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终 驾崩
“启禀官家，张太傅到了！”崇政殿内，内侍石全彬小心翼翼地向一副昏昏之态的皇帝刘文济道。
闻声，刘文济从书卷中“醒来”，睁开双眼，老迈疲惫之态难掩，但眼神却依旧深沉，就仿佛蕴藏着无穷的神秘与危险。
也是到了晚年，刘文济的权威才真正得到树立，上下敬服。不为其他，而因刘文济开始无所顾忌地行使皇帝的权力，用极其强力乃至酷烈的手段，打击不臣，维护自己的权威。
可明显发现的一点，从建隆二十年开始，皇帝刘文济的性情是偏暴戾化的，耐心日益短缺，杀心逐渐深重，用刑之严苛，与继位之初截然相反。
在人生与帝王生涯的暮年，刘文济就像卸下了所有伪装一般，不再克制本能，那些宽容与仁爱，不说彻底被他抛弃，但总归不再如以往那般过分追逐
陈尧佐、吕夷简、萧恭、朱祺，这些建隆老臣名臣，都陆陆续续被赶出朝堂，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而最极端的一个表现，则在于枢密副使董从俨之死。
董从俨以攻杀金蛮刘金、平定漠北之功，从一边将，晋位枢密副相，也成为建隆时代武功武臣之代表，刘文济统治生涯后期的军坛上，是有特殊地位的。
而他在枢密院与折惟昌、萧惠这两个南征北战功臣的斗争，也持续了整整八年之久，这也是他最终失足被杀、悲剧收场的主要原因。
如果只是政见不合，又或者是单纯的权力之争，斗争也只局限于合理范畴之内，那么董从俨也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
但偏偏，董从俨自负功高，平日里多有跋扈，自信于军事谋略与能力，在军政事务上，甚至屡次将皇帝刘文济的意见给否了，那种生硬的丝毫不讲政治智慧的忤上。
便是如此，刘文济也未尝不能容忍董从俨，功臣有一定特权也不足为奇，至少不至于起杀心。千不该、万不该，董从俨深入参与到夺嫡之争去了，是睢阳公刘继英收买的主要大臣之一。
董从俨想得很简单，通过扶立刘继英，取代折惟昌，成为枢相，而他能听到的，是圣心如何属意刘继英，能看到的，是刘继英的声势有多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与看法，董从俨与刘继英自是越走越近，越捆越深，甚至在军队内部，帮助刘继英安排心腹，培植力量。
当皇帝心目中的天平向皇孙刘维箴偏向，当刘继英之短暴露出来，董从俨的所作所为，在刘文济的眼中，就变得其心可诛、不可宽纵了。
建隆二十二年冬，枢密副使董从俨暴亡于枢密院。这种死法，也算是对帝国功臣的一种挽尊了，但这件事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董从俨死后，朝廷上下，再无敢对皇帝僭越不敬者，甚至连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情况都少了，只因为，皇帝越来越可怕了。
董从俨这样的功臣，说杀就杀，没有丝毫容情。过去的皇帝，顾虑重重，大臣们可以欺之以方，但当皇帝都不顾体面了，那再顽固保守的人，也不敢真拿着家族富贵去与皇帝硬碰硬。
董从俨之死，也是引发帝国军政系统变动的一个强烈信号，从那之后，奉皇帝诏命，折惟昌、萧惠联合主持军法司的石元孙（石守信之孙），对内外军人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动与清理。
其中主要目的，在于斩断睢阳公刘继英的爪牙，但这种动作，是不可避免会造成“误伤”的，至少一大批董从俨的部属以及燕山北道出身的将校，受到严重排挤打压，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曾追随董从俨血战漠北
但没办法，这就是政治，从董从俨倒下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一大批将校的悲剧与沉沦，帝国军方的一座山头，也就这么被推倒了。
董从俨的悲剧结局，说到底，还是他本身的问题。他有当世卓越的军事才华，但在政治上，实在乏术，甚至短视，在帝国高层，他可以靠着殊功一路莽着走，但当朝局在“夺嫡”的影响下变得复杂诡谲之时，他便迷失其中了，及至身死道消，军事上的敏锐嗅觉，在政治上，当真毫无用处。
当然，皇帝刘文济在用人上，或许有一定指摘之处，向使董从俨能一直在地方坐镇带兵，没准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流芳百世，千古扬名。但这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了，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董从俨之死，可以说视作建隆后期帝国政坛上发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毕竟不久后的开年，刘维箴就被册立为皇太孙。而刘文济统治生涯末段，帝国政治的紧张、压抑乃至酷烈，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这还反映出刘文济的一些心理变化。一直以来，刘文济都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壮年时，尚且可以靠着出色的手腕以及足够的耐心去应付，等到迟暮之年，精力不济，身心俱疲，也再保持过去的那种状态了。
为了维护天子威严，巩固皇权，他也只能采取一些严酷的手段，继续展现他的强势与不可侵犯。可以说，刘文济一生都在证明自己，但到了晚年，他已经不需要和光同尘，只需要短短几年的上下畏服即可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压制许久的特务政治，也再度抬头了，建隆二十年后，皇城、武德二司在大汉帝国，尤其在京畿范围之内，可是活跃异常。
话说回崇政殿内，老皇帝刘文济放下由蔡齐等臣编纂的《国史》，看着石全彬，想了想，方才轻声吩咐道：“宣！给太傅备座！”
张太傅，不是他人，正是前宰相张俭。作为三朝老臣，尽忠皇室四十余载，张俭素有“治世能臣”的美名，为相二十余年，于国于君，多有裨益。
早在建隆二十年的时候，感朝中局势糜浊，张俭便有隐退之意，以年高向刘文济请求致仕，但被刘文济拒绝了，并极力挽留，张俭无奈，只能继续以古稀之年，担任吏部尚书。所幸有杜衍的辅助，否则怕是真要如张俭自诽那般，昏昏碌碌，误国误民了。
在陈尧佐罢相之后，张俭晋位尚书令，不过只当了半年的过渡首相，刘文济终于“良心”发现，准他在七十八岁高龄的时候，以本职致仕。
不过，刘文济对张俭信重是毋庸置疑的，仍旧留他在京中发光发热，赐其为太傅，坐镇东宫，辅弼太孙刘维箴。而张俭，也朝着四朝元老的传奇之路迈进，功绩任人评说，但名位年龄的组合，足以在帝国历史上留下一道深刻的印记。
到建隆二十四年，张俭已经八十岁了，但精气神却依旧良好，拄着御赐的紫金杖，仅观形貌，说他比刘文济年轻都有人信。
“老臣张俭，参见陛下！”迈着缓慢的步伐入殿，张俭大礼参拜。
平日里，老臣参拜，刘文济都会免其大礼，不过今日，他是眼睁睁看着张俭做完一整套礼节动作，方才摆手示意。老脸上露出一抹惆怅，刘文济唏嘘道：“张卿年高，犹如此康健，令朕羡慕不已啊！”
闻此言，张俭自是谦逊相应，态度很谨慎。对于这些近乎虚与委蛇的回应，刘文济也看淡了，并不是太在意，又自顾自地感慨了句：“掌国二十七载，事情做了不少，问题也留下了不少，向使能再给朕二十载，天下大治，不是空谈，只可惜，天不假年啊”
听皇帝这般说，张俭哪里还坐得住，当即起身，诚惶诚恐地拜道：“陛下千秋，何出此言，大汉亿兆臣民，仍需沐浴陛下之恩泽——”
“千秋万世之谈，从来愚谬！老之老矣，行将就木，朕都看开了，张卿亦无须出此言宽慰！”刘文济摆摆手，眼眶竟然不自觉地多了几分湿润。
此时的刘文济，没有维持了一辈子的平和与沉静，也没有晚年的固执与暴戾，活像一只将死之鸟，其声幽幽，其鸣哀哀。
良久，方才从那种自怜自伤、自哀自叹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定了定神，方才看着张俭，严肃地问道：“朕常对章德太子寄予厚望，意欲将大汉交给他，他虽无长才，但足以守国。
可惜，上天无情，降大悲大痛，戏弄于朕？这几年，朕深以为忧者，唯国家承统，社稷前途。虽听众臣之请，册立皇太孙，然太孙毕竟年轻，又少经世务，朕心中始终不安。
张卿四十五年宦海，德高望重，洞察世事，这一年多观察下来，以卿之见，朕选的这个皇太孙，如何？能否，承担起大汉帝国的万钧重担？”
皇帝以此事咨臣，可想而知对张俭的尊重，也可见刘文济此时内心依旧存在的犹疑。而张俭听了，态度更加谦卑谨慎了，仔细地思量过后，方才说出这么一段话来：
“恕臣直言，如论圣明，太孙自远不能与世祖、太宗、陛下相比，然持重守静，能听人言，克己奉公，便足以成为一仁明之君，可以守国。
世祖曾有一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陛下励精图治二十余载，大汉天下繁荣昌盛，开历史之隆，已非后世之君所能企及。
太孙纵非开拓创举之君，但萧规曹随，承祖宗之业，想来还是大有可为。而况，朝廷人才济济，只需善用人才，从谏如流，亦可无虞”
张俭一番话，将刘文济给说沉默了，但观其表情，显然并没有真正说服他，刘文济本不是一个能被轻易说服的人，何况如今，早已疑根深重。
但是，除了默默接受的，他又还有其他选择吗？毕竟，刘文济已经不愿意再折腾帝国朝廷了，他也折腾不动了。
良久，刘文济方才抬首，满口的慨叹语气：“但愿，如卿所言吧”
“听说张卿致仕，年耄耋，犹能吃酒食肉，好生羡慕！”回了回神，刘文济又强作欢笑，冲张俭发出邀请：“今日，就留宿宫中，陪朕对饮畅谈”
建隆二十四年（1041）秋九月初三，大汉皇帝刘文济驾崩于洛阳紫微城崇政殿，享年66岁，在位二十七年，庙号世宗，谥号承天隆运文武英明宣皇帝，葬于汝州泰陵。
仁宗篇1 正统时代
在国丧一切事宜处理完毕，到送葬世宗之后，柩前继位的新皇刘维箴方才回朝，在群臣的拥戴下，于翌年（1042年）三月初七，嘉庆节当日，登基于西京乾元殿，改元正统，大赦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刘维箴是汉帝国既往帝王中，在登基事宜上拖得最久的一个，间隔有近半年的时间。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新皇专心哀悼，守孝治丧，而国家大事，则尽操于一干建隆宰臣手中，以许王刘曜、尚书令杜衍以及吏部尚书李昭贤“三驾马车”为主。
而从这个登基间隔，也可以看出，当帝国又迎来一个新皇帝之后，帝国政治格局如何，走向又将是如何？
同时，也正是正统元年的这次大赦天下，让“刑徒营”彻底在大汉帝国成为历史，曾经规模数以十万计的刑徒以及伴随着的刑徒营制，经太宗、康宗、世宗三朝，到正统时代，足足半个世纪的时间，方才彻底被根除，这也是第一个被彻底废除的“世祖之制”。
直接影响是，大汉帝国从此再没有能够从法制上任意使用的劳动力，为相关役用劳力的工程，朝廷每年又需额外多支出一大笔钱粮。
同时，消除了一个罪恶与垃圾收容所后，在所谓“仁德之治”进一步抬头后，帝国的治安情况，又开始反复了，罪案滋生，犯罪率抬头，社会的动荡与民生的不安同步加剧
当然，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至少再没有朝野的“仁人”们就此事非议攻讦，相反，不少人为此大唱赞歌。毕竟，这也算是“法治”已然深入帝国脊髓，根植国家体制的大环境下，“仁治”重新抬头的苗头与标志。
比如政法大学堂中，一个名叫孔彦辅的教授，就对此发出“陛下仁德圣明，从此天下再无刑徒”的感慨。孔彦辅，观其姓就可知其出身了，在帝国的学问界也算个名人，毕竟能在政法大学堂当教授，总是有把刷子的。当然，更出名的还是其兄孔道辅，生前最高曾官至礼部侍郎，在建隆朝也算个名臣了。
曲阜孔氏，自所谓“孔仁玉中兴”之后，在世祖朝，实则是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最沉沦之时，圣人光环几乎被彻底剥夺，这也是开宝时代帝国各家学说、流派发展壮大的背景之一。
但孔氏传承千年，香火不绝，自有其内在原因与处世原则，世祖皇帝也没有将之彻底夷除的想法，因此，在潜心治学养望，蛰伏四十载后，于雍熙朝开始重新抬头，等到建隆朝，世宗皇帝大兴文治之后，曲阜孔氏已经重新站在帝国思想界与文化界的核心舞台上。
等到正统皇帝刘维箴继位，孔氏就更加活跃与积极了，积极地向皇权靠拢，积极地奔走于政治，削尖了脑袋往朝廷钻。
毕竟，孔氏也实在不容易，有些流派，早在太宗时代就迎来春天（比如湘江、睢阳、嵩阳、闽学等），而他们四十载蛰伏，四十载兴复，到正统皇帝时代方才真正抬头挺胸。作为圣人之后，何曾受过这等委屈
而从孔氏的逐渐复兴，也能看出正统时代的一点特征了。世宗皇帝推行的文治，抛开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花样，本质上是以“法治”为核心，而从正统元年开始，大汉帝国的文治，又不可避免地向“仁治”妥协了。
当然，不管法治、仁治，根本而言都是人治，根本目的，则在维护皇权的稳定，帝国的统治。
与康宗皇帝不同，刘维箴这个皇太孙，看起来的确平庸，甚至不如康宗潜龙时期的英睿与灵气，如果不是出身在那儿，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寻常之人能够成为统治万方的帝国皇帝。
当然还是得说一句，短智不代表弱智，刘维箴还是个正常人，与司马衷那样的奇葩还是没法比的。只不过，在当下大汉帝国皇帝这样光芒万丈的职位衬托下，他自然显得寻常乃至平庸了。
不过，刘维箴有一点特质，世宗皇帝看得也是真准，他老实，不折腾，老太傅张俭看得也准，能听人言，就是耳根子有些软
虽然从登基伊始，建隆八年以来被世宗皇帝整整压制了十六年的臣权又开始慢慢抬头了，但综刘维箴整个统治生涯，都算一个实权皇帝，只是权威远无法同头上几尊祖宗那般强大，对朝局朝臣的掌控力相对薄弱罢了。
正统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对建隆时代的延续，整个帝国自上而下，从国策到体制，都是世宗皇帝那一套。
