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3章 强势出击
在这次事变中，集体领导制显示出卓有成效的优越性，中|央警卫局也在履行中|央意图、抓捕叛乱分子中立下大功，所以张汉卿准备把它在各个方面发扬光大。
首先在保卫中|央的安全上，中|央警卫局内部成员进行了改组，并在全国各省都组建了同种部门，以策应当地党政高级官员的安全。中|央警卫局虽然与它们平级，但因为是首都，局长例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配上将，如姜化南。
中|央警卫团也有升格。本来师级配警卫连，军级配警卫营，军区一级配警卫团，则中|央从名义上也要配警卫师。当然碰到“中|央”两字，升格是自然的。
因为发生了官兵强冲于一凡住宅之事，所以其职能也有扩充：警卫师负责对中|央一级领导人及其家属派遣贴身警卫人员，并且负责保卫中|央要害机构、地点（**、中南海、北戴河、国会大厦、军委大楼）及中|央领导人住所的安全。
领导人外出，则由中|央警卫局负责协调各地警卫局力量，并负责协调当地公安武警，出行则由各地警卫局配合警卫师完成任务。
作为直接保卫中|央领导安全的特种机构，中|央警卫师内部也有大幅度改革。
首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这四驾马车都兼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虽然军内职务不同，但在政治上的待遇是平等的。他们与中|央警卫局局长组成一个5人制的常委会，共同负责特殊形势下的命令统一问题。
谭海担任警卫师的师长，若不是其识字不多是硬伤，应该早就晋升为上将的；副师长刘多荃例兼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他做过军队管理和情报管理，在保卫工作上是一大裨益。
参谋长魏益三是政工干部出身，做过军校教员，也曾经带过兵。
而新晋的师政治部主任张竞渡在上次的阴谋叛乱中坚定信念，是粉碎阴谋集团的大功臣，事后张作霖直接越级提拔。这个职务将例兼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的第一副主任。
1926年底，没有比张氏父子“死而复生”更有喜剧性了的，也没有比其后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动作更让人惊讶的。
国庆节后，张汉卿酝酿已久的减少军人在政治局中的比重、并充实中|央军委的计划开始在其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军委委员、国务院组成机构的负责同志都列席了会议。
办法就是把一些在外统兵的军委委员调回北京担任新职、让仍然位列于政治局委员的部分军委委员退出政治局，并在政治局补充部分文职官员。
这项决定将在明年初的人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落实。在这次大会上，张汉卿提出了“军委委员应集中在中|央，除非需要，不兼政治局委员，专职于军队建设”的构想。
所谓“集中在中|央”，是因为目前中国的交通状况，使部分主要职务在外的军委委员们很难真正履行其作为“三军司令部”的领导职责，如担任武汉军区司令的戢翼翘委员。
所谓“不兼政治局委员”，就是指的目前在政治局中的戢翼翘、汲金纯、于学忠、杨宇霆、郭松龄而言。
前三者是军区司令员，例来在政治局活动中可有可无----也不怪他们，一是路远，二是有老、小张在，他们的票都是拥护票----张汉卿已经取得政治局的绝对优势，因此对他们的“占位置不做事”的现状准备给予改变了。
这其中，特别被“降职”的是于学忠。他本来是政治局委员，现在被要求拿掉这个头衔，相当于从副国级降回了正部级，因为在酝酿的新军委委员中，地方军事一把手不再进入。
杨宇霆、郭松龄级别不变，仍然兼着军委委员，但是他们的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将同时去掉。杨宇霆还去掉总装备部长兼职，由张孝准升任。
不出意料，张孝准将由中将晋升上将。
汲金纯调任国防部副部长、戢翼翘调任副总参谋长，算是给他们的一个补偿；只有于学忠因资历问题暂且无法晋升、且华南一隅中|央鞭长莫及，有他在也算是东南屏障。作为对他的激励，张汉卿发文让他兼管华南舰队，行政级别保留副国级。
接下来演变成八大军区互调了：兰州军区司令邢士廉调任新成立的北京军区司令，把相当重要的京畿防线交给他，也算是给奉系老将一个心理安慰；
成都军区司令万福麟调任武汉军区司令，济南军区司令于珍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南京军区副司令、代司令张自忠调济南军区司令，算是正式挤身大司令员之列了。
升济南军区副司令兼28军军长荆有岩为成都军区司令，第4军军长张维玺接任南京军区司令，北京军区副司令赵恩臻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其第4军、第28军军长遗缺，分别由张诚德、扈先梅转任。
这也充分证明，五大主力军在中|央军委心中的地位，以及张汉卿对军权的进一步抓紧。
经过这番调动，担任地方八大军区的主将都是上将、中将衔，所有军委委员或大将都调进北京，形成“弱枝强干”的效果。
中|央军委内部也有大动荡：吴俊升因为吴泰来的关系，向张作霖自请处分，并决定辞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常委的职务。虽经张作霖反对，但他坚持向政治局提出申请。
为了挽留这位为了建立新民国立下不朽功业的大帅，最终政治局决定，同意他辞去军委副主席职务、全职担任国会主席，但保留中常委。
这个决定也将在新一届党代会上予以确认。
为表示信任，张氏父子安排吴的老部下梁忠甲除继续出任其起家的29军军长外，还兼任沈阳军区的副司令；在庆贺其63岁生日的当天，张汉卿偕夫人于凤至亲自祝酒，并大书“自古名将爱良马，从来美人属英雄”以助兴。
将之诩为名将、英雄，更以拥美人得良马为得意，让吴俊升感动不已，也为团结老奉系做出了一篇锦绣文章。
在军令军政体系上，总政治部与总参谋部和国防部并驾齐驱，总政治部的副官还与三部主官一道在随后的政治局军人压缩改革中并列身兼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可见张汉卿对它的重视。
无论是总政主任姜登选，还是副主任兼军委秘书长的王以哲，都对建立健全政工系统有强烈的危机感和机遇感。
因为姜登选在老奉系军人中的威信和政治部的权威，更主要的是新老两位主帅对政工系统的重视，特别是“巨流河事件”的流产，很多原先有抵触的高级军官多被清洗：调离或退役，因此，各部队（含武警部队）的政治部官员正式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总参与国防的权限也在《军委组成条例》中予以清晰分离：与作战无关的军事行政机关转隶国防部，使它成为掌握军事保障和行政职能的双重机构；总参谋部则执行军委的作战指令，分析国际安全形势，判断军事威胁，制定战争方案和军队使用计划。
有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等老帅全力响应，有地方诸侯应命，这次军事上重大的人事调得以顺利进行，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展示张汉卿实力及影响的舞台。
之所以突然来这么一下，既是抓军权稳定大局的需要，也是对军队里亲日派的削弱。众所周知，在奉系起家的过程中，难免有一些五.湖.四.海观念的、和日本人拎不清的人占据奉系高层，特别是在奉军里。
不是怪他们和日本走得近，其实也是历史造成的。因为近代师从日本，所以许多军官都是在日本陆军大学里毕的业。姜登选、杨宇霆等绝大多数老奉系军官都是，甚至连少帅系的蒋百里也都是，不过他们仍能秉持中国心，在奉系强大过程中理智地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
随着少帅系的强大，特别是非东北系的将领逐渐占据高位，将会稀释这种狭隘的地域观念或者抱团思想。
中国是全中国人的中国，不是东三省的中国。张汉卿自从把奉军与人民军合并后就孜孜不倦地宣讲一个道理：每个中国人，无论地域、民族、宗教信仰有多么不同，他都应该团结在一个旗帜下面，那就是“中华民族”！
人民党已经统一了全国，所有的有眼光的领导人都应该从全国一盘棋上考虑问题。
八大军区经过这一轮调整，已经有四位非东北系的司令官；未来新的13位军委委员中，已经有四位关内将领。尽管比例很小，但是考虑到五大帅的出身及跟随他一起打天下的韩麟春、姜登选、汲金纯、郭松龄、戢翼翘、米春霖等已经只能算半个老奉系，人民军的视野将会不可避免地照向全国。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老少帅的私人机构已无存在的必要，如原巡阅使署的八大处、少帅办公室的六处都裁撤，划分对口的单位里。其实也就多一幅框架，张汉卿通过军委、政治局、书记处已经完全掌握了大局，原本的幕僚队伍早已是兼职胜过本职了。
张作霖的原副官处长杨毓珣从中将衔的中|央警卫师师长跃升为陆军副司令，原参谋处长乔赓云也做到陆军参谋长了。张汉卿的身边人亦有不俗表现：原海警处长陈世英担任海军副司令；原负责一处军事的林蔚担任国防动员局局长；杨永泰担任陆军政治部主任。
这五位同时晋升上将，既是老少帅继续扩大在军权上的优势的体现，也充实了三军总部的队伍建设，同时给党内军内以信号：张氏父子拥有完全的权力。
没有一个人对上述安排有意见。
第834章 新婚姻法背后的较量
溥仪被押回来后一直呆在秦城监狱，对此婉容很是担心：曾经的大清皇帝，如今的阶下囚、被舆论认为向日本人出卖祖宗的汉奸或满奸，生命朝不保夕。她这位皇后，该何去何从？
自从溥仪决定去大连，她就在心理上与之决裂了。在张汉卿的熏陶下，她深刻地认为：无论有什么样的政见、想法、利益，出场国家都是不齿的、不可原谅的。但是好歹是多年的名义夫妻了，她在成婚后溥仪对她的好，她一直无法忘记。
因为“复出”后收拾局面的忙乱，张汉卿一直没顾得上这事。如今政工制度已经开始实施，国会在众议院的选举也必将水波不兴，他又开始有时间了。这不，政工制度颁布的当晚，他就来到婉容的住处。
这是一个临近清华园的两层小楼，原本就是张汉卿作为人质时的小窝。在进入北京后，这里就被一直封存起来，似乎准备百年之后用作“少帅故居”向公众展览。好在张汉卿没那么奢侈，况且人还活着，搞这些东西做什么？
得知婉容有孕，他一直处在欣喜中。原来不是自己没用，而是于一凡、谷瑞玉她们碰到的时机不对。不过也要努力了，身为中|央要员，一举一动都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如今也很难太大张旗鼓地去天津找谷瑞玉、去《现代快报》找于一凡了。
至于梁青竹，他已经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他的痛苦。无它，《中华民国新婚姻法》颁布了。
讲起来，这部法律还是在于一凡的推动下完成的。与之前对一夫多妻制的最大不同是，它肯定了对于各类子女权利的平等。
在古代，正妻生的孩子称“嫡”，妾生的孩子称之“庶”，连妾都不算的黑户自然就是“私生子”了。尽管都是子女，在权利上可是大大有别。在财产继承权上，嫡子具有先天的优势。
男主外，女主内，家里所有的都是妻的，包括所有的孩子。无论嫡生庶生，都得管正妻叫妈，也就是所谓的“夫人”，妾生的孩子，管着自己的亲妈也只能叫“姨娘”，这在《红楼梦》里得到极大体现。
这个与现代文明不匹配的东西在五四运动后广为诟病。由于女权被提出，提倡男女平等，所以妾生的孩子也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新《婚姻法》比之旧法的最大不同，便在于此。
可是关于妾的身份问题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因为在这个年代，有权有势的男人娶几个小老婆已经蔚然成风。
包括张作霖在内的中|央高级干部，除非他是作风新潮的或者留过洋的，基本上都有妻妾。像张汉卿，光正式的就有一妻四妾，梁青竹不知道怎么算，还有盛爱颐、宋美龄、婉容不知道怎么算。
也不是她们维护自己“权益”的问题，都已经成既成事实了，这个妾的身份到底怎么算？
说起来，中国古代其实也没有实行“一夫多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皇帝虽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但是属于“正妻”的，只有一个皇后。多出来的，不叫妾，叫妃。
不管叫什么，对已存在的事物，就是法律，也讲究个“不溯及以往”，所以新法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妾之问题，毋庸规定”。
原因便是这个尴尬的解释：“妾之制度，亟应废止。虽事实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其承认，其地位毋庸以法典及单行特别法规定。”其中心思想便是默认事实、拒绝评价。
但是民政局不好操作啊！新婚人员登记倒简单，可是已经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妻妾同堂人家，这补证的事不好玩啊。不可以写妾，总不能大家都是以妻的身份和同一个“夫”结婚吧？那叫重婚！
问题反应到上面，后来中|央政治局还为此开了一个会。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各抒己见，基本上没什么好见解。
俗话说“宁毁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妾作为一个身份已经存在许多年了，想一下子解决它，难啊！何况在坐的很多就是有许多妾的人，像张作霖就笑骂张汉卿：“闲得蛋疼，来讲这个事。”
就是在民间，也是一个很热闹的话题，在报纸上也进行了全国大讨论，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学者认为：废除妾，此举旨在保护一夫一妻制；有学者认为：这给妻妾争利埋下伏笔，是提倡妻妾平等的信号；有学者认为：这是女性觉醒的标志，是女性地位提高的象征…
这是于一凡给张汉卿的一个难题。
开始事实婚姻两年多了，自己还不如黄婉清、谷瑞玉两位姐姐。黄婉清的妾的身份是得到张家认可的，她也搬到大帅府、现在的中南海堂而皇之地与少帅生活在一起了；谷瑞玉在天津与张汉卿正式结了婚，虽然在时人心中她仍是妾的身份，但是好歹被承认。
倒是自己有点尴尬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张汉卿的妾，可是张汉卿因为种种顾虑，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布，只是以事实婚姻来向外界告诉她的地位。这类似于婚外同居，前卫是前卫了，于一凡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没有名分倒在其次，没有孩子便是问题了。无论是母以子贵或是子以母贵，前提是都要有个娃。这小妮子，要不是昨晚和他绵缠，自己还不知道，她原来是为了腹中的孩子预埋伏笔呢。
在经历三年的无孕期，张汉卿似乎又开始高产了。知道婉容怀孕不到一个月后，于一凡也有了。只是她这一番努力只是为了她腹中还未谋面的孩子，这母爱来得有点太超前了吧？就是没有这个法，哥还能亏了自己的孩子不成？他可没有嫡庶之念，只要是自己的，绝对一视同仁。
对于一凡非要把法案变成文字，他只能苦笑。
体谅于一凡的一片心，他采取了暗中推动的办法，所以这个不伤及任何人、但比之前有所进步的婚姻法很快出台了。对于妾的存在，它只是提到一句“毋庸置疑”外，还作了一个尴尬的保证：“迨至今日，不溯及以前，只承认一夫一妻制为合法。”
那就是从此以后，想纳妾的男同胞注意啦，法律已经不认可了。
这样的话，张汉卿还有几个身边人需要考虑下。
对盛、宋两位上海滩的名媛的安排并没有影响，以她们的家庭地位，无论如何是不能公开地做他的妾的，所以这种名分要不要都无所谓。只是如何安排她们成为问题。
而对梁青竹，他就有些头痛了。之前因为地位的显赫，他一直不敢明目张胆地把她收于房中，现在这个法律朝野都在谈，他就更不敢提这茬事了，但是朝野都知道！早知道在于一凡之后就把这事给办了，之前在北方打打擦边球还是勉强能行的，况且梁家老头也同意的。
知道张汉卿痛苦的梁青竹反来安慰他：“就这样也挺好的，我不要什么名分，我愿意永远成为在你背后的女人。”
从那时起，她就没有再提起举办仪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委身于张汉卿之后屡被她幸福地谈及。
女人的宽容让张汉卿反觉内疚，所以他在婚姻法中极力要求妾生子与非婚生子应该享有与嫡生子一样的地位和权力，这是为梁青竹她们铺一条路。
没有名分，孩子将是她们未来唯一的慰藉。以他的地位，除非他同意，在中国没有人有胆量娶她们；而以她们的家庭背景条件，她们也不会离开他另组家庭。
这个法律，对妾生子是一个极大的利好。虽然老妈地位待定，但是自子女起，地位与嫡生相同。而且它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提倡男女平等，其体现就是子女对遗产权的继承具有相同平等性。
