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23 官钱粮盐
如果说当今天子刘文济在帝国哪里的民意支持率最高，那么绝不是帝国最为核心的统治区域京畿，也不是山阳、燕北那些名义上有血脉联系的地方，而是东南吴会之地，尤其是江南道。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刘文济能在江浙得到这般大的民心拥护，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并且绝不只是他皇帝的身份，以及在江南十数年的蛰伏。
根本原因在于，刘文济在江南期间，表现出的政治态度，其中有对江南文化风俗的鼓励与尊重，有对中下层僚吏士民的怜悯与体恤，还有对东南农商手工业发展的认可与支持。
有此三者，刘文济也自然而然获得了江南道主要阶级的认同与拥护，登基以来，即便有些整饬官场、民生的动作，对地方造成了一定动荡，但那也去腐肉、刮骨毒必当经历的阵痛。而仅仅通过废除康宗时代对东南地区的那些贡献，就足以俘获大批人心了。
而“端拱—建隆”时期帝国全面性的恢复发展中，也是江浙地区，势头最猛。当然，平心而论，这只是江浙地区多年积累后的正常爆发，而刘文济朝廷中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是维持一个基本的“政通人和”。
如此，已然足够，毕竟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想要求更多，本身就是一种“过分”的奢望。就这样，朝野之间已经有一大波人在夸耀今上之功德了。同时，刘文济也是大汉帝国历代皇帝中毁誉最多的，评价之杂，甚至显得有些割裂，毕竟，朝里朝外还是有一大波人并不从心里认同并信服他这个皇帝。
但在江浙，当銮驾降临之时，在整个东南世界引起的反响，也是极其热烈的。江浙的权贵与官僚们，明里暗里组织迎候，就仿佛要把皇帝淹没在东南士民热情洋溢的欢呼中，以分散其注意力。
只可惜，刘文济从来都是一个主意很正的人，虽感其热情，但并不为江南的喧闹与乱话所迷，巡察途中，事情照办。用刘文济的话讲，他出巡是为了视察政治民情，而非游山玩水。
吏政治理，是他重点关注的事务，官吏的选拔、考察与培养事宜，他过问尤多，尤其是娄江学院出身的那些吏政人才，刘文济专门就此发表讲话，并对其中表现突出者，提出表扬与赞赏。
在上海时，刘文济驾临江海关总税务司，亲自接见税务总监下属的税务处长的梁同海，听取他关于江海关税务政情的汇报。在这方面，刘文济可是个行家里手，当年他可是在江海关总监下挂职锻炼过的。
这梁同海，就是娄江学院第一期毕业学生中的佼佼者，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从一属吏，爬到江海关税务处长，正六品的官职，这已经是出类拔萃了。当然，也是此人赶上了“第一期”的时遇优势。
除了官吏人才的培养选拔之外，贪腐问题也吏治管理中一个避不开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江浙的问题，严重程度同样居全国前列，这当然也是富庶地区的通病。
经济发达、贸易旺盛的地方，权贵豪绅云集、富商大贾扎堆，也最容易滋生腐败与权钱交易。同样是在江海关，在武德司、御史监察、上海按察的配合下，趁着皇帝南巡之际，揪出了一连串的贪官污吏。
江海关下属那些位卑权重的官吏，都不需要做一些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之事，只需在进出口贸易的监管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轻易挣到“泼天财富”。
作为大汉帝国第一座以“市”命名的城市，也是帝国最开放的城市，上海的风气与大汉任何一座城市都有所不同，所有打破传统的、光怪陆离的事物在这里都能出现，就连***，都显得“别具匠心”。
受各种流言传说的影响，在许多不知情人的眼中，上海就是一座流淌着黄金的城市，商业的属性拉满，再保守的人在这里也不避讳谈钱，
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已经诞生了，但那些人间罪恶、阴影与污秽，同样也笼罩着这座城市，尽松江与长江二江水都冲刷不掉。
至于皇帝驾临前后对上海自上而下的那些整顿，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在大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起起伏伏也是常事，死几个人更属正常。
这座大汉帝国最魔幻的都市，任何个人的生死荣辱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这座城市还在，围绕着此城形成的那套规则还在运行，他繁荣就不会褪色。
那场整顿过后，官场内外，相关人等，更加在意的反而是空出来职位，变化之剧如上海，这样的机会也是难得的，这不禁是机遇，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势与地位。
论对上海市的了解，刘文济绝对是大汉帝国少数看得比较清楚的人之一，但再临此地，即便开明如他，也不由心神动摇。很难想象，这座城市最终会发展到怎样一种形态，而刘文济下定决心的则是，中枢要加强对此地的监管控制。
要说东南官场在腐败问题上，还有一点尤为突出，那就是官、义二仓的亏空，当然，这个问题非东南独有，从朝廷建立、完善并落实仓储制度开始，就始终存在着，只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严重程度不同罢了。
对于地方官僚来说，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钱粮物资在仓场里吃灰，想要按捺住不伸手，那可比老猫见了咸鱼不伸爪子还要难受。
关于“二仓问题”的整治，在雍熙时代伴随着“赈贷制度”的调整完善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清理行动，效果显着，最终填补了大量亏空，给国家追回了不少损失。
但，那也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如此漫长的时间下来，也可想而知在这方面，又积累了怎样深重的弊病。贪腐亏空，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这些情况一点也不稀奇。
最让刘文济感到“新奇”的，是有些官僚的作为，其手段可是让人叹为观止。他们也不贪不拿，只是利用官仓公储中的粮米盐布来做生意，钱只有流动起来，才会产生更多价值，东西也一样。
那些物资，如果躺在仓库里，就永远只是一堆死物，价值只会减不会增。但若是将之贩卖出去，既能保住其原本的价值，同时创造的额外的经济效益，还能填补衙门支出，给僚吏们发些福利。
至于那些物资本身所承载的社会价值与赈济责任，在没有紧急事况发生时，也凸显不出来，真有问题了，那还有其他办法解决，永远不要小看官僚开动脑筋的能力。
至于朝廷的监察，也不必过于担心，有的是漫天过海、移花接木的法子。重点在于，要把财富流动起来，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至于流动过程中出现的人财物力的成本，也能轻松转嫁出去，于官府而言，甚至能名正言顺记在行政支出下，就那粮食来说，仓库检查、陈粮翻晒，这些可都是需要付出人财物力的......
不过，这种做法，总归是违法的，若是过去，或许只能交给一些商贾，通过他们的渠道变卖，也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大发展，东南操持此事的官僚们，也找到了一些很合适的买家。
比如安东、高丽、日本三国，东南鱼米之乡，产自东南的精细米，在三国上层权贵阶级从来都供不应求，即便是一般的糙米，也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对三国而言，这些基础的生存物资，都很稀缺。
而对那些官府来说，只要把东西装船、运走，出港之后，风险也就迅速降到最低，毕竟出了海的东西，基本查无可差，只需把屁股底下料理干净即可......
于是，仅仅盗卖官储这一项，就在江，浙挖出了一条庞大的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官商吏都杀了不少，朝廷执法以及幕后权贵两方一齐动手，斩断了不少链条枝节，但链条背后究竟牵扯了多少人
与利益，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可谓是震动东南，甚至广传天下，然而其余道州的官僚听了，震慑于朝廷严厉惩戒的同时，内心之中也难免生出一股异样：原来，还能这么干，还得是东南那些同僚会玩，自己那些盗卖国财、挪用公款、贪污自肥的手段，实在失之简单粗暴、吃相难看，钱生出来的钱才是聪明、安稳的富贵......
就像上海女教师事件，在全民批判指责、甚嚣尘上的同时，谁又能说得准，有多少lsp在暗地里羡慕那个男同学，把自己代入到“黄毛+学生”的角色中呢？
于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官僚就开始发散思维，考虑如何借鉴东南之事，像闵粤这样的沿海地区，照抄即可，至于其他道州，就需要结合本地形势了。
历史从来都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有一即有二，也不要去奢望杜绝、消灭什么的。于皇帝刘文济而言，经历东南之事后，最大的总结教训只有一点，官僚的思想教育、德行操守，还得加强，绝不能忽视罔顾这一点。除了吏部的考察培养，礼部的教育要求，宣慰司的宣扬传播，都得跟上......
返程途中，銮驾又特地在淮南东道逗留许久，不是贪恋扬州的繁花似锦，而是一个字：盐。
大汉帝国的盐业中心在哪里，毫无疑问在淮南东道，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河北海盐、河东矿盐、西北青白盐、剑南井盐都有所发展，并且产量获得了不小的提升，但这些地方的盐矿业加起来，也只能勉强和淮东盐打个平手。
在淮东，有最密集的盐场、盐池，产量规模整个帝国无出其右；有最先进的制盐技术，各种新颖有效的验卤、结晶办法，各种提高生产率的工具与容器，打捞、保存、运输方面的优势，都是全国领先；还有基础庞大的经验丰富的盐民，在淮东沿海地区，得益于传统习惯，几乎每个农渔民，都有一手制盐的技术，即便很多人只掌握效率低下的煎炼法，但都为淮东盐业提供了最充足的人才资源。
朝廷对淮东盐业也格外重视，在沿海州县盐场悉设盐监进行管理，又在杨州设立大监，进行总监、协调，“扬州总监”更是从三品的级别，只比扬州知府低一级。
到建隆元年，天下盐池（场）共出盐七百余万石，淮东盐就占其半，这可是差不多两亿斤食盐，这样产量与规模，是亘古未有。
朝廷通过制定盐法，对盐业实行严格控制，收获了丰富的税利，而淮东道官府，即便不提其他基础税收，仅靠盐利，日子就能过得十分滋润，何况其他农渔、水利、交通条件都不差。
因此，伴随着盐业空前、快速、繁荣发展，再兼运河之利，淮东也一直是帝国经济版图上的一大巨头，扬州能成为排名全国前列的城市，坊间也有一种说法，说它是“淮盐”供养出来的。
但在盐业上取得空前繁荣与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需理性地看待其中伴随着的问题，土地盐碱化这种自然环境变迁的问题就不提了，这不是当前这个时代该顾忌的东西。
关键在于，一味的取用，而不知节制、保护、修缮，沿海堤岸又年久失修，海潮倒灌的情况时有发生，淹没田亩倒是其次，主要是对沿海农渔盐民百姓的生计，对制盐业的影响越来越重。
面对海堰颓败的问题，刘文济曾以此问淮东布政使张纶，从他口中得知，上一次大规模修缮淮东海堤，竟是兖国公王朴在任时，而那，已经是快七十年前的事情了。
便是如此，淮东百姓，广受其利，也为几十年后淮东盐业的大爆发，打下的扎实的基础。如果不仔细去了解研究，是很难想象，兖国公王朴在任的那些年间，究竟为当地做成了多少的事情，涉及的可真是方方面面。
而即便有王朴打下的基础，七十年风雨潮涌，
也足以再让淮东官民忍受堤溃潮灌之苦，对沿海堤坝的修筑，也必须提上日程了。
于是，刘文济没有再究问以前的事，而是直接给布政使张纶下制令，要求他组织人物力，沿海筑堤，务必保障淮东百姓的正常生计，保障淮东盐业的稳定发展......
筑堤款项的问题，由财政司与淮东道各出一部分，工程上的问题，也可寻工部支持。给足了支持，同时也给足了压力，另外，刘文济还把侍御史范仲淹留下，作为天子钦差，监督淮东海堤的工程进展，因为范仲淹乃是皇帝身边第一个向他陈述淮东海堤利害的人。
堤岸荒废，可以修筑加固，但围绕着帝国盐业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却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官商勾结，***，是必不可免的，而长久以来，围绕着帝国盐业（尤其是运输、销售改制之后）诞生了庞大而复杂的利益集团，也已渐渐对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官府内部的腐败堕落，来自盐商们的侵蚀，幕后权贵们的攫利，中下层“盐产业者”间的搏命与厮杀，私盐的泛滥......辉煌背后，有着数不清的乱象与利益纠缠，还有更多让人触目惊心的罪恶。
而最直观呈现出的一点，便是即便帝国食盐产量已经很高，开历史之先河，依旧不够吃，市面上的盐价仍旧很高，比之当初盐制改革时，翻了快一倍了（斗盐110文），很多地方百姓依旧吃不起盐。
这其中，固然有人口增长、运输成本等客观因素，利益集团躺在上边吸血，显然是更为真实而深刻的原因，而这个利益集团，也包括大汉朝廷......
