寒林重汀图》，笔法苍劲，世所罕见，因观其真迹，摹其万一。”
由于吴镇以董巨起家，其画中山、石、树、水、房屋、小桥都显得格外宁静、平和，但吴镇有时也着意打破这种气氛，使宁静中增几分动荡，那就是近景大树和山石的表现，特别是三两棵树的表现尤其明显。如果说吴画山、石、水、小桥、屋舍、群树的表现乃至整体气息是以董巨面目出现的话，那么其局部的大树则主要是以马夏的面目出现的。结构布局上立于近景，形象表现上夸张变形，树种的选择上以松柏寓人格。这种形象的树出现在平和、宁静的境界里显得格外突出。
通过比较，可以明白吴镇那种孤高、耿直，虽“势力不能夺”的个性是何等强烈。
第四十一章 参与编史——泰不华
泰不华，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元文宗赐今名。幼时家贫好学，被周仁荣收养教育，师从乐清李孝光。后入史馆，参与编修《辽史》、《宋史》、《金史》。方国珍起事，泰不华任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发兵扼守黄岩澄江，被方国珍水军包围，于王林洋临阵中槊死，著有《复古编》。
因父早故，幼时的泰不华被台州名儒，官至集贤待制的黄岩人周仁荣，收养并受其教育，青灯黄卷，孜孜不倦。十七岁的泰不华参加江浙乡试便获得第一名，之后殿试右榜第一，授集贤院修撰，闻达于四方。先后任职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中台监察御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绍兴路总管、礼部尚书、台州路达鲁花赤等，最后，在剿灭方国珍的海战中，死于战场，生于台州，死于台州，同台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元顺帝即位的时候，准备给文宗皇后加上太皇太后的尊号，给大臣燕铁木儿、伯颜封王，这明显是有违制度的，作为中台监察御史的泰不华，就联合同僚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婶母不宜加尊号，大臣不能受王土。”太后得知好事被负能量打扰，大怒，扬言要将上表反对的人统统杀掉。泰不华得知后，对大家说：“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发起，你们都是跟随的，要杀要剐都我一个人承担，决不会连累大家。”后来，太后觉得自己过分了说：“朝廷有这样坚持原则的监察官，我怎能不带头遵守规章制度？”特地奖给泰不华两枚金币，以表彰他的正直无私。
泰不华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的时候，浙西发生水灾，粮食减产，百姓生存困难，泰不华刚好去大都，他就积极向有关部门争取，将灾区百姓的粮税免除。
泰不华担任绍兴路总管，他在革除吏弊上，做了许多工作，方便了百姓生产生活，他恢复了乡间酒礼传统，推广文明礼貌，促进了当地社会风气的好转。后来，他进入国史馆，参加了辽、宋、金史的编修工作。
黄河水患，一直是历代王朝的重大难题，黄河决口，皇帝派泰不华为特使，到黄河边以珪玉、白马祭河神，祭祀结束后，比较务实的泰不华向皇帝提出了长远解决之道：“淮安以东是黄河入海处，河流缓慢，泥沙容易沉积下来，不断抬高河床，这是形成淤积决口的根本原因。宋代的时候，在这一段上设置了撩清夫，用辊江龙铁扫撼荡泥沙，使泥沙随水入海，降低沉积。”朝廷认为这是治水的根本之策，采纳了泰不华的意见，后来，朝廷却让这些撩清夫去屯田了，此事不了了之，泰不华的这个建议，同后代的束水冲沙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方国珍因为仇人蔡乱头、王伏之的逼迫，聚众入海为盗，朝廷得讯，马上责令江浙参政朵儿只班统领水军围剿，政府水军追方国珍军到福州五虎门。方国珍自知不敌，烧船将逃。不料，政府军畏敌如虎，反而自己惊慌溃退，方国珍乘机反击，俘虏了政府军首领朵儿只班。方国珍逼迫被俘的官员向朝廷报告，向方国珍招安，朝廷同意了，封了方国珍兄弟官职。但是，受官之后，方国珍仍然到处抢劫，势力更大。第二年，泰不华将实际情况向朝廷报告，认为必须严格执行剿灭政策，但朝廷不同意。
方国珍等海盗重新入海，并且到沿海各州县抢劫烧杀，朝廷命令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任元帅领兵驻扎宁波，因为泰不华对当地情况熟悉，让他担任浙东道宣慰使，任副帅，驻兵温州，伺机南北夹击。方国珍攻打温州，泰不华以焚烧的竹筏冲击方国珍船队，方国珍当晚即逃走。后来，孛罗帖木儿和泰不华约定，以六月的某日南北政府军会师于大闾洋，夹击方国珍。结果，孛罗帖木儿率领的政府军提前三天到达，被方国珍夜率敢死队放火冲击，政府军未战先溃，落水死者过半，元帅孛罗帖木儿亦被方国珍俘虏。
孛罗帖木儿被俘后，向朝廷上表，为方国珍讲好话，泰不华悲愤不已，气得好几天吃不下饭，朝廷只信孛罗帖木儿的话，于是又派出大司农达识帖木迩为特使，到黄岩招安方国珍。原来一直住在船上的方国珍兄弟，此时也上岸来会见朝廷官员，并住进陆地的小楼里。这一天刚好是中秋节，泰不华准备派出敢死队去暗杀方国珍，达识帖木迩当晚刚好来访，泰不华即以暗杀事相告，达识帖木迩坚决反对：“朝廷派我来是招安的，你怎么能违抗朝廷命令暗杀他？”此事只好中止。后来，朝廷命令泰不华亲至海滨，见证遣散了方国珍的党徒，没收了他们的船只、武器，方国珍兄弟等人，分别授予不同的职位。不久，朝廷任命泰不华为台州路达鲁花赤——一号地方长官，在元代，地方一号必须蒙古人当，二号是色目人，三号才有可能是汉人。