张汉卿对于儿女权利一事还是很开明的，三妻四妾已属不该，妾的地位本来就差，再把她们的孩子分等分级，那真的是回到旧社会了，这不公平。
之所以对取消妾的身份的处理略有微辞，纯粹是因为没有妥善安排身边人的缘故。但他不能否决----只要他愿意，还是可以轻易做到的。
但他知道，这是于一凡利用其“中华妇女同盟会”会长的身份对自己与皇后的恋情不满呢。整个新法的推动，都看得出她在背后摇旗呐喊，据说于凤至等人都是全力支持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快进入立法程序。
他的态度，自然被攻击他的人拿来大做文章，说他已拥有一妻三妾犹不满足，还要在为继续风流打伏笔，未免对妻子不忠。有人更历数他的情史，抨击他不尊重女性…
倒是曾经对张汉卿不满的辜鸿铭跳出来为他说了话，赞他：“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新头陀。”
这个人反对西学，也曾反对张汉卿，但在张勋复辟后被张汉卿力保。这件事也曾传为美谈，被认为张汉卿有容人之量。不过，他在这件事情上拱卫张汉卿，未尝没有为他纳下几房小妾的事解脱的意思呢…
第835章 轰动民国的离婚案
婉容对这个事还没有什么反应，她还没想到，尽管自己还没有做好进入张家的准备，张家的后院已经向她瞄准火力了。她还在纠结于如何处理腹中的胎儿，她的母亲恒香过来在暗地里照顾她。
她的妊娠反应很强烈，只要懂行的人，都知道她已经是个准妈妈了，尽管肚子还不大。如果现在不处理好这件事，等到实在无法遮掩时会更加闹心。
张汉卿就是来给她温存和安慰的。
尽管婉容坚持孕期不同床的传统，但是耐不住张汉卿的软磨硬泡，还是被他得逞了。尽管昨晚自己与于一凡已经彻底放松了一回，可是见了温婉可人的皇后，他仍然无法抑制住冲动。当然，他极尽温柔，让婉容在浓浓的爱意中陷落。
他伏在婉容耳边轻语：“我已经安排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代你向溥仪提出离婚请求，要不了多久，你就是自由的了。”
婉容有点担心，也有些期待：“毕竟是皇上，影响太大了。”
张汉卿早已胸有成竹：“经过这事，那个皇上在国民中的名声算是臭定了，他的原先那些保皇派还敢像之前那样往里凑？我看他们没这个胆！毕竟是大是大非的事，汉奸、满奸超出了普通人心理所能承受的。
再说你带头和皇帝离婚，那也是新婚姻法强调的离婚自由，有着以点带面的意义。别人不敢说，但是女同胞肯定是极力赞成的。毕竟天下的皇后只有一个，你是个风向标么。”
婉容低下头：“离婚之后我该怎么办呢？”
再婚？肯定不可能。和张汉卿结婚？绝对不可能。
张汉卿其实也没有头绪，但是以上两种都是下下策。不说取皇上而代之成为皇后的丈夫，尽管是离婚后的皇后，就是公然和新法作对，在政治上影响也很坏。办法再想想，但不需这么极端。不见后世小三小四活得都很滋润？
他搂着她光滑的身体，带着歉意说：“先离婚，我安排你和一位张姓的男子假结婚。”若是别人还能遮掩，可她是皇后啊！一举一动都令人侧目不说，关键是史书上一定会大书特书的。
在新旧之交，自己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带头破坏法律，那“三权分立”不是一句空话？自己这个“公民”，不就凌驾于法律之上了吗？
婉容没什么可说的，注定是张汉卿的女人。他能够这么想，也是不得已的一个办法。
开始是张汉卿托人代表婉容向溥仪提出，谁料想此事果真成为新婚姻法效力的晴雨表。新民国正式颁布的新婚姻法的全国第一例离婚案，就是帝、后离婚，给它的进程增加了相当的历史意义和风向标。
一下子，不但狱中的溥仪，包括流散在全国的遗老遗少们都惊呆了。他们不遗余力地发动攻击，矛头直指张汉卿。
是的，他们认为，正是少帅的介入，才会让婉容有这么大的胆子去走出这一步；而正是少帅，皇帝才会身陷牢狱之灾。
自然，他们直接忽略了皇帝欲携洋自重的行径，而把责任全怪罪于张汉卿，认为以上种种，都是他的要挟之作；并隐晦地说他恩威并施，以致使皇后秽乱宫廷，让皇帝身陷囹圄。
他们也向婉容的娘家开炮，逼迫荣源在报纸上以“公开信”的方式劝她“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绝对不能离！绝对不能再让外人看皇家笑话！皇帝是个要脸面的人，指不定气成什么样子呢。他们频频向婉容的娘家施压，也向报社投递文章，认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皇帝与皇后并不是普通公民，皇室还享受民国政|府优待呢！
张汉卿无名火起，不管从道义上还是从感情上，婉容都不能跟着溥仪这样的“男人”受罪。他丝毫不认为他和婉容之间有什么不对----即使当初对她用强，人家不也乖乖地认可了吗？而且，作为男人，是不能让他的女人遭受这种侮辱的，打击她，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保皇派太小看他的能力和政治手段了，他向来的作风就是遇强则强。你既舍得死，我就舍得埋！他指示国安部，适当公布溥仪与日本人勾结的细节，并以此为契机，让让国安部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溥仪“卖国求荣，犯下间谍罪、叛国罪”，并决定择日进行公审。
这下可戳中保皇派的七寸了。谁能想象，高高在上的皇上一下变成阶下囚？不管最终审理结果如何，溥仪只要站在被告席上，皇室的最后一点颜面便荡然无存了。对已经式微的皇室来说，这不啻是一场大地震。
皇帝身陷囹圄，再加上这一场后院起火，让从前的那些王公贵族像得了失心疯一样。
于是紧急与婉容的代理律师、民国大律师张绍增商议：“只要婉容同意让政|府不起诉皇帝，离婚后不改嫁、住在娘家不住别处、不得做有损于皇室名誉之事，皇帝同意离婚。”
说实话，婉容也想这样轻轻地揭开一页。毕竟作为曾经的皇后，她对于名誉还是极重视的，也顾忌着娘家利益不受损。
但是张汉卿却不肯善罢甘休了，他对婉容说：“我平生最恨人家向我要挟了，况且拿通敌之事和我做交易，是我不能忍受之重。卯是卯，丁是丁，他们要打官司就来打好了。十五年前，民国都能把皇帝赶下台，如今竟会因为他们的几声吆喝乱了纲纪？”
他安慰她说：“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娘家人受到伤害！我还要把他们当成一个榜样，看和皇室说拜拜并跟着中|央走的人是什么结果！”
于是震惊中外的皇后诉请离婚案在北京中级法院隆重开庭，当然婉容没有出席。她的代理人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对中外记者说：“旧皇后也是国家公民，也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请各位把焦点关注于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实践上来，让我们看一看，新法对旧皇后能不能做到离婚自由！”
中华妇女同盟会把这场官司看作新法成败的试金石，因此不遗余力地为婉容打气。在幕后遥控的于一凡，一边听着前方传来的局势汇报，一边摸着肚子恶狠狠地想：“若不是看着婉容姐姐可怜，我才不会这么帮着你这个坏蛋！”
一夜绵缠中，张汉卿被逼着倒出他和婉容的关系。只是他狠命渲染了婉容在后宫中的苦楚，也编造出他和婉容一见钟情、自己立誓救她于水火的心情；再加上她已经怀孕，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保她的自由生活与人身独立，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情圣和勇士的合成。
对此，于一凡只是有当无地听。张汉卿的风流，在民国是出了名的----因为他太有名气的关系，因此在新时代下难免要被与坚持一夫一妻的男子比较。这个时代的国情就这样，于一凡没有能力去制止他的这种对女人的渴求，也就认命地不管他。
好在他的一个好处是多情归多情，男人该有的责任心是有的。她之所以跳出来帮助婉容，只是因为同病相怜：她们都怀了张汉卿的孩子。
于是新的观点出现了：溥仪作为一个对国家有巨大耻辱的男人，婉容是否有必要继续跟他呆在一起？对“弃暗投明”的皇后，是不是应该以宽厚的心让她感到国家、社会的包容，也是一种支持？
区法院的判决对溥仪相当不利：在七位法官中，判他有叛国罪的有六人，另外一人因为某种关系，回避了。
面临着牢狱之灾或者生命危险的溥仪顾不得再管婉容的事了，现在他需要婉容拉他一把。以她和张汉卿的关系，把他包装成深受日本人这害的末代君主也是可以的。
他派人知会婉容的律师张绍增：“只要婉容答应三个条件，他同意与其离婚，条件是：不得改嫁、住在娘家、不得做有损皇室名誉之事。另外，她要证实自己的清白。”
所谓叛国毕竟只有川岛芳子的证词，如果皇后在离婚之际还替他作证，势必会对他的处境有相当改善。而且，以她与少帅的关系，在上诉中扳回应该不是问题。
不过他又犯了一个死要面子的毛病。婉容离婚何来？无非是可以方便与张汉卿的交往并向外界隐瞒孩子的真相。不结婚，这孩子算谁的？
于是婉容方干脆利索地驳回溥仪的意见，并明确告诉他：“就是为了保住自由身和名誉才离的婚，是否再嫁、住在哪里，与他何干？至于何事有损皇室名誉，伸缩余地太大”。并按照张汉卿的意思说：“现在皇帝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庶几无名誉，我还担心我的名誉受损呢！”
保皇派尽管摇旗呐喊，但是已经成为末路的跳梁小丑，又如何能与日月争辉？单单一个“汉奸”的罪名，就把他们打得半晌翻不起身来，何况明眼人都知道，婉容的背后站着一个伟男人。
如果被宣布为叛国，则婉容可以自然离婚，没有任何阻挡；而如果先让婉容离婚并取得她的“谅解”，反有可能让溥仪的罪名减轻----一看都要看婉容背后那个男人的意思。
虽然说的是“三权分立”，但是皿煮这个新东西要在中国落户生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836章 走下神坛的皇帝
现在保皇派的要求，已经从怎样放皇后离婚到如何保证皇帝不被审判上来。不管什么罪名，也不管这个罪名是轻是重，只要溥仪被审问，那就是把皇帝拉下神坛，复辟大清国最后的美梦和机会也就破灭了。
所以溥仪的律师坚持认为，依据民国政|府和晚清政|府达成的《清室退位优待条例》第一条，“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国外君主之礼”，按照法不溯及以往的原则，所以溥仪应该依法享有豁免权。
如果这一条得逞，那么其它各项都将不是问题。本着对等让步的原则，溥仪答应嗣后移居颐和园，并同意与皇后离婚，无条件。这一条同样也是在当初的优待条例里提出的，只是没有规定废帝退出紫禁城的时间。
现在，保皇派拿这条做交换，已觉得诚意十分。
就是在人民党内部，特别是年纪稍大经历过大清思想熏陶的如张作霖、吴俊升等人，觉得应该适可而止了，毕竟，在他们心里还有一丝对皇家的崇敬。一个废帝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适当地给他一点待遇也是曾经做臣子的一点感情，还能让外界看到民国政|府的宽容。
另外认可前代的条约，也表明他们的这个政|府与前是一脉相承的，有政治上的意义。
但是张汉卿绝不同意，他认为此时正是把皇室打倒的最好时机。民国已经成立快十五年了，还让它戴着那顶腐朽的帽子是对思想的禁锢，不打碎旧的盆盆罐罐是无法在世俗上使中国焕发新春的。而且，如果最终结果如他所愿，有两重好处。
一是斗倒了“情敌”----当然溥仪他还不放在眼里，只是可以在心理上让婉容得到解脱，不会整天想着皇后偷人生子这档子事而心事重重，这样对孕妇、对孩子都不好。
二来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样民国政|府给皇室的400万元年费，现在可以合法地充公了。对搞经济建设一分钱都要掰成两瓣使的他，这笔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记住，是每年！
对比人民军大规模装备的75mm野炮和山炮，一门价值2000大洋，也就是说，光国家给逊帝每年的生活费，就可以装备37个炮兵团！现在这笔钱是彻底省了。
无法说服张汉卿，张作霖只好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他对皇室的尊重。所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他驱车来到秦城监狱，拜谒半服刑的溥仪。
说是半服刑，是因为法院还没有最终判决下来，所以现在只挂个嫌疑的罪名作司法禁锢；此外由于溥仪的地位及其影响，法院也经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同意，允许从紫禁城派遣几个日常服侍他的太监跟踪服务，谁让溥仪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呢？
另外，也破例允许他的几位保皇派师傅每天来探望他，给他施压、也防他走极端，毕竟在心里面，张汉卿可不想把他逼死。
新中国成立后都顾忌影响而给罪行累累的他重新做人的机会，现在封建思想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大众头上、他且罪名并不重，怎么着也要表现出人民党政|府的大度啊。
虽然是轻车简从，民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来此，必要的扈从及防卫措施还是惊动了溥仪一干人。相对宽阔的牢房里忽然清出之前很多“不相干”的人群之后立刻显得清爽多了，然而陡然森严起来的气氛让溥仪大惊失色，连称：“这是要杀我了吗？！”
未等惊惶的他知其所以然，张作霖已经大踏步走了过来。四目相对，双方无言。
溥仪正在盘算着如何称呼他，“是张主席、张司令还是张大人？”那边张作霖已经推金山拜玉柱伏地给他行了臣子觐见皇帝的大礼，趴在地上就磕了一个响头，毕恭毕敬地问道：“皇上好！”
溥仪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给他磕头，受宠若惊之余，赶紧弯腰扶起张作霖，连说：“张元帅好！”
不用奇怪他们之间会发生这个事，用我们的眼光当然无法理解他们的心思。但考虑到中国历史悠久，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到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皇帝在中国存在了2132年，再加上从周朝就开始强调忠、孝文化，皇帝身兼天子、国家领导人和大家长多重角色，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人们都会本能的给予尊重；
二是因为民国初期，掌权的人物大都出生于清末民初，都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虽然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皇帝，但在思想上还是自觉地给予尊重。
张作霖免不了受此熏陶。
觐见之礼毕，张作霖恭恭敬敬地说：“我今天来看看皇上，是尽尽臣子的本分。皇后这个事已经闹了很多天了，现在外边传得沸沸扬扬得很不好。犬子抓住这个事不放，思来想去，我也没有办法。我和兴权、辅臣他们商量着，要妥善解决只有快刀斩乱麻，免得越拖越大。
强扭的瓜不甜，皇后要离婚那就离吧，我再劝劝她让她顾忌下皇家颜面，但台面上就不要再提了；皇上前次离京是实打实的没法子争辩，那就认吧，反正罪名也不大；
至于岁支这笔钱，我看是没法子谈了，谁让上次张绍轩（张勋）打事情搞砸了呢？这些都不是事，皇上同意之后我就下一个特赦，谅别人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以后，我会从我的收入中每年拿十万出来给皇上生活。没有紫禁城这个大屋子，带几个佣人足够生活的了。至于宗庙陵寝奉祀、德宗（即光绪）崇陵所有产用经费这一块都不变。是否可行，请皇上斟酌。”
还斟酌什么？溥仪怕的不就是入罪从而丧失一切优待吗？现在外界已经渐渐形成一种舆论，就是经过张勋复辟，废帝被赶出紫禁城有其合理性，应该被“净身出户”。
现在有张作霖这个好臣子给了一条生路，焉有不准之理？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几次提审的经历他也清楚，民国政|府内还有几个老家伙对皇室还是有感情的，如果换作张汉卿那一拨年轻权贵，他这个皇帝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为免夜长梦多，还是答应了再说吧。这里的条件虽然比其它的办室强多了，但关在这里不知明天的事还是挺吓人的。有老张的特赦，人身安全是没问题吧？
搞定了皇帝，皇后那边也要息事宁人吧，毕竟有些罪名是皇后作的证。本着尽一尽臣子最后本分的想法，张作霖又赶到婉容那边。
不过这次，婉容绝对不同意他下跪了，她抚着已经隆起的小腹：“张大帅，婉容受不得您的大礼，您这是折我的寿啊！您说什么我都答应，只要汉卿那边同意。”
见事儿办得如此顺利，张作霖也不去回味皇后嘴里那满含亲昵的“汉卿”了，兴冲冲地找张汉卿协商去了。别说，他的儿子和皇后那点事，还真没人告诉他。一是这事儿毕竟就小圈子内有点影响，外人是不知道的；二来这种狗屁倒灶的事，谁向他这个国家领袖说干什么？
