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38 安东王的遗嘱
建隆八年冬，安东国，绥化城。
隆冬腊月，数九寒天，鸭子河早已进入冰期，厚实的冰面可供人跑马。寒雾氤氲，雪花漫卷，江畔一展王旗迎风高扬，旗帜下，安东王刘文渊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着，靠在一架步撵里，默默地望着冰面上三三两两、来来往往的游人与行旅。
六十大寿临近的刘文渊，老态已经十分明显，沟壑纵横的面庞间，尽是暮气，但刺骨寒风刮在脸上，亦不能动其容。飞雪的装扮下，眉毛与胡须更加晶莹雪白，唯有那双眼睛，时而露出一道锐利与凛然
从洛阳返回绥化的安东王，其精气神明显受到了打击，浑身都带着一股压抑之气。不过，这样的安东王，对安东臣民来说，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内敛、沉稳、宽容、谦和，这些几十年来与刘文渊绝缘的特质，以一种让人措不及防的方式出现在他身上，安东的冰天雪地里，安东王也第一次让人感受到什么叫如沐春风。
原来骄傲、酷烈如刘文渊，也不是没有婉转、随和的一面，只不过，对于安东的臣民来说，这样的日子来得太晚，也显然持续不了太久。
安东王之老暮，已经是上下皆知的事情了，甚至于，很多人与势力的目光，已经转移到下一代了。关于安东王位的承袭问题，实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早在二十年前，长子刘继覃初及冠时，刘文渊便确立了他太子之位，这可是有太宗册书的。
刘继覃，刘文渊嫡长子，生于开宝二十四年（986），原名刘继康，秦王刘煦薨后，更名为覃，覃通“秦”
当然了，世子的地位稳不稳，除了本身能力之外，关键还得看为王者的态度。而在这一方面，刘文渊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刘文渊膝下的子嗣并不少，嫡庶长成者加起来共七个人，这么多儿子，不可能对王位没有想法，二十年间，围绕着王位继承资格也展开了各种明争暗斗，但都没能动摇刘继覃的地位。
造成这样的结果，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刘文渊的强势。从他把长子更名为“覃”，就可见在这个长子的身上，寄托了怎样的情感。
另一方面，作为自己确立的太子，若有人妄图针对、推翻，则被刘文渊视作对自己权威的蔑视与不尊重，也必将予以严厉打击，即便是他的儿子。
因此，在过去的那些年，刘文渊的儿子们，一个个被贬出王城绥化，或去戍边，或去治民，或者干脆放逐山野（嫡三子刘继闳以投机取巧、阴谋篡位，被刘文渊除籍，放逐到安东北端的努尔干地区当酋长了）。
这样一个心狠手辣、强势至斯的父亲，做他儿子很幸运，比如刘继覃，他几乎获得刘文渊八成的父爱，脚下的路被铺得平坦，成长过程中所有的明枪暗箭都被格挡在外；但同样，做刘文渊的儿子也很不幸，看看其他安东王子是怎样一种日子吧，到建隆八年，只有刚成年的幼子刘继筠还留在绥化城内。
也可以想见，刘继覃这一路走来，是怎样顺风顺水，太子之位无可动摇。只不过，这样的继承者，就远不如父祖之雄略、强悍，相衬之下，更多了分温和乃至软弱。
当然了，也只有这样弱势的太子，才能安安稳稳地当上二十年，否则换个性格急躁强硬的，以刘文渊之刚烈，父子拔剑相向都不是没有可能。
除此之外，也跟刘文渊统治下安东国策有关，三十六年来，刘文渊一直在坐守王城，远望京畿，沉心静气，蛰伏待机，以候天时，大部分心思与精力，都用在安东的壮大，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扩张上。
要知道，比起先王刘煦在世时，安东的军事实力至少提升了三至四倍，这也是比起刘煦时代，安东国内社会矛盾、阶级压力要严重许多的根本原因，以安东的国力，常年维持一个庞大的军队规模，是很吃力的事情，无法对外扩张，那就只能对内压榨。
在这种情况下，刘文渊怎么可能容许安东那并不丰厚的国力，消耗在无谓的夺嫡内耗上，他是恨不得把全安东都绑在他的战车上，把所有人的心思都集中在发展生产、提升国力上。这也导致，刘文渊与诸子之间的关系很紧张，甚至到敌视的程度。
“大王，江岸风寒气冷，不利休养，还是回宫吧！”一声呼唤，将沉浸自我的刘文渊拉回了神。
此时王驾之侧，除了一干身姿雄壮的侍卫之外，还有两名大臣，定侯耿守节与靖侯白元慷。安东国除王室之外，还有三大家族，也是三大外戚，耿氏、白氏、刘氏，分别出自刘煦母家、妻家以及刘文渊妻家（早年，刘煦亲自替刘文渊求娶海宁侯刘光义家娘子）。
几十年的发展下来，耿、白、刘三族已然成为安东国最顶级的权贵，也是安东国统治核心，是安东王室统治国家的三驾马车。
当然，以刘煦父子的个性与手腕，如果只是依靠外戚的身份，显然不足达到如今在安东国的高度。几十年间，三大家族也为安东的发展、王权的巩固提供了大量人才。
安东有今日之气象，三大家族功不可没，也成为安东军政绕不开的话题。当然，刘煦父子也给了最好的回报，至少能与安东国与国休戚。
实事求是地讲，刘文渊对三大家族是有过打压的，尤其在最近几年，许多老一辈的三大家族文武，要么被致仕，要么退居二线，只因为他觉得三大家族已经有些妨碍王权，他自己自然无所谓，但不能不考虑后代。
不过，在经历女真之乱后，他又改弦更张，恢复信任，重新启用三大家族。此时陪王伴驾的耿守节、白元慷，也正是两大家族当代族长，都不足五十，正值盛年。
开口劝说的乃是耿守节，刘文渊一时没有应声，紧跟着白元慷又躬身拱手进言道：“恳请大王，以身体为重！”
并不能分辨二者所言是发乎真心，还是客套，但见二者都是一副郑重严肃的模样，刘文渊也终于开口了，枯瘦的右手抬起，往鸭子河面一指，声音沙哑道：“如此江河，如此冬景，看一眼，少一眼，吹些风算什么？”
“大王”
“说起来，孤在安东，待了足足五十年，鸭子河间来往无数次，却从未如此仔细认真地观察、欣赏过此河。这却是孤之过失，这是哺育了我安东百万生民的河流啊”刘文渊忽然生出这样的感慨。
稍顿，刘文渊声音大了些，扭头便吩咐道：“传孤王令，即日起，更鸭子河名为混同江，每年社祭，官兵同拜河神！”
“是！臣等谨遵王命！”耿守节与白元慷对视一眼，赶忙拜道。
吩咐完，刘文渊又抬头看着恭立于身侧的二臣，虎老威犹在，一双老眼看得二臣忐忑不已，都下意识地躬下了腰。
“大王还有何吩咐？”耿守节小心地请示道。
刘文渊收回目光，长舒一口白气，幽幽道：“作为耿、白二族嫡传，对你们也多有打压，但多年以来，观察从未断过。女真之乱，你们二人、二族的表现，没有让孤失望！”
听刘文渊如此说，二人都感受到了一丝不寻常，白元慷当即表示道：“臣等世受国恩，无以为报，唯有竭忠尽诚”
“咳咳！”听二人之言，刘文渊直接笑了，还忍不住咳嗽几声：“这些虚伪客套之词，就不必在孤面前讲了，等异日太子继位了，对他表忠诚去。”
一句话，说得二人尴尬不已，刘文渊在换了口气后，又以一种严肃的口吻道：“你们二人，与太子年纪相差不多，还可相互扶持二十载，安东未来二十年，就靠你们努力奋进了！”
“大王！”面对如此交待，二人立时色变，不管心中如何作想，面上的谦逊与忠诚总归是要表现出来的。
刘文渊则没搭理二人，又咳嗽几声，冲另外一边的侍卫将领吩咐道：“回吧！”
“是！”
隆冬时节的绥化，已然成为一座冰城，冰雪的装饰，使这座经过五十年打造的雄城更添几分瑰丽。如今的绥化城，常住人口已逾五万，若是加上逗留安东的商旅，突破六万人是绰绰有余。
在大汉帝国诸封国的王城中，绥化也是仅次于安西河中、安南交趾的城市。又起风飘雪了，飞雪的笼罩下，整座城池更偏暗色，不过，万家灯火却在这寒夜中给人带来一份安宁与暖心。
作为安东王城，绥化官民的取暖手段可要丰富多了，除了传统的木炭、柴火之外，来自辽东的煤炭也被商人们一车车地北运而来，供给安东权贵之家使用。
暗夜之间，回到王宫的刘文渊，又接见了秣侯刘尚远，其身份无需多言，虽属小宗，但却是帝国海宁侯家族的直系子孙，同时，他也是绥化城卫统制，掌握着绥化城一半的军队。（绥化城内外军分为三部分，禁军、中军及卫军，一万余众，各司其职，其中禁军、中军悉由国王直接统管）
在沉寂了大概两个月后，安东王又开始频繁动作，并且是如此显著的异动，自然牵动着安东上上下下的心，显然，这个寒冬的绥化城并不会平静。
从洛阳返回绥化后的刘文渊，在过去的一年中，实则并没有消停下来，他干了许多事，颁布了不少军政令，总结下来，主要在三个方面。
其一，自然是对安东治下蛮部的进一步清剿，女真之乱的负面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完全消除的，大乱已止，然小乱不已，漫长的治安战仍在持续；
其二，则是对安东国战后恢复事宜，刘文渊大力调整着持续了几十年的“军国”政策，改弦易辙的力度很大。历来改革，往往阻力很大，但刘文渊的改革，却很顺利，实在是顺应人心与时局；
其三，则是政策大改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裁军！女真大乱时，安东几乎进行了一次总动员，正军、辅卒、民兵加起来，逾十三万，大乱平定会后，仍旧保持着九万之数。
而经过刘文渊一番裁撤之后，常备军只保留了三万之数，对安东国而言，这显然是一次空前大变故，减轻五万常备军的负担后，安东全国军民，都能松一口气。
同时，朝廷那边的忌惮与防备，也能更进一步的降低了。显然，女真之乱后，安东王刘文渊是有一番“大彻大悟”的。
裁军是一件艰难而危险的事情，一个处置不好，就能酿成事变，所幸，纵然有无数值得指摘的地方，但在军队的控制上，刘文渊还是很强力的。
而这件事情，对帝国的发展，显然有巨大好处，也只有刘文渊推动落实，才有成功的可能。同时，也由于女真之乱造成了一定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让安东王廷有足够的资源去收买、安抚那些裁撤的官兵。
一系列的动作，都表明一点，刘文渊在为安东的未来发展考虑了，现实情况让他不得不打消几十年的执念与妄想，将目光着眼到更长的时间纬度，将希望寄托到子孙身上
而随着他接见安东权贵、忠臣的举措日益频繁，很多都看得出来，这是大王在交待后事了，安东快变天了！
几乎是数着日子，在建隆九年即将到来之际，安东太子刘继覃被召到寝殿，父子单独谈话。
殿室的昏暗，已非两排油灯就能照亮的了，卧在炕上的刘文渊，也再无过去的强势与锋芒，这回真像一只失了獠牙的病虎了。
看着跪在榻前，双目通红，噙着眼泪的太子刘继覃，刘文渊忍不住训斥了句：“你哭甚？孤还没死呢！”
一句话，立刻让刘继覃收起了戚戚之态，用力地抹了把眼泪，恭听王训。
而刘文渊，则做着他人生最后的发言：“孤童稚之时，即随先王东来，二十年栉风沐雨，辛苦经营，方打造出一个安东国。先王之功德，孤穷尽一生，亦难企及。
自开宝二十八年孤正式继位，掌国三十六载，自认勤勉，未尝懈怠，然无恩德加于国人，致使上下同怨，这是孤之过失。你继位之后，当引以为戒，善待臣民，恩养百姓！
孤知晓你无长才，但做到此两点，足以稳固王位，传我国祚。安东，也经不起第二个刘文渊了”
“父王——”
“让我说完！”刘文渊声音不大，但足以表露出被打扰的不满，刘继覃吓得立刻住嘴：“先王之业，给孤牢牢地守住，你或许没有作为，你的儿子或许也难作为，但你的儿子，还有儿子！”
说到这儿，刘文渊缓了缓，指着边上桌案上摆着一个陶罐，死死地盯着刘继覃，颤着声道：“去年孤自洛阳北归，带回了一罐土，孤死之后，将之祭于庙廷，传之后世子孙。凡安东之王，必以传先王之业为任，以先王之志为命”
“儿谨记教诲！”迎着王父目光，刘继覃还是没能忍住眼泪，大哭了起来。
“你退下吧！”一番话，显然极费精力，刘文渊慢慢躺了下来，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
交待完毕，刘文渊整个人也垮了下来，就像是心头绷紧的那根弦断了一般，望着结构牢固的室顶，嘴里喃喃道：“准备了一辈子，等待了一辈子，最终蹉跎了一辈子，可笑！可笑”
说到这儿的时候，刘文渊的眼角不禁渗出了两缕三十六年不曾出现的泪水：“爹，不孝子，无能儿，终究还是让你失望了”
刘文渊终究没能扛过建隆八年，就当年冬腊月二十八日，薨于绥化城，享年六十，在位三十六年，谥武。
世宗篇39 寇准罢相
当安东王刘文渊薨逝的消息传抵洛阳之时，朝廷上下都下意识地松了口气，这老家伙总算死了，这件事，对朝廷那些敌视安东的权贵来说，实在是一件喜事。
过于久远的未来不提，也不说接下来几十年，至少在建隆皇帝当朝，安东不可能再成为朝廷心腹之患。其余安东王室与安东国的结合，远不如刘文渊带来的威胁大。
因此，朝廷如常进行藩王薨逝的丧仪表示之外，对安东王爵的传承也没有任何阻碍，大开绿灯。对安东王室后裔的了解，这几年朝廷可是恶补了一番，比起如虎如狼的刘文渊，刘继覃就是只温顺的绵羊了，纵然其不安分，他的那些兄弟们也可以让朝廷做许多文章
可以说，随着刘文渊的死，朝廷与安东宗藩之间，太宗与秦王嫡长之间，持续了几十年的明争暗斗，方才真正沉寂下来，暂时告一段落。
在刘文渊薨逝的同时，大汉帝国朝堂之上也已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一种全新格局。而对于帝国权力高层来说，任何变化，最终都落在人事的变化上。
显然，帝国中枢的人事格局又发生重大变化了，人基本还是那些人，但尚书令换人了，就是最大的变故。就在建隆八年上元节后不久，“罢相诏”颁布了，虽然很突然，过程却简单而顺利，担任整整七年帝国“首相”的寇准，以“足疾”卸任。
当然，皇帝刘文济给他找了个不错的养老之所，以其远赴东南，知湖州。在帝国对宰臣的任用中，虽不乏使职地方者，但从堂堂首相改任一小小知州，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此人遭遇了仕途上重大挫折，并且，余生就此沉沦，很难再有起复。
这样的际遇，对性情刚烈、志趣远大且权力欲望极强的寇准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尤其是，寇准年方六十四，对一个首相来说，并不算老，而寇准一向精力充沛，勤于政务，他的目标可是成就开宝首相赵普那样的功业与名声
然而，这一切随着罢免诏书的下达，都戛然而止，大汉帝国终究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而在位的也不是一个平庸、懦弱之主，而是一个用了十一年将自己帝位打造得固若金汤、将自己权威散布全天下的腹黑皇帝。
刘文济固然不如世祖、太宗那般强势，带有绝对的主角光环，但就十年在位时间的表现来看，这绝不是一个像看起来那般好对付的皇帝。
当失去皇帝的信任之后，那寇准的相位自然也就保不住了，以刘文济的手腕，有的是办法将他排挤出朝廷。谪迁湖州，没有一撸到底，抑或贬到个穷山僻壤，都算是一种挽其尊的宽容了。
提起寇准，你至少不能否认其见识与才干，以及大事、要事上的谋断能力。至少在尚书令的七年多时间里，对于大汉帝国的发展，还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寇准的贡献，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协助刘文济巩固皇权，将康宗时代笼罩在大汉皇帝身上的那么抹晦色去除，这是根本，如果在这件事上跟不上脚步，寇准也当不了这么多年尚书令；
二则是整顿吏治，反腐肃贪，重倡太宗遗风，狠狠地打击了自康宗朝以来复萌的舞弊、奢靡、贪墨之风，帝国法制的权威性再次得到恢复；
第三就是从未摆在台面上，但明里暗里一直在做的事情，对帝国勋贵们的打压，不管是提拔培养庶族官僚、地主，还是削弱勋贵集团在朝廷权力中枢的存在感与影响力，这些都是在建隆时代一个很明显的政治特征，当然由此积累的政治矛盾也同样冲突。
因此，在尚书令的位置上，寇准并不是一个庸碌无为之人，相反，他是个有为之臣。但是，有为之余，也往往伴随着数不清的非议，不得不说，在“建隆改革”中所引发的种种矛盾与敌视，寇准也帮刘文济分担了一大半。
“倒寇派”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并且，不只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失的勋贵，还包括很多本属同阶层的庶族官僚。比如寇准一直鄙视的南方官僚，以及诸多受不了寇准强势甚至强硬到蛮不讲理程度的治政作风。
鉴于此，虽以赵普为目标，但寇准永远达不到赵普的高度。首先没有一个世祖皇帝那样的最高领导，就是先天劣势，另一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寇准比之赵普也有不小的差距。
这是个聪明人，但聪明的地方，并不完全为皇帝所喜，不管是太宗还是刘文济，都是类似的观感。要知道，当年向德明之后，择尚书令时，对寇准刘文济都是有所疑虑的。
但最终选择寇准，也是政治的选择，至少，这个人能办事、敢办事，并且办成事的能力很强。在刘文济走向皇权巅峰的旅途中，寇准就是一个急先锋的存在，用起来也很趁手，有这么个精力充沛、作风果敢的大将，刘文济在治国过程中省却了很多精力，在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也有更大的余地。
因此，就是刘文济也从不否认寇准的能力，只是，时间在流逝，朝局在变动，人心也在变化。到建隆七年，在把桀骜不驯的安东王刘文渊压制之后，刘文济的地位从里到外都得到了彻底的巩固，再无人能挑战。
在基本不用担心帝位稳固的同时，帝国的朝局政风也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民生之富足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安政治民，寇准早已非不可或缺了，相比之下，由寇准引发的不良反应却在不断发酵。
官僚、勋贵，那些在整顿改革中被触犯利益的旧势力，那些在方方面面依旧掌握极大话语权与影响力的群体，他们的不满也逐步累积到一个很深的程度，让皇帝刘文济都不免惮虑。
当然，如果仅是如此，也还不至于动摇寇准的地位，刘文济的心志坚定，也不会因为勋贵及官僚们的反对就轻易罢相，问题还是出在寇准自己身上。
首先是与皇帝政见上的异见，是越来越大，尤其在用人选材上，皇帝对南方士林的倚重几乎让寇准深恶痛绝，屡次阻止刘文济对南方出身官吏的提拔，包括对政法大学堂也是颇多指责。
至于军事上、财税上、法律上，寇准也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与理念，并一点一点地拿出来，如果仅是如此就罢了，但若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皇帝的意志来推动执行，那问题可就大了
当然了，寇准倒还不至于干出什么明显僭越逾制的事情来，但当他的种种言行作为带给皇帝这样的印象时，那他的相位就注定不长久了。
真正让刘文济下定决定罢相，还得是建隆六年北巡期间，刘文济在幽州筹谋着安东之事，并且做着军事准备的同时，寇准却在洛阳扯后腿，他认为不可轻动刀兵，觉得与安东那边没到那一步，因此就行使尚书令的权威，从洛阳方面阻止着刘文济的军事准备；
同时，当“六次汉伊大战”捷报传至洛阳后，在没有取得刘文济同意的情况下，又直接以政事堂的名义做出回应，遣使道贺。他还是有理由，当时朝廷的注意力都在安东内乱，顾不得安西；
