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对箱馆奉行所众人来说，从撤离乌龙江口起，瑷珲之战就算完结了。等1860年6月初一回到北地，稍作休整，大家又开始为北地的前程忙碌起来。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说起来容易，但谁上火谁知道。
1859年底，箱馆奉行所管辖之地，虾夷地和北虾夷地都算上，正式领民不过才七万八千人左右。
而扶桑这时候是啥情况，火到要烧到房梁上了!
根据与各国的通商约定，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通商后。
这箱馆也是开放口岸啊，就在眼皮前，这啥情况都看在眼里，大家都觉得大事不妙，“吃枣药丸啊”。
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曾提出“通商五害说”：
“自他国进口之物乃无用之物，自扶桑出口之物乃有用之物。 以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 乃第一害；
增加出口物品会引起扶桑物用不足， 乃第二害；
物用不足便会引起物价沸腾，乃第三害；
获利者实为极少数商人，民众广为受损，乃第四害；
纵使以出口物品易金银， 但仍难以补足流失部分， 导致人不敷出. 乃第五害。”
高，实在是高！说得太准了！
“吃枣药丸啊”,如今从奉行直秀到箱馆的识字升斗小民，现在大家都琢磨出味道了。
这工业国与农业国的贸易，以如今扶桑的关税约定，那结果还能有个好！
反正奉行所上下明白的，都整天忧心匆匆，“就算箱馆的对外贸易还好些，但扶桑其它地方这不就玩了嘛。”
按《红楼梦》里的话说，这叫“热火烹油、花团锦簇。然后就是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旁边有直秀大吼一声，“哪个瓜娃子把额的私人读物传出去的！”
“不要怕，完不了，其实扶桑是有出路的。”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这事直秀得带人解决啊，不然人心就散了。
一个国度的近代化到底应该怎么走？
这个问题直秀回答不了——哈哈。
但在他记忆里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那就是普鲁士。
1512年，条顿骑士团世俗化，普鲁士公国（dukal prussia）正式成立。
1701年，以支持奥斯马加的哈布斯堡王朝向佛国波旁王朝宣战为代价，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换取了国王称号，从此展开了普鲁士王国200多年的显赫历史。
在经历了1756年—1763年的七年战争后，英吉利正式成为海上霸主，迈向了日不落帝国，但同时普鲁士也靠自己的奋战，被正式视为列强之一。
到1786年腓特烈二世去世时，普鲁士的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自此把列强或者说小强的帽子戴的稳稳当当。
1850年前后，英吉利在本土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化——起始时间是18世纪60年代，基本完成是1840年，完全成功在1850年。
而佛兰西、普鲁士紧随其后，完成时间为1860年左右。
至于米人，北部的第一次工业化完成时间被认为在1880年前后。
和英佛拥有广大殖民地、米人拥有物产丰富的广大领土不同，普鲁士的先天条件虽然不差，但对比之下绝对是跛脚——和扶桑差不多，早期煤炭资源丰富，但长期看各种资源都不足，尤其是铁矿缺乏、粮食不能自给。
早期的普鲁士王国，在1883之前，都没啥像样的殖民地区，舰队一点都不强大，远洋贸易也相
对落后。
也许普鲁士崛起的解读有很多种解读，什么大环境有利、自身努力、英才辈出、善战、抓住好机会了等等，但有一条是被普遍认可的，那就是普鲁士的教育领先世界——从1763年到1819年，其基本完善了义务教育。
1619年，普鲁士公国就颁布了《义务教育规定》，1763年普鲁士王国更颁布了第一部《义务教育法》。
和普鲁士相比，英吉利在1870年开始全面推行义务教育——1891年正式规定初等教育免费就读。
而佛兰西全面推行此制度的标记是1879年2月的《费里法案》，从1882年起开始实施7年免费义务教育。
米人则是1825年颁布了第一部义务教育法，1834年出现了第一所公立小学——免费教育，但因各州法令不同，直到1919年,最后一个州，阿拉巴马州才颁布义务教育法。
虽然，普鲁士率先推行义务教育是因为当时宗教改革的需要。但不管怎么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也好，尝到甜头坚定了信念也罢，反正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普鲁士由此得以后来居上。
当然，普鲁士崛起有其地缘因素——虽然远洋贸易开展的很一般，但其组建的独乙关税同盟，利用在欧罗巴中部的便利位置，在1850年的列强世界贸易份额里，位居第二，占了14.4%。而同期英吉利、佛兰西、米人的比例也不过是23.3%、10.3%和8.8%。
不过，直秀等人管不了那么多，还是先打下麻雀再说大雁的事，反正他们是早就认准教育立业这条路了。
“年少宏图远，鸟雏志向高。”
虽说志向高，但这北地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大家从1850年吭哧瘪肚地干了近十年，成绩是不少，可放到整个扶桑来说，这就是杯水车薪。再说“十年育人”啊，算一算，恐怕赶不上趟了吧？
“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人的。”直秀邪魅的一笑。
有句话叫“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最早的倡导者是“额不打他他就来打额”的嬴政老哥。
从白主到箱馆，自北虾夷地和虾夷地合并以来，在奉行所的私帐上，1859年的教育支出是15万5千円，折合天保小判金也是同等数目，诚为巨款啊！
虽然这笔钱都花在了本地领民的身上，但谁也没说“书本不能在其它地方用啊”。
再说了，后世有资本输出一说，别人干得，那箱馆为啥干不得？
教育输出，给我走起来！
直秀在1846年偷偷出海，但在此之前，他还有个重要身份,就是私塾先生啊——当然，他的贡献主要是开始阶段，起到了面头酵母的作用。
在他在海外的期间，江户有坦庵先生、玄朴先生和村田永敏，大坂有绪方洪庵先生，土佐有吉田官兵卫元吉，宇和岛有二宫敬作，长崎有小栗忠顺，佐贺有兰学寮和风车组，肥后有横井小楠，甚至萨摩也有西乡、大久保两人，这些人可没闲着。
通过兰医、兰学者的渠道，直秀等人早期编撰的兰书启蒙书籍，如今已在扶桑各地广为流传——当然，这个“广为”有点夸张，兰学当时还不是显学。
但米人1853年黑船不是来了么，此后幕府放开兰学禁锢，于是这些启蒙书籍没有流传开来——老版没有流传开来是正常的，因为此时有了更好的版本。
当时直秀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他和同伴开足马力，一边印票子“白主札”，一边全力印刷新版本启蒙书籍。
直秀在米洲期间，除了装神弄鬼骗富豪和挣钱外，就是搞科研和花大钱编辑图书——未来，因为推广文化有功，直秀、英子、虎之助、学次郎四人都被追授了米人荣誉。当然，哪个时候，主要是为了拉拢，但直秀等人真不亏
心。
在1849年直秀等人回扶桑的时候，其旗下班坦图书公司的幼儿读物已经开始风靡北米、冲向欧罗巴了。
等回到扶桑后，吸收之前各家的改良，白主乡学在直秀和化名吉田悦德的高野长英主持下，一直在不断改良书籍的内容。
1853年黑船来访，此后幕府放开兰学禁锢，白主版的兰学启蒙书籍开始风行扶桑——当然，为了不横生枝节，这些书籍都没标明是出自白主乡学的。
这些书籍都有精装版和简本两种。
精装版嘛，是带丰富插图的，而简本嘛，就是少图多字的——这是考虑到扶桑此时的印刷水平。
但事实证明，小瞧谁都不行。
江户时代有一种“读卖瓦版”，类似后世的小报、宣传单，用的是陶瓷印刷术。
幕府是没有版权保护规定的，各地奸商发现兰学启蒙书籍市场很大，于是纷纷下海。瓦版是糙了点，但在金钱的诱惑下，居然印的都是精装版——谁让简本它不好卖呢。
真以为直秀等人在北地一直埋头苦干啊，这扶桑遍地的兰学启蒙书籍，就是白主的触手。
“书同文”，这就是东亚文化的重要优点——顺嘴一句，这和儒学没啥关系，嬴政发飙的时候，法家是秦国的显学。
反正直秀没有xx天下第一的嗜好和**，这兰学启蒙书籍里根本没夹带私货,所以幕府和各地大名都没严管。
但其实，私货还是有的，科学就是其中的最大私货——科学精神必有质疑，因为证伪性嘛。
拿着启蒙书籍是造不出肥皂、发不了财，但想发财的可以买进阶书籍啊，白主乡学，这些年以造福乡梓的精神，拼命地印书，然后再跳楼大甩卖——西洋人后来发现了，到处找是谁损人不利己，但最后发现的时间点太晚了，当时已经奈何不了直秀等人了。
说起来，扶桑的识字率很感人。
后世有人洗地，说江户时代的识字率是40%。
可拉到吧，做保健品的都不敢这么吹！
直秀现在明白这识字率是怎么来的了——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算识字，这样的识字率能不高么。
维新之后，1872年确立了初等义务教育制度，之后的入学率分别是:
1873年的28.13%,1875年的 35.38%,1877年为39.87%。
别说寺子屋了，没漏，大部分都改成初等学堂了。
这入学率在1877年都不到40%，同样比例的识字率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普及了家庭教育？可孩子爸、孩子娘不识字，应该帮不上忙吧。
有资料说，幕末能看懂公文的百姓（农民）占比为百分之三，能看懂骈六俪四公告的位百分之一点四。
考虑到武士、商人和町人的识字率要高一些，但综合看来，应该还是基本符合近代的研究，当时的农业社会，识字率很少超过 10%，其中大部分农村地区，男性的识字率可能仅有几个百分点。
当然，东亚文化重视教育是个优势，但扶桑可没有科举啊，农民咬牙花钱让孩子读书识字，难道是为了种地么？完全不符合常理嘛。
然并卵，直秀也改变不了这种落后，他只能前期在白主奉行所、现在在箱馆奉行所推行免费义务教育——为这，他就吐血了，金矿的收入填进去不说，还把知道的两处世界著名隐藏宝藏搞起。
不管怎样，反正箱馆如今是准备靠书籍、教育搅乱幕末了。
而且，今年春天幕府大老井伊扫部头不是挂了么，如今直秀还准备了一个大招，那就是科技输出和文化输出。
想必，这三招一起用，一定能呼风唤雨。
第三十二章 当时只道是寻常
万延元年（1860年）7月上旬的一天，备后福山藩的新涯热闹非凡，两里八村的百姓、水吞、小前都云集于此，要知道今天可是分地的大日子啊。
分到地的农人们，忘记了之前出国役时的抱怨，不顾泥泞，跪在其中不断向藩主大人叩首，“英主”之声不绝于耳
可侧用人江木繁太郎，却没有如往常一样陪在家主的身边，经历过千山千水的他，明白“在这个出风头的日子，荣耀应该由一人独享”。
他能理解家主的压力，今天就让他尽情高兴一下好了。
二十一岁的阿部伊予守正教，在别人眼中是享不尽繁华的贵人，可实际上，背负着巨大压力的正教其实很是烦恼——可这两年福山的重臣谁不是这样呢。
阿部家虽然是幕府的名门，但谱代大名家里也没有余粮啊。
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通商。当年就物价沸腾，这转过年来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按理说，备后福山藩的底子不差，地处濑户内海交通方便，十一万石的领地也颇为富饶，隐居大殿阿部侍从还当过多年的老中首座。可花无百日红，自从安政四年（1857年）后，这家里的财政就每况愈下了。
当年六月，阿部侍从大人得了急病，等好不容易痊愈后，他不顾公方样和各位重臣的多次挽留，坚决地辞去了老中的役职。
人走茶凉，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备后福山阿部家上下没想到这么快。可能是对老藩主执意辞官不满吧，幕府虽然没有严厉追讨本家历年来的借款，但这新借款却支支吾吾的再也没给过。
慑于隐居大殿多年的积威，无人敢于公开抱怨，可家臣们都在私下里说：
“藩厅财政窘迫，还不是大殿忠心奉公的缘故。”
阿部侍从在江户奉公多年，历任要职，可为官颇为清廉，但交游广阔还要支撑富贵的架子，因此耗费颇多，按最近流行的话说，“底囊都上来了”——早就没钱了。
多年来，本家财政全靠向幕府借款支撑，可这借款突然中断，立时就受不了了。
江木繁太郎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安政四年七月，十八岁的正教大人接任藩主，完全一点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感觉，就任大典也是草草完成，颇为寒酸的嫌疑。
为了节省耗费，也是为了避免嫌疑——大殿主政多年根基深厚，颇为当政者忌惮，多次上书后，安政五年（1858年）秋，隐居大殿从江户悄悄返回了福山城。
作为大殿的亲近之人，繁太郎游历全领后，向其禀告了百业凋敝的现状，当时大殿“老泪”纵横——要知道，这可是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改色的“智慧势州”大人啊。
“自诩只手挽天倾，谁知家中已不宁。”
当时大殿那副哀莫大于心死的样子，江木繁太郎怎么也忘不了。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即使阿部父子和江木都自诩才干，但没钱啥也做不成啊。
“十万两黄金！”
谁也没想到，新任韭山代官江川太郎左卫门英武会出手相助，而且一出手就是这么一大笔钱！——当然，英武也没那么多现金，当年只送来了四万枚天保小判金，另外的六万金需要在之后的两年分批送来。
隐居大殿一生与人为善（长袖善舞），执政的时候提拔了不少英才，没想到最终善有善报，得到了这样的报答。
良德院——老家主阿部侍从隐居后出家的法号，曾跟自己这个多年出谋划策的心腹感慨：
“这么看，太郎左卫门的路真是走对了。”
弘化三年(1846年), 良德院提拔江川坦庵为勘定吟味役。
说实话，尽管有这样的复起提拔的恩义，但后来江川因推行兰学多次被打压，良德院虽然屡次施以援手，但以本心论，大殿并无特别回护之处。
反倒是江川一改当年的飞扬，多次主动退让，忍辱负重之下才把其事业推进到如今幕府不可或缺的地步——韭山炼铁所，如今是扶桑第一大钢铁厂；伊豆国，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庶之处。
可惜的是，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四日，敦厚的江川坦庵积劳成疾而死，当时闻者无不为之惋惜。
自弘化二年（1845年）起，当时老家主荣升老中首座，江木繁太郎就是其身边的谋主，如何不知道大殿这句感慨的未尽之意，“幕府这么多年反复折腾，无数名臣各有主张抱负，其中还是江川坦庵最后胜出，看得最明白，也走的最远、最成功
。”
无在其位，不谋其政。
隐居大殿为幕政精疲力竭，搞的灰心丧气，这为了不再蹚浑水，都正式出家了，幕政如何，如天边的浮云，如今还是放在一边吧。
江川家这笔钱如及时雨一般，解救了阿部家的苦难，用这笔钱，福山藩开始了坚定的自救之路。
做了十四年的幕府老中，其中更有十年首席，虽然大殿自己对治政幕府的水平妄自菲薄，但这样的经历，治理十一万石的领地那是绰绰有余—虽然号称隐居放权、出家断世俗，但在老家主、江木这样的人眼里，说是说做是做，最多做的隐秘些，真要守诺的话，难道自己是傻子？！
盐铁为国之大利。
炼铁嘛，虽然所得不菲，但投入过多且动静太大，君臣都将其放在一边不做考虑；反而这盐田，有了韭山提供的防海水水泥，倒是可以大搞而特搞之。
安政六年（1859年）夏，福山盐田大规模出盐,家中上下为之欢呼奔走。
但这只是福山新政之一，农学、纺织、工商如今都颇有可观之处。
箱馆奉行崛直秀，虽然在民间因白主之战而闻名，但在大殿阿部伊势守和江木繁太郎眼中，却是内政高手“名宰相”——这孤身前往北虾夷地，白手创下如此功绩，别人不知道，这对君臣能不明白其中的缘故！这刀兵之胜，首在钱粮。作为江川坦庵的得意弟子，只能说是“名师出高徒”，七年苦心积蓄才能一战而成名。
直秀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一直有人关注，只是其地远、其行异，大家都不愿意提出来惹争议罢了。
嘉永二年（1849年）直秀从海外返回扶桑，他当时写了一份“又臭又长”的建白书，这些年仿佛“杳无音信、水波不兴”，但其实，自嘉永六年（1853年）米人黑船第一次来访后，有心人早有关注。
再说了，每搞出重大成绩，江川坦庵就上书说什么，“此事崛直秀早有预见，请调其回江户一展所长”。这些年江川成就很多，因此上书也很多，所以大佬和重臣们对此都听腻了。
有江川在，大家想忘记直秀也难啊。
因此，直秀嘉永二年的建白书，其实不是没人看，但因为里面涉及了太多惊世骇俗的见闻，所以只在小范围流传而已——当然，可读行差是大家公认的，所以能读进去的人太少了。
“铁和布，为日后内政之首要。”
这句话，根据这些年的经历，阿部伊势守和江木繁太郎对此非常认可——是的，本来，隐居大殿的官职是从四品下的侍从，可安政五年（1858年）九月“戊午之难”开始后，隐居大殿就主动要求辞去身上的官职，如今已不是朝廷的“侍从”了。
为啥？
第一，官职是京都小朝廷给的，如今江户与京都交恶，辞去可以避嫌；
其次，“戊午之难”开始后，老家主过去提拔的幕臣纷纷开始失势，这也是服个软应该做出的姿态。
本来嘛，都隐居、出家了，这保留官职不过是幕府对多年老臣的恩典。
果然，上书之后，据说大老井伊扫部头很满意，侍从的官职被拿掉了，但“伊势守”给予保留——此时，京都小朝廷已经被江户收拾的服服帖帖。
“今天真热啊。” 做了两代家主侧用人的繁太郎思绪继续翻腾。
铁不敢搞，退一步，那布就非搞不可了。
但这事能搞成，还是人家江川坦庵在韭山的功劳——江川逝前，除了搞出了小高炉、拿破仑炮、底吹酸性转炉炼钢法、前装线膛大筒，还改良了许多农具、制造了很多机械，其中就有牛耕用的长犁、蒸汽罐抽水机和针对扶桑短绒的纺织机等。
想到这里，繁太郎大恸于心，江川这样的大才，居然早早地就走了，诚为可惜！
当年的时候，谁关注这些“奇巧淫技”啊，盯住的肯定得是军械这样的大事，可如今福山施行新政，这些民用器械才终于被想起来。
连钱都主动送来了，新任韭山代官江川英武自然也不会吝惜这些，兼任炼铁所头取的他，立即安排属下将这些器械安排到任务中——只要不影响军械生产，幕府就不管，这挣到手里的钱纯属外快啊。反正也不是只有福山一家要，如今萨摩、肥后、肥前、筑前、土佐、长州等各家都来买，有钱赚这生产能力提高的很快。
等纺纱机、织布机到位，然后是韭山炼铁所技工的指导，到纺织厂开业已经是安政六年（1859年）夏天了，恰好是盐田出产之后，堪称双喜临门。
名不虚传，所言甚
是！
根据估算，西式纺织法产出的棉布成本只有土布的三分之一——当然，土布厚而新布薄，但架不住价格便宜啊。
本来，家臣们对与民争利很是有一些意见，纺织厂正式运行后，因为价格大降无利可图，很快民间纺纱十不存一。
过去曾有个阿米姑娘，她是长州的著名孝女，一生未嫁，据说靠日夜不停纺纱来赡养多病的老父。她要是活在当下，唯有父女都活活饿死一途。
但议论的风向很快就变了。
就在当年六月，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通商，此后洋布如海水一般涌入扶桑，因价格只有土布的一半，打的扶桑本土商家举步维艰，甚至有走投无路跳海自戕的，这时家中舆论才扭转过来。
