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7 官僚新贵，倒范集团
精致而华丽的官驾自长街驶来，停在王家府门前，一干僮仆紧张而殷勤的侍奉下，一名体貌清癯却极具威仪的老者下得车来，轻轻地抚过身上紫袍，开动稳健的步伐，回府而去。
老者正是当朝宰臣、吏部尚书王士廪，前武德使、江南布政使、宰臣、都察使、山阳巡抚使王玄真之孙。换在六十年前，只怕谁也不会相信，一个“鹰犬爪牙”出身的家族，在六十年后，竟能成为帝国名正言顺的豪门士族。
王氏之兴，最早起于世祖开宝时期的武德使王寅武，但真正的奠基者，便是王玄真了。作为一个罪臣之侄（王寅武因卢多逊案被世祖处死），先从“党项之乱”复起，又在武德使职位上挺过世祖晚年那酷烈的政治环境，最终还能为太宗皇帝接纳，成为雍熙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一员干臣。
更可贵者，还能成为太宗皇帝钦命辅臣之一，虽然很快被老贵清流们排挤出中枢，也没能支撑到辉煌的建隆盛世到来，但王玄真为王氏家族所打的基础，已然足够深厚。
在整个世宗时代，王氏都处于蛰伏养望的状态，王玄真长子王学坤、次子王学培也都顺利入仕，尤其是王学培，一度官至淮东布政使，虽然没能达到先父的成就与地位，但却稳稳地守住了权势富贵。
至于这王士廪，则是王家是长房嫡孙，从小便表现出过人天分，八岁即能属文，对时政也常有惊人见解，他快速成长的那段时期，也恰是帝国走向建隆至盛的阶段，对世宗皇帝进行的多项整顿改革，也都有极深的认识与见解。
正因有诸多奇异之处，王士廪得到了父叔的全力支持，经过进士、观政、县州府一条龙履历之后，于建隆后期被活动进东宫任职。
那时，世宗皇帝封禅未久，但老已显，而太子刘继礼则春秋正盛，虽有杨皇后与刘继英之威胁，但对于王氏家族来说，还得是太子正统更值得投资。
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太子刘继礼不幸早薨逝，这打断了很多人的计划与安排，包括王家。或许也正因如此，方使王士廪更加快速地脱颖而出。
自建隆二十年起，持续了三年的夺嫡之争，在世宗皇帝的压制下，固然保持着一些基本的“底线”，但其中伴随着的刀光剑影、明枪暗箭，也足以让人头皮发麻。
也正是在一种看起来十分艰危的局面下，王士廪凭借着几次进言分析，逐渐成为当时还是皇孙的刘维箴最重要的谋臣。
王士廪的策略，一在“孝”，二在“忍”，三在“等”，但其中分寸与火候，却实则很难把握，如非王士廪时时提点设谋，以刘维箴之庸弱，未必就真能等到刘继英“犯错”的那日。
正因东宫时期的“同患难、共艰危”，等到刘维箴继位，王士廪也顺利熬出头，对于这个心腹重臣，“讲义气”的刘维箴给了十分丰厚的回报。
先以其为少府，接掌皇帝财库，后升至殿中监，没两年便登堂入室，以都察使之职拜相，及范仲淹还朝任尚书令，王士廪也趁着朝局大变，在皇帝的支持下，晋位吏部尚书，成为朝廷排名前列的宰相。
而自刘维箴继位以来，在政事堂层面，由他亲自下场博弈，只有两个大臣，一是王士廪，二就是兵部尚书李开源。而李开源，可是世宗原配李皇后的侄子，是皇帝的表舅。
由此可见，王士廪在皇帝刘维箴心目中的地位如何。正统皇帝虽以“庸弱”示人，但皇帝这面大旗的价值与作用，却被王士廪极大地利用起来了，既为国，也为己。
也正是通过王士廪这十来年的努力，王氏家族开始真正地蜕去凡皮，脱胎成为帝国的士大夫家族，官僚新贵。
作为站在帝国顶层的士大夫，王士廪对君王忠诚，对国家也有担当，两者之余，也免不了对个人名望与家族利益有所扶持。
就如此时，回府过堂，已于堂间等候，面色凝沉，满怀心事的一名中年，时任财政司度支部江淮左计使的王志民，这是王士廪的侄子。
见到王士廪回府，王志民立刻起身，急忙上前，主动接过王士廪的帽冠，态度异常谦卑：“恭迎二叔回府！”
王士廪只是看了他一眼，没有作话，在两名女婢的伺候下，脱去显贵却厚重的绣华外袍，净手洁面，落座，饮下一口热茶之后，方才问王志民道：“坐不住了？”
整个过程，王志民都老老实实候着，不敢有丝毫不矩，闻问，方才语带委屈地答道：“侄儿只是心中不甘，情况怎会突然变化，让那王安石鸠占鹊巢？”
“所以，你是上门找老夫要解释、讨说法来了？”王士廪淡淡然地道。
闻问，王志民脸色微变，赶忙道：“小侄岂敢，只是倍觉憋屈罢了！”
见其状，王士廪冷冷一笑，道：“命官要职，国家重器，可不是我王家私产，你若是以为，老夫身兼天官，答允你的事，就万无一失，那你这个官，就合该当到头了。
宦海沉浮，疾风骤雨，若经受不住吹打，若仅汲汲眼前小利，那你莫若辞官，还乡治学种地，否则早晚自陷其中，败坏我王氏家风声望！”
王士廪这番话，可谓严重了，王志民闻之，则更觉冷水浇头，双腿一软，便跪下道：“小侄利令智昏，失了方寸，有负二叔教导，还请二叔责罚！”
“你已是四品高官，朝廷干吏，不是蒙学小童，还需老夫时时提点教育？”王士廪冷斥道。
王志民又叩首道：“小侄知错！江海关之任，再不提及！”
“起来吧！”审视了王志民一会儿，王士廪方松口道。
“谢二叔！”
“一个小小的税务副司，也值得你如此追逐？你是关心朝廷关税岁入之重，还是和那些蝇营狗苟一般，冲着捞钱取利，奔着上海的销金窟去？”
面对王士廪的诛心之问，王志民脸上恍过一抹慌张，但迅速稳定心神，严肃道：“小侄既受二叔教诲，怎可有此小人之心，奸人之志？唯求忠君报国，治政安民！”
对此，王士廪笑了笑，不置可否，然后语气再度低沉下来：“你不是想知道缘由吗？老夫便告诉你，范希文给那王安石批了张条子，你说，老夫能直接拒绝吗？”
闻言，王志民先是一愣，紧跟着便面露愤忿，道：“国家公职，范相公怎能私相授受，任人唯亲.”