题外话，淮盐虽然产量冠绝天下，但帝国的上层权贵们，包括皇室在内，基本不吃，他们都吃西北的青白盐，或者河东矿盐，这些才是品质优良的精细盐。海盐？那是庶民吃的东西。
世宗篇24 老贵新贵，宗王大会
时任开封府尹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先不提他的履历与资历，就冲他的出身背景，就足以担任这“天下第二府”的主官。
他的父亲叫李继隆，母亲叫刘葭，外祖父为世祖皇帝，也是当今天子的表哥......李氏也算大汉将门了，不管是李处耘，还是李继隆、李继和，都是一时名将，尤其是李继隆，统帅之英，中流砥柱，也是李氏最杰出的人才。
不过，随着李继隆兄弟的先后此辞世，李昭贤这一代开始承担起家族重任，同时也走上大汉的政治舞台。只是，李昭贤这一代，再无如李继隆、李继和那般的人才，第四代也还无人冒头，因此，李氏家族的丁口多了，但那股家族发展的势头却在衰落。
长年以来，都是李昭贤在维持李氏在宫廷、朝野间的权势与影响，即便他从小就接受李继隆的教育培养，但实事求是地讲，也就一中人之资，为政处事，也只突出一个稳重、和协。
但是，对于李昭贤这样身份的来说，中人之资，已然足矣，开封府尹的职位，就是明证，这可不是一般勋贵能够担任的。
平心而论，如果皇室与朝廷心存猜忌之心，那么如李氏这种，将门世家，在军队中拥有强大影响力与号召力，又曾出将入相，掌管军政权力，同时还是皇亲国戚，对皇权的威胁才是最大的，远比一般权贵要大。
然而，大汉帝国从世祖时代一路走来，比之李氏更显赫、亲近的将门外戚家族都有，且不是一家，等到六七十年后的建隆时代，这种问题，已不是大问题了。
这还得感谢世祖皇帝活得够久，在位时间够长，在他的统治时期，以其崇高的权势威望，将这方面的威胁逐渐淡化、消除了，再加上一系列平衡措施，以及太宗皇帝强化制度的各项政策规定，方才形成当下的局面。
对大汉帝国如今的权贵们来说，一旦有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下手，攫取权力，侵蚀皇权，但谁也不敢生出造反篡位的念头来，那只会让人群起而攻。
但凡统治阶级，想要从其内部形成一种根本性的颠覆，是很困难的事情。当然，若是到帝国的统治后期，那就不一定了，在此之前，仍旧需要一段漫长的发展、变迁。
仔细想想，连皇室宗王都能在朝廷中担任要职，还掌握实权、重权，采用一些皇亲国戚，就更属于寻常了。然而，不管是世祖、太宗，乃至康宗，都在有意地提拔庶族官僚，打压勋贵，用以平衡，
就更别提刘文济了，他才是最需要对帝国权力、阶级进行平衡的人，然而，到最后就会发现，所谓了平衡，只不过在贵族官僚之外，培养出了一批庶族权贵罢了，而这两者之间，本质上并无不同，只不过享有的特权不同，对皇权的威胁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就拿时任开封府判官的吕夷简来说吧，大汉帝国从中枢到地方设立的“判官”之职，可不只是判狱案诉讼，而是所在职司大小一应州府院事悉可判之，也就是所谓的“通判”，可想而知在相应职事内的权威了，远比传统的“上三佐”要重得多。
当然，随着时事的发展变迁，“判官”一职也不是一个普遍常设的官职，严格意义来说，和朝廷应时则期遣重臣巡抚、巡检地方一般，是个使职差遣。因此，大汉帝国上下部司、州府虽然数以百计，但判官数量并不是很多，只有在特殊职司地方抑或特殊情况下才设立，而开封府当然具备这份特殊性。
至于吕夷简，时年不过四十出头，名声不小，才能也还算出众，但朝廷上下，提及此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却是其其伯父，“开宝—雍熙”名臣、名相吕蒙正。
当然了，吕蒙正膝下子嗣虽然不少，但以成就、名望及权势来说，还得是吕夷简在事实上成为吕蒙正在政治上的衣钵传人。而若非同姓吕的这层关系在，以及吕蒙正在世、在朝时的一些教导与帮助，即便吕夷简资质再好，想要达到如今的政治地位，也是千难万难的。
进入建隆时代的大汉帝国，或许还要早许多，就已经不是一个任由寒门、庶民、草根崛起的时代了，即便每年仍有不少寒门庶族通过科举、吏职渠道进入仕途，被授命官，然而，这部分人数量比之亿兆子民，就显小众了，同时，也很难说清这些庶民背后是否牵扯到哪些“不普通”的背景与关系。
而曾经那些被世祖皇帝用以制衡勋贵阶级的庶族官僚、寒门将领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早已成为一种新“权贵”，形成了一种新的传承关系。
毕竟，在官本位的帝国，出仕为贵，而一旦为贵，便实现了身份的转变、阶级的跃升，想让统治阶级的权贵们与被剥削的黎庶阶级和谐融洽相处，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矛盾的事情。
能够做到的，就足以夸他是一个“有节操、有德行”的好官了，这也只是部分统治阶级的自我觉悟罢了。而不管是世祖皇帝还是太宗皇帝，他们所谓的制衡，只不过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培养了一批“新贵”罢了，与整个帝国的阶级矛盾上，并无根本性的改变。
当然了，由世祖、太宗完善的学政、考举制度，保证给予庶民基本的上升渠道与机会，这就已经是其进步性了。
另一方面，掌握帝国核心话语权的功臣勋贵集团，他们的传承维系基本都以血脉为纽带，这是爵禄条制就规定了的，也是勋贵来源与传承的基本特征。
相比之下，“新贵”们在政治传承上，就要显得广泛多了，血脉、亲戚关系，依旧是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但并不局限于此，师生、同学、同僚、同志乃至同乡，这些都可以成为一派政治势力传承发扬的脉络。
在广泛性与包容性上，这部分“新贵”们显然是要优于传统勋贵们，毕竟总体的人才基数就天差地别，这也是他们能够与功臣老贵们抗衡的根本原因，并且，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区间来看，老贵与“新贵”之间，必将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这些涉及到帝国统治阶级的问题，一些深层次阶级矛盾，作为皇帝的刘文济，显然是有所察觉，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而刘文济采取的解决或者说缓和办法，就是那个同样透着调合意味的中央、地方两级吏政学校制度的尝试与发展了。
......
銮驾在抵达东京之后，皇帝刘文济首先发了一道恩旨，追赠前宰臣、计相向敏中，厚赏其子孙，以六品散官荫其二子。老相向敏中，就在今年夏四月时，病逝于开封城内的府中。
起初得知丧报时，刘文济依旧已经表现出惋惜之情，遣人赴丧吊唁，此番只是在之前的慰赐基础上追加恩赏罢了，除了实惠之外，向敏中还被追赠为尚书令。
实际上，向敏中之事，对刘文济而言，可以说只是一种旅至开封时改换心情的调剂，在处理完其事的一点小尾巴后，他将迎来一件大事，一件于大汉帝国历史而言都意义重大的事。
仲夏之末的开封城，不只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同时还迎来了一批四海八方的客人——分布于海内外的大汉帝国封王们。
楚王刘曙、越王刘晗、饶乐王刘昕、九江王刘晅、安东王刘文渊、安西王刘文泽、康居王刘文潜、北廷王刘文共、临海王刘文海、北齐王刘文瀚（齐王刘昀薨于端拱三年）、北鲁王刘文浚（鲁王刘暧长子，刘暧薨于建隆元年）、南梁王刘文浣、西雍王刘堪（前雍王刘淳之子）、勾吴王刘文渝，连同燕王刘昭、许昌王刘曜在内，一共十六，已然会聚于开封城。
还有一个安南王刘继丹，因其年少（不足十五），不堪大事，王太后遣其长兄刘继元作为代表北上，参与此次大会。当然事实上则是，安南王室上层斗争激烈，王太后刘娥不敢擅离，更不敢让她最重要的一张牌“安南王刘继丹”离开交州......
一十六王，基本与世祖皇帝最初分封子侄、宰割天下的构想相合，也是分割中、东方世界的大宗小国之代表，而这些人集中在一起，说他们能够掀翻整个世界都不夸张。
上一次，诸王同坐、大小宗齐聚的情况，还在太宗时期，而共商国是，则要追溯到雍熙元年太宗初继位当年，而那已经是二十八年前的事情了。
对于国家与个体来说，二十八年的时间，已足以产生沧海桑田般的大变化。从当下宗王的构成来说，可以明显发现的是，世祖皇帝的皇子们，已经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老的老，死的死，剩下几名年龄靠后者，除了挂着一个“皇叔”的名头，对比一些皇侄，就连年纪都没有优势，遑论国家发展了。
而除了物是人非，二十八年来，最根本的变化，大抵是宗藩关系之变化了，中央与封国之间、皇室大众与诸王小宗关系的淡化、离心，是不可避免的，朝廷对诸国掌控力的下降更是极为明显的趋势，伴随着的则是各国实力的逐渐增强，这是导致这些变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到建隆三年，诸国如论国力，首屈一指，定是安西无疑，其次便是安东，这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也唯有这东西二国在早期得到了帝国几乎无节制的输血支持。
安西、安东之后，康居、北廷、饶乐紧随其后，从这个非官方排名的名次来看，如今这个世界还是大陆权时代，即便于大汉帝国而言，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但海外的那些封国，比之陆上封国，从实力上来说，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当然，这份差距不只是中枢输血力度以及近几十年发展造成的，也跟当地此前的文明发展程度有关。而南方封国，或者说海洋封国，在国力、实力的发展上能勉强跟上北方陆地封国地的，只有安南、林邑、临海三国。
然而，就是这三个已经基本掌握中南半岛的三国，论硬实力，真正能够比拟的，也只有饶乐国了。而即便作为北方最弱的饶乐国，真发起狠来，十万控弦之士或许夸张了，组织起五万骑兵是绰绰有余的。
而二十余年间，战争频繁的林邑、临海两国，在面对真腊、蒲甘国时，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也不过三万人。同时，至今真腊、蒲甘二国依旧横亘在二国面前，虽说日益式微，但也很难保证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实现消灭、吞并的目标。
真腊国已经快被刘文演、刘珙二人轮番上阵打散了，蒲甘国也被压缩在缅北山区，在刘文海的统战行动下摇摇欲坠，事实上，真正限制二国完成并吞大业的，已然不只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经济、交通、民族、宗教、人口问题。
此番，诸王齐聚京师，也是刘文济酝酿多时方才付诸行动，召诸王一道，效仿太宗皇帝当年，举行一场宗王大会，将他筹谋已久的“新宗藩制度”拿出来，共同构建一套全新的大汉帝国宗藩体系。
事实上，这股风已经吹了很多年了，最早甚至能追溯到开宝时代，只不过一直没有真正深刻、彻底的改变，刘文济只是想在“雍熙盟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罢了。
而这股风，在过去的这些年，也早就吹到各国了，对于刘文济为首的中央有什么意图，大伙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但也正因如此，诸王有些难对付。
就比如楚王刘曙，已经六十五的他，依旧不改当年本色，同时作为在世宗室中地位仅次于赵王的人，自然大摆皇叔的架子，在开封等了两日，就开始与人抱怨皇帝不尊重他们，哪有让长辈与贵宾等这么久的。
在刘文济驾临之前，主要负责迎候诸王的许昌王刘曜，也已经快应付不下这干封王了，实在太难整了。倚老卖老、一副混不吝的楚王刘曙也就罢了，安东刘文渊更是出了名的搅屎棍子，有这二王在，加上其他人的含沙射影、阴阳怪气，想消停都难。
不过，所有的杂声，随着銮驾抵至，都消沉不少，这毕竟是大汉帝国的皇帝，中央皇帝的权威在当下这个时代，还是很值钱的。
说到底，还是诸国有求于大汉母国，否则在朝廷相召之下，大可托辞拒绝，也不会齐齐整整地远赴京师。而之所以原因来，除了中枢的威慑之外，也因为这次大会的调子已经定下了，这是要决定接下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帝国以及皇室内部格局的重量级会议，为家国大计，也得走这一趟。
针对楚王刘曙“不尊重长辈”的指控，皇帝刘文济很给面子，当着诸王众臣的面，亲自向他行礼致歉，态度很诚恳，只是嘴角的那点笑意有些让人讨厌，过程也让刘曙膈应得不得了......
在会议正式开始前，自有一番流程铺垫，设御宴款待是必须的，刘文济也需要暖暖场，以皇帝的身份亮亮相。然后是分别接见诸王，与诸王联系交流一番，听取他们的汇报，试探他们的态度，很多人他都不熟悉，甚至就是不认识。
再之后，便是一场隆重而庄严的祭天、祭地、祭祖仪式，开封城郊那座作为世祖皇帝早年祭拜之所的祭坛，开封府早就收拾好了。
郊祭之后，东京昭烈庙也少不了一场庄重的祭拜，以告慰在帝国开国奠基、创业守土过程中牺牲的所有前辈英灵。（西京功臣阁，东京昭烈庙，这两者几乎就是大汉帝国的文武庙了）
然后，又是一场御宴，前前后后拖了数日，愣是把诸王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刘文济方才在开封皇城的崇元殿内，同诸王进行了一场“闭殿会议”。
原本，刘文济是邀请了赵王刘昉与会的，毕竟是宗室之长，也是诸王之望，不过，被刘昉拒绝了。用他的话说，这是宗藩大会，而他那一脉，早就传给刘文共了，在如此性质的会议上，父子同席，不合适。
这场“崇元会议”连续开了三日，具体过程如何，当时并没有流出，后世之人也只能在《起居注》、《世宗实录》、《国史》以及诸王有关的一些世家传记中找到一些记载。
而守卫在殿周围的侍从、卫士则能清楚地听到崇元殿内激烈的争执声音，场面应是很火爆的，但是，最终争吵出的结果，则开启了大汉帝国一个崭新的“宗藩时代”，奠定了未来百年乃至数百年东方世界的格局。
刘文济与刘姓诸王盟誓，在“雍熙会谈”的基础上，拟定了一套新的“大汉宗藩守则”，变化不小，但排在第一的，仍旧是那一条：太宗皇帝一脉，乃是大汉帝国皇位永世不移的传承者，当然，到了刘文济，就得附加上他本人了。
世宗篇25 宗藩新约
诞生于建隆三年夏，由皇帝刘文济代表的中央与大小宗王于崇元殿签订的新宗藩条制约法，其中有几条核心内容，比起以往是突破性的。
比如，帝国中央朝廷放弃对封国各项内政的干涉，仅保留在外交、军事、宗法上的话语权，同时朝廷也将进一步撤还南洋驻军。
比如，中枢将彻底停止对诸国无偿性的援助支持，取而代之，是各国当依宗法，每年向中央朝贡，朝廷再视情况予以回馈。
这当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但有的时候，形式主义也恰恰反应出秩序与真实。藩属，藩属，自然该回到它本来的面貌上去。
比如，向各国扩大开放通商口岸，准许各国商人到除两京之外帝国水陆可及的城市进行贸易，准许各国官方在两京设立商馆，降低商品进出关税，针对封国商船取消报关税，当然相应的，各国也允许汉地商人前往自由经商。
别看大汉对外贸易开展地如火如荼的，但在过去那套贸易规则中，是存在严重的贸易歧视的，只针对其他文明国家，也针对诸封国下属的普通商人。
长期以来，真正能在帝国――封国之间畅通无阻地经商的，要么是各国官方，要么是在两方之间都具备足够影响力的权贵。其他阶层、身份的人不是不可以，只不过要接受一定的限制与剥削，包括经商地点、经商范围以及税收。
在大汉的海关管理制度中就有一项规定，凡外来商货船，首先依船料大小缴纳一定的“报关税”之后，才能入口岸、商港贸易，其后还有驻泊、商品、交易以及其他经营性税收......
