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3章 借鸡生蛋
从穿越的那一天起，张汉卿就在思索如何使中国的战略利益最大化。当然，在起初，他的重心还是放在国内，放在如何使奉系强大。自从直系败退，人民党|领导中国已是时间上的问题了，他的心思已经扩展到海外，那风云诡密的国际局势才是他的最爱。
掌握大势就是好，他知道那场让全球洗牌的大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也清楚地知道酿成这一大变的每一步、每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是绕不过几个大国，只是当事国谁也不会有他这么清晰地知道每个决策最后的演变罢了。
《凡尔赛和约》带给德国人民的是耻辱和不忿。和约在军事方面对德国的限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德**队不得超过10万人（不超过7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其中包括士兵、军官和非战斗人员。
德国总参谋部被取缔，并且废除德国的普遍义务兵役制；
禁止德国在院校以及射击、运动和旅行组织进行任何军事训练；
禁止德国拥有重炮、坦克、潜艇和军用飞机；
允许德国将来拥有一支海军舰队，但是只准有6艘袖珍战列舰、6艘轻巡洋舰和12艘加强雷击舰；全国海军不得超过15000人。
一句话，德国没有力量作任何的反对，胜利方连德**事的潜力也一并扼杀了。
协约国成员们为了防止德国死灰复燃的限制很毒辣但也很有效，如果不是有卓约的西克特总参谋长的话，德国基本上就会在军事上废掉，再多的希特勒也没有用。
对高贵的容克贵族来说，德国并不是被战败的。德国投降并非由于在战场上的重大失利，而是国内工人的起义，所以任何一个有血性的德国政治家和军人都不甘心接受这种屈辱。
法国福熙元帅也知道这样的制裁不会熄灭德国人内心的战争企业，反而会激发德国人民的愤怒，从而重新引发战争，所以大声疾呼“这不是和平，而是一场二十年的休战”。
但是战争结束了，作为军人的影响力已经远逊于政客，他的话并没有人听，或者是听到了但没有理会。
可是张汉卿非常清楚德国人的心态。在此前已经与德国政界、军界私下达成了很多对中**事发展有利、对德国保持军工研发能力也有利的双赢协议。这些协议正在陆续变现中，可是他觉得进展还是太慢、程度仍需加深。
“五卅”事件中英国人的傲慢和日本人的见隙插针让他慢慢修正之前的一些观点，中国与日本已无法调和，与英国等列强也越来越在重要的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比如事关中国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缺少对他们有制约的东西。
最迫切的是大口径大炮，至少要保证陆军在与其军舰的对抗中不落下风，或者有制衡的手段。黄浦江上的那次炮击虽然振奋了国人的气势，但运气的成分居多。
以当时的情况，虽然中国炮兵能够把那艘“加得夫”号巡洋舰甲板上的东西扫光，但无法贯穿装甲是事实，也有能对其造成致命的打击。如果不是舰长梅格上校的死让他们战意全消，中国极可能出现百姓死了、炮兵被反打了、英舰从容退出黄浦江的被动局面。
其它的还有潜艇、大吨位军舰、飞机等武器，但这不是张汉卿认为最重要的。人才、观念以及扶持一个能够比正史上更能威胁欧洲的强大的德国才是他的出发点。他回顾了列强对德国的军事能力限制后满怀激情地说：
“中德都是陆上的大国，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事情是保持一支强大到让敌人不敢正视的陆军，这是我们复兴的希望。由于人民军是一支新生的军队，对于现代化的战争缺少经验，无论从技战术还是单兵素质、后勤保障以及训练上与世界强国都有一定差距，这一点经历过大战的德国同行有能力给我们最好的帮助。
所以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派出足够多的军事人才担任我们团以上军官的训练工作，包括作战、技术和指挥，现在的一个顾问团太少，我们至少需要一千名以上，时间至少要一年。
这对德国保持战斗力也有好处。我知道你们是把士兵当军官来培养，下级军官当中级军官来培养，也理解并佩服把士官当军官看的明智。不过，真正合格的军官是在真正带兵中获得的，我们向你们提供这个舞台！”
德**队在二战中的表现举世瞩目，其士兵虽然没有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意志，但是只要以军团或集团形式出现，那就是一架稳定运转的战斗机器：
每个士兵都可以忠于职守，从上到下，指挥顺畅、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或者是多军种协同作战，整体战斗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无出其右的。否则，它也不能吊打号称世界陆军第一强的法国，征服欧洲，以一己之力独抗美苏，纵使败亦灿烂。
人民军出自奉系，只是在政治工作和编制上是张汉卿的独创，其兵员将官、作战手段及指挥系统依然与奉系或国内其它派别的军队差别不大。
虽然战斗力相较突出，但由于扩充太快，又多是各地降兵或就地征召而来，除几支比较精锐的军队保持了较强的系统性，其它的打打军阀还行，要和列强比就差的多了。
现代化军队不是简单的人头聚集，它包含诸多兵种的合成，有诸多高技术的武器如机械化装备、空地协同等，对于团体配合有极高的要求。
同样的武器，在不同的战术和组合下结果会有天壤之别。人民军军官的选择经历了多种渠道，虽然张汉卿一直把文化教育作为重中之重，但仍然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很难具有职业化的水准，思想仍然停留在旧式的作战方法上。
此外，很多新式武器需要官兵的文化程度要高，特别是一些技术性兵种，如炮兵等都在急速地扩充，但是所招募的兵员良莠不齐，很难发挥出炮兵的威力；他极为重视的参谋队伍，虽然大多从基层指挥员提升而来，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但对于如何做好参谋工作就显得差强人意。
而德**官团制度的成熟和有效在世界上都是出名的，在德**队盛行一句话：“聪明懒散的人适合当司令，聪明又勤快的人适合当参谋。”其参谋人员完全把军队日常工作接手过去，让各级司令官能够腾出手来研究战略性问题，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各司其职。
像冯?西克特把10万德国兵看成德**队的精英，所以德**队在追求质量的进程中是无情的。一大批参加过一战的军官和士兵因为达不到西克特的考核标准，而被提前退出现役。
西克特的参谋部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新兵的招募和训练上，每一名士兵都由基层单位的指挥官招募，入伍前，指挥官要通过询问当地警察、教师、地方官员等手段仔细考察入伍新兵的品格、学历、身体素质等，基层军官还决定入伍新兵的兵种----步枪手、机枪手、炮兵、狙击手等等。
军官的筛选更为严格，德军每年只招收250名军官，军官的最低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高中毕业是当时相对较高的院校教育水平。西克特要求所有现役军官都必须在业余时间拿到高中毕业证，否则不论有多大战功，都会被提前退役。
德**队的军官降级率也是最高的，1923年为4％，1928年为8％。军官如果不胜任领导岗位，很快就会被替换，并被降级或撤职。
军官的提拔和晋升也非常严格，军官晋升靠的不是资历，而是优良的表现。1923年每一个现役军官岗位有15名申请着，到1928年达到20个。这些申请着大多数都来自预备役军官队伍，他们和普通军官一样接受训练，到1926年有40000名合格的预备役军官等待加入现役。
这些军官将是希特勒发动战争的中流砥柱。
张汉卿希望中国人民军成为这样的虎狼之师，这些是他想在目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大有作为的基石。
德**界对张汉卿的提议非常感兴趣。
让一个要培养成班长的士兵对着8个甚至列多的竹杆喊话肯定远不如对着真正的士兵有意思得多，也能真正看到成果，即使语言不通。而张汉卿让人民军各团级组织聘请德**官担任顾问，实际上是放手让德国插手中**队的管理，这种信任是不一般的，毕竟团级是承上启下的组织。
而中国更放开空军让德国飞行员接受飞行训练，直接聘请高级技师担任各兵工厂、武汉造船厂的总工程师让德国保留并发展更多的高端人才，确实是一件双赢的事，所以双方极有默契地达成协议。
在1925年年中，德国陆续向中国国防大学、陆海军各指挥院校派遣了超过500名教员，向人民军部队派遣了超过3000人的军事顾问，其他的技师不计其数。
得益于德国人的严谨，中**队的训练和战斗能力的提升上了一个大台阶；而德国人亦在相处中深深地感受到张汉卿对于未来战争的一些独创性和预见性的观念和战略准备，受益匪浅。双方更在长期的相处中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也为更进一步的合作关系打下牢靠的基础。
中国和德国携手迈向强大。
第744章 道威斯计划
军事是以经济为底气的，现代国家经济的强大与否，与工业能力息息相关。即使德国用借鸡生蛋的方式在中国保有其最先进的武器研发，没有强大的军工能力，单靠几件先进的武器而不是成千上万件成规模的武器是成为不了大国的。
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
由于一战并非在德国境内进行，所以即使战败，它还保留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有素质的工人队伍，关键是其国内上下普遍对战败及巨额的赔款憋着一口气，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有复辟的风险。
当德国财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已无力偿还协约国的赔款时，英、法等在德赔款问题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了：法国坚持要钱的，英国怕把德国逼急了倒向苏联一边。
当时法国主张竭力削弱德国，甚至让德国一蹶不振最好，以增强自身实力，与英国争夺欧洲霸权。巴黎和会后，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就说：“德国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在其内部也有“烧毁柏林、吊死对方将领、并索要莱茵河畔的大片土地”的叫嚣。
英国为防止法实力过于膨胀，坚持一直以来的势力均衡策略，不主张过分削弱德国，以牵制法国。
美国的企图与英国基本相似，都是不愿意看见法国的强大，因此默许德国崛起。
德国的政界对此心知肚明。中德之间如此密切的军事互动，想让外界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根本不可能，只是牵扯面很广，而人民军加强陆军的作法并没有扯疼一贯重视海军的英国的眼睛。
英国不说，法国说了也不管用，此外他们都不愿意中国因此而倒向苏联的怀抱，所以对此半睁着眼。
战胜国之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德国的工业能力，是因为英法意等国还想着从一个经济没有破产的德国获得战争赔款，一个处在欧洲腹心、贫困潦倒的德国可不是周边国家的福音。
但是对德国的压榨已经让其经济失去了活力，急需输血，不过已经被打残了的欧洲无法担负起这个任务。相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欠美国的战债共达103亿4千万美元。其中英国为43亿，法国为34亿，意大利为16.5亿美元。
虽然《凡尔赛和约》规定英、法等可以从德国得到战争赔偿，但因为同时要偿还美国的债务，所以他们主张将赔款和战债问题联系起来讨论，有点像连环债的调子。
所以在1920年5月，英、法两国政|府首脑发表声明，主张同时一笔勾销对美国的战债和对德国的赔偿要求。这是他们的小算盘：美国想让我们放弃对德国的索赔，那我们的债务是不是可以也一笔勾消呢？这个时候，美国没理它。
德国金融已经垮了，但是他们两国没垮啊？兄弟归兄弟，账还是要明着算的，山姆大叔不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杰出代表，谈起钱来是门儿清。
这样，英法只能转而压榨德国，但德国政|府也决心止损，因为要求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是使用德国金马克计算的，所以政|府便放任金马克在1920年开始的贬值----毕竟每贬一分，国家就少一分损失么。
德国马克疯狂贬值，到后来赔款即使全部偿还，其实际价值也没多少。与其在这种情况下拿到一笔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的款项，还不如送个人情给德国，这是美、英的考虑。
出于对欧洲各国风起云涌的**运动的恐惧，他们也担心德国由于战争失败、德皇倒台、经济崩溃、在欧洲率先出现一个**的德国，才有暗中扶持希特勒上台，打击**，进一步向东遏制苏联的阴谋。
18、19世纪，欧洲人的思想曾唤醒和激励过美国人和俄国人。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欧洲人正在别处寻找领导者、寻找思想。
数百万死伤的人和城乡冒着烟雾的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如果不迅速给他们以出路，巴尔干半岛将再次让欧洲动荡。
1922年8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向法、意等六个协约国发出照会——即著名的“贝尔福照会”，提出英国“准备放弃对德国赔偿的一切未来权利和对战债偿付的一切要求。只要这一放弃成为一项使此重大问题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的…总计划的一部分。”
言外之意，是要求美国一同作废弃战债要求的努力。
美国同样没有回应，不过已经对这个问题思索了两年了。到12月26日，法国操纵的巴黎会议决定对德国实施制裁之时，29日美国方面发出了“参与”的信号。
这一天，美国务卿查尔斯?艾文斯?休斯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对美国历史学会发表重要演说，指出应由一个“公正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来研究德国的赔偿问题，包括对德国的偿付能力作出新的估计。并且表示，美国公民将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在1923年1月11日法、比军队占领德国的工业与经济重镇鲁尔地区后，英、法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德国也停止了对英、法等国的赔偿。
乘此机会，10月11日美国总统柯立芝对报界声明，表示休斯的纽黑文演说所表述的立场仍然有效，同时也反对将战债与赔款联系起来讨论。
即债务是债务，你们该还的还是要还，不过要看我怎么说；赔款是另一回事，德国欠你们的，就最好不要再咄咄逼人了吧？
英国也赞同组成专家委员会重新讨论德国的赔偿问题。为了迫使法国就范，英国联合美国对法国施加各方面的压力，致使赔委会于1923年10月15日在巴黎宣布c﹒g﹒道威斯和欧文﹒d﹒杨格为调查德国财政情况的美国专家，后组成了道威斯领导的专家委员会。
“道威斯计划”是道威斯高超的经济、政治才华的结晶之一，也是一战后美国迈向“独立的世界主义”政策的重要一步。
1921年3月4日，共和党人沃伦﹒g﹒哈定就任美国29任总统，并宣誓美国决不卷入外国的纷争。4月12日，哈定又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说，美国“将不参加国际联盟”。但同时，这位总统又保证，他的政|府将与那些想组成一个他认为非政治的国家联合体，以及想使惨遭蹂躏的欧洲国家复兴的外国政|府合作。
这就是说，哈定政|府的所谓“不卷入”和“不参加”，不过是要以美国的方式对欧洲施加影响罢了。
因为他们知道当时美国还不具备控制“国际联盟”的“能力”，但也清楚美国已具有的影响力，不参与欧洲事务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威斯计划”产生的美国大背景。
美国对欧洲特别是德国事务的插手并非政治染指，而是经济介入，更确切地说就是采用了一种由政|府制定政策、由非官方的私人代表执行的官商合作的经济外交方式。
从形式上看，“道威斯计划”只是一份报告和计划书，其内容是对德国金融和经济的考察结果及据此提出的解决方案，至于它的批准与否和具体执行，美国不承担任何责任。
从美国的政治背景来看，当时美国受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影响，在原则上是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就是不加入任何形式的联盟、不卷入任何国际纠纷，但这并不意味美国没有政治野心，它只是不想承担义务而已。
在这个角度上看，“道威斯计划”是符合美国一贯遵循的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外交原则的。
作为解决德国赔偿问题的方案，“道威斯计划”的产生及其得以实施还有更具体的背景。
众所周知，“计划”不仅结束了德国经济的混乱状态，解决了德国继续赔偿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而且也使美、法等围绕德国赔款问题的矛盾、斗争以及相持状态得到了大大缓解。