“好了！宰相之尊，岂是你能非议的？”听其言，王士廪的表情严肃了起来，厉声喝止道。
“是！”
话虽如此，但此事在王士廪这边，实则是很难轻易揭过去的。范仲淹秉政的这些年，作为深受皇帝信任的吏部天官，同时也是个见识、能力、手段都不俗的政治家，王士廪在很多方面都很配合范仲淹。
范仲淹对朝廷对人才选拔与官吏培养等方面的诸多意见，王士廪也是尽量配合，虽然这其中有王士廪借范仲淹之手，建立自己权威，安插自己人手的背景，但在范仲淹对吏部事务的干涉上，王士廪还是相当忍耐的。
而范仲淹，对王士廪的评价，也相当高，两者之间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敦睦情谊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王士廪权威的巩固，这份“合作关系”也就越发脆弱了，作为一部主官，也是政事堂一尊“活佛”，岂能喜欢旁人的横加干涉，即便你是首相。
就拿江海关总税务司副使一职来说，王士廪就不禁怀疑，是范仲淹提前得知消息后，前来设阻。因为这两年，范仲淹开始对朝廷的恩荫制度动心思了，那些控制、压制的举措十分明显，朝里朝外已经有一大批才干不足、德行有亏抑或治事有失的权贵子弟，被范仲淹施压罢免了。
在这件事上，王士廪本能地感到排斥，毕竟他本人就是恩荫制度的获利者，但朝廷中充斥着不合格的权贵子弟，也的确不妥。
本着为国家计的原则，王士廪在尽力周旋协调之余，也帮支持范仲淹清理了一批庸才。但是，当这股风吹到自家人头上时，王士廪实则也怒从心起。
面色沉凝地思忖几许，王士廪忽然抬头，又露出点轻松的笑容，道：“江海关你去不了，但东南一样去，老夫已经拟好，淮南转运使的差事，就落在你头上。”
“这一次，不会再出差错！”王士廪又言辞凿凿地补了一句。
闻言，王志民面色大喜，赶忙拜道：“多谢二叔提携！”
淮南转运使，可是从三品的官职，是淮南转运司的二号人物。朝廷的财税转运制度，已实行百年，几大转运司中，尤以东南转运司最为瞩目，毕竟负责的是东南财税重心，朝廷最重要的税赋来源之一，尤其在海外拓殖贸易兴起之后，就更一发不可收拾。
而东南转运司，覆盖的范围很广，包括两淮、两江、闽浙六道，其中淮南转运司则负责两淮财税审查、收缴、入京事项，权力很大。
论油水，未必就江海关多，但权势与影响，则又不可同日而语了，关键在于，这可是实权正职。可想而知，能够把这样的职位拿出来，交给自家侄子，以城府深厚如王士廪，其心中究竟积攒了怎样的情绪。
将王志民打发掉后，王士廪正坐于堂，沉思良久，老脸一直阴晴不定的，他思考时，家人一向不敢打扰，直到他那聪明伶俐的小孙儿，活蹦乱跳地来找祖父用晚食，面上才再度露出和蔼的笑容。
只是，王士廪的心中，却暗暗说道：“范希文，你这个尚书令，做得够久了！你范某人做得，我王某人做不得？”
事实上，还真就做不得，至少下一任不可能，按照既有之规则，范仲淹之后，接替尚书令的，基本就是勋贵集团的代表。
王士廪能争取的，显然只有下下任，基于此，他自然感到巨大的紧迫感，毕竟，他也年逾五十了，同样没多少日子久等了。
于是，悄然也是必然，“倒范集团”又增加了一员主力大将
仁宗篇8 罢相“疑云”
在秉政的五年多时间里，凭着满腔的热忱与忠心，范仲淹对帝国进行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
当然，本质而言，范仲淹的种种政策措施，只是改良，只是匡正大汉帝国这艘巨轮航行过程中的偏向与谬误，而对帝国一些深层次的、根本的问题，却往往显得无力。
尤其是在涉及制度问题的时候，就更显困难，朝里朝外，会有无穷的麻烦与阻力，向他侵逼而来。同时，作为大汉帝国时代的精英官僚，范仲淹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忠实的维护者、与巩固者，这也从根子上注定了他的挣扎。
事情做了很多，动作大大小小，但成效如何，只能说难孚众意。
但凡改革，本质上还是对资源的重新分配，而这注定会侵犯到帝国那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食利阶层的既得利益。而这，注定是会引来敌对与反抗的。
事实上，范仲淹在秉政之后，提出的改弊革弊理念以及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比之世祖、太宗乃至世宗时期的各项改革，不论是范围还是力度，都要弱上许多，在很多畛域甚至只是隔靴搔痒。
只不过，落实执行的难度，与遭遇的反对攻讦，也同样超乎想象。因此，在治国秉政日益艰难的日子里，范仲淹也时常思考一件事情，为何他提倡的东西，诸如吏治、法治、商法、盐务、土地、税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只是巩固延续祖宗之成法，结果却是群情反对，举步维艰。
要知道，范仲淹的治国思想与理念，堪称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华，他所推动的诸多政策措施，绝没有超脱既往三朝众多的改革的范畴，在影响与力度上，更难与之相提并论，哪怕是以谨慎、保守著称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创新。
比之他们，范仲淹干的事情，实无多少新意可言，很多政策，都只是老调重谈，甚至于，就是照搬祖宗之政。然而就是这样，也往往事与愿违。
于是，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朝堂上出现了最怪诞的一幕。“范党”高举“祖制”，欲匡扶帝国为政之失，改兴除弊，而“保守党”们，则同样高擎“宗法”，进行批判攻讦，势必要维护朝纲正统，祖宗成制。
而双方，都能在“三皇”之治中找到准确的、有力的法理依据，甚至于，都能从帝国卷帙浩繁的档案之中，找到旧日的诏文
虽然，自世祖、太宗、康宗到世宗这四朝，有很多政策理念都是一以贯之，具备极强的延续性。但后继之君，在前代帝王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完善改制，也是平常且频繁的事，尤其在太宗时期。
以宗法驳祖制，这一套被帝国的权贵们玩得极溜，而每一场风波与争论，伴随着的，却是权力、地位与利益之争。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百年沉淀的大汉帝国，不管争得如何头破血流，都还没有人胆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规则，权贵之间，基本的体面都还保留着，斗争都留有余地，处于一种理性、平衡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也已保持几十年了，便斗争激烈如康宗朝时，都是如此，这样近似于潜规则的约束，对帝国军政的稳定性来说，显然是具备极大积极意义的。
需要提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四十多年后的正统朝，朝野上下，不论是贵族官僚，还是文臣词客，他们对于太宗皇帝的评价，是越来越高的。
在文臣史官们的春秋之，太宗皇帝刘旸的地位与历史评价，是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到正统朝时，几与世祖皇帝相当了。
在世祖皇帝那辉煌功绩与成就加持的身躯上，是难免斑斑劣迹，但即便史笔如刀，也不是大汉帝国的这些文臣史官们，能够黑得动的。
于是，他们能想到减轻世祖皇帝“神圣性”的，便是另外树立一尊新神，而论德、论望、论功绩，太宗皇帝刘旸便被选中了。
当然，太宗皇帝也是当之无愧，他对大汉帝国的意义，是要放到历史高度来谈的。如果说世祖皇帝是帝国真正的奠基者，那么太宗皇帝的作用便是夯实筑基，正是有他在位期间不懈的匡政明法、改兴除弊，方有“雍熙之治”，方使大汉能够以一个强盛而平稳的姿态，走过帝国百年。
上承开宝，下启建隆。这便是历代帝国史家名臣们，总结而出对太宗皇帝的评价，并且在建隆时代也逐渐远去的正统朝，太宗皇帝在臣民（主要指帝国的权贵们）的心目中，帝国日益高企。
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只有一个，除了太宗皇帝，他们没法再找出一人，来与世祖皇帝“打擂台”。
而对范仲淹来说，小到禁止官僚乘轿，中到盐铁整顿、茶糖专营，大到土地清丈，没有一件事能顺顺利利办下来的。
尤其是后者，进入正统时代后，帝国的土地兼并情况，又不可遏制地向前加快步伐了，伴随着的，却是地税的逐年减少，是相应税制措施的贻怠与失时、失效。
为此，在正统八年的时候，范仲淹正式启动了，再一次对全国田亩数量的清丈。此一道政令，在朝廷内部都争议颇多，到了地方更是沸反盈天。