元政府为征伐徐州，命令江浙行省征调船只水师北上扼守长江口，方国珍属征调之列。他怕被朝廷暗算，重新入海，再举反帜。泰不华认为，作为朝廷命官，以死报国，自是本分，他立即派兵封锁黄岩澄江，防止方国珍骚扰内地。派出义士王大用去找方国珍，要他迷途知返，方国珍更加疑惧，于是扣留了王大用，并派出小船二百只，袭击海门，进入州港，攻打马鞍山等地。泰不华对部属说：“我以一个穷书生的身份得登高位，常常担心自己辜负所学的道德文章。现在，我作为台州的领导，守土有责。方国珍降而复叛，反复无常。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消灭叛匪，成功了，是大家的功劳，如果不成功，我就以死报国。”大家都踊跃响应。
方国珍派亲戚陈仲达过来，商谈投降事宜，泰不华于是率领部属，高挂受降旗，乘船候潮前往。后来，船触沙堆不能前行，不久方国珍船到。泰不华叫陈仲达去交涉投降条件，陈已是惊慌失措，泰不华知道自己中计，于是亲手斩了陈仲达，并指挥官军与方国珍船队交战。官军射杀方军五人，方军人多势众，纷纷跳入官船，又被官军砍死两人。方军想将泰不华抱过船去，泰不华怒叱一声，夺过大刀，又杀死方军两人。
最后，泰不华被方军群槊刺死，遗体被丢入海中，时年四十九岁，同时遇难的官军人员有：僮仆抱琴，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盏，义士张君璧。后来，元朝廷追赠泰不华荣禄大夫等，封魏国公，谥忠介，立庙台州，赐额崇节。
泰不华文能当状元，武能上战场，对朝廷忠，并且死于平叛之战，应该是值得后世景仰的人物。
第四十二章 元儒四家——虞集
虞集，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成都仁寿人，元朝名臣，学者、诗人，南宋左丞相虞允文五世孙。虞集素负文名，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并称“元儒四家”，诗与揭傒斯、范梈、杨载齐名，并称“元诗四大家”，曾领修《经世大典》，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等。
虞集，为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其父虞汲曾任黄冈尉，宋亡后，徙临川崇仁，其母亲是国子祭酒杨文仲之女，祖辈皆以文学知名。虞集生于湖南衡阳，正当宋末，兵戈扰攘，为避战乱，随父迁居江西崇仁二都。自幼聪颖，3岁即知读书，4岁时由母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传》及欧阳修、苏轼名家文章，听毕即能成诵，9岁时已通晓儒家经典之大旨，14岁时师从著名理学家吴澄，对儒学世界观有了进一步认识，元朝统一全国后，虞集先在江西南行台中丞董士选府中教书。
虞集，被荐入京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不久，为国子助教。他以师道自任，声誉日显，求学者甚多。元仁宗即位，虞集任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他上疏论学校教育问题，多有真知灼见，为仁宗所赏识。
虞集与王约随从泰定帝去上都，用蒙语和汉语讲解经书，上都大臣为其博古通今所折服，泰定帝时，升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他建议京东沿海土地应让民开垦，筑堤以防潮水涌入。这既可逐年增加税收，又使数万民众得以在京师周围聚集，增强保卫京师的力量。这些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后来海口设立万户之计，就是采用其说。文宗在登位之前，就对虞集有所了解，登基后，即命其为奎章阁侍书学士。文宗有旨采辑本朝典章制度，仿效“唐、宋会要”，编修《经世大典》，命虞集与平章事赵世延同任总裁。后赵世延离任，由虞集独专其责。虞集呕心沥血，批阅两载，全书编纂而成，共计880卷，是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资料。书成后，文宗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他以眼疾为由乞外任，未被允许。直到文宗及幼君宁宗相继去世，才得以告病回归崇仁。
虞集素负文名，宋濂在《柳待制文集》序言中说：“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硕、乌伤黄公晋卿及公（柳贯）四人而已。识者以为名言”。宋荦《漫堂说诗》云：“元初袭金源派，以好问为大宗，其后则称虞、杨、范、揭”。又如沈德潜《说诗晬语》云：“虞、杨、范、揭四家诗品相敌，中又以汉廷老吏为最。”
虞集的书法在当时也很有名，颇得晋朝人韵味，传世作品有行书《白云法师帖》为其晚年之作。书法行笔环萦，字若连绵，法度险峭，劲健古雅。如王世贞所言：“用笔若草草，而中自遒劲。”《墨缘汇观·法书卷》《三虞堂书画目》有著录。
虞集学识渊博，能究极本源，研精探微。精于理学，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他认为道德教化是国家治本的大事，选用人才必须为众所敬服。主张理学应贯穿于雅俗之中。为元代中期文坛盟主，诗文俱称大家。文多宣扬儒家传统，倡导理学，歌颂元室。诗风典雅精切，格律谨严，深沉含蓄，纵横无碍。其诗歌风格于精切典雅中见沉雄老练，体裁多样，长于七古和七律，与杨载、范梈、揭奚斯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元诗四大家”之一。一时朝廷宏文高册，多出其手。在其诗作中，有不少作品涉及抚州故土的山水风土人情。