而这份延续性，说是对世宗皇帝的尊重也好，还是皇帝本身平庸也罢，但至少让大汉帝国的巅峰时段有延长了几年。只不过，作为帝国的掌舵人，缺乏如先帝那般敏锐的洞察力与出色的协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再向以往那般平稳前行，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也不得不说，世宗皇帝对刘维箴的看法是准确的，他也的确不能算是一个折腾的皇帝，终其一生，没有修宫室，筑奇观，节俭不至于，但也没有过于铺张浪费，也拒绝了朝臣提请的地方贡献。
不过，作为帝王，该有的享受一点没少，尤其在女色上，后宫佳丽上百，而物质生活上，仅少府近百年积聚之财货，也足以供应他了。
另一方面，综刘维箴整个统治生涯，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深入的、具备政治意图的巡视，只在中期，因洛阳粮困，到东京去住过几年，派遣重臣宰臣，巡抚地方，倒是经常做。
在对皇帝这个职业的态度上，刘维箴也始终是一致的：朕安心坐朝，诸公尽忠治国。紫微城的崇政殿没有再更名，但刘维箴的的确确在垂拱而治。
垂拱而治，也并没有字面上呈现的那般简单，至少基本的权柄要掌握，天子的威严要保持。而刘维箴坚持的是，国家治理好了，有奖赏，出问题了，那么问责也是必须的。
刘维箴也不是没有底线，比如当大臣们再度向皇城、武德二司伸手的时候，他是坚决维护，六亲不认，谁的话也不听。只因为，世宗皇帝最后时光的教导，这二司是皇帝的底裤，是皇帝掌握朝局最有力的武器，是绝不容他人染指，也不容失控的。
正统皇帝显然牢记住了祖父的这个教诲，甚至有所发扬，使得皇城、武德二司的存在感，继续世宗晚年之后，再度加强。
也导致，在正统朝，发生了开国以来，内廷与外廷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对抗，这种对抗也是长期的，几乎贯穿刘维箴整个统治生涯。
虽然在中期，刘维箴曾迫于公卿大臣们的压力，将石全彬、陈巍等权宦罢免了，但“阉党”势力依旧，影响依旧，大臣斗阉党的热情依旧。
正统时代，也是大汉帝国思想与政治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在文明之火熊熊燃烧，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的背景下，很多学派都不可避免地走到一个尽头，面临着一种桎梏，包括以求实、包容著称的湘学。
也正是在这种的大环境中，以大思想家、教育家张载为代表的糅合了儒释道及诸多杂学的“理学”，依旧慢慢兴起抬头。当然大汉的理学，是地地道道的护法之学、治国之学、育民之学，本质上还是统治之学。
至于政治上，则开启了一个贵庶轮流“坐庄”的权力格局，这点，历任尚书令的出身便是集中体现，直到双方在不断的冲突与妥协中，逐渐合流。
说到底，不管是贵族集团还是庶族官僚，本质上都是权贵，是大汉帝国的统治阶级，在利益矛盾上的调和空间，可比上下阶级要宽阔得多。
即便从整个大汉帝国的历史维度来看，正统时代，依旧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延续三代之治（世祖、太宗、世宗，康宗被毫不留情地剔除行列）的辉煌成果之余，帝国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一个拐点，一个下滑的拐点。
这是一个问题滋生、矛盾突起的时代，体制的弊端、国家病症，缺少一个强力皇帝的压制与调整后，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并逐渐深重。
而作为从上个时代一路走来的仁人志士们，对此也无法坐视，为了维持先帝创下基业的辉煌，他们也做出了努力，并付诸于行动，比如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崛起于建隆时代的名臣相。
仁宗篇2 半岛史话·安平公主
大汉皇帝，不只是汉地道州的君主，同样是汉帝国体系下诸多封国的共主，这一点，在建隆时代，依旧没有动摇，即便强悍如安西，渊深如安东，亦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因此皇帝的驾崩，不只是中央帝国改天换地的大事，于海内外各封国，同样是震动朝野的大事。血浓于水，又兼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对中央帝国人口、文化、技术的依赖性，都使绝大部分封国密切地关注着帝国的重要变故，尤其是涉及宗藩政策关系的内容，这方面以南洋诸国最为积极。
而作为一手推动并彻底奠定当下帝国宗藩格局的世宗皇帝，他的驾崩，对各大封国来说，也意味着旧时代的过去，与新时代的到来。
新皇帝与新朝廷，对封国的态度如何，政策是否会变动，利益是否会受影响，尚且不得而知，一切都是未知数，仍需观察观望。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没了世宗皇帝刘文济，帝国中枢对封国的震慑力、影响力，必然下滑，这是一种历史规律，科学发展。
从世宗驾崩开始，一直到皇太孙刘维箴登基，这段时间里，除了帝国公卿大臣们忙得不可开交，各大诸侯、刘姓子孙们，也同样活动频繁，奔走积极，意图在帝国新旧交替之际，为本国谋得一些好处，至少得保住此前餐盘上的食物。
除了常驻帝都的崇仪使之外，诸国也不约而同，派遣重臣特使，亲赴西京活动。而在这些使者中，最出名的，毫无疑问乃是安南特使，特别就特别在，她是个女人，安平公主刘瑛。
安平公主刘瑛，乃是安南先王刘文涣与摄政王太后刘娥所生之女，现年三十一，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更不是一个锦衣玉食的王室公主，她还是一个政治人物，在安南朝廷可以呼风唤雨，被视为安南“太平”的奇女子。
当然，刘瑛之奇，主要来自于刘娥的宠爱，她也是刘娥最重要的政治衣钵继承人。刘娥无子，作为自己膝下唯一所出的女儿，刘娥自是宠爱异常，而刘瑛也没有埋没于溺爱之中。
从小就聪明伶俐，遇事常有自己的思考，不人云亦云，多出奇见。十三岁以后，常年跟在刘娥身边的刘瑛，竟然已经能够评断安南国政，并且不是无的放矢，常出惊人之语。
而当发现自家爱女在政治上的浓厚兴趣与突出天分之后，即便刘娥常年忙于国政的处理与政敌的对抗，仍旧分出不小的精力，予以特殊关注，悉心培养。
本身禀赋出众，又有刘娥多年的言传身教，尽得刘娥真传的刘瑛，在长成后，进化成怎样的奇女子，都不足奇了。同时，刘瑛快速成长的那段时间，也正是刘娥摄政不久，面临着极其艰难挑战的时候。
可以说，刘瑛亲身经历了安南“太后摄政”那段及其复杂且混乱的政治时期，也就近观摩和学习着母亲的智慧与手段，眼睁睁看着刘娥在交趾乃至整个安南国纵横捭阖，将对手们一一剪除、镇压、收服。
等到建隆十四年（1031年），刘瑛二十岁的时候，为了讨好已经彻底掌握安南朝局的刘娥，安南王刘继丹册封刘瑛为安平公主，以整个安平县作为其采邑。安平县地处红河平原，物产丰富，是一个五千户大县。
虽然被赐以丰厚待遇，但刘瑛并不动心，她可是深信“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没有前往采邑，只遣家令前往经营。同时，还向刘继丹求取官职，表示要为国家效力。
对这个妹妹异想天开的请求，安南王刘继丹打心里不乐意，甚至嗤之以鼻，原打算拒绝，但一名近臣提醒他，是否该问问太后的意见。
然后，刘太后的意见也没问，刘继丹直接任命这个年方二十的妹妹为尚书，没有具体职事，但却容他参赞军国之事。却刘继丹想到，安南国掌权的，可同样是个女人，即便那个女人，已经老了。
但，那就是太后刘娥在安南国的威势，摄政十多年积攒下的威望，连已经成年许久，并开始亲掌权柄的安南王刘继丹，都不敢轻易忤逆挑战。
从当年开始，安南国的臣民们，也渐渐熟悉并习惯，上面有个刘太后，有持续太久。
太后刘娥虽然强势，一介妇人之身，硬生生在安南国打造出一个“女权时代”，但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随着年事渐高，身体也渐渐不支，终在建隆十九年（1036）的时候，于交趾王宫薨逝。
当然，刘娥去世之前，对后事也做了充分的考虑与交待。而总结起来，实则就两方面，一是还政刘继丹，二则交底刘瑛。
而刘继丹，也在足足三十周岁的时候，才真正开始了亲政生涯。说来也是憋屈，作为一个王，顶天立地的王，他的一生都受到女人的影响与钳制。
如果太后刘娥那是没办法，不只有先王遗命与中央册书，对自己还有扶立、养育、教导之恩，那么安平公主刘瑛的崛起掌权，则让刘继丹抑郁非常。
当然，造成这样的结果，既然刘太后时代的历史遗留，刘继丹本身的问题也很大。在刘娥刚去世的时候，刘瑛本着母亲遗命交待，选择了韬光养晦，减少了对朝政的插手，让权于兄。
刘太后的交待很清楚，明白地指出，她摄政的十多年间，国家发展逐渐良好，政治秩序趋于稳定，但这份清平之下，也隐藏着许多矛盾，而尖锐的矛盾啊，恰恰来源于她的摄政。
她死之后必然反复，压制了十多年的怨气，也终会爆发。基于此，刘瑛选择后退观望。而安南形势之发展变化，果不出刘太后意料。
刘娥一死，刘继丹亲政，对许多安南权贵来说，这是王权的复兴，也是拨乱反正的良机。于是，只平静了三个月，安南朝廷便发起了对刘太后的清算运动。
当然，不可能针对太后本人，但她所施行的政策，她提拔的人才，这些都是攻击调整的对象。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但若是做得过了，往往也会出问题了。
随着政治上的反攻倒算，安南朝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阵混乱，当打击面不受控制地扩大，来自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击，也随之而来。
刘娥掌国十多年，在打击整敌，巩固权威的同时，也提拔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与势力，他们中间，有权贵、有军队、有士林、有地主，并且背靠太后，在安南国内积累起了强大的话语权。
而这些人，最终的选择，都是团结到安平公主刘瑛的旗帜下，请他率领众人，攘除奸贼，拨乱反正，恢复治安。而刘继丹用人乏智，对局势的把握又乏术，眼瞧着朝局失序，与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也很头疼。
但刘瑛作为代言人，气势汹汹迫来之时，他竟有种羞于见人的感觉，因此，并没有经过太过激烈的对抗，刘继丹从其请，将聚集在他身边的一干“小人”，尽数罢免，同时，任命刘瑛为录尚书事，协助他处置国政，由此，开启了刘瑛的“女相”生涯。
到如今，都二十多年了，安南国的运转，依旧行驶在“离不开女人”的轨道上。
当然，刘瑛掌权，毕竟不像其母那般名正言顺，而安南国的权贵们，即便是那些“后党心腹”，也未必真正甘于再在一个女人的阴影下。
因此，刘瑛面临的情势要更加复杂，承受的挑战与压力，也要更大。也就是刘继丹为王，能够容她，她也很注意对王兄的“尊重”。
同时，在协调关系、收买人心方面，深得刘娥真传的刘瑛，也干得十分不错。而标志性的一件事便是，她将自己丈夫柳闿给踹了，另与赵德芳之孙赵从贽联姻，以此弥合与赵氏之间的关系。
多年以来，不管赵氏如何被刘娥打压，但赵氏始终是安南国最顶级的权贵之一，这是帝国赵氏的地位影响决定的。而连赵氏都能妥协，余者自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还需提一句的是，那柳闿，乃是开宝名臣柳开的侄孙，在安南也是有名的才子，即便被刘瑛踹了，依旧爱得深沉，依旧在安南朝廷内部，坚定地支持着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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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3 半岛史话·奇葩
在过去的几年间，安南国的朝局一直保持着“一廷一府”的格局，廷是的大王廷，府是公主府。
这是一种矛盾而又平衡的局面，一方面刘继丹不可能真正被架空，这毕竟是一个二十多年的且名正言顺的安南王，同时，不管是王党还是以刘瑛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又都不会允许，再出现一个刘娥，让刘瑛干政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妥协了
另一方面，刘继丹对刘瑛这个妹妹，既疼爱，又倚重，还有一丝畏惧，虽然在王权被干涉事宜上有种本能的抗拒与反感，但让他将这种反感化为实质的行动，又很困难。
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堪称封国奇葩之最的政治格局，矛盾对立，却又稳定可靠。当然，也就是安南那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刘继丹与刘瑛这对兄妹同样奇葩的关系，才能长久地维持着。
数年下来，两人乃至两股派系之间，也渐渐摸索出了一种平衡的相处关系，当然，也必定伴随着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安南朝局也格外复杂。
在世宗驾崩的丧报传至交趾后，震动之余，刘瑛决定亲自北上，就遭遇了亲信臣僚们的劝阻。认为此举风险太大，当然危险不在帝国，而在交趾，要知道，太后刘娥摄政安南二十年间，可从来没放松过对安南朝廷的掌控，也从没远离过交趾，就是为了防止祸起萧墙。
当然，刘瑛做出亲自上京奔丧的决定，也有她的考虑，意图邀名取利，通过北上之行捞取政治资本，若是能再从帝国朝廷寻求到支持，那她在安南的地位就更牢固了。
作为与帝国直接接壤的封国，同时也是唯一一个由道治分封而来的王国，安南朝廷比起其他封国，受到帝国的影响实则更大，联系也更深
虽则固执己见，但心腹们的劝说也还是起到了作用，思量之后，北上之前，刘瑛专门找到王兄刘继丹，进行了一番交心之谈，也可以看作是警告。