在太原祭天时，刘文济又收到了来自洛阳的一则“趣事”，说是寇准去工部视察，以司务察问一名员外郎，那名员外郎是跪着对话，并且在寇相八面威风下，吓得尿了裤子
总之，关于寇相的“小故事”有很多，横亘在他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深重，寇准是不知悔改的人，其作风也很难轻易改变。
当负面印象在皇帝心目中占了上风，当皇帝的信任度与好感度持续下降时，他的结局也就注定了。庸庸世人常以刘文济之宽厚比之太宗皇帝，然而接触久了才发现，刘文济的宽厚是没办法，因为他“得位不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很多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协的态度与举措。
同时，刘文济的宽厚，也更多地针对那些对他有用的人，一旦画上“无用”的标签，那么再深的宽容都会褪色。就如寇准，没给他炮制点罪状，也是政治需要，毕竟刘文济不能自己打脸。
与当年向德明罢相时，还需观察等待、审慎决定，甚至要向德明自己请退，对寇准，可就显得干脆利落了，真就是一道诏书的事情。
事实也证明，甭管寇相公过去在中枢是何等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在皇帝的权威面前，也是不可一世，最终只能凄凄惶惶地远走东南。
甚至于，连老家都不让回，因为皇帝想让寇准去东南，看看那里的山河湖泊，看看他一向瞧不上的人文荟萃
同时，寇准大概也是第一个，罢相之后让满朝文武弹冠相庆的首相了，除了亲信死党，几乎没有表示惋惜遗憾的人。做到这样的程度，也就寇准了。
但不管如何，帝国政事堂，属于寇准的时代从建隆八年春开始，彻彻底底地过去了，而接替他的，乃是吏部尚书韩承均。
这又是一个带有妥协性与安抚意味的选择，针对勋贵集团，刘文济也同样不敢一味的打压，同时，朝廷中枢也不能完全由那些庶族官僚当权决策。
至于韩承均，他的能力当然无法与其父韩徽相比，但基础素质、履历足够，再加上身份与时势，他就能做大汉首相。这个位置，可是“橐相”都没能坐上的
PS：建隆八年政事堂诸相：尚书令韩承均、中书令许昌王刘曜、尚书仆射张知白、吏部尚书陈尧佐、枢密使杨延朗、财政使王钦若、都察使丁谓、兵部尚书张俭、礼部尚书柴熙让（柴宗训与高德公主刘蒹所生次子）
世宗篇40 后、王之逝，帝国十年
建隆八年的刘文济，作为皇帝，其身上的束缚进一步减弱，除了对朝臣、朝局的进一步掌控，得心应手，也因为老一辈的权贵陆续离世。
当然，若说能对刘文济产生重要影响乃至威慑的，也就那寥寥几人了。慕容皇太后，崩于建隆六年冬末，老太太硬是在慈明殿孤苦无依地多熬了三年，方才去世。
慕容皇太后的驾崩，也意味着宫廷内部，刘文济面对的威胁进一步消除，他去一大块心病。不过，这种内涵是不能表示出来的，这毕竟是太宗皇帝的原配，正统与法理的光环，是怎么也抹杀不了的，相反还需时时维护，这与刘文济继位的法理性是一贯的。
因此，后崩之时，刘文济紧急动身，自太原南返，为操持慕容太后丧事，虽然只是表个态。相比之下，还是萧太后对慕容太后崩逝的伤怀要真切得多。
平心而论，慕容皇太后对萧太后母子有过疏远、忌惮、排斥，即便刘文济登基之后，也采取过不少粗糙、愚蠢的政治手段，但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用什么阴谋手段迫害他们。
因此，刘文济对慕容皇太后，只是基于一种政治安全的防备与打压，而萧太后则始终保持着对慕容太后的尊重与关注，只不过这份关注中是否包含着一层监视与防备，就另论了。
对慕容太后的丧礼，依旧以国葬形式进行，十分隆重，在这种事情上，刘文济也尽量做到不落人口实。同时，因皇太后之崩，也彻底打消了对安东局势动兵的心思，非必要的情况下，孝义还是要重视起来的，这是治驭天下的重要手段。
另外一方面，慕容太后崩后，萧太后自然更上一层，成为大汉帝国唯一的且明正言顺的皇太后。刘文济本打算让萧太后入慈明殿，经过几十年的扩建、装饰，慈明殿可是紫微城内一个十分庞大且宜居的宫殿群，刘文济显然以此表达对母亲的爱戴与回报。
不过，这一点也被萧太后拒绝了，直言她在岳桦宫待得很好，安居其位静其心。而这份谦虚表态的背后，则是对刘文济的一项提醒：不要太飘了
距离慕容太后崩逝不足两年，就在建隆八年秋，大汉帝国又一柱石，堪称世祖朝“最后一位元老”，建隆时代宗室之长，赵王、太子太傅刘昉，也薨了。
关于赵王刘昉，已经不需多说什么了，他的出身、履历、功绩，早已烙刻在无数帝国的史册、典籍、传奇之中，是时至建隆时代依旧闪烁着旧时代光彩的明星，只是这颗明星终是在中秋过后陨落，归于沉寂。
刘昉之薨，对皇帝刘文济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吧，就像环绕在他身边的一层桎梏被打开了，从那之后，他才是帝国的唯一权威！
不算出人意料，对刘昉之死，最伤感悲痛、彷徨无助的，不是他人，而是太子刘继礼。刘昉之于刘继礼，既有宗长之谊，又有师徒之分，八年的时间也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
更为重要的，在建隆八年的大汉朝廷，赵王刘昉依旧是刘继礼在政治上最坚实的靠山，如今，这座靠山也被天时摧折倒塌，已经很成熟的刘继礼，怎能不感到悲痛与忐忑。
在当下的大汉朝，太子刘继礼的处境实则是有些尴尬的，李皇后早崩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而刘继礼虽然早早地就被确立了太子的地位，但现实的政治环境导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是那么稳固。
中宫有个杨皇后，并且早在端拱二年（1016年）李皇后还在时，就已经给刘文济生了个幼子刘继英，随着其不断长成，对刘继礼地位造成冲击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情。
同为嫡出，内有正值盛年的皇后，外有杨氏显贵，而刘继礼虽有嫡长的大义名分，多年下来也积攒了不少的声望，但都无法掩饰其实力不足的缺陷。
在母族方面，从九原侯李万超传下来的李氏家族在帝国诸多权贵中，只是很平凡普通的一年，最近一些年有所起色，也是因为沾了李皇后的光，一些子弟得以出仕要职。而这些人，能给刘继礼提供的助力，显然不够。
因此，聚拢在刘继礼身边的支持者们，除了东宫僚属与李氏家族外，只有一些坚持嫡长正统的保守派官僚们，而这一批人的成色，或许连康宗皇帝任太子时在朝廷中的支持者都不如。
毕竟，大义与正统，也需要足够的实力来支撑。作为太子太傅的刘昉，在过去的这些年，也是东宫支持者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的倒下，对刘继礼的影响，远比表面呈现的要深重得多。
当然，太子之事，最终还得看皇帝的决定，当今天子刘文济在这方面，显然拥有最终决定权。若提起刘文济在此事上的态度，至少在建隆八年，是绝对未做任何他想的。
对于自己的嫡长子，刘文济显然也是有特殊感情的，以其谦逊、端重、孝敬类己，同时也对刘继礼寄予了厚望，这一点从东宫的配置就能看出，一应人员安排，都很实在，不是勋贵之后，就是一时俊杰，辅以老成干才，让刘昉给其当太傅，就是对刘文济这种寄望最有力的诠释了。
即便在建隆八年，从一个皇帝的身份与权谋角度出发，刘文济也会坚决地维护太子的地位。一为江山社稷、帝位传承稳妥有序着想，这是一个帝王的使命，刘文济也具备这方面的责任心。
另一方面，杨氏家族已经是当朝第一显赫外戚，当年立杨氏为后，也是为了引杨氏为援，制衡不满勋贵。尊重、利用有之余，也不可能没有防备，已经给了杨氏无上尊荣，若是其子再成为太子，那这天下岂不成杨氏的了？
因此，刘继礼这个太子，越弱势，其地位就越稳固，同时，嫡长的身份，是他永远无法被推翻的优势，只要保持下去，未来还是可期的。
当然了，宫廷国家，制度完备，规矩森严，然而在这些条条框框之下，逾制乱法的人与事也是数不胜数，在没有定论之前，出现任何曲折都是可能的。
随着海陆之间宗藩交流的日益频繁，朝廷与各大封国的往来联系已成为帝国朝廷为政治国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但实事求是地讲，南北封国以及王国之下的那些“公国”、“侯国”，只是围绕着中央帝国这颗恒星的行星。
中央帝国想要持续发光发热，还得靠自身的能量，封国事务，于帝国中枢而言，只是小节，根本永远在帝国内部，在政治政策，在亿万子民。
而有一说一，帝国朝廷自皇帝以下，其关注的重心永远在大汉那三十道（含吐蕃地区）、数百州府、上千县镇，国家秩序之运转、权力之斗争、利益之分割，都是围绕着“传统”汉土而展开的。
从建隆八年开始，大汉帝国基本可以说来到了他最美好的时刻，最巅峰的状态，从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思想、制度等各方面综合权衡，这是他最强盛的一个阶段。
建隆八年到建隆十八年的这十年，如果从国家的治理改革方面，刘文济并没有更大的突破了，帝国的发展已然进入一个瓶颈期，即便有封国的刺激，依旧很难有新的变化。
而为帝国定下基调的事情，大大小小的方面，世祖、太宗皇帝实则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留给刘文济的，只是在既有框架体制之下，进行一些适宜的修改匡正，维持帝国的健康有序发展罢了。
这份维持，固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但在尺度与分寸的把握上，是极考验一个皇帝的成色与火候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而刘文济也正是以继承者与捍卫者的身份，用这种小火慢炖的办法，渐渐熬制出一个巅峰的帝国皇朝。
十年间，在治国上，刘文济主要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首先在人才选拔上，一大批优秀才俊，被发掘出来，并逐步走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些都是在刘文济治国指导思想下冒头的才学之士，深深烙印着属于他的印记，是维护刘文济统治的股肱人才。
庶族官僚中，以端拱二年科举蔡齐、晏殊、范仲淹等臣为开端，继以包拯、曾公亮、富弼等新一批崛起的才士，一大批新鲜血液进入大汉官场。
老一辈宰相李沆、吕蒙正等人期待的，属于文人（臣）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在帝国建立八十年后，属于庶族寒门的力量，也第一次从场面上盖过了勋贵。
地方上，刘文济关于吏政学校的尝试，也取得了初步成功，起步最早的娄江学院就不说，三十年的时间下来，那已经是东南诸道司最主要的吏职人才来源，在娄江学院总院之外，于诸道道治城市还建立分校。
与此同时，刘文济又在长安、成都、长沙分别设立西北、西南、中南三大学校，模式如出一辙，将“专吏专才”的理念进一步推行下去。
虽然很难有准确的官方统计，但建隆时代的帝国官僚阶级，其整体素质是向上提升的，同时驭民能力与犯罪手段也在不断升级。
同时，能走上高位的人，还得是一些“全才”，要么就是背景深厚。而随着基础吏员数量与质量的提升，“吏转官”这一条仕途路径，也在不知觉间，打通了许多关节，并不像过去那般困难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皇帝刘文济所倡导落实的吏政学校，并不可能太纯粹，其中贵族也好、庶族也罢，那些势力群体，都在往里伸手，施加影响力，上下对权力利益的争斗比拼，转移了一部分战场罢了。
这同样也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没有权贵阶级的参与及支撑，所谓吏政学校，根本办不起来，也推广不管，就是刘文济自己在早年都只是“权贵”。
在吏政治学校于全国范围内全面开花之时，坐落在京畿的帝国政法大学堂，毫无疑问是所有学校之魁，从中诞生的政治明星也最多，曾公亮、包拯、富弼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帝国上层阶级日益固化的时候，刘文济的吏政学校制度，一方面在加速这个过程，另一方面也在事实上给了天下寒门庶族更多可能，上升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即便这条通道在不断狭窄化。
这个过程中，庶族官僚群体在壮大，学阀势力也在壮大，同时地域之间的歧视与党争也不可避免抬头。勋贵官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后，同样有一批有能力的人冒头了，石元孙（石守信之孙）、张文蔚（张永德之孙）、李光辅（李筠曾孙）等，而他们凭借着祖辈的积累，迅速跻身高位。
文官选材越发热闹的同时，军事院校也在刘文济的推动下得到了极大发展，堪称是突破性。帝国的“中央军校”源远流长，最早能追溯到世祖时期的奉宸营，但严格地进行专业分科，却是在建隆时期，即便只分了步兵、骑兵、辎重、工兵、炮兵五大类，这也是帝国军事历史上的一重大变革，这是里程碑式的。
而除了坐落在东西京的两座“皇家军校”，在东南西北诸方的核心城市，附属的军事指挥院校，也同步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军事学校的生源，其中一半出自帝国军队，剩下一半，名义上自社会上征募，但其中绝大部分，都被军功贵族及将门子弟包圆了，若非刘文济划定了一个“10”的红线，有志从军的普通人家是很难通过军校这一条路实现出人头地的抱负，更遑论阶级跃升了。
比起文官系统，军事系统总归是天翻地覆的差别的，其封闭性、传统性与保守性是极其顽固的，在和平年代，这是个跟需拼资历与背景的地方，能力只是一个基础。
当然，一定程度上这也保证了帝国军队的稳定，方便朝廷掌控，虽然是与勋贵共掌其权。但即便如此，依旧有一批庶族将领，在这十年内于军中抬头，比如种世衡、狄青，尤其后者，可是彻彻底底从草芥一般的行伍士卒，一步步成为大将，入得天子耳，上得黄金堂。
人才的选拔任用之外，刘文济最大的精力，则在财税上，通过对盐务改革以及土地整顿来实现。这两件事情都不好办，尤其是后者，刘文济是用了足足十年时间方才梳理出个结果，初见成效。
世宗篇41 帝国之法
没有一劳永逸的政策，对于这一点，浸淫皇帝生涯的时间越久，刘文济对此感触就越深。在法制建设方面，至少在法律条文上，经世祖、太宗两朝的不断完善，已经到了一个很全面、详尽，甚至显得繁琐的地步，其复杂、琐碎堪称历史王朝之最。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刘文济彻底掌握朝政大权以来，对帝国法条的修正动作几乎就没停过，事物是不断运动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很多新事物出现了，带来新矛盾与新问题，很多就条文也不合时宜了，这些都需要进行适当的删改与补充。就比如建隆六年的“人口买卖”事件，风波过后朝廷围绕着移民政策与人口拐卖犯罪打击，增加了七十多则条文
对法制的修正，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删改上，很容易便触及到一个“祖制宗法”的问题，帝国的权贵中，不管其用心如何，绝不缺少高擎祖宗成法与皇帝角力的人。
虽然最终，往往是刘文济获得胜利，但那种体验、那番滋味，是绝不好受的。同时，仅仅是法律条文的修正就已经极其繁复了，再要落实到执行、监察上，这其中需要打通的环节、解决的障碍，足以让人头皮发麻。
拿安西国来说，魏王刘旻在位时，曾颁布了一部《大法典》，然而那部法典，其内容细节方面，比之帝国制法条文，简单粗糙了不知多少倍。
就是这样，到刘旻死时，也才在《大法典》的基础上，勉强组建起了一套执行、监察系统，其法制也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与水平。
当然，这也与安西立国之根本“营所制”有关，在军、营所的管辖之下，王朝法典的诸多事项实则并不适用，也无法通过法制对那些大小封建主们形成有效制约。
刘文泽算是一个有为之主了，综其统治生涯，除了与伽色尼国打的那场汉伊大战之外，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内部的整顿集权上。
而这个过程也是极其艰难的，最终经其完善的安西《大法典》，也只普适于王朝中央直辖地区与城市，在封建主们的地盘，名义上虽然推行了，但往往取其利而掩其弊。即便在城镇地区，因执行引发的抗法、抗税动乱，也是层出不穷。
安西尚且如此，更遑论体量更加庞大、内容更加复杂的大汉帝国了。平心而论，刘文济的皇位或许来得有些巧合，但他这个皇帝做得并不轻松，也不容易。论政治上的复杂性，甚至可以说远超世祖、太宗时期，若是躺着，可没法将一个帝国带到其极盛时期。
不过，在对帝国法制抽丝剥茧般推进的修正的过程中，固然遇到了许多困难与挑战，但在这个阶段，也是帝国法制光芒最耀眼夺目的时刻，比之太宗时代更甚，因为刘文济更需要通过“法”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巩固自己的统治。
同时，一大批法制人才或者说精通法学的官僚在帝国体制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每届明法科取士人数都在提升，从京畿到地方的吏政学校，都以门科目为重，甚至于一些有条件蒙学、小学亦将《大汉刑统》纳入教学内容。
所谓“法儒”，也在这个时期的汉帝国大行其道，上有所好，再加利之所趋，在官在当头的大汉，就足以形成一股风潮，尤其处在一种具备连续性的政策环境当中。
在完善法制的同时，刘文济心里实则也清楚，所谓帝国成法，千种法条，万般律例，其实是很空洞的，很多条制与规定，自确立之后，就一直处于蒙尘状态，除了清楚地记录在帝国《刑统》上，并无太多实际意义。
就帝国权贵治理事务来说，很多情况的应对处理，还是凭借着道德观念经验，以及自古以来中国官民的约定俗成，比起繁复的大汉律例，那几乎是另外一种。
对于这种情况，从道府民间打磨出来的刘文济，是有极深感触的，但他依旧矢志不渝地在世祖、太宗的基础上进行法制建设，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成就他个人的事业与功绩，一方面通过强法来强权，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央集权的思想指导下，推动对国家更先进、有效、有力的统治与管理。
有些条制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停留于纸面的效力，而在于有需要时的利用价值，作为法理依据佐助政治行为，对于统治阶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来说，就是一项莫大的价值。
