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兴风作浪
文久三年（1863年）十月二十五日，直秀拜访小栗忠顺，明面上打的名头，是解三国炮击下关交涉之阻碍，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支持好友倡议的幕政革新。
不过呢，在直秀大包大揽了全部赔款后，小栗依然不肯释怀：
他被各方推为革新先锋，虽然树大招风、前途末卜，但那是自己愿意。
可背后直秀的搅风搞雨，却让小栗甚是不安。
为啥呢？
当然是因为，如今他愈发看不懂直秀的想法了。
最近两年，好友直秀上串下跳，尤其是《扶桑殖产兴业建白》一事，这里面处处都有直秀的痕迹，可小栗却越来越搞不懂，好友的目的到底何在？
中兴幕府，是他和直秀二十年前共同立下的志愿，可如今看来，直秀所图，远远不止如此。
最了解你的，不一定是敌人，还有可能是好友——这么多年下来，如果说小栗对直秀的真实想法没了解，那是侮辱人。
尤其是两份《扶桑殖产兴业建白》一出，他是彻底看明白了，直秀弄不好是想改天换地。
建白说是“殖产兴业”，但因为经纶和治政不分家，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可是不少。就算经过了桥本纲纪等人的完善、修改，可其中还是充满了“叛经离道”之言，颇有动摇幕府根基、扶桑根本的意味。
要不是扶桑和幕府如今这个鸟样，内忧外困、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别说像如今近乎光明正大讨论了，连明目张胆拿出来都不敢想啊。
而这两份建白呢，虽然名义上和直秀没啥攀扯，一份来自英人汇通洋行，一份来自箱馆奉行堀利熙，可小栗一闻，就察觉到熟悉的气息。
直秀到底想干嘛？
这件问题的答案，困扰小栗很久了。
尤其是今天，当直秀解释如何拿出二十五英镑的时候，直接承认了一件事——当年他在海外留学时，在米洲留了后手，置办了产业。
啊啊啊，你小子终于承认了！
不过呢，小栗对此毫不奇怪，毕竟他和直秀对此早有默契：
从十几年前的蛮人献礼，乃至后来的咸亨洋行密贸易，小栗就明白这是直秀的手笔，当时只不过是大家一起装糊涂罢了。
而后来直秀在北虾夷地搞的风生水起，小栗也知道，少不了私通洋人这一条缘故。
可在这些事上，幕府乃至小栗本人，都受益匪浅，那当然没有揭破的必要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么、
而且直秀一直站的很稳：
对外，人家重未借洋人之手搞事不说，还曾力抗鲁西亚，维护了扶桑北部的平安。
对内呢，那就更挑不出啥毛病来了。
历次上缴年贡，准时不说，还保质保量，只有多的没有少的时候。就连提升年贡份额，那次次也是直秀主动提出来的。
就算今年白主立国后，人家也是一副忠臣孝子的模样。
助幕府军役，而且是掺合公武合体这样的大漩涡，直秀也没退缩过。甚至保公方样顺利出京后，人家白主也没趁机要好处。
非但如此，白主至今还有一千兵马在横滨警戒洋人，依然一副任劳任怨的模样。
可直秀越是这样，小栗就越心虚：
这世上啊，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直秀到底图什么呢？
按理说，白主如今立国了，也算幕府待直秀不薄—— 虽然不是直秀自己当上了国主，可亲儿子当了，那不一样嘛。
再说，直秀以一个二半场，二十年后风光如此，就算再刻薄的人，也不能说幕府赏罚不明。
可小栗想的，却和大家角度不同。
他如今看直秀，那是越看越像一个人。
像谁呢？
当然是太阁丰臣秀吉了。
除去身高、相貌不谈，那直秀和秀吉太相似了：
都是出身低微，然后以功绩卓著迅速升迁。没露出马脚的时候，一样以忠心耿耿、长袖善舞著称。
可你看秀吉最后干了啥？
织田家遇难后，秀吉就打着扶保幼主的名义篡了权!
如今，幕府也是同样的风雨飘摇，这情景何其相似。如果等到最后，直秀也搞成秀吉这样，那不就乐子大了！
其实，这也不怪小栗多心。
以前还好，最近这些年直秀搞的花样越来越多，而且都瞒着小栗，他能不嘀咕嘛。
冤枉啊，大人！
其实呢，这一切都是有的缘故：
从私交来说，直秀搞的可是杀头破门的大买卖，这种事告诉小栗，不是白白连累朋友嘛。
而从公事上，直秀就更没必要告诉小栗了。
小栗这些年是有进步，可架不住直秀是带挂的神仙啊。
受环境所限，好友充其量也就是个英吉利光荣革新的水平；可直秀呢，他想的就更远了。
这认知差异如此之大，如果两人能朝夕相处，直秀还能劝说一二，可天南海北的，这就莫法子啦。
因此呢，如果直秀和小栗直说，恐怕连朋友都没得做。
而且，北地走的是共议、公议的路子，根本不是孤家寡人那一套，就算直秀敢提，北地群英那也不能让他泄露机密不是。
这次能给好友摊一部分牌，就算直秀作为一代目威信高了。
他也是好说歹说，大家才同意的。
毕竟北地人少，因此对任何盟友都不能轻易放过，而小栗的资历、地位足够，又和北地一向亲近，这都要图穷匕见了，再啥都不说的话，那以后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当然了，直秀肯自己掏腰包付账，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过呢，要直秀全交代还是不可能的。
就比如这次，小栗忠顺直接逼问，“你到底想通过《扶桑殖产兴业建白》搞什么鬼”，这直秀就没法直说：
“如今基本盘不够，扶桑觉醒和受启蒙教育的民众太少，因此只能缓缓图之。”
这么说，恐怕直秀今天就甭想走出这个门了！
因此呢，直秀只能把话说一半：
“治乱循环三百年，加上如今西洋大兴，扶桑再不振作是不行了！
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有江户这个大树遮风避雨，大家的日子才好过嘛。
何况，这次阴差阳错，他们把你推到前面冲锋陷阵，我能不来支持么。”
这好话人人爱听，而且呢，小栗这次冲锋在先，他心底里，也未必没有和直秀别一别苗头的意思：
当年，直秀可是扒着自己的拢褶起家的，看到如今好友风生水起，要说小栗没有好胜之心那就太假了。
这次慷慨解囊，直秀明说是为了支持幕府和自己，又透露了一些**，小栗的心气就平和了许多——虽然他谁也没说，但最近压力实在巨大，现在能得到好友力挺，其实很是开心。
至此，这场会面的气氛终于平和起来。
等直秀又郑重承诺，“如幕府真的施行《扶桑殖产兴业建白》，我就留在江户帮忙后”，小栗终于放过了他：
小栗最担心的，其实还是怕直秀成了太阁一样的逆臣。
但当年丰臣秀吉只所以能成事，是因为统兵在外，如今直秀留在江户，那这个风险就小的多了。
工业国的力量比农业国强得太多，对这个的认识，小栗可能是江户幕臣中最清醒的几人之一。
因此，当别人不怎么怀疑新崛起的北地时，他可是一直抱有警惕之心。
但江户和北地相隔何止千里，调度力量相当不便，如今直秀愿意留在江户，自己眼皮底下看着，那可省心多了——就算想闹幺蛾子，也得有反应时间不是。
可怜的小栗，他就是自己骗自己:
本能寺之变后，是，丰臣秀吉带兵大回转，夺了主家织田的天下。可后来，真正长久开幕府的，却是当日停留在堺港的德川。
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有这个心，那是防不胜防啊！
不过呢，后世周先生不是说了嘛，“有时候，不知道是福气，一旦想多了，那都是痛苦。”
就这样，小栗对直秀终于芥蒂全消，交谈后还痛快地大醉了一场。
而有了直秀这临门一脚，那江户方面的动作加快，就根本不足为奇了：
文久三年（1863年）十月底，幕府与英、佛、米、兰四国签约，以赔偿二十万英镑的代价，彻底了解了下关炮击的攘夷事件——当然，这个约定还需各国官府批准，但基本就是走个过场，这首批赔款都收了，再改口，面子要不要了。
和历十一月初，江户城幕府大评定，《扶桑殖产兴业建白》正式出现。
十二月初，幕府公议通过了此建白书，文久革新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不过呢，让直秀始料未及的是，幕末都已经这样面目全非了，可十二月底，公方样家茂居然还是毅然乘船上洛。
消息传出，直秀满脑子的官司：
“这不应该啊，到底差哪了？”
原来，拜直秀乱入所赐，之前江户和京都就闹掰了，亦然出现了各走各路的架势。因此，现在将军家茂要上洛，这是什么鬼转折？
这十二月底家茂再次上洛，在直秀原本的世界是有的。
今年的变化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和宫下嫁后，朝廷和幕府搞公武合体有了基础，于是文久三年（1863年），也就是今年的和历三月四日，幕府将军家茂抵达京都。
可是呢，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上洛之后，家茂才发现大事不妙，提前入京的三役职，其中两个都已经倒戈了——将军后见一桥庆喜和武力攘夷派勾搭，京都守护松平容保呢，一边和皇室揪扯不清，一边倾向庆喜。
而剩下的政事总裁松平庆永呢，坚决不同意立即武力攘夷，还是要求以十年为约温和攘夷。
结果，朝廷、诸侯和自己人庆喜等人联手，把庆永挤兑得狼狈不堪，他一怒之下，三月二日提交了辞职，然后跑回老家越前——这个时间点，恰好是将军家茂到达京都前两天。
因此呢，家茂一到京都就被围攻。
说好的十年攘夷，结果眨眼间就老母鸡变成了大鹅，这到哪说理去。
迫于无奈，在伪装好人的大白脸庆喜劝说下，家茂只好在四月二十日，向扶桑各诸侯发出通告：
“大家伙听着，五月十日，举扶桑一致，咸与攘夷！”
可就算这样让步，将军家茂也无法脱身。
和宫下嫁，幕府有了针对朝廷的大牌；如今家茂自投罗网，想走？门都没有啊。
最后还是江户又派兵马接应，家茂也再次承诺坚持攘夷，最后才在六月八日逃离京都，同月十三日开始返程江户——江户的新增兵马，是六月一日登陆大坂，说白了，还是刀子讲道理比较好使。
可坑爹的是，这时将军后见庆喜，已经提前抄了家茂的老巢：
这位爷，鼓动别人把将军家茂扣在京都，自己呢，五月八日就跑回了江户。
之后他以辞职相威胁，清洗了一批反对者——将军被扣押在京都，政事总裁庆永撂挑子跑回了老家，那在理论上，无疑庆喜最大嘛。
但庆喜这么做，也不是没代价的。
终于有谱代诸侯、大身旗本起了疑心，六月一日登陆大坂的幕府新增兵马，就是这些人
联合抵抗的结果。
等将军家茂七月回到江户，这些反对庆喜的人有了主心骨，那抵抗就更加激烈了——但直秀没乱入，将军家茂属于孤儿寡母一流，庆喜一系还是颇占上风。
不过嘛，花无百日红。
五月十日，打响了攘夷第一炮的长州，终于在六月五日，被佛国两艘战舰狠狠教训了一番——下关台场被毁，民居也被大量焚烧。
这个战败的消息嘛，因为丢人现眼，其实长州毛利家是想封锁的。
可奈何，纸包不住火，这对手佛国人不干啊。
因此，七月的时候，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于是不但庆喜在江户坐不稳了，连武力攘夷派的中心京都，那里也发生了大变故：
其实也不怨小朝廷反水。
这武力攘夷嘛，敌强我弱，自然难免挫折，输了那就再来打过好了。可部分公卿在长州的支持下，居然提议御驾亲征，这不是扯淡嘛！
扶桑皇帝一想，到时万一打输了，这你们都跑的比我快，那我不就危险了？因此，它酿的，谁提御驾亲征，谁就是逼自己蹈死啊！
当然，当时天诛盛行，京都动荡，连公卿姊小路公知都在五月二十日被砍死，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这姊小路可不是一般人，最早和幕府开干的廷臣八十八卿中有他，后来到江户督促幕府攘夷的敕使有他，如今的国事御用挂也有他。
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最近觉得武力攘夷风险太高，建议缓缓，居然就被砍死了！
”刑不上大夫”、“坐而论道”，这是大~人物的特权。
可姊小路被杀，这个规则都敢打破，怎么滴，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
这件事的发生，让在京的大部分公卿、诸侯都有了危机感。
而且呢，当时的激进攘夷派还谋划着更要命的事，居然要武力倒幕和倒自己的藩主——后来，和历八月发生了天诛组之变、本圀寺事件，十月有生野之变。
这些动摇秩序的事情，再加上，六月五日长州战败的确切消息终于传到京都，终于促成了“八月十八日之变”：
在扶桑皇帝的首肯下，由公卿们进行联络，在京都守护松平容保牵头下，八月十八日，会津等诸侯二十七家，将七位公卿、长州藩兵和浪士，总计一千余人，赶出了京都。
这件事呢，宣告了武力攘夷派的分裂，其内部的激进攘夷派，如今彻底失势——立即与洋人开打，这事得缓缓。
之后呢，在京都的武力攘夷派面对的形式越发不利：
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变成了公武合体还要不要搞？
如果搞，那幕府倾向温和攘夷，这事怎么办？
加上此时，主张十年攘夷的前政事总裁庆永，他在越前福井的声势渐大，搞的举藩上洛，居然计划要拉两三万人马到京都。
这不是闹么？
江户到京都，大军怎么也要走个二十多天、一个多月的，可越前到京都，就三、五天的功夫，相当于朝发夕至了！
这谁受的了.
于是呢，武力攘夷派的两池田、蜂须贺和米泽上杉家，就打起了退堂鼓——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以家里有事等理由，这些诸侯就陆续回藩了。
当然了，这些诸侯跑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钱花光了。
武力攘夷派嘛，都是扶桑开埠以来的倒霉蛋，要不然怎么会积极攘夷呢。
这些人肯定没听说过一句话，“不充钱你怎么能变强呢？！”
反正熬不下去的武力攘夷派，这就算大部退场了。他们一走，京都小朝廷的摊子就支撑不下去了。
对于这种情况，公卿们一合计，穷鬼走了，那换有钱的好了，威风又霸气，里子、面子全都有。
于是，立志吃两头的京都小朝廷，就又开始召集人马，当然幕府作为头号实力派，这也不能落下啊。
先到的，是越前的松平庆永（十月十八日）、宇和岛的长脸侯伊达宗城（十一月三日）。
后面表示要来的还有一桥庆喜、土佐的山内丰信和萨摩岛津久光等人。
但幕府将军家茂，他上次到京都受够了惊吓，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再上当了。
于是呢，京都小朝廷不断派使者到江户劝说，“小哥哥，来嘛。”
最后呢，是旗本胜义邦建功了：
此时的胜，一边在大坂附近的兵库建台场，一边筹备神户村水军军操练所。因为将军家茂对他的印象很好，因此他被抓包顶缸。
但谁也没想到，苏秦再世的胜，居然真说动了家茂再次上洛——其实也好理解，这众怒难犯，朝廷、亲藩、诸侯实力派都去了，不想真开打，那就只能捏着鼻子去呗。
以上是原本将军家茂二次入京的原委。
可直秀不是乱入了嘛，今年春天的上洛，庆永成了好样的，作为政事总裁的他，坚决没跑，最好还以白主兵做先锋，成功护送将军家茂闯出了重围——基本没动手。
而将军后见庆喜，也没机会返回江户铲除异己。
其中的道理嘛，他是辅佐将军的后见，就要有人要回江户，那也该先轮到政事总裁庆永才是。
之后家茂和庆永都成功跑了，庆喜索性以幕府代表的身份留在了京都，和京都守护容保一起策划了“八月十八日之变”。
因为幕府两治政庆喜、庆永的决裂，现在京都小朝廷和江户幕府基本上是各行其是。
所以这次将军家茂还要上京，直秀就真搞不懂了，千里送人头，这是图啥啊？
可等直秀搞清楚了原委，他只能仰天长叹：
“真爱无敌啊！”
第三十九章 公武一和决断
文久三年（1863年）蜡月二十八日，将军家茂不顾幕臣劝阻，毅然从江户搭乘翔鹤丸上洛。
事后江户谣言不断，大家都说，这是后宫干政（真爱无敌）的结果，乃将军受“御台所”和宫劝诱所致。
可实际上，家茂并不是孤身上路的，有政事总裁庆永、老中板仓胜静等重臣随行不说，番组也带了三千，因此，从有心人看来，这无疑是幕府上下协商后的结果。
但市井之间，却依然对家茂“爱美人胜于江山”津津乐道，毕竟，这种说法才够传奇和耸人听闻嘛。
但当时谁也没想到的是，此次将军上洛，这耸人听闻的事件，还会一件接着一件发生，直到大家目不暇接、目瞪口呆为止：
将军家茂二次上洛，是因为京都小朝廷广发敕旨，邀请幕府和强力大名到京都参政，一起商量扶桑的出路。
自三国炮击下关之后，明眼人都知道，立马武力攘夷现在不现实，这才促成了八月十八日之变的发生，大家联手把激进攘夷派的公卿和长州毛利家赶出了京都。
之后呢，武力攘夷派也熬不住了，以两池田、蜂须贺和米泽上杉家为首，这些诸侯也纷纷回老家去也。
因此呢，将军家茂、政事总裁庆永这次到京都，那是踌躇满志的——非此即彼嘛，对手都自动趴下了，那不就该自家说的算了，这除了温和攘夷，哪里还有第二条路可走。
尽管两人一到大坂，就收到朝廷新任命多位“参与”的消息，但两人却没太在意。
将军后见一桥庆喜、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以及萨摩、土佐、宇和岛三家老藩主岛津齐彬、山内丰信和伊达宗城，这些人被任命为朝政“参与”，无非就是牵扯之计。
按两人的规划，扶桑以后的政局也是兼容并蓄，因此尽管小朝廷先出手招揽人心，可毕竟也属于殊途同归，这有啥大不了的。
可事实证明，马虎大意之后就是马失前蹄式的惊喜。
一月二十一日，家茂、庆永参内，结果兜头一瓢凉水，扶桑皇帝告诉他俩，公武合体嘛，朕想好了，就采取“公武一和决断”好了。
啥叫“公武一和决断”呢？
就是“参与”决断制。
朝廷不是新设了“参与”官职么，大事由“参与”们商议，然后上呈扶桑皇帝拍板，对于公武合体怎么运作，就这么定了。
我是谁，我在哪？
将军家茂当时就懵了：
这不是闹嘛，大政委与幕府，这是去年说好的，怎么今年又变了？按“公武一和决断”，幕府的位置不就没了，那我到京都干嘛来了？