刘瑛与刘继丹那一番谈话，被准确地记录了下来，后被安南史家引为“奇谈”。刘瑛主要向刘继丹表明了三层意思：
第一，她北上，是作为安南特使，为大行皇帝祭丧送葬，事关宗藩关系，性质严肃，影响重大，不容有失；
第二，她此去，乃为安南王室与交趾朝廷利益奔走，拳拳公心，望兄长体察支持，不要为人所间；
第三，她自知，离开之后，必定有居心叵测之奸佞，不甘寂寞，挑拨离间，王兄耳根既软，心且不定，若最终为人所惑，做出亲痛仇快之决定，只需遣人通知一声，她会主动流浪江湖，绝不再出现给王兄添堵。
刘瑛尽显得强势泼辣本色，却实实在在把刘继丹给震慑住了。而面对妹妹真切乃至激切交心告白，深受感动的刘继丹也满口保证，让王妹放心北上。
而刘继丹与刘瑛的这次交流，之所以引为“奇谈”，就因为，这兄妹俩，允诺时发自肺腑，动情不已，结果却没一个信守承诺
在刘瑛北上三个月后，安南朝廷那些“王党”还是没能坐住，一场政治反击不由刘继丹意志地爆发了，并且这一回，他们还找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时年十七的王太子刘维敬。
趁安平公主不在，借着刘维敬的名义，王党从朝廷层面，发起了对公主党的打压，一个个公主党大臣，或贬、或囚，甚至有被杀的。就连“二驸马”赵从贽，也被赶到安平县，监禁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安南王刘继丹做起了泥菩萨，他实在为难，毕竟发动的是他的太子与拥护他的大臣，不便拂众之意。同时，他也认为，对王妹刘瑛而言，留在京畿，也未尝不是一个好归宿。
于是，在严令不许伤害公主家人的同时，刘继丹又派使者北上，携带一封由他手书的信交给刘瑛。在信中，刘继丹以一种无奈甚至委屈的语气，解释了一下交趾发生的事情经过，并惭愧地表示，可以将公主府的家人、奴仆以及财货，都送回大汉，问刘瑛意见。
在大汉，刘瑛并没有收到那封信，因为早早收到交趾剧变的她，几乎不假思索，南下返国，飞驰而回的那种。靠着多年的经营，刘瑛返回交趾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太子刘维敬在边境及港口设置的拦截布置，一点作用都没起到。
而公主一回来，那些惨兮兮的公主党羽们，立刻就找到了主心骨，迅速聚拢过来，哭诉不已。更重要的，还是寄希望于公主带领他们，抢回被虢夺的权位与名利，这，也是刘瑛想要做的。
这也导致，交趾朝廷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甚至可以看作宫廷剧变。剧烈在于，这是自太后刘娥之后，又一次动用了军队，宫廷剧变则因为，太子刘维敬则在最后被废、幽闭。
当刘瑛回到交趾后，对这个姑母同样有心理阴影的太子刘维敬立刻坐不住了，竟然不加请示，纠集扈从前去围攻。这也彻底激怒了刘瑛，并动用了她始终隐藏着的一张王牌，交趾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郑泉
结果，安南太子刘维敬以“聚众犯上，图谋不轨”被郑泉率军击败擒拿。而当刘瑛领着绳索缚身的刘维敬进宫，面见刘继丹时，首先看到的便是王兄那又惊诧又精彩的表情。
面对当场哭泣不已的安平公主，刘继丹又是尴尬，又是惭愧，于是破口大骂刘维敬“逆子”，然后当场宣布，废黜其太子身份，下令圈禁府邸。
当然，安南太子，也是经过朝廷金册册封的，后面还需补上一道奏请手续，不过，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
太子都被废黜了，安南国发生在正统元年的这场政变，结果走向也就很明显了。一场“拨乱反正”紧随其后展开，太子刘维敬的主要党羽，都被贬杀，王党也有不少大臣，受到追责。
不过，公主党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官复原职，同时，为刘瑛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郑泉也没能留在原来的位置上，而被外放到驩州坐镇领兵，以据西南，防备文、万二州侯。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底牌亮出来之后，就不再是底牌了。
可以说，这场本质上为王党与公主党的激烈斗争，双方是两败俱伤，趁着这个空隙，两派之外的权贵们，倒是趁机捞了不少好处，慢慢地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而就是这样的斗争之后，刘继丹与刘瑛这兄妹之间，又很快恢复关系，以一种让人咋舌的方式，回到过去那种“融洽”的相处模式。
就仿佛在宣告，不管两党的人如何死斗，他们兄妹的关系，始终不变
再提一些花边，刘瑛的京畿之行，可是收获颇丰，不只从新皇刘维箴那里要来了不少好处，比如工匠、书籍、僧侣、教育人才等，还尽展他安南女相、王室公主的风采，让许多帝都的文人才士拜倒在她石榴裙下，许多人更是慕名求见，只盼一睹，刘瑛也的确收了几个面首。
并且，在南归之前，还说动了一个大词客：柳永。柳三变在大汉帝国，仍旧是仕宦艰难，但诗词俊才，却依旧光芒万丈，没有为国家做成多少实事，但为宫廷、为市井填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词曲，被世宗皇帝赐以“词学士”头衔。
但就是这样一个声名在外的当世大词客，竟然被刘瑛说动了，主动辞去官职，愿意跟随她到安南国转转。而等交趾的政变平息，一切回到正轨后，柳永被任命为安南礼部侍郎。
而比起官职，更为旁人津津乐道，反而是柳永与安平公主刘瑛之间那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要知道，柳永可比刘瑛大二十来岁，据说两阙《雨霖铃》，便得公主垂青
仁宗篇4 半岛史话·四十载安南
安南国，自雍熙十三年太宗分封，到十四年刘文涣抵至交趾，正式建立安南朝廷开始，至正统二年，已有37年的时间过去了。
37年的光阴，足够两代人的成长，而在安南王室的经营下，安南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红河三角洲地区，更是物阜民丰，粮米充足，极大地支撑了安南朝廷的统治。
而这份快速发展的背后，首先得肯定帝国直辖时期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基础，早有赵匡义，晚有寇准，这些帝国的能才干吏，在安南道时期，都以治绩显着而扬名升迁。
当然，作为摄政安南二十载的王太后刘娥，在她主政期间，虽则安南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但由刘娥支持施行的一系列休养生息、鼓励生产的政策，对安南的进一步发展，也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同时，37年间也是安南汉化进程的又一次飞越，到正统二年时，安南汉族（当地土着蛮夷也称之为华族）人口，早已突破两百万，乃诸国之最，汉家学院、学校已经开遍诸州县，汉语的官方地位彻底得到确定，地方的语言、历史、习俗等等在汉文化的冲击下也变得支离破碎......
当安南具备如此人口与文化基础，再加上与帝国高度重合的政治体制，方可以说安南汉化的真正成功。在此前提下，不管未来是怎样的历史走向，安南都将是汉文明的核心发展区域。
而做到这一步，经早期中央帝国的大力扶持，以及无数汉家官、军、商、民辛苦开拓，前前后后，也经过了差不多七十年的时间。
开拓之不易，可见一斑。
虽然成果很大程度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但刘娥对安南发展、汉化之功，依旧是不容抹杀的，这也导致，有大量政敌怨恨、诋毁她牝鸡司晨的同时，也同样有大量支持者的感念。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开化，对刘娥的评价也越来越高。到后期，在安南的史册上，更为美化为“开天辟地、千古一遇”的巾帼豪杰。
不过，在刘娥执政的那些年间，在安南经济、文化、民生基础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无法掩盖的问题。比如频繁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早期刘娥靠着王廷大义，以及出色的政治智慧与手腕，将以赵氏为首的安南权贵逐一摆平。
其后，又大兴特务政治，使安南朝廷的氛围，始终难以摆脱压抑、紧张乃至恐怖，这种政斗党争惯性，一直延续到刘继丹亲政后，依旧无法避免，公主党接替后党继续战斗，就是一个最显着的标志，而这显然不利益安南朝廷内部的稳定与团结，遗害无穷。
另一方面，几十年的发展下来，大量汉族的涌入，成为安南王朝的主体核心统治阶级，占据了安南国大量社会资源，这极大地侵害了当地土着的利益。
土着之中，那些聪明的、主动的、积极归化者，即便心中不满，多少还能分一杯羹，但那些坚持旧统，冥顽不化，反对易俗者，生存空间与生存条件则越来越狭窄困难，生活难以维计。
结果，要么入山为匪，要么沦落为奴，或者干脆举起叛旗。当年真腊悍然侵犯安南时，能够引发安南道境内诸多土着的响应，这就是主要原因。
而又几十年过去，这种问题就更为深重了，因此，在刘娥时期，安南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为汉夷矛盾）是日趋深重的，每年都能爆发几场骚乱乃至叛乱，虽然都被官军平定了，但问题与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也是安南国长期存在的流血点之一。
还有一个流血点，则在于北部地区，尤其是与帝国本土交界地区的长期不稳定。在那里，长期盘踞着安南当地以及广南西道西部地区的蛮夷势力，名义上臣服汉统，但自主性很强，尤其在安南建国之后，则更加活跃，尤爱从帝国与安南陆地交通线上吸血。
及至建隆中期，滇黔叛乱，朝廷平乱之后，作乱云南蛮部转进安南边境，则进一步加剧了安南北部边境的混乱，甚至逐渐发展成为安南、云南、广南三国道交界处的一片毒瘤，极大地影响了安南与帝国陆上交流往来。
有鉴于此，从刘娥还在摄政时期，安南国就开始了对北部蛮乱的军事清理行动，收效是有的，难解决根本，因为根本无法根除那些蛮匪。
到后来，鉴于广南边境蛮匪作乱，屡剿不绝的情况，世宗皇帝诏命，从帝国中枢层面，安排协调边境道州与安南国这边的联合剿匪治安行动。
相互配合之下，比起此前的独立行动，效果自然好了很多，不少横行一时的蛮匪强人，都被官军剿杀，持续数年的血腥清剿之后，蛮匪气焰终于遭到剿灭，边境也获得了难得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
然而，这样的成果，是建立在帝国中枢巨大压力，两道一国耗费巨大人物力的情况下，而这种强度，显然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安南北部边界地区，那些复杂的地理、民情、风俗情况，都导致其很难轻易稳定下来，再加上一些居心叵测、心怀贰意的地方土豪，推波助澜，兴风作浪，其成为祸乱一国二道的策源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刘娥去世，安南国进入“廷府共治”的时代，朝廷内部斗争的加剧，也导致北方蛮匪以及边境地区分离势力的再度抬头。
北境蛮乱，也再度成为安南国身上的一颗毒瘤，然而，对交趾朝廷来讲，不管那些蛮部闹得多凶，也只是一些匪盗之徒罢了，能扰乱治安，但难成大气候，想要动摇安南国的统治，更是差得遥远。
相比之下，真正被交趾朝廷视作腹心之患的，乃是被先王刘文涣封到西南文、万二州的刘继元、刘继初两兄弟了。在对二侯的态度上，交趾朝廷不管哪个派别，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尤其在二州威胁日益壮大的情况下。
到正统二年，刘继元、刘继初两兄弟，据二州已经三十五六年了。三十余载春秋，两个身世悲苦的少年也人到中年了，尤其是刘继元，已近知天命之年。
然而，漫长的时间，没有将不满与怨恨消解，反而更加深厚。在这三十多年的岁月里，二侯始终面临着交趾朝廷防备与打压，尤其在刘娥摆平朝内的对手之后。
而刘继元两兄弟，则基本上是针锋相对，募兵养士，壮大势力。不过，综刘娥摄政生涯，虽然一度打算用强力手段解决二侯，但最终都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
一则顾忌内部不稳，二则是来自帝国京畿的凝视，让刘娥投鼠忌器，因此长期以来，只能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去分化瓦解文、万二州。
同理可得，刘继元兄弟俩，也是顾虑重重，刘太后与宗藩约法，像两座大山牢牢地压制着他们的野心。刘娥去世时，动过心思，好不容易按捺住了，等到世宗皇帝驾崩，中央帝国新旧交替之际，尤其在正统元年交趾发生“太子政变”之后，刘继元与刘继初两兄弟，也终于下定决心放手一搏了。
两兄弟联合起兵，打着“诛杀奸邪、匡扶王室”的旗号，集文、万二州三万余军，倾巢而出，向交趾进兵。自真腊之乱以来，时隔四十五年，再度掀起了一场几乎波及全安南的大叛乱。
二侯起兵之初，震动的不只是安南国，其连锁反应，甚至影响到整个半岛，帝国中枢在收到消息之后，也不免将目光投放过来，态度是毋庸置疑的，坚决支持安南国平叛，但由于刘维箴初继位的原因，这份支持也只停留在口诛笔伐之上。
刘继元、刘继初二侯养士练兵三十载，遽然东出，其战力还是有一定保障的，并且在前期给安南造成了极大损失与震撼。
然，兵强而德衰，刚不可久，也只是逞了一时之强罢了。叛军在安南南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一直到驩州州治义安之时，终是受阻城下。
作为安南勾通南北的要衢，不夺下此城，叛军根本不敢向北进兵，而守备的将领正是在“太子政变”中，为安平公主刘瑛立下大功的郑泉。
在义安，郑泉再度立下殊功，率领守军，浴血作战，力拒叛军于城下，为交趾朝廷组建平叛大军，争取了大量的时间......
