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擅开边衅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十五日，江户崛家屋敷出出进进的的客人很多，但气氛却不见热烈。
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好像这家发生了什么不幸似的。
但事实却与之完全相反，这家主人最近刚被幕府任命为箱馆奉行，赴任在即，客人们都是来送行的。
“义卿兄，请您务必再仔细考虑下。直秀正需大才指引，拜托了。”
“过于抬爱了，实在是受之有愧。承蒙您这些年的关照，感激不尽！”
见吉田矩方态度很是坚决，无奈之下，直秀也只能同意他的请求。
嘉永七年（1854年），吉田带着弟子金子重之辅偷渡黑船失败，之后被坦庵先生送到了白主。
第二年秋季，直秀考虑再三，最终决定还是助他圆梦——毕竟是维新前三杰，人才难得，于是就拜托三江洋行的小约翰将其送往伦敦留学。
当时同行的，除了吉田的弟子金子重之辅，还有五名白主的留学生——近藤长次郎和其他四名青葱少年。
如今三年过去，吉田等人学成归来。
本来直秀是想他在北地效力的，但吉田执意要回长州，直秀觉得也行吧，毕竟，如果大名鼎鼎的松下村塾要真被自己搞没了，也挺可惜的。
因为还有客人等候，得到同意的吉田和金子就施礼离开了。而直秀则继续忙碌，直到傍晚才把最后一位客人送走。
好不容易空闲了，十三岁的福太郎忍不住吐糟，“以前爹爹闲居的时候，可没这么多应酬。”
直秀知道他的心思，“儿子舍不得自己和英子离开，想多和自己相处，所以讨厌这些人叨扰。”
所以他微微一笑，拉着福太郎就一起找英子大人去了。
说起来，直秀已经在江户闲居快一年了。
安政三年（1856年）十二月，公方样家定与岛津家的公主笃姬大婚。作为臣子，时任白主奉行的直秀也被特旨召回。
事后的第二年春天，直秀就返回了白主。
但没想到，有一就有二，当年秋天直秀兜兜转转又回了江户——不过，这次可不是幕府主动召回的他，而是直秀主动回来的，而且不回来不行，他惹上大事了！
原来，白主和鲁西亚打了一仗！
起因嘛，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正式结束后，鉴于鄂霍茨克区舰队全军尽墨，第二年鲁西亚就从欧罗巴派了四艘风帆战舰前往堪察加。
本来是可以绕路米洲的，但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觉得经好望角、天竺海到远东更好一些，可以显示鲁西亚和欧罗巴诸强已经和好如初了。
可刚经历了大打出手，这么想未免有些过于天真了。
果然，当船队到了香江之后，英吉利香江分舰队派船随行，名曰“保护”，其实就是监视和示威。
一直到了扶桑的箱馆，英船才不继续跟随了。
本来，对英船随行示威，鲁西亚船队上上下下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可到了箱馆又被扶桑拒绝入港，这火气一下子就压不住了。
但鲁西亚和扶桑没有相关约定，所以箱馆奉行堀利熙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当时英船在侧，鲁人只好忍了这口气。
但随后在知床半岛北端，鲁西亚船队又遇到了扶桑商船，当时歹心发作，要求对方停船检查。
谁都不是傻子。
看对方来势汹汹，扶桑商船掉头就往白主方向逃窜。
鲁西亚一看对方逃跑更来了劲头，一边追一边开炮，就这样一直追到了白主。
等商船靠港之后，鲁人依旧不依不饶，靠近之后用舰炮把商船打进了海底。
暴行当时就惹火了白主守军，双方就此展开激战。
等直秀赶到时，码头已经化为一批火海——白主名义上只有两门线膛炮和几门老旧的青铜炮，而现场有不少外地的商人，所以其它军械不敢拿出来，因此落了下风。
白主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大亏。
直秀当场大怒，下令解除禁令、全力反攻。
但谁知村田永敏却下达了完全相反的命令，要求全体撤退，船、码头、仓库都不要了！
村田是陆上大番头，又是天才的军师，直秀只好同意。
后面的事态发展证明人家是对的——鲁西亚人见白主撤离前线，仍旧不肯罢休。居然组织水兵攻上岸来。
可白主吃亏是因为开始时不敢全力以赴，并不是真打不过。
白主从南往北，分成码头区、
工场区、商业区、公共区、住宅区、营盘和工厂。这样的规划提前就考虑到被战船攻击，所以商业区离码头足有四五公里之遥。
按理说，码头区的仓库和工场区还是有一些财物的，但鲁西亚人根本不是为了劫财，而是要泄愤！所以一路追到商业区附近，最后落入了村田设置的伏击圈。
白主光常备军就有四百，而这四百人平时都驻扎在白主。
加上白主全民皆兵，壮年男女都要参加训练，每家至少有一杆燧发枪。
那大意的鲁西亚人还能有个好！
一场大战，上岸的鲁西亚水军被打的落花流水、落荒而逃。
而鲁西亚水军提督的决断力不够，居然想把村田有意放走的船员接上船去。
哪有这样的好事。
在白主的几十门线膛炮的围攻下，靠港的两艘船很快着起了大火。
按理说，剩下的两艘船能逃走，但最终只逃走了一艘武装补给舰——另外一艘战船靠近支援，在与岸炮对射中也被点了蜡烛。
最终，四艘鲁西亚战舰中只有一艘补给舰溜走了，其它三艘在严重破坏无法航行后，没有坚持多久就因为火势过大举白旗投降了。
但白主甚是愤恨这些人的暴行，所以没人去救援，这些人只能跳水游到岸边，最后三艘船都因火势过大沉入海底。
此役参战的鲁西亚战船总计包括四级风帆战列舰、五级风帆巡航舰、单桅纵帆战船和武装补给船各一艘，火炮总计111门，船员820余人。
其中战死、淹死的有400多人，被俘372人，而逃走的补给船上只有40人。
白主的损失也很大，码头一片狼藉，仓库和工场区也大半被烧毁，所幸平时训练有素，人员损失较少，平民伤亡40多人，番组伤亡14人。
当时停靠在码头的3艘货船也都未能幸免于难。
为了安抚人心，奉行所宣布一切损失都由官府补偿，事后白主为此付出了1万多金。
但事情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
鲁人的补给给舰跑去箱馆向英吉利人求助，七天后一艘英吉利蒸汽风帆混合战舰前来善后。
经直秀和船长詹姆斯交涉，白主以每人二十英镑的价格将俘虏卖给了英吉利人——实际上一个铜钱也没收，直秀就是有意挑拨英吉利和鲁西亚人的关系。
后来，英吉利的三艘风帆战舰也赶来了，把俘虏一次全部运走后，白主才终于恢复了正常。
发生了这样的大事，箱馆奉行堀利熙也赶来了白主。
他奉劝直秀：
“仗虽然打赢了，但幕府中枢的态度未知。你必须立刻到江户去。负荆请罪也罢，谨慎也好，反正态度要恭敬，以免为小人所乘。”
直秀觉得很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嘛，于是他就简单地安排了以下，然后出发到江户请罪。
战斗发生在西洋历1857年8月15日，直秀于9月中旬抵达江户。
知道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当时幕府中枢就震惊了！
啥，鲁西亚四条船被你打沉了三艘，八百多人被打死了一半，剩下的还大部都被俘虏了。
狂言也不敢这么讲啊！
所幸有箱馆奉行堀利熙的亲笔书信为证，重臣们这才半信半疑。但接下来如何善后就又成了难题：
安政三年（1856年）十月，公方样家定以堀田正笃为外国事务总裁——此公在当年的十二月，公方样家定与笃姬大婚前，为避讳将“正笃”更名为“正睦”。
堀田正睦既是老中首座，又是外国事务总裁，所以如何应付鲁西亚人他当仁不让。
再说了，他也让不出去。
除了他自己，能承担、够资格承担外国事务的幕府如今只有两位，一位是原本的老中首席、如今的胜手方老中阿部正弘，另一位则是自己的死对头，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
打死堀田也不会让齐昭插手：
两人的关系一向不好，见面就拿眼睛相互丢飞刀，当面争执更是时有发生。
而且今年五月，齐昭一系上疏切谏，“溜直诸藩德川氏设大老、老中二职，大老时有废置，老中常执政权，又撰诸亲藩轮值议政”。
这是**裸地夺权！
以前只是鄙视自己的治政能力，现在更进一步，直接做“大老”给自己当爹，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另一位阿部正弘也指望不上啊：
今年，也就是安政四年（1857年）六月，让给他老
中首席宝座的阿部正弘，突发急病，现在还奄奄一息在榻榻米上躺着呢。要不是御医伊东玄朴出手相救，阿部早就挂了。
没办法，老中首座兼外国事务总裁堀田正睦只能自己扛。
不过让他庆幸的是，白主打的是鲁西亚——说起来，鲁西亚人在幕府眼中评价不高：
一来，对方的特使普嘉廷半途而废——带着好大的声势到长崎，结果后来踪迹皆无，查无此人了。
这鲁人一点谱都没有啊。
二一个，咸亨洋行在风说书中把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说的清清楚楚。这逢高踩低是人的天性，所以战败的鲁西亚难免被看轻。
不过，再怎么看轻，人家也是能发动几十万大军的强人。
再说了，敢于同时挑战英吉利、佛兰西、撒丁和奥斯曼，这一打四虽然失败了，可也不容小暌。幕府就这点底子，堀田正睦等人清楚的很，别人可以不把鲁西亚当回事，扶桑可不成！
可堀田等啊盼啊，从安政四年十一月初等到第二年的正月，鲁西亚人踪迹皆无。
其实鲁西亚在远东还真有特使，就是这只被打败的船队送来的，此时他人正在中华的松江。
不过，等收到战败的消息后，他也是一筹莫展——新到的战船打没了，原来的远东战船更是早就见海神去了。现在空口白牙、手里连艘像样的战船都没有，这事咋搞？
他有心请外人相助，但这个时机不对啊，再说了，也没人愿意搭理他。
远东的西洋诸强首推英吉利，然后是佛兰西和米人。但自去年10月英佛在和中华开战后，两者都还遇到了新麻烦：
英吉利方面，1857年初天竺不稳，5月反抗席卷整个天竺大陆。
而佛兰西，则是念念不忘自己在远东的根基所在岘港发生的争端，因此，虽然13艘军舰在今年10月到了远东，但完全没有多管闲事的意思。
再说了，1856年双方才停止大打出手，1857年就帮昔日你死我活的仇敌，这弯也拐的太大了吧。
而且，对于鲁西亚在扶桑吃瘪，英吉利人颇为乐见其成——paris约定签署后，英人逼迫鲁西亚出售阿拉斯加给自己。要知道此地和堪察加隔海相望，那限制鲁西亚在远东的扩展就非常必要了。
因此英佛两家鲁西亚都指望不上。
那算来算去，就只能指望米人，毕竟东天竺舰队实力还可以，光蒸汽风帆大舰就有两艘，而且这两年大家的关系还不错——克里米亚战争中，虽然米人保持中立，但私下鲁米的暧昧不少。
可倒霉的是，1855年米人组织了“北太平洋和中华海探险考察队”，可好死不死，四艘战船参与了堪察加鲁人的军势行动，还被英吉利逮个正着，船都被打沉了英人还不依不饶。
所以米人现在在远东的行动非常谨慎，任他怎么说，特使列威廉就是不松口。
没稻草怎么制造砖头。因此除了捎信向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求救外，鲁西亚特使啥招都没有，只能暂时忍耐。
鲁西亚人一直不出现，可把堀田等人急坏了。
而白主打赢了鲁西亚的战船，此事经过三个月的发酵，物议越来越大：
虽然也有人私下责怪崛直秀多事，但从公方样到幕臣、从外样大名到京都的小朝廷，加上各地的民间人士，大部分都觉得白主打的好、颇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尤其是齐昭，三天两头发动人上书，表示要将白主兵法推广，而且要大用崛直秀这样的人材！
而且他还公开宣称，“中枢狐疑不定、不尽早表彰功臣尽显无能！”
这把堀田搞的是焦头烂额。
于是，安政五年（1858年）正月，趁幕府休沐不奉公的机会，堀田正睦以老中评定会的名义，给直秀下了一道旨意，“安心养病、白主一切事务由江川英敏代为署理”。
直秀在江户，除了幕府派人查询当日之战的细节外，其余时间都请假在家，闭门谢客，理由嘛，就是“重病在身”。
这道旨意，实际上就是正式软禁了直秀——名义上他还是白主奉行，但待在江户哪都不准去，白主奉行所也交给奉行并英敏管理。
没去直秀的役职，也是为了等和鲁西亚交涉后再做决定，毕竟对方还没来，如果自己就先跪了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但老中首席堀田正睦万万没想到，一直等到他自己被罢免，鲁西亚人也没出现，而且， “擅开边衅”的直秀，不但没受惩罚，到最后居然还升了役职。
这真是世事难料！
第二章 举棋不定
安政五年（1858年）正月，幕府终于对直秀下达了处置命令。
在前一年的和历七月，白主奉行所大败鲁西亚战船队，之后奉行崛直秀赶到江户等候处置。在等了小半年后，他终于等来了一个不是结论的结果：
“安心养病、白主一切事务由江川英敏代为署理。”
说是惩罚吧，却没有撤掉直秀白主奉行的役职；说是放过吧，实际上又将直秀软禁在江户。
这样模棱两可的决定，当然引起了朝野之间的争议：
自嘉永六年（1853年）六月三日米人黑船第一次来访以来，幕府步步退让，这自然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
要求对外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势力很多，这些人以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为首，平时相互呼应——其中比较活跃的是御三家里的水户和尾张、御三家的一桥、德川亲藩的福井、外样大名中的宇和岛、鹿儿岛、。
同时，在谱代大名、外样大名和幕臣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这一系。
在这些人看来，“白主这一战不但占理而且赢得干净漂亮，大涨了扶桑威风，理应大力褒奖才对。”
所以，闲置直秀的处理方式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对此，齐昭等人上书，“鲁西亚无理在先，白主有功无过。且大破敌寇，理应褒奖。闲置之举，令人费解。”
说实话，这些奏章说的合情合理——因为之前鲁西亚和幕府没有任何约定，所以鲁西亚入侵白主就是入寇！白主反击真没错，而且还打赢了，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因此幕府闲置直秀真的有点说不过去。
不过，做出这个决定的幕府老中们却觉得委屈，“直秀只是被养病，又没被没被降职撤职，这就不错了！”
说到底，自黑船来访这四五年来，幕府重臣们的涉外态度愈发缓和，所以人人都知道直秀做的对、干的漂亮，但说起奖励直秀，哪个老中也不敢。
原因嘛，很简单。以前不知道还好，如今越了解海外形势，这心中就越没底。
洞中方七日，世上以千年。
虽然锁国没有千年只有两百年，而且幕府还保留了兰国这个外部渠道，但如今大家睁眼一看，这世界变得太陌生了：
就拿地球仪来说吧，以前大家都觉得这是骗人的，世上哪有如许之多的国度！ 可米人、鲁西亚、英吉利相继叩港，如今事实摆在眼前，不信不行啊。
而且蒸汽船大家也亲眼看到了，确实无风而走。西洋诸国坚船炮利，这扶桑落后太多了！
因此，打不得、打不起啊。
而且，目前的局势也不适合过分刺激鲁西亚——鲁西亚人一直没来扶桑交涉，所以白主之战老中们不敢盖棺定论。
五位老中都觉得此事祸福难料，依照现在的局势，最好还是等一等再说。
发生了什么事让老中们如此举棋不定呢？
那就是是亚罗号战争。
安政四年（1857年）十月，咸亨洋行急报，亚罗号战争爆发，英吉利开始进攻中华羊城。
根据传来的消息，这次唐人的结果恐怕也不太妙——估计和上次天保十三年（1842年）的南海之战一样，力不如人之下前景十分暗淡。
老中们怕南蛮人同文同种，如果认为幕府对外事处置不公，万一英吉利跑来扶桑给鲁西亚人出气，那不就糟糕至极！
自家的孩子自己随便打，别人
打个试试！
人同此心，因此老中们觉得自己想的没错，这南蛮人抱团不可不防啊。
但和齐昭等人想的不同，幕府重臣们，包括几位老中在内，大部分都觉得崛直秀做的好、解气，因此闲置直秀是为了爱护他、保护他。
当时的初步打算是，就算真有几家西洋人联手逼迫，那到时撤了直秀的役职也就顶天了。至于处罚，决不能有！——就算有，也只是表面文章，日后对直秀还是要重用的。
因为白主把事情做的很扎实,在释放俘虏之前，照片、证据和画押都拿到手了，所以这次老中们也难得齐心发了狠，要是鲁西亚不依不饶，连赔钱也不行的话那就开打！——老中们不傻，如果一点底线都没有，那不就是任人宰割么！
而且，老中们也通过其它渠道做好了调解准备。
兰国是一方面——通过咸亨洋行的风说书，老中们现在知道兰国是真的不行了，但本着蚊子小也是肉的精神，幕府还是拜托了兰国进行调解。
但他们内心指望的不是兰国，而是米人！
米人特使哈里斯是安政三年（1856年）七月到达的下田港。
说实话，对于哈里斯提出的通商要求，幕府是非常抗拒的，因此一直婉拒——由于直秀的乱入影响，现在幕府有了点本钱。有了本钱自然就带来了底气，因此并没有在1857年6月签订《扶桑米国和亲约定》的补充条款《扶桑米国约定》。
但形式比人强，去年秋季在中华的亚罗号战争一爆发，幕府就转变了态度，同意开始协商。
于是从安政四年（1857年）十二月开始，由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御目付兼外国贸易挂岩濑忠震出面，在双方商谈了十三次后，终于在今年正月初达成了草案。
米人特使哈里斯欣喜如狂之下，开口答应居中调解扶桑和鲁西亚两国争端。
这也是为啥正月初才给直秀旨意——老中们有了两手准备，这才敢闲置直秀。要不然，如何处置还要继续拖下去。
因此，齐昭等人上书为直秀抱屈，对此幕府重臣们毫不理睬，“无知之徒，鲁莽之辈！要知道我们不但把直秀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也把幕政考虑得万分仔细！”
齐昭一系闹了几天就不闹了，因为老中首席堀田正睦已经不在江户了——堀田正睦和勘定奉行兼外国贸易挂川路圣谟正月出使京都。
这吵架的一方溜了，闹也是白费力气，而且和如何处置直秀比起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事态逐渐平息。
哪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呢？
这就是公方样立嗣！也就是决定下一任幕府将军是谁。
而堀田、川路两人出使京都除了请小朝廷敕准与米人的通商约定外，也承担着请求批准立嗣的重任。
如此大事，直秀的事就被放在一边，各家纷纷派心腹前往京都联络公卿，希望自己一方的人选能够获胜。
