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1章 国家大义
虽然尽全力打败了国民军，阎锡山的心却陡然间悬了起来。
他知道国民军的难处，也知道这是张氏父子的计谋，但人家用的是阳谋，他无可奈何。现在国民军在舔伤口，他知道一旦国民军完蛋，也就是晋军直面人民军的时候。
“不能让国民军跨掉，留下他们还会是晋军的助力”！他这样想，也这样安排他的参谋长徐永昌密会张之江，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说他们化敌为友并给以军饷的资助。在他想来，走投无路的国民军如果接受了他的恩惠，离变成阎家军差不远了。
可是徐永昌却坏了他的大事。
早在三方反直之时，张汉卿就暗地里派人与徐永昌取得联系，以国家大义相劝。徐永昌虽然是山西人，却不是阎锡山的菜。在军阀混战时辅佐阎锡山算是保乡卫境，可是当阎锡山成为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时，他便有了反感。
上次冯玉祥联络阎锡山作乱，他就坚决反对。现在，为了自己的权力，阎锡山竟然大方地“化敌为友”，这让徐永昌大为不满。接到这个指令后，他不假思索地应允，其实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国民军的大营扎在小五台山底，人民军从张家口、保定南北包抄，把他们挤压在一块狭长的区域里。既无战略地形，也无回转余地，军心焕散，眼看溃败在所难免。对精通军事的徐永昌来说，这支军队其实已经没有战心，即使想争取意义也不大了。
张之江对徐永昌的到来很意外，倒没恶意，毕竟都是孙逸仙极赞赏的人物，香火之情还是有的。他见了徐的第一句话就是：“徐大哥，阎司令是不是许了什么愿，可以让兄弟们活下去？”
他和阎锡山都不是傻子，自己完了，阎锡山绝对落了不好。晋军把他们逐出山西就止兵不前，更说明阎是保家第一，显示强硬为主，而不是真的要对国民军赶尽杀绝。这个时候，徐永昌前来，更是验证他的想法。一刹时脑中涌起各种算盘，要从山西要钱要枪。
可是徐永昌只微笑着说了句：“我此来不是代表阎司令许愿来了。”
张之江诧异，你可是阎锡山的参谋长哎，你不代表他还能代表谁？他没说话，但他的诧异已经替表达了。
徐永昌说：“阎司令是让我来的，但兄弟我这次却只是代表我自己。
自民国五年起，中国何尝有一天是安静的？你方战罢我登场，一会护国，一会护法，一会又是讨贼，可是国在哪？法在哪？贼在哪？我没见到，反正国家是一团乱我看到了！经历了几次大的战争，好不容易南北和解，我们内部又在倾轧，这种局面何时是个头？
严格地说，人民军也好，国民军也好，大家和孙先生的信念同出一脉。我不是为奉系说话，坦率地讲，人民党搞三皿煮义，结果远胜于我所见到的任何一家。我想，就是把国家交给他们也没有什么，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不就是完成国家统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吗？
现在国家已经基本实现统一，也该是各路军阀结束纷争实行军权统一的时候了。晋军和国民军以前是于国有功的，现在该急流勇退了，这也是为国立功的体现。否则，除了引发更大的战乱、让国家有更多一些时间的灾难之外，还有什么益处？
阎司令让我来与国民军联手，我私下里是不同意的。以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加上西南那几个省份，能打得过人民军吗？我们反对把军权交给人民军，究竟是公心还是私义？我们比人民党做得更好吗？再打下去，我们都是国家的千古罪人！
所以我劝紫珉兄，不要再动联晋抗奉的主意，见好就收，率军归服中央，也算是为国为民做了一桩好事。我知道你是真信上帝的，你愿意上帝的子民在这里自相残杀吗？”
这番话说到张之江心里去了。他虽然代理国民军司令，但能力有限，指挥一帮骄兵悍将很吃力。 仗是越打越衰，人是越打越少，名声是越打越坏，这个司令，他早就不想干了。
之前不是没想过投诚晋军，可是也知道人民军下一个目标就是晋军，以两家之力也不够对方喝一壶的。那时候晋军再败了，他就更没脸见人了。
现在连晋军的参谋长都不想打仗，他还有什么可说的？想想老上司冯玉祥，人民党一发话，他就得乖乖地去苏联“考察”。自己比起冯玉祥更是差着一大截，既然已经无力回天，不如就此歇手，也算是为国做了最后的贡献吧！
想到这里，他欣然决定全军停战，自己亲赴北京请罪去了。
一觉醒来就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张汉卿口水都要洒一地。两位主帅一位出国一位请罪，这时候国民军定然人心恍恍。为了避免战乱再起，顺便也给阎锡山的归降做参考，张汉卿大度地宣布纲降：
“无论何种党派、何系军队，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统一在‘国防委员会’的管辖下，都是中国国防军人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全面负责其支出。”
张汉卿还钦点了冯系麾下大将，后来抗日战争中名声显赫的宋哲元、刘汝明、孙良诚、孙连仲，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吉鸿昌等人，将其提拔重用。除将一部分军队编为地方武警部队外，将余部分散打乱编入济南军区各新编军中。
至于张之江，不但无罪，还与国有功，值得大奖而特奖，以为其他人之表率。经张汉卿提议，中央政|府决定，授予张之江一级和平勋章。
不过张之江拒而不受这个勋章，他觉得已经对不起老上司了，说什么也不想再在他的伤口上撒盐。在多次央求下，张汉卿同意他出洋，陪同他的老上司冯玉祥赴苏联“继续”考察去了。
这样，徐永昌动三寸不烂之舌，让数万国民军卸甲归田，既解决了冯系，也削弱了晋系，一石二鸟，功莫大焉。当然，他是不会和阎锡山讲他起的作用的，不过，知道这个消息的阎锡山，对他已完全失去信任，安排他做晋军战争动员总指挥去了。
第682章 挟天子令
安顿好冯系降兵降将后，张汉卿转手再面对阎锡山。对付既要面子又想得里子的军阀，张汉卿的手段很简单，“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招被古人用滥了的招数，竟然还十分管用。
以中华民国执政的身份，借用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名义，段祺瑞委任阎锡山为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即日上任，并要求“中央有职事者，在地方不得兼任省职！”
这就是“天子令”，让他在道义上无法拒绝。不然，在国民渴望和平统一的历史大势下，他仍然要行偏安之事，首先在道义上就差了一等。“恋栈”等口水，人民党宣传部的那些笔杆子又不是吃素的。
阎锡山知道此为调虎离山之计，先是推诿不就，他的理由很老套“养疴”；后在“各方人士”的敦促下，始于9月5日宣布就职，但并不到北京视事。
人都是有**的。阎锡山不想走很正常，但当他赖以成事的文武官员坐了他的位置之后会如何？他们会愿意这位自己的老上司还待在这里指手划脚吗？
这叫什么事？遥控指挥吗！
山不就船，船就山。
为彻底分化山西军政，张汉卿巧施妙计，他随即以中央命令，委任商震为新成立的山西第1军军长，利用商、阎之间的矛盾使双方的裂痕扩大；再委任阎锡山的心腹赵戴文为山西省省长，使他不至于有大的反弹。
军权交与商震，政权要给赵戴文，没有倚仗的阎锡山就不好玩了。
起初，他还能依照曾经的威望在山西军政圈子里刷存在，可是当山西的行政管理按照中央政|府的新架构开始运作后，渐渐地他发觉他的话开始失灵了。
首先赵戴文在施政上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当初做阎锡山的幕僚，严重埋没了他的才能。当有朝一日权在手，必然把令为行。这时候难免有些理念与阎锡山有冲突。虽然赵曾是自己的首席军师，但如果他不走，赵戴文的省长之位也很尴尬呢，长此以往，两人之间必生嫌隙。
军队里也是这样。按人民军编制师要求改编的晋军难免会吸收和借鉴了一些人民军的东西，像政治部、后勤部等。众所周知，人民党的渗透能力是很强的。
这倒在其次，关系是一个健全的制度有效地把伸向晋系军队的黑手斩断了。人民军自有一套严格的体系来管理军队，光控制主官作用并不是太大。但是当官兵的供养都出自于上、人民军的各级后勤部门可以很容易地卡住他们的脖子。
谁让他们被改编过了呢？按照人民军的思路走，军队里产生军阀是很困难的。
没有了军政权力的阎锡山，继续留在山本有什么意思呢？与其最后惹人厌地被赶走，还不如风风光光地上任。
但是阎锡山在不得已进入北京之前，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山西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
虽然徐永昌在前次大战后已被边缘化，但他长期在晋形成的个人魅力让其成为压制商震最好的人选。山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1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商震未免愤怒却并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
张汉卿控制异己部队的措施是借口军队整编未竣则不予发饷。对山西各部队而言，为维持对军队的供给均以贬值晋钞维持，而作为山西省驻军最高官员的商震此时有了发泄的渠道。
由于第1军冯鹏翥师之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自己人么，商震便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对其它支军队么，既不爽我，何必让你爽？
一开始是军饷军资迟发，再后来就是拖饷，这让大伙感觉有些苛刻了。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及于对立。
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你阎锡山不仁，不念旧情，别怪我商某人不义。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
这样一来，弄得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商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
歪打正着，破罐破摔，早有独立之意的商震就势借口奉张作霖中央之命，出兵西北“维持华中地方治安”，率旧部高、黄两旅及军校学员共9000余人，脱离了他赖以发迹的山西。
张汉卿赏识商震的才干，早有延揽之意。商震脱离晋系后，所部随即被改编为人民军新编第18师，由商震任师长，归在华中司令部戢翼翘麾下，作为日后进川的主力。
张作霖父子不能容忍山西的铁桶一块，但是又不能太过明显，所采取的就是分而化之的办法。
“国防委员会”以整编新军为名，将晋军编为6个师，阎系将领王靖国、孙楚、徐永昌、杨爱源、张培梅分别担任新组建的整编师师长，另一个师长则由张汉卿特别简拔在不久前山西大战中表现优异的晋军团长傅作义担任（当然名义上是“代理”），令晋军军界大跌眼镜。
傅作义是谁？完全名不见经传么！
张汉卿知道傅作义还是因为“渊博”的历史知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其杰出的守城能力多次展现，使熟读军史的张汉卿印象深刻。
傅作义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满怀爱国热情，戎马倥偬，率领所部在抗日战场上转战18000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成为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名将。在将来与日军的可能的决战中，这样的人才不可多得。
不过现在，他还只是军界的一位后起之秀。在山西省，可能知道的人多一些，但放眼到全国来讲，他又是如此的泯然众人。所以当张汉卿提名为师长人选，首先在人民军内部都吃了一惊。
也只是吃了一惊而已。现在对张汉卿的意见，基本上没有人敢去质疑----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好兆头，因为兼听则明。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说明，他在人民军中的威信。
“识人之明”这个光环已经笼罩在他身上好几年了，如同小李飞刀，例无虚发。所以对傅作义这个人，在名单公布之后有心人就开始研究了。
傅作义15岁以优异成绩从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毕业，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他一如既往，学习刻苦努力，守纪律、讲团结，尊敬师长。所有步兵四大教程及典范今、射击、马术等，考试成绩均优。特别是射击，弹不虚发，名列全校第一。
1918年，傅作义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初任独立炮兵第10团见习官，不久，转任排长、连长。1922年，升任少校团附兼团技术队队长，负责全团技术训练。由于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体操、射击、劈刺、投弹在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均名列第一。
1923年任营长，经常把自己的薪金补贴在练兵上，得到官兵的信赖。在与冯系国民军的战斗中，傅作义营担任警戒任务，表现出色，得到晋军前敌总指挥张培梅的嘉许，力保其升任第4旅第8 团团长…
越研究越觉得这位少帅眼界真是野，在中枢日理万机之时，还能惦记着这个幸运的团长。
当然张汉卿越级提拔傅作义还有另一层意思：傅作义进入晋军时日不多，又处中下层，对晋系没有太多的羁绊和向心力，因而对张汉卿的提携深报感恩之心，反倒会是成为使晋军上下离心的一大因素。且因为他上升得太快了，容易引起晋军将领的妒忌和反弹，埋下内部不和的种子。
不和，不就是张汉卿的心愿么？不怕你窝里斗，他最擅长的就是乱中取胜了，怕的反而是你一团和气。
依照军、政、警分离的“传统”原则，徐永昌兼任师长，只能在警备司令和师长两个职务之间选择。山西警备司令部是迟早要予以撤销的，张汉卿已经在私下里派人和他交流过，他的意向人物是新提升的吉鸿昌少将为山西武警总队司令。
好的是吉鸿昌对晋系并无多大纠葛和热情，他本身又是晋系出身，倒让别人无话可说了。
随后张汉卿又陆陆续续用交换防地、高层进修、明升暗降等方法，将晋军主将逐一调离或打乱编制，实际上瓦解了阎锡山的军事力量。他站在国家的高度，又有雄厚实力为依靠，所以做起来得心应手。
各师对于来自中央的调令，虽然有心反对，但撑不住张汉卿每次只是对付一个人，没有阎锡山为作后盾的各位师长们最终都没能耗过占“正统”之名的中央。而没有了军队和地盘的阎锡山，只能死心蹋地地做他的副主席了。
这样，张汉卿以敌制敌，先后解决掉孙岳、冯玉祥的国民军，阎锡山的山西国民军，皖系最后一支力量浙江卢永祥、以及福建孙传芳这一异己，使除了西南边陲诸省外，中国大陆再无有影响力的反对力量。
中国大陆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形式上的政权、领土大统一，比正史上同等情景提前了二十年。
第683章 裁兵（上）
“统一军令”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所必须的政策，东南方军事节节胜利之时，国际裁军的呼声已经无法可以忽视。国际上对于段祺瑞为执政的政|府表示支持，但也呼吁中国裁兵----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竟然在此时拥有了120万人的陆军！