在元宗室争夺皇位的尖锐斗争中，又有人诬陷他，企图置其于死地。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境遇，使他既不可能成为元王朝的对立者和社会的批判者，又不愿意充当一心追求飞黄腾达的利禄之徒，而只能以清正廉洁自励，以退隐归田自守。正直高洁的品格，渊博宏通的学识，忧谗畏讥的处境，使他对荣辱、得失之类看得比较清楚，养成了开阔的胸襟、淡泊的情怀、豁达的处事态度，从而为成就一代文学大家奠定了心理基础。作为一个文学家，虞集一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
第四十三章 儒林四杰——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硕，号贞文，龙兴富州江右人，元朝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著有《文安集》，为文简洁严整，为诗清婉丽密，善楷书、行、草，朝廷典册，多出其手，与虞集、杨载、范梈同为“元诗四大家”之一，又与虞集、柳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
揭傒斯，幼年家境贫苦，其父揭来成是宋朝的一个“拔贡”，母亲黄氏，5岁从父就读，刻苦用功，昼夜不懈，十二三岁博览经史百家，至十五六岁时已是文采出众，尤其擅长诗词、书法，年纪差不多的人，均敬佩他，拜他为师。
揭傒斯，青年时期，远游湖南、湖北，讲学谋生，直至39岁，一些名公显宦很器重他，湖南宣慰使赵琪素把揭看作“知人”，说他将来必为“翰苑名流”。湖南宪使卢挚、湖北宪使程钜夫也非常赏识他，程钜夫称揭傒斯为“奇才”，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为妻。
程钜夫在朝做官，其公馆设在宫廷门前，揭傒斯常居馆内少出，执主宾之礼十分谨慎，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程钜夫的肺腑亲戚。元代开国遗老尚在，听说程公有佳客，都想见识见识，程钜夫只得引见，他们从交谈中发现，揭傒斯论文时意象飞动，气势豪放，论政时骋议驰辩，理正辞严，大家认为揭傒斯才华横溢，是国家栋梁之材，纷纷向朝廷推荐。知中书李益，看了揭傒斯写的《功臣列传》，赞叹不已，“这才是修史书的名手笔啊！别人修史不过是誊抄其它版本的史书而已！”。程钜夫的莫逆之交，深受元廷敬畏的集贤大学士王约力荐说：“与傒斯谈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当无施不可。”
揭傒斯由布衣授为翰林国史院编修，三年后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朝廷提升揭傒斯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不久，又提升为侍讲学士，主修国史，管理经筵事务，为皇帝拟写制表，当时提升不能超过两级，可是揭傒斯却连进四级，直至二品“中奉大夫”，实为罕见之事。
图帖睦耳在“奎章阁”内聚集功臣于弟和皇亲国戚子孙就学，要揭傒斯担任授经郎。“奎章阁”设在兴圣殿西，揭傒斯每日早起，步行最先到达，从学的公于王孙共同商议，集资为老师买一匹好马。揭傒斯听说后，自己随即购置一匹马，反复让人看，然后又把马卖了，以此举表示自己不愿牵累别人。在揭傒斯门下求学而入朝做官的人，后来大都成为国家的重臣。他们之中很少有求人声援的，都不贪图功名利禄。揭傒斯任投经郎时，图帖睦耳经常来到阁中咨访，与揭傒斯交谈，每次都对答如流。皇帝看到揭傒斯写的《秋官宪典》，惊讶地说：“这不是唐律吗?”又看到《太平政要》四十九章，更是爱不释手，把它放在床头，经常阅看。并把《太平政要顺》发给文武百官观赏，说：“这是我们的揭傒斯所写的，你们都得好好看看！”皇帝不直呼傒斯其名，而以“曼硕”唤之，以示亲重。
揭傒斯以70岁高龄辞职回家，走到中途，皇帝派人追上，请揭傒斯回京写《明宗神御殿碑文》，写完后，他又要求回家，丞相问揭傒斯：“方今政治何先?”揭答：“养人。”丞相再问：“养人为何在先呢?”再答：“人才，当他的名望还没有显露时，休养在朝廷，使他全面了解国家政务，一旦用他的时候，他就会自觉地施展本领啊！这样就不会出现因缺乏人才而误大事的后患啊！”丞相钦佩，奉旨留下他编修辽、金，宋三史，任总裁官。丞相问揭傒斯，“修史以何为本?”答：“用人为本。有学问能写文章而不懂历史的人不能用，有学问能写文章且懂历史但缺乏道德的人也不能用，用人的根本应当把‘德’放在第一位。”并经常与同事说，“要想知道写史的方法，首先必须明白历史的意义。古人写史，虽小善必录，虽小恶必记。不然的话，何以规劝人们弃恶扬善?”故此，他自己毅然执笔撰稿，孜孜不倦。凡朝政之得失，人事之功过，均以是非衡量，不隐恶，不溢美。对根据不足的事物，必反复考证才写上，力求准确无误。
《辽史》修成，呈送皇帝，得到奖赏，并勉励他早日完成金、宋二史，揭傒斯深知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唯恐力不从心，难以完成，他吃住都在修史馆中，每天天刚亮便起床，至深夜不歇，废寝忘食。那年盛夏，揭身染伤寒，仍伏案修撰，以身殉职。朝中得悉揭傒斯去世的噩耗，都赶到史馆哭悼，中书出公钞2500缗，率先为他办理丧事，枢密院、御史台、六部等，也送了赙金。这时，有外国使节来到京城，燕劳史局以揭公故，改日设宴接待，皇帝为他嗟悼，赐楮币万缗治丧事，并派官兵以驿舟送揭傒斯灵柩到故乡安葬。
揭傒斯，死后葬于富州富城乡富陂之原，追封为豫章郡公，谥号文安，《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有传，揭傒斯有两子一女，长于揭被，次子揭广阳，女揭杨湘。