半岛史话·百年基调
刘继元、刘继初二侯发动的叛乱，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即便事前，也可以做个绝对的判断，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从政治上讲，于安南，二人是在背反祖宗王廷，大义上是怎么都站不住脚的，很难获得人心（作为核心统治阶级的汉人之心）。
于大汉，这是在挑战世宗以来彻底定形的宗藩体制，还是在新皇登基之初，不管有什么原因，这种行为就注定不会被朝廷认可，反而会招致打击。
即便退一万步讲，二侯以兵强势大，真的击败了交趾朝廷，篡得安南王位，那也必然遭遇更为强大的反扑。且将帝国中枢直接下场的可能往后排，只消发一道诏书，半岛及南洋的那些刘姓封国们，就不可能无动于衷，至少与安南接壤的林邑就绝不会坐视。
第三代林邑王刘继戎恰如其名，就是个战争贩子，在位十余年间，已经发动了二十余次战争，其中半数都是针对北方真腊的，已经逼得真腊西迁，基本完成对原本作为真腊统治核心的洞里萨湖地区的吞并。
而其他南洋封国，不管是为了大义正统也好，还是单纯为利益，正常情况下，都会有所行动。要知道，南洋诸国，安南毫无疑问是最成熟、富庶的地区，周边也从不缺窥探觊觎之心。
同时，由于海贸的大发展，成熟的航线，频繁的往来，也使南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起来，在军队投放与交通后勤上，通过海运调动也更加高效、便捷。
因此，文、万二侯之反叛，从战略大方向上，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二人以怨愤起兵，是一点都不考虑政治后果，如何能有好下场。
另一方面，即便抛开所有外部因素的干扰，就从安南国本身而言，以文、万二州，便是加上被他们侵染的甘、蒙二州，合四州之力，比之交趾朝廷拥有的实力，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安南国能够调用的能量，可以说数倍乃至十倍于二侯，因此，只要抗住叛军的一波流攻击，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功败垂成。
当大将郑泉将叛军主力死死地拖在义安城下时，事态后续的发展，也就不难想象了，随着交趾朝廷组建的五万平叛大军，在主帅赵从真（赵匡胤曾孙、驸马赵从贽之兄）的统帅下南进之后，形势陡然转，朝着不利于叛军的方向滑落而去。
双方在驩州境内大战数场，军力、后援、粮草都处下风的叛军，终是不支，在赵从真与郑泉的联合征讨下，陷入溃败，刘继元、刘继初二人率领残部狼狈逃回老巢。
安南王师，则在赵从真、郑泉人的率领下，向西翻越高原，进讨文、万二州，意图剿尽残寇，为安南朝廷彻底清除那两颗顽疾。
而这个过程，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年之久。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二侯经营日久，占据地利，守备顽固，但这显然是次要。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见大胜之后，交趾朝廷内部又斗了起来，出现了一些扯后腿的人；二则是，经过二侯叛乱，再度引发了安南国内那些常年饱受压迫、且对汉族仇恨不满的土着下民的叛乱，祸连州县，交趾在围攻文、万二州的同时，还得将大量精力放在对各地叛乱的剿除上。
此前，刘继元还专门遣使联络那些洞族、蛮部，许以重利，诱其举叛谋乱，响应他的大军......
但不管过程显得有多拖拉，在交趾铁了心根治顽疾的情况下，文、万二侯走向覆亡，也是迟早的事。刘继初先扛不住压力，于正统二年九月，即出降郑泉，连同全族即僚属，被解往交趾问罪，念其主动投降，刘继丹只下令处死了刘继初本人，至于其家人后代，留了一命，废为庶民，赶出安南。
相比之下，刘继元骨头要硬很多，面对赵从真大军的围困，死不投降，依托文单坚实的城防以及囤储多年的钱粮，与之周旋硬抗，甚至还不时发起反击，数次打破了赵从真的围攻，迫其后撤重整。
如此，一直拖到正统四年春，又坚持了一年半的刘继元，终于在内外交困，无以为继的情况下，被赵从真彻底击破。
由于这种冥顽不化的反抗，激怒了赵从真，也惹恼了交趾朝廷，最终刘继元全族女眷及子孙数十人，悉数被诛杀，刘继元本人的尸体，还被挫骨扬灰，意欲使此悖逆无道之徒，永世不得超生。
于正统二年至四年发生在安南国内的这场叛乱，其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是一场由宗室掀起的叛乱，也是从此之后，在南洋诸国，王室之间的争斗明显多了起来，激烈了起来，分封体制下，那些有粮有钱有兵的公侯们，也掌握着随时发动叛乱的能力。
同时，这种同室操戈的局面，也逐渐血腥起来，也是以刘继元全族被诛为开端与标志。虽然同根同源，甚至同种，但在百年数代之后，所谓血脉相连，也只是一种形容词了，远比不上权力、利益更动人心。
可以说，“二侯叛乱”，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一般，负面影响不断向周遭扩散，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南洋地区，也促进南洋封国历史向下一个阶段转变。
而于安南国内而言，影响之呈现则要更加直观，弊的一面，激烈且持久的战争极大地损耗了安南的国力，打断了其向上发展的节奏，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斗争与混乱。
有此为鉴，自刘继丹统治结束后，安南王室以武力夺位、政变的情况，开始频繁起来，这加速了王权的旁落，世家权贵的崛起。
当然还是有利之一面的，至少经此一乱，交趾朝廷完成了对西南四州广大区域的实际掌控，刘继元、刘继初二侯，在汉化开拓方面，还是有正面作用的。
同时，此乱过后，感越发尖锐的汉夷矛盾，以及占据人口多数的土着百姓的积怨，交趾朝廷开始从各方面，对这些土着开口子了。
具体地来讲，就是从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更进一步地将其吸收进安南国的军政体制内，当然，基本前提是，必须得是汉化的顺臣。
看起来，这就是一贯延续的汉化同化政策，但比起过去，有更为大胆的让权、让利，安南地区，真正的民族同化，也由此开始加速。
这导致，在后续的几十年中，崛起了大量土着权贵，并且在安南的体制内，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批人的崛起，一方面巩固着安南国的统治，一方面又使安南国的政治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一直到百年之后，安南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稳定的、混一政体......
半岛史话·话说林邑
在安南国因“文万之乱”而战火连天之时，周遭各国可谓是密切关注，尤以隔壁的林邑国为甚，其王刘继戎甚至征召组建了三万大军，陈于北部的平州。
而平州以北，就安南国的化州，那可是安南南部重镇，岘港所在，是个历史悠久，政治经济相当发达的地方，在整个中南半岛，都是排得上号的城市。
而刘继戎此举，名义上是御备乱贼南蹿，并且在义安战事吃紧之时，刘继戎还专门遣使走水路北上交趾，呈送他的亲笔信。
在信中，刘继戎“诚挚”地表示了他对“文万之乱”的深切关心，并言明他已备好军队，若事不济，可随时发兵北上，协助平叛云云。
刘继戎的来信，自然引起了交趾朝廷的重视，准确地讲，该是忌惮与防备才是。且不提那些勋贵大臣们反应，就刘继丹自己，都警惕不已。
对于南边这个族兄（刘继戎乃是林邑先王刘文演长子，生于雍熙八年，比刘继丹大6岁），刘继丹可是很不喜欢的，没办法，刘继戎性刚烈、喜征伐，并且野心勃勃。
当年还在刘太后摄政期间，初掌政权的刘继丹，受到刘继戎的邀请，南下赴会，双方于岘港聚宴三日，就两国往来之事进行协调商讨。
在那场聚会上，刘继丹全程被压制，形象很难看，虽然弥合了一些两国边境与贸易上的冲突、纷争，但刘继丹很扫兴。从那之后，刘继丹再没有接受过刘继戎的邀请，国家往来之事，只遣特使商谈处置。
因此，在国家内乱之际，收到刘继戎这样一封来信，都不需旁人提醒，刘继丹就难得地英明一把，指出这个族兄居心叵测，不怀好意。
刘继丹本想直接忽视刘继戎意见的，但经安平公主刘瑛一番劝说，还是遣使回复，全了一份体面。
刘继丹同样让安南的学士写了一封回信，上边首先肯定并感谢了刘继戎的关心与好意，也追忆了血脉相连的两国关系，最后在强调了宗藩体制之余，表示文万之乱，安南犹有力平之，若事不成，他是不会顾惜颜面，而不请兄弟邦国之兵援济的，云云。
在回信的同时，交趾朝廷却又急令发往南方的顺、化二州，要求当地职吏官兵，提高警惕，严防死守，只不过这一回，除了防备北边作恶的叛军之外，重点要放在南边的兄弟之国。
因此，在驩州之战决战以前，林邑国这边的行动，从事实上，是减轻了文、万叛军压力的。而面对交趾的回信，刘继戎除了嗤笑刘继丹那软蛋也能搞出这样一封有礼有节的答复之外，也并没有更多的动作。
刘继戎的确是野心勃勃，但不意味着他没脑子，一味莽。举兵出平州，跨过两国边境，并不难，难的是迈出那一步后，他与林邑国将承受的压力。
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性质，比安南国内的叛乱还要严重！
于是，刘继戎选择了继续观望，期待着安南乱局的进一步变化，只不过，他的期待落了空。随着驩州之战结束，二侯狼狈西逃，刘继戎便清楚，没机会了。
只能在一声可惜之后，下令军队南撤，离开两国边境。但是，集结起来的军队，却并没有解散，而经过一番海、河运的大范围转移后，调往洞里萨湖地区。
在那里，刘继戎集结了四万步骑（骑军分马兵与象兵），向西出征，目标直指已然抛弃旧都，向西迁徙的真腊余孽。
正统二年的真腊国，在林邑三代国王几十年的持续攻伐下，已经彻底崩溃了，而重要标志，正是建隆十八年（1035年），刘继戎领军北征真腊，将其最后一支“中央军队”歼灭，破其都，灭其国，夷其君臣，彻底实现对洞里萨湖地区的征服占领......
林邑自世祖分封以来，立国已54年，传至刘继戎，已历三世。作为世祖九子的刘曙，这个年轻时常年犯浑的荒唐贵胄，却是林邑国的奠基者，由他开启并巩固了林邑国的国运。
从封国之初仅数州占城旧地，到他去世时，已经全占原时空越南中南部以及洞里萨湖以南广大地区。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林邑国能有那般大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世子刘文演以及大将刘珙的军事征服，但若没有刘曙的善用以及全力支持，那二人又岂能拥有这般大的成就。
刘曙在林邑王位上，足足三十五年，一直到建隆五年（1022年），方才薨逝，并且死在大汉，享年67，算是无疾而终。
却是自建隆三年东京宗藩大会之后，刘曙就没有南返，而是一直待在东京纳福，那个他从小成长的地方。到了人生暮年，混不吝的楚国公、林邑王，也爆发了乡土之恋，世宗皇帝也同意了刘曙的逗留。
等刘曙薨逝，已经实际掌握林邑军政的世子刘文演，没有任何波折地登上王位，也开启了林邑国的新时代，那个时候，刘文演也已经四十五岁了。
刘曙留给刘文演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汉夷人口一百五十余万，除了富庶的沿海平原、港口，还有一个经过初步开发的湄公河下游三角洲平原，并深入到发展成熟的洞里萨湖地区。
事实上，在早年刘珙的建策之下，经过刘文演、刘珙轮番的攻掠，真腊国当时已经不支了，毕竟连都城都已经不安全，屡次遭受林邑骑兵的侵袭，其对洞里萨湖的统治，更是摇摇欲坠。
在刘文演继位之初，实则就已经具备大规模北上，一举攻灭真腊中央朝廷，实现对半岛东南部平原沃野的全部占领。
然而，由于君臣失和，引发了一场林邑内部的动荡，也就错过了这个时机。具体地来讲，还是刘文演、刘珙这二人，作为林邑军神般的存在，刘珙在军队内部的威望，甚至一度超过刘文演。
二者的对比，也持续了二十多年，过去有刘曙的调和，但当刘文演成为王之后，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半岛史话·桓王
当林邑国开拓创业最主要的两名统帅产生龃龉，乃至决裂之时，也必然对林邑国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这份影响，也必然是负面的。
而二者产生不可调和之矛盾之时，也必以一方之消亡为结局，而胜利者，毫无疑问是刘文演，他毕竟占据着君王大义。
汉帝国建隆六年（1023年），茂侯刘珙，被赐死于林邑国都金州，时年不足五十，时人叹之惜之。
而茂侯之死，对林邑而言毫无疑问是一项莫大的损失，这打断了林邑自开国以来，便一直昂扬向上的开拓进取之势，也从事实上影响到了林邑对北面真腊国的兼并进程。
此事，也可以说是英明神武了一辈子的刘文演，一生最大的污点，也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毕竟，不论刘珙有何过错，至少罪不致死，而处死他的原因，则也是一桩“莫须有”......