奉系也需要精减兵源：在奉军和人民军壮大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俘虏官兵，难免有良莠不齐之现象。此外因为东北讲武堂和人民军政治教导团培养出来的军事与政治干部供不应求，许多部队无论从战斗力还是政治素养上都有待提高。
由于中国在形式上达成统一，预计在国内，人民军有完全的能力压制任何反对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单纯的比较军队的数量意义不大。
在经济上继续供养这么庞大的军队也很吃力：随着五年制义务教育在中央控制各省展开，接着从德国进口的上千台机床陆续到港，以及扩大建设汉阳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建设西安飞机制造厂、沈阳飞机制造厂、哈尔滨水上飞机制造厂等军工项目耗资巨大。
而且连续经历了一番大战，中原各地均需休养生息，维持这么多的兵力在国家财政上也确实有心无力。
二十世纪国际形势都是以休养生息为主，各国都没有能力、也没有合适的土壤来支持政|府的军事行为，所以此后一段时间内将是中国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
于是精兵减政迅速成为此一阶段的重要事项，国家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对于这点，国民党还是赞同的----反正孙逸仙先生目前手下已经无兵，那就彻底为国家谋和平、为百姓谋福祉吧！人民党要自断臂膀，求之不得呢。
所以根据张汉卿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和协商，“国防委员会”定下基调，要召开各方会议，讨论裁兵事宜。
在占支配性地位的人民军总部及“国防委员会”的要求下，川、滇、桂、黔诸地方势力派出代表到达北京举行会谈。
四川自民国初经历了尹昌衡督川、熊克武反袁、陈宦图川、刘存厚乱川、熊克武时期、速成系的崛起、刘成勋短暂主政、讨贼之战后，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
杨森被委任为四川军务督理，大权在握。于是，速成系分裂成刘湘的旧二军和杨森的新二军两个系统。对于杨森的后来居上，刘湘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暗中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并对杨森之王缵绪等部进行策反。
四川内战已是必然，张汉卿对于川中乱局倒不在意，乱就乱吧，他正好各个击破。
黔军暨响应孙逸仙讨伐桂系陆荣廷后，黔军遂归于袁祖铭。袁任黔军总司令后，将黔军编为6个师。好不容易扩充的部队，怎忍一朝弃之？只是以张作相为首的“裁兵委员会”有不容置疑的坚毅，袁祖铭不得已咽下了口水，但表示自己人少，须等待人民军先行裁撤。
滇军的前身是清末的云南新军。20世纪初，清政|府在云南设立新军两镇，以守卫边疆、强化统治，未料想却反被新军推翻。随后，在蔡锷将军的引领下，滇军率先反对袁世凯称帝，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枪，一时名噪全国，成就了滇军最早的光荣。
唐继尧上任云南都督时，滇军由只有两个师的陆军，短短的时间里扩充到三个军，人数在十万人上下，并以先进的军事理论技术及优秀的军事领导人员充实部队。当时的滇军骨干指挥人员，百分之八十来自云南讲武堂，讲武堂于滇军的意义，不亚于黄埔军校于国民党军队的意义。
唐继尧上任云南都督以后，整军治武，以办训练团的名义，从北洋军阀手里骗取了不少武器装备（护国战争之前）。另外，他还四处派人，从德国，日本，法国（法国的武器主要由当时的法殖民地越南运入云南）购进不少武器，这些武器充实到滇军里，大大提升了滇军的战斗力。
在行政管理方面唐继尧也做了不少事情，例如在会泽组建铜业有限公司，在全省对矿业实行统一管理，鼓励商业活动等等。这些措施，有力的保证了全省的财政收入，成为后来护国战争的重要经济支撑。
这样的局面之下，若是统一于中央，无疑多年的心血为他人作嫁衣裳，唐自然心里不痛快。
桂系方面，李宗仁的定桂军和黄绍竑的广西讨贼军曾联合组成定桂讨贼联军，先后击败陆荣廷和沈鸿英部，结束了旧桂系军阀的统治。
桂军后来整编为广西陆军第1、第2军，李任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兼第1军军长，黄任会办兼第2军军长，白崇禧任公署参谋长。这支军队共辖12个纵队、1个独立旅和1个支队，约3万人。
虽然兵少，但广西兵在南方诸省中最能打仗，有句话形容得好“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究其原因，广西地处边陲一隅，自古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向百越用兵，秦军苦战三年，却毫无进展，逼得始皇帝倾尽国力开凿灵渠，才征服了这片“蛮荒之地”。由于远离帝国的中心，广西成为了流放之地，加上历代王朝与越南的征战，孕育出广西好勇斗狠、强劲剽悍的民风。
在近代，广西兵逐渐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席卷中国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最初靠的就是一支2万多男女老少组成的“民兵”，从广西金田一路杀到江苏南京，几乎推翻清朝统治。但到最后，广西的“老兄弟”们消耗殆尽，太平天国也走向了最终的败亡。
正史二战中连美国名将史迪威也曾承认：“广西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即便这样，桂系主脑李宗仁面对人民党摧枯拉朽的力量也不敢硬顶，主动派代表参加不说，还向张汉卿递话说“桂军将以少帅之马首是瞻。”
第684章 裁兵（下）
对于中央裁兵，大家都抱着同一个心理：人民军有30个陆军师近97万人，连同直接归政|府管辖实际是其私家部队的中央海军，总人数达百万之多；此外还有新收的阎、冯、孙、卢等部共约20万人及约8万人的所谓“预备役部队”。
这还是有案可籍的，各省的武警部队都没有包括在内。
要裁，也先要从人民军裁起！怕就怕人民党是拿裁军作幌子，行弱枝强干之策，这是各方心照不宣的担心。
对于各方的鬼胎，张汉卿自然清楚得很。他很理解，因为无论哪方军阀，都不会嫌己方兵少。所以，在各方裁军代表云集北京后，人民党很快抛出一个方案：各方按现有的军力等比例裁减，使全国总体上保留百万兵。
裁切后的各路军马统一由国家发给粮饷，当然各省财政不得再有军队相关的支出了。
这个做法其实很中肯。因为人民军是大头，所以在绝对数量上，他们也将裁得更多。而人数偏少的派系“损失”也有限。
对老少边穷省份而言，财政本就不充盈国，现有有国家供养，当然愿意----人数虽然比之前少了些，但能省下巨额的开支啊！再说军队的指挥权还在他们手里么！所以这个方案大体上被各方接受。
裁军委员会中以张作相为首的奉系首先表态，将在首期裁减陆军兵源的百分之三十。
滇、黔、桂紧跟着表示赞同：人民军按比例将削去9个师近30万人，已经明白表达了中央的诚意。他们三省经济并不发达，尤其是黔、滇两省都各有10万人左右的兵力，本处边远地区，防卫本省已绰绰有余，实在不愿负担太多的军费了；
桂系人数不多，却早想建设一支精兵，增加炮兵等现代武器在军队中的比重。省下的军费正好达成这个心愿，况且裁减几千人对整军处于华南人民军数量优势下的桂军并无重大的影响。
而川督杨森也想用这个机会剪除政治对手的实力，因此许下川军裁兵5万的诺言。
张作相、张汉卿怎能不知他们这点小心思？然而对裁兵早有主意，于是在举国人民的赞扬声中，人民军先期开始了29万人的大裁兵。
张汉卿不会傻到自毁长城，现在远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诸多的地方势力仍在，国家只是完成了形势上的统一，但西南诸省仍在军阀手中，东北日军仍在待机而动，如此种种，裁兵不但不可行，还需加强。
他先是要求“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国家和平时期武装警察职责条例》，赋予武警部队在各省的驻兵权和保安职责，以便将各地裁减官兵编入到武警部队名下。
这一办法共使人民军后来控制下的北京、天津、直隶（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江苏、上海、山东、福建、浙江，加上新进的山西共15省、市，容纳了30万人的编外人员。
一句话，这些地方将要吸收的“退役军人”数，比要退役的人还多，只是名称不再是人民军而已。
这是考虑到之前控制各地后许多杂牌军队良莠不齐，正好趁此机会淘汰一些老爷兵、兵油子。另外通过加强武警力量，有效地控制了地方，并使余下的军队完全从地方守备任务中脱离出来，真正成为国防军。
各师精减下来的机构和骨架仍被保留，多余出来的骨干军官正好去各军校轮训，算是为国防储备力量吧。
西北人民军进入新疆后，与先期成立的“新疆建设兵团”一道改编成了规模更庞大的入疆队伍，以增强国家对西北的控制，以兵养兵。
与几年前不同，这时的“建设兵团”已经控制了新疆的各处和各大城市，并先后在北疆、南疆新建了十数个兵团城市如石河子（后成为新疆第二大城市）、五家渠市、阿拉尔等。对在建的兰新铁路，成立“铁道兵”以兵治工，此一办法共可吸收冗余10万余人。
同一办法还应用到了东北。
张汉卿成立了“北大荒建设兵团”深入东北最北端及黑龙江流域，将一部分被淘汰出来的官兵安置在那里，平时开垦，战时可以迅速化工、化农为兵，支持东北的战局----当然，他心里还是将日本为最大的假想敌，关内裁兵热火朝天，东北大本营常驻的6个师却丝毫未动。
蒙古也组建了建设兵团，不过其主力却是来自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的蒙古族及汉族百姓，由部分退役或因年龄较大即将退役的人民军军官领导。
在取消对内地移民人口的限制后，一年之内即有不少于十万的民众涌入这地广人稀的北国屏障垦荒开矿。中央政|府所做的，只是将这些人组成各大国营农场和矿场，进行有组织的生产罢了。
然后开始裁军，除去人民军五大主力师不动外，其它各师平均各去一旅，成建制地改编成武警部队，只是换了个番号、换掉了制服、留下了炮兵团而已。
精锐部队也裁去一些，不过是作为海军陆战部队分别编入渤海舰队、长江舰队、华南舰队，以充实海军队伍。在原本渤海、长江两舰队都有一支海军陆战旅的情况下，另组建了第三、第四海军陆战旅，分属华南舰队和渤海舰队，以巩固首都的防卫圈。
另一部分编为4个航空团，归新成立的航空大队管辖（司令为刘佐成）。
然而其后张汉卿仍觉国家兵力太少，不能适应局势的需要。为了减人不减火力，另组建了直属国防委员会的5个重炮兵团，计划配备新生产的作为军级主战火力的105mm榴|弹炮及加农炮。后来这些炮兵团先后装备人民军精锐部队第1、4、27、28、29各师。
一句话，这29万步兵一个不少，只是由军转警或转为拿锄武装，不占国防编制而已。平时军转民，战时民转军。而其它兵种比例却在上升，人民军的战斗力不减反增。
不但如此，海军、空军还多出两万人，只是大家都以为海军孱弱、而且现有川、滇、桂、黔等系军阀都在西南内陆，不知道海上情况而已。
第685章 有人有意见
被削去兵权的阎锡山首先坐不住了，他决定铤而走险，在此时恢复晋军实力。否则等到人民军裁兵成功，权柄全失的自己完全没有机会。
他派人暗暗联络奉系元老马龙潭、万福麟和刚刚通令被改为蒙古建设兵团主力的卫戍区第16师师长张景惠。这些人目前还手握兵权，在奉系中颇有影响。
而且万福麟已经是西南人民军的主将，如果他们能够首先发难，对人民军的冲击是相当大的，西南诸侯们也有了反对中央的底气。试想在内乱发生的情况下，这裁军怎么能够实现？彼不裁军，他自然就有理由保留军队在手。
此外也派人渡过黄河，与即将被全军改编为新疆建设兵团的原靖**领袖、西北人民军第6师原师长长胡景翼和担任宁夏武警总队司令的马廷勷商谈，准备以武力拒奉并拉孙逸仙上台。
他们还与远在新疆的张宗昌联系上了，期待着同样被“发配”为新疆建设兵团司令的他一齐呼应。
这几支军队处在西北、北方和东北蒙古一带，计划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歼灭或驱逐人民军在西北的部队，建立一个包括山西全省、陕西北部、甘肃、宁夏、绥远在内的“西北国民革命政|府”。有志于加入此一集团的还有原冯玉祥部队里石友三、韩复渠等将领。
因为几地互相接近，真的发动起来，可以形成一大块有影响的区域。关键是这些地方地广人稀，目前交通又不便利，人民军要想短期内形成压倒性优势很困难。在这个时候，一贯见风使舵的西南各省必会乘机而起，让奉系不能把全部精力都压在与国民军的斗争上。
这其中张景惠上窜下跳，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张景惠是久随张作霖出生入死的奉系老将了，空有野心勃勃，却在以少帅为首的新派势力的角逐中渐渐被边缘化。
眼看得“外人”----张景惠把非奉系出身的将领统称之----如蒋百里、于学忠等，奉军“小字辈”的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都做了方面大员，连与自己同期领兵的汲金纯也成为诸侯，自己还是“默默无闻”一师长，本就不满。
只是张作霖对自己人内讧向来不假以好脸色，汤玉麟在当初叛离老帅投奔冯德麟，张作霖将其“雪藏”了五年之久，还最终由少帅以“贪污腐化、草菅人命”为由枪毙，与旧夙有很大关系。
少帅对自己似有偏见----张汉卿始终不能忘怀其在正史上做了日本人的踏实走狗、伪满总理大臣职务----因此将其军队放在北京远郊的张北、归绥，渐渐远离政治中枢。
此次裁兵，起初张景惠并没有什么意见，他不期望着张作霖能够对自己有新的任命呢。不见当初的同僚，都是独当一面的大员？但当看到人民军所裁的9个师中只有自己属于老奉系、而且自己还被明升暗降为“无足轻重的”蒙古建设兵团司令时，不禁怒发冲冠。
军人存在的目的就是打仗，这穿着军服干农活的事，不是恶心人吗？
所裁的9个师的官兵中，有4个为直系改编的新兵师，还有由华中魏益三所辖的学生师----张景惠将武汉军校毕业生为主的第8师的称呼（这支部队的主力都拆散到各地去了）、主力为原鄂军第12师半数、广州军区靳云鹗所在的第11师裁2个步兵团（都是原先跟随靳云鹗的人），和靖**改编的西北人民军第6师一部，由陕、甘、绥杂牌军改编的原许兰州第5师大部。
靳云鹗为原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弟弟，将其收编只是权宜之计，随着形势的发展，再将此人留在地方而且是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员显得不太合适。不过张汉卿可不做这卸磨杀驴之事----一堆朝廷大员的眼睛都盯着呢，他委升其为广州军区参谋长----这是实衔，不过得交卸师长一职。
靳云鹗知道自己不是少帅的亲信，所以对于军事上的安排极具小心，不但爽快答应，还将兵权仔细地作了交接，让上下交口称赞。本来升参谋长既是职务上升，又是实权，还要怎地？
奉军元老万福麟、马龙潭均手握重兵，万更是曾掌管精锐的第29师。但是他们都对张作霖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以张作霖的感召力和目前的影响，即使他们想造反，也要看手下师、团长们答不答应。
虽然张作相兼任大本营沈阳军区司令，但因为许多重大事项张作霖还是喜欢与他讨论，特别是在孙烈臣病重期间。冲着这份信任，两人就不会背叛老少帅，否则，以张汉卿的精明和张作霖的老道，敢把这些极重要的职位交给他们？
对张景惠欲说还休的牢骚，他们起初并没有多想，但是当他越说越气，大有向老少帅开火之意时，两人坐不住了。同是奉系一脉，现在正是抱成团度过这段黎明前的一小会艰难时刻，怎么此时会有这种言论？所以不但严厉劝说他，还和他划清界限，并向中央举报了。
裁撤胡景翼的部队是张汉卿立意而为之。
胡景翼之所以同意将靖**交于人民军是因为形势所迫，即使在他升任人民军第6师师长后仍然没能忘记他的誓言。那要追溯到1912年秋，胡景翼伙同张义安、冯毓东东渡日本，进振武预备学堂学习军事。