倒是张汉卿听到这个消息后哭笑不得，你一个国家|主席、人民党军委|主席竟然去拜前清的皇帝，传出去人家怎么讲这个民国政|府？还要拜皇后，这不成了公公给儿媳妇行大礼，她敢受我让她在床上好看！
不过老爸都出面了，这个事就不好再追究了，搞下去还不知会出什么幺蛾子呢。
双方私下里达成协议，所以溥仪最后作了妥协也是情理中事。作为妥协的结果，是溥仪完全同意婉容的离婚要求，不带任何条件。
当然，张汉卿给他开出的条件是：婚，是一定要离的；罪，是一定要承担的，刑，是一定要服的，但会在适当的时间有特赦；他之前所享有的全部待遇，一定会撤销的。
所以接下来对溥仪一案的审判的进程迅速加快：废帝在日本人的蛊惑下意图在东北建国，犯了分裂国家罪，但鉴于其深处宫中，不知皿煮国家的意义，客观上也没有造成很大的过失，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与婉容离婚一案，由于双方都同意，因此离婚成立。
判决那天，审理溥仪的中院人山人海。
讲起来，叛国罪有点重了，他无非是想搞另一场形式的复辟。跟日本人混一起，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这一点，张汉卿早就警告过他了。不过张汉卿不是那种把事做绝的人，对于这种本身能力不足却又占有很多资源的人，他的利用价值还有。
于理，对于一个“未遂”的投敌者，不适用死刑；此外，也显示不出民国政|府对于《皇室优待条例》法约的尊重。
于情，这是一个弱势的皇帝在胁迫下本能的反应，那两颗炸|弹之事已经说明，他也是无可奈何。而且出走并不意味着叛国，只是为人民党所造出的国内的舆论所不容。张汉卿已经弄了人家老婆，总不至于要把他的人也弄没了----他也是个可怜人呐！
溥仪对判决结果表示服从，并表示不上诉。当他亲口认罪并同意与婉容离婚的那一刻，等待在旁观席上的各方都用自己的理解表达了感想。保皇派视之为是皇室正式没落的标志，女性解放团体认为是女权主义的胜利，而中外记者们都从中国历史的意义解读为皿煮的胜利。
而民国法院在这起案件中，已经彻底把他视作普通的公民。经此打击，清朝皇室在国民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三皿煮义革命取得完全的成功。
第837章 当花心遇上大棒
张作霖不负前言下达了特赦令，溥仪安然逃脱牢狱之灾后住在香山脚下一个保皇派资助的四合院中，从此淡出人们的视线。
沸沸扬扬的帝、后离婚案告一段落，但并未意味着婉容的真正解脱，无论如何，“末代皇后”这块牌子深深地镌刻在她的身上。因为害怕舆论的压力，她比以前更不敢外出，她想低调一段时间，正好把孩子生出来。
张汉卿可不这么想。按说，自己和皇后这事需要好好隐瞒吧？毕竟小圈子的人知道和“广而告之”是两码事，但张汉卿却不怕。
在他认为，婉容为自己做了不少：对一个女人来说，她的这场轰动全国的离婚案，让她成为大街小巷酒后饭余的谈资。她冒着极大的风险，几乎完全丧失了尊严，只是因为自己的一点**。
自己这时候主动公开地继续接近她，可以减轻公众对她的关注，而把矛头引向自己。
毕竟，一个冉冉升起的政治巨星和一个已经落幕的前朝皇后，人们会多把同情的目光送给后者。所以在第二天，他就高调地陪同皇后参加曾经的“情敌”、共同的失败者徐志摩的婚礼去了。
本来他想拉着婉容并排“闪亮登场”，但被她死命拒绝，只好让她如小鸟依人一般紧跟在自己后面。
风流如张汉卿，也对徐志摩如此干脆利落地放弃对林徽因的追求而表示佩服。情圣就是情圣，在张汉卿明智退出时，他仍然对林徽因死缠不放，尽管此时林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梁思成的恋人。可是一转眼时间，他竟要与另一个女人结婚了！
徐志摩则是硖石首富徐申如的长子，陆小曼的家世也相当不错，父亲陆定是原财政部的赋税司司长。一个是文化界翘楚，一个是社交界名流，两人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但是最让人瞩目的还是双方都是二婚，那个时代，这个是挺稀罕的。
再加上胡适作介绍人、梁启超证婚，不轰动是不可能的。
说起来，对于这个婚姻，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起初是坚决不同意的：一者不喜欢，认为这样的女子轻薄；二者觉得儿子离婚已属大逆不道，再娶一个有夫之妇更是有辱门风。后经胡适、刘海粟斡旋，才勉强同意，但要求婚礼必须由胡适作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同意。
----这是要拉老梁下水的节奏？要丢人就一起丢呢！
胡适是徐志摩的老友，这个邀请他不能拒绝----梁启超和徐申如是老友了，又是徐志摩的恩师，他也只能同意。不过，对于这个弟子的风流性情，他是很生气的。
之前，徐志摩曾为了林徽因抛弃发妻并和梁思成竞争，现在，又破坏了别人的家庭，而这别人却不是别人，而是经常和他们呆一起的人民军高官王庚。
作为“文化圈子”中人兼朋友，张汉卿自然受到邀请并出席的。对于徐志摩，张汉卿是因为屡次“剽窃”其诗的负疚感而亲临喝喜酒的。他的加入，倒是给这场让人分外瞩目的婚礼更上一层楼。
不过，当他携手婉容出现在婚礼上时，却碰到了林徽因，后者用一丝不经意的眼神让他在穿越的十年里第一次感到尴尬：“少帅，可以介绍下您身边的这位新女伴吗？”
此时的林徽因刚刚嫁作他人妇，时过境迁，张汉卿也能放得下这段朦胧的感情了。这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经历了这么多的女人，心思也淡了。可是她的话，分明又有一种说不清的含义在里头。这是吃醋吗？
“新女伴”三个字咬得特别重。
她是故意的。
此前在为其接风的晚宴上，自已就带着婉容，她见过。只是那时候她是传统的宫廷贵妇装束，低调且不安；现在她则是雍容华贵不失优雅，笑容也浮上脸庞。
还有那隐约隆起的小腹，及小鸟般依附张汉卿的神情动作，未免太过刺眼。
如此高调地展示他们的关系，让京城私下里花边新闻一个接着一个。要不是审美疲劳，根本轮不到徐志摩和陆小曼他们。
“林小姐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过小日子啊。这些天来大街小巷都有我这位女伴的传说，你却不知道，真是难得。”他有些悻悻地说。婉容的事，他办得有些不地道，愿意为她承担压力是一回事，承受林徽因的白眼则又是另一种感觉。
林徽因不语了，拉起梁思成走向靠边的席位。张汉卿偶尔瞥过去，新婚燕尔的她，不时转向梁思成发出幸福的微笑。或许她在庆幸，没有和张汉卿这位风流少帅发展下去；也或者是在回味，没有与徐志摩这样的风流才子相好。
当年，徐志摩在英仑认识林徽因时便一见钟情，并向发妻张幼仪递交了离婚通知书。对于恩师梁启超的批评，他慨然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对此林徽因始终清楚，徐志摩只是她生命中的惊鸿一瞥，只是一次漂亮的过错。对他这样抛妻弃子的行为，她与她的父亲林长民都对徐志摩的人品表示疑虑，她这样回复徐志摩曾经的求爱：“我懂得，但我怎么应和！”
不过文艺圈中的金童玉女都有了归宿是好事，反正，陆小曼夫妇的离婚事件似狂风乍起然后又波澜不惊。作为圈中人和共同的朋友，张汉卿被邀请为嘉宾就是现所当然的了。
他们结婚是在中国的七夕，传统的情人节，两人在北海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上，梁启超霍然而起，宣讲了有史以来“最坦诚”、“最直率”、“最另类”的证婚词：
“我来是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便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满堂宾客都惊呆了，这是他妈的祝婚辞吗？简直是在声讨！
徐志摩脸上火辣辣的，虽然为情可以不顾一切，但是被当众打脸，还是很有感觉的。陆小曼则一颗心提在嗓子眼----自己同样是离婚再嫁，不知道梁老大人会说些什么不中听的。
还好梁启超总算男女能区别对待，没有对她穷打猛追：“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
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
梁启超说得兴高采烈，底下新婚夫妻如坐针毡。梁老夫子越是口沫横飞，他们越是难堪，实在没办法了，徐志摩硬着头皮上前拉住梁启超的胳膊紧紧哀求：“老师，给学生留点面子吧！”
梁启超这才似发现此处并非讲堂一般，紧急刹了车：“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满堂宾客们都舒了一口气，想笑又顾忌着场合而收敛的感觉是痛苦的。张汉卿也放松了身体，他一直觉得有一股寒芒刺在背上，却是婉容一直盯着他。在气氛重又活跃的时候，张汉卿贴过她的耳边，嘻嘻笑着问：“你刚才一直看我做什么？”
婉容难得的泛起笑容：“你也该让梁夫子骂骂。徐先生只是停妻再娶便被骂得狗血喷头，你娶了四房夫人还不满足，还要在外面沾花惹草，不该骂是什么？”
也许是日久生情吧？婉容从一开始的被动，到不情愿地接受，到下意识地配合，到现在的欢快，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的性情大有改变：张汉卿是由爱转性，婉容则是由性转爱，完全反了。
张汉卿的霸道，对别人可能是种反感，但对婉容来说，反而是他男人味的一种体现。张扬的青春、无所畏惧的大胆，与溥仪的懦弱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他最终征服了她。
这是否就是张爱玲所说的“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张汉卿以偌大名气果断为她遮风挡雨的男人气概，彻底让她崇拜。
对于挣脱了礼教的束缚、和丈夫本无肌肤之亲和感情的婉容来说，一旦尝到了情滋味，立马便觉得美妙无穷。再加上张汉卿长得并不是那么讨人厌、家世不是那么寒酸、而且他不但善解人意，还善解人衣，她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要不张爱玲怎么会又说：“抓住男人的办法是抓住他的食道，抓住女人的办法是占据她的阴*道呢？”
第838章 国殇
这一段时间，张汉卿的精力更多地花在国会议员的选举上。
再不能出现前一阶段尴尬的局面了，国家需要稳定、需要集权，受不了这种内讧了。因此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张汉卿走过十一个省，与各省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当选的省众议员们交谈，考察了各地的选举情况，并为明年初的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定下基调。
人民党上下也发足马力，从县级开始层层选拔，把真正代表民意的各级议会主导权牢牢地抓在手里。不单单是为这一次改选，而是要让这种情况成为今后人民党倾听民意的重要手段。
张汉卿决定，在此之后，他就将放手立法权让各级议会真正享有权力，来依法监督政|府。只要他持之不懈地努力，凭着他的年轻，在中国执政几十年不是问题。
抓权困难放权还不易？早晚有一天，中国的三权分立能够完全实现。到那一天，直选国家|主席也不是难事。
于是，轰轰烈烈的众议院重选及参议员的补选经历两个月完美收宫。人民党不出意外地收获全部八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和参、众两院院长职务，也稳稳地控制了重要的“议员资格审查委员会”。至于国会主席，根本就没人准备替代吴俊升。
马龙潭继续担任参议长，这是对吴俊升的利好；中|央统战部长韩淑秀兼任众议长，给吴俊升极大的帮助，也是给他分担压力。
接下来就是人民党代表的选举，同样波澜不惊。人民党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基层组织，又有上一届中|央政治局作为主席团的主力，以张汉卿的控制能力，这次选举同样不会有问题。
一切都在掌握中。
1月1日，元旦，清晨。
由于是国假，中国绝大多数厂矿企业政|府学校都放了假，但是张汉卿却仍然起得很早。作为此次党代会大会主席团主席的他，要签署递交党代会的候选中|央委员名单。
名单几乎全部是在他的过问下生成的，中|央组织部长莫德惠完好地领会了他的意图，只有一人。
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孙烈臣强烈要求删去他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因此，最后的名单要加还是不加？他陷入沉思。
据孙烈臣的会诊医生组的意见，他已经无法熬到新国会的召开了。这些国家一流的医生的话不会错，连孙烈臣自己都知道，他坚决要求把有限的名额交给其他人，以免临时变换。
多么贴心的帮手，在生命的尽头还想着能让自己在控制大局上不为难！可是你知道吗？在目前，已经没有人可以追赶张汉卿的十一，以他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巨大威望，他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随时变更名单，而得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军委的无条件支持！
正当他决定在名单后加上孙烈臣的名字时，中办主任朱光沐静静地敲门进来。他的脸色很严肃，一刹那，张汉卿就感觉到了一股不详的预感，尽管这个事实迟早会出现在眼前，他已经有所准备了。
轻轻地问：“是孙老的事？”
朱光沐点点头：“是的，少帅，孙副主席于凌晨5时15分去世，我刚刚得到的消息。”
这么重要的消息，中办历来是第一个知道的，本来它就是中|央的枢纽，当然对各个领导人的医疗保健有第一手的资料。孙烈臣的病情，24小时都有人值班监察。
张汉卿已经回天乏力了。凭借“先知”的精神，他已经尽可能地延缓了孙烈臣的病情，让他在这个世界又多活了两年多。可是，这位在张汉卿上位过程中给予强有力甚至算作无私支持的元老，已经无法再给他更多的帮助了。
透过那位名单，张汉卿还能感觉到孙烈臣在他身边，此时，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眼。
当天上午，全部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们和在京的党军政高级将领鱼贯而入作最后的告别，和他一起战斗过的将军们压抑着悲痛的心情静静地靠在他的床边。
于一凡此时已哭得泪流满面，她是孙烈臣的义女，也是他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亲人。回想着在天津，他不惜冒着被笑话“差辈”的事实，毅然“拔高”了她的辈分，从此促成了她与张汉卿的姻缘。这位和蔼的老人，就将永远离她而去了。一念如斯，怎不哀痛？
最难过的是张作霖。这位最忠心的下属、和他一道风里来雨里去的最重要的助手、在奉军成军及打下这块江山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知己和朋友离去了，还有谁能够取代他的位置？他抚尸痛哭长达半个小时之久！
孙烈臣没有家人，张氏父子决定给他办一场最隆重的葬礼，来表彰他一生为新民国的成立所做的巨大贡献。张作霖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以远超孙逸仙葬礼的规格来纪念这位国之重臣。
他下令国内所有的党、政、军及议会机关，学校、企业、社会团体，驻外公使、领事馆在治丧期间下半旗致哀；将于8日在**前召开追悼大会；所有机关盖蓝印一个月；在孙烈臣的家乡为他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园，以纪念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尚有微薄之力的国民党对此表示微辞：“先总理孙先生也只是悼念三天，孙副主席葬礼的规格是不是高了？”
对此吴俊升在国会直接骂开了：“妈了个巴子的，孙老的功劳是战场上一枪一弹打出来的，从来没做过缩头乌龟，也从来不是靠嘴吹出来的。他是人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孙先生只是你们党的总理，能一样吗？”
人死为大，何况今天孙烈臣的殊荣，明天就是他吴俊升----他已经六十有四了，在民国，这算高龄了。不为孙烈臣，也得为自己的后事考虑吧？何况他和孙烈臣的交情也不赖！
追悼会当天，人民党二十四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集体为他抬棺，极尽哀荣。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由张汉卿亲自起草的讣告，正式称他为“久经考验的三皿煮义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人民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他辉煌的一生盖棺而定。
在无数悼念文章中，张汉卿的《七律﹒悼孙烈臣同志》尤为出彩：
“记得当年草上飞，西北中南每相违。
