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罢手言和
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通商。
按理说，箱馆的通商条件和其它两个港口相比，那真是天差地别，根本没法比：
以天时、地利、人和论，这三个地方是第一批对西洋人开港通商的，天时都有，可说起地利、人和，箱馆就差远了！
长崎在扶桑的西部，离两大远东商港香江、松江最近，来往最为便利，而且，作为两百多年来与兰国、唐人的通商之地，这影响力非常深厚不说，长崎奉行所的管理也颇为周到；
相比长崎，横滨更强。
这里可是紧挨着江户，除非是另外两都大坂、京都也开放，否则，哪里都别比不了。
要知道，江户百万人口里，有钱的人贼多，这购买力堪称扶桑第一，再说了，附近的关八州物产丰富，不远的东海道、尾浓、近畿也是丰饶之地，想必横滨开港后这些物资都会就近运到此处。
果然，横滨一开港，当地就徒然繁华，如热火烹油一般。
相比前两者，箱馆就惨喽，不但地利不行，连奉行所也成立不到五年，怎么看怎么就是个纯粹的添头！
这生意无非是买卖：
这买，难道西洋人跑这么大老远来买裱物、水产么；
这卖，别说箱馆所在的虾夷地了，就是把附近北虾夷地、出羽、陆奥都绑在一起，就这几个苦寒的穷地方，西洋人能卖出多少东西！
因此，大家都觉得箱馆开港通商没戏，这米人就是来捕鲸，而剩下的鲁西亚人，不但做生意完全指望不上，还得小心提防人家突然来袭。
但世事总是出人意料。
在六月二日前，还没正式开港呢，英吉利、米人的货船就云集箱馆——当然云集是夸张的说法，但七八条大商船总是有的。
生意兴隆，就预示着财源滚滚，对此奉行所上下自然开心。
当然，只要有西洋人来就是好事，毕竟鲁西亚攻击的时候，总要投鼠忌器不是——说起来可怜，普通町民还没建立起对直秀等人的信心，真的十分担心与鲁西亚的战事。
不过，就算担心也得干活吃饭不是，在町人忐忑不安中，时间来到了1859年10月中旬——两次白主之战都是8月打的，这鲁西亚人不准时，还来不来了！
千盼万盼，终于从江户传来好消息，“扶桑、鲁西亚议和了！”
不用打仗了，奉行所上下都松了口气——即使是直秀一系也是如此。
说实话，能不打最好。
开港通商后，正是北地发展的良机，而再打下去，图什么呢？
经1853年、1854年英佛联军两次扫荡，鲁西亚在北太平洋的领地元气大伤，连阿拉斯加都被逼得卖给英吉利魁北克总督府了。
何况，其地后来又爆发了叛乱，现在北方的鲁西亚领地是千疮百孔，正常的话，估计在十年内都还缓不过劲来。
再说了，根据1858年的津门约定，庙屯被定为新增通商口岸之一。等约定生效后，想必唐人会大力经营乌龙江口，这样自然就会封锁住鲁西亚东扩的空间。
因此，直秀一系早就想收手了。
不过羞刀难入鞘，鲁人一直不依不饶的，因此战事延绵，一点也看不到完结的可能。
可如今突然之间，鲁西亚一反常态同意议和，这期间到底发生了啥鬼事情，真是令人好奇！
根据江户使番的说法，这次是幕府以夷制夷，通过英吉利、佛兰西向鲁人施压，这才终于了结了这场战事——当然了，代价也行当不小，此事前前后后耗费了幕府百万两黄金！
事情还要从安政五年八月底说起，当时幕府通过购船的名义献金于英佛，之后两国特使答应调停扶桑和鲁西亚之间的战事。
当时双方约定，幕府分别自英吉利、佛兰西购买三级风帆战列舰两艘、佛兰西二级风帆战列舰一艘，总价五十万枚天保小判金。
要知道，以含金量计算，1英镑折合1.24枚天保小判金，五十万金相当于英镑四十万余，折合唐人白银一百二十万两有余。
可买的是什么呢？就是纯粹的风帆战舰，还是二手的！
其实幕府也知道当今蒸汽船大行其道，老旧的风帆战船买回来是亏的，但不买，人家凭啥帮你！
说到底，这就是一笔献金而已。
再说了，这些风帆战舰虽然在欧罗巴已经过气了，可在扶桑却哪家都没有，还是好东西来的。到时可以大涨幕府水军的实力，因此还真不能说没用。
当时，英佛两国特使额尔金、格洛斯经过商议，已经定计要限制鲁人在北太平洋的扩张，但苦于没有借口，因此幕府提议购船真是恰逢其时！
根据此时的国际公法，中立国度不能向正在交战的双方交付军械和战船。
但有了出售船只一事后，英佛就有借口介入扶桑和鲁西亚的战事——这战事不停，交易就不能进行，你鲁西亚总不能耽误大家发财吧！
要知道，虽然英佛都家大业大，可此时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1853年-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打完，参战的欧罗巴各强国是有苦自知：
鲁西亚境内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进而引发了革新浪潮，可英吉利、佛兰西也没好到哪去！
大额军费和战后抚恤，导致两国的经济都出现了问题，尤其是英吉利，出现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挤兑狂潮，搞的泰晤士金融街差点崩溃。
英吉利是当时头号强大的国度，它都如此狼狈，佛兰西的困顿也可想而知。
因此，为了扩大出口振兴经济，两国与唐人的亚罗号战争背后是有其深厚原因的——当然，扶桑作为远东市场的添头，也倒霉地被西洋诸国随手波及了。
1857年的这场经济危机，被称为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不但欧罗巴大陆如此，北米也没有幸免于难——当年有俄亥俄保险公司倒闭，进而引发了全米的经济恐慌。
而扶桑总数四十万余英镑的购船款，虽然杯水车薪，但这是要淘汰的旧船来的，因此成本不过两成而已，说起来也凭空增添了两位特使的功绩。
再说了，好容易让扶桑继中华之后开国通商，这打仗哪有赚钱重要！
不管是出于“限制鲁人在远东扩张”，还是为了确保商贸，相信两国中枢都会同意调停这场在远东的小摩擦。
事情的发展正如两位特使所预料，在他们返回欧罗巴后，果然英佛同时发力，要求鲁西亚尽快结束这场与扶桑的战争，
当时已经是1859年的春天了，此时调停有点迟了，但总算还不晚！
作为战胜国，英佛都爆发了经济危机，那战败的鲁西亚自然更不好过——从1856年3月《巴黎约定》签署后，其境内的民生凋敝，革新浪潮不断高涨，鲁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境况十分应名字——“压力山大”！
而1858年8月19日第二次白主之战发生后，鲁人利用阿穆尔河将消息送到了上游的伊尔库茨克，然后经西伯利亚驿道辗转，10月底终于到了圣彼得堡。
消息传递如此缓慢，是因为如今的通信手段极其落后：
虽然有线电报在1837年就出现了，但远距离通信依旧是悲剧：
要等到未来的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欧罗巴大陆到天竺大陆的海底电缆才铺设完成，进而开始假设从天竺到香江的海底线路。
至于香江到松江的有线电报，要等到1870年才开始铺设，最终于1872年开始运营。
横跨两大洋的有线电报，大西洋海底电缆要在1866年方才成功投入使用，至于横越太平洋的电报通信，更是晚到了1902年。
因此，在英佛特使于1859年春季回到欧罗巴之前，这个空窗期间，鲁西亚人继续作死：
虽然根本没本钱继续生事了，但败于远东蕞尔小国之手，这对帝国的名声伤害太大，因此挣扎总是要挣扎一下的。
1858年12月，在愤怒的大贵族们的压力下，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八艘战舰出海。
和上几次不同，这次的航线不走好望角了，而是由欧罗巴—北米—合恩角转道北上，中途在堪察加半岛进行休整和补给，然
后再入侵扶桑北地。
可这出兵时机不对啊——冬春交替之际出海是此时的大忌！ 结果，别说合恩角了，连北米大陆都没到成。
在横渡大西洋时，八艘战船就不幸遇到了罕见的风暴，最终只有一艘幸运的蒸汽战舰千疮百孔地返回了欧罗巴。
以前，鲁西亚原本有两大一小三只舰队，远东的鄂霍茨克区舰队规模最小，黑海和波罗的海两只战船队规模较大。
但鄂霍茨克、黑海两只舰队在之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灰飞烟灭，这次风暴又重创了唯一成战力的波罗的海舰队，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倒霉极了！
1856年时，波罗的海舰队光战列舰就有27艘，虽然蒸汽船没几只，但毕竟看起来这也是庞然大物啊！
可1857、1858两次白主之战里，光战列舰就损失了五艘。
雪上加霜的是，这次大西洋风暴里又送给海神五艘。
这勒紧裤腰带新造的船还没有损失的快，你说这事到底怎么破？
再派船去远东，帝国财政雪上加霜不说，失去一半实力的波罗的海舰队，真的难以难以翼护领地，要是有啥战事，那可真是危险了；
可不派，连一个小小的扶桑都治不了，这不成了欧罗巴笑柄么？这对于还没从克里米亚战败阴影走出来的帝国，决对是致命的打击!
宫廷里各路人马争吵不休，直到1859年春天也没争出个结果。
要知道，虽然皇帝和外事大臣戈尔恰科夫都是坚定的东进派，可架不住广大贵族不同意啊：
“这东西伯利亚有啥好？就是一个财政大坑，往里面投入的金币连个回声都没有，别再任性了！
有这精气神，给广大农庄免点税或者建造几间工厂，这不香么?
要知道，帝国的根基，不在远东而是在欧罗巴啊！”
就在此时，英佛两国的联合使团造访圣彼得堡，要求鲁西亚和扶桑罢手言和，然后大家一起发财。
“发个鬼财！”
谁不知道，就是你俩，把帝国在北太平洋的领地搞的一片狼藉，现在帝国在当地没本钱了，能做啥生意！
但此时，鲁西亚内忧深重，皇帝和外事大臣戈尔恰科夫也不敢造次了，因此捏着鼻子同意了英佛的调停。
安政六年（1859年）和历八月，鲁人特使彼罗夫斯基，在英佛特使的陪同下造访横滨。
经过激烈的争吵，九月初幕府与之签订了《扶桑鲁西亚通商约定》,其内容包括：
扶桑对鲁开国通商，条款与英、佛、米、兰四国一致；
云雾千岛居中划分，除云雾四岛外，其余岛屿尽数归于鲁西亚；
北虾夷之地，此次搁置不议；
另幕府出让五十万枚天保小判金，作为对战死鲁人家属的慰问金。
其实，这份约定和其它通商约定相比，幕府并未吃多亏：
五十万金，是以慰问金的名义赠予，并不是战败赔款——虽然事实是给了钱，但名义上好听不是；
至于云雾千岛，早在之前文化元年（1804年）至文化十年（1813年）的冲突中，幕府和鲁西亚就已经达成了这样分割的共识。只是因为文化九年佛兰西皇帝拿破仑席卷鲁人腹地，之后鲁人无暇东顾，因此约定并没有签署，此事搁置到现在才被再次想起。
因此，并不算幕府太过退让。
而且，神风再次发威，也难免让人浮想联翩：
关于之前鲁人战船在风暴中受损一事，事后也被英佛特使在与幕府外国奉行的闲谈中泄露。闻之此事，幕府重臣十分感慨，“神风再次保佑了扶桑，晚到总比不到好，说不定，这就是幕府中兴的征兆！”
约定签署后，幕府立即派船将此事通知北地。
接到消息后，箱馆奉行所上下都松了一口气，这头顶上的铡刀总于消失了，好好好！
可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番在告知与鲁人的约定后，居然又拿出了烫手的山芋，“江户最近要将一批逆贼发配于此，一定要严加看管才是！”
第十七章 赤鬼和戊午之难（上）
在扶桑传统的神道里，鬼和神是分不清的——厉害的鬼怪甚至被供奉起来，通过献上辛辛苦苦得到的牲畜和食物，人们屈服于之，希望它们能够满足于供奉而不再为祸人间。
安政五年（1858年），名义上的最高幕臣，“大老”井伊扫部头，和其祖上井伊直政一样，也获得了“赤鬼”的称号！
近江国彦根藩的先祖直政获得此称呼，是由于其治军无情——在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1603年），德川家仿效甲斐武田家重建赤备队，膺此重任的直政由此脱颖而出。他治军严苛，无论敌我都为之胆寒，因此得名号“赤鬼”。
井伊扫部头直弼，，在执掌幕府大权后，效仿其先祖也展现出非同一般的狠辣：
和历安政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井伊出任役职“大老”。
同年六月十九日，在没有获得敕命的情况下，他授意两位幕臣，时任下田奉行的井上清直和外国贸易挂岩濑忠震，与米人签署了通商约定。
虽说这是迫不得已的——当时亚罗号战争是第一阶段末期，唐人惨败后被迫签订了《津门约定》，米人以此兵威相要挟，但无疑，这种举动进一步打破了当时幕政的平衡。
要知道，自嘉永六年（1853年）米人黑船第一次来访后，面对西洋诸国叩港的压力，幕府内部就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系——水户老藩主齐昭一系的强硬派和以首席老中堀田正睦为首的温和派。
其中，齐昭一系要求“对外强硬，必须时开战也在所不惜”，而堀田正睦、井伊直弼等人则认为“不可开无谋之兵端以亡幕府之人寿”，随着西洋诸国的步步紧逼，双方的争斗也日益激烈。
公方样家定性格暗弱，而且当时没有人出任“大老”这个役职，因此没有足够的威权人物能够调和两系之间的矛盾——当然，希望居中调和的人还是有的，胜手方老中的阿部侍从就在尽力弥合。但阿部在首席老中的位置上都做不到此事，退位后就更无无力维系局势了。
何况，在安政四年（1857年）六月十七日，阿部病危，虽然在直秀这只蝴蝶的影响下，他死里逃生，但因为心灰意冷，之后他还是毅然辞官。
少了调和之后，局势就此一步步向深渊滑落，再也无法回头。
此后，齐昭等人打出了京都小朝廷这张牌，用原本被幕府限制于朝政之外但地位尊崇的扶桑皇室，来限制和压迫掌握了幕政实权的对手。
但无论政争如何激烈，斗而不破的治政原则都被维系下来——也就是说，大家还是用惯常的手段互斗，收集无外乎声望啊、名位啊、实力啊这些筹码，然后比大小论输赢。
其中，来自京都小朝廷的敕命，则成了双方都要遵守的规则——一是皇室毕竟是名义上的老大，法统上最大；二嘛，西洋人来势汹汹，对此幕府难以应对，那抬出小朝廷来也能以壮声势不是。
当然了，无论是内斗的幕臣，还是在一边跃跃欲试想争取权势的外样大名，其实都没怎么把皇室公卿真当回事——几百年来无所事事的样子货，就是个纸糊的门面而已。
但既然获得御敕成了大家都认可的规则，那打破这个的代价就很大了！
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十九日，在未获得敕命的情况下就与米人签署通商约定，这是吃饭掀食案一样的举动，无疑是宣布“撕破脸，不想继续玩下去了”！
治政规则一旦被打破，再想建立起来可就难了——互信的基础不存在了，那敌对的双方无疑会从各种险恶的局面来考虑，所谓刷下限是也。
所谓图穷匕见说的就是这样危急的局面。
果然，走出第一步的幕府大老井伊扫部头的行动越来越危险：
六月二十一日，先裱糊了一下——当时的幕府五位老中集体联署奏疏，向京都小朝廷表示“没有敕命的情况下与米人签署约定是逼不得已”，两日后，幕府罢免了老中堀田正睦（首席）、松平忠固。
可这也唬弄不了齐昭一系啊。
想想也是，“大老、老中等重要役职都被你们控制了，换个人有屁用!”
本来敕命这招，就是齐昭等人推出来限制对手的，可如今不好使了，以后还不得任人搓圆搓扁啊。
因此，六月二十四日，齐昭带着儿子庆笃（水户藩主），伙同德川庆胜（尾张藩主）、松平庆永（越前藩主）跑到江户城质问无御敕就签订通商约定一事！
可其原本的政敌一系也觉得冤枉啊，”敕命本来就是你们整出来的幺蛾子，是乱政之举”——原本是“京都小朝廷‘委大政于幕府’”，现在搞的皇室居然能对幕臣指手划脚，引狼入室，这不是乱政是什么！
但齐昭等人不服啊，幕政大事需敕命同意，这之前大家都认，可如今突然反悔，这不就乱了么，那以后的治政大家到底要怎么玩啊？
两位老中堀田正睦（首席）、松平忠固都被罢免，这原本的首领退场，如今齐昭政敌一系自然就以大老井伊扫部头为首。
于是井伊随即出面，亲自呵斥了齐昭等人！
说起来，这水户、尾张是幕府德川家的顶级亲藩“御三家”，而越前藩主松平庆永本身是亲藩不说，而且本身还出自与不次于“御三家”的顶级亲藩“御三卿”之一的田安家，因此登城诘问这四人的身份非同小可。
井伊的身份虽然是最高幕臣“大老”，但当面呵斥这些人，也有僭越的嫌疑。
虽然井伊家是顶级的谱代大名，是之中唯一一家在德川幕府建立前就有大名身份的，而且井伊是天下的名门，藤原氏的出身，祖上是镰仓幕府（1185年—1333年）“天下八介”之一，但如今作为德川幕府的家臣，这当面让主家御连枝受辱，可见井伊扫部头为人之刚硬！
其后“赤鬼”之名不胫而走。
但当时此名只在幕臣中流传，可到安政六年（1859年）。终于 “井伊赤鬼”的大名朝野共知。
本来，被按了个“非法登城”的名义，齐昭一系隐居的隐居、谨慎的谨慎，就算被彻底打翻在地了。
可谁成想，此事居然还能再起波澜！
安政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当时的幕府五位老中不是集体联署奏疏，向京都小朝廷表示“没有敕命的情况下与米人签署约定是逼不得已”嘛。等这封奏疏到了京都后，引发了扶桑皇室的恐慌——好端端地， 敕命就不这样被实际抵制了，那大政岂不是从此又无缘参与了?