但别人根本没给他反对的机会，事情宣布了，扶桑皇帝就一溜烟从帘子后面跑了！
这时呢，才有公卿跳出来详细解释，大树样啊，这个事情应该这么看：
所谓“参与”呢，就是集思广益，而人选嘛，其实还以幕府为主。
政事总裁庆永公呢，这次也在“参与”之列。
如今一共六个参与，庆喜公、庆永公、容保公就占了一半，那朝廷还不是照样依仗征夷大将军嘛，所以“公武一和决断”，其实就是换个说法而已。
另外呢，这大政委与幕府，也没变啊，日后的大令，还不是得由幕府发布。
家茂一听就怒了，这不是骗鬼么：
这参与之职，如今是六个没错，可朝廷“摄关”统领“参与”，这摆明了四大天王有五个，欺负我不识数啊！
何况，庆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当参与，不是只能扯幕府后腿嘛。
再说了，今天是六个，明天你高兴了，再任命几个，那还不是人多的一方说的算，这不就更扯淡了嘛。
将军家茂、政事总裁庆永回到驻跸之所，两人越想越愤怒，准备明天上表、后天就回江户——这朝廷搞突然袭击，太
不当人子了！
可等第二天两人一碰面，相对无语，谁也不提跑路的事情了，都准备再看一看再说。
这人怎么能变化这么大呢？
背后当然是有原因的。
家茂呢，他回来版着脸，老婆和宫能不问发生了啥事嘛。
一问之后，和宫大怒，当天晚上就闯入御所，找皇帝哥哥告状去了：
家茂对她言听计从，甚至连这次上洛都带上了她，为此和很多幕臣闹得几乎不可开交，这和宫是知道的。
可如今，亲亲老公受了这么大委屈，不都是听了自己才搞到这般田地的么，这能算轻易完嘛！
本来和宫带人夜闯御所，家茂虽然没拦着，可也没抱啥希望——这么大的事，扶桑皇帝能和自己一样糊涂,让和宫指手划脚，这想想也不可能嘛。
可没想到，等和宫半夜回来，居然还真有效果：
一个是扶桑皇帝给了敕旨。
皇帝哥哥表示，这事他是无辜的，就是被裹挟了，因此特意给了一道旨意，写明这次公武合体大政依然委任幕府。
不过呢，因为被裹挟了嘛，他只能给一道私旨，没印章没公卿附署。
二一个嘛，则是家茂成了“公武一和决断”的主角。
据和宫说，皇帝哥哥亲口承诺，以后“参与”们的会议，由关白、家茂联合主持；而且呢，“参与”的任授除拜，以后一律由家茂附署，也就是说，没他签字同意不行。
家茂对此表示了疑问：
“皇帝不是被裹挟了嘛，这承诺了也实行不下去了，那和没承诺有啥两样？”
和宫大怒：
“你怎么这么多疑？
皇帝哥哥说了，公卿不答应，他就退位！”
将军家茂连夜被吃了定心丸，所以他决定再等等看药效如何。
而政事总裁庆永呢，他也没逃掉吃药丸的命运：
他和将军后见庆永是彻底翻脸了，但京都守护容保，却和他一直交情不错。
容保也是连夜上门，说这事他事前不知道：
原以为“参与”就是个荣衔，没想到有人借此搞鬼。
因此恳请庆永给他几天，他去找各方确认，一定给庆永一个说法。而且呢，如果最终庆永对结果不满意，那容保也辞职不干了，大家一起回江户好了。
就这样，“蛇无头不行，鸟无翅而不飞”，家茂、庆永被稳下来后，幕臣也只好一起等等看。
果然，接下来几天朝廷大乱，在扶桑皇帝以退位的威胁下，之前和宫转达的几条承诺，全都实现了。
而关白二条齐敬也亲自登门赔罪，表示他也是被裹挟的：
如今带头挑事的几个公卿已经被黜；
而且当年因促成和宫出嫁的四贤两妃，亦然全部被赦免，不日将返回朝中，其中岩仓对岳以后就是位高权重的大舍人头，专门负责御所的大小杂务。
二条特意提前岩仓，是因为此人除了在和宫下嫁中出了大力，还在安政大狱中与幕府配合，属于齐昭一系的死对头，当年被罢免，据说庆喜在其中与有力焉。
因此呢，岩仓复出，就表示朝廷并没有拉偏架，和如今日渐自成一派的将军后见庆喜开始保持距离。
而且，亲自上门的二条还表示，如果家茂、庆永还不满意，他自己也可以辞官，关白换个两人喜欢的人上来，那也不是不可以商量。
别看如今关白没啥实权，但地位在那摆着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此，二条肯登门拜访，甚至自己愿意辞官，朝廷这台阶可就给足了。
同时呢，将军后见庆喜也来低过头：
他表示以前都是意气用事，攘夷心切之下，这手段难免过激。
自己仔细考虑过了，还是公方样和
庆永老成持重，扶桑如今风雨飘摇，实在经不起大折腾，因此他才痛改前非，在八月十八日之变中，支持容保赶走了激进攘夷派。
这“公武一和决断”，他也是事前不知情，都是一群马鹿公卿私底下搞出来的破事。
如果公方样不满意，决定回江户的话，他坚决追随。
而且呢，听说大御所（家定）已经身体痊愈、更胜往昔，那他身上“将军后见”的役职也没必要保留，所幸这次在京都就免去好了，更显幕府上下同心同德。
这大御所家定复出，是这次家茂上洛留的后手：
别看家茂人前一副万事无忧的样子，实际上今年他才十九岁，哪里能一点不瞻前顾后。
因此呢，他在上洛之前，发布了《殖产兴业令》，还把老爹家定请出来监政。
庆喜所任的“将军后见”，其职责就是辅助、监督将军的，只不过之前家定以前号称精力不济，自愿隐居不干涉幕政，所以庆喜才能坐上这个役职。
事实上，去年十二月上洛前，大御所家定复出监政，基本上就宣告庆喜丧失了将军后见的权利，只不过，幕府还没正式去除他的名位罢了。
因此，这次上洛之后，就遇到“公武一和决断”的下马威，家茂、庆永和随行幕臣，对此都有所预计——鱼死前还要蹦哒两下，何况庆喜这个大活人。
如今庆喜和朝廷全部低头，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上洛的目的，说实话，大家甚至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这跪的也太快了吧。
如今的“公武一和决断”，在朝廷又发布了“委大政于幕府”等措施后，反而更有利于江户——说到底，幕府搞公武合体，还不是要借助朝廷千年以来形成的声望，如今终于得偿所愿。
至于外样三大名做了“参与”，其实也也没啥不好。
不说幕府私底下与之的勾搭，就说明面上，这举扶桑一致，乃是当今的治政必需，因此，就算没有萨摩、土佐、宇和岛这三家，也得是其它几家，到时找几个不对路的，如尾张、备前那样的，不是更闹心。
真的，私底下将军家茂、庆永和随行幕臣议论，都觉得庆喜大大失策：
三“参与”选是萨摩、土佐、宇和岛，这三家虽然也算齐昭一系，但如今亦然都转向了温和攘夷，因此，这不是睁眼瞎挑么。
要选的话，尾张德川、备前播磨两池田，这些都和庆喜关系密切，要选也是选这些人才是。
不过大家转念一想，如今长州都转投了江户，这开了攘夷第一炮的都改变了立场，这八月十八日之变后，武力攘夷派见势不妙就偃旗息鼓，又有啥可奇怪的！
估计庆喜就是和少壮公卿联手一搏、背水一战，结果自家不受讹诈，因此被一举戳破了纸老虎。
肯定就是这么回事，难道还存在别的答案么，根本不可能的！
于是，在几方默认下，“公武一和决断”这场小小的风波就此过去了，将军家茂也顺势留在了京都，和朝廷、诸侯一起联合治政。
等二月二十日，朝廷改元，将“文久”改为“元治”之后，将军家茂等人更是彻底放下心来。
元治一词，出自“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九”为至阳之可变者，“用九”乃刚柔相济之意，说白了，这就是朝廷给如今的执政策略背书，“武力攘夷太刚烈了，刚则易折，这策略还是要讲的嘛。”
幕府一向主张“温和攘夷，十年有期”，因此这新年号一出，在京幕臣的精神都为之一振：
从嘉永六年（1853年）算起，武力攘夷和温和攘夷（开国）就斗个不休，如今十多年过去总算有个结果了，扶桑终于有救了！
可这些人都没料到，治政从来都少见一帆风顺的，《殖产兴业令》在几个月内也不可能惠及全扶桑，早就在酝酿中的风暴，就等着一个恰当的时机发作了！
第四十章 国是参与（上）
元治元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一桥庆喜正式辞去幕府役职“将军后见”,转任京都小朝廷的新设官职 “禁里御守卫总督”。
不但如此，他还兼任了朝廷新设的“摂海防卫指挥”。
“愿吾皇千秋万代，臣庆喜谨遵敕旨。”
见此情景，坐在一旁的征夷大将军家茂，他撇了撇嘴，但最终决定还是一言不发——毕竟之前沟通过了，如今也不好节外生枝。
看家茂的脸色不对，旁边的公卿们纷纷窃笑：
这事真是极有趣。
从来只听说过，幕府插手朝廷的公卿任免；如今却是，德川御三卿放着好好的将军后见要职不做，反而转投朝廷怀抱，这真是活久见啊！
好不容易熬到观礼结束，家茂不顾诸侯的贺喜，匆匆退席。
虽然在外人看来，庆喜走马上任对幕府是个大利好，可熟知内情的家茂，他心中却是一片苦涩：
“禁里御守卫总督”，负责京都警卫、协调各家在京都的武力；“摂海防卫指挥”，则是有权巡察摂津海岸武备。
公卿们对外宣称，将这两个位置交给德川顶级亲藩，是对幕府的进一步看重。可在熟知内情的家茂看来，这不过是釜底抽薪之计而已。
别的不说，京都守护、京都所司代、京都町奉行等等，已经有了这么一大堆幕府役职，朝廷还新设禁里御守卫总督，有这个必要吗？
而且呢，此总督虽然是朝廷官位，但每月却要幕府七千五百俵的役料。
拿自家的钱，养朝廷的兵，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人嘛！
悔不当初，就是家茂如今的想法。
可谁又能想到，仅仅入京都两个多月，这局势就莫名其妙地稀里哗啦了呢:
公武合体，合个鬼呦！
娶了和宫的家茂，本来他对幕府与朝廷合作是比较乐观的，同心合力、共度时艰，这只要两边都有诚意，啥困难不能克服。
按他的想法，第一次公武合体的失败，是因为武力攘夷和温和攘夷两派之争，可八月一八日之变后，武力攘夷派大部分退出京都，那事情不是应该变顺利了么。
开始时，确实如他所预计，这第二次上洛后，幕府这边一强硬，朝廷就让步了：
“公武一和决断”由朝廷主导变成了幕府掌控；
接着，罢黜了一批激进公卿，换了一批支持公武合体的上来；
更为重要的是，又以敕旨的形式，重申了“委任大政于幕府”；
而且呢，二月底连年号也改成了“元治”，暗示朝廷彻底放弃了激进攘夷的想法。
可谁成想，只好了一个多月，幕府和朝廷之间的争执又剧烈起来：
事情的起因，还是与西洋诸强的合约有关。
去年，文久三年（1863年）十二年二十九日，幕府与苏亦维亚签署了通商协约草案。
而如今双方争执的焦点，则还是御敕的问题。
说起御敕，这是朝廷和幕府之间绕不开的老问题：
从嘉永七年（1854年）的《扶桑米人和亲约定》开始，幕府与米、英、兰、鲁、佛兰西、佛朗基、普等
国签署了各种约定，可直到现在，这些约定没一个得到了朝廷的御敕许可。
一直以来，齐昭一系与幕府中枢抗衡的大义，就是这个御敕问题——无朝廷的御敕许可而擅自开国开港，此无礼也。
这个问题呢，已经变成了幕府的积年痔瘻，一碰那就流血不止啊。
虽然这次与苏亦维亚的通商协约呢，在江户签的是草案，然后规规矩矩找朝廷审批，可依然引起了公卿、诸侯的愤怒：
幕府不是说十年攘夷么，这一边说攘夷，一边继续扩大通商，啥时候能攘夷成功啊？
如今说话管事的，包括六个朝廷“国是参与”，庆喜、庆永、容保、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再加上关白二条齐敬、将军家茂，整好八人。
开始呢，这八位没把这当回事：
一入京都，幕府的两位，将军家茂和政事总裁庆永，他们就通报了此事，表示有英、佛在背后支持苏亦维亚，不得不如此。
如果朝廷觉得为难，那拒绝也可以，幕府绝对听从安排。
按理说，幕府都这态度了还能出啥篓子，许不许可都行嘛。
可问题是，谁都没想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一群公卿把这事整大发了，他们联名上奏，要求连以前的御敕许可一起处理掉。
这不是闹吗？
如今的扶桑皇帝，是彻头彻尾的攘夷派，认为天下南蛮无好人，洋人都是来扶桑横行霸道、奸~淫捋掠的。
皇帝摆出了这个态度就从来没变过，当年幕府大老井伊都没招，一逼急了他就拿退位说事，因此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如果这次真连以前的御敕一起奏请，然后皇帝拒绝了，那乐子就大了：
执行吧，不说刚把武力攘夷派压制下去，就说洋人，他们能干？说不得要立马做过一场，而有三国炮击下关这前车之鉴，根本打不过嘛——就算打赢了这一波，亚罗号之战听过没？下一波不还得跪啊。
不执行吧，那公武合体不是成了鬼话么。
如今六个“国是参与”，除了容保外，原本都是攘夷的齐昭一系，以前坚持说没御敕许可不行，现在好么，御敕问题成了自己的麻烦，这可咋搞？
另外，虽然近来开埠问题减轻了，物价沸腾也有所缓解，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民间也不过是从地狱十八层提到十七层，依然过得水深火热，谁提御敕开埠通商，那不是自己找不自在、主动捅马蜂窝么。
于是大家一起埋怨庆永：
“你这个政事总裁考虑事情不周密啊。
这通商协议，你就应该置之不理。
前面顶住了，后面才好腾挪嘛。”
庆永也冤枉啊，三国炮击下关打败了，正是洋人气焰嚣张之时，你拒绝可以，但总要找个正经理由吧：
“说开埠通商不好，那目前与西洋诸国贸易怎么说？
人家苏亦维亚把姿态摆的相当之低，条件比以前各国的都好，你让我咋拒绝？
啥地方不满意，人家立马就改，咱扶桑号称大国，那总得讲点道理吧。”
对此大家只有叹息，打又打不过，甚至没开打自己就散伙了，
这神仙也没办法啊，因此呢，六个参与，把头一缩，这事就一直拖着。
这其实是老成持重的做法，如果光提苏亦维亚通商一事可不行，不管通不通过，这都是个药引子，与其闹到不可收拾，还不如拖着，事缓则圆嘛。
可问题是，一件事可以拖着，总不能事事都拖着啊。
所谓的“国是参与”，在大政委于幕府的前提下，其实还是有不少事情的：
其实从第一次公武合体开始，朝廷就收回了一项重要权利，那就是尽管“大政委于幕府”，可如果朝廷愿意，还可以就大政咨询诸侯——建立“国是参与”的法理，就来源于这一条。
可啥是大政呢？
比如扶桑与诸国的贸易，就属于大政。
而“国是参与”们最早讨论的，当然就是横滨锁港一事。
去年幕府承诺十年攘夷，朝廷要求拿出章程来，当时横滨锁港就是第一条。
可今年幕府态度转变，说横滨锁港在三国炮击下关之后不现实，只能限制贸易。
好歹横滨的交易数据翔实，贸易额确实下降了不少，加上这次幕府的态度强硬，这才好歹糊弄过去。
但这也是御敕事件闹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横滨不锁港，属于幕府对天下违约在先，再与苏亦维亚通商协约草案关联起来，那幕府岂不是要正式反对攘夷吗！
至于还有啥是大政呢？
各家的内务肯定不算，但幕藩之间的事情，朝廷就可以插手了，比如三国炮击下关之后的长州，怎么处理，这个朝廷就可以过问。
说起长州，这也是个奇葩：
三国炮击下关的善后，长州派人参与，当时都点头同意、签字画押了，可事后居然反悔了！
文久三年（1863年）十月底，幕府与英、佛、米、兰四国签约，以赔偿二十万英镑的代价，解决了下关炮击的攘夷事件——当然，这约定还要各国本土官府批准，但按经验，这基本上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这赔款二十万英镑，准备分四期支付，也就是每六个月赔付五万，善后签约的时候就支付首期，于一年半内付清。
签约就支付首期，这是西洋四国得了亚罗号战争的教训，怕扶桑突然变卦。
其实里面还有五万的咨询费，但幕府怕走漏消息，最终还是没敢和长州交底——万一长州到处嚷嚷，这洋人恼羞成怒，黑锅还不是要扣在幕府头上。
长州虽然号称富庶，可二十万英镑相当于近一百零四枚万延小判，也就是扶桑的一百零四万两，这么一大笔钱，一年半掏出来，也着实承担不起。
于是呢，幕府起了带头大哥的作用：
先免了三成，也就是六万英镑，幕府替长州交了；
接着，又把内部账期延长为五年，也就说，一年半内向洋人的赔款，幕府先垫上，之后长州再慢慢还。
实话实说，这就不赖了，五年还十四万英镑，除去首付二十万金，相当于之后的四年，每年才十三万金多一点，这对长州来说，压力是有，但肯定不大。
可问题是，善财难舍啊。
人家长州如今压根就不想出钱！
第四十一章 国是参与（下）
与幕府约定下关炮击事件的赔款后，长州的交涉代表高杉春风，他一回到本藩，他就遭到了刺杀。
为啥呢？
因为毛利武士都觉得他吃里扒外，七成赔款也是七十多万金，这换成大米够多少人吃啊，凭啥这么容易就交出去。
幸亏事前有人通风报信，高杉才逃过一劫。
可他好不容易见到家主毛利庆亲，这才知道大事彻底不妙：
庆亲啥都好，就是耳根子软，如今呢，他就又变主意了，不准备如约交钱。
所幸庆亲也知道这么坑家臣有点过分，因此呢，他偷偷派人把高杉春风放跑了。
反正事情最后的结果是，长州说自己奉令攘夷，朝廷和幕府都有责任，所以毛利家只能出三成赔罪。
就这呢，幕府也别嫌少，说少就一分金都没有！
这不是坑爹么，幕府已经和洋人谈好了，这毁约是万万不可能的——代价太高，幕府不想开打。
但长州开始耍无赖，这幕府肯定不能开这个口子啊，都这样，幕府把自己当了，也堵不上这样的窟窿——如果谁高兴了都打几炮，然后等着幕府来擦屁股，这那能行。
因此，家茂、庆永上洛以后，要求朝廷将毛利家定为朝敌。
这么做是因为，一旦被定为朝敌，那毛利家就举世皆敌，幕府就好名正言顺地收拾它。
按道理，毛利家这么反复无常，挨打也不冤。
可毕竟长州是打响了攘夷的第一炮，立誓攘夷的扶桑皇帝确实有些偏爱与他，因此这朝敌么，一直批不下来。
而且呢，这位还亲自出面转圜：
“这里面是不是有啥误会，先搞清楚再说嘛。”
葫芦官判葫芦案，这能搞清楚啥啊。
长州倒是派人到了京都澄清此事，但人家一口咬定，洋人先动的手，我是自卫还击。
证据呢？
那肯定是没有了。
按长州的说法，幕府攘夷大令说的很清楚，“彼来袭必攘扫之，我进取则不可开战端”，洋人先动手，那我还不“必攘扫之”么。
当时在场的庆永就怒了：
“高杉春风在江户可不是这么说的！”
“高杉此人，素来荒谬，常常大言欺人、欺下瞒上。
受奸人愚弄后，如今已知罪逃窜。”