“幸甚，幸甚！”
拍手称幸的家臣们这才明白，为何家中要推行此物——开国通商后，你不向前，西洋人就把你逼得无处存身。
但是，虽然盐业和纺织都是兴旺本家的大事，可以农为本的思想还是主流，因此见效慢投入大的拓荒开垦一直都没有放松。
从安政五年（1858年）秋到万延元年（1860年）7月上旬，备后福山阿部家，一直发动民众进行国役，任百姓、家臣抱怨徭役过度也不肯放松，到了今年终于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处新田陆续完工。
这眼前的新涯之田，是诸多新田之首，有三百二十二町（320公顷）之多，可安置百姓一千四百余户。
两任家主已经统一了主张——组建乡兵，这新涯之田就是乡兵之地，此地开垦成功，与本家之根基稳固大有裨益。
想到这里，侧用人江木繁太郎又是一痛：
这开垦的时候，用的是蒸汽罐抽水机和铁制工具；日后耕种，使的是牛耕用的长犁。这些都和江川坦庵先生有关，但斯人已逝，何其不幸。
安政元年（1854年），米人佩里率黑船二次来访的时候，自己受大殿所派，曾经到横滨偷窥大敌，当日虽窘迫，但坦庵先生的英姿依然不凡。
可如今，外敌大唔其志，扶桑日渐飘零，可英杰却中道而逝，苍天待扶桑何其不公！
想起来可笑，安政元年、二年期间（1854-1855年），扶桑天灾不断、大敌叩港频发，当时自己以前以为那就是至难至艰之时，可如今看来，当时却还依稀还有太平盛世的影子，今日嘛，嘿嘿。
今年的上巳饰雏，大老井伊扫部头在樱田门外遇刺，虽然江户尽力掩盖，说“扫部头急病发作，中途回转”,可当日是登城拜见公方样的大日子，雪中鲜血处处掩盖不得，而过路的大名、重臣不断，因此事后真相广为人知。
就算闰三月二十八日才公布扫部头“因病而逝”，可“樱田门外之变”的内幕却不断流传，据说京都小朝廷、水户、鹿儿岛、笠间、熊本等各家浪士都参与其中。
当时的事态剑拨弩张，扶桑各家都已经做好了大战的准备。
可万万没想到，最后居然是江户主动退让了一步：
当年六月处罚了大老井伊的盟友——“御三家”中纪州德川的治政家老水野忠央，判其“隐居、谨慎”。
要知道，如今的征夷大将军世子，东丸样家茂，本是纪州藩主，在大老井伊、家老水野的帮助下，才有了今日的地位，这是连脸面都不要了么！
同时，又解除了井伊的大敌齐昭一系的处罚，其中尾张老家主德川庆胜、一桥家主庆喜、越前藩老家主松平庆永、土佐老家主山内丰信等纷纷翻身，“谨慎”处分被取消，并允许水户德川家主庆笃登城参政。
这是什么情况？
是去年六月三港对外通商后发现不妙，事情正如齐昭“通商五害”之预料，这是江户群臣后悔了么？
还是说，去年平息的安政大狱牵连太多，大家都对井伊的辣手起了忌惮之心？
甚至是被刺杀下破了胆子，怕各家大战，扶桑重回乱世？
如今啊，金戈铁马之声已经仿佛响起在耳边，来往的武士都带着一身的肃杀之气。
反正，过去的衣冠风流，曾经的暗香浮动、杯筹交错，恐怕都只能在梦里找了，
想到这里，早就从踌躇满志变成惋惜的繁太郎摇摇头，神色更见萧索。
“真想找人喝一杯啊！”
突然，一袭白衣云水的光头映入了他的眼帘，这个人可以有，最佳酒友居然自己出现了。
第三十三章 黑衣宰相
云水是一种旅装，而和尚则是个妙人。
对侧用人江木繁太郎来说，在他年轻时，秀念和尚或许是不愿意交往的人物，但现在嘛，彼此的交情却日渐深厚起来。
繁太郎出身藩医，但却以儒学闻名，在西洋人多次兵船压境的情况下，身为正统儒学名士的繁太郎，却不得不努力学习西洋技艺，这思想转变之痛苦，不问而知。
就好比后世学外语一样，如果不是从小学起，那痛苦的滋味谁学谁知道。
而且更折磨人的是，儒学以道德为主，而洋学以实用为先，这好比后世的淮扬菜大师傅因缘际会当了佛兰西餐厅的主厨，这干啥都感觉满拧啊。
作为侧用人，大名的谋主，繁太郎要赞画藩政大局，因此不得不对现实妥协，这既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是可以睁开眼睛看世界，不行嘛，那就是世界并不美好。
在幕末大潮中，德川幕府摇摇欲坠，几百年来苦心维持的秩序，也开始分崩离析。
一切都在变，谁也说不清未来将如何，与时俱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而秀念和尚的出现，则给繁太郎以解脱：
在困局中挣扎的时候，有人能提前指出一条“明路”来，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而且更妙的是，在思想上，秀念往往能一针见血，儒学和西洋学说的矛盾，再也不能闹腾折磨自己了——不过繁太郎可没发现，“从儒学到新儒学，再往西洋启蒙思想上引导”，秀念是要把他一步步改变了。
当然，让繁太郎这种吃过见过的老狐狸信服，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不容易的事情才值得做！
如果说，“继绝世，兴灭国，举逸民”是江木这样的治政者的抱负，那“成宗作祖”就是和尚的至高梦想了——秀念是和尚，这也曾是他的抱负！
秀念出身江户上野宽永寺，是老住职（主持）的亲传弟子。
说起来，宽永寺可得了，不但是天台宗在关东的总本山，也是德川家的菩提寺之一，此前有五位公方样过世后被供奉于此。
宽永寺与德川家的渊源，起始于第一代住职，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 “天海”——天海为德川幕府创始人家康所信重，据说不但为家康出谋划策，还亲自为其奔走调和四方。天海长寿，之后他又服侍了二代、三代幕府将军，都颇受敬重。
天海因位高权重，且对幕府政局多有影响，因此被民间称作“黑衣宰相”。
秀念是听着祖师故事长大的，难念对南光坊主非常憧憬，少年意气风发时，也曾想过要得遇明主然后指点江山。
可命运无常，老住职过世后，其亲传弟子受到打压，秀念自小就因为聪慧被寺里上下看重，哪里受得了这个，于是索性分家——在嘉永四年（1851年），他带了一部分人远走北虾夷地，投奔了少年时的好友、当时的白主代官崛直秀。
这时候的秀念，其人生偶像已不该是大僧正天海，而是换成了一休禅师——不能指点江山那快意人生也是好的么。
按秀念的想法，他给直秀雪中送炭——带了上百的移民，加上以往两人的交情，至少在白主他秀念毫无疑问就是“大僧正”，虽说人少点，但“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嘛。
而且，他还隐隐有个指望，直秀发家过程全都在秀念眼里，万一直秀以后一飞冲天，先当着这潇洒的一休禅师，日后位高权重的南光坊主也未必没有机会。
当然了，他没指望直秀是家康公，所谓捡到碗里都是菜，小一号远国奉行也是可以的嘛。
秀念可不知道，直秀早就把他的未来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即使秀念不成，换个和尚或者换几个几十个和尚，直秀也得找到心目中的人选。
幕末的尊王攘夷，打的旗帜可是“王政复古”、“神武再兴”。
这里的“神武”，指的是传说中扶桑的开国皇帝，治政特点，除了“英明圣武”，就是“万神护佑”——神话人物都这样，不是说那位大神护佑
，就是说自己是天子、神子啥的，以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好不被质疑。
因为扶桑皇室千年来被神话，而且还把自己的祖先搞成了扶桑神道的源头，这“王政复古”、“神武再兴”，当然离不开基本盘“神道”的支持。
可支持都是相互的啊，所以尊王攘夷胜利后，作为回报，神道开始成为扶桑国教——自带干粮还被飞鸟尽弓藏的有，但这次不行，毕竟还得指望人家神道继续抬皇室的轿子呢。
可天下哪有无主的利益？
神道昌盛，那原本几乎一统扶桑的佛徒，自然会被大肆打压。
说起来，“对手的对手就是帮手”，直秀的本钱本来就不多，只能四处借力，这现成的佛徒大粗腿怎么也要用起来才好。
因此，秀念和尚1851年一到北地，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当年他就被直秀忽悠上了前往米洲的贼船。
“不一样，不一样啊。”
等秀念恋恋不舍地在1854年回到白主，其眼界已经大开，这切支丹在西洋的风光，可不是南光坊主天海所能比的——即使如今有些没落了，可秀念的心也没天那么大不是。
当时在米国，直秀对秀念的安排是，“吃喝玩乐钱管够，但只有一点，神学院必须去，旷课一天都不行。”
秀念本来就是天台宗的高徒——要不是师父老住职身体出了意外，他接掌宽永寺也不是没有可能，如今扶桑西洋两家神学合璧，这秀念愈发了不得了。
但直秀放心不下，怕日后真整出啥幺蛾子来，随后又愣是压了其整整三年，直到1857年秀念的新教义圆融无缺，这才让他正式开宗立派，创立了北地的天台宗分支。
江户时代，佛学宗派分本山、本寺、末寺三层，本山管本寺、本寺辖末寺。
按理说，秀念的小庙就是末寺的级别，但当年他离开宽永寺的时候，住职颇有送瘟神的赶脚，怕他嫌北地清苦，除了让他带走一些人手，还送了他一个“本寺”的名号——这不下血本，万一人家反悔死来着不走怎么办？或者过两天再溜回来，那也受不了啊。
宽永寺是天台宗在关东的总本山，扔个“本寺”出去是举手可得的事情，而且颇能安抚老住职一系，可谓惠而不费是也。
按理说，1851年秀念才二十六岁，本寺住职这个帽子戴着困难，但奈何人家从小就养在庙里，又是老住职亲传，愣是混了个“学头”出来，这样的话，啥位子坐不了啊——天台宗的学头不是学生首领，而是僧位的一种，表示有阐述经义的权威。
这个口子开的妙，也就是说秀念想怎么解释佛经都没人敢管，除非是天台宗更高的大佬出现，否则别人可以不认同但不能当面质疑——说白了，学头在天台宗是有名号的，外人质疑秀念就是质疑天台宗，容易引发宗门之间的争斗。
本来天台宗在扶桑的教义就相当灵活，是“神佛习合”的最早提出宗派之一，神道里的天台神道就是从其分离出去的。
啥是“神佛习合”呢？
神佛习合又名“本地垂迹”，意思是说，扶桑的这些神啊，都是诸佛在扶桑的化身。这样的话，大家你好我好，因为信的神佛其实都是同一位啊。
有这样灵活的传统，秀念更新教义自然要顺利的多——直秀大喊，“顺利个屁”，要不是北地偏远奉行所一手遮天，加上宽永寺在江户代理北地特产的销售，上下都从中受益不少，你秀念早就被抓回江户除籍宗门了。
靠着苟且**和奉行所扶持，到了1858年，秀念所创的白主仙霞寺已经基本一统虾夷地和北虾夷地，等当年直秀当上了箱馆奉行，其地位已是不可撼动了。
接着，随着箱馆与外地的贸易不断发展，虾夷天台宗的僧侣也开始出现在扶桑各地：
安政二年（1855年）夏四月，幕府“令伊达庆邦、佐竹义睦、津轻顺承，发兵戍虾夷及箱馆”。
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通商。
安政六年（1859年）九月，江户又“令伊达庆邦、保科容保、南部利刚、佐竹义就、津轻承烈、酒井忠宽助垦虾夷地”。
这能来就能往啊，秀念的徒弟开始奔走于各地。
其实，秀念哪里有那么多的徒弟，好多都是直秀一系的人马。
而且，因为僧侣有一些特权，寺社奉行所对度牒的控制相对严格，所以白主派出的队伍，往往是一个和尚带着几个徒弟各种配置，俗称一拖几。
按理说，幕藩体制下，这和尚游荡各地是不受欢迎的——当时实行寺请制度，也就是每个人都必须有自身归属的擅那寺，平民的户籍实际上归寺庙管理。由此，实际上传教领地就这么被分片了。都分片了，僧侣跑来跑去的，传不了教你想干嘛？
当然了，这游历修习也是可以的，但毕竟无利可图，而且这被本地寺庙视为捞过界的恶行，所以出游的和尚不多。
当时最常见的外来僧侣就是普化宗的虚无僧和大社神官——虚无僧打着武士修行的名义，其实多有浪人、强盗等不法之徒，拿着假度牒，逮着机会就干一票；而神官则是各大社的居多，到处售卖神符或者劝人远行到大社朝拜。
这两种都不太受当地官府的欢迎，一个是明着惹事，一个是煽动领民出游，因此见了就驱逐或抓捕——但农业社会的管理不严密，治安力量也不强，所以漏网之鱼还是很多。
相比这些僧侣、神官，天台宗白主仙霞寺的僧人就受欢迎的多。
里面的缘故嘛，一是仙霞寺僧人从不化缘，给都不要；二是，从不公开传教，不问从不谈论教义，就是谈，也没有宗派之别，讲的不是经典而尽是一些劝人向善的话；最重要的，这些人对地方大有裨益，不但低价行医还推广农学、传播良种。
当然了，这良种随身带不了多少，但人家可以指点你在哪里买得到啊。
时间长了，除了领民，连各地武士、寺社和商人都对其非常欢迎：
武士欢迎的原因很简单，人家免费或低价治病啊，尤其是仙霞寺的安胎之法、育儿之道非常灵异——当然了，出家人精通这个难免惹人遐思，但人家说这是北地医馆的成就，自己就是替其宣扬而已。这也说得过去，不管咋说，生儿子、养儿子最重要。
当时的医疗水平很差，幼儿夭折率其高。而且经济越来越不好，武士家庭也多受影响，生多了养不起，生一个吧，那得养得活才成——平均两三个孩子才能有一个孩子顺利成人，大名、武士、平民的情况莫不如此。
什么 “怀孕期”、“膝胸卧位纠正操”，在此时那真是神迹啊，加上奉送一本赤脚医生之育儿手册，再不尊重大师，难道脑壳坏了不成。
而各地庄屋（村长）、寺社、商人除了以上的好处，还能获得新的农学知识、商品渠道和工艺，自然也是热衷于仙霞寺的僧人来访。
当然了，直秀一系培养这些人才不易，所以分外注意安全——结队出行不说，还先是拜访有力人士，获得庇护后也不随便深入各地，而是尽量在当地培养下线。反正书籍上写得清清楚楚，再说想多跑几个地方，这北地的人手也不够啊。
不管怎样，到了1860年的时候，天台宗白主仙霞寺的名声越来越大，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原本的出羽、陆奥所在的东山道已经扩散到山阳道来了。
这备后福山藩有阿部伊势守这样的大佛，自然要有力人士出马——秀念：除了我还能是谁呢？
安政五年（1858年）秋，老藩主阿部返回此地，当时在江户宽永寺拜访的秀念闻讯就跟来了。
但两年勾搭下来，算这次光秀念就亲自跑了五次，但他只和侧用人江木繁太郎有了交情，而阿部伊势守却一直没见着。
这结果就扎心了。
看着繁太郎对自己微微点头，秀念合掌作礼，心想，“如今幕府都乱成这样，不知备后福山藩有何打算，前首席老中阿部大人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希望这次能从江木口中能得知一二。”
第三十四章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万延元年7月上旬，新涯分地后，备后福山藩的武士们在家主的带领下赶回本城——临近秋收了，这事情多的是，尤其是这米价暴涨，不重视秋收可不行。
等几天后政事稍息，侧用人江木繁太郎才想起自己有客未见，他赶紧让人将秀念大和尚请到府上来。
说起来，江木倒不是有意怠慢秀念，毕竟两人的交情不同，怎么能将其和一般的使者相比呢。
今年三月上巳节当日，大老井伊扫部头遇刺身死，这件事虽然幕府尽力遮掩，但内情还是逐渐为各家所知。受此事刺激，扶桑各家都蠢蠢欲动，奉命勾连的使者络绎不绝，到福山来的也不少——毕竟老家主秉政多年，潜势雄厚，有心人哪里能漏掉这个。
但阿部伊势守心灰意冷，对各家使者避而不见，唯一接见的只有公方样派来的使番，但也是以“残破之躯，余勇难贾”谢绝了再次出山的邀请。
但万万没想到，闰三月初，在老中安藤信睦的推举下，是前老中下总关宿藩主久世广周复起——等到了四月二十八日，久世更是升任为老中首座。
久世侍从大人的奥御殿样是自家公主出身，而且其施工主张也和自家大殿相近，以致外界都以为是阿部伊势守在背后推动。可繁太郎作为亲信，自然知道这不是出自自己大人的手笔，但这种事又不能出面澄清，真是郁闷之至！
所幸秀念住职来了，这番心事可得好好说到一番。
收到邀请，秀念施施然来到江木宅邸，随行的行者还带了些特产，这些可都是繁太郎的心爱之物。
其实，繁太郎原本喜好的是茶道，“一期一会”的意境多雅致啊，可随着时局日艰，尤其是返回本家领地后，他事务繁忙，对这闲情雅致的兴趣也少了，反正嗜好起杯中之物来。
可本家财政不足，这清酒喝多了有违提倡的节俭之道，繁太郎只好改喝煎茶，可没成想，去年通商后这茶叶也涨价许多——江木倒不是喝不起，但引起物议毕竟不好，因此他也有意减少了这方面的享受。
往日大殿执政幕府的时候，作为心腹，江木繁太郎平时的应酬不断，真是好享受！可如今到了近乎节衣缩食的境地，有时想起，真是恍如一梦。
而秀念和尚每次前来，总是带来一些嗜好品，倒是把江木羡慕得不要不要的。
赶走了闲杂人等后，只有繁太郎和秀念两人对酌，气氛顿时闲适起来。
“唔~，这啤酒不错，往日怎么不见住职带来。”
“这啤酒酿制也需耗费粮食，去岁箱馆开港，奉行所才放松禁制，上次遗漏，这次肯定要带来给健斋先生品鉴一二。”
繁太郎闻言露出羡慕之色。
这聪明人不用明说，秀念的话外之意是，啤酒在箱馆卖给西洋人挣了不少钱，如今恐怕口碑已经传开，这才送来卖好。而能挣外国钱，如今这就是本事！
秀念看他的神色就知道这位又眼红了，他赶紧安抚：
“福山阳光充沛，日后这葡萄酒出产了，比啤酒肯定更胜一筹。”
听到葡萄，繁太郎斜睨了秀念一眼，“这和尚手段厉害，虽然本家日防夜防，可最终还是没防住，到底让这厮贴了上来。”
安政五年（1858年）秋，阿部、繁太郎君臣从江户返回福山。
没过几日，韭山代官江川太郎左卫门英武就派人来访，送上了四万天保小判金，这秀念和尚就是使番。
隐居大殿本来是不想收的，还是自己进言，“大殿为官清正，这宦囊不深。而藩政急需中兴，为福山大局，还是收下的好。日后有事，由江木一身当之。”
本来，自己以为对方就是个烧冷灶的，如果日后帮不了忙，大不了自己切腹谢罪也就是了。可没想到，后来的发展居然真如秀念所说，“顾念往日恩义，别无所求。”
大殿和自己曾经判断，这笔钱虽然是以韭山江川家的名义送的，但江川家的两大盟友，勘定奉行小栗忠顺、箱馆奉行崛直秀肯定也跑不了，这三家必有所图。
可这两年来，人家啥事也没求上门来，连金票也是当时一次付清——第一次是现款四万金，但后继六万金，也当场给了什么延期金票，丝毫没有拿捏的姿态。
本来今年五月，幕府发行了新的铸币，这万延小判金的含金量只有天保小判的三成三，原以为尾款会有一番争执，但北地的豪商四季屋，居然按天保小判的币值以丁银支付了最后的三万金，诚意满满！
安政二年（1855年）秋，幕府开始 “以扶桑金易海外银”，执行的人是长崎奉行小栗忠顺，当时的首席老中可是阿部侍从，所以这伎俩外人不知可大殿、繁太郎知道啊。
因此，这三年的十万金，前两次付金，后一次付银，都没让福山吃亏，这情分大去了！
今年五月底秀念来访的时候，繁太郎就跟和尚交了底，“说吧，到底要干啥，福山能答应的绝不含糊。”
当初说是繁太郎一人抗，可实际上君臣都清楚，他抗不了。当然了，这实在不行可以赖账——政事之妙，妙不可言啊。
可让繁太郎吃惊的是，人家秀念只是微微一笑：
“君子不党。福山中兴，也是为扶桑保留元气，先生何必多疑呢。”
事后自己回禀此事，大殿默然良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后生可畏！”
自己反复检查了秀念等人在福山的所作所为，结果发现，人家确实是风光月霁，推广农学和西洋产业都确实没有后手——爱干干不干拉倒，从无引诱、逼迫之事，反而是自家颇有一些人无事生非，但人家也没计较，只是逐渐疏远了这些人罢了。
就如这葡萄酒，明年就可量产，但秀念从未仗着引荐良种、提供工艺提过特别的要求，自家想包产报销，人家秀念也说“好好好”，并无一丝干涉之意。
至于治政意见，和尚也是你愿意说我就陪你聊聊，不愿意谈，那转到风月也是好的。
反倒是繁太郎自己，他发现秀念胸怀锦绣，古今中外都有涉猎，且对扶桑局势洞若观火，所言无有不中，要不是大殿心灰意冷，他早就把秀念引荐了。
今天繁太郎把秀念请来，就是心中有疑惑不解：
“如今久世、安藤执政，这幕政大有起色，不知有何奥妙啊。”
奥妙你个大头鬼，三个月不到谈起色也太早了吧。
“你繁太郎，不是满腹经纶嘛，见识到哪里去了？不是胸中有山海之险么，怎么顺顺便便就要’妄议朝政’？”
秀念有一肚子槽，但既然繁太郎问了，他也得回答啊——其实，秀念因为留过洋，还经常被直秀提点，这见识已经高了此时名士一大截。所谓“早知三日事，富贵一千年”，他自己没这个自觉，可繁太郎真有点把秀念当神仙看了。
“全靠同行衬托。”