要真要说刘珙有什么罪名，也就八个字了：功高震主，雄才难制。
几十年来，刘珙一直是作为林邑第一功臣、战将，知名于南洋，当然他也配得上这份荣耀与功绩。
到建隆六年时，林邑国所据有的11州，半数以上都是刘珙率军攻打抑或平定的，剩下的，也基本上有其参与。
刘曙早期在占城故地的基础上设立了金、庆、富、平、宁、顺、松、德8州，后在帝国与真腊的战争中，趁机攻取了湄公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后经十年移民、开拓经营，又设置江州、建州、茂州三地。
后三州，算是刘文演与刘珙一起打下来的，但是后续经营巩固，以及持续对真腊国发起的攻掠，却是刘珙一直负责主持的。
要知道，林邑对真腊的“灭国战略”，都是刘珙提出，并负责执行的，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林邑对真腊彻底形成吞并之势，也是在刘珙十数年如一日的疲扰攻掠之下，方才形成。
虽然刘文演与刘珙在林邑国内的名声有点“一时瑜亮”的意思，但若比较起实实在在的战绩与功劳，比起刘珙，刘文演是弱上不止一筹的。
也因其劳苦功高，刘曙封其为大将军、真腊经略使，赐茂侯爵，并将茂州，作为其驻地与食邑。茂州，大致是后世柬埔寨金边所在。
刘曙对刘珙这个义子与统帅之恩宠与信任，可想而知，冠绝所有权贵，就连他的王子王孙以及符氏这样的第一外戚家族，都没人能得到这样的待遇。
因此，刘珙的凄凉结局，除了来自刘文演的猜忌之外，树大招风，万人毁之，恐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同时，刘珙本是楚国公府一小奴，却能一步步成为林邑国的中流砥柱，还被刘曙收为义子，声名赫赫，远播南洋，他的经历，可谓励志，也很受无数下南洋汉家商民们的推崇。
在汉家子民对南洋进行大拓殖的过程中，固然涌现出了无数英雄豪杰与成功人士，但能取得刘珙这样的起点，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声望的，实是凤毛麟角。
哪怕只说林邑国内，在受到那些老贵嫉妒排斥的同时，刘珙在中下层士民心目中，就具备极高的人望。这种人望，刘曙能容之，刘文演则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他的态度。
茂侯刘珙，也算是为声名所累了。
在被征召到金兰城之前，刘珙或许就有所预感，因此对其长子刘阚有了一番郑重其事的交待，要求他不管发生何事，都尽忠王室。
然而，当刘珙死讯传回茂州之时，激愤之下，刘阚将老父的交待尽数抛诸脑后，当时便举茂州之兵反叛，打着复仇的旗号。
因为刘珙在当地的威望与影响，从者甚多，声势闹得很大，刘阚也迅速率军，攻克了江州，并向东面的松州（胡志明市）挺进。
而刘文演那边，本还在为刘珙家人与茂州军民如何解决而犹豫，当叛乱消息传至王城，再无踌躇。
于是，刘文演亲提三万海陆大军南下，刘阚引众迎击，双方战于松州。在军事指挥能力上，刘阚与其父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而刘文演正当壮年，统帅指挥能力也没落下，反而益显老辣，再加上政治攻势以及海军上的优势，茂州叛军的溃灭，也就是时间问题。
在刘文演的统帅下，平定“刘阚之乱”，林邑国只花费了一个半月时间。然而，为了消除从刘珙之死到茂州叛乱的负面影响，刘文演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方才勉强消除。
当然，很难消除干净，刘珙之死在政治上的负面效应，比刘文演想象中的要大很多，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林邑国在思想上的混乱。
相比之下，刘阚之乱，只是最直接、最激烈的一种反应了。同时，经济上对包括松州在内的西南四州，造成了严重破坏，湄公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二十年经营心血，毁之近半。
军事上，不只使刘文演在军队中威望降低，还将林邑国最为精锐的茂州军给摧毁了，将士基本都遭到了清算，林邑国军力大损。
这些影响，都需要刘文演用更大的代价去平复与弥补。但是，若说刘文演有没有后悔，至少在刘阚举叛之时，是没有的。
相反，当时他还很庆幸，刘珙在军民之中的声望如此隆重，其家族在“河洲之地”的影响如何巨大，若不加遏制，那还得了？
但是，苦涩的后果，刘文演只能在后面几年慢慢品尝了。
因为这次叛乱，倒让北面的真腊国起了心思，当得知欺压了他们二十载的刘珙被林邑王杀了之后，真腊国是满朝相庆，等林邑内乱之后，就是举国同欢了，至少洞里萨湖地区那些被林邑频繁攻掠的王公都是兴高采烈、幸灾乐祸的。
于是，趁着林邑国内乱方休，上下糜顿之际，真腊国再次鼓起勇气，联合国内各早就形成实际独立割据的王公，聚兵七万，战象万头，发起南征，意欲收复三十多年来，被林邑强夺而去的土地、城池。
面对真腊国的反击，刘文演只有选择应战，并且再度亲征，集水陆大军四万，骑兵三千，火炮百门，可谓精锐齐出。
以林邑国几十年之积累，维持这样规模的军队，也不是太过困难。但经过茂州之乱，人心、士气上却没那么容易恢复过来，也就是在国战的刺激下，将士还算英勇敢战。
但这一场号称二十五年来双方最大规模的一次国战，刘文演也用了半年的时间，方才取得对真腊军队的决定性胜利。
这一战后，林邑军在刘文演的率领下，歼敌两万，尽取洞里萨湖西南广大地区，林邑国的兵锋则进一步向北扩散，距离真腊国都，可以做到朝发夕至了。
这也直接促成了真腊王室的西迁避祸，也是真腊政权彻底崩溃的标志，从那时起，真腊朝廷就基本只剩下个空壳子了，对各地王公、部族再无约束可言，半岛中部广大地区（主要为现代泰国区域），形成了一个军阀割据林立的混乱局面。
而这种局面，本是林邑国趁机进取兼并的大好时机，但由于前后的内乱与大战，刘文演也有心无力了。
相比之下，反是早早地便在“海湾”（曼谷湾）沿岸建立据点的临海国，趁机向半岛中部大平原，进行了一定的扩张。
作为林邑王，刘文演深知，不能只着眼于军事征服与统治，他必须得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国家制度的建设、治安的稳定与军民的恢复休养上来。而这，也是他剩下不多统治生涯中，最主要的工作。
刘文演是在建隆十二年（1029年）时薨逝的，享年五十二，在位仅8年，勤勉而终，谥号桓。
作为林邑的国王，刘文演在位时间并不算长，但从太子时期起，他对林邑国从创建到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功绩，也是不容抹杀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他为继承王位的刘继戎时期的持续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儿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这一点，在刘曙、刘文演这对父子身上，体现得最为彻底。
再说到茂侯刘珙家族，在平定刘阚之乱后，刘文演进行了严厉的清算，夺其爵，夷其族，将其家族从茂州当地连根拔起。
不过，刘珙并没有因此绝嗣，其三子刘炅因为是刘文演的女婿，在公主的庇佑下，得以保全，但在刘文演在位的那些日子里，也过得战战兢兢的。
等到刘文演薨逝之前，或许是因为内心有愧，又或许迫于朝野始终清除不掉的对刘珙的追思与怀念，刘文演又恢复了茂侯的爵位，以刘炅袭爵。
当然，恢复的侯爵，不管从地位还是待遇上，比之刘珙时期，是天差地别。但等刘炅这一脉，传至第7世孙时，刘氏家族也再度崛起，成为林邑国权臣，一度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率领林邑国参与到“南洋争霸”之中......
半岛史话终 极限
第三代林邑王刘继戎，于建隆十二年正式继位，到正统二年，十四年的时间里，他基本以每年两次的频率发动战争。
当然，战争的规模并不算大，大的仗都被前辈们打完了，并且，半数的精力，都用在内部骚乱、叛部的平定上。
林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封国，并且在作为外来者的汉民族占据主要统治地位，享用大部分国家资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没有反抗的，治安战在林邑同样打了几十年。
尤其那些被林邑征服并吞的真腊土地，那些部族、王公，那些利益受损的高棉人，面对汉人强势的统治与压榨，也不可能不反对。
在两代先王数十年经营的基础上，在几十万汉家子弟辛勤耕耘的努力下，刘继戎采取“内抚-外战”相结合的策略，彻底实现对原真腊国南部地区的征服，尤其是洞里萨湖广袤平原地区，这也是吴哥王朝立国之基，失去了这里，真腊国也就只剩下个虚名了。
当年刘文演征真腊，取得对敌人最后一次决定性胜利后，于洞里萨湖西南至临海地区，建立了敦、林二州。
等到正统二年，经过刘继戎承袭父志，十四年不间断征伐兼并后，林邑国已全据洞里萨湖区域，以及东部的湄公河流域地区，基本将现代越南南部、柬埔寨囊括进版图。
并于洞里萨湖以东地区设置吉州、暹州、湛州，于上游湄公河流域，设置克州、纳州、博州。
至此，刘继戎所统治的林邑国，在建国半个多世纪后，已然拥有18州之地，并且侵吞了本该走向一段辉煌历史的吴哥王朝国运。
在帝国大军将之击倒后，林邑国又快步上去，狠狠地揣上几脚，再踩在脚下，直至杀死，并从其尸体上汲取国家发展的养分。林邑国也由此，成为半岛第二大国，也是南洋地区具备广泛影响力的帝国封国。
而刘继戎于正统二年发动的北征，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虽然名义上是追剿已然北迁到“彭世洛”的真腊朝廷，但实际上是对原真腊那些四分五裂、割据一方的部族王公进行征讨。
这注定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且迅速的事情，复杂与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军事，而在于陌生的地理、艰苦的环境以及落后的交通，这极大地消耗了林邑的国力。
因此，在经过对几个北部高原王公的艰苦征服后，也吃足了苦头的刘继戎，终于按捺住了他那颗急切的征伐之心，改直接吞并，为羁縻统治。
而此举，果然减少了北征的阻力，在保证原王公、酋长们权力与阶层利益的前提下，那些高棉人，自然也不愿意同强大且凶狠的汉人王国作对。
于是，效仿帝国本土的土司制度，刘继戎也于林邑北部地区，赐封了大量土司，表现“孝顺”的，还能给予爵位。
羁縻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但也不否认其积极、正面意义，在实现开疆拓土的同时，也保证了林邑国北部疆域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
在北部安定的情况下，刘继戎也得以腾出手来，继续深耕国内，开拓垦殖，招抚归治，建制汉化。
湄公河下游的“河洲地区”，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林邑视为崛起之基，费尽心思，与真腊争夺。而孕育出了所谓“高棉帝国”的洞湖地区，那片大平原，更是肥沃，且有丰厚的基础。
当这两片肥沃的土地，落入林邑国之手，在汉人的统治经营下，也显然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文明开化程度大幅提升。
后续的历史发展证明，借着这两块平原河洲堪称得天独厚的优良水土条件，经过几十年经营，林邑国的国力迅速攀升，一度逼近乃至超过安南。
林邑王刘继戎，则在晚年的时候，以金州偏狭，不利于统驭诸方，将都城从金兰城，迁至茂州，并于旧城基础上，建立起一座横跨延水（刘继戎对国内进行了一番全面的汉化更名运动，洞里萨湖被定名为延湖，延通演）新都——南京。
还需提一句的是，刘继戎于正统二年的北征，固然没有取得拓地千里、征服万邦的成就，但却也是林邑军队第一次越过延湖大平原三面环绕的高原深山，登上北部高原，踏足现代泰国的湄南河平原。
而后者，也使林邑国再度碰到一个为难的问题，从陆地上，与西面的临海国接壤了，早在三十年前，临海国还是刘文海统治时，便在曼谷湾沿海地区，建立了据点，几十年的发展下来，已经形成了一座新的城市——滨州，并且趁着真腊崩溃的机会，向内陆深入两百余里。
在这里，又不得不提一提由临海王刘文海建立的临海国了，与林邑国相比，这就真是一个极端的政权了。
因为来自于帝国支持力度的不足（临海国可以说是刘文海，靠着晋王刘曦遗泽，一刀一剑，拼杀出来的），在只能依靠自身的情况下，刘文海生生将临海国打造成一个极具攻击性的军国国家，而临海国，也是以军国体制而维系发展乃至生存。
汉文明的底蕴，加上高度的军事组织，以及利益掠夺，三者相结合，在刘文海手中，爆发出了极度强悍的战斗力，也直接把本来走在兴旺发展道路上的蒲甘国，打回了原形，一度只能依托北部复杂的地理地势守国，可怜巴巴地维系政权。
当然，由刘文海一手建立的这个军事王国，也不可能是健康的，乐于战争，而短于生产发展，一旦战争的收益不能弥补成本损耗，那就会出大问题。
这一点，刘文海在晚年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并有着手改变。也获得了一定支持，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下缅甸地区，建立了不少农业生产区。
只可惜，刘文海死得太早，建隆六年就病逝于平叛途中，当时他才54岁，也打断了临海国那艰难的转型过程。
刘文海死后，其次子刘继绪袭王位，而刘继绪显然没有其父的威望与能力，更无法处置临海体制转向的大事，因此，那些年里，临海国一直很挣扎，尤其在战争与发展大事上，始终找不到一个平衡。
甚至，连对躲在北部山区中苟延残喘的蒲甘国的压制，都放松了。若非滇黔之乱后，“滇族”入缅，与蒲甘合流，后来又内讧，导致蒲甘大乱，临海国也未必能平定北方，实现对缅甸地区的全面吞并。
然而，这样的临海国，问题显然不小，矛盾很严重，在面对此起彼伏的内部骚乱之时，以军武立国的临海，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问题：下一步向哪里扩张？
而东面的滨海地区，显然是个不错的方向，并且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当极具扩张性的临海国，与同样强势的刘继戎统治下的林邑国，同时向“泰国”大平原地区伸出爪子的时候，摩擦出些火花，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到正统二年的时候，整个中南半岛，经过三国的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开拓之后，剩下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丰沃之土、有利之地，已经被分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蛮荒僻野，吸引力也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三国的“拥挤感”，只会越来越明显，而如何处置这样的局面，对三国而言是一个难关，对中央帝国而言，同样是一道难解的题，甚至是无解的题......