庆永当时就被气乐了，高杉是你们派到江户的，如今又不认账，还“受奸人愚弄”，意思是幕府强迫他承认的呗。
因此庆永就要求朝廷立刻下旨，幕府这就兵发长州讨伐逆党。
但其余五个朝廷“国是参与”，庆喜、容保加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其中却有三人不同意：
庆喜、山内丰信、伊达宗城都认为小惩大诫即可，毕竟去年攘夷是扶桑大策，现在事情搞不清楚就兵发长州，这有些不妥。
容保呢，他也认为事情必有蹊跷，这臣子嘛，可能撒谎、欺主，大名有时也被裹挟，不妨让毛利庆亲父子到京都自辩。如果毛利父子不敢来，那事情就清楚了，到时再发大兵也不迟。
岛津齐彬到是支持庆永的。
于是四比二，反对讨伐的占了上风。
对此将军家茂气得要死：
关白二条齐敬是个墙头草，向来不肯出头，指望他是不成了；
而就算自己下场，也是四比三，拿到扶桑皇帝案头，最可能的结果，那就是要仔细辨别。
可这是仔细辨别能分出对错的事情么！
至此，将军家茂就有了东归之意：
他算明白了，这公武合体就是扯淡，朝廷武力攘夷的心思一直没变，而幕府的十年攘夷，人家根本就没放到心上。
要不是三国炮击下关被打败了，大家都有些恐惧洋人，那一直不肯开战的幕府，恐怕早就被定为朝敌了。
两边根本就凑不到一起，公武合体，合个鬼呦！
除了御敕和毛利家处置两件事外，家茂不满意的事情还有很多：
首先呢，就是这第二次公武合体，明显朝廷的胃口大
了许多。
借着“公武一和决断”的名头，公卿们不断体恤民情，今天要开仓放粮、明天要修缮水利。
反正呢，就是幕府出钱他们揽名声。
其次，无数公卿开始关心实务。
江户不是发了《殖产兴业令》么，这些人对此非常感兴趣，抓着庆永等幕臣不断询问内情，表示也要为扶桑中兴出把力。
大家不堪其扰，只好推荐他们去江户的文久大学学习。
可问题是，公卿们表示没钱，要么幕府出费用，要么从大学里调人到京都教授，反正就是要解决。
而且呢，朝廷打出了“公武一和决断”的旗帜，这以前上洛的大名就都回来了。
诸侯们纷纷表示，“国是参与”的人数只有六个，这太少了，应该多任命一些，兼听则明嘛。
对此，庆永曾经忧虑地说：
“公武一和决断如此下来，‘委大政于幕府’就是一句空话。 除非江户幕臣齐聚京都，不然大权必然旁落。
而就算如此，圣上和公卿们也必然要胡乱插手。
因此呢，我建议咱俩还是赶紧回江户吧。这山高路远的，到时候就好搪塞些。”
好么，好狗架不住群狼，这就是庆永的意思。
但将军家茂还在犹豫御敕和毛利家处置两件事，他觉得回江户后，这两件事恐怕结局难料。
庆永只好直说，他原本也以为公武合体乃扶桑一致的正途，但如今看来，除非幕府奉朝廷为首，不然皇室、公卿和攘夷诸侯是断断不肯善罢干休的。
至于御敕和毛利家处置，恐怕不出结果才是好结果。
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越在京都掺合，陷的就越深，还不如回江户静观其变，这有余地才能收放自如。
家茂听了深以为然。
但来的容易，想走可就难了。
朝廷、诸侯死死缠着两人不放，大事、小事不断，求救济的、要好处的络绎不绝；光是讲大道理谈不要放弃攘夷的，那就是从早排到晚啊。
最后没办了，两人只好硬上:
元治元年（1864年）三月九日，松平庆永、岛津齐彬上书辞去“国是参与”，理由嘛，一个是萨摩有事，一个是幕政不宁，反正是不玩了。
同日，将军家茂也申请回转江户处理幕政。
要是成了，“公武一和决断”，这没了幕府不就成了“公家决断”了么？
这那成啊，要不是考虑“天塌了有大个子顶着”，何必请家茂上洛呢。
因此，剩下的四位参与也都立马上书辞职——别的不说，近两个月，啥事没干成，被大家指着脊梁骂，这凭啥啊。
消息传出，公卿、诸侯无不惊诧。
扶桑皇帝这回也绷住了，只好出面抚慰：
“诸位爱卿，这好好滴，何必如此啊。”
大家一听差点没倒下，啥就好好滴，这一个多月了，啥事都没干成啊。
当时扶桑皇帝的眼圈就红了：
“横滨暂缓锁港，朕不是应允了么，怎么能说啥都没干成呢。”
大家一想也是，唉，扶桑如今这个鸟样，百废待兴，也只能慢慢磨了。但慢慢磨何必待在京都呢，回家也是一样嘛。
因此，庆永提议：
“以后每年的春季，从二月到三月，大家上洛议事，您看如何啊？”
……
磨了许久，扶桑皇帝终于点头，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八月十八日之变后，他担惊受怕、夜不能寐，因此呢，准备任命一名“禁里御守卫总督”，好保证京都安定。
至于人选，他觉得一桥庆喜卿就不错。
说实话，在大御所家定复出后，一桥庆喜的将军后见当的很尴尬。
但他不主动辞职，幕府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罢免他——毕竟当初是小朝廷推举的，只要还想公武合体，庆喜无大错就不能轻动。
考虑到他和庆永不睦，回江户也没啥好果子吃，这留下嘛，也不失一条出路。
可“禁里御守卫总督”是
朝廷官职，定的役料每月是七千五百俵的，这么高的役助，足可以养兵三千有余，这可不成！
（幕府是米本位，七千五百俵包括了所有养军的花费，不光是食物。）
虽然很早的时候，尊王浪士们就提议设置朝廷亲兵，但因为此事涉及兵权、过于敏感，从来没有人敢明确在朝堂上提出。
这次由扶桑皇帝亲口提出， 将军家茂、政事总裁庆永不由得勃然变色：
答应，这无疑是养虎为患；
而不答应，“公武一和决断”已经要名存实亡了，再拒绝此事的话，公武合体恐怕就彻底没戏唱了。
其实公武合不合体，单从与公卿合作的角度上，这是无所谓的。
但问题是，扶桑开埠以来，民生艰难，一揆时有发生，很多诸侯深受其害，因此攘夷之声不绝，而只有公武合体，才能压的住这些诸侯和所谓的攘夷浪士。
如果这公武合体一散架，恐怕长州这样的无赖诸侯，立刻遍布扶桑。
到时这些人今天打两炮、明天开两枪，搞不好就真拖幕府下水武力攘夷了——至于彻底倒向洋人，现在幕府御领的民生也不好，为了维系民心，因此坚决不能考虑。
见到家茂、庆永为难，扶桑皇帝呵呵一笑，他就先跑了，留下关白二条齐敬进行勾搭。
最后，二条终于把两人说动心了：
他表示公卿柔弱，如今扶桑动荡，这担心自身安危，是大家共同的心事。
“禁里御守卫总督”呢，虽然役料每月是七千五百俵，可养的兵马，可以全部是幕府的番组，就挂一个朝廷的虚名即可。
当然了，有公卿子弟愿意从军，也请幕府酌情安排，朝廷绝不强求。
但无论如何，这批人马不能离开京都，以免再次发生八月十八日之变那样的危局。
咱们以两年为期，如果扶桑时局平稳了，那“禁里御守卫总督”就可以裁撤；如果还不平稳，也按旧例，请幕府推荐新的总督人选，您看如何？
见两人依旧疑虑，关白二条齐敬又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长州处置一事，最终以幕府方面的意见为准。”
长州公然反悔与幕府的约定，这是将军家茂的心病，如果不能断然处置，那幕府威严受损不说，恐怕其他诸侯也会有样学样。
因此呢，这些条件加起来，颇为诱惑。
但事关重大，家茂、庆永两人都不敢贸然承诺，只表示要回去考虑一番。
可没想到，当天京都守护容保就找上门来：
原来庆喜承诺，这每月七千五百俵，七成给容保养兵，并给容保写了手书。
会津上洛的可是三千人马，虽然幕府给了一定的粮草，可助军役嘛，哪有给足的，能给三成就是好的了。
因此容保听了庆喜承诺，根本坐不住，赶紧跑来求情，这事可以考虑啊，有我看着，肯定不会有事。
当初容保上洛，可是政事总裁庆永一手撺掇的，今天人家容保开口，庆永还真不好回绝。
何况，去年第一次公武合体的最后，家茂跑路时，武力攘夷派的诸侯蠢蠢欲动，可会津却弹压地方，足见忠心——当时庆永怕容保和庆喜有勾结，因此跑路开始才给容保去信，所以容保来不及参与护送。
容保这么一说，家茂、庆永就真的放下了疑虑：
别看每月七千五百俵，可番组不是光吃饭，军械军需都要从这里面出。七成给了容保，那就算庆喜自己再补贴点，那也只能养个千把兵。
加上人又是从幕府番组抽调的，还能怕他翻出天不成。
因此，尽管身边的幕臣们苦谏不可，两人还是承诺了此事。
而后面朝廷也遵守了承诺，不但同意了幕府对“公武一和决断”的提议，而且在庆喜上任前，就下达了新的敕旨：
“长州毛利父子如一个月内不到京都自辩，则必以朝敌之名讨之。”
所以呢，今天将军家茂，他才出现在庆喜的转仕仪式上。
不过他可没想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庆喜代表小朝廷掌握了京都警卫，这件事可真没想的这么简单！
第四十二章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八日，花祭灌佛。
随着近来民生的好转，町民、百姓也多了不少生趣。今天大家纷纷出门参加灌佛会，向花草的环绕的诞生佛像恭恭敬敬施以甘茶，祈祷生计继续好转、自家平安无事。
京都远郊的壬生村，更是热闹非凡，因为这里除了灌佛会外，白主兵也同时在庆祝家主茂敏的十九岁诞辰。
身穿狩衣的岩仓对岳，在马上咪着双眼，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
可尽管岩仓一副惫懒模样，但牵马的随从却丝毫不敢怠慢，他是岩仓家的老人，深知主子的厉害：
这次翻身以来，主上一改往昔刚烈的作风，待人接物和气大度，但手段无疑是愈发厉害了。
正月复出到现在不到三个月，亦然官复原职，成了朝廷的从四品左近卫权中将，而且过去朝奸的坏名声，也在不知不觉间冰消雪散。
想到这里，他不禁环顾了一下跟随的武士们，家主带这些不相干的人前来，真不知道心里又打的是啥主意。
“关口还有新撰组的人！”
听到同伴这样愤愤不平的抱怨，他才发现壬生村已经近在眼前，只好停止了胡思乱想。
关口排队的人很多，本来近侍不耐烦等待，准备上前自报家门，但却被岩仓阻止了。于是等查过手形后，又在水茶屋坐了一盏茶的事件，才终于等到白主松平家的人出现。
“不知左近卫权中将到访，多有怠慢，请恕直秀之罪。”
岩仓嚯嚯一笑,摆手表示无妨，他还有意解释说：
“不请自到，不怪对岳莽撞就好。
之前个别公卿不懂事，朝廷一时不察，还请馆样不要介怀。”
两人说的，是刚刚发生直秀官职被黜一事：
几天前，新任的学问所奉行桥本纲纪、勘定吟味役堀直秀，两人和御目付水野忠徳一起从江户赶到京都。
之后三人挑动将军家茂、政事总裁庆永，要求对一桥庆喜的“禁里御守卫总督”、“摄海防卫指挥”进行限制。
当然，幕府方面说的很委婉，给总督府设立勘定方，是为了方便钱粮供应；给指挥一事细化章程，更是为了如臂使指，以免延误军机。
可这掩盖不了限制庆喜权柄的实事，因此引发了公卿们的愤怒：
庆喜本来就是德川嫡流出身，可就算如此，当了朝廷总督依然引来诸多幕臣猜忌。
由此可见，幕府对公武合体毫无诚意，出尔反尔、反复无常都不能言尽其无耻。 于是，有公卿当场反击，指责直秀当庭失仪，立马罢免了直秀的安房守。
可怜直秀，三个人干的坏事，可最终就他一个人承担后果。
但这也不怨得谁：
桥本纲纪虽然是庆永的心腹，可他正六位下“大学助”的官职上不了殿，自然太平没事；
而身为从五位上下总守的水野忠徳，人家是积年的老手，礼仪啥的怎么能被挑出毛病；
只有直秀，跪得不情不愿的，有时还偷偷往帘子后面瞅，这抓他简直不要太容易。
这件事后，给禁里御守卫总督设立勘定方，和给摄海防卫指挥一事细化章程，这两事就僵持住了——朝廷不愿意谈，幕府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
但直秀当庭就被赶出去，这样的“奇耻大辱”，白主松平家自然要有所表示，比如今天来访，作为家主的茂敏就愣是不出面，只有直秀屁颠屁颠地迎接岩仓。
以一介白身接待朝廷公卿，这无疑是一种羞辱，但尽管如此，岩仓却若无其事的和直秀谈笑风生。
“甲胄在身，恕不能全礼。嘿嘿——”
直秀和盐仓正在那里虚情假意，这时却有旁人发难了。
原来，刚才直秀参见岩仓，不过微微鞠躬，作为白身他不跪拜，借口就是这句“甲胄在身……”。
出声的这位少年，是岩仓一行唯二乘马的，刚才被介绍过，乃是当今西园寺家主公望，虽然年少，亦然是朝廷的右近卫中将，目前是皇子的近习。
他跟岩仓交好，岩仓这次给白主家主庆生，他也好奇跟来了。
“先生为扶桑拓地千里，如今白主赫然亦是北地屏障，其功莫大焉。
以礼仪不周之小事，无故折辱豪杰，此何言哉！”
见直秀还在那里嘿嘿傻笑，龙马看不过去，他就先跳出来打抱不平。
“法外之地，无礼之徒！”
西园寺这一路上憋了好大的火气：
岩仓禁止招摇，但进壬生村前，行人看他们狩衣、乘马，依旧恭恭敬敬地避让。可到了村口的关所，却根本没人把他们一行当回事，甚至手形拿出来，也无人跪拜。
等和白主管事的见面了，不但直秀踞然不跪，随从也不过浅浅一鞠而已，他正是少年义气的时候，对此份外敏感，因此才出言发难。
其实直秀“无礼”，岩仓是早有预计的，这众目睽睽之下将人赶出朝堂，是把人得罪透了，不见直秀的儿子松平茂敏从此就“抱恙不朝”了么。
事发之际，岩仓没来得及劝阻，这次私人来给茂敏庆生，就是为了缓和白主一方的情绪，可哪成想，西园寺养气不到家，这一见面就发起飙来。
眼见如此，他只好出面劝解，幸好直秀也不为己甚，主动示意龙马无须多说，于是场面这才缓和下来。
至此，岩仓和直秀也虚情假意不下去了，只好离开水茶屋，直接去白主庆生的欢宴之地。
白主千人番组虽然号称驻扎在壬生村，其实驻地却在村外，不过这次庆生宴，却设在了村内的四季楼。
如今白主号称北地第一强藩，这家主庆生，自然是宾客云集，尽管因茂敏“抱恙”，诸侯不便亲身到此，但各家陪臣却都来了，把小小的一个壬生村，挤的那是满满当当。
因为四季楼根本坐不下，宴席甚至开到了楼外，岩仓到达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
当然，岩仓好歹也是公卿，因此必须“坐、请坐、请上座”，在直秀的引导下，他和西园寺上了四季楼的二阶。
茂敏“抱恙”不露面，此地的主持，自然以笔头家老直秀为首，他这一回来，宾客纷纷致意，直秀也一一点头回应。
因为盐仓不是奉了朝廷旨意，只是私人好意前来庆生，因此直秀也没大张旗鼓，只是为主厅的人介绍了一下他。
岩仓一看就乐了，在座的他都熟啊，不用介绍：
六位“国是参与”，一位没落都派了人来，庆喜的谋主桥本纲纪、容保的家老西乡赖母、萨摩的西乡隆永、土佐的武市半平太、宇和岛的二宫敬作，甚至连总督庆喜的心腹佐久间修理也赫然在场。
剩下的，有幕府的御目付水野忠徳，长州毛利父子入京的先遣使木户准一郎。
加上直秀、他和西园寺，恰好十一人。
等落座之后，岩仓具视先深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木户，才开始和大家寒暄。
喧宾不能夺主，等岩仓事毕，直秀开始劝酒。
不过呢，西园寺如鲠在喉，这清酒怎么也无法下咽，他倒不是衔恨刚才的事，而是这席面也太丰盛了：
五大珍味是“三鸟二鱼”，鹤、云雀、鷭、鲷和鮟鱇。
西园寺自幼丧父，三岁就继承了家主，但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三鸟二鱼”是重未吃全过。
而且别说是他了，扶桑皇帝过的日子也不好啊。
文久二年（1862年）京都守护容保上洛时，献上了新鲜
海鱼数条。结果皇帝舍不得吃剩的鱼肉，要求妥善保管，等下餐继续呈上。
当时，别说近侍，连配席的容保都忍不住落泪。
直到幕府将军家茂两次上洛，给了不少献金，这公卿的日子才渐渐好了起来。
今天不过是白主松平家主庆生，而摆在西园寺面前的，虽然不是“三鸟二鱼”，但他敢保证，味道之鲜美犹有过之。
连简单的渍物，也是闻所未闻的洁白如玉野菜，简直是耸人听闻！
连德川家亲藩就有这样的豪奢，可对比之下，皇室、公卿却节俭度日，这还有天理么！
如果直秀知道西园寺真么想，他绝对会大吃一惊：
味道好，是丰原那帮小子，在三酸两碱量产后，终于研制出味素；
而闻所未闻的渍物，也不过是移植成功的中华白菜开始普及。
不过直秀也没法注意到西园寺的异样，因为这时木户准一郎又在纠缠于他了：
原来，朝廷旨意限长州家主毛利父子一月内上洛自辩，否则便是朝敌。作为入京先遣使，木户今天跑来庆生，席间不免多有辩解。
其实，按长州和木户的地位，无论如何也轮到到他进主厅，虽然直秀破例如此，但在座的，却无人愿意搭理他。
因此直秀一回来。木户就继续向他诉苦：
“长州攘夷一事，只是谨遵朝廷和幕府大令，其中的委屈，无论如何还请堀殿代为申诉。”
直秀听了直摇头：
“你拜错庙门了。
我连官职都丢了，哪里还帮得上忙。
在座的都是各家重臣，你求我帮忙，这是怎么说的。
不说别的，岩仓、西园寺两位公卿大人在此，怎么算，也轮不到我说话啊。”
岩仓本来在一边看热闹：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这谁不知道，根据毛利家臣的传言，之前的三国炮击下关善后，是萨摩、白主居中替长州作保。
如今长州毁约赖账，导致这两家甚为狼狈。
要不是之后幕府发行的下关炮击赔款债券，这两家通过各自的御用商人买了大头，幕府绝不会轻饶了萨摩、白主。
因此呢，这次毛利父子上洛自辩，要想求个好结局，那无论如何也要先摆平这两家再说。
他正等着看木户准一郎如何出丑，可没想到直秀随手一推，竟然把火烧到了自己身上。
岩仓先用眼神安抚住了跃跃欲试的西园寺，这才轻言慢语地安抚木户：
“攘夷乃扶桑中兴大计，这险途难免波折。
长州功过，等贵家主大膳大夫入京，到时自有定论。
如今木户你何必徒自烦恼呢。”
听了岩仓的话，在座的无不微笑，这公卿就是高深莫测，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怎么理解都行。
见岩仓无动于衷，木户想了想，索性爬起来出席跪倒在西园寺身前，继续苦苦哀求。
在座的看到这幅场面，心中都是百般滋味：
长州如今落到这般田地，公卿、诸侯唯恐避之不及，因此木户入京都以来，那真是四处碰壁。
直秀今天请他入主厅，恐怕也是存心羞辱。
不过西园寺是少年公卿，难免沉不住气，倒是以由此可一探朝廷的对此事的真实态度。