看对面一脸问好，秀念只好解释，“这好不好，不便置喙，但有井伊扫部头‘珠玉在前’，刚搬开这座大山，大家当然开心了。”
井伊就任幕府万人之上的大老，时间是安政五年(1858)四月二十三日。当时老中首席堀田一系和齐昭一派斗得天昏地暗，互相之间针锋相对，幕政几乎瘫痪。
当年正是亚罗号战争的第二年，英吉利、佛兰西战船横行中华沿岸。
1858年5月20日，第一次大沽口之战结束，联军大战上风；当年6月，英、佛、米、鲁四国与中华草签了津门约定，战事到此告一段落。
消息传到扶桑——主要是米人特使哈里斯以此施压幕府，因唯恐重蹈中华覆辙，强硬派的齐昭一系在扶桑高层人心大失，以此为契机，井伊扫部头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政敌一脚踹到
其实，齐昭为人过于“直率”——敢想敢做是好事，但其作风粗暴颇为人所诟病，这种行为方式并不为众人所喜，因此平日里树敌很多。
虽然幕藩体制下，内斗也很多，但在之前首席老中阿部的时代，是“对事不对人”，争斗方式颇为柔和——阿部之前的老中首座水野忠邦，也是因为手段过于激烈而失势的。
说到底，虽然西洋人不断叩港，但承平二百多年，扶桑上下都没有面对残酷的心理准备。
相比老中首席堀田一系和齐昭一派争执不下的局面，井伊扫部头执政后的开始，其果断颇为幕臣所喜——当然，齐昭一系就是痛哭流涕了。
其实，当时井伊扫部头的手段虽然坚决，但其实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只诛首恶，党羽不论”——除了齐昭一系的核心，其他人开始都没啥大处罚。
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还没等风波过去，京都小朝廷就给添了把猛火：
当年和历八月，皇室派人给齐昭父子送去了戊午密敕，“公家和武家要齐心协力；幕府和诸藩在外事和内政的重大国事上应消弭争议；无论亲疏，幕府、亲藩、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应群策群力，联手努力不受外夷之侮等等”。
看着是好话，但以密旨的形式出现，加上前面发生的事情——小朝廷对幕府擅自与外国签署通商约定的多次下旨问责，其心不问可知。
由此引发了“戊午之难”——也有人称之为安政大狱。
戊午之难的时间，从安政五年(1858)九月一直持续到安政六年(1859)八月，在此期间大家愕然发现:
“井伊扫部头不是光针对齐昭一系和京都小朝廷，连中立甚至原本井伊派系的人也受到了波及。”
说起来这事非常奇妙，大老井伊到底咋想的，没人敢说能弄清楚，反正砍人的同时，井伊也把自己的根基弄的不稳固了。
光这样还好，可当时又发生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爆发，谁也没想到，趾高气扬的英佛联军居然惨败了。
消息传到扶桑，对视一番后，大家都傻了眼。
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扶桑三港，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正式对外开放通商。这一通商，大家才发现齐昭等人担忧的甚对，黄金大量流失不说，这物价还涨的特别吓人。
所以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消息传来后，有相当多的人改变了原本的立场，“中华能胜，那扶桑是不是也能打赢？当然，真打是不敢，但硬气一些总没坏处吧。”
这好悬把井伊扫部头的鼻子都气歪了，“早干嘛去了，这个弯拐的太急，不怕闪了腰么。”
因此，在安政六年(1859)八月，原本“戊午密敕之案”的判决里，井伊一系以从严的态度提高了惩罚力度——骑虎难下啊。
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引来了更大的反弹。
转过年来，三月上巳节当日，大老井伊扫部头遇刺身死。
这中华与英佛的亚罗号之战，居然影响扶桑局势到如此地步，真是可叹可怖！
有句话叫“旁观者清”，江木繁太郎还真没怎么从这个角度考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算有道理吧。”
秀念和尚说了半天，就得了一句“也算有道理”的评价，顿时气得不说了。
繁太郎见状，赶紧拱手，哄了半天才让和尚继续下去。
“治大国若烹小鲜。疾病则乱，扫部头施政也有可商榷之处。”
“井伊的内政做的也不好”，这是墙倒众人推的说法，反正人死不能复生，而如今得势的多是当初反对井伊的——但到底做的好不好，直秀一系内部对此也有颇多争论。
第三十五章 疾病则乱
井伊扫部头就任幕府万人之上的大老，时间是安政五年(1858)四月二十三日，而他被刺身亡或者按幕府说的病重不能理政，则发生在今年三月的上巳节。
这样算来，大老井伊的主政时间是不到两年——比他前任老中首席堀田正睦的任期还短，堀田好歹是从安政二年（1855年）十月干到了安政五年(1858)六月，时长将近三年，就算减去井伊当大老的时段，那也足有两年半。
井伊主政的时期，幕政到底有啥变化呢？
除去“戊午密敕之案”和内斗，其实还他真干了不少事情：
简单分成对外和对内两种好了。
对外最有名的，当然是五国通商约定的签署了。
安政五年(1858)，井伊在没有取得小朝廷同意的情况下，先后与米、兰、英、佛四国签署了通商约定，翌年又和鲁西亚签署了同样的约定，并按文化十年（1813年）的旧约，与其分割了北方的云雾千岛。
对此，扶桑有很多人不满，挑头的就是齐昭一系，认为退让太过。
可直秀一系却对此评价很高，力不如人奈若何，该签就得签，否则可就真变成敬酒不吃吃罚酒了——直秀等人在北地反复折腾，只是往后推延了一年，也没最终改变与鲁西亚签约的发生。这就是形势使然，不得不如此。
另外，后世有一个著名误解，那就是安政五国通商约定没有限期。其实呢，是有的，当时约定“十四年后修约”。至于后来改成无限期，那是庆应二年五月十三日（）幕府和西洋诸国签署的《改税约书》干的好事,而且那时也不是真的无限期，只是约定“如一方（西洋人）不同意，那关税不能更改”而已。
而且别人不知道，直秀知道啊，在他原本的世界里，1859年8月，鲁人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9艘军舰兵临江户湾，提出“北地以北纬48°线划界，北虾夷地整体为鲁西亚所有”，但大老井伊一系予以坚定拒绝。
从这件事上看，井伊并非一味的对外屈躬卑膝，只是实力相差悬殊，不得不服软罢了。
而且，井伊还干了一件大事，可以证明他也不甘心一直屈从西洋诸国。
这件大事对幕末的影响非常深远，真正开启了公武合体的序幕——虽然齐昭一系早就提议扶桑大事需要京都小朝廷的敕许，但实际上还是只基本停留在幕府上奏小朝廷审判的阶段。京都想插手大政，实际上既没有体制保证又缺乏和幕府的合作基础。
当然了，如果齐昭一系掌权，那这两样有可能会补上。
安政五年（1858年）十月，也就是安政大狱开始后一个月，井伊在打压小朝廷的同时，开始试探，“能不能让皇室和德川家联姻？”
在这之前，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倒是将女儿嫁给过皇室，但公方样自己娶的却是顶级公卿的女儿或养女，这皇室和德川家联姻，无疑是井伊的釜底抽薪之计——大家争权夺利不要搞的这么难看，联姻多好啊，血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啥事不能商量啊。
本来皇室是不同意的，毕竟这是自己最后的脸面和底线了——幕府名义上是臣子，这皇室公主嫁给臣子，太危险了。以己度人，如果皇室血脉断绝，那德川家过继儿子当皇帝，好像没啥不可以。再说了，安政大狱搞的这么难看，幕府你想屁吃呢？
但赤鬼井伊可不是好惹的，于是扶桑皇室就一直敷衍着，不说行也不是不行，“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轻率，总要先把细节都确认好了再说吧。”
而在此期间，大老井伊通过手下给小朝廷和皇室交了个底，“这开国只是权宜之计，等扶桑海防健全、兵强马壮了，到时自有计较。就算通商，这国本亦不可动摇。”
啥意思呢？
所谓国本不可动摇，指的是皇室还是皇室、幕府还是幕府，也就是说，井伊心目中的未来扶桑，还是现有治政架构，一切举动只不过是为了改良求存罢了。
而“到时自有计较”，则说明井伊对现在伏低做小也不满意，只不过是形势使然，只好暂且忍耐罢了。
其实，直到维新前，幕府都对西洋诸国充满了警惕，到最后洋人也反应过来了——后来英吉利转而支持萨摩、长州等藩国倒幕，这是有缘由的。
就算井伊和小朝廷的话有虚以委蛇的嫌疑，可幕府的法令总是真的在执行吧?
安政六年（1859年）五月，江户令禁洋服；同年六月，“禁鬻官衔、图籍及兵器于外舶。”
更在六月二十日，下令允许幕府旗本、大名及其陪臣可自行购买枪炮——以前是，先申请幕府批准了才可以购买，但这次是先买后报备。要知道幕府一直警惕各家积蓄武力，这回则是放开了一个大大地口子。
就凭这几道法令，说大老井伊对西洋诸国没有敌意，这谁都不信啊——难道买来军械是为了玩吗？总要有一个假想敌吧。幕府下发的法令，那自然不是针对自己，而此时幕府还是在扶桑一家独大，用排除法这么一看，那针对的自然只能是西洋人了。
同年九月，又令伊达庆邦、保科
容保、南部利刚、佐竹义就、津轻承烈、酒井忠宽六家助垦虾夷地。
这幕府直辖的御领都肯让出部分给诸大名，井伊一系都北方鲁西亚的提防之心跃然纸上啊。
同样可以说明井伊不甘心屈从西洋诸国或者说自强的事情还有：
自安政五年（1858年）起，幕府开始放松门阀之限，官学昌平簧改制，以前的招收对象只针对中高级幕臣子弟，如今下级武士子弟也可以入学了，而且也增加了各藩子弟的名额。同时，课本也从原来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学经典，增加了经科、史书、刑名等内容。
至于幕府的西洋学术教育机构“蕃书调所”，保持了井伊执政前的扩大趋势，另外也在同年对各藩子弟开放——之前在安政四年（1857年）时，学生就约有190 人。
作为重中之重的兵学，也在井伊执政期间得到了大力扶持：
虽说，推行西洋军制的讲武所，是安政七年（1860年）才从筑地铁炮洲搬到神田然后开始扩招的，但扩建可是之前就开始进行了。
至于水军，安政五年（1859年）幕府关闭了长崎水军传习所。
这关闭传习所，应该是后退咋能说是扶持呢？
原因在于，虽然关闭了长崎水军传习所，但这是因为军舰教授所越发壮大——幕府不甘心水军教练一直外人掌握。
安政四年（1857年），在江户讲武所内附设军舰教授所，教师方头取是直秀的老朋友麟太郎——胜义邦，其他教授、讲习为长崎传习所的毕业生，训练地设在了越中岛。
虽然关闭了长崎传习所，但幕府没有停止大肆建造海军的计划——除了扩建军舰教授所外，还准备大量外购战船。
安政七年（1860年）正月，幕府派遣了第一个出使西洋诸国的使团，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咸临丸访米”，除了担负协调的使命外，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购买战船。
同时，幕府也没有忘记自建战船，自从安政六年（1859年）佐贺藩献上了进口的造船机械后，幕府的第一个洋式造船所“长崎制铁所”就已经开始立项筹备了。
以上井伊一系的施政，除了安政大狱外，直秀一系并没有啥太不满意的地方，最多就是觉得low了点——想象力不够，制度建设不够大胆，执行力一般般，步子太慢。
但扶桑内部积弊已久，能做到这些就不容易了，换直秀亲自上的话，有些事情未必能做的下来。
可关于其它方面，尤其是内政，箱馆一系可对大老井伊没啥好评，一致认为，“这手里的烂牌打了个稀巴烂，真是意料之中、毫无惊喜可言。”
本来，安政五年（1858年）小栗忠顺提前当上了勘定奉行，虽说勘定奉行定员四人，可“锥处囊中，其末立见”，原本的大老爷们只会调和阴阳也就罢了，你小栗可是兰学先锋，又在长崎干了多年，学到的本事到哪里去了？！
结果除了推广农学有所成就外，小栗连韭山炼铁所都没保住——1858年坦庵先生死后，幕府开始分拆韭山炼铁所，将人员、器械大量分流到汤岛铸炮厂、横滨炼铁所和石川岛船厂。
按理说，这么开花散叶也没错，可是人、物要用起来啊，坦庵先生建立的先进管理制度在别的地方推行困难，这些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西洋学人才，很快学会了钻营奉承，跑冒滴漏那玩的甚是爽利——这倒是没辜负坦庵先生的眼光，都是聪明人啊，这学啥都賊快。
幸好，当初在直秀的建议下，韭山炼铁所建了一批配套工厂，这些都是商人或江川自家的产业，人员也多来自绳武馆的老人和韭山本地人。而这些技工要么更信任韭山的施政环境，要么没编制想走也走不了，这才给韭山保留了元气。
如今韭山能有一些民用机械的产出，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说到底，还是因为小栗和其他勘定奉行一样，都更信任官营，对民间产业哪不太看得上眼，一心想造几个大厂，然后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这个直秀也没法说，放大招之前是要摇很久，况且白主最初也是走的这条路。但幕府和白主有根本不同：
白主人少钱少，当时是迫不得已，可幕府地广人多，非要自己上这是要闹哪样啊！
反正幕府的内政在井伊时代成果寥寥。
另外可说的就是：
毁钟铸炮令终于废止了。
安政元年（1854年）十二月，小朝廷给幕府下了旨意，要求“梵钟均要捣毁以改铸枪炮”。安政二年（1855年）三月，幕府下令“销梵钟以铸大小炮。惟余古名钟、宗寺钟、报时钟不毁。”
在韭山炼铁所1857年炼钢成功、1858年仿制线膛炮成功前，这条法令一直在执行，给各地侵吞寺庙财产提供了借口，闹出的乱子很多——真以为光毁钟啊，这别的财物不也是可以加强海防吗？反正开了口子就收不住了。
安政六年（1859年）二月，也不知道是幕府醒悟过来——佛徒鼓动民众大乱太伤根基，还是因为铸造线膛炮用钢材就行，反正以“梵钟的铸铁中难以提炼出炮材
”为由，幕府废除了“毁钟铸炮令”。
另外两件事，虽然是在大老井伊遇刺后才实行的，但和他脱离不了干系：
第一件事是五品江户回令。
万延元年（1860）闰三月，幕府发出了五品江户回令，要求“为免扶桑紧缺，杂谷、水油、蜡、吴服（丝绸）、生丝五品，禁止直接与西洋通商，必须经由江户问屋操办”。
安政元年（1854年），老中阿部下令解散株仲间，就是取消了问屋商人的特权，既希望能促进流通、平抑物价，也是为了减少对各藩的经济盘剥，好汇聚人心。
如今这五品江户回令一出，虽然打的旗号是平抑物价、提高获利，可结果如何，大家都不看好——杂谷这些粮食管制一下是对的，可其它四品，江户问屋能不开捞甚至大捞特捞么，想想就不可能。
第二件事就是万延铸币。
这扶桑的金银汇兑是一比五，而海外是一比十五，直秀在嘉永二年（1849年）回扶桑时就特别提醒幕府了。可直到今年万延铸币前，明面上幕府愣是没啥动静——当然了，私下里，安政二年（1855年）秋，幕府开始偷偷地通过咸亨洋行“以扶桑金易海外银”。
这货币秩序可乱不得，因此直秀一系都老老实实地，除了偷偷吸纳一些黄金，并未从中大幅渔利。
可一直等到安政六年六月（1859年7月）三地开港通商，幕府都没啥动作，直秀当时就觉得，“坏了！”
果然，转过年来，到今年五月，直秀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
以“海外金银比价不同，西洋商人大肆套利”为由，幕府发行了新的铸币，这万延小判金的含金量只有天保小判的三成三不到！
好么，这一下子造成的所有损失都由民众承担了。
除了幕府旗本以外，得闻“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还有当时的老中后来的大老井伊，虽然大家斗得厉害，可在此事上居然保持了一致，真是活久见！
其实直秀早该想到这一点，因为除了以法令严格控制黄金流出这一条路外，逐年拉平金银比价差异才是合适的办法。既然幕府一直迟迟没有动作，甚至在安政六年（1859年）三港通商后，连本来的安政铸币都没发生——安政铸币稍微降低了含金量，那再期望幕府承担起这个重担就不现实了。
其实箱馆开港后，直秀作为奉行，他是用统一结算制搞定这件事：
家乐屋、喜梅屋、四季屋三家联手，在箱馆乃至扶桑各地发行金银票，存的是金子提取的时候还是金子，不主动要求金银之间进行兑换。
而对在箱馆的西洋商人，也是同样处理。
想拿鹰洋换丁银然后再拿银子换黄金，想多了吧，扶桑哪个商人敢帮忙，奉行所立马找上门去，“这防火做的不好，先关门整顿好了。”
当然，这也给箱馆带来的巨大的外部压力——各国商人纷纷抱怨。
但直秀一脸无辜地问，“为啥抱怨啊？”
这些外国商人唯唯诺诺却说不出理由，所以抱怨也没用！
但直秀却没料到幕府的处理方式。
直秀早该醒悟的，他之前多次让使番咨询勘定奉行小栗，而小栗一直避而不谈，这事情不是明摆着嘛——幕府就没安好心！
可直秀一直幻想，这“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事情如果泄露了，幕府立马人心尽失，所以肯定要有所表示，最起码补贴各藩是要做的——箱馆是幕府直辖地御领，所以不用补贴？
但万万没料到，万延铸币幕府一步到位，把责任推给了洋商，同时据说是提高了对各藩的借款额度，这除了坑了普通民众，不但自己挣到了铸币的巨大利益，还卖好四方，真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虽然万延小判金发行在和历五月，而三个月前大老井伊就遇刺了，可他能脱得了干系嘛——铸币这样的大事，筹划要好久，因此明显是早有预谋。
这限制西洋人兑换金银，肯定会被报复，而且说不得会有海运便利的各藩会私下勾结外人牟利，而在通商后延迟一年发行新铸币，弊处已见，谁也无话可说！
大老井伊，你这算盘打的可真精啊。
正是隐隐觉察到井伊会出歪招这一点，直秀才在樱田门一事上置身事外，既没通过小栗提醒，也没献上啥短铁铳、新式马车之类的。
当然了，因为直秀乱入，樱田门之变能不能发生还是两回事，但直秀这种态度，无疑代表了对井伊治政的不认可。
捡知道的、能说的，秀念和尚与江木繁太郎议论了个痛快，之后他开始旁敲侧击问起备后福山藩的日后打算。
可想到，热衷政事的江木却两手一摊，“本家不过是水波逐流罢了，能安定一方就是万幸。”
秀念也不好说啥，只能暗戳戳地想，“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有你们坐不住的时候。”
可当时和尚可没料到，幕末风暴里人心诡谲，等江木随着大殿阿部再出山的时候，这双方是敌是友？大潮汹涌，未来谁能完全预料得到呢。
第三十六章 伤人放火得招安
站台上乱糟糟的，人喊马嘶不停，但车厢里的众人却并无厌烦之色，尤其是西乡吉之介，他贪婪地看着外面，一面的兴奋。
“久违芝宇,难免葭思。”大久保随口替西乡解释了下——毕竟箱馆三巨头都在，你西乡上车就只盯着窗外，这是要闹哪样啊。
闻言直秀微微一笑，他知道大久保正助和西乡是总角之交，但如今是1861年10月初，这分开都十一年了，连上次见面也是三年之前，这份交情历久弥新，真是令人羡慕。
想到这里，他撇了对面一眼，那里也坐着一对好友，堀利熙和江川英敏，这两位也是够可以的——堀利熙他姥爷是大学头林述斋、舅舅是鸟居耀藏，林述斋是儒学领袖、鸟居是以保守著称的幕臣，而英敏的老爸坦庵先生是兰学巨擘，可现在两人居然现在好的跟一个人似的，真是异数。
关于这个，直秀曾特意向英敏请教——不请教他不放心啊，万一堀利熙给他玩个无间道，那不就坏菜了。
“堀利熙他啊，从小就是个异类。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居然喜爱兰学，屡教不改的那种。”
直秀一听就明白了，这不就是逆反心理么，“越不让干就越干，我懂。”
