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闽西义军——罗天麟、陈积万
罗天麟、陈积万，是元末闽西农民起义首领，他们领导的起义声势颇大，使元朝的最高统治者手足无措，惊惶不已，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事迹却载入《元史·明帝本纪》，作为“叛乱”者大书其名。
罗天麟，连城县文亨乡人，家贫，世代佃耕为生。元初蒙人入主中原，世祖女儿囊佳真公主下嫁斡罗陈为妻，即将汀属六县划为公主赐地，地方官吏由公主委其陪臣担任，六县税收作为公主岁赐，由是苛敛无度，而派驻各乡村民众供养的蒙古官员，残暴尤烈，除供其衣食挥霍外，为防止群众反抗，竟限令十户共用一把菜刀；为让荒淫的“长上爹”安享“初夜权”，而规定各户闺门夜不能闭，群众恨之入骨。
连城疫病流行，农田荒芜，百姓饥困，民不聊生，天麟应募入伍，为连城军士，入军后，积极联络汉籍士卒，借茶楼酒馆针砭时弊，抨击元朝官员苛残暴虐行径，以激发士卒民族意识，并常借例行公事深入乡村联络准备，以其表弟隔川乡人陈积万家为驻地，进行联络活动，以图举义。
陈积万，连城隔川乡人，家资颇丰，养马十余匹，驮运食盐，往来经营于清流、宁化、归化，将乐各县，积万性豪爽任侠，轻才重义，喜结交，而名重四方。罗天麟以积万经商县内外之便，令其暗中联络各方反元志士，发动群众利用山区石竹劈制成刀、矛、浸以便溺、烤干，作为武器准备举义。
举义事泄，统治当局欲以谋叛罪下令捕杀罗天麟、陈积万。罗天麟闻讯，立即派人飞奔城外隔川乡，告知陈积万，下令各乡、村同时举义，诛杀村中蒙古管家“长上爹”后，迅即组织武装群众前来围城策应。罗天麟则在县城军营驻地号召汉军竖起义旗，手持利刃，直奔内衙，诛杀达鲁花赤等蒙古官吏，一举攻占县城。
占领县城后，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商讨抗元行军部署，出榜安民，发布檄文，驰告各地，号召百姓举义反元。数日内，四方响应，投奔者达数千人。天麟、积万与军师饶梅生商义进军路线，分析当时形势，认为汀州乃府治所在地，敌人重兵驻防，兵多械精，不易攻取；而清流、宁化紧接连城，山城小县，兵力薄弱，易夺易守，且积万长期商盐于此，结交义士如林，可为发动，以扩军力，保证军需给养，进则易胜，退则易守。
于是决定先取清流，转战宁化，雄视汀州。各地人民深恨蒙人肆虐，义军所到，沿途投奔起义者不可胜数。部队迅速扩展达数万人，军声大振。汀州知府、守备闻讯，惊惶万状，星夜上报，向朝廷告急。而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宁化后，立即挺进长汀，七月中旬占据汀城。罗天麟、陈积万随即分兵南攻上杭、武平，西略江西瑞金。汀属六县皆为义军所占。八月初，随即集中主力北上，经宁化、清流，转战归化、将乐，直抵顺昌，进逼延平，拟沿闽江东下，直取福州，北上建宁入浙江。
元廷闻报，诏福建元帅府经略真宝、万户廉和尚出讨，八月又令行省右丞忽都不花、江西行省右丞秃鲁统军合围。九月，汀州复为元军所占，十月，义军在延平西被元军包围，罗天麟、陈积万为叛徒罗德用暗害，二人首级被其奉以降元，时陈积万年仅35岁。
第五十一章 立碑颂德——郑文暹[xiān]
郑文暹，元，荆州人。《大明一统志名宦》载：“郑文暹，知潜江县，导扬风化，抚宁黎元，审查冤抑，劳形案牍，公正廉洁，割断如流。既去，民立碑颂德”。《大清一统志·名宦》载：“郑文暹，荆州人。至正中知潜江县，公正廉洁，剖决如流。岁饥，发粟赈济，多所全活。”
“郑文暹，至正间知潜江，公正廉明，能导扬风化，抚宁黎民，迎事而决，狱无留滞。既去，民立碑颂之。耆儒安惟怀撰记。”顺着这条线探究，“至正间”，即元顺帝至正年间，《湖北文徵》均收录了元朝至正年间，潜江耆儒安惟怀受人之托撰写的《郑侯德政碑记》，碑文最后写道：“宣武李帅来请于予，愚辞不获。敢叙公之梗概，以备观风云者采择云。时至正七年”。这德政碑文是郑文暹离任时，潜江人民为其立的。
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天下后，没能像清王朝那样很好地融入汉文化之中，并充分利用“汉人治汉”，从中央到地方，对汉人是不信任或排挤的，凡主官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就是到县一级，县之长官有知县、县尹、达鲁花赤，也就是说一县有“二长”。
郑文暹任知县行政指挥权还要受制于达鲁花赤，在这种体制下，一个知县要干成或干好一件事都是很难的。正是这种体制的先天不足，一统天下才六十多年的元朝，到了至正年间即进入元朝末年，当时，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地的民众纷纷起义反元。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知县要干好“导扬风化，抚宁黎民，迎事而决，狱无留滞”这些事是很艰难的。而郑文暹不仅干成了事，还干得很出色，在他离任后，老百姓为其树碑立传，的确令人佩服。从“德政碑记”中，得知郑文暹为潜江民众，至少干了六件让“时人皆以为激”“去后思恩”的实事、好事。
第一件是力治水患。潜江地处长江、汉江夹角地带，是江汉平原的腹地，是历经千万年洪水冲积而成的平原。旧县志载，潜江“频年汉水横溢，城郭田庐悉委巨浸”。洪水无常情，“十年淹九水”是旧时潜江民众饱受洪水之灾的真实写照。治水是旧时到潜任知县之长官最头痛的事。郑文暹上任时，碑文有如下记载：“公之下车，视民之溺如己之溺，躬督堤防为任。尽心尽力，始终不倦”。他下车伊始，即亲率衙役实地踏勘堤防，制定修堤方案，亲自督导筑堤修防。同时，他治水采取疏堵相结合的办法，一边组织民众整修江河堤防，一边“疏开沟渎以为民便”，民众积极参与治水工程，并使民众有“民不劳而功成”的喜悦感。“元至正七年，承务郎郑文暹疏筑兼行，民深德之”。也就是说，郑文暹在任潜江知县前是朝廷的承务郎，即六部各司的文职散官，官职从八品。
第二件是开仓赈灾。旧时的潜江即常遇水患，也常遭旱灾，有时甚至一年遭遇水旱两灾。郑文暹上任的第二年，即甲申年，潜江遇特大旱灾，碑文记：“甲申之旱，年谷不登，民皆缺食。老赢仆壮者，四散流离涂炭，深可悯焉”。见此情景，郑文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走村串户，实地核查灾情，安抚民心，并呈报朝廷，要求开仓放粮。在朝廷准奏书还没有到的情况下，他冒革职、领罪之风险，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使全境“人得以全活者，不可以数计”。碑文说：“斯公爱民之心，救荒之政，自不逃于当世之公论”。
第三件是受审冤狱。现代高科技手段运用案件的侦破，以及侦、审、判严格分离的时代也还出现不少冤假错案。旧时，一县之令，除了日常行政工作之外，还要管案件的侦破、审理和判决，加之没有相应的技侦手段，很多案件的判决，全凭县令的推理或感觉，就是没有贪赃枉法之心，冤假错案也在所难免。郑文暹到任后，遭遇拦路的不少，他没有听之任之，或者简单认为-者皆刁民不予受理。他对多年堆积的案牍不辞辛劳，全部调出来重新审理。碑文记：“审查冤抑，劳形案牍，公正廉洁，剖决如流。可谓至清彻底，至明烛物”。对新的案件，他受理后，审判十分慎重，并明确不搞严刑逼供，力求不造成新的冤假错案。碑文说郑文暹审案：“慎用刑而不留狱，则公之心，君子之心也。其明慎用刑，片言折狱，使讼者平，赋者均，归于无讼而后已”。