对内外大小海商来说，市舶司时代，朝廷是一只吸血鬼，海关改制之后，依旧是，只不过，吸血力度相对减轻些罢了。过去二十多年，那些西方商船为什么的越来越多选择在南洋进行贸易，除了宗教文明冲突之外，也跟帝国本土复杂的经商环境有关。
而经过此次大会，朝廷是极大放宽了对外贸经商上的限制，条条框框都合理了一些，而这些，却是南洋诸国最根本的需求。
这也是由各国所处地理环境决定的，几十年的海上贸易发展下来，对于南洋封国，尤其是那些岛国来说，似乎已经觉醒了一股社会意识：无商业，不交易，毋宁死！
同时，对于当地的土着势力来说，汉人终究是外来者，是以寡凌众的入侵者，他们也必须保持并加强与帝国本土的联系往来，这是涉及到生存根本的问题。
朝廷在这方面变得大方与通情达理，解除诸多限制，自然受到南洋诸国的欢迎与拥护，基于此，在其他方面进行相应的妥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相比于南洋诸国，一些商业利益就能收买，北方的陆权封国就不那么容易摆平了，南北封国之间在国家利益的诉求上，有本质的不同。
仅仅一套让利的陆上贸易新规，并不足以满足北方封国，他们还是更适应朝廷的扶持，或者说更习惯于从帝国身上吸血，至于刘文济朝廷提出了这一套办法，在某些封王眼中，那是他们应得的。
因此，在针对北方封国的时候，刘文济的态度与手段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一味的妥协、收买是不行的，强硬的态度也是必要的。
当下前中央的权威，朝廷的实力，也不是诸国可以抗衡的，即便有些国家的翅膀，看起来也硬了。但是，帝国或许没那么容易成事，但坏其事可是轻而易举，中枢毕竟掌握着大义与法理，这些影响都不是由帝国孵化出的大小封国们能够轻易摆脱的。
当然了，如果是刘文济的皇叔们还在位，他还需更谨慎小心些，步子不敢迈大，但是老一辈的皇叔宗王们毕竟已是过去时，面对同辈之时，即便是安东王刘文渊，也无法对刘文济形成震慑。
至于安西、康居二王，都继位不久，都面临着初承王冠的各项挑战，尤其是安西王刘文泽，外有伽色尼王朝的侵袭，内有“二侯”挑战，是最需要朝廷支持的时候，哪敢真的和朝廷对着干。
而北廷王刘文共，作为封国实际的开创者，其见识眼光都不差，并且在其为北廷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与维系帝国关系，加强宗藩往来，是其核心内容。
对其而言，细水长流才是大道，而刘文济所做宗藩关系改革，正是一条健康、长久的康庄大道，比起无尽的扯皮与矛盾，账目清晰的日子，过起来才舒服从容。
同时，朝廷还掌握着中亚三国另外一项软肋，他们亟需的汉地人口，汉民人口的对外输出，显然不可能是完全自由、任意流动的，一旦朝廷收紧这个口子，那三国的发展势头立刻就会放缓下来，乃至停滞、倒退。
汉地人口，是关乎三国统治根基的核心问题，在此事上，他们也不敢怠慢，至少当下，在中央权威强盛，掌握着“人口武器”，对他们具备深刻而重大的影响，根本不敢跳反。毕竟，所处环境不同，面对的敌人与形势也不同。
相比之下，只有安东国是油盐不进的了，刘文济的那些关系梳理、宗藩条例、利益收买，对安东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安东体系，已然成熟完善，也早已形成了一套适应其发展的运转机制，不管朝廷这边怎么变，安东那边能够改变的地方，实在不多，尤其在安东王刘文渊统治的情况下。
因此，对刘文济的那一系列意见与措施，刘文渊是最冷淡的，从头至尾，就没有认同的点。但是，当其他诸王都被刘文济一一摆平之后，安东这个名义上的诸国之首，其意见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说起来，在大小封国之中，与其他国家往来频繁、扶持为伴不同，安东国是有些独来独往的，与各国的关系并不紧密。别说中亚、南洋各国了，就是邻居的饶乐国，关系都不是那么好，两国边境上时有冲突，安东的军商民时有入侵，根本原因，还在于世祖皇帝当初封国时把安东在纳河平原的那部分熟地分给了饶乐。
核心法条之中，还有诸如海内外封国民，在汉则必须遵守帝国法律，如有逾制违法，必以汉法处置。这是最早的“法条”之一，但被刘文济重复提及，针对就是安东国，因为就属于安东的商民最不守规矩，最好侵犯帝国官民利益。
另外则是，再度强调，藩属国之间，不得任意攻伐，如有不可调合之矛盾，也需上表中枢，由朝廷进行论断。擅启兵戈者，将受到帝国及大小封国共同打击。
这一条，显然是为康居灭于阗之事，再打一道预防针。不过，能够预防多久，就得看时势变化了，毕竟，所有条制约法，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强权与实力上的。
一旦中枢权威不在......当然，提这种可能，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这套“新法”本身就是在帝国强盛时期的背景下制定的，这也是能够推动并实行的基础。
但不论如何，就在一个不那么和谐的过程后，帝国中央与封国正式缔结了这么一套崭新的“帝国宗藩条制”，奠定了一个全新的中、东亚格局。对整个世界而言，面对进一步放开限制，获得更大自主权的南北封国，也将迎来他们更自由、深入的探索与征服。
至于这套规则以及围绕着它形成的世界格局，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很难下个定论，但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被推翻的，毕竟是中央皇帝与诸王共同盟誓的，背约的人也很难抗住来自整个帝国意志的反噬。
同时，它也必将伴随着中央帝国的兴衰变迁而变化，直到下一波历史浪潮的涌来，再也经受不住冲击而无法维持，但在此之前，它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已然形成事实，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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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这次大会的结果，显然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总有觉得自己损了、亏了，甚至被打压的。比如安东王刘文渊，脸色深沉，一言不发，但是个人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满与不甘。
又如九江王刘?，这个由符惠妃所生的世祖皇帝第十五子，就如过去一般，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找到皇帝大侄子，委屈巴巴地表示，他的封国，都是不毛之地，蛮夷所属，难谈产出，他这个国王都没见识过是何模样，实在无法依约向朝廷进贡，希望朝廷能够宽限些时间，等他的封国像其他兄弟之国一般发展起来，再行朝贡......
大汉帝国的这些封国，实事求是地讲，相互之间的差距的确是很大。有的已经征服无数，拥兵十万计，有的仍停留在名义统治上。
就如九江王刘?，他的封国可是在菲律宾岛上，那里的条件可比刘曜在棉兰老岛上的封国要好多了，但自太宗分封以来二十多年，刘?根本就没有好好经营，除了派了些家臣、扈从前往之外，再无其他动作。
毕竟，开荒的事情，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又辛苦，还容易死人，哪怕到如今，刘?那所谓封国的秩序，都是邻居北鲁国帮忙维持着，也只停留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按理说，作为符惠妃的儿子，在国有符氏的底蕴，在外还有刘曙这个胞兄的帮衬，日子应该可以过得很滋润才是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只不过他的精力，并没有放在自己封国的经营上。
在帝国外贸事业的版图上，九江王府是有一席之地的，由王府总领的海商船队，凭借着过硬的背景与关系，可谓是纵横江海大洋，奔波于大汉与南洋诸国之间，近三十年下来，赚取了不菲的财富。
而以刘?的积累，再加海上往来的经验，开国建制的启动资本总归是足够的。要知道，原始荒蛮如棉兰岛，只是在许昌王刘曜的遥控指挥下，虽然也未成邦立国，但也开辟了几处聚居点与贸易点，筑起了一座“主城城镇”，并建立起了基本的行政管理秩序，成功将大汉文明的光辉播撒开来。
但刘?积攒的那些财富，除了履行一个守财奴的本分将之贮藏起来，就是用在九江王府上下的奢侈享受。显然，刘?并没有多少觉悟，并不明白，国家之经营，远比金钱之经营要贵重得多。
世祖皇帝一十六个皇帝，刘?大抵也是最不成器的一个皇子了，不说其他龙虎英杰，就连刘晖、刘曙，都大大不如。早年的时候，可以说是符惠妃的溺爱导致，但惠妃也已薨逝多年，后面的发展，可都是刘?自己当家做主......
而面对刘?这个皇叔，见他那副苦兮兮的表情，刘文济都有种抽他几鞭子的冲动。盟誓才过，就给他来这一出，若非清楚刘?的贪吝，他都不禁怀疑其用心，是否刻意与自己作对了。
刘?的意图当然不可能实现，就冲他家的那支商队，就没资格在皇帝面前哭穷，刘文济也不允许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破坏了正需细心维持的宗藩新法。
最能与刘文济叫板的，乃是楚王刘曙，而事后，表现得最从容恬然的，依旧是他。除了让人将会议结果以及新法约定以公文形式，发回林邑，让世子刘文演及林邑的权贵们根据新法，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之外，刘曙没有更多的动作与言语。
安东王刘文渊派人邀请赴宴，被刘曙直接拒绝，非但拒绝，还对来人奚落了一番。同时，刘曙还与左右言，刘文渊那小子的野心，人所共知，若是不知收敛，早晚必取其祸。
显然，刘曙荒唐了几十年，他的脾性，甚至连世祖皇帝都难以改变。但，他从来都是一个聪明人，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也从来看得清楚，一切的荒诞不经，只是不愿压抑自己的本性罢了。
所有的封国王中，也属刘曙最逍遥自在，享受了一辈子富贵，封国的江山也有刘文演这个世子以及刘珙等家臣家将去打。相比之下，素来表达要逍遥一生的齐王刘昀，一直到薨于北金洲，其一生又何尝真正逍遥过。世祖诸子，活得最通透、最轻松的，毫无疑问，就是楚王刘曙。
得知刘曙拒绝刘文渊的宴席，以及那一番私下的谈话后，刘文济不得不承认，他第一次对这个在大会期间屡次给他添堵的皇叔改变了看法，有些人与事，当真不能仅凭一时从表面去评断。
至于安东王刘文渊，在刘曙拒绝后，就果断停止了宴会的筹备，并且于翌日就起行离京，也没亲自向刘文济辞行，只让随驾臣属上了道表章告罪。
刘文渊在展现着他的跋扈无礼，以及心中不满的同时，实则也大感失落。从其父秦王刘煦还在时算起，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垂头丧气地离开帝都了，但没有任何一次，像此次这般，让他无比挫败。
关键就在于，连刘文济这个“得位不正”的皇帝，都能把他拿捏得死死的，他与安东还有何前途可言？三十年前，刘文渊年轻而气盛，还有的是时间等待、沉淀、积累，但如今，他也是知天命之年，奔六去的老人了。
胸怀大志也好，野心勃勃也罢，步入迟暮之年的刘文渊，也头一次感受到了恐惧，恐惧这一生不得自由，就这般碌碌无为、郁闷而终......
世宗篇26 北廷国相
赵王府，威严壮丽的正门前，伴着沉闷的声响，厚重的大门被缓缓开启，北廷王刘文共走了出来，艳阳的照耀下，让人看不清其面容，但从其回首的动作，能够感受到一抹惆怅与眷恋。
作为赵王刘昉的长子，刘文共也是最类其父的人了，至少从样貌上看来是这样的，为王多年养成的那股气度，也格外不凡。
岁月催人老，不知觉间，刘文共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两鬓的发丝也染上了几缕白霜。而此番他亲自东来汉都，除了参加宗王大会之外，就是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把老父接回北廷，一家团聚，共享天伦。然从其表现来看，显然失败了。
王府大门的关闭声把刘文共从沉浸的思绪中拉了回来，再抬眼时，紫红色的门面已然彻底合上，那股子送客之意，再明显不过了。
门前，王驾、僚属及卫队静静地等候着，一名颔衔长须、眉带傲意的中年官员快步走上前来，躬身一礼：“大王！”
看着其人，刘文共深吸了一口气，方才轻轻摇头，沉声道：“北廷，还是只能靠我们自己！”
闻言，中年人看起来也不是很意外，只是以一种可惜的语气，应了声：“是！”
实事求是地讲，虽然是亲生父子，刘文共也素来对刘昉抱以崇敬之情，但两者之间，终究是二十来年不曾见面了，在时光的伟力作用之下，那份感情还剩下几分，是要打个折扣的。
何况，两者之间并不只是父子亲情那么简单的关系，还有国家与王权，而一旦牵扯到权力，那事情往往都会变得复杂。
而刘文共意图请刘昉这尊大佛回北廷，更重要的用心，显然是为了再借用老父在大汉帝国内部的影响力，毕竟，刘昉已是七十高龄，时间不多了，说不准哪天就没了......
事实上，刘文共有时也不免对刘昉这个父亲生出些怨气，明明在帝国拥有那般高的权势与威望，也知道北廷在中亚三国中的弱势与落后，长久以来，却始终不愿主动为北廷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早年安西都督府分家之时，北廷就是比较吃亏的，其国能有今日相对兴旺之气象，那也是刘文共三十年间辛苦经营发展所得。
对刘文共来说，此行只要把刘昉请回北廷，只需包装宣传一番，别的地方不敢说，至少在帝国西北，能够引起不俗反响。看看两年前康王叔是怎么做的吧，而赵王这杆大旗，岂不比康王要吸人眼球的多，足以给北廷再引一波人口、人才过去。
但刘昉人虽老，但心不昏，刘文共的用意他是一眼看出，也果断拒绝。对于大汉帝国，赵王坚持并坚守了一辈子，几成执念，愈到晚年，其志愈坚，可不是刘文共与北廷国能够动摇的。
为了断了刘文共的念想，刘昉甚至让他以后不要再来赵王府，逢年过节也不需遣使来，只需好生为臣藩属，专心经营国家即可......