“再说了，虽然老爹是被鸟居耀藏搞倒的，可后来鸟居消官可不关我江川家啥事。因此两家算不上世仇。这在北地，大家都是倒霉蛋，还计较个啥，你心胸要开阔一点嘛。”
得，直秀被搞了个灰头土脸，算是妄作了一回小人。
后来他慢慢观察，这堀利熙还真是个风光月霁，除了有点好清名之外，别的还真挑不出啥不好来——而且喜欢清名有啥不好，举止有度不说，这君子还可以欺之以方嘛。
比如1860年5月直秀忽悠他参与了瑷珲之战，回来后尽管很是不满，但明显堀利熙开始归心。
堀利熙的不满倒不是因为参与擅开边衅的交名状，他是觉得直秀等人不够光明磊落，这先进军械一大堆、精兵数千（估算的），明显还和英吉利人有勾结，这到底是何居心？
但参战前，直秀、英敏就和他说清楚了，说白主是臧着掖着不少东西，但要抵御外侮，非得这么干不可，否则多大的家当，江户那些犹豫不决的老爷都得给败光了。
堀利熙自1855年春被任命为箱馆奉行以来，吃西洋人的亏吃多了，先是米人跋扈，后来1858年又被鲁西亚人打的惨败，这一提鲁西亚他就红眼睛啊。所以参加瑷珲之战前，他没多想，这热血一冲就去了。
期间仗打的漂亮，他兴奋还来不及，有啥事也得事后有空才能琢磨啊。
可这一琢磨，他就发现大事不妙，本来以为直秀就是私藏了好东西或者偷偷发展实力，可联想到这些年与白主的交往，他才明白过来，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回程途中，他就偷偷找江川英敏聊过，“这直秀到底想干啥，难道有不臣之心？”
“呸！”英敏当时就啐了他一脸，然后才将1846年直秀偷跑前往海外、1849年返回扶桑后一直到现在的所作所为都讲了一遍。
英敏是直秀的迷弟，把直秀夸得花见花开、人见人爱不说，还认为“如今幕府倾颓，非直秀不能力挽狂澜”。
堀利熙开始被唬得一愣一愣的，他虽然是名门之后——堀家是幕府的大身旗本，他老爹堀利坚从弘化2年（1855年）到安政5年（1858年）都是大目付，之后就任的也是旗本顶格的番职“留守居”，但直秀出国这件事过去的太久了，这十几年来幕府动荡不堪，因此如今知道的人真不多。
“这么刺激的么？没人跟我说过啊，”
堀利熙如同听传奇一样，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这跟勾结洋人、阴蓄私兵有啥关系？干的再多，这也不是忠义之举啊！
英敏只好又把1852年、1854年两次庙屯之战、1854年、1855年两次随英佛联军扫荡鲁人北方领地的事情再讲了一遍，堀利熙这才知道，原来直秀这群人私下了坑的鲁西亚不要不要的。
不过他倒没埋怨——说起来1858年箱馆之战是
“白狗吃食, 黑狗当灾”，但参与瑷珲之战时，他了解到不少鲁西亚的所作所为，人家根本不讲理啊，烧杀捋掠是传统，所以不提前反抗才是傻子。至于箱馆奉行所当时，多半只能怪自己革新不力。
“你确定直秀不是卖身投靠了洋人？”
英敏哈哈大笑，“这卖祖宗的事情，我江川家能干！”
这个堀利熙倒是相信的，江川是源氏的分支，自镰仓幕府（1192年—1333年）就是名门，传承至今快七百年了，确实没必要也不可能自坏家风。
堀利熙听英敏说，直秀在海外三年（1846-1949年）创下了好大的事业，因此颇有一些有力的洋人关系，他当然不信了——三年能干啥，弄不好船上就去了一年，两年再刨去站稳脚跟的时间，说不定刚摸到门路就得往回赶。
这个把迷弟英敏气坏了,自从他嘉永七年（1854年）到了白主之后，不光干了许多痛快淋漓的大事，还一路青云直上，如今是千石北地江川家响当当的家主，自然不肯让堀利熙质疑偶像直秀。
但直秀等人对其在米国干了啥一直含糊其辞——这最大的底牌不到关键时刻怎么能掀开呢，英敏想反驳也拿不出有力证据啊，因此他一着急，就把咸亨洋行的事情秃噜出来了。
其实，咸亨洋行的具体根脚英敏也不知道，但和直秀关系匪浅这个是肯定的，因此洋人朋友有力倒也是一个不错的证明——幕府多年来的外界信息获得、外购军械，还包括最早的水军西洋化、韭山炼钢、军械仿制，都依赖于咸亨洋行的鼎力相助，只要知道的，没有人能否认其功绩。
但英敏千不该万不该，他不应将幕府通过咸亨洋行“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事泄露出来。
堀利熙当时一听就急了，他老爹堀利坚从弘化2年（1855年）到安政5年（1858年）都是大目付，咸亨洋行的事他也略知一二，可“以金易银”自己为啥没得到丝毫消息？这是不爱我了么？
这金银汇兑比例大变更，这可了不得，堀利熙自诩出仕后屡任幕府要职，这里面的利害他懂，“稍有差池就是动摇根本的祸事”，因此他也顾不上质疑直秀了，一心想回到箱馆当面问清楚细节。
其实堀利熙只当了几年的小姓组徒头、一年的御目付、一年的松前表御用（特使）、三年的箱馆奉行，到1860年他虽然已经四十三岁，但因为家世显赫，又有一个特别给力的老爹，事事都有人照应，所以对人心险恶真没有啥概念。
但也正是因为他心思相对简单，直秀等人才敢拉拢他，换个千山千水的老狐狸，人家说投靠你敢信吗？
其实，对拉拢堀利熙直秀一系也是反复斟酌过的，毕竟风险太大了，失败了难道就立马扯旗自立不成。
虽然失败了最不济可以来个落水而死，但如何收拾却是个难题，幕府的重要耳目挂了，人家老爹又位高权重，这事江户肯定要严查啊。可直秀等人干的“坏事”不少，到时一查一个大窟窿，那可怎么办？
自1858年秋直秀接任箱馆奉行以来，人家堀利熙作为箱馆目付，可是颇为配合的，很多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贸然改变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况且，直秀、学次郎、英敏、万次郎、龙马等人都不赞成“落水而死”，认为“此例一开，流毒无穷”，今天“迫不得已出此下策”，以后大家有样学样，那“不小心跌倒”、“吃错了药”甚至“喝水呛了”，这花样多了去了。
大家虽然违背了幕府无数禁令，但一直以来都没干过啥龌蹉的事情，日后就算翻老账，也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幕政昏聩，不得已而为之”——别小看大义啊，对外可以得道多助，对内可以上下一心。
当时争辩激烈，最后还是直秀说服了大家，这“落水而死”肯定不能干，大不了箱馆自立，反正“大老井伊遇刺，朝野人心惶惶，就算消息走漏，箱馆也无虞也”。
在1860年5月初的时候，箱馆奉行所，或者说直秀一系，势力已经庞大到很难掩饰的地步了——最起码，作为箱馆奉行的堀利熙再看不出问题来，那是真不可能。
1859年底，北虾夷地的人口已经膨胀到近三万三千人，在原箱馆奉行所统辖的虾夷地，领民也达到四万七千人之多——这还不算常驻的商人及其护卫、伙计，也没算伊达、佐竹、津轻三家助守虾夷地的兵马，更没算苦苦守着福山城附近的松前家。
而且，在安政六年（1859年）九月，幕府令伊达庆邦、保科容保、南部利刚、佐竹义就、津轻承烈、酒井忠宽助垦虾夷地。虽然这六家磨磨蹭蹭的，1859年只是派人前来商谈地域，但1860年春天，这六家的移民也开始陆续进入虾夷地。
反正各家都不到千人，直秀就把他们分配到石狩平原、十胜平原去了，和前期的垦殖团混在一起。
对此六家也挑不出不是来，毕竟都是靠海的平原，箱馆奉行所又保证会救济，这就不错了。唯一可虑的是，港口经营各家不准参与，但直秀有白主之战打败鲁西亚的战绩，再加上箱馆奉行所组织了一次军势演练，各家也捏着鼻子认了——幕府让你参与垦殖可没说封地给你，现在就这样吧，有啥事也得等站住脚再说啊。
但六家进驻虾夷地，这接触多了，箱馆施行的新政可眼看着就瞒不住了。
其中最要紧的是两件事，义务教育和全民皆兵。
这义务教育，是直秀一系的根本，虽然是以乡学的名义进行，可这瞒不过有心人啊——仅1859一年，在箱馆奉行所的私帐上，教育支出是十五万五千余天保小判金，而当年年底的总领民数也不到八万。虽然无法深入了解，但六家日后估算也能估算得到，这箱馆在教育上投入非常之大，于是问题就来了，哪来的这么多钱？
1859年之后，幕府虽然停了对箱馆每年十万金的手当金补贴，但当年箱馆开港，这关税八成上缴两成可是给了奉行所——数目没多大，当年只有两千金，不过这可是个细水长流的收益，经年累月后不可小暌。
再说了，奉行所的年贡仅仅是两千张海豹皮，折价不过六千金，可幕府因为收回虾夷地每年给松前家的补贴还有一万五千金呢？这笔钱可是幕府一直在付。
结果你箱馆有钱搞全民教育没钱提高年贡，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至于全民皆兵，是，鉴于鲁西亚的威胁幕府同意过，可你箱馆乡兵统一用铁炮，这是要闹哪样？幕府的定番有一部分还在用刀枪弓箭呢。
当然，这用冷兵器是幕府部分武士固执己见，可真说起来，箱馆自产军械的数量可就跟上报的数量不符了，这多的部分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再加上1860年箱馆的产业工人就将突破四千，虽然大半都在北虾夷地的丰原和虾夷地北端的宗谷，可这产出品越来越多，想瞒着是越来越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保密，那江户在北地的耳目“箱馆目付所”必须彻底倒向直秀一系，而这关键人物就是目付堀利熙——至于换个人选来当目付，大概率还不如堀利熙呢。至于助垦的六家和不甘心的松前家，则只能尽量隐瞒，所谓瞒一时是一时是也。
总之，拉拢堀利熙失败这个风险，直秀一系是不想冒也得冒，因为实力它不允许啊。
再说，直秀等人也不是没有底气：
虽然1860年5月初箱馆发兵瑷珲的时候，被刺的井伊扫部头还是“养病在家”，可就算大老井伊没死，这“公然刺杀”幕府执政，这事能轻易罢休嘛，幕府和京都小朝廷及诸藩有的闹呢。
而且箱馆此时亦然兵强马壮——全民皆兵那是闹着完的，定番是一千二，可奉行所还有私兵八百、乡兵一万七，真打起来，别看人口只有七八万，但幕府贸然开战非崩掉了大牙不可。
就算不占优势的水军，白主也有新式蒸汽船和鱼&雷这样的大杀器，反正是不虚的。
至于各家养在江户的世子，依照白主的所作所为，抄家灭族都是轻的，反正都得死，那还能顾忌那么多——打输了必死无疑，反而赢了还有一条生路，伤人放火得招安嘛。
除非直秀一系放弃干涉扶桑政局的想法，否则迟早要和幕府发生冲突，可这些年下来，现在想回头是不是太晚了？
第三十七章 苟神才是正道
其实，直秀知道，别看是白手起家，但白主一系里还是有不少人新念正朔，尤其是成年才来北地的，对幕府颇有畏惧之情——所谓“坏事都是奸臣干的，主君只是一时不察被蒙蔽”，这一套东西方都玩得很溜。
真的，直秀也很纳闷，这口中食、身上衣都是大家筚路蓝缕、手胼足胝辛苦得来的，你感谢别人干嘛？就算感谢，那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
结果一问，他鼻子好悬没被气歪了——好多领民异口同声地说，奉行大人施善政是好的，那委任大人的幕府肯定也是好的。
这人心变异，真不是一日之功。
所幸，靠着乡学的启蒙治政教育和奉行所多年以来的推举制度，这口子越开越大，加上众多的移民纷纷抱怨最近扶桑各地民不聊生，直秀这“狼心狗肺”的一代目才没落到众叛亲离的境地。
但箱馆目付堀利熙不一样啊，人家是大身旗本出身，自幼受幕府厚恩，肯定不能轻易转变。
于是瑷珲之战后，1860年6月初，返回箱馆的堀利熙就登门质问直秀：
“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怎么能藏着这么多实力呢？吃完饭翻碗底，你这干的是人事嘛？”
这可把随同前来的江川英敏尴尬坏了，这不成了蒋干盗书么，偷鸡不成蚀把米，不，这是要把锅都砸了啊。
直秀倒是不慌不忙的，他和幕府又没私仇，自己又不想当征夷大将军，做的不能说公心一片那也是大利扶桑，有啥可惭愧的。再说了，这近代化的困难是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啥幺蛾子冒不出来啊，人家肯上门质问，那就是给面子，说明还有讲道理的机会嘛。
借这个机会，直秀大聚群贤，将自己一系的骨干都聚集起来，包括武田斐三郎等原箱馆奉行所投靠的人等也没落下，全部运到北虾夷地的丰原，也就是直秀花了十年才打造出来的工业基地——你打造的？对此，学次郎等人在一旁微笑不语,。
大家参观完再说说，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办？
当时北虾夷一共才不到四万人，可丰原一地就占了三万有余。此地是直秀一系的心血和根基所在，平时闲杂人等一律禁止靠近，神秘异常。
那丰原到底有啥机密呢？
技校、高中、大学、军械厂和各类研究所。
一般领民子弟，可以在各地乡校读完初等教育，之后成绩优秀的可以再读初中，这些大部分都是在丰原之外完成。可要再进一步，那就要到丰原来，而且高中读完后被强制出洋留学三年，跑都跑不掉。
白主代官所才是1850年末成立的，从小学读完高中要五加二加二一共九年，因此这高中就读人数不多，倒是与初中同等学历的技校人数众多——因为成年人也可以上啊。
至于大学，完全就是个空架子，无非是这几年留学归来的人在里面做研究，甚至继续互相学习——前几年人才匮乏的厉害，小学读完的优秀人才就被送去留学了，这才攒了点家底，
要不说非得拉拢箱馆目付堀利熙呢，如今这技校的学生开枝散叶，想继续隐瞒这难度太大了——糊弄外人可以，可糊弄内部的有心人就甭想了。
至于军械所，1859年的产量是燧发枪7千、米尼枪2百、后膛枪50、拿破仑炮50、线膛炮和后膛炮各10门、水雷50，机关枪40门，同期还在进行蒸汽船和鱼~雷的研制——船厂在宗谷，但研究所和工厂在丰原。
虽然幕府的军械制造是机密，但大
家估算也估算得出来，如今丰原军械所肯定是超过幕府的炼铁所了——数量不好说，可质量在这摆着呢，没听介绍啊，这后膛炮世界领先、机关枪更是蝎子粑粑独（毒）一份啊。
除了军械，各研究所还在研发农具、纺织机、蒸汽机等各类机械，同时农学、养殖、煤化工、电力、内燃机、化妆品、医药和石油化工也都有涉猎——这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新混在一起，也是没谁了。
这是直秀一系第一次公开内情，好多不直接相关的骨干之前也只是在年会例会上被知会一声而已，这次亲眼看到如此多的新事物，未免个个振奋，至于堀利熙等人就更别提了，这是哪、我是谁、发生了什么事？
但随后，主管这一切的中村学次郎（丰原产业主管兼学术带头人）、岛团右卫门（丰原町奉行）就开始抱怨，说如今难以为继了。
“这可不行，好好滴差哪了？缺啥给啥。”大家都拍胸脯表示全力支持。
可等了解内情后，大家都傻眼了。
原来，北地的家底这么薄，这一多开立马就捉襟见肘了——其实何止胳膊光了，连后背都露出来，钱不够、人才不够啊。再臧着掖着，等北地神功大成那一天，恐怕扶桑早就沧海变桑田不知道啥模样了。
听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北地如今卡在关键节点，迈过去就海阔天空，而过不去的话，恐怕也就到此为止了——不是说衰败，但流于平庸是逃不掉了。
虽然平平安安才是福，可扶桑如今这个鸟样，外有西洋人步步进逼，内有京都小朝廷上串下跳、齐昭一系蠢蠢欲动，说不定哪天就打起来，这看不到希望也就忍了，可明明有远大前程这还得努力啊。
众人讨论来讨论去，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公之于众”——倒不是箱馆把家底都交给幕府，而是搞集资、技术扩散加人才引进：
这集资嘛，经过这几年大家也瞧明白了，幕府除了军械对别的都不上心，再说和幕府集资，喝了几斤啊？所以，缺钱只能联合各地的豪商或者各藩一起搞项目了；
技术扩散嘛，更简单，直接将成果往外卖就得了，可关键扶桑没有专利法啊，这怎么收钱回来颇有学问；
至于引进人才，那自然就是加大西洋学术的推广，就算幕府和各藩的人才勾引不来，那民间人才总有遗漏的吧，这不就有活水进来了么。
但问题来了，长的美想得美，这箱馆奉行所说到底还是幕府的领地，江户能让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恐怕不行吧。
“怎么不行？”
堀利熙忍耐不住自己跳出来了。
他看完所有后，不得不承认，幕府这些年是有进步，但“尸位素餐”这顶帽子是摘不掉了。
而且他自己开办过箱馆炼铁所，对实业颇有了解，知道如果白主真将一切交给幕府，这跑冒滴漏肯定一夜之间就冒出来——分拆韭山炼铁所，将人员、器械大量分流到汤岛铸炮厂、横滨炼铁所和石川岛船厂，之后近两年发生的事情有眼睛有耳朵的谁不知道啊。
至于里面的缘故，他知道是治度的因素，这以门楣定高下真是坑爹啊,让不懂行但会做官的管干事的，能干好才怪呢。但他自己就出自幕府的大身旗本，总不能自己反自己吧。
因此堀利熙觉得这“搞集资、技术扩散加人才引进”挺好，幕府可以立竿见影白得了好处，同时还不影响箱馆的发展，这两全其美啊。
说到底，之前直秀拉拢他时，堀利熙觉得撑死就是干点出格的
事罢了，但没想到绳子后面还有一头牛，这可就让他开始犹豫了，发展兰学、义务教育甚至全民皆兵他都不反对，但图谋不轨这不行——他从小锦衣玉食，家格高贵，说到底幕府并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因此，箱馆决定将私藏“公之于众”，他是最为认可的。
有堀利熙的鼓动，加上大部分人也不反对，最终大家决议，向幕府申请，在箱馆设立洋学馆，并扩建箱馆炼铁所，将丰原的成果一步步的转移过去——真的彻底公之于众显然是不可能的，要让江户知道白主这些年都干了啥，还不把直秀一系蘸酱油生嚼了啊。
安政七年三月十八日（1860年4月8日） ，扶桑改元“万延”。
当年七月，堀利熙陪同直秀回江户述职。
直秀是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接任的箱馆奉行，到如今已经两年了，必须回江户参觐交代。
在船上，堀利熙这个美啊，因为直秀跟他说，这次回江户将上表辞官，箱馆奉行一职他准备推举堀利熙接任。
堀利熙倒不是想做个官，他是看明白了，按能力大久保、崛志高（中村学次郎的变名）都比他强，按功绩江川英敏也更合适，但直秀这个举动无疑坐实了其并无叛逆之心，有力证明了“逼不得已而偷起炉灶”这个说法是真的，这才是他高兴的理由。
他都想好了，他会跟大佬们说明，“直秀干得挺好，就别乱换人了。”就算江户执意要换，他也会推举英敏接任；实在让他干，他也只好萧规曹随，反正慢慢洗白呗，总不能让直秀等人辛辛苦苦却没了下场。
说到底，这堀利熙一辈子顺风顺水，却不知道人心险恶啊。
他是幼子，三个哥哥都早早过世了，双亲对他珍爱异常。出仕的很晚，到今年四十三岁，但只做过小姓组徒头、御目付、松前表御用（巡查官），然后当了三年多的箱馆奉行和两年的箱馆目付。
仕途中唯一受过的挫折就是因被鲁西亚暴打了一顿而降职为箱馆目付，但直秀、英敏也一直对他恭敬有加。
因此，堀利熙真不知道人心诡谲能到什么地步。
其实，辞官这么大的事，直秀能不通知心腹和伙伴么。
当时大家都纷纷反对，“干的好好滴，幕府都没说啥，辞官作甚？”只有大久保微微一笑、中滨万次郎若有所思。
“我退一步，这箱馆彻底洗白不就顺理成章了嘛。”
直秀以洗白的理由坚持，最后众人才同意，“最好当然是不动了。但非要动，也得是江川英敏接任，最次最次，那才排得上堀利熙。同时，箱馆外送内紧，做好应变的准备。”
说实话，直秀还真不是完全欺哄堀利熙和大家：
如果日后幕府能睁一眼闭一只眼，对箱馆以前的作为轻轻放过，甚至吸取箱馆的经验，从根本上革除弊端，那不是挺好嘛——革新何必非要流血呢？
但这个白日梦太美了，不可能是真的，所以直秀打的主意实际上还是以进为退。
直秀主动放权，这个姿态做出来了，那幕府怎么也应该优容一二——江川英敏是不太可能，但堀利熙官复原职倒是有**成把握。
这一来二去，箱馆就又能苟个两三年，有这两三年的缓冲，想必北地实力会更加雄厚，说到底，苟神才是正道啊。
至于说幕府不答应，这不能！
这次直秀可是精心准备了大招，他就不相信幕府会不动心。
第三十八章 今非昔比
1861年10月初，扶桑第一条铁路正式开通，线路为北虾夷地的白主到丰原，全长约20公里（五扶桑里）。