当然，划定底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人性本恶，仅靠道德是无法把国家治理好的，而有些人，也很难用道德准绳去约束，自上而下都需要更加强力的约束。
即便这道约束，并不能应付帝国规则下诸多情况。就拿“人口贸易”来说吧，若是朝廷不加阻遏，总有一日，本该享受帝国荣耀、自豪身份的公民，会被完全当作猪仔去贩卖，并且毫无顾忌、毫无下限。
对食利者来说，道德一文不值，法律本该践踏。因此，即便朝廷明示禁令，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与打击手段，“移民贸易”依旧没有停止，只不过从半明面、半官方的状态转入地下。
这是帝国中央的权威，是法条的作用，也是其积极意义所在。而所有明里暗的逾制违法，作奸犯科，绝大部分都不是制度的问题，问题在人，毕竟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
就拿刘文济对盐务的改革来说吧，以盐事之重、盐利之奉，自世祖时期起，就已经制定了非常完备的盐法，从生产、运输到售卖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关规定。
但盐务之运转，显然不可能完全依照盐法规定来，从官方到民间，从盐监到盐商，从盐丁到盐民，整条庞大的、复杂的利益链条上，有太多按捺不住的手脚了。利益动人心，这样一条几乎流淌着黄金的财路上，怎么可能干干净净。
因此，对盐务之改革，刘文济的重点就不在盐法盐制了，目标在人，在那些违法犯罪、侵犯国家财税、凌虐帝国子民的食利群体。
在这方面，他也是名正言顺的，他也能高举世祖之法的大棒，狠狠地冲那些大吃盐路的不法勋贵、贪官奸商打去。毕竟，大汉盐法，可是世祖开天眼借鉴，再综合国情，方才制定出来的，即便到建隆时代已经弊病颇深，依旧从整体上保证着盐事秩序的稳定，至少让大部分人能够有盐吃，哪怕贵点。
盐务之改革，起因还在于范仲淹。当年刘文济南巡时，听取汇报后，决定修筑淮东还堤，重捍海堰，当时以范仲淹作为都监。
而范公何人，穷三年之功，奔走淮东沿海工程，重筑海堰，还淮东官民一片风平浪静、河清海晏。在这个过程中，范仲淹可是不带停的，借着监工之便，将淮东盐务之弊摸得清清楚楚。
天下盐事，半出淮东，淮东之弊，也足以代表天下了。建隆七年，范仲淹回朝述职，进一步得到刘文济赏识，擢升为工部主事。
范仲淹则将他在淮东调查所得盐务细情，原本详尽地奏明刘文济，从盐价、盐官、盐运、盐商、盐民五个方面阐述其弊，总结得来说，实际就两点，贪污腐败与压榨剥削。基于这些情况，范仲淹又向刘文济提出了“盐事十条”，希望刘文济能痛下决心，大刀阔斧，改革盐政，为民请命。
对此，刘文济可是大加赞赏，夸奖范仲淹的丹心忠诚。事实上，刘文济早就有整顿盐务之心，皇城、武德二司可不是摆设，虽然在调查、认识上比不得范仲淹，但刘文济是会动脑子的，从那纷繁的细节中，自能察其弊。
于是，见范仲淹展现出的才情、见识与担当，还有那股子不为权贵、强暴的精神气，于建隆八年擢其为盐铁副使，专事盐务整顿，实际上也是治贪治事的综合整饬。
从建隆八年到十八年，帝国盐务官员，有三分之一都倒台了，而牵扯到的权贵、盐官、盐商及其爪牙，被判处死刑者达两千余人，如此空前力度的一番整治下来，帝国盐务如何能不清。
一味的压制与整饬显然是不够的，刘文济着吏部调拨了上百名精于盐法的官吏，充入盐铁体系任职，同时加大财政司与都察院二衙的监察之权。
当然，仍旧免不了妥协的一面，比如，刘文济引入了更多的食利者，想要彻底杜绝张嘴、伸手的现象是不可能的，通过打破既有的利益集体，至少能保证在短期之内帝国盐务呈现一种健康的状态。
而盐务改革的成果也是显著的，到建隆十八年，帝国盐价经过前后五次的下跌，终于重新达到雍熙时代的水准（斗盐93文），盐民、盐工的日子好过了，小盐商更活跃了，帝国盐产量提升了（其中不少是得益于盗卖官盐的严厉打击），盐税也得到显著提升。
同时，私盐买卖之风，却逆势上扬了这里同样有个背景，在朝廷盐务整顿下损失惨重的食利者们，在体制内蛰伏下来的同时，不免将目光转向外边。
于是南洋地区，尤其是吴国那边的海盐，也通过“贸易”、走私等手段，被引入帝国，开始在沿海地区蔓延发展
而比起盐务上的重拳出击，轰轰烈烈，在土地问题的改革上，就属于温吞如水，润物无声了，当然艰难、激烈的角力都发生在帝国光芒的阴影下。
在土地方面，尤其地税方面，刘文济可不敢轻易言改，更不敢乱改。只是，眼瞧着地税逐年减少，又不得不有所作为。
而地税减少的原因，也很简单，在籍的土地在逐年减少，至于“消失的土地”去了哪里，又是如何消失的，不言而喻。
因此，十来年间，刘文济在田籍、田税上，也是下足了功夫，武德司全面发动，又不断派出使者巡视，尤其盯着那些大地主。
一番清查整顿下来，总算勉强扭转了田亩减少之趋势，但到建隆十八年，也只是回到端拱时期的水平并且，越往下，阻力越大，也越难清查。
其不提作为帝国主体统治阶级的勋贵、官僚及地主，“消失的土地”，甚至有很一部分最终的去处是皇家，在少府都能找到些记录
世宗篇42 极盛背后的阴霾
毋需讳言，在帝国极盛的岁月里，也不乏忧患与混乱，打遍东亚无敌手的大汉帝国，也同样难免边患之苦。那些每年都会在帝国边远穷困地区发生的蛮乱、民乱、贼乱，就不需多说了，“治安战”事实上在帝国内部也属常态，并不是那些对外开拓的封国所独有。
在建隆时代，朝廷边患之剧，并不在差点打起来的安东，主要有两处，一在西南，二在漠北。而从建隆八至十八年，刘文济领衔的帝国朝廷，也耗费了极大精力，用在两个方向，这是刘文济整个统治生涯中唯二值得记叙的“武功”。
历来之盛世，怎能没有“武功”之点缀，还不能是一般小贼小乱的戡定，得有些拿得出手的“赫赫武功”。
首先是西南，自雍熙初年川蜀之乱平定及太宗皇帝南巡，于成都召见滇、黔诸部土司之后，整个西南平静了足足三十年，当然一些“日常性”的动乱是避免不了的，但至少整体上还是处于一种平稳的汉统秩序下，并且汉化的车轮也在潜移默化中向历史前方滚动着。
三十年间，滇黔地区是有莫大进步发展的，政治制度的稳定与社会治安的保证，往往能催发繁荣，那段时期，也堪称滇黔地区有史以来文明程度最高、社会最繁荣的一个阶段。
当然，这份繁荣是以汉文明作为火车头带头前进的，其主要实现的方式也是通过与汉人的密切交流，最终呈现的也是一种汉夷杂处融合的局面。
经济上，滇黔二道虽然始终没能摆脱对剑南与朝廷援助的依赖，但也畜牧业与手工业也蓬勃兴起，作为茶马经济圈的支柱之一，畜牧业是其重要发展动力，滇马的名声可是遍布西南，再辅以各种手工制品、金属冶炼、传统农业，牛黄麝香等药材的发掘，山高林密、道路险仄的西南大山，已经不能完全视作穷乡僻壤来看待了。
政治文化上，虽然滇黔二道长期处于汉蛮杂处、“流土”并行，甚至土重于流的情况下，但在大量汉官、汉军、汉商、汉民，以及跟随他们输入的汉家文明典籍、风俗及商品的影响下，朝廷对西南的开拓与巩固获得了巨大成功，汉化进程肉眼可见地进步。
普通蛮民且不说，至少在诸蛮部、土司上层，汉语汉礼是基本传播开了的，不是汉文明真的有什么无法抗拒的魔力，让酋长头人们争相皈依、学习，只是在大汉帝国于滇黔建立的秩序圈力，不向汉化与朝廷靠拢，是会吃亏的。
接受汉化，日子未必能过得多好，但拒绝甚至反抗，日子一定过不好！而一切的根本，还在于朝廷常年在滇黔诸府州镇保持的重兵了。
若说综合的军事实力，滇黔二道的汉军是远不如剑南这西南核心的，然若单纯看军队之战力，比谁能打，滇黔的军队，尤其是云南道的边军，放眼全国都可堪一比，这都是由滇黔的政治、地理、民风决定的。
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治安的稳定，往往带来人口的增长，在帝国人口全面爆发之时，西南地区也同是如此，即便增长率并不如传统富庶地区那般高，但在建隆时代初期的时候，滇黔二地的人口也突破了五百万。
而可以肯定的一点，实际人口绝对远超这个数字！作为与黔中、剑南、广南西道密切交流的枢纽，云南道治善阐府（昆明），也逐渐扩张成为一座十万人口的大城，这个规模与水平，就是扩大到整个西南地区，都是能够排上号的。
滇黔地区在三十年间的发展与繁荣，是不可否认、不容抹杀的，但时，其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攒。土地矛盾（滇黔以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并没有进行如内地道州一致的地税改革），贫富差距，汉夷矛盾，官僚权贵的贪婪与剥削，土司蛮部之间的血腥争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积攒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就爆发出来了。事实上，从建隆三年开始，滇黔地区的骚乱就开始增多了，蛮民袭扰、掠杀汉民的事件层出不穷，蛮部之间（包括受封土司）互相抢掠、攻伐、扩张的情况也渐渐增多。
地方官府官军在这些骚乱上，只是如常一般地剿抚弹压，就像过去三十年一直做的一样。但是，以老办法显然无法解决新阶段的问题，也就导致动乱始终难已，社会治安不稳，犯罪率不断提高，一步步酿成整个滇黔的动荡与不安。
“川—滇”茶马贸易受到影响，直接利益的损失，自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时任西南巡抚使的张士逊获悉其情之后，便格外重视，亲自奏疏一道，向朝廷禀报。
但惯性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帝国中枢，朝廷一开始也没有太过重视，毕竟滇黔地区的骚乱，又何尝真正平息过，蛮乱而已，闹一闹，也就消停了。
当然对于杀掠汉民之事，是不能姑息的，再者也需要给张士逊面子，于是朝廷给滇黔二道衙司下达了一份措辞相对严厉的敦促令，要求二道严加约束整顿，还民治安。同时，又给二道土司们降了一道制书，要求他们配合大汉官府，维稳滇黔，迅速恢复地区安定。
这样的举措，若是发生在太宗朝，哪怕在康宗朝，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平心而论，到建隆时代，西南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土司们，早就对朝廷失去了三十年前那般的敬畏乃至感恩之心。
因此，当朝廷制书下达时，响应的土司很少，或者他们似乎并不需要朝廷来干预，安稳过日子的依旧安稳，互相攻伐的依旧打得火热。
而地方官府与驻军，却不敢不把朝廷制令当回事，还是大举出动，重拳出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真心剿贼，一心维稳的，还真就不多。
相比之下，有些官府官军，却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杀戮掠夺蛮民矛盾被激化，更大混乱的到来，也就不出意外了。
察西南治安难定、蛮乱渐剧，朝廷也慢慢重视起来，对两道官府维稳不力，甚至渎职懈怠、阳奉阴违的行为，刘文济更觉愤怒。
于是，从建隆五年到八年，刘文济对滇黔二道从政治到军事进行了频繁的整饬，但是，这种整顿给西南军政带来了剧烈阵痛，也导致原本秩序的进一步失控。
最大的乱事，也就发生在建隆八年秋末，以“滇桂”交界最宁州教合三部（阿月、合资、王弄山）联合举旗反汉起始。
这场叛乱，起初获得云南道司重视的原因，只因为教合三部乃是获得朝廷册封的世袭土司，这种背叛与挑衅，可比一般蛮乱的性质要严重多了。
因此，在得知乱事发生后，最宁州的守军便迅速出击，意图剿灭乱事于萌芽，然后，竟然被三部叛军打了个全军覆没，最宁州由此失陷，乱事也由云南偏僻一小州，向更广泛的地区扩散。
与三十多年前的川蜀起义不同，当年虽然遍地烽烟，义军扎堆，但从头到尾都是以剑南叛军为主，有王小波、李顺这两个起义军领袖。
而发生在滇黔的叛乱，持续的时间更长，但并没有达成了一个联盟，没有形成统一指挥，似乎就是大伙都对汉人、对大汉朝廷的统治不满了，于是有人牵头反汉了，于是就跟着举起叛旗，或者从中浑水摸鱼，借着混乱扩张势力，在反汉的同时，相互之间依旧没有停止互戕吞并的行为
但就是在这样一场堪称魔幻的“叛乱”中，叛乱的规模与范围却在整个建隆九年里都呈现扩大的趋势，到建隆十年初西南叛乱最盛时，滇黔二道，半数以上的地区都有土司或蛮部叛乱。
而作为叛乱策源地云南，几乎全部沦陷在叛军的烽火中，即便官军凭借着强大实力，始终保持着一个强势地位，但在处处烽火的局面下，在平乱事宜上，依旧显得被动。往往是一乱平，一乱又起，此起彼伏，治乱反复，官军也不免疲于奔命。
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叛军充分发挥其“地头蛇”的属性之外，还因为，同样有诸多汉人豪强，也按捺不住，意图火中取栗。同时，许多饱受官府及土司压榨的下层汉、蛮民，也各自裹聚谋乱。
于是，至少在建隆九年，几乎整个云南道，乱成了一锅粥
世宗篇43 南定西南
贼情如火，席卷西南，虽然像善阐、理州（大理）、建昌等云南中北部的核心州府重镇，一直坚如壁石，未尝有失，但祸连滇黔的西南大叛乱，也足以让朝廷寝食难安了。
滇黔之乱之于朝廷，要紧的不是其本身多少蛮部、土司叛乱，多少刁民逆反，破了多少城镇，死了多官民。实事求是地讲，滇黔就算被彻底打烂了，人都死光了，于朝廷而言也无关痛痒，毕竟很难动摇的帝国根本。
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在哪里，永远在中原、河北，当然最近二三十年东南江浙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也渐渐赶了上来，成为维持帝国统治秩序运转最核心也最强劲的动力。
而其他地方，边地如西北、西南、山阳、东北者，虽然同为帝国不可分割之地，起着鼎足之作用，但总归是次一等，属于一个强盛帝国颜面与表征。
就冲着这份帝国尊严与荣耀，为了维持“建隆盛世”的偌大名头，朝廷也不可能容许叛乱、背离的发生，处在强盛期的帝国也有足够的实力去勘暴制乱。对于一个统一的中央帝国来说，不管是哪一方出现严重动乱，都意味着帝国的统治出现了问题，也必然会寻求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事物的发展是存在普遍联系的，即便高山密林、毒虫瘴气依旧是滇黔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阻碍，但建隆时代比起过去，终究大有不同，联系也是日益紧密。
连玄宗之大唐，都能力征南诏，何况归治数十载的滇、黔之于帝国。同时，若滇黔局势长久糜烂，那么地形、气候、民族分布、治理现状都与之高度类似的剑南南部州县、广西西部、湖南西部地区，乃至高原另一侧的吐蕃，都难免受其影响，范围再扩大，就是朝廷拼了老命也得维护的精华之地了
川蜀之乱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其影响教训可依旧存在，至少对亲身经历见识过的刘文济君臣而言，是不敢过于大意的。
因此，为了西南的安宁，为了帝国的统治，朝廷对滇黔之乱的重视一路飙升，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必须及早将之扼杀，尽可能将影响控制在滇黔地区范围之内。
眼见乱象扩大、贼势蔓延，而地方官府官军却不能制，帝国终于从中枢层面以下，正式发力了，向滇黔进军平叛的诏令与平叛大军的组建于建隆十年（1027）正式落实。
当然，刘文济鞭策下的帝国朝廷，虽然难免犯一些迟钝的、傲慢的“大帝国病”，但处事效率，尤其是滇黔之乱这等军国大政的问题上，还是不会如此迂缓的。
之所以拖到建隆十年，就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等待、观察、了解乱情之发展，同时冀望滇黔二道自己消化、自己搞定；二则是，建隆九年立秋之后，朝廷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平叛事宜了，筹措粮械，调兵遣将，用了足足半年多的时间，从滇黔重镇及其周边构建起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
皇帝刘文济或许并不精通军事，但他知全局，识大体，懂战略，同时，身边也不乏优秀的军事人才为之谋划出征。而为刘文济谋划西南军事全局的，主要有三人，兵部尚书张俭、由少府转任殿中监兼枢直学士的萧恭，以及最为关键的枢密副使曹玮。
而曹玮也是西南平叛的统帅，被刘文济任命为西南招讨使，总督剑南、湖南、广西、滇黔之军。同时还给曹玮配了两名副手，西南巡检使折惟昌与两广巡检使曹克明。
折惟昌自无需多说，折氏嫡传后裔，正值壮年，老将曹克明则是百丈伯曹光实之侄，是一个久经沙场且临阵指挥应对能力很强的将领，即便年逾花甲，亦能引刀控弦，常年坐镇广西。
一直以来，在很多帝国臣僚眼中，曹玮能够跻身高位，成为枢密院的“常务副枢密使”，都是靠着履历以及家世，在其军事生涯中，虽然参与了几次对内部叛乱的平定，但实在没有多少能够拿出来服众的成绩。
当然，这一点实则是和平帝国体系下所有军队将帅的通病，出身、履历与资历是其晋升最主要的依据，毕竟不像老一辈的将帅，几乎每个人都能拿出赫赫战功来。只不过，由于曹玮身居高位，这一点被更多地放大罢了。
因此，西南之行，不只对汉帝国来说是一件攸关统治的大事，于曹玮本身而言，也是一场证明之战。而这样的机会，竟然到他人生暮年，才真正迎来，建隆十年的曹玮，已经五十五岁了
战争才是将士最好的学堂，也是最高效的练兵场，在西南平叛的过程中，一批年轻的将领也慢慢冒头的，比如家世显赫的杨文广（杨延昭幼子）、田思勰（田仁朗之孙）、马长议（马仁瑀之孙）等。
显然，不管皇帝对军功勋贵有多少忌惮以及由此引发的打击、压制，真到国家有难，在选兵派将上，仍旧不可避免地向其倾斜。
这其中固然有刘文济安抚勋贵们的用意在，但迫于勋贵对军队那浸透到骨子的影响力，也是重要因素。而滇黔之乱，一定程度上，对勋贵们是有好处的，至少让他们扬眉吐气，痛快地翻了一次身！
战争期间，可没有人再敢明目张胆地打压限制，在大局方面，刘文济也不允许拖后腿的人与异议
当然，勋贵之外，还是有寒门精英籍此崛起的，比如鼎鼎大名的狄青，他在曹克明麾下，先是随其平定广西的骚乱，由于作战勇猛，被巡军的曹克明发觉，连提两级，成为一名下级小军官。
后进军云南，攻击最宁州这个首倡叛逆的乱贼聚集之所，手底下有人了，表现则更为出色，不只勇猛敢战，更懂得用谋略，察形势，见长短，最终亲自拿下阿月部土司之首级，彻底让曹克明另眼相看。
之后的狄青，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才二十出头的他，逐渐成为曹克明手下最锋利的一把尖刀，往往刺向那些难缠、难打之逆贼叛部。
平乱之前，狄青还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大头兵，乱事平定之后，已经是招讨东路军下属一路军指挥使，成为一名战功出色的中级将领，并在回朝献捷将领名单之列，得以登殿堂，见天子
当然，似狄青这样的经历，即便在皇帝有意提拔重视寒门将领的政治倾向下，依旧是传奇中的传奇，破格中的破格。
