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7章 飘渺缠绵
时隔数年，张汉卿再一次用才气征服四座。
林徽因或许明白了什么，但没有说破；金岳霖、徐志摩心有戚戚焉，感同身受；胡适已陷入对曹诚英的感念之中，无法自拔；黄侃仿佛在冥冥之中听到自己心灵深处的呼唤，欲说还休；梁青竹则不住吟哦，对张汉卿的崇敬之情又增几分。
几大惯常多嘴饶舌的话痨出奇一致地静音，害得作为主人的梁思成不得不出面撩局，以不致冷场。他不得不佩服张汉卿的文采----不至于有那么多的枪手一直在帮他做诗写词，而且每次都应景。只是，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首词是有感而发的，其对象，大概就是自己的未婚妻了。
虽然词是好词，但作为当事的男人都不会看到它的好。当初，徐志摩作为自己的情敌，自己是不太有压力的，因为他知道林徽因是一个务实的人，不会和浪漫的徐志摩有太多交集；金岳霖后来算是林徽因众多追求者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但他内敛，也不是林徽因特别钟意的类型。
倒是这个张汉卿，文采出众到可以让人仰望，地位如日中天同样需要膜拜，也在女性圈中被称为帅得掉渣，对女性的吸引力可见一斑。好在林徽因是那种一旦决定就不许自己后悔的人，但是这个醋他是吃定了。
在文学造诣上面自己恐怕一生也难望徐、张二人的项背，那就在自己得意的建筑领域好好成就一番事业吧。是不是因为这种竞争的心态让梁思成受到刺激，并经过如脱胎换骨般的努力，后来成为民国首屈一指的古建筑学家的原因？
也许是见连张汉卿这么优秀的词作家和地位都不能撩动林徽因的缘故吧，徐志摩就在这一刹那间也放弃了他的追求，转而和陆小曼对上了眼。“飘渺缠绵一种情”，说的是他们俩吗？
而胡适也默默地把这首《采桑子》诵在心里，回想着与曹诚英过往的一幕幕，心潮澎湃。当天夜里，他夜不能寐，睡到半夜，披衣起身在纸上写下一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写后仍觉不满意，到底又把那首《采桑子》刷刷刷地一气呵成复写了一遍，才稍减心中烦闷，安然睡去。
相比较胡宅的沉寂，梁九小姐在什刹海的小屋却旖旎无比。早有想法的张汉卿面对身边这个投怀送抱的乖乖女可没有半分怜香惜玉的意思，当晚，他借送她的机会进入她的私邸，心安理得地喝上她奉上的热茶，并不怀好意地用盯着她慌乱的目光。
没有用到佣人----一切都是梁青竹亲力亲为。
梁青竹不安地双手抱着茶盏。虽然知道家里人的想法也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结局，但未到水到渠成的那一刻，少女的矜持让她有些语无伦次，特别是当张汉卿玩味地盯着她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她需要说话来打破房间的宁静。
“你今天写的词很好----我读过你的每首诗词，除了《虞美人》是写给你太太的之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为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么用心过，还有那首《沙扬娜拉》，也是写给林小姐的吧？”她止住张汉卿欲遮还休的惊愕：“你对林小姐很有点意思哦。”
自己已经掩饰得很好了，还是被她看出来，难道女人真的天生就有第六感？太可怕了！他只能失笑地摆摆手：“别胡说，人家可是有未婚夫的，明年就完婚。”
这更使梁青竹确信了她的判断，她只是好奇，当初强势的那位少帅为什么不像对付叶恭绰那样横刀夺爱？毕竟以他的实力，他几乎可以率性而为，而林徽因，似乎对他并无恶感。
当听完九小姐的疑惑后，张汉卿哭笑不得：“你以为我是王老虎？还玩抢亲那一套？林家是政|府高官，林小姐也绝没美到那种沉鱼落燕、闭月羞花的程度，至于要用那么下作的方法？对林徽因，我只有欣赏，没一点要伤害她的意思。强人之美，把美的事物破坏给人看，那叫悲剧。”
梁青竹点头说：“嗯，我知道了，原来你只是对沉鱼落燕、闭月羞花的女人才会用强的。”
张汉卿冷不防听到她的笑话，那可真的是如绽开了花朵一般灿烂。他不是初哥，梁九小姐跟着自己出入各种场合并无顾忌早吃的心思，已经彻底向他表白无误了。梁老头把房子买在距中南海这么近的地方，把女儿就放在自己的鼻子下，难道不是为了钓鱼？
不过自己对她还是有贼心的，不然也不会这么“热心”地和她打成一团。俊男靓女，他又是如此惹人注目，难道不顾忌影响吗？除非有另外的心思。
想起正史上这个年轻美丽的女孩最终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只差一点而错过姻缘的张学良为此一直内疚到死的事，张汉卿就觉得自己有义务来改变这个结果，无论从男人的担当还是从道义的角度或是替身的原因他都必须如此做。
在他熟识的几位美女中，梁青竹完全算得上是沉鱼落燕、闭月羞花了，他一直盘算，若是她欲拒还迎，自己要不要用强的，来个生米煮成熟饭，关系自然更近一步。
所以他不假思索闪电般地脱口而出：“我不会对你用强的。”出口顿觉不对，这话太暧昧了。联想到孤男寡女同处一室，这话不会给她什么不好的暗示吧？
梁青竹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这样回答，立刻愣住了，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接什么话好。
这话太伤人了吧？那是在他心里，自己还算不上沉鱼落燕、闭月羞花了？别的不敢说，梁九小姐自信在津城还能算得上小美女一枚，随着年龄的增长，多少达官贵人排队要与梁家结亲！也就是当张汉卿为自己大动干戈的消息传出后上门求亲的人才锐减的。
父亲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到流水有情、落花无意！清纯如她，总不会凑上去问为什么少帅对她不愿用强，这、这、这是什么话！好像自己是上赶着要被用强似的。男人乐意，自己伤身；男人不乐意，自己伤脸，真是令人纠结又无助的答案。
这一瞬间，充满着屈辱、不忿、无助与羞耻交汇的感觉，梁青竹的眼泪不争气地夺眶而出。
张汉卿立刻就反应过来，他是情场老手了，立刻阅出梁青竹的心态。他是最见不得女人流泪的，特别是对这个本该悲剧的美丽女孩。知道在这种场景下，以梁青竹所受到的教育和柔顺的性格，需要自己首先打开一扇窗，把事情挑明了。
他笑嘻嘻地凑近她，不由分说一下子揽腰入怀：“想什么呢？你这么漂亮的美人，总得要你心甘情愿跟着我才好，用强算什么本事！”
梁青竹整个人立刻焕发出光彩，一轮红晕也闪现在脸上，让她格外动人。
此时望向张汉卿，如同看到一只发情的公鹿在向他的意中人炫耀肌肉。不过自己的心里却也像只小鹿乱撞，预感到会发生什么，她只害羞地低了头。
就在这一刻，张汉卿认为，写给林徽因的那首诗，完全可以套用在她的身上。“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张汉卿是情场老手了，知道此时能否再进一步需要他再积极一点的表现。对梁青竹而言，任何让她主动的动作想也不用想，一切都需要他来把握。于情于理于他这幅盗用了别人躯壳的身体而言，他都要保护这个可怜可爱的女孩，最佳办法是据为己有。
正当他想着一吻定终身然后顺势拿下阵地时，梁青竹忽然轻轻推开张汉卿，漾红着脸说：“天晚了，我先洗个澡。”
这话更暧昧了，几乎所有的男人在听到这个信号后相信都会有下意识的反应，除非他是凭实力单的身。张汉卿久经沙场，岂能不知道这话潜在的意思？郎有情妾有意，那是大功即将告成，只需临门一脚。
后面所有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当出水芙蓉一般的梁青竹带着红晕娉娉婷婷再现在张汉卿面前时，他几乎要惊为天人。血气方刚的他，瞬间就要涨破了。
清瘦的身材和脸蛋以及偶尔露出的白皙肌肤让她在张汉卿的几位女人中间格外出色。除正房于凤至才德色兼备外，黄婉清是小家碧玉、谷瑞玉是异国情调和丰|满健壮、于一凡是灵动清新，她们都有自己的美丽，但梁青竹别具一帜。
她有一种柔顺得让人心醉的清纯，让人无由得产生出男人的保护欲；同时交织的还有一种可可动人，能让男人暴发出原始野性的冲动。这是个让人又爱又怜的极品女子，足以挑动张汉卿所有的男性荷尔蒙，要把她据为己有并金屋藏娇。
浑身颤栗着接受张汉卿的爱抚，轻蹙娥眉紧咬着朱唇被张汉卿进入，梁青竹在迷离中完成了从女孩到女人的蜕变。嗅着耳边发际传来的清香，听着呢喃难懂但又令人血脉贲张的软语，张汉卿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梁青竹则用自己的顺从让他痛快淋漓地施展了男人的威风。
这一晚，注定是不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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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即200万字，这是一个里程碑，对江山不落来说。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让本书得以持续进行下去。
第699章 大义所在
之前把口角之争上升到讽刺日本天皇的程度，张汉卿知道和日本人已经交恶，再想恢复到之前心照不宣的那种“蜜月”已经不可能。估计现在的日本政|府，已经万分后悔扶植便宜老爸并坐视自己壮大了吧？
当然不管怎么说，和日本人分手是必然的，只是现在做了，多了许多变数而已。之后，需要好好布局了。
看着别人脸色过日子毕竟不好过。要想彻底摆脱日本人的羁绊，非有一个稳定的政权不可。而要达到此目的，统一政令与军令是必须的。
在先后夺取国民军、晋军的武装之后，中华民国已经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不管怎么说，各方力量都已先后承认中华民国为合法政|府，不虞有人再用“护法”、“护国”等名义行分裂之实了。
至于西南诸省的割据力量，只是军事上的分离，在大义上还是遵从中央的，这样，外国力量没有理由介入中国自己的内部事务，现在，是完成事实统一最佳的时候。因此，在张作霖政|府合法性得到列强默认后，一场针对西南诸侯的讨伐在所难免。
前番全国各系大裁军，人民军只裁兵员不撤番号，为将来扩兵打下伏笔。而且人民军所裁兵员大多为东北军老旧军人，或是未及全员整编的旁支或降兵，对战斗力并无影响。在1924年末，张汉卿更将各地征召的新入伍士兵重新编入现役，并增加了三个番号：21、31、32军。
补充给华中军区的新21军，以宋哲元为军长，为进攻大西南作准备；31、32两个新兵军补入华北军区，以增强北方海上门户山东及青岛的实力。这一次反弹，人民军陆军达到了33个军。
当然，重新武装的师对外声称是作为“铁道兵”在各地作为交通建设来规划，算是战平两用。但是实际上是否如此，只有天知道了，因为它们的仍然算在军队的序列中。
地方上有建设铁路的需求时倒真的出动了部分人，但是驻扎在那些没有铁路或者规划铁路的地方，铁道兵平时干什么，没人有时间过问。
如果单单是官兵人数上的增加也没什么，可是如果看到几乎全部的军师长都是张汉卿一手带出或是亲手张罗的，便可知道这是一种何其强大的凝聚力。兵锋所向，上下齐心，不趁此良机彻底统一中国大陆，奉系都会羞愧死。
少帅有识人之明，这在他对各路降将的使用上即可看出。他不像许多老奉系如吴俊升等对其它派系的人马进行排斥，而是千方百计以个人魅力征服其主将，人尽其才，不问出处。最著名的便有鄂军人于学忠升为广州军区司令、蒋百里升任南京军区司令且后又改任国防部长。
其它的有晋系商震，冯系宋哲元、张维玺，冯系张自忠等四人向人民军输诚后均已升任军长；冯系孙连仲、刘汝明、孙良诚、佟麟阁，晋系傅作义（张汉卿特别简拔）均任师长一级主将。一时人民军内部人才济济，包容了民**界各个派系内非常有名的人物，焉能不强？
孙连仲是河北省雄县人，幼时家中比较富裕，但他对读书不感兴趣，所以辍学投军，在冯玉祥部当兵。因为他个子大，身强力壮，又有点文化，所以得到冯的喜爱和重用，到1923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他已是冯部的炮兵旅旅长了。
张汉卿收归麾下后，在改良火炮及培养出一支规范的炮兵队全上立下大功，被任命为总装备部新成立的炮兵司令，全面负责火炮的改良及炮兵训练工作。
正史上刘汝明是以冯玉祥始、以蒋介石终的民国时期的一员战将。他出身贫寒，十几岁在天津的一家当铺里当学徒，16岁时因不堪店东的虐待，愤而出走，到冯玉祥部当兵。冯见他个子小，便说：“你个子太小，不合标准。”刘抗辩说：“我才16岁，难道我就不长了么？”
冯玉祥见他伶俐乖巧，便收留了他，让他当自己的勤务兵，没想到这个小勤务兵十几年来由班长、排长逐级擢升，到了1926年竟升迁到了师长，成为西北军十三太保中的五虎将！
抗日战争开始后，刘任六十八军军长，在河北张家口跟日军作战，所部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旅长以下十几个中级军官阵亡，蒋介石在武昌召见他时，除慰勉外，奖给他3万银元，他将钱全部发给了士兵。这样优秀的军官，只要在人民党的熏陶下，成为合格的政治部军官指日可待。
孙良诚则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一员悍将，在冯玉祥参加的历次国内战争中，孙部屡战屡胜，故素有“铁军”之称。正史上他的结局并不太好，一度沦为汉奸，尽管值得商榷。
不过在这个时空里，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有用人惟贤的少帅在，这员虎将可是大有用武之地。本着对历史“治病救人”的方针，张汉卿果断委任其为第7军副军长兼21师师长，调入武汉军区，准备让他担任进攻大西南的领头军。
至于傅作义，更不用讲。绥远抗击日军的名将，守城达人，在未来还是大有用处的。是时时人尚不知道其价值，所以当张汉卿“特旨简拔”直接委以重任后，傅作义感激涕零。目前他暂时在卫戍司令部担任24军72师师长，上任以来，训练士兵很有特色。
现在是兵强马壮之时，张汉卿以戢翼翘为前线总指挥，开始调遣各路兵马为入蜀作准备。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以来川中便以道路艰险著称。在这里作战，人民军陆军火力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当然是相对于中国的杂牌军而言的，同比欧美列强的配置就要汗颜了），因为运输困难。
再者秦踞关中以强，刘邦踞关中而王天下，就是他的末代子孙刘备集团也以一州之地抗曹据吴几十年，“天府之国”之美誉，绝非浪得虚名。
川中军阀在此地盘踞多年，在地利上也有许多便利。如果向杨森、刘湘等用兵，极有可能让他们联合起来抗衡人民军。无他，两人实力均不是人民军的对手，在共同的危难时刻，他们极有可能联起手来。倒不是怕打不过，而是旷日持久，并非国家之福。
此外还需要一个名义，毕竟这么大的战事不能说打就打。在打西南的风声刚出之际，内外便有许多声音，认为经年动武，民不聊生，正是养息之时，宜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达成这个统一云云。
起噪声最大的就是国民党。在冯玉祥、张之江两支最大的国民军被吃掉之后，唯一能对人民党起制约作用的便是其出色的宣传能力了。随着国家局势朝着奉系一边倒的方向迈进，国民党越来越有无力感，没有军权的他们深知一旦西南各方势力瓦解，他们将无法东山再起。
国家完全实现了统一后，他们又将以何名义存在？
不能说他们想得不多，至少目前张汉卿还是想着多党共存的，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的行为都将被支持。要实现人民党|领导全国不假，但也会给各皿煮党派存活的空间。但是他的美好心愿，人家不敢领情啊！
幸好张汉卿的一堆智囊团都在北京，他们对打下西南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像杨永泰就提出不妨以追击吴佩孚的名义入川，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表明人民军军事上的正义性。吴佩孚是国民党、皖系和奉系共同的敌人，他一日不俘获，人民军都有合理的借口。当然，目前的吴佩孚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他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让人民军刷存在感。
像蒋百里以战略家的眼光就提出，人民军暂不向川用兵，而是坐等川军内乱，再收拾残局，可以事半功倍。
这是有理由的。因为长期割据，川军已经形成若干个势力派，最大的几家军阀便是杨森、邓锡侯、刘存厚、刘湘骨家。他们都是在若干次政局变动中得益的团体，相互之间都有龌龊。
所以人民军成功进入北京后，为平衡四川局势，张汉卿采用了“远交近攻”之法，新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
其目的是为了平衡川中力量，使杨、刘大体维持在均衡状态。这样，在直奉大战时，使处在南方的人民军没有后顾之忧。而川中一分为四的局面，让素有野心的杨森、刘湘等人有了吞并对方的心思。
杨森被委任为四川军务督理后，大权在握。对于杨森的后来居上，刘湘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暗中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于是，速成系分裂成刘湘的旧二军和杨森的新二军两个系统。
为了在即将进行的内战中占胡优势，刘湘暗地里对杨森之王缵绪等部进行策反。3月，刘湘等又联名致电段祺瑞执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
而杨森则决定发动统一之战，以武力统一四川。这一决定得到当时人民军高层张作霖、张作相、张汉卿等人的认可及支持。
不怕你乱，怕你不乱。
第700章 又动刀兵
裁兵给四川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因为各省军阀中，只有四川长期处在四分五裂之下，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团体。各方势力均不愿自己有所损失，在桂、黔、滇三省均已进行裁兵动作时，不安定因素在川内已渐渐形成。
年初的4月12日，杨森下达对赖心辉、刘成勋两部讨伐令，分兵五路，向赖心辉、刘成勋以及刘文辉、陈洪范、陈国栋等部进攻，连战告捷，很快就占领了七十二个县，其军队也扩充到十九个师又十二个混成旅（不用担心，他的这些师和旅无论就战斗力还是装备上比人民军的师旅都不可同日而语，就人数上也差得多了）。