赵王父子俩，是完全不同两个时代的人，经历也大有不同，尤其在建制称国以及经受了ysl圣战的洗礼之后，刘文共就更难理解刘昉对帝国那种深入骨髓的不可动摇的感情。
因此，面对老父的坚定拒绝，他除了失望之外，也只剩下唏嘘了。登王驾返回时，按下心头那怏怏波动，刘文共低头看着侍候在侧的中年人，以一口严肃的语气吩咐道：“子覆，就按照你的策略，徂徕堂全力开动，延揽四方，功名利禄、钱粮田宅，无有不舍，只要人来！”
“臣谨遵王命！”中年人闻言，精神大振，恭拜道。
中年人本名张寒，字子覆，关内华州华阴人，因生于开宝二十七年（989年）寒月，故名之。张寒其人，打小不事生产，以侠气闻名乡里，个傥多智，及长，敏而求学，学有所成，也曾参加州考，屡试
不第，就甭提更高级别科考了。
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上层阶级日益固化的大环境下，似张寒这样一无出身，二无师门，三无靠山的纯纯庶民，是很难出头的。再加上，张寒其人，自负才气，出身卑微，但腰杆很硬，不肯折节下人，尤其是那些他眼里“尸位素餐”之辈。
同时，朝廷在对中高级人才的选拔培养上，是更注重实务能力，不单以文章优劣论长短，但在基层，在更为广泛基础领域，也更加侧重基本学识素养的考核，而在这一方面，张寒又不是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人。
端拱元年，是张寒最后一次参加州考，若是通过了，就有机会到洛阳去参加端拱二年春闱，像他这样的人，只有在更高更大的舞台，才可能将自己的本色才智展现出来，才更有被赏识提拔的可能，然而，他还是被刷下来了，当时的张寒，已经二十六岁了。
从那之后，张寒就彻底放弃了科考入仕，选择走“吏—官”这条上限很低的路，凭着早年在乡里积攒的声望，再兼读过书，考过举，又通算术，谋得了一个华阴县南渭乡税吏的职位。
严格来说，帝国的体制，并未彻底对张寒关上大门，乡镇税吏的职位，虽然卑微，但在地方基层，也算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权力的职位。
只不过，张寒自负蛟龙，只能游于浅谈，而区区一个税吏，也根本无法施展其才长之百一。同时，张寒个性十足，任税吏期间，好打抱不平，给人写状纸，辨狱案，当着税吏的职，办着判官的差。
在税务收取上，又喜欢严格按照税法来，时不时的，还有些体恤贫民的举动，这自然不为上司、上官所喜。再加上，在为民请命的事情上，得罪了当地乡绅。
不出意外的，张寒的税吏只当了四个月不到，便被罢免了，甚至于被知县拿到县衙，责以“税务不清，有私昧之嫌”，打了十板子。这十板子，也彻底把张寒对大汉帝国的效忠之心给打掉了。
当然，对于一个处在强盛期的统一帝国而言，像张寒这样的落魄书生，其个人际遇与意志，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孤傲如张寒，也苦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只不过，他是个懂得变通的人，朝廷正道走不通，自然寻求另辟蹊径。改变的机会，在端拱二年秋降临到张寒的头上，他结识了一个人，北廷国崇仪使下属典客朱焘。
这个朱焘就是华阴当地人，其父曾在县衙为吏，三十来年前，作为“援西吏”被调赴安西，都督府分家，拆为三国，归属于北廷，其后便“世居”长明城（初为黑汗国乙寄乌骨城，黑汗灭国后，改为杨城，以纪念杨延昭之功，更名杨城，北廷建国后，又被刘文共更名长明城，作为王城）。
有这层经历在，朱焘虽生于华阴，却是地地道道长于长明城的北廷人，人比较争气，在其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一个西迁的小士族，成功进入到北廷国的核心统治阶层中，靠着不错的学问、见识与辩才，经刘文共考核后，授予典客之职。
这个典客，在北廷的国体系内，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职权以及所能调用的资源也非同一般，它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北廷延揽人才、招募人口。
大汉帝国的诸多封国中，“汉人口”都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但各国国情与实力不同，也导致各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有所差距。
而第一个将人口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高度的，也正是北廷国，从ysl二次东征大战结束之后，十余年间，北廷国更加大了在这方面的投入。
刘文共设崇仪使，以心腹大臣充任，活动于帝国京畿，总理此事，负责打通维持上层关系，其下设典客数名，负责具体的延揽招募事宜。
在最近的十五六年间，通过“崇仪—典客”两级干臣的活动，
再加刘文共不遗余力的支持，北廷国从汉地招揽了超过8万的人口，再加自然增长以及其他渠道来人，北廷国的核心人口也终于在建隆二年图突破了二十五万人。
很难想象，这是前前后后差不多三十年时间的成果，开拓之艰，可想而知。同时，由于陆上交通不便，以及北廷国吸引力的问题，在这方面北廷国投入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刘文共几乎是空竭其力，以徕人口。
张寒落魄之时，担任北廷典客的朱焘正好衣锦还乡祭祖，无意中听闻了张寒的事迹，当时就动了心思，在从侧面了解其背景经历之后，备好礼物，亲自登门拜访。
一番交流下来，虽然同样察觉了张寒的傲气，但更为其才情见识所吸引，在几番交流之后，终于向其发出邀请。而张寒对朱焘的意图，则早就窥破了，但哪怕是帝国体制的弃儿，张寒依旧傲气地很，并没有一口应允，只是答应去西域看看。
就在端拱二年秋，张寒与其好友胡冬（同为落魄学子）一道，踏上了前往北廷国的旅途，一路，见识着河西走廊、西北风光，也观察着朱焘这个北廷王座下的典客，更见证了一场辛苦而缓慢的数百移民的迁徙之旅。
别的不提，至少从朱焘身上，能够感受到一股北廷君臣发展国家的志气。当年冬季，至北廷，进长明城，张寒与胡冬二人好生参观了一番这座西域荒蛮之土上拔地而起的“汉城”，即便隆冬腊月，即便天寒地冻，即便不那么热闹，张寒也从内心产生了一种感动。
比起在华州以及关内道见识经历的那一切，数千里之外的异域发生着的一切，这里的汉人展现的精神，那股闪耀着的独属于汉文明的光辉，是那样的动人。
后在朱焘引荐下，张寒与胡冬得到了刘文共的亲自接见，一番考察下来，刘文共大喜，他发现二人都是才士，尤其是张寒，刘文共多年以来接见过的汉地人才不少，其中不乏师出名门、望族之后，但没有一个像张寒给他的感觉特殊，其人才思、急智、见识、学问，让刘文共数遍北廷上下，一时间也找不出能够比拟的。
没有任何犹豫，刘文共请求张寒与胡冬能够进入北廷政府为官，辅助他，共同成就一番事业，并表示必将委以重任。然而，对刘文共的盛情邀请，张寒仍旧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受，胡冬倒是有些动心，不过见好友迟疑，他也就没有表态。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未来，张寒是有过一番考量，就是出仕西域三国，只不过，他的第一目标，乃是安西国。这也是许多往西域闯荡的汉地人才的第一选择，毕竟安西地方更好、国力更强、待遇也更好。
北廷国苦心孤诣，耗尽钱粮，招揽的人口，还不如安西正常的人口政策，这就是两国的差距所在。面对刘文共，张寒也直白地表明了一点：北廷的庙太小，人口既寡，水土条件也一般，发展潜力有限，即便穷尽一生，也难有什么成就。
对张寒的评价，刘文共很觉受伤，但又不得不承认所言有理，最后，甚至说不出什么挽留之言了。对张寒，刘文共没有强求，只是继续展现着他的诚意，在张寒逗留长明城的那个冬季，屡次召他进王宫赴宴、问对，而每一次交流完，都是长长一声叹息，因为张寒去意甚坚。
到端拱三年春，张寒向刘文共辞行，他表示，要继续西行，也不掩饰目的地，说要去安西试试。刘文共虽然失望，仍没强求，并且还亲自送行，赠予马匹、衣物、路费、官凭文书等。
临别之际，刘文共向张寒表示，一栋房子能建多高，需看地基有多夯实，北廷发展固然有限，但他若还能活二十年，就为北廷再夯二十年之基础......
刘文共一番话，动情之余，也算回答了张寒当初拒绝他的理由，但是，张寒仍旧不为所动。不过，却建议好友胡冬留下，让刘
文共不至于一无所得。
张寒之去，刘文共很失望，甚至为此卧病了几天。而这个时候，反倒是新投效的胡冬，告诉他，张寒必定归来......
刘文共问为何，胡冬表示，他很了解这个好友，人虽孤傲，志趣远大，但并非不同情理之人，其人虽去，但心已经留下了。
对胡冬的劝说，刘文共只当是一种安慰，但在接下来的一年，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甚至专门遣人在伊丽河畔等待。
这一等，就又是一年多，在建隆元年初夏，西游的张寒果如胡冬所言那般，返回了长明城，风尘仆仆、衣衫褴褛，但精神头十分不错。
刘文共自是大喜，见到张寒，抓住他的手，久久不语，甚至忍不住落了泪。对此，张寒表示到，他去年就打算留下的，但鉴于对西域的了解太少，他前往安西，也并非去投效，毕竟，那里又有谁认识他？
张寒的目的，是对中亚的局势与情况进行了一番调研了解，而经过一年多的走访察看，他自觉能够出仕北廷，为刘文共出谋划策了。
从建隆元年开始，张寒正式加入北廷国，起初被拜为典史，为北廷国的制度、法条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番全面的改革梳理，在“以汉为纲”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入乡随俗的改变，以便更好地统合当地的部族与原住民。
同时，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帮助刘文共完善国家发展制度。在制度方面，如果仅说条文，帝国中央有的是借鉴之处，但是否适合北廷这个藩属，如何执行落实，又能否起到预想的作用，这就没那么容易了，这方面的不足，也正是张寒到来之后，才真正开始完善。
到建隆二年秋，在肯定了张寒的“实操”能力之后，刘文共不顾议论，直接任命其为北廷国相，由其秉政，治理国家，筹划发展策略。
刘文共治北廷，军事上的问题，张寒谨慎地没有插手多嘴，但其他方面就不客气，而最让张寒肯定的，就是延揽人才、人口这一项政策了。
张寒在“崇仪—典客”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项改革，“徂徕堂”就是在他的建议下组建的，这事实是北廷的一个针对安西、康居以及大汉的间谍机构，除了刺探各方面的情报之外，就是为北廷国延揽各类人才。
同时，在汉地人口的充实方面，张寒也提出了新思路，从地域、目标、渠道、手段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办法，包括一些“特殊手段”。比如，张寒从一些汉商嘴里听说过的，人口贸易
当年，鉴于ysl方向的作战压力，刘文共选择从海东撤军，将北廷的发展重心放到国内，变扩张方向为北方。对此，张寒同样表示支持，但支持之余，也表示，北方苦寒，且开拓不易，但如欲长远，北廷的未来还在安西、康居之地......
没错，张寒为北廷国筹谋的发展大略的最终形态，是向安西、康居二兄弟之国动手，甚至于向东。当然，这需要等待，需要一个最恰当的时机，甚至只能期待后代子孙。
毕竟，当下的北廷国还很弱，周边除了北方，没有一个能扳手腕。但是，处在“兄弟们”的保护之中，也可安安稳稳地发展积蓄实力，中央帝国迟早会衰落，安西、康居二国面临着ysl的压力，未来时局变化如何，虽未可知，但可期待。
而从张寒提出这等“同室操戈”的战略就可看出，他究竟是怎样一种人了，甚至于，让刘文共都感到在使用一柄双刃剑。
但是，眼瞧着在张寒秉政之后，渐显兴旺之象的北廷国，他又只能按下心头的那点惊悸。此番宗藩大会，张寒也得以随刘文共进京，途径华州时，大摇大摆地还乡省亲，当年杖责他的知县还在，被张寒狠狠地奚落一顿，至于曾经得罪过的乡绅，更是备好礼物，诚惶诚恐地前来
告罪、求饶。
至于大会达成的新约，在张寒看来，正可给北廷国的人口战略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与便利......