为此事，无数功臣勋贵、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刘维箴那里诉苦，不过，最终还是在范仲淹的坚持下，推进了。为此，范仲淹虽然自朝中简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进行监督巡视，但效果显然不佳。
最终，这样一项攸关国计的政策办法，还是以失败告终，地方报上来的数据，没有哪一道、哪一州、哪一县是准确的，甚至于，比起建隆末期时籍册上的数据，要少了将近一成。
很怪诞却真实的一种现象，不到十年的时间，大汉帝国在册土地，竟然少了一千多万亩，就仿佛被一头可怕的饕餮巨兽吞噬了一般
在持续了将近两年之后，清丈行动终于随着政事堂一道制令，彻底宣告停止，各地“清丈使”们也都被召回。然后，其中有不少人，都因为贪腐、受贿、渎职、枉法等罪名受到攻讦问罪，把范仲淹也连累得十分狼狈。
范仲淹想做的、尝试做的事情，比先帝祖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在目的上，都有相似性与一致性。但为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根结底，权威不够。
范仲淹的名望很高，能力很强，道德品行上更为世人敬仰，但是，对于帝国真正的统治阶级来说，这大汉的胙肉，还轮不到你范希文来分。
实事求是地讲，有些政策举措，帝国“三皇”都需要以大魄力、大毅力来推动、落实、监督，范仲淹虽然被委任为尚书令，但来自皇权的支持力度，是很微薄的。
毕竟，皇帝刘维箴信奉的是“垂拱而治”。而范仲淹的这个“淹”字，最终却淹没在帝国的权贵阶级中，根本挣脱不得。
对于这些，在执政四年之后，在屡次失败受挫之后，范仲淹已经有所体悟了，并且为改变了一些作风。
正统十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一年的，因为河北地区连年的旱灾，大汉帝国终于又爆发了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叛乱：王则起义。
范仲淹不得不将精力从“自我革命”，转移到“镇压革命”上。同时，由于心态的变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说，他的目标变化了。
他不再尝试去触动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国权贵们的利益，他只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从自己的道德忠心出发，为君王社稷，做着一些实事。
但是，这种变化，对于其他权贵阶级、政治团体来说，有些太晚了，数年积压的矛盾，也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除非范仲淹下台。
执政之前，范仲淹是名满天下、众望所归的大贤，受到许多人的推戴。但入住政事堂之后，随着一项项政策，一道道冲突，弃范公去者，却是越来越多。
吏治上，因为对官吏选拔、培养、黜落以及科举上的一些严格措施与高要求，他得罪贵族、官僚及学阀，对恩荫制度下手，更彻底将勋贵阶层激怒。
税务上，盐铁茶糖土地等一系列加强国家控制的措施，更是让一干食利者深恶痛绝。
军事上，推动文臣入枢，削减军费，裁减军队等方案的提出，又将一大干不仅限于军事贵族的军队力量给得罪了。
因此，等到正统十一年（1052）时，范仲淹虽然依旧坐在尚书令的位置上，但他的屁股，却是越来越坐不稳了。朝里朝外，反对之声迭起，而宫内，皇帝的态度依旧那般“从容”。
对于这些，范仲淹不是没有预感，但他能做的，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只是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同时等待着罢相的一天。
而这一天，的确不远，就在正统十一年夏初。历时一年多的王则之乱，终于被朝廷大军平定，负责平叛的枢密副使、招讨使石元孙与河北安抚使敬彦博回朝后，奏捷的同时，也向皇帝禀报了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
在对王则党羽的审讯之中，得知了一件秘事，在王则祸连州县，聚众十万之时，曾与左右言，他们举事是为活命，朝廷诸公皆鄙，若能打到洛阳，当奉范公为王
这等谣言，明智者都知其愚蠢不实之处，但在此事上，帝国大部分公卿们，都集体“失明”、“失聪”了，于是，大名鼎鼎的范相公，就以这样的方式，罢相了。
当然，体面是给足了的，范仲淹是主动告老致仕。
但不管如何，受到这样的攻讦，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朝廷，对范仲淹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与打击。就在当年，便病逝于苏州的“范庄”之中。
而“范仲淹罢相”，后来也成为了正统朝的一大悬案，悬就悬在，除了石元孙、敬彦博的奏报之外，关于所谓逆魁王则之言，并没有任何的证据，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把一个秉政多年的尚书令给赶走了。
在这背后，有多少人、多少势力在运作，谁也说不清楚，但必定牵扯到一大批帝国权贵
仁宗篇9 南风压倒北风
人总是这样，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为何物。当范老相公缴印卸职，谢绝送别，凄凄惶惶地离京南去时，朝中因此大感叹息的人，数不胜数，包括许多在“倒范”之事中尽了心、发了力的朝臣僚属、言官清流。
当然，最能体现人心向背的，还得是洛阳中下层士民的反应，街谈巷议中，尽是不舍之情。甚至有士民直接表示说：“先去包府尹，再罢范相公，京中士民，难得安宁了”
正统九年的时候，在洛阳府尹位置上干了整整六年的包拯，终于被排挤出京城了，范仲淹也没能挡住。不过，由于包拯在洛阳府任上积累的巨大声望与卓越成绩，包拯算是升职，被委任为东南转运使，主导东南财权，这可是方面重任。
而等范仲淹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京中更是沸腾，从官方到民间，追悼、缅怀的活动不断。卸下宰相之任的范仲淹，已经恢复那誉满天下的忠臣表率了，其死后，就几乎被奉为当代“圣哲”了。
皇帝刘维箴自然也被惊动了，下诏追怀，废朝七日，虽然他除了正常的大小朝会，平日里并不上朝。同时又让欧阳修以其如椽之笔，替范仲淹写下一篇神道碑文。
最后经过朝廷讨论，刘维箴钦命，追封范仲淹为平江侯，后人因此称之为“范平江”。当然，唤得最多的，还是“范文贞公”，因其谥文贞。
也是从范仲淹死后的十数年间，大汉帝国的文臣士子们，创作了大量与范仲淹相关的诗词歌赋，其中，既有对范仲淹个人品行与功劳的赞颂，更有对那段时期的缅怀与追忆。
毕竟，从后面大汉帝国的发展来看，范仲淹秉政的那五、六年，被视作世宗皇帝建隆盛世“最后的余晖”。
正统年间遗留的史册、案籍、著作资料中，能够相对全面地认识到，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成就与建树，尤其是一些经济数据，最能体现那个时期大汉帝国所处的状态了。
在正统八年（1049年）的时候，由范仲淹推动，对帝国进行了一次大范围、全方位的统计。而从虽不准确，但最具说服力的帝国官方数据可知：
在当时，大汉帝国在籍丁口，已然超过12亿人，这显然是不包括那些由贵族、官僚、地主、商人豢养的家仆、扈从、佃户，以及数以百万计向诸封国的人口，还有大量为避税抑或因管理、统计不善造成的黑户。
正统七年的帝国财税，地税、商税、关税、交易税、盐铁茶糖专营、官产、职田以及矿税、金银冶炼输入等等进项综合起来，在财政入项上，已达17亿贯。
当然，这个数据，比起建隆极盛之时，差距明显，倒推十五六年，当时帝国财计，每年进项可一度迫近2亿贯。不过那时的大汉帝国，正处在世宗皇帝统治的巅峰时期，政治清明，制度健全，执行度高，监督力强，河清海晏，四夷无事。
而全国的耕地面积，也突破了一千万顷，从南到北，自东而西，各种气候环境，水田、旱地、梯田，帝国田土，以各种形式被开垦出来。
可以说，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在物质上依旧具备雄厚的基础。只不过，帝国家大业大，摊子铺得开，各项支出开销也同样巨大。
养兵、养官、养吏、养贵族这种传统的、基础性的支出自不必多提，自世宗后期以来，朝廷日益增多的冗费、浪费也不用多说。
关键在于从正统六年到十二年这几年间，大汉帝国并不算安宁，天灾人祸不断，尤其是河北地区，持续几年的大旱，造成土地荒芜，粮食减产，带来饥荒，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动乱与疾疫也随之而来