可西园寺也不是傻的，在岩仓的暗示下，任凭木户捣头如蒜，他涨红了脸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日后朝廷自有公论”。
就在场面难堪之际，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喧哗：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第四十三章 学习院
月初直秀的“安房守”官职被黜，白主藩家主茂敏为替老爹打抱不平，从此称病不出。
既然茂敏“有恙”，那白主为茂敏庆生就不好大张旗鼓，因此，来的宾客要么是消息灵通，要么是北地的亲朋故旧：
就拿到场的六位“国是参与”的家臣来说吧，庆喜的谋主桥本纲纪，容保的家老西乡赖母、萨摩的西乡隆永、土佐的武市半平太、宇和岛的二宫敬作，甚至连总督庆喜的心腹佐久间修理，这些都是直秀的老熟人，甚至武市还曾做过直秀的学生。
因此呢，楼下这一喧闹，直秀也很纳闷，欢宴之日动手，这是谁有意扫白主面皮啊？
这不但是他的想法，剩余十位主宾同样有些担心，直秀被黜，白主松平家正是敏感的时节，可别是自己带来的随从惹是生非。
就在大家诧异之际，障子门拉开，有个人进来禀告。
看此人要趋近直秀密报详情，桥本纲纪开口了：
“何事如此谨慎？”
直秀知道如今大事待发，因此桥本对小事也份外在意，他只好让属下将了解到的情况宣之于众：
四季楼中庭是天井，四周为個室（雅间），楼梯绕中庭而建。结果，白主组头北添源五郎下楼的时候，因酒醉不小心摔下。
恰好他这幅狼狈样被看到了，有宾客出言讥讽，北添羞怒之下就动起手来。
家老龙马、水军番头河上玄明，两人已经开始出面调解此事。
一听是这事，直秀就乐了，这四季楼又不是池田屋，源五郎咋平白无故滑跤呢。
北添源五郎没啥名气，可他另一个名前“佶摩”名气就大了。
如果没有直秀的乱入，北添源五郎就会在今年的“池田屋之变”中身死，从而位列“殉难七士”。甚至后人还会虚构出他与新撰组近藤勇剧斗，然后从二楼惨烈摔下的名场面。
不过想到这里，一股凉气顺着后背就上了直秀头顶，他赶紧打了个手势，让人通知自家人都戒备起来——今天鱼龙混杂，真要有人行刺，那乐子可就大了。
接着，直秀就想轻轻放过此事，这庆贺之日何必多事。
不过呢，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桥本就想知道是哪一方在闹事，因此他示意直秀让属下透漏详情。
结果一听内情，在座有人不免眉飞色舞：
原来闹事的是朝廷一方的人，为首的是学习院的讲习。这直秀的安房守刚刚被黜，就又被人上门打脸，这仇眼看就结大了。
这在座的公卿就有俩，岩仓、西园寺，是不是你们带来的人搞鬼？
不过岩仓看直秀没有牵扯的意思，他也就根本不理会别人的戏虐眼神，生生摆出一副若无其事、泰然自若的样子。
看到岩仓这幅模样，桥本也有些后悔多事，他向直秀点了点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可大家都没事了，公卿西园寺反而不肯罢手:
刚才长州木户准一郎苦苦哀求他帮忙，现在还趴在他面前呢。有这么个脱身的大好机会，那不利用起来怎么行！
于是，西园寺以调停为名，直接起身跑了。
直秀倒是想跟上，却被岩仓祝酒绊住了，之后他觉得外面有龙马
主持，也就没再起身。而正主西园寺跑了，木户也讪讪回到了本处。
此事席间的话题一转，就聊到了临近的葵祭上。
春日祭、葵祭和石清水祭，是朝廷三敕祭。
而葵祭就在四月的酉日，说起来，这也是临近的大事。
葵祭是由贺茂御祖神社而起的祭祀，而贺茂神社的神纹是二叶葵，与德川家三叶葵颇有渊源。再加上“贺茂”的口彩，因此将军家茂对此也颇为重视，去年就陪同扶桑皇帝参加了这一大典。
这次公卿岩仓到此，明里是给家茂庆生，暗里嘛，则是缓和关系来了。
他向直秀暗示，只要茂敏出席葵祭，事后他保证直秀官复原职，就算不是安房守，但也从五位下的其它职位。
但直秀对此不置可否，除了表示感谢外，并无丝毫热衷之意。
于是两人虚情假意地周旋，而旁边的人则冷眼旁观——说白了，这是朝廷和幕府斗法，作为棋子的白主只能身不由己地跟着折腾。
正在此时，西园寺努力匆匆地回来了。
直秀也懒得问到底发生了何事，只是低声吩咐近侍，赶紧将闹事的学习院讲习送走，此事到此为止。
树欲静而风不止。
直秀倒是想息事宁人，可人家西园寺不干啊。只坐了一会，他就不顾岩仓的劝阻，大声质问直秀：
“大义不可敬乎？人言不可畏乎？仁者之勇可敌乎？”
听了前两句，直秀还正容以待，不过听到“仁者之勇”，那直秀就只有苦笑了——传说中陈不占是被吓死的，这仁者之勇说起来好听，知行合一、慷慨赴死，可说到底，有啥用呢？
平生袖手谈心性，临终一死报君王。
嘿嘿，这句话是有些刻薄了，但真的说起来，这自己死没啥，人家愿意嘛，可拖累别人一起死，凭啥啊？！
原来，刚才西园寺出去干了啥，早就有人告诉了直秀：
闹事的一群人，不但是朝廷学习院的讲习，其中还有直秀的老熟人宫部鼎藏。
本来这些人和白主不搭界，可宫部出身肥后熊本细川家，不但是直秀少年游学时的相识，而且和如今的白主水军番头河上玄明有旧——早年宫部未脱藩时，颇受细川家老长冈是容信重，当时宫部借此对河上的亲家和养家都颇有照顾。
这次河上玄明开船送直秀等人到大坂，后来又跟着上洛。 而得知河上到了京都后，宫部就常来勾搭，和白主上下混了个脸熟，因此这次才能被请进了四季楼。
今天宾客众多，河上安排完宫部一行就忙去了，而陪着宫部等人的，则是组头石川润次郎。
可谁也没想到，跟着宫部鼎藏来的松田重助、大高又次郎等人和润次郎话不投机，席间越说越僵，因此北添源五郎从楼梯摔下的时候，才被这些人借机取笑，进而引发了斗殴。
打无好手，骂无好口。
虽然闻讯赶来的河上玄明尽力劝解，但双方依然纠扯不清，甚至当西园寺赶到的时候，双方依然在互相指责：
宫部带来的人，认为白主不尊重他们，把他们安排在一楼的偏僻個室；
而白主这边说讲习院的人言语无理在先，而且贺喜的客人居然敢嘲笑主家，实在是甚为失礼！
西园寺本来就不是来调解的，他就是借此拜托纠缠而已。听了一会，他却恼怒起来：
学习院讲习这般人，有认得他的，自然纷纷叩首施礼；可白主这些人，被直秀调教得无法无天，自然没把他当回事。
而且，当西园寺命令两边和好后，白主方面却依然不依不饶，非要对方道歉才行。
就连陪着来的龙马，也没管他的脸色，让河上玄明劝说宫部鼎藏“立刻带人离去” ——实际上就是撵人。
这天大地大，面子最大。
西园寺颜面受挫，加上听了双方几句闲话也甚是窝火，这才回来没坐一会就开始发飙。
其实，最开始听说有学习院讲习参与，直秀的脑袋就一个比两个大：
所谓的学习院“讲习”呢，其实很多人压根就是攘夷浪士，有些公卿将其收拢在学习院，然后让这些人奔走效命。
这些人中，办事得力的首领，往往被奖励朝廷的低品官职。
攘夷浪士，多是各藩的下级武士甚至野武士出身，得了朝廷官职后，觉得这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因此行事更加狂热。
其实之前庆喜就任“禁里御守卫总督”，也是始于这些学习院讲习们的一个提议，“设立朝廷亲兵”。
文久二年（1862年），有攘夷浪士上书公卿，“以山城、摄津、大~和、近江等国为天领，重开各国司，设立亲兵，实行王政复古。”
所幸，公卿们还没彻底昏头，知道收四个令制国为天领犯了大忌，但从那时起，京都小朝廷就不断试探幕府，要求设立亲兵护卫京都平安。
这不，到底搞出了个“禁里御守卫总督”才算完。
而且不说学习院讲习的搞风搞雨，单从学习院自身来说，从设立起始，就是反幕公卿们的大本营。
弘化4年（1847年），部分公卿集资设了了学习院教导子弟；到了嘉永二年（ 1849年），见幕府并不在意，扶桑皇室才正式赐予“学习院”敕额。
从此，不甘寂寞的公卿群聚学习院——1858年的廷臣列参事件的八十八卿，去年1863年八月十八之变的落难七卿，要么结业于学习院，要么曾是学习院的资助者或教授。
尽管除了私塾，公卿们只有学习院一个地方可供学习，都说是学习院的问题可能失之偏颇，但其尊王反幕的风气之深重，是确认无疑的。
白主如今是佐幕一系，这和学习院对上了，那还有好。
而且呢，宫部鼎藏也不是啥善茬：
他因参与攘夷而脱藩，后被公卿三条实美所看重而被提拔为学习院讲习。
这三条实美呢，赫然就是八月十八之变被逐出京都的落难七卿首领，如今正在攘夷先锋长州落脚。
虽然不知道为何宫部没跟着三条跑路，但依照直秀的了解，这个人啊，激进攘夷的立场绝对没动摇过。
因此西园寺发难，问“大义不可敬乎？人言不可畏乎？仁者之勇可敌乎？”，这肯定是由宫部一伙人和自家小子们的争执而来。
对和这些人辩论，直秀是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
为啥呢？
因为这和对鱼弹琴、给猫小判没啥两样！
第四十四章 叫不醒装睡的人
在白主给家主茂敏举办的庆生宴上，公卿西园寺借故发难，直秀却一点和他辩论的兴趣都没有。
为啥呢？
虽然西园寺日后是九元老之一，被认为是共治的最后捍卫者，但如今他才十六岁，受学识、阅历所限，别说理解英吉利光荣革新了，恐怕连日后他自己说的话，如今他也无法赞同。
比如以下两句：
“把皇帝当作神来对待是不对的，应把他当人来看。”
“必须使国民性情活泼开朗、正大有为，不要使之陷于慷慨悲壮、偏颇奇癖。现在社会上往往以衰世逆境中人为楷模，让年青人效仿。这种作法会留下弊害，与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不相配……”
现在的西园寺，如果知道未来自己会说这些，估计会立马昏倒。
为啥呢？
因为如今的扶桑，除了直秀势力所在的北地，根本就没有这种思想生存的土壤——沙漠里造船，这不是扯淡嘛。
其实，以前直秀等人也觉得奇怪：
自从文久二年（1862年）九月底，会津、白主联军入京都后，北地和京都各方人士都有接触，其中最难打交道的，就是公卿、攘夷浪士和僧侣神官。
可按学识教育程度而言，从低到高，应该是百姓、町人、商人和上述这些人，这知书达礼的，反而更难以沟通，这不是奇怪至极吗？
后来总结才发现，这一点也不奇怪：
白主在壬生村附近推广农学和义诊，在京都扶持商家、手工业，又输入有利可图的货物，这得利的是百姓、町人、商人，他们当然好打交道了。
至于僧侣神官，在别的地方，可能还会因为商业因素，对北地高看一眼，可这是哪里啊，是京都，名宫古剎数不胜数，人家信徒多了，根本不把这点利益放在眼里。
轮到最后的公卿和攘夷浪士，他们的要求更高。
其中，浪士是有些被白主吸引到北地拓荒的，但哪些大半都是走投无路的，可但凡有点本事或者有点声望的，开口不是百石领地起，闭口就是要求重要职位，完全是一群役迷。
可这凭啥啊？白主又不是找爹,因此只能对这些人敬谢不敏。
而公卿呢，大多高高在上。
人家对攘夷浪士亲切有加，那是浪士们懂事——恭恭敬敬还听话，而北地这群得了脊柱僵直的，说啥也和这些人无法合拍。
按江藤新平的话说，那就是“公卿以大言欺人，可内里百无是处；而浪士空有一腔热血，但奈何抱残守缺。”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多数公卿、浪士顽固守旧，整天活在自己勾画的天地里，自己把自己激动的不行。
如果从1853年黑船第二次来访算起，虽然至今已经开国十一年过去了，但实际上，尽管扶桑被冲击得摇摇欲坠，但根子里还是老底子在垂死挣扎。
这也没办法，“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
不管从哪方面讲，教育也好，学术也罢，包括经纶、民生等等，扶桑还在痛苦的转变过程中——按大久保利济的话说，那就是“扶桑不过才上路罢了”。
后人评价说幕府保守，但那是与维新成功的新官府相比，从现在看，幕府是铁铁的开国派先锋：
尽管兰学产业发展的缓慢，但毕竟在进步。
当然，幕府里守旧的人也是一大堆，可毕竟还有松平庆永、井户弘道、小栗忠顺、堀利熙等彻头彻尾的革新派。除了这些人，甚至如堀利坚等老人也试图振作。
说起来，这可比纸上谈兵、自吹自擂的公卿强多了。
这也是直秀等人目前支持幕府的原因——如果抛弃幕府去尊王，现钟不打去铸铜，力气没处使了啊。
想到这里，直秀愈发不愿意搭理西园寺。
不过呢，尽管直秀不乐意，可席间却不缺捧靴子的，看直秀不接话，土佐的武市半平太出言转圜：
“右近卫中将大人，是下面的人说了什么混账话吗？”
听到这句话，直秀笑看了武市一眼。
按理说，武市当年入过直秀在高知町开办的私塾，又是龙马的远房亲属，应该算自己人。
可如今土佐内斗的厉害，老藩主山内丰信和执政家老吉田元吉，两人有撕破脸的趋势，而武市不顾与吉田的师生之谊，出任了老藩主的侧近人。
吉田元吉和直秀、小栗相交甚密，武市如此做，直秀如今也不敢相信他是自己人了。
这时，终于找着梯子的西园寺，他开始滔滔不绝……
直秀仔细分辨，他说的其实还是老三套，“大义不可敬乎？人言不可畏乎？仁者之勇可敌乎？”
所谓的大义，其实就是指白主“桀骜不驯”，对朝廷和公卿不够尊重。
而人言么，是指白主兵在京都特立独行，尤其是洋服短发，不符合此时的传统——至于啥叫传统，自然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公卿们说的算。
至于仁者之勇，则是西园寺心虚了:
自两次大胜鲁西亚后，北地兵就跻身于强兵之列。而去年警卫横滨后，白主兵更是被洋人称之为远东强兵。
西园寺提仁者之勇，意思就是“只要心怀仁义那北地兵也没啥可怕的”。
啥叫对鱼掸琴，什么是给猫小判，现在西园寺说的这些，对直秀就是这样——根本没有。
他说的大义、人言和仁者之勇，其实根子是大义，其它不过是缠绕而来。而大义的根子，又在于“尊王”。
其实西园寺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为啥要尊王呢？依据何在？这些他根本说不清。
按直秀所想，这尊王无非是由三方面而来，那就是神道、儒学和扶桑国学：
从神道来讲，皇室是神裔，扶桑都是由人家祖上创造的。如果不尊王的话，那不是数典忘祖嘛。
儒学呢，则是最重“礼”、“义”。皇室无大错，那上下尊卑总是要讲的吧，因此要尊王。
至于扶桑国学呢，那就更进一步了：
国学本来是从扶桑自身出发的学说，难免自抬身价。
而这自抬也要有噱头才好，因此除了推崇和歌等古学、神道等本土传统，延绵不断、千年在上的扶桑皇室，也自然成了扶桑特殊性的标志。
尤其是其中水户学中的华夷论、王霸论和攘夷说，为了抬高自身，甚至不惜伪造、杜撰加扑风捉影。
比如在其根本著作《大扶桑史》中，为了营造扶桑的特殊性，证明扶桑就是好，水户学者编造出了皇室万古一系的证据——这和《古事记》、《扶桑书纪》等古典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正神话、传说、
个人笔记啥的，不管证据真假，只要有利就都往里面塞。
而如今呢，恰好是西洋人凌迫扶桑的时候，扶桑人从自高自大变成了自卑敏感，那水户学说还不大兴于世啊——当然，对外开埠以来造成的经济动荡，是水户攘夷学说广泛流传的温床。
可拔出萝卜带出泥，攘夷说风行的同时，水户尊王之说也不免大兴于世。
于是，因德川幕府锁国二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国学，加上如今这个西洋凌迫扶桑的年代，这才造成了“尊王”这种复古的扭曲认知兴起。
对西园寺来说，他是公卿，“尊王”推崇皇室之余，那朝廷公卿也跟着鸡犬升天，因此对此非常热衷。
可对此时主厅中其它十位人来说，尊王的内里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尊王呢，有几个个好处，一个是可以统合人心，一个是可以借名位压制幕府，另外一个最大的好处呢，则是容易造成敬鬼神而远之。
说白了，扶桑皇室传承千年不绝，又是神道首领，这名望不用白不用；而幕府势大，正面对抗的风险很高，不如借朝廷的名头压制。
而对有心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尊王”还可以引申为“王政复古”。
其实尊王只是一个表象，皇室、公卿浮华无用，这在幕府、诸侯包括民间都是公认的，因此“王政复古”之后，这大政就难免从幕府手中转入新崛起的各方之手。
说到底，水户学“尊王”一说的泛滥，背后也有推崇虚君共治的儒学者在推波助澜。
当然了，不受国学水户派、儒学影响的特例也有，比如幕府政事总裁的谋主横井时存，他就是想效仿英吉利光荣革新的——庆永一系尊王不是反幕府，其忧国忧民的心思多一些，共度时艰才是其主要目的。
而今天给白主松平家主茂敏庆生，主厅坐着的十一人，这里面对尊王感兴趣的，直秀敢担保，除了两位公卿岩仓、西园寺外，哪是一个都没有。
甚至连土佐的武市半平太，别看他自己跳出来给西园寺捧靴子，那也是别有目的——要么是因为公武合体拉拢公卿，要么是想“王政复古”分享权利，总之这也是个治政动物，尊王的虚头别想骗到他。
因此，尽管借着武市递的梯子，西园寺在席间滔滔不绝，可直秀却依然懒得理他：
“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就扶桑如今这个鸟模样，别说夸夸其谈、固执己见的西园寺了，就连岩仓这种老谋深算的，直秀也不想交涉。
为啥呀？
因为利益不一致。
直秀拿不出能让大家满意的利益，因此呢，言语压根就不管用,只能选择拉一波打一波。
看直秀一直不肯接茬，最终还是公卿岩仓出面劝住了自己的小兄弟。但到此席间的氛围已经被彻底破坏掉了，因此最终大家只能不欢而散。
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八日，是花祭灌佛和白主家主茂敏的庆生日。在这之后，京都内外开始准备酉日的“葵祭”。
葵祭乃是三敕祭之一，扶桑皇帝、幕府将军和在京的公卿、诸侯都要出面参与。
而这时，上洛自辩的长州世子毛利定广，他也已经赶到了近畿附近。
于是，在角色都已到位的时代剧场，大幕终于拉开，而这次表演的结果，将决定扶桑数年后的走向。
第四十五章 人人都这么惨