入关不是难堪日，战蒙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正史上孙烈臣一辈子为壮大奉系而努力，虽然觉悟可能并没有评价的那样高大上，但是由于张汉卿的存在，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张汉卿，算是间接地为新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痛失孙烈臣，连1月4日中华民国收回汉口、九江、镇江、厦门四个英租界的欢乐也被冲淡了许多。
时间在一点点过去，他留下的事业还要继续进行下去。2月2日，承前启后的人民党第三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国会大厦（借用）隆重开幕，大会主席团主席张汉卿带领大家向孙烈臣作了最后一次致敬。
在随后为期十天的选举中，产生出中|央委员199人（这将成为定制），候补中|央委员99人。随后召开了人民党第三届中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24位政治局委员、13位军委委员，并从中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书记处书记6人。
政治局委员中新入选的有：原候补政治局委员顾维钧----他的入选毫无悬念、转任政法委书记的原蒙古自治省党委书记王树翰、负责财政的张振鹫、负责教科文卫的于驷兴、北京省委书记王树常、上海省委书记张惠霖。
王树翰在担任省委书记的五年里用各种手段把蒙古的分裂势力清得一干二净，从而进入张汉卿的法眼；张振鹫、于驷兴都是下届副总理的热门人选；王树常是在天津当市长时对日本人强硬的手段当选；张惠霖则是奉系后起的财经界高手，被派往人称为金融之都的上海可谓极有针对性。
原国务院秘书长袁金铠因年龄关系退出政坛，这个政治局委员自然中止；军委委员不出意外地去掉了于学忠，而增加国防大学校长杨杰。
刘尚清当选新的政治局|常委，担任主管工业的副总理，例兼工业委员会主任，在政|府副总理中名列第二位。
吴俊升则如愿退出在军队的职务，专任国会主席，但他在党内的排名升到第三位，仍居于张作相之上。
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张汉卿在继续蝉联党主席之后差一点被临时动议当选军委|主席。不过他已经决定让老爸做完两届，因此在经过劝说后，张作霖仍然当选军委|主席，而张汉卿为第一军委副主席，张作相则以军委副主席职务兼任人民军陆军总司令。
其它人事均没有大的改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在，求稳是正确的。
第839章 昭和不和
随着中国国会参议院正式通过张作霖兼任国家|主席、张汉卿兼任国家副主席，并全部通过了人民党在政|府和军委的名单，强大团结的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亚洲之巅。
而在一海之隔的日本，也同期进行了政权交接。双方的变化，都引人注目。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死去的同日，裕仁践祚，由式部官献上三件神器，登基为日本天皇，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改元昭和，标志着日本大正时代的结束，也让困扰日本政界多年的“小丑”君王成为历史。
近代日本最有名的昭和天皇生于1901年4月29日，比张汉卿的替身张学良还小一岁，算是小弟了。他出生后不久，按照皇室的惯例被送到海军中将川村纯义伯爵的府上，由川村负责教育。
7岁时进入皇家学习院接受正式教育，学习院的院长乃是后来为明治天皇殉死的陆军大将乃木希典。13岁时，从学习院初等科毕业后，升入东宫学问所继续学习。在这里没有豪华的庭园，也没有舒适的生活，裕仁每天早晨6点起床，然后是祈祷、跑步、学习。
他在学问所学习了伦理、国语、汉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语、习字、法制、经济、武术、马术等等。在此学习期间，在朝廷在臣的干预下，裕仁和出身于萨摩藩的低级贵族女子良子订婚。
由于良子的父亲是属于萨摩藩系统的东久迩邦彦亲王，与长州藩元老山县有朋是强有力的权力角逐者，因此这桩婚事遭到山县有朋的坚决反对，他借口良子母亲家族有色盲病史，掀起所谓的“色盲风波”，企图阻止裕仁和良子的婚姻。
针对山县有朋的反对，潜在的国戚东久迩亲王联合黑龙会等黑社会势力，并以杀死全家相威胁，才使良子成为裕仁的皇后。即使如此，在1924年1月26日裕仁同良子举行婚礼时，婚礼上又被一个朝鲜人扔了一颗炸|弹，不过没爆炸。
这还没完。良子与裕仁结婚后，连生4个女儿。这引起一些政客和法西斯少壮派军人的不满，认为这是裕仁缺乏男性气质的证明，因此千方百计向天皇施加压力，逼迫他纳妾，甚至要他做试管婴儿试验。
少壮派军人还准备发动政变，拥立裕仁的弟弟继位----直到1933年12月23日，良子生下明仁，这场闹剧才算收场。
1921年3月3日，裕仁以皇太子的名义出访欧洲。他游历了英、法、比、荷、意五国，亲身体验了皇宫之外的自由生活。日本国内，特别是山县有朋等元老的掣肘，让他觉得有必要培养自己的一批拥趸。
10月27日，在德国南部“巴登巴登”一家温泉旅馆中，裕仁皇太子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人物----永田铁山。
永田铁山是后来在日本军阀团体中统制派的龙头大哥，被誉为日本军中第一大脑，比日本第一兵家石原莞尔还要聪明，而且石原比他差得还不是一个数量级。
当然，裕仁还不至于把宝押在区区一个中佐身上，当然，雄辩有才的永田铁山的构想，还是深深影响了他，以至于他在后来与中国的冲突中，坚定地走了一步试探“北进”的道路。
两年前永田铁山还和石原莞尔与张汉卿见了面，不过并不愉快。
国人对于抗战记得最牢固的可能是一些“大牌”的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服原贤二等，或有冈村宁次、直接操纵南京大屠杀的谷寿夫等。殊不知，真正的台前幕后推手，首让永田。
在日本对华“人才济济”的野心家中，不能不提永田铁山和他的二叶会。
这样的人才加入军队，是历史的宿命。
永田家本来世代业医，他的父亲在家乡诹访郡做一个小医院的院长，养育九个子女，食指繁多，生活艰苦，中年积劳病故，临终，对他说：“铁山！你一定要做个优秀的军人……”。
当时的明治政|府，厉行中|央集权，锐谋富国强兵，人民税负奇重，普遍生活穷困，农村里聪明上进的子弟，到了中学程度，读文学校膏火不继，只得向既免学费又有出路的军事学校去谋发展。加上正当甲午战争之后，“征取满蒙、雄飞大陆”的口号，对于憧憬着将来的少年们，有很大的诱惑力。
在父亲遗命和时代潮流双重驱策之下，永田铁山于十四岁考进了陆军“东京地方幼年学校”，经“中|央幼年学校”到“士官学校”，受到三个阶段为时六年多的军官养成教育，先后以中|央幼校第二名、士官学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四年之后，更考进陆军大学受深造教育三年，又以第二名毕业。
按照日本陆军惯例，陆大毕业的优秀份子，都会陆续调到陆军省（军部）、参谋本部（军令）、教育总监部（军训）所谓“中|央三官衙”担任幕僚工作，或在陆大作教官，然后再按各人在学生时代攻读外国语文的专长，先后派到各国去研究进修并担任情报调查工作两年。
这些在中|央服务的优秀份子，被称为“省部幕僚”，大致都会一帆风顺地往上爬，升到将军，并不困难。
至于考不上陆大的人，如果也没有其它特长，那就只有一直待在部队里，夏天汗流浃背、冬天坚冰凝髭、劳苦不停地训练士兵，这种军官，被称为“队附将校”，他们的升迁非常困难，都在大尉到中佐的历程中纷纷退役。
陆大毕业后的永田铁山，立即被分发到教育总监部，不久，他就崭露头角，主稿制定“军队教育令”。
当时的教总本部长（和陆军次官、参谋次长地位相等）本乡房太郎中将，看到这位初出茅庐的永田中尉，竟然能够担当起笼罩全军教育的划时代的大方案，大感惊异，赞赏不置。一九一三年，永田晋升大尉，自此十年之间，先后三度被派驻欧洲，为时六年。
他是一个绝顶聪明而求知欲旺盛的人，加上德文基础打得很好，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密切注意战况，同时对于各国战略资源、工业水准、以及投入其人力、财力、物力、而发挥总体战功能的总动员体制，有深入比较的研究。
一九二零年，他向日本陆军当局提出了一篇内容宏富的《国家总动员意见书》，被在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两度出任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士官一期）大将称赞为比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的总体战论更为精彩。
若是能比较，永田堪称中国的蒋百里似的人物。
永田铁山在1921年参拜了西游欧洲的摄政太子裕仁后，秉承太子打倒山县有朋一系军阀的密旨，有士官十六期三杰之称的永田铁山（驻瑞士武官）、小畑敏四郎（驻俄武官）、冈村宁次（参谋本部员）三人终于有机会相聚海外，畅谈达于深夜；
第二天，驻在柏林的十七期同学东条英机也赶来参加，相约在归国后，为“改革军制”、“刷新人事”、“建立总动员体制”共同奋斗。
裕仁回国后，其父大正天皇已经病重不起，他从11月25日担任摄政，成了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但是他的权力仍不牢靠：文官“宪政”的力量、元老派们固有的阻碍，尤其是在他的婚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需要借助一拨新的力量，来取代旧有的力量。
两年后，二月会的一拨元老先后回到国内，加上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六个人经常聚谈，逐渐联络了下列十五期至十八期同学十九人，形成了一个表面上是联谊性质的小组织，取名二叶会。
二叶会以士官十六期同学为中心，永田、小畑两人后来发生派系斗争，小畑被排斥，永田居于领导地位。冈村、板垣、土肥原、矶谷四人，早在士官肄业时代，相约向大陆发展，是侵略中国的四个主角，有“支那通四将军”之称，永田为他们的后盾，也是他们的总指挥。
东条是永田的得力助手，和冈村等四人也有密切关系，后来到了二次大战期间，被近卫文麿拔擢东条为陆军大臣，并推荐他继任首相，才造成他在日本军阀中空前未有的独裁地位。
但是在上次，张汉卿当着皇亲朝香宫鸠彦王的面侮辱了天皇，事后日本政|府却无比低调地刻意回避了此事，让永田铁山大感郁闷和耻辱，但是当他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前一阶段的成就后，也深为中国的变化动容。
大日本帝国已经不是甲午时的帝国了，中华民国也不是晚清时代的那个国家了。发怒的后果，只能是挑起两国间的战争，而现在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如果中国强硬地抗衡，将会对日本造成崩溃的后果。
对日本政|府的更迭，张汉卿倒并不在意----日本政坛是出了名的走马灯，谁上台理论上都改变不了其本质，起决定作用的幕后元老派才是重点，这一结论从战前到战后，直到迈入二十一世纪都是如此。
不过在1926年，日本军界新的人事更替引起了他的注意，主角是一个在当时中外观察家们除了张汉卿都认为不起眼的中佐永田铁山，他的职务是陆军省新设的整备局动员课长，另一个不起眼的职务是“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陆军省的干事。
这个委员会，和张汉卿力推的国家总动员计划一脉相承，不约而同的相似，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对谁抄谁的问题，中日史学家后来都有争议。不过，做得最好的，当属中国，这是中日双方都没有疑议的。
第840章 磨刀霍霍
裕仁天皇登基后，与军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碰撞，以长州藩为首的军部的掣肘，迫使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的裕仁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主要是年轻的下层军官，欲代长州藩统领军部，将军队变成真正的“蝗军”。
在昭和初期，日本的军国主义右翼势力急速发展，军部中的好战分子甩开政|府一意扩大对外侵略，其主要目标对准中国的东北。
此一时期，由于刚上台的裕仁天皇精力主要放在对军部的控制上，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多有掣肘。从大局上，此一股好战分子尚未能如后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游刃有余。
被裕仁信任的永田借着天皇对军部的控制这股东风，在日本逐渐实施的国家总动员计划中，永田的建议不仅多被采纳，并且也是主要的推进者，有些做法和中国张汉卿力推的行动不约而同的惊人：
日本树立总动员体制，在陆军省增设“整备局”，辖“动员”、“统制”两课；内阁方面，则新设“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由内阁法制局长官兼任委员长，各省推派委员及干事各一人。永田为代表陆军省的干事，实际主持该委员会业务，领导总动员体制的规划。
有中国做参照，永田不仅要求重整军备，而且要求政治、教育、经济、社会一切都纳入总体战的范畴之内，树立国家总动员的体制，这与中国目前在张汉卿引导下的人民战争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永田迎合了裕仁的意图，借此压倒标榜皿煮自由的政|党政治，造成军国主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永田出身军人的先天性不足便暴露出来----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不是相反，张汉卿牢牢把握住了度。
在思想领域，还在1919年，永田奉命担当思想问题研究的时候，就研究了国民精神的总动员。
由于他的建议与规划，陆续将年轻优秀的退役军官安置到文学校担任教官，实施学生军训；对社会青年则设置“青年训练所”；同时配合“在乡军人会”活动的加强，把忠君爱国思想、皇道神权意识，注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以团结国民精神、统一国民行动。
所以宇垣一成曾经在日记上夸下海口说：“无论平时战时，举七千万同胞，在至尊统驭之下，奔驰赴命者，唯我普遍触及二十余万现役军人、三百余万在乡军人、五六十万中上级学生、千余万青少年之陆军，足以当之。”这一结果就是著名的日本“皇民化”运动。
在乡军人会的创建人，即将担任首相的田中义一就曾得意忘形地宣称：“我有在乡军人300万！”
在欧洲前线的经历，让永田认识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巨大作用：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出现了飞机、潜水艇、战车、巨炮、轻机关枪，甚至连毒气也成了武器，十年前日俄战争时代的枪炮，完全成了废物；日本如果不能及时实施武器革命，在世界上将无法生存。
田中首相也提倡与侵华政策密切相关的“产业立国论”，认为日本“天然资源极为安全，而人口增长率却为世界之冠”，因此，“粮食之充裕，工业原料之确保，实在决定帝国命运之大问题。”
在这一点上，两人虽然并非师出同门，却意见不约而同。
永田铁山于一九二四、二五两年中，以陆军省军事课中佐高级课员（相当副课长）的本职，担负预算配当、行政支持等审议协调的任务。他曾经秉持陆相宇垣一成的指示，研定裁减四个师团（将二十一个师减为十七个）的常备兵员，拿节省下来的人事费，发展飞机、战车、重炮等新武器。
例如野战大炮的射程，就由五、六公里延伸到十公里以上；同时，永田还主张保护国产汽车工业，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并且支持国防科技的研究；甚至有一个军医石井四郎，就是史上在哈尔滨设立以中国活人实验毒菌武器的秘密机关----“七三一部队”，也是永田大力支持的。
这是没办法的事。中国在人民党的领导下已经焕发青春，据在华日本情报人员的消息，人民军已经武装了至少8个以上的重榴|弹炮团，汽车也开始装备到军师一级的炮兵团，坦克和飞机都有了大幅度增加。
如果不迎头赶上，在与中国的军备赛跑中有落后的风险----其实在陆军军备方面，它已经落后许多了。
欧战中，德军在凡尔登战役发射炮弹二千万发，法军在索姆战役发射三千四百万发。另一方面，美国因为对德作战而一时禁止向日本输出钢铁。
这两个情况，使永田憬悟到：未来的战争，必须确保大量的煤铁以及其它战略资源的供应无缺；否则，不用说竞逐东洋霸权，就连国家生存也无法保障。