经于右任、井勿幕的介绍，胡景翼有幸进入孙逸仙先生在日本举办的“浩然庐学社”学习，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孙逸仙先生。
这成了胡景翼革命生涯中又一个新的转折点。胡景翼对孙逸仙先生说：“来日我一定要打进北京城，请先生主持大计。”这誓言后来成为胡景翼将军终生的奋斗目标。
结束了几个月的“浩然庐学社”的学习生活，胡景翼准备回国。临别时，孙逸仙先生握着胡景翼的手，说：“你的家乡在陕西，陕西革命的大事就托给你了。”
国家安定，但是做领袖的却最终不是孙逸仙，使得这位将军萌生退意。他也曾不顾人民军的条令，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自行通电孙逸仙以示支持，也不愿意退出国民党以示对孙逸仙的忠诚。
在此状况下，张汉卿可不想自认为安定的西北后方埋着一颗定时炸|弹，所以他的部队成为裁撤的重点，即使在某种意义上说，胡景翼也是忠于国家的将才。
不过胡景翼倒也不会因为阎锡山的一句说词就遂起谋反之心：人民党已定天下，人心思定，百业待举，他虽然思想上难以接受，但可不想成为霍乱国家的罪魁。而且后来“荣升”西北人民军参谋长后，他的第六师师长一职已经不再兼任了，并被调到新疆。
纵然他想做什么也不可行，是以主动交出兵权。然后在孙逸仙不幸离世、国民党群龙无首后，他也卸甲归田了。
许兰州也萌生退意：他对于推广武术的热爱要远比带兵打仗要痴迷得多。正史上他与李景林一个建河北武术馆，一个建山东武术馆，玩得不亦乐乎，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两个武术团体。
不过张汉卿可不愿放了这位忠实老将，他与张作霖协商，调其担任武警部队总司令兼总教练的职务，这样兴趣与工作两不误，也可使张作相由兼任的此职中解脱出来，人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王以哲兼任武警部队总政治部主任。
鉴于胡景翼的回绝，使得山西和宁夏的任何反叛在人民军的反扑下有被分而歼之的危险，特别考虑到兰州军区4个师的力量时，马廷勷不得不掂量自己能否有能力作顽抗之举。
----当初张汉卿在后勤补给相当漫长的不利局面下凭借五、六万人的兵力就打通了“河西走廊”，现在有十几万兵力坐镇各个要隘，单独与中央较量是取死之道。因此马廷勷权衡再三，终不敢率先起事。
作为冯玉祥系的部队已经被打散，石友三等人的影响已经非常弱小，加上军政分离，粮饷将成为重要的拦路虎之一，像以前那样拉起一支数量众多的部队已经不可能；
而山西省由于张汉卿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原先铁桶一块的晋军已非昔日阎锡山之利器。在国家分裂时，大家还能互相为争地盘而大打出手，反正各方都师出无名。但是现在天下一统，和中央对抗那就是反叛了。
所以虽然阎系几个忠心耿耿的大将都信誓旦旦地保证要随阎决战到死，阎锡山始终下不了出头的决心。
特别是当他派到新疆的特使被大字不识几个的夯货张宗昌关起来审训，并把口供一五一十地通报给中央政|府后，他立刻心乱如麻。这可是“分裂国家”的罪证，人民党估计正愁找不到反柄来动他呢。
然后张汉卿更好玩地电令张宗昌把特使大张旗鼓动地直接押还阎锡山处理，害得老阎又是登门表态拥护中央又是指天入地地发誓自己绝无二志，还要亲手毙了那个胡乱咬人的特使，如果特使不是还在路上的话。
张汉卿倒是大度地说：“我怎么会怀疑阎副主席的人格？之所以让你来处理，就是相信你的表示呢。在目前的形势下，谁的脑袋会被驴踢了要和中央作对？你说是吧？”
阎锡山硬着头皮讪讪地笑：“那是，那是，谁要看不清楚形势，比驴还蠢呐！”
从此以后，山西再无妖蛾子。
第687章 1924年的军改
这一轮人员精减，其实是非奉系武装力量的大清洗与人民党的集权行动，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文明、也比较能上得了台面的方式。
经过裁军，人民党表现了相当的诚意：表面上，29万人的部队到年底都已经裁撤到位，博得国内外一片喝彩声。
但是光明正大地，人民军把北方各个派系在军队中的影响清扫一遍，军心一整，人民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显著加强。
晋军领袖阎锡山离开了山西之后，他的手下那些将领没有了蛇头，愈加向死蛇靠拢；而军政分离特别是省财政及行政权力归于中央后，他们的后勤、装备、训练、晋升…都掌握在人民军手中，分崩离析是大概率之数。
国民军更是不堪。冯玉祥走了，孙岳走了，张之江的部队被徐永昌分化了，现在的国民党已经纯粹沦为一个嘴皮上的政党了。
晋军、国民军在作为一支独立于人民军之外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消蚀得一干二净。按照参谋处长林蔚的意见，所有的军官，合则留，不合则高高挂起。几位元老级的军队人物倒有了好安置：国防部战略研究委员会，够牛逼不？
加上早就离开政治舞台的皖系、被打趴下的直系，整个北方、西北、中部和东南已经绝对是人民军一统天下的局面，剩下的川、滇、黔、桂，只能在地方上苟延残喘。
人民军的这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和政治领导地位，不但彻底让任何对手死了在军事上抗争的打算，而且在心理上也蒙上一层阴影，故而对人民党提出的种种政治方针和国家发展思路，他们只有同意的份。
当然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就是了。
在这种大好局面下，趁机整合下军队的资源成为必要，首先就是把散落在各地方司令部的讲武堂、军校的主导权从军队集中到中央军委来，这关系到人才梯队的心态培养问题。
人民军政治部抽调了各地军校的优秀师资力量，在北京成立了国防大学，为人民军最高军事院校，未来涉及到团一级及以上军官的深造，都由国防大学来承担；而各地方军校均保留，作为中下级军官的培养场所，并在今年向社会各界学生开放入学通道。
国防大学的首任校长是杨杰，调自武汉军校校长任上；教育长萧其煊，调自东北讲武堂；工务处处长张宣、军学处长陈瑛，都是原东北讲武堂一系的翘楚。张宣字楞生，是张作霖的重要幕僚，陈瑛还兼总参谋部下辖的训练总监一职。
本来杨杰还坚持请张汉卿作为国防大学的校长的，但是张汉卿知道自己的斤两，也已经无意于再做这些施恩笼络部下的勾当了----之前军阀混战的时候为了培养自己人需要树立这个威信，现在国家都走上正轨，专业的事还交给专业的人去搞吧。
因为3万多人的师编制太过庞大，在人民军总参谋长韩麟春的统一部署下，人民军扩师为军，升旅为师，在陆军中取消旅制。装备、后勤统一调度，使之成为完全标准化的军队。
这也是对西南一些诸侯割据势力的变相压制。以前师级的编制北洋有、地方也都多多少少自己组了些，已经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方便强行裁彻。但当师升级之后，他们的尴尬就来了。
跟着升级？不可能的，中央政|府不认。不升？白白降一级，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升级后军的番号与原先师的番号相同，下属旅则依序排列。如27师升为27军后，原来其下属的旅的番号依次升级为79、80、81师，以此类推。
经过多年发展，在1923年末，人民军已经拥有32个山炮和野炮团、16个榴|弹炮团，一个24门的155mm重炮营。在打败直系后，又在战场上获得其全部7个炮兵团和7个炮兵营；接着俘获江浙各部军队约200门山炮，并控制了江南机器制造局。
在1924年的最近几个月，又控制了晋军和太原兵工厂的全部出产军械、然后又吃掉了国民军特别是冯玉祥部队的三个炮兵团。这样，光山炮，就组成了54个团又一个营。
加上从苏联陆续架设的榴|弹炮生产线迅速开工及渐成规模，上半年共出产700多门。考虑到技术的熟练还有一段磨合期，若是到年底将会有倍增，因为年前的估计是年产量为2200门的规模。
这样算起来，人民军已经有成建制的山炮团54个，成建制的炮团（榴|弹炮及野炮）29个，人民军光75mm级的火炮就拥有4500门！这是在奉系成长前谁都不敢想象的。
这一趋势还在加强。经过苏联帮助进行扩充整合后的汉阳、兰州兵工厂已经可以生产人民军作为军级支持火力75mm榴|弹炮及野炮，加上得到重点关注的沈阳兵工厂，形成年产此类大炮2200门的能力。
张汉卿计划，等全军90个师装备完成榴|弹炮后，将逐步实现替代原有的山炮，或将择机把山炮团配置给未来可能需要组建的山地师。
虽然比及欧美列强还有相当差距----人家军级普遍装备了105或155mm重榴|弹炮，人民军还在为各师满足最低限度的炮兵团而努力。
不过在亚洲，它已成为望而生畏的力量：32000多人、216门大炮----对比同期日本1个标准师团的2万人、144门大炮毫不逊色，如果中国铁了心以军为单元对抗日方师团的话。
第1、4军在华东，28军在济南，27军在北京，29军在大本营的沈阳。5个改组后的主力军均部署在沿京沪线、京沈线一带，是全军最早实现初步摩托化的部队。当然，这里的摩托化，只是用卡车代替人畜牵引军队中的大炮而已。
即使这样，也远比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先进，包括日本。成为真正的机动兵力后，中华民国最重要的工业、经济支柱的环渤海和长江流域的安全有了相当的保障。
所以对比人民军和地方军阀的实力差距，不是减小而是大大扩大了。继统一军令完成后，统一政令也拿到议事堂上。为了防止军阀各省自行安排亲信把持政局，各省省长均由各省民意代表选举产生，由中央任命。
张汉卿之前设计并进行成功试点的行政制度得以在各地展开。
因为暂时高级干部不足，在新控制的省份，由书记、一位人民党的行政首长或副首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纪委书记等组成每个行政单位的最高权力5人小组领导区域内重大事项。虽然一时还达不到传统控制省份党内的皿煮程度，但在这种形势下，集中也未必不是办法。
此时，因为曹锟贿选时的国会名声已臭，自上而下的议会制度基本瘫痪，筹备新的国会各方还在争论中，所以基本上人民党治下的行政权力都属于人民党，再无掣肘。
这是个好机会。
因为目前国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人民党先后在各省建立了省党部，逐渐控制了各省的舆论、工会，形成一股硕大的力量。行政、军事权力都集中在人民党手里，这是历史形成的。但是不利用这段难得的权力制约真空期做点什么，张汉卿就不叫“见缝插针”的少帅。
裁掉的29万人等过了这阵风还要尽快补足，不但如此，还有扩大的必要。中国太大了，军力也一直太弱了，考虑到列强在华的无数租界和日本绝不会松口的关东州及台湾，武力收复必不可少。
大局不让人民军扩大，但是控制了政|府的人民党在各省、市、县都成立了人武部，目前主要负责征兵工作。人民党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前几年征战南北的一批积年老兵也该退出舞台了，虽然已经淘汰了大批。
驻守各省、实质承担警备任务的武警部队的建设在《人民党武装警察条例》中得到充分体现。武警部队司令部下辖武警边防局（7局）、海岸警卫局（8局）、内卫局（9局）及分别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广东、湖南、湖北三省）、西南依据为1到6局。
目前局都为军级架构，管辖着全国各省的武警部队。截至1924年上半年，全国已设有29个总队（师级，每省一个）、6个边防武警师、正在筹备4个机动师（内卫部队）及海岸警卫师（3个）。
在日本人渗透最重的地方吉、黑、辽、鲁四省和蒙古和新疆两大最长边境自治省的守卫，是武警边防部队建立的主因。
有之前多次军改的经验，人民军在1924年的转型是相当顺利的。通过这次建制上的变化，人民军成功实现了把军队中多个“山头”统一到人民党旗下，军警各司其职，上下关系清晰，对于战斗力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
1924年军改，奠定了国防安全的基础，特别是武警系统的整合，影响了国家几十年。
第688章 庚子赔款
张作霖既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华民国，是该交庚子赔款的时候到了，自然列强对他有一番期待。
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
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也是近代史上中国单次赔偿最多的一次不平等条约。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这个赔款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
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
由于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
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按《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中，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
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竟取得了意外的收获。
当时美国国内精英分子也并不赞成物质上的掠夺，像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就认为：“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为此他于1906年初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
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
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
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正史上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从同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
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
正史上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第689章 文化战线上的较量
本来到1922年底，原本暂缓5年交付的日期就已经到了，不过由于世界各国在同期都发生了大小不等的经济危机，中国“也不例外”----这是张汉卿故意的示穷一招，在他认为，是有机会取消这一为数巨大且于国人尊严打击甚多的不平等条约的时候了。
当时奉系控制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到整个中华民国的80%还要多，然而以张作霖为首的老奉系并不认同中央对赔款的“义务”，这样就使得这个以靳云鹏为首的中央根本没有能力“履行”其职责。
其时，张汉卿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尚未统一，奉系没有能力和义务对作为国家整体的事件负责。靳云鹏总理不得以照会中外，要求给予暂缓支付。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2年10月，在张汉卿支持下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有苏联人为榜样，不能显得太急切不是？美国此时已决定转而支持张汉卿为首的奉系，所以在此件事情上并没有过份紧逼。