第四件是惩治盗贼。当年灾荒之后，盗贼猖獗，且十分狡猾，难以捕获，老百姓意见很大。对此，郑文暹深感抚境安民责任重大，他下决心要将盗贼“誓在获擒”，用现代的大打歼灭盗贼的“人民战争”之法，广布耳目于民间，四处收集线索，使强盗各伏其罪。碑文说：“盗息民安，花村月明，夜无犬吠。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唯我公也”！
第五件是导扬风化。一个地方民风的好坏，虽然与其地域条件、历史背景、传统习俗等相关联，但又与当权者的教化紧密相关，尤其是一县之长的作风、做派、好恶等对当地民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在封建社会信息闭塞的时代，县令代表的是天、是地，是皇帝。郑文暹他牢记：“任而至守令者，盖亲民之重任也”“然则是官者，司乎民，任牧民之责，不亦重乎”。他鼓励民众发展生产；组织兴修水利；打击盗贼，倡导幼而学，勤劳致富；要求民众“敦四民，即士、农、工、商之业，崇五事，即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之利”。使潜江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花村月明”的景象。
第六件是清正廉洁。郑文暹上任后，之所以能“审查冤抑，劳形案牍，割断如流”，是因为他心底无私，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不受任何一方的贿赂。无欲则刚，无私则无畏。“揆之于惜：时苗为寿春令，去而留犊”。像汉朝有位叫魏时苗的县官，去寿春任县令，带的是布被囊，乘的是一辆黄牛拉的破车。岁余，牛生一犊，而魏时苗也要离任了，大家都说这牛犊是苗的财产，要他一同带走。苗说，我来任令时并无此犊，此犊在寿春所生，应归寿春人民所有。时人皆为之感动。也就是说郑文暹像魏时苗一样，在潜任职四年，清正廉洁，来去空空，有“去而留犊”之风范。于是潜江人不得不“以其实而镌于石！”
这就是潜江人民敬仰的“爱百姓如己子，处公事如家事”的知县郑文暹。
第五十二章 《世医得效方》——危亦林
危亦林，字达斋，祖籍抚州，后迁南丰，元代著名医学家，与陈自明、崔嘉彦、严用和、龚廷贤、李梴、龚居中、喻昌、黄宫绣、谢星焕并列为江西历史上十大名医。
危亦林，累世业医，曾任南丰医学教授，撰成《世医得救方》，20卷。依当时医学13科分类，多选载前代医学文献及家传验方，在骨伤科证治方面载述尤详、书中突出地记述了关于药物的使用，有世界上较早的关于全身的记载。对于骨折、脱臼、跌打损伤、箭伤等整复治疗也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首创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更是珍贵。此书代表宋、元时期骨伤科的发展水平，显示当时外科医学的巨大进步。
在行医和任州医官时，继承和发展危氏本家四代医学经验，积五世医方，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分成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历时10年，著成《世医得效方》20卷50余万字。经江西官医提举司报送元朝太医院，太医院行文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行省官医提举司重校，然后经太医院核定，刊刻发行，成为各行省使用的医疗手册。
全书编次有法，科目无遗，论治精详，是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一部重要方书，依当时医学13科分类，多选载前代医学文献及家传验方，在骨伤科证治方面载述尤详、书中翔实和突出地记述了关于药物的使用，有世界上较早的关于全身的记载。对于骨折、脱臼、跌打损伤、箭伤等整复治疗也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首创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更是珍贵。对今天的临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世医得效方》的骨伤科成就，代表了金元时期中国骨伤科的发展水平，居于当时世界医学的前列。
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总结了他家五代行医的经验，“所载良方甚多，皆可以资考据”。其中正骨的医术尤为独创。书中对各种骨折和脱臼整复方法以及处理原则有详细的记述。其整复脊椎骨折“悬吊复位”法，比英国达维斯1927年提出的悬吊法早600多年。有关用药物——草乌散，进行全身的记录，比日本人华冈青州早450年。
该书被清朝收入《四库全书》子部，称其“载古方甚多，皆可以资考据”。数百年来，一直被医家推崇，在国外也有相当影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部元刻本，朝鲜有重刊本行于世。
第五十三章 以死尽忠——普颜不花
普颜不花，又译巴布哈，字希古，蒙古人。元朝建立后，许多蒙古人内迁中原各地，普颜不花的先辈也来到青州居住，接受汉文化，普颜不花在青州长大，乙酉科右榜状元。普颜不花在童年时天资聪慧，超出儿辈，能默诵经文，考中了元代童子科，进入元代的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与其他国子生们学习蒙古字、汉文，四书五经等，同时也保持着蒙古的旧俗，骑马、射术也颇在行。
普颜不花，生活的时代是元朝末期，元顺帝即位初，权臣伯颜专权，伯颜专政自恣，肆行贪暴，是个顽固守旧的蒙古贵族，他曾对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不要让他读汉人书。”适逢中书省官员建议废除科举，深得伯颜赞赏，他立即上奏皇帝，请求批准。在伯颜的煽动下，元顺帝下诏停止科举取仕，又下令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这样元朝已开科八次的科举取士制度一度中断，直到伯颜被除后，才恢复了中断六年的科举制度，同时又大兴国子监，选名儒雅士传授儒学，因而普颜不花在国子监受到了封建正统教育。
普颜不花，参加了元代第九次科举考试，荣登右榜榜首，状元及第后，普颜不花授翰林修撰，调河南行省员外郎。
罗田布商徐寿辉在蕲州率众起义，并被推为领袖，起义军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十月，攻占蕲水并以此为都城，建立了政权，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意在压倒“大元”，徐寿辉的天完军与北方刘福通的红巾军遥相呼应。徐寿辉在攻克黄州路后，兵分两路进攻元军，一路沿长江西上，连克汉阳、武昌，占领江陵、沔阳等地，另一路南下直逼江西，沿路州县官员闻风皆逃，当时有民谣：“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中无一人，红巾府上坐。”
元政府大为震惊，命江西行省派兵****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是个文臣，对军事一窍不通，面对军务，仓惶无措，这时普颜不花在江西行省任左右司郎中，他为道童献计道：“现在城中防守不善，如果贼寇攻城，很有可能失守，形势危急，必须找一个懂得军事的人来指挥作战。我知道有一位左丞叫章伯颜，现在在抚州做官，熟知军务，我们现在来不及向朝廷请示调他，但我们可以请他来，向他陈述省城困状，使他暂时署我省左丞，专门负责指挥调派军队。只有这样才能缓和局势，变守为攻。”道童忙派人请章伯颜。章伯颜认为这正是他报国的好机会，于是欣然而至，普颜不花与他详细设计防御徐寿辉的天完军。