被击败的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部退往重庆，依靠刘湘，联合邓锡侯以及黔军袁祖铭，组成川黔联军，共同倒杨。于是四川一分为二，西川杨森一系以成都为首，东川刘湘以重庆为据点，这是四川的又一次分裂。
本来这场大战没袁祖铭什么事，可是他在刘湘等人的怂恿下，他想在战后分得一杯羹。为“表诚意”，大伙公推袁祖铭为联军总司令，邓锡侯任前敌总指挥，刘湘只任后勤总司令，居幕后操纵。
在7月中旬，两军在永川、大足、荣昌一带激战。开始，杨森获胜。后来，他急于寻找联军主力决战，因大意而使王兆奎师被邓锡侯部击溃。联军全线发起进攻后，杨森被迫退往沱江右岸。
这个时候，杨森收到老朋友杨杰的一封信。
讲起来，杨杰非但算不上杨森的老朋友，还是他一直种在心里的刺。当初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反袁时，杨杰是第4军黄毓成的参谋长，把这支原本纪律松驰、组织涣散的杂牌军整编成了劲旅。此时的杨森，担任中校参谋。
不知怎么地，杨杰对这位本家并无好感，认为他“脑后有反骨”，如三国魏延故事。不过杨森当时正被黄毓成宠信，没办法的杨杰只得找机会修理他。恰好那时杨森酷爱抽大烟，杨杰便派人抓个现行，不但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还拉出去示众。受此大辱，杨森竟戒掉了大烟！
老上级、恩人兼仇人的杨杰说什么呢？却是劝他投奔人民军，至不济也要在人民军不久后的入川中给予便利。“则收川首功，全系将军一人身上。”
杨杰此时已经是新成立的国防大学的校长了，算得上是人民军内一颗冉冉升起的耀星。不管之前有什么龌龊，杨森也都要抛弃一边，何况杨杰首先抛出的橄榄枝。
让杨森下最后决心归顺中央的人是寄居在川的吴佩孚。
从容在直奉大战后坐津浦线南下，然后沿江北上，一路上畅行无阻，连续冲过人民军的多处关隘，吴佩孚的逃亡之路不可谓不传奇。
但是吴佩孚毕竟是一代枭雄，他可不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能逃离生天，从各地人民军并无意拦阻于他的事实得出结论，似乎人家是要给自己一个体面的离场。
不然，在华中人民军的老巢武汉，他纵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蒙混过去，因为当时的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王以哲还派人乘船向他递过一万大洋。想抓他，分分钟的事。
这位对杨森的崛起有大恩有落魄大佬，在经过一年的分析和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奉系有天时地利人和，已成大气，继续作无谓的抵抗已无意义。他劝说杨森趁此机会联络人民军，把定川之功先抢一半在手，在将来的军界还有发展前途。
注定已经无法成为统一中华民国的功臣，也不容许自己成为拖累国家的蛀虫，这点大义还是有的。给杨森指条明路，也是感谢他在自己穷困潦倒时的大度收容。此外，这也是吴佩孚对张汉卿的投桃报李之举。
杨森是个很讲意气的人，他也认可吴佩孚的话，并安排人接洽上人民军华中司令部司令兼入川前敌总指挥戢翼翘，表示一俟人民军入川，会放开川北、川东防线。
不过他还想赌一把。如果能够打败刘湘、收复失地，再把它交给人民军，战后自己也会有一席之地的。在他看来，人民军一旦正式介入，川中各派都不是对手，这是由实力决定的。
正当杨森调集兵力，准备反攻之际，早已被刘湘收买去的杨森部主力师师长王缵绪却背叛杨森投靠刘湘，通电停战，使杨军全线震动。到8月4日，联军强渡沱江，全线推进，杨军溃败逃往乐山。
接着到8月10日，联军攻克成都，川军有望再度统一，刘湘信心满满地要做他的蜀中王了。
东、西川军人数颇不少，又有地利之便，还有海军阻挡江面，人民军远道而来如果久攻不下，只怕还是要与他重启和谈的。从人民党手里抢食不易，但民国以来，中央都没有有效地治理四川，将来也如此，能坐稳这里的只有他刘湘。
不是他自夸，他可不像一般的军阀只顾着扩军打地盘而不顾民生，他手下的文治官员还是很有几个得力的，四川能够在多变的民国时代大杀四方而无被灭之虞，离不开这些骨干。
像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财政处长刘航琛，为北大高材生，帮助刘湘理财，非常给力；重庆市长潘文华，虽然是靠种鸦片起家，在治理城市和发展经济上却很有一套，是正史上中国工业和都市现代发展的奠基人。
有钱有军权，刘湘不想大干都不成。
然而刘湘等人的兴奋还未开始，窥测多时的人民军便从北方、东部及长江上分兵三路直压过来。各支部队早已按规划进入预备地域，后勤也作了充分准备。
针对蜀地多山、交通不便的现实，人民军总装备部早已通过军改把十数个山炮团装备到各支军队里，从此在火力完全不输于有着地利之便的各路川、桂、滇、黔各路军甚至联军。
在入川总指挥戢翼翘的统一部署下，北部以华中军区21师孙良诚为先导，配以西北军区常经武第5军共约4万多人，出汉中，一路攻广元，入剑阁，取绵阳，威胁成都北侧。这一路速度最快，因为杨森早已下令当地驻军放开大路；
一路为疑兵，经阆中，过南充，或西向遂宁，威胁成都右翼、或东向广安，威胁重庆北侧。
东线由武汉军区部队主攻，分别由晋系将领商震领新18军为主力、宋哲元21军为后援；一路由湖南芷江进入黔东北，一路由湖北恩施西进渝中，切断川东南。
最出彩的是此役用上了海军，长江舰队奉命沿江而上。
有武汉造船厂在侧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一年的时间里，它共生产了“汉口”级炮舰30艘，分别调给三支舰队。其中，长江舰队因为有这么多浅水支流及有解放大西南的任务，获得适合于内河航行的这种炮舰最多，为20艘。
它们在三艘“九江”级驱逐舰为旗舰的编制下分为三个编队，成为西南诸军阀眼中的活动炮塔和最有威慑的力量。
因为吃水浅，就是在枯水季，它们也能轻易地抵达重庆边的江面上。相比较受限于交通的步兵炮骑等陆兵，这些水上力量以其突然性和大威力火炮显得颇具威胁。
神出鬼没的长江舰队在攻打重庆的战役中出尽风头，缺乏重炮的川军对飞驰在江心的这些铁疙瘩根本没有办法，刘湘的军队都尽量避开舰炮的射程。
川军不是有海军吗？要知道此前刘湘的海军把普通小江轮改装，装上铁板做装甲，装上两门小炮当舰炮，经常在长江里训练游弋。这样的铁甲舰装备了八艘之多。
别看这么一些不伦不类的“军舰”看起来不走眼，但对当地渔民的生活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是怕被撞，而是怕把军舰撞坏了，甚至都怕行船时掀起的波浪把它们掼沉了。所以当地有民谣这样唱：“告尔沿江小渔船，浪翻军舰要赔钱。买船用了五万五，买炮用了三万三。”
对初生的人民军海军来说，打击这样的所谓“海军”最是获益：两门小炮吓吓老百姓可以，但要真的和军舰交手就不够看的了，和它们交手既不担心自己受损失，还能把对方作为练习射击的好靶子，何乐而不为？
双方只经历过一次炮战，刘湘便在炮击中损失了三艘“装甲舰”、其中有一艘还是被炮弹掀起的气浪掀翻的，之后的川中“海军”基本上就要躲着长江舰队走了。
有了在水面上横冲直撞的军舰在，满载海军陆战队的运输船只也能够平安地抵进各个战场，海军陆战第1旅主力营于8月25日攻陷涪陵，直指刘湘老巢重庆。
几乎同一刻，广州军区也奉令而行，以乔方第9军主力为先导，于兆麟第11军为后行。作为由湘入黔后援。调历史上善于防守的傅作义第72师入桂，在梧州与新桂系的兵马对峙。连同海军，人民军进攻四川、贵州的兵力共约20万，战略上呈包围之势。
西南用兵，战略上由蒋百里、韩麟春、张汉卿三人共同拿捏：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
要一举占领西南各重要城市，完成国家事实上的统一。
第701章 招降
一昧硬打硬杀不是好主意，尤其是占有地利之便且又同心戮力的桂系。想当年跟广西素有渊源的越南猴子，就是在极弱的军力下硬是凭借优势地理位置先后打垮法国、耗干美国的。
人民军对西南四省的用兵，早就定下分而化之的政策，对广西新桂系，中央打的是招降的主意。
新桂系的岷起才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民国十年，孙逸仙命令粤军陈炯明部伐桂，旧桂系摇摇欲坠。由李宗仁（德邻），白崇禧（健生），黄绍竑（季宽）这几个营长加连长凭借对时局的判断及应对，相机有利的在几年间一跃成了持掌广西军政大权的要员，旋即在老奉系陆荣廷与沈鸿英的混战中得利，先败陆荣廷，后败沈鸿英。
随后李宗仁响应孙逸仙号召，在实现广西统一后加入广东国民政|府。不过当孙逸仙被陈炯明反目并被人民军赶出广东后，李宗仁便以消灭沈部为最大目标，想以此为基础盘踞广西，待形势发生变化后再作打算。
李宗仁作为中国现代史一个举足轻重的军政高级将领，他的一生资历激荡起伏。先是从于陆荣廷旧部，早年参加过讨龙（济光）护法战争。民国九年旧桂系残部和粤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时任营长的李宗仁拒绝前往广东接受收编，于是带领所部进入了六万大山。
但是因为饷粮的匮乏，于是卖掉枪支换取饷粮（白崇禧的记述中为卖|枪买衣）传为佳话，人人称颂。这跟旧式军阀形成了鲜明对比，李宗仁赢得了起步初期难得的声誉，为他开辟自己势力征到了人心。
李德邻尊崇孔孟，信笃儒家之道，对仁义看得很重。且他为人心胸宽大。这跟喜欢耍权谋诡计的蒋有着明显的不同，由此也成为正史上二人难以融合的芥蒂。早年起步初期他对贫乏交困的黄季宽伸出援手，不计较黄季宽挖墙角拉走他的两个主力营（俞作柏和伍廷飏）。
对于桀骜不训的俞作柏袭击马君武（时任省长），竟打死马的姨太太，李宗仁也表现了相当难得的沉稳。李宗仁经常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
能够把天资跋扈的黄绍竑，智谋精明的白崇禧、黄旭初至于自身部下，若无杀伐决断之才和宽宏大量的心胸，断然坐不上桂系的第一把交椅。白崇禧原与黄绍竑同属马晓军模范营的部下，二人后来辗转到李宗仁身旁，联合组织“定桂讨贼军”，李任总司令，黄任副总司令，白则担任参谋长。
参谋一职显现白崇禧精与军事谋略的身份，正史上赫赫有名的龙潭战役中，白崇禧督军苦战，一举击溃孙传芳。时任国民政|府首脑的谭延闿就曾写过一幅对联给白崇禧对联一副：“指挥若定真能是，学语小儿知姓名。”一时间，天下传颂不已。
也就是在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等人的协力帮助下，李宗仁最后消灭沈鸿英的势力，桂林告克复，统一广西。以至于沈鸿英哀叹：“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粤、赣，谁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势力控制了广西全境后，又击退了企图进入广西的滇军唐继尧部，一时广西声威大震，在西南四省中话语权也空前大了起来。如果中央能够成功劝降桂系，对其它三系的影响是很大的。
可是从坐拥一方诸侯的显赫地位到交枪后任人宰割的可能，他们愿意吗？考虑到这哥们几个都是不甘人后、都有几把相当的刷子，只怕双方有一番争斗呢。
有着“小诸葛”出身的白崇禧，决非徒有虚名。在30年代治理广西时期、在历史上的抗战时期，他都有出色表现，以至于在当时全国一派混乱破败的形势下，广西俨然已成模范之省焉！有国联远东调查团团长李顿者赞曰：“假如中国有两省这样干去，日本就不敢侵略满洲了。”
德国驻粤总领事官阿登伯博士到桂视察商务，亦赞曰：“由梧到岂沿途所见，觉广西秩序甚佳，各项建设已有显着之进步。”
日本记者和田济叹曰：“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慓悍的军队，名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他蹂躏，我敢说是徒然空想。”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评论曰：“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好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好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只有十七团兵，连官兵共有二万人，可算是能裁兵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能享受治安的幸福。”
而且白崇禧虽然专横跋扈，雷厉风行，但却颇能以身作则。他提倡廉洁苦干的精神，自己平日身穿一套粗布灰军装，腰上扎条皮带，戴只灰布军帽，脚穿青布鞋，象士兵一样打着人字裹脚。只因他戴着一副无边近视眼镜，才象一个参谋军官，不然便是一个十足的桂军士兵了。
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无倦意。不但衣着朴实，吃的饭食也甚为简单，不招待来宾贵客，不设宴会。若不是先提到他的名字，光看历史介绍，估计很多人会联想到那个年代共*党干部的身上。
他是个优秀的军人，据说和谈时期，连毛爷爷都曾如此评述：“白崇禧，小诸葛嘛，喜欢带兵，以后就让他做国防部长好了，喜欢带兵就让他带二十万好了。”
当时，白崇禧还没后来这么有名，不过不影响张汉卿对他的欣赏。因为心理作用不敢寻找后来为建设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十大帅十大将，找一些跟他们并驾齐驱的角色当然是上上之选。
因此，张汉卿派人给白崇禧递上亲笔信：“德邻、健生、季宽见信如晤。在中国统一大势不可挽回之际，阁下等都是民国一代人杰，如能把宝贵的才智用在国家治理与国防事业的腾达，则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而如果逆历史的潮流与人民军顽抗到底，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现在国家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军事力量也在蓬勃发展，如愿集思广益，共谋大局，则请派一二得力人士，入武汉面晤。”
人民军入桂攻黔，桂军是联合川军、黔军抗拒中央军，还是坐观成败？一旦川、黔军兵败，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到时又如何抉择？投降吗？有道是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抗拒吗？阻挡历史发展洪流是要遭天谴的，劳民伤财是一则，身败名裂就不妙了。
为此李、白、黄三巨头陷入深思中。
桂系高层陷入两难之境时，号称“护国三杰”之一的唐继尧也是坐卧不安。他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都建树奇功，然而其后期卷入了军阀混战，所以后人为其题写的挽联是：“治滇无善政，护国有奇功”。这个人自1913年起任云南都督起，坐镇云南已11载。
蔡锷当初以云南一省之兵打得北洋军节节败退，虽然有其用兵方略得当的原因，唐继尧之稳定全局之功不能忽略。那时的滇军，真的是天下无敌----至少在北洋体系内，它是公认的战斗力强。
对张汉卿，他怎么会不了解？蔡锷临去日本前就和他聊起过这个年轻人，谓之人中龙凤，当初自己还认为他言过其实。
几乎在眨眼之间，这个年轻人就光芒四射，让国人不能直视，即是坐镇边陲如他，亦不能不有所耳闻。那时，他还觉得双方的交集还少，北方直、皖、奉三家的争斗，于西南影响极小。
可是人民军的壮大几乎是以几何倍数递增、它控制的地盘已经逼近自己并开始在周边施加影响了，那时他感觉到压力但还存着一分侥幸：有川路地形的恶劣、有桂黔川各系挡道，苟延残喘将是大概率事件。
独自武力对抗人民军的统一大业，这件事他真没想过。时过境迁，滇军已不复往昔雄风，而张汉卿也不是当初的吴下阿蒙。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他当然不会干。
人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从川北、东、及黔东南合围，眼见得川军节节败退，三刘已无力回天。即使是贵州袁祖铭督军也定是自身难保----靠那几支枪，也敢和兵强马壮的中央军斗？他压根儿也没看起黔军手中这些被外部戏称步|枪、鸦片枪“二枝枪”的黔军的战斗力，也自知单靠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是人民军的对手。
人民军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若要对抗，一旦中央宣布自己为叛军，弄不好，自己前半生辛辛苦苦得来的好名声会毁于一旦。他一边联络善能打仗的桂系，一边频派密使，看中央会在战后怎样对待自己一系。
如果谈判有期、结果能够接受，那就顺势而为，还能搏个头彩；如果各方强硬而人民军入川受挫，他也会顺势讨价还价。
第702章 席卷大西南
他在等待着好的结果，他的部下却都不是傻子。
为了给自己在将来的势力重组中得到信赖，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4人为首的实力派纷纷电请北京政|府表明和谈愿望，并向唐继尧陈述意见，提出改组省政|府、靠拢中央国民政|府、还政于民的建议。
这实质上是变相向中央靠拢，夺了他的权。
张汉卿人在汉阳，却对西南局势了如指掌。他对滇军四巨头的归顺意愿表示欣赏，并密派人与龙云联系，表示只要龙云表明立场，归顺中央政|府，赶唐继尧下台，将会以通令形式除保留其军人职务不变外，还可兼任云南省长一职，并要求人民军不踏入云南半步。
这其实已是龙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了：兵权在手，驱逐唐继尧不是难事，难得是在战后如何善后？阎锡山盘踞山西许多年了，根深蒂固的他最后还不是被“中央军”三下五除二拆了个稀巴烂？张汉卿的保证使他吃了定心丸：想来以堂堂正正中央之命令，自不会出尔反尔如此吧？
唐继尧也感到部下军心不稳，为防尾大不掉，下令撤销军级建制，其主要目的便是针对时兼云南第5军军长的龙云。
龙云感受到了压力，也迫使他作出了决定。于是故意克扣军饷，鼓动部下将不满发泄到唐督军头上。滇军只发了半个月的军饷，军心摇动。于是8月25日龙云和胡若愚调兵进昆明，并电张汝冀、李选廷共同行动。