为此，陆军省特地于一九二一年开始设立“作战资材准备会议”，稍后，由欧洲刚一归国的永田便担任该会“干事”，一九二六年更担任“专务”，以力图解决战略资源的需求。
可是，日本乃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点石不能成“铁”，挖土不能当“煤”，她所需要的许多种战略资源，非求之于国外不可，所以一意推进国家总动员的永田铁山，很早就怀有所谓“建立日满经济集团，自给自足”的幻想，而萌生了“必须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侵略意识。
他们以超前的军事战略认识到：由于航空逐渐发达，苏联部署在海参崴一带的空军已能直接轰炸日本本土----考虑到这个时代人员对空中力量的认识，空军作为一支军种除了在中国得到承认外，所有各国都把它作为陆海军的辅助军种，永田铁山的超前眼光的确要值得钦佩的。
因此，他们认为日本必须囊括满州，俾在对俄作战时御兵于境外，并先发制人，一举摧毁远东地区俄军力量；日本缺乏战略资源，必须取之于满州。如能确实掌握满州，则一方面可以遏阻苏联南下，一方面可以对支那增加压力。所以必须“以解决满蒙问题为日本的中心国策”。
而解决的方法则是“发动武力”。
这意味着，多年来中日和平的局势有向战争变化的风险。
第841章 虚假的皿煮与国民
削减军费可以理解：军事开支必然影响到财政的再投入，与经济发展是天然的对头。没有了军事，武力征服南洋自然是一句空话，列这些计划自然就没有必要了。
战争与经济发展本来就是一列火车的两个头，除非像后世的美国一样，有盟友做炮灰，有巨大的战后利润可资打仗的动力，没有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最终不会因此而折腰。
自己军事力量的消弱，必然要与军力强大的国家为友，如衰败后的大英帝国。如果要与强者争雄，就必须具备与其相等的实力。在西太平洋，没有哪个国家比英法美的海军力量更强了，与强者同步是应有之义。
让平民出身的官员担任天皇顾问，是打破皇室贵族们垄断天皇决策权圈子的影响力的一着好棋，他们指望着由此改变日本向来由军人专政的传统。只是为什么大正天皇的让步会牵连到裕仁呢？连他的教育问题都作为谈判筹码？
皇室贵族认为，“大正政变”的根源在天皇身上，是他的懒散和缺乏决策能力才导致皇权的危机。因此，裕仁出生仅70天，就被寄养在退役海军将领家里，接受“武士道”教育，之后由专门的“御学问所”的教师负责培养，目的就是打造出一个合格的**君主，以待将来皇权能够卷土重来。
这个期间对中国唯一的利好是，日本国对张作霖一家在东北的发展基本上抱着“不干涉”的立场----也无力干涉，也没有明确的政治思路，加上张汉卿与他掌握的财团和日本各党派幕后的财阀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奉系能够更快更猛地发展，是得到好处的日本财阀们默许的。
他们都想维持现有的关系----有钱大家赚，和气生财不比打打杀杀的要好？正因为此，尚不成气候的关东军以及日本军部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小张们逐步蚕食中小势力、扩大地盘，等到发觉人民军与奉系尾大不掉时，更无法轻启战端。
一战时的日本，国力还没能够做到能与列强同场竞技，但是日本仍然迫不及待、不自量力地要加入到大国俱乐部里，哪怕背上穷兵黩武的名声也不退缩。
作为代表的，是到一次大战结束时，日本陆军的常备师团总数已经扩展到了21个，海军也在进行“八八舰队”计划，这已经超出了日本这个事实上的小国所能负担的界限了。
按照后世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名言：“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经济上失去对华的绝对优势地位及政治上被美国等新兴国家排斥的日本，是危险的，日本国有历史传统的军人干政有可能使国家进入崩溃的边缘。
特别是曾经的手下败将中国，如燎原之势在四面楚歌中翻身过来，在废墟中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在人民党的带领下，把死气沉沉多年的中国政治与经济带向相当辉煌的高度，从奉天改革起，一路凯歌，让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
从1923年政|府可支配财政持平为开始，仅一年时间，囊括了除西南诸穷困省份的中国可支配财政已经接近日本的1.5倍；1925年达到1.76倍，1926年底达到了两倍多。
连续几年的工业发展也使中国在工业产值上超过了日本，并把几十年欠缺的煤铁总产量补了回来。以此雄厚的军工底子为基础，中国人民军的力量空前强大。
种种消息表明，中国人民军已经把日本帝国陆军作为假想敌，一边在人数上向前看齐，一边在装备上迎头赶上。
按照张汉卿年初的计划，从1927年起，首先在五个主力军中完成火力增加的计划：将战防炮下放到连，在连级补充一个拥有4门战防炮的双班炮兵排；取消步兵团的战防炮连而改成具有一定攻坚能力的75mm野炮连；
在各步兵师渐次补充一个防空炮团，以弥补空军力量的薄弱，并为未来世界空军的大发展提前应对；各军的军属炮兵团都将配置125mm的重型榴|弹炮----已经装备约10个105mm榴|弹炮团的军队将在最后全部换装。
这是考虑到125mm发展的趋势，以及实现汽车拖曳后的任性。
这样，人民军的一个师将有榴|弹炮54门、野炮18门、60mm迫击炮81门，从而对日军的一个师团形成优势。况且，张汉卿是铁了心的以一个军与师团相比较。这种差距，将是资源少的日本所不能承受。
人民军还计划将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全部36个陆军下属的144个炮兵团的摩托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以往后勤严重依赖马匹的窘境。
要知道，这将浪费很大一部分人力。经过这番改革，预计人民军的一个军的人数将达到创记录的47323人，机能加强不说，战斗力也增强了不少。
若是任由这种进程继续，几年之后，中国大陆将没有日本人什么事。
此外，人民党在政治上设计的“三权分立”制度，成为让欧美都瞩目的新兴皿煮化国家，让中国的皿煮化进程把停滞不前的日本远远地甩在后面。曾经的学生，现在把老师赶上了，让日本民国情何以堪？
有鉴于此，在日本国内，以第一次护宪运动为.asxs.，要求政|党政治的皿煮运动发展起来，终于到1924年实现了政|党议政制度，这个成果被称为“大正皿煮”。
正当世人以为日本从此会改变军人干政的传统时，元老派的大军阀山本权兵卫组阁后，提出更大规模的扩充海军预算案。人民再次掀起护宪运动，把山本内阁轰下台。
不过此类“皿煮”运动却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警醒：皿煮表面上是好东西，看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得不亦乐乎，但是对日本能做的事却有限。
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是这样的：日本国需要的是一言九鼎的人物，要行动。君不见一洋之隔的中国，在铁拳人物张汉卿的带领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人民党全面控制了军事和政治，那个所谓的国会看起来只是个幌子，中国不也是越来越呈尾大不掉之势？
所以皿煮不一定是国家强大的催化剂，集权也并不意味着国力的衰减，否则怎么解释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巨变？
罕见地，日本陆军与海军部在提升军人在政治上地位的立场上变得一致，虽然他们一向有互斗的传统。在“皿煮”气氛高昂的时刻，他们却在暗自积攒力量，准备给予政|党议政致命一击。
从这一立场上看，说到底“大正皿煮”也没有能够改变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
无他，是因为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渗透是发自全民族的传统，由来已久，因为毕竟日本的起飞是靠战争作为催化剂的。而且，这种由于战争得到的甜头已经渗进大和民族的骨髓里，根深蒂固。
日本的第一个起飞，是甲午战争之后依靠中国赔款的起飞。甲午战争失败，日本勒逼中国赔款三亿两白银（硬通货）！三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有个网友算过账，如果以年息8％计算，到现在是9696亿两，折合美元10万亿！
想想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外汇储备是多少，就知道10万亿美元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经济能量！夕阳残照的中华帝国被生生挤去了自己的大笔财富，如何能不陷于贫弱交加？
正是这笔对当时日本来说犹如天文数字的巨大硬通货，使日本一跃崛起，海军陆军全面改观。否则，仅凭甲午海战时的装备水平，如何能在10年之后对俄国发动战争？
对俄国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胜之后，日本在东北又开始了大规模掠夺。这些被掠夺的资源、劳工以及不计其数的其它财富，更是无法用数字具体衡量的。
请人们记住，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1930年的9﹒18事变，只有短短26年时间，到1937年全面侵华，只有短短33年时间。而从1894年的甲午海战到1937年中日战争，最长也是43年。
如此短促的时间里，日本人在做什么？在发展经济么？绝对不是。日本人在连续大战，在全力以赴的准备更大的战争。那么，战争的经费资源从哪里来的，日本人能魔法般的膨胀出来？
也请人们记住，日本民族对掠夺中国乃至掠夺世界，是早有论证的，是理性的，绝非所谓右翼势力的狂热。早在1798年，本多利明就献上了《经世秘策》，主张占领中国东北与库页岛。1803年他又献上《贸易论》，主张以战争形式掠夺财富应该成为日本的国策。
1823年，左藤信渊内阁制定《宇内混同秘策》，提出要使“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天皇之臣民……凡此先以吞中国始。”这条海蛇的野心何其大也？不但要吞下中国，而且要吞下世界，将所有的人间财富据为己有！
这是个人的狂热么？日本人可是认为，这是整个日本民族的最高利益。否则，战争罪犯如何能在全世界的指责中安享靖国神社？
但是日本人也都是天生的政客，无耻的有力。自上及下，从没人正言这种掠夺带给日本的好处，而是多宣扬日本国民性的优点，仿佛其经济的起飞是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的。正所谓英雄不问出身，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
如历史上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吉田茂，在他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他在书中淋漓尽致地总结了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
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
无耻乎？
第842章 日本式裁军
日本最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国家主义的提倡者北一辉也推波助澜，他在1926年写了《维新革命论》一文，从明治维新的历史中总结出“维新革命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天下大势之颇频暗杀决定的”。
他认为“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这样，北一辉就补充了他之前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到的“维新”政变由谁来完成的问题，把注意力放在青年军官身上。
从此，民间法西斯运动和青年军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慢慢形成巨大的力量。
他崇尚暴力，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建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理论是日本对外扩张，特别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直接理论依据。
持有相同论调的陆军军界强人宇垣一成大将在复任陆军大臣前即是亟图“解决满蒙问题”的人，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记有：“满州内蒙，应和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此乃日本最低限度之生存条件。”
“对支那关系，乃日本存亡、国民死活之重大问题。帝国对支那立场，有全般的与特殊的之分，特殊的，即为满蒙；满蒙对策之基点为：包容入帝国领土；使之独立为帝国保护领或自由国；更谋我经济进展并扩张权益……”。
但是日本毕竟底子还薄，穷兵黩武的后果渐渐在二十年代开始显现。一次大战结束时，日本陆军的常备师团总数已经扩展到了21个，海军也在进行“八八舰队”计划，这已经超出了日本这个事实上的小国所能负担的界限了。
比如说“八八舰队”如果建成，光每年的维持费用就是6亿日洋，而当时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每年只有15亿日洋！加上一战以后的和平思潮，维持这么庞大的军事机器，确实有点荒唐。
再加上1920年代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世界，日本也进入了所谓“昭和恐慌”。东北部各县饿死不少人，卖儿卖女随处可见。这时候日本只能走“裁军”这一条路了。
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时，陆相宇垣一成进行了所谓“宇垣裁军”。其主要内容是裁减1/5的陆军军力，也就是4个师团，关闭5所陆军医院、两所陆军幼年学校。
宇垣裁军的主要思想是“以质量换数量”，并不是为国家预算省钱。节省下来的经费扩充了一个坦克联队（团）、一个高炮联队、两个航空联队和一个台湾山炮联队；开设了陆军汽车学校、通信学校，为陆军部队配备了飞机、坦克、轻机枪、汽车牵引炮和野战重炮。
精兵简政，走科技强军之路也算是正确滴。毕竟，假想敌中国地大人多，若是不能在装备上比中**队好一点，靠弹丸之地的日本，怎么和中国斗？从这点来说，宇垣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也算是紧跟世界军事发展潮流者。
但宇垣裁军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首先，裁下来的4个师团的军官们没处安置，后来就把他们弄到学校里去当军训教官。你说有哪个老师或学生会喜欢一个军官在学校里成天溜达的？于是纠纷不断，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军人是吃闲饭的”看法。
军人受得了这个吗?这不刚刚打完仗，前几天大家还在喊万岁，怎么爬起炕来就不认人啦？到哪儿都看白眼，嫌哥儿们吃闲饭？哥儿们自己去找饭吃！总比在这儿当孩子王强。
不是用裁军的钱给了军人们好武器吗？嘿，人家不稀罕这个。
说起日本军队的保守，人们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军队的军刀。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各**队里军刀就已经是礼仪用具，但日本军就是死抱着不放，在二次大战时还是作为一种制式兵器，是个官就得挎把刀，沉甸甸地吊在腰上，行动不便不说，倒霉的还造成事故。
日本刀是锻造而成，磁力很强，带着那军刀坐飞机对罗盘有很大影响。当时美军已经有了雷达，捕捉日军飞机时经常发现日军飞机飞的航线莫名其妙，起初以为是为了逃避美军跟踪，到后来才知道，是上面坐的军官携带的军刀在作怪，弄得飞机偏离航线。
飞行员技术棒的，还能纠正过来，碰到那技术菜的，或者是路线不熟的，那就直接飞天照大神那儿去了，连尸首都没有。后来日本称之为军神的山本五十六还好，毕竟落得个全尸。
回过头再说宇垣一成。宇垣是陆大第14期1900年毕业的，是所谓“军刀组”之一。宇垣从小就挺聪明，小学毕业后在母校当代课老师，14岁就通过了教员资格考试，成为正式教员，16岁居然当上了小学校长。
1894年的小学校长，怎么着也比现在的半野鸡大学校长要酷得多吧，况且只有16岁。