第四十四章 《富春山居图》——黄公望
黄公望，字子久，元代画家，自称浙东平阳人，陶宗仪《辍耕录》称其“本姓陆”，出继温州平阳黄氏为义子，因改姓名，号一峰、大痴道人等。黄公望一度入狱，后入全真教，往来杭州、松江等地卖卜。名列“元四家”之首，传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水阁清幽图》《天池石壁图》《九峰雪霁图》等，著有《写山水诀》。
黄公望，出生在江苏常熟城内一户姓陆的人家，取名陆坚，七八岁时，父亲早逝，幼年的他成了寓居常熟的温州籍老人黄乐的继子。黄乐家境富裕，却无子，九十岁高龄得一继子，高兴得叹道：“黄公望子久矣。”从此陆坚改名黄公望，字子久。黄家经济宽绰，黄公望自幼按照宋代的人才培养模式，习通经作诗赋，通晓儒家经典，除此之外，还涉及绘画、音律与填词谱曲，如果不出意外，他会考取功名，学而优则仕。
元四大家，即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这四人中，黄公望是唯一一位曾对功名抱有过幻想的，他不甘将所学付之东流，跟着一群江南才子排队等机会，这一等就到了二十四五岁，终于得一文吏的官职，做些文书相关的工作。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竟这样断断续续做到了42岁，而这也成为他一生仕途的顶峰。黄公望的领导张闾，跟随中书省右丞相铁木迭儿，在南方地区“经理田粮”，也就是核实土地，增加税收，平均差徭，史称“延祐经理”，张闾为人十分苛暴，办事过程中闹出了人命，引发了江西蔡五九起义，为平民愤，元仁宗将张闾逮捕，黄公望受牵连一同入狱。可偏偏就在他入狱的这一年，“通达儒术”的元仁宗重新开科取士，好友杨载在这一年科考中了进士，官至饶州路同知。
出狱后的黄公望，对做官彻底失去了兴趣，开始一边旅行、一边卖卜作画，有人说他“侠似燕赵剑客，达似晋宋酒徒”。61岁的黄公望加入全真教，号“大痴”，后来和他成为道友的还有倪瓒，也是元四家之一，比黄公望小32岁，倪瓒是富贵人家出身，没有什么纨绔子弟的毛病，除了一样，十分的洁癖。
放弃了功名以后的黄公望生活平淡，有时为了一副画面，呆呆地坐在石头上，一坐就是一天，下了雨也不知觉，被世人称为“大痴本色”。78岁时，黄公望为倪瓒《春林远岫小幅》作题时，感叹自己老眼昏花，手不应心，第二年，他应好友无用师的邀请，开始绘《富春山居图》，一画就是六七年，画完没几年便逝世，享年86岁。
有人说，黄公望画富春山居时，笔法游戏如草篆。想来，时代视我如游戏，我又何必太认真？江南子弟在科考的年纪，国家取消科举，在重开科举时，又身陷牢狱，出狱时年届半百，一事无成，后人眼中飘逸的云游生活，何尝不是命运在游戏他一番后给的安慰？
对比前半生被时代紧紧包裹的无力感，晚年的黄公望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感悟，融汇在心爱的画作之中，让这世上多了一件伟大的作品——《富春山居图》。黄公望带着未完成的画作，去了松江夏氏知止堂。无用担心这画别被谁巧取豪夺了，要求黄公望先在画上写个声明，证明无用才是这《富春山居图》的主人。声明写完后，黄公望继续胸有沟壑却不紧不慢，“五日画一山，十日画一水”，只在“兴之所至”的良好状态下动笔。如此又过了三四年，画作究竟何时完成，至今没有定论。
完整的纸本水墨画《富春山居图》，纵33厘米，横约700厘米，表现的是富春江一带连绵不断的山川秋景。展开画卷时，人们会看到：丘陵起伏，峰回路转，江流沃土，沙汀平畴，云烟掩映村舍，水波出没渔舟，近树苍苍，亭台小桥……清代画家邹之麟称此作为“右军之兰亭也，圣而神矣”。在笔墨技法上，画作以长披麻皴为主，并以书法用笔入画，如此勾勒疏松出的墨线，浓淡粗细相照应，偶尔会有重叠交叉，后人将这种技法称为“勾写”，而不是“勾皴”
然而，可惜的是，这幅画如今只能一分为二，分隔海峡两岸。明朝末年《富春山居图》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他对此画深爱有加，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幸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黄公望，山水很有虞山、富春江特色，师法于董源、巨然两家而又独出心裁，表现了两种格调：一种为浅绛山水，山头多矾石，常用披麻皴与劈斧皴，笔势雄伟另一种则系水墨，干笔皴擦，皴纹较少，笔意简淡豪迈。在作画前他重视写生。倪瓒说他“郊行及城游，物物归画笥”。故千岩万壑，愈出而愈奇，如《九峰雪霁图》便以洗炼手法表现了雪山明‘净错落之状，意境极为深远。最著名的作品为《富春山居图卷》，长2丈4尺，苦心经营了7年才完成，画中所现富春江一带秋初景色，峰峦坡石，起伏变化，云树亦疏密有致。其间并点缀以平沙、村落、亭台、渔舟、小桥，以及溪山远处的飞瀑，笔法如草篆，达到步步可观的艺术效果，呈现出平和宁静的气氛。
他的《观瀑图》，题款为“平阳黄公望”，又有《题梅花道人墨莱诗卷》，末署“大痴学人平阳黄公望书于云间客舍，时年八秩有一。”晚年，居西湖赤山筲箕泉，卒于富阳，年86，著有《画山水诀》、《大痴山人集》。
第四十五章 《唐书纂要》——欧阳玄
欧阳玄，字元功，号圭斋，湖南浏阳人，是欧阳修后裔，元代文学家。欧阳玄任芜湖县尹三年，不畏权贵，清理积案，严正执法，注重发展农业，深得百姓拥戴，有“教化大行，飞蝗不入境”之誉。在任内，对芜湖名胜古迹，多加保护修葺，据传“芜湖八景”，是其在任时所形成。常游“荆山寒壁”，因与家乡荆州的荆山同名，所以其有“三年楚客江东寓，每见荆山忆故乡”之句。离任时，对芜湖依念绵绵。后人将荆山之水取名“欧阳湖”，简称“欧湖”，以志纪念。