再一个问题就是20年代德国对协约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和战后协约各国对美国的战债偿还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道威斯计划的执行，对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24～1929年德国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获得外国各种贷款却有约210亿金马克。直到1928年德国声称财政濒于破产，无力执行该计划，在1930年为扬格计划所取代为止。
因为张汉卿在德国落魄时的雪中送炭之举，以及中国此前毅然决然地与德国建立的非同一般的友好关系，德国在工业发展时更多地把经济政策倾向于中国。
除了积极完成与中国的各种形式的以物易物的交易外，在“道威斯计划”开始后，德国积极向中国融资，参与中国许多战略物资的开发，在西南地区支持建立了许多厂矿企业，并输出了先进的德国技术和管理经验。德国人严谨的作风，让中国受益匪浅。
另外，由于中国国内工业能力的迅速提升，而国内的消费能力远远不足，如果产生出的大量初级产品没有销路，会大大束缚经济的腾飞。
虽然限于种种制约，中国无法从德国直接取得现金的收益，但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让中国产品得以行销海外，出口部分德国消耗了其中半数以上。
由此在1920年代，中国也度过了工业发展的最重要的瓶颈阶段，缓过劲来。
第745章 德国的愤怒是中国的福音
对欧洲来说，“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客观上有利于欧洲经济的恢复。
在经济学上，资金的流动性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美元转了一圈棗它以贷款形式流入德国，然后以赔款形式从德国到了债权国手里，最后又以还债形式流回美国。就在这样的周转中，各国经济被注入了新的血液，得以重新恢复经济生产。
同时，由于战后美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德国和欧洲，美元逐渐成为世界性货币，更是成为德国货币稳定和预算平衡以及支付赔款的主要支撑物。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如果美元出现信用问题，则欧洲各国都将受牵连。
这也是此后以纽约股票市场大崩盘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欧洲、同时使德国马上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在各大国种种考虑之下，一战没有伤害德国工业基础，相反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大量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没有在战争中受到损失。一战、二战中间这段时间，英法没有在技术上获得超越德国的明显优势。
在军事上，一战之后德国建军思想先进，训练严格，军队战术指导思想远远超越了英法各国。
不过在经济上，由于超级恐怖的通货膨胀让德国人民的财产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全部变成了无产者。这种军事实力与经济状况严重不对称的现实，不出妖蛾子才怪。
一张白纸好作画，财产的急剧损失客观上也刺激了德国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寡头为遏制德国国内**的发展，并攫取巨额利益，在早期也给了希特勒政权大量财政支持。
德国是“道威斯计划”最大的受益者，来自战胜国的资本为濒临绝境的德国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使其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为它在政治上重新走入西方大国的行列和进一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打下了基础。
到1929年，德国重新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对比。
赔款本来是协约国对德国的惩罚方式、本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一次勒索，结果反倒无形中使德国重新崛起，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
不过，对普通的德国人而言，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占了便宜。美国人提出的这个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德国普通老百姓的福利，而只是想着如何保持德国的经济不致陷入绝境从而使战败的赔偿成为一句空话。
曾几何时，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皿煮愿望和期望的骚动。1918年12月，当威尔逊踏上欧洲血染的土地时，广大民众以发狂的热情把他当作“人类的国王”、“救世主”、“和平王子”来欢迎。他们贪婪地聆听着他的有关和平和安全的远景规划。
但是一切都停留在纸上。
根据《凡尔赛和约》的领土决议，德国领土减少了八分之一，人口减少了十分之一；
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自普法战争以来一直为德国所占领，现在归还了法国；
和约又规定，建立莱茵非武装地区、阿尔萨斯转交国际联盟管辖15年；
德国承认恢复独立的波兰，并且归还上西里西亚的部分属于古代波兰的土地；
格但斯克市及其毗连区变为国际联盟保护的自由区；
《凡尔赛和约》还规定，德国必须严格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并且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
尽管波兰几百年来被侵占的土地还有10万多平方公里仍归德国所有，但是这已经不能安抚咬牙切齿的德国了。
德国怒目注视《凡尔赛和约》，只要有一线可能，就要作百倍努力。
俯瞰整个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那样蓬勃发展，并有现实的军事威胁，和对吸收军工能力的热情。这也是张汉卿能够审时夺势，大力吸收到德**工力量的原因之一。
在中德关系的蜜月前期，中国已经肩负起储备德**事力量、并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的重任。
只要看一眼“道威斯计划”中有关国家应得的赔款比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会产生那么广泛而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了。
德国要偿还各国债务的比例是这样的：法国百分之五十；英国百分之二十；意大利百分之十；比利时百分之八；日本百分之零点七五；葡萄牙百分之零点七五；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共百分之六点五。
战争过后，倒大霉的还是老百姓。德国的中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还不起债务的穷苦平民如哀鸿遍野。起初德国政|府还是很认真地在履行战败国的协议，准备按照“道威斯计划”对经济进行彻底的修复后还款，在这一点上，德国人的契约精神还是值得赞美的。
就张汉卿对历史的研究，如果德国没有发生巨额通货膨胀，并且全额支付了战争赔款，将从此一蹶不振，沦为波兰、捷克一类的二流国家，那最大的收益者是法国，同时最大的受损者就是英国。别忘了，在德国崛起之前，英法可是世仇。
所以，德国的崛起是符合当时世界第一列强英国的最高利益的，进而，英国后来一直对德执行绥靖政策也就可以理解了。从这一点来说，希特勒敏捷地抓住这个机会争鼎并能够进一步壮大和形成二战初期巨无霸局面，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不过现在与中国密切的合作中，他们从中国身上找到了灵光。
中国的庚子赔款在张作霖政|府上台之后就没有付过，后来经过一系列斗争，后继部分以投入教育的方式反哺给中国，算是国家的一次重大胜利。德国有没有什么办法如法炮制呢？
张汉卿是德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为朋友分忧是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在和德国大使会谈时只用一个浅显的暗示就让困扰德国政|府很长时间的经济问题豁然开朗，他的办法是继续用货币贬值的办法“赖账”。
德国政|府中历来不乏世界级的战略家。在敏感地觉察到民意和20世纪世界政局可能的变化后，德国上下存在着一个观念：“道威斯计划”是战胜国套在德国头上的一根缰绳，陪着它玩，德国永远不会再次崛起！
事实上德国之前已经在做了，只是当时是无心的。现在，有张汉卿支招，它们能把这个办法用到极致。
工业品、粮食都要作为赔款或者美国贷款利息的一部分交出去，德国在工业繁荣的表象之下其实是虚弱的国内消费水准，颇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感觉。
“道威斯计划”只是尽可能地给德国政|府和德国人民一个生存的空间，而想源源不断地攫走大部分的利润。怎么把好处留在国内呢？
张汉卿有办法。
他在不久后和德国副总理率领的经贸代表团座谈时委婉地提醒说，中国准备了一个庞大的基础经济建设，将会把大量的资金用于交通运输、机场、港口、桥梁、通讯、水利及城市供排水供气供电等设施上。
它的好处是可以稳健又长期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并解决就业问题，缺点是短期内无法有相应的收益。
唯恐我们的德国客人听不懂他的言外之意，他还特意强调说：“这些东西既实用又搬不走，资金链还不敢断，否则将血本无归。因此要和德国朋友好好筹划，吸取经验。”
德国的基础建设要比中国强太多了，对它的作用也深有体会。以铁路运输为例，在1914年，德军在西线利用13条铁路仅在10天内将160万军队运送完毕。凭借鲁尔工业区的无数厂矿企业，德国能在两线坚持数年的战争，并几乎在东线打垮了庞大的俄国。
当然他们不会傻到和中国炫耀曾经的丰功伟绩，他们只明白了张汉卿的暗示：把美国人的钱用在这些投资大、见效慢但对国家会有长远正面影响的项目上。这些投入基建上的钱只会落实在地上，谁也拿不走，欧美列强还需要对并不见起色的德国经济予以输血。
张汉卿认为几年之后世界经济会有一次大衰败，随之带来的是世界政治局势的大变革，到时候大家自顾不暇，谁还有心思追究德国政|府的违约行为呢？
在金马克大贬值中已经尝到甜头的德国同行对此心领神会，即使不发生经济危机，他们同样可以在届时让货币继续贬值以偿还贷款。那时基础建设绝大多数已经可以发挥作用，无债一身轻的德国可以轻车上马、一飞冲天了。
为坚定双方的相互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与德国签定了当时即蜚声中外的《中德经济发展互助备忘录》，明确了中德关系是“战略性的、不以第三国为假想敌的全面伙伴合作关系”。
协议规定，“德国技术人员在中国，无论是在指导、培训、课题研究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和中国人员据此所得到的关于技术方面的一切革新、专利、实践成果，中德均全面共享之”。根据形势，德国可以随时撤离其在华技术人员及资本技术。
这样，既满足了德国政|府对于技术延续性的期望，使其愿意向中国公开或转移其技术能力，也同步使中国获得明显的提升，中德友好，皆大欢喜。
第746章 人民战争论
相对于欧洲的动荡，万里之遥的中国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全力建设新中国，这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除北方埋头苦干的苏联外，别无分店。
人民党政|府的一系列对外强硬措施，引起了各大国的注意，各国都将中国视为新生的对手，并着意加以防范之。
居安思危。如果有人试图干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中国现有军事力量，能否抵御这种企图？换言之，德国有两个多世纪来最令人生畏的“军官团”----即现当代绝大多数军队总参谋部的样板，英国有著名的皇家海军，中国有什么？中国的国防战略是什么？
中外林林总总的军事家中，张汉卿比较佩服的便有拿破仑、马汉、杜黑、彼得一世、俾斯麦和毛爷爷，如果反面人物也能罗列，那就还有希特勒。他们的特长不在于军事，而在于用天才的政治敏锐性把握军事的变革或理论，从而在军事上达成同代人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在军事组织能力上，可堪纪念的便有堪称德**神的鲁登道夫和他的《总体战》。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20世纪初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水平提出的，对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希特勒及其将军们更是将此理论用于第二此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以巨大影响。
首先，鲁登道夫完全放弃了“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阵地”的作战指导思想。
他认为，猛烈的炮火可以消灭前沿阵地的全部守军，人被消灭了阵地也守不住，因此应该把部队撤到远离前沿阵地的后方，即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外，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这和毛爷爷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同一个道理。
其次，鲁登道夫还提出了充分利用炮兵优势，保持作战的突然性和机动性的新进攻战术。
在1918年3--5月的圣困廷----拉费尔、利斯河和维斯雷战役中，按照他这一战术思想，德军没有再重复过去那种先轰炸一星期后，进攻部队向前推进，进攻也不是排成长长的横队，而是排成短队和不规则的队形。
他们的任务是不论右翼或左翼出现什么情况，都因应尽可能向前推进，占领敌人的指挥所，切断敌人的联系。在发起进攻前才把部队拉上去，增加作战隐蔽性、突然性等等。
1925年立夏，在北戴河避暑的张汉卿在参考鲁登道夫在10年后才问世的《总体战》后，将其主要思想观点归纳为中国未来的国防战略，并在随后召开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郑重提出，其主要内容是他后来逐渐形成的“人民战争理论”：
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不仅战争已扩展到参战国的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员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但并非因此而否定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著名论断，不仅如此，应该在国家战略上考虑战争问题。
这里的现代战争，应该是政治上已经决定的基础上的全民动员的战争，而非由好战之辈左右政治----绝不能像后来的日本那样，由屁股决定脑袋。
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和不满分子。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精神。
当战争来临时，和平时期的一些皿煮守则可能会影响或者制约军事的发挥。为此，张汉卿早在宪法中就规定，一旦战争爆发或者人民党认为国内外局势有恶化到影响国家安全的时候，经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得以行使军管，此之条款，就是临时宪法中有名的《特别状态法案》。
在此种时刻，所有国家权力，将集中在特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手里；地方的权力，则集中在由各地常委会组成的军管会手里。
“国家安全|委员会”非常设，由人民党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负责警察、情报、外交、交通、财政、司法等部的部长组成，平时每年例行召开一次会议，或在紧急情况下由政治局|常委会提议召开，讨论现阶段国家局势及对未来国家安全形势评估。
只要被确定为战争或危机状态，“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自动接管国家一切权力，国会将自动转入休会状态。
届时将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发行银行置于中|央权利之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皿煮制度在战争时是不适用的，乾纲独断、临机处置才是王道。
国防军是抵御外侮的重要力量，要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张汉卿：我说的不是我！）。