徐寿辉的天完军，已兵临江西重镇江州城下，平章政事秃坚里不花仓惶逃回行省驻地龙兴，行省又派普颜不花前往江州救援，当时江州正在酣战，江州总管李黼死守江州，力战而死。当普颜不花率军到达石头渡口时，遇上徐寿辉的天完军，两军交锋，尽管普颜不花奋力作战，但元军仍不堪一击，普颜不花只得收拾残余队伍回到龙兴，道童听到普颜不花兵败、江州城陷的消息后大为恐慌，以为龙兴难守，连忙怀揣行省大印逃走。
普颜不花，料定徐寿辉在攻占江州后必定围攻省城龙兴，于是他挑起守城重担，与章伯颜共同商讨守城大计。不久，逃到百姓家躲藏的道童回来，普颜不花与道童、章伯颜商议分门把守迎敌。徐寿辉的天完军包围了龙兴，普颜不花建议在城中各处设置厢官、巷长，昼夜坚守，有功者必给重赏，无功者也不加罪，一时军民振奋。
普颜不花等在省城坚守两个月，一直未能找出良计突破天完军的包围。一天深夜，正当天完军熟睡之机，突然军营外鼓声大震，接着闯进数千名面涂青色、头扎黄布、身着黄衣的“怪人”，天完军在朦胧中以为是神兵来到，来不及抵挡，纷纷败退，原来这是普颜不花与章伯颜的解围之计，趁夜偷袭天完军的大营，元军能守住龙兴，普颜不花之功最多。
元顺帝下诏令普颜不花与治书侍御史李国凤一同经略江南，这时江南的红巾军声势浩大，朱元璋的军队已攻占集庆，并建立了政权，势力推进到浙东、皖南地区，徐寿辉的天完军实权掌握在陈友谅的手中，已攻占龙兴、安庆等地，在江南一带势力最强。
普颜不花与李国凤兵分两路，普颜不花进入福建，行至建宁时，陈友谅派部将邓克明围攻建宁，普颜不花立即做好迎战准备，但平章政事阿鲁温沙见围兵众多，趁夜深人静之时逃跑。与普颜不花一同镇守江南的李国凤当时正分镇延平，普颜不花得知延平也被围困时，便派人送信给李国风，要他坚守城池，牵制天完军。但李国凤在危急关头未作努力抵抗，天完军攻陷了延平，李国凤兵败逃走，这样建宁已变成一座孤城。
普颜不花得李国凤逃跑的消息后，愤慨地对守城将士道：“我奉命来此地，怎能逃走？堂堂朝廷命官岂能贪生怕死？我誓与此城共存亡！”于是命将士再加筑各城门，分兵把守，并不时激励元兵，亲自指挥战斗，前后共战64天，最后击退了邓克明的围兵。
普颜不花被召回北方，授以山东宣慰使，再转为知枢密院事，总管山东行省军政事务，守卫益都。普颜不花本是进士出身，通晓儒理，但在天下纷乱的局势下，普颜不花受命统兵，是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位驰骋疆场的儒将，由于普颜不花屡建战功，使他在为官从六品官累升至一品官，其母受封，其妻也被封为“齐国夫人”，普颜不花一家都居住在益都。
元朝经过10多年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后，已是大厦将倾，而统治阶级内部又互相争权夺利，元朝更是摇摇欲坠，这时在长江流域有一股势力在悄然增长，最终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这便是朱元璋的势力。朱元璋剪除江南群雄，先后灭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基本平定南方，命徐达为统帅，常遇春为副帅，开始了北伐元朝的战争。
山东是元大都的屏障，自世祖时期开凿了在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后，这里便成了漕运的必由之路，是大都粮食及各种物资来源的咽喉，也是连接南北的通道，元朝在这里一直派重兵把守，位置显得格外重要，普颜不花受命驻守山东，实则护卫大都。徐达的20万大军首先直指山东，很快占领了沂州，峄州等地。
明军已兵临普颜不花守卫的益都城下，普颜不花率军奋战，但明军已是势不可挡。腐朽的元朝军队再也不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时代东征西讨、铁马铜兵、踏遍东自黄海西到多瑙河广大地区的军队了，普颜不花苦战几日，益都还是被攻陷，平章政事保保出城投降。普颜不花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挽回败局，只有以死效忠朝廷，于是他回到自己府中，面对年迈的老母，双膝跪下道：“儿忠孝不能两全，以后就由两个弟弟为母亲尽孝送终吧。”说罢，辞别了家人，来到官舍，整理好衣帽，端坐在堂上。
徐达早就闻知普颜不花的贤名，想要招降，派人请普颜不花到明军帐中，请了几次，但普颜不花仍旧坐在堂上，不肯去。明军涌人官舍，用绳索捆绑普颜不花，普颜不花大声道：“我乃元朝进士，官至极品，臣各为其主，不事二君。”不屈而死。当普颜不花离开家后，其妻阿鲁真便召集家中人对他们说道：“我夫受国恩，我也被封为齐国夫人，身为朝廷命妇，事到如今，我也只有一死，你们都各自去吧。”家中人听后劝阻，但阿鲁真死意已定，家中人没有不叹息流泪的。
不一会，普颜不花两个弟弟的妻子各怀抱幼子，投到院中南井而死，一些婢妾也跟着投井，等到阿鲁真要投井的时候，南井已填得容不下了，于是她抱着儿子转而奔向北井，阿鲁真之女、妾女及孙女等都随她投井而死，普颜不花死后不到一年，明军攻入大都，元亡。
第五十四章 《五经思问》——赡思
赡思，字得之，祖先大食国人，后落居真定。博于经学，尤精易学，且通晓天文、地理、算数、水利等各科，著有《四书阙疑》、《镇阳风土记》、《王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审听要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30卷，是元代杰出的阿拉伯学者。
赡思，九岁时每天记诵古代经典文章达千言，到二十岁左右时，他的学业得到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的指导，由此得以阅读大量图书，并付之实践，这些全是扎实有用的学问，所以他虽然年轻，但已为大家所推崇器重。皇帝下令通过考试录用人才，有人便劝赡思去应试，而赡思只是笑笑而已，皇帝因征问遗才将他诏至上都，在龙虎台见了皇帝，皇上对他礼遇极厚。
当时倒剌沙主持国务，许多西域人都依附于他，而独有赡思不去巴结他，倒剌沙多次让人去请赡思，赡思都以奉养父母而告归。赡思被任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赡思的亲戚中，有人在陕西行省任职，恣意妄为，赡思揭发他的罪行并要追究责任，那人就离开职守连夜逃走，刚巧皇帝有令，可以不追究此人，但赡思还是杖责了那人的亲信。赡思巡察云南时，凡发现违法的省臣官吏，即令那人解职离去，这种作法，使周边藩属大为震惊。
赡思在浙西肃政廉访司任职，就追究处理了都转运盐使、海道都万户、行宣政院等官吏的贪污罪，使浙西地区郡县官吏不敢再有贪赃枉法的人。浙西地区的寺庙私藏奸猾之人，所谓道人、道民、行童等，都是些违犯道德人伦的人，他们逃避徭役，使国家民力日损，查证嘉兴地区，即有二千七百多人。因此，赡思就建议将他们遣归回家，让他们供纳国家赋役，以减少其他民众负担，朝廷认为他的话很对，便著文为令。
赡思历任司法部门官职，所至各地以伸冤昭雪为己任，先后平反纠正死罪案多起，但却从不故意轻判人罪，以谋取别人对自己的感谢。他曾与五府官员在咸宁县办案，有一名叫宋娥的妇女，与邻居通奸，那位邻居告诉宋娥说：“我要杀了你丈夫。”宋娥说：“张子文将要杀我丈夫。”第二天，宋娥的丈夫果然死了。官府追凶多日，宋娥才将张子文要杀他丈夫的事情告诉了她婆婆。五府官员认为这不是共同杀的，而且已经过大赦宽恕，应释放宋娥。赡思说：“张子文是以为宋娥一定同意他这么干的。而且，宋娥的丈夫已死了近十天，宋娥才说出这件事，这说明宋娥与张是同谋，宋娥估计不能隐瞒到底，所以才揭发出来了，这怎么可以赦免释放呢？”枢密判官说：“为活人平反，是积阴德。你不要按常理执法。”赡思说：“这是故意使人逃脱罪责，不是平反。而且，您要给活人积阴德，那对死人将如何交待？”便独自上书刑部，最终为宋娥定了罪。