欧阳玄在元代后期文坛盟主地位的形成，政治地位和卓越的文才有关，当然，其学术背景也不容忽视，从政治地位和仕途经历来说，欧阳玄在汉人中可谓罕有其匹。元廷恢复科举，欧阳玄即中试，为进士第三名，即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后调太平路芜湖县尹。不久后，召为国子博士，升国子监丞，从此，欧阳玄便开始了近40年的大都达官显宦的经历。
元代分民众为四等，南人居最末等，南士为官者颇受限制，但由科举出身者，大都仕至高官，欧阳玄之后的黄浯，也是南士而由科举出身，也曾官至侍讲学士，但官位如欧阳玄这般显赫的，却是后无来者。
欧阳玄被擢为翰林待制，始进入翰林，欧阳玄首入翰林即任待制，为一般人所不及，袁桷初入翰林不过任国史院检阅官，连擢两次，才得任待制。相比之下，欧阳玄之官运不可不谓隆盛，欧阳玄在朝为官近40年，历仕累朝，多蒙拔擢，由翰林待制官仕至翰林学士承旨的从一品高官，在南人中，这样的仕途际遇实为罕见。
白莲教徒刘福通、杜遵道等率众以红巾或红旗为号的农民起义迅速蔓延全国，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的欧阳玄，以“湖广行省右丞致仕，赐玉带及钞一百锭，给全俸终其身”的荣誉结束了仕宦生活。欧阳玄面对红巾军遍地的情形，仍向元廷提出“献招捕之策千余言，凿凿可行，当时不能用”，从这一点来看，欧阳玄不单是一个文士，他还有很强的士大夫经世致用之心，竭力维护元朝廷的统治。
从欧阳玄的家庭来讲，他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世代崇奉儒学的下层官员之家，祖籍庐陵，与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是同乡，曾祖欧阳新在潭州做官时，爱好浏阳秀美风景，迁居浏阳马渡，后遂定居于浏阳。欧阳新学识渊雅，曾任岳麓书院讲书，被书院山长誉为：“昭文公经术行业，师表一方。”其祖父欧阳逢泰也是师表一方，父欧阳龙生也受理学熏陶很深，博通经史，欧阳玄的哥哥欧阳浩、欧阳贞孙、欧阳定孙也曾任过书院山长或学禄，而欧阳玄的母亲也非无学之人，她“读书能文，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玄八岁即能成诵”。从上可看出欧阳玄家族的学术传统和脉络，其深厚的理学传统和经史修养，对于欧阳玄学术思想的形成势必有决定性的影响。
故而，在欧阳玄治史习文的理念中，对程朱理学特别尊崇，他的文论也掺和着理学的思想。如，欧阳玄评价周敦颐：“子周子生乎有千余载之下，得孔、孟之绪言，著《太极图》《通书》，泄造化之蕴，发圣贤之秘，如指诸掌。故孔孟之后，首言性与天道者，周子一人焉。”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山祖师，欧阳玄认为他打破了孔孟后道统断绝的局面，正是由于他才使日后二程、朱熹辈出，圣学大昌的局面出现，“得孔孟不传之绪，为百世道学之倡……二程，传周子之道者也”。
欧阳玄在《赵忠简公祠堂记》和《宋史》中反复表明这个观点，如其言：“临川王安石以新学误宋，致天下骚然，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救之，卒不胜其说。既而蔡京为相，宗王氏说，黜程氏学，宋遂大坏。”他在《宋史》中评价王安石新学：“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认为神宗信用王安石是“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显然欧阳玄继承其父的观点，并有所扩大而已。
第四十六章 儒林四杰——黄溍
黄溍，字晋卿，一字文潜，婺州路义乌人，元代著名的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书画家。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史识丰厚，一生著作颇丰，诗、词、文、赋及书法、绘画无所不精，与浦江的柳贯、临川的虞集、豫章的揭徯斯，被称为元代“儒林四杰”。
黄溍，黄溍自幼聪慧灵敏，深受父母的喜爱，为了让黄溍成为一名有志之士，黄溍父母专门请了一位师父教授黄溍文学知识，黄溍的悟性很高，老师讲授的《诗经》、《尚书》，黄溍都能过目不忘，学习写作时，黄溍能一气呵成几百字的文章，老师十分惊叹黄溍在文学写作上的天赋，直夸黄溍长大后，一定是位了不起的人物。黄溍在十三岁时，写了一篇名为《吊诸葛武侯辞》的文章，不久后，这篇文章恰好被知识渊博的山南先生看到了，山南先生见黄溍有着不俗的文采，便收黄溍为学生，教他系统的写作方法。
黄溍二十岁时，曾前往杭州一带游学，在杭州游学期间，黄溍结识了苏杭一带知名学者，黄溍从杭州回到义乌后，和隐居在浦江仙华山的诗人方凤进行了诗歌切磋，黄溍友人多次向朝廷推荐黄溍，希望黄溍能够为国效力。25岁那年在朋友的推荐下，黄溍担任宪吏一职，沉湎于写作中的黄溍决定辞官归隐，不久后，黄溍辞掉了官职，一心专著于写作。
提起黄溍的文学成就，不得不说的就是黄溍在诗歌、散文、书画方面的成就，黄溍一生勤奋刻苦，著作颇丰。根据《元史》记载，黄溍共著有33卷《日损斋稿》、7卷《义乌县志》、1卷《日损斋笔记》，黄溍的文学作品丰富了元代文学史。黄溍写的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学轩赞》是黄溍的代表赋作。
除此之外，黄溍还提出采取奖励农耕的措施，只要对农业生产有成就的人，就会获得政府实质性的奖励，值得一提的是，黄溍在书法领域也有不俗的成就。黄溍自幼练习书法，久而久之自成一家，黄溍的书法作品雅俊秀美，颇有魏晋之风。《跋苏公父子墨迹》、《跋韩合公真赞》、《跋崇国公墓志铭》、《跋朱张二先生帖》等等都是黄溍书法代表作品。