现任将军家定是嘉永六年（1853年）十一月继承的大位，时年三十岁。
按理说，三十多岁正是春秋鼎盛的时候，立嗣一事完全可以从长计议。
但德川家定从小就体弱多病，而且脾气古怪暴躁，在继位前就有争议，也就是很多人不看好他能接任大位。
弘化四年（1847年）十二月，当时的公方样家庆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安排德川庆喜接任了一桥家主。
第十一代将军家齐、第十二代将军家庆均出自
一桥家，因此一桥被认为是御三卿之首。因此庆喜做了一桥家主，当时被普遍认为是西丸样候补——当时公方样家庆的亲生儿子多半夭折，只剩下家祥一根独苗。而家祥，也就是后来的家定，身体非常不好，且一直没有子嗣出生。
等嘉永六年，将军家庆急病去世后，当时就有传闻，十七岁的庆喜将代替原本的西丸样家祥登临大位。
虽然最后还是家定继位，但因为家定在此之后也没有子嗣，所以庆喜行情又涨，不少人认为他终将接任公方样。
在过继到一桥家之前，庆喜是德川齐昭的七子。
因为庆喜有望登临大位，爱屋及乌，因此他的父亲齐昭也被看好，这也是齐昭一系声势不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提前巴结有啥不好，以后这都是情谊！
尤其在去年，安政四年（1857年），家定的身体情况不是很好，立嗣的事就被有心人提上议程。
这件事谈不上什么冒犯，公方样家定已经三十四岁了，与岛津家的公主笃姬大婚也过去了大半年，但至今仍见有子嗣的迹象，对此幕臣们很是担忧。
德川家德川家，德川家主就是幕府征夷大将军，因此家就是国，家事就是国事。这一直没有西丸样，确实容易引发猜疑和动荡。
按理说，从过世的大御所家庆时代开始，一桥庆喜就被视为世子候补，这经过了十年的沉积，庆喜本人又颇有才名，庆喜成为世子应该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
可事情发展完全不是这样，用一句话来解释，后世有坑爹此时就有坑儿子——庆喜受到了齐昭的拖累！
庆喜的亲生父亲德川齐昭，性格外向，爱憎分明。
原本个人性格如此也无可厚非，但齐昭在公事上也是如此行事，既不给自己留余地也不给他人留余地，动则直面其非。
扶桑此时是人制，推崇器量，讲究一团和气，因此很多人，尤其是谱代大名和幕府旗本有很多都不喜欢齐昭，甚至可以说是厌恶他。
过世的大御所家庆讨厌齐昭，如今的公方样家定的生母本寿院也是如此，但两个人的理由不一样——家庆是认为齐昭锋芒太露、行事鲁莽、经常当面顶撞他，而本寿院除了受丈夫影响，也是因为关心儿子。
儿子家定继位前就有庆喜想夺位的传闻，哪个母亲能受得了这个！
至于后世流传的，关于齐昭提议要求大奥节俭进而得罪了本寿院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但这个理由毕竟上不得台面——因为再节俭也节俭不到将军生母的头上！
江户时代，幕府以儒学治政，离不开仁义忠孝，所以过世的父亲、健在的本寿院对齐昭的看法深深影响了公方样家定。
再一个，家定也讨厌齐昭——他身体不好，不喜欢吵闹，但齐昭往往言辞激烈，音量大且态度激动，对此家定感觉非常不舒服。
加上首席老中堀田正睦和另一位老中松平忠固也是齐昭的死对头。
因此这些人联手阻击齐昭的儿子庆喜成为将军世子西丸样。
不过直秀认为齐昭坑儿子的原因不只是这些——虽然人制体系下个人喜好确实很关键，但再怎么说，将军立嗣也是军国大事，大家多多少少还是要谨慎从事，还是要顾全一些大局。
直秀曾经和江川英敏、大久保利济讨论过幕政时局，在谈到德川齐昭时，直秀曾说，“景山公治政粗疏，恐怕难孚众望。”
敢说大名鼎鼎的齐昭不行，直秀当然是有原因的。
第三章 风起时
从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来访开始，到幕府安政五年（1858年）年初，扶桑政局风起云涌，而齐昭一系在其中动作不少。
政局往简单说，就是“原本掌舵人去世，新掌舵人不能服众，进而导致内部纷争不断”。
嘉永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黑船第一次来访结束后的第十天，当时的公方样家庆因病情加重而去世。但继任的将军家定暗弱，于是幕政实际上以幕臣为主，大权落于阿部正弘为首的老中们手中。
因为接连的**（西洋诸国的逼迫）和天灾（连续三年的大地震），承平已久的幕府一时不知所措，面对危局不得不放松权利把控，于是，原本以谱代大名、大身旗本为主的执政方式被打破，原本边缘化的京都朝廷、亲藩和外样都开始得以干涉幕政。
可惜的是，旧时的秩序被破坏，但执政的新秩序却迟迟建立不起来——权利的甘美只要被品尝过，就没有人愿意放手。
在权势再平衡的过程中，各方的冲突不断升级，而引发这场改变的“祸首”，原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一系，也无力平息纷争，他只好准备黯然隐退。
安政二年（1855）十月，以江户大地震的发生为由，阿部辞去首席老中之任，转由堀田正睦接手——阿部本来想彻底脱身而去，但之前他做了十年老中首席，威望高、潜势力庞大，各方都需要他平衡局势，因此他走不脱。无奈之下，他只好转任胜手方，继续留任于老中评定会。
各方争斗的底气来自于实力和“大义”。
从实力上看，幕府御领（包括旗本领地）的表高约为680万石；谱代大名的领地为670万石；亲藩约为260万石；而外样大名则是将近千万石。
原本把持政局的谱代大名和旗本，管理的石高占了扶桑总数的一半，而且幕府的役职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所以亲藩和外样自然落于下风。
但从名义上说，亲藩与将军比其他人更近一层,毕竟是同一个祖宗么。
不过，德川家成立幕府已近二百五十余年，因此亲藩虽然还挂着德川、松平的姓氏，但血脉已和将军本家一系渐远。因此在某些谱代大名和旗本看来，亲藩也只是名义上尊贵而已。
但幕府以儒学治天下，加上传统的影响，大义，也就是名份，极为被看重：
谱代大名和旗本世袭领地，以家名为传承，幕府的役职也是以家格高低来授予的。
就拿小栗忠顺为例，他家格是二千五百石的大身旗本，因此成年后只要他的才干大差不差，自然有幕府高位役职等着他。
亲藩自身更是以德川御连枝为傲，自视为德川家的亲族。
过去亲藩大名一直通过和公方样的互动来参与幕政——说到底，幕府还是德川家的，公方样自然掌握最高权力。理论上所有幕府法令都需要将军最后批准，亲藩自然作为德川一脉自然可以通过亲近公方样来影响幕政。
但因为将军家定为人暗弱，实际上这几年各家亲藩对幕政的影响是被减弱了。
虽然五名老中有两名亲藩代表，但家定继位后亲藩中依然有人不满意——弘化二年（1845年）、嘉永元年（1848年）松平乘全、松平忠优升任老中，家定在嘉永六年（1853年）继位公方样时，两人依旧是在任老中。
其实这这也能理解——各亲藩虽然都是德川分支，但近两百五十余年的独立发展，血脉早已疏远，所以，这两位亲藩大名出身的老中，不能也不愿、更不会代表所有亲藩的利益。
加上西洋诸国叩港和大御所家庆去世，造成政局大混乱，因此很多亲藩大名都迫不及待有亲自出面参政的想法——大名是有每月登城议事的权利，但其实参政的程度很弱。
一是参觐交代要求隔年替换，那大名本人不在场就只能听天由命；
二是即使在场参与了登城议事，那也只是参与发表意见，没有决定权只有建议权，实权还是掌握在老中评定会手中——公方样家定不太爱管事，因此老中们权利大增。
所以，名义上的亲藩之首，御三家、御三卿中都有人蠢蠢欲动。
尤其是水户藩，条件便利，有特有的优势——水户是定府亲藩。也就是说，水户德川家主在法理上被要求一直在江户辅佐将军。
不过，以前是水户自己把事情搞砸了。
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因为与当时在任的公方样家庆不睦，又因为政见不和得罪了很多人，于是在弘化元年（1844年）被幕府勒令“隐居”、“谨慎”，从此远离幕政。而接任家主的庆笃，当时只有十三岁，意见根本不被重视。
不过齐昭的潜势力庞大——他多子多女，儿子过继给它藩做世子、女儿和其他大名联姻的很多。而且，齐昭性格直率、才干非凡，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支持他的也很多。
如伊达宗城，以交涉闻名的宇和岛藩主，他就差点成立齐昭的女婿——都已经订了亲，但缘结前齐昭的女儿突然病死。
例如，御三家里的尾张德川家主庆胜，是齐昭替他扬名，才由支藩藩主出任主家家主，其本身又是水户血脉——祖上是从水户藩过继的养子，因此庆胜对齐昭很是亲近。
又例如，亲藩福井松平家主庆永，对齐昭就很是仰慕，在就藩前曾专门向齐昭请教如何治理藩政。
潜势力庞大的齐昭，原本是嘉永六年（1853年）在将军家庆死后才翻了身，被当时的老中首席阿部侍从拉拢，以海防挂的名义重新开始参与幕政。
但因为直秀的乱入，黑船来访时幕府有了点底子，所以主张以强硬态度对外交涉的齐昭，在公方样家庆死前就重新出山。
不过，在幕政中齐昭还是同样不得意——在直秀原本的世界里，因为持对外强硬的态度，齐昭被不少人认为是“欲开无谋之兵端以亡幕府之人寿”。而直秀乱入后，幕府对外了解更多，因此幕臣尤其是老中和大身旗本中支持齐昭的人更少，这回更进一步被认为是“纸上谈兵、志大才疏”。
但齐昭的强硬派观点颇得人心，再加上，在黑船来访的前十年，他就一直力主加强海防，被视为有先见之明，因此声望很高——这是幕府的锁国法令和信息保密政策惹的祸。很多人并不知道与西洋诸国的真实差距，大家只看到了幕府不战而屈，却不能理解幕府做出此决定的原因，因此对敢战的齐昭抱有期待和好感。
而幕政权势边缘的外样大名也因为各种原因支持齐昭：
亲友关系不用说，他人支持齐昭的原因主要是政见相同、烧冷灶和借机牟利。
沿海的大名都对西洋诸国入侵十分恐慌，其中很多藩国希望幕府能带领幕藩保护自家的领地，天然对强硬派的首领齐昭抱有好感——齐昭以共同御侮的口号，团结了很多大名，而幕府在这方面做的就差得多。
虽然幕府也要求各家增强海防，同时放松了大船禁造令和军械购买，还提出了举扶桑一致的口号，但这些都被记到了齐昭一系名下，认为是他一手推动的，甚至民间有齐昭一系是革新派、老中们是顽固派一说。
造成这个印象的原因有很多：
一是齐昭这方面名气大——齐昭最先提出兴建海防，也是最早的大船试建者。而且他做事勇猛，很多法令的倡议者或鼓动者都是齐昭。日积月累，齐昭一系被视为革新者，名气愈发高涨。
二是，幕府确实暮气深重，因此很不得人心——黑船来访前，幕府对各藩的军备限制颇多；等黑船来访后，很多幕臣担心各家借此增强实力，所以放松的同时加了很多限制，比如申报时限过长或者数量限制等等。
另外幕府的黑箱操作很多，例如对兰国商馆和咸亨洋行的渠道死把着不放。
各藩对此颇有微词，因此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齐昭一系身上。
烧冷灶则是因为一桥庆喜的缘故——公方样家定一直没有子嗣，立庆喜为西丸样的行情不断见涨。作为庆喜的亲生父亲，齐昭自然也水涨船高。
至于借机牟利那就更简单了：
本来外样大名一直是幕政的边缘人物，因此好事没有份、苦差事想跑都逃不掉。
而齐昭一系的主张让这些外样看到了希望——齐昭所在的水户一直提倡水户尊王说。
虽说还是幕府尊敬京都小朝廷、然后各藩尊敬幕府这一套，但毕竟是给一家独大的幕府套上了一个嚼子——以后外样大名受了委屈，实在不行还可以迂回到小朝廷那里想别的办法，毕竟是多了一条路嘛。
至于想借此彻底摆脱幕府的，在二百多年的积威下，此时还真没有一家有这个胆子。
得到了众多亲友、盟友及外样大名的支持，加上自身顶级亲藩的尊贵身份，行事直率的齐昭自然开始对幕政指手划脚。
安政元年（1854年）幕府与米人、英吉利两国签署了《和亲约定》——本来应该还有与鲁西亚的约定，但直秀协助英佛联军顺利地扫平了鲁西亚远东领地，导致特使普嘉廷失踪，这约定自然也就签不成了。
从第二年和历四月开始，齐昭联合众多大名向幕府中枢施压，认为两个约定严重损害了扶桑利益，动摇扶桑根本，要求有人对此负责。
确实，这两个约定都是城下之盟，尤其是第二次黑船来访，米人提督佩里多次以武力挑衅，签订时所有人都不满意，只是忍气吞声吧了。
这一年米船、英吉利船都根据去年的约定频繁到访扶桑，造成了一些争端和动荡，初步显示出了约定的不良后果，这导致很多大名和幕臣都改变了原本的看法，齐昭一系声势也因此大涨。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虽说齐昭等人当时确实是反馈签署约定，但这过了一年齐昭一系又翻出此事来，只能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有所图。
其实，在嘉永七年（1854年）四月十日，《扶桑米国和亲约定》签订不久，老中首席阿部正弘就上书要辞官谢罪，但被公方样家定挽留。
这次齐昭一系又再次攻击此事，阿部自然无颜留任，再次请求辞官。
但事情的结果却是：和历八月四日，阿部依然留任老中首席，当初明确支持签署约定的两位亲藩大名出身的老中松平乘全、松平忠优被罢免。
结果如此扑朔迷离，自然引起猜测：
有说是“阿部侍从和水户老藩主达成秘议，准备息事宁人”；也有说是因为齐昭一系上书中指明弹劾松平乘全、松平忠优两人的，反正众说纷纭。
之后拔出萝卜扯出泥，当日支持签署预定的大名和幕府重臣可也是不少，消息传开后，这些人也开始纷纷上书，替罢免的两位老中争辩。
造成这种反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参觐交代是隔年到江户来，齐昭一系上书的时候，很多大名和远国奉行们都不在江户，所以不知道这件事；
二是知道的也没太在意。
毕竟，在当时签署约定前，幕府曾专门开评定会讨论此事，按理说，除非是大错特错、出现了什么大纰漏，否则此事不应由哪位老中承担责任。
尤其是当初阿部老中以首席的身份已经辞过官、谢过罪了，再揪扯这个未免有些不合人情。
所以，很多人认为此事将不了了之，最多就是罚俸做个样子，所以很多人并未在意。
但松平乘全、松平忠优真被因罪罢免了，这就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了。
因此，自安政二年（1855年）八月起，齐昭一系的咄咄逼人导致对手开始抱团抵抗，而幕政的争斗由此开始升级。
第四章 激烈的内斗
安政二年（1855年）八月，因齐昭一系的压力，支持与西洋诸国签署约定的两位老中，松平乘全、松平忠优，被罢免，但此事引发了对手的激烈反弹。
谱代大名、大身旗本势力开始抱团，并很快做出了反击——同年十月，齐昭一系提出的老中人选未被采纳，而支持两位被罢免老中的佐仓堀田家主正睦升任老中，并主管与外国的交涉事务。
同月，江户大地震爆发，心力憔悴的阿部侍从正弘将老中首座让与堀田，而自身退任胜手方老中。
这样的政局反复是权势架构重塑的必然结果。
嘉永七年，也就是安政元年（1854年）六月，面对西洋诸国的压迫，幕府不得不提出举扶桑一致的口号，希望联合所有势力共度难关。
当时老中阿部侍从等人规划的是挺好，希望引入德川亲藩齐昭一系的力量后，能增强幕府的实力和影响力，进而网罗原本处于权势边缘的势力——京都小朝廷和外样大名，从而一箭三雕，既能保证局势的平稳，而且还能维系幕府的主动，顺便可以压制幕府内部食古不化的臣子。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水户老藩主齐昭复出后，确实声势不小且支持者众多，但齐昭一系却莫名其妙地抛弃了默契，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幕府中枢老中评定会。
于是，本来可能出现的大好局面变成了一锅粥——亲藩、谱代大名和旗本不但不能精诚团结，反而幕府内部先打起来了！
安政（1857年）和历七月，在直秀赶往江户请罪之前，白主奉行所内部进行了局势推演，当时江川英敏代直秀说出了齐昭的各项不足：
首先，意气用事是齐昭的最大问题。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可恃才傲物的齐昭偏不——复出前与老中首席阿部侍从建立的默契，没多久就被他自己破坏掉了。
齐昭于弘化元年（1844年）就退隐了，水户家主之位也交给了儿子庆笃，为了让他复出参与幕政，阿部推动幕府于嘉永六年（1853年）任命他为海防挂。
可在复出的第二年，齐昭因为对《扶桑米国和亲约定》的签订不满，他自己把海防挂辞了。
后来，在阿部的努力下，幕府又任命齐昭监督水军建设。
但因树敌过多，兜兜转转之后，齐昭一系却一直没有拿到什么重要的役职。
如今扶桑的治政由幕府执牛耳，而幕政的两个中心是公方样侧近人和老中评定会——侧近人等近侍靠影响将军而拥有最终决策权；老中评定会是幕府各种役职的顶峰，拥有行政权。
本来，因为齐昭名气大、身份高，而且将开国弊端说得清清楚楚，白主众人对他印象很好，可时间一长，直秀等人发现这位是猛将而不是帅才。
齐昭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支持的人多，有人望；身为德川家顶级亲藩，有名位。
可人望、名位两不缺的齐昭，一直纠结于具体事务的对错，完全抓不到重点
就拿罢免两位老中来说吧，赤膊上阵是第一不可取，而齐昭一系没拿到空出的老中役职更是个笑话！
从提出“举扶桑一致”起，阿部一系已经扯开了幕政专断的口子，只要齐昭耐心和他配合，将军侧近人也好，老中也罢，这两种顶级役职一定会
让出一些位置给齐昭一系。
可齐昭非要通过弹劾这种激烈的方式，完全是画蛇添足、过犹不及。
是，与西洋诸国签署的约定有一些弊端，但你非要拿这点做文章，徒然树敌而已——完全可以先忍耐一下，等到自己一系掌握大政时再做纠正。现在可好，要知道当时支持签署约定的大名和幕臣很多，齐昭一下子就把这些人都推到敌人的位置上了。
非对即错，这样的人执政，政局能平稳么？齐昭一系的激烈手段导致了很多人的担心。
于是很多人的立场由中立变成了反对，导致两个老中被罢免但齐昭等人一个空出来的位置都没拿到！
作为成熟的治政家，妥协和利益交换是难免的，但齐昭过于意气用事，给自己额外增添了很多不必要的困难。
齐昭的第二个弱点是大略不通。
当然，这也是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的问题。
既然提出了举扶桑一致，那么原有的权势架构就要改变：
原本的幕政架构里，将军侧近人和老中是顶级役职。
激进的改变方式是另起炉灶，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但这容易引发大的动荡，各方难以达成一致。
而较为缓和的办法是换人——架构不变，但放宽人选的来源，让更多的大名甚至外样大名来担任这两种役职，达到广泛参政的目的。