赡思，处理刑狱定罪大多类似处理宋娥这样的事。赡思淡于名利，留心著述，才学卓异，对经学颇有研究，尤精于《易》学，它如天文、地理、音乐、算数、水利及外国史地、佛学，也无不研习精到。
第五十五章 《诗经补注》——贡师泰
贡师泰，字泰甫，号玩斋，宣城人，元代著名散文家。曾任吏部待郎、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官至户部尚书。祖父和父亲贡奎皆为饱学之士，可谓家学渊源，自幼天资颖慧，喜读经典著作，嗜习古诗词，由国子生登进士第，出任安吉路太和州判官和徽州路丞。历任翰林侍制、国子司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迁兵部侍郎，授两浙都转盐运使，历户部尚书，转漕闽海。著有《诗经补注》、《玩斋集》、《东轩集》等。
贡师泰，在治政业绩和诗作方面，远远超过他父亲贡奎，据元史贡师泰本传称，他在任行省丞相和两浙转运盐使期间，对辖地派遣差役，征收赋税、粮食和行管盐务方面，首先联访民众，做好实际调查工作。然后按“其贫富而高下焉，数十郡贫者，赖以稍苏，豪富深妒之”《元史·贡师泰传》。概意是说，按当地被征者经济实际情况，决定征收份额，按时交付完成上缴任务，但遭到富商们极力反对。在盐运征收上，他采取的方法是“剔其积蠹，通其利源，大课以集，国用资之。”概意是说革除陋习陈规，趋于公道，征集赋税，以闽盐换粮食转运京师供朝廷敷政之需。这样一个为民着想，在封建统治社会中是罕见的。
在绍兴路推官任上，对狱政的治理和科刑方面，着重于调查研究，以证据和事实取决于审判和量刑的高低。时绍兴府白洋港有一大船飘落岸旁，并有篙橹靠船边，有一高姓富商雇史姓伙计等二十多人于海滩取盐卤，为借用该船篙橹，见船舱内有死尸2具，吓得离去不敢言。后来，被徐姓告发，说史等劫货杀人。这样一来，高、史主雇等统统被收入死牢等待秋后决审。该案经师泰调查取证后，得知原死者系其同乡一沈姓船商劫货所为。高、史等冤案终大白于天下。故史称：“吏治行为，诸郡第一”。
贡师泰，同时又是个著名诗人，史上记载他性情倜傥，状貌伟岸，符合诗人的气质。《元史》本传说他“以文学知名，而优于政事”。
其文学功底深厚，著作颇多。著有《东轩集》、《晚斋集》、《在遇集》、《诗经补注》等。时论说他“承家学，又早游上庠，受业诸公间，故其学问培植甚厚”。又说他“痔格高雅，虞扬范揭之后，亦云晚矣”。
至正年后期，由于张士诚、苗蛮与朱元璋部战乱连年，徭役赋税，横征暴敛，民众流离失所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兼有黄河决堤，浮尸枕野，民众痛不欲生。面对此，他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给予无情的鞭挞和揭露。在《河决》一诗中写道“浊浪近翻雪，洪涛远舂天，人哭菇蒲里，船行桑柘颠，丁男往北走，老稚向南迁。”诗中可见百姓流离失所，泪雨漫天与家诀别的惨景，已到了怵目惊心的程度。
贡师泰，后病故异乡，贫无葬身之地，幸得门生朱燧赠地数亩为“兆域而安之”，“朱氏围居之以祀祭”。其第十三世孙吏部郎中贡歙在《谒祖墓赠朱氏诗》中说“我祖尚书陨海宁，朱家原是旧门生。古云赐也全恩谊，今见朱家葬祭情。”明代刘伯温曾路过此地，手书“小桃园”三字，对这位元代历史上“名高一代，文照千古”的显赫人物以示敬意。
第五十六章 栲栳山人——岑安卿
岑安卿，字静能，元代余姚上林乡人，祖父岑全，南宋秘书省校书，父岑珍，宋末仙居教谕。
岑安卿的老师是姚北著名的志士厉元吉。厉元吉，南宋咸淳七年进士，曾任乌程县尉，宋亡后隐退在家，元朝政府为笼络人心，遍访宋臣，任以高官。厉元吉不得已背井离乡，浪迹湖海，白首始归，著有《半山文集》12卷，“多悲愤语”，表示他对故国的怀念之情。
岑安卿受其师的影响，不喜科举之业，乐于圣贤之道，“故岑氏多以科第显，而安卿独隐居乐道，以名节高天下”。他筑室在上林湖畔的栲栳峰下，因号栲峰，人称“栲栳山人”，尽管地处偏僻，但慕名者仍循迹而来。至治年间，下诏求贤，直省舍人刘孛兰溪、知州脱脱先后以安卿学醇行洁而荐，都被他拒绝了，但对于造福乡里的事，他从不推诿。
姚北海溢，自上林至兰风数十里悉遭水淹，“民叹其鱼”，余姚州判叶恒特地找岑安卿商量对策。岑安卿早已听说新上任的州判能为民办事，心里十分高兴，他先问叶恒有什么打算，叶恒很坦诚地说：“我初来乍到，一时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只能照过去的老办法，置田课税，慢慢来。不知先生有何高见？”
岑安卿摇摇头说：“照现在这种情形，患急计缓，既扰民耗财，海堤也筑不成。不如想个变通之计。”于是他建议叶恒按田亩缴粮后，免除其他全部课徭，使百姓能全力以赴筑塘保田，并且必须建石堤，这样可解除后顾之忧。叶恒点头称是，岑安卿还当场赞助一千多石粮食，请叶恒免计上林田亩，以解乡民之急。
叶恒一一照办，他又请岑安卿协助修筑海塘，管理财务，使工程如期完成，且所筑海塘较为巩固，此后百余年无重大海溢灾害。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歌：“姚民半鱼，叶侯作堤；叶侯作堤，岑公实尸。”表达了人民对叶恒及岑安卿的感戴之情。
至元、至正年间，江浙行省与州郡守宋文瓒、王沂、叶恒等都交章论荐，朝廷亦准备委以重任，岑安卿以老力辞，日与处士王毅等人放情林湖、栲峰间，吟诗作文，悠然自得，直到70岁去世，赵谦等私谥贞元先生。
岑安卿著有《栲栳山人集》3卷，《四库总目》称其“志行高洁，究厄以终”。
第五十七章 松竹主人——胡天游
胡天游，本名乘龙，字天游，号松竹主人。自幼聪敏，极富文学天赋，七岁游法兴寺，就出口成章，即兴吟七绝一首“山色摇光入袖凉，松荫十丈印回廊。老僧读罢楞严咒，一殿神风柏子香。”在场人十分惊讶，称赞他“天资迥迈”，10余岁时，其文名即已远扬。
元朝末期，政治黑暗，官吏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胡天游以拿朝廷俸禄为耻，不愿做官，而将雄心壮志和满腹经纶寄托于故乡山水，潜心于自己所酷爱的钟鼎竹简。他朋麋鹿，侣烟霞，倚翠竹，以扼腕当时，俯仰太古的胸怀，行吟放歌，创作了大量诗篇。其代表作是《幕阜山》。该诗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豪放不羁的笔调，展现幕阜山的雄奇：
幕阜山高一千八百丈，我疑山顶即天上。扪萝蹑磴到山巅，又如平地望青天，始知天高百万应无极。幕阜苍苍一卷石，洞庭八百古所传，到此遥看如镜圆。若还更上三千丈，那知天下有山川。
全诗继承、发展了《诗经》、《楚辞》和李白诗歌的优良传统，吸取了民歌、神话中的营养和素材，语言明快，感情奔放，气势磅礴，突破了唐宋以来的律绝格式，可与杜甫《望岳》诗媲美。是历代吟咏幕阜山的压轴之作，对后人影响很深。
胡天游性格孤僻，虽与人交往甚少，却与一位内兄意气相投，常结伴在清溪泛舟，佳夜弄月，痛饮美酒，相互戏谑，以至乐而忘归。两人都负才盛气，以诗闻名，常常唱和比诗。其内兄在《赠胡天游》诗中谓“能酒能诗只两翁”。