黄溍是元代大文豪，在元代文坛上有很高的名气，当时很多学子都想拜入黄溍的门下。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文学家宋濂、王袆、金涓、傅藻等人都是黄溍的弟子。黄溍的弟子宋濂是元末明初人士，曾拜入黄溍门下，跟随黄溍学习。
宋濂和老师黄溍一样，都是以为博学多才的学者，元末明初之际，宋濂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识，朱元璋将宋濂誉为“开国文臣之首”。黄溍去世后，弟子宋濂、金涓等人纷纷前往悼念。黄溍的弟子还有王袆，王袆和黄溍都是浙江义乌人，王袆自幼聪慧灵敏，青年时期，拜入黄溍门下，跟随黄溍学习文学知识。元朝末年，王袆隐居在青岩山中，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后，邀请王袆出任江南儒学提举一职，洪武年间，王袆和宋濂同为总裁，一起修撰《元史》一书。
金涓也是黄溍一位弟子，青年时期，金涓拜入黄溍门下，跟随黄溍学习写作文章，金涓有着很高的才气，人难于匹，古人说学而优则仕，但纵观金涓一生，他从未走入仕途。老师黄溍，同门宋濂等人深知金涓有着不俗的才气，希望金涓可以入朝为官，造福更多的百姓。元朝时，翰林的虞集和柳贯积极向朝廷推荐过金涓，但金涓丝毫不为所动。明朝初年，同门宋濂等人都在明朝廷身居要职，宋濂曾邀请金涓到京，和他们共同编著《元史》，但金涓还是拒绝了。
第四十七章 《长安图志》——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自号河滨渔者，大名府东明县人，进士及第，参与编修《辽史》，《金史》和《宋史》。历仕元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六朝，官至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
李好文，进士及第，授为大名路浚州判官，后入朝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监助教。有一次，盗贼偷窃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庙中的神主牌位，李好文上言：“按照古代的礼制，神主应当用木头制作，用金银玉石制成的祭祀用具，应当别用一间屋保管起来，以免被盗。自我朝先祖建国以来，已有七八十年，每次遇到大的礼节，都是临时将祭祀用具取来用，太常博士不过是按照惯例应答用而已。以前，诏令臣下纂修《集礼》一书，而令各省和地方各郡设置专门部门进行纂修工作，这样做自然长久难以修成。礼乐之事应以朝廷所制订为标准，地主郡县哪里有什么礼乐！”李好文告知掌管太常仪礼院的长官，请上级从部下属吏中选择了几个人，又请求调用书库中的各种有关文字材料，以采录选择，三年之后，该书纂修完成，共50卷，起名为《太常集礼》。
后来，李好文被迁升为国子监博士，正赶上父母去世，解职归家，守丧完毕之后，又被启用为国子监丞，升拜监察御史。当时，朝中又用“至元”年号纪年，和以前重复，李好文上书说：“年号袭用过去已经用过的，自古以来也未曾听说。袭用过去的名字，却没有当时的实际，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并且谈了现在比不上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的情况十几条。到河东去检录审验狱中的囚犯，有一个叫立拜拜的囚犯，犯的是杀人罪，却未找到凶器和足够的证据，押了14年还没有决断。李好文说：“哪里有判决不了的案子拖延这么久的！”下令立即将其释放。诸侯王的师傅撒都剌用脚把别人踢死，许多人都说：“依仗王爷的势力而杀人，比使用凶器还恶劣，况且是在向别人勒索时而杀了人家，其情节尤为严重。”下令将撒都剌处以死刑，消息传出，河东为之震动。之后，李好文受命主持河南和浙东两道廉访司之事。
皇帝在太庙中举行祭祀，诏令李好文主管太常礼仪院之事，到元宁宗的庙中时，派阿鲁问李好文说：“哥哥可以向弟弟行拜礼吗？”李好文和博士刘闻回答说：“即帝位在别人之后，就应该行后代之礼。”元顺帝便行了拜礼。从此以后，元顺帝每次亲自主持祭礼，必定命李好文充任礼仪使之职以辅助祭祀。
除为江南行台活书付御史，李好文还未出发，又改任为礼部尚书，参与编修《辽史》，《金史》和《宋史》，除为治书侍御史后，仍然参与修史的工作。不久，命李好文参议中书省之事。工作十天后，因编修史书工作繁忙，仍回原职任治书，后来，又任命李好文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当时，行台之中官吏人员不够，李好文一人独自处理行台中的各种政务。朝廷派使者出巡西蜀，使者官报私仇，污蔑西蜀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儿和王武等人犯罪。曾文博被迫害死；兀马儿忍受不了拷打而被迫承认有罪，王武不屈服，被处以轻君侮上之罪。李好文闻听后说：“奉使代替天子巡行四方，应当察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处罚邪恶，伸张正义。而现在，从行者到各郡县，不曾听说举劾过一个人，惟独有关的官吏，却没一个能够幸免的，这怎么符合正大光明的原则呢？”李好文便率领御史极力辩解王武等人的冤枉之情，并谈了十几件奉使不不法的事情。至正6年，任李好文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然兼任国子监祭酒的职务。