8月26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四镇守使结盟发动“八﹒二六政变”，派兵进逼昆明发动兵谏。胡若愚领衔通电中称：“惩办贪污，屏除官小…”，“反对唐继尧独裁，推行改革，开放民意”。
由于孟坤与龙云里应外合，唐继尧反击计划告吹。9月11日四镇守使在宜良县法明寺开会，到12日唐继尧不得已接受胡若愚、龙云等之云南省政|府组织大纲，交出了云南大权。
9月15日龙云被选为云南省务委员，兼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校长。张作霖也按照当初步骤，明令他兼理云南省务，于18日开始办公，而唐继尧则成为有名无实的“总裁”。
龙云得势，滇中另一员老将胡若愚不满了。当初是胡若愚倾力使唐继尧当上了云南王，资历远较龙云为深。后因唐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危及胡、龙、张、李四镇守使。遂与三镇守使达成反唐协议，联合掀起了倒唐的“八﹒二六”政变。
驱唐之力，胡若愚居功甚伟，但是中央的一通电令，使他的种种努力化为乌有，有点像为他人作嫁衣的感觉。龙云、胡若愚之间为争夺云南的统治大权，矛盾日增----这是张汉卿所期望的。
龙云的力量很大，不是胡若愚可以正视的。9月17日，宣布向中央效忠的龙云派兵查封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和省农民协会，从此正式将国民党在西南的力量消除殆尽。被部下抛弃的唐继尧一病不起，就此去世。
龙云、胡若愚、张汝骥等已无退路，纷纷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张汉卿果然不负前言，电请中央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并表示为体恤边陲穷苦，人民军暂不入主云南。自此云南军政大权均在龙云，他也比正史上提前4年成为“云南王”。
不过龙云只得意了两天。9月24日凌晨，第三十九军军长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龙云的住宅，因枪械久用炸膛，龙云左目受伤，被胡若愚、张汝骥等人擒获，部将卢汉、朱旭、高荫槐、周文人、孟坤等人逃出昆明，在楚雄等地集结兵力。
张汉卿对发生在滇中的大乱窃喜不已，不过仍代表中央驳斥胡若愚之行为“私扣国家军政大员，祸乱地方，以致天怒人怨，宜悬崖勒马，放还龙主席，庶可减前事之过，有益于滇民之和平。”
为了表示声援，并明文任命龙云为滇军第38|军军长（非国防军序列），辖第97师（师长胡瑛）、第98师（师长卢汉）、第99师（师长朱旭）、第100师（师长孟坤），所以龙云虽然被囚，但实力不损，胡若愚、张汝骥不敢加害，龙云的夫人李培莲也多方奔走营救。
此时人民军在武汉军区商震、宋哲元两个军及广州军区乔方、于兆麟两军的合力下，已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人民军前锋已抵达乌江北侧，与黔军主力隔江相峙。不过人民军似是并不急于南下，而是向黔西进逼，收复了西部大片土地。
另一支向北直逼重庆，有与孙良诚、常经武部两面夹击之意。在昆明政变后，人民军也加快了进攻的力度。商震军在占领遵义后持续西进，已抵达川、滇、黔边境处的昭通，与胡瑛等滇军合兵一处。
9月26日云南正式易帜，龙云的主要将领卢汉等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八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昆明，将胡若愚击败，29日胡若愚挟持龙云撤离昆明。
滇军虽然暂时拥戴胡瑛为代理，但龙云被囚，实际上全部滇军处在群龙无首之地步。张汉卿乘机命令人民军自昭通向昆明进发，沿途收复六盘水、曲靖等地，打开了西向贵阳及南窥昆明的门户。
刘湘部虽然击败了杨森，却在人民军的攻击下接连败北。先是在绵阳打了大败仗，后又与孙良诚再战于德阳。胜败未定之计，南充又陷，使自己安身的老巢重庆直接暴露于人民军的威胁之下。不得已，主力再退成都。
然而杨森重整旗鼓，复从乐山杀回，腹背受敌的成都已无险可守。
刘湘联合黔军袁祖铭将杨森击败后，于8月中旬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但在会议上，刘湘与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关系迅速恶化。因为人民军已越过广西进入贵州境界，袁祖铭决定于9月上旬率黔军全部离川返黔。
此次助川，袁祖铭出人出力，却得不到理想中的好处，心中仇恨不已，于是决定在离川时大捞一把。
当时，重庆由刘湘、袁祖铭合驻。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而袁祖铭亦有两师一警卫旅。9月10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战争一触即发。
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会议未完事情。
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军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川军将领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9月12日移驻城外。
但11日刘湘部队正移驻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师何金鳌部哗变投袁，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
12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领驻渝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部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的主力部队全部逐出了重庆。
这事，史称江巴事变（又称渝变）。
刘湘主力被袁祖铭逐出重庆以后，刘湘决定驱逐袁祖铭出川。但是，当时刘湘的部队被分别隔于上、下川东，无法集结，被迫又向在统一之战中战败投靠中央政|府的杨森谋求合作。杨森亦想乘机再起，加上川军将领邓锡侯、田颂尧等因与刘湘分赃失和，亦欢迎他回川。
于是，刘、杨在成都签订了“丙寅公约”。公约规定：归还原来杨森所属的兵权，与刘湘合作收复重庆后，下川东则为他统治范围。
9月15日，杨森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很快得八万余众。9月18日，川军兵分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9月23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此时袁祖铭已退兵与人民军战于遵义。
川、滇、黔三系争斗不休，这也正是收复西南的战略：扶植杨森乱川、打击实力不太强的黔军、招除桂系、看护滇系。如今川、滇、黔都大体如愿，就看桂系怎么动作了。
川、黔系由合到分，滇系又内斗，使坐观形势的桂系诸大员大跌眼镜。本来桂系李白黄三巨头还想着在人民军攻势稍慢时漫天要价，但是见了这三系已经陷入内战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抗拒中央在此时便是一个笑话了。
杨森、刘湘分分合合，几番内斗下来，双方实力均损失不少。正好给人民军以可乘之机。孙良诚率兵先入成都，常经武占领广安，川北已在人民军控制之下。
面对人民军即将进入重庆，刘湘无计可施。上、下川北及川东尽失，重庆已在人民军三面包围之中。在成都为人民军取得后，唯一可行之策是西遁川西，与堂叔刘文辉合兵一处，退往西康。
但以西康贫瘠之地，究竟能存活多久尚在五五之数。不过这样一来，他刘湘又将是民国另一偏安之军阀，将与中央为敌。
他虽然满心希望重铸昔日光环，但形势比人强，不容他不多想。
第703章 统一
可是人民军得势不饶人，28日清晨，人民军海军陆战1旅前锋一个营逼近重庆南麓大渡口，守军始终未接明白口令，竟然干脆将枪一扔，甩手让开大路，任由人民军通过。
待刘湘得知消息时，满载兵员的运输舰已将全副武装的人民军21军一个师抵进重庆城下，等待其最后决策了。
这样也好，至少事态的发展让刘湘的心态由“要不要抗拒”变成“如何配合好人民军进行善后”了。这样一来，人民军对川中的掌握就更加顺利了。而且为了表示诚意，刘湘主动发出通电，表示愿意归顺中央，将全部军队交由人民军改编，自己安心做国民。
对刘湘这个人，虽然此时和自己是对手，张汉卿还是很尊重的。要知道此人在正史上是因抗战名流青史的，当时刘湘抱病率数万川军子弟，徒步千里，出川抗日，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及第23集团军总司令，《壮士出川》就描绘了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
刘湘因胃病在汉口去世，并留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后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算是用波澜壮阔的轰烈，为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
张汉卿对这样一位深明民族大义的军人其实是非常敬重的。在他看来，即使是军阀，也有远比现代所谓“哈日”、“哈韩”者值得关注与尊敬的地方：像张作霖、吴佩孚、曹锟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没少干过坏事、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但是一旦关系到民族大义上，那是绝对不含糊的。
所以在得知重庆和平归顺，大喜过望。这不但开了一个好头，也在川滇桂各用兵方向上开了一个口子，更让各方观望的气氛更浓厚了。
能够不战而胜，是最好的胜利----中华民族已经多灾多难了，同胞的鲜血染得再多也绝不算是赫赫军功。
榜样要竖起来。所以张汉卿通电赞扬刘湘“识大体，爱国家，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并表示“刘湘所部将改编为人民军驻川武警总队，由刘湘任司令，归即将成立的成都军区管辖。”其它诸侯见实力最大的刘湘已归降，纷纷放下武器，依样画瓢。
于是川中平服，只有刘文辉盘踞在川南，左右摇摆，并将主力渐调往川西，似有形势不妙即西窜康定等地自立为王之意。
心腹大患既平，对刘文辉这等疥癣小疾已不在话下。10月2日，张汉卿坐军舰自汉口抵达重庆，开始布置对滇、黔战事。川军大将刘湘、杨森均诚惶诚恐，大张旗鼓迎接以示郑重。
张汉卿则尽展少帅风度，对川军降将极尽恩荣，称赞刘、杨为平川功臣，并以杨森为新成立的人民军第35军军长，与商震一道出川，要强渡乌江，平定贵州。
千帆竞过，百舸争流。人民军第18、21、9、11共4个军主力近10万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乌江、三岔河、鸭池河等地，只用了3天便分别攻破滇军北、西、东三条防线。袁祖铭败兵如蚁穴溃堤，一发不可收拾，不得已通电下野，拱手让出贵州全境。
看到分则两害，胡若愚在31日于昆明东郊大板桥与龙云言和，商定以和平为基调，仍让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准备将龙释放。
张汉卿难得这一天赐良机，怎能让龙云这只老虎重新焕发生机？他一面直指胡若愚部为叛军，派兵抢占川南攀枝花要地、要兴兵“围剿”，使之不敢轻易释放龙云，一面以重兵进入昆明，安抚百姓、挤压龙云军的生存空间。
在昆明，张汉卿利用云南百姓对唐继尧护国之功的感念，重新将唐继尧这面大旗搬了出来，以抵消龙云的影响力。他报请中央政|府，明令褒扬，在昆明大观楼铸造了唐之铜像，并举行国葬。同时为民请命，修建唐继尧墓。
鉴于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功勋，张汉卿亲自提写挽联“功业须当垂永久，风云常为护储胥”，这是对这位辛亥元勋最好的纪念，也是对这段历史的告别。
因龙云尚陷囫囹，因此对其云南省主席兼军长的诺言便无法兑现。张汉卿一面与胡若愚“交涉”，一面将胡瑛指挥下的滇军38|军拆、调、换、退，并改编为人民军第34军。
等到10月6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所谓第三十八军军长、云南省政|府代理主席时，属下尽去，换上清一色的人民军将领。
龙云也是一代枭雄，能屈能伸，遂以威不孚众为由，请辞军长职务。张汉卿“坚请”无效，只得重新委任奉军老将荆德文为军长，但仍以龙云为云南省主席。
龙云旧部在胡瑛指挥下大败胡若愚、张汝骥，15日将胡若愚驱退川南依附刘文辉。
刘文辉，字自干、病虞，为大地主刘文彩之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中逐步壮大势力，后来和堂侄刘湘一起成为四川最有实力的两个军阀，刘文辉占据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刘湘占据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
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能让中华民族远离大灾难的时间不多了，留给张汉卿的时间不多了，不能再在为中国内战再浪费国家的元气了！张汉卿于国庆节前夕，在昆明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游行，并在其后向刘文辉及桂系要员发出了“双十”电文，呼吁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
在张汉卿发出统一呼声后，以孙逸仙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也发出吁请，要求广西在统一军令、政令之基础上与中央请和，并在中国大陆达成国家统一。
受孙逸仙影响颇深的李宗仁决定罢战易帜----他们采用的还是旧民国民旗五色旗，现在中国北方近三十个省份都用五星红旗了。
他派出黄绍竑面见张汉卿，商讨广西归并后的人事安排，他还想在名义上完全拥护中央的基础上保留桂军三个师，并仍保留他的省长之位。
黄绍竑给人一个粗中有细的铁汉子形象，其早年败兵奔走之时，即使饿着口子带兵也严律军纪，这一点上与李宗仁等新式军人都很相似。同时黄绍竑也是个颇有才识谋略的军人和政客，深受张汉卿敬慕，早有笼络之心。
不过现在已不是两个月前张汉卿抛橄榄枝的时候了，彼时是你不理；当大势已去再想讨价还价，已无可能。
张汉卿对黄绍竑说：“季宽，你回去告诉德邻，我不会接受他的这种谈判心态，哪怕是当初他提出这个打算我都会毫不客气地回绝！政令必须统一、军权必须集中，这是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能接受的底线。
川、滇、桂、黔割据多年，我不能够容忍再出现地方上拥有新的军阀势力在，也希望原先的头面人物主动离开，让接收的中央官员能够尽快地、无掣肘地恢复行政治理，还百姓一个稳定。
当然，健生对于的军事后勤保障能力和你对于军事筹谋的能力都是被中央军委看重的。如果你同意，你将会作为我的军事参谋顾问，而健生则会进入国防委员会做他擅长的国防筹备工作。至于德邻，他的特长在于行政而非军事，恐怕要离开军界来行政委员会协助治理国家了。你可向他们表达我的态度并尽量争取和平解决广西问题。”
在经过慎重的考虑后，李宗仁选择接受。倒是白崇禧对于张汉卿“草率”地赞扬他的“后勤保障能力”而不是行军打仗能力深表遗憾：“他的人民军只怕没有领教过我的军队的厉害吧？”
李宗仁笑笑。白崇禧在军事上的造诣他是赏识的，但是他的政治权谋，唉。也许能够在战场上起死回生、偶有以弱胜强之机变，但真正的军事家，是要看大势的。
战术上运用得再成功，战略上如果失败了，结果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无怪乎历史上周总理亦曾说白刚愎自用、不懂政治。都什么时候了，还想作此意气之争！
中国强大的民意力量是最终促使桂系与中央达成和平统一的决定性力量，在重重压力下，桂系决定和平交权，川西南的刘文辉认为孤军必败，也通电同意接受。于是西南平定。
考虑到西南贫瘠的现实不宜多留军队，除已经组建的第34、35两军外，张汉卿决定再组建一个36军，兵员从号称“猛如虎”的广西兵中挑选两个师，从滇军中挑选一个师，军长就晋升在此役中有着突出表现的第7军副军长兼21师师长的孙良诚。
对号称“双枪将”的贵州兵，张汉卿极尽裁撤之能事，其他合格的兵员，捡派出组建各省武警部队。
为了充分利用成都掌控大西南的有利地理，张汉卿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在成都设置成都军区，管辖范围包括西藏、云南、贵州、四川诸省。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张汉卿调遣老奉系大员万福麟坐镇此地，辖有3个军。
对桂系降将的委任出人意料：黄绍竑担任总参谋部的作战处长；白崇禧则进入国防委员会，担任后成立的总动员局局长；李宗仁则顺利升至国家行政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央的要员。
西南平定，除了各租界，中华民国终于在大陆实现了统一。
第704章 整军经武
经过中卫改编、1922年改编、1924年改编，三次改编让人民军进入到正规化的步列中来。
中国正史上特别是北伐胜利之后的若干次改编，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蒋系国民军加固自己、消除异己的目的，而不是真正地为增加军队战斗力而努力。
历史上1937年夏全面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对中央军和川军、滇军、桂军、粤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各派全国陆军进行了整编，共编成178个师（其中包括共党|领导的八路军的3个师）。总的作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相当于侵华日军的三倍，某些武器的单项性能也不差。