由其来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彻其思想意志。
中|央军委、国防部关于军队之集中、粮饷器械之运搬储藏等事宜，平昔须为一切必要之处置。俾一旦临事，常备兵能完全利用，以作第一线之军队。
人民战争的宗旨，乃在于发动全体国民，平时即拥有保家卫国的理念，并经受一定的军事教育。这样，在战事仓促时方能够尽快应征入伍并在短期内接受并完成军事训练的任务，成为合格的兵员。
就在这一时刻，由蒋百里起草、张汉卿批准的《义务兵役制草案》正式出台。
此草案亦是一种教育方案，它的主体宗旨是示强与警戒：实行此方案的责任者，义属于全体国民。其民治方面远较军人方面为重，可以称之为武人之文化、文人之武化。不但让全体国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能从小树立起军事意识，摆脱束缚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儒家弱兵思想。
这个草案使得寓兵于民，全民皆兵不再是一句空话。有了完整的征兵体系，使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成为可能。
《义务兵役制草案》规定了全体适龄健全的国民都有义务参加各种军事组织：20岁到25岁为常备役，即武装部队，正式称呼为中国人民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自25岁至35岁为后备役，称为“预备役部队”；自35岁至45岁为守备役，称为“民兵”。
各省、市、县级政|府机构设立人民武装部，由党的同级委员会管理，作为本地区招募新兵及国防动员之机构。各人武部之正、副官长，皆由退役军官充任，负责本地区预备役及民兵人员之组织。
武装部队由军委管理，列入国家军事财政项目；预备役部队和民兵交为地方管理，其中预备役部队的军官，都由转业、退役军官充任；民兵则由基层乡村组织，主要由退役官兵就近管理。
因为军人的待遇远超同期各业，中华民国更规定了退役军人的安置办法----可以免费接受高层级的中等职业再教育、或担任地方公职，使军人社会地位得到极大增强。可想而知草案实施后社会上踊跃参军之风将居高不下，兵员素质的极大改善立等可期。
中华民国的常备役、预备役、武装警察部队，均为防卫国家之独立、攻击敌人之侵略而设。战争非由于防卫，则是一大罪恶，政|府竭尽调处手段，而相对国家不受调处，或调处不谐，至不得已而宣战，则此种战争始可谓为防卫的战争。
这一草案，凝聚了张汉卿对国家战略的思考，也使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百里感受到少帅对国家的前瞻性建设思想。这一“人民战争”的构想与其后提出的国防战略，一起构成了张汉卿军事思想的主体部分，影响着中国新一代军人。
对“人民战争”这一提法，无论是老奉系还是人民党系或是归顺系，都是非常赞同的。但是对于中国仍处于战争威胁之中这一点，人民军内部均有不同看法。绝大多数的高层都认为国家已经统一，外患已基本消除，政|府应该致力于发展民生。
只有张汉卿、蒋百里等人无比坚锐地指出：“中日关于关东州、台湾的问题迟早要发生一场大战，亚洲的政治、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决定亚洲领导权的中日之战迫在眉睫”。
对此一说法，即使是张作霖也不以为然。毕竟，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奉系人物们是真的想不到，正史上日本人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放胆与中国一战！
望着党内高层不解的目光，张汉卿反问道：“处在东北心脏的关东州对我国的国防战略造成怎样的影响和被动局面？诸位认为日本人会将关东州乖乖地交给我们吗？在亚洲，在目前，还有比我国更好的还能够吸引日本人眼光的地方吗？”
第747章 授勋
鉴于人民军已经是一支有着上百万人的庞大队伍，在成军过程中又掺杂进各种力量，老奉系又是在北洋军的基础上扩大的，那时的军衔授予相对任意，以至于经常在各地闹笑话。
为了安抚各地降兵降将，张汉卿也曾经接受了手下人的一些建议，如林蔚提出的高官少兵等，导致后来某些军队出现官比兵多的笑话。
此外，因为经过多次军改，老奉系军中的师长传统上都是中将，共辖有两旅四团。但在人民军中，师长先是中将后改为少将，因为“军”这个单位已经产生，并替换掉了北洋时的“师”的单位。中将军长成为标配，导致有的师长升了级，有的却降了级。
那些原来北洋时代的督军们，军衔也不相同，有中将衔的、有中将领上将衔的、有上将衔的。有些地方武装，出现上将军长、少将司令都不乏其人。他们很多人已经淡出于人民军中，但是他们与人民军后来的军官们的军衔有何差异，如何理顺相互之间的关系，亟需解决。
还有准将这个东西是舶来品，张汉卿在导入旅级海军陆战后曾引入这个军衔，但在试行一段时间后觉得鸡肋。他正想全面弃用这一职级，目前在人民军中，只有海军陆战旅仍有旅的建制，其它的都改为师团制了。所以在最终定稿后，取消了这一级别。连带的，是准尉军衔也同步撤销了。
军制改革势在必行。在德国顾问团入华后第一件事也就是吐槽这个，所以整军经武，先从理顺各级军衔开始。
《人民军军衔制度》已经定稿好久了，因为一系列的事情发生而迟迟未能全面落实，现在是实施的时机了。
毕竟，军衔对于增强军队各级官兵对于军事组织的忠诚度与荣誉感，跟上国外先进军队的脚步，并在军队中明确军中指挥关系、责任和相互关系，以促进军队正规化建设，加强军队诸兵种之间指挥、管理和保障的协同等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随着一批老将的即将退役，为了表彰他们对于创建奉系中华民国的功勋、安慰后来者，及时授予军衔显得越来越迫切。
关于军衔，张汉卿已经在充分比较中外各军和穿越前后各方对于其的认识而制定了尚算成熟的架构，在部分军队里试行后认为可以正式公布了。按照新的条例，人民军军衔共分帅、将、校、尉、士5等14级，其中元帅为荣誉衔，享有免予退役的权力。
大将为中|央军委委员的等级，基本上是人民军军委四总部、三军总司令、国防部的正职；
上将为正军区司令及四总部、国防部、三军司令部的副职；
在中将与少尉之间的军官采取职级固定相同的原则，中将军长、少将师长、上校团长、少校营长、上尉连长、少尉排长，所有副职包括政治干部比主官降一级军衔。所有军官职务的变动，应不以不低于目前的军衔为原则。
在士官中，上士为代理排长或班长、中士副班长、下士为技术兵员。
考虑到目前远未出现后世那种高科技比重较大的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考虑军士长的军衔。
在5月25日，人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颁发了元帅、大将及上将军衔，并决定在其后向这批党的高级将领阐述未来中国对于军事的发展纲要。
会议由张作霖主持，几位奉系元老全部出席，在此之前，八大军区司令也先后奉命赶到。多年兄弟经久未见，自然有一番热闹。
上午十时，授衔仪式开始。
首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是当仁不让的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作为奉系四位元老，他们名至实归。在这终生难忘的日子，孙烈臣带病参加并在佩上金色的国徽时郑重行了一个军礼。
在张汉卿作为少壮派、党和国家及军队的接班人身份戴上象征元帅殊荣的国徽并从张作霖手里捧回元帅节杖时，全场欢声雷动。
经过上海滩的一系列手段，他在军界中的地位牢不可破。不单单是他戎马十年的军功，还有他面对强敌时的血性。从此以后，他继少帅之名后有了少帅之实----民国史上最年轻的元帅嘛。
五位元帅之后，是11位大将。
他们都是在奉系崛起时屡经战阵或是跟随张汉卿创建人民军的忠诚助手：总参谋长韩麟春、海军总司令郭松龄、总装备部长兼空军总司令杨宇霆、国防部长蒋百里、总政治部主任姜登选、中|央卫戍司令汲金纯、武警部队司令许兰洲、南京军区司令马龙潭、武汉军区司令戢翼翘、总后勤部长米春霖、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武警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王以哲。
本来戢翼翘、米春霖、王以哲三人的资历都稍差一点，但因为他们是军委委员，按格要升一级；马龙潭则是大家都知道他其后就要退役，所以对他的当选报以善意的掌声。
这些大将的人选，充分兼顾了人民军形成的各个时期各人的职务、资历和战功。
其他的各军区司令广州军区司令于学忠、兰州军区司令邢士廉、济南军区司令于珍、成都军区司令万福麟都为上将。
大本营司令张作相的副手裴其勋也晋升上将，以表彰其在跟随奉系后的战功。
八大军区的另四位司令因为资历的原因目前都是代理，所以军衔均为中将；三军司令部和四总部因为创立时间不长，都是由级差较大的下级军官代理，所以此次能晋升上将的较少。
国防大学校长杨杰只晋升上将，他的问题同样在于在奉系资历太浅；国防大学教育长萧其煊，继张作相之后的原东北讲武堂堂主、现沈阳陆军指挥学院校长张钺等因为长期跟随张作霖，为奉系的人才培养立下汗马功劳而同样晋升上将。
远在新疆的建设兵团司令张宗昌也获得上将军衔，这让他乐得合不拢嘴。他一个大老粗，跟随多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却只有在跟随少帅后获得人生的荣耀，所以他对张汉卿充满了知遇之恩。
比他资历还老的奉系元老张景惠就没这么幸运，因为之前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同为兵团司令的他仍然维持中将军衔。
原秦皇岛舰艇学校已经改名为秦皇岛海军指挥学院，原校长萨镇冰水涨船高升为院长。他本身就是民国最早的海军上将军，资历甚至比张作霖他们还高一级，这次授衔，他至少应是大将。但他执意不肯，认为对人民军的贡献比身为沈阳陆军指挥学院院长的张钺尚且不足。
张钺只是上将而已，自己又何敢僭越？没办法，他与海军参谋长沈鸿烈同授上将，是海军中除郭松龄外军衔最高的两位。
空军则无人晋升上将。
除了兼职总装备部长的总司令杨宇霆，这是因为它的规模、对人民军的功劳都远远比不上陆、海军，这也让杨宇霆暗地里较上了劲：要大力发展空军，争取多出几位蓝帽子将军来----人民军军服空军为蓝色，海军为白色，陆军为橄榄绿色。
首批5位元帅、11位大将、18位上将各就各位后，张汉卿宣读第一批授衔中将名单。
各军区副司令、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各军军长、武警总部各局局长、四总部的高级将领们纷纷获此殊荣。他们将在肆后由各单位的正职主将在返回各地后宣读并举行仪式。
其后，向各位在京将官们讲述了人民军指挥体系，以及军委、四总部、国防部、总参谋部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分工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职责归属，让体系运行更顺畅。
下午及其后三天，国防部长蒋百里向将领们阐述了中华民国的国防战略。并根据张汉卿所提出的作战原则和未来战争模式及应对办法，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论述。
要重点发展空军，陆、海军指挥员要在平时作战素养的训练中有意识地加入空军这个因素，各海、陆军参谋人员必须经受过长达半年的空军相关知识的熏陶，秦皇岛空军学校也水涨船高，年末升格为秦皇岛空军指挥学院。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国防战略是“韬光养晦、紧跟时代、力求量变、增强威慑”。我们不出头，但是我们要有战而胜之的准备和信心。
如果发动战争，军事行动要贯彻协同、突然、迅猛的原则，要陆、海、空三军协同，要做充分准备，一击而中，达成战略的突然性。要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攻目标，在决定性的地区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最沉重的打击，要速战速决，而不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以中国孱弱之实力，实不足以、也无必要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必然性。张汉卿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可能进行的中日大战中不要再用巨大的代价来让国民经受一次血的洗礼。
目前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与日本的差距在显着缩小。看起来只要再有5年左右的发展时间，全面超越日本不是难事。而面对一个经济军事日益强大、战略纵深广阔的中国，届时日本真的再敢于首先发动一场注定会是无止境的消耗战吗？
但无论战争的形式如何，东亚两强不能并存，中日必有一战，只是时间长短、作战模式的问题罢了。目前中国还有辽阔的国土未收复，中国的国家战略形势尚危机重重，如不预作规划，忘战必危。
以蒋百里为首的国防部高级军官们，作为张汉卿等的战略顾问，不懈地为中**事现代化谱写蓝图。
第748章 空军致胜的拥趸（上）
在张汉卿在未来对日作战的构思中，陆军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但是，张汉卿所要的不是那种建立在蹂躏华夏大地的持久战，而是尽可能的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减少战争对本土的摧残。
在这种愿望下，建立一支强大的有反击甚至摧毁力的海空军部队便自然而然的了。
而能够担任组建、指挥这两个新兴的兵种的人选，在新老奉系中，无出郭松龄和杨宇霆之右。
在郭、杨两人的任命上，张汉卿当初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
郭松龄是陆大派首领，为张汉卿所支持，早先人民党旗下的几乎全部人马都属于此派系。
当初在华北担任关奉系副司令时，为防止意外，张汉卿卸去了他在陆军中的职务而委任其为海军总司令，一是切割他在北方同孙逸仙可能的联系，二来也确实是借重他的能力：陆军将领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但新生的海军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奉军和人民军将领中能够契合张汉卿军事理念的人，郭松龄绝对算头一号。未来海军向何处发展？世界海军的趋势？中国该怎样迎头赶上？亦师亦友的郭松龄被张汉卿影响最深。他在人民军中打下来的威望，北洋海军留下的摊子，也需要他这个擎天柱才能盘下来。
而空军未免有些新，几乎是要从无到有、和列强差不多处于同一个位置。它的诞生和国家军工实力密切相关，未来的发展日新月异，非新潮的将领不能掌控这种变化。
杨宇霆长期努力于奉系装备发展，无论从技术水准还是管理能力上，他都要比其他人适合掌控空军。
而且他为日本士官派领袖，根深蒂固，在老奉系内部甚有威望，像姜登选、韩麟春、熙洽、于珍、常荫槐等奉系高层曾经均属于或在情感上倾向这一系。只是后来韩麟春久随张汉卿，渐渐已淡离了士官派，姜登选受张汉卿感染后加入了人民党，也渐渐抛弃了小团体，成为了呼吁党内团结的喉舌。
任命杨宇霆为空军总司令，也是想充分利用他的军工管理的经验和积聚在老奉系中的人脉。
说实话，虽然杨宇霆曾经有过搞小集团的动作，但是在张氏父子恩威并施下，已经比正史上大为收敛。特别在张汉卿麾下人才济济之时，他的能量正在最大化地发挥。张汉卿也不计前嫌，大胆重新起用，为他自己，他也得拼命去把空军力量打造出来。
少帅的巨大人望和看得见的能力使得杨宇霆再不能像正史上那样颐指气使，当初在关外私募新兵的不良行为使他丧失了在张大帅心中的绝对影响力，而让蒋百里、韩麟春、郭松龄、王以哲等“后起之秀”超越。
但杨宇霆能力确实超群，“痛改前非”后，在新老奉系一大批人才涌现的压力下反而重新焕发。
在担任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后，利用自己长期在奉天（沈阳）兵工厂督办的经验，以及兼任人民军总装备部长的便利条件（这其实也是张汉卿故意而为之，不管怎么说，为了另一个兼职空军的发展而走走后门无妨），千方百计给自己开绿灯，空军力量极速增大。
征得张汉卿全权同意，他以原先的辽宁空军、秦皇岛空军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为班底，筹建了一个等同于陆军军的航空队建制。尽管是个空架子，但是随着骨架的形成，什么时候会变得丰满，就看军委给予空军怎样的定位和支持了。
空军本来就是一个复合型的兵种，张汉卿未来的强国之路----在对日战争的计划中有很大一部分希望来自于此：用占有后发优势的空军来抵消日中在海军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从而使日本不能在中国陆地占有任何好处。
只要相持足够的时间，日本国内的“南下派“一定会重占上风，从而提前让美国在亚洲的海军感受到压力，可能使美国介入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使中国得到喘息的机会。
此外，在工业能力逐渐恢复并有质的飞跃的时机，还可以由此促进各工业行业的发展，为国家工业经济的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远景的战略决策。
不过张作霖等老帅对张汉卿锐意进行空军力量的作用将信将疑：庞大的军舰真的可能被一架微不足道的飞机击沉吗？将人民军全部军费的30％投入到空军中来，是否会影响国家整体的军事力量发展？但张汉卿凭借历史的指引，不用多方求证，坚信空军致胜。
美国空权论的先驱，着有《有翼防御》一书的米契尔米氏深信飞机有炸沉任何种类水面船只的能力，使船舰完全丧失了军事性的功能。他曾说过：“假使一颗炸|弹（2000磅空投弹）落在一艘船附近，距离在200呎以内时，则水下爆炸的效力足以洞穿船底，使他沉没”。