于是，京都小朝廷向幕府下了一封旨意，要求齐昭等人上洛，解释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了，名义上是说请“御三家”、“御三卿”这样的德川顶级亲藩及若干幕府大佬一起到京都，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齐昭等人是七月五日正式被幕府下令处分，之前肯定是早就有人通风报信过了，因此，在下达这个旨意的时候，小朝廷已经知道此事，无非是要为齐昭等人翻案而已。
幕府大老井伊扫部头当然不会容忍此事发生，于是将这封旨意置之不理，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回复了——“庆恕、齐昭，皆有罪禁锢。其嗣皆幼弱，未足赞朝议。”
非到万不得已，治政还是要保持一定连续性为好，因为这样不会引发无谓
的猜疑。互信就如同花瓶，砸碎了还想拼起来接着用，这难度就高了，最起码这次没成。
唯恐被幕府清算的京都小朝廷，终于在恐惧和愤怒之中也开始掀食案,反正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大哥莫说二哥！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八日，小朝廷的密旨被送到了水户两代藩主齐昭和庆笃的手中，其中内容是：
首先，表达了对幕府没获得敕命就与西洋诸国签订条约的不满；
然后，要求“公家和武家要齐心协力；幕府和诸藩在外事和内政的重大国事上应消弭争议；无论亲疏，幕府、亲藩、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应群策群力，联手努力不受外夷之侮等等”。
所谓公家，就是皇室及公卿；而武家，在扶桑是特指幕府。
因为按天干地支论，安政五年（1858年）为和历戊午年，因此这封密旨被称为“戊午密旨”，之后引发的事件也被称作“戊午之难”。
护送“戊午密旨”的人，据说是两位“义士”，那就是月照和西乡。
月照大和尚原本是位于京都的清水寺成就院住持。
嘉永七年（1854年）《扶桑米人和亲约定》签署后，时年四十二岁的月照毅然辞去住持之位，游历关东、东北诸国，著成《东游记》，将它献给当时京都小朝廷的三公之一右大臣近卫忠熙。
《东游记》里记述了月照周游各地记录的信息，包括诸国各藩的形势、藩主的品行爱好及倾向武力攘夷志士的信息。
其实，这就是一本情报手册！
而当时的右大臣近卫忠熙，是皇室的亲信，另外他和齐昭一系关系非凡——其母出身尾张德川家，正室出于萨摩岛津家。
另外，第十一代征夷大将军家齐和第十三代将军家定的两任御台所，虽然都是岛津家的公主，但在出嫁前，为了维系公方样和顶级公卿联姻的传统，她们都成了近卫的养女。
尤其是家定的御台所笃姬，其义父就是近卫忠熙，说起来，他还是公方样家定的公公呢！
而和月照和尚同行的密使，则是直秀的老熟人、大久保利济的好友，他就是萨摩岛津家臣西乡隆永。
嘉永三年（1850年），借萨摩的“由罗之乱”，直秀将落难的大久保一家成功招徕到手。但当时，同样劝西乡转仕，直秀却失败了——隆永当时并未受到岛津家内乱的波及，因此拒绝了直秀的劝说。
第二年，岛津齐彬接任家主之位。
借着齐彬想建造小高炉和反射炉炼铁的机会，西乡自荐成功，从当时白主奉行直秀的手中拿到了相关资料。
而且，同时他还从直秀、英子夫妇手中获得了育儿秘笈——这对苦于孩子夭折太多的岛津家主齐彬无疑是天降甘霖。
这几份功劳加在一起，使西乡隆永开始在齐彬面前崭露头角。
但不知道怎么搞的，直秀诱使西乡走上兰学产业建设的道路最终还是失败了，最终西乡还是走上了原本的人生轨迹——作为家主侧近，西乡开始为齐彬的外事调略在扶桑各地四处奔走。
当然了，和直秀原本的世界相比，西乡在嘉永四年（1851年）就进入齐彬的眼界，这比原本足足提前了三年，因此发展的更好。
月照和西乡两人一路潜行，在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八日，终于将“戊午密旨”成功送到水户两代隐居藩主齐昭和庆笃的手中。
不过，恐怕这两人也没想到，此事最终会成为“戊午之难”的开端，最终铸成了幕府大老井伊扫部头“赤鬼”的赫赫威名！
第十八章 赤鬼和戊午之难（下）
安政五年（1858年），幕府没有获得敕命就与西洋诸国签订通商约定。
这样打破治政规则的举动，带来的是“戊午密旨”的出现，而密旨的出现又引发了安政大狱的开始，“戊午之难”由此展开。
其实，小朝廷将旨意送给齐昭，其用心十分险恶——别看旨意里好像都是劝和的好话，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以密旨的形式出现呢？既然以密旨的形式出现，其实就是授齐昭以“大义”，希望水户藩忍耐不住就此发动兵谏。
要知道，送信的两人里，月照和尚是公卿的亲信，而西乡隆永却是萨摩岛津家主齐彬的侧近！
没有直秀乱入的世界里，戊午密旨出现的同时齐彬正在九州鹿儿岛积极备战，只是还没等到正式起兵，他就于和历七月十六日暴病身亡。 说起来，齐彬还是如今公方样家定的公公呢，但水户德川家不也是顶级亲藩御三家？治政这玩意，只有利害，毫无人情可言！
所以，戊午密旨就是一把刀，递给齐昭就是催他以此为名目立即起兵动手的。
可水户离江户很近，按后世的说法只有100公里左右，那齐昭有这个胆子么？
自然是有的！
齐昭可是不一般的人物，杀伐果断得很。
从继位算起，这位就不走寻常路。德川齐昭于文政十二年（1829年）就任水户藩主，但过程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子承父业：
当时八代藩主齐脩急病而死，因为其无子，当时的公方样家齐属意其子恒之丞接掌水户。
但齐脩虽然无子但却有亲弟弟，此人就是虎三郎。虎三郎以水户学派武士为根基，发动下级武士到处闹事，最终赶走了试图鹊巢鸠占的恒之丞，他自己如愿以偿就任家主，改名为齐昭。
如同后世豪门争家产似的闹剧，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从此之后，三任公方样家齐、家庆、家定都与齐昭不睦；
二是，因为有保驾之功，加之齐昭要以他们为基本盘以防不测，因此水户学派的武士们从此开始左右藩政。
虽然中间于弘化元年（1844年），齐昭被幕府勒令退隐，但水户藩的实权却并未落入新任藩主庆笃手中，依然被齐昭一系牢牢掌握。
所以，虽然这次齐昭又被幕府“谨慎”，但毕竟才不过一个月多点，因此这举兵的实力还有有的——当然，打不打得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过，密敕虽然送到了水户德川两代家主的手中，但京都小朝廷和有心人期待的起兵却没有发生，原因嘛，“几事不密则成害”——消息走漏了，幕府对此有了提防，因此齐昭父子没有敢轻举妄动。
而且，真说起来，齐昭是否同意举兵恐怕也是一个大问题：
齐昭一系是和此时的幕府执政大老井伊等人水火不容，但尽管斗得你死我活，可举兵清君侧，恐怕也不是齐昭能轻易决断的。
毕竟，所谓的齐昭一系，尽管拉拢公卿和外样大名，但核心是水户、尾张这样的顶级亲藩御三家，政争也不过是幕府的内斗，因此哪怕齐昭一系失势，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隐居、谨慎而已，最起码性命无忧。
而万一举兵的话，性质就变了，刀兵一起血流成河，到时胜了固然好说，则败了难免身死族灭，风险甚大。
况且，齐昭一系虽然和宇和岛、鹿儿岛、高知等外样大名同气连声，但其实齐昭对这些人十分警惕，对这些人趁火打劫也有所防备。
因此，戊午密敕虽然在八月十六日就到齐昭父子手中，但预期的水户兵谏却没有发生，反而因为消息走漏而引起了幕府对此的坚决反击：
八月十九日，密旨摹本被送交到幕府老中手里，泄密人则是水户的“诸生党”！
所谓“诸生党”，是相对“天狗党”而言——齐昭掌握水户藩政近三十年，提拔了很多下级武士，这些人都深受提倡“尊王”的水户学说影响，因行事“狷狂”，而被污蔑为“天狗”；而“诸生党”的得名，则是因为人员多受朱子儒学的影响。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十九日，水户诸生党人将密旨摹本呈交江户，由此引来了幕府对此事的深度调查。
九月初，幕府终于开始动手——九月七日夜间，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和大老井伊的谋主长野主膳联手，抓住了后来被称为“恶谋四天王”之一的梅田源二郎。
幕府定的“恶谋四天王”是梅田云滨、粱川星岩、赖三树三郎和池内大学。其中梅田是浪人；粱川是诗人，有扶桑李白的美称；而后两位则是著名的儒学者。
这四人都和公卿过从甚密，常以京都为中心进行尊王攘夷的活动，其中梅田是行动派，手中掌握了一些私人~武装，后面三位则是名望高、影响力大。
几乎在梅田源二郎的同时，幕府在江户方面也开始行动。
其中桥本纲纪先被江户町奉行所传讯——桥本是福井藩主松平庆永的侧近人，而庆永则是齐昭一系的核心人物之一。
此后，不断有人在京都、江户被抓。
十月，幕府委派老中间部诠胜上洛，事态由此扩大化。
“诠胜称疾不朝，分吏四方，补小林良典、赖醇等数十人，槛送江户。江户亦捕其党与饭泉喜内等数十人，并皆下狱。”
而且之前抓的都是浪人、公卿或大名的家臣及名士，但从十月开始，处罚的对象身份渐高，开始涉及公卿、大名，而且地域不再仅限于京都和江户两地，范围逐渐扩大到整个扶桑。
三木之下，何不可得？重刑之下人犯开始互相攀扯，涉及的人越来越多：
十月，朝臣太阁鹰司政通、前内大臣三条实万被迫剃发出家。
十二月，入道尊融亲王“隐居、永蛰居”，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被下令退隐。
安政六年（1859年）二月，土佐山内家主丰信被“致仕、谨慎”，他知机退隐，果断让出了家主之位，且从此自号“容堂”，以示看得开、对幕府并无怨怼之心。
三月，左大臣近卫忠熙、右大臣鹰司辅熙，并辞官削发，公卿一条久我、万里小路等皆黜。
同时，江户的法评定所及町奉行所开始集中审讯各地送来的要犯。
安政大狱从安政五年（1858年）九月开始，直到安政六年八月才初步平息——
当月幕府中枢给出最终判决:
齐昭一系的五大核心，除了原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之外，齐昭父子、一桥庆喜、松平庆永都被追加了处分；
幽屏老中太田资始和土佐山内家主丰信；
其余人等被判处枭首、斩首、流放、隐居、谨慎、削禄、左迁。
这次判罚加上之前的处罚，安政大狱，也就是戊午之难涉及公卿18人、新老大名7人、幕臣十余人以及陪臣百余人——这样都是要犯，而轻罪被各地奉行所和大名直接处理的更多，据说数量十倍有余。
水户作为其中的“首恶”，家臣们被牵连其中的甚多，水户在京都屋敷的首领鹈饲吉左卫门被斩首，其子鹈饲幸吉更是被定为首罪枭首示众，同时家老安岛带刀被勒令切腹，其余家臣中还有被斩首1人、受其它处分12人。
里面有十余幕臣最是冤枉，他们和戊午密敕一点边都不沾，公开表示同情或者反对就此严厉处分的不说，有些人完全是被扣了个办事不利的帽子因而被涉及。因此朝野普遍认为大老井伊一系是借此机会打击异己。
说起来，这也不怪旁人——井伊原本的盟友，原老中首席堀田正睦被追加了“谨慎”的处罚，老中久世广周因为劝谏他也被罢免了。在安政大狱前后，光老中和大目付就各自下去了四位，勘定奉行更是走了五补了三，其它重要役职也都调整频繁，就井伊一系巍然不动，说不乱权也得有人相信才成啊。
通过这次戊午之难，井伊更是在幕臣中建立了一言九鼎的绝对威信。
当然，因为牵连甚广——公卿、大名、幕臣、名士都被他辣手惩罚，兼手段激烈，他的赤鬼之名也因此传遍了扶桑。
不过，由于直秀的乱入，安政大狱有些情况被改变了：
首先是萨摩岛津家主齐彬。
安政五年（1858年）他是得了急病，但因为阿司匹林被治好了，并未身死。既然还在，因此他在这场风波中也难以置身事外。但由于他是公方样家定的公公，且鹿儿岛实力强劲，因此被法外施恩，仅仅隐居了事——齐彬五子俦次郎接任家主，更名为定义。但定义只有十一岁，所以大权仍在其父齐彬手中。
其次，吉田矩方并未被波及——他安政五年才从英吉利偷偷返回，哪里有时间参与此事。
而最大的变化则来自公方样家定。
他和齐彬一样病而未死，因此多少还能约束大老井伊一二。这导致除了罪证确凿的几人外，被处斩的人数大大降低，其中就包括松平庆永的家臣桥本纲纪——他没被斩首，但被判流放。
但虽然家定还活着，安政大狱的结果还是没被改变多少——毕竟，戊午密旨是涉及谋逆的大罪，家定肯轻饶一些就是好的了，难道还要给这些人发感状不成。
而且家定未死，也给井伊一系带来了胆气——齐昭等人的身份再尊贵，但打着公方样家定的旗号，整治他们也名正言顺啊，毕竟亲藩和主家上下有别嘛。
在这次风波中，箱馆奉行崛直秀本来是置身事外的，但没想到躲也躲不开——幕府居然将其中流放的人送到北地，这烫手山芋终究还是有一些落到自己手里了。
第十九章 突施冷箭
德川幕府的传统流放地是伊豆七岛和其它沿海诸岛。
安政六年（1859年）八月，幕府宣布了对戊午密敕一案的判决，其中就有几位人犯被判处“远岛”流放之罪，原本应到伊豆七岛上受苦。可时移世易，如今伊豆七岛可不安稳，万一这些胆大妄为之徒要趁机跑了怎么办？
说起来这世道变化太快,谁能想到，偏僻的伊豆七岛如今也常有外国船只经过呢。
这事要从英吉利特使普鲁斯身上说起：
安政六年（1859年）和历八月，英佛两国特使陪同鲁人特使彼罗夫斯基造访横滨，商谈扶桑、鲁西亚之间的停战事宜。可没想到，英使普鲁斯居然在交涉之余问起了波宁岛的归属事宜。
所谓波宁岛，就是扶桑的小笠原诸岛——文禄二年（1593）小笠原贞赖发现此地，因此得名。
按理说，幕府应该承认此地为扶桑所有，因为延宝三年（1675年）幕府就在此立了界碑，但因为岛上根本没啥扶桑居民，又担心惹怒了英人，因此只能含糊应对。反正就是不硬顶，表达了立场但不明确反对英人统治此地。
事后，幕臣们找了地图一看，顿时蒙了：
虽然地图简陋，只能看出小笠原诸岛是离扶桑本地遥远，但这远近是相对而说的，从此地出发，总比海外其它地方到江户近了许多，因此被英人占据后，无疑是个隐患。
但最近幕府内外不宁，头疼的事情太多，隐患嘛，事缓则圆，那就慢慢处理好了。
不过，这地方北面就是伊豆七岛，戊午密敕一案的要犯就不能发配到伊豆七岛去了——考虑到船只往来，万一内外勾结，这不是立马就成了大祸么。
所以这流放地选来选去，最后决定还是押送到虾夷地——箱馆奉行崛直秀不是每每叫着要移民嘛，给他好了。
直秀从幕府使番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腻歪极了：
日后，维新官府也将不少反对者流放到虾夷地，可见为政者往往有相同之处。
而且，这些安政大狱的人犯，都是嘴炮狂战士，“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来头不小、架子还大，煽动性那是杠杠滴，说是流放者，其实就是黑药桶，说不得啥时候就闹出乱子来。
而且，日后攘夷大兴这些人的主家都咸鱼翻身了。
因此，打也打不得，骂也要留意日后被报复，所以只能当大爷供着。可如今幕府是大老井伊当政，供着也得是偷偷的，真是难为死个人了。
不过，其中有桥本纲纪这样的贤才，费点力气也是值当的——至于其他人嘛，后世买烤鸭肉还要添个脖子之类的，就当个添头好了。
于是，直秀捏着鼻子答应收留被幕府流放的罪人。
其实，他不答应也不行，使番是通知他并不是征求他的意见，所谓“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是也。另外，这个使番就是个传信的，直秀想反馈意见也不能通过他——为了尽早通知北地扶桑和鲁西亚议和的消息，幕府随便抓了个人就出发了。
而正式的幕府使番，压着流放到北地的犯人同行，在后面还没到呢。
1859年10月下旬，幕府正使终于到了箱馆，特意跑去码头迎接的直秀一看就乐乐，这不是老熟人松前太郎——1843年直秀第一次游学长崎的时候，多蒙其照顾；1850年直秀从萨摩拐走大久保利济一家的时候，也是此人以长崎徒目付的身份施压，否则估计要多费不少手脚。
但与直秀眉开眼笑相比，松前的兴致却不高，愁眉苦脸说不上，但说话
有气无力地，明显是要么身体不适要么有心事。
到了驻地，松前把直秀、大久保留下叙旧，将翌日才当众宣布的内容提前透露给两个人听，直秀这才知道松前为啥不高兴，原来这次出使是趟苦差事。
押运犯人也就罢了，再辛苦也是手下人，可幕府这次下达了两个命令，松前觉得都不是啥好事，这不是明摆着得罪人么。
第一件，就是断粮。
本来，去年直秀出任箱馆奉行时，幕府承诺每年供给箱馆十万两手当金，如今这笔钱没了——这不是扶桑和鲁西亚刚刚议和了么，所以江户中枢觉得，没必要再花偌大精力在北地，因此就把这笔钱省了。
所幸，之前大家都害怕鲁西亚突然来袭，安政六年（1859年）这笔钱早早就交付了，不然，寅吃卯粮的箱馆奉行所非出大乐子不可。
第二件，就是裁兵。
同样的理由，这仗打不起了，那二千人的定番也没必要，打个六折吧，箱馆放八百、白主放四百，正好。
直秀和大久保听得面面相觑，难怪松前觉得难办，按这两条执行下来，箱馆奉行所绝对会元气大伤。
要知道以前堀利熙当奉行的时候，定番只有四百人，可每年还要幕府补贴十万金。现在定番减到一千二，就算白主负担了四百，可是还有八百呢，这些还不得奉行所养活。
这人多了钱少了，再加上裁人，不闹出乱子来才怪！
但直秀经多识广、大久保英才天授，两人都没急于说什么，静待下文。
见对面没有当场发作，使番松前长出了一口气，继续说到：
“这北地辛苦，愚者乘船便有体会。
崛殿、大久保殿都是御家柱石，有什么委屈也可以提出来。
虽然在下势单力薄，但出行前小栗丰后守特意嘱咐，朝中有他，一定不会让两位吃亏。”
虽然说的好听，但刀子落下来之前，怎么不见小栗仗义出手？
要知道他可是勘定奉行，这消减箱馆开支，就算不要要他点头，但事前必有所知！
但梯子给了，直秀两人就得趁势下台，如今治政可是大佬井伊，这位赤鬼可不跟你讨价还价。
“为公方样尽忠，责无旁贷。”
见直秀领情，松前满意地笑了，接下来他讲出了江户方面的补偿：
箱馆不是对外开港通商了么，这每年关税也有不少，箱馆奉行所可以拿走其中的两成；
而且，鉴于虾夷地人少地方大，江户特命六家大名助力——“令伊达庆邦、保科容保、南部利刚、佐竹义就、津轻承烈、酒井忠宽垦辟虾夷地。”
大久保一听就火了，这哪里是助力，分明是看鲁西亚不入侵可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抢便宜来了！
对此，直秀倒是不温不火，他扯了大久保一下，让他稍安勿躁。
在没有直秀乱入的世界里，安政六年（1859年）九月，确实有这道幕府法令。
不过，当时是因为鲁西亚的刺激。
虽然没有两次白主之战，鲁西亚和幕府也根本没有正式交兵，可鲁人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1859年8月，率9艘军舰抵达江户，要求以北纬48°线划界，将北虾夷地整个划归鲁西亚。
但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鼓励下，幕府坚定地拒绝了鲁人的要求，讹诈不成，穆拉维约夫之后悻然而退。
说起来，这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算是难得的远东对西洋人的胜利。