在直秀原本的世界里，幕府后来先是采用了缓和的办法，发现没有收到成效后，不得不又采用了激进的方式。
但直到安政二年（1855年）年底，齐昭一系一直拿不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架构改变大略，只是不断地上书攻击执政的老中等重臣。
大家盼望的是解决问题的法子，不是希望挑错——治政的对错有时很难判断，需要长时间验证，因此白主等人认为齐昭一系“大略不通、方向有误”。
而且齐昭一系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水户学说中的尊王及尊崇神道。
水户学说是扶桑国学的分支，当时与之相对的是儒学——幕府当时的官学昌平簧教授的是朱子儒学。
其实两者不无相通之处，都讲究尊卑和守礼。但水户学说自高自大，为了证明扶桑优秀将皇室神话。
不知道齐昭是真的遵循水户学说还是为了限制幕府，总之，在他的推动下，齐昭一系要求幕府在对外交涉上要取得皇室的支持。
在一开始建立德川幕府的时候，通过《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幕府逼迫皇室“委托大政”于己。按后世的话说，扶桑小朝廷连橡皮图章都做不到，幕府法令只是走个形式到京都报备而已。
黑船来访后，阿部侍从等人出于长远考虑，为防止南蛮诸国及有心人以皇室的名义搞事，开始拉拢扶桑皇室，在提高待遇的同时也开始装模作样地向京都请示——《扶桑米国和亲约定》签署后，京都小朝廷表示不满，但阿部等老中也只是多加解释而已，并未怎么重视。
可齐昭一系，不断以皇室的名义对执政幕臣尤其是老中们施压，导致扶桑皇室的影响力日渐扩大——毕竟是皇室“委托大政”于幕府，如果实力派得到京都小朝廷的支持，极端情况下是可以起兵挑战幕府的，这就是扶桑千年流转的所谓“大义”。
通过这个限制幕府的权威，因此诸多外样大名也支持齐
昭尊王的主张。
但对于德川家的诸多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旗本来说，这无疑是“太阿倒持，授柄于人”，大家再怎么内斗也不能便宜外人啊，所以齐昭在幕臣中有吃里扒外的嫌疑。
至于尊崇神道，和尊王一样，都是水户学说基于自大扶桑而发扬光大的——神道是扶桑本地的，佛学是外来传入的，“内外有别”么。
但扶桑佛学兴盛，上至公方样下至百姓、町民，十之**都是佛徒，而神道信徒寥寥无几——倒不是不信，而是浅信徒众多，看见了就拜看不见就想不起来那种。
齐昭出于自己的倾向，在幕政中大力推崇尊王及尊崇神道，自然引发了不少人的不满。
因此，声势浩大的齐昭一系是亲友团、政见相同及投机者组成的，其实凝聚力非常之差。
有这些不足，自然被直秀等人看轻，后面的幕政争斗发展也坐实了这种看法。
安政二年（1855年）八月，老中松平乘全、松平忠优被罢免，但当年十月，新任的老中堀田正笃依然是齐昭的死对头。
不久，江户大地震爆发，阿部侍从正弘将老中首座让与堀田。之后堀田带人处处于齐昭等人针锋相对。
尤其是与西洋诸国的交涉中，崛田一系大占上风，开国通商的基调已经形成——安政三年（1856年）十月，取消海防挂，新设置外国贸易挂，显示幕府已经下定了开国的决心。
安政三年（1856年）十一月公方样家定与岛津家的公主笃姬缘结。因为岛津家主齐彬是齐昭一系的人马，就此扳回一局。
迟迟拿不到幕政大权的齐昭一系，于安政四年（1857年）五月上疏切谏，“溜直诸藩德川氏设大老、老中二职，大老时有废置，老中常执政权，又撰诸亲藩轮值议政，日溜直”。
之后，有多名幕臣上书要求公方样立嗣。
幕政争斗就此白热化，集中在公方样世子和幕府大老两个人选上——“大老”是幕府非常设役职，位在老中之上，是公方样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齐昭一系支持的人选是世子一桥庆喜、大老松平松平庆永，而崛田等人支持纪州藩主庆福出任西丸样，同时对大老的设置十分抵制。
同年六月，胜手方老中阿部正弘病危。少了原本居中调和诸方的阿部，齐昭一系和崛田等人的争斗更加失去了控制。
当月，在笃姬入主大奥后由正笃更名为正睦的老中首席崛田正睦，取消了齐昭监督海军建设的差事，从此齐昭被隔离于幕政之外。
七月，在英佛联军与中华的亚罗号战争不断扩大之下，幕府废除外国贸易挂，设立外国奉行役职，开始准备与米人特使哈里斯进行通商交涉。
十二月，在齐昭一系的激烈反对下，《扶桑米人通商约定》草约完成。
安政五年元月，首席老中兼外国事务总裁堀田正睦、勘定奉行兼外国奉行川路圣谟，两人启程前往京都，向小朝廷申请约定的敕许。
在这之前，齐昭、堀田正睦两派人马早就派人到京都活动，除了约定事宜外，还包括了西丸样人选的敕许——将军世子的人选本是德川家的内政，过往只是走个过场，幕府报备朝廷就会立即颁旨同意。但如今在齐昭一系的支持下，京都小朝廷居然有可能就此发表意见，真是活久见！
第五章 尘埃落定
齐昭一系推崇扶桑皇室终于酿成了苦果——当然，齐昭等人可能还志得意满，认为这是坚持了自身主张、终于对与之不和的幕府老中们做出了反击。
安政五年（1858年）三月，廷臣八十八卿列参事件终于发生了：
出于对开国通商的恐惧，在获得齐昭一系的支持后，京都小朝廷拒绝了幕府申请的赦许，正式对《扶桑米人通商约定》说不！
以公卿久我建通、中山忠能、三条实爱、岩仓具视、大原重德等人为首，八十八位所谓的堂上公家集体当面向皇室请命，之后又有一百五十余中下级公卿上书声援，最终使幕府首席老中堀田正睦等人无功而返。
自德川幕府建立以来，这是二百多年来重未发生的大事——京都小朝廷第一次明确拒绝了幕府的重大请求！
因此事幕府的权威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但出于左右逢源的想法，扶桑小朝廷并没有彻底倒向齐昭一边——在继嗣问题的内敕上并没有体现出倾向。
四月二十一日，出使京都的堀田、川路、岩濑等人回到了江户，得知结果的幕臣纷纷哗然，“一向软弱的小朝廷居然拒绝赦许，谁给他们的胆子！”
因此矛头自然指向了一直号召尊崇皇室的齐昭一系，而且相当多的“忠义”幕臣开始对堀田一系不满，认为其过于软弱才给别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四月二十三日，不满齐昭一系的幕臣联合起来，将彦根藩主井伊扫部头直弼推举为“大老”——根据传统，大老是幕府在非常时期设立的役职，仅设一人，统辖政务、决策机要，位在老中之上。
在此之前，幕府一共有十一任大老，而任命都发生在幕政动荡不安之时。而之前井伊家已经出了六任大老，并且在任上都有所作为，因此新任的直弼被视为挽救幕政危局的希望。
其实，原本大老人选呼声最高的并不是井伊，而是亲藩福井松平家主庆永——自安政四年（1857年）五月起，齐昭一系频繁上书推荐庆永担任此役职。结果一年后，井伊横空出世，将松平庆永挤到一边。
井伊扫部头的上任，宣告了幕政的重大调整，而齐昭一系插手幕政中枢的企图彻底失败。
同时，近几年幕政争斗的焦点——公方样世子的人选和通商约定是否签署，也因井伊的上任而确定了最终结果。
但在这两件事尘埃落定之前，直秀却挨了大老井伊上任的第一刀。
去年，安政四年（1857年）七月，白主大胜入侵的鲁西亚水军，将四艘战舰里的三艘打沉，击毙、俘虏大部。之后，白主奉行崛直秀主动到江户等待幕府处置，但因鲁人一直未前来交涉，此事一直悬而不决。
安政五年和历五月，新任的大老井伊扫部头带头对此事进行了决断——白主依理反击，大胜有功，奉行所诸人皆有封赏：
其中，白主奉行崛直秀赏知行一千石，崛家一跃成了两千两百石的大身旗本；
白主奉行并江川英敏也增加了两百石，石高成了八百；
而且，在取得直秀同意后，幕府将大久保利济、村田永敏、中滨万次郎三人由陪臣变为旗本，家禄都是五十石——大久保是白主町奉行，村田是陆上大番头，中滨万是水军大番头，三人都是奉行所中坚。这明摆着是幕府要收权，直秀哪敢不同意。
同样，白主的其他组头、番头也被转为德川家的御家人谱代。
至此，从形式上看，白主奉行所和其它远国奉行所一般无二，彻底纳入了幕府的掌握。
按理说，幕府“大老”掌握大
政，一个小小的远国奉行所还惊动不了这样的大人物，但因为涉及与南蛮鲁西亚的争斗，井伊扫部头出面过问也出师有名。
而此事完结后，取得的效果非凡：
人所众知，大老井伊的倾向是开国通商，与要求强硬对外的齐昭一系不睦。但他一上任就奖励了与鲁人开战的白主，丝毫不顾及南蛮人可能的反弹。
井伊此事办的依理依例，连齐昭一系都无话可说，于是在幕臣中声望大涨。
但被从身上刷了声望的直秀就倒霉了——虽然升了家格，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他却被留在了江户，以旗本寄合席等待新的任命，白主奉行的役职正式转给了原本的副手江户英敏。
旗本寄合席又称交代寄合，是给予一些重要幕臣以等同大名的位格，方便这些人参与幕政。
一部分的旗本寄合是家格，也就是无论家主是谁都是这个待遇；还有一部分就是直秀这样，只是个人待遇——比如直秀万一挂了，他儿子福太郎就享受不到这个旗本寄合的资格。
成了闲置的旗本寄合后，直秀只能结束“因病休养”，然后在每月的月初几天登城议事。
不过他出身低微，大名和幕臣都不怎么愿意理他，所以他只能在柳之间装透明人。
按理说，直秀不至于如此凄凉。
但也不知道是身体一直不好还是直接忘记了直秀这个人，公方样家定一直没有召见直秀。连恩旨时，也是高家代为进行的。
而作为御医的伊东玄朴最近也很忙——人一直待在江户城不回家，与直秀之间连书信都断绝了。
长崎奉行小栗忠顺今年在国不在江户，而兼任了外国贸易挂的坦庵先生，则忙于在韭山炼钢铸大筒，早就请旨等闲不回江户。
至于和白主交好的四家大名：
岛津家主齐彬今年没有参觐交代；
佐贺的算盘大名则对直秀不冷不热——锅岛齐正是新任大老井伊扫部头的好友，此时春风得意，哪里顾得上理直秀这个小虾米；
至于宇和岛的伊达宗城，倒是不愧其长袖善舞的名声，对直秀很是亲热。但宗城是齐昭一系的大将，直秀不愿意参和两边的争斗，所以交情也一直没热起来。
而最让直秀失望的是则是土佐山内家。
虽然山内家主丰信举止豪爽潇洒，依稀间有了未来贤侯的风彩，但他于去年拿下了吉田官兵卫参政的位置——要知道官兵卫是直秀和小栗忠顺的好友，因此直秀对丰信难免有了隔阂。
在凄凄惨惨戚戚中，直秀在和历六月初渡过了自己的第一次登城议政。
之后好事坏事一起来了：
好事是，老友相遇——白主奉行所的大久保利济、村田永敏、中滨万次郎三人到江户受封。成为旗本可是大事，他们接到幕府旨意就立即赶来江户了。
可没成想，和直秀升任旗本时一样，他们也没见到公方样，只有诘众出面对他们抚慰了一番。
三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离开江户城后就跑到直秀这里吐槽。
白主虽然违禁的事情越做越多，但一直没有直接涉及到谋逆。
对此直秀一直向大家灌输，“幕府施政过于保守，白主为未来别开生面而已。”这种谎话说的次数多了后，大家仿佛找到了依托；再加上白主奉行所的多数所得都投入军势和民生，用来努力抗击鲁西亚，因此骨干们在表面上都相信了。
不过这事到底瞒不过明眼人，而大久保、村田、中滨都是一时之杰，他们和直秀对此心照不宣而已。
虽然如此，幕府几百年的威望依然对他们有很大影响，因此没有见到公方样，对自诩为英杰的这三位依然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虽然知道自己未必会受到重视，但结果真如此这般，心高气傲的这三位也难免感到挫折。
不过，这些和另外一件事比起来，只算小事一桩而已。
1858年5月20日英佛联军攻陷唐人的大沽炮台，26日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津门城郊。
这件大坏事很快经咸亨洋行传入扶桑，同时米人特使哈里斯也借传递这个消息的机会给幕府施压。
幕府依然按传统对外保密此事，但江川英敏早就派人密报直秀了。
在参觐之前，为避嫌大久保、村田、中滨三人没有登门拜访直秀，但礼毕之后，他们再也压不住忧虑，立刻登门与直秀商讨应对办法——转仕前或许另有说法，但成为旗本后，三人和直秀同殿为臣，相互交往也就正常化了。
对于一个多月之前发生的事，直秀也很挠头，唇亡齿寒啊，一海之隔发生如此巨变，要说对扶桑没有影响，那小孩子也不信啊。
商议过后，四人一致认为鲁西亚会借此良机讨还一箭之仇。
离开崛家屋敷后，三人立即上书请求返回白主。而幕府这次允许的很快，和历六月中旬三人启程返回北地备战。
同时，唐人受挫的影响也终于严重干涉到了幕政的走向：
等和历七月二日登城议政的时候，直秀和众多大名、幕臣一起忽然得知了几个重大的消息，一时集体失声。
六月十九日，在没有朝廷赦许的情况下，幕府与米人特使哈里斯正式签署了《扶桑米人通商约定》；
同时，幕府中枢正式确认，“原御三家之一的纪州德川家主庆福被立为西丸样”。
至此，争论了好几年的两件幕政大事终于尘埃落定。
而这两样还不是全部，公开通报的消息还有：
一个多月前，英佛联军大败邻国唐人于津门，中华国都因此危急；
五老中联名上疏——在和米人签署约定的第三天，六月二十一日，堀田正睦、松平忠固、久世广周、内藤信亲、胁阪安宅五老中联名上疏京都小朝廷，声称“不等敕许是随机应变的处置。因形势所迫，如失去签约机宜，则英佛舰队必来，扶桑有重蹈邻国覆辙之虞”；
两老中被罢免——六月二十三日，两位老中堀田正睦和松平忠固因拖延签约之罪被罢免；
四亲藩受责——六月二十四日，四位御连枝大名因无故登城被呵斥。当日水户德川两任家主齐昭、庆笃已经尾张德川家主庆胜、越前德川家主庆永，登城质问与米人的约定签署，因非登城日登城，最后大老井伊出面对四人进行了呵斥，暂时禁止四人登城议事；
而最后一条重大消息是鲁西亚战船压境——鲁西亚四艘战船已到中华香江，估计不久就会前来扶桑问罪。
一个接一个的震撼消息把大家都惊呆了！众人再也顾不得礼仪，纷纷议论开来。
虽然四位首领都被禁足，但齐昭一系的其他人依然发起了对幕府中枢的质疑，于是当日和次日的幕府大朝会变成了你来我往的争吵。
不过，七月四日最后一天的大朝会里，一切终于有了结果——幕府正式宣布，齐昭“永蛰居”、庆笃“谨慎”、庆胜和庆永“隐居、谨慎”。
隐居就是家主退位，而谨慎则是闭门思过。
至此，以齐昭一系的惨败告终，持续了五年的幕府内部争斗开始告一段落。
第六章 西洋式裁决
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四日的幕府大朝会中，齐昭一系惨败。
但这和直秀没啥关系——即使齐昭本人对他开发北虾夷地和反击鲁西亚入侵有所赞誉，但实际上直秀和齐昭一系向来没啥牵扯。
真正令直秀头疼的是，鲁西亚战船压境，那他这个最先挑起双方争端的人，到底何去何从，现在就成了大问题。
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还没等直秀喘口气，韭山的噩耗传来，因劳累过度，坦庵先生于和历七月四日骤逝。
直秀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拜访了小普请支配，要求到韭山探望。可一直到七月十五日坦庵先生的灵柩回转江户，他也没拿到相应许可。
倒不是幕府不近人情，而是直秀走不开——和历六月上旬，鲁西亚、英吉利两国特使前后来访江户，除了通商约定的交涉，白主之战的争端也成了交涉中的重点议题。作为当事人的直秀，自然无法脱身。
1857年8月鲁西亚入侵白主，然后因轻敌而被打败。此事非常清楚，幕府有照片及鲁西亚被俘水军的供词为证。
不过，鲁人特使伊格那提耶夫坚称这是一面之词，按他的话说，是鲁西亚水军最近海盗上岸，然后毫无防备地被扶桑方面突袭。至于供词，则是严刑拷打下的产物，完全不足为证。
因此，他要求幕府道歉赔款并严惩当事人。
不过鲁人特使接着犯了大错——他见交涉对手态度软弱，居然狮子大开口，提出扶桑要将北虾夷地割让给鲁西亚。
幕府本来准备息事宁人，哪怕陪些钱服个软都认了，但鲁西亚特使这样颠倒黑白且贪得无厌，彻底引发了重臣们的反感，前往交涉的外国贸易挂们一改之前的忍让，态度也强硬起来。
按交涉首领川路圣谟的话说，“委屈是为了求全，但‘全’已不可得，委屈何为！”
幕府这种态度变化其实也受到了外来因素影响：
一个多月前，英吉利佛兰西联军大败唐人，津门约定草案已成，消息传来举扶桑为之震动。经过评定后，幕府决定开国通商，以免“重蹈邻国之覆辙”。
但没成想，事情又有了反复：
咸亨洋行派蒸汽快船来报，西洋历1858年6月25日，英佛联军十二艘战船再攻大沽炮台，但结果惨败，连提督james hope也身负重伤。
听说这个消息后，相当多幕臣的态度又动摇了，觉得即便开国通商，也无需让步太多。不过最终还是原本“不可开无谋之兵端以亡人寿”的观点占了上风。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鲁人特使居然提出割地的要求！
明明是入侵，结果颠倒是非不说，还如此过分，一下子就将幕府逼到无法转圜的死角——入侵失败还提出要割地，灭亡扶桑之心可以说是毫不掩饰，这下连最持重的幕臣都无话可说。
不过，立即翻脸不是首选——幕府还是没有这个胆魄，因此决定请米人、兰国、英吉利三家特使帮助协调。
此时，三家特使不都在浦贺：
米人特使哈里斯，从安政三年（1856）七月来了下田就没走；
兰国特使库尔求斯，是嘉永五年（1852年）六月
到长崎接任的兰国商馆，之后被任命特使，今年三月到江户参拜公方样，如今已经回到长崎，正在和小栗忠顺等人商讨通商约定；
至于英吉利特使额尔金，则是紧随鲁西亚特使来的，如今人在浦贺的战船上。
此时是和历六月下旬，幕府与米人的通商约定已经签署了，而与英吉利的约定还在协商。这时请英人协调，额尔金必然会借机要求好处，但如今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
兰国特使远在长崎暂且不提，米、英两位特使，在得到幕府的拜托后，积极展开了活动，没几天就通知幕府，事情有眉目了——鲁西亚人同意组建四方协调会议，专门就白主一战进行讨论。
协调会采用西洋法庭程序，米、英特使为裁判官，待鲁西亚、扶桑各自提交证据后~进行裁决。
不过，江户上下都不看好这种形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家同文同种，胳膊肘怎么会往外拐，最后还不是扶桑自己人吃亏！
其实幕府对此也有所准备，在开庭之前已经和各方达成一致，“协调会只能裁决对错，不能决定具体赔偿额度。”
也就是说，裁决完谁对谁错之后，鲁西亚和扶桑两方商谈赔偿事宜。
说白了，因为鲁西亚人不讲理，幕府又不愿意开战，就是找这么一个台阶缓和一下而已。
此事在各方都引起了轰动，申请旁听的人很多，最后协调会决定，借用浦贺奉行所的官厅，旁听人数为三十人，其中的一半由幕府自行安排，另一半由西洋三国自行决定人选。