这样的盛事，箱馆众人自然大张旗鼓地参加，直秀、江川英敏、堀利熙、大久保利济等人纷纷到场庆贺，连正在北地考察的西乡隆永闻讯后也赶来凑热闹。
可不是说去年直秀就准备将奉行役职让给堀利熙么，怎么他还在北地啊？
说来话长，但简单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no zuodie”——原来，经过“努力”，堀利熙终于把自己到手的箱馆奉行给搞没了。
其实真算起来，堀利熙自己有责任，但直秀也未尝没有错误。
万延元年（1860年）七月下旬，箱馆奉行直秀和箱馆目付堀利熙，两人一起回江户述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事态和直秀等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直秀以为自己一伙人在北地搞风搞雨的，这江户就算没有察觉，但提防之心总有一二吧，因此他才搞出了辞官这种以退为进的事情。
但实际上，直秀如今的声望在江户，不，是在整个扶桑就算不能说如日中天，那也是众望所归，尤其是今年，居然口口传颂成了“楠公”楠木正成这样的传奇人物。因此，别说是箱馆一直恭顺，就是有点出格的实情，这幕府也不能轻易动他啊。
说起来，这都是做贼心虚搞出来的乌龙。
1859年7月1日（安政六年六月二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正式通商。
对此北地早有预案，明面上、私底下这花样层出不穷，而且挟着曾打败鲁西亚入侵的威风，因此箱馆乃至整个北地都没出啥乱子——当然了，这来贸易的洋商主力大都是自己人也是个重要原因。
箱馆毕竟比其它两个港口偏远的多，因此这来访的洋商多半都是在北地有门路的，冒冒失失来试水的很少。而说起门路来，谁能比得了松江汇理和香江汇通两家——这可是在没开港前就和白主一直做密贸易的！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两家在远东都声势不小，因此箱馆开港后，洋商形成英吉利洋商以汇通为首、米人为汇理马首是瞻的格局。
在这样的有利情况下，直秀再失脚那不是笑话么，因此金银流失不多，虽然物价也是飞涨，但根本的粮食供给却是稳定的，大米涨了可以吃面吃杂粮嘛——欧，非要吃大米不可，惹不起惹不起，你有钱你有理。
因此普通领民纷纷表示镇定，因为大米在移民北地前他们就很少吃，如今这白面和杂粮管饱、鲜鱼咸鱼随便吃，还要啥自行车啊——自行车是1859年通商后出现的洋玩意，售价颇高，但在箱馆洋人中很是流行，毕竟养马可比上油麻烦多了。当然了，坐马车还是首选，毕竟威风嘛。
总之，箱馆稳定，是多年大力屯田和发展渔业的结果，也是直秀等人全力控制粮食交易的成就。
可江户乃至扶桑可没有这个条件。
别说开港之后，就是开港之前，因为各种天灾**这物价就涨的飞快，这一开港，好么，物价尤其是粮食都快涨到天上去了。
不仅町民，连百姓（农民）、职人（手工业者）甚至中下级武士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虽说发米，但人不能光吃米活着，这啥啥都贵，还要不要人活了。
加上幕府、各藩都加大了军势投入，财政因此更
加恶化，因此减知、半知时有发生。这米发的少了不说，更要命的是各家还精简人员，这浪人的数量也一下多了起来。
在有意无意的引导下，这些问题都被归咎于西洋人，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攘夷的声势愈发浩大。
而各级武士尤其是各大名家陪臣，对洋人耀武扬威也愈发不满——幕府这些大佬，平日威风凛凛的，可见到洋人就低声下气、卑躬屈膝，这是茄子捡软的，觉得我们好欺负不成。
尤其是关西各家，以前关东金、关西银，这些领地内流通的是银币和铜钱，但这五月万延铸币一施行，生生被幕府割了韭菜，损失惨重啊，哪能就这么轻易算了！
因此，幕府的威信大跌，连各位重臣也成了民间嘲讽的对象。
就拿过世的大老井伊扫部头来说吧，虽然幕府着力掩饰，但其被刺身亡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
当时市井之间是这么编排他的 ：
“抓鸭子其实不应该用网。那该用啥？用驾笼（轿子）啊。”——这是讽刺彦根藩护卫不利家主像鸭子一样被人宰了的。
还有“武士老爷节俭啊，病人都不需要枕头”、“人参虽然好用，可医治不了没嘴巴的病人吧”，以及“遗言用屁股说这真的没问题吗”，这些是讽刺幕府说井伊在养病但其实人已经被斩首的。
但与签订了通商约定的井伊等“罪魁祸首”不同，直秀可是第一个打败洋人的大英雄啊，当然要区别对待了。
还真别说，自嘉永六年（1853年）米人黑船来访之后，安政四年（1857年）的第一次白主之战，直秀大败鲁西亚人，还真是扶桑近年来少有的扬眉吐气之举——虽然在第二年在白主又胜鲁人一次，可第一次嘛，总是特殊的。
“哪里还叫白主之战，现在都称作‘白主大捷’了！”
据大久保次右卫门说，崛家屋敷经常有人前来拜望，还有不少浪人前来投奔的，虽然为了避免惹是生非，都被他以“以家主在外不敢擅专”为由让人出面婉拒了，但这些人也不着恼，在院子外大声喝彩后就心满意足地走了——看样子，好像做了啥了不起的事情似的。
“别啊，箱馆缺人缺的厉害。当面拒绝是对的，后面可以偷偷地鼓励他们到北地创业啊。”
“家主放心，自然有人联络。”
听到这样的安排，直秀点头微笑。
说心里话，直秀对次右卫门乃至大久保父子不能再满意了——人家儿子在箱馆天天事无巨细地出力，自己又在江户忠心耿耿地给自己带儿子，再挑毛病，这还是人吗？
1858年井伊扫部头就任大老后，第一次白主之战的赏罚终于落实，人家江川家也是旗本了——虽说赏赐给的是利济，可次右卫门夫妇就利济一个儿子，自然全家都跟利济一起享福了。
而直秀总不能拿旗本他爹为家臣，于是就解除了次右卫门“崛家茶头”的职位。但实际上，大久保夫妇依然留在江户崛家屋敷照世子福太郎。
这可帮了直秀大忙了——北地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合适的人有，但专门到江户照顾一个毛孩子，那也太浪费了。这份恩情，直秀和英子夫妻两人一直感念在心，只是找不到机会报答而已。
因此，次右卫门实际上一直担任着崛家江户“家宰”,这江户的风风雨雨全依仗他收集整理再送到北地去。
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信里说这两年崛家如何如何声望大涨，直秀也不敢确信啊，这次回来后他发现真是今非昔比了。
就回来的这两天，上门投靠的浪人、各藩游学江户慕名求见的年轻武士，那是乌泱乌泱的啊，吓得直秀也不敢在上屋敷待了，偷偷地跑到新宿町老家来了——直秀发迹后，幕府就给他分了新的宅基地，等1854年他成了白主奉行，又给他在溜池建了新宅邸。
说起来，直秀也是在江户有三套房的人了，这房子多就是好啊，比如这次为了避嫌，他就可以溜回新宿町——作为其起家之地，知道这里的人很少。
几天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八月初登城参觐交代的大日子，直秀屁颠屁颠地就跑去了江户城。
说起来好笑，直秀以前做过几个月的旗本寄合，当时江户大评定的时候席位在柳之间，可如今成了实权在握的箱馆旗本，位置却被挪到了菊间外缘，足足下降了两个档次。
大朝会上直秀认识的人很少。
但这也不能怪他，他出身低以前就不认识几个贵人，等发迹时又常年在北地，当初旗本寄合是做过几个月，但当时身上与鲁西亚的官司还没了断，谁敢搭理他啊——不怕事后被血滋一身啊。
再说了，以前认识的不代表现在就在啊。
大老井伊执政时，大名和幕臣换了不少，等今年久世侍从成了老中首座，也没含糊，大名是没怎么动可幕臣同样换了一大批，五个老中换了俩——不算他自己换了一半，就两个大目付还换了一个新的，五个勘定奉行去了三个老的来了两个新的。
这走马灯一样的换人，本来就两眼一抹黑的直秀能认识谁啊——勘定奉行小栗忠顺他倒是熟悉，可如今在长崎主持炼铁所开业呢。
但是，虽然直秀认识的人少，但主动和直秀打招呼的人可多啊——坐的远的对直秀点头微笑，而菊间外缘的同僚，则纷纷和直秀套近乎，把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名望之好，直秀今天才有了切身体会——按理说边上的堀利熙虽然地位低，可根子硬啊，人家老爹还是如今的留守居呢，可愣是被直秀衬托得落魄了。
一直等到大评定会开始，直秀才被大家放过。
然后直秀听了一会就昏昏欲睡了，这陈词滥调没啥改变，不是这里好就是那里好，要么就是某家大名病重要换人，总之，没多少正经事。
终于轮到直秀出首的时候，他也是大吹法螺：
“托公方样宏福，赖老中们的睿智，仗江户各位大人的提点，箱馆一切都好，连鲁西亚和各国洋人都倾慕扶桑，公平买卖万事顺遂。”
等直秀吆喝完，今天的大评定会就顺利结束了。
于是又有无数同僚拥上来，邀请他赴宴，幸好这时有使番过来，让直秀到御用部屋觐见，说老中们有事咨询，直秀这才得以脱身。
其实老中们也没啥大事，一是对直秀送来的瑷珲之战消息不放心，怕唐人和鲁人交战殃及池鱼；二是嘛，直秀上了表，老中们对此有些犹豫，需要他亲口澄清。
直秀这份上表，日后被称为“箱馆奏章”，那名气简直了，号称“扶桑维新之始”。但在当时，却被称为“拍马洗脚捧靴子”之力作——里面厚颜卑辞不说，还主动给自己大放血，所求不过是开办洋学所和扩建炼铁所两件“小事”而已。
第三十九章 时移世易
开办洋学所和扩建炼铁所，要搁在以前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但到了万延元年（1860年），这算个啥呀：
是，原本兰学在扶桑处处受排挤、压制，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自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第一次来访后，幕府就开始动摇，等嘉永七年（1854年）《扶桑米人通商约定》签署，以当年老中首席阿部侍从为首的重臣，就锐意革新，提出的37条意见里就有“熟习兰学”、“推广西洋技艺”两条。
之后，幕府更是带头建立了洋学所，开始公开向幕臣子弟教授兰学。
到如今，各地藩校无不设立兰学课程，民间的寺子屋也纷纷教授启蒙兰学。
这说起来挺讽刺的，如今攘夷之风高涨，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说法也颇为流行，搞的大家一边攘夷一边钻研兰学，场面颇为怪异。
本来是没这么顺利的，是直秀等人搞出来的兰学启蒙教材立了大功——课本深入浅出不说，还生动无比，谁还没有点好奇心啊，这花花绿绿的早要瞅一眼吧。可看一眼哪够啊，就这样，看着看着就陷进去了。
当然了，道德先生们还是对嗤之以鼻，但人对外界和自然的好奇是无法彻底压制的，所以兰学也就是洋学已经在扶桑有了蔓延的趋势。
因此，直秀申请在箱馆建立洋学所，这真不算啥大事——这江户开得那箱馆开不得？
再说了，直秀作为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异类”——出身低但役职升的快，老中们对他也很好奇，因此早就把他查了底掉，觉得这开办洋学所由直秀提出来一点也不奇怪。
原本的大老井伊扫部头挂了，那幕政自然也恢复到以老中为首的局面。可直秀是嘉永二年（1849年）从海外回扶桑的，当时幕府无声无息就把这事料理了，如今这批老中原本不得与闻。
而不巧的是，安政六年（1859年），江户城又发生了大火灾，版牍被烧毁了许多，其中就有当年直秀归扶桑的资料。
因此，这些幕府大佬是知道直秀这个人，但具体怎么发家的就不清楚了。
但凡事就怕认真，这事件才过去了十几年，经手人还有很多健在甚至活跃的，比如勘定奉行小栗忠顺，详查之下，这才发现，“嚯！原来德川家还有这么一个妖怪。”
御家人二半场出身，传闻给当今公方样家定治过病，好像是前首席阿部的心腹，疑似曾奉密令出海探察形势，还帮助韭山的江川坦庵推行过农学、炼铁，后来被派到北虾夷地防范鲁西亚，结果不但垦殖有力，还打败过鲁西亚人，于是如今成了箱馆奉行。
这履历是清清楚楚，可谁看谁都头晕——没办法，太传奇了，能是真人真事吗？
老中们也曾找机会向公方样家定、前首席阿部试探过，但公方样只表示直秀是好臣子，再多的信息就问不出来了；而隐居的阿部在信中也含含糊糊得，“崛直秀这家伙啊，不可不用，但重用要谨慎。”。
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不可不用”，这役职都做到箱馆奉行了，还谈什么重用要谨慎？难道是正话反说，暗示要继续提拔此人么？
总之，直秀的跟脚这些老中都没搞明白——但根据查到的经历，此人是个兰学党、开国派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直秀建议在箱馆开办洋学所和扩建炼铁所，老中们是毫不意外的。
而且看起来直秀还是一片公心：
此人先是上表请辞箱馆奉行，请“江户另择良才担任”——当然了，奏章里说了堀利熙和江川英敏不少好话，但毕竟没直接替这两人要官不是；
然后直秀还主动提出要替幕府分忧，“箱馆苦寒之地，经营本大不易。然赖主公鸿福、中枢谋划，臣等不负众望，如今有所小成，翌年请按例纳贡。”
看到这里的时候，诸位老中都惊了，纳尼？如今这各地都叫苦连天，年贡收取的越发困难，怎么这突然冒出个主动要求交钱的！
自从五月铸币开始以来，各地的远国奉行、代官就没有一个不抱怨的，都说物价沸腾、百姓町民生活困苦，因此今年的年贡收取困难。可你看看人家崛直秀，这觉悟，主动要求“按例纳贡”！
要知道，箱馆自安政元年（1854年）成立奉行所以
来，就是个财政黑洞，每年不知道要填进去多少，可崛直秀上任没两年，这就扭亏为盈了，太鸡神奇了！这不问清楚可不行。
因此，老中们召见直秀，其实主要是想搞清楚，这钱是怎么赚的——至于洋学所和炼铁所，那倒是不急。
1859年，箱馆奉行所私帐的总收入是82万天保小判金，但其中77.1%的比例来自鸿之舞金银矿（28.4%）和霍克森宝藏（48.7%）,而且82万里还包含了当年幕府的最后一次补贴10万金。
但私自开采金银矿是大罪——幕府把扶桑金银矿都收归官有了，霍克森宝藏也是在英吉利偷挖的，这两样都不能说，因此直秀只能将原因归功于炼铁所。
“停建五陵郭，开支大减。屯田亦然初见成效，炼铁所亦欣欣向荣。”
其实，1859年箱馆炼铁所的盈利只有三万金，这个是实打实汇报给江户的。但三万金也不少了，按外界的估算，箱馆奉行所大概是六万石的出产，按五公五民算，也就是三万金的年贡，数目正好对得上。
可这些信息老中都知道啊，他们想问的是，箱馆正式纳贡，那这三万金的收益没有了，箱馆还能支撑么，别闹出什么事情来——倒不是他们特别爱民，而是箱馆北面就是鲁西亚人，除了乱子被乘虚而入可不得了。
“这不是要扩建炼铁所么？”直秀表示扩建后收入大增，完全可以覆盖缺口。
说起来，这箱馆炼铁所还是堀利熙当奉行时筹备建立的，当时不光是为了炼铁，也是为了制造军械。因为是抵抗鲁人入侵的前沿，幕府就同意了。
如今直秀建议扩建，那老中们可得问清楚，是扩建炼铁还是增产军械——不小心弄成拥兵自重就麻烦了，如果再四处贩卖军械，那不是扯淡么，为了每年三万金完全不值当！
“军械？这还能外卖么，挺好啊。”
扯了半天，老中们才明白，箱馆扩建炼铁所是为了扩大农具和机械生产，至于军械嘛，本来是自己够用就行——明面上箱馆炼铁所只能制造燧发枪和青铜炮。
听直秀信誓旦旦地表示没问题，在座的大佬们都半信半疑——这些人哪里知道，近代化时人均耗费钢铁是一吨，这里面的市场大了去了。
好像明白了，其实还是有点晕，反正就这样吧，老中们事情也很多，哪有闲心刨根问底，问完了就把直秀放走了。
之后，堀利熙见直秀执意要辞掉奉行，他也开始活动——毕竟他是从箱馆奉行左迁的，再任此役职然后大展宏图，这不就一雪前耻了么。
其实，堀利熙今年亦然是四十三岁了，他老爹堀利坚真不想他继续漂泊在外，但儿子执拗有啥办法，因此身为留守居的堀小四郎也努力为之奔走。
这段时间的同时，平时谁都不见得公方样家定终于召见了直秀。
自安政五年（1858年）大病一场然后死里逃生后，家定更加放飞自我——以前因为身体不好他就不怎么理政，如今更是将一切委托给老中们，不管啥决定他都表示没问题。
东丸样家茂作为将军世子，如今才十五岁，就被不靠谱的养父扔了个监政的帽子，然后每天苦哈哈地刻苦学习如何与臣子斗法。
看到直秀前来，公方样家定很是开心，直秀每年都献上不少新鲜玩意，这可是难得的忠臣——臣子嘛，最优秀无过于“懂我啊！”
陪着主上玩耍了半个时辰，直秀见公方样有些倦怠，就赶紧告辞了——他知道这位爷不怎么关心政事，所以也没多嘴。
等看不见直秀了，家定才对一直苦着脸的世子家茂说了一句，“兴我德川，非此人不可；亡我德川，亦此人乎？”
家茂当时就惊了，难道这离开的是曹丞相不成？他想追问，但家定已经摇摇摆摆地休息去了，这有个神神鬼鬼地老爹真是烦恼啊！
而回到宅邸的直秀则继续花天酒地，天天有人宴请、不时回请别人。
这时他才知道为啥幕臣都对他这么热情——原来他辞官的上书一早就被泄露了，大家要么盯着箱馆奉行的位置，要么是听说他可能当上外国奉行或勘定奉行，都是烧热灶的。
横滨开港后，这贸易繁盛，堪称金山银海一样的流动，这箱馆就算差，想来那也是日进斗金的地方。加上扶桑这
几年海运兴旺，这北地也渐渐不是人人畏之如虎了。
而且攘夷风浪日高，直秀作为先锋那也是极为被人看好的，今天是外国奉行或勘定奉行，说不准明日就成大目付了。就算不成，结交三十五岁的重臣有啥坏处么？
当然，直秀这个“攘夷先锋”名不副实，他在箱馆和西洋人热络地很，但外人不知道啊。而且直秀发觉了其中的好处，渐渐也舍不得这个名头了。
说起来，直秀一直有个盲区——他知道如今西洋人势大，所以潜意识里觉得攘夷是胡闹。可实际上，扶桑能有几个人清清楚楚地了解西洋情况？
这几年尤其是对外通商后，扶桑日渐困顿，在没和西洋人真刀真枪地做过几场前，扶桑上下对攘夷的热情还是很高的。
本来，鲁西亚人入侵北地可能是个让大家清醒的好机会，但箱馆之战败了可两次白主之战不是赢了么，这反而激发了攘夷的热情——说到底，还是直秀乱入的锅。
在江户的这段日子里，直秀是切切恳垦地感受到了，这攘夷真是人心所向、万众一心，除了高层所有人都在讨论怎么对付西洋人。
安政六年（1858年）八月，鲁西亚两名水兵在横滨被刺；今年二月五日兰国一名船长及随从也在横滨被杀。参与此事的“志士”被交口称赞，这足以说明此时的人心大势。
明白了这一点，直秀不得不修订原本的计划，这和西洋人明面上万万不能走的太近了，不然的话，卖啥贼啊的大帽子就会被扣的结结实实的，然后就是天怨人怒、人人喊打、寸步难行。
明白过来这一点后，直秀立马低调了许多，见客也少了、赴宴也是能婉拒的就婉拒——不然呢？政见显露，反对武力攘夷，然后成为过街老鼠，这不是自己找罪受么。
但该见的人还得见。
枣屋组这些邻居亲友、玄朴先生、江川家、小栗家、胜家、中岛家以及纪伊国屋利八、喜事重屋宽太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直秀经年维系的，他返回江户自然要一一相见。
至于堀利熙那边的亲友，如今大家也是一伙的，那自然也要走动一番。
至于各藩在江户的熟识，这个嘛，贸然见面有勾结的嫌疑，直秀只能找机会偶遇了——但就算偶遇不成，也有一份礼物送上。
等一切都打点得差不多时，八月已经快结束了。
这时幕府的决议终于定了，但结果却颇为出人意料：
“开办洋学所和扩建炼铁所”，两条请求都被批准了，但笼套也有：
洋学所的学头由江户派人担任，炼铁所被安置了几个勘定（会计）——直秀对此毫不意外，反正这两个地方只是对外交流所用，这安插几个人也没啥。
至于年贡，幕府倒又是狮子大开口，居然定了一年五万金的份额——作为交换，允许箱馆继续大肆移民垦殖和发展兰学产业。
这个直秀懂，不就是试点地区嘛，本来这个不是直秀敢奢望的，但没申请就落到手里，这便宜不要白不要啊，就是不知道是哪路神仙帮的忙。
至于箱馆奉行，堀利熙搞砸了——这直性子本来都快大功告成了，但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他居然随口向幕府质疑万延铸币的合理性，认为应该阶梯型贬值。这件事本来就是幕府的疮疤，属于谁提谁死哪种，因此到手的奉行就这么飞了。