西洋历1859年津门约定换约时，英吉利、佛兰西两国特使和中华起了争执，英佛决定动武，6月25日，联军十二艘战船再攻大沽炮台，但和一年前的大获全胜不同，这次联军惨败，连指挥官英吉利香江分舰队提督何伯也身负重伤。
英佛联军就此退走，津门约定换约失败。
此消息传到了扶桑，给幕府莫大鼓舞，因此才有勇气拒绝带了9艘战舰的穆拉维约夫。
但因为白主一系的努力，穆拉维约夫在1855年就战死于堪察加，之后鲁人来远东的战舰也都折戟于白主。而在没有鲁人刺激的情况下，幕府依然派六家大名垦殖虾夷地，这里面的含义也就耐人寻味了：
大老井伊扫部头一直是坚定的北地开发派，这是不改初衷？
还是察觉到直秀等人不老实，于是准备掺沙子提前防备？
看直秀在那里苦苦思索、面色沉重，松前以为“他是惶恐不安，觉得幕府对其开发北地太慢才找别家大名帮忙”，赶紧就把谜底揭开了：
“此为松前伊豆守手笔。”
直秀、大久保恍然大悟，不过随即苦笑，万万想不到是这个原因。
之前1850年白主奉行所建立时，直秀等人就和松前家不睦——想也是，本来这地界是人家的地盘，横插一脚那还有好。
不过自嘉永五年（1852年）起，大久保亲自到松前町，又是送甜菜种子又是帮忙建造火山灰水泥厂，两家的关系就此缓和。
等安嘉永七年（1854年）箱馆奉行所建立后，白主奉行所和松前家的关系又更近一步——如果说白主是拆了松前家的篱笆，那箱馆就是占了松前家的田地和院子，除了屋子没动，啥都给拿走了。这样看，两家的矛盾也没啥不是。
安政二年至三年（1855-1856年），箱馆奉行所筹建炼铁所，白主和松前家还联手占了其中的不少便宜。
可万万没想到，趁参觐交代的机会，今年松前家主崇广会在背后突施冷箭。
但既然使番松前都提点了，以直秀和大久保的机敏，自然不难理解其中的缘由：
其实，从去年上任箱馆奉行起，直秀就成了松前家的眼中钉、肉中刺。
今年箱馆对外开港通商，自然又抢占了原本松前町的不少生意。
再说了，这一年来直秀等人大力垦殖，因为条件不错，不光阿依努人从松前町跑过来，连福山城附近的领民也有拖家带口过来的，箱馆缺人缺的厉害，自然不肯拒之门外。
虽说在近一年在其它方面给了松前家不少补偿，如优先权啥的，但看起来人家是不满意啊！
直秀、大久保不知道，对优先权松前家的人根本不看在眼里，人家想要的是专营、专卖，这其中的落差太大了。
“不亏是松前家的英主！”
大久保也想明白了，松前伊豆守这招挺绝啊——能参与虾夷地的垦殖，六家大名还不得念松前家的好；再说了，算上松前家，万一七家大名合力，这人多势众的，箱馆奉行所还不得退让一二。
不过，从此虾夷地就再也回不到松前家的掌握了。松前家主能狠下心壮士断腕，真不亏是人杰！
大久保看着直秀，直秀对他摇了摇头。
“使番松前就是个传话的，现在和他说啥都没用，白白浪费口水不说，还容易被人轻视；
再说了，这一年跑马圈地，膏腴之地都早被奉行所占了。这六家大名想占便宜，小心连老本都折进来！”
第二十章 朝中有人好做官
其实，命令六家大名助垦虾夷地，在幕府中枢看来，真认为这是补偿：
一是并没有划地分封，到哪里垦殖、甚至范围大小，由奉行所与各家协商后奏报中枢——也就是说，决定权利还是箱馆奉行所说的算；
二嘛，虽然鉴于北地垦殖不易，各家在虾夷地三年内被减免了全部赋税，可这只是对在各家垦殖点内部而言，在箱馆和其它奉行所领地，这六家的渔猎和交易还是要被奉行所抽税；
而且最重要的是，幕府在旨意中明确说明：
“虾夷地、北虾夷地一切御领事务，以箱馆奉行所法令为准，各家不得违背。”
这样看，箱馆奉行所依然是北地主宰，江户只是担心奉行所在北地势单力薄，这才找了些人手帮忙，并不是要自断股肱，至于担心幕府对奉行所有所不满，就更无从谈起了。
而且，幕府中枢提前沟通时，这六家大名的言下之意里，也认为这是苦差事，就算不是苦差事，也是鸡肋而已——当然了，其下具体执行的家臣怎么想就不知道了，万一抱着“骨头里榨出油来”的想法，那不就是肥差了么。
使番松前在翌日当众宣令前，将旨意的跟脚详细解释了一番，以安直秀、大久保两人的心。
另外对于取消十万手当金一事，松前也做了解释：
今年不知怎么搞的，江户城又发生了火宅，幕府损失不小，而且重建又是一大笔钱。
所以，“既然五陵郭停建了，那就继续停着好了。箱馆暂且忍耐一下，等江户财政稍微缓和，自然会补偿‘识大体、顾大局’的北地。小栗丰后守特意让我带言，‘再怎么说，这里也是抵抗鲁人的前线，肯定是要有所照顾的。’”
这就是朝中有人的好处了，不但可以提前布局、从中转圜，至不济，也可以如现在这样，给了体面、透露些内情。
直秀的好友小栗忠顺，不但是勘定奉行，还是大老井伊扫部头的铁杆心腹；而这次的使番松前，则是小栗一手提拔的，还与直秀、大久保是旧时好友，关系亲近。
否则，管你怎么想，御使当众宣旨，难道奉行所还敢质疑不成！
当然了，中枢决定之前，连箱馆奉行所的意见也不征询一下，这其实是真没把直秀放在眼里。不过，井伊扫部头上任大老后，执政风格就是如此刚硬，对谁都如此，也没啥好抱怨的——能安排旧友松前出任使番，想必江户的重臣们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对此，直秀十分领情，表示“北地偏远，但‘国产’土特品还是不错滴，可壮程仪”。
松前是多敏锐的人啊，一听直秀特意提起，就知道礼物价值不菲，“这次出使不亏，也不枉之前自己动的一番心思”。
于是他又透露了一些信息：
本来，去年直秀接手箱馆奉行所的时候，因为面临鲁西亚的再次入侵，所以箱馆奉行一职被视为烫手山芋，直秀的任命当时还挺顺利的。
可今年与鲁人正式议和后，江户后悔的旗本就多了，“怎么轻易让这乡下小子占了天大的便宜！”
其实崛家原本住在新宿町，还真不是啥乡下，但直秀出身二半场，别说旗本了连御家人谱代都不是，这十五年来飞黄腾达，如今做到箱馆奉行的位置，因此眼红的人不要太多，“乡下小子”算好听的了，要知道最近连“奸佞”都有人说！
但八面玲珑的松前，当然不肯当面提及这种败兴的事。
他在直秀面前痛斥其非，“崛殿之精忠，哪里是常人所能及的。名至实归，名至实归啊。”
直秀和大久保相识而笑，在座的三人里，就没一个是名门大户出身的——大久保是萨摩岛津家的下士，转仕直秀前还被免职了；直秀是御家人二半场；而松前的底子也不怎么光彩，也不过是二半场出身，虽说拥有和福山松前家一样的名前“松前”，但两者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他可不是啥名门，在幕府中也根本没有门路。
作为直秀一系为数不多的幕臣关系，松前的经历两人清楚的很：
天保十四年，三
十三岁的松前太郎还是长崎目付所的同心，虽然因善于钻营而被当时的目付大人视为心腹，还被特意带到长崎随任，但家格依然是二半场而已；
说起来，直秀还是松前的贵人，当年两人搭上关系后，弘化三年（1846年）小栗忠顺出任长崎目付役助，松前开始转投小栗门下，这才开始飞黄腾达。
虽说和直秀比不了，但他的升迁速度也是极快。
嘉永三年（1850年），小栗升任长崎目付，他被提拔为徒目付，就此成为御家人谱代。
等嘉永七年（1854年），小栗成了长崎奉行，一直在长崎经营的松前更是备受重用。
等安政五年（1858年）小栗成为勘定奉行后，松前出人意料地留在了长崎目付所——其实，1855年幕府开始秘密与咸亨洋行“以扶桑金易海外银”，松前就是执行人小栗忠顺的重要帮手。虽然当年小栗回转江户，但此事仍在进行，松前仍旧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安政六年（1859年），松前终于离开了奉公十六年的长崎，转任幕府的徒目付，积功成为一百二十石的旗本，并更名为“松前顺丰”
别看大久保如今是二百石旗本，但那是两次白主之战军功所致，不但所领在北地，而且这两百石也是与鲁西亚血战的买命钱。
而松前的这一百二十石看起不多，可人家是江户中枢的徒目付，位卑而权重，跟大久保这种偏远地方的町奉行根本不可同日而言——当然，如今箱馆对西洋人开港通商了，地位也变得重要了，大久保也算勉强搭上了重臣的边。
可徒目付不一样，除了大目付、御目付之外，幕府目付所的徒目付也只有五十余人，长崎目付所、箱馆目付所的徒目付可比不了这五十徒目付——名义上，大目付监察公卿、大名、重臣，御目付监察旗本、幕臣，可实际做事的还不是这些手下的徒目付，因此位卑而权重，不可等闲视之。
直秀现在是两千五百石的大身旗本——虽然他没参加第二次白主之战，但幕府认为他之前治政有方，底子打的好，还是给他加了三百石的家禄，堂堂的箱馆奉行，外人口中的“虾夷地探题”，还不是要和徒目付松前平等交往。
不过，江户那里“大名满街走，旗本多如狗”，门第之见甚深，加上如今执政的大老井伊又是个特别重视出身的，想必即使有小栗护着，松前在目付所也没少受委屈。
所以，这“名至实归”，松前一半是宽慰直秀，另一半则是感怜自身，不免说得情真意挚、荡气回肠。
“如今德川家上下振奋，正是你我这样的忠义之士效力的良机！”
商业互吹谁不会啊，而且直秀这话说得还真不亏心。
虽说幕府重臣这些年相互倾轧，幕政也有些乌烟瘴气，但在西洋人的压迫下，番职尤其是水军、兰学产业尤其是军械制作、对外交涉的幕臣、监察一切的目付，这些都是最容易升官的，这几年不知道有多少才俊乘风而起。
当然，对外交涉的风险太大，智者不取。不过，此时正是吹捧的时候，这个当然就不能提了，
作为目付的松前和涉及对外交涉的直秀、大久保三人畅谈未来，一时其乐融融。
不过，使番松前谈了一会后，开始转弯抹角地问及箱馆开港通商后，直秀是否有钟意的西洋商人,尤其是“特别诚实可靠的”。
“终于来了！”
要知道，从松前顺丰一下船开始，直秀就等着他问这方面的事。
之前在直秀的授意下，已经在米人新约克成家定居的，也就是竹前虎之助，突然指示咸亨洋行在今年的和历六月底结束了与幕府的密贸易。
要知道，咸亨洋行对幕府这些年帮助甚大，甚至已经到了离不开的程度。
而小栗忠顺能以三十出头的年纪当上“上三奉行”之中的勘定奉行，也是由于他一手主持了和咸亨洋行的交易。
因此，咸亨洋行这一撤，幕府如同被吊在了半空中，不上不下，非常难受。
嘉永三
年（1850年），就是直秀返回扶桑的第二年，他留在海外的势力咸亨洋行，开始与幕府在长崎交易。
当然，幕府闭关锁国已久，开始贸易前废了好大的劲，玩过两次蛮人献宝这样的把戏，又有时任长崎目付小栗忠顺的穿针引线，加上咸亨洋行在直秀的授意下，立志赔本赚吆喝，又肯献上大笔的咨询费，这次终于打通了关节。
自1851年后，书籍、报刊、蒸汽罐、机床、西洋军械、植物种子、种畜、兰物等源源不断经咸亨洋行涌入扶桑。
和当时的兰国商馆比，咸亨洋行没有治政方面的要求，而且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最重要的是可以赊账，咨询费更是一**地送上，因此逐渐建立了信誉——想也是，直秀等人雇了一群人，整天到晚地在海外费劲心机地琢磨幕府到底需要啥，兰国商馆这样有业绩要求的机构怎么能与之相比！
幕府从中受益很大，其中咸亨洋行的风说书尤其被重视：
从1853年黑船第一次来访开始，西洋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咸亨洋行及时通报，有时甚至仅仅是为了及时传递信息，咸亨洋行的船也会专门跑一趟。
这样的义举自然引起了怀疑——扶桑对西洋人的疑心本来就重，没有直秀乱入的世界里，兰国商馆提前通报黑船来访，却被怀疑大言欺人、别有用心，何况咸亨洋行这种赔本卖吆喝的行为，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当然更加被警惕了。
但咸亨洋行以“股东为凯尔特人在米国的移民，思谋复国”为由，成功打消了幕府的疑虑——这个理由倒是真的，加上幕府曾有为兰国存亡絶续这样的义举，听起来确实合情合理。
其实啊，警惕和怀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真香”，只要咸亨洋行有大利于幕府，这生意就能做的稳稳当当地。
1854年，幕府成立对马水军传习所，船和教官都是咸亨洋行提供的。
1855年，咸亨洋行还送来了西洋技工，帮助韭山炼铁所开始炼钢产业的建设。
因为多次大地震和应对西洋人的兵备增加，幕府财政出现了严重亏空，在1855年幕府不得不通过咸亨洋行开始“以扶桑金易海外银”——海外金银比价是一比十五左右，而扶桑是一笔五，期间足有两倍的差异，其中的利益巨大。
1855年-1859年间，幕府投入以金易银的本钱折合一百五十万枚天保小判之巨——这里面既有金条也有少量融化的金币，毕竟幕府家也没有余粮啊，库存黄金哪有那么多。
咸亨洋行果然不亏是“诚实可靠小郎君”，经手的纯金折合后世的9.4吨之多，但前后重未有过差错，给幕府送回了白银近3万八千贯（141吨），分毫不差——当然，咸亨洋行也不是白帮忙，从中收取了一成的辛苦费。
这些白银相当于中华白银三百六十余万两，折合英镑近一百二十一万。
这么大的手笔，咸亨洋行从未赊欠延误，反倒是幕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开始就要咸亨洋行以货款抵押，后面数额巨大后，更是要先见到了银子才肯付金子，但咸亨洋行也从未有过怨怼。
今年，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最后一次以金易银的交易前，咸亨洋行还特意另派快船通报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详情。
可六月底等商船离港后，在检查咸亨洋行给公方样、重臣的礼物时，一封信才被发现，其中咸亨洋行回顾了多次贸易的经历，尽言依依不舍之情。但这些都是浮云，重点则是信尾的话 “情势所迫，贸易中止。山高水远，彼此珍重”。
之前根本没有发现丝毫异样的幕吏，这震惊可想而知！
消息传到江户后，幕臣对此大为惊诧，但人都跑了，这详细理由信中也没说，到底因为啥，就成了谜团。
但别人不知道，可勘查奉行小栗忠顺能不知道么！
这咸亨洋行和箱馆奉行崛直秀关系匪浅，因此他才运作心腹松前顺丰作为使番，让他到箱馆找直秀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无缘无故的，咸亨洋行为啥突然跑了？
第二十一章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的时候，咸亨洋行跑路，自嘉永三年（1850年）开始与幕府进行的密贸易由此中止。
因为之前毫无预兆，所以幕府中枢闻讯后异常震惊。
经过勘定所、长崎奉行所和目付所共同努力，在折腾了约一个半月后，这才发现此事早有征兆：
第一，咸亨洋行的人员早就开始撤离，但幕府居然迟钝地对此毫无警惕。
于嘉永七年（1854年）成立的对马水军传习所中，本来有八名西洋水军教授，都来自咸亨洋行。但安政四年（1857年），幕府在江户开办筑地军舰教授所，裁撤对马水军传习所，这八名洋人就离开扶桑了。
同时，本来韭山炼铁所还有一些西洋技工，也是咸亨洋行提供的，但后来也都走了，时间同样在安政四年。
至于经商的人员，因为咸亨洋行做的是密贸易，因此采购、销售都委托给长崎奉行所，只在对马岛有3个常驻人员。可这些人这次也以探亲的名义一起随商船溜了。
现在看，一个人都不留，当然是极其可疑。
可之前两边亲密无间、如胶如漆，谁能想到咸亨洋行突然撤走呢？对此，幕府严加惩处了监管的人员，可依然与事无补。
另一个征兆就是双方交易商品种类的变化。
本来，咸亨洋行在输入书籍、报刊、机械、军械之余，也会输入一些布匹和其它兰物。但自从安政二年（1855年）开始“以扶桑金易海外银”后，这些普通货物的份额就逐步降低。
按理说，交易额下降是贸易中断的明显征兆，可因为双方金银兑换的数目逐年增加，居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表面看贸易额是上升的。
其实，也不是没有人提前察觉危险。
小栗忠顺在长崎奉行任上时，鉴于咸亨洋行的重要性，他就曾向江户提出过多次建白：
“自安政元年签署三国和亲约定以来，西洋船往来日多，因行隐秘事，咸亨船往来长崎多有不便。请另择新泻或它地为隐港，以防不测。”
其实，小栗已经发现了咸亨洋行中断贸易的一个理由，那就是往来不便。
自1854年扶桑与米人、英吉利、兰国签署了和亲约定后，到扶桑特别是长崎港的西洋船只日渐增多，这给咸亨洋行造成了很多不便。
要知道，当时签订的只是避难港、补给港的内容，名义上能和扶桑通商的还是只有兰国一家。因此，咸亨洋行做的密贸易，虽然交易对象是幕府，但也得偷偷摸摸地，不然兰国抗议是小事，如果惹的其它西洋诸国以此为借口要求通商，那就麻烦大了。
原本也不是没有遮眼法，开始时咸亨洋行打的是唐人旗号，但现在西洋船多了，万一兵船将其堵在港口里，那不就真相大白于天下了么。
说实话，兰国商馆当时还真动了这方面的心思，就算自己不动手，但可以通知米人、英人啊，干系自然可以摘除得干干静静。但考虑再三，鉴于其在扶桑的利益不小，最终兰人还是没有轻举妄动——虽然有人和自己抢生意，但如果打掉这个弱的，然后召来一群饿狼和自己抢食，好像犯不上啊。
小栗第一次相关上书是嘉永七年（1854年）夏季，当时与咸亨洋行的密贸易地点已经转到了对马群岛的芋崎港。
“无事身非！”
幕府觉得对马岛已经足够隐秘和安全了，因此小栗的上书没有得到回应。
其实，小栗是一片忠心，这通商就是财路，作为长崎奉行，他建议换地交易，这就是把金银往外推啊。
但奈何别人不怎么看啊。
他的上奏写啥都行，可万万不应该提及“新泻”这个地方：
首先，新泻港附近有个幕府的心头肉——佐渡金山。作为扶桑当时最大的金银产地，佐渡岛就是幕府的命脉，谁碰谁死。这把咸亨洋行放到新泻去，万一召来其它西洋饿狼怎么办？
再一个，小栗忠顺的老爹忠高，曾经担任佐渡奉行多年，这换地对别人是舍弃一条财路，对小栗而言，这不是从碗里挪到锅里去了么？
长崎奉行有两个，因
此另一位长崎奉行对这个建议激烈反对：
“铁桶一般的长崎不说，芋崎也不为外人所知，哪里用的着换地！
真担心的话，长崎附近不是还有不少小岛吗？选一个做交易地好了。”
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马岛辣么大，又是海上交通要冲，怎么能算是“不为外人所知”；而长崎附近的荒岛确实很多，可要是能做交易地，那幕府这些年早干嘛去了？
再说了，日后西洋诸国压迫扶桑开港，提出的地点一共是五港两都，也就是七个港口。这些地方依次为长崎、箱馆、神奈川、兵库、新泻和江户、大坂，从隐秘看，也就是新泻是可选的转移之地——其它地方要么太繁华不利于保密，要么就是西洋船众多。
因此，小栗忠顺真是出于一片公心。
但奈何他说了不算啊！这些年来，咸亨洋行主动请求了多次，小栗忠顺也屡次上书，但这交易地还是一直没改，就固定在对马群岛的芋崎港。
等安政五年（1858年），小栗卸任长崎奉行役职后，咸亨洋行也认命了。
但交易地在对马岛芋崎港，这可把咸亨洋行坑苦了：
虽然是米人海商，但奈何扶桑和米人还没正式通商呢，这撇下同伴吃独食是犯了大忌！
而且，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向扶桑这样的非西洋国度输入先进军械、机器和技术，那可是犹大一样的行为，真被抓到，就算不被当众吊死，那也是群起攻之、身败名裂的下场。
就为这，咸亨洋行于1855年换皮为四海洋行，而且怕泄密没敢通知幕府。
同时为了建立防火墙，同年还成立了松江汇理洋行，彻底将直秀一系的海外力量分割为明暗两处。
但就算这样，事情依然向不好的方向变化。
安政二年（1855年），对马水军传习所里有西洋教授的消息走漏。