世宗篇27 南洋勾吴
建隆五年，渤泥洲，朝晖城。
这座坐落于渤泥洲北部的城市，乃是大汉帝国勾吴国都城，是当下渤泥洲内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也是汉文明在渤泥洲内的传播中心。
早在开宝中后期，汉人的足迹就已经遍布渤泥岛沿海周遭，并建立了大小不等的贸易点，坤城就是最早的一批的汉人聚居点。
不过，那时帝国的经营重心在南北金洲与爪哇，对渤泥岛只是简单关照，因此汉人在渤泥洲上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对缓慢的态势，对洲内土着邦国渤泥国很谨慎，往来频繁的汉商常互赠礼物以维持关系，对土着的贪婪袭击，也只有基本的扞卫抗击，少有扩大事态。
随着刘昀、刘淳、郭良平率海陆大军南下，灭三佛齐，平定爪哇，世祖皇帝大封南洋，汉军的舰船与军队也第一次大规模入侵渤泥岛。
在洲内汉商的配合下，迅速占领渤泥洲沿岸城镇、据点，这就是一场军事旅行，几乎无难度可言，只在攻取渤泥都城的时候稍微遇到了些阻力，但汉军强大的武力面前，其抵抗也如纸一般脆弱。
建国数百年的古国渤泥，就这样以一种悲凉无奈的结局收场，国灭之后，整个渤泥洲就成为了大汉官军商民的后花园了，自由通商，任意驰骋。
汉人对渤泥道开发程度的加快，也正是从渤泥国灭国之后开始，但是，这片地广人稀的洲陆，武力征服容易，文明同化也不算难，最大的阻力，反而是一穷二白的开拓与建设。
到建隆五年，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汉人对渤泥洲的探索，也基本只停留在沿海地区，而广阔的陆地深处，大部分仍旧是处女地，河流所及也大部分被土着部落所占据。
即便如此，曾经的聚居点与交易场，也在汉人商民的主导下，形成了一个个沿海城市、镇甸，当然避免不了来自渤泥国余孽以及不臣野蛮土着的袭扰，但面对这些威胁，都不需正规军，汉人商民武装就能对付。而相比之下，蚊虫、疾病、瘴气这些恶劣的自然生态，对汉族移民的威胁要大得多。
朝晖城，是在原渤泥国都的基础上改造扩建而成，不管在汉人眼中渤泥洲是怎样原始落后，但能够成其邦国，作为都邑，其各方面的条件与基础，总是要优于其他沿海镇甸。
而从封国的角度来说，世祖皇帝与太宗皇帝对吴王刘晖都还是不错的，毕竟这一片洲陆中，文明开发程度最高，也相对最成熟的一片土地，都给了他这一脉。
吴王一脉对渤泥洲的经营，始于雍熙四年，当年吴王刘晖因“公府弊案”被判圈禁一年，府中大权交与世子刘文渝，并交待其经营封地，以避朝中风波。
刘文渝当时便开始调措钱粮，征召人手，筹备出海事宜。以参军郑峙为首，组织起第一批“垦殖团”，人数在两千人上下，其中涵盖了公府扈从、仆佣、佃民、工匠以及从社会上征兆的水手、团丁等等。
当年冬垦殖团自上海港启航，于雍熙五年二月抵达渤泥城，开始了正式的“垦殖”。当时的渤泥城，只有郭良平遣驻的几百军队以及税务官，算是官方管理人员，只能维持基本到简陋的秩序，而其运转实际是由一干汉地大族、富商说了算。
这样的模式，前前后后持续了差不多有十年，并且发展得还不错，但其中伴随着的冲突、流血与死亡，也是可以想象的，而罪恶往往能在一定时期内浇灌出繁荣之花。
而随着吴国公府垦殖团的到来，当地的局面立刻就被打破了，因为真正当家做主、一锤定音的人来了，从名义上与实力上，都是如此。
“吴国公”这条强龙的到来，意味着渤泥城将走向另外一种秩序，必将导致利益的冲突与重新分配，这个过程也注定不可能是平顺的。
平心而论，公府垦殖团的到来，还真就有摘桃子的嫌疑，这对苦心把渤泥城经营出来的几大家族来说，一时间是很难接受的，抗拒心理之下，各种明里暗里的抵触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只不过，小鬼虽然难缠，但原渤泥国土，可是大汉帝国皇帝钦封与吴公的，有着官方的大义，这一点就不是一干所谓家族能够抗衡的。
而被刘文渝选作垦殖团长的参军郑峙，也不是凡人，至少不是善人，这可是在帝国体制内部从基层打熬出来的人，还曾专门去武德司主管的刑徒营参观学习过。
对于渤泥城几大家族紧张不满情绪，郑峙洞若观火，不过一直没有动手，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垦殖团的安定、南洋官方的联系，还有就是把吴国公府的大旗与招牌打出来，宣告这座城池与土地真正的主人到来了。
随着雍熙六年，来自公府第二批的垦殖团支援到达，已经基本熟悉当地情况的郑峙动手了，一场收权归治行动，或者说是立威行动，来得迅疾如火。
就和广袤南洋地区呈现出来的风貌一般，南下垦殖的大汉官民们同样感染了不少野性，甚至少了许多敬畏，几大家族中，竟然有人敢反抗，明晃晃提刀的那种。
一场血拼是无法避免的，即便南下“传播”文明的汉人，有些也需要鲜血，才能将他们的脑袋涤荡清醒。原本渤泥城有“八大家族”，雍熙六年之后，就只剩三个了，并且其中两个都与帝国权贵有关。雍熙六年之时，舍得扎根南洋发展的帝国权贵，实则还不算多，但渤泥城就有两个。
在完成基本的整顿收权之后，郑峙为首的公府垦殖团，也正式开始了对渤泥港城及其周遭地区的经营。还在渤泥国时代，此地就以农业为主，加以渔盐之利，这些也是汉人所擅长的，几乎无缝衔接，并且汉人带来的是更加先进、精细的技术办法。
同时，商业与小手工业，也逐渐被发展起来，能够诞生所谓几大家族，本身就意味着当地在经济上的积累。而郑峙做的，是要继续壮大，为公府建国打基础。
一朵文明之花的成长绽放，需要足够的养分，而滋养南洋“勾吴国”这朵骄花的养分来源，主要有三处，一是当地丰沃的自然水土，二是当地的土着、旧国民，三则是通过南洋航线不断输送而来的汉人，尤其是第三者，那是汉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立足的根基。
从雍熙五年起，每年都有吴国公府从帝国本土征募人口，从帝国的沿海港口，输送至封地，每次的规模都不算特别大，多者两千余人，少者数百到一千，每年一到两次，但贵在坚持。
一直到雍熙十二年，这个节奏方才放缓，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其一是成本问题，即便是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以及航海路线都相对成熟的雍熙时代，走正规渠道往数千里之遥的渤泥洲运输一个人，用最极致的办法去压缩成本，平均每个人也得耗费4贯钱往上。
就这，还不包括前期人员的征召集中、物资的准备供应、到岸后的安顿落户，还不排除途中的风险，海上行船倾覆的情况比比皆是，就吴国公府的人口输送，葬身在南海汪洋中的移民，不下四千人，船只+人员损失及相应抚恤，足以让吴国公府肉疼到骨子里。
而各种技术人才、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待遇与要求更高，再加上行政成本，以及垦殖拓荒过程中的损失......种种支出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吴国公府做事，得“堂堂正正”，走正规的移民程序，代价就是这般高昂。
然，即便以吴国公府的家底，面对这样的输血支出，又能支撑几时呢？事实上，前后坚持了八九年，损失巨大也不动摇，已经是刘晖、刘文渝父子意志坚定了。
这，或许都是吴王刘晖一辈子最坚持的一件事了，虽然其中，劳心劳力操持此事的，乃是刘文渝。
另一方面的因素，则源于吴国公府内部的牵扯了，准确地讲是刘晖诸子之间的矛盾。刘晖共有五子长成，除长子文渝之外，另有文波、文淙、文泳、文渤四弟。
刘晖从开宝后期开始，在政治上是一直遭受打压的，老子不得志，做儿子也很难在仕途上有什么作为，因此，吴国公府下诸子，虽各有经营，但更主要的，还是指着公府啃老。
爵位问题，刘文渝占着嫡长的优势，很难推翻，但财产问题就有很大讨论空间了，一个个盯得也很紧，尤其是同为嫡出的刘文波与刘文泳二人，更是眼红得紧。
公国拓殖，虽然是刘晖定下的，但也不容你长房如此肆无忌惮的转移财产，那可是二三十万贯钱啊，看得几兄弟是异常心疼，心中更有怨气。
于是，在渤泥洲上的拓殖，从公府的层面，就有明里暗里的阻挠。刘文波、刘文泳二人，又时不时地跑到老爷子那里告状、诉委屈。二兄弟有一句话倒也没说错，再不节制，公府下属的财产都要被刘文渝搬空了......
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渤泥洲方向，来自吴国公府从帝国本土的输血放缓了，甚至陷入了停滞。然而，经过近十年的不懈支持，以及郑峙等人的辛苦经营，渤泥洲的开拓也日见成效，不只是渤泥城，还向外扩散到几乎整个北部渤泥洲，将原渤泥国最传统统治区域都正式囊括治下。
在渤泥国统治时期，其盛时都城人口也就逾万，这个数字在雍熙十二年的渤泥城，已然突破两万，其中汉人就占一半多。
而能供养一座两万人口的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最直观的开拓成果展现，毕竟这意味着足够的物产供应。当然，达到这等程度，其中的辛苦与牺牲，也是难以计量的。
对公府来说，最大的损失，要属于郑峙的病逝了，这个开拓前期最主要的执行者，也是最重要的控局者，更是最大功臣，在长期的劳累与辛苦中，染上疾病，暴毙而亡，而其留下的，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南洋吴公国。
当然，对郑峙之死，惋惜之余，吴国公府也给予了足够的尊荣，封其为马驿伯，以其子郑台继嗣。
同时，还在渤泥城内，给郑峙立庙、树碑，叙其功勋，让后人永以铭记。因其最初是以参军之职主持对渤泥洲的开拓，其庙名“参军庙”。在渤泥洲内，参军之职不只一人担当，但参军庙纪念的独指郑峙。
郑峙死于雍熙十年，他死后，渤泥城少了一个主事者，对于继任者，公府那边重新打造了一个“管理层”，像郑峙那种一家独大的情况是不允许出现了，公府同样防备着。
于是新的主事之权，被一分为三，从渤泥洲当地提拔了一名开拓功臣刘褚负责军事，此人乃是公府家将出身，刘文渝又将心腹王泰派去主管民政。
更为重要的，刘文渝将幼弟刘文渤也派去南洋，主持大局，在刘晖诸子之中，庶出的刘文渤与刘文渝关系最佳，可谓亲密无间。此事对于南洋吴国来说，意义尤其重大，这意味着刘晖一脉，正式向南洋迈出了步伐，这是关键的一步，也是历史性的一步。
雍熙十三年，在启动渤泥洲拓殖将近十年后，刘文渝亲自动身出海，以吴国公世子，也以主人家的身份，驾临渤泥洲。
刘文渝此行，除了视察十年开拓之成果外，也宣告南洋吴公国的正式成立，这当然首先得到了皇帝与朝廷的认可。虽然开国仪式上，作为公国君主的刘晖缺席了，但并不妨碍其重要意义，北渤泥洲的历史已然就此翻开了一页新篇章。
开国之初，除了封赏功臣之外，刘文渝还将渤泥城更名为朝晖城，取吴公刘晖名字中的那个晖字，也是对新吴国公国的美好寄望。
不得不说，新吴公国在南洋的拓殖建立，其过程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基本完整地呈现了一个大汉封国从无到有的过程，绝不是中央朝廷一道金册册封就完事的。
到太宗驾崩，康宗继位，刘晖晋吴王，封国也跟着升格成为王国，在朝廷国书上，记为“勾吴”，当然在民间与南洋地区也多呼之为新吴。
也有称之为北吴的，因为吴国的主要领地范围在渤泥洲北部，同时在东北、西北部沿海各据一部分土地城镇。至于渤泥洲其他区域，则分别为刘淳建立的雍国以及刘晗建立越国所占领。
等到刘文济继位，从康宗时代便一直以王太子身份统治吴国的刘文渝，终于熬死在太和楼弹了二十年琴的老父刘晖，成功转正，继位称王，那时，他也已经四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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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28 朝晖之城，老年白龙
朝晖是一座逐水而建的城市，密布的港汊，纵横的水网，都使城内外大量建筑为水环绕，甚至就在水上。由于地形地貌的限制，朝晖城从外观上而言，并不规整，一些奇形怪状的布置与设计，将传统汉式建筑的整体感与美感都破坏掉了，但与周遭环境结合起来，却又并不突兀。
城池的规模并不算大，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帝国本土那些一去二三里的小城，甚至犹有不如，但层次分明。沟渠环绕的朝晖城，分水、陆门六座，船只能够直接通行内外。
城中分内外城，内城自是王城，专供王室成员居住、治务；外城范围要大些，是为吴国贵族、官僚及有一定身份、财产的汉族生活居住，同时主要的官署、机构、仓库等建筑也都设在外城。
城中自是秩序井然，巡逻严密，防护森严，这也是朝晖城或者整个南洋地区汉城、汉镇一个普遍性的特点，那便是种族隔离，城中那是汉人老爷们常住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当地的原住民是不能进城的，当然，有些清理城市、掏粪运粪、搬运苦力的***活计，还得蛮夷来。同时，一些归化的有一定地位的土着，也能定期到城中进行汇报。
也可以想见，朝晖城里与城外，是怎样天差地别的悬殊。脏乱差，乃是恰当的形容词了，但偏偏是城外的港口、商业、土地以及大量土着聚居民，供养着城内的干净整洁。
平心而论，朝晖城的情况，并不符合一个艰苦奋斗、向上发展的新生国度该有的气象，但从现实条件来考虑，汉家子弟跨海涉洋原来开拓，本就艰苦卓绝，牺牲巨大，活着的不为富贵享受，难道还要与地方土着同甘共苦吗？
同时，不管是为了方便管理，还是为了维护统治，维持汉人崇高地位，保证其扩张欲望，对土着进行一定的剥削，都是很有必要的。
没有剥削，何来发展与繁荣？辛苦劳动、遵纪守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身也是一种剥削，只不过在广阔的南洋洲陆，汉人可以光明正大地把这份剥削转嫁到土着身上。这就是接受文明的代价，同时也是对土着的一种鞭策与激励，他们太懒、太野蛮了，懒惰而不知礼仪的人，如何本赴光明美好的未来？
汉地的平民到了这里，只要敢打敢拼，很快就能成为土着眼中的“汉族老爷”，当然，这种情况也只存在于开拓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加多，汉族移民地向上发展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
因此，在城里城外，以及朝晖城周遭，汉族平民也同样不少，他们虽然享受国内待遇，但也不具备“贵族式”特权。想来也是，如果仅靠那些土着，其生产力可没法供应这么众多的汉族老爷，对于诸多汉族移民来说，美好生活还得靠自己双手去创造。
勾吴国，是个极具封建特点的地方，这里的“封建”指的是封邦建国，在这个国度，上下各阶层，几乎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服务贵族而展开的。
其行政、司法、经济、民生乃至军事，都贯彻着权贵的意志，比起中央帝国，权贵的贪婪性与剥削性都被极大地放大了。
同时，在权贵之外，还有一个名为“钱贵”的新兴阶层崛起，这也是地缘因素导致的，南洋这些封国，都具备浓厚的商业属性，堪称无商不立。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从事贸易起家的商贾势力的抬头，也是可以预测，虽然他们对国家的话语权还远远不够，但也已名正言顺地进入到统治阶级，和那些汉族的种植园主一般，属于封国的上层建筑。
而新兴商人阶级的崛起，在整个南洋，都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具备足够经济实力的他们，也必然希望获得与之相衬的政治地位与保障，这是一种本能，想要实现还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南洋的汉人移民，其生
存环境虽然改变了，但来自大陆传统观念的束缚，却也没那么容易就彻底打破，尤其是还有一大波掌握强权的贵族的压制，他们是最强势的保守者。
可以想见的是，随着南洋地区商业的不断发展，商业阶级实力、势力的不断增涨，终将对南洋封国的统治格局造成冲击。
但在当下，他们还不够格，还需要积累，这个时代还是由封建王权为代表的权贵说了算。甚至于，在南洋诸国，儒学家与佛教徒们，其地位都要比种植园主与商人要高。
尤其是前者，这是汉文明在南洋地区传播、汉人征服广阔洲陆最根本的保障与力量的源泉，没有任何一个封国不重视。从开宝时期第一座儒学馆在良平岛建立起来之后，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儒学馆校就如雨后春笋般在南洋地区冒头，规模虽有大小，但儒家的经典教义，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传播而来，浸润这片广阔天地。
当然，传播到南洋的儒家教义，显然是有失传统的，在帝国本土的儒家学派中，包括那些新兴的地方学派，都对南洋的儒门大加鄙薄，因为荒蛮之地难出良儒，也因南洋儒学越发明显的跑偏，乃至魔改......