李好文出朝任参知湖广行省政事，改任湖北道廉访使，不久，又召任为太常礼仪院使。元顺帝因为皇太子年龄逐渐长大，为加强教育，开设端本堂，令皇太子入学其中，令右丞相脱脱，大司徒牙不花二人负责端本堂的事务，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参与教育皇太子之事。李好文极力推辞，上书宰相说：“古代三代的圣明君王，莫不把教育太子放在优先的位置上，盖帝王君主治理天下之术为根本，古代圣贤的道保存在经书之中，而传司经书是为明习治天下之道，出京师治理民政事务是为了锻炼能力，关系重大，关键在于要选得合适的人。如果自身的品德行为不足为人模模，便不能胜任养育太子德行的重任。如果自身学问不是臻于高深的境界，便不足以启发太子的聪明过智。应该选求品学兼优的鸿儒，以辅助养育有关国家兴衰的盛事。而我李好文天资本来就低下，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素来就很轻，草野乡村的习气已积久成习，难以祛除，章句学问的功夫又因忙于俗事而耽误已久。突然肩负这样的重托，实在是难以担当。请一定选择比我更好的人，这样国家可以因得人而兴盛，而我也免于被别人讥刺妨碍贤人进身之路。”丞相把李好文的书信呈献给了元顺帝，元顺帝赞叹了他，却不答应李好文的请求。李好文说：“要想求得古代圣贤的二帝三王之道，必须由孔子的儒学入门，这些书有《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李好文又将这些书的要点摘出来，按照经书的意思加以注释。又博取历史传记和前代学者的论说中那些有关治理国家的纲领，并和经书的意旨相契合的，在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的体例，写成一本十一卷的书，书名为《端本堂经训要义》，写上奏章，奉献给元顺帝。元顺帝诏令将此书送到端本堂，命皇太子学习。
李好文又上书皇太子说：“臣所要说的，就是以前进献的经典中所讲的，殿下应、以臣所进的各书，参考《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如果真能够一一参悟前推广应用，则日理望万机，以致天下太平，实在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皇太子非常肃静地接纳了李好文的话和书。以后，李好文屡次以年老为由请求辞官，一而再，再而三，遂被拜为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的俸禄以终其身。
李好文擅长诗文，颇负盛名，仕途显赫，故有元一代与李好文交游唱和者甚多，但今存与李好文唱和之元人之诗已经很少，流传下来这些诗作的作者主要有吴师道、许有壬、陈旅、宋褧、余阙、胡助等人。一生著述丰富，除了教授太子时编撰的著作《历代帝王宝鉴》、《端本堂经训要义》、《大宝录》、《大宝龟鉴》之外，李好文还参与编修《金史》和《宋史》。《元史·李好文传》载李好文与修辽、金、宋三史，据《进<金史>表》、《进<宋史>表》和金、宋二史的修史官员名单，李好文分别担任二史的总裁官，但《辽史》附录所载《进<辽史>表》和修《辽史》的官员名单中，却没有李好文，所以李好文很可能没有参与编修《辽史》，至少他没有担任修《辽史》的总裁官。
《长安志图》，原名《长安图记》，《长安志图》的初稿成于至正二年，李好文再度出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对原稿又做了补充，整部书稿最终成于至正四年。《长安志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乾隆五十二年经训堂刊本，李好文编绘《长安志图》的背景、原因等，在其所撰《长安志图》原序中有详细交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曾将书名误作《长安图记》，清人后将图并入《长安志》，图名由《长安图记》改为《长安志图》。
第四十八章 谯国郡公——汪泽民
汪泽民，字叔志，宋代端明殿学士汪藻的七世孙，其先祖原系徽州婺源人，后寓居宣城，遂为宣城人。少小时家中贫困，但勤奋好学，贯通诸经，以《春秋》中乡贡，授职宁国路儒学正。汪泽民兴学教士，和宣城世家旧族交情很好，常和他们一起游山玩水，切磋诗文，还把妹妹嫁给梅氏后人，宣城历代文人雅士辈出，令汪泽民惊叹不已，他与宣城举人张师愚致力收集这些文人的作品和事迹，计划整理汇编成集。
汪泽民考中进士，授岳州路、平江路同知，朝廷征收江南包银，奉委办理，引起百姓不满而起事，为此，他被改任南安路推官。潮州路判官钱珍以私怨诬杀推官梁辑，牵涉到廉访副使刘安仁，下狱者多达200余人。汪泽民奉命审理此案，他悉心查访，依法办理，钱珍自杀，刘安仁以受贿除名，其余开释。
虽在各地为官，汪泽民仍不断和宣城友人诗文书信来往，留心编书之事，汪泽民任国子司业，与贡师道等修辽、金、宋三史，书成后升集贤直学士、阶太中大夫。这时，汪泽民已无心做官，打算告老回宣城专心编书，大学士和尚挽留他说：“集贤、翰林，实养老尊贤之地，先生何为遽去？愿少留，以副上意。”汪泽民说：“以布衣叨荣三品，志愿足矣。”于是以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汪泽民移家宛陵，吟诗编撰，“超然若忘世者”。和友人秋游敬亭山，汪泽民作诗道：“湘中三年梦乡井，敬亭重游心自醒。双流夹镜一溪来，千仞齐云两峰并。丛祠秋报同奠桂，兰若晚酣催煮茗。晴岚暖翠灼花时，往觅丹梯登绝顶。”前后历时十几年，汪泽民终于和张师愚编成《宛陵群英集》，后来宣城人施璇刻板刊行。夙愿已了，汪泽民在家教儿子及外甥梅致和《春秋》。梅致和字彦远，后著《春秋类编》12卷、《文集》10卷、《咏马图诗》、《太湖十义刻象》等。