不过占全军总数三分之一的国民党中央系军队虽有较多火炮，枪械也最精良，其步炮协同却很差，地面部队与空军更没有战术配合。而中国多数的杂牌军则得不到多少重武器，主要靠步兵武器作战。
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的一贯作风，又是利用内战外战消灭异己，作战时故意把杂牌军摆在危险地段，对其损失也很少给以补充。
这些杂牌军也都尽量避战而自保，一些无良的将领见形势不妙还投降当了伪军。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成建制投降日军而被编成伪军的军队总数有60余万，其中有将级军官58人（共*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却无一连、一营成建制投降者）。
中国抗战时出现这种可耻的“降官如毛”、“降兵如潮”的“汉奸”现象，是回顾抗战史的人所不能回避的，分析其原因也无法单纯以武器因素来解释。
张汉卿骨子里并没有所谓中央军、地方军之嫌，如果有，那也是在正式统一之前。现在，所有的军队都统一在中央军委的控制下，所以消除正统与非正统之见，老奉系与老晋系、滇系、桂系、黔系、川系、冯系、直系、皖系甚至是老人民军系之间的差距是他特别加以注意的。
在他看来，所有的军队都是人民党|领导下的国防军，所有有才能的人都能在人民党统战部的协调下人尽其才，国家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民众才有爱国心和民族责任感，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不会像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总结的那样：日军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以一个联队（团）足以击溃一个师、击溃杂牌军一个师只需一个大队！
中国对日抗战乃至其它战争史都证明：在战前和战争中对军队武器配置得是否合理，关键在于能否合乎国情、军情的需要，这又反映了战争指挥者的战略指导水平。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不过战争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又是武器操纵者的素质，操纵武器的战斗员素质，对作战起决定作用。
正史上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印缅远征军等少数部队除外）的战斗能力低下，从军事角度而论，除了武器系统性、标准性差之外，关键在于组织领导者腐朽昏聩，武器操纵者素质低下。
国民党军提升军官主要靠私人关系而不重军事知识，征兵又主要靠强抓壮丁，川、黔、滇军部队还多是大烟枪不离手的“双枪兵”，其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之糟不问可知。
中国人口众多而财政困窘的特色，又使当权者有珍惜所购武器而轻视人命的传统心理，加上士兵经常开小差，便舍不得消耗弹药对其进行训练。
当时外国来华人员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便是“**”士兵手中能有先进的德、美枪支，却赤脚穿草鞋，连一双极便宜的防护脚的胶鞋都不发。士兵如此不受珍爱、缺乏训练又文盲充斥的部队，使用武器的效能肯定不会高。
相比之下，当年的日军除军官作战组织能力较强，士兵又受到“武士道”熏陶和严酷训练，步兵出征前至少还要在各种条件下打靶耗弹数百发。据一些抗战老兵回忆，许多鬼子兵在乘车行进时举枪射击，仍能较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人形目标，对技术兵器的操作、保养水平更是远优于国民党军。
虽然当年日本是侵略者，然而正如毛爷爷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日军高明的战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战略上蔑视、战术上要重视，绝对有利无害。
张汉卿通过全面客观地分析回顾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武器对比，强烈感到：武器落后并不一定要挨打，落后加**却注定要挨打！
通过持续对士兵的思想教育及提高士兵的识字率，老人民军的士兵素质普遍高于老奉系。国防大学及一系列军事院校的成立，使入主中央组建后的人民军师级及以上高级军官有了一个提高的舞台。
国防大学的前身，就是张汉卿在湖北创建的武汉军校，这是比照国民党孙逸仙创办的黄埔军校而来的。
正史上的黄埔军校，神秘而神圣，那是中国人的心目中的西点军校，热播中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更是把“黄埔崇拜”推上了顶峰。但历史就是历史，史实不能演绎，在张汉卿看来，黄埔军官训练还不如穿越前20世纪的士兵”，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对比：
一是训练内容对比。军事训练随着国家军事战略的调整而调整，建国后这种调整已发生了7次，每一次都带来作战指导思想、条令条例、训练大纲、训练教材、考核标准的一系列变革，构成更为先进和严整的军事训练体系，这种训练体系在军阀混战的黄埔初期是不具备的。
蒋介石时代一边办学一边还要应对战事，军校当时所用教材、教具乃至教官，皆是零星移植而来，东拼西凑，不成体系，且与部队编制、装备严重不符。学员接受更多的似乎是精神培养和励志教育，而在军事训练上则不足以令人恭维。
将黄埔军校步兵教程与后世我军第4代陆军训练大纲之步兵分册相比较，前者内容不及后者三分之一。即便是军官教导团，其训练广度与深度也远不及现在一个步兵预提班长教导队。
二是训练时间对比。我军训练是以年度为周期的，一个步兵入伍后，从共同科目、专业基础科目，到合成应用训练，需要一年的时间，翌年再度深化。入伍第一年的新兵会紧张地透不过气来。
相比之下，黄埔军校“最出人才”的前5期，学员在校时间（含假期）平均才9个月，训练课程仅有《步兵操典》、《战术学》和《地形学》等，具有浓重的“短训”和“速成”的色彩。
9个月能干些什么？按现在的陆军训练大纲，9个月内，步兵刚刚打完3个练习的射击，学了队列、投弹、爆破、土工作业、单兵战术动作等基础科目，还没参加过战术应用训练呢，尚属“新兵蛋子”。而黄埔军校的学员们已经卷起铺盖到部队当连长排长去了。
三是训练效果对比。后世的中国，仅就士兵的个人战斗素质来讲，绝对是世界一流的。80年代我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军事五项赛，因为没有专业队伍，就临时从基层连队抽了些官兵组团参赛，竟也一举夺得团体冠军。那时有一个步兵连长，连队去了3个兵，拿了个人亚军、季军，回来以后继续当兵，大家也没觉得他们就比其它士兵强多少。
张汉卿后世曾经翻阅了旧中国几所军校大量的训练资料和照片，感觉是，对当时军校学生的训练素质不可估计过高，尤其是与邻国日本的军校在训练上相距甚远。当时日本军校的训练，系统到把剖腹自杀也列为训练内容！
笔者还记得其教材上对自杀动作要领的规述：“面向天皇方向跪地，刀身斜立于腹前。左手握刀上部，右手裹绢握刀中部，用力刺入下腹，遂转刀刃向右横拉，以切断腹腔主动脉……”
应当说，正史上抗战初期中**队的退败与两军训练上的差距是成因果关系的。不过无论如何，黄埔军校都是中**人心中的一块丰碑，一首昂首阔步的军事史诗。抗战时期，从黄埔军校走出的4万1千余将士中，抗战阵亡达2万余人之多！
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一所军事院校都不曾有过的牺牲！
张汉卿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对组建国防大学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之所以调远在武汉的杨杰入北京、作为新筹建的国防大学未来的校长，就是看中了他在军事战略上的远见和军事学说上的造诣。
与此同时，在难得的和平时期里，张汉卿把军队里一大批能打仗有想法的高级将领们分批次作为教员兼学员以充实教师队伍。
他在近期的目标是少将级以上高级军官都要进入中国最高的军事学校----国防大学系统学习至少6个月的军事战略和6个月的合成指挥训练；
团级军官都必须在各军校学习至少6个月，并在未来严格限制非军校生进入这一职位，以使指挥系统的能力跟得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脉络；
下级军官要逐渐达成文盲率在10%以下的目标。
这样，通过军官的素质提高，从而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不过在现代战争中使用武器对抗，除了单项性能对比外，还需要武器配置按作战要求力争达成最优化。
日本作为一个以组织力精强称雄世界的工业国，在正史上侵华战争前已跟踪国际上现代战争发展的要求，对军队装备进行配置，具体表现为陆海军之间、航空兵（当时日本航空兵分隶陆海军而没有独立的空军）与地面部队及舰艇之间、陆军和步、炮、骑、装甲兵之间，武器使用能达成有机结合，战时有较好的火力协同。
中国近代军阀部队的结构落后，重要表现又在于内部多是单一的步兵，少量炮兵、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组建规划性差，且缺少协同作战意识和训练。这样多而杂乱的部队往往会败于少而精强有序之敌，这也是目前人民军的软肋。
要整合全部资源需要时间，问题是日本人会给中国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吗？
第705章 三权分立
1924年国庆之际，除台湾孤悬海外仍被日据、海南尚未建省、重庆尚未分出四川外，中国大陆32个区域完全实现了统一。
这时候，为期一年的段祺瑞执政|府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可以体面下台了。换句更贴切的说法是，奉系已经用不着他了。
建立一个新民国的政治模式在争论中慢慢落下帷幕，一个清晰的大框架显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奉系在军队中占有绝对控制力，加上奉系一贯控制下的地盘占有中国的八成多，所以在新民国成立的大事件上，大家都围绕着奉系提出的框架来讨论，而不是另建炉灶，国民党亦然。
鉴于中国主大陆已无可以掣肘张作霖的力量，集总统与总理于一身的执政身份已不符合皿煮化的要求。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张汉卿积极设计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架构，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中国完成了对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
重中之重、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恢复国会：自曹锟贿选，除了战争状态，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大部分地区处在奉军和人民军军管之下。人民党在维护国家统一与主权完整、领导工人运动、农村土改、妇女解放及统一战线上建有卓越的功勋后，不但在法理上，而且在心理上让全国人民得到认同。
当此之际，改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已成为可行。
行政上，张汉卿酝酿着把重庆从四川省剥离出来，以解决川中一省独大的局面；把因交通不便而无法有效管理的海南从广东省中剥离出来展等。
这样，根据张汉卿等人起草的《临时国会组织法》，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中国人民党|领导下的新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
参议院由中央目前直接控制的28个省份及刚从各方军阀手中取得的广西、云南、贵州、四川4省，及刚酝酿新成立的巴山、海南两省，加上在正史上一直游离于中央的西藏、日据的台湾，共36省组成。
不计省份大小，规定每省各占3个名额。后继如有新划拨的省份，都将在加入后自动获得名额。
为了最大保证人民党的优势，根据张汉卿的要求，参议院另增加军队退役将领席位5个，人民党独立任命席位5个，退休政|府首脑席位5个，均有同等效力。
这一点颇为大家伙儿不满，不过张汉卿根本没打算这么做，他提出这个议案，只是为了和大家讨价还价达成另外一个目的。
果然，在反对系的联手狙击下，张汉卿作了妥协，取消人民党独立任命的席位，以之交换的是，作为军队中德高望众的元帅大将，必须有资格取得与参议员同等的一票；而对国家大政有深刻了解的退休常委，为了不致浪费其宝贵的施政经验，亦需与此同例…
这是埋下仗笔呢，因为张汉卿已经与张作霖商定，在政治工作完成后，就进行军衔的评定工作。几位元帅未来就将是几张天然的参议院选票，因为军衔的评定是军队自己的事。所以弄几个元帅在不得已时服从于政治需要，当然，情况不至于坏到这步，哥只是留下伏笔…
众议院由此36个行省（台湾因日据只有名义席位）随省份人数多寡而变化，初定为每100万人口中有一个席位，加上中央直属部委及人民军代表两个部分，众议院计划在1925年设立482名议员。
规定由众议院议长兼任国会主席，所有议员在任期间享有司法豁免权。在重大事件上（如修改宪法等）需得到参、众两院各2/3多数通过；在普通法律的制定及修改上，均需两院过半数通过后交国家|主席签署生效。
国会是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关，众、参议院的职责分别是：审议及修改宪法；对重大议案的表决；对政|府的信任投票；年度政|府报告及预算的审核表决；对外缔结条约的批复、宣战等。
参、众议院各设立8个委员会，分别是：宪法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事委员会、经济贸易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超过1/5的议员、参政团体、及两院院长均可独立提出议案。
但两院也有差别：参议院侧重于人事权和政治层面如批准对外条约等，众议院更多地关注于国内具体事务、如财权的控制，以此来约束政|府。
在行政上，因为历史的原因，其它党派一时无法憾动人民党的执政地位，因此要约束它的权力，只能在国会上，所以以国民党为首的参政|党派和团体，推出一个约束政|府的法案，即《国会表决办法第十三款》：
针对政|府信任案，如果参、政两院都以过半数通过不信任案，则政|府应当解散。当然，这是在极端的情况下。
因为参议院对众议院的反制权，所以在《国会表决办法第十四款》里对于年度预算、政|府报告等关系到政|府施政能力测评项目，如果众议院第一次不通过，而政|府又强硬直接提交参议院表决，如果未获得2/3多数通过即被视为未通过，则政|府亦应当解散----
这是一个堪称杰作的约束政|府办法，即执政者想强行推行一项决策但没有获得民意，他必须要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
人民党普遍不愿意有这么一个紧箍咒罩在头上，但是张汉卿立主同意这两条款项。
一个没有约束的政|府，迟早会破坏“三权分立”的平衡，成为一个极权的政|府。这两个条款，虽然看起来可能会打击政|府的权威及限制政|府的权利，但从长远来看，又何尝不能限制政|府的决策人员弓虽女干民意、而不是成为像后世所唱的“人大点点头，政协拍拍手”的微弱监督能力？
在其它一般议案上，均需按照先众后参的顺序、经两院过半数通过即可成行。
在修宪上，需经参、众两院各2/3多数同意方可通过；如果第一次提案未获通过，5年内不得再提出同等议案----这样做，已经基本上确立了人民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政治的领导地位。
宪法已经规定了人民党作为执政|党的种种优势，当然在修宪上予以设立高门坎。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后代仍守不住人民党的优势地位，那也只能说明这个党已经根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了，活该被淘汰----再好的制度都经不起败家子来折腾。
国会选举同样是每5年一届，议员任期无限制。
政|府架构则是以国家|主席为主权象征，代替之前的总统。只是名称的改变，国民党也没作过多反对，但是当人民党给出的国家|主席选举办法出台时，还是得到剧烈反对。
因为在张汉卿的要求里，这个职位要由中国人民党提出候选人名单，交众议院表决通过。国民党表示反对，因为之前的总统，是直接由国会选出的，无论哪个党派的人都可以做。
这里他们埋了个伏笔。在新一届国会还未建立、制度还有健全的时候，国民党以其在宣传领域的优势，是极有可能卷土重来的。孙逸仙在旧国会中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特别在他身体已经病重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获得他的这种哀兵的优势。
如果国家|主席一职要通过国会选出，孙逸仙极有可能在这种形势下获胜。虽然这并不会影响到国家大局，但至少会平白增加些变数。张汉卿不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也坚决地认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认为极端的行政权力垄断对国家的皿煮进程不是好事。
但也不会傻到树立对手，他宁可让段祺瑞继续作虚君也不能接受一个有影响的国民党大伽。国家形式上统一了，军权算是握在手里了，但行政权力也是非常重要滴，是人民党赖以存在的基石。最主要的思想，是允许国民党等在政治上起到监督人民党的作用，但不是让他们直接指手划脚。
所以，不行！这是原则。行政上如果不能体现人民党的领导地位，难道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仍要由那一拨子只能喊口号、脱离百姓、只知道愤世嫉俗的书呆子来坐吗？