在请扶桑方面熟悉程序后，和历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二十一日，协调会开庭，原告为鲁西亚特使伊格那提耶夫，被告为前幕府白主奉行崛直秀。
过程果然不出幕府众臣所料，作为裁判官的米人、英人，对鲁西亚多次偏袒。
其实，幕府准备的很周全:
从去年直秀到江户待命以来，照片、被俘鲁西亚人的供词、引发事端的商船上下、白主的相关证人都被聚集到江户——直秀把事情都抗在自己身上，所以白主的骨干牵扯进来的不多，只是十几名足轻、町民、渔民和码头工被牵扯进来而已。
不过任你如何严谨周密，奈何人家鲁西亚人不讲理啊。
鲁人的状师利用其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不少歪理邪说：
他一口咬定当时是鲁西亚水军追赶海盗才上了的岸，言下之意暗示白主窝藏海盗；
而涉事的扶桑货船，早已经被鲁西亚水军击沉在码头，因此死无对证，把幕府派给直秀的状师箕作阮甫、杉田成卿气的七窍生烟；
至于被俘鲁人的签名供词，鲁西亚状师以受人胁迫为理拒不承认，还让几名被俘过的水军当庭翻供，表示白主对其多次虐待，供词是严刑拷打之下的产物；
白主方面的证人，也被他以利益相关为名多次质疑；
最可气的是，提供的照片也被对方质疑为摆拍。
“那什么才能算确凿无误的铁证？！”
面对扶桑状师的提问，英米的两名裁判官哑口无言。
但抓住程序正义这个借口，两名裁判官还是宣告扶桑方面的多项证据和证词无效。
庭三天之后，连旁听的西洋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退席以示抗议——至于幕府安排的十五位听众，早就被以扰乱纪律的名义被赶光了。
眼看局势一步步恶化，直秀不得不亲自出马。
说到底，箕作阮甫、杉田成卿两位蕃书调所的教授，对西洋法学还是了解不多，并不能体会“程序正义”和“有理有据”的法学精髓。
反正这两位自己也觉得不成了，在禀告幕府后，直秀开始自己给自己辩护。
他以万民法《战争与和平的权利》及《万国公法》为依据，从战争制度与战争法规、海洋通行、临海限制、人身保障等方面与鲁西亚人舌战。
首先，他以当时英吉利船长詹姆斯出具的文书为证，证实白主奉行所未曾虐待战俘；
其次，他从国际惯例出发，说明鲁西亚水军登陆为非法行为——虽然鲁人状师辩称白主首先炮击鲁方战船，由此才引发战端。但当时鲁西亚和扶桑没有任何约定，入侵领海一事无论如何也洗不干净。
最后，鲁人恼羞成怒，表示白主水军先于公海开战，此言一出，哄堂大笑——扶桑水军弱的出了名，谁也不信他们敢主动攻击外国战船！
因此在两天里鲁西亚人都溃不成军，因此鲁人特使于和历六月二十六日申请休庭。
至此，争端的交涉告一段落，据说连英米的两名特使都私下表示，“继续下去的话，幕府赢面很大。”
而旁听的西洋众人也对扶桑大有改观：
直秀的英吉利语流利是一回事，这代表扶桑并非一个完全封闭落后的国度；
更令这些人惊讶的是，扶桑居然有人知道万民法的两部经典《战争与和平的权利》及《万国公法》！对此怎么说呢，就好像在土人部落发现火枪一样令人惊奇！
不过，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意料的进一步恶化了！
六月二十六日休庭的深夜，鲁西亚的五艘战船赫然拔锚北上，在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而且鲁人特使也不见了，这引发了幕府很大的不安！
江户此时已经有了蒸汽战船和大一点的风帆战舰，但经过仔细斟酌后，幕府中枢还是没有派战船跟随——这是怕鲁人故意挑起战端。
最后，于六月二十七日下午，浦贺水军派了两艘高速通讯船紧急赶往箱馆和白主报信，也不知道来不来的及。
幕府也曾专门向米人特使哈里斯和英吉利特使额尔金求助，结果两人都表示鲁人未曾通报去向，并安抚使者，“鲁西亚也是文明国度，不必妄自揣摩。”
但不安的预感一直笼罩在江户幕臣的头上。
但不为众人所知的幕政内斗此时已经达到了顶峰，之前，和历六月二十三日两老中被罢免，六月二十四日四位御连枝大名被呵斥，所以也无法采取更多的措施，只能挨一步是一步了。
七月二十二日，北地的消息终于传回江户，鲁西亚果然出手了——七月七日鲁人水师攻击箱馆，四天后又攻击了白主。
因为同时也有北地的飞剪商船返回，所以消息没有封锁成功，在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江户，一场大动荡因此发生！
而一直闲居的直秀也终于等到了苦盼已久复出的机会！
第七章 箱馆之战
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七日上午，鲁西亚五艘战船兵临箱馆。
实际上，鲁西亚水军在西洋诸强里是比较弱的：
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就显示出鲁西亚水军的落后——蒸汽战舰很少，且火炮陈旧，最先进的炮弹也只是球形的纳西莫夫爆炸弹。
但扶桑积弱已久，这只“弱小”的风帆分舰队依然不是小小的箱馆所能抵挡的。
随后发生的箱馆之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有江户快船提前一天到港通报，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堀利熙等人的应对依然十分无力，甚至可以说是自乱阵脚。
作为箱馆奉行，堀利熙当时亲自上门向米人求助，但在箱馆的米人首领却拒绝帮助转圜。而且，随后米人船只全部紧急离港，这反而加剧了箱馆的人心动荡，不但其它船只在一夜之间跑了个精光，随后甚至出现了扶桑居民连夜从陆路逃难的。
在鲁西亚战船真的出现时，箱馆守军的士气已经被自己人折腾的差不多了。
说起来，此战中扶桑的人数并不吃亏：
鲁西亚的兵力是，战船五艘，其中三级风帆战列舰2艘、五级风帆巡航舰1艘及武装补给船2艘，火炮总计186门，船员1530余人。
而箱馆经过总动员，番组的人数是2500左右——箱馆奉行所500多人，奉命护卫箱馆的两家大名各有千人。
其实从去年秋季开始，因恐惧鲁西亚报复，箱馆就加强了戒备，但因为家底薄，虽然筹划了近一年，结果却依旧是差强人意：
这二千多人里，只有幕府的番组使用的是自制的前膛线膛步枪，守卫内外台场的津轻家和戍卫箱馆的松前家，这两家番组全部用的是滑膛燧发枪——就这，还是幕府支援的结果，不然足轻们用的恐怕还是冷兵器和火绳枪呢！
至于火炮，除了江户送来的前装线膛炮、拿破仑炮各四十门，其它大筒都是战斗力可疑的老式青铜炮。
按理说，扶桑一方的纸面战力不错，但包括箱馆奉行堀利熙在内，所有人都没啥信心——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别说武士了，连町民都知道不成，否则他们也不会连夜逃跑了。
人所共知的弱点就有好几个：
第一就是人和不成。
这倒不是说幕府和两家大名之间有啥龌蹉。相反，无论公事上还是私下里，箱馆奉行所众人和协助戍卫的津轻、松前两家武士的关系都不错。
但这关系不错没啥用——关系不错是个人交情，而三家内部都极度重视尊卑， 武士的家格高低决定了地位高下，至于能力嘛，则位于家格之下。
这还能有个好！
地位越高的武士大老爷，越重视风雅之事，就算有少数喜欢兵法的，也是纸上谈兵的多。
而且，虽然这几年兰学兴盛，西洋兵法也慢慢流传开来，但毕竟时日尚浅，导致精通军势的人才不多。
可就算有人精通西洋兵法，也难以推广。
就拿熟稔兰学兵法的武田斐三郎来说吧，他是箱馆的诸术教授役，按理说在军势上他的发言权应该很大。
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举个例子吧，武田跟松前家的人私交不错，可一提西洋兵法，他也没辙——松前家很多武士是市川一学的弟子，而高崎藩的市川又号称是此时的天下三大兵法家。所以只要武田一提军制变革，松前家武士就会拿他的说法与市川传授的相比较，一旦发现不同之处就漠然视之。
而这还是给面子的做法。
有不给面子的武士，直接当面反驳武田，说我祖上如何如何——而这话就没法接了，就算委婉地说“此一时彼一时”，但也是驳斥了人家的祖上荣光不是。
因此，虽然拿着新式的西洋武器，但平时操练中，各家还是自行其是，其中刻苦练习弓箭、木枪和长刀的还是占了大多数。
其实这还不是最让箱馆奉行堀利熙等人头疼的——以为毕竟这些人还是苦练本领了么。
更多的武士连冷兵器都不练，天天就是喝酒玩耍。
要知道箱馆可是有不少阿依努土人的，落单的足轻和土人发生冲突时，被打的抱头鼠窜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番组的战斗力在众人眼中实在可疑。
其次么，是人穷气短。
西洋军械需要大量的操练才能熟悉，可这样的话，要大量耗费炮弹、铅弹、黑药。可箱馆奉行所虽然有炼铁所、石炭矿等进项，但花钱的地方更多，大规模操练还是承担不起。
幕府的奉行所尚且如此，相比之下更没钱的御番两家就更不必说，因此西洋兵器大多时候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平时不操练临时抱佛脚，傻子也知道不靠谱啊。
可这些相比一点都不算啥了——箱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得力战船！
战船是有，幕府特意划拨了两艘大船和四艘小船。
可幕府自建的“大船”和西洋船比起来却又成了小船——扶桑目前自建的西洋战船只有四千余石（500多吨），而西洋人的主力舰大都是近两万石（2000多吨）。这差距将近三倍，打起来的结果可想而知。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因此不但箱馆町民知道打不过，奉行所和御番两家也知道这次危险了。
鉴于米人不肯帮忙转圜，因此经商议后，箱馆奉行堀利熙决议“后发制人”——说是后发制人，其实就是躺倒任嘲。
在堀利熙的要求下，为避免贻人口实，箱馆内外台场、各番组不得号令不准随意开火。
其实，堀利熙这也是没办法，组头河津祐邦、调役并铃木孙四郎、下役元缔山口显之进和诸术教授役武田斐三郎等人都说没法打，他能怎么办？
不过箱馆也不是完全放弃了抵抗，奉行所和御番两家偷偷准备了一个十面埋伏的计谋，准备引诱鲁西亚人上岸深入，然后学去年白主“围而歼之”。
想的挺美，奈何鲁人不上当啊。
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七日上午，鲁西亚五艘战船出现在箱馆外海，随即一艘战船直奔码头而来。
箱馆水军的两艘小船迎头进行了交涉。
可谁知道，还没等交涉完毕，“轰隆”一声，鲁西亚战船就突然爆炸起火，
鲁人船队随即发动了猛烈炮击！
无奈之下，箱馆奉行堀利熙立即点火生烟通知各台场进行反击。
正如预料的那样，线膛炮虽然射距占优，但操练不多导致准头差劲，而鲁人的舰炮十分强劲，打的既准且狠——据武田斐三郎等人推断，至少有八门轰击炮，而且使用了纳西莫夫爆炸弹。
打到下午时，箱馆外围炮台大部分都哑了火——因为白主推荐的火山灰水泥加铁板、铁条的工事十分坚固，被彻底摧毁的倒是不多，但炮弹尤其是尖头炮弹全部都打光了。
鲁人经过试探发现不是诱敌后，开始了登陆作战，从此战局开始对扶桑不利。
在舰炮的掩护下，鲁西亚将津轻家戍卫台场的番组很快击溃，箱馆外围的辩天岬台场易手。
接着，战斗开始蔓延到码头。
让人失望的是，自始自终鲁西亚人都没有深入，用舰炮和康格里夫火箭码头和附近的建筑全部化为火海之后，鲁西亚战船就在天黑前向东方撤离了。
向西是攻击松前，向东嘛，估计是前往白主——虾夷地和北虾夷地港口虽然众多，但值得攻击的就这三处，好猜的很。
不过，堀利熙没时间担心别人，他正组织人员救火呢。
至于报信，战斗刚开始，通信船就前往松前和白主告警了——两“大”四小的战船虽然在之前的战斗中被击毁了，可高速通信船早就躲在远处，最终幸免于难。
这次箱馆之战的结果是，鲁西亚人大占上风：
五艘鲁船，虽然也被击中了几十次，但大体上安然无恙，甚至就连一开始莫名其妙起火爆炸的哪艘船，看起来也无碍航行。
至于辩天岬台场的登陆战，鲁人看起来也没啥大损失。
而相比之下，箱馆方面就惨的多：
箱馆水军的六艘战船全部被击沉，出击的两艘大船上有水军二百余人，大部战死；剩下四艘小船的水夫未参与战斗，反倒得以幸免；
守备辩天岬台场的津轻家足轻死伤三百余人，所有大筒被摧毁——小部分是炮击的结果，大部分是登岸的鲁人干的；
至于守备内台场的松前家和守卫箱馆的幕府番组，死伤倒是不多，只有几十人。但箱馆码头被彻底摧毁，很多建筑也毁于战火——所幸经白主提点，靠近码头的建筑都是工场和仓库，人员损失倒是不多。
经过这一战，箱馆奉行所元气大伤，但好处也不是没有，被鲁西亚人一顿胖揍之后，估计诸术教授役武田斐三郎的话终于有人听了，估计以后推广西洋兵法不难。
至于白主，箱馆奉行堀利熙倒不是特别担心——因为相比箱馆，白主的准备充分得多。
和历六月底，从江户归来的大久保利济、村田永敏、中滨万次郎到访箱馆，当时曾苦劝堀利熙坚壁清野、多多布放水雷。
箱馆众人当时没听进去，现在想起此事来真是悔之晚矣。
但估计白主肯定会这么干，因此损失肯定会比箱馆要小得多。
不过白主的战舰还不如箱馆的多，只有两艘小船，估计也只能光挨打还不了手，说起来真是委屈啊！
第八章 那伊格那提耶夫的野望
在了解情况的人看来，那伊格那提耶夫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少年得志——作为鲁西亚特使，1832年出生的他今年才26岁。出身大贵族不说，其父还深受过世的鲁西亚皇帝尼古拉一世信任，连他自己出生时，也是如今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施洗的。
不过，作为鲁人特使他也不是没有烦恼：
克里米亚战争中鲁西亚惨败，这导致皇帝和帝国威信受损，国内舆论沸腾，不但宫廷之中新老几派内斗不休，连民间的革新浪潮也此起彼伏。
这不是光靠铁腕就能压制住的——克里米亚半岛和欧罗巴领区内,物价飞涨、供给匮乏，连官僚都生存困难，就更不要说领民了；同时战败导致帝国财政困难，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大量增发纸币，但这又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生活艰难，过分的压制只能导致更大的反弹。
而那伊格那提耶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要求他，“灵活、果断地处理东方问题，重新竖立起帝国在世界的威信，以给帝国领民以鼓舞和信心。”
但豪言壮语无法补充实力——虽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年多，但帝国的经济和军势依然在重建中，因此他得到的唯一支持就是八艘战船，其中的三艘还在1857年被扶桑击毁了。
想到此处，那伊格那提耶夫的瞳孔不由自主地收缩了一下，谁能想到，自从黑海舰队全军尽墨后，帝国已经从欧罗巴水军强国的位置上跌到如此危险的地步：
克里米亚战争前，帝国有两大一小三只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鄂霍茨克区舰队。
抛开弱小的鄂霍茨克区舰队不淡，另外两只舰队实力十分强大，堪称是帝国的明珠。
黑海舰队曾经拥有4艘120门炮战列舰、12艘84门炮战列舰和4艘60门炮巡洋舰以及大量辅助战船；而在波罗的海，帝国光战列舰就有27艘之多！
不过，如今黑海舰队已经成了昨日黄花，主力舰在战斗中损失殆尽，目前还在重建中；而波罗的海舰队虽然损失不大，但蒸汽舰的比例太少，根据战争中的经验，战力堪忧。
帝国水军的变革正在进行，但因为时日尚浅，加上身居高位的顽固老家伙们的抵制，目前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但变革缓慢的根本原因还是没钱！
想到这里，指甲刺疼了了伊格那提耶夫，他又想起出使前宫廷中激烈的辩论：
虽然已经卸任了外事大臣，但两任该职的涅谢尔罗捷掌握大权长达36年，扶植的党羽不可胜数。因此，即使作为外事枢密官的涅谢尔罗捷不说话，其手下众多的日耳曼裔外事官依然可以左右局势。
“荒芜的阿穆尔河流域是难以防御的包袱。
阿拉斯加已经卖给了英吉利人，那么，在远东的扩张和继续投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而帝国有限的金库，应该优先照顾忠诚的子民，不应轻掷于冒险之中。”
“不知水深浅，切莫过河。”
“千顶之城曾毁于一支小蜡烛，英吉利人刚刚得到阿拉斯加,帝国在远东的冒险无疑会刺激到英人，从而引发不必要的风险。”
克里米亚战争的大失败，不但导致了非常严峻的财政问题，也使很多大臣和贵族丧失了信心，他们都反对在远东的继续扩张——最起码不能是近期。
而且前面的教训太惨重了：
穆拉维约夫是帝国最近几十年里第一位战死的总督，而其麾下的东西伯利亚，堪察加半岛和伊尔库茨克两个地区，按当地官僚的话是，已
经退回到百年之前的状态，“叛乱不断，渔业、狩猎和粮食种植都已经无法维持。”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854年鄂霍茨克区舰队全军覆没后，加上大量商船、渔场的损失，沿海各领地就事实上基本处于孤立状态。
但更要命的是，以前平叛的主力，哥萨克骑兵，如今却成了反叛的骨干，三年来裹挟大量流放犯，不断袭击各定居点，导致鲁西亚移民纷纷逃离该地区。
之前的高压和残酷，如今显示出严酷的结果，反叛者作战勇敢、宁死不降。
克服交通不便调集的两千正规军根本无济于事，新到的哥萨克骑兵私下里和同胞勾结，完全是出工不出力；而因为机动性的落后，步兵则无法聚歼叛匪。
三年下来，除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外，只有鄂霍茨克、阿扬勉强修复了秩序，其它地区则沦为法外之地。
所幸，东西伯利亚的环境恶劣是一视同仁的，如今叛匪也坚持不下去了，从1858年春季开始，要么北上逃亡，要么只能接受招安。
在1857年新上任的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总督普嘉廷的怀柔政策下，东西伯利亚终于开始恢复秩序。
但经过战争和叛乱，原本十万冒头的人口，如今只剩下几万人而已；粮食输入则严重依赖于外部输入；财政也早就崩溃了，全仗圣彼得堡支援。
伊格那提耶夫是1856年10月离开的欧罗巴，当时谁也没料到，之后的东西伯利亚情况会如此严重。
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如果早预料到这样，那宫廷会议的结果估计会更加不利。”
当时大部分贵族都不愿在战争刚刚平息后就发动冒险，但幸亏新任的外事大臣戈尔恰科夫站了出来：