而他能走到那一步，也不只曹克明一个伯乐。狄青十六岁从军，用了三年时间，方才成为一名什长，后被时任汾州兵马指挥使的药宜禄（祖上乃是乾祐早期方镇汾国公药元福）举荐进京入禁军侍卫司当职。
朝廷欲克定西南，自然不可能尽用地方之兵，狄青所在的奉圣军，被抽调西南，他又随左厢被调至曹克明麾下听用
西南之后，狄青的伯乐就变成大汉天子了。但是，即便后来成为刘文济亲自提拔寒门将领中的典型人物，在狄青发迹之前，予其助力的，依旧是军功勋贵们。
在大汉帝国的军事体系中，勋贵们掌握的是上升通道，牢牢占据的是中高层的位置，而在帝国军队的基层，并非一潭死水，也不是所有勋贵都是那般狭隘、自私。
再说回滇黔之乱，朝廷为了平定，也付出其极其昂贵的代价，前后动用军民三十万，靡钱一千余万贯，耗粮两百余万石，费时三年有余。
战争对于中央帝国来说，是一件越来越昂贵的事情了，而这么多人物力，直接用于剿贼平乱的，实则不足三成，剩下七成，都投入在维系战争的各项后勤损费上了
在滇黔平乱事宜上，曹玮在战略上采取了“军事为主，政治为辅，徐图缓进，逐个击破”的方针。毕竟是在枢密院掌握军令多年的大臣，眼光很高，视野很广，深明战争其手段本质。
因此，平叛过程中，在很多地方，甚至采取军事威胁在前，政治招抚为主，利益收买在后。事实上，所谓滇黔连叛，只是此乱分布范围很广，参与势力很多，造成的恶劣影响很大，但也不是全道举众皆叛。
至少，官僚官军还是坚定地忠诚于朝廷，或者说忠诚于自己的权位与利益，汉族豪强们不可能与蛮夷一条心，浑水摸鱼的行为或有，但不可能一条路走到黑，尤其在朝廷大动兵之后，很多汉族豪强、地头蛇都主动参与到平乱中来，出人、出钱、出力，协助王师剿贼。
甚至于，如善阐、理州这些地区的土司们，也没有跟着那些穷蛮夷、苦哈哈造朝廷的反，他们处在州府的核心统治圈里，受到的影响更大，汉化更深，更加明白朝廷之强大与“底线”之道理。
同时，在帝国的统治下，在与汉族的交流之中，他们获取的利益还是比被剥削的要多，因此，这部分土司，造反的少，观望的多，等到王师入滇，箪食壶浆，向导引路者，甚众。
如此多种因素，三方合力，滇黔之乱虽然持续了些年头，但其结局是注定的。这与帝国朝廷掌握强大的实力，以及数十年汉化之成果，是分不开的，这是大势。
再说军事上，曹玮将“步步为营”玩得是炉火纯青，几路人马在他的整体调度下，以一种很从容的姿态与秩序，一步步地清剿叛贼。
滇黔是一盘棋，落子之前，则先把棋盘外的干扰因素给清除了，曹玮自领军定剑南南部，折惟昌安湖南，曹克明平广西。待到外围肃清戡定，兵马集聚，粮械牲畜齐备，方才正式向滇黔大进兵。
在进兵的过程中，曹玮还将很大一部分军力、民力，用在后勤之保障，道路之开辟平整上，力度强度之大，传到京畿，还引起了一些怪话。说曹枢密率领朝廷十万大军，几十万民，费着国家百万粮饷，到西南修路去了。
虽然靡费巨大，场面难看，且非议众多，但交通的巩固，也是滇黔能够顺利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战争期间的道路工程，在乱事平定之后，很多都升级成为官道大路，成为连接滇黔州府的通衢。
滇黔的交通，几乎被曹玮给整个做了个升级，对内交通大利，对外联系紧密，对滇黔乱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滇黔之乱，持续反复，一直到建隆十三年初春，腾冲地区最后一股叛军被汉军歼灭，方才正式宣告终结。这场乱事，对滇黔二道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场全方位的剧烈破坏。
经济瘫痪，百业萧条，由战争的关系，物资转运艰难，城市虽然大多保持着防御安全，但饿死者甚众，使得二道出现了一波庞大的“离城潮”。
人口的损失，则是肉眼可见地严重的，但由于滇黔人口本身的模糊性，具体死了多少人，很难算清楚。但从建隆十五年二道上奏给户部人口籍册来看，比起乱前，在册人口少了三十多万。
而在滇黔山林之间，也出现了大量蛮寨夷楼的废墟，空无一人，阴森可怖，这些在叛乱之前，不说人烟辐辏，至少炊烟不绝。
几十年下来，朝廷在滇黔二道册封了194家土司，等到建隆十三年，只剩下61部了，消失的一百多家，不是被朝廷平乱大军摧毁夷灭，就是在乱事中被其他土司吞并了
满目疮痍，一地鸡毛，滇黔之乱的最终恶果，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积极意义。至少，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洗牌之后，社会资源得到重新分配，社会矛盾得到缓解，随着对新土司册封的展开，朝廷对滇黔的掌控实则是加强了的，汉文明对当地的同化进一步加深。
滇黔一稳，整个西南又可再得几十年安宁时光
另外，这场大乱，也导致大量部族人口南流入蒲甘、安南二国，对二国之统治造成重大影响。安南那边自不必说，出兵剿灭，但剿而不尽，渐渐与当地融合，成为活跃在广南西道与安南边界的一股不安分势力。
至于蒲甘国那边，基于反汉立场，那些人迅速与已经式微的蒲甘国联合起来，与临海国对抗，使其又苟延残喘了一些年。
后来，又因为土地、部族之矛盾，权力之斗争，导致二者决裂，一番拼杀之后，蒲甘国竟为其所灭。当然，临海国最终捡了个便宜，趁机一统缅甸地区，完成开国君主刘文海未竟之事业。
但那些已经扎下根来的“理族”，虽然臣服临海国，但始终是其北患，活跃在云南与临海边界山地，持续上百年
世宗篇44 漠北风云、契丹灭国
在帝国十万大军水磨工夫般克定滇黔之际，在广袤无垠的北疆，同期上演着一段铁马金戈的故事。
漠北之患，之于帝国，就像上溯千百年北方游牧文明对南方农耕文明的威胁一般，只不过在大汉帝国当下，这场对台戏，在北方唱主角的变成了乃蛮金国。
自平康八年，白水之会，被康宗“霸凌”，向刘文澎服软，并强行与漠北契丹议和之后，金国、太阳汗刘金便彻底调整其兴国战略，不再南下扰汉，以一统漠北为先。
刘金的“三步走”战略，实则是草原霸主的本能，但能否成功，还需看整体的战略环境，在南方汉帝国一枝独秀的情况下，是很难走通的。
多的且不提，仅第一步灭契丹，正常情况下就很难实现，唯一让刘金觅得的一丝机会，就是康宗之意外早逝，汉帝国于传承上发生剧变。
否则，刘金若敢背约东进，即便康宗在位，都不会容忍。只不过，当帝国皇帝换成刘文济之后，对漠北草原制约立刻大大减弱。
端拱那三年就不说了，刘文济基本都在韬光养晦，忙也忙着巩固帝位，收买人心，即便进入建隆时代，在早期几年，主要精力也放在重塑皇权、整顿积弊。
虽然也派了慕容德琛等老臣老将北上山阳、漠南坐镇巡抚，但只是一种惯例，维持一个表象罢了。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刘文济身上的契丹血统，始终是被人用来制约、诟病乃至攻击的一个短处，这也使得他在面对漠北事务时，往往态度谨慎，甚至投鼠忌器。
刘金在带领金国休整差不多两年之后，于端拱二年秋，引兵东进，开始全力吞并契丹。在过去的半个世界，乃蛮与契丹作为漠北两大霸主，两个对手之间，整体来看是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下的。
最初的乃蛮，只是游弋于金山东部地区的一群处在蒙昧状态的野蛮部族，在汉辽大战中，才被汉帝国的远征军带去一抹文明的光辉，后来逐渐形成的部落联盟，都是进化的标志，而乃蛮真正开始崛起，还得是被奉为“太阳汗”的刘金亲自掌权后。
虽然帝国皇室从来否认，魏王刘旻也从不承认，但在早期乃蛮部落联盟的成立过程中，刘金那“刘旻之子”的身份，他身上流淌的汉帝国“皇室血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对乃蛮诸部的统一与融合，具备重大意义。
等刘金成年掌权后，对乃蛮进行了诸多先进的制度化改革，大量从汉文化、制度中汲取经验，借鉴学习，再加上与漠北契丹的争锋，内外力的驱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占据漠北半壁，统驭百部，控弦十万，半游牧、半奴隶并且向封建王朝过渡的乃蛮金国。
至于漠北契丹，虽然对乃蛮部保持了几十年的军事优势，但它在很长时间内，都处在一个困难的军政环境中，南边、东北都有来自汉帝国的挤压，东北方向又有蒙兀室韦的侵袭。
而随着老一辈契丹精英的离开，新成长起来的一批人，也只能用“一蟹不如一蟹”来形容了，既不能继承先辈们的事业与荣光，连眼前的一亩三分地都守的艰难。
同时，契丹虽然被汉帝国从“辽帝国”生生打成“漠北契丹”，又在后续的自我阉割（去汉化，杀汉族大臣）中，退化至游牧生产生活的状态，但在面对漠北其余部族尤其是附庸的部族杂胡时，依旧保持着“上国”的傲慢。
随着开宝后期，世祖皇帝对契丹的“宽容”，双方关系的改善，经济交流的加强，来南方帝国的美酒丝绸、精美玩物，也慢慢腐蚀着契丹高层
傲慢、腐化、堕落，对游牧民族来说无一不是致命错误，只不过，当来自南方那个庞然大物般帝国的压迫小了，凭借着祖宗的积累，再加上契丹王耶律隆绪凭借着漫长的在位时间将治下臣民部族威胁团结在一起，还是能够支撑起漠北契丹的统治。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漠北契丹本身的问题与阶级矛盾越来越严重，这份支撑，也越来越显勉强罢了。
另一方面，漠北契丹不只要面对着来自乃蛮、室韦人的外部威胁，其本身还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问题。在南边，汉帝国经营下的山阳漠南地区，日益繁荣，畜牧发达，牛羊众多，草场也更加肥美，对漠北的众多契丹部族吸引力十足，有选择骚扰抄掠的，也有南下归附的。
东北的饶乐国，其王刘昕那可是具备大汉皇室与契丹王室双重血脉的人，当然，对塞北的这些游牧民族来说，谈血脉什么的还是太虚，关键在于慕强趋利的心理作用。
漠南地区虽好，但毕竟距离汉帝国过近，同时，早没有漠北部族的空间了。饶乐国则不然，作为世祖皇帝钦定的第一批封国，从草原部族的角度来看，其条件并不算差，治下拥有大片丰美的水草、土地条件，十分适宜畜牧业之发展。
并且，与安东饱受朝廷猜忌不同，饶乐国与朝廷关系始终亲善，联系紧密，并且长期得到朝廷明里暗里的扶持与援助。
再加上，刘昕本身素质并不算低，虽无过誉之名声，也没有建立什么显赫的功绩，但在常年的为王治国经历下来，也逐渐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融合汉家法制结合当地民情的国家治理规则。
当年，世祖驾崩，诸王赴京奔丧，好兄弟刘晔又给了他一番良言善见，他也听取了，开始了持续性地向漠北地区吸取招揽人口的政策。
对于漠北的部族们来说，哪怕仅冲着饶乐国更低的税赋与贡献，都愿意去，何况，还能从兴国王廷（饶乐王城名兴国，位于今齐齐哈尔西南）获得草场与水源，还能获得饶乐国的保护。
自雍熙早期开始，从漠北契丹辖下，东迁南下，归附于饶乐国，对于这种情况，漠北契丹自是设法阻止，一度引发动乱，还是在耶律隆绪于王廷召集诸大贵族、部落长，进行了一番减税动员，降低部民负担，又在大兴安岭褶皱带西缘的丘陵地区建立了严厉的军事管控后，向饶乐国的人口流失方才得到真正控制。
但即便如此，前前后后，饶乐国也从漠北契丹薅了近十万人口，极大地弥补了丁口子不足，增进饶乐之发展。但漠北契丹的血，也在漫长的岁月中，快流干净了。
到建隆时代，漠北契丹虽然仍是漠北草原上一霸主，却已肉眼可见地衰落腐朽，尤其在与乃蛮金国崛起之势相对比的情况下，更是相形见绌。
众多内外在的因素导致，当刘金以侵国之兵东进之后，漠北契丹的抵挡，只会越发无力。到建隆三年中秋之时，漠北契丹已经陷入全面的崩溃，契丹人对漠北广大草原及诸部族的统治，彻底被掀翻了。
这一场“辽金之战”，持续了四年时间，能坚持这么久，也得益于耶律隆绪的苦苦支撑，只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这个时空的耶律隆绪，还算不得巧妇。
不过，耶律隆绪却也不负“大契丹王”的尊严，虽则金国兵锋强劲，金王刘金更是狡猾多智、勇猛善战，但从始至终，耶律隆绪都没服过软，一直坚定坚决地领袖契丹军队与之力战。
四年间，双方在漠北水草丰茂之地，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不过起关键性作用的只有两仗。第一仗发生在建隆元年秋，刘金在讨灭契丹于乌孤山以西众多部族之后，亲率五万金国主力东进，与八万契丹大军会战于土兀刺河上游地区（大致在今乌兰巴托）。
那一仗，由耶律隆绪亲自率领，集中国中精锐，也赌上国祚气运，意欲一战而定乃蛮。耶律隆绪从小就成长在一种内忧外患、极度压抑的氛围中，土兀刺河之战，也几乎把他一生的豪气与烈性都打出来了，决战开启之时，甚至亲自带领皮室军冲杀。
只可惜，今时之契丹军队，是一支丧失了当年魂胆，并且已经泯然众人的军队。作为契丹王，耶律隆绪虽然鼓足气力，起到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金兵则不同，不只有严格的训练，还被刘金以严酷的军法约束，同时还具备一个上升期国度的精气神，尤其是五千白虎军（刘金的近卫铁骑，集金国最精锐的军队，也是一群杀戮机器），一旦冲锋起来，往往不怎么费力，就能冲垮契丹军队。
前期的试探、纠缠不算，真正的决战只持续了一日不到，即以契丹军的大败告终，耶律隆绪率领残部狼狈东逃，金国则趁势追击东进，将漠北中部地区纳入掌控。
土兀刺河一战，契丹从此一蹶不振，尽失西部疆界。金国取得完胜，向一统漠北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不过，在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刘金却没有选择一鼓作气，彻底东进吞并契丹。
一是因为长期作战，士卒疲敝，在契丹的反击下，也有数千伤亡，新征服的土地与部族也需要重新整合编练，将之绑到金国的战车上。
二则是，刘金还需要看看南面的汉帝国有何反应，刘金虽然骄悍甚至不乏狂妄，但在对待汉帝国的态度上还是相对谨慎的，至少心里明白，即便远如漠北之事，汉帝国的态度也同样关键。
而大汉朝廷的反应，让刘金比较满意，毕竟，当时的皇帝刘文济正忙着收权树威，忙着大刀阔斧地革新弊政，忙着解决处理与各大封国的关系。
至于漠北，只是表以关注罢了，听闻契丹惨败于乃蛮，虽然惊讶，却还远没有感受到金国威胁的时候。当然，在山阳漠南地区，倒有一些有识之士颇感忧虑，并不乏向朝廷上报示警者，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不是满朝君臣昏昏，只是事有轻重缓急罢了，甚至连耶律隆绪向朝廷求援的奏章都采取漠视态度。
当汉帝国不作为时，刘金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于建隆二年夏，再提精兵东征，这一回，七万骑兵，奔袭两千里，直击契丹王廷所在的静边城（大致在今满洲里）。
这一仗，刘金来势汹汹，大有一战而定漠北之意，但最终功败垂成。他小看了耶律隆绪的坚持，坚壁清野，据城而守，同时，静边城虽然规模不算太大，但经过契丹多年经营，绝不是一干骑兵就能冲垮的，而金国的骑兵，在面对坚城时缺乏经验，一时还真就没办法。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南边的饶乐国坐不住了。刘昕可一直关注着漠北战局的发展，眼见契丹式微，而金国的滔天野心，让刘昕隔着上千里都感到芒刺在背。
于是，在刘金为静边城之难克，而头疼之际，饶乐王刘昕派出了三万骑兵，北上援应。饶乐国一出兵，契丹的危局立缓，为了给其信心，饶乐军还专门派除死士，冒死前往通报援军的消息。
当然，出征之前有刘昕的特意交代，此去解围即可，勿与金国死战，而刘金那边，则还没有做好与饶乐或者说饶乐背后的大汉撕破脸皮的准备。
双方战略目标不同，又都有所顾忌，自然没能打起来。不过，大打没有，几千人规模的小打却还是有那么几场的，结果，饶乐的军队虽然装备要更好，但与更加疯狂、野蛮的金兵比起来，在气势上竟然弱了一筹。
同为游猎之兵，但一个常年战争，且经严酷军法的武装，比起同样犯有“和平病”的饶乐军，金国的军队在实际战力上是要胜过一筹的，这一点，无需讳言。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有静边坚城，后有“饶兵”背刺，金军虽然保持着强势主动，但刘金终在困城两月之后，选择了主动撤军。
第一次打静边城，虽然未果，但对金国而言，却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首先，契丹实力进一步萎缩，只能在大泽（呼伦湖）周遭苟延残喘；
其次，金兵攻城乏力的问题，提前暴露给刘金知晓，毕竟此前作战，散布漠北的一些小城，往往是大军一到，便主动投降，草原的部族们，也没有据城死守的习惯；
最后，经过与饶乐国的一番接触战，刘金发现，汉人的军队，虽然不弱，但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强大。毕竟，那是一群几十年没有经过大战的军队，纵然装备精良，也不是不可战胜。虽然饶乐兵不能完全代表大汉军队，但这一点醍醐灌顶般的发现，依旧极大的增强了刘金对汉的自信心。
第一次静边之战后只半年，刘金再起大军东征，这一回，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包括攻城上。最为关键的是，那是建隆三年，饶乐王刘昕，正被大汉皇帝刘文济召到东京开大会。
也正是趁着这个“天赐良机”，刘金果断动手了，一番如饮水一般的前哨战后，再度兵围静边城，并且果断采取强攻。
饶乐国那边，在大王不在的情况下，不敢贸然发兵救援。而这一回，耶律隆绪没能顶住那强大的压力，十五日过后，静边城破，守军投降，耶律隆绪则以自刎殉国，也为“百年契丹”划上了一个句号。
当然了，在契丹国破灭之际，饶乐还是收获了不少好处的，至少，仅最后一波，便有三万多契丹部民携带牛羊马匹，南下归附饶乐国，人口与牲畜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
但是，等饶乐王刘昕回到兴国，面对这批飞来的横财，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甚至暗骂不已，因为北望兴安岭西侧，丰茂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已经被刘金彻底吞下。
乃蛮金国，一个“阉割版”的漠北王朝，正冉冉升起。也是从建隆三年开始，金国与饶乐国之间的战争，也开启了，但一个半统一的漠北政权，又是在刘金这头狼王的带领下，其崛起之势，也不是一个饶乐国，就能够阻挡住的。
饶乐王刘昕分别在建隆四年、五年、七年，向朝廷上报，申以金国之威胁，希望朝廷能够发兵剿灭。但是，始终没能得到正面反馈，只是给予了一定军需物资上的援助，支持饶乐对付金国。
也一直到建隆八年，在安东国被打压下去后，朝廷方才腾出手来，将目光放到漠北，而这个时候的金国，已经很难对付了
世宗篇45 汉金冲突
如何解决漠北问题，从建隆八年冬到九年春，朝廷上下讨论了不少办法，但几乎所有人都清楚，以乃蛮崛起之事，以刘金骄狂之心，要想在问题的处理上取得实质效果，最终还得落到军事上，其他手段，或许有用，但用处有限。