只有法国、英国、日本紧咬着不放，但是中央政|府没钱，“财政长”奉系不出头，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敢将中国推向苏联一侧的怀抱，所以不得已又延期了一年，只是海关尽数把持在外国手中。
现在奉系把持着中央政权，旧事又重提了。张氏父子当然不想把这笔钱白白地流出，无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虽然这“债”欠得有些不地道。但是除非张汉卿像后来共党一样将旧秩序统统推倒，来个一概不认，否则是无法绕过这个“理”字的。
可是一概推倒的条件不成熟：美日英法等国刚签完《华盛顿条约》，对中国达成了“门户开放”政策，至少在表面进入了一个“和谐期”，张汉卿惯用的“以夷制夷”办法失灵。
以中国之实力，现在真的狂妄的要和东西方的帝国主义全面开战，只怕后世国人要骂自己为慈禧第二了。
可是欧美帝国主义口中宣布放弃庚子赔款的余额部分，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始终以此为借口把持着海关不放。不过目前的形势确实需要“攘外必先安内”，外侮多年，真的不在乎多这一会。小不忍则乱大谋，若是国家不能尽快强大，受侮辱的日子还在后头。
最不地道的还是日本。日本派出专使山本、也是“满铁”的理事长，将庚子赔款关于日本部分作了如下修正：“日本帝国同意考虑暂停庚子赔款，所作补偿是中方将‘新五路’管辖权及沿路之设施交日方控制20年”。
所谓“满铁”，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它在中国现代史上鼎鼎有名，有“国策公司”之称，当时不仅给关东军提供了从事军事政治谋略和夺取经济命脉的力量，而且还全力地充当了关东军的超级后勤部。
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长春以南路权，之后日本便设立了这个“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表面上这是一家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日本的侵华大本营，它的历任总裁都是由日本政|府直接任命的。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假如没有日本垄断财阀的支持，也不能进行侵略战争，因为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作基础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的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他们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三省。假如没有实力雄厚的“满铁”的参与、配合和支持，那关东军是难逞其凶的。
这时的“满铁”已经在东北拥有了4.4亿的资本、1100公里的铁路、480平方公里的铁路附属地，还有将近4万名职工和50多个关系会社。它秉承主子的意旨，又盯上了被张汉卿视为对“南满铁路”重要竞争对手和东北战略大动脉的“京哈线”。
两年前在东北的一场金融血战，让参与的满铁输掉了裤子，经过两年舔伤口，他们看来又恢复过来了。
已经执掌政权的张作霖自然不会做这“青史留名”且又自掘坟墓的事，但是又不想在可能全面取消庚子赔款的重大历史关口有日本这样一个强硬的阻力，且因此在中国全面恢复经济的时候和日本反目并不明智，因此只是私下表示可以通过协商，指示政|府与日本缔结一个秘密和约。
但是作为回报，日本政|府必须首先明确放弃庚子赔款的政策。
在中国国力逐渐强盛、美苏两大强国都放弃了赔款的情况下，继续索要此笔赔款会让已经复苏的中国人民反日的情绪大增。为了示好中国，日本国会通过法令，决定把庚子赔款余额72108776日元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以培植在中国的代理人。
为此，日本制定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并在外务省设立了文化事务局，掌管有关对华文化事业的事务性工作。
日本主管对华文化事务的官员出渊胜次等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等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大致商定，将此后的庚子赔款等用于中国所办的文化事业为主，如在北京设立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并每年拨出30万补助中国留日学生经费，此外如再有余款，在适当地点设博物馆、在济南设医科大学、在广东设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等。
表面上看，好像日本人的诚意也挺足，所不爽的是日本人要求中国政|府继续交纳庚金，只是这笔款项将由一个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参加的10人评议委员会来管理款项的使用，这似乎也没什么。
所以，抱着能为国家取回一分一分的想法，张汉卿默认了在今年初两国签订《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定》。
在签订前，为了评议委员会的委员长由谁担任双方又闹了一场，因为这个委员会虽然由中方5人、日方5人共同组成委员会，但是委员长由日本人充任。
中国有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反对这个协定，他们认为此举是“似是而非之退还赔款”、“似是而非之合作”。
以文化|部部长梁启超为首的一批文化精英要求“中日合设文化事业理事会，理事人数中日各半，别设理事长一人，由中国人充之，这是最低之限度”，并提出如果日本不能容忍这些办法，将决不参加此种事业。
日本政|府向段祺瑞政|府施加，按惯例，历届中国政|府会在扭扭捏捏中默认的，可是他们这次碰到的是张氏父子。
大字不识几个的张作霖在几次金融浪潮中也懂了不少知识：多少个委员没关系，这个“长”字一定要控制在自己手里，否则一定是吃亏的。
于是他反对这个协定。
知道触及中方敏感的神经，日本方面开始尝试着后退。他们向中方提出：“委员长由中国人任命可以，但该委员会的职权不得超出日本法令范围，对于事业的计划、规定和管理3项权限，将来如有计划，仍须经过日本帝国议会协赞后始能生效，日本外务省的文化事务局仍然有最后决定权”。
由此可见，这个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处处得听命于日本的虚设机构而已。
张汉卿感觉大不爽：政治上目前日本人搞不成傀儡了，还想在文化上把中国人做傀儡吗？拿我们的钱口口声声说为我们做事，结果既要我们感恩戴德，还要乘机大捞好处。这不是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吗？
他示意人民党旗下的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认为日本意图以文化事业为幌子，行干涉中国内政之实；而且日本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补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之祸心，不能接受。
人民党的喉舌《人民党报》发出社论：“警惕另一场更隐秘的对华侵略”，直接对此大声说不。接到指示的中方谈判代表以退出谈判来抗议。
这时候中苏、中美关于庚子赔款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签署，有感于压力的日本人决定再次降低筹码，他们提出可以由评议委员会决定项目，但中国的赔款金必须交在日本银行团下属的银行里。
又是一次换汤不换药啊！钱交了，放在你手里，这你随时卡住脖子有何区别？所以张汉卿严厉指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身之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之前驱或附属事业而已”！
之后，尽管不明白它的严重性在哪里，张作霖还是要求谈判代表回绝了日方的提议。
第690章 阅
当日本人的丑恶嘴脸被人民党宣传部的笔杆子刻画于纸下后，舆论大哗。对比美苏，同是列强，差距咋这么大呢？现在中国的家底已经不至于为了这笔钱奴颜婢膝了！
日本人为了挽回影响，表示可以在中方签署同意其“开辟从吉林到朝鲜会宁的铁路”的文件来放弃对庚子赔款的操纵权。
张作霖在考虑片刻后决定：“好。”
这样，苏俄带头、美国示范、日本或明或暗的放弃，对中国有强大地缘政治影响的诸大国在此事上的一致，很快变成为各签约国一致的追随。在美、苏、日、德等大国或赔款比值占优势的大国均表示放弃赔款的压力下，全面取消各国庚子赔款水到渠成，获得列强的一致同意。
前脚签署协议，后脚山本就急匆匆地从大连过来了，他要张作霖签署中日之前达成的文件。张作霖也不食言，大笔一挥“阅”字便活在眼前。
山本很高兴，他到了东北，找到接替王永江的辽宁省长张国忱，要求兑现。哪料到张国忱只看了一眼便大声说：“这是什么？哪个条款让我同意做这个事了？”
呃，是没有，不过老张签过的字，还不行吗？
张国忱理直气壮地说：“现在的执政是段祺瑞，恕难从命！”
老少张帅对于日本人的敌视态度，张国忱若不知道，还真没资格做这个辽宁省长。笑话么，辽宁是张作霖的起家老巢，也是东北三省中的中流砥柱，这个省长的位置抵得上半个东北。
当初王永江被简拔为省长可是经过了一番考验的，就是担任在东北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副主席”后，他的省长之位也没有拿掉。
而且国统会的据点就设在沈阳。如果以东北为独立一国来看的话，辽宁相当于国都的地位。王永江离开，张国忱能够接任，说他不是老张的人，山本死也不相信。
但张国忱就是以张作霖不是国家|元首、没资格签署对外的合同这个理由来驳回山本，他也没有办法，人家说得没错啊，到哪里都能占得住脚。
这时张汉卿当初所要求的“不当头”的方针显现出作用来。就在前段时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一拨子奉系少壮派、元老派都纷纷提出让张作霖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好让他们封官进爵，享受胜利喜悦，被张汉卿直接喝断。
他认为谁都可以当王，就是张作霖不可以。
在好一番讲解后，大伙才明白，政治不是谁拳头大就一定能赢。在还要提防更大的拳头的情况下，韬光养晦才是正解。
于是，有一定名声、但名望已弱的段祺瑞被挑了出来。连反直、统一国家最有功劳的张作霖都没有出来入主中枢，孙逸仙又凭什么抢这个位置？所以张汉卿这一招，直接在政治上让国民党无计可施。
而众所周知，国民党的优势就在政治影响力上。
没有地盘实施它的政治纲领，慢慢地它的影响力在下降。若不是孙逸仙当机立断同意在交通委员会任职、并让有限的国民党人也同样担任几个部的部长，中国主流声音里将会一下子没了国民党的声音，这才是比打败仗更可怕的事。
让段祺瑞继续在台上作傀儡，可以让奉系在对外特别是对日外交上有缓冲的余地：
重大对华不利条约，绕过实际执掌政权的人民党，将来完全可以废除，责任在段；所有段点头的大事，若人民党不同意，实际上是不能生效的----自段执政以下，所有中央政|府行政人员均是人民党一手控制的。张作霖躲在段祺瑞的背后，其乐融融。
为了牵制日本在东北的动作，张汉卿试图利用英、美来牵制日本。他不惜血本要将美国资本引进东北，请美国修建大通（大虎山到通辽）、沈海（沈阳到海龙）等铁路和葫芦岛港口，而日本提出的增修吉会铁路和开矿、设厂、移民等，以及阻止中国在葫芦岛筑港的要求，均未照办，引起日本不满。
于是山本再回北京，希望张作霖能够把“京哈线”方案由密约变成公开正式协定，并在协定细目案（即具体条款）上再签一个字。有了这个字，山本自信段祺瑞不敢不同意，这样东北的行政长官们就没话可说了。
可是这次张作霖无论如何不肯就范了，他以段祺瑞才是国家|元首为由，拒绝了签字行为。
其实上次签了一个“阅”，张作霖已经后悔得要命了。他知道这不是光筑几条路那么简单，铁路周围还有附属地，可以像南满铁路那样驻扎日军，一旦连成片，东北就不是中国人的东北，而是日本人的东北了。
本来在签“阅”字时，张作霖就准备不认帐了，但他知道日本人很难缠，哪怕你就留根头发丝在地上，他们都会捡起来“顺藤摸瓜”，以后有得烦了。
果然，山本不依不饶地上门讨债来了。张作霖便干脆说：“我现在还不是一国元首，要是将这个公开，社会舆论太大，一定会出现‘国论鼎沸’的情景，到时，奉系就‘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了。我完蛋了，你有什么好处吗，谁来落实这个方案呢？”
山本想想也有道理，只好硬着头皮表示，“可以先把文字的事搁一边，把文件精神真正落实下去才是王道”。
张作霖一听：“这就对了嘛，这样，我在中央没法办理，县官不如现管，你去找小六子吧，他现在负责计划委员会，举凡交通、建设的规划都是要经过他批准才能办理的。”
山本来找张汉卿，说明来意。张汉卿心里苦笑：“这便宜老爸，自己摆不平就推让给儿子来顶，人家是坑爹，你这是坑儿啊，还一天到晚表现舔犊之情呢。”他现在主要精力已经放在不久后的对西南用兵上了，这烦神扰心的事，实在不想搀合。
不过父子连心，老爸的心思，他是一清二楚的，无非是“拖”字而已，这还不简单！
他对山本说：“京哈线本来就在规划之中，不过具体事务还要由政|府处理，您还是去政|府询问进度为好，我嘱咐一下，他们一定会给你办好的。”飞起一脚，球踢到行政委员会主席王永江那里去了。
王永江跟随这俩老少主子时间久了，自然心领神会，马上也装出一副老糊涂的样子，推说自己这个不懂，那个不会，随手就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更下面的人。
更下面的人没法再往下面推，于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还等什么，咱们继续踢皮球吧！
山本这回算吃足了“中国式办公”的苦头，穷忙半天，什么也没捞到。他这个满铁理事长的头衔太低，蔫了，只好再换政|府直接出面，这回换得是外务相次官芳泽。
芳泽从国内飞到北京，当天晚上就来求见张作霖，而且一坐下就赖着不肯走。张作霖也一直在那里坐着，陪他。
张作霖没吭气，芳泽一时无语，眼看时间不早，也没法再磨蹭，好吧，就话归正题：“今晚来拜访阁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铁路的事给确定下来”。
说到关键点上，张作霖绝不含糊：“不是说了吗，那是地方上的事，听小六子说已经交给王永江办了。怎么，他还没给办好吗？哦哦，我再帮你催催”。
芳泽急了，又“地方地方”的，还嫌忽悠我不够啊，不由脱口而出：“贵国不是有句古话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话你可不能不算数啊”。
老张一摆手，“快别，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君子’，我过去是马贼，是胡子！”
英雄不问出身。以张作霖今天的地位，别人要说他是土匪出身，只怕要不了多久，中央调查部的人员就会来和你谈春秋。可是张作霖自己说自己是土匪，却完全没有自嘲的味，而是一种显摆：老子一个土匪都能当中央的主，你要说什么！
和老张坐一块，“儒雅”的芳泽颇有点秀才遇上兵的味道，激将法既然不起作用，那就只好来直接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在北京是呆不住的。反过来就等于说，如果他们日本“支持”了，“呆在北京”就不成问题。