而随后的影响就是，直秀又被摁在箱馆两年，作为安抚，让他兼任了外国奉行——这世界就是这么怪，直秀怕幕府安排别人插手箱馆，但年贡这招一出，反而是幕府怕直秀撂挑子不干。
而且，江户也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亚罗号战争如今到了关键时刻，唐人和英佛联军剑拔弩张，据说鲁西亚人还准备在乌龙江大举参战。”
因此，本来参觐交代的时间是八月到十月的三个月，但直秀只待了一个月，就被大佬们赶回箱馆了——幕府怕洋人借机生事，万一引得英佛大军掉过头来找扶桑麻烦，那可不成，因此要直秀赶紧返回北地，弹压众人别胡乱生事。
而堀利熙也必须继续做他的箱馆奉行，算是大佬们对其“胡说八道”的惩罚吧。
于是，直秀江户一月游至此顺利结束，等他回到箱馆后，北地大肆对外交流，开始正式登上了幕末争雄的时代舞台。
第四十章 不一样的堀利熙
万延元年（1860年）九月，直秀、堀利熙等人返回箱馆。
在船上直秀就开始追问堀利熙——没办法，他是真的好奇，这箱馆奉行当时都十拿九稳了，堀利熙到底是怎么把它搞没的？
骂万延铸币的人多了，就算你大放厥词——好吧，当面让上官下不了台，这帽子丢的不冤，但直秀还是很好奇，你到底说啥了？
开始堀利熙还愤愤不平、扭扭捏捏，等船到黑水洋，海天空阔，他也放下了心事，一五一十跟直秀实说了：
其实他也不想的，可条件不允许啊——好不容易回到江户，他不得了解一下形势啊，可这一打听，他的肺就被气炸了。
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通商。这一通商，扶桑的重要性在西洋诸国提到了提升，因此各国纷纷派遣公使常驻。
万延元年（1860）二月，英吉利公使阿礼国达到；五月，佛兰西公使贝尔库特就位。
按理说，这也没啥，米人特使哈里斯自安政三年（1856）七月到了就没走，更别说兰国商馆都存在二百多年了。
可人与人不一样不是，这英、佛的手段可比米、兰凌厉多了。
这两位公使本来就对幕府不满意，到了之后自然要指手划脚一番：
神奈川开港，西洋诸国本来属意的是浦贺，这地方好啊，是江户湾锁钥之地，进可攻退可守，可幕府也不傻，早早放出风去，说开港之地在横滨，结果洋商和本地商人闻风而动，都跑到横滨圈地，就这么造成了既成事实，让洋人吃了个哑巴亏。
后来，万延元年（1860）闰三月，幕府发出了五品江户回令，要求“为免扶桑紧缺，杂谷、水油、蜡、吴服（丝绸）、生丝五品，禁止直接与西洋通商，必须经由江户问屋操办”。
这统销统购的手段一出，更增添了洋人诸多不满——价格上不好操纵了，而且私下的金银倒换也好干了。
等当年五月幕府发行万延铸币，更是从根本堵上了金银倒卖的口子，两倍的暴利就这么没了，西洋人真是闻之伤心听者流泪！
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阿礼国、贝尔库特想抗议或者威胁，但使不上劲啊。
幕府方面出面的外国奉行一个个倒是挺温顺的，但事事都往上面推，啥也做不了主，好不容易见到外国御用挂老中安藤信睦，可安藤说“我也只是个办事的，一切还要听公方样安排”——力不如人，痞子腔可真不是李大人的专利。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没烧起来多难受啊，最后英佛公使一合计，还是要见将军家定，和这些下面的人说不清楚！
当年和历七月，也就是直秀返回江户之前，经过多次恐吓、威胁，阿礼国和贝尔库特终于分别“拜见”了将军家定。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详情外人不得与闻，但根据流传出来的消息，反正场面不太好看。
三叩九拜，扶桑没有，但相关拜见公方样的礼仪也是很不少，可自米人特使哈里斯起，洋人就没搭理过这些，浅浅一鞠躬就算对得起了。
而且估计言语也不太客气，虽然有通译转圜，可那趾高气扬的神态、命令式的口吻还用翻译吗！
过后，不但将军家定大发脾气，幕府重臣也都面上无光。
而且阿礼国随后还干件特别吸引仇恨的事情，万延元年七月二十七日（1860年9月11日），他带着老婆爬上了富士岳，据说还对山顶的寺社颇为不恭。
其实，这对阿礼国来说，完全是小意思嘛，他1848年利用青浦教案，胁迫清廷将英吉利松江租地扩大了三倍有余，到1854年与更是联合米、佛，一举控制了松江货物关
口。
富士岳在扶桑是神山，意义非凡，阿礼国此举在当时引发了诸多不满。
而且，对外通商后江户乃至扶桑各地都物价飞涨，导致这攘夷之声不绝于耳，这英佛公使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火上浇油。
更令朝野不满的是，这对外通商都激起民愤了，可幕府签订的通商约定却越来越多：
延元年六月十七日（），扶桑与佛朗基签署了通商约定；
同时，普鲁士、关税联盟及苏亦维亚、弥尔尼壬等国，也在与幕府商谈通商条款。
因此物议大兴，堀利熙也颇受影响——他看直秀在箱馆和洋人打交道不卑不亢的，怎么在江户打交道反而矮人一截了呢？
直秀哑然失笑，这箱馆的洋人他勾结的好啊，几方合力都有利可图，更重要的是，幕府顶在前面他才能有活动的余地——真让直秀冲在一线与洋人交涉，他也得跪！这不是手段的问题，是实力差距太大。
而且最逗的是，这番概括居然是出自堀利熙之口，要知道在原本的世界里，这位老哥，就是因为和普鲁士及关税联盟交涉不利，然后被幕府追责，最终羞愤自刃的——罪名就是口子开得太大，跪的多深了！
堀利熙在直秀玩味的眼光里浑身都不自在，他得解释啊：
“当然，力不如人我是知道的，我不是没说这些嘛。”
哪你说了啥？
要接管箱馆奉行，尤其是要交年贡，当然得有大佬出面询问一下，可别把箱馆搞乱了：
“堀利熙你行不行啊？别再被鲁西亚人轻易击败了。”
当然了，打人不打脸，大佬还是有水平的，问的比较有技巧。
所谓照猫画虎，堀利熙跟直秀混了两年，真干不好讲但说起来也是头头是道。
可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提起安政铸币——但不说不行啊，这物价飞涨是全扶桑面临的问题，箱馆也不得免，总要应对吧。
本来嘛，拍马屁捧臭脚也就是了，把物价飞涨归结到洋商抬价，或者归结到西洋人倒卖黄金白银上，这都可以。
但之前箱馆奉行并江川英敏告诉过他，“幕府曾经偷偷干了五年的‘以扶桑金易海外银’”，因此堀利熙觉得幕府完全可以阶梯型贬值，不应该一次到位，这样可以避免对民生冲击太大。
为了这件事，他在自己家府邸就和老爹堀利坚吵了个天翻地覆——安政五年（1858年）堀利坚才卸任大目付，因此也是知情人。他爹都劝不了，可见堀利熙对此事多么耿耿于怀。
因此，在讨论如何应对物价沸腾的时候，堀利熙就忍不住多了一句嘴，在“严控金银流失，力行五品回令（统筹统销）”之外加了一句：
“布大义于洋人，弱万延小判之影响。”
其实谁不知道万延铸币是物价上涨的重要推手啊，这事说到底还是管不住洋人金银兑换的大肆套利。但你不能当面说啊，这不是对着和尚骂秃头么！
当时，凑热闹旁听的老中安藤侍从信睦大人就不乐意了，因为他是外国御用挂啊，主要负责和西洋人打交道，因此他做贼心虚就怒斥了一声：
“小子无知！”
其实吧，安藤说别的，有可能堀利熙就忍了——当然不忍的可能性更大，可“小子”这个词堀利熙不能认啊。
安藤是文政2年（1820年）生人，而堀利熙是文政元年（1818年）降世，真论起来，堀利熙比安藤还年长两岁，因此这“小子”用的确实不合适。
可安藤是实权在握的老中，平时和留守居堀利坚平辈论交，再说安藤担任幕府役职比堀利熙早，这么算，堀利熙还真是后生晚辈，“小子”这词说的没错。
可人与人的沟通哪能光凭一方所想，堀利熙最近跟着直秀偷偷摸摸，本来心情矛盾压力就很大，这一被羞辱，他脱口来了一句：
“无知总比无耻好！”
这可就一下撅到老中安藤的肺管子了。
原来，今年三月大老井伊扫部头遇刺后，那是谣言满天飞啊。结果传来传去，居然出现一种说法，“这幕后黑手是安藤啊！”
为啥这么说呢？
因此井伊死后，老中又是大变换，只有内藤信亲和安藤信睦留任，而之后安藤上升的势头快，手里的权柄越来越重，按“凶手就是受益人”的逻辑，安藤还真有嫌疑。
而且，安藤是被大老井伊提拔成老中的，而井伊之死，凶手是政敌水户藩的浪士，安藤不咬着水户不放，那就是不忠啊，难道其实双方早有联络不成？
其实，大老井伊遇刺后，幕府还正想扫平水户德川家。但这时各方人马纷纷出面，表示“这不合适吧”——再怎么说，水户也是御三家顶级亲藩，不查明白就将水户连根拔起，太鲁莽了。
那就详查好了，结果一查发现，确实是水户藩浪士为主进行的刺杀，筹划人也是前水户郡奉行金子孙二郎，可这些人真的和齐昭父子没通过气，不然刺杀之后肯定是一波接一波的后手啊，哪能像这样一跑了之呢？明显是匹夫之怒、莽撞之徒的作风。
说白了，齐昭以尊王攘夷挟制幕府，结果玩脱了——这火烧起就不受他控制了。
安政大狱中水户好多武士受到牵连，纷纷失业变成了浪士，加上通商之后民间攘夷之声高涨，或许还有京都小朝廷的煽风点火，结果这些浪士热血上头就干出了刺杀!
对这个结果，幕府重臣们都傻眼了，“不处罚水户，那谁还敢执政啊；可处罚水户，理论上浪士已经不是水户的人了，这师出无名啊。”
结果，因大老井伊当政时剪除政敌的手段过于粗暴，他这一死，恶果显露出来了。
继任的彦根藩主井伊直宪才十三岁，而且生母是侧室，这孤儿寡母的欺负起来不要太爽，因此刺杀这件事居然不了了之了——凶手是被大肆追索，可对水户藩却没啥行动。
当然了，幕府不是一直宣称大老井伊是急病而死的么，如今对外总是个遮羞布不是——其实，这也和当时攘夷声势大涨有关，毕竟“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谁也不愿意和大势对着硬顶。
但这么搞下来，作为大老井伊提拔的人，安藤信睦可就憋屈了，于是啥脏水都往他身上泼。
因此，堀利熙一句“无知总比无耻好”，可真把安藤气坏了，当时场面就不可收拾了，他老中的风度也不要了，破口大骂堀利熙。
事后，老中首座久世广周为了给他出气，就将堀利熙马上到手的箱馆奉行撸了。
尽管堀利熙老爹堀利坚曾担任多年的大目付，如今也是留守居这样的高官，但也只能保住儿子原地踏步。
说实话，听过堀利熙的叙述，直秀觉得他就偷着乐吧——就这还能继续当箱馆目付，只能说“家世不凡、二~代就是牛啊”，换直秀敢这么干，一撸到底恐怕难以脱身。
不过，这对箱馆未尝不是好事。
回到北地后，堀利熙认定江户有奸臣，对直秀“幕政沉疴难起、箱馆只能偷偷为德川家积攒元气”的理念更加认同。
等万延二年春正月，“幕府始铸大钱（铜钱），背作波纹，以一当四”的消息出来，他更是一边怒骂江户无耻，“盘剥不休”，一边更积极地协助奉行所实行“新政”。
1861年10月初，箱馆也是扶桑第一条铁路，白主到丰原线开通，其中堀利熙功劳不小——后期的监督都是他带人干的，堪称是一丝不苟、铁面无私。
第四十一章 度尽劫波兄弟在（上）
1765年，英吉利人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良蒸汽机，越来越强劲的机器开始突破以往人力的限制。
同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吹响了大工业的号角；而1825年史蒂芬孙的“旅行者号”机车，则宣告了铁路时代的到来。
1830年，米人的第一条铁路 “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建成，当时仅长13英里（约21公里）。可到了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时，米人北方和南方已经分别拥有22000英里和9000英里的庞大铁路网。
可西乡隆永做梦也没想到，他居然能在落后封闭的扶桑看到火车这种东西！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十六日，月照和尚和西乡两人一路潜行，终于将“戊午密旨”成功送到水户两代隐居藩主齐昭和庆笃的手中——当天也恰好是直秀从江户返回箱馆的日子。
可没过几天，京都小朝廷给齐昭父子密旨的事情就泄露了，月照和尚和西乡开始四处躲藏，最后搜捕越来越紧，无奈之下西乡只好找上了崛家屋敷。
大久保和西乡两家是世交，当时大久保利济的父亲次右卫门是直秀的江户茶头，而实际上是担当了江户崛家家宰的角色。
“你啥也别说，说了我也不听不到。”
其实临走前，直秀曾经吩咐过次右卫门，“最近局势不妙，千万小心，最好就是啥人也不见、啥话也不说。”
但西乡隆永是大久保次右卫门看着长大的，当年他也少没受西乡家的恩惠，这能看着不管么！因此，他通过直秀留下的紧急通道，把隆永和月照送上了前往北地的货船。
其实西乡是不愿意的，因为他着急赶回鹿儿岛向主公报信，而月照也是同样，大事泄露，他也得赶紧回京都复命啊。
为此，这哥俩还玩出了花样——船只离开江户湾一日后，他俩就以死相逼，要求船头掉头去大坂。
“做梦呢！”
这艘小货船本来是直秀留给儿子福太郎跑路用的，因此上下都是直秀的心腹，于是，等西乡和月照喝饱了海水，船头才把他们捞上来，然后继续北上。
直秀和大久保听说此事后，不由得面面相觑，“这两个烫手山芋怎么跑到自己手里来了！”
这肯定不能留着啊，于是将西乡绑上了米人捕鲸船——当时已经是和历九月，也就是西洋历10月，这鲸鱼洄游都快跑光了，所以，“走你，去北米留学天天向上好了。”
当然了，西乡作为大久保的发小、直秀心中的国士才有这个待遇，同来的月照和尚，则连直秀的面都见到，给了一笔钱就被打发了——虽然他和西乡一样是后世的名人，但怎么说呢？西乡虽然早期是为了萨摩一家，但后来却是心怀天下，可月照嘛，出身是寺庙的住职，和公卿往来亲密，极其忠心皇室，这样的跪族直秀惹不起啊。
“始惊，次醉，终狂！”
等到了新约克，西乡隆永的感受就是这三个词。
虽然当时还没有摩天大厦——标志的芝加哥蒙托克大楼建于1883年，但新约克到1859年已经击败了众多的
竞争对手，成了北米的第一大都会，并坐上了最繁华港口的宝座。
当时新约克的人口已近百万，有大约60%的全米进口货物在此下船。
虽然江户也号称人口百万，但农业的城市和工业的都市能比吗？新约克港口停泊的百米货船鳞次栉比，喷着黑烟的吊塔如同巨大的妖魔，通往市区的不但有马车，还有火车这种庞然大物。
西乡的胆子是很大，可第一次看到这些景象还是让他大吃一惊！
当时入港的时间稍晚，明亮的煤气灯衬托得街道富丽堂皇，可这幅景象在西乡眼里，却显得黑暗处愈发阴森可怖。
他浑浑噩噩地如同牵线木偶一样进了城，直到见到（竹前虎之助）才缓过神来。
因为看过直秀的信，所以虎之助对西乡十分殷切。
他俩本来就是旧识，当年直秀游学鹿儿岛时虎之助就认识西乡了，这他乡遇故知自然有一番亲近。
如今虎之助是豪门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乘龙快婿，又是直秀一系在北米的掌舵人，正是春风特意的时候。
当然，直秀如今还在扶桑韬光养晦，所以留学生虽然是经虎之助安排，但等闲不知道他的底细。
但直秀在信中千叮咛万嘱咐，说西乡隆永乃无双国士，“关系扶桑气运，不可怠慢”。这种评价让虎之助破例在自家豪宅给西乡接风洗尘。
水晶灯、红地毯、宫殿般的建筑、穿梭不息衣冠楚楚的仆人，加上悠扬的音乐和盛装出席的主人，尽管食物丰盛，可西乡愣是没注意到自己究竟吃到了什么。
此后，西乡被安排进了范德比尔特大学社会科学院，开始了艰难地求学历程。
虽然西乡在直秀的影响下有一些英语底子，可实际上，一切都要从头再来——玩票和专业是有差距的。
所幸，大学里有往届白主的留学生，这些人给了西乡很大的帮助。
这个年代，虽然是科学迅猛发展的时期，但除了数学，其它学科其实还远不如后世的深奥——1869年2月19日门捷列夫才发现元素周期表，而19世纪的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是细胞学说的（1838-1839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1842-1847年）和生物进化论（1859年）。
至于社会科学，从两个世纪前的约翰?洛克自有主义和上世纪的佛兰西启蒙运动，再到本世纪的功利自有主义，加上各种哲学思潮和神学思想，其实远远没有后世的明白与深刻。
但对于西乡来说，这些都是他重未深入接触和仔细思考的，因此他一个猛子扎进去就出不来了。
“westone疯了！”——为了保密，白主留学生在米国只使用英文名字和变名，而westone就是西乡的英文名字。
闻讯赶来的tiger（虎之助）推开房门，看到的是一副惊人的景象，一向魁梧的西乡居然成了骨头架子，但，“嗯，有气，没死。”
于是，虎之助和教授打了招呼，开始安排西乡进入社会调查——1846-1849年间，直秀、英子、虎之助、学次郎
四人在米留学创业，当时虎之助的迷惑也很多，是直秀通过一点点让他接触到西洋社会的角落，才稳定了两个学生的思路。
果然，一边采访上流人士、参观交易所和工厂，一边到贫民窟访问工人、到救济院调查，这生活的答案可比书本上的文字实在多了，西乡虽然没想明白，但也不再纠结对错。
之前受直秀嘱托，他在鹿儿岛搞过农学推广，而且他出身虽然是武士但少时阶位不高，因此对民间疾苦还是有所了解的，这东西两方社会对撞，给他是带来了不少困惑，可同样也让他得到了很多感悟——但也就是新建没几年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才能有这样的宽松教育，也就是如今颇有能量的虎之助才能提供西乡各种便利。
但好事也能变坏事不是，当1860年西乡有了自己的觉悟后，他就开始在白主留学生中搞风搞雨，成立了什么什么会，因为他个人魅力大，居然颇有拥趸——作为唯一的非白主学生，能搞成这样也是没谁了。
所幸虎之助对此颇有经验，这留学之后想法有变化的多了，甚至还有死后不肯回扶桑的呢！
可哪有怎样？
范德比尔特家族如今是新约克之王，麾下的船运、铁路、钢铁、军械和零售称霸全米，而虎之助管理的实验室和各种产业如今也颇为壮大。
因此不肯回扶桑可以啊，哪里还找不出位置来给你——至于再出挑的，比如想环游世界或者避世隐居的，那就没法子了，只能绑上捕鲸船，回白主吧您！估计见到父母亲人就老实了。
因此西乡虽然闹腾，但虎之助听了之后觉得也没啥，“实业救国、启蒙民众”，这不是直秀和自己一直默默宣扬的么。
而且西乡也不是一直顺利的：
这位可比直秀和自己狠多了，居然偷偷提出“尊皇倒幕一统扶桑”，但白主的学生也不傻啊，有人问他，“成功后岛津侯怎么办？”
西乡不禁瞠目结舌。
“可我家的德川将军可以打倒，那凭啥你家的主子好好滴？再说了，扶桑皇室凭啥就这么尊贵，我在米国不跪于人，回到白主在直秀殿下的统领下也不跪于人，你说尊崇皇室，凭脸大嘛。”
白主早期移民多是秽多、非人，还有不少阿依努人、赫哲人子弟，这批留学的大半都是这个背景，而且少年义气高千丈，因此皇室是啥。能吃吗？
被问的瞠目结舌的西乡，只后灰溜溜地回去想办法，但他能想出啥鬼点子来啊，直秀把留学生主要送往米国，就是要断绝这天生贵胄的根子！
自此之后，西乡老实多了，只能打着“实业救国、公平参预”来收拢小弟了。
1860年咸临丸访米，使团也到了新约克，当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西乡和同学也纷纷前去观看。
本来是自己人来访，应该给面子，可回来后大家都觉得有些羞愧，传统的衣着有些格格不入还罢了，可腰里插两把刀，真以为自己是田乐豆腐啊！
脱离时代的扶桑，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展露在大家面前——以前大家都知道，但可以装不知道，而这次，是想装也装不下去了。
第四十二章 度尽劫波兄弟在（中）
1860年咸临丸访米，新约克为扶桑使团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张灯结彩不说，还进行了盛大的游街活动。
但西乡隆永等留学生都清楚地明白，“这不是为了欢迎客人，而是彰显米国自身的强盛。”
1851年5月，英吉利在雾都举办了大型博览会，之后这次博览会被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随后在1855年，佛兰西也在花都举办了第二届世界博览会。