他也曾在1921年要求以德国之驱逐舰来作炸射试验，果然将之炸沉，其后又以美国战舰作试验，但却没有成功，因而被认为蔑视长官，是军中极端反叛份子，予以除役。
但米契尔死后十年，公元1946年，美国国会颁授最高级荣誉勋章在其墓前，以慰其生前对空军的卓越贡献。
熟知军史的张汉卿知道，第二次大战中，有超过一半的战舰是遭飞机轰炸沉没的。尤其是在中途岛海战，日本山本五十六所率领的联合舰队，其中三艘航空母即遭美飞机重创，造成日本海军元气大伤，导致败亡。
多年的军旅生涯和战略上的系列成功让张汉卿在人民军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这在一些预言或者解决奉系高层无法判断的问题上特别有市场，虽然大家没有在心里尊他为“神棍”，但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少帅的方向，就是人民党、人民军和国家前进的方向”这句话不是张汉卿自己说的。
作为他的忠实拥趸，孙烈臣、张作相对他的重大决策是无条件支持的，蒋百里则从心底里认可他的决定；而张作霖则无可无不可，反正国家现在也有钱了，张汉卿想搞搞事也由他，总之相信他不会让钱白白漂在水里就是了。
另一位大佬吴俊升则一贯是唯张作霖马首是瞻。
这样，在人民党五位大佬和蒋百里等人的坚持下，空军遂在中华民国史上开始成为与海、陆军并列的军种正式列入人民军的队伍，并得到了大力的发展。杨宇霆就任司令以来，参考了英美国家的空军建设，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空军飞行条例和作战规则、指挥系统、参谋系统、后勤系统。
在此时，世界上对空军的地位尚未有定论，也没有一个国家将空军设置为单独的兵种。像日本，一直到二战结束都仅将空军分别编入海、陆军中来使用。美国也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才形成正式的空军军种。
只有张汉卿领导下的中**队，破天荒地将空军提升到与传统海、陆军同等的地位，对其的关注程度尚要远远超过其它两个军种，中国空军的发展一枝独秀。
按照先骨后肉的原则，杨宇霆及一帮子“陆上泥腿子”开始对空军的编制及架构进行摸索。当然，空军司令部是要逐渐充实的，党建原则仍然是要的，一下子就上量也是不现实的。
考虑到中国的航空事业是一个新生的事务，还需要循序渐进，所以有限的经费花在了培养学员、基础硬件打造和编制的优化上来。与海军小步快跑赶超列强的目标不同，空军需要扎实地走完每一步，方向在于从有到优，总的原则是重质少量，让人等设备而不是相反。
到1925年底已建成的5个陆机中队和1个侦察中队都交给空军指挥学院，作为学员们练习之用，并以此检验各新建机场的后勤保障能力。
之所以不急着装备部队，是因为目前还算和平期，有限的飞机要培养出更多的飞行员才是第一要务，而且未来十年，飞机的发展是跳跃式的，一下子装备那么多即将要淘汰的东西不划算。
在南昌（发动机与水上飞机制造）、西安（客机与运输机制造）、成都与沈阳（轰炸机与战斗机制造）建立的4个飞机制造厂也开始规模兴建，当然在初期只能是保证生产线的架设以及关注研发能力的提升。
飞机厂的重心不在造飞机，而在于首先满足为造出飞机所需要的各种设备、仪器、材料、检验和测试手段。只要技术能力储备足了，大规模造飞机只视需要而已。
此外，在规划中的空降兵作为空军的独立兵种也列上了议事日程。
在编制上，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和中|央5个空区，等同于陆军军区的架构；空区下辖航空队，为军级。
未来航空队的基本配置是下辖若干个空军联队（师级），将包括不同责任的机种如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每个联队下辖一个飞行作战大队（团级）、一个基地（机场）、一个防空团及一个医务中队。这其中，作战大队是核心，辖有3个飞行中队（营），所有的作战飞机都将编入。
基地是该作战大队独立的驻所，亦为团级，拥有维修、地勤和警卫各一个营。
飞行中队将包括四个小队，每小队四架，连同正、副中队长的座机共18架。这是参照二战时德国先进的四机空中战术后拟定的。
虽然暂时看不出来优秀在哪，张汉卿也是外行，但是既然连航空大国美国在战后都要学，而且以后世界各国的中队编制几乎都是如此，想必有它的原因。
第749章 空军致胜的拥趸（下）
中国空军刚刚建立，直接去摸索先进的经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反正军界对于空军如何编制都是一抹黑，就这样定在空军战术条例中吧。磨合久了，自然会倒逼着形成理论。
但与后世美国不同的是，航空联队不但要负责本部的飞机后勤支援，还将保证所有在本机场驻扎或参加作战任务的友军。各作战大队可以专注于作战，“上天就是打仗，落地就是住宾馆”，不用为衣、食、住、行、修理、保养的一切操心，这样可以随时入住全国任何一个机场，并投入战斗！
尽管现在一切都停留在纸面上，但是空军大规模的建设即将开始，按照“人等设备”的原则，先期成立若干个没有作战大队的基地联队很有必要----总不至于飞机到了没地方停、也没地方加油吧？
哈尔滨、长春、沈阳、秦皇岛和天津的机场都建好了，四平则被取消建设----在一切都要精简时，长春到沈阳完全可以实现直接转场。北京则在直系时就有南苑机场，不过那时候直系只有几架小飞机，倒被奉系占了便宜了。
空军决定在沿海一线建立多个机场。从天津开始，向北增加一个：锦州。它的任务是在战时可以协助对关东军盘踞地大连的攻击。
向南沿海为一线基地，有济南、青岛、烟台、徐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广州、湛江，共13个；
二线基地有长沙、南昌、武汉、合肥、郑州、石家庄，共6个；三线基地为太原、归绥、西安、兰州、银川、成都、重庆、南宁、贵阳、昆明，共10个；
在遥远的大西北，建设阿勒泰、迪化、哈密、玉门、西宁、银川，共6个。
先期建设一线机场，包括北京、天津、秦皇岛、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一共20个，这些是中国海防线的最前端，承担着支援海陆军作战的任务，还肩负着防守海上领空的任务。
因此，先期根据机场情况成立一些防空团很有必要。当然，没有作战大队的基地联队长的军衔就低了一些，为上校，而非全员时的少将。
力所能及的事先做着，有困难的硬着头皮上。在张汉卿看来，人才的储备比什么都重要。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引进、模仿、超过，厚积薄发，以质代量”的建设步骤，用有限的经费，很快使中国空军迈开了大步。
在张汉卿与奉军老帅们、蒋百里等人的国防战略中，中日一战不可避免----中国的民意已将收复日占关东州列为首选，这也是中华民国能否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象征。
而日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对关东州的占领----部分日本人甚至将关东比喻为“第二故乡”。从民意角度上，日本民众也不能允许日本放弃关东州。
在中外历史长河中，从未有一个国家未经过战争就获得大国地位，近代中国也只有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才获得了大国地位，并在国民经济并不富裕的70年代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三角”之一。
旧中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战争不可避免，而日本则是中国岷起的第一道拦路虎！
中国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要想在短期内形成对日全面的压倒性的优势是不可能的：自鸦片战争时代以来欠下的军事上的革新债务非一日所能弥补。
中国虽然有百万陆军，但是都是在内战中壮大的，与国外先进的军事理念、后勤支持、联合作战以及作战经验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
就日本目前的实力而言，中国政|府要举全国之力，投入5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才能建立起同样规模的海军！
这还不包括不能生产到目前为止，制约中国交通的车用发动机、航空发动机、铁路机车与大型轮船蒸汽机等均不能实现自主制造，蓬勃发展的工业使得煤炭、钢铁的生产远不敷需求。
万一中日之战又形成如后世的僵持局面，也要将这种僵持尽可能的远离中国本土。海军力量的薄弱，使得远渡重洋打击日本本土成为笑话。
但是空中打击又另当别论：空中交通，不仅较陆海上距离短，且无地理上之障碍，较为活动自如。且空中作战可藉由空中交通穿透敌人防线，直接攻击敌国之战略基地、生产中心、人口工商业中心及海陆军要塞地带，亦即不须消灭敌人的海、陆军，也可粉碎敌人的抵抗。
陆军只限于地面，海军限于海上，而空军可制陆、制海而兼制空，能经由天空对敌人的任何地区做无情的打击，它可以不用传统的战场决战就可使敌人屈服，这就是所谓战略空军的由来。
试想正史上中国如果有一支能够直接威胁日本本土尤其是皇宫的力量存在，日本敢于倾全国之力、不顾一切来征服中国吗？
战争以攻击为决胜的手段，决胜的攻击，目的不但在破坏敌人的武力本身，并且要摧毁敌人全国的战斗意志与潜能，使之屈服。飞机可超越一切障碍，在任何方向与高度都可施行攻击，掌握制空权。因此空权是攻击的唯一力量。
纵观历史，二次大战德国的失败，并非在陆军，最重要的是盟国空军摧毁了德国的交通网、油料补给地及军火工业中心。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投降后三个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促使日本人心涣散而投降，因此可证明唯有深入敌人心脏地带实施轰炸，才能阻止敌人前方的攻系，而且空中攻击的主要目标，不是前方军事性设施，而是敌人大后方的城市及工商业中心。
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与外国几乎是同一基础，目前人民军已拥有了5个航空团、共15个中队180架各式飞机的实力。
大规模的空中战斗在中国还没有出现，最多只在直奉大战时向前线扔过一些炸|弹，轰炸效果不见得怎样，但威慑效果是挺足的。
如何让国人知道他重视空军？张汉卿私下里做了许多动作。
他亲自做媒，替他的副官吴敬安、一位来自江宁的上校飞行员说亲并成功地搞定且将于年内结婚，对象是名望满京城的朱启钤家的四小姐朱津筠。
朱启钤这位北洋不倒翁现在已是正部级的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亦是常务副总理兼计划委员会主任潘复的重要助手。三个女婿都是国内有名的高知，却选择吴敬安这个空军的飞行员作第四位东床，意义不必赘言，尽管其能在如此年轻的年龄就能够获得上校军衔。
按说，按照职级相对等的原则，上校在陆军中对应的是团长级别，手下要管着几千官兵，没有十几二十年的军龄是很难达到的。奉系崛起之初因为战争频繁、块头越来越大于晋级倒相对容易，现在国家转入和平机制，想晋升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新生的空军是例外。
张汉卿特意为飞行员的职级定下基调：所有实习期的飞行员，军衔都为少尉起，转正后一律升中尉甚至直接跳过尉级直升少校，其待遇及晋升机会均优于除潜艇部队之外的其它兵种。
对标日本空军，虽然大致和中国同一时间开始对空军的建设，却一直不温不火。首先，其空军的地位是依附于海、陆军的，因此不被重视，这可以从日军飞行员的军衔中就可以看出。
二战时多数日本飞行员在空战中被击落下来的时候，身上挂着的多是“飞曹”（相当于中士）、“伍长”（相当于下士）等几乎无足轻重的军衔，顶多就是个高级士官。
日本的飞行员拿一个“少尉”有多难？参考后来的超级王牌飞行员、莱城航空队三剑客之一的坂井三郎，此人确认的战绩是击落22架盟军的飞机，多次绝境逃生，一只眼睛打瞎了还坚持升空作战。
就是这样一位牛气的飞行员，直到日本战败前几天，才接到了少尉的任命！
之所以日军飞行员的军衔很低，这和他们确认军衔的方式有关，因为其上层对一百个飞行员和一百个步兵的区别完全认识不清，所以对飞行员的任命还是按照手下兵员数量决定的。所以，在日军的航空队中当个少佐（等同于少校），那基本就是战队司令级别。
或许有人认为，“飞曹”、“伍长”这种高级士官的军衔已经很大了 ，毕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可是对比一下同期的美军飞行员就觉得日本飞行员的军衔确实是惨不忍睹。
二战中美军的飞行员是升官最快的单位，像什么中尉、上尉不过是菜鸟的标配，老手中随便拉出一个，少校算是低的，上校都不稀奇。这可能和美国财大气粗有关，毕竟人家有钱，养得起数量庞大的高衔空军军官。
但是现在美国空军同日本一样，仍然没有形成独立的军种，直到正史上的1947年才脱离出陆军，这时候离二战结束已经两年了。所以尽管其在军衔上的理念超过日本，但从系统层面，它与中国还有差距。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国家的需求和优厚的待遇使愿意加入空军特别是飞行员队伍的人才越来越多，使中国不但在空军的起步阶段在硬件上与列强同步，还储备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显示出一个航空大国的潜力和风范。
当然，这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有关。人多了，选择起来就有很大余地，可以容易地择优录取。
反正在这种利好下，飞行员的数量成几何级数倍增，这给空军的快速膨胀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750章 海空之争
中国空军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带给另一员人民党干将郭松龄的压力。但是国家的军费有限，在工业化大建设的时候更是如此。
因为政|府计划导入全民义务教育以及为工业、交通投入了较大的比重，相对来说，海军能够分得的一杯羹要小了一些。
以1925年为例，国防支出约占财政收入的1/4，为8.35亿元。这个数字比之北洋时代已经有了十倍数的增长，摊到海军上的数字自然也水涨船高，但是郭公龄还是不满意。
依民国将全军共设陆军总长、海军总长的惯例，作为海军总司令的郭松龄在军界本来应该极具影响力，但是眼看着空军的军费以亿计，而能拨给海军的费用不过是其半数。
张汉卿在谈到三军的比例有一句名言，即“一半一半”理论：“海军的支出要占空军的一半，空军的支出要占陆军的一半”。在国家力量还不能够协调发展三军时，这一口号持续了近10年之久。在这一国家战略指导下，优先保证陆军、迅速扩充空军、适度发展海军已成为必然。
知道要服从大局，郭松龄还是经常找张汉卿为海军鸣冤叫屈。
“少帅，这点军费只够海军维持目前运转的，要想达到少帅理想中的蓝水海军，现在的投入可不够啊！要知道海军的发展非一朝一夕之功，少帅自己也常说‘百年海军’----能不能再拨点款下来？”
也确实难为他了，通常以一般日本的“大和”号战列舰来说建造费用就需1300万银元之巨，整个海军一年的军费大抵只可以建造这样的军舰9艘。而去掉官兵的吃住用、训练、机器设备舰只保养，能够用来添置新军舰的钱真的寥寥无几。
这不怪张汉卿偏心，而是海军确实太吃钱了。造军舰，得有船厂吧？得有各种设备吧？哪怕只造一艘几百吨的军舰，完整的配套厂矿企业和机器设备一个都不能少，为其服务的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也一个不能缺。
考虑到国家在海军上几乎从零做起，光是基础设施投入这一块，每年都能砸进几条“大和”号来。
何况海军军校、港口、基地、以及为舰队服务的相关辅助部队如岸炮部队、海军陆战队等等都在有条不紊地筹建，哪一项都要花钱，按照杨宇霆的意思“军费都给海军都不够啊”----这厮纯粹是在说风凉话呢，反正空军的钱是大把砸给他了。
“我这也是没办法，摊子太大了，海军在补几十年的欠债啊！不过我们在基础领域的努力，将来会十倍百倍地回馈的。我保证，五年之后，当我们缓过这股劲之后，海军的投入会有巨大的增长，我要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理想从没磨灭！”
也只能如此了，好在海军的经费虽然不过空军的半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军就从此被冷落一旁了，在张汉卿心中，强大的海军依然是中国强盛起来的标志之一。无论当前中国的海军力量是如何的弱，一支存在的海军舰队是必要的。
正如著名的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总结道，一支未知的舰队，“只要存在，即使是弱小的，对于敌方各种或多或少的公开利益来说，也是一个永恒的威胁。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打击，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行动，直到这支舰队被摧毁或者制服为止。”
在后世，只有海军是国际性的兵种，担负着访问示好、拓充海外利益的首选，公认的“流动国土”。
后世要不是海军力量的薄弱，中国南海群岛怎能让沿海东盟宵小猖狂？宝岛台湾又怎能长期游离于国门之外、让心腹之门洞开？中国又怎会花大价钱连续购买了4艘明知道很快就要被淘汰但仍不得不济燃眉之急的“现代级”驱逐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是这前后似乎有些颠倒了。
自从甲午之战起，中国的海军形象就在世人面前一落千丈，其力量的发展也来了个大踏步的后退。摆在建设中的海军面前的是：中国海军到底是要走巨舰大炮的路线、勇于赶超英美日列强，还是另辟捷径，打所谓的“不对称战争”？来自后世的张汉卿明智地选择了后者。