不过，彼时汉帝国正因西南滇黔之乱而分神，虽然也感乃蛮金国崛起对帝国北疆的严重威胁，但一时还无法下定决心，直接诉诸于武力。
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世祖皇帝早年的教诲，让皇帝刘文济按捺住了即行发兵出塞，北讨乃蛮的冲动。当然，以彼时的局面，汉金之间的敌对态势已经很明显，金国与饶乐国之间，已经快打出狗脑子了。
而刘金之所以没有大举南下，自是心存顾忌，尤其顾忌饶乐国的存在，这就是其腹背之上的尖刺，他必须得将这肘腋之患拔除了，方能放心南下。
至于金兵之南下，也是早晚的事，根本原因在于，由刘金一手“打”出来的乃蛮金国，是不能长久停下战争步伐的，同时，以漠北苦寒的生存条件以及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是无法供养全国各族部民所需。
一般这种情况，要么极限地压榨治下，这实际上是漠北契丹几十年来的统治模式，而作为一个初统大漠的枭雄，刘金自然不可能走漠北契丹的老路，自我阉割，自去爪牙。
发挥游牧民族的传统艺能，对外或者说南下扩张掠夺，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即便，当下的汉帝国如日中天，但涉及生存根本的问题，在社会时代受限的条件下，基本没有其他方法可解。
而饶乐国成为刘金的第一目标，也是必然的，那里距离漠北太近了，对金国统治尤其是新征服“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威胁是巨大的，刘金不可能忽视。
同时，饶乐国背靠大汉，据有“科尔沁草原”以及纳河流域大片丰美水土，且经过刘昕三十年的发展兴聚，积累了足够让刘金流口水的人口与财货。
若能将饶乐国吞并，其中的好处不需赘言，直接就能让金国国力更上一层楼，至于坏处，也就是与汉帝国交恶罢了，吞并契丹之后的刘金，对于南方的汉帝国，至少从精神上，已经是不带怕的了。
不过，对饶乐国的攻伐，并不顺利，论将士之勇悍，饶乐军自有不如，但装备上，却是碾压金兵一条街的。尤其是，靠着与帝国的亲密关系，饶乐军队也武装了诸如火箭、火炮、火雷的火药武器，这这方面，即便刘金早有准备，依旧在大规模交锋后，吃了不小的亏。
值得说道的是，刘金统帅下的金兵，进化得很快，虽然没能找到克制的办法，至少逐渐熟悉火药武器存在的战场节奏，爆炸与轰鸣声固然震撼，但鉴于精度与威力的限制，彼攻我守的情况下，依旧很难对金国高机动性的骑兵造成致命威胁。而仅拼马上的厮斗，靠着更充足的经验，以及马上厮杀的本能，金兵的确是要胜过饶乐军队的。
不过金兵面临的问题依旧很明显，那就是攻城乏力，饶乐的军队，虽然同样以骑兵为主，却也注入了汉军防守的因子，尤其在城池防御上，饶乐国境内那些散布在河流、山岭间的城池，对金兵来说就是一根根硬骨头，想要啃下，就得做好被崩掉牙的心理准备。
因此，在长达数年的“饶金之战”中，金兵的战法也在不断改变，由前期的“一战式”决战，改为围城打援，以困城歼灭饶乐军队有生力量为主。
在前几年，凭借着丰厚的积累，尚能与金兵掰掰手腕，但越到后面，越是乏力，饶乐军甚至不敢再与金兵于城外野战，只能死守城池，变“保境”为“保城”。便是守城，也只有金山、兴国、白城、乐康这几座城池可作依靠，一般的小城小堡，同样扛不住金兵的攻击。
眼瞅着坚城难克，刘金也舍不得将宝贵的兵力消耗在汉人的城池之下，于是，他又放弃了直接吞并饶乐国的目标，改以掠夺为主。数万金兵，如蝗虫过境，搜刮吞噬着饶乐国境内的一切，人口、牲畜、财货
等到建隆八年，在刘金的数次大掠中，刘昕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家当，几乎损失了一半。在安东女真之乱如火如荼之时，甚至有金兵越境南下，到燕山北道境内烧杀掠夺，虽然迅速被当地驻军剿杀驱逐，但燕山北道也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安宁之后，再度品尝到铁与血，究竟是何滋味。
而金军对帝国北疆的骚扰与威胁，又何止燕山北道，在饶乐战火连绵之际，在汉帝国漫长的北部边境线上，在长城以北、阴山以南的沙漠、草原间，来自金兵抑或金国下属部落的骚扰，也已经常态化。
到建隆八年，乃蛮金国的存在，已经成为帝国北部边境安宁的一颗毒瘤，汉金之间距离彻底撕破脸皮只差一层脆薄的窗户纸了。塞北的骚乱，甚至影响到京畿权贵士民吃羊的大事
但在建隆九年初，帝国中枢达成的决议中，仍旧不包括直接出兵北伐，先南后北才是帝国戡乱攘寇的基本方针。不过，在明知道刘金野心以及金国对大汉威胁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再坐视不理。
契丹的灭亡，已经让刘文济饱受非议，为了此事，朝野内外总是免不了蜚短流长，指责刘文济只顾着揽权整顿，对付宗亲骨肉，而放纵外侮
在这方面，刘文济也是真难，当年他要是力主出兵救援漠北契丹，且不提军事成败可能给刘文济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旦出手，必然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流言蜚语，虽然并不能伤人，但的确是能诛心的，而安东王刘文渊是一贯喜欢玩这种小把戏的。这一点，是刘文济深埋心中对刘文济与安东的愤怒，引发建隆六年“宗藩之争”的重要原因。
因此，经过与政事堂文武相公们的商议，针对乃蛮金国，刘文济做出了三方面的措施。其一，加大对饶乐国的支援，粮食、武器与兵力（从南附契丹部众中简拔勇士，发给武器，以雇佣兵的方式支援饶乐）；
其二，诏传帝国北疆边防诸军，加强警戒、巡逻等控制措施，再有金兵犯境，边防驻军将领可适时发起反击，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寇；
其三，也是对金国打击最深重的一点，下诏北部诸边，尤其是与金国交界要道、关卡，封锁一切通往漠北的贸易通道，禁止一粮一茶、一盐一铁流入金国辖地，经济制裁手段直接使上了。
没错，就是在金国与饶乐国激烈对抗的那几年中，汉帝国这边与漠北的经济联系也没有中止，还是有许多商人通过明面的、秘密的交易路线，将金国急需的物资转卖过去，甚至包括一些武器装备，那段时间，也是北境走私犯最猖獗的时候，赚钱正当时
随着朝廷三项大令的下达，虽然没有大动兵，但整个帝国北疆的气氛也随之紧张起来了。饶乐王刘昕那边，总算松了口气，对朝廷怨言缓解了几分。
而由于经济制裁的缘故，也导致北境走私犯罪活动更加高涨，即便朝廷下达了犯行即杀的酷令，依旧免不了一些商贾以身犯法，尤其是生存在塞北漠南的一些归附部落
同时，经济制裁这一招，对金国来说也的确是好使的，南北的贸易线，一定程度上也是漠北的生命线，当汉帝国的禁令下达之后，很多问题迅速暴露了。而仅靠那些走私活动，显然无法弥补金国对大汉各种物资的需求。
可以想见的，汉帝国的举措，彻底激怒了刘金，也加剧了汉金之间的敌视与冲突。从建隆九年秋开始，汉帝国北疆，西起榆林，东至燕北，处处示警，狼烟滚滚，金兵频繁南掠。
这一回，比起过去几年一些掩耳盗铃的所谓“部族行为”，可要直接得多。虽然规模仍不算大，但都是金国成建制的骑兵，汹汹南来，遇强则避，遇弱则打，遇民则掠
虽说小打小闹，难伤根本，但金兵的袭扰依旧打破了山阳等地几十年的安宁，面对来去如风的金军骑兵，汉军以防守反击为主，虽然取得了一些胜果，但诸边军队依旧被搞得焦头烂额。一些老一辈的漠南士民，甚至怀念起李继隆来，当年李继隆坐镇漠南时，可只见李继隆领军北上，抄掠契丹，可不见北军南掠。
汉金之间撕破脸皮，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实际上，刘金也是看准了汉帝国北顾无力，虽然以大汉的实力，南征北伐并举，也不是什么难事，但皇帝刘文济显然不愿意那样冒险。
经过一番明火执仗的试探之后，精明狡猾的刘金捕捉到了这一点，于是在进入建隆十年之后，减弱了对大汉北部诸边的袭扰，而是再次集中力量，东征饶乐国。
在汉军不亲自下场，仅凭饶乐一国之力，靠着一些“援助”，显然是无法力却如狼似虎的金兵。饶乐国自大王刘昕以下，终究不像中亚三国那般能打，毕竟所处环境不一样，经历的磨练也不一样。
再加上，在金国与饶乐、汉军的多次交锋之后，金兵也开始尝试着使用火药武器了。他们火器，一部分来自战场缴获、袭扰掠夺，一部分则来自仿制（刘金尤其重视对饶乐及汉境各种工匠的掠夺，尤其是能打造战争机器的工匠），生产出的哪怕是劣质品，那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进步。
因此，到建隆十一年夏，刘金实现了对饶乐攻伐最大的一次突破：兵围兴国城。这一围，就是一个多月，不只围城，还有攻城。
金兵役使数以万计的奴隶兵，向兴国城头发起蚁附进攻，再配合火箭、弓弩、石炮这样的远程武器，还真给兴国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若不是饶乐王刘昕德高望重，能得人心，有一干忠诚的臣民为之据城死战，刘昕差点就被金兵俘虏，成为帝国之辱，宗王之耻
兴国能够保住，除了饶乐国拼死抵抗之外，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援应。当然不是帝国朝廷，得知兴国之困需要时间，决策反应、调度筹措更需要时间。
解饶乐王于危难的，是另外两个人，安东王刘继覃以及燕山北道都指挥使董从俨（董遵诲之孙，由于董遵诲在北伐之后曾长期镇守临潢府，几十年后，董从俨再任此职，在燕北军政坛间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得知兴国被围，与金兵也算老对手的董从俨，立刻便察觉到了这一次的不寻常，一方面派人打探，一方面调集了两万边军、团练，亲自率领，北上驰援。
燕北汉军主动出击救援，虽有些让刘金意外，但在得知消息后，反而大喜，觉得这是一个重创汉军的好机会，甚至于，是一个一举将饶乐、燕北同时囊括入金国版图的天赐良机。
在董从俨军行进到白城以西、他鲁河畔时，遭遇了由刘金亲率的四万金兵的袭击。这一回，刘金吃足了苦头，董从俨在应对金兵袭击上早有充足准备。
即便金兵人数倍于汉军，但没能在前几波冲锋中，击垮汉军军阵，他们就失去了速破“董军”的机会。相反，在懂从严从容不迫的指挥下，汉军结阵自守，稳中有进，甚至发起局部反击。
在汉帝国的军事历史上，有无数战例可以证明，当汉军结成军阵之时，只要指挥体系不乱，士气不泄，在他们的“领域”内，就是无敌的。董从俨，只是用几年的时间，让燕北汉军找回了一些被岁月磨平了的东西。
陷入短兵相接的混战之后，刘金也感觉到不对劲，等他调整战术，摆脱与汉军军阵的厮杀时，已伤亡三千余人。接下来的五日，双方就在他鲁河边对峙着，金兵严密监视汉军，汉军则在董从俨的指挥下，浑然无惧，不动如山
一直到兴国城那边传来消息，金兵败北了，刘金留在兴国监视城池金兵，安东国大将刘尚远率领一万军，联合城内守军，一举击溃金兵，斩首数千级，余者狼狈而逃。
得知此消息，刘金大惊失色，再也顾不得与董从俨军纠缠了，迅速撤兵。董从俨见机，亲率燕北铁骑追击，在馒头山东麓遭遇金兵反击，折兵上千。
从他鲁河到兴国城，刘金遭遇了自他灭契丹、反汉以来，第一次重大失利，狠狠地打击了其骄狂之心。而从这一战开始，也彻底掀开了汉帝国反击乃蛮金国的序幕。
董从俨之出兵，后续还引起了一个插曲，朝中有文臣攻讦他，说他未经请示，擅自动兵，玩忽职守，置燕北安危于不顾。直言其若兵败，燕北有失，董从俨罪责难逃，甚至有指责他在最后追击刘金过程中的损兵折将
所幸，刘文济还算清醒，没有被带进沟里去，董从俨的决定虽有有待商榷之处，但不管是初衷还是结果，都是值得肯定的。他刘文济，还没到容不下将帅一些临机决断的程度，因此，他不只褒奖赏赐董从俨，还将上表的几名朝臣，一并发配到燕北都司下属听用。
至于安东国出兵救援，则在情理之中了，毕竟饶乐若有失，他们就将直面金国威胁，为了安全利益，也得有所作为，这也是刘文渊留下的一干辅政重臣的共识，并且让刘尚远这“三驾马车”之一亲自领军。
须知，在刘文渊时代，安东国与饶乐国之间的关系多有不睦，因为刘文渊对他十四叔的慢待与蔑视，不过，经此一战，从刘继覃开始，两国关系开始有了彻底的改善
世宗篇46 北定漠北
建隆十一年初秋，在兴国之战还没有一个明确结果上传抵京时，皇帝圣躬驾临岳桦宫，看望抱病在榻的母亲萧绰。萧太后常年修身养性，少俗务繁累，因此身体一向保养得不错。
然而，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毕竟已过古稀之年，过去几年身子骨一直不太好，用再好的药补都无大用，让刘文济深感忧心。
萧太后，不仅是刘文济的母亲，更是他一路走来登上皇位的最大功臣，是几十年隐藏于他身后最重要的谋主。可以说，刘文济能有今日，是萧太后一手造就了他，也可想而知刘文济对萧太后的感情。
看望之余，刘文济以当年“契丹亡国”之事向萧太后致歉，但他还是小瞧了老母亲，萧后在契丹事上不说话，不是以沉默表示不满，只是不便开口罢了。
感刘文济内心之复杂多虑，萧太后仍是她坚持了几十年的态度，身心已入中国，再无契丹。刘文济又咨之以漠北事，人老心明的萧太后，认识依旧清醒，意见很明确，乃蛮金国，宜早除之，草原大漠，宜分治之。
经过与老母亲一番简短却深刻的谈话后不久，刘文济彻底下定北伐大漠、攻灭金国的决心，并且，就在十一年秋，在秋高马肥，金兵最常南掠的季节，朝廷出兵了，正式开始直面并解决漠北之患，也拉开汉帝国对乃蛮金国全面反击的序幕。
当然，这是基于滇黔之乱进入尾声，西南大局趋于稳定的前提，否则以刘文济在军事上的稳重与谨慎，也未必就会如此急切。
综刘文济统治生涯，虽然一直面临着各种来自朝野内外的压力，但他对自己的作为也向来是清醒的，他极度渴望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神圣而华丽的外衣，但绝不包括军事冒险。
不管是滇黔之乱，还是漠北之患，最终诉诸于军事打击，其主要目的仍是为帝国的安全与统治。即便忍耐持重若厮，在发动北征之时，还是有人忍不住挑刺，闲言碎语，含沙射影，指责朝廷南征北战，是在穷兵黩武。
太和楼中的清谈阔论可以当耳旁风，那里议政之风从来开放，有反对也必有支持。真正让刘文济感到糟心的，还是朝中一些官员的意见，还是他比较倚重的文臣。
比如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刘筠，就以西南未定、不宜北征上书谏阻，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北征不利因素，希望皇帝能偃武修文，以安天下人心
对于刘筠一番建言，刘文济是出奇地愤怒，收到奏章后，即将刘筠召至驾前，狠狠地批判驳斥了一番，然后将其贬到漠南担任学政，让他在狼烟四起的塞北，亲口问问边地的军民，天下可安？人心可定？
刘筠是雍熙朝的进士，曾与大学士杨亿并称“杨刘”，在才学上虽然不如杨亿那般有灵气，但凭着扎实功底、清简风尚、标准道德，几十年下来也成为帝国文坛巨匠，士林领袖。
刘筠曾任中书舍人、知制诰，也曾知贡举，还常年在政法大学堂担任教授，还在那里，与考入大学堂的包拯结下了一段师徒之缘，他是“包大人”的人生导师与仕途上领路人。
刘文济对刘筠抑或持类似观点臣僚的愤怒，根本原因在于，他被双标了，这是尤其让他讨厌，撕裂他内心的行为。要知道，建隆九年时，他为何按捺不举，就是因为顾及西南。
如今，西南已然大局在握，正欲向北安民建功，刘筠等臣又拿此等言论来劝阻乃至指责，这十分让刘文济怀疑他们的居心。甚至于，让刘文济产生一种，他对这些文臣“太好了”的反思，否则岂容其如此放肆。
心情激愤时，刘文济是很想拿世祖时期的诸多大征来举例的，与之相比，他的建隆时代就已经不只是克制了，但依旧免不了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者。
然而，刘文济心里又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他毕竟不是世祖皇帝
汉帝国于建隆十一年秋进行的北征，严格意义地来讲，只能叫“汉军出塞”，不管从目标上还是规模上，都只是朝廷大举北伐灭金的一个前奏，但真正动员起来之后，就奔着决战去了。
对于和平多年的帝国军队来说，即便常年保持着不错军事装备与训练的边军，从治安维持转移到真正的战争轨道，这种变化依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因此，此次秋伐，汉军出动军队的规模并不大，只分两路进军，一路以萧惠为主将，率领禁、边骑两万五千余军，自漠南出，远击漠北，目标直指金国腹地的地舻朐河流域，在那里分布着诸如塔懒、河董等自契丹沿袭而下的城池，是漠北草原中部核心，也是连接东西，维系金国对漠北那并不牢靠统治的要害通衢。
萧惠，这个契丹族出身的大将，这把刘文济磨了整整二十年的刀，终于到出鞘的时候，被用在漠北事上。同时，这也是时隔近六十载，大汉铁骑，再度横涉大漠，远征绝域。
当然，仅从地理环境与时代背景来说，漠北之于汉军，已经不算绝域了，至少不像过去那般陌生，同时萧惠军不只全部骑兵武装、高度骡马化，还有一大批草原部族作为仆从向导。
在契丹灭国后那些年间，帝国朝廷可不是什么都没做，全然坐观金国的扩张、与饶乐的厮杀，至少在漠南地区，山阳道司对南附的原契丹国民进行了相对妥善的安置与约束，奉枢密院军令对溃散之契丹兵卒也有了重新编练，对漠南的地理气候、金国金兵都有更为详细的了解、整理、熟悉，一切的一切，都是为动兵之用。
而出漠南之萧惠军，仍然只是一支偏师，朝廷真正的大动作，正是在“汉金”交锋第一线，饶乐、燕北地区。燕北都指挥使董从俨，在兴国之战中的表现，获得了刘文济的信任与大胆起用，直接被任命为漠北行营都部署，总燕北、饶乐、安东及一部分山阳边军，计七万步骑，北讨金国，目标大泽地区（呼伦湖）。
当然，名义上的北伐统帅，这个名誉，刘文济给了饶乐王刘昕，作为一种安抚，而老王爷在常年与金国的鏖战中，又经兴国之围，已经病倒了。因此，董从俨就是东路军实际的主帅。
王师一发，地动山摇，漠南、燕北这两路军加起来，就是十万大军了。到此时，刘金才真正感受到，与一个认真的、强盛的中央帝国交手，究竟是怎样一种体会，过去十多年的胜利，多多少少给他带来了一些错觉，即便他自认已经足够冷静了
汉军北上之时，刘金仍驻静边城，率领部众在大泽及周边草原就食恢复，兴国之败，对他而言算得上一次大挫败，但还不算伤筋动骨，伤亡严重的是征服不久的仆属部卒，他乃蛮本部精锐，死伤还不算严重。
因此，在汉帝国北疆进行动员的时候，刘金也在休养恢复，集兵聚将，准备趁着秋高再度南下，找回场子。恰逢汉军北上，这正合刘金之意，汉军送上门来，正可借主场优势歼之。
面对帝国联军汹汹而来，刘金并不畏惧，他使用其一贯的战术，派出数支骑兵，轮番南下，骚扰迟滞汉军，意欲在“疲敌”之中，寻找战机。
事实证明，董从俨在兴国之战的表现，并不是昙花一现，对于金兵的战术，他早有应对，行军的军阵，诸军的任务，应急准备措施，他安排得井井有条的。金兵的疲兵战术起到了作用，但并不大。
当然，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汉军充分的准备，步骑结合，是汉军对付游牧骑兵传统战术，这个传统也再度被董从俨使出来了。