“人人都这么惨，为什么你这么矫情？你的父母都这样过，你为什么不能这样过？”
在炮火、枪声、火光和嘶喊中，长州奇兵队总督久坂义助，他莫名地想起了这段话。
当年他十五岁的时候，家人全部离世，孤零零的他后开始一个人面对这冰冷的世界。
为此，当时他曾经无数次地问自己：
“为什么世道如此艰难？为什么父母好人没好报？为什么自己屡遭磨难？难道这样的日子就是宿命么？”
不！
藩医不是自己的选择，自己值得更好的前途！当时久坂发誓要改变这一切，不但自己要出人头地，还要改变这个门第森严的世界。
想到此处，久坂不禁苦笑了一下。
他在心中哀叹，命运真是会作弄人啊，轻易给你的，也可能轻易地拿回去:
文久元年（1861年）十二月，自己在老师兼妻兄吉田矩方的授意下，创立了“一灯钱申合”这样的青年武士组织，从此在长州开始崭露头角。
文久三年（1863年）春，自己成了下关台场的守备番头，而老师吉田已经做了一年多的藩主侧用人、同门师兄高杉春风又做了奇兵队总督，甚至其他同学也纷纷开始出头，当时吉田一门风光一时无两。
但又有谁知道，早在文久元年，松下村塾一系内部就开始有了龌蹉：
当年，作为长州大目付的长井时庸，他提出支持开国论的航海远略，经藩内讨论，成为正式藩策。
但松下四天王，高杉春风、入江杉蔵、吉田荣太郎和自己，对此藩论并不赞同，只是碍于老师吉田支持此策，大家并未表现出来。
事后，也证实了老师确有失策，之后不但朝野攘夷之风日益高涨，连支持航海远略策的幕府的治政老中久世、安藤，两人也纷纷失势。
不过老师吉田还不死心，亲自上洛劝说藩主，力保长井时庸不说，还推动长州到江户参与幕府的新政——文久大学和横须贺制铁所。
算上之前参股的横滨劝业银行，长州这是妥妥地要和幕府绑定在一起啊。
当时自己也曾参与：
文久二年（1862年）十月十五日，白主松前家给桥本纲纪大摆接风洗尘宴席，老师带着高杉春风和自己出席。
无可否认，当时的情景给自己很大冲击，无论是横滨劝业银行的经营情况，还是西洋式大学、制铁所的前景，都令自己耳目一新。
可问题是，之后的情形就急转直下了：
和长州亲近的老中胁坂安宅当年就被免职，自家和幕府开始疏远；
而通过与毛利同宗入江氏的公卿北小路三家，长州和攘夷公卿越走越近。
更何况，不久之后，文久三年春将军家茂上洛，政事总裁庆永和将军后见庆喜，因开国和攘夷执政，两位幕府治政近乎公开决裂。这幕府自己都内部分离了，因此长州更加倾向于朝廷和公卿。
因此，作为藩主侧用人的老师兼妻兄吉田开始失势。之后，松下村塾一系的正式分离也随之而来:
开埠以来物价沸腾、民生维艰，大家本来就倾向攘夷——尽管老师吉田、麻田公辅、长井时庸等人开拓了与洋人的贸易，可日子比往昔难过许多，这总做不得假。
老师总说“这是暂时的，这些代价不得不付出”，可实际上，大家实在是忍耐不下去
了。
当然了，长州支持武力攘夷的态度越来越鲜明，导致各藩攘夷志士云集长州，而这些人的慷慨激昂，也深深影响了大家。
不说别人，就连高杉春风也动摇了——就在前一年的文久二年五月，高杉随幕府千岁丸使团考察中华松江。回来后，他的态度从攘夷转变为开国。
文久三年四月二十日，幕府向诸藩发出布告，以五月十日为攘夷期限。
就在五月十日，身为下关台场守备番头的自己，发现了米人商船佩姆伯龙号的踪迹，进而开了武力攘夷的第一炮。
六月，高杉春风也彻底抛弃了老师吉田，一手建立了奇兵队并就任总督，亲身参与到攘夷事业中来。
可就在六月二十七日，英、佛、米联军十艘战舰反击长州下关，一次就把长州打回了原形——经过四天的激战，长州战败，不但下关台场被毁，而且登陆的洋兵还击溃了藩兵选锋队，之后闯进了下关町烧杀掠脱。
最后，还是靠着高杉春风带着奇兵队不断骚扰，这才救场击退了洋人。
而最让自己难以接受的是，是一直反对贸然开战的先生吉田，他出面和洋人辛辛苦苦交涉了四天，这才暂时终结了战事。
之后，因战败和巨大损失，开了第一炮的自己，从万人颂扬沦落到千夫所指，又是老师出面保护了自己，他到处和人分辨，“这是藩命，不是某人自作主张。”
想到这里，久坂的眼睛湿润了。
“老师你知道么，我回不了头了。”
事后，尽管先生吉田矩方四方奔走善后，师兄高杉春风也到江户恳请幕府原谅，，可实际上，长州内部一直没有放弃武力攘夷的打算。
输不起？
可能吧。
经过近半年的时间后，久坂也开始能正视这个血淋淋的问题。
三国炮击下关后，长州从上到下都知道这件事无法轻易结束。
果然，因长州战败，当年的八月十八日，原本的盟友纷纷翻脸，以将军后见庆喜为首，幕府、诸侯联合朝廷，将坚持武力攘夷的七位公卿和长州势力从京都连根拔起——不但以三条实美为首的七公卿被驱逐，连之前七月十二日，长州家老益田亲施上洛时带的长州藩兵，也通通被武力压迫赶出了近畿。
至此，长州内部希望绝境翻身的势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而之后，毛利家内部的武力攘夷又得到了一个绝望的消息：
当年文久三年（1863年）十月底，幕府、长州和西洋四国达成了赔偿协议。
而且幕府并未斩尽杀绝，不但免去了先免了三成赔款，而且还给予了延期付款的有利条件，算下来，除了当年的二十六万金，之后三年，只要每年付款十三万金多一点就可以了解此事。
可这样优厚的条件，对长州武力攘夷派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万一长州答应了这样的条件，造成下关炮击的大伙，无疑会以罪人的身份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因此，当吉田矩方、高杉春风从江户喜气洋洋回到下关的时候，他俩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的结局：
就在二人觐见家主毛利庆亲的时候，福原元僴、益田亲施和国司亲相三家老，他们当场翻脸，请出了落难七卿之首三条实美，并拿出了朝廷密旨，以违敕的名义，将吉田、高杉立马下狱。
之后，长州一边对幕府的催款使者置之不
理，一边积极备战。
原本已经被闲置的久坂义助，也被重新委以重任——他接替了高杉春风奇兵队总督的职位。
虽然当时久坂说服自己，攘夷无错、炮击洋船更是理所应当，因为这个，就要让长州赔偿七十多万金，甚至家主父子也要到江户认罪，这是极大的不公,因此三家老做的对。
但吉田、高杉的下狱，还是让他清楚的知道，这些都是借口：
先生吉田是奉家主之名奔走，怎么说也是有功无过；
而师兄高杉，在之前的下关炮击中力挽狂澜，更没有下狱的理由。
“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会凝视你。”
安政六年（1859年）春，当自己拜入先生吉田矩方的门下时，松下村塾的塾训就是这句话。
可惜当时二十岁的自己，只醉心于老师传授的西洋军制，完全没有体会到对这句良言的苦心孤诣。
面对攘夷激情背后的丑陋，久坂能做的，也只能是仅仅抓住奇兵队的大权——他知道，只有这个，才能保住自己的前程，才能保住吉田和高杉的性命。
甚至在元治元年（1864年）三月，当他听说，“朝廷和各家诸侯对幕府终止横滨锁港极其不满，以致于偷偷邀请长州出兵，希望毛利家以上京自辩的机会借机兵谏，确保扶桑攘夷大计”，就连这个时候，他也没有任何情绪波动——麻烦总要解决，而武力无疑是最好的依仗。
只是和从前不同，以前他认为攘夷乃是扶桑至理，而这次他却只对日渐憔悴的妻子阿文说：
“这次出征后，无论胜败，哥哥（吉田矩方）就会被放回来了。”
可即使有这样的从容，在阿文哭着说出“武运长久”之后，久坂的心也被击碎了。
所以呢，在长州兵马进入近畿后，尽管自己的预感愈发不详，久坂也毫无往日的焦躁，只是一遍遍地发布着命令。
甚至战前，持谨慎态度的久坂，被选锋队头领来岛又兵卫攻击为，“胆小鬼，医生、和尚等知道战争的事情吗？”
但即使这样，他依然向本次出兵的首领家老福原元僴请求：
“能否再确认一下？
虽然大坂城代按兵不动，没有任何敌意行为。但白主兵封锁伏见、鸟羽两街道，不让我方主力靠近京都，这未免有些不对劲。
我方只有两千人，可光幕府这次上洛就来了三千精兵。
‘兵者,危道也。’请越后守察之。”
可福原一边称赞久坂有大将沉稳之风，一边却毫不在意：
“朝廷的右近卫中~将西园寺大人，总督大人的心腹藤田，两人都已经来到我军之中。
况且，上个月三月二十七，水户天狗党已经在筑波山举兵，藤田小四郎布告天下，说幕府出尔反尔停止了横滨锁港，这消息已经确认过了。
因此呢，久坂你大可放心，只需按期勇猛攻击即可。”
想到这里，久坂使劲摇了摇头，停止了胡思乱想，专注于眼前的战事。
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酉日，就在三敕祭“葵祭”的当天，长州上洛请罪的两千兵马，突然从嵯峨、山崎和伏见街道三个开始猛烈攻击。
而按照原本的计划，攘夷浪士在京都各处开始动手放火，同时早有准备的各家诸侯也开始调动兵马。
第四十六章 了断
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距嘉永七年（1854年）三月整整过去了十年，距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差不多是八年，据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近乎五年。
这些日期代表的意义是：
1854年《扶桑米人和亲约定》签署，扶桑正式开国；
1858年《扶桑米人修好通商条约》签署，正式承诺对外通商；
1859年7月1日，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三港开埠，扶桑通商正式开始。
这些年来，扶桑的对外策略反复动摇，进而平添了无数风波，到了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终于赢来了一个总爆发：
作为激进攘夷派的标志，以奉敕意密旨之名，长州悍然于“葵祭”当日上洛兵谏！
自庆长二十年（1615年）的大坂夏之阵后，这是249年之后，扶桑近畿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诸侯混战。
至此，德川幕府维系了200余年的“太平盛世”，也彻底进入了落日余晖的阶段。
这次长州进兵的目标“京都”，古称平安京，坐落于山城国内，西、北、东多山地，南部较为平坦。
嵯峨、山崎和伏见街道，分别在京都的西南和正南之间，长州兵马从三方向开始进攻，打的就是乱中取胜的主意。
不过本来只有二千兵马，还要三个方向，多少有些力不能及:
伏见街道最为宽阔，长州藩将主力选锋队千人放在此处，以来岛又兵卫为前锋，总大将福原元僴坐镇后方——虽然名义上，长州兵是护送世子毛利定广上京自辩，可实际上，因为兵危战凶，定广从头到尾都没进过近畿，只有影舞者在糊弄人罢了。
嵯峨、山崎方向，则是由奇兵队千人布阵，由久坂义助等人统领。
只所以这样布阵，完全是长州方面信不过奇兵队的战力：
选锋队由长州武士、足轻组成，器械精良、补给充分，而奇兵队呢，则类似乡兵组织。
虽然在去年的下关之战中，奇兵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当时选锋队被正面击溃后，是奇兵队大发神威，通过游击赶走了登陆的三国联军。可在选锋队眼中，奇兵队靠的是骚扰，算起硬碰硬的实力，其依然不入流。
可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的这场“葵祭之乱”中，事实证明，选锋队可比奇兵队差远了：
拿着少量鼻烟壶、大量米尼前膛枪、配有拿破仑前膛炮的选锋队，从开战到溃败，根本连伏见街道都没冲破；
反倒是奇兵队，尽管手里连青铜炮都没几门，但凭着手里的滑膛枪，居然生生杀入京都的下京。
当然，事后各方分析，这可能也并非选锋队之过——面对“扶桑第一强兵”，白主藩兵用的可是连珠枪、机关炮和后膛大筒，这谁打的过啊！
可尽管如此，大家也无法否定奇兵队的战绩，毕竟人家靠手里的滑膛枪，居然一度压过对面的会津兵马。要知道，会津兵手里可是有鼻烟壶枪和拿破仑炮的，双方军械同样有代差。
而且，从人数上看，选锋队和奇兵队的对手更是比例悬殊：
选锋队是一千人打白主八百，是以多打少还被一击而溃；
而奇兵队呢，近乎一千人打一万，对手开始是两千会津兵，后来桑名、彦根藩、阿波、备前、因州、米泽等诸侯兵马一拥而上，恐怕连神鬼面对这种局面，也无法逃脱败亡的命运。
不过呢，长州奇兵队和选锋队战力的孰强孰弱，只是这场“葵祭之乱”引起的一个话题，而震惊扶桑乃至惊动西洋诸国公使的，却是此战引起的种种争议：
首先呢，很多人对长州以卵击石表示难以理解。
事后根据有心人统计，当时在京都的有八十多家诸侯。
其中，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会津兵有两千，新任京都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的桑名藩兵有一千多，受幕府命令守备近畿的彦根藩有兵马一千。
再算上将军家茂上洛带的两千幕兵和一千白主兵,光这
些，幕府方面在京都就有七千兵马。
要是再算上外围的大坂定番、大坂加番和附近诸侯，那这么算下来的话，长州以两千正面挑战数万，莫不是疯了不成?
其次，京都各方在葵祭之乱的表现也颇为可疑。
本来呢，事前说是扶桑皇帝要亲自出席葵祭。
可实际上，等正式典礼的之前，公卿和诸侯们才惊讶的发现，御辇里空无一人。这时关白二条齐敬才慢吞吞地告诉大家，因故扶桑皇帝来不了，这次临时由他代理祭祀。
问题是，征夷大将军的马车也是空的。
另外呢，六位国是参与，庆喜、庆永、容保加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其实也一位都没到。
而且不光这些人没到，新任京都所司代的桑名松平定敬、受幕令守护京都的彦根，上洛兵马稍多的阿波、备前、因州、米泽、淀藩等等，其首脑全部未到！
因此呢，当京都四处火起的时候，出席葵祭的所有人都知道有大事发生。
不过呢，春江水暖鸭先知，之前京都内外就充斥着紧张的气息，各家都在拼命约束人手，如今这不过是图穷匕首见，倒也没啥可大惊小怪的。
虽然如此，可事后大家发现，“葵祭之变”中，除了攘夷浪士外，近乎所有人都站在了长州的对面，这件事呢，还是引起了惊叹：
“本来意见不一、立场不同的各家，居然能一致合力怼长州，这件事不管怎么想，都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可不接受也不行啊，毕竟事实如此。
尽管事后，公卿西园寺、“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的谋主藤田彪，两人被发现为在长州营中为乱兵所杀，但一句“受命前往安抚，可惜未成反被残害”，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至于为啥浪士在京都四处纵火时，有相当多的各家藩兵，自发前往将军家茂驻跸的二条城附近，当时剑拔弩张，这也肯定是误会啊。
甚至政事总裁庆永的越前福井藩，有五千兵马突然出现在京都，这是从琵芭湖西岸急行军到京都，还是早就埋伏好了，这些也不必深究。
反正呢，尽管长州丧心病狂以卵击石，虽说京都当时兵乱叵测难言，可结果却是一团和气：
到最后，近乎所有在京的势力都参与了打击长州，可怜长州两千人，战死的战死，被抓的被抓，几乎没有漏网之鱼。
事后，“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松平定敬三人为朝廷大加褒奖。
而击溃长州主力选锋队的白主松平家，也荣耀异常——家主茂敏从不伦不类的“南桦太守”被提升为正四位下的“兵部卿”，而笔头家老堀直秀，也官复原职“安房守”。
之后在收拾残局的五月初，又有一条喜讯传来：
长州家主毛利庆亲“幡然悔悟”，在前侧用人吉田矩方、前佑笔麻田公辅、前大目付长井时庸、前前奇兵队总督高杉春风的“协助”下，以留守的奇兵队为骨干，开始尽除藩内的激进攘夷派。
至于落难长州的朝廷七公卿，尽管病死了一个，可中山忠光，在前一年天诛组之变事败不是偷偷跑到长州了么，于是这又凑成了七个，都被抓了，和毛利父子一起，乘船上洛请罪——是长州通告，大家这才知道，原来生野举兵的泽宣嘉，也偷偷溜回长州了。
说起这个，公卿、诸侯无不惊惧：
本以为四月“葵祭之变”后，长州和幕府还要做过一场。可没想到，长州居然就自己垮了。
这怎么可能呢？
长州神道昌盛，上下武力攘夷氛围浓厚，虽说精兵都拉出来参与“葵祭之变”，可破船还有三斤钉，考虑到吉田矩方等人之前又失势了，这翻盘也太容易了吧?
可后来等六月初毛利父子、七公卿在大坂上岸后，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护送的是萨摩、佐贺、筑前福冈三家的战船啊！
这下子真相大白，说不得毛利家这场变动，是岛津、锅岛、黑田三家在外发力
，吉田等人在内呼应，这出兵空虚又被内外夹击，难怪毛利家垮的这么快。
其实呢，这真是个误会，三家诸侯是派兵了，可主要原因还是毛利家在“葵祭之变”中败的太惨，这心气没了，加上吉田、麻田长井和高杉等人蓄谋已久，这才一战成功。
此时，因为“葵祭之变”的发生，将军家茂、六位国是参与及各家诸侯，全都留在京都未走。
这长州国主毛利父子加七公卿上洛请罪，大家商量着怎么论罪好了：
七公卿呢，因为被扣了传假敕旨的帽子，所以“葵祭之变”加以前的问题数罪并罚，免官、出家且流放北地虾夷。
相比他们而言，毛利父子的处罚就轻多了。
因为过去“被家臣蒙蔽”，后来又“幡然悔悟”，在将军家茂等人的坚持下，两人并未受到实际的责罚。
不过对此大家都没啥可说的，这不处罚可比处罚很多了：
如果处罚了，不管多少，这也算同甘共苦，日后未必没有翻转的希望；
可这不痛不痒的就是说了几句，毛利父子就坐蜡了——同盟的公卿没落好，奋战的家臣死的死、贬的贬，就你俩挑头的啥事没有。这长州内部怎么看、外人怎么看，以后如何取信于人啊!