也不知道米、英两国水军是怎么知道的，反正开始偶尔有船在对马岛附近海域堵咸亨洋行的船——但万幸，这两家没有和幕府正式撕破脸，所以上岛硬抓人的倒霉事到底是没有发生。
咸亨洋行一开始就用的是蒸汽风帆混合动力商船，机动灵活不说，还特意为提升速度做了改造，因此，虽然被发现了几次，但都顺利逃脱了——其实是不是特意来抓自己的，咸亨洋行也不确认，反正见面就跑总是没错。
后来，为了保命，咸亨洋行开始了表演——换船名不说，冒充其它国度的商船是常规操作，行踪也开始诡秘，不再按季风规律来航。
等“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贸易额大了之后，所幸连普通货物都不怎么装了，就一艘快船神出鬼没，如幽灵一般。
到了安政五年（1858年），扶桑的外国船只更多，这时咸亨洋行已经被逼的不行，甚至开始和长崎奉行所认真讨论，“对马岛看起来也不靠谱了，长崎附近不是还有不少小岛吗，在哪里交易行不行？”
但根据当年签署的通商约定，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正式通商，所以幕府方面只是劝咸亨洋行以换皮应对——都正式通商了，你们改个名字不久可以大摇大摆出现了么。
坑爹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实咸亨洋行一直做的都是杀头的买卖，但对这份付出幕府不够重视。
想想也是，这些年来扶桑天灾**、内外交困，江户大佬们又内斗不止，哪里有闲心关心这个——唯一重视此事的就是小栗忠顺，但别人都认为他是得了天大的好处，所以不舍得放手而已。
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咸亨洋行赔本卖吆喝本来就不被理解，“不赚钱，甚至不赚大钱，你凭什么这么卖力？”
真说起来，这些年咸亨洋行还真没少赚：
说是赔本卖吆喝，但远洋贸易本是暴利，就算价格定的公道些，但不赚钱是不可能的。
加上，军械等货物都是出自自家在米国的产业，供给的价格非常有优势，除了咸亨洋行自己，就没有其它中间商挣差价，那能不赚钱么！
而且，光“以金易银”一
项，因为本钱是幕府掏的，咸亨洋行的毛利就达到了近60万美金之多——折合15万天保小判金。
虽然咸亨洋行这个钱挣的不亏心，没有鸿之舞金银矿兜底，这些大的金银兑换足以击溃香江市场，但幕府方面不知道啊，只看到了好多一笔钱落入洋行的手中——再说了，金银比价在海外是一比十五，可不是扶桑的一比五，这么算就是挣了四十五万金，抢也没这么快吧！
坑爹啊，哪有这么反复计算的。
咸亨洋行挣的这笔钱是能多换不少银子，可海外银价低，幕府给的金子没变，所以毛利还是近60万美金——数学老师您多保重啊，世界非常需要你！
当然了，等咸亨洋行跑路后，幕府仔细翻账本，这个普遍误解终于消除了。
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咸亨洋行太懂事了。
因为每次交易时打点得十分周到，从给公方样、江户重臣到长崎、对马的负责人、经手人，每次无一遗漏，还殷勤的很，难免被怀疑挣了金山银海一样的财富。
但幻觉是会消失的。
等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咸亨洋行跑路后，幕府全面评估此事造成的影响，这才发觉，“本来是两相得利的事，可能因自己一方自视过高，到了把事情搞砸了。”
当然，可以这么想但不能这么说，幕府中枢还是捏着鼻子“坚信”：
“既然咸亨洋行留书‘情势所迫’，那肯定是遇到别的困难了。幕府这方面一直以来是没问题的，其乐融融啊。
说不定日后人家去而复返，这生意不就继续了么。”
这种“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豁达，可不是每个人都有——勘定奉行小栗忠顺就追悔莫及，觉得自己返回江户奉公后，因公务繁忙导致对此关注不够，为此他痛心疾首得很：
咸亨洋行对幕府的帮助太大了！
从风说书、及时通报海外消息来说，比兰国商馆给力太多了。虽然幕府在和西洋诸国打交道时没占到便宜，但力不如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本就难免，没有咸亨洋行结果肯定更差；
而且，从提供先进军械开始，到后面帮助提高兰学产业，这炼钢、铸大筒、制铁炮水雷，无一不是咸亨洋行鼎力相助的结果；
就算通商，也是价格公道从无欺瞒，不说之前与兰国商馆相比，就看今年六月开始的对外通商情况，简直是物美价廉的典范；
而且，“以扶桑金易海外银”这样的大事，人家不声不响地就办了，西洋诸国在远东的人居然毫无察觉，这实力，真是可怖可畏；
更重要的是，小栗忠顺如今作为勘定奉行主持财政，这才发现，咸亨洋行之前提出的相关产业建设和对外贸易的见解，那真是明见万里，对如今开国通商后的情形居然料得分毫不差。
因此，跑了咸亨洋行，是痛失一大臂助！
考虑到从西洋虎狼群中再也找不到相熟的面孔，一种孑然的感觉挥之不去。
咸亨洋行和箱馆奉行崛直秀的关系匪浅——这点虽然直秀从未承认，但默认的态度是对自己摆出来的，所以小栗准备派人问问直秀，“这有啥委屈可以直说，咸亨洋行能不能回来啊？这次肯定不会再遭轻视了。”
但自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坦庵先生病逝后，不知不觉间，小栗忠顺和崛直秀两人的政见开始不尽相同，虽然情谊还在但彼此开始有了间隙。自己又不能去箱馆，随便派个人去吧，这种性命攸关的话题，恐怕直秀不会轻易涉及——可能连谈都不会谈。
真是愁死个人！
从和历七月中旬一直拖到九月，这才让小栗找到了机会:
幕府流放要犯到北地，又令六家大名助垦箱馆，他赶紧找人运作心腹松前顺丰当了使番，相信以松前的伶俐，一定能把这件事办好！
但松前到了箱馆，他也挠头啊：
“这勘定奉行小栗丰后守说得不明不白的，好像是让崛直秀勾搭得力的西洋商人。可再找个咸亨洋行这样的，那有如此容易！
再说了，这可是破家灭门的罪过，没有幕府的旨意，人家崛直秀肯干？”
第二百十四章 捡不到钱就算丢（先更后改）
其实，使番松前顺丰是知道直秀可能有海外瓜葛的——嘉永二年（1849年），直秀返回扶桑的时候，松前在长崎目付所参与了相关处置。
但咸亨洋行与直秀之间的关系，因为架构上有数道防火墙的存在，连小栗忠顺都只是对此有所猜测，那松前就更摸不着跟脚了。
但在此前幕府与咸亨洋行的密贸易中，松前他获利甚多，自然不会不反对再来一次——当然了，估计咸亨洋行这样的好事难找，不过万一呢？
受勘定奉行小栗忠顺所托，他开始转弯抹角地问及箱馆开港通商后，直秀是否有钟意的西洋商人,尤其是“特别诚实可靠的”。
按理说，今天是松前到达箱馆的第一天，说这个未免显得过于急躁了。
但使番松前他也没办法啊，这也是逼不得已：
等明天当众宣旨后，虽然他这个使番身份还在，但手里可就没有拿捏直秀的东西了，因此，现在不问，以后就难了。
说到底，于公，如今直秀是堂堂地远国奉行、大身旗本，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轻易指使的；于私嘛，松前作为小栗忠顺的心腹，知道小栗和直秀如今的关系看似亲密，但实际上却开始疏远，这事情不好办啊。
因此，不趁着现在问，难道还要等过年啊。
直秀倒是个好脾气的，不顾一旁大久保的眼色，一口答应留意——毕竟箱馆今年和历六月二日才对西洋人通商，交朋友哪里有这么快的。
该说的都说清楚了，为了不耽误使番大人休息，直秀、大久保两人告辞离开，
将两人送走后，松前回到屋敷里反复琢磨，觉得自己还是有点操之过急。思来想去才恍然大悟——原来不知不觉中，自己居然受到了对方的气度压制。
“这不应该啊！”松前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其实，从得知江户取消了箱馆十万两“手当金”而直秀和大久保不动声色开始，这场面就不受松前控制了：
如果直秀两人着急甚至愤怒，只要情绪显露于面，那松前自然就抖起来了。
可人家不动声色，满口的尽忠报幕，那对不起，明显是十万金不在眼里啊。
既然无所求，自然这谈话氛围就变得有利于直秀一方了。
想到这里，松前也是服气的。
天保十四年（1843年）他和直秀相见的时候，两人都是二半场，但自己是长崎目付的手下，直秀不过是一介游学的，当时直秀虽然对自己不卑不亢，但奉承的心思还是有的。
可如今不过十几年，自己费劲心机成了旗本，可人家更牛，响当当的大身旗本、远国奉行，真是后生可畏！
尤其是这气度。
自从自己当了幕府的徒目付后，自问也见过不少重臣。这风流举止直秀是比不了，但其顾视之间，真诚热切的态度之下，却自有一股自该如此的气度。而这种自信满满地举止，自己只在靠山小栗忠顺的身上见过。
说起来可笑，江户那么多的名臣大将，自己见过不少，连大老井伊扫部头也曾远远望过，生死富贵一言可决、胸藏锦绣覆雨翻云的贵人器量那是见过不少，可这生机勃勃的昂然之意，所见却是不多，难怪外人称江户中枢“多有暮气”。
咦，不对啊！
直秀还可以说是英姿天授，可这大久保自己也曾见过，当初虽然伶俐，可激愤之情满面，如今也是一副踌躇满志的姿态，顾盼之间颇为威仪，难道这北地开拓如此养人？
为了捞个好前程，自己是不是应该将老二、老三都踢到北地也来锻炼一番？
不提松前一肚子官司，直秀和大久保出门后，两人一路都沉默不语。不过，直秀还是一副温和放松的姿态，大久保的脸色看起来却有些刚硬。
看大久保有心事，尽管刚才和松前已经一起吃过酒了，直秀还是将其拉到家主小酌。
“江户这是乱命！”席间只有两人，大久保也放开心扉直接向直秀抱怨。
江川英敏虽然是箱馆奉行并，但一直代直秀到处在北地巡视，真正的文臣之首还是大久保利济。
这些年他辛辛苦苦地经营北地，这当家的才知柴米贵，因此没了每年的十万两“手当金”，大久保甚是不平！
“十万两多么？多乎哉，不多也。”
大久保看直秀这样，气得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今年，也就是1859年北地的总预算是81.6万金，而总支出则是85.4万金，入不敷出！——当然了，这是密帐，给幕府看的明帐可不是这样，那本帐是将将持平而已。
从明帐上看，少了十万金北地非出大乱子不可，因此箱馆奉行所只有裁撤番组一条路可走，而且同时还必须勒紧裤腰带，把各种开支都缩减许多。
“大老井伊扫部头所谋非小啊。”
直秀不敢再逗，大久保可是劳苦功高的老黄牛，惹急了人家撂挑子不干了，那自己不就傻眼了。
两人开始分析幕府这番用意。
要说幕府对箱馆奉行所有提防，那肯定没错：
安政五年（1858年）直秀是回了北地当箱馆奉行，可就在同年，原白主陆上大番头村田永敏却调到江户，虽然他还挂着箱馆陆上大番头的名义，但却被以传授兵法的名义，被安排兼任了讲武所教授，一直没被放回来。转到年来，村田还因“育人有术”被奖赏，从第二次白主之战后的二百石，增加到二百二十石。
虽说二十石不多，可如果讲讲课就能增加家禄，那江户武士还不人人抢着做教授、讲习，为此打破了头也不奇怪啊！
尤其是，村田在江户筑地铁炮洲可是风光不再，不但被讲武所众人排挤，而且所授课业也被一些学员质疑，他是仗着脸皮厚才无所畏惧，刚刚一年，这“育人有术”真不知从何论起。
因此，幕府拉拢村田之心昭然可知。
同样，1857年二次白主之战后，幕府对原本放养的北地群臣大加犒赏：
当时的白主奉行江川英敏，家格一跃成为千石——之前是六百石；
大久保利济、村田永敏、中滨万次郎三人，旗本家禄由五十石增加到二百石——大久保是白主町奉行，村田是陆上大番头，中滨万是水军大番头；
白主奉行所的其他重要组头、番头也由御家人谱代升为五十石的旗本。
这帽子满天飞，当然是希望收获大把对江户的忠心了。
而且，这次的家禄也不再是由白主奉行所代发了，而是由幕府发放，因此大家和其它的幕府旗本一样，不得不将家人送到江户居住——当然了，和直秀类似，老婆被特许留在北地，孩子嘛，女孩不管，男孩里的长子必须被送到江户去。
这些江户的留守儿童，好听点是不需要在北地受苦，但实际上就是人质。
为此幕府破了好一笔财。
再说了，虽然箱馆和白主合并，奉行所的大政也委任给直秀，可新设立了箱馆目付，任职的还是原箱馆奉行堀利熙，这任命真是绝了！
在未任箱馆奉行之前，堀利熙就是幕府的御目付，论身份就高过这箱馆目付。
把在箱馆之战惨败的
堀利熙任命为箱馆目付，那为了东山再起，他还不得拼死搞事啊。再加上堀利熙在此地做过正牌子的奉行，根基牢固，这还不把直秀盯得死死的。
再说了，日后随便找个借口让直秀滚蛋，那备选的人都不用派，堀利熙官复原职不就得了——这还是奉行并江川英敏不愿意接任的情况下。
要不是都说中枢多人精呢。
但真要说幕府对箱馆多加提防，那肯定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1856年白主奉行所被定了三万石的石高，那是直秀等人做贼心虚。
因为虾夷地不产大米，靠渔猎为生计，而幕府以米产论石高，所以原本统领北地的松前家是无石高大名。
到了1854年箱馆奉行所成立，因为划归大部分虾夷地为御领，幕府补偿了原领主松前家三万石的领地以及每年一万八千两的手当金。按四公六民计算，当时相当于给奉行所定了七万五千石的石高。
以此计算，奉行所每年应收三万金——安政五年（1858年），不算支出，箱馆奉行所的年收入为三万五千余金，其实堀利熙当奉行的时候干的不赖。爱惜清誉的他不扰民，松前家又在1854年交接的时候较劲脑汁拉走了大量领民，能收到这个数，真是不错了，甚至可以说堀利熙经营有方也没啥问题。
如今与鲁西亚议和了，这三万五千余金，加上箱馆可截留对西洋人通商的二成关税——1859年预计关税为一万五千金，那就是再加三千金，总计三万八千金。
要知道，白主奉行所以前可是自负盈亏的，因此这三万八千金可以全部用在虾夷地。
当然白主以前的年贡还在，合并后继续由箱馆奉行所交纳，可箱馆奉行所的年贡可一直没有——幕府一直往虾夷地扔钱，年贡要能收的上还至于这样！
实际上，三万八千金只需养活一千二百名定番里的八百人，就算还有奉行所的闲杂人等——旗本由江户发俸禄，御家人的俸禄由奉行所自理，这大体算下来，如果不建五棱郭了，取消十万金的补贴，这还真不能算幕府苛待。
当然了，军械更新、福利待遇啥的肯定是不如以前了。
可箱馆自己有炼铁所，幕府可没说收回去，这自力更生不可以吗？你直秀一介后~进，幕府将箱馆交给你，自己心里没点数么？——要是不为难，你能坐上这个位置！
再说了，每年补贴松前家的一万八千两手当金，可一直是江户在付的，按理说，这钱就应该是箱馆奉行所出。
做人嘛，方方面面都要看到，不要只盯着自己的利益。
其实，大久保在细政上比直秀精多了，这方面他早就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他还是有点不忿：
“说是没钱，可以金易银江户不是赚了255万金嘛？”
“是相当于255万金的白银。”直秀更正了一下大久保的说法。
如今北地发展到现在，已经接近图穷匕见的阶段了，大久保等骨干自然也深度参与到机密中来。
幕府以“以扶桑金易海外银”，帮助运作的是咸亨洋行，但实际上换得的银子，自1856年就大部分出自北地鸿之舞金银矿。
1858年回到北地后，直秀也开始遮遮掩掩地将大部分情报共享给大家。
而为了更好地把握大局，以金易银的消息自然也在其中。
但大久保这种“捡不到钱就算丢”的想法，真是让直秀头疼——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养成的视角呢？
直秀只好告诉大久保，幕府对这笔钱有大用，那就是准备富国强兵！
第二十三章 兰学三剑客
幕府准备富国强兵，可直秀是怎么知道的呢？
当然是有人告诉他了——这个人就是幕府的勘定奉行小栗忠顺。
不是说小栗和直秀的关系出了问题，两人看似亲密实际上却开始疏远么，那怎么小栗还写信告诉直秀这个重要消息？
答案很简单，无吵不成朋友。
是，实质上，两人的关系不止是开始疏远，甚至可以说是有了严重的分歧，但这分歧却不是因为私人感情出了问题，而是政见不合引起的。所以吵归吵，朋友之间的感情还是比较牢固的。
虽然如今两人都身居要职，彼此关系中，治政盟友的意味渐渐压过了少年时的义气相投，但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多年的交情还是在的。所以，即使相隔甚远，但多年来书信都没有中断过。
而且，小栗也不是直接泄露了这个幕政的重大消息，而是直秀根据书信内容猜出了的。
以前有段时间，因江川坦庵先生、小栗忠顺、崛直秀三人过从甚密，又都酷爱兰学，曾经有好事之徒称他们为“兰学三剑（贱）客”。但随着直秀在北地待的时间较长，逐渐淡出视线，这个谐号也逐渐被人遗忘了。
“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号。”
对某些尤其是那些侮辱性的绰号，这句话肯定不对，但用在“兰学三剑客”的身上，多少还是有道理的——最近这些年来，三个人都对扶桑兰学的发展大有贡献：
最近这些年来，坦庵先生做的事情里，有些非常有名，如炼铁、建造品川台场、炼钢、铸大筒、制铁炮，但同样也有些不为众人所知，如制造机床、发展蒸汽罐、改良农具等等。
但无论怎么说，积累了几十年的江川先生的声名最著。
而同时，小栗忠顺的名声也是不小：
从嘉永六年（1853年）和坦庵先生联手著成《西洋诸国约定概要》起，小栗就开始以精通兰学闻名。
接下来，在1854年，他参与过与鲁人、米人的交涉、主持签订了与英吉利的和亲约定，1858年他又主持签订了兰国的通商约定、拒绝了普鲁士商人假冒特使进行的通商请求。
加上，他以长崎目付役职、长崎目付、长崎奉行的身份，多年参与对外贸易，所以在兰学（西洋学说）上渐渐有了威信。
不过和坦庵先生的产业名声比起来，他的名气更偏重于外事交涉和贸易。
至于直秀，则名声不广，颇有凑数三剑客的嫌疑。
早年他著作农书、制药、靠偏方治病、推广米式风车、制蜂窝煤、造火山灰水泥、砖头、玻璃以及培育珍珠、育良种，这些林林总总是干了不少，但除了农学成就外，因为各种原因，要么需要保密，要么不被重视，总之，可称的上时运不济，做的多但名气却一直不大。
甚至，1849年直秀回扶桑时，给幕府献上了自己辛辛苦苦总结的建白书，但因为当时没人重视，如今也湮没无声了——真是一份心血全都喂了狗。
只有1850年炼铁，直秀算是狗掀帘子——露了那么一小脸，但多数幕臣还都认为是其恩师坦庵先生给他刷的名声。
一直到1857年和1858年的两次白主之战，直秀才建立起晓畅西洋兵法的名声——没办法，虽然平时自催自擂，但其实扶桑上下都清楚，传统的七大兵法流派恐怕就成了个噱头，肯定是不管用了，那能打败西洋人的肯定是西洋兵法。
说起来心酸可笑，受“低贱”的出身所累，扶桑上层一直都不肯正视直秀的兰学才华，最后还是靠鲁西亚人来给他正的名！
当然了，“鲁西亚输在两次都轻敌冒进
”，这么想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有倒霉的原箱馆奉行堀利煕惨败作对比，直秀善战的名声还是立起来了——虽然之后又有人质疑，认为是手下得力，村田永敏由此成了香甜豆包，但不管怎么说，“直秀挺能打”这个还是朝野公认的。
可这名声直秀不太想要啊！
为啥呢？因为这名不副实。
直秀自己估计，尽管努力学习，但现在自己最多能指挥后世的一个连，也就是至多150人，就这，也不敢说能指挥好。
其实，因为在后世论坛水灌多了，伪装一下战略家还好——其实也是冒牌货的可能性更大。
可第一次白主之战也好，不为幕府所知的两次庙屯之战也罢，按规模，都是战术战斗，其中直秀就是个纸糊的招牌，真正的细节指挥和他关系不大。
因此，“晓畅西洋兵法”这个名声拿着亏心啊。
直秀自己觉得，自己在属于力大砖飞出奇迹那伙的——打仗的手艺虽然虚，但搞经济还行~行吧？