很简单，现在中国的形势与后世的解放初期如出一辙：缺少建造大舰的机器、设备、人才。
远的不说，即使以中国陆军引进德国的最先进的105mm克虏伯大炮为例，中国集全国各大兵工厂之力，所仿制的质量仍远逊于原厂，平均260发即需换炮筒，而德国工厂则可以轻松控制在500发左右，可见中国目前国家军事工业水平之低。
此外，以中国工业水平，就是这种粗糙的仿制，全国只有老底子的沈阳兵工厂勉强可以做些少量的展览品，全军普及？想象力太丰富了。
更别说作为二、三十年代海上的巨无霸----战列舰了，稍大些的，以举世闻名的“大和号”来说，仅其舰炮的口径便是现在的中国所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
光是种种目前以中**工水平绝对不敢想象的各色大炮就够国人羡慕的了，更不用谈那七万吨的排量，张汉卿穿越前不久中国才能老|毛子那里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弄回来一艘半成品“瓦良格号”，不过堪堪六万五千吨而已，也是集全部精兵耗费十年心血打造成功。
以目前的国情，像“大和号”这样的庞然大物，中国要多少年才能造得出一艘？张汉卿、杨宇霆都不敢想象。即使穷举国之力造出了一艘，能有多少用处？日本有这么多艘巨舰，二战的最终结局不是仍然输了吗？
海军是个费钱的兵种，他不像陆军，只要技战术运用得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例子举不胜数。在战略思想一定的情况下，军舰装备与士兵的训练是决定作战成败的关键，打法却少有变化，这些东西意味着钱。
茫茫大海中，如何先机发现、先机开火、先机命中才是最重要的，那是技术、装备、兵员素质的结合体，是靠平时喂弹得来的，没有任何捷径。
在热兵|器时代，海战特别来不得半点含乎。
比起英美列强与日本海军，张汉卿可不会傻到和他们硬拼战舰数或是吨位，像《九国公约》里那种以超级工业强国美国为基准的5：5：3：1.5：1.5的比例，目前中国可耗不起----其实日本也耗不起，不然也不会最后狗急跳墙行侥幸之念了。
一句话，海军的持久发展是以工业能力和国家经济为后盾的。
从二战开始，大炮巨舰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航母取代了其地位，美国的岷起便是明证。
二战初期，日本先用舰载机的成功突袭宣布了战列舰这一著名的兵器的死刑，给世人好好的上了一课。紧接着，醒悟过来的美国用游弋于各大洋的庞大的航母作战大队使敌人闻风丧胆，也因此在战后主载了四大洋，也奠定了超级大国的基石。
但对海上弱国来说，有一个花费不多的武器----潜艇，其作用完全不亚于航母。
像二战中，凭借规模庞大的潜艇，完全算作后起之秀的德国用“狼群”战术使得老牌海军强国英国差一点就被蹂躏在德国的铁蹄之下，其海上打击的能力与战略作用使得号称世界第一强悍的装甲舰“俾斯麦”号也自愧弗如。
中国在短期内是不会有与日本正面在海上交锋的能力的，但是按照张汉卿的判断，如果采用类似于德国的潜艇战，只要战术运用得当，取得类似于德国在二战时的成就并不是不可能的----日本对海外的依赖远大于德国，而中日间浩瀚的东海、南海里则拥有众多适合潜艇进出的良港，且其均衡的护航能力却又不比德国强多少。
一句话，只要战略战术合理，使用武器得当，不对称战争是可以解决兵力不对等的对抗的，海上的斗争也如此。回顾正史上中国海军在抗战期间未能打一次海战，除了与敌实力相差悬殊外，重要原因还是战前装备配置不合理。
1937年日本舰艇总吨位达130万吨，中国海军则只拥有6万吨陈旧水面舰艇。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海军只用于南北内战，此后虽将日军视成主要敌人，海军建设仍缺乏有效的方针。
当时中国海军要对抗强敌，最好的方式应是分散袭击并在沿海布雷，为此应放弃陈旧的大舰而以小型快艇、鱼|雷艇、布雷艇和潜艇为主力。国内漫长的海岸和众多港口也具备分散小艇进行海上袭击战的条件。
战前国民政|府没有购买到潜艇，鱼|雷快艇也只买了15艘，有限的海军装备费大都用于到敌国日本去订购中型水面舰只，以及维修清末留下的旧舰。
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海军正处于打大规模海战力量不够，打小规模袭击战又缺乏准备的“高不成、低不就”状态。南京政|府把舰艇集中到狭窄的长江江阴段水域，又成为日机能轻易找到的活靶，开战后便出现了全部自沉和被炸沉的大悲剧。
对当年的中国海军未同日军进行过一次海战便全部覆没，一些为国民党当局辩解的人对此只归咎于装备落后，而不反思海军建设和作战的指导思想。
其实，落后装备抗敌可以有特殊的打法，这在世界海战史上比比皆是，不能出海而自沉或坐以待毙，这才是令后人追溯起来便可浩叹的大悲剧！
第751章 空、潜、快
自然而然的，张汉卿记起新中国海军发展的历程，三字诀----“空、潜、快”。
海军军费份额虽然相对较少，不过比起民国初期，海军的军费绝对数额不是下降了，而是成倍增长----这有赖于国民经济的飞跃。郭松龄虽然为海军的排名叫屈，但是做起事来绝不含乎：
少帅“天马行空”式的思维给郭松龄很大的启发，凭借着自己有丰富的陆战知识，加之长江舰队的海军陆战第一旅在西南的作战经验，很快地分别隶属于渤海、长江、华南三舰队的三支海军陆战部队有了自己独特的训练大纲和装备，并形成初步战斗力。
对于空、舰、潜一体化的建军思想重中之重的海军航空兵的组建，郭松龄完成得更为彻底。到1925年底，已完成2个水机大队 （团级建制，各含1个侦察/巡逻机中队6架，3个“水轰-1”鱼|雷攻击机中队各12架）的编制。
此外，经过多方努力，对为对未来中日交战可能的筹备，哈尔滨水上飞机制造厂拥有了年产此种生产水上飞机百架的能力。保有这样的能力，中国海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空”已经有了基石。
感谢鱼|雷的发明，使得一种专门使用鱼|雷的新型海军舰船开始出现，让海上弱国有了希望，这就是鱼|雷艇和潜水艇。自1878年1月26日，俄国的“切什梅”和“锡诺普”两艘鱼|雷艇成功地将土耳其的军舰“因蒂巴凯赫”号击沉，鱼|雷的作用在西方各国海军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许多人认识到，鱼|雷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因为制造鱼|雷和鱼|雷艇的成本比起建造装甲舰和巡洋舰来，要低廉得多，但它却可以给予装甲舰或巡洋舰以致命的一击，尤其是海军力量弱小的国家似乎有可能以较小的代价向最大的海军强国挑战。
潜艇，对于海军落后的国家来说是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武器，它能利用水层掩护进行隐蔽活动和对敌方实施突然袭击；有较大的自给力、续航力和作战半径，可远离基地，在较长时间和较大海洋区域以至深入敌方海区独立作战，有较强的突击威力；能在水下发射鱼|雷和布设水雷，攻击海上目标。
所以，德国在两次大战与英国进行海战时都大力发展潜艇，相比于制造大型战舰，这个东西性价比更高。
正史上中国也是，航母（相当于二十世纪初的战列舰）拼不过人家咱发展潜艇。一来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在世界各大洋游弋，袭击帝国商船、军舰，二来从下用鱼|雷攻击，相比于用大炮轰击舰艇装甲破坏效率更高。
也正因为如此，早期的潜艇被视为不绅士的武器，潜艇官兵甚至被视为海盗。
绅士不绅士的张汉卿不介意，战争就是战争，像宋襄公一样要“堂堂正正”与人交手的绅士作风不过徒增笑料而已。“兵者，诡道也”。只要能打赢，怎么来都可以。
在张汉卿的建议下，海军的主要作战构想定义在以优势海军航空兵的压制下，以廉价快速的鱼|雷艇和成规模的潜艇作为主要攻击武器，对敌人薄弱的运输线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袭扰。
日本是一个严重依赖海外能源市场的国家，在面对中国可能的大规模的潜艇战时，能否支撑三个月真是个问题。
在这一思想引导下，海军花巨资从德国引进了两套在一战时期的潜艇生产线，开始在德国专家的带领下于上海江南造船厂和福建船政局上马。并为了尽快使海军适应未来的海战，亦同期高价购买了3艘德国一战时的潜艇作为训练舰
战后，协约国取得德国大量的军械，除一部分留作自用外，余者尽送与盟国或出售，像日本便因为海军对英国舰船的护卫“有功”，取得了7艘德国潜艇的报酬，成为日本潜艇部队的发端。
中国取得这3艘“破旧过时”的潜艇也是拜德**火商人之力，否则以英国人防华的心态，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属于“限制级”的重武器的。
在中国与德国官方和军工商人的全力攻关下，收受贿赂的英国海军部经办人员半睁半闭着眼睛让德国人以汉堡布洛姆?福斯造船厂需要大量废旧钢铁为由收购回炉，并迅速交给早已在此等待的中国海军潜艇学员和技师们。
在德**方的协助下，这三艘潜艇辗转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来到上海，开始了中国落户。
德国之所以在扶植中**事的事务上不遗余力，是信奉“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战略观。
由于德国在战后被限制了潜艇、轰炸机等重型进攻性武器的研制生产，为保证其军工生产的连续性和生产能力，德国政|府和人民对能够削弱英法并促使德国重新崛起的机会的寻找不遗余力。
德国从战败的当年即对奉系中**人进行了陆军的装备更新和人员培训，这一进程持续到奉系入主北京后达到高峰。
在鲁登道夫等元老派的大力支持下，德国政|府在扶植中华民国海空军力量上也像对待自己的军队一样给予全方位的帮助----对亟需外汇和军工企业延续的德国来说，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同样地，中国人民军也受益匪浅，在短期内即让从陆上起家的军队“旱鸭子上天入地”，得到了海上系统的锻造。
同处在亚洲的日本和中国相继向德国抛去了橄榄枝。无他，是看中了德**事上在火炮、潜艇和飞机制造上的优势。但是张汉卿开出的条件更诱人也更露骨，由此直接打动了德**界元老们隐藏在外表对时事冷漠的然而实际上又狂热的心：
“如果德国潜水艇图纸全部交给中国，中国将把生产的潜艇无条件地让德国技术人员进行研究改善。中国利用德国技术在潜艇上所作的改善，两国海军可以共享，并在德国需要采用的时候德国能够无条件转移”----这实际上是对德国技术延续的的引诱。
普鲁士军官团的荣誉让战败的德**界对一战的结果很不满意，对于欧洲列强在军事上对德国的限制，他们早有怨言并一直期望改变现状。在国家不能正常化前，他们迫切需要保持甚至要继续领先各大国的军事优势，以便在德意志帝国获得重新崛起的机会时不至于手忙脚乱。
所以来自中国的这个建议让不服输的德**界决定全力扶持中国的潜艇技术----同中国一样，德国在大西洋仍然把英国独步欧洲的海军舰队作为假想敌，同样财力窘迫的现实让他们把取胜的法宝定在了潜艇上。
这样，德国海军对于使用潜艇的经验和技术及理论让初生的中国海军获益匪浅。此一秘密协定签署的结果是德国向中国派遣10名已经编入预备役的潜水艇军官，及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无条件地把核心技术传授给中国技师和潜艇官兵们。
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德国要想从容崛起，必须这么干。而且中国的条件相当诱人：相当于免费给德国储备了种子并使它的军工技术长期保持在第一序列。
结果是除了使中国的潜艇技术在不到五年时间一跃跟上同期的英美等海上强国，超过了日本外，另外一个意外之喜是中国还获得了德国当量为2200吨的远洋潜艇技术，这在当时是领先世界的。
这是个好东西。
在注定水面作战力量离不开中国近岸的情况下，充当“存在海军”的任务就由潜艇来承担了。没有护卫，只能靠自己的隐蔽性生存，特别是长期水下作战，对潜艇官兵的生存环境要求很严酷。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稍微给官兵一点改善、也能存储更多燃料和武器的大型潜艇是中国的最爱。以此为蓝本，中国海军工程技术人员在德国的帮助下，重点就该型号进行了吃透研究。
在明确海军目前的任务是向“多又快”发展后，人民军海军从北到南星罗棋布地组建了鱼|雷艇、潜艇支队。
不过为了尽量不刺激日本，在日本控制的北方，只在青岛、天津各装备了一支拥有3艘潜艇的支队，在关东州附近的秦皇岛、营口各拥有1支包含6艘鱼|雷艇的小型海军。
其它的，都分别分散于中国东部沿海各重要港口如上海、宁波、厦门等。而海军建设的重点，特别是潜艇和鱼|雷艇的生产，主要放在远离日本人视线的内陆武汉----这里濒临中国第一大湖鄱阳湖，可以练兵并远离日本人的视线，能够减少日本人可能的反弹。
此外，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吸收先进技术、保持设备提升、储备各行人才是目前的要务，利用有限的资金努力让落后多年的中国追上世界大国的军事脚步，而不是在这时拼规模、拼产能----这无疑是短视行为，只会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
对数量可观、吨位庞大、始终信奉“大炮巨舰”的日本海军看来，中国的这些力量只能算“概念型、玩具型”的海军。
无怪乎日本一位资深海军高官不无讥讽地说：“支那人在‘日清战争’（即中国历史所称之“甲午海战”）以质作战失败以后，又孜孜不倦地意图用建造大量无用的小型军舰来充斥战场。他们还真天真的以为用这些军舰能够撼动‘金刚’呢！”
（注：“金刚”级算是巨舰大炮时代的第一艘日本军舰，为日本20年代的巨型战列舰，排水量为32000吨）
第752章 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国防部精英们的多次讨论及张汉卿的建议，以张作霖为首的军委会最终在1925年底完成了国家军事战略的调整，这次转变主要的构想有：
陆军装备的系列化、标准化；
空军作用的具体化，发展方向的明确化；
海军战略的初步形成----浅蓝海军计划；
建立义务兵役制，设立国防动员局，正式确立了“人民战争”的概念。
人类进入多军兵种协同的立体战争后，武器的对抗便成为复杂的系统对抗，发达国家军队装备优势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系统配套、标准化强。
旧中国的**和不统一，在武器方面表现为自制力差，外购也混乱无序。各派军阀分头购械（常视能否取得政治支持和回扣多少而定），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有“万国武器博物馆”之称。
这种装备混乱对后勤保障是一种灾难，战时常出现件不配枪、弹不对膛，还受制于出售国能否及时供应弹药。
张汉卿当然知道这样的坏处，只是因为一直在军阀混战之中，尚未统一国家前，只在奉系、人民军控制下的地区初步实现了制式装备。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只能胎死腹中。
白崇禧因在国防部总动员局任上表现优异，在改任新成立的陆军装备部部长后，这位民国号称“小诸葛”的军事家终于提前找到了人生发挥的舞台，在陆军建设上不遗余力，颇得赞赏。他沿用曾经提出的“三自”方针，巩固先前所组建的多达50万人的新疆、蒙古、北大荒三个建设兵团，寓兵于民。用此种方式在西北、北方和东北隐蔽部署了重兵。
并在此构想下，沈阳、太原、德州、汉阳、重庆、兰州、贵阳、广州各兵工厂均限期转变为制式生产，实现全军装备的标准化，方便后勤及装备。
作为后来人的张汉卿是知道日军在陆军上的配置的：当年中国内地交通条件差，陆战多由徒步和骡马部队流动进行，重炮很少使用，双方主要以步兵武器和轻型火炮交锋。
侵华日军步兵的标准武器，张汉卿在电影中经常看过——士兵扛“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军官挎“王八|盒子”，其性能在当时的世界上已落后于西方国家和苏联的装备。
不过日本从甲午战争前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建立起完整配套的兵工业，装备基本系自产。当时日军的枪械性能虽不占优势，却因实现了标准化、系列化而便于组织火力，而且能保障弹药供应。
抗战期间日本陆军装备技术水平其实并不高，主要是因工业水平落后于美英苏等国，战前其军工生产就实行“重点主义”，在飞机、舰艇方面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地面装备则放在次要发展位置。
1939年夏，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与朱可夫指挥的苏军交锋，其落后的陆战武器抵挡不住机械化部队，第6军大败，阵亡 1.8万人（死亡数为苏军三倍）。
此后日本陆军虽提出改进陆军装备，却因太平洋战争期间实行保障海空的“超重点主义”，仍无力兼顾。
当年数量大大少于国民党军的日本陆军能用性能并不占优势的装备在中国横行，重要原因在于其系统化程度高。
历史上的“八一三”抗战之初，中国的火力还能部分压制日军。然而与蒋介石政权关系密切的希特勒因顾虑盟友日本的抗议，在弹药供应方面故意拖延，结果国民党中|央军在对日全面作战一两个月后便感到弹药不足，装备型号的杂乱也给组织火力造成困难。
当时中日两军阵地交战时间一长，日方便能靠较好的武器配系和弹药供应充足，在火力上明显占优势。
淞沪抗战时期有人总结：交战第一个月，中国四个德械师可抵挡日军一个师团；到第三个月，六个德械师也抵挡不住日军一个师团了。
不过今非昔比，中国现有的条件使得陆军首先迈入制式化成为可能和必要。
不像以前少炮的时代，不管好坏先有了再说，那时根本不会挑剔来的是英制还是公制，只要炮弹能打出去就行。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手里家伙多起来，就可以把各个部队杂乱的火炮合并归类，并有步骤地淘汰落伍、冷门（如日本炮）的山炮，把俄制与英制或公制的火炮单独列编。
人民军陆军数量庞大，制式化可以减轻后勤、装备、训练以及指挥上的麻烦。