这话听着不是味儿啊，张作霖毫不客气地挡了回去：“如果我坐不住北京，到时再退回关外也不迟。东北是我家，咱老张高兴出来走走就走走，高兴回去就回去，谁能拦得了我？”
芳泽想着用什么话才能把这老头子给将住，好个老张，不等他说出什么新的论调，当即把手中的旱烟袋往地上狠狠一摔，只听“啪嗒”一声，翡翠嘴的烟袋成了两半！
张作霖气呼呼地站起来，两眼一翻：“我身上不就这么一副臭皮囊吗？不要了行不行，再怎样也不能做让后世子孙抬不起头来的事！”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扔下芳泽一个人走掉了。
张作霖行伍出身，痞气发作时，倒也十分有煞气。奉军手里有近百万精兵，到哪里都是一股不得不重视的力量，真要闹起来，日本政|府还真得掂量掂量。所以只要不僵到翻脸，日本政|府对他还真无可奈何。
这是之前张汉卿、蒋百里等一堆军事大家得出的结论，也是张作霖的底气。
芳泽文官出身，哪见过这阵势，没吓住老张，自己反被对方的气势给吓住了，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在两人夜谈的第二天，鉴于张作霖的“无动于衷”，“忍无可忍”的日本政|府通过外务省发出了一份觉书。
北京政|府外交部当即对日本觉书作出答复：“东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国的领土，别拿我们的主权不当主权”。（原话是“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嘴上说着狠话，不过第二天，张作霖还是很亲切地接见了日本记者团。面对着日本记者，老张出语掷地有声：“我现在有‘莫大之觉悟与决心’，对于中国的治安，本人负‘全责任’，这是不容质疑的，‘余敢为诸君再三断言之’！”
当然，老张的太极功，从来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把门完全堵死的事情他不干。当芳泽再次密访，逼问张作霖此举的真实意图时，老张看上去一副可怜样：“我发那个声明，说那些话，都是没办法，舆论盯得很紧啊。”
芳泽这回倒没被他晃过去，马上掏出一份新的文件，那上面都是奉外务省之命刚刚提出的几项书面要求：“光说不练假把使，看看这几个条件吧，阁下如果有诚心就请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下来了。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一切搞定。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给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让这两个部门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帐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鲁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个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就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回去交帐了。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某手黑”都没有。天哪，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光是“阅”什么“阅”。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此事由当时在芳泽身边的一个参事官亲见，隔了很多年，他仍对张作霖的“非常狡猾”记忆犹新。一个“拖”字诀，张作霖用得可谓炉火纯青。
日人谓其“狡猾”，然而如果想到以中国国情，张作霖所处的险境，又实在不能不为之捏一把汗。眼瞅着大好的形势，无论如何不能被日本人破坏子大局。可是若不与日人辗转迂回应对，又无法直面日本人的蚕食胃口。
虽然看起来狼狈了些，但比起资敌自肥的卖国勇士们，当得起竖起拇指，而不是中指。
第691章 一则笑话
对张作霖这样戏耍日本人的态度，奉系内部及人民党高层不能不有所担心。不过，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的日本政|府还没有把对华战争作为头等大事，光国内低迷的经济就够他们受的了。
为了对张作霖的思想行为作直接的了解，日本政|府决定派遣一支高级访问团来华，由皇室成员朝香宫鸠彦王带队，主要由政|府官员、军事教官、学者等组成。
秋风瑟瑟，水波不兴。中南海的瀛台里，张氏父子和人民军的高层们在这里接见了他们。这里本来是皇家禁地，因为拥水而居秀美宜人，民国历届政|府都在此办公、居住、举办宴会和招待外宾。
一开始介绍，张汉卿就被这群人的身份惊讶得嘴都合不拢：日本法西斯最著名的理论家北一辉，后来“统制派”的龙头、号称日本军中第一大脑的永田铁山，“皇道派”的扛把子、号称日本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等都赫然在列。
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最终的能量，尽管他们目前军衔最高的只是大佐。这时候，皇道派和统制派都还处在一种萌芽的状态，他们之间的观点还没这么大的分裂。像代表统制派的“二叶会”，其核心人物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在正史上的九一八事件中都是和皇道派的石原莞尔一个鼻孔出气的。
可是张汉卿知道。如果现在把他们一网打尽，日本后来的局势会不会有大的变化很难讲，毕竟把历史的变迁押在某一个人身上比较唯心。但是这些在日本军界相当有影响力的下级军官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所施加的能量，是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
这些人这次过来，都是有重大的目的的。张作霖幕后政|府对日本人连出重炮，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诸方面都显示出一幅不死不休的局面，让日本政|府感觉到对华控制有失势的风险。此番代表团访华，其中心思想便是摸清张作霖父子的底细，为日本政|府下一步的应变探路。
朝香宫鸠彦王是昭和天皇裕仁的叔父，是日本皇室中为数不多的职业军人，后来以激进和支持皇道派军人著称。日本政|府派他担任访问团的负责人，有着强烈的警告意味。
但是张汉卿却很坦然。
时至今日，他的底气不是一般的足。无论如何，现在的中国比之历史上的同期好得多了，在他的治下，人民军的实力也足以让日本人掂量一下走火后的收手问题。张汉卿自信他能够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战胜日本，在军事上也不会落下风。
所以无论对日本人的或软或硬的质询也好、警告也罢，始终能够端正心态。
日本人首先在经济领域要先下一城，他们借口段祺瑞在皖系当政时借下的“西原借款”一事，要张作霖政|府兑现承诺。当初，日本人曾找过靳云鹏政|府，找过张作霖，但都被无情地顶回。
奉、皖不和时，老张可以借口说这个借款是段祺瑞经手的，即使在段下台后他也完全不管不顾。可是现在老段被推为中华民国的“执政”，虽然权力不大，但名义上还是一国之元首，现在人家来要债，老张要打太极很困难，但不是没有办法。
“各位，西原借款时，我是完全不承认那时的皖系政|府的，我本人的态度日本朋友早就知道了，也和当时的外相、领事、公使们都说过。你们当时资助皖系组建‘参战军’来打我们奉军，本身就不是朋友所为。借款人都已经全部下台了，账也是一笔糊涂账，这个我是绝对不认的，诸位认为是谁的责任就找谁去！”
“可是当时的总理段祺瑞现在担任中华民国的执政，他仍然在台上，当然算得了数。所有的款项数目，我们都登记在册的，可以随时查核。”这是日本大藏省的官员插嘴。
嗨，早该把段祺瑞拉下马的，不然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个事。
张作霖刚入北京时，张汉卿定下的策略是让人民党在政治上全面抓权、军事上埋头发展、经济上主导国家，行韬光养晦之实，但在政治影响力上力推段祺瑞以压制国民党和孙逸仙的声望。凡是人民党不方便说的话、不好做的事，都由段祺瑞来出面。
所以段祺瑞可以当执政，孙逸仙只能做交通总长。
但是其傀儡的本质是一定的，虽然在被推选为执政时段祺瑞还想着东山再起，打的主意是在国民党、奉系和直系之间搞平衡，名义上则以辈分高为幌子。
可是北京的报纸什么都敢说，他们曾经画了一幅漫画，内容是代表国民党的冯玉祥、奉系和残存的直系势力的三杆步|枪交叉架上这位“临时执政”。
执政两个月，已有人拿段与前总统徐世昌对比，称他“已入十年东海境地”。因为一些作法让张作霖不满，在一些场合，张作霖也讽刺其处境是“北京烤鸭”，其地位已经摇摇欲坠。
不过此时段祺瑞还是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时过境迁，他仍然是西原借款事件的当事人之一。
张汉卿这时候开始以本色出演，他略带不满地向这些日本人说：“诸位对这件事情的追究让我想起一则故事。”看本来严肃的一件事情被少帅顾而言其它，张作霖和在场的日本人都以为是其给他解围。不过碍于张汉卿的身份，只能耐着性子听他讲，因为张汉卿已经开始了。
“有一只小白兔在森林里散步，遇到大灰狼迎面走过来，上来‘啪啪’给了小白兔两个大耳贴子，说‘我让你不戴帽子！’小白兔很委屈的撤了。
第二天，她戴着帽子蹦蹦跳跳的走出家门，又遇到大灰狼，他走上来‘啪啪’又给了小白兔两个大嘴巴，说：‘我让你戴帽子！’兔兔郁闷了，思量了许久，最终决定去找森林之王老虎投诉。说明了情况后，老虎说：‘好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要相信组织哦’。
当天，老虎就找来自己的哥们儿大灰狼：‘你这样做不妥啊，让老子我很难办嘛’。说罢抹了抹桌上飘落的烟灰：‘你看这样行不行哈？你可以说，兔兔过来，给我找块儿肉去！她找来肥的，你说你要瘦的。她找来瘦的，你说你要肥的。这样不就可以揍她了嘛。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说：兔兔过来，给我找个女人去。她找来丰|满的，你说你喜欢苗条的。她找来苗条的，你说你喜欢丰|满的。可以揍她揍的有理有力有节’。大灰狼频频点头，拍手称快，对老虎的崇敬再次冲向新的颠峰。
不料以上指导工作，被正在窗外给老虎家除草的小白兔听到了。次日，小白兔又出门了，怎么那么巧，迎面走来的还是大灰狼。大灰狼说：‘兔兔，过来，给我找块儿肉去’。兔兔说：‘那，你是要肥的，还是要瘦的呢？’
大灰狼听罢，心里一沉，又一喜，心说，幸好还有第二套方案。他又说：‘兔兔，麻利儿给我找个女人来。’兔兔问：‘那，你是喜欢丰|满的，还是喜欢苗条的呢？’大灰狼沉默了2秒钟，抬手更狠的给了兔兔两个大耳帖子：‘靠，我让你不戴帽子’！”
张汉卿很少讲笑话，尤其是在这种正式的场合，他的笑话很是让张作霖开怀，连一向看起来严肃的日本官员们都忍俊不住。不过，也只是片刻的功夫，在场的都是人精，很快地都明白张汉卿的意思了。
“以前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是那小白兔，日本政|府就是那大灰狼，西原借款就是那只帽子，怎么戴得合适，要看日本政|府的态度。很可惜，我们新政|府的意见是不要这顶帽子，谁愿意戴谁就去戴吧！
至于戴得合适不合适，舒不舒服，我们一概不过问。我们对于和日本政|府的关系很明确：凡是我们同意的，就会坚定不移地给予它保障并遵守；凡是我们不经手的，我们一概不承认！”
这是张汉卿再一次表达他对于中日关系，甚至是对于所有列强在华利益的预言。已有底气的他，开始在适当的场合适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以前，是中国政|府揣摩列强的心思，现在，中国也要适当地做出些动作，让列强们猜猜中国的想法了。
这个借款，原本就是不怀好意，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属于介于“宋襄之仁”和“强横蛮干”之间的中道。它改变了大隈政|府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敌对方、专门捣乱、激化内乱的策略，选择支持中国中央政|府。
通过扶植这个政|府中的亲日势力，以怀柔政策，软的一手，实现日本想要从中国得到的一切。
这种以借款为标志的怀柔政策，其背后隐藏着非常险恶的用心，即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
最终“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日军派宪兵驻守中国国家银行。即不仅在资金上，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
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日本的借款是亏了。但不管结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即使卖国也绝对没有人想卖日本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后来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
导致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张汉卿，此时就坐在桌前，严辞否定这笔借款。
第692章 日中军事同盟论
其实从老张做主北京政|府事宜时，日本人就感觉到他的难缠，对这笔借款已经不做它想了。当然，在这种借贷，不仅可以算经济账，更可以算政治账。
后来，虽然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借款担保不可靠，很多笔借款实际上没有还，但在政治上，却收获颇丰。
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日本国内对华武力炫耀与施压的声音弱了一些，所以朝香宫鸠彦王此行倒并不要求拿着这件事说话，只是能抠一点是一点。
见奉系的人强硬，日本人也觉得此事做得有些不地道。你借钱资助对方的敌人，现在却要向对方讨要本息，泥土人还有三分火性呢。所以对老小张的不满，日本人是心知肚明的。如果不是事涉国与国之间，甚至抱以同情和理解也未可知。
此行还有更重大的目的，所以北一辉明智地绕过此事：“经济上的事情，就交给大藏省的官员们和贵国的财政部磋商吧。朝香宫鸠彦王此行，是抱着中日友好的目的来的，我想在这个事情上贵国政|府有强烈的诉求吧？
现在日中两国，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文化上同文同种，在地理上又都处亚洲。我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中两国在光大亚洲人民共同抗击欧米列国上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我们想，是否两国能够签署一个军事同盟来保障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展？”
北一辉其人确实是中日同盟的积极倡导者，但他的思想是以日本为主导的。本来，在先后打败俄国和德国后，日本国内“黄克白”的鼓吹声音大了起来，日本俨然把自己视为亚洲的“保护神”。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这一硬一软，其实都是日本想独占|中国的试探。