说到底，这扶桑开国通商后的应对，以及维新后的治政得失，纵横四海的大侠们都分析得清清楚楚。自己作为其中颇为活跃的一员，该做的应该是让大家吃好、喝好、生活好，然后拿着先进的军械痛殴强盗，所以直秀对小栗忠顺极为不满——小栗露出了无辜的笑容。
直秀你不开心，关人家小栗啥事？
这事大了！
作为好朋友，你在安政五年（1858年）当了勘定奉行，我问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嘉永二年（1849年）的风说书你看仔细看了么？！”
其实，小栗忠顺不但当时看了，如今还让人辛辛苦苦抄了一份研读。
但直秀两世为人，有个毛病，到现在因为北地的风霜太多是改掉了，但1849年哪个臭毛病还在啊，因此他当年那份风说书就活该没人搭理——这个臭毛病就是详略不当。
风说书倒不是说写的不翔实，其中光西洋史就一大堆，尤其是涉及到扶桑的，更是洋洋大观，但坏事就坏在这上面了，太长了！
等西洋史写完，剩下的是产业发展——组织变更直秀没敢写，偷赴海外就是杀头的罪过，还该再老虎屁股摸苍蝇，这不是寿老人上吊找死吗。
这产业发展，直秀又是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几万字，自己是觉得意犹未尽，可谁看得下去啊。
其实，直秀觉得，可能当时把风说书分成几册更好一些——其实，直秀的风说书当时被有人戏称为“七福神乘船图”，意思是和新年习俗一样，拿起这本书，看几眼就困了，睡得那是贼香啊，一夜无梦到天明。
更坑爹的是，直秀的毛笔字不好，书写习惯也不怎么正确，当然这封又臭又长的风说书没人能看完——你谁啊，无名无姓无权势，让幕府重臣硬着头皮读完，就算公方样，也不能这样为难人啊。
当然，直秀一直将其归咎于此时没有标点符号，“这才是主要问题之所在”。
不过，他自己也知道详略不当等都不是主要原因，主因还是两个：
一个是当时扶桑还算太平，幕府没有紧迫性，自己又无名无姓，更别说是待罪之身，谁愿意仔细看啊；
另一个是专业性太强了，没有一定的西洋学术底子，别说看懂了，连明白都费劲。而且为了避免刺激到幕臣的精神，自己不敢给西洋高声喝彩，只能罗列数据，这就更鼓噪无味了。
总而言之，当时自己的风说书没被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事后，自己被发配到韭山，和坦庵先生父子沟通时，才发现风说书犯了操之过急的大忌。
可如今直秀这
个毛病早就被磨没了——还是环境教育人啊。
1850年到了白主，1851年他就琢磨能干点啥。
当时他挺自觉的，觉得建炼铁所条件还不成熟，那小石炭矿在附近就有，蒸汽机、机床也通过咸亨洋行运来了，搞点机械加工总行了吧。
但悲剧！
自己带的这些学生，平时看兰学学的都不错，最起码初等数学还是阔以的，但谁知道，理论和实践它有差距啊。
万幸，自己让人从米国工场捎回来了详尽的操作手册，自己也在海外动手实践过，但就算这样，直到1853年白主才能批量制造合格的燧发滑膛枪——1852年回扶桑，然后主管此事的中村学次郎在一旁微笑不语。
而后，直秀也绝了这门心思,白主百废待兴，还是先顾吃喝住行吧，这机械加工甚至后面的工业化，等乡学的孩子们学成再说好了。
终于在努力了七年后，1857年白主造出了第一门拿破仑青铜滑膛炮——坦庵先生麾下的韭山炼铁所造出第一门拿破仑炮是1854年，对此直秀不好意思地承认，他专门派人去学习了。
而直到1858年，白主才能量产米尼前膛枪——这个倒不是工艺难题，而是市场问题，白主可以外购更好的军械，而产业工人又少，都忙于1857年的水雷项目和1858年的线膛前膛炮项目了。
说起来好笑，白主的线膛枪、线膛炮、后膛枪是同年仿制成功的——尽管这三样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
说到底，白主有外购渠道，因此产业发展是受教育人口多少的约束。
1853年，白主的丁口是2861，其中扶桑民只有800不到，其余都是阿依努人和原赫哲人——当然，什么人都不重要，反正大部分识字都不到3年。
但在1858年底，白主的领民已经达到了两万四千多人，真正的产业工人也培养出一千多人，终于有了一丝底气。
而1853年至1858年间，白主的累积教育投入折合为天保小判金21.8万枚。
虽然不是钱都花在产业工人身上了，但无疑这1千多的产业工人是最大的教育成果。
虽然帐不是这么算滴，孩子是未来，当年的投入也不可能当年见成果，但马马虎虎做个对比好了，相当于200多枚小判金教育出一个产业工人。
照这个算法，如果要培养出百万产业工人，直秀一系要花费两亿金，折合此时的英镑约为1.6亿英镑，而1840年英吉利财政收入约为5200万英镑，相当于这个世界头号强~国财政收入的3年总和！
算法是有大问题的，但肯定可以从侧面证明一点，搞工业化想一蹴而就，那真是长得美想得更美！
直秀一系人少底子薄，开头总是份外艰难，这可以理解。
可相比之下，人强马壮的幕府总比北地条件好吧。
自1849年直秀回扶桑献家产，咸亨洋行1850年二次献宝、1851年开始技术、财富双方面扶贫幕府，到今年1859年，整整十年过去了，扶桑有变化么？
变化是肯定有，但进度可怜，这不是玩闹么？感情这么努力地折腾，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啊！
1859年咸亨洋行的不辞而别，根本原因还在于密贸易的高风险承受不起了，反正这一年扶桑对外通商了，真要振作那自有办法——想摆烂，那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作为主管幕府财政大权的勘定奉行，小栗忠顺之前透露出幕府要实施富国强兵的大计划。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但到底幕府能不能做到呢？直秀失望了这么久，对此很是怀疑。
第二十四章 满座皆惊
幕府使番来访，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对于箱馆来说当然是大事，因此，陆陆续续，很多人都赶到直秀府邸来探听消息，其中箱馆目付堀利熙也在其中。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底，箱馆、白主两地奉行所合并，虽说奉行直秀是白主出身，那也不可能将原箱馆老人赶尽杀绝都赶走——就算他肯幕府也不愿意啊。
何况，白主一系还真没这有这个心思，毕竟白主人少，日后想要有所作为，避免要大力吸纳外来力量，而这些箱馆老人都是敢于到冰天雪地来吃苦的，说起来也是想锐意进取的，怎么能随便拒之门外呢。
因此，除了一些心灰意冷死活非要回江户的，其他的箱馆老人都被留下任副职——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今马上是幕末狂潮，直秀可不敢为了面子给自己挖坑，吸收是吸收，但当然要把正职都占了。
虽然役职降低了，但作为战败戴罪立功之身，这些人也没啥可抱怨的，毕竟江户让直秀酌情处理，人家一没逼人切腹二没趁机杀鸡儆猴，这就算不错了。
再说了，人家直秀一上任就撒钱，虽然俸禄是定死的，可待遇明显提升了不少，只要奉公不出问题，这手当金补贴、生活福利那是时常就有啊。
而且，只要不在奉公时有意捣乱，不久自有奥样英子夫人就拉着家里的婆娘一起发财。本钱没有也不怕，人家英子夫人“仗义”啊，借钱让各家入股产业，日后再从分红中扣除。
留下的箱馆老人都以为这是直秀有意拉拢，既然人家这么给面子，那自己也不好太过于不懂事不是，因此两地奉行所融合的很是顺利——其实，拉拢是一方面，另外则是直秀等人需要潜移默化改变这些人对商业的观念。
这里就必须夸奖一下原箱馆奉行堀利熙：
堀利熙虽然有些好清名的嫌疑，但人家确实为官清正，谈不上清廉如水，那也基本是秉公办事。
因此，有他以身作则，虽然有五陵郭这样的大工程、场所请负制商人承包这样的良机，原箱馆奉行所上下对咨询费还收的真不多，官风基本清廉。而且，人员也比较精明强干，虽然以此时的风气，混事的挺多，但事情还能推动下去，也算难得了。
如果不是堀利熙底子打得还不错，箱馆的治政可真有折腾一番的余地——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如果以前咨询费搂得多，那直秀等人再如何拉拢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到时自然是要龙争虎斗一番。
更为难得的是，堀利熙知耻后勇、颇具公心，居然不以降职为意，只想一雪战败前耻——人家堀利熙是幕臣里的大前辈，要是执意不配合，那直秀想接手这么顺利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短短一年来，箱馆就有了蒸蒸日上的模样，这政通自然有人和的一份重要因素。
当然了，自安政元年（1854年）起，白主一系就有意交好箱馆奉行所，之前四年来一直倾力相助，良好交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说了，这也离不开鲁西亚人的功劳啊——同仇敌忾兼大敌当前，这内斗自然就消停多了。
堀利熙等人探听了江户使番的来意，之后果然有人大骂，“不惧神对手只怕猪队友”，直秀的骚话又一次得到了广泛赞同。
但直秀、堀利熙立即将大家压制住了，说起来，幕府并无过分之处，这吃完面翻碗底的习气可不好。
此时使番的来意已经探听清楚了，众人就想告辞，但直秀出言把大家留下了，“来都来了，诸位也都听听我和大久保的谈话。”
一听“富国”、“强兵”，大家也来了兴趣——如今连箱馆这么偏的地方都开港通商了，扶桑之窘迫无人不知，这富国强兵可不可不听啊。
富国、强兵，在扶桑是谁先提出来的已不可考，毕竟这两个词其实普通的很，真说起来，可能自扶桑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就有了。
大化二年（646年）正月，扶桑皇帝孝德颁布《改新之诏》，效仿中华盛唐，开启了“大化改新”之路，扶桑从农奴部民制开始转变为公田公民制。
662年（天智天皇元年），在摄政的皇子中大兄推动下，京都朝廷颁布了扶桑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将大化改新的施政内容固定下来，其中就有了令制国六十六的说法。
之后的一千多年里，有乱世也有治世，不知道多少能臣大将、国代大名，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是的，这个“国”是指令制国，不是全扶桑。
可在如今的安政六年（1859年），你提起“富国”、“强兵”来，那谁都知道，这个是指横井平四郎在《国是三论》中提出的观点，“富国”、“强兵”、“士道”乃立家之本。
横井先生字子操，名时存，通称平四郎，号小楠，是肥后熊本细川家的武士。
嘉永六年（1853年），米人黑船第一来访后，幕府向各家征求建议，细川家主在上交建白的同时，也将《国是三论》一并递呈，横井由此扬名——当然，外人不知道的是，1843年直秀游学九州，就此与小楠先生结识，当时直秀将兰书《人口论》介绍给他，因此本应1860年才出现的《国是三论》提前七年问世。
就从那时起，扶桑就天灾**不断，无论是武士还是町人、百姓，这日子就越过越惨了，这富国一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扶桑一直地震频发，可这几年大震也太多了。
嘉永六年（1853年）二月，豆相参远地大震；嘉永七年（1854年），六月近畿大地震，十一月东海、东山、南海各道发生大地震大海啸；安政二年（1855年）十月，江户大地震。
最近的一次是安政五年（1858年）飞越地震，这回北陆道终于也没跑了受尽了劫难，当地米价沸腾，还由此引发了加贺的安政大一揆。
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加上次一等的地震，不算小震，据统计居然有十三次之多！
在德川幕府成立后，发生了三次扶桑范围的粮食大歉收，“享保凶作”、 “天明凶作”和“天保凶作”（1833年至1839年) ，这几年虽然没像这三大凶作一样惨，那也快差不多了。
再加上西洋人不断叩港，幕府、各藩都大修台场、频繁调动兵力和整顿军备，这些都劳民伤财的很，因此物价不断沸腾。
就拿米价来说吧，箱馆安政三年（1856年）是每石米银88.6匁，安政四年是118.3勿，安政五年
是146.3勿，今年更是涨到了惊人的204.8匁，年上涨幅度分别为三成四、两成四和四成，这真是要了人的老命了！
按道理，一枚小判金可以买一石糙米，可如今，箱馆2枚天保小判金才能买一石米——这还是在金价突然上涨的结果下。
按道理说，如今扶桑是米本位，武士的俸禄大半都是米，米被作为田租年贡，这米是地里长出来的，涨不涨价对幕府和各大名家的财政影响不大，说不定反而能再捞一大笔。
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这米价上涨的原因是产量严重下降，除了个别丰产的地方，这田租年贡都减少了，收上来的米少了，发俸禄都勉强，还谈什么赚一笔，真是想多了。
扶桑米产本来就不足以养活所有人，就算没有天灾，这种地的“百姓”（农民）一年都吃不到几次，民间哪有多余的米可以用来贩卖，之前流动的大米，全是幕府和各藩之间的官粮！
这官粮贩卖，是卖给富裕的武士、商人和町民，这换回来的钱用来补贴财政。
也许，这几年确实有对大米囤积居奇的人发了横财，但米这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暴涨，十次有九次是经济出了大问题，因此幕府和各藩，在其中赚到钱的很少，普遍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亏损。
大久保说到这里，箱馆众人都大吃一惊。
虽然在座的都是武士，但说这些人不知道民间疾苦是过了——毕竟北地筚路蓝缕，高高在上是啥也干不成，必须亲民。而箱馆的米价虽然涨了，但从来没有闹出过乱子来，自然不会想到事情会如此严重。
这时，堀利熙冷冷哼了一声：
“若非直秀殿早年间就力主推广洋芋（土豆）、玉黍(玉米)、蜀黍(高粱）、麦（小麦、大麦）等物，北地早就大乱了。”
“利熙兄过誉了，直秀实在是惭愧，其实还是油脂多这粮食就耗费的少了。”
直秀还真不敢收下这样的夸奖，白主有一阵子是能粮食自给了，但箱馆和白主不是合并了么，这如今移民速度越来越快，粮食缺口一直存在，还是要外购才行。
至于北地没闹出乱子，一个是大家挣的多有钱外购，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北地渔猎已成规模，鲸鱼肉、海豹肉、普通鱼肉都不缺，这油脂多了，对粮食的需求自然就少得多，如此才能在米价上涨的时候不受什么大的影响。
“咦，这不对啊。米少了，其它粮食也肯定减产，那富国一说不就是无稽之言了么？人都吃不饱，谈什么富国啊。”
直秀、大久保闻声看去，见是原诸术教授役现在的定番组头武田斐三郎发声询问，不由同时点了点头。
“粮食只是一时短缺，价格哪里会一直这么高。” 这时，已经有人笑着回复武田杞人忧天。
但武田神色不动，只是盯着直秀。
“高见！”直秀不由长叹一声。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毕竟粮食一直短缺如今还是是预言，直秀一系也只有核心人物才知道，因此吃惊的人甚多。
“何故，何故如此？” 堀利熙如今也不镇定了，他高声询问，盼着直秀立刻回答。
第二十五章 发生在未来的好大喜功
民以食为天。
因此，对扶桑粮价的上涨问题，直秀、大久保等人曾经议仔细论过。
随着天灾的缓和，扶桑的粮食产量是有可能恢复的。但好死不死的是，扶桑通商后，因为生丝、茶叶、其它特产的出口价格高昂，将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因此这粮价是下不去了。
实际上，在直秀原来的世界，从1856年起，这粮价上涨要一直持续十几年，而且在1878年-1880年还会再次加速上涨。
解决办法不是没有，一是从海外购粮，二是想办法提高扶桑粮食产量，三是降低粮食消耗。
从海外购粮，先不说有钱没钱的问题，这造船和获得出海通商许可，就是两道天大的难关——至于想着西洋人运粮食到扶桑救苦救难，那是想多了，人家自有暴利买卖，轻易不肯做这种薄利的生意。
至于后两种办法，则都跟箱馆有关：
开荒嘛，扶桑开发的最大片土地就在北地；降低粮食消耗要靠油脂，而虾夷地渔产堪称扶桑第一。
可让人沮丧的是，尽管直秀说了老半天，可在座众人还是将信将疑——不能吧，今年六月二日箱馆对西洋人通商，物价是涨了，但有这么厉害？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如今还没到路有饿死骨的危难时刻，这事情不真发生不知道疼，因此大家不信也难怪——其实，连大久保也是半信半疑，但这种大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姑且信之好了。
冷场过后，这话题只好又转回富国强兵上来。
横井平四郎在《国是三论》中提出的“富国”，其实可以称之为“交易富国”，也就是工商业致富。
说起来，这个话题还是满尴尬的。幕府以朱子儒学为本，这经商无益论那是深入人心啊；再说了，“商贾乃贱业”，武士不得经商如今依然是幕府法令。
但内有肥前、萨摩、长州、土佐等例子——这些强藩无不因经商而富，外有西洋人提醒，奉行所这些人不得不了解海外信息，自然知道了“通商有大利”。
可问题是，做生意有风险呐，这通商可以致富也可以致贫，谁能保证自己包赚不赔啊！
直秀就能！
在他原本的世界里，幕府在1859年对外通商到1868年江户无血开城这段时间，这经济搞的是真不怎么样，因此最后灰溜溜地下台了。
但大哥莫说二哥，之后的维新官府开始时干的也不咋地。
这其中的得失优劣，有无数后人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这些当然可以拿出来谈了：
首先要揭露一个真相，那就是维新政官府早期干的真不咋样，把扶桑折腾得死去活来，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些官僚才幡然悔悟，然后扶桑经济才开始快速发展。
当然了，直秀不能把没发生过的事情当例子谈，所以讲话之间还是以逻辑臆断为主。
无农不稳，就先从农业谈起。
这扶桑农业嘛，成功的秘诀是明确地权、成立农业团队和鼓励推广技术。
是的，维新后农业发展的不错：
1880年以前，扶桑农业产值上下波动，但综合年增长率达到了约1.7%；1880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年增长率大约为1.1%。
但官府在其中的作用比较搞笑，有对有错，可能过还大于功。
这些家伙干了啥呢？
盲目引进良种、推广机械和西式牛羊放牧法。
举个几个例子好了，引进的珍贵牛种差点让和牛灭绝了于维新官府之手，而土豆、玉米、高粱的盲目推广又导致了粮食总产量的下降，大农场机械不适合
广泛的小块田地，西式放牧法也水土不服。
当然，维新官府还是比幕府强，最起码人身禁锢松了许多，而且推广农学的力度和组织性也强了不少——尤其是1881年后。
但维新开始的十几年，农业发展的主要功绩还是要归功于农民伯伯自身的积极性——1873年土地租税改革后，农民的耕种热情高涨，这才是主因。