“没有不带刺的玫瑰。况且，不弯下腰就捡不到蘑菇。”
戈尔恰科夫认为，“既然帝国迟早要回到世界舞台，那于欧罗巴以外在远东另辟蹊径也无不可。毕竟，对手可比英佛等国虚弱的多。”
不过，戈尔恰科夫也同意“不要过分刺激英吉利人”，因此出使的主要目的是“手段灵活地寻求帝国在东方的空间”。
1857年4月，当伊格那提耶夫到达香江后，他欣喜地发现，英吉利已经与唐人开始交战了。
果然，在表明鲁西亚并无联手唐人之意后，英人的敌意大减。
随后自己到处打着调停的旗帜，和米人特使列卫廉一起左右逢源，最终在“亚罗号战争”中捞到了不少好处——除了没有战败赔款外，鲁米两国在1858年《津门条约》中得到的利益与英佛一般无二。
但美中不足的是，英吉利人依然对鲁西亚存有一定的警惕，居然将阿穆尔河口的庙屯列为六大通商口岸之一。要知道，唐人的庙屯就是帝国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这可是以已故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
自己苦劝之下，英吉利特使额尔金依然不肯松口，甚至当着列卫廉和佛兰西特使格洛斯的面，讽刺自己贪得无厌，“在虚弱的时候，北方的熊仍旧不忘盯着别人的猎物。甚至在被给予一定食物后，依然保持着依旧的贪婪！”
可恨，因为之前“北太平洋和中华海探险考察船队”参与堪察加军势运输的事，受到英吉利警告的米人不肯公开支持自己，而佛兰西人又全面倒向英吉利，自己落入孤掌难鸣的境地。
见势不妙，当时自己只好退让，连阿穆尔河中下游的通行权都共享出来——反正是慷唐人之慨，又没损害到鲁西亚的利益。而远东荒僻，想必其它国度没有多少精力关注此地，等时间一长，此地
必然彻底落入鲁西亚的掌握。
想到此处，伊格那提耶夫对帝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普嘉廷很是不满——他早就发信要求普嘉廷果断采取行动，趁着亚罗号战争正酣的大好机会，筹集重兵在阿穆尔河中下游对唐人施加压力，这样才能配合好自己的外事行动，从而狠捞一笔。
但普嘉廷这个造成鄂霍茨克区舰队覆没的家伙，一定是在孤身逃跑中丧失了宝贵的勇气，居然说什么，“这样做必然引起英佛联军的干涉！”
真是帝国之耻！和战死的上任总督穆拉维约夫比起来，此人完全配不上帝国总督的位置。
如果普嘉廷知道伊格那提耶夫的想法，肯定会嗤之以鼻——穆拉维约夫弄丢了大批黄金，要知道这可是大贵族们在阿拉斯加千辛万苦才搞到的。结果自己战死了不说，其后家人都不得安宁，要不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体恤心腹，穆拉维约夫家族连死后的哀荣都落不到手里。
反正普嘉廷是不准备冒险，在没有圣彼得堡的明确命令下，谁也不能让他出兵！——在直秀这只蝴蝶的影响下，远东的事态发展越来越诡异。
尽管如此，伊格那提耶夫自认自己出使的任务完成得依然不错，没费一兵一卒就拿到了唐人的约定，充分证明了自己手段高超。
可是，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会在扶桑失手。
没有不带刺的玫瑰，可这次花没摘到却险些被刺伤了手——这个被认为的蕞尔小国，居然敢抗拒帝国的要求！
可谁能知道，扶桑这个封闭落后的国度居然有人知道《万国公法》呢！
在哪个叫什么崛直秀的辩护下，本来偏袒自己的英米两国公使居然就此转变了态度。
其实，伊格那提耶夫也知道，根子不在此处，就算扶桑人说得再好，如果额尔金、哈里斯坚定地支持自己，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不利变化。
但问题是，自己要求扶桑割让北方大岛的事引发了额尔金的警惕，英人觉得鲁西亚依然谋求在北太平洋方面的拓展，而这无疑不符合其一直坚持的海洋战略——将鲁西亚封闭成为一个近海国度。
至于米人哈里斯，也暗示自己不要狮子大开口。
其实哈里斯的意思伊格那提耶夫懂，说白了就是不要抢他的风头：
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压迫扶桑通商，就此而论，哈里斯无疑是外事官僚的顶峰。但如果自己割占了一个大岛，那无疑哈里斯的功绩就会逊色很多。
但这真是冤枉啊！
其实割让大岛的提议，只是自己的手段而已。
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外事官不都这么干！
可尽管自己一再解释割地只是谈判的一种策略而已，但英米两方的态度还是起了变化。
而协调会上的失利则提供了借口，英米两国的特使居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压制鲁西亚，不要破坏当今的大好局面”！
伊格那提耶夫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立即申请休庭，准备用帝国的传统方法——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箱馆之战证明了他目光精准，扶桑军势不堪一击，之前1857年的水军战败只不过是大意而已。
伊格那提耶夫坚信：
“只要帝国水军按照条例作战，那胜利唾手可得。
等占领白主后，自己就回师江户，扶桑方面必然卑躬屈膝。
大岛的割让虽然难以实现，但让扶桑方面赔一大笔是肯定没问题的，而这将给自己的远东之行一个完美的结束。”
第九章 重蹈覆辙
对伊格那提耶夫和鲁西亚水军来说，攻击白主是必然的，因为这严重关系到帝国水军的荣誉。
自1857年8月15日白主战败以来，鲁西亚人被所有知情的西洋诸国嘲讽，认为“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其水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毕竟，在1853年11月的锡诺普海战中，鲁西亚还曾大胜奥斯曼水军，可四年之后，居然连远东的一个落后国度都打不过了。
对此，鲁西亚方面曾百般解释，“前期水军并没有失败，是后期登陆作战不小心导致的小挫折。”
可人人嘲讽被打倒的人是一种风气，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只过去了两年，昔日的对手们还是喜欢奚落曾经的失败者——谁让当年鲁西亚面对的几乎是所有欧罗巴列强的围攻呢，讽刺鲁人可以得到大家普遍的认同，堪称是社交的利器。
虽然没听过豆豆的故事，但伊格那提耶夫作为特使，在最近一年的远东生涯里，他还是感到了强烈的屈服感。
因此，同样是8月15日，时隔一年，他带了五艘战舰到白主洗刷耻辱。
和历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十一日上午，第二次白主之战正式爆发。
不过，尽管伊格那提耶夫身为特使身份最高，但具体的战斗却是由提督捷斯特文斯基指挥——伊格那提耶夫虽然是出身大贵族的特使，但他出身于陆上军势，因此对海战他只能放手。
捷斯特文斯基是一员服役多年的老将，作战经验丰富，是圣彼得堡特意挑选出来辅佐年轻特使的人选。
相对箱馆来说，白主的防御简陋了许多——白主没有如辩天岬这样的地利，海岸线平缓，因此相对容易进攻。
不过，让提督捷斯特文斯基闹心的是，现场居然有第三方存在：
有两艘米人的捕鲸船在远处观望，一直不肯离开。而这两艘捕鲸船居然都是蒸汽风帆混合动力的，相对于鲁人的风帆战舰，机动性和速度都占优，
最后，老提督决定不管了，谁爱看热闹就看，反正借口找好了，不怕引发舆论，那有个见证自己胜利的证人也挺好。
其实，箱馆之战开始时，交涉战船上突然发生爆炸，就是鲁西亚水军自编自导的——在各国纷纷与扶桑签订通商约定的时候，为避免英米等国的反感，特使伊格那提耶夫还真不敢贸然开战。
但随便找借口这种事，鲁西亚以前做的多了，完全没有难度：
不过，“追击海盗入港”已经用过一次了，这次不考虑；
而“人员走失”这条，则因为扶桑与鲁西亚之前没有签署约定，登陆就是入侵，而不上岸怎么走失人员，因此也不适合；
所以只有自残这个选择了。
鲁人在交涉船上点燃了木桶里的一包黑药，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实际损失很小。不过这样一来，就可以用反击的名义开战了。
前面箱馆已经打过了，如今在白主就不用重新做作一番，鲁西亚水军索性直接开炮。
虽然鲁人战船有五艘，但其中包括了2艘武装补给船，因此作战的主力还是2艘三级风帆战列舰和1艘五级风帆巡航舰。
不过这就足够了，眼前的码头上连一艘小船也没有，而桅杆上瞭望的水手也表示这个地方就是个小镇子，除了覆盖范围大点，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鲁人不知道，白主奉行所如今经营的重点早两年就开始转移了，北部的丰原才是繁华之所，甚至连船厂所在地宗谷、鸿之舞金矿所在地纹别都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虽然白主依然是行政中心和北虾夷地最重要的港口，但人数也不过三千不到而已。
何况，从和历六月底白主就开始进入战备，商船、渔场都转移到各处，甚至在接到箱馆开战的消息后，江川英敏把战船都送到西方的留多加去了。
战略上，应该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合适的对手。
在这一点上，鲁西亚水军犯了大忌！
按白主军势赞画的话说，鲁
人应该不理箱馆、直接突袭白主——虽然也没什么鸟用，但不管怎样，总比让对手有所准备强的多。
其实，特使伊格那提耶夫和提督捷斯特文斯基还真的这样想过，但箱馆是对外的港口、白主则是完全的扶桑私港，如果战斗最开始发生在白主，那无论有什么借口，都会显得刻意。
当治政和军势混合在一起时，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军势让步于治政。
何况，鲁人水军都是风帆战舰，而扶桑有飞剪船这样的高速通讯船，突袭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所谓的战场迷雾就是这样了，交战的双方都有一些限制，因此很难发生对手行动全都在预料之中的时候。
不过，鲁西亚的行动确实笨拙了一点。
战争，战争，重未改变。
从无所不用其极的角度上看，白主众人曾经有几个不利于自身的推断：
第一，鲁人完全没必要死磕北地。
江户湾、长崎港是戒备森严，但大坂的防御就差的多，鲁人完全可以游击扶桑，相比北地，离江户更近的濑户内海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第二，就算将战场预设在北地，但为啥非要局限在白主一地呢。
要知道，扶桑缺乏大型战船，而白主明面上能拿出来的战船更是微不足道，只有两艘小船和一艘高速通讯舰。
如果鲁人放过白主转而攻击其它港口，如塔路、慧须取、真冈、本科、敷香、宗谷、纹别，那奉行所只能束手无策，最起码港口是完全保不住的，很多地方被攻破也不可避免。
而且，村田永敏还提出了一个更吓人的观点：
如果鲁西亚人游而不击，主动封锁港口、阻断航运，那白主的乐子就大了。除了调动4艘蒸汽小船和敌人决一死战，完全没有第二条路走。
如果鲁西亚特使伊格那提耶夫知道这些，肯定不会恍然大悟，他只会破口大骂，“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虽然今年又从欧罗巴调来四艘战船，但和上批一样，这样船只是补充给鄂霍茨克区舰队的，他自己只能调用。
也就是身为特使，他肩负着皇帝河帝国的重大使命，这才能借用。
要知道东西伯利亚的叛乱烽火还未平息，总督普嘉廷不知道多宝贵这几艘船——没有战船机动，交通不便的帝国北太平洋领地处处就成了孤岛！
其实说到底，还是克里米亚战争大败之下内外交困，因金库空虚和诸国的外事压迫，帝国无力承担大规模的远征；而远东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府也残破不堪，无法给伊格那提耶夫更多的支持，甚至连侦查北虾夷地都暂时无力承担。
因此，1858年的这场战斗，对白主而言其实是一场预定时间、预定地点的战斗。
而相对白主于对手的了解，鲁西亚一方则基本上对敌人一无所知——虽然去年刚刚打过一场，但鲁西亚可没有宽恕的传统。被释放的俘虏水军中，贵族军官大部分被免职，普通水手则被发配到更艰苦的岗位上去了。
败给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度，尤其是大败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帝国丢了这么大的面子，当事人当然没有好果子吃！
其间，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对战斗过程的询问，但调查人员轻率地做出结论，“在登陆过程中缺乏组织，因而惨败；在船只撤离的时候，又犯了犹豫不绝的错误，最终酿成了大祸。”
至于军械和战术方面的反馈，因为参战水手在服役前大多是不识字的泥腿子，因此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贵族军官更是不堪，对军势知识掌握的十分缺乏，腐朽的程度让人吃惊，根本提供不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
带着种种不利作战，导致鲁人一开始就吃了个大亏！
白主扶桑人的炮火明显比箱馆稀少的多，但准确度却令人惊讶，而且狡猾程度也不可同日耳语。
因为一开始对手就只有几门炮还击，因此在敲掉码头附近的炮台后，鲁西亚战船不知不觉缩短了与岸边的距离
。结果，扶桑人突然从隐蔽位置开炮，火炮数量也增加到了十几门左右。
也不知道是打的准还是纯粹的倒霉，就在这第一轮密集火炮中，居然有一发开花弹远远落在了旗舰上，当场就将提督捷斯特文斯基炸成重伤！
但诡异的是，他周围的人却基本毫发无损，包括特使伊格那提耶夫也安然无恙。
其实，在之前的箱馆一战中，线膛炮的射程就引起了鲁人的注意。
但因为炮手的水准不行，导致命中率极其低下，并没有给鲁人带来多大的损失。而等到登陆作战时，一击即溃的胜利又加大了鲁人指挥官的轻视。
说到底，农奴制下的鲁西亚，加上传统上的文化封闭，在军势上已经大大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一线了。
甚至他们都没有发现，之前被敲掉的炮台完全就是伪装过的假货，而码头背后山头上的台场，滚滚浓烟也是白主人自己弄出来的。
提督捷斯特文斯基的意外负伤，导致鲁西亚人在这场战斗向深渊滑落的速度加快。
接任的副手完全没有对抗特使伊格那提耶夫的勇气。
即使在五级风帆巡航舰碰到水雷受损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反对特使登陆作战的“提议”。
接下来的战斗过程和上一次基本没有两样，甚至更惨一些：
整齐列队的鲁人，依旧在追击到商业区时被伏击。甚至因为列队的缘故，在炮击下伤亡更加惨重。
而逃回船上的过程中，又被藏兵洞里的伏兵侧击。
按照幸存者的描述，“整个过程里，对手如同打鸭子一般惬意，而我们则疯狂逃命，因为敌人神出鬼没，现场甚至有大量的误伤。最后，一路上丢满了军械和尸体，真是好一场惨败。”
而且，因为临时提督不敢放弃上岸的特使伊格那提耶夫，导致又一次丧失了撤退的良机——其实，因为伊格那提耶夫穿着醒目，早就在乱战中被集火，然后毫无意外地战死了。
等鲁西亚人下定决心撤退的时候，又因为手忙脚乱偏离了原本的航线，于是水雷又建功了，2艘三级风帆战列舰全部受损，算上最早倒霉的那艘五级风帆巡航舰，三艘主力战舰全部进水，加上人手不足的雪上加霜，导致这些船最终全部在炮火中烧毁。
其实，鲁西亚人并不知道，在最后阶段，白主使用了秘密武器——苦味酸炮弹。
提前二十几年出现的先进武器，用来打木制战舰效果自然非同凡响，但这一点因为现场的慌乱在后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鲁人的军势调查组认为，“所谓的无法扑灭的猛烈火势，完全是人在慌乱中的夸大其词！”
最后，来袭的五艘鲁人战舰里，成功逃跑的还只是两艘打酱油的武装补给船。
第二次白主之战的战果和之前的非常类似：
此役参战的鲁西亚战船总计包括战船五艘，其中三级风帆战列舰2艘、五级风帆巡航舰1艘及武装补给船2艘，火炮总计186门，船员1500余人。
除了武装补给船外，其它船只全部被烧毁。
船员1530余人中，除了80余人逃脱外，大部战死、淹死，被俘的只有400多人。
而因为准备充分，这次白主的损失更小，虽然因为敌军人手增加的原因导致伤亡人数超过百人，但考虑到鲁人战死了近千人，这些损失真的难免。甚至由于这次鲁人没有大肆防火，战后保存下来的建筑还更多一些。
但鲁西亚在两次白主之战的惨败，还是引发了诸多后果——最起码，如果鲁人下一次依旧来袭的话，肯定会全力以赴，白主应该不会再有捡便宜的机会了。
十一天后，也就是和历七月二十二日，战果传回江户，一时江户纸贵、朝野轰然。
但与民间的一片欢庆声不同，即便打胜了，幕府还是落入忐忑不安的境地。
这件事如何收尾成了天大的难题，而大老扫部头则首当其冲，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善后。
第十章 众望所归
其实，随着这几年眼界的打开，幕府对鲁西亚再次入侵是有所预料的——“捡不到钱就算丢”，北地熊的贪婪之性人所共知，因此找回场子的举动在所难免。
但战果却让中枢大吃一惊，箱馆战败嘛毫不意外，但白主再次大胜是什么鬼？
北地返回江户报信的是两拨人同行，箱馆方面是奉行堀利熙亲自回来了，而白主则是陆上大番头村田永敏带队前来奏报——这是因为，箱馆是大败必须有人承担责任，而白主打赢了，腰杆子自然硬气。
这可不是安政四年（1857年）了。
那时白主与鲁西亚交兵，说实话，除了白主自己外，扶桑上下都惊慌的不行，“这战事一起，不知道兵祸会连绵多久，难道‘太平盛世’就这么完结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当时直秀敢不主动回江户请罪，估计下场堪忧。
可今年幕府大老井伊扫部头上任后，将第一次扶桑鲁西亚的白主之战盖棺定论，打的好、打的妙，白主奉行所从前奉行崛直秀到下面的组头、番头，个个升官发财。
因此白主这次有底气的很，这次又打赢了，肯定也是有功无过。
所以白主奉行江川英敏相当淡定，先派村田回来汇报兼探听幕府的口风。
说实话，从鲁人战船北上起，幕府就已经准备好了——无非是战败赔款，了不起割让北虾夷地。力不如人，还能有别的选择么？