胡天游，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随着时势的推移和年岁的增长，他的心境也开始变化。在《寓中水楼秋夕》诗中，诗人表达了关心时局，“回首南州欲用兵”的愿望，50岁左右时，他在《夏夜闲步西溪》诗中写道：“野色寥寥一犬鸣，戍楼初鼓绝人行。哭声未断歌声起，渔火将残鬼火明。月暗荒村愁有虎，烟迷竹树看如兵。羁怀世故千忧集，竟夕彷徨睡未成。”其风格与他的前期作品已迥然不同，一种彷徨怀世的情感跃然而出。他回首往事，深感光阴虚度，世事难料，伯乐难寻，曾仿屈原辞，作《述志赋》，计457字，其中有句云：何中道之多艰兮，终抱志而莫展。”表明了自己志存高远而壮志未酬的无奈心情。
诗多写元末兵乱之苦，并寄怀缅想太平。如《有卒》诗中述元兵无礼；《无牛叹》中写其耕牛被兵士杀尽，在暮年衰病之日，仍得扶犁操耜，忍饥劳作；《上县尹》诗中写其子被迫作马夫等。诗风苍凉悲壮，现实性甚强。清同治《平江县志》称，“与虞集、赵孟頫匹敌，而出处大节过之”。《四库全书提要》称“身处末季，惓惓然想望太平，犹有诗人忠厚之遗，在元季不失为作者”；其诗“大都悲壮激烈而颇病粗豪”。
由于战乱，胡天游的作品流传下来仅十之一二，后人所编他的诗集《傲轩吟稿》被收录入《四库全书》。
第五十八章 菜根道人——高明
高明，字则诚，一字晦叔，号莱根道人，瑞安崇儒里柏树村人。为人刚正耿直，办事干练娴熟，省掾任上“书生称其才华，污吏推其练达”，声闻益隆。方国珍复叛，行省臣因明乃温州人，知海滨事，调任浙东阃幕都事，发兵讨方国珍，因与主帅论事不合，避而不治文书，致师出逾三时。
高明为官清明练达，曾审理四明冤狱，“凡狱囚无验者，悉讯遣之”，郡中称为神明，他能关心民间疾苦，不屈权势，受到治下百姓爱戴，处州期满离任时，百姓曾为他立碑。调江南行省台掾，数次触忤权贵，托病辞去，退志遂萌，发为诗歌，感慨万千：“岁晚仲宣犹在旅，年来伯玉自知非”，叹息己身似王粲处乱世而怀才不遇，故应如蘧伯玉悔省后遁世。“争如蓑笠秋江上，自脍鲈鱼买浊醪”，过着田园生活。
由于数忤权贵，晚年退居于明州栎社之沈氏楼，“以词曲自娱，相传明初太祖朱元璋慕其名，遣使征召，他“佯狂不出”，不久病卒。
高明善书法工诗文，他的诗文中有不满黑暗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内容，如《题画虎》斥责“人间苛政”，《乌宝传》抨击元朝的宝钞政策，有表现晚年厌倦尘世奔波、向往隐居生活的思想，如《次韵酬高应文》等。他还借咏史抒发黍离之叹，对宋王朝的昏暗，岳飞父子的愚忠给予批判，至于《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王节妇诗》等，则是颂扬孝义、表彰贞节贤德之篇。
南戏《琵琶记》是高明得以名扬后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时民间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戏文之首”，《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成。在宋代民间讲唱、戏文中，蔡伯喈是一个弃亲背妇的反面人物，高明却把他改写成孝义两全的正面形象。
关于高明作《琵琶记》的起因及剧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多为捕风捉影之谈。姚华《猗室曲话》说：“柔克所讥，属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实有其人，即以为讽世之作可也。”，《琵琶记》被称为戏文中的“绝唱”，它描写人情，真实细腻，婉转曲折，能深深打动读者。剧中双线交错发展，以富衬贫，以喜衬悲，二者成鲜明对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矛盾，加强了悲剧的气氛，文词以本色为主而又文采斐然。
明代王世贞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回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传说高明写剧本时，“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表明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
《琵琶记》是把民间戏文与文人创作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戏创作提高到艺术上比较成熟、能为雅俗共赏的新阶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赏，获得不同阶层人们广泛的爱好。自它以后，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纷纷起而制作戏文，以致蔚然成风。
《琵琶记》成为南戏创作的范本，获得“曲祖”、“南曲之宗”的称誉，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还被译为法文、日文，传播国外。
据《南词叙录》载，高明还有《闵子骞单衣记》戏文一部，今无存，高明的诗文集有《柔克斋集》20卷，已佚。近人冒广生曾辑其诗49首，词1首，刊于《永嘉诗人祠堂丛刻》中。另有《碧梧翠竹堂后记》、《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乌宝传》等多篇，散见于《玉山名胜集》、《黄岩志》、《常州府志》、《南村辍耕录》等书籍中。
第五十九章 寓兵于农——罗良
罗良，字彦温，号云峤，福建长汀人，元朝将领。生年不详。南胜畲族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志甫率兵围攻漳州，守将搠思监战败，罗良变卖家产，招募乡兵，跟随平章别不花清剿李志甫起义军，以功擢任长汀县尉。继又平定战乱和清剿农民起义军，升漳州主簿、南剑土翼千户、漳州新翼万户。罗良因忠于职守，屡立战功，深得元顺帝赞赏，授予荣禄大夫兼内劝农防御使，并进封晋国公。
罗良长期镇守漳州，修建文庙，创建清章书院，重视育才养士，全力发展农业，定赋必均，课农必慎，奖励开垦土地；兴利除弊，建谯楼，迁驿舍，筑城浚池；邻县有逃荒至漳州者，加以救济安置；凡民间诉讼，均认真查核，着实解决；寓兵于农，入耕出战，食足兵强，军威大振。深受漳州人民赞誉。
福建行省参政陈友定，存窃据福建之心，威逼平章燕只不花将各郡县仓库物资交友定，违者诛杀。陈友定出兵攻打各郡县，远近闻风献城请降，唯罗良坚守漳州，并写信责骂友定，友定大怒，即兵发漳州，并扬言：“罗若早日投降，终生享受荣华富贵；如不投降，斩尽杀绝。寸草不留。”罗良率兵三千，埋伏江东要地，严阵以待，并告诫部下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不料，千户长张石古有违罗告诫，友定趁隙渡过柳营江，罗良迎战，败于马岐山。友定兵逼漳州城下，当地父老劝慰罗良说：“江南与中原道路阻绝，元朝皇帝远离漳州万里。孤城无援，朝夕难保。况且元朝大势已去，你坚守此地，替谁效力？”罗说：“皇帝令我守此地，我理应与漳州共存亡。”于是，下令死守漳州，北门把总善征里应外合，开门投降，友定兵冲进城里，罗良率兵抵抗，战败而死。
第六十章 铁冠道人——杨维桢
杨维桢，字廉夫，元绍兴路诸暨州枫桥全堂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
杨维桢，在很多文学领域造诣颇深，书法也是一绝，他的诗自成一体，号称“铁崖体”，特点是狂而怪，清新诡谲，因为这种文风，杨维桢又被称为“文妖”。历代对于杨维桢作品的评价都颇高，可见杨维桢在文学上很有建树。