可坑爹的是，这段时间官府横征暴敛，而且土地兼并严重，以皇室为首的“地主王国”初见眉目——截止1883年，佃户耕种的土地比例为36%、其人数比例为60%，这说明大批自耕农破产并陷入穷困。
这么胡整乱搞，弄的农民生活改善不大，民间开始怀念以前的领主和幕府，因此叛乱此起彼伏。
说过农业再谈工业。
扶桑工业的发展依旧是主要靠民间,官府能做的、该做的是“完善基础措施、制订开明政策、推行义务教育和提供产业扶植、补贴”。
维新的三大口号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但由官府引领的殖产兴业烂的一笔——幕府和大名倒台时，留下的底子主要是官营矿山和军械制造所。但和前辈一样，维新官府在1881年前，也没干成啥惊天动地的事业，农业的经济占比依旧是绝大多数，比例根本没有上升多少。
轻工业里，西式纺织厂在维新十年后只有三家——还包括萨摩岛津家原有的一家。
重工业里，船舶和机械制造，西洋人开办的神户铁工所一枝独秀，1880年代初开始建造铁船，技艺水准让那些官办造船厂望尘莫及；而维新官府能拿得出手的，还是幕府筹办的长崎、横滨和横须贺三大制铁所。
矿山开采倒是发展的不错，但那都是在幕府的老底子上新老财阀更新工艺和机械的功劳。
炼钢更是悲剧，第一个大型的钢铁厂八幡制铁所是1891年筹备、1901年开工生产，而1900年扶桑的钢产量是大约5万吨，而同期英吉利、米人各是498万吨和1035万吨——真不知道这维新早期的殖产兴业从何谈起。
至于铁路，截止1880年，所有扶桑铁路加起来还不到160公里。
船倒是买了许多，但官营一直赔钱，于是在1875年通通低价转让给岩崎弥太郎的三菱汽船会社——岩崎由此开始称霸扶桑近海的航运业。
建立的大批示范企业——52家官营模范工厂，虽说普及了科技、培养了人才，但基本上最后大部分都因一直亏损而转让给个人。当然，原本打的旗号就是“示范”，倒也不算太灰头土脸。
这些企业包括著名的鹿儿岛纺织所、新町纺织所，千住制绒所、富岗缫丝厂、釜石制铁所、大阪炮兵工厂、内藤新宿试验场和三田农业试验所等等。
虽说万事开头难，可官营模范工厂从头难到底，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与官营企业相对，不算新老财阀的矿山和航运的话，反倒显得民间企业生机勃勃，——尽管它们得到的扶持较少或没有：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办的精工钟表店和化妆品公司资生堂，从一成立起就声势不凡，后面更是一日千里；
手工的贝壳纽扣虽然贸易额小，但到1896年出口额已发展到17.5万扶桑元，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市场；
北陆金泽的金银箔业，在幕府时期因江户京都才有特权制造，当时备受压制，维新后特权限制不复存在，因此蓬勃发展，在1918年占了世界市场的近90%；
1877年到1900年之间，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程度分别为40％和35％的是扶桑的食品加工和纺织业，两者合计达到75％，也就是说，在19世纪后期扶桑的工业增长中，3/4是依靠轻工业的发展——而主力都是民间企业。
以缫丝产业举例，因为用不起昂贵的舶来机械，民间最初以简陋厂房、木制机器和水力动力苦苦挣扎，1870年引进座缫机，1872年开始大规模仿造，1876年民间生丝业大发展，1909年生丝产量超过了中华。
1886-1990是近代扶桑的第一次产业**，其中主力尽是民间企业。
当然了，维新官府的贡献也很大，体现在完善基础措施、制订开明政策、推行义务教育和提供产业扶植、补贴上。
但和贡献相比，黑点比比皆是，就拿这个扶桑“义务教育”来说吧，经费大头还是来源于民众——不是从税务中拨付欧，是直接摊派给学校附近的居民和学生家庭。在1869年-1877年的官府财政支出中，大头军费占了55.2%，而教育经费则是丧心病狂的0.4%！
直到十九世纪末，在狠狠抢了中华一把后，扶桑才开始实行“免费初等义务教育”——当然了，当时在世界诸国这个免费政策实现的都不早：英吉利全面施行是1891年；米人虽然1834年就开始，但直到1919年,最后一个阿拉巴马州才开始实行；佛兰西早点，全面施行在1879年。
再举个例子，关于专利法。
1871年扶桑颁布了《专卖简则》，但在实行后的第二年就遭到了废止，理由则是因强权横行无法执行。
十四年后，在1885年，《专利条例》颁布、专利局建立，扶桑专利制度才真正开始建立起来，而其它诸国相关法规建立的时间是，英吉利1624年、米国1790年、佛兰西1791、德意志1877——维新全面西化，这个听听就好了，谁信谁傻。
“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早期维新官府能问心无愧的就是一个“强兵”——所谓“英明神武、干得够好了”，听起来让人如吞了苍蝇一般难受。
反倒是，“忽视民生和环境污染、独断专行、官僚深度勾结商人、贫富悬殊、法治进步慢、愚民、穷兵黩武、奢侈贪污”，这个骂起来肯定不亏心。
早期的扶桑官府，好大喜功，无视以发展农业、轻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化的正途，在重工业领域和穷兵黩武中胡乱折腾，这是赖也赖不掉的。
西乡隆永曾经对早期维新官府的产业政策进言，“若因羡慕别国的强大，匆促向前，不考虑自身力量的局限，终将精疲力竭却一事无成。（请）务必即刻放弃建造铁路一事，致力增强军势力量。”
当然，他的最后一句大有问题，但前面说的可是一针见血！
难怪1881年松方正义主掌扶桑财政后，他以大藏卿的身份承认，“以前官府有时过于冒进，今后会更多考虑扶桑的实际情况，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经济法令务必贴合实际。”
其实，扶桑近代化的经验和教训还很多。
但直秀自己说的口沫四溅，可藏头露尾的枯燥内容，让听讲的人大都昏昏沉沉。夫人英子见夜色已深，就出面让大家回家了。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不听是损失。”直秀只好悻悻然作罢。
这些内容都是他和勘定奉行小栗忠顺今年讨论过的，也是由此，他才认定幕府要启动富国强兵了。
说起来，自嘉永七年（1854年）幕府启动安政革新以来，这富国事业真的该往前一大步了——光韭山炼铁所、横滨炼铁所、汤岛铸炮场、石川岛船厂等寥寥几个近代产业，这能顶啥用啊。
可问题是幕府积弊已久，这还来得及么？
哎，“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这北地还一团乱麻，哪里有精力管如许多！
1859年底，幕府终于开始了又一轮的革新，而扶桑局势也由此进入了更加激烈的时期。
第二十六章 关保是个心大的
“三啊，爷老了，这都咸丰十年了，连世道也看不清了。”
“老爷健壮高明这呢，要不朝廷能不派旁人，偏偏让您来镇守这紧要之地。”
“呵呵~真会说啊，这瑷珲就是个火坑，除了爷，也没人敢跳不是。你说，如今二月江南安庆的事情，到三月就能传到瑷珲，这是真的假的啊。”
“要搁以前，把人马都累死了也不成，但如今这不是有小火轮了么。”
这对话的两位里，被称为“三啊”的是位绍兴师爷，姓沈名茂字万才，他排行老三，因此又被称为“沈三”；而“老爷”则是瑷珲副都统二品大员关保。
两人正在说的是，“咸丰十年二月，曾涤生分兵三路合围安庆。”。
虽然谈的是这个，但沈三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都统大人是存着别的心思。
沈三是去年投奔的新人，但如今不到一年，就赫然已经是关保府里的红人，凭的就是一手穿针引线的功夫。这关保大人质疑安庆消息是假，问的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毕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铺顶关保可把戴花翎都压上去了。
“老爷放心，鲁西亚去年血洗了江湾子，这索伦各部落天天喊着报仇，这还能有假！”
闻言，关保突然停下手里转动的两个玉球，狠狠地瞪了过来：
“张王李胡四家，说到天上去，也不过是一介商人，出了事，老爷我跑不了，你——”
“小的明白，以人头担保，坑谁也不能坑主子啊。”
一句话把关保气笑了，“你倒是想当奴才，可抬旗的功劳你够么！”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关保也知道，再怎么不放心，可到这个份上，事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说到底还是黄金闹的，这玩意杀人于无形啊。
咸丰九年（1859年），朝廷和米人、鲁西亚人换约，《津门约定》就此正式生效，乌龙江口的庙屯也因此正式开港——英吉利、佛兰西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惨败，这两家换约不成。
消息还没传到乌龙江将军官署，米人就在庙屯建了商栈——要不说商人胆子大呢，两边的官府还没沟通好，人家闻着钱味就来了。
不过，庙屯在乌龙江下游，这麻烦事跟关保没关系，他是瑷珲副都统，隶属乌龙江将军，而庙屯属于另一位将军的管辖地，这都是“镇守乌拉等处将军”的麻烦。
关保有他自己的麻烦。
前任乌龙江将军奕山，因为辖地里索伦人和鲁西亚人争端日多，最后酿成大乱，“处置不利”的大帽子盖下来，奕山和前任瑷珲副都统都滚了蛋，新任将军特~普钦带着关保一起接了这个锅。
到任之后，关保才知道，这真它么的坑爷们！
鲁西亚特使在京城抱怨，“索伦人民风剽悍，掳掠成性，野蛮无比”，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人家索伦人日子过的好好的，这鲁西亚强盗从乌龙江上游就杀下来，把“索伦”换成“鲁人”，这才合适——“鲁人人民风剽悍，掳掠成性，野蛮无比”。
被杀上门来还不准反抗啊！
这索伦各部歃血为盟，自然是有道理的。
傻x奕山，在南海羊城任职的时候，被洋人打的屁滚尿流，因而吓破了胆子，在乌龙江将军任上一味地委曲求全。过分弹压索伦人，不但没解决问题，还激起了民乱，不但鲁西亚人不待见他，本地人也没有不骂他的。
但奕山和前任瑷珲副都统被免职，逃脱了大难，可特~普钦和关保这两位新官到任可就做
了蜡：
管吧，这民乱是鲁人挑起来的。
这奕山就它么是个棒槌，鲁人越境，还步步蚕食，傻了才压制索伦各部反击——不怕人家小口吃的不够，开始鲸吞啊！
再说了，索伦以前被叫做生女真，和满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
可不管吧，朝廷虽然警惕鲁人，但如今江南长发之乱闹的正凶，英佛联军又借亚罗号、马和尚挑起战事，现在这鲁西亚有点得罪不起啊。
面对烫手山芋，乌龙江将军特~普钦索性来了个大撒手，死道友不死贫道，“关保，你的辖地，这事全归你了。我看好你呦。”
说实话，特~普钦和关保比两位前任可是硬气多了，但架不住手里没兵腰杆不硬啊——本来兵就少，还隔三差五地往关内调兵，这鲁西亚是能讲理的么？况且，这吃了大亏的索伦各部也不是好安抚的。
关保知道上官特~普钦的难处，但一根绳子算两蚂蚱，谁也别想跑，因此，他一边在索伦和鲁西亚之间和稀泥，一边不断向特~普钦要钱要兵要粮。
关外苦寒之地，哪里能搞出这些东西来，因此关保也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真没指望上——他想清楚了，爷也吃过玩过见过了，大不了一死报君王，所谓“人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是也。
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天无绝人之路，1859年庙屯对米、鲁两国开港通商，这本国的商人当年也找上门。
咸丰九年（1859年）蜡月，绍兴师爷沈三拿着故旧的帖子找到了瑷珲副都统衙门，开口就跟关保贺喜，“大人啊，您这是要发啊！”
“发你个大头鬼！”当时关保就想不顾交情将沈三剁死。
但“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人家沈三敢上门自然是有依仗的——沈三摸出来一副先遣图，不，是一副黄金图。
这黄金图标记着几处淘金点，当时就把关保惊呆了。
朝廷封锁关外，但也不是没留口子，这“刨夫”、“揽头”也没断过——所谓“揽头”，原本就是参商，刨夫负责挖野人参，揽头负责招揽刨夫。
当后来，挖人参的、采金的、收购毛皮等特产的，商人都被通称为“揽头”，伙计都是“刨夫”。
当然，闯关东是要收钱的，揽头、刨夫凭票入场，票一张承惠十两，参商收本参六两——乾坤朗朗，童叟无欺。
关保手里缺兵少两，从上任就把揽头、刨夫的生意查了个底朝天——漏掉奸商，咱爷们的钱不就少么，这万万不可。
但黄金图上的几处淘金点，大部分关保都没听有人说过。
半信半疑的关保，让心腹手下到几处去验看，居然这张图是真的！
说实话，关保当时就起了杀心，但沈三作为绍兴师爷，那绝对是专业的，赶紧说明：“这图不是我的，是张王李胡四家商人重金收集的，这地点嘛，我觉得人家不会写全。”
关保让沈三详细介绍了四家背景，说是商人，但三家都是世代官宦之家，唯一的后起之秀胡光墉，人家也有江浙巡抚的背景，捐班的“道台”，都不是什么寻常的良善之辈。
虽然作为正黄旗人，二品大员关保不怕，但大家都是老江湖了，这根本斗不起来嘛——一个个油侵老泥鳅，还能让你轻易拿捏了。
因此，“雪中送炭”没发展成“千里送人头”，沈三被关保收下，做了师爷。之后的咸丰十年春，四家豪商派大队人马到了瑷珲。
真别说，这敢闯关东的大豪商，手笔就
是不一样：
瑷珲副都统关保觉得就是大家是一起发财，但张王李胡四家的管事跟关保拍胸脯，“要啥有啥！”
“都说俺们旗人能吹牛皮，这汉人也不含糊啊。”
关保于是提出，“西洋军械有么？红衣大炮给爷弄十门。”——炫耀到爷门上来了，看爷怎么治你。
这军械是国之重器，普通商人哪敢招惹。就算你能弄到，这也违禁啊！
但张王李胡四家还真没含糊：
“以前给博多勒噶台亲王效过力，还真有这方面的路子。”
咸丰五年（1855年），僧格林沁打破长发的北~伐军，生擒了首领林凤祥，因此被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
咸丰九年（1859年），僧格林沁又在二次大沽口之战大败英佛联军。
此时，咸丰十年春，正是此人风头正劲之时。
关保一拍大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是熟手。”——死鬼，你这么不早说，搞的人家心肝扑通扑通的。
原来，关保到了瑷珲才发现以前自己太单纯了，这鲁西亚人火器犀利是预料之外，但索伦各部用线膛火枪，莫非是在逗我？！
经过调查，才知道索伦人是从西洋人手里买到的。
英吉利几年前和鲁西亚大打出手，如今虽然议和休兵了，但仇怨还在，为了不让仇家控制阿穆尔河口，于是千里送温暖，沿河廉价卖个索伦人不少军国利器。
据说，当时英商还想廉价卖给乌龙江将军官署一批，但奕山这个怂包，因为两国还在交战，居然没敢要！
“你不要我要啊！”但关保等了小半年，居然也没人上门联系他，真是郁闷。
可万万没想到，张王李胡四家财神爷，居然还有西洋军械的路子，而且还不是野路子——报效多勒噶台亲王，肯定是得过旨意允许。这军械的利润可观，虽然说是对朝廷忠心耿耿，但这钱恐怕也没少赚，这条路子四家肯定不肯放手。
关保也是个心大的，他当场就订了一千条线膛枪、二十门炮——他知道这私购军械犯忌讳，但一边上书代署乌龙江将军特~普钦，一边就写手书订货了。
张王李胡四家在关外的买卖叫济利货栈，伤风的大管事很仁义，表示杀头的事情肯定不能做，但庙屯的洋商要卖东西，那肯定雨女无瓜。
本来关保是挺忐忑不安的，这违禁是一回事，但没钱更要命。
他才上任，还没刮多少钱。上任瑷珲副都统破罐子破摔，反正都被罢免了，把本来没多少的存银来了个卷包会，一文钱没留下不说，还拉了一笔亏空。
其实，关保怀疑，低下的人也手脚不干净，但他看见手下一个个破衣喽嗖的，不收买人心也下不去手啊。
但济利货栈大掌柜报价格一报，关保就乐了，“五万两银子还算回事啊，拿我管家在金矿的分红抵押！”
关保这军械是不得不买，在咸丰九年（1859年）他刚上任的时候，鲁西亚人来给他点了火，“翌年三月，请乌龙江将军到瑷珲一行，双方划分疆界。”
原来，咸丰八年，双方在《津门约定》第九款里写到，“两方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之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
这就是一把刀子啊！依照西北旧事，鲁西亚这次肯定要大咬一口。
可朝廷签署的约定，关保能怎么办？只好提前买军械自卫了。
“祖宗保佑，龙兴之地，千万不可被外人巧取豪夺！”
第二百七章 小鲁子，俺们一直盯着你那
1860年5月8日，5艘蒸汽货船浩浩荡荡地驶过庙屯。
“这是什么大日子啊。”岸边聚集了不少人，纷纷议论。
涅霍罗舍夫气得用手杖猛击木柱，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几天前就有2艘挂着杰克联合旗的英吉利蒸汽货船悍然北上，今天上午又有4艘米船北上，这下午又有5艘英船路过，难道乌龙江突然成了黄金水道不成？
但作为去年上任的驻庙屯知事，涅霍罗舍夫有苦说不出啊。
本来，鲁西亚是有机会独占乌龙江河道的——此地唐人的造船业落后，有也等于没有。
可奈何，1856年3月，为结束克里米亚战争而召开的paris和会上，不但约定了“多瑙河各国航行自由”，在英吉利的坚持下，“乌龙江自由航行”也通过了。输家没有发言权，连皇帝都气死了，鲁西亚自然只能捏着鼻子同意。
因此，在1858年6月商谈津门约定的时候，这独占乌龙江的条款，鲁人特使伊格那提耶夫连谈都没谈——可这个傻瓜，在当年就轻敌冒进死在扶桑人的手里，想追究责任都办不到。
而转过年来，1859年6月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唐人打赢了，这到哪说理去！
自然，鲁人特使彼罗夫斯基就不敢节外生枝了，赶紧换约就是。
说起来，这也是形势使然，1854、1855年英佛联军横扫了帝国在北太平洋的领地，之后好大面积叛乱发生，虽然在1856年部分恢复了乌龙江的航运，但直到1858年鲁人才重返庙屯，到1859年换约之后才大力经营，这实力不济嘴上就硬不起来了。
对驻庙屯知事涅霍罗舍夫来说，所谓的“大力经营”就是骗骗圣彼得堡贵人的，放了半个连队、盖几间木屋，连移民都没有，装个样子罢了。
更闹心的是，同样换约成功的米人来此地凑热闹就算了，可英吉利商人居然也闻着味就来了，还代表泰晤士警告自己不要耍花样，“独占乌龙江那是想都不要想！”
“呸！”
但想给别人点厉害尝尝，也得手里有硬家伙才行——1857、1858年的两次增援远东的舰队都主力殆尽，1859年倒是来了四艘战船，可太晚了，没有管束的“英吉利人”已经在这几年把军械卖给了不少索伦人。
当然，1859年到来的英人对此决不承认，“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啊!”