帝国在向前发展的同时，各种矛盾也在快速积攒，而最集中的一次爆发，便是“王则起义”，范围极广，祸及五州三
十余县，与众极多，叛军势大时，规模一度迫近十万。
王则起义的爆发，本质上在于帝国贵族、官僚的腐化堕落，士大夫地主阶级的不断膨胀，导致对百姓压榨剥削的加剧，当连续的天灾降临，食利阶层趁机兴风作浪，地方官府则处置迟缓失当，再在“弥勒教义”的蛊惑下，方在河北，这个汉帝国自建国以来便是核心统治区域的地方，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叛乱。
为了平定河北叛乱，朝廷也耗费了巨大代价，调兵十数万，前后靡费上千万贯，官民死伤数十万人，并且从事实上，打破了范仲淹对朝局的平衡协调，使他放弃了更为深入的改革改良。
到最后，范仲淹罢相，还与河北叛乱有直接关系
而在河北旱情终告缓解，叛乱逐步戡定的同时，在帝国繁华富庶的东南地区，在每年向京畿输送大量财税、粮米的江淮，也发生旱情了，严重程度，比之河北也不弱。
有河北之乱殷鉴在前，朝廷也再不敢有任何疏忽大意了，又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江淮救灾赈民事务上。虽然这个过程中同样腌臜事不断，但在江淮诸统治阶级有意识的防备与控制下，两地方才没有出大乱子。
而比起河北，发生在江淮的旱灾，对帝国的影响实则要更大，从后面的发展来看，深深地改变了帝国的政治态势。南风压倒北风，也正是以此次江淮大旱为转折点。
东南地区，在帝国的财税版图中，一直占有重要支柱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也有足够的数据支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立国百年了，作为东南地区利益代表的帝国贵族、官僚、士族们，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帝国最上层的统治资源，依旧牢牢地被传统的北方军功贵族与北士集团所占据。
这显然是一个极其深重的矛盾，尤其在东南经济发展日益抬头，到北方集团都不敢侧目、无法压制的时候，就更尖锐了。
而江淮大旱在当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百万人口的开封、洛阳两京，开始缺粮了。京邑之中，粮价高企，民怨沸腾，朝廷也针对性地采取了措施，比如开放官仓，比如从两湖、关内、川蜀调粮，甚至专门出台政策，鼓励商贾从海外封国籴入粮米
但这些举措，加大朝廷支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关内、两湖、川蜀地区百姓的负担，中枢朝廷还是有节操的，但实在防不住一连串的人上下其手
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地方的社会、阶级矛盾也随之加深，尤其是关内道，而关内的影响是能够辐射整个西北的，于是民情复杂的大西北，在安宁了几十年后，又开始滋生动乱了。
当然，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与影响，距离其爆发，总是需要足够的时间发酵与相应契机的。而在正统十一年后帝国中枢，却不得不因江淮大旱，好好算一笔政治经济账。
京畿缺粮，盖因江淮大旱，东南输京粮米减少，而朝廷解决的办法，却严重依赖于南方道州，包括从南洋封国购入的粮食，也主要是从江海关入关，再转运进京。
因此，在范仲淹秉政后期，在帝国朝堂中枢，已经不得认真对待南方统治集团，不得不正视来自南方贵族、官僚、士族更多的声音与诉求。
总结得来说，范仲淹秉政期间，在大汉帝国统治上层，南方正式开始盖过北方，这是经济与政治相结合带来的重大变化。
且不提那些不断南下，并在漫长的岁月中与当地结合的北方籍贵族带来的影响，就范仲淹，他便是南臣，能够当上尚书令，就已经说明趋势了
而这种变化，对大汉帝国的统治影响，尤其对其统一性与稳定性，利弊如何，恐怕还需观察。
仁宗篇10 帝国的政治生态
范仲淹秉政时期，也是大汉帝国迎来的一个真正的“庶族时代”，从中枢层面，帝国“庶族”官僚第一次真正地盖过了贵族集团。
在范仲淹的吏政改革中，黜落了一批尸位素餐之人，其中固然不乏庶族权贵，但更多的还是靠门第恩荫而居高位要职者。
同时，也提拔了一大批人才，这就不可避免地提高庶族官僚的实力与影响，毕竟，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与积累，思想理念、社会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迁，庶族集团的人才储备与覆盖面都要远远超过那些功臣老贵。
当然，到了正统十一年，大汉帝国所谓的贵族与庶族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两派，早在太宗时期，双方之间，就已经开始合流。
庶族之中，并不乏投身权贵，以谋晋身者，甚至有不少人得以跻身高位；而以家族世袭为传承的功臣勋贵，尤其是那些军功老贵，随着降等世袭的压力与日俱增，为保证家族的权力与影响力，也同样在招揽门人，支持培养庶族人才。
因此，在大汉帝国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早就不单纯以门第、出身区分立场派别，各势力集团的划分实则很复杂。
宗室、外戚、门阀、学派、同年、改革派、保守派、皇党、相党、集权派、地方派，乃至单纯各衙司在漫长岁月中诞生的利益集团，都极大地丰富了帝国的政治派别。
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职权低下、目光浅狭的中下级官吏、士人，更加看重出身，计较门第，多少自命清高者，对那些“臭不可闻”的权贵、权势，暗地里羡慕极度，上赶着追逐。
而诸派系中的领袖人物，不论贵庶，实则都有一个共同身份——权贵，都属于同一阶级——统治阶级，他们之间的群体划分，只是基于不同政治立场与利益的内部矛盾分化。
在帝国上层阶级日益固化、保守、迟缓、堕变的同时，政治的稳定性，实则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就在于一个平衡牵制。
或许有人、有派系能够强势一时，大权在握，但绝对摆不平所有人与势力。这也是范仲淹秉政时期大汉帝国的政治生态，这也是他以一届“寒门”、南臣的身份，在明显缺乏皇权支持的情况下，却能跻身百官之首，位居尚书令，将最大的一部分相权揽在手中的真正原因。
这种政治生态的的形成，不只反映出新权贵的崛起，老勋贵的让权，对皇权而言，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毕竟，列祖列宗们，需要费尽心机、使尽手段才能维持的一种平衡，经过百年沧桑，已然真正在帝国上层建立了。
既是约定俗成，也习以为常，可谓深入人心。看看皇帝刘维箴都做了什么吧，仔细地列举，他似乎什么也没做，就连一直想修的道观，都被范仲淹阻止了。
但大汉帝国的状态，却是风吹雨打，而不动如山！这就是帝国耗费百年时光，方才形成的政治体制与生态，带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稳定。
只不过，在上层建筑越发趋于保守顽固的时候，难免产生一些问题与弊病，如范仲淹者，想要改变，扭转那种有如逝者下流的自然趋势、客观规律，显然是很困难的。
从正统六年回京之初的万众期待，满堂欢呼，到十二年的“声名狼藉”，非议不断。这六年间，范仲淹的诸多改良措施、政策方针，在苦苦支撑，艰难维持建隆盛世余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筛选同道与同志。
经济上的整顿就不需多说了，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动了人家的奶酪，人家自然视其为仇雠。但是，帝国的经济场，水深且混，可供浑水摸鱼，妥协、交易的空间也大。
关键在于政治上的措施，尤其是范仲淹的选材、用人思想，唯才是举固然是政治正确，放诸天下都颠扑不破的道理，但也不能罔顾现实的政治环境。
因此，当范仲淹开始对恩荫制度动心思，哪怕只是一种改良，再加上一些限制，依旧引得群起而攻，并且注定了其失败走人的结局，因为他触及的是朝廷老贵、新贵所有人的利益，远重于钱财的根本政治利益。
反噬在正统十二年，在河北之乱彻底平复之后才真正到来，都是发动者们深明大义，或者说抓的好时机了
当然，即便改变不了深层次的、根本上的问题，范仲淹还是实现了一些对既有制度的重大撬动。比如，正是在范仲淹时期，文臣掌军，第一次堂而皇之出现在帝国的军政坛上。军功贵族们对兵部的垄断，已被打破几十年了，到了正统年间，在范仲淹的主导下，在一干庶族力量的支持下，趁着“石李之争”，将军功贵族对枢密院军政大权的垄断也给击破了。