杨维桢打小便在父亲所造的红楼里读书，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安心读书，将红楼的楼梯撤去，仅用辘轳传食，在这样的情况下，杨维桢呆了五年，学识就超过了他的老师。
在杨维桢20岁时，他到涌东从师求学，杨维桢的父亲为供他游学，就将良马变卖了，杨维桢节衣缩食，买了大量的书籍归来，他的父亲很高兴的称，这些书比良马值钱多了。
杨维桢当官后，因为性格狷直，不喜逢迎，所以十年都没有升迁，后来因为交通受阻而迁官不成，便浪迹浙西。张士诚占领浙西后，屡召不赴，到明太祖夺得天下后，同样召杨维桢，杨维桢则表示不仕二朝，婉言拒绝。
明太祖强行再次入召，杨维桢只好进京，等修纂完成后，杨维桢请辞，但是到家不久后便病逝。杨维桢宽厚待人，只对有才德的人尊敬，不管身份贵贱，平时喜欢称道别人的才华，对于过失则不太在意。
杨维桢是元末著名的大文学家和书法家，在很多文学体裁上都有自己的建树，特别是他的诗，意蕴深长。杨维桢的书法就如同他的诗一般抒情，极具韵味，杨维桢的草书超逸放帙、奇崛峭拔，更是显露出他放浪形骸、狷狂不羁的性格特点。留传于世的杨维桢书法，均是他50多岁以后的作品，从传世的这十余件墨迹里，虽然不大能看出杨维桢学书的轨迹，但可以看出杨维桢功力之深厚。
他行笔能够追溯到汉魏两晋，并将汉隶与章草的古拙笔意，和二王行草之风韵及欧字劲峭之方笔融合，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成就了杨维桢自己的书法。这些特点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格格不入，形成强烈对比，杨维桢晚年的书法更上层楼，恣肆古奥、狂放雄奇，拥有诡谲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势。
杨维桢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
杨维桢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第六十一章 创始文莱——黄森屏
黄森屏，初名元寿，字昌年，号熙春，福建泉郡市曹巷人，元末明初从军，华人政权首领，文莱国创始人之一。因黄森屏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后升为云南永昌腾冲卫总兵，率领整个家族及邻居数千人，经西南部缅甸避乱航海南渡抵达婆罗洲。
当时，在断手河偏北的地区是国力衰微的渤泥国，南受印尼的控制，经常被要求向其进贡，东则常受菲律宾，南部苏禄苏丹国不时的侵扰，新即位的渤泥国苏丹马合谟沙向黄森屏率领的华人力量求援。马合谟沙把女儿嫁给了黄森屏，赠与黄森屏并肩王的称号，马合谟沙还让自己的弟弟艾哈迈德娶了黄森屏的妹妹黄元丽，赠给她公主的称号，两个政权因统治者之间的婚姻关系，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在黄森屏和华人军队的奋战之下，苏禄入侵被遏制，渤泥国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明太祖派使臣辗转从印尼到达渤泥，渤泥始见明朝的强大国力，这也进一步巩固了渤泥国与黄森屏华人政权的同盟。此后的三十年时间中，两股力量像其领导人一样迅速，华人由东部的断手河流域向北部沿海发展，相继建立了中国城、中国镇等城市，即今天马来西亚东部的大城市哥打基纳巴卢和支那鲁特等城。
苏丹马合谟沙去世，儿子阿布杜·马吉德·哈桑继位，由黄森屏和马合谟沙的哥哥特曼贡亲王监国摄政，所以文莱史一般不把哈桑当成第二世苏丹。阿布杜·马吉德·哈桑去世后，有两年大空位期，在这两年期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斗争，最后倾向于黄森屏的艾哈迈德，压倒特曼贡亲王继位，成为渤泥史上的第二世苏丹，黄森屏在渤泥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在南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黄森屏，一直未忘记祖国，对明朝的认同感也不断增强，黄森屏留下自己的妹妹黄元丽镇守渤泥，自己以渤泥“MaharajaLela”的句号亲率150多名亲威、部下回到中国朝见进贡，《明史》中称之为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
明永乐成祖皇帝朱棣非常高兴，特意下旨令使团进京沿途的每个府县都要设宴招待，让他们得以亲见家乡的变化，但年事已高的黄森屏已无精力经受沿路的舟车劳顿，也无法承受回到家乡之后的巨大喜悦，这年的十月在抵达南京后，因旅途颠簸劳累过度瘁然而逝，享年六十七岁。
去世之前他向明成祖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境土悉属职方”的，将渤泥和断手河流域的土地，归入中华版图；二是“乞封国之后山为一方镇”，请加封东南亚的最高山为渤泥国的镇山，并赐以美名，永镇南洋大地；三是“托体魄于中华”，允许自己安葬于中国。
明成祖在今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岗东向花村乌龟山地方为其立墓，以王礼赐葬，立他的儿子遐旺黄克孙为渤泥新王；赐渤泥国后山“长宁镇国山”之名，并亲撰碑文，命太监张谦等人南下刻石立碑。
渤泥新王遐旺在太监张谦、行人周航等人的护送下回国，张谦等人到基那巴卢山下刻石立碑，还专门到爪哇传达了永乐皇帝的诏命：不得再向渤泥国要求进贡。张谦、周行一行镇守渤泥一年之后归国，回到渤泥的遐旺黄克孙仍继承了黄森屏在渤泥的固有地位和影响，一直控制住渤泥的政局，当地华人仍称他为“总兵”。
黄森屏的妻子李惠娘去世后葬在长宁镇国山，此山因此被当地番人称为“中国寡妇山”。黄森屏的妹妹黄元丽，和第二世苏丹艾哈迈德育有一女黄桂姑，嫁与沙里夫阿里，他并不是文莱本国人，而是从麦加来的阿拉伯人。
第二世苏丹艾哈迈德去世，由沙里夫阿里继位为文莱第三世苏丹，此后世世相传到今苏丹博尔基亚，已历二十六世。黄森屏一系对内尽力辅助苏丹，对华人则称以渤泥国王，直到万历年间，相沿不改。
同时，文莱王室也始终不否认和黄森屏之间的血缘关系，他们曾发行过《文莱王室世系图》的小册子，上面明确地表示，黄森屏是他们王室的开创者。
第六十五章 鄂国公——常遇春
常遇春，字伯仁，号燕衡，南直隶凤阳府怀远县人，元末红巾军杰出将领，明朝开国名将。
常遇春，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青少年时期，不甘心于老死田间，因而随人习练武术。家贫，无力支付学费，就以多出力干些勤杂工换取学习机会。到长大成人之后，常遇春体貌奇伟，身高臂长，力大过人，学武有成，精于骑射，各种兵器都能使用。
常遇春成长的年代正值元末，阶级矛盾已经激化，盗匪和起义军蜂起，因不满生活现状，无法忍受饥饿的折磨，就投奔活动于怀远、定远一带的绿林大盗刘聚。刘聚见常遇春有勇力，就让他当什夫长，并引为心腹，常遇春跟随刘聚拦路抢掠，入宅为盗。起初颇觉新鲜，既能大碗食肉，又能分得银两，数月之后，常遇春发现刘聚只知打家劫舍、四处抢掠，并没有什么打算或远图，他就萌发出脱离盗群，另寻出路的念头。
常遇春随刘聚在和州抢掠时，正巧遇上朱元璋率军攻和州，常遇春早就听人说过朱元璋仗义豪侠，很有作为，他便利用在和州相遇的机会，装成老百姓观察朱元璋的行经。他亲眼目睹了朱元璋平易近人，视士卒如弟兄的作风，也看到了朱元璋的部队纪律严明，不害百姓的行为。经比较他知道朱元璋是个做大事者，刘聚仅仅是个盗匪，不能与朱元璋相比，他当机立断，决定在和州投奔朱元璋。