可不是你们干的，难道是米人？
可这些年来，米人可没少鼓动帝国在远东扩张：
自1853年起，鲁西亚驻米知事勃弟斯科就给圣彼得堡写信，称“米人说现在正是鲁西亚占领乌龙江两岸的大好时机，这有利于两国开展更多的贸易。”
1854年5月，米人克尔特等将最新的军械左轮等献给皇帝。
1855年5月， 由5艘战船组成的 “北太平洋和中华海探险考察队”来到堪察加——但这些船参与当时的军势运输，被英佛联军逮个真着，全被击沉了。这真是一曲鲁米两国联手对抗英佛强权的悲歌。
1855年9月，15名米人机械师到圣彼得堡为修建铁路效力。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刚结束，米人就将之前帝国订购的“米洲”号轮船送到堪察加。
因为合作愉快——其实是迫切需要，1857年西伯利亚总督普嘉廷上任之后，帝国在远东对米人货物取消了一切关税和检查，并允其可在领地内随意设立商行。
再加上，在1856年开始的亚罗号战争中，鲁米都是落井下石的一方，有这份情谊子，打死涅霍罗舍夫也不信米人会背后下黑手。
看涅霍罗舍夫火冒三丈，米人在庙屯的知事芬恩. 威尔逊安慰他，“上午过去的四艘米船，和英船一样不在尼
古拉耶夫斯克靠港，肯定不是真米。”
“我不想听，不会安慰人就别说话！”
涅霍罗舍夫气得满眼冒金光，傻子都知道，这大江上下能做贸易的对象只有两个，要么唐人要么鲁人，这不在本港靠岸，自然是勾结唐人去了，是不是真米这一点都不重要！
再说了，你们米人也不是啥好东西，黑奴到现在都不废除，见利忘义的商人到处都是，信你才是傻子。平时勾搭唐人也就算了，可今年5月鲁西亚在远东有大动作，添乱也不能选这个时候啊！
“咦，我没泄露这个机密吧。哎，说不好啊，去年就开始策划这件大事，就算自己不说，估计痕迹也瞒不过精明人。”
米人威尔逊要知道眼前这个人想啥，一定得气笑了：
黑奴是在米国没废除，可鲁西亚你的农奴不还照旧在么；
涅霍罗舍夫你能保守秘密？喝点伏特加，就拉着我絮叨，醒来把自己胡吹的事情忘得干干静静，啥秘密能保守在你个嗜酒的心中。
涅霍罗舍夫看着船队经过当然着急，但如今河流刚刚解冻，手里只有几条小木船，着急也没用啊。
这时，躲在船长室里的堀利熙，拿着千里眼满眼放光,开始胡言乱语:
“这就是庙屯，鲁人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不是说以已故皇帝命名的地方么，怎么这么破？”
箱馆陆上大番头堀直义真不想搭理他，这位平时版着脸像模像样的，可自从在真冈上船后，就摇身一变为好奇宝宝，这一路上见啥问啥，多好的耐心也被磨没了。
堀直义是此行的主帅，他可以不说话，但旁人不行啊：
自从今年樱田门外之变发生，大老井伊扫部头被刺重伤不能理事，这幕府的威信扫地，收到消息后，箱馆目付堀利熙惶惶不可终日，而直秀下令，“对原箱馆一系加大拉拢力度，务求将看好的几人彻底拉上船！”
参与这次无江户旨意的对外出兵，就是堀利熙、武田斐三郎等人的投名状，所以，问题再多那也要回答啊。
箱馆奉行并江川英敏只好出面跟堀利熙解释：
“1856年鲁西亚在战败中克里米亚战争后，又赶上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急，因此元气大伤，无力经营远东。再说这些年来，鲁人在北太平洋损失惨重，能再次图谋乌龙江流域，恐怕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自然在庙屯投入不多。”
因为直秀如今是箱馆奉行，北地的第一人，自然不能轻动，因此英敏是此行名义上的最高者。
但从白主立军起，就有一条铁律，“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任何人不能干扰现场指挥官”——战前可以下达战略命令，但打起来就不要再指手划脚了。
做到这点很难，谁有权不想可劲造啊，可这些年坚持下来，有不断的基础建设和制度完善，终于形成了传统。
这次出兵，因为陆上大番头村田永敏不在——他从1858年就被借调到江户讲武所没回来，因此现场指挥官是陆上番头堀直义和水军番头中滨万次郎，水陆各司其职。
而同行的江川英敏、堀利熙，就是参观团，只需看不许干涉。
这场大战，对远东的局势非常重要，赢了，中华、扶桑在北方最起码能保持十年太平；但如果输了，中华难免要割地大出血，而直秀一系精华受损后，恐怕要丧失在幕末风暴中的主动权。
当然了，如今箱馆和白主加起来，也不过七八万人，谈什么主动权未免有点自大。但如今北地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一个趔趄在日后看，损失的就是几年的时间。
其实，这场仗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直秀觉得，鲁西亚都这样窘迫了，穆拉维约夫都在1855年挂了，1858年瑷珲的兵临城下也没发生，瑷珲约定谈也没谈，那北地不
是能太平一阵子。
可万万没想到，去年9月，西伯利亚总督普嘉廷带兵血洗了瑷珲对面的江湾子，之后小约翰.布莱恩找到箱馆，请直秀1860年春季发兵抗鲁。
你个普嘉廷浓眉大眼的，不是说“文质彬彬、风度翩翩，颇具学者气质”么，怎么当了总督以后，也是一副恶犬扑食的样子？
要不是直秀这些年谋划得力，还不得追悔莫及！
“小鲁子，俺们一直盯着你那！”
原来，1854、1855参与英佛攻击堪察加后，小约翰在英吉利远东的圈子里身价倍增，混得越来越好—— 当然，咸亨洋行把白主皮毛和捕鲸的生意转交小约翰的三江洋行，这也是重要原因，钱和势不分家嘛。
1855年，竹前虎次郎在直秀的授意，在松江成立了汇理银行和汇理洋行；而小约翰也在同年于香江建立了汇通银行和洋行。
汇通银行和洋行的生意越做越大，拿了股份和干红的英吉利远东官员们也对小约翰更加满意，多次劝他出来当官——钱赚够了，毕竟还是商人，要封爵士非得干出点成绩不可，这远东如今是冒险家的乐园，不参与太可惜了。
小约翰是凯尔特人，对绿岛大饥荒中英吉利人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本着先上船再凿穿的战略，当然想出来当官混进敌人内部了。
但他的胃口不小，不想从底层干起——怎么滴开始也得是个某大城知事吧。
1859年，津门约定要正式执行，但英佛换约失败，而鲁米换约成功。
小约翰趁机建议，这爬到树上摘果子的人啥都没捞到，树底下捡果子的人收获不小，这不是开玩笑么——帝国劳民伤财、在座的躬冒矢石，没成想让外人得了大利，大家成了笑柄。
因此，本着我不好你也别想好的至高原则，小约翰自高奋勇要在乌龙江口斩断鲁西亚的远洋梦想。
这是英吉利帝国的一贯政策，因此必须支持！
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惨败，英人的香江水师提督何伯都在此役身负重伤，因此精神上支持、军势冒险就得缓缓。
但小约翰对帝国忠义啊，他表示“不怕，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为帝国效力！”
大家都知道小约翰在远东北方的生意很大，和当地的有力人士大有瓜葛，因此让他放手去做也没啥不好。
就这样，1859年秋季，汇通洋行派肖恩.约翰斯顿进展庙屯。
打着英吉利帝国的旗号，虽然换约不成，当地的鲁米势力甚至乌龙江将军奕山都不敢惹他。
可毕竟中华和英吉利正在交兵，奕山又是一个怂蛋，因此约翰斯顿的声势不小，真的动作反而不大。
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松江汇理银行和洋行的生意也不小啊，米人实在，钱送到了，大班凯文.威尔逊的堂弟芬恩. 威尔逊就顺利捞到了驻庙屯知事的位置——哪个穷地方，连鲁米知事加上也不到一千人，知事谁爱干谁干。
汇通和汇理有大笔的生意往来，芬恩. 威尔逊在哥哥的授意下，交给约翰斯顿不少情报，因此鲁人的大事被小约翰知道了——西伯利亚总督普嘉廷，要在1860年5月带大军威逼瑷珲。
之前小约翰夸下海口，要阻止鲁人侵占乌龙江流域。本以为是条死狗，可没想到是条疯狗，他只好找直秀商议，“怎么样帮兄弟个忙吧，出兵打丫的！”
直秀和鲁西亚势不两立，而且一起偷偷摸摸搞小动作，这个小约翰是知道的。
两人一拍即合，就定下了这次的战争。
时间过得很快，1860年5月8日，白主的4艘蒸汽内河战舰，小约翰下属的5艘蒸汽货船，载着箱馆奉行所的八百多足轻，经过庙屯直上瑷珲！
第二十八章 这仗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发生在1860年5月的瑷珲之战，在很长时间里都评价不高，原因很简单：
战斗的双方一方是鲁西亚的地方总督府，而另一方则是当地的“土著”，这有啥好说的，无非是，在自己力量投放不及之处，鲁人吃了个大亏吧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飓风可能是蝴蝶翅膀引起的，仔细研究发现，瑷珲之战居然是东北亚局势变化的开端。”
这一战后，直接相关的中华、鲁西亚，之后两国政局都大有变化：
中华方面，居然开始驰禁封锁关东，从赋诗超级能手弘历开始的禁令终于被废止。
咸丰十年（1860年），柳条边墙被废弃，鼓励关外招民垦荒——在直秀原本的世界里，这个决定也发生了，但之后因各种原因移民进展缓慢。
之后，因煤矿的大量发现解决了取暖问题、良种的出现解决了粮食问题，尤其是金银铜等贵重矿产解决了财政问题，加上铁矿等的大量出口，移民的口子越开越大，居然合不拢了。
和1861年开始的关内自强求富活动不同，因关外地广人稀、官府控制力不强，一开始大开发的主力就是商人——后面种地致富的平民也参与得越来越多。
因为原材料本地能大部分自给，加上鲁西亚要入侵的刺激，此地区居然慢慢建起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底子差是影响发展，但也不是没有好处，最起码瞎指挥和拼命占便宜的人少。
这种重大变化当然深刻影响了中华日后的发展。
而鲁西亚也是变化颇多。
本来，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战败后，鲁西亚的扩张重点就不在乌龙江流域。
1856年增加了高加索征服的投入，同时开始了在中亚的试探，而乌龙江流域，则完全是皇帝的一厢情愿和当地总督出于建功立业的冒险行为。
而因1860年瑷珲之战的失败，当地丧失了宝贵的骨干常备军，导致平息刚两年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区叛乱再起，甚至伊尔库茨克行省的矿工和流放者也闹起来了。
同时有人到处传播原本保密的西伯利亚金银矿的消息，使西西伯利亚总督辖区也开始动荡不堪。
尽管1861年农奴制在鲁西亚被废除，但由于贵族们的阻挠，直至1887年才取消对农民实行的迁移证制度，因此，西伯利亚鲁人领地的情况，一直没有根本好转——移民不够又不太平。
直到1885年9月，鲁西亚和英吉利在中亚终于达成了均势默契，这个贪得无厌的帝国才再次将目光转移到远东。而在此之前，乌龙江流域一直被圣彼得堡认为是“一个难以防御的包袱”。
当然了，1860年—1885年的25年里，东西伯利亚总督里也不乏想“有所作为”的，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失败了——说到底，鲁人在远东不分内外的残酷统治，给自己带来了太多的麻烦。
因此，乌龙江流域再起风云，那是1860年之后25年的事情了。
但是，虽然瑷珲之战在日后被称为标志性~事件，但在当时，各方势力却没啥特殊感觉，尤其是对索伦各部来说，“你来打我我当然要反击，有啥可多想的。”
1860年5月17日，江东四十八屯首领尽数聚集在老屯，共议反击鲁西亚人的大事。
说是四十八屯，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原本是三十多个屯子，但因为鲁西亚沿江东侵，好多部落搬过来，然后这四十八屯也不知道是叫起的，反正现在大家都这么说。
而且，这四十八屯里满人、索伦都有，其中索伦只占了大半。
说起来心酸，尽管前任乌龙江将军奕山一直说，“索伦各部和鲁人血斗”，但实际上，却一直是索伦人、满人和少部分汉人的刨夫、揽头并肩战斗。这大家的血都没少流。只是奕山怕事，把麻烦都推给“野人”索伦各部。
“格绷额、涂格冬,你们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有啥可商量的。”
格绷额是满人首领，涂格冬是索伦各部推举出来的头人，这两人在众人的声望很高，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此地的索伦语也是满语一样属于通古斯语族，虽然有差异，但认真点互相听懂还是没问题的。
“这狼群没有头领不行，但我俩打仗的手艺还差了一点，因此这头领嘛，还得选一个能干的出来。”
“那就让扎拉西来干！”
北地的汉子直率，听两人说要选个能打的，就直接想到了扎拉西——扎拉西不但带着同伴教大家打枪，还教大家如何分散偷袭鲁人强盗，这绝对是个能打的。
而且，扎拉西他虽然是外人，但这些年没少给大家带来好处，没有他介绍的商队就没有火枪、粮食和其它东西，那大家早就被打死、饿死了。
听到叫他的名字，席地而坐的扎拉西就站立起来。
看他出现，大家一片欢呼。
“去年死了人？八月以后战死了多少兄弟？”扎拉西开口就问。
“八月（农历）江湾子四百多人都死绝了，老少一个都没跑出来。至于之后，不算鲁人强盗杀的，老少爷们战死了五百多。”
这里说的“鲁人强盗杀的”，指的是被袭击，而战死的，则是说主动攻击而战死的。
“今天到这里的勇士有多少人？江湾子的鲁西亚豺狼剩多少？”扎拉西高声喝问。
“不怕死的爷们有一千，而王八蛋还有八百不到！”
“说错了！江湾子王八蛋八百，马上从大江还要来两千！”
听说鲁人要增兵两千，所有人都坐不住了，这仗可怎么打啊!