“石”指的是石元孙，“李”指的是李光辅，这二人一个是石守信子孙，一个是李筠曾孙，都是帝国根红苗正的老牌勋贵之后。
在枢密使折惟昌病逝之后，为了争夺枢密使的位置，各引援手，斗得不可开交，引发了帝国军令系统内的一次大洗牌。
最后，范仲淹联合萧氏，将世宗时期的名将萧惠，推上了枢密使之职，但与此同时，时任西北巡检使的富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这文臣第一次真正位居帝国武堂，即便是排名最末的枢密副使。
如富弼、韩琦等学院派士人，虽在世宗时期就有名声，并得到充分的锻炼，但也正是在范仲淹掌权后，才真正得到重用。
范仲淹称富弼为王佐之才，若非其大力提拔，富弼得多走十年的仕途，方才能达到今时的地位。当然，富弼的出挑，与他的岳父老相公晏殊，显然也脱不了关系。
而平定王则起义，虽然以枢密副使石元孙作为主帅，但作为安抚使的敬彦博也是文人出身，并且具备军事指挥之权。在河北战场，韩琦也作为河北转运使、行营粮料使，负责大军辎需供应，手下同样有兵
虽然早有征兆与趋势，但经由范仲淹彻底发动，针对帝国军令系统进行的改革，也显然引发了大量功臣老贵的不满。因此，这让他们直接地感受到，自己对于帝国军政影响力的动摇。
而关于范仲淹对军队“精兵简政”的整顿提议，也同样引发了大量不满，即便他是出于严纪强兵的考虑，依旧让人反感，直觉其手伸得太长。
包括自郭良平之后，势力有所回落的海军系统，都对范仲淹不满，因为他试图裁减由老枢密郭良平制定的“二十年造舰造炮计划”。
范仲淹的倒台，让后人产生了无数的遗憾，让无数眷恋建隆盛世的人其意难平，但是，在正统十二年，他的倒台是注定的，这是由帝国统治阶级集体发动的一次反扑，是一股时代浊流，其势难挡。
而范公留下的诸多时代印记，真正为人所接受，并引发众多统治阶层效仿的，便是“义庄”。
早在建隆时期，范仲淹便首倡义庄，在其兄范仲温的支持下，兄弟俩在苏州建立了一座“范庄”，置办土地，发展生产，用以安置、接济那些穷困的范氏族人、亲戚。
争相效仿者很多，得名又得利，等到正统年间，全国各地，由权贵们建立的义庄已然在帝国诸道遍地开花。
大汉帝国的庄园经济，迎来了一波蓬勃发展，而世祖、太宗皇帝曾经努力寻求限制与打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又再度在地主与佃民之间建立起来了，并且更加强势与顽固。
历史是个圈，兜兜转转，最终还是难免回到让人熟悉的轨道上。也正是从范仲淹之后，历代王朝兴衰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病与问题，也以一种显著的、不可遏制的姿态，出现在大汉帝国身上，并且再难通过努力，恢复到曾经的清明。
只不过，比起历代王朝，大汉帝国的各种资本要更为丰厚一些，家产也能够败得更久一些。但具体能败多久，除了要看帝国统治阶级的堕变速度，也跟皇帝的素质与作为息息相关，毕竟，帝国还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君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依旧重大。
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海外贸易的蓬勃兴起，内外交流的日益紧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以一种可做期待的姿态，出现在大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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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11 大上海
正统二十一年（1062年），初秋，上海市。
松江水依旧沿着既有之渠道，滚滚东流入海，不舍昼夜。设市近七十年的上海，已经彻底蜕变成一座繁荣富庶的“国际大都会”了，是大汉帝国商业氛围最浓厚、各种经贸行为最自由的港口城市。
“市”这个字眼自古有之，其意确然，但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还是头一遭。“上海市”，对帝国上下来说，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新鲜事物。
如果把世祖所置“上海务”那段时期算上，上海市在大汉帝国也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了。一百年的发展扩张，诞生了这样一座独树一帜的“怪物城市”，没有霓虹闪烁，依旧光怪陆离。
经过开宝、雍熙、平康三代的野蛮生长，建隆时期的规范约束，正统时代的上海市比起过往，已经有序多了。这其中，除了朝廷越发的正视与重视之外，也因为方方面面的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势力派别，已经将其填充占据，形成了相当的平衡。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们来说，原始积累完成之后，他们要的是巩固，而非扩张，是一个利于他们统治的稳定秩序，掌握着社会上层资源与运转规则的他们，是天然的保守者与守护者。
当然，在整个汉帝国的上层统治阶层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东南权贵们，又属于激进派与改革派了。
同时，掌握上海市运转的上层权贵们，他们追求并达成的秩序，只是一种保证其地位、不影响其食利的秩序。因此，上海从来没有平静过。
作为东南财富汇聚之地，上海的人心从来都是最浮躁的，数不尽的人群追逐着名利，无日不夜发生着的是各种势力纷争。松江河底沉积的每一具尸体，都伴随着一场恩怨情仇、一场利益纠葛。
松江之上，从来都是帆樯林立，络绎不绝，沿两岸铺开有大大小小数十座码头，但从来不怕空置，总是有来自海内外满载着各种商品的船只将之填满。
上海市的码头工人，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他们用肩挑手扛，将这座城市的繁荣扛在肩上。
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其他底层工人，逐渐形成上海市规模最大的一个民间（底层）团体—红帮，与两淮漕帮、江湖（江南与两湖）船帮并称为“南三帮”，即便他们更多被视作权贵及大商帮们的打手。
他们甚至驰名中外，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有数以十万计的红帮子弟，乘船出海，在南洋诸国开拓闯荡，是各大封国最欢迎的移民群体。他们虽然没有太多的财富与资源，但凝聚力极强，也能打，是对付土著势力最好的打手。
沿江岸向南北扩张延伸十数里，是密集的仓场货栈、客舍旅店，道路密集，四通八达，高高矮矮、各式各样的建筑依次排开，车马辐辏，人烟稠密，是“港区”最显著的特色了。
长年无夜，灯火辉煌。
根据正统十三年（1054年），上海市官府的一次大统计，当年上海市的主客丁口，就已达八十万人，如今，又是近十年过去了，很多人都预测，上海将异军突起，成为大汉帝国第三座人口突破百万的城市。
过去的几十年间，大汉帝国的总体人口持续增长，但对于各大城市而言，人口破百万，依旧是一个难关，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南方，金陵、杨州、杭州、广州，是最有希望突破的，但也始终差口气，反倒是上海，一步一步，从无到有，追赶上来，几无停歇地吸收着外来的人口。
上海显然是一座以商业作为驱动的城市，自成立以来，商业与贸易就是城市运转的核心，它就像是具备一种魔力一般，吸引着各种资源。
当然，帝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东南道州丰富的物产，以及蓬勃旺盛的海外贸易，再兼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政治上的尝试与支持，加上一点历史的偶然，共同孵化出了上海这样一座城市。
整个大汉帝国，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上海是一座遍地黄金的城市，松江里流淌的，不是江水，而是财富。这也引得海内外无数冒险者，前来淘金，即便很多人到死都不明白，他们满怀期待而来，含辛茹苦地工作生产，最终也只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养料，只是在为众多权势富贵家庭钟鸣鼎食而奉献。