断章取义、篡改经典、辱没圣贤，是帝国传统儒门对南洋儒学的强烈抨击与指责，其中扩张性的、有失仁道的东西太多了，甚至连铜臭商贾都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教义宣传之中，这如何不让传统派们痛心疾首。
但本土非议再多，却并不影响诸国对南洋儒学的支持乃至推崇，毕竟，也不见大陆那边骂得狠的儒学者们南来纠正。
何况，诞生于大陆的儒学，到了环境迥异的南洋，有所改变，也是适时应景的事情。而南洋儒学，除了与大陆儒门的格格不入之外，在南洋当地，尤其在诸国之间，也有相当的分歧，几十年间，也碰撞出了不少思想的火花......
但不论如何，在各大封国与帝国中枢呈离心趋势的同时，南洋汉族在文化上虽然与帝国本土一脉相承，但在发展上也已经偏离，在建隆时代，已然格外明显了。
朝晖城内，就是一座大儒学馆，那是吴国的官学，学生足有三百多人，都是权贵、豪商子弟以及归化土着酋长、首领的质子，每名学生，都是吴国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
在城外的聚居区，同样有不少依托于儒学馆发展起来的汉学校、书馆、私塾，这些才是汉文化传播的基层力量，同样得到了王国从政策、经费上的扶持。
并且，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入学的，知识、学问与文明的光辉，可不是廉价的东西。除了很多汉族移民都舍不得投资子孙的昂贵学费之外，还有身份上的区别对待，但是，几十年下来，依旧有不少当地土着，发现了这条真正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砸锅卖铁也要学得汉族的先进文化。
这样的例子，在吴国内已经有一些了，一些聪明的即便在渤泥时代都属于贱民的土着，他们通过无限向汉人靠拢，靠着对汉文化的学习、熟悉，成功脱离了原本的奴隶阶级，成为依附团结于王国体制的上等土着，也是王国加深对原住民管理控制的重要触手。
与南洋儒学相对的，便是佛教的发展了，这一点同样出彩，甚至比儒学还要好，显然，南洋地区的原住民们在信仰上，也需要更先进的神明来抚慰乃至救赎他们。
因此，在朝晖城外，最显眼的建筑，不是港口、街市、楼舍，而是那条通往城池道路间泛着金光的寺庙——珈蓝寺。只要天晴的时候，总能看见旺盛香火，袅袅升起，佛音阵阵间，进香稽首的土着，比汉人都要多，而佛教对王国统治的积极作用，也比帝国本土要明显得多。
朝晖是一座商业港城，外港的码头可供吃水2丈深的大船停泊，优良的水文条件，也就花费大代价修筑、保养的港口设施，
也吸引了大量客商船前来。
当然，除了依托港口之利的贸易商业之外，朝晖城的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还是落到农渔业、盐业以及小手工业。
制盐是这里的传统，而来自淮南的一些移民（最初由郑峙特地征募），则将最近几十年间淮东制盐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带来了，大大提高产量与质量，也使得朝晖的盐甚至跨岛跨国卖到东西爪哇（西雍、东越）乃至南北金洲（齐、梁）。
手工业则是完全由汉族移民带来的了，尤其是木作，除了围绕着汉氏建筑展开的各种木工活计之外，木雕、木刻的文化也有明显传播，让这座城市也多了几分艺术的气息。
白日间，港区内外很热闹，但忙碌的，除了那些汉族经营者外，大都是受人役使的土着。相比之下，到了夜晚，才更添几分繁华，不论城内外，酒楼饭馆，不到深夜，难以停罢。
毕竟是处于热带地区，白日炎热，不管是哪个阶层的汉族权贵老爷，都不大乐意出门，只有夜晚才能让他们感受到丝丝凉爽，享受着海风吹拂下的惬意，也享受他们开拓的成果。
而夜晚，除了灯火辉煌的繁荣，同样也让一些见不得光的事物能够更从容、便利地存在与发生。黑夜的掩护下，一艘三桅的福船缓缓驶入朝晖外港，在引导船的指挥下，于早就清理出的一座泊位间，下锚、靠岸。
木制的栈桥上，点起了一排的火把，昏黄的灯光照耀下，大几十名的壮汉已经提着武器候着了，居其中的，乃是一名胡须稠密的老者。
年纪看起来不小了，面部还有一道明显的疤痕，但一双眸子仿佛散发着精光，浓郁的夜色都掩盖不住，而那种由内而外释放出的凛然气势，也说明着他不寻常的地位。
可作猜测，这名老者在朝晖城是位权势人物，而事实上，在整个吴国都是如此。他叫沈柏龙，乃是勾吴国子爵，正儿八经的王国贵族。
在王国的爵位体系中，爵位同样是不可轻授的东西，除了王室成员之外，只有对吴国立下特殊、重大功勋的人，才能得爵。即便被定了“开国第一功臣”的郑峙，也只是个马驿伯，可想而知，沈柏龙这个子爵，在吴国的份量并不低。
而这个沈柏龙，便是当年在上海滩码头上闻名一时的“白龙哥”，也是带着一干弟兄，追随郑峙南下渤泥的第一批垦殖团。当初，靠着聪明的头脑、出色的胆识以及强力的手段，以及一干生死兄弟的支持，沈柏龙在垦殖团内可谓是风生水起。
沈柏龙也像找到了组织一般，格外卖力，也迅速出挑冒尖，在郑峙的提拔下，成为垦殖团的中高层。他参与了对渤泥几大家族的绞杀；曾率领部下挥汗如雨、伐木开荒，为后续移民的到来提供空间；也曾率部打退无数次土着部落的袭击，奔走四方，平定反复之叛乱，更沿河深入数百里，俘获数以万计的土着、牲畜、财产；吴国那支仅几十艘舰船的海军，也是沈柏龙负责具体组建的......
也就是出身低了点，否则一个伯爵也是跑不掉的，但王国子爵之赐，也足以展现王国对他功绩的认可与表彰了。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当初的“白龙哥”变成了“老白龙”，同时也从王国的军政一线退了下来，但他在国内的权势与地位，却不曾有多少褪色。
三十年间，以沈柏龙为核心的沈氏家族的组建，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除了沈柏龙自己的子女之外，还派人把舟山老家一些敢打肯冲的沈氏族人接来，充实沈氏在吴国的力量。
如今的沈柏龙，年纪大了，胡须白了，皱纹铺满了脸，但人老心不老，即便年逾六旬，还操持着家族的生意。而以他在吴国的地位，能由他亲自过问的生意，显然也非同一般......
世宗篇29 黑色产业
泛着腥味的海风不住地刺激着味蕾，但码头上所有人的都似无所觉，脚板从船舷搭上岸头，一道肥壮身影踏板而来，三两步就落了地，敏捷的步伐与那身材怎么看都显不协调。
来人自是船长，一脸的横肉，满面都是风吹日晒过的痕迹，让人看不清年岁，但那股剽悍凶狠之气，是掩饰不住的。不过，在见到等在栈桥上的沈柏龙时，立刻绽出如花般的笑容，快步上前，拱手哈腰：“小的见过老爵爷，区区小事，怎劳亲自过问？”
面对来人的殷勤，沈柏龙只是轻轻点头示意，作风依旧是雷厉风行，手一挥，道：“闲话休提，上船验货吧！”
“悉听尊便！”船长也不以为意，侧过身体，还做了个请的手势。
当然，这种具体的活计，也轮不到沈爵爷躬亲去做，在他的授意下，一名肤色黑黄、身材精壮的年轻人带着几个人就登船去了，这是沈柏龙三子沈青麟。
栈桥上，船主则毕恭毕敬地冲沈柏龙介绍着此次买卖的货物：317人活着抵达，福建、两广、两浙都有，汉族为主，青壮年为主，还有60多名女人......
而听着船主的介绍，沈柏龙面色丝毫不见动容，老脸甚至显得格外严肃，一直等到沈青麟带人下船，冲自己点头确认之后，方才开口吩咐道：“交接吧！”
随着沈柏龙一声令下，码头上顿时忙碌起来，随着交接活动的开始，夜幕笼罩下，一排排的男男女女，被驱赶着下船，夜色之下视线黯淡，看不清每个人的脸，但每个人的轮廓都透着狼狈，腐臭、褴褛的不只是衣裳，还有如猪猡一般被售卖的尊严......
一座草篷底下，沈柏龙与那船主对坐着，看起来有些意兴阑珊。已经许久了，码头上再度恢复了平静，沈青麟带着人走近身来，先一礼，禀道：“已经验收好了！”
闻言，沈柏龙冲船主那边示意了下。沈青麟会意，手一摆，立刻有一名仆从穿着的中年，将一口匣子放到船主面前。
见状，船主所有的敬畏与疲惫都一扫而空，腰都直了起来，只打开匣盖瞄了两眼，便立刻合上，就仿佛受不那堆银币暗沉光芒的刺激，粗糙的面部堆满了笑容：“多谢老爵爷！”
与中央帝国内部，依旧以铜钱作为主要通货不同，在广大南洋地区，除却铜钱，金条银币的流通却更为发达快速。这是由于南洋流行的各种大宗货物贸易决定的。
同时，由于铸钱技术的不足，当下通行南洋的金银货币，多是由帝国铸钱工坊铸造，然后流通。当然，随着各大封国逐步走向完善，也开始一一组建自己的铸造局，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
“不清点一番？”沈柏龙沉声问道。
船主道：“爵爷做事，向来公道，何需这等手段？何况，这桩买卖，小的还想着继续做下去......”
沈柏龙笑了笑，沉吟少许，叹息一声后，手指站在一旁的沈青麟，道：“今后，此事就由我家三子操持了！”
船主微讶，看了看沈柏龙，又瞧向一副淡定模样的沈青麟，迅速恢复笑意，拱手拜道：“将门出虎子，今后，就仰仗小爵爷照顾了......”
......
人口买卖这种黑色产业，放眼历史，比比皆是，就是在帝国内部，都是层出不穷，并且，很长时间内，都以孩童与女人为主。当然，这种产业的发展，也往往伴随着政策变化以及社会变迁。
在几十年前，当人口数目作为地方官僚政绩的时候，对于治下人口，都是像鸡仔一般保护着，对从事人口贸易者，从来都是都是严厉打击，几无放过。
不过，随着帝国取消人头税，以及后期的税制改革，再加朝廷不再将人口指标与升迁挂钩，官府在这方面的关注自然紧跟着放松。
当然不是完全不重视，毕竟在任何时代，人口，尤其是具备足够劳动能力的人口，都是宝贵的社会财富、剥削资源。只不过，对于相关犯罪的打击是减弱是不争的事实
大汉帝国在人口贸易方面的发展，最初实则是输入型的，主要是国家恢复之初，国内劳动力不足，世祖皇帝与朝廷对汉族的自耕农们保护又相对严密。
于是，为了经营他们的土地，开始从外部想办法，那时候，正值帝国对外拓殖初期，于是前前后后，官方（朝廷各级职司衙门的职田、公田也缺劳动力）民间有几十万的外夷以劳动力的形式输入国内。当然，这一点后来被世祖皇帝严厉禁绝了。
随着天下太平，人口大爆发，劳动力短缺得到解决的同时，也开启了对外输出，这同样也是伴随着帝国对外拓殖的深入。
需求决定市场，不管是北方陆地封国，还是南洋的海外封国，从建国之后，对于核心人口的需求都迎来了一波暴涨，即便几十年后的如今，依旧处在一种饥渴的状态。
而以常规的移民方式，成本又过于高昂，没有哪个封国能够扛得住。于是，一种更廉价、更高效同样也不人道的办法，逐渐成为了各国的选择，或者说一些能量巨大商人，主动帮各国解决难题。
最初商人们胆子还不大，去交易的目标，多为蛮夷少民，南方以安南、广南西道等等为人口来源，北方则是高丽、日本二国。
但是，这些人虽然对南洋诸国有用，但并不是那么地受欢迎，并且蛮夷嘛，总归是廉价的。于是，为谋取高额的利益，一些人就开始把罪恶的双手伸向汉人了......
从最初的青壮劳动力，到如今有区别、目标地选取贸易对象，读书识字、工匠、妇女这些，价值显然要高一些，尤其是女人，行情是越来越好了，毕竟南洋封国阳盛阴衰的情况很普遍，土着女子很多汉族老爷们又看不上，又进一步推高了女人尤其是年轻漂亮女人的价格。相比之下，普通的农民、渔民以及不能提供足够劳动力的儿童就要廉价很多......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就很难止住了，而现实的条件又给了从事这方面贸易商贾巨大的空间。一方面是海外封国的巨大需求以及利益诱惑，另一方面又是自世祖时代起就坚决推动的“移民政策”，几相结合，一股潮流爆发了，一个黑色的产业也随之蓬勃发展。
当然，像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管从意识观念，还是从道德法律上，都是批判、谴责加打击的。但是，很多人心黑了，面上还是唇红齿白的，有些事情又黑又恶，也完全可以披着一层正大光明的白皮去做，即便一时的污秽臭气熏天，后面还可通过其他手段洗白。
对于从事人口贸易的商贾们来说，坑蒙拐骗也好，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也好，他们有的是手段，避过法律脆弱的监管打击，把人集中到沿海的大小港口，然后一船就载走。
这项买卖，在北方封国实则也是流行开来的，只不过，海上的贸易显然要更加蓬勃旺盛。需求同样旺盛，运输方便，同时比起北边成本更低。
而可以想见的是，像这样的贸易，注定是不人道的，也注定充满了悲剧。对于贸易的商人来说，他们只管把人送到换钱，至于“移民”的生死健康什么的，都是次要的。
在早期的时候，还有所收敛，但当这条路越走越激烈，越走越疯狂时，什么道德底线都抛之脑后了，最近十多年，则尤其疯狂。在那一条条汉家儿郎用命开辟出的航道间，从一艘艘汉家海船之上，不知抛下了多少汉家子孙，沿途又不知有多少汉民的冤魂在泣诉......