在国家财源日渐充裕的人民党|领导下，人民军陆军的配置已非正史上所能比：以一个标准陆军师与日军的一个甲种师团的配置来比较，日军地面重武器数量多于中**队，性能却并不占优势。
日军一个甲种师团支援火炮有24门四一式75毫米山炮、12门75毫米加农炮 （亦即野炮）和24门三八式70毫米步兵炮共60门火炮，性能却不及同期中国购买并改造的美、苏、德、捷克等国产品。
而中国的师属炮兵团起先是拥有54门75mm山炮，普及后陆续进行了提升，但总数仍为54门。
中**队的山炮口径原先以75毫米居多，以其中德国克虏伯厂制品性能最优。因为重工业水平的差距，国产化仿制品均略次于原厂。
中国各兵工厂中以沈阳兵工厂仿制最为优良，其它各厂均在赶超中。不过在1924年初从苏联引进同口径的榴|弹炮生产线后，山炮的生产就告结束，因为同期中国汽车的规模量产，人民军炮兵初步实现了卡车拖曳，山炮的劣势开始显现。
也许是对炮兵的痴迷，或者说是被弱火力吓怕了，不但张汉卿，包括张作霖、张作相等老奉系将领都对麾下炮兵的扩张抱以强烈的支持。
从先期千方百计地买、偷、抢，到后来不遗余力地造，用各种手段买设备，旧俄的、捷克的、苏联的、德国的、美国的、甚至日本的，人民军炮兵的来源相当多样化，生产线也一天比一天多。
反正有的是钱，而75mm山炮的制造相对简单多了。
直到人民军取得全局性的优势，总装备部的成立使火炮的生产进入正轨，陆续实现制式化、标准化，火炮的质量也开始提升，数量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仅仅不到两年时间，75mm轻榴|弹炮的生产就已经趋于饱和，张汉卿下一步的重心，已经想大幅压缩这种生产线，转而向小步地换装更大口径的大炮进军了。在德国人的帮助下，这些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正在一一落实。
在整个1925年，人民军各兵工厂生产了4000门75mm的（轻）榴|弹及野炮，600门105mm的榴|弹炮，连同之前所存在的，这些武器可以武装42个野炮团、143个山炮团，11个重榴|弹炮团。
按照人民军陆军36个军144个炮兵团的标配，所有的师属炮兵团统一装备榴|弹炮（75mm的山炮或105mm的榴|弹炮），而把野炮下放到团级，以增强一线部队的攻坚能力。
当然，目前野炮数量不够，各团先分得一个营，有的甚至只有一个连。所以张汉卿决定把山炮的生产转为野炮，多余的产能将进行升级或暂停。
11个105榴|弹炮团有8个分配给精锐的27军和29军，前者为卫戍中|央，后者在东北警备日本人。其余3个，分别作为第1、4、28军的军属炮兵团，替换下原先轻榴|弹炮。
这也是惯例了，陆军所有新式装备，优先供应给这五个主力军。
多出的10个轻榴|弹炮团，有两个配属给新建的6个海军陆战旅作为旅级火力支援：编号为第5至第10，它们分别配备三大舰队，以增强在沿海各地的机动作战能力。
剩余的大炮，除作为旧炮的更换外，更多的则转入预备役或作为军校学员的实战训练之用。从一炮难得，到现在的大量富余，人民军走过了一条艰难的发展道路。
这也是五卅时期中国政|府面对英日等列强的底气所在。
如果说陆军的强大是保障政权不被列强干涉的现实需要，那么海军的未雨绸缪体现了张汉卿惊人的预见性。人民海军还刚刚学会走路，他已经准备着将来跑了。
在德国同行的帮助下，中国政|府花费了1000万美元之巨从德国购置了几样宝贝：一台15000吨水压机，三座70吨酸性平炉，对外的声明是为了绕振兴中国的造船事业。
但是内行人都知道，一般的商用船舶根本用不到这么上档次的东西，因为它们可以能制造650mm厚装甲钢板！
当然为了减少质疑声，这些东西都被放在内陆的武汉。
如果这时候有人翻查总装备部档案里关于武汉造船厂的资料一定会很吃惊地跳起来：虽然它表面上只能生产不到3000吨的轮船，但是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大型军舰包括潜艇在内的全套设备，以及为之配套的舰用武器制造规划。
只是鉴于现实经济的需要，海军的建设首先立足于军民两用，先积累成熟的民用船舶制造经验然后再水到渠成地在军舰上套用。这样既可以免于大量资金的被占用，也能在此时不撩起列强敏感的神经。
反正海军的建设不能一蹶而就，而此时世界海军界对于海军的发展仍处于落后之中，中国的追赶甚至超越完全有机会。
第753章 交通大建设（上）
虽然中**队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已经远远超越了近邻日本，但是张汉卿深知，现代战争比的不仅是人数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战略的突然性和在兵力上的集中能力。
要有效控制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在国防上达到威慑敌对力量的目的，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陆上大国来说，机动能力即战略输送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在决定性的战役中投入足够的兵力，批次投入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友军只能是添油战术。
不单单军事上的需要，在经济发展中，交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是有句话么“要想富，先修路”。人民政|府第一个非常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即是交通大建设，而它的进行是以关税自主后开始的。
换句话说，是关税自主了，政|府才有经济能力去完成这件举世瞩目的大工程。
关税自主带来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除日本仍然占据的关东州外，其它地方因为早已实现了海关国有，使哈尔滨在1924年末已稳坐中国海关税收头把交椅，给蓬勃兴起的国民经济发展输入了必要的血液和营养。
中华民国政|府将关税权力收归国有的当年，除东北外，全国形成以上海为首，广州次之的大工业与贸易区。由于对外贸易的增加，财政收入均较去年有大幅度增长，真正体现了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能力，极大地保障了中|央的各项建设。
正是以此为契机，在张汉卿规划之下的中国铁路大建设轰轰烈烈拉开了帷幕。在张汉卿所安排的铁路建设掌控人，却是让人大跌眼镜却又在后来不得不交口称赞的卢作孚。
张汉卿对卢作孚式的人才是不拘一格重用的，尽管他们不是人民党员。但是在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上，他认为人民党应该有一个宏大的胸怀，兼蓄并储，量才施用，大量吸收党外优秀人士加入到政|府中来。
对党外人员的排挤、恐惧，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党的统战部就应该发挥上述的作用。
在民国初期，经过晚清的变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成为这个民族重新奋起的必然选择。让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国家兴亡为已任，纷纷主动投身到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维新当中，是中国的幸运和人民党的最大成就。
因为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具备了过去历代商人都不曾企及的高贵品格：不计个人富贵，力求民族经济的振兴。
旧中国的铁路总里程在各大国中是最低的，甚至也远少于印度。而中国铁路又集中在东北，偌大的国家，奉系入关前在关内能数得着的只有区区几条干线：被长江分隔的京汉、粤汉铁路和津浦、沪宁铁路，远未达到贯通的陇海铁路，以及为了运煤而造的石太铁路和青胶线这廖廖几条。
在人民党的领导下，用了三年和四年时间，在长江上架设了武汉和南京两座公路、铁路两用桥后，最重要的京沪线和京广线全线贯通了，这是件了不起的成就。
对陇海线最困难的西线，张汉卿自从进入西北后就开始了筹划，他在西北投下的大量资金及长达五年的储备，让西线甚至比中段更早投入运营。
也因为直系的最终覆灭，使从潼关连接到洛阳成为可能，1924年即在交通委员会的关注下顺利通车，这样，从海州的列车已能直达到兰州，规划中的陇海线全线贯通。
不过，为了连接西北边陲，张汉卿在陇海线的基础上，开始了向西延伸段的研究建设。
之所以是研究建设，是在规划的同时，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行把比较容易的路线开工。等到摸索出相应的经验后，再展开其它路段的施工。这样的方法，在各地进行着。
为了和日本人控制下的南满铁路争夺经济权，老奉系政|府另建的京佳线也竣了工。这条干线从北京起，连接热河省之承德、赤峰，经过通辽，从太平川至大安、哈尔滨，接北满铁路抵达终点站佳木斯，绕过东北重要城市沈阳、长春，成为继京奉（沈阳）线之外的另一条战略要道。
它在太平川与另建的通化----郑家屯支线延伸交错，可以保证在很短的时间内抵达中朝边境的通化、集安一线，严重威胁着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存在。
由于东北将是中国与日本交手的最前线，因此这条战备铁路修毕，中|央政|府将工业、交通、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内地来，以增强国家抗风险的能力----这与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的道理是相同的。
孙逸仙生前所规划的4横4纵大铁路全面动工。除了京广线、京沪线早已通车外，各条干线同时上马。没有钱，通过国家调配、省内集资、举债借款等途径寻求解决，叫做“创造条件也要上”。
各省根据规划，有条件的、经济较好的先行开工，同样采取分段建造，分段运营的办法以最大限度地回笼资金。第一期先行开工的主要有：
1. 以正太铁路（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胶济铁路（青岛----济南）为基础，建设连接石家庄----衡水----德州的铁路，通过津浦线抵达济南，形成胶太线；
2. 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重山峻岭之间，建设一条高难度的铁路：成渝线（成都----重庆），以连接西南这两个最大的城市，通过重庆的长江水道，将四川富饶的物产贡献于外界；
3. 在粤汉铁路与在建的京九铁路之间建造支线，并相机东西沿伸，以形成交通大动脉，初步先以湖南株洲、江西新余、向墉为一支线，最终东西沿伸形成金（华）贵（州）线，时机成熟或延伸至昆明。
另有江南重要支线武昌至九江段，以及打通大西北的兰州----敦煌段，最终延伸至新疆成为兰新线，作为连接中|央与西北、打开通往欧洲的战略大通道。
4. 因为山西西有吕梁山，东有太行山，在相对富庶的山西，建设一条纵贯全省南北的干线同蒲铁路成为必要。
规划中的同蒲铁路是贯穿山西省中部的南北铁路干线，自最北端的大同经太原至最南端的永济市蒲州镇风陵渡。全长865公里，以太原为界，分为北同蒲和南同蒲。
除此之外，为了增强国家对北方边境的控制能力，张汉卿还积极构划了京库线。这条线由北京先期建至张家口，再择机延伸至集宁。
在此将分岔为两段，一段向西，连接绥远的省会归绥（即现代的呼和浩特）和包头，一段继续向北，伸向蒙古自治省的省会库伦，并在时机许可时沟通与苏联的交通线。
在陇海线、兰新线的焦点兰州，建设一条连接宁夏、绥远的兰包线。它西南起兰州，向东北经中卫、银川、乌海、临河到达包头，与北京至包头的铁路连通。其目的是利用兰州重要的地理位置，将包头的能资源方便地输送到兰州，通过发展兰州，辐射全西北。
在连接西南与首都之间的联系上，由重庆起，经达县、安康、西安、介休、太原、经原平至北京的京渝线也列上议事日程。因为陇海铁路已经西通到宝鸡，铁道部以主力“砸”通成都----绵阳----广元----阳平关的山路，只用了近29个月，硬是将铁轨接到了宝鸡所在的陇海线上。
考虑到这一带交通的恶劣程度，和通车后对发展大西南的重要性，中|央和全川人民用“雀跃”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作为川中通往外部的重要通道----重庆至贵州的黔渝线也开工建设。一旦与规划中的金（华）贵（州）线连通，则天府之国也能便捷地沟通至各大干线，真正使全国构成密集的交通网。
纵观中国的铁路建设规模，张汉卿并没有沾沾自喜。因为比起大洋彼岸的美国当初对于铁路的修建规模来，中国的动作只能算是小儿科。
美国在1880年至1890年的10年间，铁路干线运营里程由15万公里增加到26.8万公里，年均建设1.18万公里。其中，1886年至1890年年均建设1.24万公里，是120年后我国“十一五”规划铁路年拟建规模的3.6倍！
而1885年的美国人口不到5000万，仅相当于半个河南省的人口；钢铁年产量不足200万吨；全美4350家银行总资产也不过24亿美元。
同样可对比沙皇俄国对于交通的重视：西伯利亚大铁路在1891至1901年间即花费了14.6亿卢布，远超同期军费。即使在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俄国人也没有停止它建造的步伐，反而拼命赶工，在1904年7月13日强行开通了西伯利亚大铁路。
而战事的发展，也进一步证明了这条铁路的重要性：虽然俄国在远东吃了败仗，但凭借西伯利亚大铁路带来的长远的动员意义和运输能力，在战后谈判中日本没取得任何赔偿，基本上是一次惨胜。
中国有如此辽阔的地域，远不及人家的百一，所以张汉卿认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尚有很大潜力。
第754章 交通大建设（下）
目前看来资金是造成制约发展的瓶颈，但是实际上改变人的思维才是关键：
不少人民党内元老对于穷国家之力进行铁路四纵四横的建设规模都已经感觉匪夷所思，当然对张汉卿“加大力度进行扩大再建设”有很大不解，也有稳健派力主经济建设要稳妥推进量力而行，虽然他们仅从军事上就可以对见得着的好处颔首称赞。
不过慑于少帅在党政军中的威望，以及他对建设军事、经济规划中的前瞻性构思的成熟，特别是奉军统帅张作霖的极力支持，张汉卿的计划得以顺利推进，在各地也殊少障碍。
张汉卿对于作为经济基础的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的狂热程度是惊人的，他也不认为国家当前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在他认为，借钱发展交通，反过来，会极大地刺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在经过数百年“重农抑商”的人为压抑之后处在一个勃发的状态下。
这样，还债的时间会大大缩短，然后发展起来的经济会进一步促进交通的建设。在此良性循环下，只要不发生经济危机，前途只会越来越好的。
正如他在人民党中|央全会上回答关于资金短缺的质疑时所说的：“在铁路行业市场竞争机制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加快铁路建设的最有效措施，是根据实际需要提出明确的发展规划，铁路部门千方百计予以实现。至于建设资金，铁路债券不愁没人买；借款不必担心银行惜贷；工程设计与施工的投标者会挤破门槛；材料供货商也会争着抢订单。”
为了给投资客开个好头，中|央在1925年即投入了10亿元于铁路建设上，尚不含为建造机车先后投入的近3亿元巨款。
旧中国的 “津沽铁路公司”（原址为旧三岔河口西岸）最早在1887年从国外进口了数台小型蒸汽机车，其中一台为“0—2—0”型（只有两对动轮，无导轮和从轮，称“0”号）。
此机车是我们现在保存完好的、曾在“津沽铁路”上运行过的最古老机车，曾在国外展出过。该机车由英国制造，总重量为1320kg，也是世界上最小的蒸汽机车之一。
从这台蒸汽机车出现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大地上行驶着英、美、德、法、日、比、俄等国各种蒸汽机车，被人们戏称为“万国机车博览会”。
这是事实。据正史上1949年《铁道月刊》第188期记载：当时全国共有4069台蒸汽机车，其中有8个国家、30多家工厂生产的198种型号！
蒸汽机车是工业时代文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关键工具。旧中国直到解放后才造出第一台蒸汽机车，不能说不是作为中国人的遗憾。
造成这一原因的主要因素还是军阀混战不休，有限的财政收都被各个地方实力派截取作为军费，然后又迎来了日军的两次侵华，后来又是内战，因此旧中国交通事业的落后也就成为必然。
天幸降下一代伟人张汉卿，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他利用1920年代这难得的和平时机，逐步让中国走向经济复苏或者叫大踏步追赶的状态。
在汽车、坦克、飞机、轻型军舰能够国产的同时，组织了一大批当时国内机械制造领域的顶尖人物，通过进口德国、捷克的机车，拆解、研究、试验，从1924年初至1927年末，利用4年的时间制造出中国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机车“龙”号，使中国填补了这一空白。
“龙”号成功的意义是巨大的：不单单它给中国的交通带来安装了中国“心”，还通过它的研制，极大地促进了重工业的配套发展----钢铁锻造技术、焊接技术、组装能力、机械设计能力、精密加工以及非常重要的生产能力等。
另外，它的成功，也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在“龙”号机车规模化生产以后，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重工业能力的提升，不久后，大型柴油发动机、涡轮发动机等技术也相继问世，直接带动了江南、青岛、厦门、汉口、九江等造船厂技术上质的飞跃，使国产船舰陆续都装上了中国“心”。