上海市的“国际化”进程，其发展速度也堪称帝国之最，到正统二十一年，常年寓居在上海的外国商旅，已有十数万之众，除了“传统友邦”高丽、日本之外，还有天竺以及波斯人。
自世祖晚年的广州之变（对广州msl的清洗屠杀）后，大汉帝国对于外来商贾，尤其是那些宗教份子，始终保持着一种严厉排斥的尺度。
但是，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政治上的打压，并不能浇灭这些人拥抱天朝的热情。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往来东方的“中东”商旅，他们大多自称波斯人，或者干脆说自己是“安西人”。
这也是有渊源的，安西国在安西文王刘文泽统治时期，曾将整个波斯高原纳入安西王朝的统治之下，虽然主要施行羁縻统治，但也派出驻军以及建立了一套基本的行政、税收体系。
因此，那些波斯人，自称是安西人，从安西王朝的法理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安西王朝，与大汉帝国是血脉相连，安西的主要统治阶级为汉人，那么他们这些“安西人”≈汉人。
即便是那些来自阿拉伯世界的msl，到了大汉，也都改名换姓，加一套波斯或者安西的马甲，以方便经营活动。而在波斯地区，有些安西国的官员将吏们，专门卖身份文牒。
虽然在中东地区，汉文明与ysl文明之间仇深似海，战争不断，但两者却是当下这个时代，东西方政治、经济交往的主流。
如果说有些意外成分，那就是少数来自基辅罗斯的斯拉夫人了。在三十多年前，在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的推动下，罗斯国与安西国建立贸易联系开始，斯拉夫人与汉人之间的交流也由此展开。
虽则这份交流断断续续，不时受到战争与动乱影响，但在漫长的时光加持下，依旧烙下了诸多深刻的历史印记。当然，罗斯国与大汉帝国之间的交往并不紧密，更多以中亚三国作为中转，浅浅地走上一段丝绸之路罢了。
大汉帝国对于万里之外的蛮邦小国并不感兴趣，顶多对那些金发碧眼的蛮夷感到惊奇罢了。而出现在上海的斯拉夫人，只能用“沧海遗粟”来形容。
而比斯拉夫人更少见的，则是匈牙利人，他们的到来比罗斯人可要艰难得多，最大的难题便是斯拉夫人的阻碍，哪怕到了上海，都有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间的斗争。但总有那么一部分幸运儿，通过陆海路走到安西国治下，然后通过安西国走海路，一路漂泊东来。
从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来看，比起在中亚的赫赫武功，安西王朝在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上，贡献更加巨大。不过，这些年，随着安西国的局势不稳，脆弱的东西方交流眼瞧着又要陷入挫折与停滞了。
对于西方来客来说，比起煌煌两京，广州、上海这些城市，才是他们更喜欢待的地方，尤其是上海，因为它“自由”而“开放”。
仁宗篇12 海上贸易的真正爆发
到正统二十一年，贸易依旧是上海最重要、最频繁、规模也最大的经济活动。在国内，西及巴蜀，北至幽燕，大汉的客商们通过便利的江河湖海将帝国各地的土产、财货汇集而来；
在海外，数以十万计的海商群体，跨海横波，将汉家文明辐射范围内的一切可用于帝国士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向本土输入，以换取紧俏的帝国商品。
到如今，忙碌的南洋海外贸易线上，各类香料、珍奇、木料、海味，依旧是向帝国本土输送的主流商品。不过，比起几十年前，品类要更加丰富了，稻米、糖、食盐、煤炭也渐成主流，而这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汉帝国内部日益增长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经过前后近百年（把世祖时期的军事征服算上）的开拓发展，南洋诸国终于成长了、壮大了，也有了相当的积累。
市场需求，对经济活力，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即便以帝国的地大物博，对于海外资源的需求，也仿佛没有地尤其是米与糖，在这两者方面，帝国生产力的提升，根本赶不上人口的激增带来的需求。
在粮食的输入上，帝国朝廷甚至专门施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众多从事海贸的粮商自南洋各国贩运粮食，到正统二十一年，粮食入关关税，已然一步步降至两厘了。
这对于很多商人来说，都是极具诱惑的，也跟帝国快速发展的运力有关。现今通行于海上的大汉福船，往返一趟，粮食少则能拉三千石，多则五千石。以上海当前斗米45文的价格，一趟单边就是两千多贯的，而从南洋的购粮成本，要远远低于国内。
而朝廷之所以肯在粮食输入上，给予如此大的优惠，自然不是顾虑到民生疾苦，至少不全是。起因还在于发生在正统六年至十一年间的灾荒，河北、江淮接连大旱，造成了河北的王则起义，以及两京粮荒。
河北乱事再凶，死再多人，自有衮衮诸公，为之戡定，但两京缺粮，可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可给帝国辉煌的盛世画卷染上了难看的墨迹。
当年，为了缓解粮荒，朝廷不断从各地调粮，投入了极大的成本，甚至使关陇、川蜀也陷入粮价高企，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城市民乱。
而在众多办法中，朝廷诸公发现，唯有从海外购粮，看起来是后患与反噬最小的一个办法。不过，念及汪洋波澜之不便的，为鼓励商人，在时任尚书令的范仲淹的主持下，进一步降低粮米入关关税，一直到如今，南洋稻米都保持着最低的关税，只此一家。
相比之下，具备更高附加价值的蔗糖，关税则保持在58厘的水平上下浮动，而诸如香料、煤炭、食盐则还要更高，象牙、玛瑙、珊瑚、珍珠、翡翠、贵木等带有奢侈属性的商品，还要更高。
帝国海关在关税上的分级设置管理，也是从正式从江海关这里落实的，王安石主持江海关总税务司期间，在这方面做出了大刀阔斧般的改革力措施，极大地改良了商品关税结构，给帝国财税增收。
在南洋粮食输入的大背景下，海商群体中，自然也崛起了一批粮商巨头，不过，能吃这碗饭并做大的，总与权贵撇不清关系，不是帝国权贵，就是封国上层。
而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气候优势的安南、林邑二国，则“南粮北输”的主力国家，因为二国产出更多，宜耕土地更多，一年三熟，并且距离还更近，海运更方便。
也正因如此，在经过六七十年的“长跑”之后，安南、林邑二国，藉此脱颖而出，成为南洋诸国中，国力最强的两“大国”。当然，这也是有先天基因作用的，毕竟从一开始，两国便是汉化程度最深的封国。
在大宗输入的商品之中，食盐是最特殊的，因为帝国内部的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其在帝国财税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情况，也就导致沿海私盐泛滥。最初打这项主意的，乃是勾吴国（世祖七子刘晖后裔，加里曼丹北部），他们有晒盐的传统，盐与香料，也是吴国与帝国本土贸易往来的主要货物。
后来，北鲁国（世祖八子刘暧之后，封国在北菲律宾）也参与了进来，有这两个封国在背后策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的增大，给帝国东南盐市，造成了严重冲击。
包拯在担任东南转运使期间，察此情，深入了解之后，甚是忧虑，上了一道奏章，将过去有些装聋作哑的朝廷给惊醒了。然后，在时任尚书令曹伦、财政使王士廪的支持下，推动“外盐入关”。
曹伦，乃曹彬之孙，曹玮长兄曹璨次子，曹氏在建隆、正统二朝，可谓显贵。按照“原则”，范仲淹罢相之后，当以勋贵之后秉政，而曹伦之所以能脱颖而出，除了本身具备一定能力之外，也跟宫中有个姓曹的皇后有关
曹伦上位，即便是正统皇帝刘维箴的潜邸心腹，王士廪也不得不把吏部尚书的职位让出来。当然，刘维箴也没有亏待他，改主财政司，权势依旧。
而随着财政司盐铁政策调整，来自以吴、鲁二国为主的海外食盐，得以光明正大地通过几大海关，堂而皇之地进入帝国本土市场。
当然了，在盐铁司外事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同时，比起沿海走私，风险更小，规模更大。虽然因为产量、质量的缘故，很难成为市场主流，但是价格便宜啊。