宇垣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确实挺一帆风顺。先后当过驻德武官、参谋本部军务局长、作战部长、陆大校长、第10师团长、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陆相等要职。
但因为两件事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一次是1931年3月，后来的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和大川周明策划过一次政变，要推宇垣做首相。后来虽然宇垣自己制止了这次政变，但是讲不清楚到底参与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就是这次裁军，主要就是因为这事。
所以正史上1937年广田弘毅内阁总辞职以后，宇垣受命组阁，这时娘家人出来捣乱了。石原莞尔串通陆军又闹了一次妖蛾子，不出人当陆军大臣，于是宇垣只能灰溜溜歇菜。
战后1953年，宇垣又以最高票当选为参议员，有过几次要出任首相的风声，但就是没当上。日本人一提起宇垣一成，就会想到几十年在首相宝座边上转，但就是坐不上去的滑稽形象。
别看陆军罢过宇垣一成，宇垣在陆军中的影响力其实是巨大的。当时有个名词叫“宇垣派阀”，就是后来的所谓“统制派”，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呢？
看看以后升上陆军大将的名单吧：金谷范三、南次郎、畑英太郎、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小矶国昭、杉山元、畑俊六。里面有两个后来的首相：阿部信行、小矶国昭，四个后来的甲级战犯：南次郎、松井石根、小矶国昭、畑俊六。
嗯？怎么没有中国人熟知的东条英机，他不是统制派的大哥大吗？别急，东条这时还没有混出来呢。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人民党政|府逐渐显露出来的力量使这一时空的侵略分子不得不掂量着发动在东北的局部战争有可能使中日两国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之中。
当然他们不会假设到日本战败的情况，但是长期僵持依然是资源贫瘠的日本所不能承受之重。他们一遍又不一遍地进行着兵棋推演，臆想着蚂蚁吞象的场景。
但是张汉卿不会再让中国受凌的故事“情景再现”。工业及经济的复苏和跃进给军工力量以巨大的支撑，人民党在成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的影响已涉及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党和中|央政|府的威信空前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鸦片战争以来得到充分表现。
这一切，让千年的泱泱大国涣发出新的活力，并已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现在看不到帝国“长远规划和利益”的财阀和政客们，光想着和中国做生意赚钱，却忽略了他们对帝国的责任。他们一直对裕仁天皇占领满洲的计划推三阻四，让裕仁天皇在实现梦想中的中兴大业时感觉十分掣肘，是到了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
从孝明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就制定了在天皇领导下驱逐蛮夷统一国家的战略计划，首先是提高国力，实现现代化；然后以向海外扩张的方式和敌人作战，在日本和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保证日本的安全。由此而产生了“北进”和“进南进”之争。
北进派主张吞并朝鲜，侵占满洲、蒙古，后来包括西伯利亚地区，而南进派则认为应该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包括海域诸岛及东南亚的南洋地区。
裕仁认为，北进只是国防的需要，丝毫不能解决日本人口过剩、工业品出口和战略物资来源等关键问题。日本人不喜欢气候寒冷的地方，北海道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归属日本，可到现在还是地广人稀。
后来明治天皇征服了同样寒冷的朝鲜也于事无补。如今陆军中头脑幼稚简单的北进派，还想以满洲为基地，进一步扩张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飞沙走石的蒙古，简直就是疯言妄语！
南洋气候温暖，土著人稀少而懒惰，便于日本人移民；而且东印度群岛丰富的石油、橡胶和矿产将为日本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
只是东北还有日本人发展工业必不可少的铁矿和煤炭，他又怎么舍得放弃呢？
第843章 田中奏折
历史的洪流走进1927年，距正史上日本侵华的时间又近了。
3月，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银行歇业、生产停滞、企业倒闭现象日益严重，日本首相若摫、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对华政策被质疑。以政友会等为代表的日本各种势力指责其“软弱外交”，叫嚣对华实施强硬政策，陆相宇垣一成甚至主张军事干预，不过暂时停留在试探倾向：
“此一阶段的退让不但使帝国丧失了在中国关内市场的经济支配权，还使得我们在满蒙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中**队虽然表面上数量庞大，但战斗力究竟怎样，不试过怎么知道？”经国大事，在他眼中竟如同儿戏。当年，对苏联的两场大战就是这么来的。
一个月后，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阁并兼任外相。他是日本长州系军阀的嫡系接班人，担任过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又是军国主义所拥戴的人物。他的组阁，让日本对华政策急转而下。
之所以有这种转化，是因为在年初中国政|府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改为上海外埠临时法院（后来在张汉卿的创意下改名为特区法院）；英国也按照和约向中国交了汉口、九江等四个租界。虽然让中国人民雀跃，却也让大失尊严和油水的英国政|府非常不爽。
日本人认为中国此举等于同时得罪了英、美、法各国，便有了乘机向中方发难的想法。
4月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由他兼任外务大臣，田中把对华外交的方针转为积极。在6月时，他在东京外相官邸中召集外务省、军人、驻华公使、总领事举行一个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称之为东方会议。
当时的参与者包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大使、南满铁道社长等人，其中更有在战后出任首相的驻辽宁原总领事吉田茂及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
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为该会议实际的主导者，他是所谓“满蒙政策强硬论者”，密谋把中国的东三省从中国分离。这个会议于7月7日发表“对支（华）政策纲领”，主张把东北作为一特殊地域变为日本殖民者的乐园：
“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区，由于在我国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着特别重大利益关系，作为我国不仅要给予特殊之照顾，而且，要维持该地区之和平，发展经济，以使其成为内外人安居之所。”表示要努力“实行日华经济联盟，维护满蒙特殊地位、倾注全力于对华外交和不懈注意满蒙特殊地域之治乱”。
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到8月16日，他再召集驻华东北的外交及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商讨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结束后数天，田中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折，呈奏日本将改变对华“协调外交”变为积极的满蒙政策。
这个满篇充斥侵略计划的“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世称之为《田中奏折》。
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历史上《田中奏折》在1934年被译成英文，美国在二战时常以此作为应该敌视日本的原因。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二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也成为证实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一个理由。
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
张汉卿对此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他看来，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且日本后来的战略行为与《田中奏折》所叙极为相似。
眼见得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向对他们不利的方面转化，狂妄自大的日本军人和政客不甘于自动退出控制中国的舞台。他们也不敢在此时堂而皇之地向中国宣战，但是挑衅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上关东军司令部为此拟订了一个“满蒙问题处理案”，明言：“利用支那政情的变化，在东北四省实行某种谋略，造成行使武力借口的机会。”所谓某种谋略，列有四个目标：
内蒙|独立案；
间岛（延边）独立案；
北满（哈尔滨）骚扰案；
排日大暴动案。
日本人的计划是，随便哪一个案件发酵，都可以成为武力逼华、侵华的借口。可是计划订得没错，可执行起来难度不小。
时过境迁，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在外蒙古彻底被张汉卿征服后北部边疆已稳，内蒙古也被一划为三：热河、察哈尔、绥远。传统的蒙古上层势力被大幅削减，已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旧蒙头人在翻身牧民对人民党政|府忠诚下毫无机会。
用朝鲜人的骚乱来挑事已经失败过一次了，而且是惨败，这事就发生在晖春。
在张汉卿强硬的回击下，不但带头的韩人死了不少，连带着日本警察也有很大损失。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诸多控制韩人的政策，大体就是收纳了顺民、镇压了暴民，显示出了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的决心。
哈尔滨暴动也好像行不通，几年前奉军对于北满方面的掌控已经不是日本人可以再度插手的了。没有武装参与的暴动，在预见会强硬反击的后果下，无疑是送死。
而且现在的哈尔滨已经不是十年前，流窜的白俄人与其它外来人口都已经得到有效管理，又是东北的大后方，想往这里插手是相当困难的。
即使在日本实际控制的南满铁路两侧，日本势力也被局限在铁路东西1公里，在长春以北的势力已经彻底被逐出。没有接应的所谓暴动，只能是人民专政的对象，搅不起很大的波浪。
于是，又有一个大川周明博士，计划暗杀几个在东北卖鸭片的日本浪人，激起冲突的计划；还有一个律师中野琥逸，打算炸毁辽阳铁桥…许许多多的阴谋诡计，石原莞尔都不以为然，历史上还是照他自己策划的办法，把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炸掉两截铁轨，制造出“九﹒一八事件”才了结。
不过关东军在东北的力量毕竟太薄弱了，如果东北人民军奋起迎击，这点军队无异于以卵击石，弄不好前功尽弃----正史上也只是几个主谋百十号人冒险侥幸成功了，那是因为中国内战内乱、边防不稳；现在形势不同了，顾虑的东西多了，所以想得要更复杂了。
从奉系强大的那一天起，在东北就没给日本好脸色：从奉系参加直皖大战，到1922年张次卿的全民对日宣言，还有不久前“五卅惨案”的处理，张作霖政|府对日的态度都是很强硬的。
统一的中国，对于东北日军的束缚更是严格，防备上也很“周到”：不但设置了沈阳军区，将人民军最精锐的五大主力军之一的29军常驻在沈阳，在东北又埋下“北大荒”建设兵团的十数万人马，以作为将来对日作战的重要兵源；此外还有三个省的武装警察及三个边防武警师。
一战后的日本也实施了军事改革。在陆军建设上，日本也想集中力量实现机械化、提高陆军机动作战能力。
不过，鉴于它的资源、国力基础先天的不利条件，以及它根本不可能像张汉卿那样能够有预见性地让中国的发展避开曲折，且没有战略性的大师来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性的统筹，所以，它的发展速度远差于中国。
而且，不像中国从一穷二白中重点发展陆军，它还要在海军上向英美列强看齐，所以不可避免地，于陆军的投入就远逊于中国。基本上，它在关东州的军队，包括其国内的陆军，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多少更新。
相比较日新月异发展的人民军，这就不够看的了。
从实力上讲，东北人民军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均已远超过日本关东军，这些都还在明面上。其实，那些正在酝酿中的项目和计划才是一切反对力量的噩梦。只要中国政|府下决心并有进行国家级战争的勇气，它的军队分分秒秒可以吃掉全部日本军队。
张汉卿也在等待或者说尽量拖延日本军首先发动这场战争：对他来说，多一天的和平时间，就多一份胜算。
当然，在适当（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也会首先挑起事端----既然注定要在东亚进行一场决定中国崛起的战争，那就打吧，打得天昏地暗，打得日本心悦诚服，打出中华民族的尊严来！
不过现在，他还要防备日本的这些伎俩----分裂和挑衅。有道是家贼难防，中国历来不缺汉奸，聪明如张汉卿时代亦如此。
第844章 对比鲜明
这一年，日本发生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因挤兑而破产。财政部长高桥是清发出紧急敕令，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兑三周，并由日本银行向各大银行发放22亿日元的非常贷款，另由政|府补助7亿日元，帮助垄断金融资本渡过了难关。
最后，政|府修订了《银行法》，将开业银行资本的门槛提高到100万日元，强制加速银行业的整合，使一大批中小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或被大银行吞并，而三井、三菱等五大银行乘机捡便宜，急剧壮大起来，资本总额一跃达到日本国银行总资本的1/3。
垄断资本家依靠政|府的势力，形成金融寡头政治，在金融危机中反而“因祸得福”，不断壮大。这让人联想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不惜一切拯救包括高盛在内的几个“大而不倒”的银行。
可是，总不能老是靠着政|府的救济来渡难关吧？政|府还指着这些银行企业给国家开创新路呢。从1920到1921年、1923年，以及这次，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七年时间里，日本竟有三次经济危机，这让日本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对比中国经济的蓬勃，长此以往，怎么得了？
要知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本来就比日本高，即使在民不聊生的清末和民国初期。
之所以世人都认为中国弱、或者列强都自由地欺负中国，是因为庞大的生产都被庞大的人口消费掉了，而真正能够用来交换，政治经济学中称之为商品的东西没有几个。加上中国现代交通的落后，基本上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是以一地对一国，焉得不败？