蕲黄义军进犯宣城，廉访使道童雅用汪泽民所施计策击退来犯者，守住了城池，次年长枪军琐南班等又来攻城，朋友劝汪泽民避离，汪泽民仍留下出谋划策，破城后遇害。宣城人把他葬在峄山，还在他旧居城南晏公桥畔建了祠堂，元廷追封他为谯国郡公，谥文节。
汪泽民著有诗集《巢深》、《燕山》、《宛陵遗稿》，编有《元诗选》等。他与张师愚合编的《宛陵群英集》，上自宋初，下迄元代，共录作者近200人，诗1393首，分古今体订为28卷；虽然仅是一乡之歌咏，却足以称洋洋大观，这是宣城文化史上一部扛鼎巨制，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到明、清时期，宣城名士梅鼎祚、施闰章等在《宣城总集》和《宛陵群英集》的基础上，编成了宣城历史上最完备的诗文总集——《宛雅》。
第四十九章 元末左相——贺唯一
贺唯一，又名太平，字允中，鄠人，贺胜之子。其父被丞相铁木迭儿陷害而死，当时年届弱冠，尚在读书。也孙铁木儿即帝位，为贺胜昭雪洗冤，准贺唯一袭其父原职，任虎贲亲军都指挥使，调为陕西汉中道廉访副使。文宗图帖睦尔复皇帝位，将贺唯一召回朝任工部尚书，负责修建奎章阁，完工后，调任上都留守同知。
元顺帝即位后，贺唯一改任枢密副使，迁同知枢密院事，后升任御史中丞。当时，中书省参议佛家闾为官不正，御史上章参劾，中书丞相为庇护佛家闾，将御史奏章扣压，使此事不能查办，贺唯一愤愤不平，毅然辞职，回家闲居。
顺帝诏命起用贺唯一中书省任右丞，这时佛家闾已被罢官，贺唯一方同意任职，上任后立即向元顺帝提出几点改革措施，他提议：一些地方守令严重失职，应当另选干练之人替代；同时，派人前往各地检查地方官吏的政绩和作风。对政绩优异的予以晋级和奖励。他还提出纂修辽、金、宋三个王朝的国史。元顺帝同意他的建议，并命他担任修纂总裁，在他主持下，三部史书很快编好。他被提升为中书平章政事，次年，改任宣徽院使，专管宫廷膳食之事，六年，拜为御史大夫，按元朝廷的制度，此职应由蒙古贵族成员担任，但元顺帝为了削弱权臣的势力，特诏贺唯一改姓蒙古姓氏，易名“太平”。
贺唯一复任中书平章政事，元顺帝为了削弱反对势力，利用中书右丞相别儿怯不花对脱脱之父马扎台儿诬陷之机，将脱脱父子同时削爵流放。中书左丞相朵儿只便向元顺帝建议，提升贺唯一担任中书丞相，与他共同理政，元顺帝于是提升朵儿只任右丞相，贺唯一任左丞相。
贺唯一任丞相后，提出了几项改革措施：有妻室的僧道改籍为俗民，以减少国家对寺院道观的赐田，减少对农民的剥削；严格制度，防止虚报冒领官俸之事；准许经筵馆讲官设坐讲授，以尊敬儒学；设立行都水监，专管治理黄河之事。他平时爱惜人才注重选人，将查访到的有识之士记录在册，遇到合适缺职即予以录用，所以，他一到相位便举荐了五位隐士出山做官。第二年，顺帝下诏修后妃、功臣传，特命贺唯一以同监修国史之职主持此事，这在元代是没有先例的不寻常之举。
在此同时，被流放于甘州的马扎台儿病死于贬地，贺唯一启奏于元顺帝，力请准许脱脱东归葬父，以尽孝道，顺帝准允，脱脱方得东还。后来，脱脱被拜为太子太傅，综理东宫之事，脱脱不知贺唯一为他力争东还之实情，反受人挑拨，在顺帝面前中伤贺唯一，致使贺唯一被罢丞相之职，改任翰林学士承旨。脱脱等人在太子支持下继续打击排挤贺唯一，使他在朝无法立足，贺唯一无奈，只得西归奉元，闭门谢客。
在元朝廷强征15万农民开挖黄河故道的时候，爆发了红巾起义，北方红巾起义军首领刘福通在亳州建立政权，韩林儿称帝“小明王”。元朝廷恐慌万状，顺帝急忙下诏命起用贺唯一，授他浙江行省左丞相职，未及赴任，改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枢密院事，驻于济宁，统辖几路元军，以对付山东红巾义军。
当时，元军粮食不足，贺唯一即命军队在济宁至海州之间的广大地区实行屯垦，让军队轮流耕种，以解决军粮不足的问题。后来，他被调为辽阳行省左丞相，在任颇有政绩，被调入朝任中书左丞相。次年，北方红巾军分三路北伐，东路红巾军在毛贵率领下，经河北进攻元朝首都，元军抵挡不住，朝廷恐慌万状，许多大臣主张迁都，贺唯一为效忠元朝廷，力排众议，反对迁都。他起用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领兵抵抗红巾军。由于中路红巾军受阻，毛贵部孤军深入无援，被元军挫败，京都转危为安，贺唯一在朝廷中威望更高。
顺帝末年，元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愈加激烈，皇太子和皇后奇氏密谋篡夺皇位，派宦官扑不花拉拢贺唯一，遭他拒绝，复又将贺唯一请入后宫，置酒宴相劝，要他协助太子篡位，贺唯一仍未答应。于是，皇太子怀恨在心，决定排挤贺唯一，密令监察御史买住、桑哥失理等人诬陷贺唯一私结朋党，逼迫贺唯一以病辞职。贺唯一再次被罢丞相职，改为太保，归家养病。
遇翟阳王阿鲁辉铁木儿叛乱，北部边境动荡不安，危及上都，皇太子欲置贺唯一于死地，乘机奏请元顺帝，要贺唯一去任上都留守。贺唯一到上都后，其子贺均的部将脱欢，出兵擒获了翟阳王，北边转为安定，不久，元顺帝下诏，拜贺唯一为太傅，赐给田地，命他归奉元居住。
这时，顺帝欲以伯撤里出任中书丞相，伯撤里便要求让贺唯一回朝与他共同管理朝政，于是顺帝密令伯撤里挽留贺唯一不要西归。贺唯一行止中途，闻令而止，皇太子为阻止贺唯一回朝，让御史大夫普化劾奏贺唯一滞留途中，不去奉元是违抗圣旨，应当治罪，有诏撤消原授贺唯一的官职和所赐田地，贬往甘肃居住。继而，皇太子的亲信搠思监对贺唯一再加诬陷，诏命改贬于吐蕃。皇太子又派使者前往途中逼贺唯一自尽，贺唯一行至东胜，吟诗一首，含恨自杀，时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