外盐的输入，实则也是对帝国根深蒂固的“盐贵”、“盐商”、“盐帮”势力的一种冲击。同时，市面上供应多了，盐价也迎来三十年间第一次下降。
正统二十一年的上海盐价，斗盐仅71文，这水平，都快赶得上世祖开宝时期“盐改”上涨后的价格了。而上海盐价最高的时候，曾一度攀至斗盐108文，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士民的生产生活。
然而，由于资源的集中，上海从来不少物资，这也能反应出，帝国其他城市的民生状况了。最显著的，便是两京了，若非朝廷顾及脸面，极力压制与调控，物价早就失控了。
而那些中央监管不力抑或影响力不足的地方，情况就要严重地多，因为天灾人祸，出现的骚动与民乱事件难以计数。
事实上，以汉帝国这近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国内人口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固然是根本，但若没有海外资源的弥补支持，也早就玩不下去了。
以南洋海盐的输入为例，且不管利益链条上的斗争与分配，对于普通士民百姓来说，从盐价的下调上，他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然，即便“吴盐”、“鲁盐”乃至“雍盐”、“越盐”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帝国市场，但沿海通江的私盐依旧猖獗，总少不了那些顺带着把盐拉回本土的商船，抑或是一些见不得光的“脏盐”，最终的去向，也是帝国州县乡镇。
南洋封国的产盐，可不会管购盐者何人，有钱即卖，而帝国的底层，从来不少冒险搏命的盐枭，也不缺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钻山村，下乡野，售卖私盐的行商脚夫。
至于煤炭，从世祖时期起，便由贵及贱，由北及南，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帝国士民生活取暖的重要燃料，尤其是城市居民。
在开宝晚期，“蜂窝煤”诞生了，它的方便利民，任谁都看得出来。随着技术的广泛传播，北方各地都诞生了大量“制煤场”。
然而，煤炭的使用，一直受到开采与运输两方面的限制，国内主产区在晋中与汝许，交通上是一言难尽，很难覆盖全国。因此，煤炭价格常年以来居高不下，也很难使蜂窝煤走入千千万万的寻常百姓之家。
而帝国对于煤炭的需求，却日益增长，尤其在冶炼事业上，煤炭带来的热值效益，是极其显著的。有市场需求，自然有精明的商人来满足这种需求。
恰恰在南洋各国，不管是南梁国（苏门答腊），还是爪哇岛上的雍、越二国，还有吴国，都拥有大片的露天煤矿，储量惊人，极易开采。
随着南洋煤炭的大举输入，帝国南方，尤其是作为经济核心的东南道州百姓，终于能够用上平价的蜂窝煤，享受着汉家儿郎大举开拓带来的福利。
当然，从海外各国，输入帝国本土的资源，远不止于此。通过这些丰富的贸易活动，也能反映出各国的发展与积累。
但即便如此，到了正统时代，于汉帝国而言，在资源上依旧是输出大于输入，因为，帝国拥有太多不可替代的资源了，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
丝绸、瓷器、茶叶，这老三样自不必多提，棉布，漆器，船舶，铁器，武器，包括书籍、技术，乃至人口，这些东西，同样是海外诸国急需的。并且，随着市场的开发成长，也不断增长
由世祖皇帝亲启，由太宗皇帝及刘姓诸侯巩固传承，由无数大汉儿郎乘风破浪、垦殖开拓，穷近百年之力，方才形成正统时代彻底蜕变、爆发的海上贸易规模。
就是世祖皇帝，生前恐怕也想不到，南洋战略给整个东亚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汉帝国与南洋诸国会成为为如今的形态。
作为流通环节中的重要角色扮演者们，财富由此而生，纷争由此而起。平心而论，帝国海外贸易的长盛不衰，也与随之诞生的一大批利益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上海市，显然是这些人的基地之一。
仁宗篇13 帝国的棉
约摸一个甲子之前的太宗皇帝时期，在汉帝国的商场上，爆发了一场持续经年的南北商帮大战，以当时已经颇具规模的棉产业作为战场。
那堪称是帝国商场上第一次有组织、成规模的商业大战，波及广泛，影响深远。虽然最初发起的只是一些大棉布商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着棉产业的诸多利益参与者，都逐渐卷入其中。
在长期的厮斗中，整个棉市场大乱，从棉商到棉工，再到棉农，可谓波及全行业，眼看着影响到民生，甚至有蔓延趋势。
同时，大汉帝国的商斗，从来都是刺刀见红的，因为南北商帮的明争暗斗，死伤众多，大规模的械斗层出不穷。
后来，地方官府压不住了，朝廷接手了，在太宗皇帝的严厉训斥督导下，朝廷重拳出击，甚至不惜出动驻军，方才拨乱反正，将事端平息，使局面重回正轨。
那一次南北棉布大战，从表面上看，是北方棉商感受到南方棉产业崛起后的威胁，不惜用一些出格的手段，以遏制南方棉市的发展，尤其是阻止一些南方棉商“胆大妄为”的举措，竟敢堂而皇之地把南布北卖，到他们的饭碗里抢食吃。
在北方一些大棉商的策动下，对北上的“南棉”势力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并且一上来便是人道毁灭，手段极其狠辣。
不管是明面上的雇员，还是暗地里扶持的代言人，亦或是众多合作方，都遭到了攻击，或明杀，或暗害，货场、货船被攻击，棉布产品被抢掠、焚烧
而南方的棉商们，又岂是善人，北人亮刀子，他们也奋起反抗，北方糜烂，那便在东南找那些北商的麻烦。于是，一场真正残酷的战争开始了。
常人观之，有如雾里看花，普通人即便就近，也只能看到哪里走水了，哪里发生了乘船事故，哪里又发生了械斗。没错，事情闹得再大，死再多人，在很多官府的处置中，只是当作一般的“民间互殴”来处置，尸体一处理，那便是太平无事。
显然，仅靠一些商人，是不可能掀起这等规模的商斗的，他们既然没有那个能量，也没有那个胆量。背后，显然有更上层的权贵们，在扳手腕。
同时，也不排除其中有贯穿帝国几代历史的“南北之争”，北方棉商对南方棉商的打击背后，又何尝不是掌握着帝国大势的北方权贵对南方权贵官僚的打压。
也正因如此，在最终的善后处置中，不只是南北两方直接参与其中的棉商受到严厉惩戒，在朝廷的法治重权下，破家灭财，在帝国官场，凡是被查出涉及到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都遭到贬斥。
当然，那些甘为犬马，直接参与其中的，就不只是降职免官这么简单了。就是在上层权贵，也有好些人，受到警告及惩治，罚俸、免官、杀头乃至夺爵。
太宗虽然以仁德知名，但只是因为他重规矩，一旦越了线，他的手段一点都不温和。这是综雍熙一朝，为数不多的“严刑峻法”，也正因有这样榜样在前，其他躁动的权贵、飘忽的商贾，方才警醒起来，不敢过于肆意妄为。
六十余年前的南北棉布大战，意义重大，是关乎棉产业发展的一次大洗牌，好些原本声名在外的大商贾倒下了，当然，他们并不是不可替代，紧跟着便有新人重新崛起，利益是没有感情的，也不认人。
而那次大战，不管是从过程，还是结果，事实上都是北方占尽优势的。毕竟，中原、河北，乃是帝国棉产业真正崛起壮大的地方，底蕴更丰富，规模更大，资源更多，同时，又有朝廷之中一大批掌权者的支持，政治上的优势更大。
因此，最终南方棉商在北方辛苦经营的产业与渠道，付诸流水。那之后，“南人不敢北上”，只能用心耕耘南方市场，夯实根基，顺带着开拓海外。
一蛰伏，就是十多年，然后才敢再重提北上的事情。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激烈的斗争始终存在，只不过像雍熙朝那次那般剧烈，再也没有过。
而六十多年过去的当下，三代人都成长起来了，棉产业的情况又有了全新的变化。
首先，政治上的歧视已经基本消除，庶族官僚的彻底崛起，文官政治的展开，权贵阶级的合流，东南经济的崛起、政治地位的抬升，使得帝国政治不断趋于平衡与保守，再没有一风彻底压倒另一风的局面。
这，对南方棉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也是一个不断利好的过程。
而从棉产业本身来说，正统二十一年的棉产业规模，比之雍熙时代，壮大了十倍也不止，仅仅从事棉纺织的人口，便超过一百万人，就遑论参与到种植、运输、销售等诸环节的了。
仅上海市，便有十几万的棉纺织从业者，其中大的有职厂（官方纺织场），有官督商办，有民办大厂，以及规模不等的民间作坊，还有更多兼职的小市民家庭，共同催生了上海棉纺织业的繁荣。
而上海市，从建市伊始，便是始终是帝国南方棉纺织、贸易中心，七十年后，这个地位非但没动摇，反而益加稳固。