不但国家|主席，连总理、内阁成员、军队的领导权，都要在人民党的控制下，都要在宪法的基础上得以保证，甚至这个国会，未来也必须由人民党控制！
在张汉卿之前的试点里，是除了保证司法独立外，国家的领导权要体现出人民党的意志的。
这个回应让孙逸仙及其助手们极为不满。现在国民军已经没有了，如果不能在重要的国家|主席一角扳回局面，没有了军权、行政权的国民党早晚将会沦为二流甚至不入流的小党，他辛辛苦苦为之奋斗的事业也终将烟消云散。
虽然名义上与人民党都是三皿煮义的信众，可是领袖人物也有私心。
当然，张汉卿是允许孙逸仙成为国家副主席的不二人选的，如果他愿意，也会有准备地让他担任国会主席，这是最底限的安排了。不过考虑到他的病情，繁重的国会工作可能并不适合他。
对此，国民党中央并不领情，孙逸仙甚至派廖仲恺向外界表明自己仍愿意做中华铁路总办，这就有点赌气的意思了。当中间人把国民党的要求向张汉卿说明时，他晒然失笑，提笔给对方写了一首《七律》：
“饮茶粤海未以望，索句渝州叶正黄。
一十三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第706章 洗牌
见识了人民党在此一问题上的坚决，反对派们转而要求在实现司法完全公正的前提下同意人民党对于行政架构的安排，这一点张汉卿欣然同意。
行政上体现了党的领导，但也不能像后世那样，**先从党内开始。为了有效制约党内的违法行为，张汉卿与各党派一道把东三省成熟的经验推广开来，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最高法院设15名**官，均由国家|主席提名，交国会表决，在行政上负责最高法院的日常事务 （院长），非因重大违宪或身故退休不得免除；
各**官由各省获得资质的法官竞选获得，交国会表决。省、市、县分别成立高等法院、中级法院、初级法院，人数分别为11、9、7人，由上一级的司法选举委员会提名下一级的人选，并交下一级的议会表决。
司法自成一体，即人民党亦不得干涉，人民党即使是书记亦可被同级的法院依法传讯并审问并判刑，因为书记是人民党员不假，但他首先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为了保证司法公正，所有法官除为规定的条款所罗列外，享有司法豁免权，并终身不得被免职。这样各参政|党可以名言正顺地纠察人民党各级官员的违法行为，真正获得监督政|府的能力。
这也让民众有一个政治上的渠道监督、制约不合格的党员干部违反乱纪----实际上就是在穿越后，中国老百姓对于政|府的要求也是很低的：不要大贪污、不要重渎职、不要违法，至于一般行政决策上的错误，还是能够包容的，远没到深恶痛疾的程度的。
因为设立各级法院是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检察院是否要设置留待搁置讨论，以尽可能地先充实司法队伍，让法院的功能早日实现。在张汉卿的心中，这鸡肋的机构不设也罢，真正的司法**没几个是从检察系统爆出来的，还多浪费了资源。
不过随着人民党在党、政、军、立法机构的全面胜利，唯一有机会制约国家不法分子的机构法院倒成了各界党外人士约束政|府的最好法宝，他们把一腔热血和聪明才智用在了法律学习与使用上，在很短时间内促进了中国法制的极大发展，也使律考成为后来在中国与会计师、医师并驾齐驱的三大热门行业之一。
这是国家进步的表征，也是张汉卿无意之中对中国法治的贡献。
关于新一届国会人选问题，因为长期国家对这一块的不重视，先期最有可能当选议员的也就是长期活跃在民国政坛的一些人。
当然，地方上也会补充一些，但是因为地方上的议会制度更烂，充斥其中的大多数是一些有名望的人物。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一时之前也无力作甄别，人民党忙着占据行政高地，一时也没时间重头开始对地方民意作影响。
先有后优吧，反正几个老基地的票数也够用了，这是张汉卿的心里话。别说，后世人大可有可无的局面一直隐藏于他的内心深处，以至于他尽管设计出一种似乎很先进的三权分立体系，他本人却并不十分认同。
当然，他的这个错误要在几年后才突然膨胀发酵，也给他好好地让了一课。
不管怎么说，随着新一届国会的顺利运作及新版临时宪法的成立，人民党也在国家层面上完成了政权的稳固。
临时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人选由人民党提出，代表国家主权，享有司法豁免权和发布特赦的权力，并在最高法院**官有空缺时，向国会提名的权力。
当然，特赦的权力要先由国会通过。
国家|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人选，是国家行政的最高执行人，由众议院表决认可。而后，总理将提出副总理及内阁部长名单，均由国会（众议院）表决。
裁撤国防委员会，取代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了体现人民党的领导地位并贯彻党的意图，党的军委|主席、副主席、军委委员名单由人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举通过后由国会表决，在此期间代表国家行使军队管理职能。
这样一个预留的伏笔是：不管政治上会有何波折，人民军的领导权始终是在人民党手里的，最坏的情况是人民党的军委|主席等名单不被国会通过，但在“通过”前照样可以行使指挥权，相当于一个“保过”的局面。这个时候，国会的作用只能作为追加认可。
人民党党章另规定所有国家|主席、总理、军委|主席、国会主席候选人均需是党的政治局|常委，任期为5年，可连选连任。
之所以决定无限期，是因为现在还不是真正行使皿煮的时候，贸然地规定任期只会使政敌有了复盘的指望。而且，张作霖老当益壮，没有退出舞台的打算、张汉卿等人风华正茂，还想在未来的世界格局里大显伸手呢。
并且，在当前，集权式的行政是中国复兴的前提。因此，张汉卿将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及党主席的任期规定均是无限制，以最大限度地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至于将来如何修宪，将来人一定比现在聪明…
人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也是本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为此修订了党章，规定自本次起，人民党将每5年举行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为5年，并在每年召开一次全会。随后，人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
四月份进行党的选举，六月份进行国会选举，八月份进行政|府选举，这将成为常态。将来，逢五或十年都将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为此，张汉卿在准备将之前的三年经济计划改为五年计划。
在2月初，在人民党内进行了第一次党代表的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张汉卿以其巨大的威望，当之无愧地以99%高票延续为党主席。
两年的变化很大，一大批新人涌现出来。虽然他们绝大部分不能够出现在中央的舞台上，但是足够他们进入省、市、县一级领导岗位上了。
上一届政治局委员都保留，本次增加了汲金纯和于学忠，共24人。汲是元老了，于学忠却是后起之秀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不过大家都知道，于是少帅力推的。而杨杰因为在党内资历太低，无缘此高位。
从中产生7位常委。除张作霖、张汉卿、孙烈臣、张作相、吴俊升五位上届成员外，王永江以绝对高票入选，以至于外界都揣测他是下一任总理的热门人选。
潘复因其卓越的财经管理能力使得奉系最终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入主北京，其人在老奉系内部深得人望，也是王永江的重要财政助手，他的入选，标志着人民党近期的执政方向是向经济建设方向迈进。
常委会分工的决定是：张作霖担任国家|主席兼军委|主席，张汉卿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并主持军委事务，孙烈臣为国家副主席兼军委第二副主席，吴俊升担任国会主席及军委第三副主席，张作相为军委第四副主席，王永江为国务院总理，潘复为常务副总理兼计划委员会主任。
根据王永江的提名，刘尚清为负责工业的副总理，张振鹫为负责财政的副总理，于驷兴为负责教科文卫的副总理，袁金铠为国务院秘书长。此时孙逸仙因为病重，辞去了交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使这个委员会降了一格，重新恢复为交通部。
而蒋百里不出所料成为国防部长，其代替了国防委员会的职责，其他林林总总的部长都按原职。
军事委员会15位军委委员名单不变，但各地区司令部都正式改称军区：
张作霖（军委|主席、人民军总司令）；
张汉卿（军委常务副主席、人民军副总司令）；
孙烈臣（军委副主席，因病无法省事，挂职陆军总司令）；
张作相（军委副主席兼大本营沈阳军区司令）；
韩麟春（总参谋长）；
姜登选（总政治部主任）；
蒋百里（国防部长）；
王以哲（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武警部队政治部主任）；
郭松龄（海军总司令）；
杨宇霆（空军总司令兼总装备部长）；
汲金纯（卫戍军区司令）；
戢翼翘（武汉军区司令）；
于学忠（广州军区司令）；
万福麟（成都军区司令）；
米春霖（总后勤部长）。
未进入军委的军区一级司令员是：于珍（济南军区司令）、邢士廉（改任兰州军区司令）、马龙潭（即将接任南京军区司令）、许兰洲（武警部队司令）。
政治与军事的优化，使得奉系在本轮洗牌中更加壮大。可以这么说，这一轮组合，是张汉卿继商业托拉斯成功地使奉系成为利益攸关的集团后，又一次成功地把这个庞然大物有效地整合在一块。
对群体有正面价值的人员都占据高位，长期对张氏父子忠心的人物都占据核心位置，也使奉系的军政系统简单而有效，能在关键时刻发出同一个声音，这本来就是奉系之所以不断扩充、不断壮大的源泉。
第707章 政治遗言
张氏父子领导下的人民党占据了中央的所有重要权力位置。人民党无论在政|府与军队，还是在后成立的唯一能够约束国家权力的国会中都占有了决定性的席位，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力量已经形成。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唯一能够与人民党相抗衡的国民党核心人物孙逸仙却因病住院，因而在事关中国未来政局的谈判中落于下风，这是当时许多国民党员的共识。不过当后来的历史评论到这里时，都认为无论孙逸仙先生健康与否，人民党|领导中国的趋势不会改变。
孙逸仙于1925年元旦开始病发，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不能进饮食，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全肝已坚硬如木，癌细胞四处蔓延，无法割治。
根据真实的历史演义，是该准备去孙逸仙时代国民党的留存问题了。张汉卿在想，孙逸仙也在想。这位毕生都在为创建一个三皿煮义新中国努力的先行者，一直在思索一个严重的话题：选择合适的接班人。
这个接班人必须在党内服众，从而使国民党能够团结在一起而不至于分散；这个接班人必须看得清形势，团结人民党而不是与之对抗，否则是取死之道。
在历次交锋中，孙逸仙国民党都没能在与人民党的斗争中获得满意的答卷，由是深知张汉卿的厉害。张汉卿合作但不放权的态度以及越来越集权的作为让后孙逸仙时代没有人是他的对手，这一点不但孙逸仙深知，还让党内的其他同志深有感触。
还在孙逸仙的名望如日中天时，张汉卿就敢于向这位“孙大炮”真的开炮；在打败了共同的敌人直系后，张汉卿吃掉了国民党赖以叫板中央的军队；在排排果分座次的时候，张汉卿又敢于冒着吃相难看的舆论让国民党干部靠边站，包括他这个国民党总理。
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干的？孙逸仙认为，如果接班人一个应对不力，张汉卿敢于宣布国民党为非法！这也是他在大限到来之前一直颇为头痛的。
党内三杰中廖仲恺忠诚有余，魄力不足；胡汉民是理想主义者，本质上还是个书生；汪精卫谦卑圆滑，长于调和，但性格软弱、优柔寡断，不能在各种形势之下把握初心。做智囊尚可，做主帅颇觉为难。
由于人民党在此时空的异军突起，国民党影响力较正史上弱了许多，连带着其力量也被削弱几分，包括他这位国民党总裁都没有想象中的风光。
因此他对于几位手下的影响力也相对弱了几分，以至于手下山头林立，若不是有他这面大旗在前，几成散沙，这也是他的憾事之一。如果还有时间，他定会把国民党带向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他已经做不到了。
病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知道大限将至，孙逸仙灵台却很清灵，他派人请张汉卿作最后的政治交待。当晚，张汉卿走进铁狮子胡同行辕，与这位伟人做最后告别。
无论之前有过多少龌龊和勾心斗角，对待一个濒死之人，张汉卿还是充满着仪式感和尊重之情。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悲”，孙先生一定有话要和自己说。
止住张汉卿例行的、言不由衷的安慰，孙逸仙强撑一口气说：“少帅，我知道你的雄心壮志，你也曾是我国民党第一对手。我在时，诚蒙你青睐，多次斗争中始终未下死手，这一点我深知并时常感恩于怀。
国民党是我一手组建，我不想因为我的死让它因此而沦落。革命尚未成功，它还有存在的价值，毕竟是我的心血。但是党内人才凋零，能否有人顶起这片天地还是未知数，或者有朝一日它铤而走险，不谋求合作而求对抗，那也是它的死期到了。
我只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也拜托万一这一天到来后，你能够把它视为党内异见而不加以诛连。我想以你的政治包容心，一定不至于让我在九泉之下见不忍见之事。汉卿，你能答应我吗？”
张汉卿沉默不语，优胜劣汰，是大自然的规律。没有一个政|党可以长盛不衰，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一个朝代可以周而复始地善终，孙逸仙的这个托付，会束缚他的手脚。
“孙先生，我只能答应您的是，绝不在政治上故意打压国民党！我也在此承诺，国、人两党的争执只会爆发在纸面而不会在武装对抗上。不管国民党最终的结局如何，也绝对会尽我可能保证您的家人的生活。其它的，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孙逸仙艰难地点点头：“我相信你。”
他喃喃地望着天花板：“尽人事、听天命，就这样吧。”
药医医病不医死。病情无力回天，西医亦束手无策。到3月11日，孙逸仙已陷入弥留之际。在张作霖、孙烈臣、张作相、吴俊升、张汉卿等人民党要员最后探望病情后，孙逸仙请廖仲恺向济济一堂的国民党高干们宣读了他亲自口述、汪精卫执笔的《致人民党书》，并在遗嘱上签署：
“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民国政|党大联合之首领。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它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三皿煮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在人民党之帮助下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
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及你们领导下的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党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人民党以良友及领导而创建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党在争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3月12日，孙逸仙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60岁。他在临终前对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还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噩耗传来，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决定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以纪念这位伟人。
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张作霖、张汉卿、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王永江、潘复等特致送阔丈余，高四尺五的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中国皿煮革命的先驱者孙逸仙先生永垂不朽”，人民党的唁电挽幛，均称“三皿煮义先驱”，这是孙逸仙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革命先驱”之始。
人死为大，既然曾经有选择地沿用过他的“三皿煮义”旗号，给他一个殊荣也是应有之义。
同日下午，中华民国人民党中央、国务院分饬各大小机关、人民团体及驻外机构：“鉴于孙逸仙先生为中国皿煮进程所做的努力，从十二日起全国下半旗三天，以示哀悼。”并把他的出生地香山县改为中山县；国民党、人民党则筹措部分资金在那里建一座中山陵，以纪念他的功绩。
在工程竣工前，孙逸仙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