对于这些情况，帝国本土那边，朝廷早有警觉，也采取了一定的防备、整治手段，然而，取一时之效可以，想要完全杜绝，基无可能。就一点，哪些是人口贸易，哪些是正规移民，便很难辨别。
除非朝廷彻底改变对外开拓的大政，断绝海外联系，禁止片板出海......但与海外源源不断输入的庞大利益相比，一些人间惨剧，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
于是，禁止打击可以，因噎废食则大可不必。
至于南洋封国，奴隶贸易则基本属于合法行为，只不过针对的是土着蛮夷。而不管是政治需要，还是为了面上好看，对于汉族人口，各国虽然采取了买卖的实际行为，用“移民”的借口增加核心统治人口，但在明面上，也是跟随帝国中央的法律，严厉打击汉族人口买卖......南洋封国们，几十年来就玩着这样的黑色幽默。
到建隆时代，那些往返于帝国本土与南洋封国的船只上，如果不进行一番彻底的搜查，你根本不清楚，船舱内装着的究竟是帝国本土的各种货物，还是所谓“移民”。
可以想见的，通过“贸易”手段进入到南洋的移民，其地位注定不高，虽然要高于那些土着，但想像早期移民那般当汉族老爷，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于沈氏家族来说，他们也参与其中，从事相关活动，也是有官方背书，属于半官方行为。对于那一船的“移民”来说，不幸中万幸，由沈家进行安顿处置，能省很多麻烦，并能在沈氏的安排下迅速安顿下来。
而通过其他私人渠道南来的“移民”，经历一番曲折是必然的，但不管如何，只要在官府登记造册了，获得国民身份之后，总能得到一份基本的保障。
不为其他，就为“汉民”的身份，来人的手段多种多样，甚至罪恶重重，但来人之后，该安顿的也一样不落。毕竟，同根同源，又是夯土筑基的时候，还真能把汉人当猪猡、当奴隶不成？
不约而同的，在保障汉人地位与利益的事务上，各大封国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明确保证，有些事情若是做得太过，就是自己打脸，也不敢太过。
......
处理交待完一船“新移民”的事，沈柏龙慢悠悠地回到他位于王城之侧的府邸中，对于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僮仆上百乃是标配了，喝一口果饮，洗漱一番，至厅堂，已有客静候。
来人也是一名老者，名叫沈海穷，这是沈柏龙的堂弟，也是当年跟着他一起到渤泥洲打拼，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兄弟。
沈海穷虽没像沈柏龙一样混到个爵位，但同样功成名就，因为仍在吴国海军中担任副将，还拥有不小的权力，当然这背后自有沈柏龙的支撑。
而沈海穷此番求见，也是因一件不足以为外人道的事情：苏禄群岛那边又新崛起了一股海盗，扯旗啸聚，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派人冒死找到沈海穷，希望能在朝晖港这边销货......
进入航海时代，海盗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而苏禄群岛则以其地理位置的原因，则在几十年后，成为东南亚海盗最大的一个聚集地。
但光抢还不行，还得有销货的渠道，早期，有些海盗把抢来的东西卖到帝国沿海港口，但那条路子风险毕竟太大，后来逐渐转移，随着南洋封国的建立、发展与壮大，也成为海盗们销货的主要对象，毕竟监管要松一些。
虽然，不管是渤泥洲的吴国还是南海岛的鲁国，都曾组织海军进剿，但都不妨碍私下里生意上的往来。当然了，能往二国销货的，也不是一般海盗能够做到的。
因此，当听说有一股新兴海盗竟能探听到这层关系，并直接找到沈海穷，沈柏龙警惕的同时，也不免多了几分好奇......
海盗，也是一项能够快速积累财富的职业，想当初，还在上海滩时，他第一次率领众兄弟出海，出师未捷，就被一干海盗击破梦想，兄弟死伤殆尽，自个儿也差点丢了性命，一蹶不振。
若不是因缘际会，加入了吴国公府垦殖团，他或许早就葬身在不知何处的犄角旮旯了......
世宗篇30 快速翻篇的历史
建隆五年初夏，继王旦、马怀遇、郭仪一干老臣、柱石之后，大汉帝国再失一柱国功勋，开国元勋、五朝元老杨业于公府中溘然长逝，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二。
杨业之死，显然是一件震动朝野的事，不只是因为他本人崇高的威望，也因为杨氏家族在帝国军政间强大的影响力。而随着杨业去世，也意味着世祖皇帝残留于世间的最后一点温热的印迹消散了，杨业就是大汉最后一个与世祖同辈的功臣元老。
于皇帝刘文济而言，杨业之逝自让他倍感惋惜，这毕竟是当年助他登基的擎天保驾之臣，他的离去多少让刘文济的帝位正统失去了一抹光彩。
平心而论，当年一锤定音，扶刘文济继位的二老之中，杨业才是让他全无保留的感激与信任，相比之下，对赵王刘昉，刘文济心中难免存有一丝忌惮。
多少次午夜梦回，刘文济也曾惊惧赵王叔登高一呼、废立新君的情况，即便那种可能微乎其微，但也不妨碍皇帝的猜疑与忌惮
对杨业，就完全不需有这方面的顾虑，而哪怕冲着当年的鼎立之恩，刘文济也不得不表以特殊的关怀。于是，杨业生则位极人臣，死则尽享哀荣，堪称建国以来政治上最严肃、规模上最隆重、反响最强烈的功臣丧葬仪礼，主角也是杨业。
出殡当日，场面之盛，令许多人感慨，当今朝廷，显赫荣宠无过于杨氏。大汉帝国的功臣柱国不少，但如此尊荣、引发如此感慨的，上一个还是乾祐时期临清王高行周薨逝之后。
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尤其是杨延昭还在世的那段时间，杨氏就帝国勋贵第一家。杨延昭病逝于建隆三年冬，而随着兵部尚书郭仪于建隆四年春薨于府邸，曾经由世祖皇帝钦点的帝国军队三大柱石，也只停留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帝国的历史正在快速翻篇。
于杨氏而言，当老太爷杨业也辞世之后，其盛也难免下滑，然而，谁又敢以此就鄙视杨家呢？且不提继马怀遇任枢密使的杨延朗，就皇帝对杨氏恩宠的态度，也足以让人羡慕。
杨业死后，被追封为忻国公，同时刘文济对杨氏的爵位进行了一番改封，以杨延昭嫡子杨传贞袭爵，改封雁门公，又将杨延昭生前的崞侯爵赐予杨延朗。
杨氏一门两公侯的格局，也彻底定下，由杨延昭、杨延朗这两脉分别传承。在七十余年的帝国时代中，曾经涌现了了不只一家的功臣显贵，而在很长时间里，杨氏只是“普通”的一家，而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在七十多年后，杨氏竟然能成为帝国第一显贵，即便这个“第一”未必能保持多久。
当然，这也与其他家族逐渐泯然于众有关。杨家的恩遇，综朝廷上下，与之相类的，还有荣国公、广阳侯那赵氏二府了。而如今的赵氏，早已是大不如前，保住此前的显赫地位都有些困难，就更被提与杨氏并论了。
荣国公赵匡胤一脉，随着赵德昭的辞世，滑坠速度明显，更为关键的是，面临着严重的血脉稀薄问题，赵匡胤的子子孙孙，在建隆五年，在世者竟然不足十指之数
至于其他人，要么老死、病死，或者是意外死亡，还有在安南国被摄政太后刘娥炮制死的。即便是第三代荣国公赵惟正，也是个平庸的货色，赵德昭诸子，就他这个长兄活着，年近花甲，膝下无子，已经向朝廷请奏，从诸侄中过继一人了。
相比于荣国公那一脉的苦兮兮，赵匡义的广阳侯一脉日子要好一些，但也不多。至少赵德崇这个赵匡义寄予厚望的继承者，依旧支撑着整个家族，并且，人丁要充盈得多，在政坛、士林群体中还保持着不俗的影响。
但是，出挑的人才，实在不多。赵匡义次子赵德明倒是表现出了一定资质，在官场上也有些作为，一度官至荆湖南道布政副使，然后在连续几年的江湖大水中，蒙了尘，以贪污、渎职被解职法办，废为庶民。
三子赵德昌当年随刘文涣到安南去了，刘文涣死后，作为辅政重臣，也是赵氏对抗摄政王太后刘娥的核心骨干。然而，这个人性子实在太软弱，政治手段比之刘娥更不知差了几条街，在拥有巨大政治资源与声望的情况下，竟被刘娥一步步地逼退，退位让权，最后在交趾郁郁而终
多提一嘴，如今的安南国，至少交趾朝廷，其局面已经彻底掌控在王太后刘娥为首的一干政治集团手中，伴随着的，是赵太妃的病逝以及赵氏家族的被打压。
这个过程中发生诸多宫廷争斗、政治角力，就和所有载于史册上的权力之争一般，精彩、激烈并且冷酷，毕竟，作为安南国第一外戚的赵氏，可是被杀了好几人。
与一般争权不同的是，王太后刘娥的权威得到树立，且不断加强，始终保持着朝廷在行政统筹上的稳定。同时，政治上高压，但在经济、民生上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红河三角洲平原上越发丰盈的产出，也源源不断地为安南朝廷的巩固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则是商业、手工业、外贸业的不断兴起，则加速了安南国的崛起与繁荣。
而从核心统治人口的增长来看，南北刘姓封国，安南实则是一枝独秀，就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汉化基础。
通过前前后后近七年的努力，安南太后刘娥逐步剪除了以赵氏为核心的“中央”反对派势力，基本取得对交趾朝廷的绝对控制后，她的下一步目标，则对准了文、万二州的两个封侯。
在交趾朝廷激烈斗争的几年中，刘继元、刘继初二兄弟，在各自封地可是大力发展，积蓄了不小的实力，几乎涵盖西南四州，对交趾朝廷的不满与威胁也越来越重。
当然了，比起朝廷内部的敌人，那俩血脉存疑的兄弟，其威胁并不是特别让刘娥所忌惮，比较麻烦的是，仅凭政治手段，怕是很难解决“二侯问题”，同时，还得考虑帝国中央的态度，毕竟，刘继元、刘继初两兄弟还是在帝国宗室族谱中的
进入建隆五年的大汉帝国，从各方面进行着更新换代，人事变革是最显著的特征，经过了平康—端拱时代的“贵族政治”之后，到建隆五年，以寇准、张知白、王钦若、丁谓、陈尧佐为代表的庶族官僚，再度掌握朝廷大权。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也与一大批强悍老贵退出历史舞台有关，事实上，勋贵集团与帝国体制的结合是根深蒂固的，对帝国军政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在全国范围内，依旧有一大批的要害职位由功臣勋贵后裔占据，以及更多的官僚以勋贵“门徒”的身份充任要职。
只不过，在帝国中枢层面，贵退庶进，是一种趋势，至少仅靠杨延朗、韩承均、曹玮三人代言发声的情况，半个多世纪以来还是头次。因此，在又一批俊才崛起并掌权之前，有些蛰伏也是很正常的。
而在这段时期，皇帝有一项举措，就引起了广大勋贵群体的不满。表面上看来，只是一项任命，关于郭仪之后兵部尚书的任命，在这个人选上，刘文济没有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从勋贵大臣中选择，而是提拔了另外一名庶族官僚，山阳布政使张俭。
张俭，字仲宝，幽州宛平人，雍熙四年状元，历任侍御史、永昌令、青州知府、洛阳府判官、河北转运使等职，在雍熙诸多名臣中都是顶尖人物。
履历丰富，才识超群，根本无需担心张俭的才干是否足以担当兵部尚书之任，他可不是完全不通兵事的文臣，还曾担任过西北巡检使，主持过对青海地区贼乱的平定。
然而，兵部尚书之任，并不只是军政才干的问题，自世祖时期起形成的规矩，必须得考虑其身份，具体地讲必须是行伍出身，后面又发展成必须是军功贵族出身。
虽然只是长期以来朝廷上层权贵中之间形成的一种潜规则，并未清晰地总结成条例写在《汉制》、《会典》中，但这种由上下达成共识的东西，很多时候反而比那些写成条文的制度更具约束性。
而一直以来，不管朝廷上层政治斗争如何激烈，范围如何广泛，但枢密使与兵部尚书二职，始终都由军旅以及勋贵出身的大臣担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改变过。
可以说，枢密院与兵部尚书就是大汉帝国军功贵族阶层的自留地，是他们在朝中话语权的保障，他们内部或许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整体的利益也绝不容许被侵犯。并且，这样的模式，也在特殊时期对帝国的稳定治安起到重要作用。
而刘文济启用张俭的行为，显然是一种破坏潜规则的行为，必然会得罪勋贵阶层，尤其引发那些仍旧在帝国军队中掌握着话语权的军功贵族的不满，也必将引起反弹。
刘文济这个人，行事素来谨慎，也一向谋定而后动，他当然清楚所谓的潜规则，也明白任命张俭会引起的反响乃至反抗，但他依旧做了，做得异常坚决。
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面了，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与影响力是一方面，主管全国军队后勤调度事宜的兵部，就是这样一个在作用上不那么显著，但极其要害的位置，对刘文济来说也是一个不错切入点。
当然，如果仅仅因为要掌握军权，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刘文济也实无必要把张俭抬出来。毕竟，通过对一些勋贵子弟的任用，以及他一直在默默有序提拔的庶族将领，同样能做到。
根本原因在于，刘文济对自世祖时代奠定的“文武相制”的格局，不满意了。打破潜规则，对破坏者来说，旧有的规则有其不足之处、有其必破之处。
所谓文武相制，要的是一个平衡，文与武、贵族与庶族之间的平衡，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所谓的平衡，早就已经失衡了。
权与贵之间，从来没有标准明确的界线，即便是世祖皇帝，一边打造培养帝国柱石的军功勋贵集团，另一方面又大力提拔庶族官僚以作制衡，然而，最终实现的平衡，还是靠着皇帝本身的权威与手段。
另一方面，帝国勋贵，在常年保持着对军队强大影响力的同时，其触角早已触及到帝国事务的方方面面，这种情况，世祖、太宗能够压制住，康宗是不在意，等到刘文济，在帝位日益巩固，羽翼已然丰满的情况下，他决定动手做些改变。