金军兵少，那是来送；兵众，足以拒之；若是来攻，更是求之不得。因此，到九月底时，董从俨军历经辛苦跋涉，终是成功饮马大泽，遥指静边城。
在这个过程中，刘金做了诸多努力，但一无法阻止汉军进兵，二则难以寻到真正有利的战机，只能一步步眼睁睁看着汉军的阴云笼罩在大泽草原。
而进入大泽腹地之后，汉军在行动就积极多了，兵分两路，一路由安东国大将刘尚远统率两万骑兵，游弋搜猎，寻找金兵主力，董从俨自己则率领中军步骑，继续向静边城挺进。
这种局面下，刘金最终选择撤出静边城，将之拱手相让。倒是刘尚远军，刘金与之交手几次，但没有一次达成目的，一是刘尚远能打，汉骑难歼，二是不敢投入全部力量，怕被汉骑纠缠上，引来主力。
在一种相持拉锯的局面上，双方从秋季纠缠到冬季。入冬之后，天气渐寒，刘金再度改变战法，他抛却老弱，放弃大泽部众，任其避祸，集结了五万精骑，备足粮草，躲了起来，同时截断汉军粮道
刘金是发现了，正面与汉军对抗，还是很吃力，即便胜了，死伤也严重，因此，他打算借“长生天”的力量，寒冬的漠北有多可怕，他再清楚不过了，而七万汉军，想要生存下去，困难是格外艰巨的。
刘金的判断并不能算错，因为在这个冬季，在静边城冻死冻伤者，数以千计，但东路汉军出征之前，携带有充足的军粮，除了专门的辅兵，每人每马皆负三月干粮，同时在战事前期，一直有源源不断的粮草从燕南—燕北—饶乐送抵前线，虽有不少在金兵的袭击下损毁了，但成功抵达前线的仍旧有不小补足。
从寒流席卷，天降大雪，以及金兵躲避兵锋开始，各部汉军在董从俨的命令下，便进行严格的补给配发，节省口粮，以静边城为依托，生生扛过了整个冬季。
同时，出征的汉军，不管是塞北还是饶乐、安东，对寒冷的耐受程度上，也并没有刘金想象般的差，尤其是燕北、饶乐、安东之军。
即便如此，汉军都死以千计，熬到后面，军中也开始杀牛、杀羊乃至杀马。而作为对手，在漫天雪白之下，刘金统帅下的金兵，同样死伤惨重，天地之力，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只看谁更能熬。
当然，在这场对峙中，最惨的应该是那些当地部民，他们被刘金抛弃了，抛弃之前，还被收缴了大量口粮及牲畜，等待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为了战争，为了击败甚至全歼汉军，刘金不顾一切，采取了最极端、最残酷的策略，
很大泽部民没办法，选择往静边城的汉军投降，希望获得口粮，求得活命机会，但汉军连自己都尚且顾及不全，又怎会在意这些敌部的死活。
草原上的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这是极端恶劣地理气候条件造成的。等到十二年春，当气温渐渐回暖，冰雪逐渐消融，刘金依旧未能等到他期待的战机。
汉军在充足的准备之下，虽然死伤不少，但依旧坚持着，并且积极迅速地派军，打通粮道，在汉骑的护送下，来自汉帝国的后勤军队，继续跨越千里，向静边输送着粮草。
面对这种情况，反是刘金统帅的金兵主力，已经趋于崩溃。到最后，从拒敌之战，变成生存之战，在小心观察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向一支五千多人的汉军后勤军队发起突袭。
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那就是董从俨给刘金设的一个诱饵，在一种马瘦毛长、兵困粮乏的局面下，汉金之间展开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会战，也是决战。
但交手规模，可比开战之初的声势小多了，汉军分前后军共六万多人，金兵不足四万，会战的结果，汉军全胜，金兵惨败，几乎全军覆没。
在一种近乎绝望的疯狂之中，很多金兵都不愿逃跑，要么战死，要么投降。最大的意外或许在于，刘金这个称霸一时的枭雄也倒下了，死在一支不知发自何人何弓的流矢之下，既不英雄，也不壮烈。
随着的刘金的头颅，被飞马传送洛阳，漠北之患也进入到收尾阶段了。这是一个很出人意料的结果，很多帝国大臣都看不明白，为什么滇黔之乱，持续了三四年，而明显更加强势难缠的乃蛮金国，竟然被董从俨一战而定。
当然，漠北的平定，也并非东路军一军之力，在汉金双方于大泽地区艰苦鏖战之时，萧惠已然率领汉骑，将漠北中西部一扫而空，若非天候的原因，都要挺进空虚的乃蛮老巢了。
于汉帝国而言，这场战争，最大的消耗，并不是漠北战场上的损耗，而帝国动员北方却未尽其用，从而造成的大量非战损失以及浪费。
同时，金兵之败，刘金之死，只是漠北走向平定的一个开始，余乱又持续了三年多，主要是刘金后裔以及乃蛮余部，在漠北继续为祸。
不过，随着建隆十四年，萧惠率领种世衡、狄青等将，横扫漠西，踏平乃蛮诸部，勒石金山之后，漠北广大地域方才再度进入一个长期的安定状态。
当然，乃蛮人在漠北的痕迹也并未完全消除，一部分西迁，一部分被朝廷册封的草原部长吞并，还有一部分逃到北边，与翰难河下游地区的蒙兀室韦逐渐融合。
乃蛮金国崩溃之后，漠北地区可谓满目疮痍，一派混乱，这一回，帝国没有再继续放任一个什么游牧政权了，而是建立了一个直接听命朝廷管辖的漠北都护府，下设统军、巡抚、税务三司，分区分别管理当地部族。
漠北的平定，是刘文济统治下大汉帝国走向极盛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这场几乎波及整个帝国北方的战争，主要成就了两个人，一董从俨，二萧惠，两人皆以殊功，进入枢密院，成为刘文济统治中后期帝国军坛的重要风云人物。
世宗篇47 封禅
建隆十五年（1032）秋，兖州府，泰山。
作为帝国最具知名度的山岳之一，常年受到官宦子弟、文人墨客的青睐，过去的几十年间，无数才士，慕名而来，齐鲁之地的学子们，也往往将之作为游学采风的圣地。不只是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更因为世祖皇帝当年那一番壮举：封禅。
从建隆十五年初开始，兖州官府就对泰山地界进行封山了，禁止采伐、出入通行，同时官府调用了大量人物力，对泰山的道路、建筑进行翻新工程。
动静闹得挺大，而一切的举措，都只源于一点，当今天子，也要封禅了！这件事，从建隆十二年，传首乃蛮贼寇刘金之后，就已经开始酝酿，一直到十四年，南北再无大战，关河一片宁定，方才正式进入朝廷的讨论议程，到十五年，进入落实阶段。
关于封禅，在朝廷内部实则是有莫大争议的，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以尚书令韩承均为首先的一批大臣，明确表示反对，上书谏阻。
虽然臣僚们在遣词造句上有诸多为尊者讳的考量，但其中表露的意思很明显，以其功德不够。毕竟，世祖皇帝当年何等功德，在封禅之事上都那般谨慎重视，拖到开宝十一年方才踏足泰山。
太宗皇帝十四载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文成武德，世所敬仰，最终也谦虚地婉拒群臣所请，没有踏出这一步。你刘文济，才取得多大的功绩，竟然要超越皇考，媲美世祖了？
说到底，刘文济虽然已经压服群僚，实际掌握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但在大汉许多权贵的心目中，他是远无法与世祖、太宗相提并论的。
大汉帝国能够今日之盛世，那是群贤众正鞠躬尽瘁的结果，南方弥乱，北方荡寇，也是曹玮、董从俨这等柱石将帅与数十万将士之功绩。
刘文济封禅的意图，既突破了持此等想法权贵的心理“底线”，也从现实的政治利益上，挤压着他们的空间。反对者们，与其说是在卫道，卫世祖，不若说是为了话语权而撸起袖子与皇帝干，永远摆脱不了“权力”二字。
结果嘛，毫无疑问以皇帝的完胜而告终，韩承均这个帝国有史以来最“平庸”的首相，也因此丢了位置，被降格以侍中衔致仕。
同时与韩承均被一起黜落，还有一大批勋贵及官僚，在对抗君权的关键性问题上，贵族集团与庶族集团之间，似乎也不是没有合作的空间
事实上，到了建隆十四年，刘文济已经在位17年了，进入这个阶段的他，要真想在帝国领域内做成什么事，只要抛开顾虑，那就没有真正能阻止他的人与势力了。
何况，封禅之事，也不是皇帝单打独斗，那也不是刘文济的风格，他要做什么事，从来是谋定而后动，并且总少不了一群“小弟”在前冲锋陷阵。
而在朝中，为刘文济操持推动此事的，乃是丁谓、王增、曹利用三臣，这三人，一个奸伪能干，一个当了十多年宣慰使惯吹会舔，一个是从龙旧臣加宰相，每个人都有一干党羽，具备特殊政治影响力，造出足够的声势来。
有这么一群“忠臣干吏”为之操持，刘文济可是省却了诸多麻烦，最终也是在一种百官请命、万众拥戴的氛围下，三辞其请，而后降诏封禅。
在兖州知府赵诀及一众僚属的陪同下，帝国宰相丁谓亲临，巡视泰山工程与封禅大典准备事宜。丁谓此行，自是先一步抵达，替皇帝打前站，将典礼仪备再确认一遍。已经年近七旬的丁谓，如此亲力亲为，毕恭毕敬，目的自然不单纯。
皇帝封禅，对于已经多年居庙堂之高的丁谓来说，也是一场极其重要的政治投机。能够让丁谓拉下老脸，不顾非议，强行掀起舆论，推动皇帝封禅，根本原因，还在于尚书令这个帝国“首相”位置的诱惑，这是他致仕之前最后一次向人臣之极发起冲击。
或许是追随“老板”的不同，丁谓在大汉政坛士林之间的名声并不如“赵宋朝”时那般狼藉，甚至始终保持着一个能臣干吏的形象。
丁谓历仕三朝，也就在康宗朝时因逢迎之行举，为人鄙薄之外，在其他时期表现，都是标准的青年才俊，忠臣能吏，柱国名相
当然，丁谓也绝不是那种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见风使舵、剑走偏锋的事情同样干了不少。擅长揣摩人心的同时，心胸气度却十分狭小，报复心理极强，在湖北任职期间，下属一名郑姓官员因酒醉一时口嗨拿丁谓的相貌开玩笑，为丁谓所知后，被逼得丢官罢职、家财散尽、背井离乡，最后远走海外
当年，寇准为尚书令时，丁谓因“溜须”为其所笑，便生隐恨，在寇准罢相的过程中，也推波助澜，甚至想着将寇准直接黜为庶人，只不过被刘文济拒绝了。
结党营私，也是丁谓一个为人诟病的地方，他的兄弟、侄子，全部都有官职在身，更别提其党徒门生了，比如兖州府赵诀，就出自丁谓门下，特地被他安排到这里操持封禅准备事宜，甚至大胆地以张齐贤故事勉励之。
而所有的短处与缺点，都不妨碍丁谓成为建隆朝名噪一时的能臣名相，过去的十多年，他在朝中历任都察使、财政使、吏部尚书，每一任上，都有实在的作为与突出的贡献，是刘文济手中一把十分好使的刀，尤其用在政事执行与政治斗争上。
尤其在寇准罢相后的五六年中，更是突飞猛进，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斗倒了王钦若，取张知白而代之，又借着封禅之议整垮了韩承均，虽然最终决定权在皇帝那里，但丁谓于其中纵横捭阖、推波助澜，也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今，丁谓只差最后一步，在他看来，只要让封禅大典顺利进行，封禅成功，他就可以藉此登上尚书令的宝座。在韩承均罢相的半年多中，尚书令的职位可空缺着，这是几十年来的头一次，政事堂大权真正由众相公分掌，轮值领班。
虽然，丁谓已然年近古稀，但玩政治的，年龄从来都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权力也素来是灵丹妙药，能够延年益寿。自雍熙年进士入仕，丁谓已经快在政坛打拼四十年了，既到最后的关口，怎能不再拼一把。
需要提一嘴，在建隆时代逐渐发展到它完全形态的过程中，帝国高层权贵之间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尤其在寇准之后，中枢更是山头林立，“群雄争霸”。
各种权力斗争、政治角力，层出不穷，并且，矛盾并不局限于君臣、贵庶、南北这些“固有”的对立之间。就拿王钦若与丁谓之间的争斗来说吧，二人都觊觎首相之位，也都想做庶族官僚第一人，成为皇帝最倚重的大臣。
同出自南方，但出身履历是两种典型代表，上升到狭窄的政事堂，在权力名利之上，矛盾更加尖锐，几乎互视为异端。这其中，也未必没有皇帝放纵的原因。
而王钦若最终倒台，明面上虽有党同伐异、徇私渎职等罪名，但根本原因在于，他私结宦官，窥探内廷，犯了皇帝的忌讳。
在建隆朝一种极度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之中，随着人来人去，新旧交替，原本那种界线分明的政治斗争形势，却逐渐变得混沌起来，贵族集团与庶族集团之间，参差交汇、盘根错节，依旧矛盾重重，但合流的情况也不少见。
而朝廷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理性的斗争，政局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的稳定，最大的功劳，却得落在皇帝刘文济的头上，因为他成熟的灵活的政治手腕。
刘文济虽无法同世祖、太宗相比，但在建隆时代，他也的的确确是帝国的定海神针。很多人潜意识里对这个皇帝不满意，但很少去思考，如果没有这个皇帝，帝国将会走向何方，他们又将如何自处
山下的五色祭坛再度恢复到六十年前的瑰丽，山间的梯级再度经过扩张与整葺，有如天街，直通天庭，山上的功德碑
拾级而上，至登封坛下，丁谓一行人不由住步了。六十载的风霜雨露，让功德碑身上满是岁月的痕迹与积淀，那浸透着世祖辉煌功绩的历史厚重感，让每个人心头都仿若压上了一块石头。
没有多少犹豫，丁谓带头向世祖的功德碑行叩拜大礼，只是，稽首之际，丁谓心情格外沉重，望着大碑边为刘文济准备的小碑时，甚至生出了些恍惚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但却是丁谓鼓吹推动封禅以来，第一次从内心感到彷徨与不安。丁老相公情绪的变化，没能瞒过人，但旁人难明其意，巡视既毕，对赵诀这个门生的表现也只是简单夸奖了两句，并点出为封禅搞得兖州物匮民疲之事，让他好生在意，銮驾将至，不要闹出什么不好看的场面，坏了封禅，谁也担待不起。
而回馆驿下榻后不久，丁谓就病倒了，这病来突然，导致他连封禅大典都没能参与，同时也丢掉了唾手可得的尚书令之位。
刘文济起先还真打算让丁谓干几年首相，但身体有亏，那就没办法了，最后让时任尚书仆射的陈尧佐捡了个便宜，曹利用进位兵部尚书，王增任工部尚书，张俭接替丁谓担任吏部尚书。
当然，刘文济也没有亏待丁谓，以其为尚书仆射，继续担任“副相”的同时，还加他司空衔，依旧位极人臣，但从结果来看，丁谓颇受打击。
建隆十五年，九月二十三，大汉帝国刘文济封禅泰山，时年五十七。
世宗篇48 建隆十八年
建隆十五年冬，皇太后萧氏病逝于洛阳岳桦宫，享年八十。皇帝刘文济正处泰山封禅归途，噩耗东传，闻之痛哭，乃至惊厥，行营震动。
对萧太后之崩，刘文济除了悲恸难抑，另有难言之愧疚，问题还是出在封禅之事上，萧太后此前是明确反对他行此大典的。
基于此，刘文济很难不往“太后是否被他气死”的方面去联想，哪怕只是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足以让刘文济追悔莫及。
同时，四十年后再临泰山，以皇帝之尊，藉文德武功，祭告天地神祇、祖宗英灵，本该是志得意满，豪情荣耀，然在事实体验上，并不是太好。
屹立泰山之巅的世祖功德碑，于刘文济而言，比泰山本身更加威严肃穆，更让人感到卑微。刘文济的内心还是其骄傲一面的，站在碑下时，也难免有自惭形秽之感
因此，封禅大典虽然最终如期顺利进行并落幕，但在登临泰山之巅的那一刻，刘文济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些悔意的。萧太后之死，则加剧了这种愧疚，甚至生出“万方之罪，加诸朕躬”的心理。
回到洛阳刘文济，为萧太后举行了一场堪称轰动的国丧，规模之盛，远胜当年慕容太后崩逝之时，让内阁大学士朱祺为其立传，述其睿智、坚贞、端重、贤明，同时加尊号孝章明皇后。
萧太后一生，对刘文济的成长成就有诸多助力，尤其在一些关键事务上的关键建言。其崩逝，也是对刘文济的最后一次提醒，并且作用很大。
至少从建隆十五年封禅之后，刘文济收起了他那些难以抑制的志得意满，以及矜功伐能的行为，一直到其驾崩。
建隆十六年四月，枢密使曹玮以疾薨。老国公、枢密使杨延朗，于建隆十三年薨于府，曹玮则以克定西南之功，还朝之后，顺理成章地晋位枢密使。
曹玮死后，皇帝以殿前司都虞侯折惟昌继任，又升擢董从俨、萧惠两个灭金统帅为枢密副使，重新建立大汉帝国的军令管理系统。
但是，这样的安排，也导致军令系统内的矛盾加深，曹玮也就罢了，有西南之功的弥补，论什么方面，他当枢密使都没人能挑战。但折惟昌的话，虽然同出名门，但董从俨可不甚服气。就一点，西南之功与漠北之功，孰重？
从曹玮开始，帝国又一轮高层变动的阀门仿佛打开了。十六年秋，宰臣、兵部尚书曹利用罢相，他这个宰相，只当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曹利用罢相的原因，归根结底就四个字：恃宠生娇。而作为刘文济潜邸心腹，从龙重臣，他也有生骄的资本。这是贯穿他中枢生涯的表现，只不过，在各种时期表现程度不一罢了。
而一旦失了分寸，没了边际，就容易变“宠”为“怒”，惹来祸事。早在拜相之前，曹利用便经常吹嘘彰显自己与皇帝的亲厚关系，吃点酒就喜欢拿当年潜邸之时的“小故事”来分享。
等到泰山封禅成功，自诩又为皇帝实现了一桩功德，更加志骄意怠，忘乎所以。兴致起来之时，君前失仪也就罢了，但他喜欢自矜其功，尤其是“封禅之功”，就越发让刘文济厌烦了
曹利用是幸运的，如果是封禅之前那段时间的刘文济，以其心理状态，面对这种情况，能不能活命都要打个问号。所幸，刘文济最终还是顾念几十年的君臣之情，给他留了一份体面。
以青唐（西宁）地区人情不稳，遣曹利用为青唐巡抚使，前往坐镇，剿抚治安。青唐地区，乃是世祖朝时，大将杨廷璋追剿甘州回鹘余部，一并拓地收复的。
在行政区划与军事戍防上，河西、陇右分别负责。而青海湖东边的青唐地区，则属于陇右道治下，不过六十多年下来，陇西道司经营重点仅止于河湟，至于更西边，实则处在一种相对薄弱的状态。
不过，由于朝廷对西北的重视，精兵镇守，一直没有大乱。不过，在最近的二十来年，在青唐地区却慢慢崛起了几个股吐蕃势力，或以信仰惑人，或以族裔聚兵，比如妖僧李立遵、邈川族首领温逋奇。
当然，二者在壮大势力，扩张影响的同时，也不忘向陇右官府表示恭顺，年年上贡，又以茶马贸易为名，积极沟通，方才保持着稳定。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两股势力都开始不安分了，河湟地区吐蕃诸部的斗争愈发频繁激烈，相互吞并，旧有的秩序开始紊乱了。陇右道官府不无作为，也曾派兵镇压，但只收一时之效，渐渐的，河湟、青唐之情状，也上达天听了。
曹利用西行前，刘文济还专门召见他，请他吃了一顿酒，并难得动情与他追忆当年往事。最后，方才表露，朕有意君臣之谊长久，然你过去的表现，令人失望。
你虽然年逾六旬，但老骥伏枥，青唐不是善地，戎狄不可轻定，倘若能够幡然醒悟，追旧志，立新功，克定河湟，东京昭烈庙，西京功臣阁，仍不失一席之地。
辞驾离宫之际，曹利用的眼眶依旧是红润的，皇帝交心之言，对他来说，是大有触动的。曹利用少立大志，要报效国家君王，虽然骄矜猖狂，但他对刘文济的忠诚却是矢志不渝的，以情性烈，在遭贬之际，已存死志。