至此，将军家茂上洛的大事完全解决，对外减税、暂停横滨锁港，被各方捏着鼻子忍了；三国炮击下关的变动，也因为长州自乱，这事也自动解决了。
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底，将军家茂、政事总裁庆永、国是参与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尽数离开京都，留下“一会桑”稳定近畿。
“一会桑”嘛，指的是“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京都守护”会津藩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桑名藩松平定敬。
到了这时，扶桑政局已经明朗，过去的纷争终于被做了一个了断：
激进攘夷的长州彻底转向，武力攘夷的各家也偃旗息鼓，只有号召开国的幕府及其盟友大占上风。
至于幕府的“十年攘夷”计划，有减税和暂停横滨锁港的例子在前，那是否还进行下去就只有天知道了。
按理说，扶桑攘夷风潮的高涨，来源于开埠后的物价沸腾——尤其是粮食，幕府这么明目张胆地延迟攘夷，那还不闹出大乱子来。
可实际上，乱子是有，但各家各地都没闹起来：
事后各方才发觉，就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葵祭之变”前，幕府、白主、陆奥乃至越前、萨摩、佐贺、筑前福冈、土佐、宇和岛等各家背景的商船，开始大举运粮到各地。
这粮食一多，物价就被平抑，而民心也自然稳定。
可这么多的粮食怎么来的？
幕府对外宣称的是，箱馆打通了和米人的太平洋东部航线，北米粮食自然就源源不绝。
可这糊弄百姓、町人还成，诸侯对此都不予置信：
虽然米人因南北之战在扶桑的商人少了，可少了不等于没有啊！
打听过了，这北米是盛产小麦等，可这箱馆来的粮食，其中夹杂了大量稻米，这不是睁着眼骗人嘛。
考虑到幕府在今年的二月到四月，曾派“健顺丸”访问中华松江，因此大家都觉得，这是幕府掩人耳目，其实这批粮食有来自中华的稻米。
可据各家扫探，和历六月西洋历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中华长发之乱初平，这中华百废俱兴，哪有大批粮食出口啊。
而且呢，运到北地箱馆不是运到九州、大坂，这样的航线也有蹊跷啊。
但不管怎样，手中有粮不慌，只要有源源不断地便宜粮食，幕府说这是北米的，那就北米好了。
扶桑政局的动荡，根源来自各方的忧虑，靠着能提供大量粮食，表现出解决时艰能力的幕府，顺利渡过了元治元年（1864年）的危局。
而经历了文久三年（1863年）至今的探索，小栗忠顺首倡的西洋式殖产兴业，也开始显露出了活力。
第四十七章 财阀和后起之秀
“就这样答应他了，真是不甘心啊！”
听到这句话，山井高福不由自主地看了齐藤专藏一眼，心说，要不是你不得力，今日我焉能受如此羞辱。
傍边的山井高遂看高福面色一沉，立马跳出来打脸：
“混账！作为分店番头，你怎么敢质疑家主的决策！”
看高遂这样做，山井家主高福哭笑不得——高遂、专藏两个人还有侥幸心理，一个试图垂死挣扎，而另一个则是五十步笑百步，希望踩着别人脱身，可惜啊，算盘都打错了！
专藏作为江户越后吴服屋的番头（掌柜），在洋布大举入侵扶桑、丝绸价格不断上扬的情况下，将家中的脸面——江户乃至扶桑首屈一指的吴服屋，经营的日渐凋敝甚至入不敷出，这不是**裸地打山井家的脸嘛。
而高遂呢，更过份！
他作为山井十一家中的本家，被委以重任，负责全扶桑山井家的“两替商”钱庄生意。
结果如今不但生意萎靡，还放过了“贷放金御用所”这样鸡生金蛋的生意：
幕府在横滨劝业银行成立前，曾经向作为“御用为替方”主力的山井家征求意见。可以高遂为首的众人，以与洋人贸易风险太大、替扶桑商人担保得不偿失为由，坚持拒绝入股合营。
虽然，因为几十年前吃过大名贷的巨亏，当时搞的山井家差点分崩离析了，因此一向谨慎的经营风格没错。
可如今横滨劝业银行做的风生水起不说，而且地位日趋重要——不但牢牢控制了与洋人贸易的各家扶桑商人，而且亦然变成了幕府和诸侯之间的重要纽带。
这和大名贷那种坑爹的生意能比吗？！
高遂纯属因噎废食，不但导致幕府和山井家渐渐疏远，而且如今横滨劝业银行扩大规模，已经开始在长崎、箱馆设立分店，如今山井家的钱庄生意，已经显露出日薄西山的模样。
这两人将祖业败坏如此，以前呢，山井家也无计可施、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所以只能放任自流，由着这两个人折腾。可现在委屈也好、奉承也罢，到了今天这般田地，这两个固执守旧的，还是早早替换掉为妙。
想到这里，山井高福也有点心虚：
与其说这两人也不济事，倒不如说整个山井家都犯了大错。
自从六年前扶桑三港对外开埠以来，谁能想到，这和以前与兰国、唐人通商完全不一样呢！
以前是限额贸易，长崎生意被牢牢把持在包括山井的几家手中。
可如今洋船遮天蔽日的到来，而且洋商不讲商德，只要有利可图，阿猫阿狗都可以与之交易，反而如山井家这样的巨商，因为船大难掉头，从而失去了往昔的地位，这找谁说理去啊。
不过呢，自从延宝元年（1673年）创立江户“越后屋吴服店”之后，山井家随着生意的扩大，这风霜雨雪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光算动摇根基的大事，就隔几十年总要冒出来一两桩！
说起来，如今山井家远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这不，小野村利左卫门亲自带人上门拜访，足见山井家根基之深，这幕府推行新政，那是完全离不开自家啊。
想到此处，山井高福也没啥愧疚的了：
自己作为总本家，谨慎些是理所当然的， 而手下这些混账呢，只会犯错！最后还不是要自己出面收拾残局。
既然不能随机应变适应新时代,那早点退位让贤不就好了。
想到此处，高福不禁有些出神，这次登门的小野村利左卫门，作为豪商中的后起之秀，不光本身才干非凡，还和江户南町奉行小栗忠顺、勘定奉行堀直秀关系亲密，是不是
要加深关系，找个山井家的女儿嫁过去做侧室呢？
可利八哪里知道,自己还有飞来的艳福，此时他正坐在借来的小栗家马车里，为顺利压倒豪商首领山井家而样样得意呢：
“宽太我告诉你，就任江户町奉行的家主，要复兴江户市井，这些豪商又不是没好处。
因此呢，你我只要出面这么一说，哪有人敢不配合啊。”
微微一笑后，喜事重屋宽太连连点头附和。
不过呢，他心中可不完全赞同，要是有把握，你利八何必非要借小栗家马车虚张声势呢。
但事情办成了，这点瑕疵就别扫兴说了，毕竟这事也和他大有关联，他和利八一样开心：
如今是庆应元年（1865年）六月。
自从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三港开埠以来，洋布、洋纱蜂拥而入，而生丝、丝绸、茶叶外销不断扩大。
按理说，输入的洋布、洋纱售价低廉，输出的生丝、丝绸、茶叶价格高涨，这对扶桑应该是好事。
可问题是，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在洋布、洋纱冲击下，江户町人、百姓反而更加困苦了——衣服的价格开始是降了，可开埠以来物价飞涨，这如今衣服的价格，反倒超过了从前！
据说是因为生丝、丝绸、茶叶价格不断高涨，各地改良田为桑园、茶园，导致产出的粮食日益减少。
而民以食为天，这粮食一上涨，那所有货物的价格都开始跟着上扬。
另外，这纺纱乃是普遍营生，在町人、百姓乃至普通武士家中，这纺纱都是补贴家用的常见活动，可如今嘛，几乎都废止了——因为赔本，连木棉（棉花）都不种了，那纺纱根本不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嘛。
可这些和宽太有啥关系呢？
关系大了。
宽太是喜事重屋的番头掌柜，而喜事重屋呢，则是江户最大的行商店，负责走街串巷的货郎，足足有上千人之多。
这町人乃至普通武士没钱了，生意如何做的下去。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文久二年（1862年）幕府进行了革新，放宽了参觐交代的限制，导致诸侯各家纷纷撤离江户。这有钱的武士老爷们都跑了，江户经纶就更加一蹶不振了。
幸好呢，喜事重屋是从枣屋组演变来的，这上门有人啊。
枣屋组背后的呢，是原箱馆奉行堀直秀大人，如今更是国主格的诸侯白主松平家，所以路子野的很：
自从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三港开埠以来，喜事重屋就被提点，要求其收拢江户的手工品，然后自有人联系洋商收购。
而且呢，自文久元年（1861年）起，喜事重屋就被要求，大量买进洋布、洋纱，然后制取洋服及绷带啥的。
喜事重屋是江户最大的行商店，和町民、职人手艺人联系实在太深。
这各家各户在包销的承诺下，替喜事重屋做工，然后他们再用赚到的钱，换取喜事重屋的各样货物，实在是皆大欢喜。
可问题是，以山井“越后屋吴服店”为首的行会组，对此横加阻拦。
这个借口嘛，一是说喜事重屋鱼目混珠，做出的东西品质太差，不但平白败坏了大家的名声，而且给扶桑丢脸；二一个，则是谁给喜事重屋做工，那各家吴服店就联合起来抵制他——继续开店是开不成的，甚至连和此事有关联的雇工也要被辞退。
要不是喜事重屋背后的枣屋组也根深叶茂，喜事重屋早就被逐出江户了。
今天宽太跟着利八拜访山井家，得到的承诺就是喜事重屋可以放
开经营，因此宽太能不高兴嘛。
当然了，利八不是光为了喜事重屋，他是受了背后小栗忠顺所命，小栗新上任江户南町奉行，这复兴江户，就要让更多的人有生计，哪里离得开钱财。
他拜访山井家，除了喜事重屋的事，主要是为了让山井家能多放贷给各家商人——尽管小栗发布了法令，可抚慰各路龙蛇、讨价还价，那就得利八这样的小栗家御用商人出面了。
这山井家可不简单，不光是执扶桑钱庄牛耳 “十人两替”的一员，土仓（当铺）、吴服、酒屋、米粮等无不涉及，其影响极为广阔。比如其麾下的江户越后吴服屋，就是扶桑名副其实的吴服屋一番！
据说其店伙加起来，在全扶桑足足有上万人，至于跟着山井家混饭的，更是几倍其数。
按利八从小栗忠顺、堀直秀听来的话，山井家这样的，麾下有两替商钱庄、各路商铺，又把控了产地经营、流通和生产，那就是赫赫生威的财阀！
这样的大商家，其平日里的实力，足以匹敌十万石的藩主——这还是以前，如今扶桑动荡，山井家这样的实力派，那就更了不得了。
想到此处，利八不禁咧嘴笑了，这么算，他自己也是财阀啊。
想到接下来的安排，利八的腰杆立马直了：
不光是山井家，其他豪商首领，也得利八一一亲自拜访，扶桑是人情世道，这面子、里子两面光，才是做事稳妥。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财阀一代目的利八，如今能和这些老财阀家主平起平坐，那传出去，也是平添光彩——这也是利八如此热衷此事的原因之一。
他虽然得了小栗家的赐名，有了“小野村利左卫门”这样与武士一般无二的苗字名前，可实际上发家不过二十年的他，在名望上哪里比得上这些传承数百年的豪商！
利八如今可是扶桑数得上的大粮商，又是江户有数的两替商，他尚且如此，宽太就更不堪了。
因此，山井家的拜访完毕，见其它事不关己，他恭维完利八就想溜。
可利八哪里肯放他走：
“你老兄可不能这样，走过了就用后脚根把洞拿沙子盖上，这不可不行。
喜事重屋是有名的经纪，与洋商往来的各家，做生丝的小野组古河市兵卫，龟屋的原善三郎、吉村屋的吉田幸兵卫、丁子屋的衫村甚兵卫、近江屋的前川太郎兵卫，等等这些人，我还指望你引荐呢。
再说了，勘定奉行直秀大人，当年我也有幸结识。你要是不帮忙，那我可请直秀大人出面转圜了。”
对此宽太只有摇头苦笑，他和利八不同：
利八自己是支配人，生意就是自家的；可他只是喜事重屋的番头掌柜，背后的支配人是枣屋组。
因此这做啥说啥，尤其是与各家豪商勾搭，他真的不敢越雷池一步。
所幸，利八让他做的事，上面早就有所吩咐，所以他假装为难一番后，就遂了利八的意。
随后，这两个豪商中的后起之秀，不但拜访了最近几年才靠洋商发家的各路经纪，而且还继续拜访了安田家、江户十组问屋这样的传统豪商首领。
同时呢，不光是他俩，幕府维新派各家的御用商人，他们也都纷纷出面，和江户各路豪商一一勾搭，力图重振江户的繁华。
从去年起，因为大量粮食涌入而给大家带来的信心，慢慢转换成各路商家的积极行动。
而随着这股商业复兴的风潮，扶桑开始着手解决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
农业国度和完成初步工业化的西洋诸国，这两者之间的贸易，如何才能平衡？
第四十八章 鹿鸣馆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庆应元年（1865年）六月，竣工不久的横滨鹿鸣馆里灯红酒绿，西洋人要么在翩翩起舞，要么在高谈阔论。
但无论是跑到远东淘金的商人，还是驻横滨的各国公馆人员，即使他们在寻欢作乐时，也紧紧地盯着宴会中心的动静——没办法，英吉利、佛兰西和米人三国公使聚在一起，这三个人的任何重大决议，完全可以影响自己的身家和前途。
“出乎意料，鹿鸣馆建的还是不错的。”
听了米人新任公使范德比尔特的话，佛人公使罗修斯，他的脸色立马黑了下来，米人什么的，最讨厌了！
鹿鸣馆是建的不错，纯粹的西洋二层公馆，撒丁糅杂英伦风格，不能说美轮美奂，那也是富丽堂皇，足见扶桑幕府的用心。
可问题是，这玩意建成了，可驻屯横滨的事就黄了啊：
1863年6月25日（文久三年五月十日），扶桑长州藩炮击途径下关海峡的米人商船“彭布罗克”号，开启了扶桑武力攘夷的第一炮。
7月3日，英佛公使联手，获得了江户幕府的同意，“鉴于动荡，两国将在横滨驻军，以卫侨民安全。”
可问题是，当年英吉利代理公使尼尔就变卦了，他居然在年末时同意，鉴于扶桑幕府的和平诚意，可以用建造一所会馆，替代原本的大规模驻屯用的兵舍。
据说，这个没远见的决定，当时就把贝尔库特，自己的前任佛国公使，气得七窍生烟。可奈何英人势大，尼尔不肯改主意，那这事就只能如此了。
等自己1864年4月达到扶桑后，同样对此事跟耿于怀。
可等好不容易才说服之前休假回来的英人公使阿礼国后，事情又起了变化——当年5月，扶桑内讧，在京都发生了“葵祭之变”。
虽然规模不大，可扶桑各方尤其是什么白主兵，显露出非同一般的战斗力。
本来，对此罗修斯是嗤之以鼻的，这群小矮子，为了面子吹嘘，能有啥真材实料。
可问题是，1864年8月，回转江户的白主兵，带着幕府新军，一个月就扫平了作乱四个月之久的水户天狗党。
当然，天狗党烧杀抢掠，失败甚至速败都不足为奇。
可之后白主兵继续警戒横滨，这有了亲眼所见的机会，罗修斯才大吃一惊——连发后膛枪、气密性极好的后膛炮，这它么的莫非是逗我！
之前结束的亚罗号战争，1860年9月的八里桥之战，英佛联军可是吃了大亏。
如果算上再早点的瑷珲之战，1860年5月，拿着线膛枪的唐人，可是把鲁西亚的远东入侵军打的落花流水。
因此，各国都公认，如果人数和军械都没有优势的话，再面对人海和骚扰战术，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噩梦。
于是呢，没了武力劝说（讹诈）的底气，别说英人公使阿礼国转而退缩了，就算罗修斯自己，也不再威逼幕府了。
结果呢，代替联军兵舍的横滨鹿鸣馆，就这样一天一天建成了。
想到此处，佛人公使罗修斯将目光移开，从米人公使小范德比尔特，转移到英人公使尼尔身上。
尼尔是接替前任阿礼国来扶桑的，上个月才到。
卷土重来的尼尔，正兴致勃勃地和小范德比尔特交流，两人说的是，与扶桑文化交流、商业合作的屁话。
这鹿鸣馆正是尼尔的得意手笔。
如今它正式开业后，给在横滨寂寞难耐的各国人等提供了一处安乐窝。尤其是酒水饮食，因为有扶桑幕府补贴和各路商人报效，加上各国公馆人员的参与，这里简直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名利场。
“华美的笼喂不饱鸟。”
罗修斯听到这句话很是高兴，鹿鸣馆也好，英米与幕府的亲近策略也罢，说到底，大家都是面合神离，只有利益才是决定性的，可区区一介岛国，拿出啥才能满足两个强大国度的胃口。
不过他转头一看，顿时没了兴趣：
原来，凑到他身边的是，鲁西亚新任公使彼罗夫斯基。
这个粗鲁的家伙，在1860年结束的亚罗号战争善后中，挑拨不成，反而被英吉利扶持清人压制，连乌龙江口的庙屯，都成了各家共管的开埠之地，导致鲁西亚丧失了这条生命线，彻底失去了在远东扩张的机会。
可如今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在沉寂几年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驻扶桑公使。
说实话，如果是别的鲁西亚人，罗修斯可能还有兴趣勾搭一番：
1861年，鲁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他宣布废除了全鲁的农奴制。经过剧烈的动荡，从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一蹶不振中，鲁西亚开始了浴火重生。
这些年，鲁西亚重新积蓄了不少实力，由此展开了新一轮的扩张。
1863年，亚历山大二世毅然出兵镇压了大poland起义，将1795年第三次瓜分poland的土地，变成了鲁西亚的一个行省。
1864年，从1856年开始增兵的高加索，终于扫清了所有的抵抗，被彻底并入了鲁人版图。
同年，鲁军开始攻打浩罕国，开始正式在中亚大规模扩张。
就连1861年开始至今的米人南北之战，不甘寂寞的鲁西亚，也派了两只舰队访米表示支持北方，显示了重回世界中心的姿态。
尽管鲁人的实力有所恢复，但就算不考虑到目前英佛一致的立场，罗修斯也真的不能和鲁人走的特别亲近：
在米人南部的邻居墨西卡，奥斯马加出身马克西米连大公成了皇帝。而马克西米连的成功登基，则是佛兰西出兵支持的结果。
而鲁西亚支持的米人北方，对此极为不满，曾经多次抗议。
罗修斯自忖，如果自己和鲁西亚接近，就算扶桑是个极度偏僻的所在，不会引发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不满，但彼罗夫斯基是个交涉界公认的耻辱，这样的废材，就算联合起来又能有啥用呢。
可佛人公使的冷淡，根本没被典型的鲁西亚人彼罗夫斯基注意到，他继续喋喋不休：
去年结束的普丹战争（1864年），普鲁士和奥斯马加联手，侵占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
对此，英吉利行动缓慢，因此没有阻止成功。而佛兰西受限于英吉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普鲁士耀武扬威。
因此呢，佛兰西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要盲从于他人。
听到这番话，罗修斯差点笑出声来：
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你家皇帝亚历山大二世，他力图恢复鲁、普、奥三国联盟。你在这里和我评价普丹战争的得失，难道还准备对付准盟友普鲁士不成？
想到这里，他越发觉得对方智力低下兼面目可憎，于是致歉一声，就端着酒杯就往英佛公使得圈子走去。
发现罗修斯的到来，谈性正浓的小范德比尔特，立马出声招呼：
“阁下觉得，更多的扶桑人到我国参与太平洋铁路建设怎么样？”
这谁不知道，范德比尔特家族是太平洋铁路的大巨头，为了和另外几方竞争，大量引入华工、扶桑工推进进度。
我说不怎么样，你家难道就不找人了么？
按捺住腹诽，罗修斯面带恳切的建言：
“扶桑人体弱矮小，难堪
大用。这样的大工程，还是使用自己人的好。”
“比如苏伊士运河哪样？”
听到这句俏皮话，围绕这几位的人群哄堂大笑。
1862年，米人北方官府签署了《太平洋铁路法案》，1863年1月，开始正式建设横贯北米大陆、联通两大洋海岸的的运输干线。
而苏伊士运河呢，则是由佛人公司在1859年4月开始兴建，试图直接沟通地中海与红海，将欧罗巴德大西洋沿岸各国到天竺缩短5500—8009公里，将从地中海到天竺缩短8000—10000公里。
虽然此时欧罗巴各国都在大兴土木，搞铁路建设，可此时只有苏伊士运河和太平洋铁路是焦点——没办法，工程量太大了，不关注不行。
可相对太平洋铁路，苏伊士运河的建造更加受人诟病：
从1859年一开始起，佛人主导的运河公司就被世人多加诟病，工资低、伙食差，医疗和劳动保护近乎没有，甚至强迫当地的阿里王朝抓壮丁。
1863年，大量当地劳工因伤寒去世。而今年1865年，霍乱又开始集中爆发，预测死亡人数甚至将超过1863年。
对这种悲惨的现象，佛兰西人一直甩锅，分辨说，佛人已经竭尽全力保障了，这是因为当地人难堪大用、不遵守纪律且不注意卫生。
现在有人提起苏伊士运河工程，就是为了特意讽刺佛国公使。
小范德比尔特虽然是个纨绔，不像哥哥威廉那样在商业上精明强干，但他的交涉技能可不弱，因此他把要说的话缩回去了。
他本来想说：
1864年扶桑第一批劳工到达后，和华工一样表现非凡，吃苦耐劳，而且在妹夫泰格的管理公司帮助下，非常注重纪律和互助，死伤的情况很少发生。
因为工程进展极快，吃到甜头的管理者，已经建议再从扶桑招募3-4万人。
可要是这么说，不是**裸地打佛人公使的脸么。
虽然作为米人首屈一指的富豪家族成员，他原本不用怎么在乎佛人怎么想，可如今自己受哥哥威廉刺激走入政坛，那做事就要谨慎些了。