张汉卿决定为他举行国葬，但是绝大多数国民党人不同意。无它，如果接受了人民党|领导下的北京政|府的国葬，就等于南方承认了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涉及到了自己党派的利益。
这个小算盘当然瞒不过张汉卿。他当即提出，如果以国民党党首的名义进行党葬，那么所有行政上的礼遇都将会取消，按国民党的如今地位，在香山建中山陵的计划也将无法实施。因为比照当初以蔡锷之功尚未能入陵，国民党又有何德何能？
由于国民党内无人及得上孙逸仙的巨大影响力，在他这位国民党精神领袖离去后，国民党力量迅速分化，党内群龙无首，内部分为三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在国内的影响力日益缩小。
为了防止在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的影响力被一场葬礼负强化，他们最后一次共同确定了主意答应了张汉卿的要求。这样，人民党利用其在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再一次削弱了国民党的影响，后来使之渐渐缩小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参政|党”。
民国史学者王奇生曾指出：“对一个革命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创业的第一代领袖往往能力超凡，长期在其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
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在能力与威望上均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党内接班人之争亦应运而生。”
果如昔前。
或许这就是天意：有了一代人杰张汉卿，旷世伟人孙逸仙的最雄伟的一页终于没能翻来。如果先生泉下有知，会不会慨叹一声“既生孙，何生张”呢？
第708章 民族资本的兴起
随着西南战役的胜利，中国各路地方势力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和衰败。中国政局重新洗牌后，人民党以其广受支持的民意和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一党执政的局面已经形成，其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不容置疑。
在这些良好的局面下，张汉卿得以实施胸中多年的抱复，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相继颁布使国家发展有了飞跃的提升。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特别迅猛的发展，远非正史上同期所能比较。
清末民初，特别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开始从以仕进为目标的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商人第一次以新型资本家的卓越姿态出现了。
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宗旨，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号召，主动吸纳西方先进思想，胸怀强国济民的伟大抱负，在这个比官场政治更自由的空间里展现了让人惊叹的才能，迅速成为各地的民众领袖。
在他们的努力下，人们纠正了“士农工商”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分层，努力追求以“工农商学兵”为代表的全民平等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迎来了中国商人第一个黄金时代，
可惜的是，这个黄金时代来之不易，却又转瞬即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实在是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农民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力下，集权**的满清王朝终于露出了破败之相。太平天国、捻军和两次鸦片战争使这个统治集团切实感受到了“内忧外患”，为了应对国内的“心腹之害”和国外的“肢体之患”，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以自救为目的的“新政”，也就是所谓“办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和一切只是为了死死保住政权，却不想从根本上进行文明更新、政治改革的“新政”一样，这场由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在三十多年后即宣告失败了。然而，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却是不容否认的。
尽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方法在本质上还是抱残守缺，但它毕竟隐讳地、部分地承认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
从结果上说，这场运动也确实催生了中国工业的萌芽：曾国藩在安庆办的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左宗棠的甘肃织呢总局、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一大批工业实体相继产生，为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为适应“办洋务”的需要，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的人才培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西式教育的引进使中国人开始摆脱蒙昧状态，他们总算能够睁开眼睛窥望遥远而新奇的世界了。
经过晚清的变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成为这个民族重新奋起的必然选择。中国最优秀一批的知识精英以国家兴亡为已任，纷纷主动投身到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维新当中。中国的新型商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在他们身上，具备了过去历代商人都不曾企及的高贵品格：不计个人富贵，力求民族经济的振兴。
大约五十年后，毛爷爷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动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张謇和卢作孚，一个曾是前清状元，一个曾是投身国民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也都有过骄人的业绩。结果张謇在七十三岁那年（1926）忧病而终，卢作孚在五十九岁那年（1952）在毛爷爷搞的“五反”运动中自杀。
张謇的命运揭示了实业救国的艰苦卓绝，卢作孚之死则宣告了那个黄金时代的彻底结束。
张謇，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从誉满江南的才子，到甲午年的状元，他本可以有很好的仕进之路。但是他这个新科状元毅然决定放弃仕进，另走兴办教育和实业的新路。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他把筹建中的纱厂取名“大生”，隐含了有救亡图存的寓意。大生纱厂投产后，很快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洋货洋商的竞争，年年盈余。
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纱厂净获利五百四十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两百万两和纱锭六万七千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后他以纱厂为龙头发展多种产业，走上了集团化、规模化的现代企业经营之路。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兴办实业既不是为个人谋利，也不是为几个财阀股东谋利，而是要为国家民族谋利。他的理想是以实业兴教育，再以教育改进实业，从而实现全民族的振兴。
他利用大生纱厂的部分盈余以及劝募所得，办教育，办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办医院、公园，甚至办盲哑学校、伶工剧社、剧场等等。状元张謇、实业家张謇、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别样风采。
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商人”；在中国的一千多年的科举史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状元！
辛亥革命后，张謇看到了实现皿煮政治的希望，转而拥护共和，并被推选为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不过他企图利用仕途来完成强国的心愿在当时纷纷攘攘的权力斗争中所能做的只是“日在官署画诺纸尾”罢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那些企业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加上扩召新股和向钱庄借贷所筹集的资金，扩大企业规模。根据1921年一份调查材料，张謇经营的企业总资本约为三千四百万元。
可惜好景不长。自1920年开始各盐垦公司连续三年遭灾，加之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对华经济压迫转剧，导致民生凋敝，百业衰退，到1923年，就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
为挽救民族工业，张謇多次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这呼吁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心声，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人民的意愿为转移的。到1925年7月，大生一、二两厂已经负责一千余万元。
过了不久，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联合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旗下各厂。大约一年后，1926年8月24日，张謇被病魔缠身，抑郁而终。
这些惨事，张汉卿从来都是义愤填膺。主权独立是立国之本，工业繁荣是强国之路。他所成立的政|府绝不会容忍这一事件的再次发生。远在人民军进入江苏起，他就已批示中央银行注资500万，使濒临破产的“大生”厂起死回生。
在后来成立的中央各部委中，张謇获张汉卿直接提名为内阁最大的部----工业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正部级）。
另一位受到重用的化学家是范旭东。这位写下中国化学工业史上诸多第一的奇才，值得国人永远记住：
1914年，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工企业----久大精盐公司（1919年以后改为久大盐业公司），以及中国第一个精盐工厂——久大精盐工厂；
1918年，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
1922年8月，从久大精盐分离出了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把久大、永利两公司给他的酬金用作该社的科研经费。
1926年8月，旗下“红三角”商标的纯碱，第一次进入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并获得金奖；
1935年，“黄海”试炼出中国第一块金属铝样品；
1937年2月5日，中国首座合成氨工厂----永利南京铔厂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中国第一包化学肥料，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厂”…
他是有着诤诤铁骨的民族脊梁：事业刚刚起飞，就经历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主要厂房皆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一手开创的中国化学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多次要求与永利合营，范旭东回复：“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他致力于在西南后方开辟新的化学工业基地，支持抗战与国家建设。
所有有才能的爱国者，张汉卿都要设法拢在旗下，使其更好地为国效力。尚在1920年奉军入主天津时，张汉卿就已与范旭东商讨建立化肥生产企业的可能性。在当时，因为种子质量不佳，又缺乏肥料，粮食亩产不过百斤。遇到自然灾害与**，当真是饿馁千里。
东北土地肥沃，被喻为“粮仓”，已耕种的近2亿亩耕地不过产出2000万吨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00斤！张汉卿当然没有袁隆平这位大院士的水平，能培育出杂交水稻。但如果有了化肥，产量翻番不是难事。
而且化肥嘛，最简单的不就是碳酸氢铵吗？初中课本里就有介绍，而且工艺上并没有什么复杂之处。因为后来政局的变化，使张汉卿没有时间来关注化肥的“发明”了，他只是将化肥的原理讲解给范旭东，并注资300万创建了“稼强”化肥厂。
在1922年春天，第一批化肥已经生产出厂，并在唐山农业试验场获得了平均亩产200斤的“高产量”！
到1923年底人民军入政北京时，范旭东正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稼强”化肥厂开到全国各个城市，形成年产一百万吨的规模----张汉卿直接回复说远远不够！
因为张汉卿的介入，黄奉廷这位便宜老丈人敏感地觉察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亲自找上范旭东，表示中国粮油集团可以代为出资筹建一个规模巨大的化工集团，主打农业生产用的各种肥料。跟着少帅赚得盆满钵满的黄奉廷为表示诚意，直接砸下三千万让他不由得不动心。
人民党政|府先后又在攀枝花、重庆、昆明等地投资建设了大型高炉，利用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各省，如四川、云南、贵州、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的丰富的不同类型的铁矿资源，变成攀钢、重钢和昆钢等大中型钢铁厂高炉生产的原料基地。
有中国煤炭集团、中国钢铁集团两大拖拉斯在，政|府只要给予政策加以引导，无数的资金、技术、人员会苍蝇逐腥般涌向这些资源丰厚的地域。
当时的工业是以煤矿为主燃料，所以煤产量可以看出工业化程度。蒸气船和铁路是工业时代最重要发明并有加速后续成长性，其成长率象征未来加速潜力。1924年底，钢铁、水泥、煤炭产量均已接近或超过日本。
此一阶段，中国已建成铁路里程是日本的85%，建造中的铁路是日本的1.5倍，规划中的铁路总里程数是日本的4倍。中国现代制造业增长到2.5％，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占4％。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为中国摆脱弱国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
比较一下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这三次战争中，国内能否生产出足够的军需品，并把这些军需品及时运送到前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1924年尾的破岁之交，平津地区、山西和长三角（主要是上海）地区已经恢复到战前经济水平，使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为国家经济、军事建设提供了保证。
而同期的日本因为关东大地震的余痛未了，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因为作为工业中心的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靠借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日本政|府向国内各大财团发放高达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这样，日本经济才逐渐摆脱萧条，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
此一阶段两国经济上的此消彼长，使得以奉系为首的人民党在入主北京后能够继续在去年拉平日本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以极近一倍半的漂亮业绩再度把东洋人甩在后面。