仁宗篇2 正统六年
正统六年（1047）春，京西道，襄州。
阳光明媚，春风送暖，汉水之上，百舸争流，在南来北往的大小船只中，有一艘北行的官船，格外引人注目，船上诸多彩旗迎风飘扬，其中夹杂着一面龙飞凤舞的“范”字旗，这乃是荆湖北道巡抚使范仲淹北行之船队。
甲板上，已然年近六旬的范公，抚舷而立，花白的须发在江风的吹拂下飘动着，不断打在那张沧桑衰老的面庞上。汉水之上，船来船往，沿岸村镇，人烟稠密，这一切都表明，当今的大汉帝国，依旧繁荣昌盛，充满活力。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的。但作为帝国的上层权贵，从中枢到地方，往来上下数次的范仲淹，却深刻且极具忧患意识地认识到，帝国如今的繁荣，与过去相比，已经不同了，这是建立在对亿兆子民更严厉与残酷的压榨与剥削上了。
在世祖、太宗、世宗统治时期，即便偶有反复，但整体上对于帝国权贵们的约束，还是强力而有效的，这也是帝国能够长时间维持一个繁荣昌盛局面的根本原因。
然而，自三代帝王陆续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正统皇帝刘维箴继位，这种延续了几十年的统治阶级自我约束意识，正在逐渐模糊。
虽然帝国统治依旧是稳固的，经数代帝王不断完善的管理体制依旧有序地运转着，但不容忽视的是，千年以来历代王朝，甚至就在大汉建国百年间，那些曾经反复出现的弊病与问题，也再度萌发了。
历史是个轮回，治乱循环是其特征，当帝国的统治阶级，一步步放松自我约束的时候，当统治者的贪婪需求经过自上而下，重重加码之后，落到帝国那亿兆万千黔首身上的时候，也必然产生又一轮的统治压力与矛盾。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汉帝国依旧能保持一个强盛文明的状态，上下依旧沉浸在太平盛世之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祖宗们留下的丰厚遗产，以及，帝国子民还能够承受当下程度的剥削
正统时代的大汉帝国，固然还前行在建隆盛世的余晖之下，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份余晖并不能庇佑帝国永远，巅峰之后的下坡路，也不可避免。
关键在于，这个坡该怎么下，有想要稳步前行，缓慢下坡的；也有得过且过，随遇而安，追自然之理的；还有一些不甘于滑落，意图将大汉帝国的巅峰基业，继续保持下去的，比如这范希文公，更是代表性人物。
自端拱二年入仕，一晃眼，三十一载春秋已然逝去，范仲淹也从初出茅庐、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成为满头华发、誉满天下的忠臣良相。
范仲淹在当下的大汉帝国，名声是极好的，尤其在庶族官僚群体之中，更被视为领袖，哪怕是素鄙南人的北方士林，虽然常常带有色眼镜观之，但也从来没有鄙薄过他的治事能力与忠诚之心。
那满头的白发，大抵有一半，是因忧国忧民而生。到正统时代，如果要从庶族官僚中选出一个首相，那么在很多人的脑海中，第一个跳出的人选，大抵就是范仲淹了。
而能够拥有这般巨大的声望，仅靠个人的才干与能力，显然是不足的。在范仲淹背后，也同样站着一大波人，端拱进士、建隆内阁、南臣、睢阳、娄江学派、吏政派，再加上世宗皇帝股肱之臣的光环，这些共同造就了一个“当世第一臣”。
不过，支持拥护他的人很多，厌恶排挤他的人，同样不少，因此，范仲淹的首相之路，也注定不可能顺利，尤其在世宗皇帝这个最重要的伯乐离开后。
三十年宦海生涯，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从地方返回京师了，但从没有哪一次，像此次这般，让范仲淹踌躇忐忑，患得患失。
当然，以范公之胸襟与气度，自不是因个人得失而焦虑，他忧怀的，是家国天下、君王社
稷。而此番回京，他注定要在帝国政坛掀起一波狂澜，要趁着人生暮年，为帝国、为君王、为黎庶，再尽一次忠，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事实上，早在正统四年的时候，范仲淹便以治定西陲之功，受召还朝，离开他奋斗了七年的陇右道，留下了一个军政稳定、诸夷咸服的大好局面。
那一次，范仲淹同样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进京也是意欲成就一番大事业。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眼里，大汉帝国虽然光辉而伟大，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矛盾，是需要有为者去担当解决的，而到了范仲淹这种地位与声望，自然也有股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魄。
那次，也是范仲淹生平第一次拜相，回朝之后，即任尚书仆射、兼财政使。对于帝国内的财政系统，范仲淹并不陌生，早在世宗身边担任内阁学士时，就接触过，后来更官至盐铁使。
曾经主持过淮东盐堤工程，以及对全国盐务大改革的范仲淹，再回财政司，是不可能沉寂的，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整顿，尤其在人才提拔、上计、款项调拨审核事宜上，做了相当力度的整饬与纠正，盐务上复发之贪、盗、贿、私等现象，也再度遭遇重大打击。
在得罪了一大波既得利益群体的同时，帝国在财政系统的糜乱，也得到很大的改变，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只可惜，范仲淹财政使只当了半年，他的整顿改革则只持续了四个月，便被罢相。
当然，扳倒范仲淹的，可不只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官僚及地主官商，根本原因在于，这牵扯到新一轮的贵庶之争。
首先，世宗晚年的尚书令杜衍，在正统二年的时候罢相，出京前往西南担任巡抚使，继任的，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这可是李继隆长子、世祖皇帝外孙）。
而当时的政事堂，除李昭贤这个尚书令之外，另有枢密使折惟昌、兵部尚书向元锴（向德明之孙）、礼部尚书冯端（冯道曾孙），另辅以石元孙（石守信之孙）、李光辅（李筠重孙）等掌握实权的军政大臣。
这些都是功臣元勋之后，除冯端、李光辅弱了些之外，其他人都是帝国的顶级勋贵，如李昭贤、折惟昌，还有一层皇亲国戚的光环。
当这些人在帝国朝堂占据大量话语权的时候，也是意味着勋贵势力的大反攻，也必然迎来早已壮大并且根深蒂固的庶族集团的对抗。
范仲淹回京，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头扎进政斗的漩涡，虽然，他一心一意只想着为朝廷、为百姓做些实事，但有些争斗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作为尚书令下属最重要的两个宰臣，吏部尚书与财政使，一个吕夷简，一个范仲淹，都是庶族出身，一左一右，对李昭贤形成了相当强力的钳制作用。
于是，为了打破这种限制，李昭贤从幕后策动一场政治攻讦，他选择的目标，正是范仲淹。吕夷简这个人，老谋深算，且权术高超，否则也难在新皇继位之后，就迅速运作回京为相，并更进一步，担任吏部尚书。
相比之下，范仲淹就好操作多了，他虽然私德无亏，但做事方面，在有心人眼里，全是漏洞，也易于打击。
而这样的政治活动，并不在于范仲淹真的有什么过错，只是当权者需要，便有的是人，提供足够多的短处与把柄，等形成风潮之后，弱势的皇帝刘维箴，即便心有不舍，也不得不将范仲淹外放，他实在顶不住来自李昭贤等勋贵的压力，或者说不愿意正面对抗。
于是，范仲淹以“殿下之失”（官方的解读中，大抵是在面君进谏的过程中，言辞过于激烈，有辱圣人威仪），夺相，出任湖北巡抚使，那一年，范仲淹56岁。
如今，范仲淹58岁了，满鬓霜白的他，依旧操劳于政事，牵挂于君王，也再度迎来一个复起的机会。
两年后的今日，朝廷的局势又大不一样了，最大的变故就在于，尚书令李昭贤因病去世了。朝廷又丧失了一个领头羊，上层的斗争也再度激烈起来，而在一场旨在夺取最高相权的争斗之后，最终的人选，浮出了水面：范仲淹。
李昭贤薨得突然，以致于后事都没能交待，趁着这个空档，朝中蛰伏已久的庶族集团，也发动了一场全面性的反攻。
并且，还得到了一部分勋贵阶层的支持，比如冯端、李开源（李皇后之侄，论辈分，皇帝刘维箴得叫一声表叔）等人，同时还有萧氏的默默推动。
建隆——正统时代，朝中有“三萧”的说法，萧景、萧恭以及萧惠，这三人，要身份有身份，要资历有资历，但在权贵圈子里，是一直被默默鄙视的，还是那个原因：契丹族出身。
因此，在李昭贤等传统贵族掌握朝权时，萧氏也是默默蛰伏，秘密寻求推翻机会的一波人。李昭贤的突然辞世，显然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当然，真正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皇帝刘维箴，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个难得的机会。以刘维箴的脾性，以及从小接受的教育，除了皇室亲戚，以及东宫旧臣，他显然更亲近于那些庶族官僚。
另一方面，他也的确听话，世宗皇帝驾崩之前，对他多有耳提面命，在人才的任用上，曾给他指点了大量人选，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若想做事，可任范仲淹为相
显然，已经31岁的皇帝刘维箴，在登基七年之后，也想着做出一些成绩来，于是，在兼采多方建议，在众臣的推荐下，他终于下诏，召范仲淹回京。
刘维箴还专门派内侍省宦官南下，除了宣诏，还送上一份刘维箴的手书，上边尽是恩信期待之言，足以让范仲淹感激涕零。
而从诏书自中枢下达之后，至少在短时间内，朝廷上层的斗争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忍不住投向南方，望着水陆之途。
原因无他，正统时代的尚书令，权柄之重，堪称帝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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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3 欧阳大家
官船驻泊于襄阳码头，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物阜民丰的名城，襄阳自建置开始，便是毫无疑问的京西第一城。
荆襄平原，鱼米富足，在漫长的承平时光中，以当下时代最先进发达的生产力，奏出了一曲农耕文明的辉煌颂歌。虽然在最近几十年，由于两湖平原的进一步开发与崛起，襄阳在中南地区的地位受到不小冲击。
但由于其中南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又起到湖广地区以及一部分川蜀地区向京畿输送财税的重要转运作用，又进一步促进了襄阳的繁荣。
到正统六年，大汉帝国已然立国百年，襄阳城的规模，比起百年前只扩大了一倍，但襄阳直接辐射的范围，却扩充了五倍不止，光看依襄阳城垣以及汉水展开的那鳞次栉比的屋舍楼栋，以及宽窄不一但平坦通达的街道就知晓了。
既行至此，暂泊补给，范仲淹本想下船，感受一番这襄阳大邑的繁盛富庶、人间烟火，将忧虑心情释放一番。但是，这个想法，也很快落了空。
当仆人将一摞拜帖，呈至范仲淹面前时，他“畏缩”了。名帖一次就递呈上百份，份份来历不凡，都是京西道的***大吏，从道司大员，到知州刺史（由于升迁途径的区别，到正统时期，大汉依旧存在刺史之职，只是相比起朝官“知州”数量要少很多罢了），没一个简单的。
他们正恭候于岸头，备好酒宴，接风洗尘，一尽地主之谊的同时，也请范公对京西道州之政事庶务做出一番指导......
范仲淹北上的路线，根本瞒不过有心人的视线，而在当下的大汉朝廷，从中枢到地方，关注范仲淹的目光，又何止数以百计。
而能让这干权贵官僚，如此殷勤恭敬，原因自然在他此次北返京畿，自帝国中枢吹出的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早就吹遍南北大地了，虽然还未彻底定论，但跳票的可能也并不大，毕竟，朝廷用几十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原则与规矩，也没那么容易打破的。
在翻阅着那些拜帖之时，范仲淹的表情也逐渐严肃，最终怅然一叹，将名帖一一收好，让仆从下船，交还京西官僚。
当然，得有一番讲头，大概表示，范某去职之人，王诏在身，不便久留，京西众臣盛情，他十分感激，但见面指导之事，实在不便，乞见谅。
不只是一般的道司大吏，就连京西道布政使王德基，范仲淹也没有会面的意思。王德基可不是凡人，他可是曹武穆公（曹玮）唯一的女婿。
大汉曹氏，经过曹彬、曹玮这两代的奋起发展，已然后来居上，成为帝国顶级勋贵圈的一员。尤其在七八年前，杨氏陷入衰落期后，曹氏的地位就慢慢凸显出来了。
而这一点，以曹氏之女纳入东宫，成为皇太孙妃为标志，这是世宗皇帝从诸家勋贵之中，给刘维箴精挑细选的良配。不得不说，为了刘维箴这个太孙能够顺利继位，世宗皇帝明里暗里做了很多事，方方面面，好的坏的都做了。
等刘维箴继位登基，曹氏也顺利晋位皇后，宫里有曹皇后，宫外有大量曹氏亲贵及旧部，纵然不如杨氏当年声势之隆，曹氏成为帝国第一序列的显贵，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作为曹家女婿的王德基，范仲淹都婉拒不与会面，但有一人，他却特意做了一番交待，让仆人秘密传达。
不敢多逗留，迅速起行北航，颇有些“落荒而逃”的意思。站在船舷上的范仲淹，只能凭栏，偷偷地观察襄阳汉水沿岸的风景。
渐行渐远，人与景慢慢地消失于视野，念及此事，范仲淹又不禁自嘲。想他范希文一生光明磊落，坦荡忠诚，行至迟暮，却在这襄阳，被吓得不敢下船，依旧逃不脱“名利”二字。
汉水发源于秦岭，汇集诸多支流经京西、湖北注入长江，北行
也是一个溯源的过程，又行二十余里，在转向南阳方向之际，于光化镇码头停泊休息。
而在光化镇，一个名扬天下的大文豪，正按约定等候于此，时任房州知州的欧阳修。
欧阳修时年四十又一，作为一个官僚，他正年轻，作为一个文臣，他也早已誉满天下。正统时代，不只是文人的春天，也是一个谏臣的时代，如欧阳修、蔡襄、余靖、尹洙等臣，都是以直言敢谏着称，尤以欧阳修、蔡襄最为知名。
尤其是欧阳修，先后受到晏殊、蔡齐、杜衍等名臣、重臣的提拔，政法大学堂、进士，天下学子渴望而不可及的光环，他都轻易镀得。
而早在世宗时代，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就曾以一篇《泰山赋》而受到关注，那是一篇雄文，有识者，在赞叹其文才笔力的同时，更关心欧阳修对世宗皇帝封禅的一些隐晦评价，此人，胆量是真大，也真敢说......
当时，还在政法大学堂进修学习的欧阳修，很“幸运”地上了皇城司的重点观察名单，并由此进入世宗皇帝视野。也就是世宗皇帝没有计较，并在后来巡视大学堂的过程中，特地召见过他，方才真正安全。
进入正统时期后，欧阳修曾一度官至内阁学士、知制诰，长期待在朝廷中枢。而不管从政治上，还是文学上，他都极易让人想起一个人，开宝、雍熙名臣：王禹偁。
忠直敢谏，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而在诗文上，欧阳修更是延续着王柳遗风（王禹偁与柳开），并深入发扬，到不惑之年，正式成为大汉帝国在诗文革新运动上的领袖级人物，并且再度在帝国文坛发动了一场“古文运动”。
欧阳修对西昆派的浮靡俗丽，是十分蔑视与不满的，就像看不惯君王失策、权贵腐败一般，当然，在个性上，并不如王禹偁那般过于刚烈，这也助其盛名。
即便如此，因进谏而遭贬，对欧阳修来说，也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前者遭贬房州，几与范仲淹同步，只因为当时上表，为其说话，并暗指尚书令李昭贤因私废公、掀起党争。
结果被贬，一点也不意外，当时为范仲淹说话的人并不少，但以欧阳修言辞最为犀利，并且直指“核心”。
此番，范仲淹回京的消息传开后，欧阳修便动了心思，几经犹豫之后，终还是冒着擅离职守的风险，特地赶来襄阳，希望能见上范仲淹一面。
二者见面之后，并没有过多言语，范仲淹首先就表态，为声名影响所累，若是旁人，他绝不敢私会，但欧阳永叔值得，他也相信，欧阳修绝无逢迎之心思。
念及欧阳修之诗文大才，范仲淹见猎心喜，主动问新作，对此，欧阳修感佩地说，范公一篇《岳阳楼记》，名扬天下，在此雄文面前，他不敢提笔。
就在湖北期间，同科好友滕宗谅治岳州卓有成效，政通人和，官民称道，范仲淹闻之，亲往巡视，在登楼一览盛景之后，还是写下了一篇有所出入、但核心主旨不变的《岳阳楼记》。
而此文一出，瞩目天下，莫说天下士人大受鼓舞，热血沸腾，就是朝野之间，仁人志士、君王大臣，也有很多人为其所感动。皇帝召其还京，也未尝没有这篇文章的功劳。
前前后后，范仲淹与欧阳修只对话了小一刻钟，而欧阳修的来意，也很明确，他带来了一酒坛，坛里装的不是酒，是一碗清水。
对饮之后，欧阳修真诚而郑重地表示，他心知，范公此番回京，必是要做一番大事的，也必历经一番艰难，感其志，服其诚，特地为其壮行。
言罢再拜，欧阳修也不逗留，带着一名随从，跃马扬鞭，西归房州而去。
显然，如欧阳修者，对范仲淹之行，也给寄予了大量期望，而海内之中，存此期望者，不知凡己，这让范仲淹
大感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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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4 范公秉政，苦苦支撑
“范希文要回京了！”
正统六年暮春的大汉帝都，类似的感慨与议论，尤其多，一直到正主抵京，方才勉强安静下来。显然，帝京权贵们真实的感慨是：范希文要当尚书令了......