毕竟虽然今年的4月9日南方已经宣布投降，可南北之战中，双方加起来光战死就有62万人，伤残的也达到了近百万人，这可都是米国自己的青壮啊。
而且很多地方被打成一片废墟，此时正是舔舐伤口的时段因此，对外还是要暂且展示温和才好。
因此小范德比尔特打了个哈哈：
“听说，扶桑人如此卖力的原因是，他们准备靠劳务输入来平衡收支。”
听到这句话，在场的都笑了：
1863年，各家输入扶桑的商品就达200多万英镑，而同期的输出，也超过了100多万英镑。
这过了两年不说，扶桑又彻底放弃了锁港，这差额应该更大。
光靠劳工输出，这补的上缺口么？
可在嬉笑中，谁都没注意到，小范德比尔特若有所思。
他想的是：
因为太平洋铁路途径沙漠和荒原，又有印第安人和匪帮的袭扰，最高的扶桑劳工工资是每月30美金，折合6英镑多。
那一个人一年就是70多英镑，如果真招募3万人，那岂不是一年要200多万英镑。
这么算的话，扶桑的贸易缺口不但补上了，说不定还有赚头！
不过杯筹交错、裙角飞扬间，他很快就把这个念头忘到脑后了。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间，扶桑维新的路慢慢展开，而西洋诸国呢，却因为轻视自大，对此几乎毫无察觉。
第四十九章 天下总代官
“怕了吧。”
听到直秀还有心思调侃，小栗忠顺不禁被气得火冒三丈。
但自从去年庆应元年（1865年）春，他因为提议“原领奉还”而被明升暗降，从勘定奉行、外国奉行转任江户南町奉行后，脾气已经收敛了许多。
因此小栗在哼了一声后，就静待直秀下文——要说不出一二三四，我就让道子找英子告你的黑状，让你后院葡萄架彻底倒掉！
直秀看着好友着急的神色，不禁长叹一声，要不是相交二十余年，他真的会以为对面是个戏精：
扶桑皇帝挂了，关你个江户南町奉行毛事！
另外老弟你都这样了，被人从新政革新的“又一”先锋上搞下来了，还考虑辣么多干嘛。
想到此处，尽管觉得好友傻，但直秀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
庆应元年（1865年）春，小栗忠顺在两年前提交《扶桑殖产兴业建白》后，又悍然上书幕府中枢，提出要“原领奉还”。
啥叫“原领奉还”？
幕府的旗本不是有世袭石高么，大家手里都有知行状安堵书。可幕府二百年来不断收权，到了今日，五百石以下的旗本，领地其实早就没有了，都是代官在管理，每年坐等着分米也就是了。
而且，就算五百石以上的直参旗本，因为所有旗本都被要求居住在江户，除了奉公任务不得离开，也有好多将领地委任代官管理的——天南海北的，自己又不方便回本领，与其让家臣折腾，反倒不如交给幕府，旱涝保收不是。
小栗提出的“原领奉还”，就是要把这些旗本知行地都奉还原主，该谁家的地，那就让谁家管理。
此建白一经呈上，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但一万多旗本中，大多数都对此极为愤怒！
其实小栗在建白中说得很清楚，“原领奉还”有几个好处：
第一，因为物价沸腾，御领各地实有骚乱。
所以呢，大量旗本回本领后，幕府在地方上的人力、武力增加，可以起到安定四方的作用。
第二嘛，则是旗本在江户大多浮华相竞，失去了武家风骨。
这回乡，就算不能立马振作，但开始经营自己的领地，这用心之下，总能学点什么有用的东西吧。
最后，小栗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从天保革新（1841—1843年）、安政革新（1854—1857年）、文久革新（1862-1863年），直到元治元年（1864年）正式开始的殖产兴业，幕府多次要求缩减冗役和节俭财政，可都因为旗本聚集江户的原因，导致步步维艰。
小栗说的对么？
最起码。直秀等维新派幕臣是觉得没错的。
如果类比的话，武士这个扶桑特产，和西洋的贵族老爷、清人的八旗子弟，那基本没啥两样。
架子大、排场多、浮华相尚，就算不能说所有旗本都这样，但十成里八成是跑不掉的。
而且因为基数大、人脉深厚，尽管幕府多次革新中都提到了选拨良才，可最终，大部分的役职还是落入这些人手中。
其实不给这些纨绔役职也不行，一万多旗本，加上数倍于此的子弟，又都喊着自家数百年为德川家流过血流过汗，不但情理上不好推脱，而且从程序上也说不过去——不从武士顶层的旗本中选取役职人选，德川家根基不就动摇了么，天理幕令何在？
当然了，如今西洋大举侵迫，有能力的御家人甚至普通町人、商人、职人、百姓都有了出头之日，比如直秀这样的二半场，不也青云直上了么。
但是呢，一条臭鱼就能腥了一锅汤，何况这锅里臭鱼还比鲜鱼多，因此这啥事都难搞啊。
小栗对此忍了很久，实在是忍无
可忍了：
当年作为长崎奉行，他主持了“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密贸易，当时盈利了255万天保金小判之多，折合如今的万延小判金850万之多！
就算变成英镑，那也是205万，这能干多少事啊。
可最终呢，尽管当时的大老井伊和小栗等人严防死守，可还是有三成五被巧立名目挪用了，补贴的就是各路旗本人家——有钱不得可劲造啊，多发点赏赐、手当金啥的，多让几个子弟出仕，多盖几个宫殿、多开几项普请工程供各路神仙卡油，这钱不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再加上当年大老井伊为了平息与鲁人的争端，交接英佛加赔款，一共花出去100万天保小判。
可怜辛辛苦苦，甚至开埠在即、不惜引发金银铜三货动荡才搞到的这笔钱，结果到文久元年（1861年）十二月，自己带队出使欧罗巴，准备买战船买机械的时候，就仅仅剩下了二成多，折合英镑才不到50万！
就这，最终落到使团手里支配的，才不过10万英镑，这不是搞笑么——就算十不存一，那应该是20万英镑啊。
而且，之后这种事越来越过份。
后来的文久革新建立的幕府新军，以步枪上的刺刀为例，三分之一的采购费用，居然是给幕府经办武士的回扣，结果所有的刺刀都是粗制滥造，根本不能用。
可帮自己调查此事的好友大目付驹井朝温，居然愣是被转任了，此事后来也仅仅处罚了几个小卒子，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 “葵祭之变”后，大占上风的幕府加快了殖产兴业的步伐，因此小栗忠顺更不能容忍这些尸位素餐的旗本：
为了筹集款项，幕府不但向各家豪商摊派，甚至还增加了町人、百姓的赋税。
而且为了联合诸侯，很多项目也向他们打开口子集资。
这要搞砸了，首倡此事的小栗家粉身碎骨不说，恐怕幕府的根基也要被大大地动摇。
因此呢，小栗才上书要求“原领奉还”，希望借机清退大量的冗役提升效率，同时也减轻幕府的人员支出。
当时直秀苦苦劝阻，可好友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愣是没拦住——小栗他老爹忠高气得大病了一场，差点没挺过来。
结果呢，小栗是爽了一把，可之后就被从勘定奉行调任，虽然江户南町奉行的位置更高一点，但明升暗降谁不明白啊。
要不是顾忌他是殖产兴业的领军人物，恐怕小栗早就被打入另册了。
而且这件事，也引发了很多幕臣对殖产兴业搞维新的警惕。
再加上前一年“葵祭之变”后，幕府在明面上重新占据了上风，这艰难时局过去了，难免有人另起心思。
因此此事后，维新派开始由春风得意变得被动——所谓的维新派，就是文久三年（1863年）《扶桑殖产兴业建白》被正式提出后，扶桑各方对支持此事势力的称呼。
维新派首领，政事总裁庆永，从此开始失去一言九鼎的地位，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下面的人阴奉阳违，他多数时也无可奈何。
本来“葵祭之变”后，将军家茂对维新派信众异常，幕府内部也对维新派寄予厚望，导致当年的局面非常之好：
一直坚定支持幕府的“国是参与”岛津齐彬，被幕府任命为第一位外藩“大佬”，在公武合体之后，开启了幕藩合体的道路。
而政事总裁庆永的谋主横井时存，他提出的进奏院设想，也被顺利通过。从此，各藩都可以派遣有力人士，在江户参与治政议论。相比之前浮于表面的幕藩大评定，这进奏院，可是让诸侯尤其是外样的声音大了许多。
而且呢，幕府还开始大刀阔斧地破除藩篱，邀请诸侯推荐英才俊士担任中低级役职。
比如直秀的勘
定奉行，就是这么来的。
选直秀呢，也是因为他身份特殊：
原本直秀就是德川家的大身旗本，后来虽然儿子茂敏以白主松平家的身份立国，可作为传统的优容手段，他大身旗本的资格被幕府保留了下来。
虽说直秀这种勘定奉行，主要工作是协调诸侯各家配合幕府殖产兴业，不但很多机密不得与闻，而且得自带豆包——白主松前家给幕府的献金献礼，这些费用可比直秀拿到的役料高多了。
但不管怎么说，直秀作为事实上的“御连枝大名”陪臣，能深入参与幕政，无疑是幕藩融合的开始。
不是有句俗话么，万事开头难、千金买马骨。
尽管谱代甚至外样大名的陪臣，当时还没有谁能做到直秀这样高的位置，但当时大家都相信，幕府提议的扶桑一致，看起来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甚至因为直秀是别样的勘定奉行，除幕府御领之外，负责协调全扶桑各地的经纶，当时还有人称直秀为“天下总代官”。
当时的局面好到什么程度，与幕府接近的诸侯，甚至在进奏院中提议，尽早撤销各家的关所，扶桑内部各家不互相征税！
但因为庆应元年（1865年）春，小栗忠顺提出要“原领奉还”，这样的大好局面开始受到抑制：
首先是，幕府内部开始对维新派提高警惕。
如政事总裁庆永的威望下降，不过是各种各样不配合的代表而已。
其次，很多幕臣开始排斥外来的役官。
这些幕臣，以非旗本不能保证忠心为名，开始排挤少量进入幕府的各家陪臣。
而且呢，打击面很广，不但外样诸侯的陪臣不得烟抽，连亲藩、御连枝及谱代的陪臣出身的，也开始被各种歧视。
至于吸引新人进幕府治政，那更是变得难上加难了。
比如，日进斗金的横滨劝业银行，本来总裁是庆永的心腹三冈八郎。
可在有心幕臣的操作下，居然通过豪商新入股的形式，居然架空了三冈——难为这些人，居然搞清楚了西洋董事的概念，导致三冈被各路神仙组建的董事会搞的焦头烂额。
至于幕藩合营的横须贺制铁所，倒是逃过了一劫。
这是因为，1867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初显端倪，从1864年开始，英人大举压迫米人造船业。
因此呢，范德比尔特家族开始收缩船舶制造，在劝说下，将两个船坞和大量机械转到扶桑，开始陆续卖给横须贺制铁所。
作为米人公使小范德比尔特，他表示了对此事的关注，不管是啥原因，反正就没人敢在找须贺制铁所的麻烦了。
但这些不爽，都是小栗忠顺的锅。
虽然就算他1865年春不提出“原领奉还”，随着幕藩合体、殖产兴业推进，因为权势、利益的冲突，各种内斗也会积累起来。
可当时小栗不听直秀劝说，等报仇的机会，直秀可是等了好久了——不是记仇，直秀是怕。
小栗这个胆大包天的，不给他些教训，日后还不得把天捅破啊！
直秀可是记得的，小栗后来支持向佛兰西人的大借款，结果关键时刻佛人毁约，可是愣生生地把德川幕府整个坑没了。
如今一直倾向公武合体的扶桑皇帝薨了，加上今年庆应二年（1866年）扶桑整个又开始动荡，小栗他担心幕府的前途，因此岁暮之贺也坐不稳，特意跑到消息灵通的自己这里寻求慰籍。
这时候不调侃他一句“怕了吧”，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说实话，如今扶桑的情况，那可是比直秀知道的好多了。
因此呢，直秀正等着有人趁乱跳出来闹事，真当这两年自己的“天下总代官”是白干的呀！
第五十章 潮来潮涌
“好了，请说‘大海’。”
二条城天守阁里，政事总裁一桥庆喜的宠妾阿芳，闻言对着照相机镜头做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
看着有些手舞足蹈的摄影师武藏小金井，久未开颜的庆喜，也不禁露出些许微笑——毕竟，如今政事乱成了一团麻，烦心之余，只有善解人意的阿芳和戏虐的小金井，才能给他带来少许欢乐。
但尽管如此，庆喜心中还是放不下，他就不明白了，事情怎么会窘迫成这样呢？
庆应二年（1866年）年，受庆应凶作和高丽丙寅洋扰的影响，扶桑攘夷风潮再起。
借此良机，庆应三年（1867年）二月，在将军家茂按例上洛，同时六位国是参与齐聚京都的时候，庆喜联手幕府老中首座酒井忠绩一同发难，扶桑政局由此大变。
事后，作为维新派首脑的政事总裁，松平庆永被迫辞职，而庆喜和酒井则分享了权势：
作为朝廷“禁里御守卫总督”的庆喜，又被幕府委任为“政事总裁”兼“大坂城代”;
而出身德川谱代四名家的酒井忠绩，则升任新设的“国内事务总裁”，成了名符其实的幕臣第一人！
至于将军家茂，则被留在京都辅政。
毕竟登基的扶桑新皇才十五岁，不能亲政的他，需要征夷大将军暂且辅佐一年，这不正说明了公武合体的成功么——可怜的家茂，他在老婆和宫的劝说下，是真的信了。
对这样的结果，双方都很满意：
庆喜的地位再次超然不说，而且他和会津容保、桑名定敬组成的联盟“一会桑”，这次彻底控制了近畿御领——大坂城代、京都守护加京都所司代，三项役职加起来，畿内筋的六十一万石，就算彻底落入三人的口袋了。
而以酒井为首的幕臣也不吃亏，不但扳倒了以庆永为首的维新派，还把安抚武力攘夷派的苦出差事甩锅给庆喜一系。
按酒井所想，近畿的六十一万石御领，庆喜等人也不可能全部吞下去。
其中三成是旗本名下的领地，这个出产，除非庆喜想自绝于德川家，否则他还得老老实实上缴所得年贡。
另外庆喜的“禁里御守卫总督”，本来每月就要从幕府支取七千五百俵，一年折合下来，也是九万石的份额。
至于大坂的出让，不是还有大坂城番、大坂町奉行嘛，大家互相扯皮也就是了。
再说了，没有足够的好处，庆喜怎么肯帮着沟通朝廷扳倒维新派！
要知道，幕府内部酒井等人有办法，可六位国是参与中，有萨摩、土佐、宇和岛三家，这些诸侯如今可是妥妥的维新一系。
如果这次不是朝廷帮助压制，有这些外援的支持，庆永等人如何肯低头认输。
而庆喜、酒井等人敢发难，而且最终能如愿以偿，其实还是受了三件事的影响：
第一件，是庆应凶作。
因为大批良田被改做桑园、茶园等，庆应元年（1865年），稍微稳当一些的扶桑米价，就又开始飞速上涨。
而到了庆应二年（1866年），虽然有维新一派的勘定奉行堀直秀等人奔走协调，米价还是翻了一倍——当然了，各路有心人士扯后腿的事咱就不提了。
谁让你维新派做主，在庆应二年又和弥尔尼壬（比~利时）、丹墨（丹~麦）、意达里亚三国签约通商，这粮价上涨的黑锅不扣在你们身上，那不是太可惜了。
粮食都被洋人买走了！
因此各地攘夷的风暴又开始高涨，维新派的名声开始狼藉。
至于是不是真的，大家各执一词，没事就扯呗。
其实庆喜、酒井等人都明白，因为生丝、茶叶
、白蜡、樟脑等价格一路高企，这些年扶桑各地粮田不断被转为它用，扶桑的粮荒，到元治元年（1864年）就特别严重了。
以前价格飞涨，是有部分奸商囤积炒作的因素，可在元治元年，粮食是真的开始不够吃了！
当年呢，治政的庆永等人从米人洋商处购来了粮食，才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这个锅其实不是维新派搞出来的。
但溯本寻源，粮荒是开国通商导致的，所以维新派背这个锅，一点也不冤！
第二件对维新派不利的事，就是发生在高丽的“丙寅洋扰”。
庆应二年（1866年）七月， 米人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跑到高丽沿海，要求其对外开埠通商。
当时米人做出了诸多蛮横的行为，高丽人一怒之下与之开战，
结果米人眼大手小，令大家莫名惊诧的是，舍门将军号居然被击沉了！
你说说，这“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啊，米人就此丢了大脸。
而且呢，米人虽然叫嚣的厉害，可雷声大雨点小，此事居然好像要不了了之了。
此事传到扶桑，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高丽能行扶桑也可以嘛。
更为诡异的，则是丙寅洋扰还没完，洋人之后又吃了一个大亏：
因为这一年的春天，高丽大肆捕杀切支丹教徒，其中就有九名佛兰西洋和尚。
可能是受亚罗号之战的鼓励，毕竟张和尚马和尚差不多嘛，因此佛人以七艘战船征高丽。
西洋历1866年10月14日，佛人开始入侵江华岛。
这江华岛呢，是高丽陪都，又是其京城屏障。
本来呢，大家觉得这次高丽惨了，虽然佛兰西人少，即使其不敢大举登陆进攻高丽京城，但江华岛嘛，肯定会被劫掠一空。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直锁国的高丽，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西洋新式军械，就在佛人登岸的当晚，两艘战舰就被炸毁了。
而且呢，增援江华岛的高丽兵马，居然和佛人的陆战队打的有来有往、不亦乐乎。
本来呢，佛人就有后患之忧。
在当年西洋历6月，其就在安南挑起战端，想要侵占永隆、安江、河仙三地。
同样坑爹的是，在退入安南的唐人长发军余部的帮助下，佛人被打得狼狈不堪——尤其是唐人客将首领石亚达，每战皆胜，几乎让佛兰西人闻风丧胆。
因此这次征高丽，佛人欧罗巴官府就不同意，完全是其远东军头自作主张。
可安南不好欺负，就到高丽来找便宜，这纯属长的美想得美啊。
眼见速胜无望——其实是求胜不能，佛兰西人只好怏怏不快地撤离，然后找高丽的宗主唐人严重抗议去了。
高丽在“丙寅洋扰”中战胜了米、佛两国，加上后来安南抵抗佛兰西成功，这让得知此事的扶桑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
可这些人威风起来，那坚持开国的维新派不就有难了。
至于最后一件对维新派不利的，自然是扶桑皇帝薨了这件事。
扶桑皇帝虽然一直要求攘夷，但他还是比较明智的，对激进攘夷派一直保持着警惕和距离，另外他还一直坚持公武合体，认为没有幕府的攘夷不能成功。
可庆应二年（1866年）十二月，扶桑皇帝暴病而死，接替他的，是十五岁的皇太子。
而这个皇太子呢，年幼的他信任的是叔叔和外公。
叔叔是谁呢，炽仁亲王，就是和宫的原定夫君，和将军家茂有夺妻之恨。
而其外公中山忠能就更别提了，其满门上下，全都是武力攘夷
的狂热者——文久三年（1863年）的天诛组之变，击毙幕府五条城代官，并纠合十津川乡士进攻大和高取城，这带头大哥就是忠能的儿子、皇太子的舅舅，中山忠光。
因此呢，如今京都小朝廷的风向变了，武力攘夷又成了主流。
总而言之，庆应凶作、丙寅洋扰加朝廷转向，这三件事就是维新派失势的诱因。
可让庆喜万万没想到的是，维新派是倒台了，可得势的自己面对的局面，还不是维新派当政时呢——但这次，黑锅就得自己抗了。
其实，这事谁也没想到，之前维新派举步维艰，可换了人之后，那还不如人家维新派呢。
庆应三年（1867年）二月底，政事总裁庆永辞职。
四月初，返回江户的国内事务总裁，播磨国姫路藩谱代大名酒井忠绩，代理幕臣的他开始清理维新派幕臣：
政事总裁庆永倒了，那他的心腹们，桥本纲纪、三冈八郎自然和横井时存一样，都回越前福井啃老米饭了；
之前主持签署弥尔尼壬、丹墨、意达里亚三国通商约定的外国惣奉行，堀利熙，他被迫隐居；
原留守居井户弘道，被命令退隐；
军舰奉行冈部长常、中滨万次郎离职待命，转入旗本寄合；
歩兵奉行村田永敏被转入讲武所做学头；
中途反水的维新派幕臣永井尚志，被提升为大目付；
水野忠徳及时投诚，大目付之位得以保留；
好不容易重新成为大目付的驹井朝温，被降为勘定奉行；
勘定奉行竹内保德、岩濑忠震，被明升暗降为西丸留守居；
神奈川奉行大久保利济，因过份交接洋人、有辱扶桑体统，减封加永蛰居。
……
算上之前辞职的庆永和病死的两位留守居堀利坚、伊泽政义，维新派近乎全面失势。
但是呢，实话实话，国内事务总裁酒井等人下手还是比较有分寸的：
首先，对维新派的处罚都不重。
不光没有剥夺家名这样的重罚，连严惩都都很少——除了大久保利济，倒霉的他被杀鸡儆猴了，但永蛰居也没剥夺大久保家的旗本地位。
其次呢，漏网之鱼也有几条，比如江户南北町奉行小栗忠顺、井上清直、勘定奉行堀直秀和外国奉行川路圣谟。
而且呢，维新派还有升职的，比如堀利熙的儿子堀利孟，小小年纪就被提拔为大目付。
但堀利熙被迫隐居，堀利孟哪里肯做大目付，不怕被人阴死啊。
可无论堀利孟如何推脱，最后他还是被任命为作事奉行。
说白了，酒井等保守幕臣还是认可维新一系的能力的，因此只是进行了小惩大诫：
希望他们能知情识趣，别再搞什么“原领奉还”这样过激的革新了。
如果肯识时务和光同尘，那以后还可以出来做事嘛。
而且，维新派的根基，是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来访后，涌现出的大将能臣，这些人不是做过海防挂，就是出身于长崎奉行、浦贺奉行、箱馆奉行等重要役职。
如果真的一网打尽，那恐怕幕府的新政就搞不下去了——不变则死，其实酒井等人也知道这个道理。
可问题是，这以谁为主，那得分清楚啊，如果旗本地位动摇甚至不保，那维新成功了，又能如何？
完全和我们没关系了不是。
可这批维新幕臣的失势,随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毕竟，酒井等人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维新幕臣这一缺失，洋人的压力那可是难以化解了。