但是当人民党大力推进现代工业和现代运输业的发展，特别是机械、电子等能够十倍、百倍提升效率的新事物的急促发展，便能够有效地把工人、农民的成果在短时间内提升一个数量级。
工业品的累积是以几何基数递增的，特别是在早期，几个三年计划便使中国苏醒过来。
一旦滚滚的车流驶动，这种加速发展的趋势便不可避免。而人民党组建的“计划委员会”能够以国家的力量协调及引导各行业有序发展，又使得它的方向不易错误。这样，便出现财政收入第一年与日本持平，下一年便超出过半，再一年又是一个层级，三年时间里翻一番的“中国速度”。
这还是未计入很多比较长期的投入几年内不能转化成产值的情况。像铁路、大型水利工程、研究院和大学等，它们的成果要在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内才能把效益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人民面前。
此一时，彼一时，中国的力量已渐渐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盘点1927年，细心的外国观察家们，尤其是日本的“中国通”们渐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已经不以意志为转移，虽然她自统一以来一直低调行事，埋头搞建设。
政治上，以张作霖、张汉卿为首的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面，在中|央和地方，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任何组织和团伙和任何人可以威胁到张氏父子的权威了。同时，人民党已在各地扎根，并在一系列事件中得到衷心的拥戴，人民党党员人数爆炸式地达到500万人，这一势头仍在加速。
原本还在国会里能与人民党一较高下的国民党，被一个资格审查大伤元气，从而在国会全面落败。而且没有执政根基的它，想在政坛翻身的机会越来越渺芒。
因为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党内大溃败，汪精卫再也无法抬头。在不久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胡汉民以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廖仲恺担任第一副主席，而孔祥熙为杀出的一匹黑马，顺利担任党内排名第二的副主席。
接下来，就看人民党如何分化、从而各个击破这个党了。其实就是人民党不动它，它也很难再继续施加影响力了。
经济上，国家一片繁荣，上下都在搞建设、抓工业、筑铁路、修水利，古老的中国发出新的活力，很多外国观察家们把这一现象叫做“中国式美国速度”，意在指美国在1880～1890年期间的大发展。
经过这段时间的累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3倍，当年财政收入达到43亿元的新高，是日本同期的2倍多；现代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到4%，连同现代商业、现代交通运输业，总比例已超过日本约1%。
不要小看这1%，它表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中国经济不但在总量上，更在体现国家实力的工商业总量上也已经全面超过日本。如果这时有一个关于综合国力排名的话，中国当之无愧地排在日本前面，来自欧美的观察家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中国发展的快速度与各行业发展的高度协调性。
唯一不足的是日本早在1918年工业产值即上升为56.8% ，农业则下降到35.1% ，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在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上，轻工业仍占优势地位。
由于造船、机械、化学等工业发展，重化工业的比例也日益扩大。而中国则因为长期的落后，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尚不足10%，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不过体现工业潜力的钢铁业、能源业、基础农业方面，中国比之日本要高出一大截：凭着中国拥有的丰富的铁矿资源，中国钢产量继续拉大与日本的差距，达到357万吨，是日本同期的85.3万吨的4倍多，也超过同期的欧洲大国法国的产量。
在苏联的帮助下，各种合成钢铁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使中国钢材的质量也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另外中国的煤炭似乎取之不尽，在山西境内接连“发现”大煤矿，使中国有了充足的动力支持，让一海之隔的日本垂涎欲滴。
在外交及国家战略上，张汉卿以远超出同时代各国政治家们的敏锐性带领国家向飞跃发展的坦途。他坚持一贯的主张，即游离于英法之外，结好于苏联、德国，向美国靠拢。
虽然美**事上现在并没有达到后来登峰造极的境界，但是张汉卿相信，美国凭借雄厚的工业实力，只要它愿意和按照历史的发展，问鼎皇冠是早晚的事。
付出终有回报。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终于渐渐相信，在亚洲，中国是美国天然的没有敌对关系而又致力营造良好氛围的好“邻居”，而且远比一心想在亚洲扩张的日本可比，即使不是盟友，在未来也会是重要的助手。
因而在中国与德国在军工上“勾勾搭搭”，它也视若无睹，在中**事的武装崛起上，并未使美国因素成为一颗可能的拌脚石。
在军事上，张汉卿前期借着中国大陆已无内敌、又与北方苏联建立良好关系，而环西南的英占殖民地印度、缅甸，东南亚的法属越南、老挝等都在缓和矛盾，日本处在对华政策混沌期的和平的好时机，明智地“响应西方号召”，精兵减政，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西南地区的战役结束之时即果断将陆军全部36个军作了大幅度整改和削减。除重点发展5个主力军外，将其余31个军都进行了大裁兵。
像德国一样，各军保留骨干，各只保留2个师的非满编额（番号保留，其余转为预备役），以达到用有限的军费提升部队战斗力、及节约费用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目的。
当然，这削减的部队绝大部分都是先前改编或投诚的各军阀派系的军人----张汉卿在心底仍然有派系的影子----借用毛爷爷的名言，所谓“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也不以为诩了。
现在，因为日本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保卫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适当地增加国防力量实有必要。在张汉卿决定下，时隔三年，中国陆军再度进行满编招募。
根据国防部总动员局的安排，各省国防动员厅、市国防动员局，以及县兵役局开始了大规模招募新兵的工作。新的一批军人，因为被严格筛选的原因，素质更高，也没有以前那种派系之观，因而忠诚度也高。
伴着国家财政状况良性的节节攀升，连续3年的军事投入终于结开硕果：人民军陆军现有的144个军、师属炮兵团都已实现汽车拖曳，即初步摩托化。
作为机械化基础的汽车，天津道奇汽车厂已经发展成为年产量几十万的大型汽车厂，但是仍然供不应求。在武汉、广州、吉林和重庆等地兴建的新汽车厂已经陆续投产，以满足日益膨胀的需求。这一点张汉卿的思想将日本远远抛在后头。
对比日本还在用骡马真是天壤之别----由于日本以海兴国，为了有效打造一支可在太平洋与英美抗衡的大舰队，代价是整个国家的军工力量向海军倾斜，使陆军再也得分配不到足够的资源。这也造就了二战史上日本是一流的海军，三流的陆军。
严格地讲，其实算作三流半：日本陆军直到二战时还在用马匹的多寡来区分甲、乙、丙、丁师团，而优先保证主力部队，即甲等师团的马匹供应。在新式火炮的使用上因为需要拖曳的马匹更多而迟迟不能换装，原因是太重，需要太多的马！
第845章 一张白纸好作画
相比之下，张汉卿很重视重型火炮的拖曳化。
在现代战争中，火炮口径越做越大，吨位也越来越大，靠人力，炮兵根本做不到有效支援，还会拖累军队的进程。正史上日本炮兵编队1门75mm野炮会分配到12匹马进行相关炮兵装备拖运，火炮分配到的马匹为6匹。
在一战前后这样的拖力还可堪使用，但6匹马的拖力在改良型三八式野炮的测试中已经确定无法负荷，在后来更新式的更重的九十式野炮就无法满足要求了。
这才是75mm口径！
虽然炮兵部队一度有提出增加军马编制来适应日后更重火炮的发展，但是牵涉层面太广被高层回绝----日本国内，包括在满洲和朝鲜，都搞不到如此之多的马。
后勤上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人吃，还有马嚼，这可是堪比人头的大数字。此外，管理这些牲口，要比培训几个人困难多了，还要多增加一些人力，让本已吃力的后勤还需要照顾到这些冗兵…
这都是很大的开支。
在后勤无法支撑的状况下炮兵部队无法换装九十式，机械化虽然可以有效治本，但日本贫弱的车辆工业使得牵引车无法大量配发。
这种后勤不足的结果使得日本炮兵部队对于非机械化的九十式野炮的意愿不高，最后只少量采购了一百多门，直到简化型九五式野炮以及机械化拖曳方式出现才开始进行少量采购。
这是典型的穷兵黩武的下场。现代战争打得是工业，果真不假呢。
所以张汉卿极为注意武器的生产与工业水平同步，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向军民两用工业倾斜。简单的拖曳化，一个炮兵团约需百辆汽车，因为经过精减的炮兵团只有1434名定额。这样，全军提供一万五千辆卡车就勉强够用了。
而天津道奇汽车厂现在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二十万辆，随便采购一点，就可以达到维持这种最低需求了。
----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所以制式的中国陆军比较欧美列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步伐也有亮点：在陆军炮兵向摩托化转变的同时，即使西方各国也是到1930年才开始将榴|弹炮从马拖曳进化为用卡车或是半履带车拖曳。
在工业的血液石油方面，玉门油田已经产油两年了，产量从最初的8000吨跳跃到目前的10万吨，只用了两年时间。
这点产能还不够东北生产的拖拉机耗用的，但是想到它是中华民国第一口油井，并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石油勘探人才，它的意义又是很大的。
几大银行投资成立的中国石油集团在西北奋力工作，除要加大玉门的产能外，现在已经在克拉玛依油田勘探了第一口井，要不了多久，满足远未普及中国现代工业的石油使用不成问题。
因为军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是烧钱的。在中|央军委、国防部十分“抠门”的意识里，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军事发展过程中，建造多余的火力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所以在1925年中全军装备完所有炮兵团后，立刻停产了75mm山炮的制造，并把一部分产能放在更侧重攻坚的同口径野炮上。
因为在人民军的步兵团都装备着这样的野炮连一个，除原先装备在师属炮兵团的野炮全部下放到团后，数量尚有部分不足。
就是105mm榴|弹炮，也很快地因为国际上主流的125mm榴|弹炮生产线从德国引进而停止。在张汉卿心中，目前还未到大规模战争阶段，先保持一定数量的优势火炮并保证其生产能力就够了。
人民军采取小步快跑的方式，一边努力在少量的军事工业上与世界追平，一边通过现有装备挖掘潜力，给官兵以锻炼。以陆军现在的实力，只要官兵的军事素养锻炼出来，根本无惧日本人。
况且，以中国现有的设计能力和制造水平，实在不宜遍地开花，捡选符合未来需求的火炮并努力在实践中予以不断改进才是正解。
像一战法国光迫击炮就有13种的做法不是中**工发展的目标。比照其有重型：370、270、240mm三款，中型：150、120、86、81mm四款，轻型：75、70、65、60、58、50mm六款可知，如此规格迥异的武器，对于后勤的压力是多么大…
二战动辄百万、几十万大军的交锋，光靠某一种武器出奇制胜不行。像德国造出了让世界惊叹的虎式著名坦克，却被苏联大量廉价制造的t-34折磨得无计可施。在漫山遍野的坦克中，你这一支坦克部队单兵再奇再能，顶天给你打个几辆，与大局无益。
所以张汉卿在给中|央军委装备部的要求是：吃透目前现有技术，优先发展出适合中**队的125mm、155mm重榴|弹炮，以及海陆通用的75mm和155mm加农炮，海军重点研制125mm和155mm舰炮，更大的暂不考虑。
他的想法是既然已经实际汽车牵引，用宝贵的汽车拖曳火力明显不够的小口径大炮未免大材小用，而且未来的主流大炮都将是大口径，何必要浪费有限的资源去摸索注定被淘汰的技术呢？
把陆炮装在炮舰甚至驱逐舰上，是他的天才想法，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陆炮上舰”。
这样的好处有很多：首先，可以把库存的这种小口径野炮得以最大化利用。作为步兵攻坚的利器，估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会存在，这点二战可以证明：海军吨位较小的驱逐舰和炮舰都可以大量装备这种武器。对炮舰，该型号为主炮；对驱逐舰，可以作为辅炮使用。
另外t-20坦克的57mm口径坦克炮也在被认为只是技术上的探索，到二战时期，这样的口径就太小了，因为坦克性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这个时代，提前探索下这种75炮作为坦克炮的可能性很有必要，记得谢尔曼早期型就是用的这种口径。
其次这款陆炮技术上已经成熟，项目风险小，可以减少研制周期。
重要的是陆炮舰炮通用，会显著降低后勤成本。
在未来一段时间，只是刷存在感的海军不可能现在就和世界一流海军强国作正面对抗，在中国岛礁众多的沿海浅滩，这种在陆空军配合下能在家门口有一战之力的炮舰会很有好处：封锁航道、保护基地和港口、甚至攻击敌方商船等都可能用得着。
最关键的是，根据按照美国购置的炮舰“汉口”级的研究，野炮可以直接简单地加设旋转炮塔后焊在上面，代价是极小的…按照“汉口”级每舰两门的算法，中国海军只要有需求，可以在短期内武装这样的炮舰上千艘。武装商船也不过如此吧？
另外，等125mm炮的制造技术成功后，根据75mm炮的经验，将会作为中国未来驱逐舰的主力炮使用。小舰装大炮，尤适合以中小型军舰为主力的海军；使舰、陆炮同步发展，改变舰炮因装备少、研制周期长、成本高昂等带来的更新周期长、性能落后模式。
更大口径的155mm加农炮的技术来源地也是德国。开始是想将其作为岸炮来使用：中国有这么长的海岸线，有这么多需要照顾到的港口和海岸城市，没有一款可以对敌舰有致命效果的武器，难免会屡屡让人觎觑。
两年前黄浦江上的炮战，若非江面狭窄，装备75mm山炮和野炮的人民军炮兵团绝对不是拥有大口径、远射程舰炮的英国巡洋舰的对手，何况那次还有一定的巧合：其指挥塔被炸掉、舰长毙命，不然，胜负难料。
从那时起张汉卿就决定要引进一种大口径重炮。不过随着海军的扩充，为未来大舰预备主力炮的任务已经提前筹备了。
在大炮巨舰的时代，战列舰主力炮通常达406mm（十六寸）、最小的也有356mm（十四寸）；重巡洋舰则通常为203mm（八寸）、轻巡洋舰为152mm（六寸）、一般的驱逐舰则为127mm（五寸）。中国在全面落后的情况下不可能面面俱到，到底选择哪几种舰炮来匹配哪几种军舰呢？
后世早有结论。
战列舰中国是绝对不会造的，所以那种十六寸的巨炮是不用去想了。根据前生知道的历史知识，不久后会召开的伦敦海军大会订立的条约，8000吨排水量是轻、重巡洋舰的分水岭，也是决定张汉卿选择203mm与152mm的重要依据。
既然知道未来的命运，那就把这种先知的优势达到最大化，而不至于火线前更改武器参数。牵涉到一个系统的工程，舰炮口径可不是随便动几个数字就行了的。
结合张汉卿的看法，在德**火技师与中国海军专家的讨论下，最后认为口径较小的德国152mm舰炮符合中国的要求，这个结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203毫米炮和152毫米炮的破坏力是不一样的。拿20世纪30年代英国海军的炮弹为例，两者的重量比是113.4千克对45.4千克，差别相当大。
当自动装弹机故障后，152mm炮弹可用人工装填，203mm的就不行了。以这个时代的机械水平，发生故障及战时自动装弹机被打坏是大概率事件，难不成因为这个就要废掉一门主炮？