自江陵出发北归，并不算太漫长的路程，范仲淹足足走了一个多月，关键不在于时间，而在于这段旅途中的心情。要知道，以往任何一次，闻君召唤，他都是日夜兼程，急奔京城，述职尽忠。
而这一回，除了作为一个文臣、老臣、名臣的矜持之外，还有他内心的迟疑与忐忑，或许有那么几分矫情，然若非打心里重视、珍视，又何至于此。
北归途中，沿路官僚权贵们，就像苍蝇闻到蜜一般，蜂拥而上，范仲淹是挡也挡不住，排也排不开，可谓不胜其烦。
即便不为所动，但范仲淹也被搞得心力交瘁，因为他深切地明白，如今这一张张面孔有多殷勤和善，将来就可能有多狰狞可怖。
一路北行，在抵达洛京以南的龙门驿时，已经有人出京数十里前来迎接……也是在龙门驿，范仲淹收到了一则噩耗，一则丧报。其知交好友滕宗谅，在前往苏州就任的途中病逝了。
滕宗谅字子京，也是端拱二年那一科的进士，在范仲淹、晏殊、蔡齐等人光环笼罩下，他并不是那么出众，甚至一度只能被视作范仲淹的附从。
早年范仲淹第一次背负重任，被世宗皇帝安排到淮东主持沿海堤堰修筑事宜，滕宗谅就作为僚佐在旁辅助。范仲淹后来升任盐铁使，主持盐务整顿改革，滕宗谅也作为判官，听命协助，任事专心，颇有成绩。
其后历职多方，因为范仲淹的关系，也屡次受到提拔与贬谪，而不论在何任上，都以清廉自守、勤政爱民而受人赞扬。最近一次卓越的政绩，便是在岳州这个湖北大州任上，虽然没有重修岳阳楼，但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对滕宗谅治岳州之功绩依旧有所提及……
滕宗谅之于范仲淹，不仅是好友至交，更是同道同志，在进京的关键时刻，收到如此噩耗，对范仲淹来说，实在是一个重大打击。
哪怕报国之志早已坚如铁石，也难免为之黯然神伤，就在这个春雨之夜，涕泗之余，范仲淹又写下了一首新词——《蝶恋花·夜宿龙门》。
范仲淹不只是一个政治家，朝廷的能臣干吏，还是一个文学家，在入仕后很长的时间里，他的文才并不是那么显着，而他流传于世的诸多文章、诗词、政论等作品，大部分都成于他五十岁之后。
出现这样的情况，显然与范仲淹所处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有关。要知道，范仲淹从少年到青壮年，一直处于大汉帝国最繁荣昌盛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堪称帝国最清明的雍熙时代，先承恩于太宗皇帝，又立志于少年，可以说是他一生理想与追求的开端。
及至世宗继位，范仲淹进士入仕，得其幸运，受到世宗的看重与提拔，二十来年间快速崛起，也一直忙碌于国家大事，乃至一步步成为庶族官僚中佼佼之人物。
可以说，在五十岁前，是范仲淹人生最光明也最有价值的一段时间，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一直持续到陇右任上。
而那段时间，恰恰是世宗皇帝二十七年统治时期的一大转折点，因章德太子早薨，而引发的一系列夺嫡与政斗，导致朝政混乱，风气浑浊，这样的情况，也显然更加容易引起范仲淹这样忠心耿耿的仁人志士的感慨与担忧。
等到世宗驾崩，年轻的皇太孙刘维箴继位，真正进入到大汉帝国巅峰的一个转折点，眼瞧着洛京朝堂上那些复萌的昏臣弊政，眼看着帝国顺着下坡滑落......
这样的背景下，以范仲淹那满腹的才华，满腔的忠心，伴着一壶愁酒，往往就能化作一篇醇香诗文
......
皇帝对于范仲淹此番归来，显然寄予了厚望，礼遇上也十分周到，得知其已近京师，特地遣内侍行首石全彬，率领禁卫，以国公仪仗，出城十里相接。
面对这番恩遇，若说不感动，那是不可能的，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即便对皇帝刘维箴心存犹豫，但经此阵仗，终究还是增添了几分信心。
而刘维箴对范仲淹，也的确重视，在进城之后，专门安排其到汉宫中的皇家浴汤中沐浴更衣，又赐紫金麟袍，和田玉冠，亲自接见于崇政殿。
对于这次会面，皇帝至少在场面上，是足够重视的，而事前，范仲淹也准备了一肚子的忠言善谏，想要向刘维箴禀报。
但是，君臣会面的时间，并不长，至少谈论国家大事的时间不长。只在客套性的一番问对后，皇帝刘维箴，正式下诏，任范仲淹为大汉尚书令，总领国政。
反倒是稍后的御宴，刘维箴谈及吃喝的时候，话多了一些，这样的情况，让范仲淹心头极其别扭。刘维箴并非不清楚范仲淹的脾性，也知道这样的表现会引起这老相公的不满，或许，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表明他的态度，国政朕交给你了，就不要以其他俗事来打扰朕......
事实上，刘维箴对范仲淹已经足够尊重了。要知道，为了接见他，刘维箴甚至推脱掉与贵妃春游踏青的活动。刘维箴显然是个风流天子，在当下的汉宫，不说佳丽三千，三四百总是有的，到正统六年，有名号的妃嫔，便已达37人。
而其中，最得宠的，就是韩贵妃，几与曹皇后分庭抗礼。韩贵妃的出身自然也不是简单的，他是建隆宰相韩承均之孙。
在帝国百年之后的当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洗牌，帝国的勋贵阶层也发生了堪称天翻地覆的变化，顶层的权贵圈子越来越小，继续保留在帝国权力中枢，依旧对国家事务保持着强大影响力的，也只剩下那十几二十个家族了，这是通过百年历史激荡、风云变幻，方才筛选出来的。
其余的，或因后继无人，或因立场出错，抑或是出现重大政治过失，比起大汉帝国，还先走起下坡路......
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功臣家族，都沉寂乃至沦落，甚至有的仅剩个空头爵位，有些家族因为经营不善，甚至开始变卖祖产过活。
而正统时代的到来，对于天下勋贵来说，都是一桩幸事。因为，来自皇权的压制力大大减轻了，即便是那些破落的勋贵，也得以“卷土重来”，“再兴家业”。
那么，一个问题出现了，正统时代，是文臣的春天，是庶族的时代，勋贵们也迎来复苏，那么在蛋糕有限的情况下，权贵们春天，又建立在哪些群体的寒冬之上呢？
范仲淹拜相之后，所发起的一系列对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良），都是冲着解答这个问题去的，虽然最后证明，这个问题，无解！
而就在范仲淹拜相不过几日的功夫，一个麻烦就找上门了，广陵王刘继臻强闯政事堂，状告洛阳府尹包拯，藐视天家、侮辱皇叔、滥用官权等十大罪名，要求范仲淹将之免官惩办......
历史的修正下，包拯，“包大人”，依旧在帝国朝廷焕发着他的光彩，甚至于，因为政法大学堂的履历，世宗近臣，乃至与皇帝刘维箴还有一段师生情谊，使他在朝廷内部的声望比正史上还要高。
在四十五岁，就担任洛阳府尹，这样的履历，在当下的大汉帝国，是极其难得的一件事情。要知道，普天之下，绝大多数走正常升迁路线的官僚，便是那些出类拔萃且不失运气者，在这个年纪，大部分也只能做到普通州府一级。
连范仲淹，都在年近六旬的时候，才担任首相，还是在朝堂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可想
而知，当下的大汉帝国，上层权贵中，“老龄化”有多严重。
而包拯这个“年轻人”，在担任洛阳府尹后，也很快就得到了“包青天”的名声，只因为两点，不畏权贵，为民请命。
在太宗—世宗二朝加强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导致全国各地，讼师行业快速勃兴，而在京中，也出现了一批专门为高门富户打官司的“大状”，这批人，可谓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然而，自包拯就任洛阳府尹以来，这些人的“败诉率”直线下降，甚至到后来，一听是包青天亲自断案，都赶忙劝“当事人”止损为优先......
广陵王刘继臻，乃是世宗皇帝四子，初封广陵公，刘维箴继位后，晋位为王。如今的大汉宗室，老一辈的，基本只剩下一个许王刘曜了，他当了将近三十年的中书令，对帝国朝局的稳定起到了突出作用。
等燕王刘昭薨逝后，又身兼宗正之职，直到前几年，方以年高从中书令位置上退下，专心于宗正事务。依宗室惯例，刘维箴又以二叔安阳王刘继德为中书令，不过，到刘继德时，中书令的权威与作用，虽然依旧保持着，不过因为人的关系，也逐渐下滑了。
刘继臻徒以亲贵，平日里也还算安分，但在范仲淹初任首相之际，闹出“闯堂”的风波来，背后自然少不了推手。只不过，就他自己，也确实与包拯有怨，因为他的女婿因为私贩盐茶、害人死命，被包拯拿下，当堂判死了。
事前，碍于情面，刘继臻也低头做小，希望包拯能高抬一手，至少保住性命，结果，“包大人”原则性很强，毫无通融之处，在刘继臻找到皇帝之前，就将其婿判死了。
这里又有个背景，在大汉帝国的地方官府中，唯有洛阳与开封二府，当堂判死的案例，几无推翻可能，这是二府府尹权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这也导致，二府无法轻易判死，也达到一个制衡的效果。
因而，当包拯的判决书生效的时候，能够救广陵王之婿的就基本只有皇帝，然而，当今皇帝，又岂会因一个罪证确凿的“郡马”，而去挑战政治潜规则？
回到范仲淹这边，在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包拯，然而面对不依不饶的刘继臻，为免场面上闹得太不好看，最终将宗正许王刘曜请了出来，将刘继臻禁足三月，此事方才告终。
但这件事，也成为范相公与朝廷内外那些不法勋贵以及顽固而强大的保守派们，角力战斗的开端，而类似的事件，在范仲淹整个执政生涯，是层出不穷，并且每一次，都能搞得范仲淹心力交瘁。
范仲淹是一个渴望做事也能够做事的人，但是，当他很大一部分精力都不得不被牵扯到朝廷内部的龃龉上时，他为大汉帝国的一切努力，就只剩下苦苦支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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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5 彻底固化的统治阶级
正统十一年（1052年）春二月，西京，三年一度的科举大试，刚刚落下帷幕，趁着四海俊才、天下群英齐聚京师的机会，一年一度的牡丹诗会，也即将开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列祖列宗在当世人们的印象中已逐渐模糊，曾经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也仅仅停留在史官学者与文人词臣的诗文中。
绝大部分人们，更习惯于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尤其是对居天下之中的京畿士民来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璀璨的正统时代，堪称一个全民享乐时代，只不过，这盛世康乐，针对的人群不可避免越来越窄……
自世宗以来，近四十年间，大汉帝国科举，愈加呈现“政法化”、“学院化”，这既是朝廷选材越发注重法理，也因为大量政法大学堂以及其他地方学政学堂出身的学生士子，大量出现在“科举”这条帝国最正统、最高等、竞争也最激烈的入仕“赛道”上。
到正统时代，大汉帝国的入仕途径，已经更为清晰地分为三条，一考举，二恩荫，三则是“以吏能入仕。这三条中，不论考举一事，如何受权贵、学阀等统治阶级的影响，它都是帝国最为公平的一项选材办法，至少还能让人看得到点希望，每一届都还能看到些“寒门”出身的才士冒头。
第二条，不必赘言，这权贵们的福利，也是统治阶级们维护帝国统治的根本原因之一刘，虽然从来为清流贤才所攻讦，但它始终存在。
并且于“低调”之中，从容传承，牢牢地掌握着帝国莫大一份话语权，而在帝国一百多年的发展变迁下来，新老权贵固然在不断更迭替代，但这个阶层却在不断壮大，既是帝国的强大脊梁，也是帝国庞大身躯上的寄生者
至于第三条，则是最为艰难的一条路了，情况也最为复杂，并且呈现越来越艰难、复杂的趋势。归根结底，帝国上下，各级墨吏以百万计，而朝廷命官却是有定数的，而官与吏之间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有如鸿沟一般深峻，以致底层官场有“一入吏场身难翻”的说法。
回头来看，反而是在世祖皇帝时期，才是真正将“不拘一格降人才”理念贯彻的，到太宗、世宗时期，法治在不断加强，等级规矩日益森严，对广大吏员们也越来越不友好。
世宗通过兴办吏政学校的办法，的确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吏才，但很多学生，其第一选择，依旧是进京参考，万不得已，才愿意接受“吏”这样的道路。
不过，吏职转命官，固然艰难，上限也很低，但容易出人才，尤其是实干之才，那毕竟是从百万吏员中脱颖而出的人才，不管是能力、经验还是运气，都缺一不可。
在尚书令范仲淹秉政的六年之中，对帝国吏政有着众多的整顿与改革，其中在选拔良才干员上，就大力地提拔了一批吏员，授以命官，这批人大多具备实干之才，但被攻讦为“范党”，以及范仲淹“弊政”之一，究其原因，动了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
这三条入仕途径，在其日益清晰的同时，也意味着帝国阶级的彻底固化，这一点在帝国上层统治建筑中，尤其显著。
开宝时期，在以乾祐一代开国元勋的基础上，还能崛起赵普、卢多逊、张雍、李昉、吕端、王祐、王禹偁等一干庶族领袖；
太宗时期，张齐贤、李沆、吕蒙正、徐士廉、寇准等臣也扛起庶族官僚的旗帜；
哪怕到了世宗时期，仍有张俭、杜衍、曾会、王钦若、丁谓、夏竦、包拯等一干崛起于平庶的名臣、干臣。