但在这两届博览会之间其实还有一届博览会，但却以声名狼藉收场，那就是1853年的新约克博览会。
在这届博览会上，有后世电梯的雏形“升降机”这样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甚至展示的新式农业机械和种子及种畜也不乏珍品，但整体上，这届博览会却显示出米国的真实实力——尚且不具备挑战旧大陆诸强的实力。
当年英吉利人用玻璃搭建了举世瞩目的水晶宫，米人不甘寂寞，也照样搭建了一座，可没想到质量不成它漏水啊，展品受损不说，观众也难逃落汤鸡的命运。
而且，虽然号称总计有23个国度参展，但除了米人，其它22家每家只有一个展品——注意不是展台是展品（笑），因此外界并不承认此届博览会的“世界性”，而由于效果不佳米人也羞于争执。
但尽管如此，作为新大陆的豪强，米人依然迫切希望外界能承认自己的强大。
而扶桑使团的到来，无疑极度满足了主人的虚荣心，一时间报纸和民间讨论的都是此事，“是我们，不是别人，第一个打开了世界上最‘古老’国度的大门！”——也不能说水户的《扶桑史》没用，这不，忽悠瘸一个。当然了，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不好多说。
随着自夸自赞而来的是对扶桑的“真实描写”——“野蛮”、“封闭”、“落后”，为了反衬米国的富裕和文明，大量不实的传闻被刊登，甚至有的小报亦然开始编造荒诞不经的故事。
这些自然深深伤害了西乡等留学生的感情——其实也没啥深厚感情，但人面对强盛文明难免会产生仰慕之情，而文明和国度，两者的关系本来就很不容易区分。
说起来还有个轶事，到达新约克的留学生基本都去拜访过一个人的墓地——是的，带黑船打开扶桑大门的佩里提督，1858年3月因风湿病去世，而作为本地人，他的墓地就在新约克。
作为压迫扶桑开国通商的罪魁祸首，大家对此人的感情非常复杂，恨吧，这滔滔大势和私人恩怨不好扯到一起；喜欢吧，确实佩里当时没动手是大幸，可被欺负还感恩戴德这不好吧。
真是这样，面对东西文化的冲击，大多数留学生都有迷茫、困惑。
但1860年咸临丸访米引发的米人言论，彻底戳破了友好的假相，大家开始正视范德比尔特大学这个象牙塔外的真实世界。
而这件事对西乡个人的影响就更加深远，终其一生，西乡都对西洋人抱有深切的警惕，因此他虽然致力于推广科学和产业，但始终坚持“文化交往、武力自守”，最终成了一个另类的“锁国党人”。
在1861年夏季西乡离开北米之前，世界发生了很多大事：
远东方面，1859年英吉利人终于彻底压服了1857年起在天竺大陆蔓延的反抗，而佛兰西自1858年起对安南的入侵却不见停息的势头。
同时，影响巨大的亚罗号战争终于结束了，自1856年开始的这场唐人和英佛之间的战斗，最终还是以英佛大胜收尾——和直秀原本世界不同的是，英佛联军的获胜相当不易。
当然了，这件事西乡在米国只了解大略却不知道细节，还是回到扶桑后大久保给他介绍了其中的内情。
虽然阿姆斯特朗后膛舰炮依然显示了足够的威力，但在
1860年8月初攻克北塘后，联军却被早已买下的黑药炸了个人仰马翻；至于8月24日攻克津门后，更是被神出鬼没的冷枪手骚扰得不行。
在大索全城后，额尔金和葛罗两位英佛特使发生了分歧，葛罗坚持继续进攻，“给对手更大的教训”，而额尔金却认为，“唐人一改正面迎战的策略，反而加重了游击的次数，此事需要慎重考虑。”
本来额尔金也和葛罗一样，北上津门前立誓要狠狠报复一番——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惨败让两国舆论沸腾，这才大举增兵。
可战术要服从战略需要，如果当者披靡自然好说，可明显唐人有了变化，前期战事的些许不顺利让老练的额尔金有些警醒，他开始考虑确保此行的根本目的——扩大市场。
转投自有党的外事大臣约翰勋爵，是“小英吉利主义”的拥趸，赞成“不盲目扩充殖民地，注重发展自由贸易”的政策。因此，打垮清廷皇室根本不是额尔金的目标，而讨回颜面后扩大通商才是其主要的任务。
考虑到对手同意在1858年津门约定的基础上做了再次让步，那是否还需要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呢？——当然了，因为有凯尔特人小约翰.布莱恩这个英奸，加上格瓦拉洋行的提点，因此清廷扣押帕库斯使团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
情况变化的原因是，之前格瓦拉洋行通报清廷，“英佛并无打垮皇室的意图，一切都是为了扩大贸易赚钱”，而清廷使臣在随后的交涉中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既然如此，那咸丰皇帝奕詝自然就开出了更好的条件。
但尽管如此，最终联军还是继续北上进犯——因为联军指挥官克灵顿和蒙托邦都站在葛罗一边。毕竟，攻入远东大国都城的荣耀非常诱人，更别说金银财宝的巨大诱惑了。
农历八月初四（1860年9月18日），八里桥系列战事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当天，联军约3500人突然向张家湾发起攻击。21日上午，联军五六千人分东、西、南三路进攻八里桥，其中以南路佛军为主力。
因为有直秀的乱入，后膛枪提前出现了，但在这场战斗中，后膛枪却不是主力武器，反倒是米尼前装线膛枪继续发挥余热。
英吉利人不用后膛枪，是因为参战的多数都是殖民地军队，装备这个难倒不怕反叛啊；而佛兰西来的倒都是本土的正规军，可不用的理由更可笑——米尼枪是佛兰西自己人发明的，在几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大放异彩，打得鲁西亚人伤亡惨重，因此被作为荣耀之枪倍加尊重，而此时后膛枪有容易漏气伤人和多发卡壳的弊病，因此佛兰西人还没有大批换装。
至于后膛炮的成熟技术，直秀可没傻到家，所以根本没泄露出去——后膛枪提前出现是逼不得已，当时一是为了挣钱一是为了打鲁西亚啊。
因此，联军在八里桥遇到了大麻烦——因为唐人用的也是米尼枪；而线膛前装炮联军有优势，可奈何有地雷、战壕啊；再加上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受了高人指点，宁死也不让骑兵集群冲锋，这康格里夫火箭和密集火力线也就没发挥出原本的作用。
而且僧格林沁也是打老了仗的，关键时刻还用了一招拖刀计。
原来，联军花了好大力气才攻克了八里桥，可英佛之间配合也终于出现漏洞。可能是打发性了吧，佛军蒙托邦率大约两千人前出，蜂拥冲过了八里桥。
这时，僧格林沁的马队终于出现。
阵地附近藏兵洞里的伏兵首先发难，乱做一团的佛兰西军队这次没挡住唐人马队的决死冲锋，于是过桥的两千多佛人几乎全军覆没。
之后，英吉利的殖民军在后撤过程中不断被骚扰和被佯攻，于是在巨大的压力下终于崩溃了，进犯八里桥区域的前锋一共有五六千人，可最终能顺利逃回后面接应军势的只有四百多，绝对是一场惨
败——著名的军势冒险家蒙托邦将军，提前几十年葬送了一场关键战斗。当然，他骑马跑得快，依然保住了性命。
而且据逃兵报告，八里桥之后是无数的沟沟坎坎。
“这唐人学聪明了，不好办啊！”
额尔金和葛罗两位英佛特使、克灵顿和蒙托邦两个指挥官都头疼了，如果到唐人京城都这样打下去的话，这剩下的万把人肯定不够用啊——本来是17000余人，可前前后后已经被唐人打掉了6000多，继续攻击的话还要分兵守津门及后路。
那还要不要继续拼死攻击？
额尔金和葛罗都是老成持重之辈，选择当然要慎重了，但不打，这面子怎么办？任务怎么完成？
中华有“骑虎难下”一词，西洋也有“have a bearthe tail”， 这抓到熊的尾巴了，你说咋整？
就在此时，对手的恭亲王奕訢前来议和，最关键的是没有因为大胜而变更条件，对阵亡的联军也提出了抚恤赔偿，因此额尔金和葛罗都有意就此收手。
这跨海万里远征，这略有小挫也是难免的嘛。
毕竟津门还在联军手上，谁敢说军势上被打败了？何况，这狮子大开口是没捞到，可小口咬的也是肉啊。
等回去再想办法忽悠一下本土民众，也不耽误加官进爵授勋，这不也不错么。
就在两人犹豫的时候，鲁西亚特使彼罗夫斯基给此事钉上了最后一个关键钉子：
这时，当年5月发生的瑷珲之战早已经传开了，鲁西亚不负众望又成了一份大笑料！
这打不过唐人正规军还有情可原——当然，这个评价是八里桥之战后，之前可是“又大意了，这都懒得数发生几次了”。
可这“索伦各部”不过是部落联盟，又没有黑火山和咸水湖，怎么能被打垮了呢？
因为彼罗夫斯基为人粗鲁，作为特使他极其不受待见，尽管有米人公使列威廉从中转圜，但依然没啥鸟用。
而且彼罗夫斯基从接到消息后，就极力鼓动英佛大打出手，这借刀杀人的意思太明显了，额尔金和葛罗都懒得理他。
如今八里桥之战英佛惨败，这彼罗夫斯基愈发上串下跳，表示“鲁西亚也会随即发兵，然后三家合力势必要灭亡清廷”。
这话就不好听了，怎么滴，我大英吉利、大佛兰西不给力啊，再说了，你人啥时候到啊？
况且就算打赢了，只有你鲁西亚和唐人边界接壤，那我们出力，可好处的大头不就落你手里了？
而且，恭亲王奕訢也向英使额尔金表示，“远交近攻乃外事之道，只所以退让，就是因为两家其实并无根本冲突之处，全是鲁西亚挑唆的”——彼罗夫斯基之前拿几十车军械诱惑清廷，期望两头卖好然后多捞一笔，如今对景，这就是罪过了。
额尔金和葛罗两位英佛特使确认唐人有“联英抗鲁”之意后，颇为意动——英吉利封锁鲁西亚成为近海国度是此时的国策，而佛兰西则是希望在助英攘鲁中扩大势力，因此如果真能把唐人拉上“抗鲁”这条船，对他俩都算一份不小的功绩。
结果，鲁人特使彼罗夫斯基这番“赤胆忠心”终于发挥了作用——当然是反作用，随后英佛和唐人迅速议和，签了新的津门约定后，持续了将近四年的亚罗号战争也终于落下了帷幕。
因为八里桥之战抗住了，因此实际上唐人受损没有如直秀原本世界那样惨重。而因为保留了相当元气，随后的洋务维新也顺利了很多。
可远东风起云涌的同时，世界其它地方也不太平啊。
西乡对这些消息是份外关注，希望“西洋诸强自乱阵脚”，而事实也没让他过于失望。
第四十三章 度尽劫波兄弟在（下）
1859年至1861年夏季，远东风起云涌的同时，欧罗巴和米洲大陆同样也不太平。
第一次工业革新的成功扩散，在给社会带来极大进步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变更，往日高高在上的贵族面临痛苦的转型，而富裕起来的工厂主、商人要求更多的权利，而平民的生活或许在整体上提高了，但日益增多的报纸、更强的社会流动性和团体协作，导致他们也能发出更有力的声音。
作为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度，英吉利这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后世学者以“大转型”来称呼这种特贵社会向现代大众社会转型的社会现象——1837年开始在杂志上连载的《教区男孩的进步》（《雾都孤儿》的第一版名称），非常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此时的社会阴影。
而1857年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激化了这种转型期间的矛盾，因此“小英吉利主义”被奉为圭臬，“不盲目扩充殖民地，注重发展自由贸易”变成了金科玉律——泰晤士开始将眼光更多地放在了内部问题上。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胜利，让帝国睥睨自雄，如同吃饱了的狮子，英吉利暂时还没有心思寻找下一个对手。
而借克里米亚战争冲破外事封锁的佛兰西，开始日渐活跃，但拿破仑三世很清醒，知道这都是配合英吉利才拿到的红利，因此愈发向其靠拢——不但积极参与亚罗号战争，而且在1860年1月与英吉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自此佛兰西市场终于向英人打开了大门。
在英吉利的默许下，拿破仑三世开始积极干涉外部事务：
1859年4月，佛兰西启动了联通亚欧的苏伊士运河工程，展示出向东发展的野心。
1859年11月24日，世界上第一艘近代铁甲舰“光荣号”下水。
1860年3月，佛兰西与正在谋求亚平宁统一的撒丁王朝签署了《都灵约定》，以萨伏依和尼斯两地并入佛兰西为代价，默认不再强力阻挠撒丁王朝的行动——搞笑的是，1859年佛兰西还在与撒丁并肩作战，在马真塔战役、苏法利诺战役打败了阻碍撒丁统一步伐的奥斯马加。
当然，此时拿破仑三世并未预见到“亚平宁半岛的统一会非常迅速且顺利”，他以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趁火打劫，但却没想到这其实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的倒坍将最终导致十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的再次统一，而自己将会成为这件盛事的祭品。而这还仅仅只是佛兰西和撒丁百年恩怨的开胃菜而已。
至于忍气吞声的撒丁王朝，则在一年后，于1861年3月初步实现了亚平宁半岛的统一，其中三个突出人物，马志尼、加里波第、加富尔，被后世尊为统一三杰。
而奥斯马加则只能默默吞下这颗苦果，除了保留威尼斯外，丧失了在此地区的大部分利益——欧罗巴诸强都幸灾乐祸，认为这对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首鼠两端的惩罚。
至于未来的主角普鲁士王国，此时则处于内部纷争之中：
1857年，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精神失常，但直到1858年10月威廉亲王才如愿摄政，原因嘛，则是因为威廉的绰号是“霰弹亲王”，以粗暴手段对待民众的他受到了议院多数人士的反对。
1860年2月，普鲁士军势改革草案被提出，揭开了神圣罗马帝国统一的序幕——但此议案在议院受到阻击，因为预算问题迟迟得不到实际进展。
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会造成未来大人物俾
斯麦的登场——1862年9月23日，俾斯麦出任首辅，而就在此后的第三天，他将会发表著名的演讲，“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由此，普鲁士正式走上了欧罗巴颠覆者的道路，深刻地影响了未来将近百年的世界历史。
至于北极熊鲁西亚，作为欧罗巴的老宪兵，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惨败后默默地舔舐伤口，除了加大对高加索的征服力度，就是积极与诸强缓和关系，一时间居然显得人畜无害一样。
但真的无害么？
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这大刀阔斧的举措无疑证明北极熊并未放弃自己的野心！
在旧大陆暗潮涌动的同时，新大陆也好不到哪去：
1860年，墨西卡“革新战争”成功，到1861年出现传闻，“新官府因财政困难，将暂停偿还外债”——这无疑将引发各债权国的干涉。
本来，邻居墨西卡有乱米国必然发声——门罗主义嘛，1823年米人就到处宣扬，“米洲事务是米洲人自己的事务”。但如今米人老实的很，倒不是改了脾气，而是因为实在顾不上了，自己家内部已经先打起来了！
1860年11月亚伯拉罕先生当选执政官，因对其废奴主张的不满和一直以来对北方的失望，12月20日南卡州首先宣布退出联邦，南方各州随即跟上。
1861年2月，南方成立了新联盟；当年4月，南北战争爆发，双方大打出手。
而这场战争的爆发对米人自己毫无突兀之感，因为在此之前早有预兆！
堪萨斯内战，从1854年一直打到1859年，南北之间的矛盾早已清清楚楚地显露在大众面前——虽然说是“内战”，但并非大规模战争。
1854年，《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使堪萨斯就同时有了两个官府——一个废奴一个拥奴，此后争执升级，于是械斗不断发生。
1856年年初，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发动武力袭击，械斗升级为大规模冲突。
虽然当年9月冲突被压制下去，但对抗扩散出了堪萨斯州，各地的零星武力对抗和口诛笔伐日渐升级。
1859年 7月约翰?布朗带着儿子和拥护者，攻占了西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费里镇，但当月被击败，12月2日约翰?布朗被处死。
堪萨斯内战其实就是废奴和拥奴两派的民间武力冲突，代表了双方日渐水火不容的争斗。
而到1860年底，自1852年开始在刊物上连载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废奴与否已经成了米人社会的首要冲突。
因此，南北战争的爆发只是一个冲突的终极解决方案而已。
在米国留学的西乡，贪婪地吸收着这些信息，希望从中领悟世界局势的奥妙。但遗憾的是，因为战争爆发，为避免波及，虎之助要求这批留学生提前结业回国。
西乡只好草草地结束了自己两年多的留学生涯——后世，有好事之徒将其结业论文《繁荣背后的穷困、疾病和罪恶》翻了出来，以此解释西乡在倒幕及维新中的所作所为，认为其执政思想来源于此。
但毕业后如何回家，这又成了难题。
本来，上一批的留学生是横穿新大陆，从东海岸的新约克到西海岸的
圣弗朗西斯科，然后乘船返回扶桑。虽然此时横贯新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还没开始兴建，但经运河、铁路和马车的行程，可以更好地了解米人的生活，因此虽然辛苦但大家都很愿意。
可如今战争爆发了，这条线路风险增大，所以从新约克直接出海变成了首选——大部分留学生都选择了这个。
但西乡是何许人也，他就是不走寻常路！
其实他考虑得很清楚，此次一别恐怕很难再返回米国了，因此他不肯舍弃这个难得的深入观察米国的机会。
经过一番争执，面对固执的西乡虎次郎只好让步，他托范德比尔特家族帮忙，给西乡和几个学生开出了军械厂监督员的证明，还带了几个精干的保镖，于是西乡开始了他的大冒险。
路上，他们不但遇到了刁难的治安官、黑心的旅馆老板和车夫，还遭到了不知真假的印第安人袭击——和这些相比，露宿荒野根本不算啥。
足足走了两个多月，1861年7月底，西乡等人才到达圣弗朗西斯科。
所幸旅途中保镖足够给力，西乡等人也够机灵，这些人虽然不是毫发无伤但毕竟全须全尾的活下来了。
在这次大冒险里，西乡感触最深的就是火车的安全和便利。
他当然应该这么想了，当时的西部虽然还没发展成为速射全民大搏击，但也差不多了。这一个个土路连接的小镇，就像一座座孤岛，在酒吧里喝多了、赌红了眼，那就有可能发生枪战——当时每个小镇都有棺材铺，这不是没原因的。
但西乡还真不是感概这个。
与南方联盟不同，北方一开始就注意到铁路的重要性，因此战争一开始，就通过铁路开始集结兵力和运输物资，这才是西乡感概的地方。
扶桑有将近三百个大名，西乡一直考虑如何才能将其紧密联系在一起。看到铁路后，他恍然大悟，“如果有了铁路，那只要占据几个重要据点就可以——因为其它地方指日可到，相信就不会有什么阴奉阳违之事了。”
而且除了铁路，西乡还发现了另一个利器，那就是有线电报。
旅途走了两个多月，本以为到了圣弗朗西斯科还要停留一段时间——因为要找船啊。
可他们刚和当地货栈的人联系上，就得知船只早就安排好了——原来他们一出发，虎次郎就通过有线电报通知了圣弗朗西斯科。
西乡早就知道此物的存在，但经过这次亲身体会，他的感触当然不一样了，“方便，太方便了！”
如果扶桑有了有线电报，那岂不是方便了许多，这信息通畅，相信各地自然能形成一个整体。
但好是好，扶桑能建的起来铁路和有线电报么？对此，西乡深表怀疑。
首先，钱从哪来?