此外，203毫米炮虽然有威力优势，但射速较低，仅2.5发/分，而152毫米炮为6发/分。就弹药投射重量来说，装8门203毫米炮的军舰一分钟内发射重量为2268千克，而装备12门152毫米炮的军舰一分钟内发射重量则为3269千克，152毫米炮更有优势。
较高的射速可以弥补在射程威力上的不足，尤其在恶劣气象条件下或夜间，这一优势更加明显。不仅如此，当时的152毫米炮射程比203毫米炮更远。
在防护方面，重防护巡洋舰能抵挡203毫米和152毫米炮弹，削弱防护的巡洋舰却谁都挡不住。肯特级的25.4毫米装甲在重炮面前薄得像层纸。所以152毫米炮相对203毫米炮而言并不处于劣势，毕竟一炮下来大家都玩完。
实际上二战期间，大多数巡洋舰之间的炮战都是夜间近战。考虑到这个时代火控的水准，30公里外开火命中率非常的低，远距离炮战的命中率基本上是零，还是在主要交战距离上提高发射速率更有效一些。远距离海战，在这个时代更多地是碰运气。
自然，同一时间内送出的炮弹越多，击中对方的概率越大。因此两种口径火炮的射程对比只有理论意义，弹药投射能力才是关键。
最重要的一点，是张汉卿对于海军的发展重点将会在航母身上，装备有一定火力的巡洋舰只是为了在小规模的海战中能够有效保护航母舰队的安全。
能够威胁装甲较薄的巡洋舰的大炮，203mm和152mm是一样的；而当面对装备大口径火炮的战列舰或重巡洋舰时，即使装备203mm舰炮的巡洋舰也不能有效威胁到它，难不成因此走向“巨舰大炮”的落后老路？
不行！既然决定未来海军是以航母为核心的大变革，就要坚定不移地排除杂音，并不为一时的困扰所改变。阵痛是一定存在的，但大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最有机会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绚烂图画的时代，要坚定信心！
这样，203mm舰炮将是鸡肋，而且从研制难度与制造费用上，它远比152mm大且贵。所以人民海军近期要研制的舰炮口径就大致确定了。至于未来要不要用这种大口径舰炮作为海军支援登陆作战，想得太远了吧？
当然，基于同样的陆海通用的原则，张汉卿不会选择152mm口径的舰炮，而是将直接使用155mm的陆炮上舰。
这样的好处，是海军可以直接享用陆军的既有成果，还能为将来三军弹药共享奠定基础。不是其他国家做不到，而是当各种型号的东东发展成了系列后，再想改就不那么容易了。
反而是中国，一张白纸好作画，可以从一开始就进行系统的整合。张汉卿可不愿意陪他们玩。庞大的中国，自己就可以自成一个体系，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两种几乎相同口径的大炮出现的原因，只因为历史的原因：由磅位制改向英寸制，英国的贡献。这就是谁最早建成工业社会，谁就拥有标准的制定权。
第846章 中国已经崛起
除了大炮，张汉卿还优先发展了必将惊艳军界的坦克。这个在一战中发明出来的战争怪兽，要到十年后才被大家所重视，也才开始大规模研究它战法。而张汉卿根据前生所得到的信息，在坦克的训练使用上别树一帜：集中。
t-20坦克经先后进行了多次改装和发展已经批量性投产，由初期的营级建制30辆，已经发展为300辆的庞大数字了。因为这是张汉卿的“私产”，所以在它的使用和编制上，张汉卿具有决定权。
张汉卿将这支庞大的装甲部队编为一个装甲师，并命名了一个响亮的番号：第一装甲师。
富于进攻的王文升为师长。这个卫队旅组建时打响第一功的骑兵连连长，经过几年的磨炼，已经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了。
他在军中的履历也很奇特：骑兵连长、骑兵团长、步兵团长、步兵旅长、步兵师长，直到如今的装甲师长，每一阶都是正职，成为人民军内的一个传奇。
装甲第一师脱离于8大军区的编制之外，以便于集中使用，把它作为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部队予以特别关注，并努力将这支部队的规模扩大化。
虽然张作霖等旧式军人对坦克的作战能力将信将疑，但是因为国家的工业、经济力量能够支撑得起这种投入，加之少帅的各种奇思妙想层出不穷，多见成效，因此也未做多大干涉。
这在坦克发展初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坦克为代表的装甲兵部队，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装甲兵部队还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兵种存在。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将坦克配合步兵作战的军事思想还在大多数军事理论家的脑海里扎根发芽。
只有如德国的装甲兵作战专家古德里安、英国的军事理论家富勒、苏联的朱可夫等是组建大规模的装甲机械化军、以装甲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投入战斗的作战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并将自己的装甲兵作战思想付诸实战。也造就了他们在战争史上的杰出成就。
张汉卿可不会再走他们经过十几年的认识和血的教训才换来的经验的老路。借用英**事理论家富勒的一句话：“由于坦克能比步兵以更快的速度运动，为了在战争爆发时能夺取主动权，就必须在平时保持足够的机械化部队，以备战时迅速动员，…把坦克与步兵结合在一起就好比把拖拉机与马连在一起。要求它们在火炮协同下作战是荒唐可笑的。”
他以少帅之尊，亲手打造了这支钢铁部队，并努力将装甲兵作战理论传授给国防大学的学员们，以培养现代战争的接班人。
张汉卿在装甲军部分团以上军官培训大纲上定下了他的这个独特的军事构想，即后来最为突出的成就“纵深进攻”战役理论，这种纵深进攻战役理论正是以拥有大量的飞机、火炮、装甲兵等机械化部队为前提的。
纵深战役的主要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对敌人整个战术纵深进行突击，以突破敌人正面；第二项任务是立即将机械化部队投入突破口，该部队在航空兵的协同下应向敌整个战役防御纵深进攻，直至消灭敌人集团为止。
简单地说，就是突破、突破、还是突破。
日本因为工业能力的限制，在坦克的发展思想和动作上更慢一拍：1925年才开始研制，到1929年组建部队，但因为同样的原因，终其二战，坦克日军吨位小，装甲薄，行动半径小，火炮也很落后的特点显露无疑，根本没有在战场上发挥多大作用。
这种“薄皮”装甲车对付手无寸甲的中国抗战兵还凑合，和苏联一打就原形毕露了。
比较眼界渐开的中**界，日本陆军们不太欢迎坦克之类的新式武器，除了迷信精神万能之外，日本陆军的组织构造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陆军最强的组织是联队（团），因为除了近卫师团外，其余师团的联队都是所谓“乡土联队”，在联队里谁都得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要不然放个屁就臭回家里去了。
联队长（团长）可是当地一大土豪劣绅，就是在太平洋战争最后的日子，你要是认识联队长，照样“召集书”不会寄到你家来。怎么样，够邪门吧？
联队长们可不喜欢坦克。他们喜欢什么?喜欢马。坦克对他们来说无利可图，造坦克是工厂的事，订购坦克是参谋本部的事，坦克的燃料也是统一供应的——没有猫腻。而马呢？马的饲料可是一笔大买卖，在哪儿买，买多少，里面猫腻大了去了。
当上了战车联队长是没有办法，普通联队长对坦克一般是敬而远之的。日本海军是上层**（一战前订购军舰的“西门子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而日本陆军则是从中层开始就**了。
在迫击炮方面，中国步兵营主要装备的60毫米炮与日军的同类武器性能相当，不过日军大量装备了50毫米口径的**式掷弹筒（一个中队有6具），日方具备一定近战火力优势。
不过日本的掷弹筒，滑膛的完全靠蒙，老兵还有一定的精度。但前提是多年训练，而且敌人压制火力少，能够从容发挥。既然人民军野炮开始装备到团一级，那么从火力上，要看师属炮兵的威力；在攻坚上，人民军占绝对优势。
从火炮数量上看，中国一个师拥有各型榴|弹炮54门、野炮54门，共108门火炮。同期日军一个师团只有54门山炮或野炮，其换装105mm口径大炮的频次和规模都没有中**队高。
而且张汉卿铁了心是以军级与日军师团比较，则大炮数量上升为378门，重火力的差距即为7倍强。
日本甲级师团28200人，乙级师团24400人，丙级师团只有15500人，至于搭班子组成的丁级师团就没有比较的必要了。人民军1927年整编的军有50059人，以日本甲级师团来比也是2倍，中国大优。
以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再组建100个这样的军亦不是难事，但是日本就不敢说此大话。所以单以陆军人数、装备上的优势看，中日也不是一个档次。
重兵器如此，单兵装备，中**人比较日军也不逊色。
日军主要使用6.5毫米口径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它具有精度好、射程远和枪身长利于白刃格斗的优点，却也有口径小、杀伤力差的弱点。正史上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在上世纪20年代曾一度仿造该枪，部队拿到后却反映其杀伤力小而不喜欢。
从清末起，中**界大都看中德式7.92毫米口径枪械。历史上最早大批量装备的步枪便是毛瑟枪的改进型----“汉阳造”：1935年南京政|府根据德国顾问建议，以德式kar98毛瑟步枪为标准统一全军，除外购外在国内仿造为“中正式”（连同kat98一同称为“七九”枪）。
此种枪在二战中也一直是德军主要装备。
参加过抗战的老人大都知道，“七九”枪的伤口进去的眼小，出来能带出一块肉；6.5毫米的“三八大盖”不仅口径小，且因弹道设计缺陷造成“进去多大眼，出来多大跟”。当时人们戏称：“用三八枪打中鬼子，过几天鬼子又回来了”、“三八枪打中抗日战士，养几天伤继续抗日”。
日军也深感三八枪威力小，到1939年时终于研制出7.7毫米口径的九九式步枪，性能与德国kar98式相当，却因生产能力所限，只优先装备关东军和后来的南方军精锐师团，中国关内战场的“支那派遣军”还多继续装备“三八”式。
此一时空，毛瑟步枪提前成为人民军步兵标准枪械，在对日比较单兵武器上先下一城。在作为轻武器支持的机枪上面，人民军主要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通用德式7.9毫米弹）性能也远好于日式的称“歪把子”机枪（大正十一年制，即1926式）。
原因是日军的这类机枪供弹不畅，加上通用的6.5毫米子弹杀伤力不足。在重火力方面，日军的重机枪为九二式，使用7.7毫米口径子弹，耐寒性好，缺点是靠弹板供弹操作不便且易卡壳；
而人民军对使用马克沁式重机枪十分有心得，认为其除需水冷这一麻烦外，可靠性要优于九二式。
综合来看，日本陆军已经被中国拉下一个档次。这是中国重陆轻海的国情决定的，也是现实的需要。没有陆地的稳固，何谈海防？
当然，日本没有看得起孱弱的中国，在亚洲近邻没有一个有拿得出手的陆军实力，是其不重视陆军装备发展的原因之一。而当面对英美等海上强国时，他便与时俱进了。这说明，对手的实力真的会影响你的水平。
除猪一样的队友会拖累你之外，羊一样的对手也会让你的狼性下降。
从数字的简单对比也能看出，当昏睡的中国被人民党武装到头脑时，焕发的力量是何等的惊人！一海之滨的中国已经崛起，诸君为什么还用老眼光看问题呢？
第847章 敢为天下先
后发，需要制人的能力；先发，需要领先的优势。
在从奉系入主北京的三年间，不知不觉中，中国的陆军数量及装备都已经在不声不响中跃升亚洲第一。曾几何时，无论是张作霖还是张汉卿，或者奉系的任何一人，都不会想到，人民党、人民军的壮大会如此之快。
在张汉卿的前瞻性的超前意识下，以人民党|领导的政|府有效地挖掘了国家的潜力，并把社会闲散资源有效地运行起来，从而让国家焕发青春的气息。
中国的潜力是巨大的。这种依靠指数式增长的工业能力和经济发展带给世人的是惊喜。从奉系开始发展到现在，是它的“黄金十年”。
巨额的投入及近似抠门的扩大再生产政策使得中国财政在小心翼翼维持必要而有限的国防开支后开始反哺军事。在“田中奏折”诞生的当月，中国国会参议院就通过了政|府提出的把国防投入增加一倍的决定。
看起来中国有这么多的陆军，但是想到中国有这么多强敌环伺、有漫长的海岸线需要把守，被欧美日“惊诧”于保有如此之多的军队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海军力量的薄弱，基本上处于有海无防的地步，敌人凭借强大的海军可以在任意一个地点登陆。因为交通状况的限制，东南、华东、华北与东北几个方向还不能够实现快速的互助，这样，在任何一个方向上如果不能够有一定的防御能力，都会让国防动荡。
东北将是抗日的第一线，所以常驻6个军。它们不但要有吃掉关东军的把握，还要警戒从朝鲜支援的日军，还有漫长的中朝边界----有好几个地点都是“事故多发地”；
北京军区主要面对渤海方向的来犯之敌。历史上列强大都是从海上经天津进入的北京，又是首都中枢，5个军只能算勉强；
济南军区担负着前出支援华北的重任，又要把守北方最重要的海军基地青岛----这里也是列强“喜欢的”登陆地点之一，因为在北方，这是为数不多的好军港之一；
南京军区不用说，既要对在上海的毒瘤“公共租界”有一定的约束力，也要在战时保护重要的长江水道安全，防止腹心受扰。以上四个军区分掉了中国最强的五个主力军，是第一线的屏障。
广州军区距离其它几个军区都太远了，交通又相当不便，目前除京九线外，能够方便进出的途径只有海上了。
所以张汉卿把华南舰队放在这里，总的战略思想是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将放弃海南，以香|港为依托，死守广州湾。因此这里虽然放了4个军，但基本上没有三五个月，没有部队可以支援它。
其它的兰州、成都两军区各3个军，独自负责两个方向，作为国家战略预备队的为武汉军区的4个军。也就是说，中国在东、西、南、北任一方向可能部署的军队，最多只有10个军50万人…
完成了陆军的补课，中国开始有精力在海军身上花钱了。
兴建铁路缓不济急。从最近的武汉到广州，用火车装运一个步兵师到前线需要15列火车，在中国目前的运力条件下，这相当于用掉半个月…
御敌于国门之外才是正解。处处在海上设防，不如建造一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舰队。不过鉴于财力有限，中国海军采取“小步快跑”的方式，三大舰队虽小而全，现代舰队该有的东西，中国都算有了。
三个潜艇司令部在最早的各一个大队3艘潜艇的基础上，分别各增加了一个大队。相比较不靠谱的薄弱海面力量，它使中国第一次拥有相对的攻击手段。
海军航空兵年补200架水上飞机的规模使渤海和长江两支舰队有机会扩充为各有3个大队的大单位----联队（师），分别为第1、第2水轰-1联队。华南舰队此时只能作为第二梯队，但也装备了两个中队及两个侦察中队。
第4、第5、第6驱逐舰队也搭起草台班子。前者为4艘能上得了台面的“九江”级驱逐舰，放在青岛；后两者都为15艘“汉口”级炮舰，各由1艘“九江”级驱逐舰做旗舰。
没办法，这种已经显得落伍的驱逐舰只能小批量制造，既是给造船厂练经验，也是先作为海军学员实习之用，所以年产量只有2艘。
算起来，中国连续两年的军费不低----从取得国会控制权起，民国政|府加大了军事工业的倾斜力度，财政拨款也首次达到了3.9个亿。
即使这样，还仅仅与日本同期的军事开支相平。不过日本重点投入于海军，像其陆续下水了“凤翔”号、“赤城”号、“加贺”号航母等，就远远不是中国可以想像的了。
就因为如此，反成就了中国陆军的辉煌。张汉卿有理由相信，即使日本奋起直追，在国家经济状况与中国相比越来越远的这个时候，也绝不没有机会追上了。而且日本要冒着削弱其海军投入的风险----众所周知，日本海军是其称霸亚洲的支柱。
在中国陆军放慢了脚步的时候，钱并没有乱花，这就是张汉卿对于军事跃升的前瞻性考量了：有限的钱，能否花在刀刃上，是中**事力量在短期内能否追上列强的晴雨表。
所以空军值得大书特书了。
继水上飞机“甲型i号”改进版的“水轰-1号”服役和陆上飞机“歼-1”服役以来，国家对于飞机的资源投入越来越大，这其中有国力增加的原因，有军事战略的考虑，也有国外支持的因素。
年中的5月21日，美国航行家查尔斯-林白驾驶单翼机“圣路易精神”号首次完成从纽约到巴黎的不着陆飞过大西洋，历时33小时39分。
当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还在为这个壮举惊叹、法国人还在拥抱目中的英雄时，一些人可能只是把他的成绩看成是挣钱的绝技飞行、羡慕其获得的奥特洛奖及2.5万美金时，另一些人却从中看到了机会。
商人看到了航空事业和空中旅行事业的未来正酝酿着腾飞，飞机设计人员开始研发航程更远、载重更大的飞机以使更多人有机会翱翔蓝天，而张汉卿已经清楚地明白：大航空时代已经来临。
在他的努力下，中国航空紧紧地抓住了世界的潮流，尽管处在引进、仿制的阶段，但那是因为工业的差距。世界对于飞机的军事作用还没有形成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在对中国武器禁运时，于飞机的引进却没有置喙，这让中国有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