在这种良好势头下，中国造船业奋起直追，到1930年即在总生产吨位上超过了亚洲第一造船大国日本，这是后话。
当然“龙”号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几乎网罗了中国全部的人才和资源。为了完成这一壮举，张汉卿顶住压力，持续在此项目上注以重资。迄今为止，从白匪军高尔察克手中获取的600吨黄金已经用各种方式投资完毕，当然也收到了丰硕的成果。
在张汉卿看来，即将建成的庞大的铁路网所需要的机车数量是惊人的，国产化虽然短期内代价是大了些，几乎用光了黄金储备，但是从长远看来，其好处不是以倍计。
他深知，先进的技术不能靠买来；即使能，建设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也不能事事都靠外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能力扶植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因为各行各业均需投资，花在铁路相关产业的资金不够怎么办？有两种方法：第一，用人力来补充物力。中原人多地稀，国家号召赴东北、西北恳荒及移民，用公职人员、军队义务劳动来垦荒。没有油，用化学方法来烧煤，乃至橡皮肥料等种种。
第二，用节俭来调剂企业。
没有牛油，少吃半磅，没有鸡子，少吃一个。可是五千万造炼油厂，七千万造国道，却放胆的做去。照普通经济学说来，有些违背自然原理。但是比苏俄建国初期没收农产物，到外国来减价出售，以换取现金，购买五年计划的机器。还算和平得多啊！
当然，中国民众还是非常能够体谅国家的难处的。大量的分到土地的农民作为解放了的生产力对建设新中国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也忍受了巨大的牺牲。最捉襟见肘的1926年，中|央政|府甚至号召国人节衣缩食，将当年粮食、棉花产量的近一半对外出售以用来交换外汇！
相对于铁路，公路建设就逊色多了。一来资金确实不够，二来建设铁路的成本虽然看起来很高，但考虑到漫长的铁路线所带来的地理上、文明上的进步，综合运力、便捷程度及远距离战略物资投放等因素，从长远看来，其性价比远比公路来得要高。
因此在前期，张汉卿是以铁路为主要建设方向。
不过中国的公路建设仍然有着飞速的发展：从北京到沈阳，从南京到上海，从兰州到西安，从洛阳到徐州，各大城市建起了国道，中心城市及省内各大地区之间建起省道，交通枢纽及沿海县城也视经济条件或铺水泥路，或造沥青路，条件稍差的，也将一层沙石铺在泥地上。
仅1925年，全国即铺设公路近2万公里。
不铺不行啊。经过几轮扩线，天津道奇汽车厂已经达到年产20万辆卡车、5万辆汽车的规模。不但如此，在武汉、广州、吉林和重庆，张汉卿已经在筹备建立分厂。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汽车产有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
修路，既方便了出行提升了效率，也使基建相关的产业得到发展，如水泥、钢铁、测绘、桥梁，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一举几得。
不但如此，张汉卿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令后世传诵不已的“高速公路计划”。这一计划是以建设从北京到广州这条横贯南北的交通枢纽为契机，先后连接各省省道并逐渐视条件不断予以改进，最终形成密布全国的网状公路线。
要知道正史上的美国在二战后正是靠打造类似的“高速公路计划”才有机会问鼎全球经济巨人的宝座；在二十一世纪的信息时代，同样是依靠由此衍生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仍然可以保持着其先进工业创新、制造与设计领先世界的前沿地位的。
张汉卿要一鼓作气，为中国奠定三十年领先机会！
水运方面：松花江沿岸继续保持繁荣景色，哈尔滨已经开通了直达苏联最大的远东城市伯力的水上客、货运输航线；连接南北的重要的内河水路----京杭大运河也进入了船只如梭的盛况；作为长三角最重要的黄金水道长江，在长江三峡的滟滪堆被炸除后，在枯水季节500吨船只也可以自由行驶于重庆到上海之间。
反正是随着中国造船业的蓬勃，水运事业也水涨船高，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贡献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航空方面中国进入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阶段。
因为航空制造业的逐渐形成，中国自主建造的大型水上运输机“水运ii”在北京与上海、南京，北京与成都、西安、兰州，北京与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之间开通了定期航班。到年底已形成约16000公里的航空里程数，使中国成为亚洲屈指可数的空运大国。
后世在评价他的远见卓识时不无感慨地说：“正是张汉卿领袖以其睿智及远超同代人的预见性，使中国有机会在强敌环伺的局面中迅速崛起，而交通大建设，无疑是其整个经济腾飞的前提。”
第755章 学习敌人的长处是胜利的保障
看得见的在变化，无形的也在变化：虽然张汉卿用开发长三角、珠三角等手段设法降低东北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东北依然以其深厚的工业底韵，在各省经济排行榜上遥遥领先。
1925年底，哈尔滨率先在全国成立了无线电台、并建成了全国第一大的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其海关营收也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
辽宁省，以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三成傲立于世人面前，沈阳更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仅次于建设中的首都的东北交通中心。
而长春，则成为亚洲绿化最好的城市。
说起来，长春能够有这样的殊荣，有一半是日本人的功劳，一半是张汉卿的功劳。
张汉卿虽然是穿越人士，但知道自己的不足。像中国的城市建设，之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说和专业，数千年来基本上沿用依山伴水、从中间向四面开花的自由拓展式的放纵，然后人多了就是城市。
等到人口膨胀了，交通、排污、生活与工作、企业与民生、休闲与娱乐等等措施跟不上了拖后腿了，再去搞有中国特色的拆迁。然后官商勾结、民怨沸腾；或者建了拆、拆了建，劳民伤财不说，关键是出行及心里堵得慌。
当然gdp上去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为官一任，祸害一方，自然有后来者收拾局面。
这种事情，张汉卿见得多了，个人也曾经有一些想法。但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时位卑言轻就罢了，如今一朝权在手，当然要把令来行。他行的令不是插手做这个，而是要限制插手的人，防止朝令夕改。
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国家建立建设部，城市设立规划局，从大方向到小格局立项调查，然后报立法机构批准。
一旦通过，则政|府单位必须照此办理，无论首脑是否变更。如果有什么想法，需要重新规划，并说明修改的必要性，且需在年度预算之中，并重新报立法机构批准后执行。大变动者，要追究当初决策者的责任，从而对现任政|府机构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张汉卿，力排众议，使用日本专家规划了长春，并成就了长春辉煌。
要知道日本人对东三省蓄谋已久，因此对它的地理地质、河流山脉、甚至气候土壤雨水光照都有长期跟踪记录和分析，他们对东北乃至全中国，的的确确比很多中国人更“用心”。撇去目的不谈，他们的这份恒心，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
曾经有过一篇报道，正史上建国后中国海军在南海岛礁勘测时意外迷了路，最后还是靠一位当地渔民在日本一位民间测绘家遗留下来的满清时代的海图才找到出路。据说那海图画得十分详尽，几十年后使用它还基本上变化不大，不些地方还是靠着它才作出重要的补充，可见一般。
别说日本人也真有一套，在他们精心打理下，日据关东州的首府大连在后来更成为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
但是也许是为了哗众取宠或者获得点击量，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张汉卿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
在穿越前充斥中国荧屏的抗日“神剧”极尽丑化日本军人之能事，一些无知、无良、无耻导演为了迎合大众口味也大行其道，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在战争中牺牲的先烈们的侮辱！
----日本兵如此弱智和无能，却让中国抗战军人受到这么惨重的损失、中**民承受了两千万人的牺牲，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抗日军民更弱智和无能？！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泼皮式的轻薄和鼓噪！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像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像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
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
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
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20 世纪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q。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
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吸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
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张汉卿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
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至于学习德国，纯粹是学习它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及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军事手段：闪电战、狼群战术，让中**队登上新台阶而已。
而在政治制度上，和中国最相像的反而是苏联，这就谈不上谁学谁了：张汉卿本来就是这种制度发展到大成阶段的见证者，他在细微之处的变异远远超过了苏联。
就是在以党|领导国家上面，中国的制度也远远地把苏联抛在身后：相比较于苏联的渐渐往独裁上迈进，中国已经在中|央和地方实现了党内的皿煮集中制；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上，现在中国的国会制度也远远比苏维埃主席团制度先进。
后者一直到历史上的晚期，基本上是党权和行政权的“二权分立”。因为在实际运行中，总是党权独大，行政权和最高苏维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所以后来苏联人称最高苏维埃为“橡皮图章”。
请注意！中国人大连称为“橡皮图章”的机会都没有！后世的中国，制度全部来源于苏联，但好的一面被丢弃，却在三套机构之外设立了一个更没有价值的全国政协----中国人民因此多供养多少官员？
制度落后，才是真的落后。因为人大只能监督俗称“一府两院”的政|府、法院、检察院，而最该被监督的党却脱离于人大之外！
这不应该！
所以张汉卿经过深思熟虑后完成了一个创举：把司法权脱离人民党的控制，让所有的个人都置于法制的约束之下。
而对于行政权和立法权，以前他是很想彻底切开的，但是在目前，初生的中国需要权力集中以做大事，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才能完成，并减少掣肘。
虽然约束力较弱的缺点会在政权稳定后渐渐显露，但是张汉卿有信心在他手中最后完成三权分立----他还年轻。
第756章 变化
发扬优势，摒弃缺点，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这才是成熟的、先进的、有理性和有希望的民族。
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
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张汉卿是理性的，所以在他带领下的人民党也能做到理性。一切先进的工业技术、管理方法和人文思潮，它都能坦然拿来为我所用。借着世界和平的契机，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先进的制度保证，有聪明敢为天下先的中国人，中国的发展不算奇迹。
在东北、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及各大省会城市，电话已成为通讯便利的重要保证。晚些时候，沈阳、哈尔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广州还有了可以直通欧洲的国际电话。
民国政|府在电话上的规划是：到1926年，全国至少达到通话长度为10万公里，1927年各县级行政中心可以直接电话接拨中|央、县县有邮局并可以拍发电报----当然东部沿海城市已经早就达到了这个标准。
军队中的通讯系统也有跃进式的发展：继成都军区联通后，各军区与国防部之间都架设了保密电话，无线电台架设到团一级，而营级则配置混和着有线与人工传话的通信班。
机车行业带动了几乎所有的重工业项目，机床厂、轧钢厂﹑无缝钢管厂﹑铸管厂﹑钢管厂﹑钢丝厂﹑镀锌厂﹑耐火材料厂﹑机械厂﹑中板厂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使得1925年庞大的钢铁产量完全有供不应求之势，又促进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持续繁荣，也为中**工产业积累了大量后备力量。
对舰船特别是大型船只的动力系统至关重要的配燃油锅炉的蒸汽轮机，中国已经试制成功，它是二战前期世界重巡洋舰及以上军舰的通用动力系统。它一般使用未经深加工、含碳量较高的石油----重油作为燃料，所以会产生大量浓烟。
这个项目是张汉卿所着重看重的，也是海军装备及军需部长陈绍宽梦寐以求的。
想要发展大型船只，这个东西一定要搞出来。君不见九十年后的正史上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都还在用这种类似的动力系统？国家肯定会搞大型舰船，没有“心”，将来怎么玩？所以未雨绸缪是必要的。
至于中型柴油机，中国早就有这个能力了，现在护卫万里海疆的“九江级”驱逐舰的第一艘仿制品，用的就是这种柴油机。武汉造船厂对于大型柴油机的研制已经接近尾声，用不了多久，清末从德国购买的“海琛”级等吨位居中的铁甲巡洋舰就可以换装中国芯了。
不过，现在对于舰船，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还只能望洋兴叹----千余吨的驱逐舰努力一下还能生产，稍上规模、能够驰骋于万里海洋的大型、超大型军舰就没有这个能力了。
这也是中国几十年要补的功课，肯定不能一撅而就，以现在财政上在海军上的投入，能把“九江级”规模造出来郭大司令就会高兴得从梦中醒来。
当然，对大型军舰，张汉卿也不会因为目前条件不具备而就停止了探索的过程。在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繁忙国事中，张汉卿不忘海军人才的培养，他向德国政|府提出了为中国建造训练舰的请求。
虽然不屑于建造不久后沦为“鸡肋”的战列舰，但是世界海军的建造趋势一定是向着吨位更大、装备更先进（并不是唯火力论）的方向迈进。
唯有吨位大，海军才能走得更远，1200吨的“九江”级只能勉强在近海游弋，确实不够看的。
之所以选择德国，是因为其它国家根本不允许中国在海军上的发展，特别是英美日。中国的陆军强大之后对各国的态度他们在“五卅”事件中看得很清楚了，如果海军能够像陆军一样哪怕只有一半的实力，它们还能在中国耀武扬威吗？所以无论从技术输出或者直接买成品，他们都对中国全力封锁。
而让德国建造一艘大一些的军舰并不违反《凡尔赛和约》条款的精神。因为其规定德**舰可以用于训练及海岸防御，并有4艘巡洋舰的建造空间。
而德国早就跃跃欲试了，它们已在规划“柯尼斯堡”级轻型巡洋舰，原本会在1926年开建。这是一级排水量达6000吨、满载8000多吨的庞然大物（对中国而言），有3座三联装150mm的主炮、3座双联装88mm防空炮等，外加4座三联装533鱼|雷发射器，还有两架水上飞机。
这样的军舰对海军强国英美来说无所谓，对日本来说也没什么出彩的地方，因为这种配置也就中规中矩。