而刘文济一番话，不只打消了他原本的“计划”，还让他认真反思己过，牢记初衷，誓要抚定青唐，还河湟关山安宁，以报皇帝知遇之恩。
从曹利用身上，能够充分体现出“过而能改”、“有志不在年高”的道理。自西赴青唐，曹利用便将全身心投入到对当地部族的招抚平定中，政治上分化拉拢，军事上严厉打击，将余生的时光，尽数付出在高原之上。
在他巡抚青唐的几年间，先后将李立遵、温逋奇两部制服，夷其族，散其部众，进一步加快了青唐地区的汉化程度，也为后续更加繁荣活跃的青唐茶马经济打下了雄厚基础。
曹利用最终也是在巡视海西地区时，中风而亡，就和离京时刘文济与之的约定那般，低头而走，昂首还朝，昭烈功臣，位居其间，长享香火。
曹利用之后，刘文济又以殿中监萧恭任兵部尚书，拜相，对于这个出身契丹、才干卓著的股肱之臣，刘文济谨慎地用了二十年时间，方才大大方方地将其扶上政事堂的高位，任其发挥才能。
从张俭、曹利用，再到萧恭，也彻底形成了文臣主掌兵部的习惯，当然，这三者都不算单纯的文人，都是熟知武略的文臣。
建隆十七年夏，丁谓罢相。名义上是因疾以本职致仕，实则是有人匿名举报，将丁谓早年党同伐异，迫害忠良，奸伪祸国的一些罪行举报，再加上皇城司那里保存的一些丁谓黑料，两相结合，刘文济对这个老臣也不再容忍了。
当然，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丁谓也犯了和王钦若当年一样的忌讳，交结内宦。不过，丁谓这个人实在是聪明，也很会揣摩圣心，自被皇帝召进宫一番“特殊”的问对后，隔日他便又病倒了，并上表乞骸骨。
这个时候，丁谓已经不惦记尚书令的职位了，即便内心是那般地不甘与慨叹。但是，他也十分清楚，再不急流勇退，连家族兄弟子侄的富贵荣华都保不住了。
另一方面，他既无法，也不愿像曹利用那般，到大西北去吃苦。相比之下，带着点遗憾离开朝堂，退出历史弄潮第一线，将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未必就是坏事。
十七年秋，随着工部尚书王增被委派两浙道布政使，曾经鼓吹封禅的三名大臣，都从帝国中枢去职，这也算是皇帝刘文济的一种表示吧。
十八年，随着盐铁使吕夷简升任财政使，河东道布政使李昭贤升任都察使，刘文济统治晚年时期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建隆十八年的皇帝刘文济，已经六十岁了，不管是作为皇帝，还是单纯作为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迎来最后的时光。
附：建隆十八年大汉帝国诸相——中书令许昌王刘曜、尚书令（首相）陈尧佐、尚书仆射张俭、吏部尚书张士逊、枢密使折惟昌、财政使吕夷简、都察使李昭贤、兵部尚书萧恭、礼部尚书朱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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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酒店，明天都江堰跑马拉松，没空写……
世宗篇49 皇帝迟暮，太子早薨
建隆十九年夏初，洛阳西苑，在一场盛大的揭幕仪式之后，大汉帝国政法大学堂新校正式宣告落成，投入使用。
经过近二十年的摸索、试验、调整，帝国政法大学堂已经彻底融合诸家思想、诸派理念，成为一座百花齐放的学问殿堂，也是帝国毋庸置疑的第一学府。
二十年间，大学堂已经为帝国各级官府衙司提供了三万多名官僚，并且成材率不低，早几批中的佼佼者，已然成为帝国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
到建隆十七年为止，从大学堂毕业、科考入仕之“名人”，已经能列出一长串了，比如：包拯、富弼、韩琦、欧阳修、文彦博
到建隆十八年时，大学堂在校学生已然突破五千人，而此前的学院，地方狭小，设施陈旧，已然无法满足各项教学活动，因此，新校的建设在皇帝的推动下，早早地便提上日程。
而新校的选址也很特殊，就在西苑这片风景秀丽的皇家园苑之中。刘文济不似康宗那般痴迷畋猎，对西苑的使用也很节制，因此二十多年下来，西苑的生态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
更特殊的地方在于，新校是在当年康宗后期那座烂尾的“水晶宫”遗址上，重新起建，修复完善。有此基础，可想而知，帝国大学堂的新校区，是何等瑰丽壮观。兴建工程，费时一年，耗钱两百余万贯，抢赶工期之时，击凿之声，夜以继日。
虽然耗资不菲，但作为培养帝国精英与统治基石的学府，也完全配得上，足表皇帝与朝廷的重视，同时在舆论上多少正面、积极的评论，总归比皇帝拿着国家财税去大修宫室寺观，去实现个人享受要好得多。
宣光阁，是新学堂的中心建筑，为为贡祭先贤及举行大型学院活动之所，阁楼立于水上，阁外是开阔的金龙湖，四条水上廊道稳定地铺开，连接堤岸与阁台，潭中另有四座人造沙洲，广植绿树繁花，春夏之交，极尽妍丽
引伊洛之水灌成的金龙湖边，半头华发的刘文济，就像他的皇祖父那般，拄着一根朴素的竹杖，顺着雕栏柳岸，迎着当空旭日，缓缓前行。
默然良久，方才住步，抬手遮眼望天，又扶栏远眺烈日下熠熠生辉的宣光阁顶，刘文济怅然道：“国如大日，阁生宝气，朕却老了”
陪王伴驾的，除了内侍近臣之外，主要有两名大臣，内阁大学士、吏部侍郎杜衍，以及大学堂校长蔡齐。杜衍乃是唐代名相杜佑之后，康宗朝那唯一一届科考的进士出身，就和几十年来汉帝国诸多有所建树成就的庶族名臣一般，杜衍少时的经历也很艰苦坎坷，虽然免不了一些运气成分，但这也是他们学有所成很重要的因素。
入仕二十八载，从京畿到地方，历职多方，累有政绩，为人称道，到如今，杜衍已成为朝廷一等一的人才，以清廉强干闻名，更是“预备宰臣”。
也是在建隆朝形成的潜规则，当一个部司大臣头上加“内阁大学士”时，那么拜相也就不远了。而杜衍在吏部，主管官吏人才选拔，他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毕竟老相公张俭的年纪也的确大了，皇帝不得不为接下来十年做准备。
至于蔡齐，是深深烙刻着刘文济时代印记的名臣学士，这个端拱二年的状元，虽然在吏能上与他同届的诸多才士有差距，尤与范仲淹相比，但在治学、教育上，却苦心钻研，多有成就。
因此，在不到五十岁的年纪，不只参与完成了《册府元龟》这部大书的修撰，还是《国史》的主编之一，四十五岁时，被刘文济放到大学堂校长的位置上来，这可是从二品的职位，天下学府之首。
当然，刘文济提拔蔡齐，委以重任，除了看重他本身在治学教育上的才器，更重要的，还是他身上所具备的“干净与纯粹”，这可是实实在在，经他这一朝选拔、培养、成长起来的大臣。
事实上，到刘文济统治的中后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人才”，不论嫡庶，成长成为帝国基石，在帝国统治运转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中名气最盛者，便是范仲淹，刘文济可是亲口夸过，这是济世之才。而以范仲淹等建隆时期崛起的一批后进才士，也是刘文济作为一个实权皇帝最重要的底气来源之一。
“陛下春秋鼎盛”见皇帝迟暮叹老，蔡齐不禁出言劝慰。
不过，刘文济可不需要旁人的安慰，摆手打断蔡齐，而后以一种情绪复杂的口吻，语气严肃地吩咐道：“朝廷耗费民钱，便是为修这治学胜地，也没少非议。学堂已经给你们修好了，朕要看实效，定要多给朕，多给朝廷，培养出一些人才来！”
“是！臣等遵命！”闻言，杜衍与蔡齐对视了一眼，紧跟着拜道。
“去，将在校士子们，召集到广文馆，就说朕有话讲“刘文济顿了下，又吩咐着。
“亲闻圣训，乃学子们之大幸，必欣然而往，望眼欲穿”闻言，蔡齐面飞喜色，表示道：臣即刻去办！“
“世昌，你也跟着去吧，朕这里不需侍候！”刘文济冲杜衍也摆了摆手。
“是！容臣告退！”
又将左右随从屏开，一人独处，树荫下，弱柳随风摇曳，刘文济轻倚在石栏边，一脸迟暮的面庞上，老眼尽是迷离，望着波光粼粼的金龙湖，嘴上低沉地呢喃着：
“三弟啊三弟，你的‘水晶宫’未成，但一座宏伟雄阔、传之百世的大学堂，却拔地而起，我这也是匡你之失，赎你之过，你该感谢二哥……”
广文馆，是大学堂主要学馆之一，是平日举行学术活动、会议及考试的地方，当皇帝宣召讲话的消息传开后，整座大学堂都沸腾，一应师生人员无不欢欣鼓舞，蜂拥而至。
其他方面且不提，当今天子刘文济在天下士林学子心目中的地位，是要超过历代先皇的，庶族阶级、文臣集团的真正崛起，恰恰是在建隆时代迎来爆发。
而大学堂的学子，不是权贵之后，就是天下士林、学子精英，也帝国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而皇帝对他们而言，是具备“致命”诱惑的。
熙熙攘攘的广文馆，随着圣躬到来，迅速平静下来，恢复庄严肃穆。刘文济缓步走至台前，俯视着满面殷切的学生们，接受他们的朝拜
原本，刘文济是准备了一大段场面话要讲的，然而，真如此“亲近”地与学子们待在一块儿时，却决定说些实在点的话：
“在场诸位，都是大汉精英，每一人拿出来，都讲得出一番不俗来历，最次都是各道州精心选拔的贡生、童生，优中选优，资质卓越。
朕与朝廷，对尔等也是寄予厚望，希望尔等能够成为大汉的栋梁与榱桷。国家之未来，社稷之安定，黎民之康乐，最终都得靠你们去维持与巩固。今日看到各位，朝气蓬勃，朕亦满腹感慨，只觉朝廷有指望了！
过去的近二十载，有三万余名从大学堂走出，他们大多学有所成，在帝国诸道州发挥着才干与功用，有些已泯然众人，有些则已成为国家柱石，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官场这座大染缸，在是非名利、蝇营狗苟之中，堕落沉沦
后者，朕希望诸位，能引以为戒。朝廷斥巨资，修建如此宏伟瑰丽之学堂，比许多紫微城的殿堂楼阁都要亮丽多姿，只盼尔等能够潜心学习，学有所成，成有所用，才为国家，能为社稷，兼济天下，造福黎民
朕犹记得，少时在世祖膝下读书时，曾听闻这样一番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世祖之器识雅量，盖三皇五帝，绝千秋来者，数十年来，朕默默牢记此言，亦以此言时时勉励鞭策，然世祖之高度，又岂是朕所能企及？
此言，朕珍藏了五十年，今日见机，就将之转赠诸位学子，后生俊杰，望尔等以此自勉！盼他日居高位，判大事时，犹不忘今朝刻苦读书之初心”
刘文济这番话言罢，广文馆内静了好一会儿，方才在蔡齐的带领下，敬拜称是。连老夫子都为“横渠四句”的出世，念念自语，神光焕发，就更别提那些年轻的学子了，几乎每个人都心潮澎湃，热情难抑。也很难想象，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会有学子对这四言，对由皇帝亲口道出的勉励之语而无动于衷。
就在刘文济满腹感慨地结束对大学堂的考察后，回宫途中，收到了一则消息，一则不幸的消息，于洛阳而言更是一道震动朝野的噩耗，极有可能深刻地影响到大汉帝国的未来。
帝国储君，当了二十年太子的刘继礼，薨于东宫弘德殿！
太子刘继礼之薨，属于猝死，大概是心脏方面的毛病。长久以来，太子刘继礼都是一个恭顺孝敬、谦虚有礼、待人以宽、处事有度的人，但在谦逊平和的表面之下，实则满怀心事，满腹压力，甚至一度抑郁。
刘继礼的抑郁，一方面来源于皇父，康宗殷鉴在前，刘文济对于所有皇子的教育培养都十分重视，时时关注众皇子的学习与表现，作为太子，帝国的继承人，受到的关注自然是最多的，而皇帝的严格约束与过度关注，必然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与强烈的不适感。
另一方面，则源自宫廷内外的期待，以及众兄弟们的挑战了，尤其是来自有杨氏支撑的幼弟刘继英的挑战。夺嫡之争，自古以来便是宫廷内部的一个主要戏码，循环往复，从无断绝，而以建隆朝的皇室格局，夺嫡之势的形成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刘继英年纪渐长之后。
而刘继礼，即便有刘文济的悉心培养以及赵王生前多年熏陶，性子偏软，甚至有几分懦弱，这也是面善心狠的刘文济唯一不喜的一点。
但除此之外，对这个太子刘文济还是比较满意的，谦逊知礼，规矩本分，不望其开拓，但该是个合格的守成之主，也相信其能够遵从自己的政策理念。
同时，刘继礼在权贵官僚、文武百官中的名声也很好，他们也没法不喜欢一个性情柔顺、礼节下士、宽以待人的储君。
因此，在刘继礼三十五岁过后（建隆十五年），刘文济便让他真正地参与到朝政大事的处置上来，进一步培养他的实践能力。
这也是刘文济彻底表明对帝国继承人态度的一个决定，几乎直白地告诉宫里朝外那些不安分的人，太子的地位不可动摇，他的意志更不可动摇。
这样的背景下，即便作为大汉帝国有史以来最弱势的太子，刘继礼的太子之位依旧很难为人所撼动，惯性是强势的，帝国近九十年形成的各项制度是成熟完备的，有太多传统保守的势力支持巩固着刘继礼的地位，这份“保守”与“顽固”也包括刘文济本身。
但是，刘继礼自己不“争气”，壮年而薨，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储君没了，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制度，都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毕竟，国本动摇了。
刘继礼死得突然，让无数念其好的人哀惋叹息之余，也打破了皇帝刘文济的既定安排，以及诸多大臣的期望。在皇帝日渐老迈，不堪国事的情况下，更引发了众多仁人志士的担忧。
事实上，还在的刘继礼治丧期间，宫廷内外、朝廷上下不少人就已经蠢蠢欲动了，等丧期一结束，新一轮的夺嫡之争，就刻不容缓地在洛阳城内展开了。
而最具竞争力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由杨皇后所生睢阳郡公刘继英，以及章德太子刘继礼嫡长子刘维箴。
在大汉帝国最巅峰的岁月里，刘文济怎么也不曾想到，在自己的统治后期，他面临的最大挑战，竟是继承人的选择问题
世宗篇50 花落谁家
明明是夏日，崇政殿却多少给人一种阴森压抑之感，殿内的白烛尚未撤去，发髻上明显又添了几分白丝的皇帝，则盘腿窝在宝座里，双肩耸起，后背微驼，默默地翻看着章德太子生前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品与文章。
这些东西，在太子薨逝之后，便被封存起来，以备皇帝查阅。刘继礼生前作品还真不少，诗词歌赋，政论文章，其中还有不少极具文学价值，于刘文济而言，最有价值的东西则是以文见人，了解太子生前那些少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阅之，则不胜感伤，国失其储，父失其子，不论哪一桩，对年逾花甲的刘文济来说，都是一场重大打击。良久，刘文济方才抬手轻轻拭了下发红的眼眶，冲侍立在御前的宦官石全彬吩咐道：“把这些东西，发还东宫，让弘文馆那些学学士、编修，将太子遗著，整理撰写成书，以为纪念”
“是！”石全彬赶忙应道，心中莫名地松了口气。
皇帝的声音虽然沙哑而低沉，但比起前几日，已经平稳坚定了许多，显然正在慢慢地从太子薨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毕竟，偌大的帝国，还需要皇帝陛下支撑着，尤其在国本动摇、人心思动的当下，更离不得老皇帝主持大局。
至少，也得等新太子确立之后
石全彬，时年四十又一，但在皇帝身边当差，已经有七八年了，接的是前内侍行首郑康的班。仅从宫廷内部、内侍诸监系统来说，石全彬算是横空出世了，自世祖晚年以来，基本没有一个“内廷大总管”，像石全彬这样“年轻”。
经过近九十年的发展变迁，大汉宫廷的宦官逐渐形成了三个系统，一自是主掌通侍禁中、出入禁从的内侍后省，这是距离帝后及汉宫贵人们最近的一批人，地位远在其他的宦官之上；
二则是执掌宫廷诸监寺的内侍前省，这是一个事务性的部门，也是宫廷正常生活运转的主要维持者，实权很重，成分很复杂，斗争激烈，问题也多；
第三则是皇城司了，作为与武德司并列，一个以宦官为主体的特务监察机构，注定在宫廷内部具备特殊地位，不可动摇，也容易出人才。
三大系统，各有传承传统，也自有一套规矩规则，甚至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宦官世家”。石全彬就是“宦官世家”的产物，其祖父乃是世祖太宗二朝时宫中的大太监石知颙，是内侍省排名前列的宦官，常年执掌宫中茶酒库监。
而出身内侍前省的石全彬，成为内侍后省的“大头目”，这也是帝国宦官三大系统之间界线打破，在人员、职事、权力上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刘文济登基之初相比，建隆十九年的内廷三大系统，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皇权的压制力更强了，一方面爪牙们越加锋利了。同时，向来固化的人事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或者说变故。
前内侍行首郑康，以收受贿赂、逾制僭越、干预朝政、欺官害民、凌虐生灵等罪被处死。这是明面上的理由，根本原因则在于他与前宰臣王钦若相互勾结，暗通款曲。
同时，执掌皇城司二十载皇城使蔡敬也在两年前遭贬，然后彻底消失，杳无音信，背景则是丁谓乞骸骨，其中有什么关联，不言而喻……
石全彬奉圣谕办差，离开未久，一名小黄门来报，皇城使陈巍求见。陈巍亦是内侍省黄门起家，其祖父名为陈延寿，最初乃是南粤国权宦之一，因早早投靠大汉，输诚于朝廷，潘美平定岭南之后，也顺利以“功臣”身份进入汉宫当职，就此延续下来。
而陈巍此来，自有要事汇报，在章德太子刘继礼薨逝后的这段日子里，整个宫廷内外，怕是没有比皇城司更紧张忙碌的衙司了。
一方面要彻查太子之薨背后是否还有隐情，另一方面，则是受诏命监控京畿之内一切动向，以刘文济之老谋深见，如何不知刘继礼之死给朝廷带来的重大影响。
这段时间，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在皇城司高效的努力下，无数消息向刘文济这边涌来，几乎将之淹没，而每一则消息，都会让他那颗阴沉的心，再度蒙上一层阴影。
当然，以刘文济这等老皇帝的见识经历，对于京中风波，不说心如止水，总归能够看淡几分，他年轻时候也那么过来的，这种场面不足为奇。
真正让刘文济感到心塞难受的是，有些人是真欺他年老，变得肆无忌惮，不知收敛，刘继礼尸骨未寒，
虽然打着巩固国本的名义，但刘文济又岂能为其所惑，岂能不怀疑其内心，太着急了
而陈巍此番带来的，又是一则让刘文济万分恼火的事情，与济南公刘继德有关。刘继德，章德太子刘继礼胞弟，同为李皇后所生，建隆十五年诸皇子进爵，封济南公。
对于诸皇子，刘文济虽然要求很高，管束甚严，但在秘密监察上，一直以来却是很克制的，甚至禁止皇城司于诸皇子上肆意安插眼线。
但从刘继礼薨后，这条底线也迅速突破了，只因为，刘文济需要对诸皇子情况有更细致密切的关注，他要求的是一举一动都要报上来。