可事态的发展就是这么奇妙，下大力气扶持的箱馆一败涂地，可放养的野生奉行所白主，却又一次大获全胜，光俘虏就抓了四百多，这到哪说理去呢？
因此，村田永敏作为白主陆上大番头，被仔细盘问了很多次。
村田是个沉默寡言的性子，按后世的话说，三句话蹦不出一个屁。
幸亏白主的报告很翔实，看完报告再询问当事人，事情的细节就慢慢清晰了。
总之，幕府常备军“五番方”的番头、“讲武场”、“蕃书调所”的教授和讲习以及目付们经过一番忙碌啊，最后给大佬们的调查结果和村田永敏最早的说法一致，“大胜的原因是鲁西亚人又冒进了！”
拿到结果，大佬们不由相对苦笑，没说出口的是，“这鲁人记吃不记打，怎么就不长记性呢！”
说起来好笑，就在这个月，和历七月，以“大老”井伊扫部头为首的幕臣，刚刚把德川齐昭一系摁倒，明确了幕府继续坚持“不可开无谋之兵端以亡人寿”的外事策略。
而在六月二十六日鲁西亚连夜拔锚北上后，继六月十九日的《扶桑米人通商约定》后，幕府又紧急签署了两个通商约定：
七月十日，与兰国的约定在长崎签署完毕，签订者为长崎奉行小栗忠顺和兰国特使库尔求斯；
七月十八日，于浦贺又与英吉利签署了通商约定。
当时，中枢唯恐败于鲁西亚之手后西洋诸国坐地起价，因此让步颇多。可万万没想到，鲁西亚又战败了，难道齐昭一系说的“强硬对外”真的有道理？
参加评定会的井伊扫部头、老中们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幻觉，肯定是幻觉。”
要知道，从七月初开始，大老井伊等人对中枢进行了大调整：
齐昭一系的核心，齐昭“永蛰居”、庆笃“谨慎”、庆胜和庆永“隐居、谨慎”；
去职的两位老中堀田正睦、松平忠固的位子被新人补充；
预计大目付要走四位新任两人；
原本的四位勘定奉行
，本多安英、川路圣谟、石谷穆清、永井尚志也去职的去职、转任的转任；
其它若年寄、目付及五番方等重要役职都在陆续调整中。
可讽刺的是，如今想打的齐昭一系最终没打成，而坚持以柔克刚的自身一系，不但开了战，而且还打赢了。
这叫什么事！
因此，素来果敢坚毅的井伊扫部头也有点懵懂了——他一直觉得，目前的事态下，只有隐忍方为上策，日后实力积蓄好了才能攘夷。但现在看，难道自己搞错了？
但是，在未被处罚前，水户老藩主齐昭也曾公开承认，“相较南蛮诸国百年积蓄，扶桑兵备未完。一旦开战，前途渺茫。”
抛开齐昭的行事“莽撞”不谈，其实井伊等人和齐昭一系的分歧并不如外人想象中的那么大——所谓五十步笑百步，齐昭是反对通商开国，但在当前的形势下，齐昭也认为签署约定是逃不掉的。只不过在具体程度上，齐昭一系和自己一系有分歧，让步多少而已。
其实，真正让大老井伊等人难以接受的是，齐昭一系勾连京都小朝廷和外样大名，这是动摇幕府根本的“大罪”！
因此，收到白主的喜报后，井伊还是挺高兴的，毕竟鲁西亚人是打定主意要占便宜，那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能够反击成功就是万幸了。
不过，问题在于怎么收尾？
所谓见好就收可能是做不到了，这鲁西亚反反复复地挑衅，估计不会轻易罢手。
幸好，白主把鲁人水军的主力舰都打沉了，连特使伊格那提耶夫也挂了。那下一波的鲁人怎么也要等明年才能赶到，这样算来留给自己应付的时间至少还有大半年。
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齐昭一系借此事翻身！
说到底，齐昭一系毕竟以敢战为旗帜，而这次战胜鲁西亚，很容易引发朝野各方对抵御外侮的热情，很可能会有人呼吁复起齐昭等人，这可万万不行！
人制的缺点很多，而治政争斗不留情则是特色之一——从制度和程序上，一旦死斗，那人制治政就没有留情的余地了。
因此，摆在大老井伊等人面前的就是一个问题，需要有人扛起敢战的大旗，而且这个人还要支持“不可开无谋之兵端以亡人寿”！
本来箱馆奉行堀利熙是个不错的人选，此人一直对鲁西亚非常警惕，多次上书要求中枢加强北地的防御。
可问题在于，堀利熙战败了。败军之将，何以言勇。因此堀利熙肯定是不成了。
井伊扫部头也曾派人试探过其他人，可包括常备军五番方各大首领在内，大家都警醒的很，做这个大旗可不是啥好事，真有战事就得迎头顶上，因此全部都谢绝婉拒了。
用脚趾头想也能知道，敢战的大多支持齐昭一系，现在都被区别对待了。如果现在有自己人突然站出来，说要强硬对待西洋诸国，那傻子也不肯信啊。
于是，找来找去，崛直秀就成了唯一的人选——第一次白主之战是人家打赢的，要说不敢战那不应该。而且，崛直秀在之前的历次上书中，都言明“兵备未具，不可言战。通商开国，必不可免。”
不过，崛直秀出身过于低微。
几代的家格都是御家人“二半场”，根本不是名门。
虽说直秀现在做了大身旗本，甚至爬到了大名格的“旗本寄合”高位，但世代名门的井伊对这样的幸进之徒很是反感。
而最终让大老井伊下定决心的是两件事：
一是心腹小栗忠顺的推荐。
嘉永七年（1854年）小栗出任长崎奉行，如今已经四个年头了，按道理他今年应该转任它职。
井伊扫部头在未任大老之前，是监控老中的溜间大名首领。深入幕政的他，对小栗很是赏识。
而且，他的弟弟喜好兰物，常年在长崎游学。
在小栗忠顺接任长崎奉行后，这两人的关系很好。
靠着这条渠道，小栗和井伊常有书信往来。
因为两人都是名门，还都是坚定的幕府至上者，施政手段也都很“果决”，于是两者迅速靠拢。
在今年四月出任大老后，井伊曾专门派人到长崎告诉小栗，要求他准备好接任勘定奉行的役职。
要知道，小栗忠顺今年满打满算才三十二岁，而勘定奉行是幕府三奉行这样的高位，由此可见井伊对他的赏识。
既然有铁杆心腹小栗推荐，考虑到他和崛直秀是至交好友，那自然可以网开一面，因此，尽管崛直秀出身低微，在井伊看来也不算啥大缺陷了。
不过，小栗忠顺推荐崛直秀出任的役职是长崎奉行，大老井伊的想法却有所不同——鲁西亚在白主两次大败，按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的传统，那白主难免还要经历大战，因此井伊想让直秀回白主继续做奉行。
这样的话，敢战的旗帜就远离江户，相信可以削弱对幕政影响。
至于第三次白主之战的结果，井伊等人都不看好——直秀胜了固然不错，但败了也可以证实“浪战必败”，反正都可以接受。
而第二件帮助井伊一系下定决心的，则是已故韭山代官兼外国贸易挂，江川太郎左卫门的荐书。
安政三年（1856年），江川上书，要求辞去下田奉行，从而专注于韭山炼铁所的军械制造。
在幕府允许后，江川在韭山开辟了好大的事业：
继嘉永三年（1850年）炼铁成功、嘉永七年（1854年）成功仿制拿破仑炮后，在咸亨洋行提供的西洋技工帮助下，安政四年（1857年）韭山炼钢成功——经过三年漫长的努力，底吹酸性转炉炼钢法终于成功投产。
之后，雷~汞也终于可以小批量稳定产出。
继而于今年，也就是安政五年（1858年），火帽技术得到了突破，开花弹得以量产；同时好事成双，有了钢材后线膛炮也仿制成功。
不过，江川因积劳成疾于和历七月四日骤逝——其实之前也不是一点征兆都没有，江川经常疲惫，但依然不肯按照医官的嘱托休息。结果在成功仿制线膛炮之后没几天，他就一睡不起。
家人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封未完成的上书，其中建议幕府设立军械挂，但推荐的人选只有一人，那就是崛直秀——韭山炼铁所有很多白主来的学生，而坦庵先生一直苦于手中缺乏兰学人才，他感到了白主的潜力，故此写了这封荐书。
七月十五日坦庵先生的灵柩才回转江户，之后这封荐书兜兜转转，于北地战报之后才到了老中们的案头。
江川太郎左卫门一生酷爱兰学，因建树甚多，是幕臣中的兰学旗帜，堪称巨擘。尤其是他重新被重用后，麾下的韭山炼铁所捷报频出，已经成了幕府中兴的希望所在。只是涉及机密，外人不得与闻而已，但江川在中枢的份量可是着实不轻。
小栗忠顺和江川太郎左卫门的推荐，终于促使幕府大老井伊扫部头等人抛弃了门户之见。
在亲自召见崛直秀后，井伊迅速推动幕府下达了之意，“旗本寄合崛直秀出任箱馆奉行，即刻前往上任！”
第十一章 左兵卫大哥
“左兵卫！”
听到喊声，路上的好几个人都停下来观望，毕竟“右卫门”、“左卫门”、“兵卫”或“某兵卫”是十分常见的名前，据说扶桑有一小半人都叫这个。
富次郎稍微停了一下，就继续前行了。
虽说如今他也习惯了自己的这个新名字，但肯这么叫他的，只有捕鲸船上的同伴，而今天同伴们都着急回家了，应该不是在叫他。
看富次郎不理，几个来自出羽国庄内藩的年轻人急了，赶紧赶上前拦住他，七嘴八舌地问好：
“左兵卫大哥，您这是出海回来了，辛苦辛苦。”
看到没人称呼自己“富次郎”，左兵卫很是高兴。为了不妨碍他人，他一挥手，就把这些人领进了路边的水茶屋。
几个年轻人很是拘谨，虽然穿着发下来的新衣服，但依然没有任何底气。
“箱馆是讲道理的地方，只要老老实实地，不用害怕。”
说着这样的豪言壮语，加上穿着皮鞋，谁也看不出这个年轻人也只是刚出来闯荡不过几年而已。
原名富次郎的左兵卫，是清川村一户“本百姓”家的子弟，从祖上就一直务农为生。
作为次子，他没有家业可以继承，又因为平时吃的多，很是被长兄夫妻俩厌恶。
因为没有门路，富次郎在十二岁前没能成为职人或商人学徒。
本来，他未来最好的出路就是给别人当婿养子，这样才能有一份自己的家业；而如果不幸运的话，那他就只能一直给哥哥帮工，做农活到死连老婆也娶不到。
可安政三年（1856年），他从城下町的商人那里听说，“北地的箱馆开港，当地奉行所需要大把的人手，干的好就可以分地入籍。”抱着分地娶老婆的梦想，十七岁的富次郎揣着母亲偷偷塞给他的两贯钱，就这样懵懵懂懂地上了船。
可到了地头才知道，一切都是骗人的——箱馆是需要大批人手，但只是修路盖房子而已，至于分地，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罢了。
而富次郎更加不幸，船主并没有送他去奉行所登记，而是将他转手他人。
就这样，富太郎糊里糊涂地成了黑工，和本地的一家牙行签了十年的卖身契。
他第一年的生活非常凄惨，干的多、吃穿差，冬天差点没被冻死，而到手的工钱又被牙行想法设法地盘剥，最后根本剩不下什么。
因为牙行的看管严厉，富次郎和外界断绝了联系，在默默痛哭的时候，他多次想到了寻死。
所幸，箱馆奉行所还是好的。
因为严重败坏了奉行所招徕移民的名声，第二年春天，作恶多端的牙行被查封，卖身契被废止，富太郎也成了正式的箱馆领民。
在奉行所的组织下，十八岁的富次郎加入了龟田御役所土垒的建设大军——龟田御役所土垒是民间对五棱郭的称呼。
箱馆奉行所成立后，是以过去松前家的税所为官厅。但此地过于靠近箱馆湾，利熙等人觉得十分不利于防御，因此向幕府申请另外择地建造五棱郭。
自安政三年（1856年），奉行所开始建造各处的台场和奉行所的役宅。隔年又正式启动了五棱郭的营造。
当然，年轻的富次郎并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和自己一起劳作的有上千人，当年的主要工作是建造沟渠——龟田有很多沼泽，只有排干后才能开始建造城池。
成了领民后，富次郎和以前一样辛苦，不过没了凶狠的牙行，多少能攒下些钱。
不肯吃酒，从不博戏，也从不拜访游女街，富次郎省吃俭用，期望龟田御役所土垒建成后，等奉行所如约分地时，自己能把自家的土地经营好。
不过，生活充满了变数。
安政五年（1858年）九月，龟田御役所土垒停建——据说这是新任奉行大人的命令。
让富次郎欣喜如狂的是，新任奉行大人同时宣布，箱馆移民开始分地！
虽然奉行所宣称“愿意留在箱馆的分屋敷做町人，愿意垦殖的分地”，但富次郎就认准了分地，一点没考虑做町人如何如何。
但愿意分地的人太多了，即使奉行所一再澄清，“垦殖三年方可土地自主”，但踊跃登记的人根本挡不住。
无奈之下，奉行所分地只好采用年资序列分配份额。
资格从安政二年（1855年）算起，而富次郎是安政四年才成为的领民，登记的人多，他资历自然不够。
富次郎的梦想再次夭折，他只能留在箱馆，等待下一次垦殖的机会来临。
虽然龟田御役所土垒不建了，但原本参与普请的人，基本都被留住了——奉行所不但启动了其它普请，还扩大了原本石炭矿和铁砂采集的规模。
不过，富次郎不愿意离开箱馆——虽然是淳朴的乡下人，但富次郎有自己的狡猾。他觉得，“只有长时间在箱馆，才能及早得知分地的消息。”
因此，他一直在箱馆寻求劳作机会。
可他一口土音，又不识字，而且因为过去的阴影不愿意继续干普请，所以直到遇见崛井半兵卫之前，他一直没有稳定下来，基本上是靠打短工过活，。
安政五年（1858年）十月，崛井为自己的新渔船招人，富次郎也去凑了个热闹。
其实，之前富次郎重未做过渔夫，但庄内藩临海，他最小就喜欢游泳，算是有个小小的优势吧。
幸运的富次郎最终被缺人的船主崛井招上了船。
可谁也没想到，富次郎居然是天生的水夫！
他不但对船上事务上手极快，更重要的是，他对天气和鱼汛非常敏感，船头称他为“天生吃这碗饭的人”。
今年，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箱馆、长崎、横滨按约定准时对外国通商，从单纯的开港补给变成了开港通商，这也影响到了很多人的生活。
对富次郎来说，变化就是换了大船。
因为船主崛井半兵卫新租了西洋人的蒸汽捕鲸船，作为新人但被看重的富次郎也顺势换了船——反正原本的水夫都不知道蒸汽船应该怎么操作，那也就无所谓新手老手了。
自安政二年（1855年）以来，虾夷地和北虾夷地的外国捕鲸船逐年增多。
船多了，那捕鲸的收获自己就下降，但这依然是一个热门行当，只是不再暴利而已。
尤其是扶桑捕鲸船相比西洋船有优势，不但可以在任一北地港口获得补给，而且燃料、补给的价格都相对便宜许多。
登上了捕鲸船后，富次郎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辛苦，但工钱是每月一结。
光和历七月一个月，富次郎作为领航员的助手，名下就分到了十余箱馆札之多！
要知道，箱馆札虽然是奉行所发行的地方札，但信誉良好，可以到两替商兑换金银，十箱馆札可以兑换十个天保小判金，要知道，过去富次郎一家辛辛苦苦一年才能结余27贯铜钱，折合五到六金！而且，还得是难得的好年景才行！
钱一到手，富次郎就干了两件大事：
首先，他给自己更名为“左兵卫”，表示自己也是名门之后，祖上也曾出过武士——当他将此事告诉船上的同伴时，旁边的船主崛井半兵卫的表情看起来很微妙。当时富次郎就心虚了，但崛井反而鼓励了他，“到了北地就要起了配得上男子汉的名前,这一点没错！”
然后，他就跑去四季屋给老家捎回去一半薪水。
四季屋和家乐屋、喜梅屋一样，都是北地新崛起的豪商，有奉行所的官方背书，箱馆的新移民都喜欢让这两家捎钱回老家，又快又稳妥。
富次郎捎钱给老家并不是为了面子，而是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他知道，虽然哥哥和嫂子都厌烦他食量大，但尽管嘴里责骂可家里从未饿过他，要知道哥哥、嫂子在不下地的时候从来都是能少吃就少吃一点的。
在外历练了三年后，富次郎终于开始理解，“穷人的日子难过，温情隐藏在责骂里，这就是生活！”
而有了这笔钱，哥哥嫂子就能宽裕些，情绪不那么暴躁的话，年迈的父母就能多几天笑脸。
可没成想，富次郎赚到钱的消息不胫而走，居然在箱馆讨生活的老乡中引起了波澜，他莫名其妙地居然成了一号人物——虽然只是个小人物，但毕竟是有人认可了。
不过富次郎并不反感这些，他重未获得过这样的尊重，对此反倒颇为沉迷——当然，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老乡向他借钱。
这是由于箱馆奉行所委托几家豪商向移民放贷，只要是正经事利息就贼低。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起奉行大人崛直秀，自从他主政箱馆以来，建树颇多，爱民之举频传，虽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领民尤其是新移民的日子确实比以前好的多。
就说这长屋吧，作为普通人的住所，全扶桑的长屋都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拥挤、狭窄、阴暗，只是供穷苦人栖身而已。
可如今箱馆的长屋，全部是另一个模样，宽敞明亮不说，自带有一个小院子也不谈，居然有的连障子都开始使用双层玻璃，饮水也出现了自流井。
按大家的话说，“家乡的武士老爷也没住过这样的屋敷！”
而且作为奉行所的一大善政，长屋的租金极低且数量极其充足，只要有正经营生谁都可以随便入主，据说奉行所每年要为此补贴了一大笔钱！
“奸商可恨！”
老乡们和左兵卫在水茶屋聊天，聊到长屋就开始异口同声地骂建造者，为心仪的奉行所抱屈。
说起来，屋敷是所有新移民的痛！
长屋虽好，可每人只能有一个房间，所以拥有一个自己的屋敷是所有外来者的愿望。
长屋有奉行所的补贴，可屋敷就不行了，买卖的价格相对很高！
地皮是天生地有的，奉行所公道得很，规划的町民区大家都可以免费申请，但建筑材料和人工，两者都居高不下。
大家不敢指望奉行所继续贴钱，因此那就只能骂奸商了。
在座的庄内藩老乡，有好几个都是今年刚到箱馆的，对未来充满了幻想，找左兵卫也是因为他混得不错，大家都指望能取得一些真经，而且万一捕鲸船再招人呢,说不得还要麻烦人家引荐。
说来扯去，话题突然转到了另一位人物身上。
“左兵卫大哥，您听说了么，家乡大豪商的儿子，清河八郎也到了箱馆，据说马上要当上武士了！”
左兵卫的船主崛井半兵卫就是一名武士，而且据说出身自平民。平时出海时，崛井没少用自身的实例鼓舞船员。
因此谈起清河八郎这样家乡的“大人物”，左兵卫也不知不觉地带了一丝平等的态度，他转述崛井的话说：
“如今的奉行大人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在北地好好干，说不得日后大家都是武士老爷呢！不过，现在大家就要准备好，取一个好苗字可是千秋万世的大事！”
听左兵卫说的有趣，连水茶屋的姑娘都笑了起来，箱馆市井如今蒸蒸日上，谁说这个梦想就不能实现呢。
第十二章 鬼之霍乱
如今是安政六年（1859年）九月，是直秀接任箱馆奉行的第二年。
他的任命，是幕府在大老井伊扫部头的带领下对北地的大整顿，说起来真是好大的手笔。
安政五年八月，幕府降旨：
箱馆白主合而为一，以闲居的旗本寄合席崛直秀为新的箱馆奉行，任原白主奉行江川英敏为奉行并，许原箱馆奉行堀利熙戴罪立功，以其为新设的箱馆目付。
至于番头、组头等役职，由合并的两家奉行所申报，由江户酌情任命。
连重要的役职任用都基本下放，可见幕府这次是发了狠，下定决心在北地与鲁西亚好好做过一场。
可不发狠也不行啊，内外的巨大压力迫使幕府不得不这么做——鲁西亚在两次白主之战中惨败，给扶桑带来的震动太多了：
首先，被压制下去的齐昭一派有了复出的迹象。
因为两次对外的“大胜”，大名、幕臣和民间中攘夷的呼声又高涨起来，于是从各个渠道，幕府都得到了复起齐昭一系的请求。
“鲁人贪得无厌，屡屡挑起战端，水户隐居老人不出，奈扶桑苍生何?”