这两年西乡查了好多资料，他就没发现被逼对外通商后能有几个富裕的国度——当然，中华体量大是例外，可扶桑比不了啊。
西乡是1858年离开扶桑的，但1859年7月三港通商的消息他在米国也听说了。
但自从参观过纺织厂后，西乡就对故国通商的结果不看好；等参观过钢铁厂和军械厂后，就算他天性坚韧，也差点就崩溃了。
可这不光是钱的问题，有钱买来一大堆东西不会用也不行啊。
总之，西乡是满腹惆怅地登上了归国的商船，“路究竟在哪里啊？”
第四十四章 无声之处有惊雷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1861年9月上旬，西乡隆永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扶桑，此时他中既有游子归乡的亲切，但也有前途未卜的惶然。
但船只一入箱馆，他就大吃一惊——这是哪，我是谁，这是扶桑？！
只见船只往来不绝，码头上喷着黑烟的蒸汽吊塔正在忙碌，远处还有高耸的灯塔，虽然和新约克、圣弗朗西斯科都无法相比，但无疑也是一个现代化的港口。
西乡做梦也没想过能见到这幅景象，直到晚上偷偷下船看到大久保，他才相信这不是骗局。
“今日方知正助之眼光。”
1850年，直秀到鹿儿岛“拐骗”众人，西乡不但自己不上当，还把直秀看好的村田、川村等都按下了，要不是大久保举家相从，直秀差点竹篮打水一场空。
大久保哈哈一笑，示意码头不是长谈之地，将西乡等人让进了马车。
远国初归，当天晚上直秀以家宴款待，席间大家都很是开心。
但和别的留学生不一样——他们到箱馆就算到家门口了，可西乡还惦记回鹿儿岛呢，因此在席间他试探直秀：
“救命之恩，劝学之义，隆永永世难忘，唯有在鹿儿岛常颂平安，来生再结草衔环相报了。”
啥，这是想赖账啊。
直秀哑然而笑，这西乡好大个子却不老实啊。
虽然扶桑、北米相隔遥远，但家书里有送啊。自从认识直秀后，西乡家就有钱了，加上隐居大殿齐彬的有意关照，他留学这三年家里人也平平安安的。现在提什么“永世难忘，下辈子再说”，这是刚到就想跑的节奏吗？
想到这里，直秀不禁暗暗佩服齐彬，这君臣相得、笼络人心的手段真是了得。
不光是西乡这一件事，其它事齐彬干的也不赖啊。
因为西乡和月照失踪，这“戊午密旨”一案到了幕府也没抓到岛津家的实锤，加上当今公方样还娶了人家的公主，因此岛津家居然没受到啥大打击——当然了，岛津家的强大实力也让幕府投鼠忌器。
岛津上代家主齐彬虽然名义上退位了，但依然掌控着大权——尽管和幕府扶持的笔头家老忠教一系斗得不可开交，但因为他开创的集称馆诸产业近年大见成效，因此基本盘相当稳固。
估计西乡是从家书中知道的吧，这是着急回鹿儿岛大展身手啊。
实际上，放西乡回萨摩是箱馆的定计，因此直秀并无阻碍之意，但西乡你也不能吃干抹净就跑路啊，这也太伤自尊了。
再说了，直秀还真不敢就这么放他回去——倒不是因为西乡还是悬赏捉拿要犯的身份，而是怕他回萨摩画虎不成反类犬，一顿骚操作坏事了怎么办。
这家伙留学的主业可是“社会科学”，万一兴头上来一顿神忽悠，如果齐彬和萨摩藩好高骛远，那幕末画面就清奇了——直秀倒不是想指手划脚，可大家以后要合作的，怎么也要达成一些共识才好。
因此，他和西乡在席间击掌为誓，“绝不强留，但你得在北地好好看看，以免所学在鹿儿岛水土不服。”
“这话在理啊”，西乡一琢磨就留下了。
其实他也有点受宠若惊，本来他以为是自己的际遇是好友大久保的照顾，但三年下来，他可不敢这么想了——虎次郎处处对他优待，这大久保的面子可能盖不住啊。
直秀到底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西乡也想确定一下才好放心。
之后，西乡就被安置了一个假身份，开始以商人的身份在箱馆体察民情。
因为他容貌大变，倒也无虞被人认出身份来——以前西乡虽然生活不错，但要到处奔波，因此是个黑胖子，但三年留学下来，气质儒雅了不说，还居然皮肤白皙了许多，加上嘴里塞了东西，因此得以恣意行走。
可毕竟要避嫌，因此直秀也无法安排他细细体会，比如炼铁所或者奉行所这样的紧要之处，西乡自然无缘考察。
可就面上这些，对有心人来说那也是足够了：
第一条，箱馆到处
都是泊油路，这点连新约克都不了啊。
北米此时，大城市里一般都只有“马卡丹路”，这其实就是一种碎石路，只有特别重要的街道才是石板路或砖路，但很少见；至于偏僻之处和乡村，那干脆就是稍作修缮的土路而已。
而箱馆这个扶桑港口城市，却到处是煤焦沥青铺就的平坦石子路，虽然偏僻的地方是煤渣路，但主要街道也不得了啊，西乡不免啧啧称奇。
等有机会问过大久保他才知道，箱馆也是逼不得已——炼铁所扩张，焦炭的产量也大大提高了，这煤焦沥青不用白不用啊。
第二条，箱馆洋人众多，但颇为彬彬有礼，与扶桑人相处很是和睦。
虽然西乡1858年被绑上船的时候，箱馆尚未对外通商，但当时已经是对外的补给港了，西乡虽然待的时段极短，但当时也听说了一些南蛮人的不法之举。
怎么现在就突然和睦起来？——西乡是留过洋的，自然对洋人的趾高气扬深有体会，因此他十分好奇，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小心翼翼地打听了一下，这才知道，洋人这么温和一是不敢二是不便。
不敢么,自然是因为箱馆几乎家家户户有军械。
自1858年直秀上任箱馆奉行以来，他以幕府同意北地全民皆兵为由，大肆训练乡兵，只要表现好就发个“同足轻”的帽子。因为同足轻对外说起来也是足轻啊，可以苗字带枪，因此广受欢迎。
本来，町民以为这是直秀的敛财之计——当时有钱的町人买个足轻的身份，这样的事情不要太普遍。
可时间长了，大家发现奉行所不收钱，还低价提供火枪，因此人人踊跃。
这手里有了家伙，自然胆气就不一般，曾经有洋人水兵闹事，结果事情闹大了被几百持枪町民围住。
自此之后，箱馆风气为之一肃。
至于不便嘛，是因为箱馆市井公平买卖，很少发生讹诈之事；而且，最重要的是，直秀和英米两国在此地的知事交好，西洋人和本地人起了冲突，都是秉公处置，从无偏袒之事。
据说，嘉永七年（1854年）签署的和亲约定没有这一条,但根据安政五年（1858年）签署的通商约定，这洋人犯事是洋人自审——传说当时是因为幕府不熟悉西洋法令，因此无法共同断案，只好请洋人自审。
可直秀何许人也，他指出其中的荒谬，当初的通商约定写的的“如扶桑官吏不参与，则西洋人该国可以自审”，也就是 "领事与地方官会同公平讯断"。
根据这一条，只要西洋人和本地人有冲突，直秀就跑去当联合法官。
而箱馆最大的洋商势力，是英吉利汇通洋行和米人汇理洋行，和直秀就差穿一条裤子了，这两国知事拿人家的手短，自然要“秉公处置”——万里来航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置气，这个理由足够了！
秉公处理了，官面上有此姿态，加上箱馆民风悍勇，这洋人自然不会过于嚣张跋扈。
等1860年亚罗号战争结束，1861年春季，小约翰.布莱恩正式接任英吉利箱馆知事后，以他和直秀的交情，这沟通更是极为顺畅。
于是，在1861年西乡在箱馆看到的，就是西洋人和扶桑本地居民一片和睦的景象，这和其它地方大不相同——此时，扶桑各地攘夷之声不断，袭击西洋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当时比较有名的袭击事件有：
最早的，安政六年（1859年）八月于横滨，有鲁西亚见习士官、水兵各一人被砍死， 另有水兵一名负伤——可能是直秀乱入的原因吧，本来发生在七月结果转到了八月。
安政七年（1860年）二月，同样在横滨，一名兰国船长及一名随员被杀。
到了今年就更厉害了。
万延元年十二月（1861年1月），米人公使馆的通译修斯肯，在江户光天化日下被刺身亡。
万延二年二月，更是发生了著名的长冈啸聚之事，“水户藩士子弟脱籍屯长冈驿，啸聚无赖至千八百人，移檄日：‘绍故黄门遗志，以举义旗。一将率水军略横滨，烧馆鏖夷。一将率陆军入
江户，诛吏之许互市者。’”
江户赶紧派人弹压，好不容易才平息此事。
可当年和历五月，第一次东禅寺事件还是发生了:
和历五月二十八日（1861年7月5日，水户浪士袭击了英人在江户的公馆东禅寺，造成馆员奥利范特、长崎领事莫利宋二人负伤——也有说三人的，同时杀死幕府派出的护卫十余人。
从此时起，“英吉利置兵横滨，戎装赤目，日赤队。”
这些还都是比较有名的，其它辱骂、冲撞和互相殴打的事件，更是在长崎和横滨时有发生。
因此，作为对外通商的三港，只有箱馆能太太平平，实在是令人诧异的一件事。
至于让西乡感概的第三件事，当然是箱馆贸易的繁荣了。
其实，横滨此时囊括了八成以上的对外贸易，但箱馆的贸易和横滨有很大不同，这才是让西乡惊诧的。
万延元年（1860）闰三月，幕府发出了五品江户回令，命令“对外交易中，杂谷、水油、蜡、吴服（丝绸）、生丝等五个品种只能在横滨统购统销”。
实际上，除了以上五种，茶业、蚕种和水产裱物也是洋人采购的大头。
但无论那样，其实大宗商品都属于原料，至于手工品的瓷器、陶器、木制漆器等，也有一些但份额不大。
而进口的民间货物，在以洋布、洋纱等纺织品为主外，还有其它一些工业产品，如各种铁器。
但在箱馆，除了水产裱物交易外，对外贸易尽是一些新东西：
首先是毛皮。
北地多产毛皮是有名的，这出口理所当然，可进口毛皮是咋回事？
其实是米船大量运来北米野牛皮，然后运走皮带、皮鞋、皮包等物品。
当然了，西乡不知道，虾夷地的槲树皮可以提取丹宁酸,而植鞣法还不是唯一的进步——虽然北地在铁鞣法、铬鞣法上进步不大，可制革工艺北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远超同济，湿加工和干加工工序的改进，以及大量新式机械的诞生，已经使制革业成为北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其次，卷烟也成了北地的拳头产品。
1853年，加勒比地区率先使用了苏西尼卷烟机，每台机器每分钟可生产相当于60支卷烟。
可直秀多狠啊，他把1883年米人邦萨克的卷烟机提前搞出来了，连续成条然后分切成支，每台每分钟出产250支卷烟。这可是后来米国烟草大亨发家的资本，提前二十几年出现，能不大杀四方么。
而且，丰原的研究所正在研制新一代的落丝成条卷烟机，产量可增至每台每分钟1000支以上——直秀觉得这就可以了，后面1960年出现的“吸丝成型”，这个步子就迈不动了，能顶一百年还不香嘛。
这卷烟的利润之大，实在是不可描述，反正直秀觉得丝袜既然搞不出来，那卷烟称霸不也挺好的。
为了保证原材料的输入，北地采用了配额制——也就是说，原材料运来的多那能运走的货物也多，而且价格还有优惠，其实就是将一部分利润转移给材料提供者。
至于捕鲸获得的鲸油、甜菜出产的糖类，和已经初见规模的香水、化妆品，这些都是贸易中的抢手货。
再配合规模越来越大的捕鱼业带来的鱼干和裱物，这箱馆的进出口贸易是越来越火红了——当然，直秀也想抢洋布的市场，但问题是原材料不太给力啊，内销都不够，外卖还是免了吧。
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每年约两万青壮移民的涌入——自1859年7月扶桑对外通商后，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各地开始民不聊生，而这时箱馆奉行所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借这个机会进入了高速膨胀期。
在目眩神迷之余，西乡有个很大疑惑，“箱馆这样江户不知道么？就算直秀干的好对幕府有功，可光军械泛滥一样就是大忌，就这么放任下去？”
其实，江户倒是想管，但问题是顾上啊，这内忧外患之际，德川家和京都小朝廷及诸多外样大名的博弈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谁还有心思管偏远的北地！
第四十五章 拳头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自从进入19世纪以来，不管扶桑自己意没意识到，其实它的命运和中华是紧紧相关的，尤其是亚罗号战争（1856年-1860年）对其影响尤盛：
最开始的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英佛联军获胜，迫使大老井伊扫部头一系毅然与洋人签署了通商约定；
而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华获胜，使扶桑高层对是否坚持开国通商发生了动摇，进而在樱田门之变后促使井伊一系被一扫而空；
到1860年10月此战落幕，英佛最终占了上风，又让此时的幕府执政久世、安藤重新回到了原本的立场——洋人惹不得，攘夷还需从长计议。
但这样左右摇摆是要付出代价的，上层犹豫的时候，扶桑攘夷之风已经成了气候，连西洋人都感到了压力。
根据安政五年签署的通商约定，扶桑除了三港（长崎、神奈川、箱馆）于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对外通商外，还有两港两都要随即开放：
新泻港开市时间为西洋历1860年1月1日；
而江户为1862年1月1日；
兵库和大坂则为1863年1月1日。
除了新泻由于沙洲过多，因此西洋人主动放弃外，到文久元年（1861年），这江户、兵库和大坂的开港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鉴于扶桑攘夷的气氛高涨，英吉利公使阿礼国，居然赞同幕府延缓开市的请求，但要求其出使欧罗巴向各国当面交涉。
“到口的肉都不吃”,这实在是难得一见的景象，由此可见此时攘夷的声势之大。
其实，扶桑攘夷的高涨，同样深刻受到了中华的影响：
亚罗号战争，从1856年开始到1860年结束，英佛和中华时打时合，这贸易依然大受其苦——当然，长发之变造成的时局动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好死不死的是，1859年7月扶桑正式对外通商，相当于瞌睡的时候发现了枕头，因此很多洋商都从中华跑到扶桑来贸易。
就扶桑这小身板哪能抗的住啊，因此到今年，也就是文久元年（1861年），短短两年经济就遭到了重创——物价一下子就涨到天上去了，民众的生活顿时急剧恶化，但更要命的是，原材料大量输出导致扶桑手工业大萧条。
这花费增多同时收入减少，两面夹击之下，还能有个好！
以手工纺纱为例，当时纺纱是普通民众的重大生活来源，估计有40%的人家以纺纱补贴生活收入——以户算，而不是40%的人从事这项工作，如果40%的人纺纱哪还了得。
但洋布洋纱蜂拥而至后，因为价格只有本地同类产品的一半，因此手工纺纱变得无力可图，妇女纷纷停工，这个比例逐渐升高，到幕末已经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因为土布厚、洋布薄，多多少少还是保留了一小块市场。
开国通商使民众的生活变得极差，同样也使武士的生活受到影响——幕府和各藩的收入减少，因此半知、减知时有发生，更糟糕的编制缩减也逐渐增多，浪士由此数量大增。
而这一切困难的根源，都来自开国通商。
因此，虽然幕府的实力犹在，甚至因为直秀乱入的原因，对各藩的优势更大，但这样砂锅大的拳头却没有p用——打服之后呐？还不是要饿肚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去年，也就是万延元年，箱馆统计的扶桑各地大规模一揆数量是43起，而天保大饥馑（1833年-1839年）的平均数字才是32.5！
而且，以前一揆的诉求是不满代官或奉行，因此通过一揆这种激烈
的“越诉”，要求幕府或藩主关注；但如今，很多百姓（农民）根本不提要求，直接就攻击官府，烧毁“检地帐”后拒绝交纳年贡和各种赋税徭役。
而且城下町也经常发生米骚动，次数同样超过了天保大饥馑时期——要知道，町民的生活比百姓富裕一些，而且因为各家的武士大都在城下町生活，因此城下町乱起来，那就真了不得了。
这些说明什么？
说明幕府和各藩不得人心吃枣药丸啊。
因此幕藩都纷纷积极自救，江户那还顾得上遥远的箱馆——不出大乱子谁理你啊。
此时正是关键时刻，德川家和京都小朝廷及诸多外样大名的博弈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一切行动都紧紧围绕着抱团取暖也就是公武合体来进行。
总之，扶桑都这艘船都快沉了，大家还是团结一致想办法吧。
所谓的公武合体，也就是公家小朝廷和武家幕府的联合。
最初的提出者，是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一系，后来井伊扫部头执政的时候，发现坏了，反对派打着皇室的旗号团结在一起，这不好办呀，于是他就想釜底抽薪，“合就合好了，但主动权应该在幕府这边。”
安政五年（1858年），九月戊午之难开始，但同年十月，老中间部诠胜在京都，一边抓人，一边奉命开始试探，“皇室能否嫁女给西丸样家茂”。
当时执政幕府的井伊手段激烈，京都小朝廷当然不敢硬顶，于是就含含糊糊地应付着。
但赤鬼井伊何许人也，因此到万延元年（1860年）三月他被刺身亡之时，此事已经基本敲定了。
结果谁也没想到，尘埃落定前井伊出事了，于是此事又起了波折。
但煮熟的鸭子还能跑了，万延元年四月一日，幕府派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把下嫁的内请书提交给关白九条尚忠。
此时，三港对外通商已经过去了近一年，这攘夷的气势已经起来了，因此京都小朝廷开始提价，反正是左拖右推，就是不肯答应。
拳头大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逼急了管不了许多的话可以解决人啊，因此在幕府的威胁加利诱下，当年和历八月十五，和宫终于开口答应——巧合的是，当天也是攘夷派首领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逝世的日子。
为了此事，传说幕府也做了让步，据说两位执政，老中久世广周和安藤信睦，答应当年七月开始攘夷——不是立刻武力攘夷，而是“延缓对外通商的脚步，在十几年内逐渐废除各种约定，从而使扶桑回到从前的天道乐土。”
十月九日，幕府送上贡品奏请和宫下嫁，十二月二十一日使者参内谢恩，二十五日举行了纳采的仪式。
但问题是，幕府这边刚做出承诺“延缓对外通商的脚步”，结果十二月十四日就与普鲁士签订了通商约定。
因此京都小朝廷上下都觉得受到了愚弄:
当年六月十七日幕府与佛朗基签署了通商约定，和以前一样，都没有敕许，但当时不是和宫下嫁还没确认么。
可这次是怎么回事？
依然不尊重皇室，理都不理我就签了，这也太埋汰人了！
说起来，这是由于京都小朝廷消息闭塞，完全不理解幕府收到阿罗号战争清廷最终失利的震撼——幕府自己也有问题，这神秘主义搞来搞去，封锁消息贼来劲，结果把自己坑了吧。
于是这件事又耽搁下来。
要知道当时扶桑皇帝对公武合体抱有很大期望，以自己退位、和宫出家的威胁，才搞定一直叫嚣武力攘夷的公卿们的，现在脸都丢进海里了，能不恼火嘛！
后面经过幕府使者的反复解释，这件事终于又重新启动了，但作为代价，和宫的缘结对象家茂，必须在成亲典礼前由世子西丸样成为征夷大将军——皇家公主做了御台所，想必就不会发生这种阴奉阳违的幺蛾子了。
这个要求怎么说呢？
过分也不过分。
说它过分，小朝廷干涉德川家的传承这还是第一次，但问题是，以前公方样娶的可是顶级公卿的女儿，重未娶过皇室的公主！
这里面可是有大说道的：
皇室公主在扶桑是有继承权的，虽然此时的扶桑皇帝有儿子，这个权利用不上，但万一呢？
到时老公做征夷大将军，老婆是扶桑皇帝，再生下儿女，这公武就不是合体，是合一了！
以幕臣如狼似虎的性子，这“自古传承”的公卿不就被跑根绝底了么。
因此，皇室冒了这么大风险，你幕府又违约在先，如今不是得拿出点诚意来？
消息传回江户后，幕臣一片哗然，这以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如今变成舍老子，这是咋回事！
但冷静下来，大家觉得还是赚了：
毕竟小朝廷是个空架子，这公主嫁过来，谁占便宜谁吃亏是很明显的嘛。
再说了，这公方样家定怠政不说，脾气也古怪，反倒是西丸样家茂聪敏果断又待人宽厚，十六岁就显示出明君的气度来，换了也好。
于是，在大家的怂恿下，老中首座久世不得不向公方样家定禀告了此事。
其实久世不想换主上，毕竟家定怠政，便宜的是他。
但他也考虑清楚了，如今内忧外患，老中首座跟走马灯似的变，所以换个像样的公方样也好。再说了，西丸样家茂才十六岁，就算亲政，估计还是要依仗自己。
而且算起来，这几任幕府执政都没啥好下场：
从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第一次来访算起，当时的老中首座是自己的小舅子阿部正弘，结果他在两年后卸任——就这还算好的，毕竟之前掌权十年之后还做了两年的胜手方老中，然后病退，完全可以说是全身而退；
之后的堀田正笃，只当了两年多的老中首座就被赶下来，还在戊午之难中被追责；
大老井伊扫部头嘛，两年不到就被刺身亡。
“看人担柴不费力，自己挑担累折腰”，说起来这幕府执政的位置如今可不好做，这公武合体如今看来好处甚多，自己还是从中弥合的好。
但打了好久算盘的久世，做梦也没想到，家定一听不用做公方样，不但没有暴怒反倒手舞足蹈，白瞎了幕臣们的一番担心！
因为直秀的乱入，阴差阳错之下，公方样家定在安政五年（1858年）病是病重了，但没死，但如今内忧外患，烂事越来越多，所以这位置他真的早就不想做了。
因此他听说小朝廷要求世子家茂继位，他是那个开心啊，“懂我！懂我啊！”
这想象中的最大的阻碍没有了，自然公武合体就开始顺利起来。
文久元年（1861年）四月，幕府在京都和小朝廷再次确认，这事成了！
消息传开，扶桑幕藩都欢欣鼓舞，觉得公武合力后自然是一番新景象。
但直秀开了挂啊，当然知道这是一场空欢喜，因此反而加大了内政建设。
经过大家的努力，在1861年10月初，北地终于开通了扶桑的第一条铁路。
是以权谋为主还是以实业优先，维新之路的竞争终于正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