可是对中国来说却有质的变化，因为从1000多吨一下子跳跃到6000吨，绝对不仅仅是数字的差异，那是鸟枪换炮的感觉。毕竟，军舰能达到这种水平的，不管是自造还是购买，世界上不超过十个国家。
当然，中国名义上只是买它来“训练”，所以数量不能多----其实也没有多余的钱来大量买这种成品的，中国需要的是开拓眼界、积攒经验。
正史上德国本来采用柴油机作为它的动力系统，无奈当时技术不成熟而采用两台蒸汽轮机，导致这种设计极为浪费空间。因为中国武汉造船厂的大型柴油机的研制有望不久后完成，因此在合约里说明给中国建造的那艘将用中国动力。
除了武器之外，军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动力了。连几千吨舰壳都造不出来的中国人，竟然要用自己的动力系统，这不是开玩笑吧？如果不成功，难道要让这种几千吨的大铁疙瘩在大海上用风帆吗？
所以不但英美日等传统海洋大国抱着看笑话的心思，就是合作的德方也有很多人质疑。为了中德友好的大局，德国船厂还特意多订购了一套动力系统，以防止中国的军舰出现无法动弹的情景。
不想在这级军舰的建造过程中，当德国碰到动力问题后反而借鉴了中国大型船用柴油机的技术，从而使这一级军舰的诞生相当成功，并反哺了中国同行。
后来此案例也成为中德合作的典范。
在潜艇的发展上值得大书特书，由于中国之前已经有了初步的经验，在德国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协助下，迅速地抬升了一个大台阶。
从蓄电池到发动机、到柴油机、到声纳，无一不精益求精，为此还拓宽了中国的工业门类，热力学和机构学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德国人该是对英法列强有多大的怨气呢？
中国人如痴如醉地学习德国技术，利用这难得的时机，他们不但基本建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也从这些严谨的德国技师和军官身上学到了纪律、敬业和一丝不苟，还有为国的奉献精神。
张汉卿偶尔也会做些贡献，为了增加潜艇的续航能力和相对安全地补充电力，他提出了潜艇携带再生药板和安装呼吸管的办法，这是后世的一个小方法。
再生药板好理解：通过携带的过氧化钠，与潜艇舱中人员呼出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钠和人体需要的氧气。虽然这个时代的条件有限，这味儿可能不太好，但是足可以让一百人的艇员呼吸90天，还不够牛叉的？
当然给人喘气可以，用于潜艇柴油机的使用就奢侈了。众所周知，潜艇在那个时代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是“潜入水中的军舰”，平时主要是在海面上通过柴油机作为动力，只有在作战时或者面对危险时才会藏入水下----因为当时蓄电池电时有限，只能够允许潜艇潜行几十海里。
在核潜艇未诞生之前，潜艇进行换气和充电是很频繁的，为了安全考量只能在夜间进行。张汉卿提出呼吸管的概念以后，深有感触的德国技师很快地就把构想变成现实，这个办法正史上是二战前夕的荷兰首先开发出来的：
它的基本构造是以可伸长的通气管将外界的空气引导至柴油引擎，并排出引擎产生的废气，另外再附加防止海水进入以及将进入的海水排除的管线。通过呼吸管可以让潜艇在潜望镜深度下使用柴油机，这样它就不必浮出水面即可补充电力。
这样不仅降低了被发现的概率，也扩展了潜艇可以充电的时机，从而大幅改善了当时潜艇的作业方式与弹性。
对于被反潜机、舰、船发现即意味着死亡的潜艇官兵来说，这一发现有着相当大的意义，以至于德国技师、退伍潜艇大副费利克斯开心地说：“有了这个东西，潜艇兵们能够安全回家的希望增加了何止一倍！”
此外，已经基本吃透“九江”级驱逐舰的中国海军，开始酝酿更大吨位的远洋驱逐舰的建造。动力系统不是问题，中小型军舰的造舰能力也有了，是该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了。不然，光是陆军强大，海军仍然是旱鸭子可不行。
中国有广阔的海岸线，瘸腿海军会极大地牵制陆军的使用，两条腿发展、齐头并进才是王道。“陆炮上舰”的想法是否能与军舰匹配，都要好好地探讨下，又不是要建多大规模，只是为未来储备技术与经验而已。
同样地，新式驱逐舰的建造基地放在内陆的武汉，而不是张汉卿最期望的上海。
国家还没解放，海军聊胜于无、薄弱的空军力量只够看住京津一带的头顶，花那么大代价在海边扩大船厂，一旦被敌国海军扫一圈，辛辛苦苦的投入不都打烂了？
而且这个时候军舰都不大，不靠海边的造船厂在中国只有武汉造厂还有底子和条件揽活了。再说它有汉冶萍钢铁厂，工业体系是除沈阳、上海、天津外最强的。
其实根据资料记载，在1931年美国万吨油轮“加利福尼亚”号就曾从长江口上溯到武汉，说明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大的。想出海，等到汛期再走也可以啊，每年的5月到9月。
技术是慢慢培养出来的，需要不断地投入。中国海军短期内不会穷兵黩武地大造快干，所以为了技术储备、为了生存，武汉造船厂重头戏在民用船舶上。依托于长江黄金水道和四通八达的水上网络，作为陆上交通重要补充的水运在这里方兴未艾。
在没有铁路、公路直达上海及长江下游的内陆城市，用一条条漂泊在水上的浮动码头和舟车使得中西部和东部的联系紧密地抱在一起。
上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部的发展也越来越喜人。若不是湖北没有可以代替省会作用的有影响的城市，张汉卿是不会吝于把武汉作为直辖省的。
在重心转移逐渐转移到关内后，东三省的发展丝毫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1925年，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成立并开播；
当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
还在当年5月，哈尔滨车站已经可以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
这样继沈阳为中国重工业第一重镇后，哈尔滨也在多年的奋战中异军突起，成为一个集工业、贸易、交通为一体的商业枢纽，成为东北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
这样，以沈哈线两端为纽带的东北工业区、京津唐秦环渤海经济圈、江浙沪经济圈、珠江水带经济圈为龙头，配以青岛、武汉、兰州各大城市辐射周边区域，以三大建设兵团源源输出农产品为催生血液的经济布局已经形成，华夏神州的成就日新月异。
连续几年，中国的工业都以超过30%的速度递增。这其中有对前几十年被压抑经济的释放，也有弯道超车在起作用。几乎每三年，就会缔造一个新的中国。
无怪乎各外国媒体都在惊呼：“中国驰入了工业发展的快车道”！
第757章 压力
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深深感受到了这种冲击。
日本经济在一次大战期间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战争期间，日本趁欧美商品暂时退出亚洲之机，几乎垄断了亚洲市场；并不断向欧洲扩展商务。大战使日本由外贸入超国变为出超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
不过日本经济虽然增长迅速，但与欧美国家比相对脆弱。它是个岛国，国内市场狭窄，资源贫乏。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它的受波及程度肯定要比传统的工业大国更强烈。
1920年以东京、大阪两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标志，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开始了。在危机中，政|府不是对财界进行彻底的整顿，而是实行过于庞大的救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从当年2月开始，东京大阪组合银行的贷款额开始超过存款额，并呈逐月上升之势。
政|府这样做虽然挽救了一批濒于破产的企业，但也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因为国内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却举步维艰，给日本企业主要是竞争力弱的中小企业造成普遍的打击，导致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在此以后，一般的小商品和轻工业品的主要进口国竟是向来为日本人商品倾销地的中国！
中华民国于1921年钢产量第一次超过日本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永远地保持了这一数据。
在日本持续萧条阶段，1922年中国钢产量达到其1.5倍；1923年度发生了以东京、横滨为中心的关东大地震后，日本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而当年中国钢产量破天荒地达到其2.5倍，其工业发展后劲令人侧目。
反观日本为了摆脱经济的困境，其政|府通过对内大量贷款，对受损害的资本主义进行援助，渐渐露出衰退的光景来。
本来半殖民状态下的中国是日本产品的“天然”倾销地，但是由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由大型国营企业和政|府资助下的民营经济能力远非正史同期可比，中国政|府对经济控制的能力也非同日而语，因此向中国转嫁经济困境阻力重重。
因为工商业的爆发，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本来就越来越少，最后后者能拿出来的，只能是代表其最后工业成就的设备。但即使如此，除作为生产母机用的机床中国还需要少量进口外，渐渐地项目越来越少了----因为日本的工业水平比起欧洲来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有德国技术为参考，有美国时不时地松开对军事并不敏感的工业设备的出口，有苏联的全方位的开放贸易，中国越来越看不上日本的东西了。
反之，中国廉价的工业制品及农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则越来越多地涌入日本国内。后世“制造大国”的名头绝对不是虚的：
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大量的工人使得在几十年时间里不虞劳动力问题；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在小国可能无法生存的小众产品，可以非常容易地产生规模效应。
这种体量，在它随便向某一个方向发力时，都能产生势不可挡的力量。
纺织业就是一例。
更发达的美英已经把它淘汰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纺织工业的分布中心曾经很明确：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德国曾有《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之歌》，日本在一战前后是把纺织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可是当中国立足此行业后，一切都变了。
衣、食、住、行本来是民众的基础需求，奉系中国从大范围说已经可以吃饱饭了，穿衣自然是紧接的需求，毕竟这么大的市场。而中国又有发展纺织业的基础：大量的女工、丰富的农产品（主要是棉花）。
这种优势迅速地把日本在华纺织企业打垮了，并迅速波及到其国内。价廉物美的中国纺织品充斥着日本国内市场，对准备从关东大地震的余痛中渐渐好转的经济来说又不啻是一次大地震。不过这次地震是全国性的，影响也远比关东大地震来得猛烈和持久。
受此影响，日本在国内的纺织工业几乎被摧毁，其它各个行业也渐渐陷入萧条。
而一海之隔的中国却别有一番天地。
人民党通过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田、积极开垦、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组织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以达到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的目的。
国家在财政上实行二、五减租，以保障佃户转型的得地农民恢复生产；此外又陆续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动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等，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这位张汉卿少帅施政花样层出不穷，一些连政治上比较成熟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想不到的纲领花样，他却信手拈来。
最近据说在徘徊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更拟推动土地债券、土兵与工人的保险制度等，以建设现代社会等，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和期待，人民党影响力空前。
借着中国丰富的资源，国家连续几年致力于钢铁产业的迅猛发展，使中国在基础工业能力上迎头赶上日本的步伐越来越快。
1924年钢产量接近日本的2.8倍，到1925年底达到3.9倍，为262.5万吨，基本上将由于晚清政|府的落后和连年内战造成的国家工业实力损失补了回来。光这两年累计生产出来的钢铁产量，已接近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总产量。
不是张汉卿能让落后的中国拔苗助长，实在是这位少帅知识太过渊博，他不但能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而且懂经济知工业，连中国哪些地方有油有煤有铁矿似乎都了熟于胸。这种“先知”的能力，让中国哪怕是想稍微放慢一点经济发展的速度都不成！
由于重工业能力及基础工业的大幅好转，使中国的军工能力得到巨幅增强，人民军的36个整编军将成为日本在华侵略力量不可逾越的屏障。
几年时间里，蒋百里的人民战争理论和实践结出了硕果。因为没有了战争，人民军官兵的服役期明显地少了，以普通的陆军步兵为例，从此前的无期限变成六年、四年、三年、两年，张汉卿甚至在军委会议上提出再减为一年半。
这不是简单的年数约定，而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国防战略。服役周期短，接受军事培训的预备役官兵便增多，将来在发生战争时能够第一时间动员的兵员也会增多。而且预备役官兵的大量存在，也给基层民兵建设平添了力量和便利。
这个道理，和藏富于民是一样的，张汉卿谓之藏兵于民。
财政收入方面，入主中国前的奉系在1922年为同期日本的一半强。到1923年末，虽然中国直、奉两系发生大战、日本也堪堪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日本又偏偏遇到了关东大地震，而中国迅速将一大笔黄金用于国家的建设投资，另由于直鲁豫及京津等地的加盟，所以年末财政盘点，中国已经达到日本的88%。
到第二个经济发展三年计划完成的1924年，由于长三角、晋省及川、滇、黔、桂等的加盟，近代中国第一次有机会超越日本，使中日之间的差距拉开到约1.5倍。
乘此东风，在中国全面发展的1925年，差距继续飙升到近1.8倍。
其实即使在正史上的民国时期，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在19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位列全球第2位，甚至在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囊括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三省后，中国关内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是日本的1.9至2.8倍。
只是因为工业、交通业的落后及战乱，当时的列强并没把中国看作大国。
在此时空，由于中|央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政|府得以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引导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并使得停滞多年的经济得到飞跃的发展。也由于交通的便利和民国政|府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能力，中国的工业及经济实力才渐渐被世界所瞩目。
人民党彻底把松散在各个角落的中国力量盘活了！
遍地是狼不可怕，只要带领它们的是羊；而哪怕是一群羊，只要在狼的带领下，齐刷刷亮出并不刚硬的角，一样会咄咄逼人的。
是否因此日本感觉到了危险的来临？为了防止中国尽快崛起，日本国内对华动武的嚣声越来越大。后来臭名卓著的甲级战犯、现任的天皇侍卫武官东条英机一眼就看到了中日力量对比接近的威胁：
“如果不尽快发动一场新的对华战争并战而胜之的话，中国将很快全面超越日本，帝国并将永久性地失去自明治以来的大好局面，不但失去对中国局势的控制，还将被斩断重要经济命脉的来源，继而在亚洲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