但进入正统时代，准确地讲从建隆中后期开始，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凭借一己之力，以惊艳才情，位居高位的了。不是没有，只是很少，并且上限肉眼可见。
处在帝国庙堂高位的，已基本为权贵集团所占据，越往上，越是如此，不管是中枢部司宰臣，还是地方封疆大吏，你想要找一个出身平平者，反而很困难。
倒不是没有寒门崛起，但是，若不通过依附权贵，仅靠个人才干与努力，想爬至高位，简直是痴心妄想。大汉帝国不是没有这样的骨节之士，但绝大部分人，穷极一生，能否做到州府之任，都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包青天声名在外，不附权贵，甚至专门与权贵“作对”，但是，这样的人，数遍天下，又能有几人？而况，如非政法大学堂出身、世宗近臣、皇帝侍讲等一系列buff加持，即便包拯名望隆重，又能在帝国高层待多久呢？
便是如此，也屡屡受到攻讦，处境堪忧，个人仕途上，也难有寸进，内阁大学士、集贤殿大学士等虚衔随便加，但范仲淹曾两度推动包拯进入政事堂拜相，都被群起反对，尤其在都察使的提议上。
看看世宗中后期在帝国政坛上崭露头角的一些臣僚吧。欧阳修，这个到正统时代已是一代大文豪，与苏舜钦等人，重修《唐书》、《三代史》，堪为新一代清流领袖。
但欧阳修的冒头，除了本身那惊艳的才情之外，政法大学堂出身，状元及第，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要溯源的话，他还是靠几个岳父的扶持，早有胥偃，后有杨侃、薛奎
便是如此，欧阳修终其一生，也没有真正处在庙堂高位，掌握朝廷实权、重权，他只是名气很大，在文学上的成就很高。
但在大汉帝国真正的掌权者眼中，根本排不上号，更像是当家人们摆在殿阁间的一尊佛像罢了，而一旦言行出格，贬谪也就来了。
蔡襄，也是一代大家，清流领袖，他是出身闽学，如今更是莆田学派的当家人物；富弼、韩琦者，多年政事历练，早已是帝国政坛的后起之秀，闻名朝野，但一路都少不了张俭、杜衍这等首相之才的提拔、扶持。
而今科的进士状元曾巩，他则是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欧阳修在房州时收的弟子，是其在“古文”上的传闻，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便是范仲淹，若非其父打下的直通太宗的名声，若非集娄江、睢阳这两大对帝国政坛具备重要影响力学院的光环于一身，他岂有位列宰堂的一日。
当然，范公最终能够入殿登堂，官拜尚书令，得“聚天下之望”，最为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世宗皇帝的培养提拔，还得有个好运道，正统皇帝“听话”
也正是在这样的人才选拔机制与官吏成长环境中，范仲淹秉政的几年，也被后世之人，评价为“大汉帝国最后的公平时代”。
而即便一心为公的范公，其所维持的这份公平，也得打个双引号，因为他维护的朝廷体制，从根本上，是对帝国权贵们的维护。
一方面坚决维护帝国统治与律制，一方面又要打压限制作为统治基石的权贵官僚，范仲淹的执政，可想而知是在怎样一种矛盾、纠结与艰难之中度过的，说其苦苦支撑，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也正因为范仲淹之后，那种日益让人窒息、束缚的政治环境与升迁制度，才显得范仲淹在时，帝国那苦苦维持的清明，是何其难得。
然而，即便再固化，天下士林、寒门才士，终究还是有上升的可能，那条登龙之阶，也被庶族官僚死死维护巩固，被勋贵集团作为装点的门面。
上升的途径，即便狭窄，毕竟存在
与之相对的，真正让人窒息的，还是军队。一百多年了，军功贵族们对帝国军队的掌控力，虽呈下滑趋势的，但其依旧拥有强大话语权。
另一方面，在军队官僚主义大肆抬头的同时，一些独属于军令、军政系统的规则，也更加固化了，最显著的一点，同样是提拔机制与上升途径。
到正统时代，帝国官兵的升迁，看靠山，认出身，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了，甚至早已深入人心，为人所接受，就好像生来就是这样的规则一般。
对于一个普通入伍的士兵来说，若无靠山，仅靠正常的军事训练、卫戍、戡乱等职业活动，一辈子能够做到一个“百夫长”，就极其难得了。
更多的人，在超龄之后，就被发还家乡务农了，若是有立功表现，抑或是挣得个军职，或许还有机会被安排进地方差役系统，抑或乡兵系统，从地方官府讨份差事，就是这样的人，基本都是十中取一。
正统时代的大汉军队，对普通官兵来说，已然逐渐丧失曾经拥有的荣耀与待遇，东京的昭烈庙，年年都有大祭，但那些曾经动人心弦、直击灵魂的精神与意志，却渐渐染上尘埃
帝国军官的来源，更多的，来自勋贵将门之荫赐，出于帝国几大军事学校。至于武举，则已经彻底被玩坏了，到如今，只是作为一些即将受到提拔的军官履历之一。
至于军事人才的选拔，军队自有其规矩！
而军队的这种固化，又以海军为甚
仁宗篇6 王安石在此
已是天暮，洛阳城那浮华喧嚣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广政殿内，为君王天下、社稷康平而呕心沥血的范仲淹，依旧在政事堂间，辛苦操劳。
正统十一年，已然进入范仲淹秉政的第六个年头了，五载春秋一晃而逝，帝国又经过一轮风雨洗礼，庙堂上下再换新颜，而进入花甲之年的范公，满头鬓发，亦已成霜。
暗夜下，相堂间，灯火幢幢，十数名郎官、舍人、学士，也陪着范首相，当值加班，整理公文条事。这些人，约在三十上下，出身或有高低，但来历不俗，大多经过一定的职事历练。
虽然并非都由范仲淹提拔，但皆有受其认可的长处，而这些人，都是当前大汉帝国的精英，前途无量，是帝国未来的高官储备。
然而，处在这样的位置，每日接触的都是宰相公卿，经手的都是国家大事，受到瞩目的同时，所承受的压力与竞争，也远非常人想象。
尤其，当坐在尚书令位置上的乃是范仲淹这样的掌权者时，便非党从，也不得不受其辐射影响，拼命表现，比如这“加班”的习惯
便是涵养、觉悟、气度如这些帝国精英，长期坚持下来，也都不由身心俱疲，即使，范仲淹从没有要求他们做本职之外更多的工作。
这些人，一边渴慕宰相的看重与提拔，一方面又对宰相的作风感到难耐，甚至于，一些深受范仲淹知遇之恩的官佐才俊们，都期盼着范仲淹早点退下。
何必呢？你不累，大伙可都累了！只要退下，你范公就又是誉满天下的贤臣名相，而非饱受攻讦与议论的“权相”。
而在这些宰堂属官之中，有一人气质颇有些鹤立鸡群的意思，作为一名官僚来说，年纪不算大，也就三十岁上下的样子，但总给人一种锋芒毕露的感觉。
他叫王安石，正统二年的状元，也是帝国自开宝时代以来，最年轻的一名状元。
百多年下来，大汉帝国形成了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派别，发源于江南西道的“赣系”，虽只是南臣一分支，且影响力较弱，却也源远流长，出过不少名人，乃至宰相。
最有名的，便是钟谟与王钦若了。钟谟虽非江西本地人，但由于其在开宝时期江南西道的多年履职，于政制文教上多有开辟巩固，被后辈认为是赣派的开山人。
至于王钦若，历仕四朝，二十载宰臣生涯，位及人臣，一度势倾天下，甚至染指尚书令，最关键的是在“康宗—世宗”更替期间纵横捭阖，为世宗继位立下汗马功劳。
虽然后来王钦若因勾结内宦而沦落，但他在赣派南臣中的声名与地位，却无可动摇，他的门人学生，依旧在帝国各处发挥着作用，传承着他的影响力。
他的仕途经历，则激励着无数后辈，要知道，王钦若可不是科举入仕，虽少不了贵人提携，但他身上的“寒门”色彩极其浓厚，是帝国政坛“以吏入官”的典型与标杆，这几乎为天下墨吏打心底所推崇。
而王安石也是江西人，打小便被冠以神童与天才之名，天资聪颖，他也没有辜负自己这份资质，酷爱读书，学习启智。
稍长，随其父宦游各地，这段经历对他的成长尤为关键，不仅接触了各地风俗与民情，还尽习各家学派之长，给赣湘闽苏，如今大汉帝国南方最主流的四大学派，他都曾入学修习过，其进境思考，甚至要超过一些授学教授。
在进京以前，不到二十岁的王安石，便已经在南方士林、学派中拥有偌大名气了。进京之后，顺理成章地考入大学堂，期间，也为欧阳修看中，修习古文。
在政法大学堂，是王安石停留学习最久的一次，因为这是他真正接触到帝国最高学府以及上层权贵的面貌，大学堂也远不止治学这么简单了，更加侧重于为官之道与治政之能的培养。
而在这方面，即便以王安石之天资，也没办法再做到游刃有余、如饮甘酿了。所谓才学固然重要，但人际关系与实务经验，却不是那么容易累积的。
不过，这似乎也彻底激发了王安石对政治的热情与兴趣，在那期间，适逢世宗晚年，夺嫡之争，朝局糜顿，人心不稳。
地处皇家园苑的大学堂，作为帝国培养精英力量的最高学府，议政之风本就浓烈，年轻气盛的王安石自不能免俗，因而写出了不少针砭时政的快意文章。
虽然在老政治家眼中，略显稚嫩，但其人才智慧之光芒，却已经闪到了不少人，当然，也招致许多人的厌恶，尤其是权贵子弟。
比如萧阜，这是两朝宰相、世宗股肱之臣萧恭之孙，同样资质过人、好学多才，曾拜湘学大家廖昌浩为师。萧阜是最喜欢与王安石辩论的，但败多胜少，到最后，往往词穷理屈，拂袖负气而走。
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年轻时候的王安石，就是这样自负奇智、锋芒毕露、锐气逼人。也正因如此，正统二年大考后，殿试评比之时，包括时任礼部尚书的晏殊在内，不少大臣都建议，当压压其锋芒，正因璞玉，才需打磨。
若是正常情况，王安石别说状元了，就是进士一甲都进不了。不过，彼时刘维箴继位已满一年，虽然年轻放权，却也非全无自己想法。
面对“打磨之论”，刘维箴并不苟同，他认为，朝廷取士，素以才学智用论高低，岂因年龄而计较长短，横加打压，有失公允。
当皇帝明确表达这种态度时，王安石这个23岁的大汉状元，也就新鲜出炉了。皇帝未必对王安石有怎样的好感，甚至都没有仔细了解，但须知道，当初时的刘维箴也是个青年，面对的也是满朝老臣
到如今，王安石已入仕十年了，他的仕途很稳，稳到按部就班，基本依照朝廷固有的官僚培养制度、节奏来。真正进入官场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政法大学堂距离朝廷很近，但其中差别之大，难以量计。
一头扎进朝廷这个大染缸后，他的才智博学，根本无法挣脱政治旋涡，他的锋芒也不得不收起，吃几次亏就知道了。
还是得感谢范仲淹，若非范公拜相之后，大力提拔培养才士，或许王安石仍在三馆修书属文，抑或是在翰林院待诏，待在正统时代几乎不可能被召见的“诏”。
因而，对于范仲淹，王安石是心存感激的，其思想、政风、品行，都深深地感染着王安石，全方位地影响着他。
夜更深了，陆陆续续地，僚属们将整理、标注、拟议的各部司及地方道州上奏本章，呈与相堂。侧对着范仲淹的书案上，又摆得满满的，那是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感觉。
“时辰已晚，本章放下，回府歇息去吧！”
王安石是最后进来的，手中同样捧着一叠奏章，闻言，轻轻地将之置于案上，再看着始终埋头于案牍、白眉凝愁的范仲淹，不由躬身抱拳，拜道：“相公，时辰已晚，还请保重身体，早些歇息吧！”
闻声，范仲淹抬起头，见到是王安石，布满皱纹的老脸上露出点笑容：“是介甫啊！你先回吧，老夫还需再看完这道审计！”
说完，就又埋头下去，见状，王安石面色动容，两眼竟有些发热。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绪，王安石向范仲淹拜道：“相公！”
察觉其异，范仲淹又抬起头来，看着他，问到：“有何事？”
王安石沉声道：“下官受相公提拔，常处中枢，所见所闻，皆为国家大事，然以鄙陋之目观之，终如坐望云山，不见真容。
自进京以来十数年，早不见畿外风光，不闻小民之声，不识黎庶疾苦，下官恳请，外放一方”
听其所请，范仲淹先是讶然，然后露出满意的表情，想了想道：“这是应该的，介甫能有此心，足见经世报国之志！”
稍作琢磨，范仲淹道：“国家治安，一在吏治选材，二在章程法度，三在财计民生，这样，江海关正有一个税务副司空缺，就留给你吧！”
江海关可是帝国五大海关之首，半个世纪的发展下来，每年关税及各项管理岁入，就已突破性地达到千万贯。一个江海关，抵得上五座苏州府。
王安石身处中枢的这些年，对于帝国政治经济体制也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自然清楚江海关之重。得到这样的安排，既惊且喜，同时还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也绝对是其仕途的一个关键转折。
“多谢相公！”对于此时的王安石来说，唯有长长一拜表示感谢。
旋即，范仲淹便给王安石批了张条子，待手头事务交接好之后，便去找王相公落实。王相公，指的是宰臣、吏部尚书王士廪，这可是正统时代真正的帝党核心，也是正统皇帝垂拱之余，制衡朝局的一张王牌。
而望着王安石告退离开的背影，范仲淹眉目之间，却露出了深沉的忧虑，眼神很复杂，良久，方才怅然叹息一声。
江海关这样一块肥得流油的大肉，那里自然是群狼环伺，自秉政以来，范仲淹对帝国财税亦有诸多改革，尤其是海关这种“新事物”，更是大力整饬，打击贪腐非法，这也是江海关岁入能达到历史之最的原因之一。
但是，范仲淹心里清楚，他打击的，只是一些皮肉，骨子里的一些问题，却不是依靠朝制能够解决的。将王安石安排到江海关，无异于推他进狼窝，能否坚持下来，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然以其个性与才干，范仲淹又暗怀期待，希望他能给江海关乃至整个帝国海关系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当年，世宗皇帝用他范希文时，不也是这般吗？
顺风顺水，终难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