第709章 于一凡的大计
自从和于一凡那突破性的一晚后，张汉卿连续忙于安顿张宗昌、筹建新疆建设兵团，而后是平定大西南，紧接着又是国体政体的设计、讨论与实施。还没喘口气，孙逸仙又逝世了。
一直想找个机会，把于一凡的事定下来，毕竟，她还是个姑娘。虽然这时候未婚同居在一些大城市已不鲜见，但总不能长期吊着吧？连黄婉清、谷瑞玉自己都能迅速摆平，何况有于凤至的默许？只是现在位高职显，这些事很难做呢。但是再难做也要做啊，后面还有一个梁青竹呢。
继《劳工保障法》、新《宪法》出台后，另一部崭新的法规诞生了，照亮了时代，那就是新式《婚姻法》。这部基本体现着张汉卿意志的法律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作为国家瞩目的领导人之一，这个时候不太好办呢。
按照法不溯及以往的原则，之前有妻有妾的，都被新法认可。这里也取消了妻妾间原本巨大的差异，变成法律上平等、共享财产权、嫡生庶生子女都有同样的继承权，实在是民国史上巨大的进步。
只是这进步反而是张汉卿的痛苦。骨子里，他还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虽然花心，却不会始乱终弃，再说这花心是男人的通病，与是不是少帅身份无关。
表面上于一凡心无城府的样子，从来不向自己要名份，但是他知道，没有女人不在意这个。她只是体谅自己的难处，不去让自己徒增烦恼而已。
越是如此，越是让他一直内疚，想在其它地方予以补偿。他曾想过把自己在中国银行庞大的金融资产交给于一凡打理，但是她志不在此。问及她的想法，于一凡只是开朗地笑。
女人心，海底针，猜是猜不透的。你若是上赶着问，她会吊着你的，倒是你装作不在意的时候，她又会上赶着向你诉说。这不，才两天之后，张汉卿就知道她想做什么了，那是于一凡忍不住得意自己和他透露的。
于一凡想办报。
呃，这倒有些不简单呢，不过要比现代简单得多。
因为民国对于新闻出版这块，还是很皿煮的：只要有钱，给你个号头就行了，只要不喊着打倒中央首脑、不和中央作对，爱登啥登啥，爱卖哪里卖哪里。
不过女孩家办报倒是新闻了，至于钱，倒不是问题。哪怕是办一份销量百万的日刊，免费赠送，张汉卿也付得起，权当给她散心嘛。
可是于一凡要办大的，办正式的，办有全国影响力的。
张汉卿摸着她滑嫩的肌肤，不无揶揄地问：“那你想侧重哪个方向的？”
于一凡刚刚从激情中恢复过来，脸色还很潮红，就这样慵懒地靠在张汉卿胸前，略有迷离地说：“我要办一个很大的报业集团。黄家姐姐能够从无到有把粮油做大，我也能把报纸做到极至！”
黄家姐姐就是黄如清，得张汉卿之力，岳父一直经营东北粮食交易渐渐坐大，后来发展成东北十二家托拉斯之一，再后来变成中国粮油集团。当然起步阶段张汉卿给予了大力支持，就是平时在政策上都有相当照顾，否则他的产业怎么可能这么快的时间内膨胀得如此剧烈？
这也不是帮别人。黄奉廷只有如清一个女儿，这家产到头来还是自己的，只是手心手背的关系而已。有这层关系在，这才是黄奉廷扩充之路一直绿灯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名分上没能排在张氏后院第四的位置，但于一凡一直都自觉地认为自己就在那个位置，所以尽管从名义上她是于凤至的侄女，比黄婉清还矮一个辈分，她提起黄婉清，还是“姐姐”地叫。
现在中国的报纸业，还没有规模极大的，除了人民党自己的喉舌《人民党报》因为政治的原因走遍天下各个角落以外，其它能够跨省的，廖廖无几，更别说能够在全国有影响了。
张汉卿虽然钦佩于她的想像力，还是要了解清楚，这小妮子是受什么刺激了，要下这么大的血本来这么一出。他摸着她的脸，光滑而细腻：“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于一凡清澈的大眼睛满是神往：“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你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还记得吗？”
怎么会不记得，那可是自穿越以来，第一次完全以自己的心声写的社论，如果忽略那篇剽窃的《凤凰涅槃》的话。因为它，奉系才能披上神圣的外衣对皖系进行合法、合理、合情的打击，尽管对方当时处于正统的地位。
于一凡的眼睛亮晶晶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原来文章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完全不亚于大炮长枪呢。后来经过了好多事，我越来越认为掌握舆论的重要性。就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军阀打仗前，也知道要在报纸上先造一番势。嘻嘻，你也干过好多次呢。”
张汉卿见她把好端端的一桩正事扯到自己身上，也不着恼，只用手在她胸前这么轻轻一撩拨，于一凡便惊笑着赶紧打开他的咸猪手，尽管这双手已经摸过自己周身无数遍。
“从那时起，我就想自己也搞一个报纸，每次都给你摇旗呐喊。因为大家都知道《人民党报》是你旗下的东西，那个东西表明你的立场可以，增加说服力倒未必。”
这个见解是很独到的，也是张汉卿之前没想到的。还是受后世影响过深，政论只知道正面响应的，没想过暗中相助的。如果两个工具一明一暗地替他做事，确实要比教条性的政论文章更能引起读者认可。于一凡能有这份见识，非常不简单。
“当然我办报也不是全部给你拍马屁，还是要指摘政|府不足、给百姓一个不满的渲泻口，让你每天都夹着尾巴做人，不敢松懈。嘻嘻。”
嗯，有褒有贬，但在关键时刻还是会向着政|府这一面的，就像欧美一些国家的报业拖拉斯一样。他们独立办报，他们针砭时弊，确实能让政|府兼听一些平时见不到、想不到、听不到的声音，给执政者以监督。
但是在很多时候，他们又充当国家的打手，是国家“文”斗的一面的臂膀，如《纽约时报》都是如此。
可是这话怎么说得如此怪异，“夹着尾巴做人”？
第710章 给她一个交待
张汉卿歇息了一阵，自觉精力重新充沛起来，便又鼓足干劲，重新跃足马背。他不安分地用他的弹性触碰于一凡的身子：“夹着尾巴做人？嗯？”
于一凡虽然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雌儿了，但对他的武力值还是很惧怕的。她无助地扭动身体，意图逃脱他的上下夹攻，可是在张汉卿昂扬斗志下，她又能挣扎多久？片刻时间便宣告城池失守。张汉卿一面大动，一面按住她不安分的手腕：“是不是这样，在我需要的时候配合我，然后再时不时给我添点堵？”
于一凡“噗通”一笑，这种时刻他也能联想到政治上来，真不一般。不过他用动作的表达意思和她的想法倒真的贴切呢。聪明的人儿，一点即透啊。
她把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脸旁，温柔地说：“我们夫唱妇随，报纸也这么办。只要你做得不过分，我的报纸是不会让你难堪的。但是你若真的做不好，我一样也要用报纸骂你！”
张汉卿嘿嘿一笑，边大动边说：“正要你好好监督我，不然我会无法无天的。”
抵死的绵缠让两个人不但身体，而且心灵上也融合在一起。
说干就干，是年轻人朝气蓬勃的一面，不单单指床上。两人探讨良久，除了关于身体的奥秘，还有事业。第二天一早，满面春风的于一凡就开始正式筹备她的报业大计去了。
首先是命名，已经决定了，“中华报业集团”为开创的总公司名称，旗下先办一份日报、一份周刊。
日报的名称是《时代快报》，这是于一凡的创意。正刊以记载时事为主、政治评论为辅，副刊以贴近民生为主。通篇以针砭时弊为基调，既给政|府以压力，但又不触及人民党执政底线。
当然，需要时不时的用轰动的内参来表现人民党对国家的贡献。即大方向上基调与《人民党报》相近，但又会有别于后者的类似于歌功颂德式的官样文章。
政论周刊叫《瞭望》，视野已放眼全球。名字很大气，不用说，一定是张汉卿起的。它主要是回顾过去一周世界范围内的大事及其与中国的影响，也透过它，阐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看法。
这需要有内线。不过没有问题，于一凡一定会搞到最新最适合的第一手消息的，张汉卿就是她最大的内线。
为了增加影响力，于一凡请出了养病的孙烈臣为名誉社长，业界最出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为它的副刊总编辑，至于总编辑一职，她竟然请到了当时最具声望的报人张季鸾，不知她是怎么做到的。
有孙烈臣坐镇当名誉社长，中华报业集团在各地都吃得开。有些知道背景的，老老实实改正改善；有个别不开窍的，想惯常的用行政的力量来压制的，碰壁后也知道陈布雷是人家的后台了。堂堂的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人民党政策研究室主任、少帅的高参和文胆，够臭屁了吧？
孙烈臣已经“淡出江湖”很久了，连张汉卿都不舍得劳累他。这位本该在去年就因病离世的奉系元老，在张汉卿的倍加关照下，竟然很幸运地走过这道鬼门关。因为只挂了军委副主席的“虚职”，他每天只是看看内参，顶多在十分重大的场合露露脸而已，所以将养的还不错。
于一凡因为经常看望他，一老一少祖孙俩关系好得很，后来突然有一天，孙烈臣动起了认她为义女的主意。张作相还和他开玩笑：于一凡的姑姑于凤至是自己的义女，这样一来，孙烈臣不是要比自己跌了一辈？
孙烈臣豁达地笑说那就各亲各叫，最终于一凡成功地升辈。
这种意味，她和张汉卿都清楚，那是为自己和少帅的结合铺路，以最大程度地削弱姑侄同嫁的不利影响呢！这份感情，不知何以报答。
孙伏园在去年十月的一天因已被他编入《晨报副刊》的鲁迅诗稿《我的失恋》被代总编刘勉己抽去而反目，然后于一凡趁虚而入挖了墙角。否则过不了多久，他就要被邵飘萍挖去《京报副刊》了。由此而见，这小妮子是预谋已久呢。
副刊的活力在于相对于报纸的独立性，因为主要委托外面人编的，如作家和学者之类的，民国在北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都是常客。他们只负责稿子，不负责营销，老板也是把它们当门面来考量，不考虑这个版具体的读者量问题。
在后世则是摊平了，副刊是报社内部编，基本上已经没有独立性了，这样就造成了副刊内容的下降，无怪乎后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大陆报纸的副刊在上世纪（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没有多少出色的”，其中有“从报纸的总编辑到具体的副刊编辑本身的问题。”
本来孙伏园并不认同于一凡这样一个年轻漂亮得不像话的女孩子办报纸的构想，但当知道于一凡的身份并得到她“绝不会使报纸受到行政的干扰、绝不会干涉他的日常运作”的保证后，他即欣然应命。
报纸本来就有监督政|府的社会责任，民国起多少报纸被关停过？有于一凡这个靠山，只要她始终如一，《时代快报》就一定能够办出特色，这是报人毕生的心愿。
而创立过北京《民立报》、做过《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因“善尽记者天职”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投入过监狱。当于一凡向他提出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聘请他时，以为找到知音，一拍即合。
若他知道这只是张汉卿稍微提前一年剽窃了他自己的创举，会不会跳起来骂娘？
不过那个时候的报人，还真的是有文化人的骨气，像上海报业大王、陈布雷的前东家、《申报》总编辑及报业大王史量才就曾说过“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
这一点尤为张汉卿欣赏。文人就应该有文人的骨气，国外法制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舆论监督，而中国的力度则远远不够。
试问，在后世的中国，确实有些有良心的报社能指出社会的不公，但又有哪个报刊敢于直面国家或行政权力的错误？中国的大小报刊只会在事后作马后炮，却做不到直斥其非。
他在一次私下会晤张季鸾时这样说：“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
有了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坐镇，软件方面基本搞定。至于硬件，更简单了：长安街上短时间内盖起一幢大楼，就是集团大厦，后来成为那个时代北京的地标之一；报业注册、刊号取得是新闻总署里指定一位处长亲自办理并把各种证件送到集团的…
众所周知，新闻总署的建制是归在文化|部下面的，文化|部与人民党宣传部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而首任文化|部长梁启超是出了名的“民权论”拥趸。他一直要“伸民权”，连他的外号都叫“自由斋主人”，可想而知对这个灌以自由的报社的态度。
当全国36个省，近300个较大城市几乎是同时传诵《时代快报》的文章时，它的影响力一下子就超过了几乎所有报刊，除了官方的《人民党报》和《新华日报》。
上到国家大事，小到民生杂事，无所不包。犀利的语言风格、独家的内幕消息、一针见血式的大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跟踪报道，使得《时代快报》很快响彻大江南北，风头无两。
小报刊比不上它的规模，大报刊没有它敢说。同样一件关于民生的不满，别家报纸报道了，官老爷们可能还推三阻四，搞不好还向报社投诉、压制；《时代快报》出面后不但要道歉，还要被追着问责、回复进展，这还怎么竞争？
短短半年时间时，《时代快报》已经正式成为新闻界的一个标杆。在国家三权分立渐进佳境时，有成为独立的第四极的趋势，于一凡为此而骄傲。
张汉卿也很欣慰，这个报纸也算是由他一手催成的。为了集权，他透过人民党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也为国家的未来定下基调。
但是按照“帕金森定律”，行政是个自我膨胀的怪物，缺乏有效约束，它会向不可抵制的方向滑去，只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而其本身，又很难主动修复和作壮士断腕的决心。国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制约，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国会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存在，难接地气。
只有报纸，才是连接千家万户喜怒哀乐的桥梁，才是普通百姓透过薄薄的一张纸看到世界看到国家的最便捷的工具。为此，他还酝酿着立一个《新闻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新闻从业者的人身自由和新闻自由，让记者、编辑接近真实，传出最需要传递的东西。
有无冕之王的存在，他们能够或者敢于仗义执言，让政|府、国会倾听底层百姓的声音，了解社会的诉求，从而制定适宜的政策，才是国家之福。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给了于一凡一个交待，这个她，何尝又不是作为祖国的“她”呢？
第711章 尊师重教
张汉卿永远不会忘记后世一位伟人的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在国力凋蔽的旧中国，还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或者在改革开放后的环境里，没有任何先进的技术是可以通过引进实现的。中国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因为重视教育，奉系在短短几年内即春笋崭露，显示了知识的良好作用，它在军事上的强大，无非是靠着东北讲武堂、武汉军校以及后来的国防大学培养人才。
一所东北大学，投入上虽然多了些，但想想它为东北工业振兴和经济昌盛提供的巨大支持和源源不断的后劲，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想想日本，借着甲午赔款的资金投入教育，即迅速“脱亚入欧”，成为新的列强；而美国，尽管有严格的移民政策，但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上，却是大开绿灯，不遗余力。想想人才的培养国花费了多少代价才成功地把一个人变成“人才”，在享受成果的时候却被美国一把揽了去，长此以往，美国焉得不发达！
在有机会入主中央后，尊师重教这一主题重又摆上案台。
在中国，对教育先后有几个弯路：从解放前的尊重知识分子，到文|革中的“臭老九”被贬得一钱不值，又到改革后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后再到被多方诟病的所谓“产业化”的教育体制改革，所谓“拿手术刀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又到张汉卿穿越前的教师待遇的重新提高。
中间反反复复，人才被浪费和埋没了一代又一代。
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国民素质的落后是分不开的。由于满清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只是在中国的国门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打开之后才初具雏形。
但是不能因此说，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是多么高尚、待遇是如何有巨大提升。比较在民国初，教师----确切地说，是教授的待遇是非常高的。
说起民国时的教授，不少人钦佩和羡慕。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与今日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学识高地位高收入丰。
拿鲁迅先生来举例，人人都知道鲁迅写稿、当教授收入颇丰，但鲁迅究竟有多富呢？有人说鲁迅是“百万富翁”，统计出鲁迅在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到1936年去世的24年间，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