之前听扎拉西的，各部落边打边撤，一直退到这瑷珲附近，可当时奕山哪个王八蛋不让大家进城，拿点粮食将大伙唬弄到对岸。
八月（农历）鲁西亚人追到这里，江湾子的老少爷们觉得有瑷珲副都统出面，瑷珲城里又有朝廷的精兵，就没跑，结果全被鲁人杀了。
之后鲁人还想继续祸害人，可四十八屯联兵，就在老屯这嘎达，先是打啥巷战，后来里应外合，灭了四百王八蛋。
这鲁人后来调集了红衣大炮，可出了江湾子，就被老少爷们藏在老林子，像打鸭子一样打得逃了回去。
老屯到江湾子就二十六里路（十五公里），反反复复折腾了几回，愣是没让王八蛋再进屯子一步，真是痛快啊。
再后来，都统老爷关保上任，鲁人趁机议和，两家这才罢手。
关保老爷是个明白人，知道这打狼不死必有后患，趁着大江冻上的时候，让大家把王八蛋的两条战船给炸了。
但打仗哪能不死人，前前后后老少爷们战死了五百多，才打死了七百鲁人。
本想着，开春一股劲把江湾子剩下的八百鲁人给灭了，可瑷珲的关保老爷迟迟不松口，直到前两天才同意。
可好么，好不容易聚集了一千不到的老少爷们，准备再把鲁人骗出来一回，可人家增兵两千，这仗可怎么打啊？说不得，大家还是得逃过江去，到底把这左岸还
是要让给别人。
可能逃早逃了，朝廷一直不让，别说没大船，就算有也过不了江啊。
扎拉西看大家情绪低落，大声说，“我有办法！”
他给大家解释：
之前他所在的下游沃依德屯被鲁**害，走投无路之余却遇到了贵人，在贵人的帮助下才报仇雪恨。
如今他舍了老脸求贵人相助，得了八百精兵。
但他自己和鲁人有血海深仇，不死不休肯定要打到底，但没必要非把大家算上，愿意过江的他可以帮忙。
“说这些没用的干啥。”
满人首领格绷额、索伦头人涂格冬埋怨扎拉西，能过江冬天冻上的时候早就跑了，朝廷和关保大人的意思是让我们和鲁人死磕。再说就算你家没说道，那张王李胡四家关内豪商开的济利货栈和什么鹰国商人，那东西是白给的。
汉人说人离乡贱，朝廷又许了厚利，以后这江左之地，许四十八屯入满抬旗生息。
这是好大的恩德！
格绷额率领的这些满人，说是满人，但在旗的没几个，都是屯子首领，大部分手下的祖上是汉人、蒙古人居多。而且打猎地、耕地、山林、坟茔地都分配在江左，跑了就没了，能往哪里跑。
而索伦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兵入旗，不当兵就得吃苦受累——放牧打猎开垦！
再加上，和鲁人多次争斗，大家互相都有了血债。
因此，这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扎拉西知道格绷额、涂格冬就是两棒槌，不懂啥叫战前动员，他只好低声说，“听我的没错。”
经过仔细的说明，参加会议的几十个头领都懂了，跑就生死两难，只有打才能保护自家甚至博出前程。
等大家的想法确定了，扎拉西才将堀直义请出来，给大家介绍，这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千里送英娘，义薄云天堪比关二爷”的八百义士首领。
大家一看就笑了，这义士漏底了——穿的和大家一样，都是以前那个叫什么“会痛洋行”的鹰国鸟人给的制服，所谓西洋布盔甲是也。这明显是早有准备，不过鲁西亚人恶贯满盈，这八方都恨他死，倒是不错。
格瓦拉商会是咸亨洋行的另一张皮，因为买卖公平，又有扎拉西这样的内应，所以在乌龙江流域大有名望。不过，自1858年鲁西亚在此地的水军缓过劲来，格瓦拉商会就很少出现了。
代替格瓦拉商会出现的是小约翰的汇通洋行，为了给鲁人添乱也算买卖公平。
这两家衔接的蛮好：
假冒别的英吉利商人名义，1856年、1857年格瓦拉商会与乌龙江沿岸部落做生意，到1858年乌龙江上游鲁人开始入侵，格瓦拉商会半卖半送了一批军械和战备就消失了，而汇通洋行接着送补给，堪称无缝衔接。
堀直义是黑眼珠、黄皮肤，天然就得好感，再加上英气勃勃，很快就和众人热络起来——土方岁三的气质偏阴沉，但隼人从小就跟着直秀，长大了虽然在白主也搞大了姑娘的肚子，但他位高多金，结婚就是了，因此性格一直开朗。
堀直义知道这些人没啥战术素质，因此让扎拉西布置的都是诱敌、放冷枪和防守的任务，而主攻还是要看正规番组的。
但整个军势计划要说清楚，不然江东四十八屯不敢打啊。
歃血为盟后，江东左军一千人和箱馆八百人，终于在1860年5月18日向江湾子的鲁西亚人发起了进攻，大战将起！
第二十九章 “喜讯”之地有喜战
兰泡子自1859年9月被占领后，已经被鲁人更名为“喜讯”，如今的指挥官是杜皮金少尉——原本的倍斯特连科上尉在出击中不幸被打死，杜皮金不得不接下了这副担子。
和倍斯特连科一样，杜皮金也是1857年之后被调到远东的，两人都是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带着连队在泥泞积水的西伯利亚驿道上艰苦跋涉，用了3个多月，这才赶到了涅尔琴斯克。
杜皮金敢发誓，不管什么样的鲁西亚好汉，只要走过这条地狱之路，都会深切明白一个道理，“建功立业不是那么容易的！”
随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个观点。
虽然在新任总督普嘉廷的怀柔政策下，东西伯利亚的叛乱终于在当年开始恢平复，但经过战争和叛乱，原本十几万的人口只剩下几万人而已。之后的粮食输入则严重依赖于外部输入，财政也早就崩溃，全仗圣彼得堡支援。
按照大家的想法，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再瞎折腾了！
可一般民众说的不算啊，从1856年开始的亚罗号战争仍在继续，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和总督见利起意，就想着趁火打劫一把，于是帝国在1859年又开始在乌龙江流域扩张。
据说，在前一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时候，这土著部落非常好对付，经常几十个帝国士兵就可以征服一个部落，几百个好汉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予取予夺。但当年那批老兵基本都战死了，无法确认真假。
反正现在的情况和传说的不一样——土人是见到大队帝国人就坚决跑，见到落单的就放冷枪，从不正面交战，因此很是不好对付。
而且最让人闹心的是，米尼枪这样的前膛线膛枪帝国刚刚开始换装，可野人却人手一把，据说是英吉利商人干的，也不知道真假。
大家在普嘉廷总督的带领下，一步步稳扎稳打，去年夏季拿下了阿尔巴津镇，洗刷了170年前的屈辱；到了9月，更是拿下了瑷珲对岸的这块要地，“喜讯”成了此地的新名字。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总督府明面上说还给对方一个和平的机会，但谁不知道总督府不多的物资和人力也耗到了尽头。
之后，第一批征粮队四百人几乎被全歼，倍斯特连科上尉闻讯暴跳如雷，亲自带人去报复。可结果嘛，他自己被冷枪打落马下不说，随行的队伍后来也溃散了。
没办法，自己只好接手了这个烂摊子，和这些刁民土著很是打了几场硬仗，但效果寥寥——仗着射程远、地形负责，野人们放冷枪放的可欢实了，这仗怎么打啊。
所幸普嘉廷总督明白事理，派人请唐人官府调解，这才有了喘息的机会。
自己也严令手下不准随便出击，哪怕两艘战舰在冬季被偷袭炸毁、镇子周围一直有人放冷枪，这都没改变原本的策略——只要等开春再筹集一批物资，然后集结兵力压迫对方的官府，这些暴民失去了依仗，想必就闹腾不起来了。
“计算日子，这援兵也快到了。虽然今天大股暴民在外面挑衅，但日后有你们受的！”杜皮金想着想着，嘴角就露出了一丝狞笑。
突然，屋外轰隆几声巨响，他赶紧拿起配刀冲了出去。
“这6磅后膛炮真是好东西！以往的线膛炮都比不了！”武田斐三郎一边说一边围着8门炮紧转悠，激动的不行。
但炮手们懒得搭理他，继续热火朝天地发炮——这炮打的快，一分钟三发，而以前的线膛炮是两分钟一发，当然是好
东西了。
江川英敏知道武田是个懂行的，可箱馆目付堀利熙肯定没看懂，于是他得给解释——没办法自己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英敏和堀利熙私交不错，1855年商谈宗谷让白主经营，当时人家可是给了自己体面的。
再说了，到北地六年了，英敏也明白过来，虽然和外人相比自己是个西洋通，可真讲究起来，自己和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法比，只能当个直秀说的“行政官僚”——对此英敏也没啥不满的，这技术官僚做实事，行政官僚做后勤，大家谁也离不开谁不是。
英敏一顿吹嘘，什么丝紧炮身、筒紧炮身，什么立楔式炮闩、断隔螺纹式炮闩，什么褐色火药、苦味酸，将堀利熙唬得一愣一愣的。
就在英敏的吹嘘声中，鲁人营地已经变成一片火海！
其实，直秀一系是不想动用火炮的，因为这不是说明有外人插手么——“索伦各部”有米尼枪就已经逆天了，这还有炮，傻子都不信是民乱啊。
但军势赞画们推演，如果不用炮也不用战船轰击的话，除了用人命填，否则这仗没法打。
打赢才是硬道理，因此大家只能同意，“该用啥用啥，反正有小约翰拿英吉利的名义兜底。”
果然，鲁西亚人不肯再上诱蛇出洞的当，堀直义只能下令炮击。
说起来，这6磅后膛炮比3英寸线膛炮的射距没提高多少，一个是3800米一个是3600米，而且口径还小了不少——榴弹的话，一个是6磅一个是9磅。
但实际当然不是这么回事了，投射速度不同，炮弹结构导致装药量不同，而装药也不同，导致实际威力几乎差了几十倍。
如果之前鲁人没有杀害兰泡子老少，联军还真不敢这么狂开炮，因为怕误伤啊。但自作孽不可活，鲁人这次是恶有恶报，择地固守这个策略是彻底失败了。
而之前，四个哥萨克骑兵连队400人就在征粮引起的冲突中丧失殆尽了，这没有多少马，两艘战船也在冬季被炸坏了，因此总计不到八百人的守军居然没有一人冲出重围。
本来，虽然依江地形不利，但分三面突围应该怎么也能跑出去一部分人。
可你之前不上引蛇出洞的当，这是对的，但多少应该派小队突击牵制啊，怎么能让对手好整以暇地修建工事呢!
其实，如果鲁人在地狱有知，当然不肯认——你们在1.5俄里（约1.6公里）之外修工事，十二磅前装滑膛加农炮都打不到，傻子才会想起来攻击。这个冬天一来，莽撞的人早都被打死了。
再说了，之前齐整的1500人还好些，半个炮兵队、1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骑兵连加上水军，正规兵占了7成多。可多次冲突下来，正规兵死得快、武装民跑的快，如今嘛，武装民占了近4成，上岸的水军占了4成，这仗怎么打啊！
何况，怎么能说没人成功跑出去呢，跳江的上百人里，不是有成功游到对岸的吗？ 可你们倒好，嘴里喊着什么，笑的也满和善，但拿着木杆说帮忙，可这一个劲地往水里摁是怎么回事？！瑷珲副都统关保你不仗义！
其实，这还真不关人家关保的事，主意是特~普钦拿的。
去年鲁人不是通知了嘛，“翌年三月，请乌龙江将军到瑷珲一行，双方划分疆界”，作为代署乌龙江将军特~普钦，他怎么敢不来。
他凑了两三千兵马，早早地就到了瑷珲城，和关保凑的两千五百人合
兵一处。
特~普钦虽然是个没中过举人的秀才，文才有待商榷，但人家能做到封疆大吏，当然是有原因的——道光七年（1827年）他就投笔从戎了，依仗军功才能起家。
因此，特~普钦和关保都是宿将。
但这些年，朝廷不断从关外调兵，两人上任后虽然补足了兵员，还征集了一些民勇，可这实力原本就不如鲁人，数目字凑够了也不管用啊。
因此，分兵到新瑷珲城，形成掎角之势后，特~普钦就和关保相对苦叹，“两把老骨头算是要交代了！”
到了这个地步，再臧着掖着也没必要，关保就把自己不等朝廷批复就私购军械的事情交代了。
果然，特~普钦听说有“一千条线膛枪、二十门炮”，啥也没说，就一个劲地问“啥时候到啊？”
济利货栈的大掌柜也不敢端着了——他事后才知道有“划分疆界”一事，按鲁人的风俗，弄不好明显这是要两国交兵啊。但老沟金矿如今也探察得清楚了，确实有，他敢跑回关内，张王李胡四家主就能把他生撕不说，估计全家老少连耗子算上都活不了。
大掌柜只好如实交代，这军械不是我的，是一个格瓦拉洋行送的，出关也是人家格瓦拉让的。
特~普钦当然要追问：
“这洋人什么来头啊？你私下勾结洋人该当何罪？”
“据说这洋人给博多勒噶台亲王送过枪炮，据说张王李胡四家是经手人。”
“据说你个大头鬼，这自己家的买卖生意还据说！”特~普钦也和关保一样明白了，这洋行是搭上了朝廷，塔上了博多勒噶台亲王啊。
这个好啊，僧格林沁那么大的脑袋，有他顶在前面，哥几个怕啥！
于是，代署乌龙江将军特~普钦不再过问了，私下里让关保放手施为。
关保一边骂娘一边硬着头皮继续，所幸这洋人还是守信的，果然将军械按时送到。
其实，济利货栈的大掌柜都骂娘一个冬天了——主家吩咐如果这大金矿是真的，那洋行说啥都行。可这事没凭没据的，出了事还不是自己顶着。
但这黄金滚滚就在眼前，想撤也挪不动脚啊，因此他可没少给关保和瑷珲城里的上下撒钱。
关保拿了军械，这才同意“索伦各部起兵”，顺便还开了好多空白前程出去，反正死的不是自己本部兵马，那冒点险也没啥不是。
可真等到兰泡子打起来，特~普钦和关保都大吃一惊——这“索伦各部”也太猛了，这是啥炮这么厉害，居然平日猖狂的鲁人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但不管怎么说，洋人内耗也好，民乱尾大不掉也罢，眼前这关算是过去一半了:
送军械的洋人说鲁西亚援军不过两千，这八百灰飞烟灭了，两千不算啥！至于打完了怎么收尾，那也得等打赢了再琢磨不是。
说实话，特~普钦和关保都算朝臣里敢战的，因此才被放到这个位置上。
关保看的开心，手下也忍不住了，纷纷请命到江边助战，因此才“一不小心”淹死了鲁西亚的游泳健将们。
1860年5月18日，江湾子的八百鲁人残兵全部被歼灭——可能有几个顺江逃跑了，相信也逃不过义军的搜索。
但这场战斗还没完，顺江而下的还有两千敌军，损失不大的联军一千八百人，抓紧时间休整，士气昂扬地等待着大敌的到来。
第三十章 自救者天救
自救者天救,自弃者天弃。
瑷珲城里的乌龙江将军衙署人员，热切希望天上继续掉馅饼，但可惜，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
1860年5月22日，“索伦各部”在瑷珲上游十余里处伏击鲁西亚援军后，联军居然立即解体了。
当时，江左各屯战士还在漫山遍野地清剿鲁人溃兵，但关保安插在义军中的心腹，“屯千”格绷额派人急报，“获胜的第三天早上，远道來援的八百猛士突然消失。”
乌龙江流域可以被划分成三段“上中下”，而瑷珲城和兰泡子就卡在中段的起点，从此往上，因水量较少江道徒然变窄。
当时，鲁人以三艘火轮拉着上百搜驳船，绵延近十里，分三拨浩浩荡荡地顺江而下。结果，在行进途中，因前后同时遭到炮击，船队顿时乱做一团。
慌乱之中，驳船纷纷解缆自救，但两岸弹雨不断袭来，最后还是成了一场大溃散——其中，人员和物资都损失惨重，尤其是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的三艘火轮船，一艘都没跑了。
按着事先的安排，江东各屯联军的主力，从下往上进行清剿，务求除恶必尽。
这时，逃到岸上的鲁人已经失去组织和大部分军械，心慌意乱之下，基本丧失了抵抗。江东各屯民众的热情高涨，纷纷加入到追击之中。
就第二天这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外援扎拉西请来的八百义士开始不声不响地收缩。
等第三天中午，扎拉西在瑷珲正式告辞的时候，留守的满人头领格绷额才发现，人家都已经开始撤离了。
格绷额苦苦哀求，希望扎拉西留下援手，顺口开河许了金银珠宝、美女、宝鹰无数，又以大义相责，但得来的只是婉拒，分手的时候，扎拉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自救者天救,自弃者天弃。”
其实，瑷珲城里的官军一直密切关注着战事变化，但因为下不了决心，虽然用水军支持了大量物资，但一直没有大规模参战。
代署乌龙江将军特~普钦、瑷珲副都统关保，两人担心的是，据说鲁人可以在上游征发两万大军，因此他俩都不敢轻举妄动——尽管扎拉西等人在江东联军里一直宣扬，“鲁人哪有这么多的兵马”，还举出不少细节，但奈何这两位不信啊。
这两位的主意很正，就是先用“索伦各部”消耗对手的锐气和兵力，然后让鲁人“知难而退”。
而且，这两位都有些怨怼：
“这鹰人、米饭人还有助战的‘义士’，你们咋不来找我们呢!跟这些江左的泥腿子勾勾搭搭，到底是何居心？”
他们忘了：
战前格瓦拉商会送枪炮来的时候，为了避嫌，这两位愣是没让人家在瑷珲靠港，是在下游找的临时码头卸货；
而之后的兰泡子和伏击船队两次作战，这两位也没主动派人联络。
就冲这小心翼翼的态度，堀直义不带人跑，难道还留下过年啊。
去年小约翰请求直秀一系发兵助阵的时候，当时众人就有过讨论，“唇亡齿寒，这出兵是肯定要出的，但准备打到什么
地步？”
当时的决定就是，兰泡子必须拔掉，给鲁人一个教训；而增援船队也必须打掉。但之后嘛，不宜介入太深——这和小约翰的想法不谋而合。
小约翰的使命也就是给鲁人捣乱，真要闹的不可收拾，小约翰不就前功尽弃了嘛——他和鲁人没啥仇怨，就是想借这件事上位。
直秀倒是想不顾代价，可如今家业大了，他想一手遮天也做不到了，他争取到的就是，“如果唐人配合，那尽可放手一战。一线指挥官有临机决断的权利。”
因此，在伏击鲁人船队之后，堀直义等人看大局已定，就启动了撤离计划。
收到助战义士撤走的消息，关保一边派船去追，一边赶紧请来上官特~普钦议事，“这事咋办？如今被人搁在半空央了。”
也不知道两人到底合计了啥，估计是发现了鲁人两万大军是扯淡吧，反正最后决定，“没了扎屠户也不能吃带毛猪”：
乌龙江将军府，从瑷珲集结的五千多兵马里，抽出了两千多精兵，再联合江左各屯义军，一起打着索伦义军的旗号，水陆并进前往上游鲁人的据点“江湾子”。
因为之前袭击鲁人船队的成功，乘坐火轮的总督普嘉廷、特使彼罗夫斯基一个身负重任、一个当场毙命，加上阿尔巴津镇的守军大部分都随船队溃散了，人心惶惶之下，这个重要的鲁人前置据点被“索伦各部”一战而下。
之后，复仇心切的敖拉氏索伦义军孤军西上，最终出现在涅尔琴斯克城外，守兵匮乏加上风声鹤唳，导致这个1704年以银矿闻名的城市出现了大骚乱——在敖拉氏战士退走后，被临时武装起来的流放犯人和矿工趁机反抗，开启了伊尔库茨克行省1860年大动~乱的序章。
因为反抗军人数众多且武装矿工颇为战斗力，在打败了几次鲁人围剿后，最后动荡居然蔓延到很多的西西伯利亚总督辖区。
最终，导致圣彼得堡只好无奈地吃下了苦果：
第一，因为在乌龙江流域讹诈不成，鲁西亚在当年结束的亚罗号战争中没有捞到啥额外的便宜。
第二，特使彼罗夫斯基，在当时死命纠缠英吉利在瑷珲之战的黑手，最终导致双方在远东的合作关系彻底破裂，坚定了英吉利控制乌龙江口的决心。
第三， 在英佛两国的支持下，清廷不但拒绝了鲁西亚重新划分边界的请求，还开始大量往乌龙江流域移民，最终导致二十年内鲁西亚无法沿乌龙江向下游扩张。
当然了，直秀当时还不知道瑷珲之战造成了如此大的影响，当1860年6月3日他在箱馆见到返回的江川英敏等人时，乌龙江上游的战斗还在继续。
和依然忐忑的直秀不同，小约翰眉飞色舞，此前他带着5艘蒸汽货船全程打酱油，但这功劳却全部记在他一个人名下——可不是嘛，直秀等人在里面捞到啥好处他不管，反正在英吉利方面，记得都是汇通的洋行功劳。
和直秀道过谢后，管杀不管埋的小约翰就拔锚直奔中华松江而去。
等他走后，箱馆奉行所对此战进行了总结：
第一
条结论就是“科技改变了战争”。
1852年第一次庙屯之战，虽然发生在6月下旬，但6月上旬船只就到了乌龙江口；1854年的第二次庙屯之战，时间同样是6月。 而这次瑷珲之战， 5月初战船就到了庙屯。
这一个月的时间差距，是蒸汽铁壳船出现带来的——不但航速有了提升，而且也不惧流冰，这才强到了战机。
说起来，鲁人也很狡猾，估计将航运安排在5月底：
虽然乌龙江下游在4月底解冻，但河口外洋的解冻时间却一般发生5月初，至于鲸海北部海峡五月底冰封才消失。
所以，为了避免英吉利人的干扰，鲁人将瑷珲发难时间定在5月底——上游在5月初解冻，大军可以沿河而下，而为了避免流冰损害，正常货船只有六月初才会出现在乌龙江口。
可总督普嘉廷没有注意到，全铁壳蒸汽船船可以忽视大部分流冰对船只的威胁。
因此鲁人这场仗输的一点不冤。
另外，除了上面的原因，其实鲁人还忽略了小冰河周期的影响——最近几年来，鲸海的冰封期越来越短，并不是意外。
而且，1859年9月1日，发生了“卡灵顿事件”，人类第一次注意到太阳黑子的异常活动会对地球造成重大影响。
当然，扶桑近几年的频繁地震，说明地壳运动激烈，也会造成气候异常。
私下里，直秀对普嘉廷很同情，“知识重要啊，兄弟！”。
另一点科技致胜的证明，则是先进军械的威力。
“索伦各部”拿着线膛枪，就可以以游击的方式压制鲁人，使其在野外寸步难行；等箱馆八百人拿着更先进的军械出现时，布拉戈维申斯克（兰泡子）一日就被攻灭。
当然了，战术、训练、后勤等也不能落后，但鲁人你啥啥都不行，就敢在乌龙江挑起战端，梁女士不在，谁给你的勇气！?
总之，打赢了啥都好说，箱馆众人一包欢乐，其间的原箱馆奉行所老人也大大归心——当然了，“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直秀相信，箱馆目付堀利熙和组头武田斐三郎想的绝不是一回事。
但结局好才是真的好，管那么多干啥。
说起来，直秀真应该好好感谢鲁西亚人——内部融合全靠打鲁西亚人不说，他最早任的白主代官，后来的白主奉行、箱馆奉行不无和鲁人入侵有所关联。
“好人啊！”
不过，直秀隐隐约约觉得，如果乌龙江将军府能抓住这次瑷珲之战造成的良机，恐怕鲁西亚红利就到此为止了。
这一没有了“外援”，那北地的发展怎么办？
1859年底，箱馆奉行所管辖之地，虾夷地和北虾夷地都算上，不过才七万八千人左右——不算商人和其带来的护卫、伙计，也不算其它大名驻守北地的人员。
就这点人，想在幕末风暴里出头，就算军械再好，撑死了也就是个搅屎棍一样的角色。
那箱馆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这真是一个异常沉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