只是地球是圆的，欧美列强虽然陷于战争，但不等于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无论如何，欧美不可能允许日本独吞中国。而且因为张汉卿的腾空而降，让国内外形势朝着有利于奉系、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走去。特别是人民党以大一统姿态让中国重焕新光，而张汉卿出访苏联和德国并结成非同一般的大国关系，使得中国的内政外交局面一下子豁然开朗。
这样，以前很有市场的中日同盟论再度上扬，北一辉就是积极的鼓吹者。
在他看来，现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力是极大的，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国。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运动。
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比如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就培养了中国各派系绝大多数的高级军官，包括奉系和人民军系列的。
所以他强调日本因素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认为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适当地表现出对中国的接纳，一个逐渐强大的中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倒向日本。这样，在和欧美掰手腕时，可以获得相应的助力。
凭心而论，当代汉语受日本影响甚大，“日货”占到70%以上（社会和文科学方面）。人气、写真、解读、新锐、职场、新人类、视点、亲子、达人、放送、完败、完胜、上位、打点滴，甚至健康、卫生、宠儿、储蓄、乘客、反感、接吻、紧张、批评、生产…
这些我们后世可能很随意使用的词，其实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我们用老祖宗造的字，组成日本独创的词，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说明一个事实：“汉语”已经成为汉文化圈共享的历史文明。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成了密切相关的一对冤家，日本感冒，中国发烧，反之亦然。中国与日本是近邻，也是世仇，但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彼此。
中国强大时，它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经验和文化；中国落后了，它则宣称唯有日本才是“西方文明的介绍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东方唯一的代表者，属于能在现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东方国家。
在这个基础上，大方（或是有意识地）向中国的留学生输出其体会从而有了天朝上国的骄傲。
不过张汉卿对此却并不感冒。
国家间的军事同盟，不能是双方强弱明显或者是在一方屈辱的条件下结成。当年毛伟人断然拒绝与苏联共组联合舰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与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结盟，本身就是对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的侮辱，何况，还要考虑到日本现在还占据着中国的台湾、辽东湾。
“北一辉先生的想法很独特，但是我们不敢完全苟同。中国刚刚从战乱的废墟中恢复过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统一国家和许多年的休生养息。我们和美国、苏联和德国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我们没有外来的威胁，我们也没有侵略别国的野心和能力，所以军事同盟对中国不适用。
当然，我个人很感激日本政|府对中国的重视，也极愿致力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是近邻，要友好及和平相处，这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量是最大的，我们的联系最密切。
我非常欣赏北一辉先生所说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这句话，亚洲之大，足以容纳中日两个国家。东亚有丰富的煤、铁资源但缺乏石油，而东南亚和中东有丰富的石油，东南亚还有大量的橡胶，这些都足以支撑我们两国工业的持续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的诉求。
现在，除了中日，其它的亚洲国家都处在欧美列强的蹂躏之下，期待着日本国对此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汉卿既巧妙地回绝了军事同盟的建议，又隐晦地指出制约日本工业发展的资源产地是在英美人控制下的东南亚和中东，让他们关注中国的目光有稍许的松动。
现在的日本像一位溺水者，抓住中国这根稻草就不放。如果在它喘息之机告诉它旁边还有救生筏，里面还有丰盛的食物和健全的生活设施，一旦有可能，它是会有所选择的。
这个叫做祸水东引。
不是张汉卿不地道、没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现实正如他所说，除中日外，整个亚洲都处在欧洲列强的奴役之下。
英法平分了中南半岛，英国独吞了印度，荷兰控制了印尼，美国把菲律宾纳入麾下，西亚是欧美的势力范围…当然，日本也没闲着，吞并朝鲜、掠走台湾、占据辽东，还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华北、华东、华南以及全中国。
张汉卿以前从没有害怕日本，现在更是如此。只是，如果能够不战而解脱中华民族的战乱之苦，能够让中国避开那场牺牲巨大的世界性战争，连自己都能牺牲，逞论别人？他可没有天下大同的国际主义精神，他的私心只在中国。
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国内就陷入“北上”与“南进”之争。北上，是陆军制定的战争策略，对象是中、俄，以夺取领土为主；南进，是海军制定的战争方向，对象是英、美列强，以夺取岛屿、资源和海上生命线为目的。双方各有倾轧，也为此做了许多试探。
甲午海战、日俄战争是第一轮试探，收获颇丰。特别是在一战中，目睹欧美国家在海上力量的强盛之后，更加重了其北上的决心，所以才有远东干涉。
不过这一次踢到了钢板，四年的西伯利亚战争，让日本把这些年来的积蓄都砸了进去却没捞到任何好处，还平白得罪了一个正在崛起中的苏联。转过头来再看，奉系一枝独秀的局面业已形成，除非它直接出兵干涉，否则奉系统一全国的趋势不可抵挡。
这时候它陷入了内外交困：经济不如意，外交上被迫签署了《华盛顿条约》，政治上也渐渐失去中国，它已经失去了最好的十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朝野视之为“天佑”之机，当然很想借此时机一口将中国吞下。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贸然开战，武力征服，谁也难以预后；
不敢开战，却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咄咄逼人，不仅徒增中国人的敌意，顺带导致日本与英美之间出现裂痕，而且裂痕越来越大。英美，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野心也越来越警惕。
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法再像过去一样对奉系主政下的中国有太多的牌可打：据各种情报表明，人民军陆军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其工业和经济能力也早已反超，最重要的是人民党的政治力和组织力惊人，这恐怕也是张作霖父子敢于对日越来越高调的原因之一吧？
种种潜移默化之下，日本政|府对华的表现趋向于调和而不再是咄咄逼人。用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它也要讲究些技巧了。所以，出现张作霖“戏耍”、“赖账”这些事，日本政|府也只能摸摸鼻子忍着。
第693章 精神战
有趣的是，在力主与中国结成非敌对关系的势力中，后来属于皇道派中坚的石原莞尔竟然出力甚巨，这不啻是一场巨大的讽刺。
被称为“日本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是一个头脑十分冷静的军人，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它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通过很长时间的在华亲历经验，他认为那种只需要短期决战就能征服中国的想法十分错误：
“中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他清醒地认识中国，反对国内相对成型的看法：“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作为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感到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
通过在华的亲自调研，他认为中国在人民党的带领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对华的战略优势。
即使不能成为朋友，也不要成为敌人，这是石原莞尔的看法。中、苏都已经成为陆上大国，日本即使穷全国之力也无法战胜这两个大体格的巨人，大和民族的拓展方向只能是海上。目前英美在太平洋、在东南亚的力量非常薄弱。
只可惜，在日本国内，能有他的这种战略远见的政治家不多。
其实中国人在战略上也有问题，那就是“多战争忧患少战略理性”、“多战略完成少战略开拓”。也许，狄夷外患是内敛的中国所碰到的最大的敌人，儒家文化其实是一种守成而不是进取，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惯性使中国很难有动力去重视外面的世界，即使在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
张汉卿对中国的剖析都能做到客观而公正，对日本的看法自然不会有偏颇。在他看来，战略是要哲学的，而日本没有哲学。
遍数日本，不要说没有**这样的大家，连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这样出色的统帅也没有。
山本五十六是日军的另类了，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决定论，仿佛触摸到现代战争的本质。其实这个神来之笔只是他一时冲动的结果，他居然没有理解自己这一独创战法的划时代意义，他仍然把目光投向大炮巨舰。
就在偷袭珍珠港后不久，日本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反而是被他打得满地找牙的美国人从惨败中捕捉到了胜利之光。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气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学于文）、山县有朋（有朋自远方来）、夏目漱石（枕流漱石）、大隈重信（民无信不立）、宫崎滔天…20世纪初，还是中学生的毛伟人曾经给他写了一封信，上来就称呼道“白浪滔天先生”。
后来有首词写道“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是不是受此启发未可置评，但毛一定是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处，不然他不会这么叫。
但这些铿锵的名字已经离今天的日本人远去了。
战略对决其实是一种格局对决、精神对决。在这一点上，日本差得太多。不能够清醒地认识对方，也不能够认真地解剖自己，而只是凭着侥幸、用赌国运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判断和运作，这样的国家顺风顺水时会把问题掩盖了，但一旦核心问题暴发，将会有亡国之虞。
这样的国家，傻子才会和它结盟。
严格地讲，正史上的日本也就能够在落后的中国身上显摆，当面对工业能力强大得多的美国和苏联时，立即就显得它无论在战术还是武器上的落后与旧中国与它的对比是一致的。当张汉卿带领下的中华民国发展起来后，特别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是要与美苏看齐的，日本和她不是同一个体量。
即使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陆军的装备比日军都不差。冲着数量的优势，张汉卿就敢于和它掰手腕。他虽然说得委婉，但来访的日本政要都是人精，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张作霖政|府“顽固”地拒绝承认西原借款、拒绝了庚子赔款用于中日文化“亲善”并让日本政|府在列强面前丢脸、现在又拒绝了中日军事同盟的建议，这让在场的日本精英们非常不爽。看来，张氏父子是坚定地要做日本的敌人了！
永田铁山很不悦地说：“少帅先生，我知道您的麾下现在有百万军队，恐怕这也是您的底气所在。但是请注意，大日本帝国只是没有武装它的子民！只要我们愿意，随时可以动员起四、五倍于您的精锐师团！在亚洲，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一个对日本不友好的政|府存在！
日中友好，建立包括中国、蒙古、朝鲜、台湾在内的休戚与共的政治军事团体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您为什么一直反对？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完全可以像日本一样实现国家统一，这不正是您一直宣称的目标吗？”
张汉卿正色说：“需要纠正永田先生一个常识性错误：蒙古与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应该与中国并列对待！而且只要中国愿意，随时可以武装起十倍、二十倍于目前的兵力。
如果记得不差，永田先生对军事动员很有研究，如果非要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我们的动员人口和规模会让永田先生睡不着觉的！
至于中日关系，永田先生，可能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们愿意与一切对华友好的国家建立合作互助的政治经济关系，自然也包括日本。如您所说，日本的军事力量太强大了，强大到我们不好意思参加与你们的军事同盟，这不是拖累你们嘛？”
他狡黠一笑：“这正是中日友好的体现啊！”