不只是周遭的苏、秀二州，整个江南道，乃至江西、湖广、闽、粤的棉花，都成为了上海棉纺织的原料地。仅靠上海棉布满足全天下百姓的穿衣问题，不太现实，但它的确占据着帝国棉产业的半壁江山。
这样的大发展下，自然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不管是棉花的种植，还是棉纺织的处理。尤其是后者，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帝国的棉纺织技术，又有了一轮革新，主要体现在棉纺织工具上。
在周氏（带头推动帝国棉纺织技术大跃进的周仁浚）器械的基础上，搅棉机，飞梭织机，都被造了出来，上海也是这轮技术革新的策源地。
在二十年前，一个名叫毕昇的淮西棉商，发明了一种三锭纺纱机，后来又改进出五锭机、七锭机，大大提高了纺纱效率，如此方催生了帝国棉产业的真正繁荣。
到如今，棉衣虽然仍未在帝国全面普及开来，但从整体规模上，它已然取代传统丝、麻，成为帝国士民百姓主要的服饰来源。
当然，麻布市场在衰减，但丝绸这种贵族的服饰，依旧很繁荣，和棉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赛道。
随着南方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北方也逐渐跟不上节奏了，南北强弱形势，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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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14 从港区到华亭
沿松江延展开来的河港区，毫无疑问是上海最繁荣的地方，是整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心脏地带，海浪的激荡，舟船的号角，市井的喧闹，都是城市跳动的脉搏。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帝国在城市管理上，早已有了翻天覆般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以不可阻挡之势，将传统的的限制里坊制彻底击溃。
各地道州县城（包括独立市镇），也都顺势应时，推陈出新，效仿两都，解除坊禁，形成以街道为干、里坊为体的公所管理制。
如果从开宝中期算起，这个进程已经持续近百年了，到如今，依旧难谈臣地。许多帝国城市，尤其交通不便的内陆山地，依旧坚持着传统，既没有改变的意愿，也没有改变的条件，至多在管理模式上增添了一些“新意”。
至于广阔的边疆地区，以其特殊性，更加注重军事职能，更多考虑安全、民族、宗教因素，则又朝着另外一套管理模式。在边贸发展繁荣的背景下，边城的管理却是日益严密，尤其在近十几年来，南北边疆又不安宁了。
而在城市的发展与管理上，作为帝国第一的商业城市，上海显然也走在全国的前列。早已实现分区分片的管理，那些纵横贯穿城市的干道与河流，便是天然分区划片的界线。
同时，上海也是帝国第一座彻底突破城垣限制的城市，没有城墙阻隔，门道皆开，宾客自来。曾经倒是有官员提出，要在松江南北建一座新城，以固疆防，这引发了朝中一大批保守官僚、权贵及清流的支持。
然而，雷声虽大，雨点却属实落不下来，不管当权者是谁，都不大可能同样这样的建议，只需算一笔账就行为。在遥远东海之滨，建造一座全新的容纳几十万人的雄城，成本实在太大了。
因此上海一直被保守派们批为“不设防城市”，横挑鼻子竖挑眼，总是免不了一些对其安全的担忧。当然，上海在事实上可不是什么不设防城市，且不提长年以为母港驻守的东海水师，马步军陆营，上百座炮台，就那数以万计红帮会众，战斗力都是不俗的。
朝廷一直以来，都只是将上海视作提款的小金库，权贵们也是一般，当作自由食利的场所，投入不是没有，但比起捞取的利益，实则微不足道。
而上海，实则是一座依靠千千万万士民工商辛苦创造出来的城市，大量的民间社会财富集中，方才孵化出的一座魔幻都市。
正因如此，上海从一开始，便充斥着自由与变革的气息，近百年下来，上海也是帝国新兴势力阶层（城市商贾、手工业者）最为壮大的地方。
但是，百年过去了，那些新兴的势力代表们，也就没办法翻身做自己的主人。只因为，上海的天是大汉帝国的天，而在帝国，权在财前，官在民上，这是铁律，再开明兴化的权贵，也不容许所谓的新兴势力脱离掌控。
而对那些商贾士民来说，当财富与名望积累到一定程度，都将面临一个抉择，是委身权贵，甘为附翼，还是独立自主，坚持自由。
这实际上是个单选题，选择前者，成为权贵的附庸，那么少不了大出血。若选择后者，那么事业不用想继续壮大了，相反很可能遭到打压，乃至身家性命都面临威胁，即便撤出上海，难道帝国上下还有比上海更宽松的商业氛围吗？
这样的背景下，出挑的新兴商民阶级们最终的选择，也就可以想象了。这就是规则，是整个帝国社会运转的规则，破坏规则的人，会遭到反噬，而反对规则的人，则将自己毁灭。
当然，漫长的岁月里，总少不了冒险者与挑战者，但最终的结果，别说兴业昌家了，连上海都出不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归宿，都在松江水底
由于人口的大量涌入，自然催生了上海市的房地产业发展，这里需要提
的，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数次大规模圈地运动。
每一次，都伴随着人口的阶梯式跃增，以及朝廷中枢新旧交替之际（新君继位、首相更易）。而每一次圈地运动，都伴随着血雨腥风，但城市的规模也在这种风雨中不断膨胀壮大，直到如今的规模。
在港区西南，约三十里的地方，是华亭县，曾为秀州县城，但早已成为上海市属地。比起几十年前，华亭城也换了新颜。
港区虽然繁荣，但任何一个在上海待过几日的人，都能发现，华亭，才是上海真正权贵聚居、财富云集的地方。
大概是从建隆时期开始，便有一些权贵，选择将府邸从松江之畔搬到华亭城。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因为居住环境。
喧闹，污秽遍地，臭气熏天，是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一些来过上海的清流来说，这就是一座堆积着粪土的城市，只有小人才会往这里扎堆。
大量人口的涌入，过度的开发利用，也给松江下游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甚至影响到士民饮水。早年的时候，还有人直接从松江里取水饮用，但如今，已经很少了。
毕竟，松江里面什么都有，垃圾、屎尿，以及尸体，这些东西，想想都令人反胃。同时，由于糟糕的卫生环境，上海市民常年笼罩在疾疫的阴影之下，每年因为疫症死亡的人，数以千计。
至于治安情况，都不需多提，各种大大小小的犯罪事件层出不穷，犯罪率毫无疑问居全国之最。
这些现实因素，都导致权贵们，逐渐从松江港区撤离，细属周边，唯有华亭了，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毕竟，阳春白雪的上层阶级，怎能长久与那些肮脏卑贱的下里巴人混居。
同时，这也是城市发展的一种本能调节，大量权贵的南迁，在分流江港区人口、减轻其压力的同时，也带动了华亭一带的发展。
为方便往来，连通华亭与港区“城港大道”，两年的时间便修好了，港区的繁荣一步步向南边扩散。一大堆为服务权贵而设立的“三产”，也更加兴旺。比如，就有这么些人，专门从西边几十里外的淀山湖取水，供应华亭贵人。
旧的华亭狭小城基早就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规模扩张了十倍，可容数万人的大城。城内，是干净整洁的街道，沿街铺开的，是一排排空间足够、样式新颖、景观漂亮的汉楼，青砖白墙，灰瓦朱栏，极具气象。
历史是一个轮回，当上海市区日益开放自由的同时，华亭城内的秩序，却逐步向严格肃穆转变。进城是有门槛的，商业是有针对性的，没有宵禁，但市禁制度重新被拿出来了，治安巡逻自早及晚、由夜到日，从不停歇，一切都以不影响贵人们舒适安逸的生活为优先前提。
而随着上海市各大衙署的迁入，带来的城市虹吸效应则更加显著，如果把华亭比作一座酒店，那么这里的床位千金难求。
河港区吸引着海内外的目光，华亭城则是这艘大船的驾驶舱。几十年风云变化，上海滩诞生了无数财富神话，崛起了一代又一代枭雄式人物，但能否在华亭城内置办下一处房产，才是对其成色的真正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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