齐昭等人一直致力于整顿军备、抵御外侮，积累了几十年的声望，真不是简单打倒的就能完事的。
而且，更要命的是，开国通商的约定刚签署，虽然贸易的好坏还要等明年正式通商才知道，但西洋人大规模入侵的后果却开始显露——西洋人带来的可不光是军船和商品，还有严重的外来疾病！
西洋人带来的疾病，给扶桑带来了巨大创痛的同时，也引发了普遍的攘夷浪潮，这给齐昭一系复出带来了希望。
自安政五年（1858年）五月起，扶桑沿海霍乱大起，起因则可以追溯到造访长崎的米人身上。
密西西比号蒸汽风帆混合战舰，自嘉永七年（1854年）黑船第一次来访起，多次叩港扶桑。而它五月的这次来访，又给扶桑带来了一次深重的灾难。
此船的出发地为中华松江，而由于长发之乱，当地流民聚集，民生困苦，由此而生大疫——说起来，霍乱对中华也是一种外来疾症，其实它本身源于天竺恒河，随着入侵此地的西洋人而流传来开。
本来嘛，长崎奉行所在奉行小栗忠顺的统领下，对西洋人是有一套检疫制度的。可扶桑势弱，这啥好程序也执行不下去。
但谁也不知道，是有人与密西西比号船员有过接触，还是米人公然违例到市井饮食的缘故，反正霍乱最终在长崎大爆发了。
长崎是仅次于大坂、江户和京都的商港，人员流动极其频繁，因此，随后疫病开始蔓延，九州岛、关西、大坂都不能幸免。
更要命的是，密西西比号是给米人特使哈里斯撑场子来的，尽管长崎奉行小栗忠顺多方阻挠，但这艘船还是继续启程前往伊豆下田港，由此在六月将霍乱带到了关东——这件事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日后小栗对西洋人份外强硬，尤其反米。
到了七月，也就是幕府与英吉利签署通商约定的当月，江户霍乱大爆发，甚至连西洋人也难以幸免——这也是当时鲁人北上时英米两国船队没有随行的原因之一，船员大面积病倒，自己的命还顾不过来，哪还有闲心强力围观。
当然，这样也导致鲁人把霍乱带到了白主：
他们在箱馆只有一次短促的登陆，没机会传播疫病，但在白主惨败后被俘虏了四百多人，在被关押的时候霍乱终于爆发了。
在没有直秀乱入的世界里，这次霍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光是在江户，有记载从当年七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二十三日，江户人在寺庙消籍的数字达到了惊人的二十八万人之多！
“ 因霍乱全家皆亡，绝嗣、死产者数不胜数！”
因为死亡人数众多，棺材很多就不够了，木桶就成了最终的选择，到了后来，连木桶也来不及制作，只能用席子包裹下葬，甚至到了最后，裸身火葬成了无奈之下的结果。
但就算这样，死亡的人数还是大大超过了江户应对能力的极限，江户的寺庙墓地里，到处堆积
着腐烂的遗体。
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有另外一份统计，认为真实的死亡数字应该是十二万人。
但无论哪种统计结果，这个数目都是非常惊人的！
江户号称人口百万，前一种说法是四个人中因病死亡一个，而后一种也是百人中就损失了一成多，堪称是江户从未有过的大灾难。
这与当时的医疗水平低下、民生环境困苦有关。
不过既然直秀已经乱入了，这个情况就被大大缓解：
霍乱，在扶桑被称之 “热病”、“变病”、“冒署”、“日射病”、“罗汉得病”等等，民间传闻与狐、狼、狸作祟有关。
因为发作快、传播迅速，此病是当时人人避之不及的严重疫病。
但因为长崎奉行小栗忠顺的上书，此病的根源得以广为人知，因为是西洋人带来的，霍乱从此在扶桑被成为“鬼之霍乱”——鬼在这里代指大家对西洋人的蔑称“南蛮鬼”。
霍乱在江户六月出现，到七月爆发，在八月直秀离开江户的时候已经大大缓解，虽然也死了千余人，但和本来可能出现的大危机相比，情况减轻了好多。
江户疫情得到控制，其中一个人功莫大焉——虽然幕府将其归功于公方样家定，“公方样睿智，大老、老中等幕臣得力，实乃天幸”，但知情的幕臣都知道这其实是御医伊东玄朴的功劳。
玄朴先生上位于嘉永六年（1853年）。
当时十二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因病情突然加突然过世，之后老中首席阿部侍从将大奥医官狠狠地惩罚了一遍，顺便任命了幕府第一个兰医御医，那就是伊东玄朴。
这个任命之后不但救了阿部侍从自己的性命，而且也救了新任公方样家定的命，如今更是救了江户全城民众于水火之间。
兰医的兴起，自八代将军吉宗（1684年-1751年）大力引入兰学后。之后，汉医和兰医开始争斗不休，总体上一直还是汉医大占上风——虽然，因兰医治病有方，汉医一方无法根除对手，但压制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虽然被任命为御医，但江户城里的御医多了，因此玄朴先生依然是被打压的对象。
但玄朴先生名气大，原本就被称为“江户三大兰方医”，近年来又因为在江户推广种痘术而广为人知。
天花、麻疹和水痘，在江户时代被称为“人生の役三病”，历来被认为是三绝症。
可如今，天花亦然被基本根治，这里面伊东玄朴和绪方洪庵的出力甚多。
从十年前开始，绪方在大坂、备中，伊东在江户、肥前，两人加上各地兰医的共同努力，终于使种痘术得以普及，最终种痘法于安政三年（1856年）获得幕府的公开承认——在没有直秀的世界里，这个时间点要被推迟到1858年。
医术好，又享有鼎鼎大名，加上老中阿部时有照拂，玄朴先生渐渐在御医中站住了脚。
尤其是种痘术得到官方承认后，公方样家定非常好奇，他也想尝试一下，最后经玄朴先生妙手种痘成功，这增加了玄朴先生在江户城的威望，不过也让他再次被冷遇。
这是因为，此时的种痘法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御医中的汉医借此攻讦伊东，任凭玄朴先生如何辩解，“医术精湛有把握”，但“置风险于不顾，曲意媚上”这个理由太强大了，导致最后他还是被严令禁止随便进入江户内城。
要不是当时老中阿部回护了一下，玄朴先生可能就被下狱了。
也算善有善报吧，不久之后阿部赖伊东妙手得以活命——安政四年（1857年）六月，胜手方老中阿部突发恶疾，当时群医束手，是闻讯赶来的玄朴先生妙手回春。
由此阿部侍从逃脱了“心灰意冷不肯医治自己”的命运。
也不算完全逃脱吧，至少“心灰意冷”是真的——病是好了，但以“体弱不能理事”为名，阿部辞掉了身上的役职，并迅速将备后福山藩主的位置让于养子正教，就此脱离了让他心力交瘁的幕政。
不过，阿部在离职前，向首席老中堀田正睦上
书，替伊东玄朴洗尽了冤屈。
就此，玄朴先生重回江户城，又成了公方样家定的御医。
有实力的人，想低调都难。
后世著名周星星曾说，“你这样出色的男人，就好像黑暗中的萤火虫一样，辣么鲜明，辣么出众”。
转过年来，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初，玄朴先生就又出众了一把。
当时公方样家定突然病危，这引起了幕府新任“大老”井伊扫部头的严重焦虑。
他亲自过问后，发现有一位御医的医治方案未得到重视——玄朴先生平时受众人排挤，而信任他的公方样家定又因病重时常昏迷，因此，没人支持玄朴先生的意见。
井伊扫部头的魄力还是有的，当即提拔玄朴先生为主治。
公方样快病死了，害怕获罪的御医们再也不敢排斥异己，于是这项任命顺利通过。
其实，江户城的御医水平也就那样：
说起来，大部分御医居然是世袭的！
这祖上是良医，后代就一定是良医么？就算耳濡目染、条件不错，可一样米养百样人，就算不顾个人天分、爱好的区别，可努力总是后天的吧，医官世袭，在江户时代习以为常，搁在后世，这就是个大笑话。
因此，真正的良医玄朴先生一出手，家定的病情就稳定了！
公方样家定的身体一向不怎么好，但这次病情加剧，玄朴先生认为是染了新病，新老病交织才导致如此严重。
这新病嘛，就是江户此时流行的霍乱。
在隔离、注意饮食和补水后，服用了咸亨洋行特供的阿司匹林后，家定的病情大为好转。
这次是“大老”井伊扫部头得以逃脱宿命——在直秀原本的世界里，有一种说法，公方样家定七月初昏迷，六日暴毙，可八月八日才发丧。期间井伊封锁消息，假托家定未死，矫诏打击政敌。
清醒后的家定非常开心，准备厚赏功臣伊东玄朴。
可没想到，玄朴先生却顾不得赏赐，直接向公方样奏明了江户如今霍乱流行的情况。
“可这洋药数量有限，恐怕救不得如许多的人吧？”
大病初愈的家定思路还是挺清晰的，不过，玄朴先生还真不是要求他拿出药来，而是求公方样出马解决另一种药的推广。
原来，和历五月长崎出现霍乱后，作为奉行的小栗忠顺就以快船上书江户，要求对此加以防范。
同时，作为小栗忠顺心腹的大商人纪伊国屋利八也找到了玄朴先生，要求他协助。
阿司匹林是可以治疗霍乱，但谁也没说过，别的药就不行啊，其实，玄朴先生手里的止泻散，对霍乱也有疗效。
止泻散本来是直秀早期发家时制造的，后来转让给江户各大医馆和几家豪商，纪伊国屋利八和伊东玄朴都是其中的受让者。
这次利八受小栗所托，希望能联合玄朴先生，劝说各家继续大力生产止泻散，而且小栗忠顺还暗示利八，希望这些商家和医馆能公开止泻散的制造方法。
不过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因此，尽管身为长崎奉行，但一向作风强硬的小栗，还是不敢如此专横，但事态紧急，他还是让飞书利八，让利八和玄朴先生一起想想办法。
尽管利八是小栗家仆役出身，如今还得仰仗老主子给自己遮风挡雨，但利八的纪伊国屋如今也是小栗家离不开的臂膀了——作为江户乃至关东八国的大粮食商人、分店开遍各地的两替商、江户十组问屋的重要成员，纪伊国屋也有了小栗家重臣的待遇。
因此，让纪伊国屋公开制造方法容易，可随后各大豪商和商馆的反弹，为官多年的小栗忠顺也得替利八考虑，总不能把忠犬一次就用死了。
这就是没有专利法的坏处了，如今全靠利益交换，可哪有这么多利益可用来交换！
说实话，利八觉得平价、大量供应止泻散就是天大的仁义了！
他当然不知道，直秀从多年前就提点小栗忠顺，西洋人带来的疫病着实可怕，无论多慎重对待都不过分。
第十三章 金风未动蝉先觉
大航海时代，西洋殖民者给米洲带来了可怕的外来疫病，于短短几年内就导致了几百万人的死亡，而1788年英吉利开始正式移民澳洲后，土著居民也同样因外来疾病遭受了灭顶之灾。
扶桑也有这样的例子——文政五年（1822年），扶桑爆发伤寒大疫，起因就在于长崎的外来患病水手。
因此，对此未雨绸缪是绝对必要的。
在直秀、小栗、坦庵先生等人的支持下，在兰医伊东玄朴、绪方洪庵和高野长英等人的努力下，嘉永五年（1853年）第一版防疫条例就已经完成，随后不断增补。
在没有直秀乱入的世界，扶桑要到1874年长与专斋领导医务局的时候，才官方承认了以西洋医术为主流，第二年才广泛向民众宣称近代“卫生”的概念，1874年开始发展近代医学，至1877年才开始推动近代饮用水道的建设，从而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水道系统已经基本完备，这才基本上杜绝了霍乱的流行。
不过，虽然防疫条例出来了，但汉医和兰医的道统之争，使其不能被广泛接受，几年下来，仅仅只能在几个地方得到施行。
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因米人水手到访，霍乱又开始出现在江户。
江户的饮水依赖于两条人工水道，那就是宽永六年（公元1629年）建成的神田上水和后来增建的玉川上水。
限于当时的条件，水道并不是十分安全，十分容易被污染。而此时的穷困町民，不但大多居住在长屋这种拥挤的地方，而且本身也没有多少预防疾病的观念。
雪上加霜的是，占了大量份额的汉医，并不十分认可兰医对霍乱的治疗方案，而此时的医生数量本就不足，因此玄朴先生等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寒大规模蔓延。
所幸，七月初玄朴先生治好了公方样家定的急症，借着家定想赏赐与他的机会，玄朴先生提出想请幕府出面整治疫病。
其实，幕府在疫病爆发后就采取了相应行动，但两个原因导致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首先，汉医提交的方法不靠谱，虽然也要求隔离病人，但整体疗效不佳；
其次，当时不但是与西洋诸国签署通商约定的紧要时刻，也是政争的紧要关头，自然使得幕府高层的心思并未全放在这上面。
不过，这次连公方样都染了伤寒，甚至还差点因此毙命，幕臣自然个个警惕起来——再不大力管的话，恐怕自身和家人也难以幸免。
因此，在公方样授意、大老井伊扫部头亲自过问后，玄朴先生得偿所愿——他参与制订的的防疫条例被幕府采用，而且江户的多间寺庙被征用，作为隔离病人的专用场所。
霍乱的主要传播渠道在于饮水和食物，光是喝热水和注意卫生两项，就能有效防止传播。
而且，止泻散，也就是黄连素，也是此时的对症良药。
在幕府允许日后专营和几个苗字带刀名额后，原本制造此药的豪商和医馆也识趣的很，立即将详细制法公之于众。
在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中旬，直秀离开江户赴任的时候，霍乱在江户已经得到了控制。
但是，也不知道是哪位幕臣泄露的消息，“霍乱之疫来自米人水手”居然在七月底就尽人皆知了，朝野形成了对罪魁祸首的声讨浪潮，以致于和历八月米人水手在下田港遇袭，虽然没有人致死，但多人负伤。
因为关于密西西比号患病水手的证据确凿，对这次受袭，米人特使哈里斯也只能口头抗议而已。
要知道，这可不光是扶桑人的事，当时米、英人在浦贺港的，也多有被波及的。
哈里斯倒是想抵赖来着，可英人特使额尔金不干啊——霍乱是舶来疫病，不是米人干的，那就是英吉利、鲁西亚的锅，这种烂事谁
愿意沾染啊。
虽然在疫病这事上保持了公正，但扶桑民间攘夷呼声的高涨，还是引起了额尔金的不安。
要知道，这两年英吉利在远东第一等重要的大事，除了亚罗号战争外，就数天竺民众武力反英的活动令人头疼——至于和扶桑的交涉，与前两者相比，根本在泰晤士中枢排不上号。
此时如火如荼的天竺武力抗争，最开始也只是当地反对英吉利舆论的高涨而已。
因此，有过前车之鉴的额尔金对舆论十分重视，他联合米人特使哈里斯向幕府施压，“霍乱的是非曲直，西洋诸国必定会保持公正，但由此引发的不利于西洋人士和通商的浪潮，幕府你们必须解决！”
可还还没等双方商量出解决方案，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二次白主之战的战报就转回了江户。
鲁人的再次惨败，激发了扶桑很多人的信心，于是攘夷的呼声更加高涨。
恰好，此时佛兰西特使格洛斯也赶到了浦贺港——算起来，他来扶桑的时间比英人额尔金晚了近两个月。
虽然在亚罗号战争里英佛联手，但津门约定确定后，两家舰队就分道扬镳了。
原来，和英吉利要到天竺灭火类似，佛兰西也有自己的痛楚——安南为其在远东唯一的根基所在，此时也是不稳。
英吉利在天竺已经殖民多年，称得上是根深蒂固，但相比之下，佛兰西在安南的力量有限，之前仅限于通商和拥有部分特权而已。
1856年,佛兰西远东舰队以“安南官府非法处死传教士”为由,炮轰了土伦港。但当时，佛兰西在远东只有一大三小四艘战船，所以只能泄愤而已。而这次借着亚罗号战争的缘故，13艘军舰增援远东，自然要变本加厉地向安南讨回“公道”。
但其后来听说米、鲁、英、兰四国在与扶桑交涉通商，格洛斯当然不肯吃亏，于是他也跑到江户占便宜来了。
在之前的亚罗号战争中，格洛斯和英使额尔金夫唱妇随，不，是配合十分默契，因此他的意见很受额尔金重视。
在了解到额尔金的担心后，格洛斯提出了一个解决思路，这就是祸水东引！
“你不是担心扶桑舆论不利于通商么，这好办呀，找一个倒霉鬼受过不就得了。压制不如疏导，你我两个国度又没在扶桑大动干戈，犯不上替人受过。”
其实，格洛斯的本意就是要坑死鲁西亚。
在对外的阴谋这方面，佛兰西是专业的。相比佛兰西，如今已有欧罗巴搅屎棍之称的英吉利，其实只是后起之秀而已。
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中，哈布斯家族治下的斯巴尼亚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国度。
而佛兰西通过和奥斯曼勾结，拼命攻击当时哈布斯家族在欧罗巴大陆的另两个领地——尼德兰和奥斯马加，最终成功地将斯巴尼亚拉下了至强的宝座并取得代之。
直到如今，佛兰西这方面的手段依然十分高超，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这场几乎将所有欧罗巴强大国度都卷进来的战争，其始作俑者正是佛兰西！
鲁西亚固然有其西进的理由，但矛盾激化的却是佛兰西的手笔。
1815年9月，鲁西亚、奥斯马加、普鲁士三方在打败拿破仑后缔结了神圣同盟，矛头所指就是法兰西。因此佛兰西在1850年挑起的圣地之争，冀图引鲁西亚西进，重而激发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佛兰西也借此能够拜托在外交上的困境。
事实正如佛兰西所期待的那样，此战争结束后，神圣同盟破裂，而英佛的关系则达到了史上最亲密的阶段。
但在亚罗号战争中，格洛斯发现了一丝不祥之兆——以调停人面目出现的米、鲁两国，获得了英吉利方面的
赞赏。米人暂且不说，但鲁人和英吉利在远东的合作，无疑是对佛兰西如今的地位造成了危险。
普鲁士王国和为奥斯马加一直谋求神圣罗马帝国的再次统一，这点是佛兰西无法容忍的——欧罗巴的棋手位置太多了，身边出现一个过于强大国度这不是一件好事！
而自战后1856年戈尔恰科夫出任外事大臣之后，鲁西亚致力于与原神圣同盟中盟友的关系缓和。
如果神圣同盟复兴，那佛兰西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英吉利了，否则将不得不退回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孤立状态。
每当想到这一点，佛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就不寒而栗。
格洛斯对皇帝的睿见十分赞同，因此他准备不遗余力地在英鲁之间搞破坏。
其实，英吉利特使额尔金对小伙伴的心思有所醒悟，但目前的形势，使他倾向于格洛斯的意见。
自1857年到达远东后，英使额尔金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观点：
第一，由于地利原因，远东是帝国触角的末梢，因此扶持当地势力是必须的；
第二，由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土著对欧罗巴教化十分抗拒，帝国亲自下场很可能得不偿失。因此，继续扶持原有官府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要先通过皮鞭和镣铐让这些腐朽的官僚们“明白事理”；
第三，鲁西亚依旧抱着航海帝国的梦想，不肯老老实实地成为一个近海国度。在这一点上，帝国一定要打消其妄想。
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额尔金深受英吉利远东官僚们的影响。
这些人向他详细汇报了鲁人在阿穆尔河的陆续冒险行为，并提醒他注意米鲁之间在远东的勾结。
对此，额尔金深以为然：
“1856年阿拉斯加落入掌握后，帝国从地理上分割了米鲁的领地。因此，限制好大洋这个最后通路，那就能真正实现对鲁西亚的封锁，然后自然可使其成为为帝国理想的伙伴——平时能摇旗呐喊，必要时可以为帝国流血作战。”
说实话，鲁人特使伊格那提耶夫在扶桑的“鲁莽行动”，深深地引发了额尔金的厌恶。
与在中华俯首帖耳相比，伊格那提耶夫如今的行为显得特别讨厌：
和米人过从甚密就不说了，对扶桑提出割让大岛的要求，这点凸显鲁人对北太平洋航海权的炙热野心！
不过，额尔金也有顾忌，因此之前不便阻止其在北地的军势行动。
要知道，鲁西亚在陆地上和中华接壤，在亚罗号战争未结束前，作为英吉利特使，额尔金一直担心鲁人通过陆路直接支援对手。
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中，双方可是各自出动了几十万人。万一鲁人直接插手亚罗号战争，额尔金再怎么为英吉利骄傲，他也不敢想象帝国有能力派遣这么多人来远东！
不过，如今佛使格洛斯的建议坚定了他的信心：
“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眼前的担心导致日后的困局。
如果鲁西亚打败扶桑，那肯定会提出对北方领土的要求。
而这样必然会导致其复燃对阿穆尔河口的野心。”
想到此处，额尔金不禁有些后怕，幸好鲁人在北方战败了，否则自己的压制计划很可能在其战胜后无法实现。
就这样，在佛兰西特使格洛斯的影响下，英使额尔金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于是在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底，幕府通过购船的名义献金于英佛，之后两国特使答应调停扶桑和鲁西亚之间的战事。
其实，这就是英佛有意让扶桑攘夷的浪潮指向鲁西亚，因此这件事在英佛米鲁之间撬开了裂缝。