张汉卿棉里带刺而又“真情十足”的拒绝，实在让永田铁山找不到借口了。日本人和张氏父子打交道太多了，面对这样一个有实力又不鸟他们的霸主，除了动武，真的没有别的招数好用----可是真的动武人家真的惧怕吗？至少他们一行来此不是为了宣布动武的。
长达八年的交往中，日本政|府已经把张汉卿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了：他是一个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经济上有独到的见解，在政治上善于驾驭复杂多变的局面，在多年的军事生涯中团结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高级军官。
这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其对日态度极为排斥，并且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对日本国的强势抱有蔑视的人物之一。他提出的“持久战”理论为日本军政高层所惧怕，认为这戳到了日本的痛处，这也是在历次冲突中日本不敢将其扩大、而不得不寻找妥协的办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见又将是一场不欢而散，朝香宫鸠彦王忍不住发飙了。他是典型的军人，所以说话没有外交人员所常用的婉转辞令。但正因为他的皇族身份，他的话也就十分有分量：
“张将军，恕我直言，一群乌合之众是打不赢训练有素的武士的！如果都以人口多寡分胜负，你们中国古代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了，中国也不会和外国签订那么多条约了！日本帝国的军官们都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才锻炼成为真正的军人的----你这么年轻就当了将军，你们中国的将军一定很容易当吧？”
这一席话让场中人都是变色，连日本方面都心底一沉。日本人在中国嚣张是嚣张了些，但不至于当面对尊贵如老小张这样不给脸，毕竟人家还是有身份的人，真的翻脸，你又能奈何人家？不过朝香宫鸠彦王是皇族，话已说出，无可挽回。
在中方这面，无论如何年轻，张汉卿作为人民党主席、人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民军总司令的职务在那里。
主忧臣辱，他的直接的属下蒋百里、郭松龄都愤愤然；作为奉系接班人的忠实拥趸，奉系老帅孙烈臣、政治上重要智囊和官员王永江等也都面色也不善。
当然，张作霖脸色更不好看，日本鬼子再凶，也不能嚣张到这样当面打脸啊！
一刹那张汉卿差点就要暴起打人了，不过长期养气的功夫让他忍了下来。不是不敢，因为言辞不和就动手，这在外交上是极失礼的也极可能因此而酿起一场大事变，特别对面的是位举足轻重的皇族。
但是这口气他一定要出，不然得了便宜的日本人会得寸进尺，还不知道会说出什么不好的来。
至于影响，中国和日本目前的关系就像茅杆儿打狼----两头害怕，闹闹矛盾可以，搞大了对谁都不好，所以张汉卿不怕。
来而不往非礼也，咽下这口气就不是张汉卿的作风。他已经收敛了笑容，一字一句地说：“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摇车里的爷爷，拄拐杖的孙子’，年轻怎么啦？据我所知，你们天皇很年轻，看来在你们国家当天皇也一定很容易了？”
既然你先不给脸，那我也不知道客气为何物。
第694章 911工程计划
“放肆！”
朝香宫鸠彦王怎能允许张汉卿当面侮辱天皇？对神一样高高在上的这位君主，任何不尊敬的言辞都是对整个帝国的侮辱，哪怕自己出言不逊在先也不行，他有些出离了暴怒地咆哮。
不过他碰到的是张汉卿，这是个从骨子里蔑视日本人的存在。如果要对世界各国进行憎恶度排名的话，这个国家无疑会名列第一位。尽管他对夺走中国大片领土的毛子、对肆无忌惮收割中国人民财富和尊严的其它列强也毫无好感，但都比不上对日本人的仇恨。
撮尔小国，一朝得志便猖狂，它还以为是正史上的中国吗？在张汉卿的妙手下，如今的中华民国已经数倍力量于异时空，随之而来的，是她在对外政策上的从容。也许日本人对其天皇的尊敬是特殊的，但一样要尊重他，不为别的，因为他同样是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也是中国的象征！
“该说放肆的是你！朝香宫鸠彦王阁下，你刚才的话是极不友好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我现在代表中华民国的政|府正式告诉你：我们不欢迎你！
也许你还抱着以前的心思来中国耀武扬威，根本不把中国的主权尊严放在眼里，动辄恐吓或者刀兵相向，让中国的老百姓和官员俯首听耳，甚至连一国之元首也敢当面侮辱，并要对一国的内政指手划脚----我跟你讲，那他妈的是以前！
我们能用八年时间从偏居一省到领导全国，从万余人的队伍到拥有百万大军，用事实证明我们是深得中国人心的，也绝对能够带领中国重现辉煌。强大的中国不会威胁别人，但别人要还想威胁我们，那就再亮一次刺刀看一看，大不了我拼光老本回东北打游击去！不过我不好过，别人也休想全身而退，怎么着也得把它打残喽，打成光腚，看它还敢再出来见人！”
这番话说得解气，连张作霖他们都觉得正该如此，仿佛十几年来的耻辱都在这话中得到解脱。而日本人方面，根本没想到张汉卿会有这么粗鄙、直接的话怼向他们，一时之间竟然没人接话，连朝香宫鸠彦王都呆了半晌。
他气糊涂了，不知道最后怎么收的场，反正双方是一场不欢而散。这场交锋，通过各种消息传到双方各自的民众中间，引起的是一场又一场波澜。
中国的民众，特别是中上阶层包括知识分子都非常解气，因为张汉卿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声音，大快人心；而日本国内，则掀起轩然大波。日本政|府由此确信了张作霖政|府的反日倾向，一连串的新仇旧恨让他们开始在政治和外交上对中国政|府敌对。
自然，他们也有策略地删除了张汉卿对皇室的侮辱言论，不然，没做好战争准备的他们，又怎么向舆论交待？
之前在防范日本文化侵略方面还有些遮遮掩掩的张作霖政|府，在张汉卿撕破脸后开始有了大动作了。作为强盛国家与民族的重要一环，文化教育系统化地收归国家正式列入章程。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落在洋人的手里是事实。除去晚清政|府组建的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和南开大学外，基本上数得着的大学的控制权都在洋人手里。
当然，他们的做法要隐晦多了：不是由其政|府直接插手，像日本政|府拙劣的手段那样，而是通过教会之手，用这种比较为人接受但又很有效果的方式进行。
最出名的有13所基督教大学：燕京大学（主体为中国政法法学院、中央财经经济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工学院、北大文理）、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被称为东方哈佛，华东师范、复旦、同济、**、华东政法、第二医学院、财经学院）、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金陵大学（南大）、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主要是由教会出钱兴办的，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
当然，还有一所清华大学，虽然由中国人（周自齐）开创，但是后来由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光大，算得上是另类，但是不离共宗。
拿人家的钱，自然办学形式、内容、思想都要受人家的熏陶，不然人家图的真是国际友谊吗？这样，中国不但失去了主权的独立，还在文化上受到对方的侵蚀，这种侵略不像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那样直击人的心灵，但危害却更大。
损失的园子有钱了完全可以再建，但一个被洗脑的人其才能越大，对国家的危害也越大。
张作霖几个人别看是草莽出身，看问题却很通透，眼光一点不比张汉卿差。东北大学虽然说是由张汉卿鼓动建立的，但张作霖、张作相、王永江等人的努力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正史上也是由他们哥几个搞出来的，与真正的张学良关系倒并不大。
当然，穿越的张汉卿在教育上还是做了不少事的，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这5所大学都得到他的倾心支持，前两所完全是他一手操办的，后三所则是在他的建议下筹建的，资金的来源和师资力量全靠他的人脉。
随着地盘的扩大，他的野心也在慢慢滋生。他不会像后世的中国把大学作为一种“产业”而扩招导致大学生满街走的贬值，但像美国那样穷国家和社会之力建设一些著名的学府是国家强大的基石，其“常青藤联盟”最为他青睐。
要形成良性的竞争，单靠后世的北大和清华太少也太易形成教育资源的垄断了。不容否认的是两校有其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但后来国家集中资源扶持也是形成双峰并起的原因之一。
北京已经是政治和文化中心了，后世还搞成了北方经济中心，让两校不吸引人天理也难容啊。可是，这样做是对的吗？
反正张汉卿是决心分流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完全可以形成几家并起的局面。他在《911工程纪要》中，就鲜明地提出几个振兴教育的办法来。
集国家之力，建立9所一流大学，此之谓“中国常青藤院校联盟”的雏形，首批入围的是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后来又加入了天津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成为“北方常青藤”12所学校，二十年后加入汉城大学成为13所。
而久负盛名的金陵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以及后来成立的四川联合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岭南大学等，组成“南方常青藤”9所学校。再后来又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为11所。
南、北双方抱团竞争又合作，因为高质量的教育和不断取得的国际学术成就而受到无数学生的青睐，后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院校，统称为“中国常青藤联盟24所”，此为后话。
按10类不同性质的范畴各筹建1所一流的专业大学，如医科、海洋、财经、农业、政法、地质、纺织、矿业、科技、民族大学，为国家集中储备和培养此类专门人才，并跟上先进国家的步伐。
每省建设一所师范类大学，以作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基石。其培养方式和目标与东北师范大学相似，都是由国家资助学费与生活费，开创中国式师范教育的先河。
这样，建设“9”所一流大学、“1”类专业大学、每省“1”所师范大学，成为“911工程”的主体。
此外，为了有效转化这些原本由教会控制的大学为国家服务，张汉卿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回收教育权”运动。它规定公立大学必须归教育部管理，而民办（包括由教会控制的其它类型）大学必须冠以“私立”，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外国人在校董中不超过三分之一。
至于中小学校，张汉卿根据后世所摸索出的弯路和挫折，极力推倡文理不分科。
关于文理分科的事，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反复。晚清在《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析》解释说：“至中学之宗旨，年齿已长，趣向已分，或令其博通古今以储治国安民之用，或令其研精艺术，以收厚生利用之功，于是文科与实科分焉。”
1912年民国取消了中学文理分科，实行通识教育。教育家蔡元培反对中学分科但赞同大学分科，他认为分科会使普通学识欠缺，从而违背了中学宗旨，而且很易造成“选择不慎，一误终身”的局面。
张汉卿就是因为“选择不慎”才没有进入他最钟爱的历史领域，所以对此尤有共鸣。而且文理分科导致录取上的种种不公平和学生知识体系的不完整，后世已经诟病。尽管没有一个普适的方法，但在人才培养还靠一张卷子定终身的这个年代，能帮一把后来的学子就帮一把吧。
此外，因为国家经济的好转，从1922年起，中学学制即从4年变为6年。
不问刀兵问教育，这体现了国家的底气，十足。
第695章 文化人那点事
张汉卿的“911工程计划”一经公布，在知识界、文化界就引起一场轰动。
对外有傲骨本来就会赢得有血性的知识分子的尊重，张汉卿敢于蔑视日本天皇的言论虽然被日方过滤了，但在中方却被有意识地传诵，这让他在舆论中的形象大增。
搞经济、发展工业、促进教育，这些做法切实体现了人民党、人民政|府对领导国家的底气，再不像此前的军阀那样有钱就投入到军队建设中。张作霖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从“打天下”向“治江山”转变了。
政|府对“文”的重视，让知识分子们如获新生，特别是张汉卿并不以身怀“百年见识”为傲硬推其政策，而是主张“由教育界人士办教育，由文化界人士推文化”，甚得人心。在京津，文化圈子比以前更加活跃了。
文治武功，例来是国家强盛的象征。你说是附庸风雅也好，随波逐流也罢，故作姿态也行，反正随着张汉卿怒骂日本皇族、推行教育新政，他在文化圈中的印象重新高大了起来，在京的几天连续接到好几次沙龙请柬。
谁让他的诗词也那么“久负盛名”呢？
作为北大的“校友”，张汉卿在北大圈中的名望可不低。黄侃与他一笑抿恩愁了，胡适是老相识了，与钱玄同的交情更不一般。在梁思成家举办的沙龙，大家都是常客。
还有几位常客是一定要说的。女主人林徽因是一定参加的，徐志摩自然免不了蹭这个热度，另外一位她的爱慕者、金石家金岳霖也凑了上来。而与林徽因交好的陆小曼也不会放过这个消磨时间的好去处，难免就让徐志摩有了些想法。一来二去，圈子里就有些朦胧的味道。
张汉卿很郁闷，他是知道陆小曼最终是与徐志摩在一起的，可是这样未免就对不起王庚，虽然正史上王庚很大度地成全两人，但终身未婚的事实表明他应该还是很在意这段姻缘的。
但是感情的事，注定不会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惯性还是很大。这不，徐志摩的博学和多才还是让陆小曼感到很新奇，继尔很感兴趣，接着一定会是性。
就像后来陆小曼在《爱眉小札》序（二）中写的那样：“在我们（她与徐志摩）见面的时候，我是早已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别人结婚了，虽然当时也痴长了十几岁的年龄，可是性灵的迷糊竟和稚童一般。婚后一年多才稍微懂人事，明白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在性情和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一件事。当时因为家庭间不能得着安慰，我就改变了常态，埋没了自己的意志，葬身在热闹生活中去忘记我内心的痛苦。又因为我娇慢的天性不允许我吐露真情，于是直着脖子在人面前唱戏似的唱着，绝对不肯让一个人知道我是一个失意者，则一个不快乐的人。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无意间认识了志摩，叫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