此种可能不是没有，因为从鲁迅日记的主要内容所记录的收入情况以及民国时教授们的待遇来看，以鲁迅当时的收入确实算得上富翁。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除了鲁迅，民国的其它教授的待遇如何呢？民国教授的经济状况与现今教授有着怎样的差距？
据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当时的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7000元；副教授一级月俸34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助教一级月俸18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多元。
李书华先生在《七年北大》一文中谈及民国时期北大教授的待遇则说：“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讲师（注：非级别也，乃兼职教师之称谓，鲁迅时为教育部职员，兼职于北大亦只为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大约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
有人曾将民国时期北大的教授月薪做过换算，称北大教授的最高月薪280银元（大洋），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即使并非专任的“讲师”，不领固定的月薪，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元计算的话，若每周8至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至200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至8000元。
也就是说那时的教授，每月仅外快就可赚六到八千元。当然当时的北大教授队伍远不及现在庞大，仅约80名而已。
李书华先生还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
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其实，民国教授大多根本不需要租房子，比如国立清华大学当时是给教授们提供免费住宅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
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在当时的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据说新盖的30栋西式砖房，一人一栋。条件优越得无可挑剔，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全配备，应有尽有…
这也是民国时代被称为“知识分子天堂”的由来，由此塑造了他们的风骨：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虽非圣人亦不远矣。他们的人格、骨气、言论经得起跨世纪的检验，可谓历久弥新。
时至今日，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到反皿煮的教授、找不到污蔑国民素质低的教授、更找不到自愿去势的阉人教授。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奉行君子不党的教授、不合作的教授、拒不做官的教授、视尊严为生命的教授…
蒋介石历来被宣扬为独裁，但在他的治下，知识分子还是有尊严的：北伐成功后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就是在国民党后期，他还是能够接受（或者说是容忍？）文人的恃才放旷：像唯一的敢翘着二郎腿和他说话的傅斯年，名言就是（教授当官）“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像张奚若的“若有机会便请蒋（介石）先生滚蛋”；像马寅初的“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他们的收入和尊严，是用知识分子的骨气挣来的。时移世易，对比之下，无论学识品格、还是胆识风骨，今日曰教授者，能有几人能超越他们的同行？
有比较才会有感觉。根据统计，当时普通乡下的佣工的薪资是每月一元；一般中小城市里人力车夫和保姆可挣到每月三元；普通工人的月薪为八元左右，像成都因为后发，起初都小于这个数。
当然，技术人员因为掌握着一定的文化和技能，其实是介于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之间的一个阶层、或者说是融二合一的身份，在这个世界大放异彩。像当时能与津沪媲美的青岛产业工人中的最优者----技师，最多可拿到月薪24元，直抵一个教授，这也算是知识致富的例子吧。
对此，张汉卿认为是值得的。想一想民国初层出不穷的文学大家、学贯中西的人物星载斗量就知道，这些待遇对他们来说，只是略补偿于万一。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国家才有希望。
所以尽管经济建设亟需资金，张汉卿还是要求国务院要尽一切可能给教师拨出资金，提高其待遇，改善其工作条件。
当然，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在，像民国时的士兵，每月可拿大洋十元，而被北洋政|府钦封的各路上将，竟有每月八百元之多！
诚然，军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以命来换全家的口粮似乎有情可原，但是一个上将…连后世的政|府都要严格限制国企老总与职工收入的最高比例，这个差额也太大了！在统一后的民国，将官以上的收入普遍比之前锐减五倍以上。
为了在全社会灌输知识兴国的观念，张汉卿更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所有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规模，不得好于辖下任一所中小学校；
所有中小学校的建筑强度，均不得低于当地政|府单位的办公建筑；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拖欠教师工资，即使是贫困地区，也要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教育中来。
财政部专款专用，将教育经费优先保证----张汉卿曾经专门为此在人民党政治局会议上再三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国家和地方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学校，并计划在全国普及五年制义务教育。
对于占用教育资源，违反以上法令的地方政|府，一经发现，行政一把手直接记过并在三年内不得晋升，违规之单位主管将视情节轻重被给予降级、撤职甚至开除等处罚，并限期予以改正，报经当地立法机构裁处。
在民国之初，为了弥补若干年动荡与**所导致的与先进国家的教育落差，国家鼓励私人办学，利用一切办法达成国民识字率、适龄学生入学率与高等教育规模。所有各地政|府对于官员的晋升办法，除考查其对于经济的贡献，在教育方面的表现是重中之重。
第712章 影响深远的举措
此一指令在后世号称“天字第一令”，并导致后来各地政|府半数以上官员都是从狠抓教育上这一项升起，各层级的教育委员会的话语权空前扩大。
在人民党|领导下的新民国，如果各地发现有所谓奢华政|府办公楼，将是全国跟进的大事件。办公楼轻易不会搬走，有上级约束、监察机构的严厉、无孔不入的记者在，谁会冒着身败名裂丢官弃爵的风险去做一件让“前人倒下后人乘凉”的事呢？
所以在中央的严厉要求与制度约束下，一直到世纪末，重视教育投入始终是各界主流。
唯一不足的是，后来出现了许多“豪华教室”、“xx地最美的建筑----xx学校”等奇疤事件，也出现了许多“最长时间记录----xx年未修缮之政|府大楼”、“xx县党委县政|府数任均在危楼办公”之类的报道。
后世某地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地震，唯一幸存的建筑类别就是各地的学校了。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为了对国家重要工程科学和技术问题展开战略研究、推动工程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报告咨询等，张汉卿提出了组建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想法。
这个与后世两院制度一脉相承的超前思维，让广大科技工作者们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优厚的待遇、尽可能的研究便利与终身的荣耀，直接带动了国人关于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的研究兴趣，为中国的再度腾飞积累了宝贵的人才。
在人民党宣传部、政|府教育部及各地行政部门的合力配合下，各地掀起了投资办学的热潮，方向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
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也是历史以来最好的，由国家与省级财政直接补贴，教师拿政|府雇员同级的工资，并成为中华民国第一批试点依法享受带薪年假的群体。
不单单是重视普及教育，在专业教育上，张汉卿也走在时代前列。他积极指示并参与了“五师”制度----即律师、会计师、工程师、教师和医师资格认证制度，由此将相关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抬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
从此在全社会掀起尊重知识、尊重高级知识分子的高|潮，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科技的影响无论说怎样高都不为过的。
考虑到教育资金不足以遍地开花以及国家工业技术水平较差的现实，当普及五年义务教育后，再适当地根据各地状况落实九年制，但在其后教育的方向将向两个方面开展：普通教育系列、高等职业教育系列。
要说后世中国教育系统之乱象，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光中等职业教育的名称就有职业高中、中等技术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后来在它们的基础上层次有了点提高，变成同专科层次的，叫做高职，再往上，不好意思，断头了。
这就导致这些学生再无进阶的可能：考大学，虽然后来放开了，但基础课程比高中教育的差许多，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谋职业，大学本专科出身的比他们层次高.asxs.高，让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后来这类学校泛滥为差等生、末流学生的避难所身份，直到张汉卿穿越前，这个问题仍没有被解决的希望。
普通高等教育序列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改名热、合并热、升格热一波又一波，导致就是原本对教育这一块有一定了解的人不与时俱进，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时代淘汰。
更多的大学不去在教学软硬件上升级，却在名称是大弄玄虚，就像下列几种，谁又能够分辨出这些大学到底有什么区别：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工程大学、工业大学？花时间心思在这些上头，能搞好教育吗？
中国这么多大学，跻身世界一流的没有一个；许多教授的论文几可等身，真正有价值的没几个。我们过多迷信于拆迁式的造大学，却不会想到，大学不是盖几座气派的洋楼就叫有影响力的大学，有多少个大师才是。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否则，按后世大学敞开供应后，上亿的文凭获得者，怎么着也该有百十来个诺贝尔奖的什么的吧？实际呢？
所以张汉卿需要的是一个简而精的高等教育，也就是俗称的“精英教育”。多留点钱给这个国家的子民吧，全家省吃俭用让子女考上一所不知所谓的大学，花光积蓄后，找不到工作。
大学难考，总要给有志的学生一个出路啊，有！发展职业教育。
后世这块做得最好的是台湾。他们构建了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相衔接和与沟通的人才教育“立交桥”，它的职教包括了中等职教、专科、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多层次。
义务教育之后未选择普通教育的学生，可以选择升入职高，然后升入四年制应用型技术学院（授学士学位）或科技大学（授硕士、博士学位）。每个阶段，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或选择继续升学，也可以选择就业，但不妨碍有机会的时候再度进修。
现在符合中国的国情，将来在很长时间内也是。现阶段中国需要科技界的精英，更需要无数个有一定技能、可以在实地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的行家里手，职业教育是重大方向。
无论怎么做，教育的目的在目前还是学以致用。有一定技能，如果再有正确的作业与观念指引，会少走很多弯路。这样，起初在兵工厂里执行的抽样及质量管理标准化制度也由此浮上民间层面。
一个戴明循环，让日本从废墟中爬起来，“日本造”成为品质高端的代名词。中国不能老在世界后面学，有张汉卿，她应该至少有机会走到世界的前头。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张汉卿一手成立了“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率先将后世流行的iso9000品质管理体系导入中国，并将抽样制度称为第一号国标（gb0001），为中国工业体系的规模化、标准化、体系化迈了一个好头。
在大规模企业立足之初，“品质至上”的观念就牢牢地在各行各业扎下根，要让“中国造”不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而要给世界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形象。从现在开始就这样做，它的春天很快就会到来。
工业管理需要科学精神及现代技术。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有效利用有限的人、财、物、时间、信息等经营资源，实现产出最大化，把技术与管理有效结合起来才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在各个工科院校，工业工程（ie）成为必学科目之一。
北方交通大学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把这种理念设置为一门新的专业，后来还为此设置了国内第一个工业工程研究院。
一大批接受过普及教育的毕业生放弃亲传口授的传统，接过前辈们的工具，用新的理念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融入了工业化大发展的浪潮中。
相比同期其它的帝国主义强国，中国工业界对于品质的追求从工业化开始就注定了出手不凡，“中国造”从此不是劣质价廉专搞倾销的代名词，而是卓越品质的保证。
张汉卿的这种努力开出了丰硕的成果，在工业化刚刚兴起的阶段，中国就站在了高端。规模化、流水线和密集型的企业生产使中国的物质生产极速扩大，也为人口的增长和就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助力，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随着中国迈向工业化的脚步越来越快，各种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起。但是长期在封建社会打转，洋务运动没搞多久，而且多偏重于工科，对于资本经济的那一套，能有多少人能够领悟？如何把中国人惯有的家族式企业管理理念提前一步迈进现代科学管理的正轨上来，在各大学引进一个工商管理专业尤为必要。
后世美国为什么工业持续发达？那是他们重视管理的研究的结果。行为学、管理学、技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等学科都是因此而诞生并不断长出新的枝芽。
美国最富争议但对现代管理科学有开创性意义的大师泰勒十年前死去了，但是通过更多的管理学界的探索，它的mba教育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发展，厄威克、卡斯特、德鲁克等人的研究也不断引领着它的飞跃。现在，要看中国的了。
同时，张汉卿正在酝酿公务员制度并安排起草《公务员法》，以便从根本上理清国家雇员对于服务国家与服从于人民党之关系，并在开始之际，就准备形成公务员退休工资“单轨制”，与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同步。
此外，国家信用制度、个人信用制度也在酝酿中，专利制度已经提交国会审核。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华民国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向正面、积极的方向前进，欣欣向荣，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