常遇春去投奔朱元璋时，朱元璋态度很冷淡，朱元璋问常遇春：“你是不是挨了饿，想到我的队伍中找饭吃?”，常遇春回答说：“我在刘聚手下打家劫舍，并不愁衣食，只是刘聚只知抢掠和盗窃，并无大志。我听说将军是位贤明智者，因此前来投奔，为将来的前程愿效死力。”朱元璋问：“你能跟我过江打仗吗?”常遇春回答：“将军指到哪里，我愿打到哪里，渡江之日，愿为先锋。”朱元璋见常遇春身材魁梧，体魄健壮，出语忠恳，就把他留了下来，从此，常遇春弃盗为良。
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敢于直言，效命疆场，尽瘁而终，朱元璋对常遇春很爱重，认为常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有过之”。朱元璋对常遇春“颁赏赐劳”，特意表彰他“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的功劳。常遇春对答颇为得体，他说，这是“皇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常遇春自从追随朱元璋后，参加采石矶渡江战役，到夺取元上都开平，暴卒于柳河川为止，十四年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可以说无役不从，战无不胜。
常遇春“为人沉鸷果敢”，被誉为当时的天下奇男子，他曾自负地说：“我率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军中送他一个绰号叫“常十万”。他不仅有勇，而且也有智谋，常常以智取胜。或者设伏，使用疑兵；或者声东击西，出敌不备。在历次战役中都不乏其例。
史书上说常遇春“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克敌制胜之方皆中节度”。常遇春出则当先，退则殿后，未尝败北，士卒乐为之用，这是自古名将几乎所共有的一个优点，与此相应的就是兵有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扰民。他很同情百姓的疾苦，这同他出身农家有关，也是朱元璋在开拓事业中一贯严格要求的。常遇春与胡大海一起曾向朱元璋建议，免收百姓给军队交纳的粮草——寨粮，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注重发展屯田事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饷，从而减轻了占领地区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和同僚之间的关系上，常遇春处理得也比较好，在作战中能够节制诸将又能虚心与诸将研究对策，集思广益。他身为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一起征战，非常尊重小他两岁的徐达，谦逊地“奉节制，进止赴期不敢爽毫发，大将军雅敬爱之”，始终无小间，当时，徐达、常遇春两员大将并称，“一时名将称徐、常”。一个以谋略持重著称；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
朱元璋很会用将，以徐达为正，常遇春为副，用其所长，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常遇春的英年早逝，是明朝初期的一大损失，因当时还有元朝的残余势力，还未完全消灭，还有一些硬仗等着他去打。但对他个人来说，逃脱了朱元璋的谋杀，保全了他的荣誉，使他的英雄业绩得以流芳百世，与日月同辉，也是一件幸事。
常遇春逝世的消息，由信使用最快速度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送达应天，朱元璋闻讯惊倒于龙椅上，对于遇春之死极为悲恸，并怕遇春之妻蓝氏接受不了，次日一早，马皇后就到遇春家且一直陪伴蓝氏。次日，朱元璋也未上朝，召来刘基、李善长、宋濂等人商量安排常遇春后事，提出按宋太宗为韩王赵普的治丧礼仪来为遇春治丧。朱元璋追封常遇春为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日忠武，配享太庙。
朱元璋给了常遇春最高荣誉，古至明代，封鄂谥忠武，只有唐朝尉迟氏、宋朝岳飞，常遇春是第三个。朱元璋还赋诗一首，表露其对常遇春逝世的极度悲哀，“朕有千行生铁汁，平生不为儿女泣，忽闻昨日常公薨，泪洒乾坤草木湿。”此后朱元璋令宫廷画师为遇春公，绘制身穿龙袍的全身像，自此开平王常遇春便永远长眠于钟山之上，永远的休息了。
常遇春逝世后，全国很多地方怀念他的功绩为他建祠祭祀。清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亲笔御提“勇动风云”四字，颁诏常遇春家乡建开平王庙，三层大殿，巍峨壮观，于乾隆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由尹继善到怀远常遇春祠堂安位主祭。其奉旨题联一副：“将十万众之威名，常诵都人仕女；居七八分之功业，永留大地河山。”
第五十七章 魏国公——徐达
徐达，字天德，濠州钟离永丰乡人，元末汉族军事家、明朝开国功臣，曾任中书省丞相，明太祖朱元璋幼年好友，成祖朱棣的岳父，仁宗之外祖父。
徐达其人，明史说：“徐达，字天德，濠人，世业农。”濠是指濠州，也就是说，他是朱元璋的同乡。徐达追随郭子兴造反，结识朱元璋，并在其隶属之下。他为人宽厚，深通兵法，历数十役，战必胜，攻必取，智勇兼备、屡建功勋，但是，徐达为人低调、小心谨慎、常以忠心侍主，绝无居功自傲之心，如果明初最大谋臣是李善长、刘基的话，那么首要武将就当推徐达。
起义初时，朱元璋只不过是郭子兴手下的一名首领，而徐达与汤和等人则奉约束甚谨，帮助他逐步树立威信，不久郭子兴与另一首领孙德崖发生冲突，拘捕了孙德崖，而孙之部众则扣留了朱元璋。徐达挺身而出，到孙德崖军中去做人质，换回朱元璋，直到郭子兴释放孙德崖后，他才被放出来，朱元璋因此对他非常感激，也更加信任。
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执掌全军大权，挥师南渡长江，攻占采石、太平，谋攻集庆，徐达成为朱元璋最倚重的一员战将，此后他统兵击灭陈友谅势力，又攻占平江消灭张士诚势力，后受命率师北伐克复大都，完成了推翻元、统一北方的重任。洪武三年徐达班师回朝，朱元璋亲往龙江迎接，授予中书右丞相之职，封为“魏国公”，食禄五千石，奉命镇守北平。
朱元璋曾说，“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他甚至还将他住过的旧邸赐给徐达，但是，徐达坚决不要，“达固辞”。还有一次，朱元璋与徐达一块饮酒，好酒量的徐达被刻意灌醉，他居然盖着皇上的被子倒头睡着了，待到醒来，徐达大惊失色，“惊趋下阶，俯伏呼死罪”，显然，朱元璋是在有意试探徐达的忠诚，看到徐达的表现，朱元璋当然龙颜大悦，“表其坊曰‘大功’”。