徐志摩的眼睛是不是如陆小曼所说的那样“放射神辉”，张汉卿看不出来，但他能看出来的是徐志摩那双“乌溜溜”的贼眼像雷达一样在客厅中的女主人、女客人之间来回逡巡。他本来就有傲人的文笔和外放的感情，关键是有闲有时间，这一点作为陆小曼丈夫的王庚是弱项。
这个时候的王庚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才生，在美国生活多年，一切都按西式的工作方式行事。什么时间工作，什么时间娱乐，泾渭分明。
北京是首都，作为警察厅长的他每天有忙不完的事。他对自己要求极严，每天忙于公务，其行为刻板到苦行僧的地步，因此在所有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尽心尽职的军官、公民、男人，所有人对他的印象都十分的好。
可是，他与陆小曼的婚姻一开始就是坑：生活优渥、生性浪漫的陆小曼怎么能接受严谨的这位丈夫呢？沈从文曾说过：“都会中的女子，认了一点字，却只愿意生活是诗”。这一点，王庚做不到，而徐志摩则可以。
眼看着他们眉来眼去、私下传情，张汉卿却没有心思去叫停。什么理由？怎么去做？他是谁？本想在婚姻法里增加一个破坏军婚的罪名，可是在民风大开推崇自由的现在，这样的约束会不会开倒车也未可知。
而且徐志摩是谁？朋友兼知名人士，也曾是同一战壕中的“难友”，人家天生就是痴情种子，弄大了就不好玩了。
而且自己也有难题要处理：继几年前成功地破坏了梁青竹与叶恭绰侄子的婚姻之后，他被繁重的国事军事羁绊，又有谷瑞玉、于一凡填补感情上的空白，根本顾不上安慰这个在津上的妙龄少女。
可是梁家是什么人？随着张汉卿地位的水涨船高，奉系人民党入主北京，一个权力、势力、能力远超袁世凯的张汉卿时代已经来临，特别在起初，梁家力拒叶家的亲事并在天津政坛异军突起，知情者都知道这与张汉卿脱不了关系。
所以，梁九小姐仍然待字闺中。
自已又“祸害”了一位好女孩，安敢指斥别人的见异思迁？
张汉卿常驻北京后，原来在津的几位经济界的台柱子都有新职：熊希龄担任新成立的社会工作部部长；梁士诒兼任了天津国资委的主任，负责打理奉系在关外的重资产；梁炎卿则直接做到中央财政部刘尚清的副手，掌握人民党的财政大权，算是直接和张汉卿套在一起。
之所以用这个变态到抠门的老头作财政部的掌门人，是因为张汉卿认为他的抠门到了极点，反倒正是担负“节流”重任的财政部负责人的不二人选。
要知道梁炎卿笃信“有钱莫令人知”，即使自己的妻女，对于他的财产也不可知。他也不信任女人，他说：“女人，任何女人都不可靠。”这句话，他甚至拿来向女婿们宣传，引以为戒！
政治上已经亲密无间了，所以梁老头对延续九小姐与少帅的事很是热心。破天荒地，他斥巨资在什刹海边买下一处大宅院，作为梁九小姐的私邸。
别人可能不明白梁炎卿怎么突然转了性子竟然舍得花大价钱给女儿置家产，梁青竹可是又羞还休，这是老顽固的父亲在给她与张汉卿幽会创造条件呢！
不过她其实是很感激父亲的做法的，她对那个又英俊又果断的少帅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那有意无意的目光，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霸道，让她这个弱不禁风的女孩深为心折。不明白张汉卿数次提拔她父亲的政治意义，她只理解为这是张汉卿对她有意思的爱乌及屋之情。
既然家里已经默许甚至抱着鼓励的态度，那也没什么可顾忌的。所以，她通过于一凡的关系很快与张汉卿接上口，并很快成为他的新搭档。
对于少帅频繁换女友，圈内人都见怪不怪了。这位拥有超高地位、英朗面孔、满腹才华、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年轻权贵虽然已有三房娇妻美妾，又与那个伶俐可爱的侄女于一凡有非常明显的暧昧，还是花丛中的常客，却并不惹人憎恨，谁让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
才子的那些事不是龌龊，而是风流，要不然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佳话呢？
倒是张汉卿不敢直视林徽因的目光，因为那目光中除了淡淡的笑意，还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嗯，也许是庆幸她自已没有跟着自己这个花心的大少吧？或者是给对方拒绝自己找到极佳的理由了----谁让青竹对于自己肯带她进入这些名流的生活圈子非常欣慰呢？
在她认为中，这不是一种炫耀，而是一种认可。
不过清纯的梁青竹还是让大家眼前一亮，谁能想到天津的梁老头能生出这么清纯靓丽的女儿呢？她的楚楚动人、她的时不时对张汉卿露出的爱意，明眼人都知道，她已经深陷情网了。对这种纯情的女孩子，除了祝福，让人没有其它的想法。
现在，梁青竹静静地坐在张汉卿的旁边，听着大家对张汉卿对朝香宫鸠彦王无理话语的怒斥和对天皇的奚落，大感快慰。在坐的虽然都是与政治不搭边的文化界人物，但并非是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何况这里有个张汉卿。聊了一会政治，接着就是近期声势更大的“911工程”。
对张汉卿的大手笔，大家虽然在学术上各有专攻，但总体意见还是很赞同的。忧国忧民的大师们，对于使中国在文化上保留本色还是极看重的。不过，对中小学生于国文应该偏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大家都有话说。
虽然在一个圈子里玩，学术对立气氛还是很浓厚的，但是却不影响各人之间私下里的交情。既然是沙龙，在聊起这件事的立场时也就少了几分辩论，多了几分诙谐。
黄侃是与张汉卿不打不相识，现在张汉卿地位提高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使嫌隙升级，却一来二去成了好朋友。
他是极赞成推广文言文的，而另一位文化巨人胡适则是钟情于白话文。两个人在课堂上吵，在报纸上掐，外人以为是仇敌不假了，谁知道他们在私底下的交情会好到坐在一起愉快地喝茶聊天？
现在他们就为了这个事又怼上了。
第696章 一种情
胡适首开话锋，不过是对张汉卿。
“少帅，自从那首《沙扬娜拉》之后，好久没有听闻您的大作了。近期不知有什么新作问世？少帅一出，必属精品。能把分别写得如此有深度，谁说现代诗没有意境？”他开始对着张汉卿，说着说着就看向黄侃，意有所指啊。
众所周知，黄侃是坚定的白话文拥趸，一直认为新诗没有营养，写不出旧体诗词的那种恢宏深邃。现在，他拿张汉卿在旧体诗词上的成就来说话。
汗颜啊。以前写现代诗，是因为不怕有人说他剽窃，写了也就写了。如今到了1924年，一些名家名诗开始纷纷诉诸报端，张汉卿也吃不准有些诗是否已经诞生，光记着诗歌却忘了诞生年份啊。考虑到通讯技术的落后，如果不幸脱口而出某首已经刊登的诗作，自己的一世英名那可就毁于一旦了。
所以，越到后来，他就越谨慎于现代诗的写作，甚至一度“封笔”。
胡适问及，他只浅笑说：“诗词为小道，怡情消遣之作耳。如今国事繁忙，实在没有心情写这些东西----术业有专攻，在适之兄面前，我只能做个看客听众了。不过诚蒙抬爱，总算没把我这个俗人赶出梁家，还要感谢梁兄大度啊。”
他说的是实话，人家胡适毕竟是学贯中西的大家，自己那半瓶醋倒一点还有点酸味，时间久了就味同嚼蜡，还是提早溜之乎也才是真的。不过他把做不出诗词归咎于国事，在梁青竹眼中，一幅忧国忧民的高大情怀跃然纸上。
黄侃却接着说：“若我说，少帅真正为人推崇的却是旧体诗词。《清平乐》、《念奴娇》、《水调歌头》、《沁园春》无一不是精品，堪比历代大家，不让先贤专美于前。从少帅诸多诗词中可以看出，白话诗只是戏作，旧体诗才是最为人称道的。”
不管厚此薄彼，总归是对张汉卿的赞誉，无论哪个为优为劣，总归是张汉卿出采。他们的争论，倒让张汉卿这个当事人不好接茬了，反正都是要谦逊一番的。
胡适不同意：“旧体诗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哪如白话文浅显易懂？少帅要普及教育，究竟是白话文学起来容易还是古文易懂？时代在变化，我们文化界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这个词还是张汉卿在年初的人民党中央全会上首用的，后来成了改革者反对守成者的利器，连胡适都用上了。
黄侃兴起了：“白话文太啰嗦！比如适之兄你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你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
全场捧腹大笑。对黄侃诅咒其妻子的恶言，大家都不以为诩。只有梁青竹进圈子时间较短，不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还偷偷地问林徽因为什么他敢这么说而胡适不生气且大家都觉得有趣。朋友妻不可戏，现在连诅咒都用上了。
说起这个事，还有一段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胡适生活在这个时代，其实是允许纳妾的，妓院也随处可见，他的身边人不乏三妻四妾者，张汉卿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不过他娶的妻子很特殊，她叫江冬秀，岁数比胡适大一岁（当地也有与北方“女大一，不为妻”类似的说法），个头比胡适矮一大截，身材不好，长相平常，还裹了小脚。更让胡适不满的是她不仅没有接受过新文化的洗礼，甚至连字也不识几个。
可是架不住她剽悍。
胡适是有情人的。去年在杭州开会且养病期间，他与他三嫂的妹妹曹诚英一见如故，后者提出要照顾胡适，并搬去同居。
此事江冬秀知道，但没有多想，毕竟是亲戚兼同乡么。可是不久曹诚英竟怀了孕，她与前夫离了婚，而胡适也提出离婚，这下把江冬秀惹毛了。她不但大吵大闹，一赌气还喝下二十碗酒，并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
这个事在圈内已不是秘密，胡适是个多情的文人，他退却了，毕竟“薄幸”名不是他能够承受的。所以人家讥笑他“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他只能笑笑。哀他怜他的一众好友也只能在“咒夫人死”这件事情上给他一点慰藉。
所以黄侃用来取笑，大家都不以为恶。
胡适哭笑不得，只能指着黄侃说：“你好好好，你若能把我家里这个河东狮捋顺了，我从此放弃白话文，拜你为师。”
黄侃大笑着摆手说：“我可不敢。别看别人说我是黄疯子，可是碰到江疯子，我一样是要甘拜下风的。不过，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让胡兄摆脱嫂子的魔爪，从此称心如意不受阻碍。”
胡适露出不相信的表情，但还是有些意动。张汉卿等人都洗耳恭听，准备学习这一技能，技不压身嘛。
黄侃忍笑说：“我建议胡兄改个名字。和江冬秀结婚的是胡适，只要你把名字一改，不就什么事情都没了？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往哪里去’，既和‘适’相对应，又让老兄你身体力行，可以推广白话文，一举两得，不是更好？”
大家喷饭，都说黄侃坏得可以，这不是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吗。梁青竹更是欢乐，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在文化界名闻遐迩的大伽们，私底下的生活是那么有乐趣，完全不像是公众人物该有的形象。
她的家庭虽然洋化，却只是限于兄长等人，父亲梁炎卿平时是一个很没趣的守财奴，更谈不上什么交流。若不是张汉卿，她只怕也就草草地嫁与一个陌生人、过一种相夫教子（已算理想中）的日子，根本不会了解到在这个世界的一角，有这么一个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地方，过永远也想不到的生活。
胡适也忍耐不住惨笑，对张汉卿长叹说：“我这一辈子看来要被老婆压得死死的，这就算了，只是我对不起诚英呐，她为我离了婚，孩子也掉了，还不能给她一个名分。哪像少帅，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齐人之福，有甚于此么！”
这话是张汉卿的原创。不过，当着梁九小姐的面说什么彩旗，这不是让人下不了台么？好在这个年代的小三并不是个令人忌讳的词语，梁青竹也没有打倒元配成功上位的野心，她只是娇郝一笑，看张汉卿如何做答。
抱着“人溺己溺”的心情，张汉卿可不能在这时有半分幸灾乐祸或是任何优越感的存在，他只是接过话茬很言不由衷地作痛心状说了句：“我可是‘曾经酒醉鞭名马，深怕情多累美人’呐。别看着人前光鲜，可有谁知道我内心的苦呢？”
大家都不同意张汉卿的无病呻|吟，连林徽因也发话了：“少帅可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了，先有个谷瑞玉妹妹，又有于一凡小妹妹传闻甚广，看这位梁小妹妹的心思只怕也是要为张家广大门楣的，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忽然觉得语病甚多，脸色一红，才思敏捷的她，竟然接不下去了。
女人含羞，别具一种媚态，特别对情人来说。林徽因本身就是一个才情兼具的美女，虽然算不上闭月羞花，但“比我漂亮的人，没有我聪明；比我聪明的人，没有我漂亮”，完全可以套用在林徽因身上。
她兼具知性与感性的美，一刹时，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就是那个为林徽因终身未娶的情痴金石家）包括张汉卿的心思都变了数下。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这话放之四海皆准。张汉卿虽然之前已经决定放弃对林徽因的追求，但是当林徽因回应他时，还是忍不住大脑如cpu般高速运转：“她是什么意思？”
其实没什么意思，是他有了意思。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张汉卿才明白什么叫相思。他穿越以来无论在军国大事或者在儿女情长上都是无坚不摧，从来没有失手过，甚至不用出手都能载誉而归。但当面对林徽因时，尽管自己用尽全力，却屡屡一败涂地。
“若不撇开终是苦，各自捺去即成名”，真是至理名言呐。
不过过来人的智慧是超常的，也只一眨眼的功夫，张汉卿就恢复常态。望着周边虎视眈眈的群狼，他知道为了保全自己的“英名”，对这位奇女子只能抱着远观的心情。她有非同一般女性的狠劲和抱负，和自己完全是两路人。
他叹了一口气说：“你是知道的----唉，你也许不知道。有些事，只能等到死，或者也许到死后，有的人也不会明白的。我看过一首词，也许能够诉说我此刻的心境。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飘渺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依稀记得这是黄侃做的《采桑子》，穿越前曾经看了觉得十分有情调，但现在已不确定是什么时候写的，所以他就含糊地说“看过”这首词。如果黄侃认了，那也没关系，我只是借用；如果黄侃没反应，这不，哥又新作了一首好词！
用这首词，他决定与臆想中的林徽因作彻底告别。他们不是同一类人，注定没有交集。这样一个有骨气、有涵养、有理想的奇女子，他不愿意伤害。时隔多年，他还能记得历史上记载她与其儿子梁从诫的对话：
“如果日本人真打进来，我们怎么办？”
“中国读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与这样的女子在这个时空遇见，是一种缘分，可遇不可求。用一句台词：要怪，就只能怪自己相见恨晚，造化弄人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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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