第五十章 潮来潮涌
“好了，请说‘大海’。”
二条城天守阁里，政事总裁一桥庆喜的宠妾阿芳，闻言对着照相机镜头做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
看着有些手舞足蹈的摄影师武藏小金井，久未开颜的庆喜，也不禁露出些许微笑——毕竟，如今政事乱成了一团麻，烦心之余，只有善解人意的阿芳和戏虐的小金井，才能给他带来少许欢乐。
但尽管如此，庆喜心中还是放不下，他就不明白了，事情怎么会窘迫成这样呢？
庆应二年（1866年）年，受庆应凶作和高丽丙寅洋扰的影响，扶桑攘夷风潮再起。
借此良机，庆应三年（1867年）二月，在将军家茂按例上洛，同时六位国是参与齐聚京都的时候，庆喜联手幕府老中首座酒井忠绩一同发难，扶桑政局由此大变。
事后，作为维新派首脑的政事总裁，松平庆永被迫辞职，而庆喜和酒井则分享了权势：
作为朝廷“禁里御守卫总督”的庆喜，又被幕府委任为“政事总裁”兼“大坂城代”;
而出身德川谱代四名家的酒井忠绩，则升任新设的“国内事务总裁”，成了名符其实的幕臣第一人！
至于将军家茂，则被留在京都辅政。
毕竟登基的扶桑新皇才十五岁，不能亲政的他，需要征夷大将军暂且辅佐一年，这不正说明了公武合体的成功么——可怜的家茂，他在老婆和宫的劝说下，是真的信了。
对这样的结果，双方都很满意：
庆喜的地位再次超然不说，而且他和会津容保、桑名定敬组成的联盟“一会桑”，这次彻底控制了近畿御领——大坂城代、京都守护加京都所司代，三项役职加起来，畿内筋的六十一万石，就算彻底落入三人的口袋了。
而以酒井为首的幕臣也不吃亏，不但扳倒了以庆永为首的维新派，还把安抚武力攘夷派的苦出差事甩锅给庆喜一系。
按酒井所想，近畿的六十一万石御领，庆喜等人也不可能全部吞下去。
其中三成是旗本名下的领地，这个出产，除非庆喜想自绝于德川家，否则他还得老老实实上缴所得年贡。
另外庆喜的“禁里御守卫总督”，本来每月就要从幕府支取七千五百俵，一年折合下来，也是九万石的份额。
至于大坂的出让，不是还有大坂城番、大坂町奉行嘛，大家互相扯皮也就是了。
再说了，没有足够的好处，庆喜怎么肯帮着沟通朝廷扳倒维新派！
要知道，幕府内部酒井等人有办法，可六位国是参与中，有萨摩、土佐、宇和岛三家，这些诸侯如今可是妥妥的维新一系。
如果这次不是朝廷帮助压制，有这些外援的支持，庆永等人如何肯低头认输。
而庆喜、酒井等人敢发难，而且最终能如愿以偿，其实还是受了三件事的影响：
第一件，是庆应凶作。
因为大批良田被改做桑园、茶园等，庆应元年（1865年），稍微稳当一些的扶桑米价，就又开始飞速上涨。
而到了庆应二年（1866年），虽然有维新一派的勘定奉行堀直秀等人奔走协调，米价还是翻了一倍——当然了，各路有心人士扯后腿的事咱就不提了。
谁让你维新派做主，在庆应二年又和弥尔尼壬（比~利时）、丹墨（丹~麦）、意达里亚三国签约通商，这粮价上涨的黑锅不扣在你们身上，那不是太可惜了。
粮食都被洋人买走了！
因此各地攘夷的风暴又开始高涨，维新派的名声开始狼藉。
至于是不是真的，大家各执一词，没事就扯呗。
其实庆喜、酒井等人都明白，因为生丝、茶叶、白蜡
、樟脑等价格一路高企，这些年扶桑各地粮田不断被转为它用，扶桑的粮荒，到元治元年（1864年）就特别严重了。
以前价格飞涨，是有部分奸商囤积炒作的因素，可在元治元年，粮食是真的开始不够吃了！
当年呢，治政的庆永等人从米人洋商处购来了粮食，才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这个锅其实不是维新派搞出来的。
但溯本寻源，粮荒是开国通商导致的，所以维新派背这个锅，一点也不冤！
第二件对维新派不利的事，就是发生在高丽的“丙寅洋扰”。
庆应二年（1866年）七月， 米人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跑到高丽沿海，要求其对外开埠通商。
当时米人做出了诸多蛮横的行为，高丽人一怒之下与之开战，
结果米人眼大手小，令大家莫名惊诧的是，舍门将军号居然被击沉了！
你说说，这“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啊，米人就此丢了大脸。
而且呢，米人虽然叫嚣的厉害，可雷声大雨点小，此事居然好像要不了了之了。
此事传到扶桑，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高丽能行扶桑也可以嘛。
更为诡异的，则是丙寅洋扰还没完，洋人之后又吃了一个大亏：
因为这一年的春天，高丽大肆捕杀切支丹教徒，其中就有九名佛兰西洋和尚。
可能是受亚罗号之战的鼓励，毕竟张和尚马和尚差不多嘛，因此佛人以七艘战船征高丽。
西洋历1866年10月14日，佛人开始入侵江华岛。
这江华岛呢，是高丽陪都，又是其京城屏障。
本来呢，大家觉得这次高丽惨了，虽然佛兰西人少，即使其不敢大举登陆进攻高丽京城，但江华岛嘛，肯定会被劫掠一空。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直锁国的高丽，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西洋新式军械，就在佛人登岸的当晚，两艘战舰就被炸毁了。
而且呢，增援江华岛的高丽兵马，居然和佛人的陆战队打的有来有往、不亦乐乎。
本来呢，佛人就有后患之忧。
在当年西洋历6月，其就在安南挑起战端，想要侵占永隆、安江、河仙三地。
同样坑爹的是，在退入安南的唐人长发军余部的帮助下，佛人被打得狼狈不堪——尤其是唐人客将首领石亚达，每战皆胜，几乎让佛兰西人闻风丧胆。
因此这次征高丽，佛人欧罗巴官府就不同意，完全是其远东军头自作主张。
可安南不好欺负，就到高丽来找便宜，这纯属长的美想得美啊。
眼见速胜无望——其实是求胜不能，佛兰西人只好怏怏不快地撤离，然后找高丽的宗主唐人严重抗议去了。
高丽在“丙寅洋扰”中战胜了米、佛两国，加上后来安南抵抗佛兰西成功，这让得知此事的扶桑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
可这些人威风起来，那坚持开国的维新派不就有难了。
至于最后一件对维新派不利的，自然是扶桑皇帝薨了这件事。
扶桑皇帝虽然一直要求攘夷，但他还是比较明智的，对激进攘夷派一直保持着警惕和距离，另外他还一直坚持公武合体，认为没有幕府的攘夷不能成功。
可庆应二年（1866年）十二月，扶桑皇帝暴病而死，接替他的，是十五岁的皇太子。
而这个皇太子呢，年幼的他信任的是叔叔和外公。
叔叔是谁呢，炽仁亲王，就是和宫的原定夫君，和将军家茂有夺妻之恨。
而其外公中山忠能就更别提了，其满门上下，全都是武力攘夷的狂热者——
文久三年（1863年）的天诛组之变，击毙幕府五条城代官，并纠合十津川乡士进攻大和高取城，这带头大哥就是忠能的儿子、皇太子的舅舅，中山忠光。
因此呢，如今京都小朝廷的风向变了，武力攘夷又成了主流。
总而言之，庆应凶作、丙寅洋扰加朝廷转向，这三件事就是维新派失势的诱因。
可让庆喜万万没想到的是，维新派是倒台了，可得势的自己面对的局面，还不是维新派当政时呢——但这次，黑锅就得自己抗了。
其实，这事谁也没想到，之前维新派举步维艰，可换了人之后，那还不如人家维新派呢。
庆应三年（1867年）二月底，政事总裁庆永辞职。
四月初，返回江户的国内事务总裁，播磨国姫路藩谱代大名酒井忠绩，代理幕臣的他开始清理维新派幕臣：
政事总裁庆永倒了，那他的心腹们，桥本纲纪、三冈八郎自然和横井时存一样，都回越前福井啃老米饭了；
之前主持签署弥尔尼壬、丹墨、意达里亚三国通商约定的外国惣奉行，堀利熙，他被迫隐居；
原留守居井户弘道，被命令退隐；
军舰奉行冈部长常、中滨万次郎离职待命，转入旗本寄合；
歩兵奉行村田永敏被转入讲武所做学头；
中途反水的维新派幕臣永井尚志，被提升为大目付；
水野忠徳及时投诚，大目付之位得以保留；
好不容易重新成为大目付的驹井朝温，被降为勘定奉行；
勘定奉行竹内保德、岩濑忠震，被明升暗降为西丸留守居；
神奈川奉行大久保利济，因过份交接洋人、有辱扶桑体统，减封加永蛰居。
……
算上之前辞职的庆永和病死的两位留守居堀利坚、伊泽政义，维新派近乎全面失势。
但是呢，实话实话，国内事务总裁酒井等人下手还是比较有分寸的：
首先，对维新派的处罚都不重。
不光没有剥夺家名这样的重罚，连严惩都都很少——除了大久保利济，倒霉的他被杀鸡儆猴了，但永蛰居也没剥夺大久保家的旗本地位。
其次呢，漏网之鱼也有几条，比如江户南北町奉行小栗忠顺、井上清直、勘定奉行堀直秀和外国奉行川路圣谟。
而且呢，维新派还有升职的，比如堀利熙的儿子堀利孟，小小年纪就被提拔为大目付。
但堀利熙被迫隐居，堀利孟哪里肯做大目付，不怕被人阴死啊。
可无论堀利孟如何推脱，最后他还是被任命为作事奉行。
说白了，酒井等保守幕臣还是认可维新一系的能力的，因此只是进行了小惩大诫：
希望他们能知情识趣，别再搞什么“原领奉还”这样过激的革新了。
如果肯识时务和光同尘，那以后还可以出来做事嘛。
而且，维新派的根基，是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来访后，涌现出的大将能臣，这些人不是做过海防挂，就是出身于长崎奉行、浦贺奉行、箱馆奉行等重要役职。
如果真的一网打尽，那恐怕幕府的新政就搞不下去了——不变则死，其实酒井等人也知道这个道理。
可问题是，这以谁为主，那得分清楚啊，如果旗本地位动摇甚至不保，那维新成功了，又能如何？
完全和我们没关系了不是。
可这批维新幕臣的失势,随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毕竟，酒井等人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维新幕臣这一缺失，洋人的压力那可是难以化解了。
第五十章 狂澜始
事情怎么会窘迫成这样呢？
庆应三年（1867年）二月，“一会桑”的首领一桥庆喜，统和御三家中水户、尾张两德川的势力，联络京都公卿和倾向武力攘夷的诸侯，携手幕府老中首座酒井忠绩等保守幕臣发难,一举扳倒了维新派。
可主张开国的维新派失势，却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最严重的是洋人的反击和粮价的不断上涨。
因此呢，维新派失意后得势的武力攘夷派和保守幕臣，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和哀嚎。
至于，为什么要把洋人的反击放在事关生死的粮价上涨之前？
这个嘛，是因为，粮价飞涨不能抑制的重要因素，也和洋人的反击息息相关：
受对外开埠的影响，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这些年扶桑各地粮田不断被转为桑园、茶园啥的，导致粮食持续减产。而为了果腹求生，扶桑不得不开始进口粮食——作为一个还没工业化的农业国度，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其讽刺的事！
而维新派失势后，作为主要外部粮食供应者的米人洋商，开始大量收缩粮食输入。
其实也不是说不卖，只是价格一路提高，比原本足足涨了五成。
可问题是，扶桑本来的粮价就高高在上，这再一涨价，谁肯买啊。
对高高在上的大名、有权势的武士和富有的豪商来说，饿也饿不到他们。那既然近乎无利可图，谁肯当这个大傻子呢。
因此啊，大家买一点意思意思就好了。
可杯水车薪导致的结果，就是庆应二年（1866年）开始的大凶作弄假成真：
原来，庆应二年当年年末的粮食饥荒，其实并不严重。
但受高丽“丙寅洋扰”战胜米、佛的鼓舞，各方势力有意囤积居奇，加上经过大肆渲染，这才造成了大凶作的印象。
因为不怎么干，怎么能顺利扳倒了维新派呢。
可问题是，维新派失势了，可大凶作却成真的了。
说起来，不是玩火自~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嘛。
尤其坑爹的是，扳倒维新派的各方，大家惊愕的发现，自元治元年（1864年）起，维新派组织进口的粮食，除了米人洋商的渠道外，居然还有高丽密贸易的部分——难怪米人洋商只肯提供小麦，原来，这进口的稻米，都是从人家高丽来的！
可自去年丙寅洋扰后，高丽治政的大院君加快了锁国步伐，加上吃亏的佛、米经常派战船骚扰沿海，这高丽与扶桑的粮食密贸易，居然一时断绝了！
对此，在朝廷的带领下，各方对幕府相关人士进行了逼问，可将军家茂、幕府国内事务总裁酒井忠绩等人的回答如出一辙：
“事情确实是这么个事情。
可这是当时密贸易前高丽要求的，怕的就是引起西洋诸国的注意。
而且呢，你们事前也没问啊。”
到了这步田地，那也只能既往不咎了，毕竟还得解决问题优先。
这时大家才发现，导致攘夷之风再盛的“丙寅洋扰”，其实呢，对扶桑并非完全都是好事：
高丽呢，是短期死活不肯再进行大宗粮食贸易了；
可受“丙寅洋扰”的影响，被大大扫了面子的米、佛，反倒加强了对扶桑的侵迫。
其实让扶桑焦头烂额的粮食涨价，真的不是洋人的厉害手段，人家的辣手还没拿出来呢。
原来，米商的粮价上涨，主因是因为最近欧罗巴大陆连年歉收——当然，扶桑闹饥荒，这趁火打劫也是应有之意。
而洋人准备的真正辣手呢，其实是三样，假币问题、改税和定期开港：
第一件的假币问题，说的是扶桑各方的歪点子。
因为对外贸易尤其是进口不断增长，这啥烂事都跑出来了，居然有很多人用假钱唬弄洋商。
如今的大宗贸易，都是用金银结算。
这金大多是万延小判，因为重量太轻（3.3克），所以造假比较难，但银就不一样了，流通的丁银重量是约43匁（161.25克），这包铅也好，裹铜也罢，反正容易造假。
而且呢，受攘夷风气的影响，很多扶桑商人以付洋商假钱为荣——当然，这些人大多就是一锤子买卖，赚了
就跑。
不过呢，这种事幕府怎么管啊，除非当场抓住，不然离开柜台恕不认账，口说无凭啊。
而且呢，幕府自己也饱受假币之苦，但实际素手无策——尤其是假造的宽永铜钱，用料比真的还足，工艺也比真的精致，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接下来，洋人对幕府施压的第二件事，就是改税。
当年安政五年（1858年）签署通商约定的时候，扶桑出口以总价百抽五为关税，进口税则是分一成、两成、五成不等。
洋商对此积怨很久，于是呢，在文久二年（1862年），借幕府使臣提请延期开埠的时候，伦町约书就提及了修改，部分减少了进口税——此事是文久三年十二月正式通告，元治元年（1864年初开始执行的。
可是呢，相比西洋历1860年亚罗号战争结束后，西洋诸国在中华得到的进口税优惠，这还是远远不如。
最起码，中华开始执行从量税，对工业品来说，这可比扶桑的从价税征的少多了。
之前维新派治政的时候，洋人就开始闹这个。
在当时，以外国惣奉行堀利熙为首的交涉人员，是以安政五年通商约定中的“两倍条款”为由，把各国公使怼了回去。
至于啥是两倍条款？
就是当年在签约的时候，幕府方面在外国贸易挂江川英龙、长崎奉行小栗忠顺的坚持下，在约书加入了这么一条：
“凡是各国输入的货物，其进口关税，双方采用两倍原则。
对某种输入扶桑的货物，如扶桑取关税比率取一，则对于同样的货物，当扶桑出口到签约国的时候，其输入关税的比例，不得超过二。
同时，双方约定，以交易金额计算，扶桑出口到签约国的该种货物，其价值不得超过从该签约国对扶桑输入总额。
对交易金额的总体计算，以当年之前三年总额为准。”
对等是不可能对等的。
这个两倍原则其实就是个退让条款，对同种货物而言，不但扶桑的进口关税比签约方少了一半的比率，而且还锁定了享有此权利的交易总额——也就是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扶桑输出的只能是同种商品的输入贸易额。
说实话，这个条款，当年双方都不愿意签：
幕府方面，觉得这明显是低人一等；
而洋人公使呢，虽然不觉得扶桑能有能力卖啥东西到自家本土，但对这种有约束的条款，那是天然的反感。
但考虑到扶桑毕竟还不是殖民地，玩蛮横贸易那是有成本的，洋人公使出于自己建功立业的考虑，最终还是同意了。
而幕府呢，在江川、小栗“有约束总比没有强”的理由下，也捏着鼻子认可了——毕竟双方关税一致这种好事，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可当年双方都漠不关心的这个条款，如今却成了一个问题：
别看西洋诸国全世界强迫别人通商和降低关税，可自己的关税，却一直在严防死守，比如天竺，如今就英吉利被玩惨了。
其实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前些还没看出来问题，可自幕府1864年大举进行殖产兴业后，根据此条款，扶桑丝绸开始在欧罗巴攻城略地。
唯一的好处是，因为扶桑这几年窘迫导致进口丝绸不多，根据贸易额限制，所以输入还不多，因此没激起多大的问题。
可西洋诸国有远见的人士，纷纷指出，这个两倍条款就是个彻头彻尾地大坑，轻轻松松地就让扶桑打开了欧罗巴的大门。
“滑铁卢之惨败”，这就是各方对此的一致评价。
有了这个“两倍条款”，外国惣奉行堀利熙等人在和各国公使谈判关税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爽：
如今扶桑也在搞殖产兴业，也大批引进了机械进行生产，论人工的话，扶桑可是比你们低多了。
要降低啥种类关税，可以啊，小心日后扶桑搞返销啊。”
虽说，全种类返销扶桑根本就做不到，这可多恶心人啊。
维新派这一失势，诸国公使们就联合起来，要求幕府先废除“两倍条款”，再把从价关税改成从量税——维新派熟悉各国形式，颇有软硬不吃的姿态，换成这些只会对内作威作福的幕臣，说不定就能偷袭一把
这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而且“安南事败”和“丙寅洋扰”后，扶桑攘夷之风又开始高涨，这打压一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假币是洋人受委屈不过的抱怨，改税是无事生非、得寸进尺，这两样做不做的到，可能都有得商量。
但定期开港，则是公使们势在必得：
本来根据安政五年（1858年）的通商约定，继长崎、神奈川、箱馆开港后，新泻港、江户、大坂和濑户内海某地，应陆续开埠——和横滨代表神奈川一样，兵库港当时并非是指点地点，反正是濑户内海靠近近畿那一块地方就可以。后来幕府和西洋人商量，才选择了兵库。
时间点呢，新泻是西洋历1860年1月1日，江户是，大坂和兵库则是。
新泻因为港口条件不行，之前各国公使都同意延期。
而拖到了今年庆应三年（1867年），这些地方都没有开埠的原因，则是文久二年（1862年）伦町约书的功劳。
文久二年，幕府使团在欧罗巴与各国交涉，以西洋历1859年7月1日三港开埠以来，扶桑物价飞涨导致民生艰难及攘夷盛行为由，通过减税承诺等条件，换取了延缓开埠的同意。
可延缓不是取消，根据伦町约书，两港两都应于1868年1月1日正式开埠。
而这个日子换成和历，那不就是庆应三年十二月七日嘛。
按照惯例，扶桑应该提前半年公告世人，并且开始准备。
可支持开国的维新派倒了，如今扶桑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到底还开埠不开了？
庆应三年（1867年）四月初维新派失势之后，各国公使就对此十分关注。
五月初，各国公使联名向幕府施压，要求解决假币问题、改税和定期开港。
可一直到等到了九月，假币稍减猖獗，改税遥遥无期，就连定期开港，幕府也支支吾吾不肯明确承诺。
至于借口呢，幕府是破罐子破摔了，直接将御敕的问题捅出来——扶桑皇室不同意，我们不敢答应啊。
自“安南事败”和“丙寅洋扰”后，西洋诸国很是敏感。
得到这个消息，公使们当场狞笑一声：
“这事好办。
只要幕府没意见，御敕的事情我们帮你解决。”
庆应三年（1867年）九月十六日，以英吉利公主号为首的十艘战舰（英六、佛三、兰国一），离开横滨前往摄海。
九月十七日，全部由蒸汽风帆联合动力战舰组成的联军水师，到达大坂近海。之后诸国公使派人发出了强硬的通告:
“要么敕许按期开港，要么我们就自行登陆，到京都和新皇帝当面聊一聊。
这里面的是非曲直，不仔细沟通怎么行呢。
你说是不是啊？！”
得到飞马传递的消息后，京都小朝廷立刻陷入集体恐慌：
不是说，洋人也不是一味蛮横么。
元治元年（1864年），发生在中华的大沽口船舶事件中，普鲁士逾权缉拿丹墨船只，唐人据什么国际法，逼迫普鲁士低头服输，不还赔款来的嘛。
而且，不是说“安南事败”和“丙寅洋扰”后，洋人其实是外强中干吗？
怎么这次人家就打上门来了？
还有，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
就这样，维新派大举失势不到半年，扶桑小朝廷、武力攘夷派及保守幕臣们就尝到了恶果——你们一直说开国通商不好，保持啊，继续强硬，我都看好你啊。
同时，就在这些纸老虎即将被戳破的时候，一场狂澜已经开始了：
北地的箱馆码头上，数十艘战舰整装待发，一列列全副武装的队伍，正在紧张有序地登船。
而迎风猎猎作响的大旗上，四个红字份外瞩目。
“温饱、共合”，虽然古老的口号和文明开化的要求一起出现，这不免显得有些诡异，但对于民众来说，这再协调不过了：
其中一个是永不过时的期望，而另一个则是实现前一个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