徐达是大将军，可说是威风凛凛，但在朱元璋面前，他已到了“恭谨如不能言”的地步，似乎连话都不会说了，观野史，甚至还有“胜棋楼”的故事传世，足见徐达之忠心。有一次，朱元璋召见徐达下棋，并要求徐达不能让棋，认真对弈，据说，这盘棋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仍然未分胜负，待到终盘之时，徐达突然不再落子，朱元璋错愕：“将军为何迟疑不前？”徐达乃跪倒在地，答曰：“请皇上细看全局。”朱元璋这才发现，棋盘上的黑子已被摆成“万岁”二字，朱元璋大为高兴，便将此楼以及莫愁湖花园一并赐予徐达，这就是“胜棋楼”的来历。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似乎是历史的铁律，古代帝王，尤其是开国之君无一例外，会肃清政治环境，以巩固统治，很多跟随自己打天下的昔日股肱也很难全身而退，其中尤以明朝为甚，开国元勋几乎无一寿终正寝，唯有徐达，却让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因为，徐达的表现太好了，让他几乎没有什么借口，尽管劳苦功高、地位显赫，但徐达依然谦虚处世，从不居功自傲，每次“功成而还，拜上印绶，待命于家，略无几微矜伐之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徐达能摆脱乡土观念的羁绊，不和同乡拉帮结派，没有卷进淮西集团的是非之争。
淮西集团的骨干胡惟庸见徐达功劳大，威信高，“欲结好于达”，他根本不加理睬，胡惟庸又“赂达阍者福寿使图达”，福寿向徐达告发，徐达便不时提醒朱元璋：胡惟庸这种人不适合当丞相。后来，胡惟庸因谋反被杀，朱元璋想起徐达的话，“益重达”，尽管徐达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恭慎有加，但仍然未能免除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和猜忌。
作为排名第一的明朝开国功臣，徐达为朱元璋建立下的功勋是最大的，他率领大军，将元朝宗室赶到了漠北塞外，其战绩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少有人能够企及，而徐达的死，和他的战功一样，充满着传奇色彩。他的死后世有诸多演绎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为，徐达长了背疽，据说吃了蒸鹅会加重病情导致死亡，皇恩浩荡，钦赐蒸鹅一只，徐达含泪咽下，不久疽发身亡，此即所谓的食鹅致死说，此说法一直被后世流传，这一点，似可信，但无依据。
徐达背生毒苍是事实，朱元璋赐死之意，却是后人想像的，徐达英年早逝，后人当然是要浮想联翩的，徐达去世，朱元璋甚为悲痛，明史说：“帝为辍朝，临丧悲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以徐达之功，大明王朝当然要厚待徐达之后的。
徐达死后，他的儿女都非常显赫。徐达有4子3女，徐达死后，长子徐辉祖继承爵位，受封魏国公，幼子徐增寿在明成祖朱棣起兵南下时，给他通风报信，死在建文帝的剑下，后被明成祖追封为定国公。一门二公，有明一代只有徐达一家，徐达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长女嫁于燕王朱棣，次女嫁于代王朱桂，三女嫁于安王朱楹，燕王朱棣夺权称帝后，徐妃被册立为皇后，徐家之恩隆更是非同一般，徐达有孙9人，其中四子徐增寿的儿子徐茂先，娶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橚的长女兰阳郡主为妻，倘若朱元璋果真有意加害，徐家后人怎会如此风光呢。
第四十八章 信国公——汤和
汤和，字鼎臣，濠州钟离人，明朝开国功臣，军事将领。
汤和，出生在濠州钟离孤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朱元璋不仅是同乡，而且在一条小街上长大。早年，汤和和朱元璋一起都是郭子兴的部下，而汤和在部队时还对朱元璋有引进之功，后来朱元璋因为马皇后是郭子兴的义女，加上自己天生脱颖而渐出，经过一系列血雨腥风，逐渐成为首领。
汤和虽大过朱元璋三岁，却只有他对朱元璋言辞谨慎恭敬，朱元璋就为他很开心，在关键时刻，他率先承认朱元璋的领导地位，在这一点前面，朱元璋一直心里十分清楚记得。既然汤和为明朝开国元勋，还和朱元璋是好友，两人关系肯定很好，但俗话说的好，伴君如伴虎，朱元璋始终控制不住自己的猜忌刻薄，在朱元璋登上皇位后就大开杀戒，开始杀功臣，这些功臣大多都是当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朋友，但却惨遭不幸，几乎被朱元璋斩尽杀绝，李善长、刘基、胡惟庸、宋濂、傅友德等人，除了信国公汤和侥幸幸免于难之外，无一避免。
朱元璋为什么单单不杀汤和呢？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先立的太子朱标，还是后来立的太孙朱允炆，都为人仁厚，性格偏软，朱元璋不放心自己死后，还留下一帮战功赫赫的老臣，怕因此而自己的传人无法力压群雄，因此在自己交班之前，想方设法把那些旧臣除掉，以为子孙后代的江山永固铺平道路，防止再出来个陈桥兵变的赵匡胤。
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父皇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迟迟未动，觉得有所为难，朱元璋就把那根荆棘拿起来，用手紧抓把上面的刺狠心的磨去，手上满是血迹，于是说：“这根荆棘你因为惧怕而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都是在为你的后来着想造福啊！”然而汤和独善其身的功力可圈可点，是幸运，还是能力魅力，这个就有待历史的考究。
汤和，从来不争功，能以平常心对待不公待遇，在刚打下江山大封功臣时，朱元璋在称帝以后，朝堂上朱元璋故意降汤和一等，找个借口只封他为侯，而其他同等条件的人都封为公的爵位，他却从不发牢骚，不怨天尤人，为人谨慎，继续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伺候朱元璋，并及时向朱元璋作出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样朱元璋才慢慢的松开了心，几年后进封汤和为信国公。
汤和也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思以自保，在明史中的记载，说朱元璋对掌握军权的老臣开始不放心了，汤和就投其所好，在喝酒的时候吧自己的兵权交了出去，他知道与其自己被剥夺军权，还不如自己主动急流勇退。于是，在众多高级将领中第一个自请解除军权，因此朱元璋非常开心，立马拨款为汤和在凤阳老家造房，让他衣锦还乡。
明朝最出色的探查部队是锦衣卫，锦衣卫遍布全国，而六品以上的官员，甚至是某些朱元璋稍微重视的官员，都有着锦衣卫在身边监察着，而令人心寒的是锦衣卫，也许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回家后的汤和低调做人，从不以功臣自居，并且束缚子孙家奴，遵守法纪，他知道，在他的身边肯定埋伏了许多朱元璋的耳目，所以就整天吃酒下棋，游山玩水，从不结交地方官和乡绅，不谈国家大事，给人一副只贪图享受，别的事一概不管不问的印象，让朱元璋非常放心。
正因为汤和的沉稳，令人难以置信地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以七十岁的高龄而逝，是明初少有的几个能善终的老臣，死后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可说是备极哀荣，朱元璋是铁了心要杀尽所有功臣的，天网恢恢之下，汤和能成漏网之鱼，确实是个历史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