而在日后有心人的操作下，这条裂缝越来越大，未来终于为扶桑争取到了一线生机。
第十四章 武士没有能力经商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十六日，直秀从江户出发返回北地，准备就任箱馆奉行。
在他离开前，针对扶桑与鲁西亚两者之间的战事，幕府尚未取得英吉利、佛朗西的调解承诺。
因此，在外人眼里，鲁西亚再次入侵北地是难免的，而崛直秀就是一个倒霉蛋，被“大老”井伊扫部头拿出来顶缸。
很多幕臣因此不看好直秀的前程——鲁西亚在白主已经折戟两次了，那第三次说啥人家也会幡然醒悟。而没大船是扶桑的致命弱点，崛直秀多半会闹了灰头土脸，然后被幕府降罪，“此人逃脱不掉一个破家灭门的结局。”
不过，有人看衰但也有人支持。
大家都知道北地将和鲁人第三次开战，因此有很多活跃的“攘夷人士”陆续北上，准备加入直秀麾下和鲁人决一死战。
可如何对待这些 “支持者”，却成了令箱馆奉行所头痛的大难题。
这些人的来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有豪商手下、各家偷跑的下级家臣，有失去差事的浪人，有寻求出仕机会的豪商豪农之子，甚至还有京都公卿的家臣以及大名的家臣。
其中，豪商的手下最好处理。
这些人知道箱馆开港通商在即，日后这里是与南蛮人交易的三港之一,日后发财的机会多多。
因此这些人说是来支持攘夷，但实际上是来探路的。
全它么类似骗子，不但光说不见干货，还意图不轨，要么准备高价卖给奉行所物资，要么干脆画大饼，准备空手套白狼，希望获得奉行所的某种承诺，反正来者不拒——“町内的土地也好，某种货物的专门权也罢，我都来攘夷了，武士大人你多少得意思一下吧。”
至于偷跑的下级家臣,则基本上可归于一类情况——这些人本来在外游学，要么在江户，要么在大坂、长崎等消息灵通之地，听说了“北地大败鲁西亚两次，然后第三次大战在即”的消息，这些年轻人脑袋一热，就坐船跑来了。
至于浪人和豪商豪农之子，其实大半都只是想从北地混个出身。至于攘夷的心思，可能有吧——反正打着这个旗号，走哪都被高看一眼，何乐而不为。
而最令人烦恼的，就是公卿和大名的家臣，这些人在表面掩盖了原本的身份，然后神神鬼鬼的，说起话来吞吞吐吐、转弯抹角，总之千方百计地想面见直秀，“有要事相告”。
当时直秀哪里有这个空闲！
他任箱馆奉行可是在江户立了军令状三条的：
第一，要力保箱馆和白主两地不失；
其次，对于其余的虾夷地，如若失陷则要在一年内夺回；
至于北虾夷地，对南部领地的要求与虾夷地一样，北部领地则放宽一些，“如有外地入侵，不可放弃骚扰！”
当日，众多老中、大目付和若年寄皆在场，这些幕府重臣一起向直秀摊牌：
“如今形势危急，选你到北地出任奉行，就是为了抵御鲁西亚人的入侵！别的都可以放在一旁，但军势万万不可怠慢！”
直秀知道，两次白主之战打出来了威势，幕府任命自己作为北地奉行，就是幕难思良将，要借自己多年来的经营影响，让白主奉行所这些人出死力。
不过，对比难以完成的军令状，江户也给了支持：
一是每年只能拨款十万两金，二是给直秀放权，“番头组头人选，许奉行所自荐报往江户。且许北地自建定番两千人。”
啥是定番呢？
其实就是常驻某地的番组。
“许北地自建定番”，也就是放开了奉行所的军权，
要知道，以前直秀当白主奉行的时候可没这个权力——之前白主的常备军，其实是不在编的，除了番头、组头是幕府正式的役员，普通足轻真算起来，都是民勇，啥时候江户一声令下，大家都得老老实实回家
种地去。
箱馆奉行所倒是有定番的编制，不过是一组四百余人。
这次将定番的数目一次扩大为两千，而且还是奉行所“自建”，幕府这是被鲁西亚逼得红了眼！——要知道，幕府有常备军五番方，其中实力最强的大番组，也不过才十二组五千人。
当然，这次幕府许可的北地定番四组两千人，和大番组这样的“亲儿子“没法比：
一个是给的编制低，组头也不过是御家人谱代家格而已，至于足轻，则全都是不能子承父业的“抱席”格；
另一个则是“军械自筹”。
说白了，这北地定番两千人的定位就是将临大战的大筒灰而已。
不过，要饭就别嫌馊。
直秀闲居了一年，他算是看明白了，自己在江户根本没前途——他虽然已经是大名格的旗本寄合席身份，但幕府上下门第观念深重，根本没人在意他这个出身低微的“幸进之徒”。
就举两件事证明好了：
一是直秀闲居了一年，居然连一个重臣主动搭理他的都没有！
二是，直秀曾多次上书，要求到韭山帮助坦庵先生制造军械，但都石沉大海，偶尔能得到回复，上面只有三个字“知道了！”
所以，能回北地，而且是作为大权独揽的奉行，这是直秀求之不得的好事——其实，原本直秀的计划是，“一直蛰伏到小栗忠顺上位后再风云再起的”。
因此，看条件还可以，直秀就立了扶桑军令状“誓纸”。
可当时答应的痛快，事后他却差点愁白了头。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二十七日，直秀乘船到了箱馆，和被降职的原箱馆奉行堀利熙一对帐，直秀和他的小伙伴们就都惊呆了！
要知道，安政二年（1855年）幕府将虾夷地大半收归直辖地御领的时候，可是补偿了原领主松前家三万石的领地以及每年一万八千两的手当金——就这，松前家的家臣团还不满意，认为自家吃了大亏。
按白主当时的估算，向商人收取的运上金等税收是大头，加上领民年贡和对阿依努人的盘剥，松前家一年的收入可折合为近五万枚天保小判金——也就是说，幕府的补偿相当于只给了六成。
考虑到松前家保留了福山城的领地，箱馆奉行所的收入当然会少一些。
可堀利熙你又是炼铁又是挖石炭的，这收入至少应该和松前家原本持平吧，也就是一年五万金的收入应该是妥妥地。
但是，让直秀目瞪狗呆的是，账本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安政五年，箱馆奉行所的年收入为三万五千余金”——只是预计数目的七成！
经过仔细查看，直秀发现：
原本三万多金的商税如今只能收到一半；
炼铁倒是赚到了钱，一年有接近两万金的收入；
至于原本的土地产出，如今基本为零；
阿依努人的年贡，原本也有三四千两，却被堀利熙以爱民为名免除了。
而且，堀利熙理直气壮得很：
税收当然会减少了，这连续两年和鲁西亚接兵，商人当然跑了不少，这收入自然会降低；
土地产出，本来就只有松前家的福山城附近开发的不错，可现在不归箱馆管啊，自然收不到年贡；
而阿依努人，不是你提议的要善待吗？
“再说了，一年三四千两，确实盘剥太过，我看一两千金还差不多。而且，阿依努人最近几年很恭顺，我就把这笔钱免了。”
直秀心里有千言万语，可最终只化作了一声叹息，“高，实在是高！”
其实，他也是内心有愧——箱馆奉行所收入不高，其中白主势力没少挖坑。
就说石炭矿吧，堀利熙本来是要官营的。但虾夷地的大石炭矿大都被白主提前占位，
经营者家乐屋以保证供给的条件，换取了独占经营的授权：
幕府对矿产的税收很奇葩，有一种方式是分成制，一般成品你给我二成就可以了。
家乐屋承诺，免费供给箱馆炼铁所的所有石炭所需。
当时的箱馆奉行堀利熙，闻讯大喜，这个可以有，加上家乐屋又承诺对奉行所主要人员的石炭供给免费，于是他就大笔一挥，把几个大石炭矿就这么交出去了！
而阿依努人则是家乐屋给箱馆奉行所挖的另外一个大炕。
虾夷地有阿依努人两万三千左右，其中有五千多人靠给箱馆、松前町及各地运上屋的商人打工为生。
可堀利熙不知道的是，剩下的阿依努人，大半落入了白主的掌握。
几年前白主就将北虾夷地南部的阿依努人全部归化了。之后，这些归化的阿依努人，又在家乐屋的指挥下，跑到虾夷地来“帮助”族人。
如今，原本与外界隔绝的虾夷地东部阿依努人部落，成年男子给家乐屋务工的就占了一大半，就连剩下的人，其实也在家乐屋的影响之下——渔猎还是渔猎的，不过部落的民生已经被渗透的很深，采集和种植开始兴起。
甚至，以僧侣、医生或能人出现的白主阿依努人，已经掌握了不少部落的实权。
其实，阿依努人的实际收入已经开始增长，可箱馆奉行所并没有察觉到！
其实，堀利熙不知内情也可以原谅——箱馆奉行所是1854年才正式成立的，当年基本啥都没干，就是规划箱馆，1855-1857的三年内，幕府的投入不多，堀利熙带人光顾着忙乎箱馆左近了，等1857年和鲁西亚的冲突一起，他更闲心关注箱馆以外的地方。
说到底，幕府对箱馆的支持不够。
最大的一批官方移民发生在1855年，“遣清水氏遗臣及士庶千余人于虾夷使垦荒，经野牧畜、种树、捕鲸、采药及掘石炭、凿矿山，以教化夷民。”
后世，8万多平方公里的虾夷地有人口约570万，光函馆（箱馆未来的称呼）就有30余万人。
要知道，维新之后，扶桑在短短几年内向虾夷地移民了三十多万人，之后此地才慢慢兴旺起来。
因此，目前幕府扔到虾夷地的这点人，就像石头扔进了池塘，涟漪是有的，但真说有多大改变，还远远谈不到。
扶桑古有良训，“武士没有能力经商”，这次直秀算见识到了。
箱馆奉行所的年收入为三万五千余金，那年开支是多少呢？
数目远远超出。
从五棱郭等工事的兴建，到吸收新移民的费用，一年的开支超过十四万余金。
幕府将一年的补助“手当金”定为十万两，原来是这么算出来的！
入不敷出，还要着手军备，直秀对此很是头疼。
不过，箱馆和白主合并，直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之后他把白主的老伙计们都叫来了箱馆，重新规划了发展策略。
一直折腾到当年的十一月初，赶在入冬前，箱馆奉行所才初步调整完毕。
但此时，陆陆续续赶到箱馆的所谓“攘夷人士”，已经累积到二三十人，这些人见不到直秀，便流连在市井之间，连冯谖客孟尝君的事情都出现了——传闻有人在居酒屋弹长刀吟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攘夷志士徒伤其心！”
这还算好的，这些人成天不干活在市井闲逛，还有人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的。
箱馆町奉行大久保利济被这些人烦的不行，看此时奉行所大事初定，他就趁机向直秀进言，“这些攘夷人士你还是见见好了。”
说实话，这些人并非直秀一系眼中的人材，但能千里出行到北地，在这个时候可不容易，不是胆略出众就是意志坚定，最次最次也得有一个特长，那就是“有钱”！
第十五章 安政五年的攘夷人士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底，直秀正式接掌箱馆奉行，管辖地横跨虾夷地和北虾夷两座大岛，由此也引来了一些攘夷人士到北地追随。
“人各有好尚,兰荪蕙之芳,众人之好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这句话是说人各有志，对同一件事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因此，虽然世人都知道，“鲁西亚不肯善罢甘休，北地迟早要发生第三次战斗”，因此明智的人都躲的远远地，但敢于火中取栗或者空手套白狼的，也还是有不少。
到当年的和历十一月初，“攘夷人士”的数目已经累积到二三十，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箱馆奉行崛直秀开始分批接见这些人。
其实两个多月来，对这些人，奉行所并不是完全不理。
新任的箱馆町奉行大久保利济、使番泽村惣之丞，两人曾经与这些人交涉过，但效果不佳，这些人就认准了直秀，非要见上他一面不可——据大久保、泽村两人反馈，这些人认为他俩给的条件“太差”，因此不满足。
见就见吧，现在箱馆都下了几次雪了，可这些人依旧死赖着不走，考虑到这些人北上不易并且还 “耐心”等了两个多月，那接见一次也是应该。
这样做其实算不上稳妥，最起码在原箱馆奉行所的一系人马看来，直秀是幕府的远国奉行、大身旗本，岂是相见就能见到的。再说了，贵贱有别，如果参见之时，有人趁机提出一些不知进退的提议，那可就尴尬了。
果然，直秀被搞了个灰头土脸！
算起来，这些攘夷人士的来历相当复杂，有商人、武士、浪人不说，还有一些不知真假的所谓秘使。
商人来箱馆，是盯上翌年的商机——根据幕府与米人、兰国、英吉利、佛兰西的约定，自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箱馆对外通商。
因此，有些消息灵通的商人便提前跑来布局。
而之所以打着攘夷这个名头，是因为听起来十分大义。
说起来，尽管西洋人几次抗议“攘夷”这个说法，但幕府对此却是暗地纵容的，甚至幕臣有时也公开提及攘夷，总之抓的不严，外紧内松不说，连阻止攘夷的法令也从没正式发布过。
因此，在与西洋诸国签署通商约定后，朝野上下，谈论此事益处的人不多，反倒是论及攘夷的人比比皆是，居然变成了风气。
再说了，在箱馆论及攘夷多半是针对鲁西亚，扶桑与鲁人之间还出于交战状态，那更是无所顾忌了。
本来，直秀还挺感兴趣的——他以为这商人攘夷肯定是捐钱捐物，这是好事来的。
可谁知道，见面之后，这些商人千篇一律地提议：
“南蛮人狡诈，兼之反复无常，通商后管理大为不易。依江户、大坂、京都之旧例，可设株仲间。如此，大人垂衣高拱而百业自兴。”
直秀一听就懂了，这是要求特许专买啊,所谓拦路抢劫、坐地分金的事业。
成立株仲间，说起来轻巧，其实里面藏着刀子呢！
天保十二年（1842年）、天保十三年，幕府两次下令解散株仲间，废除商业特权、促进流通，希望能由此缓和物价上涨。
但嘉永4年(1851年)，幕府又重回老路，许可了株仲间的再次成立。
可嘉永七年（1854年），株仲间又被幕府下令解散。
这反反复复地折腾，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因为其中牵扯到非常重大的利益：
株仲间由豪商组成，对货物进行专卖。
设立在重要城市的株仲间，实际上掌握了扶桑物产的流通。
豪商借此牟利，幕府、大名则以“运上金”(营业税)、“冥加金”(特许费)等名目从豪商身上获利。
其中，因为交通中枢和重要的港口大多位于幕府直辖地“御领”，因此，实际上株仲间成了幕府控制扶桑经济的手段。
但由于株仲间的豪商们经常操纵价格以谋取暴利，因此民愤很大，尤其是，各大名家也不甘心白白被盘剥，因此株仲间反复被解散。
龟儿子莫要害人！
直秀鼻子
都快气歪了，他知道这里面的厉害，因此他绝不会趟这滩浑水。
另外，特许经营这种东西，后世的两个二百五强的例子历历在目，可瞎心了。就算幕府重新下令设立株仲间，直秀也绝不会同意在箱馆这么胡搞。
不过，有能力参与株仲间的豪商，往往实力庞大，而且，其后面还不一定站着谁，说不定就是哪位幕府大佬或强力大名。
难怪町奉行大久保要求自己亲自接见这些人，都是神仙啊，不能轻易得罪。
而这些商人估计是串通好了，后面还有一些共同要求，比如商船优先出入港口、码头区来了特许仓库、占个好铺面地点啥的，总之替奉行所把箱馆日后安排的明明白白地。
这些商人倒也不是不肯出血，基本上见面前呈上了一些珍贵的礼物，而且表示“株仲间成立后，自有报效”，但一旦直秀问及最近是否有大宗商品，这些人就顾左右而言他。
这它么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说不定，就算答应了他们的条件，这些商人也要等与鲁西亚的战事有了结果才肯下重注！估计现在，仅仅是投石问路加占位而已。
直秀不知道，这是看自己年轻没经历——1858年直秀三十三岁，还是欺负自己没背景，总之，这些秃鹫是盯上箱馆这块肥肉了。
估计换个旁人，也只能顺水推舟答应这些请求。
毕竟，此时的扶桑，是商人掌握了流通。因此，就算不答应这些人，也得笼络一批其他商人。
要不然，新官上任后物品流通不便，继而物价飞涨、民生艰难，那怎么站得住脚！而且，为了明年与鲁西亚的大战，还要储备物资，那就更离不开商人了。
难怪这些商人打着攘夷的旗号，想必这些人觉得是吃定自己了！
不过，白瞎了这份心思。
直秀的白主一系可不缺商人的支持：
内部，有从嘉永六年（1853年）就经营虾夷地的家乐屋、深耕北虾夷地的喜梅屋，甚至还有搭建全扶桑商路的四季屋；
外部，利八的纪伊国屋虽然经营重点不在北地，但粮食贸易一直持续；至于土佐、肥前、佐贺、萨摩等藩国的御用商人也常来常往；甚至，这么多年来与外国的密贸易也越做越大。
所以，直秀只是好言抚慰了这些商人，至于有啥特别要求，就老猫嗅咸鱼——休想了。
面对直秀“公平对待”的承诺，商人们欲哭无泪——啥公平，我们不喜欢，我们就要特许经营！
不过贵贱有别，既然直秀不在乎他们暗示的背景靠山，那这些人也只好怏怏告辞——至于身份低贱的商人和幕府的远国奉行当面叫板，得失心疯的人还真没有。
对此，直秀想起了一个后世的例子：
都是卖捕鼠夹，如果没有特许，那大家就会努力把夹子做得又好又便宜；但一旦有了特许，那大家就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禁止旁人入场销售上。
其实，直秀还是很看重商人的，要不然也不会优先接见。
但结果如此，只能说风气使然，希望这些人能留下参与北地建设吧——说实话，经过谈话，直秀不太看好这些人能弯下腰赚辛苦钱。
至于后面接见的攘夷人士，同样也花样百出，反正就是不走寻常路：
有一些年轻的武士，本来在外游学，结果听说“北地大败鲁西亚两次，然后第三次大战在即”的消息，这些年轻人脑袋一热，就坐船跑来了。
对这些人，直秀只能说勇气可嘉。
要知道，幕府现在权威仍在，“武家诸法度”里明确声明，“不经许可，与外藩武士结交皆是重罪。”
直秀作为堂堂的幕府重臣，说实话，连见这些人都担了好大的干系。
而同样，这些人打着游学的名义到箱馆，见了直秀后，回去和家主也不知道能不能糊弄过去——搞不好，就和长州毛利家的吉田矩方私自出游一样，被消减俸禄甚至取消武士身份都有可能。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可见面之后，这些攘夷的年轻人让直秀大失所望：
不精通兰学也就罢了，可连西洋军械和军制也不熟悉，那怎么攘夷啊！靠刀剑么？真是儿戏。
而且，直秀问及游学许可后发现，还真有几个是偷跑来的。至于日后怎么和本家家主交代，这些年轻人居然没想过——船到桥头自然直，心真大！
但谁没年轻过呢。
甚至从功利角度想，能游学出来的武士，要么意志坚定，要么家里有钱，这两者都很难得，今日接个善缘，说不定日后何时就用的上。
因此，对这些年轻武士，直秀先致歉，“刚到任公务繁忙，有所慢待，十分抱歉”云云，然后给安排到乡学、番组历练几个月。
而且直秀十分贴心地给那些偷跑武士的家主都去了信，“贵家才俊，表现不凡，于直秀多有裨益，特此奉上北地特产，聊表谢意。”
礼物嘛，统一送到各家在江户的屋敷，想必没人敢贪污幕府远国奉行的心意。
这面子给了，想必这些年轻人回去不会被为难。
再说了，这礼物真是特产，或皮带、皮鞋，或裱物、水产、香水、化妆品，虽然只有三样小物件，但附送货品目录一份——直秀借此机会打广告做营销，他觉得要能多开辟一条商路就不亏！
这些年轻人哪里受到过这样的厚待，个个对直秀感恩戴德，恨不得立刻转仕。
接下来接见的是浪人和秘使。
浪人嘛，也不都是失去差事的，还有一些是武士的次子、三子，因为主家安排不了，只好自己出来找事做。
说白了，浪人就是不愿意失去武士身份而四处找机会的人。
这些人可不好安排，官迷啥时候都是绝症！
不懂兰学且观念陈旧，直秀哪里有职位给这些人。
但毕竟这些人还是有一技之长的——虽然这“一技”可能过时了，奉行所未必用得上，但抱着夹到碗里都是菜的想法，直秀还是尽量安排：
“垦殖可以么？干三年就分地，起码是乡士啊；学医也不错啊，包食宿，出师就是正式的崛家家臣。”
“啥，有点慢了，想入番组。这个可比较难办啊。”
军械必须掌握在有思想成熟人的手里，否则不过是残暴的武器——直秀可不想养一群野兽。
因此，只要这些浪人不破除武士至高的想法，直秀是肯定不能让这些人入番组的。
说实话，世上确实有怀才不遇这回事，但这次直秀没遇上啊。
所以，最终不能接受垦殖和学医的浪人，直秀就准备劝退了——想一步登天，那也要有真材实料啊。
可没想到的是，来攘夷的浪人不到十个，最终是一个都没走，要么去垦殖去学医，反正都留下了。这把直秀和大久保都气乐了，感情这几位都是苗字“平田”，日后儿子的名前是武藏！
排在最后接待的攘夷人士是一些不知真假的所谓秘使。
对这些人，直秀的态度完全两样：
这些所谓的秘使，要么是一些所谓的纵横家，要么是一些被人忽悠傻了的可怜人。靠着弁舌之术和一些飘渺的承诺，这些人就试图翻云覆雨。
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在接待前他让人通知对方，箱馆目付堀利熙和他共同出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些号称代表了某位贵人的秘使，一夜之间就无影无踪了。
说实话，直秀对这些人的下落很好奇，虽然为了招徕移民箱馆不禁客船，可一夜之间就消失不见，这也太神通广大了吧。
对此，堀利熙向直秀抱怨，“就该把这些人一早抓起来！”
“跳梁小丑，无需在意。”
说是这么说，其实直秀是不想“不经审判就定罪”——自己滥用权势很爽，可被滥用的时候就笑不出来了。
前前后后是一共挤了十天的空余，这才把这些攘夷人士都接见完毕，期间町奉行大久保一直作陪。
事后，直秀专门宴请了大久保，这是因为直秀想明白了：
“不是大久保处理不了，人家是让自己特地感受下。箱馆奉行的位置，可是和白主完全两样。
如今与各方周旋，凡事都得小心。”
所谓同伴，不是走同一条路就可以，要能齐头并进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