这种举措的背后，同样能够反映出刘文济的一些心理。作为一个合格且腹黑的皇帝，他即便有动情的一面，但更多是一个帝王的器量，那种唯我独尊、孤家寡人的气质。
或许在得知太子刘继礼薨逝的第一时间，伤心之余，他的潜意识里就已经琢磨起“如之奈何”的事情了
而陈巍密报的，则济南公刘继德在章德太子薨逝之后及丧期之间的一些表现，其中有几点，十分致命。比如，在太子丧讯传至时，刘继德正与一干宾客饮宴，闻讯先喜而后哀；
比如，治丧期间，刘文济让诸皇子为兄长守灵，刘继德昏昏欲睡，极不耐烦，后又于府中与姬妾嬉戏，口出狂言；
比如，章德太子下葬后，朝廷册立新太子的呼声渐起，刘继德又召集幕僚宾客密议，内容大致是如何联络收买朝中大臣，争夺太子之位
当这些情况从陈巍这里得知时，刘文济虽然保持着一个帝王怀疑一切的习惯，但情绪也明显受到影响，语气都阴冷了下来，目光冷冽而锐利地盯着陈巍：“这些情况属实？”
“句句属实，济南公言行举止，甚少遮掩，证人颇多，随时可供陛下查核！”陈巍以一种谨慎的姿态，向刘文济保证着。
闻之，刘文济沉默了，好一会儿后，疲惫的声音方从嘴里吐出：“朕知道了！你退下吧，济南公府的一举一动，交结了什么人，又有谁响应，都给朕如实记录！”
待陈巍离去，刘文济不由挺直了上身，整个人周遭仿佛环绕着一股阴沉之气，气息也慢慢急促起来，终是忍不住怒斥一声：“蠢材！你也想当太子！”
虽然内心愤怒不满，但刘文济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新太子是他与大汉帝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几乎伴随着他整个统治末期生涯。
而围绕着新太子的推举，快速地在帝国上层形成了一个政治旋涡，几乎将所有中枢朝臣都吞噬其中，只要在这个权力场间，少有能置身其外者。
在这件事上，大汉帝国上层的权贵们，似乎都一一苏醒了，包括那些家世显赫，但在岁月流逝之下，已经渐渐边缘化的开国公侯，元从故旧。而这种斗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勋贵大臣们，实在给了皇帝刘文济半年多的缓和时间，希望他能从丧之之痛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因此，一直到建隆二十年春，随着京畿道布政使柴熙让（前以吏部尚书职出任）上奏，请立太子，早定国本，这场酝酿了半年多的暗流，终于彻底暴露了出来。
紧随柴熙让之后，请立太子的奏章有如雪片一般飞向皇帝刘文济，这还是明请的，还有诸多旁敲侧击、拐弯抹角，以各种形式向皇帝暗示的，类似的奏疏，十张皇帝御用大案都盛不下。
而这种风正式吹起来之后，在没个确切的结果之前，就很难平复下去了。随着“册立太子”的呼声甚嚣尘上，遍及朝野，对储君的意见，朝廷内部也逐渐正式地分裂成三派。
睢阳公刘继英以及皇长孙刘维箴，这是最核心的两派，还有一派，则是持“中立”态度，准确地讲，遵圣谕而行。但不论哪一派，在请立太子的事务上，态度是一致的。不管是存有怎样心思与谋划，太子该当及早确立。
而刘继英、刘维箴两人支持者们之间的争斗，也形成了开国以来帝国在继嗣问题上第一次尖锐的、大规模的政斗，影响之深远，甚至一度使朝政糜废。
双方从大方向上，代表了自世祖时代起就延续下来的两股势力的斗争，贵庶集团的角力。支持刘继英的，当然是以杨氏为首的军功贵族们，刘维箴则以庶族官僚集团居多，同时，也不乏贵族支持，毕竟杨氏树大招风，难免引人嫉妒，另一方面，在杨家也很难完全代表帝国的军功贵族阶级。
这也导致两者之间，实力与影响相对均衡，因此，如果仅凭臣僚们自己推戴拥立，是很难迅速出一个结果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从建隆二十年，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为了将目标对象扶上位，帝国的权贵们是绞尽脑汁，各显神通，从鼓噪推戴，迅速演变成相互攻讦，一场大型的党争，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在刘文济统治时期出现了
朝廷的风气，为之一改，建隆时代维持了二十年的清明政治，也不可避免地多了几分污浊与阴霾，甚至从中枢，传导至地方，最夸张时，连一边远州县官吏，都不禁参与到太子的讨论中来，其中不乏用自己的办法表明支持之意。
这样的局面，是远超很多人最初之意料的，没人能想到，太子之位能拖这么久，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与影响，皇帝刘文济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因为，一切的本质，还在于刘文济内心的犹疑。
同诸权贵大臣一般，刘文济对继嗣之君的人选，也是从刘继英、刘维箴二者之间考虑。但最终选择谁，却难有个果断的决定，每个人，都让刘文济顾虑重重。
刘继英，性沉稳，有志气，涵养足，是一个标准的皇室教育出的精英，虽然少锻炼，但毕竟还年轻，极具培养价值，未来可期，身份上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唯一让刘文济顾虑的，恰恰是杨氏外戚的影响，看看以杨氏外戚及一干军功贵族们组织起来的“睢阳派”吧，那等声势，让刘文济都不禁侧目。
即便有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但杨氏之盛，并且持续了这么多年，甚至影响到下一代帝王了，刘文济是怎么都无法忽视这些因素的。
刘文济毕竟也是个老皇帝了，而老皇帝最不安的就是掌控力的减弱，有些忧虑甚至能盖过理性
刘维箴，太子死时，也有十九岁，年纪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性情上，比其父更加迂腐懦弱，虽然一样孝顺恭敬，但其短智迟钝，一度让刘文济看得都着急。
但是，朝野上下，偏偏支持者众多，并且涵盖诸多阶层，各派势力，人声虽杂，但其意甚坚，尤其是一些又臭又硬的谏臣，更是打着“死谏”的名头，要维持帝国正统！
正统！这个词，刘文济为之努力争取了一辈子，没曾想，最终却在继嗣的问题上，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认可，说来也有那么几分可笑
皇帝犹豫不决，传递出的模糊信号，自然给人钻营者浑水摸鱼的机会，夺嫡之势既成，斗争起来便是无休无止。虽然刘文济在这个过程中，也以严厉手段进行弹压，但表面上控制得住，但潜流依旧，他也震慑不住那骚动的人心。
也就导致，在建隆二十到二十二年这三年间，朝廷中枢的氛围十分紧张，为了禁止两派之间那种层出不穷、跌破下限的争斗，刘文济不得不以执政以来最酷烈的手段与作风去镇压，一大批的大臣遭到贬谪，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忠臣孝子。
比如，在刘文济的大力提拔下，已经升任洛阳府尹的范仲淹，见太子之争，波及朝野，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对此痛心疾首，上表进谏。
言辞固然激切了几分，其中不乏影射政事堂诸相尸位素餐，坐视斗争，不为君王社稷尽心参谋之言。范仲淹的奏章，不只引起了刘文济的厌烦，还惹恼了那一干宰相。
尚书令陈尧佐，财政使吕夷简，先后上奏，弹劾范仲淹，说他不敬宰相、妄议朝政。罪名虽然很弱，但刘文济恼怒之下，于建隆二十一年春，将范仲淹贬到陇右道当布政副使了。
由此，开启了范仲淹在陇右长达七年仕途生涯，在那七年间，范仲淹也没有片刻放松，时刻关心朝局，忧怀君王。并且，在陇右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曹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大汉在青唐地区的统治，将帝国统治影响向高原深处辐射；二则推动陇右道治西迁兰州，一直以来，陇右道治都在凤翔府，从地理上来讲，偏重于东方，尤其在对青唐地区开拓益深的情况下。
也是从范仲淹遭贬开始，朝廷重臣，一一遭到刘文济的整顿，柴熙让被贬到高昌道任主官，吕夷简外放辽东，到建隆二十二年，尚书令陈尧佐罢相。
到这个时候，朝堂之上虽然在刘文济的镇压下平静了下来，但关于太子的争斗却在帝国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面对这种情况，刘文济既然恼怒，又无奈。
面对众多纷争，刘文济是日益疲敝，也清楚地知道，太子之事，是不能再拖了，他必须得做决定了，否则祸患或许就将起于忽微了。
在历朝历代的诸多权力争斗中，在那些漫长的角力之下，最终比拼的实则并不是有多优秀，而是比少犯错。而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上，这条规则同样适用
世宗篇51 皇太孙
三年的时间里，对刘继英、刘维箴这一子一孙，刘文济是有一些深入考核考察的，当被置于放大镜下仔细观察时，再光鲜华丽的外衣，都难免褪色。
建隆二十一年开始，睢阳公刘继英便被刘文济安排进朝廷部司，实地实际参与朝政，学习培养处置国事的判断、处置能力。
而刘继英先后在理藩院、财政司、都察院、吏部、枢密院这些朝廷最核心的部司轮职锻炼，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赐侍中衔，入政事堂行走
这一系列的安排，无不说明一点，刘继英在“预备太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即便刘文济以强势酷烈的手段维持着朝局，压制太子党争，随着时间的流逝，睢阳公刘继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就源于皇帝这种极具指导性与迷惑性的安排。
同时，在治事方面的能力，刘继英也的确表现不错，尤其在随皇叔祖刘曜在理藩院的那段时间，十分踏实认真，很明白皇父对宗藩关系事务的重视，用心地学习相关事务的判断与处理。
在其他部司轮值时，也是卖力表现，虽不乏疏漏，但那股渴求进步的态度，是分外积极端正。便是政事堂那些能才干吏、理政能手，不管真心如何，都对刘继英交口称赞，渐渐认可其“贤”与“能”。
只不过，两三年下来，或许是为那些声名所累，又或许是过于追逐所谓贤名与才名，刘继英开始在舍本逐末的路上越走越偏，实事干得少了，高谈阔论多了，慢慢地，连心思都变了，开始专心致志地揣摩圣意，一心一意地邀买人心。
而对这种沽名钓誉、务虚避实的行为，刘文济还特地加以训斥指正，效果是有的，但刘继英很快就故态复萌。也是被他的近臣幕僚给带偏了，皇帝的指正行为，经人一“翻译”，就变成圣意属定，否则何以如此费心
可以说，在章德太子刘继礼刚刚薨逝的时候，刘继英是占了不少优势的，不在于杨氏外戚、军功贵族的鼎力支持，以及朝野之间那如潮声势，根本在于，皇帝刘文济对他的好感与喜爱。
至少，比之那个迂缓迟钝的皇长孙，要更受刘文济钟意。毕竟，刘文济自诩英明之主，在继承人的选择上，总还是更喜欢找一个“类己”的。
故太子刘继礼，虽然“仁弱”，但并不意味他不聪明，相反，他很聪明，只是性格原因，导致行事作风，给人一种软弱之感罢了。
而对刘文济来说，眼瞧着寄予厚望的嫡子，一步步滑落，亮眼的光环逐渐暗淡，暴露出“平庸”的本质，这同样是一种煎熬。
刘继英的平庸，不在于才识智慧上有什么重大缺陷，但若是作为一个帝王，他太不聪明，在竞争太子过程中的诸多表现与手段，也显得太不明智。简单地讲，多做多错
若是刘文济于建隆二十年就册立新太子，那么胜出者很大可能就是刘继英，但偏偏这件事情，拖了整整三年，迟则生变
而作为刘继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皇长孙刘维箴就显得朴实多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就只做了两件事，守孝与读书，除此二者之外，刘维箴并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对夺嫡之事，也显得漫不经心，朝中的声势都仿佛是支持者们以及杨氏的反对者们自发形成。
当然，刘维箴能如此稳坐钓鱼台，万事不萦于怀，除了性格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有人出谋划策。时任太子中允的王士廪，这是世祖、太宗朝名臣，前武德使、江南道布政使、宰臣王玄真之孙。
王士廪以祖荫入仕，因此比起那些通过科举正考入仕的权贵子弟，仕途要稍微“坎坷”一些，但此人其他地方或许不如人，但在政治的敏感性以及观人识人上，却深得其祖父真传。
在夺嫡之争初起之时，便仔仔细细地替刘维箴分析了包括皇帝态度、朝廷局势、外戚实力、宗亲态度、贵庶风向等一系列优劣对比，最终给刘维箴的建议，核心只有一条，低调做人，踏实做事。
也无需怕被刘继英成功夺嫡，倘若圣意已定，那什么努力都是白费，若陛下心存犹豫，那么朝廷上下，绝对少不了替皇孙说话的人
刘维箴听从了王士廪的建议，也是按照其建议做，并且做得还不错，谨言慎行，人畜无害。并且，根据朝局变化，不断调整言行举止。当然，更多的时候，刘维箴只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
就这么着，当刘文济把目光转移到这个长孙身上，却蓦然发现，这个皇孙在满朝喧嚣的环境下，竟能如此守静，这可是一个很难得的特质，刘文济也是第一次奇之。
刘文济不喜其“迂懦愚钝”，但在一次读书时，他读到《太宗实录》中的一段记载，文字描述有春秋笔法，但明白地指出，太宗皇帝年轻时，比之秦、晋、赵三王，亦以“迂缓”著称。
这则“发现”，也是刘文济改变对刘维箴看法的开始。值得一提，将那册《太宗实录》放到皇帝读书目录中的，乃是时任内阁侍讲的包拯。
当刘文济同样将放大镜照向刘维箴的时候，王士廪的建言，就起很大作用了。因此在刘文济眼里，刘维箴这个孙儿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他至少持重、纯粹，失之英睿，但“不折腾”，也是一个帝王难得的特质
该是从建隆二十二年开始，刘文济第一次以同等目光，来时审视、看待这一子一孙，刘继英于政事堂行走治事的同时，召见刘维箴问对的情况也变得频繁了。
二十二年黄河夏汛，水势异常，刘文济下诏，破天荒地以皇孙刘维箴作为河防使，率队出京，巡视黄河下游诸州县河防民情。
然后在巡视过程中出岔子了，刘维箴巡至濮阳时遇刺了，人虽没事，但吓得不轻，而刺客俨然是死士，行刺不成，果断自尽，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线索。
在王士廪的建议下，刘维箴没有将此事上报，诉苦告状什么的，而是以国家大事为重，继续遵从诏命，巡视下游州县，济民之困。
但显然，这件事是不可能瞒得住朝廷的，密集的眼线，迅速将此事上报给皇帝刘文济。对此，很难说刘文济是何感想，但他迅速下达密令，要求将此事压制掩盖，禁止泄密。
事情虽然压制下来了，但在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领域，此事却在不断发酵，影响之深远，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夺嫡之态势。
当然，刘维箴“濮阳遇刺”，也是建隆朝廷的重大疑案之一，不在此事本身，而在刺杀背后牵扯到的一系列夺嫡斗争。
至于说影响到夺嫡形势，刺杀案也只是一个引子，作为最大“犯罪嫌疑人”，奉圣谕，皇城使陈巍很正常地对睢阳公刘继英展开调查。
结果，刺杀案确实没查到与睢阳公府有什么干系，但却被陈巍找到了一些其他东西，比如，刘继英秘密交结朝臣的一些行为，与内廷勾结刺探消息，借着杨氏的影响力将手伸入禁军三司，试图染指军权，甚至被其收买的一些将领都暴露了出来
还有一些旧账，比如早在章德太子在世时，刘继英就已经蠢蠢欲动，秘密培植势力，甚至将眼线埋入东宫之中
一桩桩，一件件，足以让刘文济脑溢血。当然，这些事，刘文济依旧没有拿出来审判，皇家的威严总归还是要维护的，其乐融融的假象也需要维持。但是，关于刘继英封王的提议则彻底搁置了。
从建隆二十二年下半年开始，对于继嗣如何，刘文济已经有所偏向了。归根结底，刘文济的得位过程，虽属运气，更不乏阴谋成分，但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子孙，也搞这么一套，还是刘继英这种搞法。
一手好牌，如此烂打，实在让刘文济意难平。
当然，即便刘文济对储君有着最高、最终的决策权，但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大汉帝国，毕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
比如杨皇后，得益于良好的家风，杨皇后很贤明，刘文济对她也还算尊重，但从刘继英“事泄”开始，刘文济对杨氏的忌惮，再度占了上风，也导致杨皇后的加分项也变成减分项了。
宗室之中，刘文济又分别垂询宗正、燕王刘昭与中书令、许王刘曜（建隆十五年晋亲王）的意见。燕王刘昭依旧滑不溜手，就和他“老狐狸”的外号一般，对此事是半点准确意见都不发表，皇帝要问，那就是“惟陛下自专”。
相比之下，还是二十多年君臣之谊，对刘文济已经十分熟悉的许王刘曜，谨慎地指出刘继英在理藩院的一些表现，隐隐表示担忧，怕刘继英华而不实
当然，储君之事，刘文济是免不了同心腹大臣们商谈的。他曾与兵部尚书萧恭有过一份交心彻谈，萧恭则指出，朝廷内外，同情章德太子与皇孙者，众多！
甚至，还斗胆说出了一番诛心之言，以二人脾性，刘维箴继位，尚可保皇室和谐，但若是刘继英，那就未必了，至少章德太子一脉未必能保全
刘文济始终对刘维箴的“迂软”感到担忧，又提出立其他皇子皇孙，对此，萧恭坚决地表示反对，直言那是取乱之道。
那一番君臣问对之后不久，萧恭就罢相了，被刘文济派到山阳担任巡抚使，萧恭也甘之如饴，他进言不为富贵，但远离晚年的皇帝，还是很有必要。
到建隆二十三年正月朔，在大朝当日，皇帝刘文济正式下诏，册立皇长孙刘维箴为皇太孙，正式确立大汉帝国的储君，结束了长达三年的夺嫡之争。
但结果出来，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至少刘继英是异常不服的。而皇太孙的册立，也是朝廷又一轮政争的开始，只不过，这一回，刘文济这个老皇帝亲自下场了。
在余生里，刘文济最主要的工作，便是为皇太孙刘维箴铺路，这个工作包括清除上位的荆棘，声势浩大的“睢阳派”，被刘文济一步步地瓦解，杨氏家族这个核心则被刘文济拆得支离破碎。
杨业的后人们，或贬或杀，就连杨皇后，都几乎被软禁在坤明殿中，不得再与杨氏子弟交往。当然，树大根深的杨氏，也没那么脆弱，刘文济也没有将之连根拔起的想法，只不过，在皇帝的辣手之下，辉煌了几乎整个建隆时代的杨氏，开始滑落了，“第一显贵家族”的名声坠落。
至于刘继英，则在建隆二十四年的时候，直接被刘文济赶到南昌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