张俭这个文人夏官的任命，就可以看作一种试探，而这份试探，在任命前后，都引起了堪称激烈的反弹。刘文济对杨氏的格外恩宠，也未尝不是这种反弹带来的压力，他也需要笼络一部分军事权贵家族，以安抚勋贵内部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太宗皇帝在治政改革过程中的顾虑，多来自于他的谨慎与包容，那么刘文济的诸多顾虑与忌惮，那就是他实在没办法，现实条件就是如此。
就在建隆五年秋，刘文济下诏，立枢密使杨延朗孙女杨偲为皇后（刘文济的原配李皇后于建隆四年冬病逝），于是，杨家出了两个皇后（康宗的皇后乃杨延昭之女），杨氏家族之显赫，当世无匹。
世宗篇31 建隆六年·汉伊六次大战
建隆六年的大汉帝国，随着政治的持续稳定，腐弊怠误的深入纠正，伴随经济民生的进一步恢复发展，已愈见盛世之象，“励精图治、直追雍熙”，已经是宣慰司直接唱起的口号了。
而随着海内外封国同样快速的发展，大汉帝国的各项军政活动中，与封国的交流也日益凸显重要，而帝国中枢与封国的“正常化”来往情况下，双方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反而更加紧密了。
整个建隆六年，从大汉帝国的范围内来看，一共发生了三桩大事，并且两桩都与封国有关，还是安西、安东这两个最强大的封国。
安西那边，在经过刘旻死后持续数年的试探、纠缠、角力后，中亚汉文明与ysl文明之间再度爆发了一场大战，一场带有决战性质的大战。
这一次，参战双方就“纯粹”多了，汉方就是安西王朝，ysl一方则为伽色尼王朝杂以始终冲锋在前的圣战者。从文明的角度，这是两大帝国又一次矛盾的总爆发，从中西亚格局来看，这是安西王朝与伽色尼王朝之间的争霸之战，谁胜，谁就将中西亚地区的唯一霸主。
而这样一场决定中西亚历史走向的大战，其动静是小不了的，虽然只是安西与伽色尼双方之间的单挑擂台，但动兵规模却是历次“汉伊大战”之最。
伽色尼苏丹马哈茂德，哟毋庸置疑是当前ysl世界最优秀的君主，在父、祖两代经营的基础上，生生将伽色尼这个年轻的王朝，从荒僻、贫瘠的阿富汗山地带出来，南征印度，西取波斯，向北则力敌汉帝国的中亚封国。
除了没有兵进巴格达，将哈里发置于掌控，马哈茂德以及他的伽色尼王朝，就和以往阿拔斯帝国下众多王朝强盛时期干的事情一样。
而唯一的不同，或者说最受ysl世界歌颂与崇拜的地方在于，他在抵御来自东方的强悍汉帝国的入侵上，做出了突出贡献。
虽然在雍熙1112年的“五次大战”中，以联军的惨败而告终，但汉人也没能讨得了好，同样损失巨大，若没有当年惨烈的流血牺牲，又何来ysl世界近二十年的“和平”。
否则，以刘旻那位“中亚天王”的贪婪与强悍，入侵ysl文明的大本营，饮马两河，兵临巴格达都未必没有可能。他又岂能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内，专心图治，停止西征，将精力都放在安西国内部问题的整顿解决上。
和刘旻、刘晔兄弟一样，马哈茂德也是一个马上君主，他的生涯基本都与战争结缘，从继位伊始，不是在打仗，就是在打仗的路上，虽不乏文治上的建树，但由他统治伽色尼王朝，事实上就是一个军事王朝，在汉文明挺进中亚的大背景下，则加剧了这种趋势。
在马哈茂德统治的近三十年间，他也建立无数功勋，收获了无数荣耀，除了对富庶的波斯地区的占领，对北印度地区的征服也是其胜利王冠上闪耀的点缀。
到建隆六年之前，马哈茂德已经十四次南征印度，几乎将整个北印度地区置于王朝统治下，为ysl文明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做着最坚实的贡献。
过去的二三十年，印度（天竺）地区的那些王朝、邦国们，则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压力，一方面是北方伽色尼王朝动不动就进行的南征，一方面则汉族商民在南部沿海地区越日益的不安分。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自大汉文明的对外拓殖与发展，正加剧着整个世界的动荡与不安
而对马哈茂德个人来说，不管在其他战争取得了多少胜利与荣耀，明城会战的惨败都是一个无法抹除的事实，这份耻辱几乎伴随着他整个后半生。
要洗刷这份耻辱，只有用一场更大胜利与更多的鲜血，这一点，个性强悍的马哈茂德始终铭记，也为此准备了差不多二十年。
过去的二十年，除了与安西在呼罗珊地区的拉锯以及南征印度之外，马哈茂德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选拔人才、恢复国力、发展经济、增强武备上，并且，从北印度掠夺所得财货，也都投入到对北面大敌的御防备战中。
而二十年后，像刘旻、刘晔这样让他马哈茂德吃足了苦头的强大敌人，已经离世，他们继承人显然不足以让马哈茂德忌惮，自觉准备充分之后，他再度组织起“东征”。
当然了，促使马哈茂德起兵的原因，远不止于此。比如，他的年纪大了，到建隆六年已经超过五十岁，既至暮年，再不奋力一击，说不准哪一天就要回到安拉的怀抱了，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必须要动手对耿耿于怀了近二十年的明城之败雪耻。
还有一方面的考量，则是马哈茂德打下的军事王朝，其发展也是有极限的，甚至在中亚汉国的压力下，变得有些畸形，就是穷兵黩武。
积攒了多少武备，就积累了多少矛盾，而对外的战争输出与资源掠夺，自然是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途径。战争的目标，还是汉人王朝这种世仇，那就更没什么好犹豫的了。
多方面的因素与矛盾，都促使了新一轮“汉伊大战”的展开。而马哈茂德再启东征的决策，在两河流域的ysl世界自然引发了强烈反响，得到了诸多教派及信徒的支持，即便马哈茂德利用宗教狂热的意图很明显。
二十年的时间，阿拔斯帝国的统治日益混乱，曾经称霸两河流域、至今仍旧挟制哈里发的白益王朝也已日暮西山，在剧烈内耗之后，有如风中危楼一般，摇摇欲坠。
因此，除了马哈茂德统治的伽色尼王朝，整个ysl世界，暂时还真就没有能为ysl做主、为安拉惩罚汉族那些异教徒的势力了。
同时，二十年的时间，新一代的人成长起来，也是绰绰有余了，凭借着两河流域的深厚底蕴以及伽色尼王朝的持续发展，ysl世界也再度具备发起一场对汉帝国反攻的实力。
因此，在建隆六年三月动兵之初，马哈茂德便从国内组织起了二十万大军，加上来自波斯西部及两河地区的圣战者，兵力总计达二十四万，若是加上后期的动员，超过三十万。
这可是实打实的三十万军，于伽色尼王朝而言，除了在东北部山地采取收缩防御，提防康居国之外，可谓是倾巢出动，国内包括其都城，都只保留有基本的治安力量，而多年积攒的兵马、钱粮、军械，则全部投入到对安西国的战争中。
总结地说，马哈茂德梭哈了！
可想而知，面对倾国一战并且插上了ysl圣战的伽色尼王朝，作为其进攻目标的安西国承受着怎样庞大的兵力。从本心而言，安西王刘文泽并不想打这一仗，毕竟，他在实现对二兄政治上的彻底压制之后，才刚刚完成对安西军政的整合，树立自己的权威，对他而言，更需要时间来消化政治上的胜果。
而马哈茂德的再次大征，显然打破了他的节奏，也让他刚刚巩固的王位再度动摇。即便心里不想打，但ysl军大举来袭之后，他也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举兵相抗。
且不说马哈茂德那一副气势汹汹要灭了安西的架势，就安西国情，就不容刘文泽有任何的软弱与迟疑，先王打下的江山，作为其继承者，必须坚决维护与保卫，这几乎是王朝意识赋予刘文泽的使命，做不到这一点，就算没有敌军来攻，他也坐不住稳这个王位。
对刘文泽而言，首先需要感谢先王刘旻，给他留下的这份基业，至少在中西亚地区，是足够打的，并且发挥起来足以应对来自任何异域文明的威胁。
建隆六年的安西王朝，其统治区域下，各族人口已然突破550万人，其中作为核心统治的汉家人口（汉族汉地少族）则有接近七十万人，常备兵力就达七万之众。
而营所制下的安西王朝，实则也是个军事王朝，其最基础架构与基层统治，都是以军事组织为核心运转，并且也只有在面临扩张与战争的时候，方能彻底发挥释放其威力来。
在建国三十余年后，随着老一辈功臣将帅的落幕，安西在对营所制的发挥上，自是不比当年了，甚至可以说大不如前。但先王刘旻此笔世毕竟不久，其遗风依旧在广泛的范围内影响着王朝的统治阶级，尤其是汉族精英们。
并且，真论综合实力，摊开了讲，仅伽色尼王朝，也未必比得过安西王朝。安西毕竟占据着几乎整个七河流域最精华的地区，而以七十万汉族为核心的王朝，其在生产发展上的创造力，也不是伽色尼可比的。
追根溯源，两国在萌芽生长的时间上，差距并不大，但伽色尼这个一路由马哈茂德带出来的军事王朝，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其底蕴反倒不如外来者的安西。
在“内功”的修炼上，汉文明的厉害之处，远不是其他文明能够比拟的，即便中亚的汉文明，经过刘旻一番因地制宜的调整。
因此，在河中王宫的大成殿举行了一场军事会议之后，低油开动了近二十年的安西国的军事机器，也再度全速开动起来。
马哈茂德倾巢而来，刘文泽也唯有倾国迎之，在河中王令下达后，西及海东、中至萨末鞬、东到碎叶府，安西王朝统治下诸城及各大军所，都开始紧急动员起来，一个月的时间，就组织起二十万兵马。
与前次汉伊大战可不同，这可是安西国一国之力，还是在没有更进一步动员的情况下。当然了，以安西对中亚地区的统治情况来看，即便营所制极大地消化并同化着当地各族人口，其组织性与动员能力都是有上限的，也不可能做到理论高度，那样更有可能陷入自我崩溃。
但即便如此，已经足以拒敌了。以一国之力，力扛整个ysl世界，对这个时期的安西王朝而言，可不是一种过誉，而是实打实的国力。
如果说安西国有什么短板，也在于“一国对抗”，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一回至少在前期，安西既没有来自大汉帝国的支持，也没有康居、北廷这两兄弟之国的策应。
而伽色尼王朝，则有来自整个ysl世界的支持，并且还有几万圣战东征军的直接参与，以及更多精神与物质上的支援。
同时，刘文泽虽然曾在呼罗珊担任过总督，与伽色尼交过手，并极好地通过了刘旻的考验，但在这种国战之中，他与老辣的马哈茂德相比，总是要逊色几分的。
至少在前期，他就被马哈茂德给迷惑了，没有及时发觉伽色尼国的大规模军事准备。当然，也不能完全怪刘文泽以及河中朝廷，只因为，伽色尼的军事准备持续了那么多年，并且两河、波斯以及伽色尼地区“东征圣战”的声音从刘旻死后就高唱不断，过去也习惯了在呼罗珊、海东地区的低烈度拉锯，就是没想到这一回马哈茂德是玩真的。
而这一个没想到，就让安西国在战争初期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对征讨安西，马哈茂德战前是做了充足准备的，正式发动之后，动作也格外迅疾猛烈，目标更是坚决明确。
甚至于，他并没有选择等东征的圣战者，吸取了前次大战的教训，也没再按部就班地北上去打明城。自五次大战后，明城在安西国内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这是安西楔入西亚最坚固的堡垒，是巩固王朝西南、力扛大食的大后方，战略意义极其重大。
但这一回，马哈茂德除了从呼罗珊遣两支偏师佯动，做出北攻明城的假象后，便亲率十五万大军，沿穆尔加布河北上，攻取安西在卡拉库姆沙漠东南区域设立的雷州与高州，这二州，是从中央沙漠南缘连接明城（州）、呼罗珊地区与都城河中的交通要道。
在伽色尼军突然而强大的攻势下，雷州守军虽然顽强防御，但终究没能克服以寡敌众的绝对劣势，只坚持了五日，便被攻克，驻守的五千多营所军民，生还者不足一千。
拿下雷州之后，伽色尼军基本切断了安西与海东地区的联系之后，马哈茂德便马不停蹄，继续提兵北上，在三月结束之前，兵临高州城（土库曼纳巴德），饮马纪浑河（阿姆河）中游。
高州城也是一座由汉人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原本只是纪浑河畔的一座小城（镇），刘旻在雍熙十三年下令扩建，置高州。
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巩固河中城，为后续的迁都做准备，但是近二十年下来，高州不仅承担着拱卫王城的军事职能，还是连接东西的京畿纽带。
如果高州有失，那么伽色尼大军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渡河北上，直袭安西国的心脏，河中城，两地之间距离并不远，至少在三月下旬，安西这边还没有完全做好战争准备。
不过，雷州死守的那五日，还是给安西争取到了不少时间，至少在高州的布防上，刘文泽在紧急之间，做了完善。以老将康继荣（安西开国老帅康再遇之孙）为防御使，统制高州诸军，并给他增兵三万，让他主持纪浑河防线，抵挡伽色尼大军，为安西争取更多时间。
因此，不管马哈茂德如何发力，想要如雷州那般数日而克高州，也是不可能的。而马哈茂德也的确吸取了二十年前明城之战的教训，在试探着发起几轮的进攻后，果断放弃了攻城鏖战，后撤安营扎寨，连围城的打算都没有。
汉伊之间的第六次大战，也以双方围绕高州的各项军事决策而陆续展开
世宗篇32 建隆六年·制霸中亚
在高州，马哈茂德对伽色尼主要做了三方面的部署：其一，安营扎寨，打造连环壁垒，死死地盯着高州城的同时，眺望河中城，期待着安西军的进一步反应。
其二，派军肃清之前进军途中遗漏的安西城镇、散兵，尤其是纪浑河流域沿途，打通并巩固直通国内的粮道，做出一副长期鏖战的准备，而接下来也的确有源源不断的军需物资，通过伽色尼北部的巴尔赫平原转运，水陆并进，充实前线。
其三，大军不轻动的情况下，马哈茂德派遣了数支兵力规模不等的精锐骑兵，东渡纪浑河，直袭安西国腹地。马哈茂德给的任务，当然不是去攻打河中地区的大城，而是去杀人，杀汉人，杀那些背弃安拉、甘为汉人奴仆的叛徒，同时解救那些不甘汉人奴役的信徒，挑动他们一起参与到对汉人的复仇中来。这一策，显然是为了破坏安西正常备战秩序、削其元气去的。
其四，变呼罗珊、明城方向佯动之师为主动，汇合已经东来之数万圣战者，全力收复失地，攻克明城，去安西国海东一翼，也彻底巩固高州大军后方。
其五，马哈茂德还遣使北上，联络安西国北部草原的乌古斯叶护国、基马克、葛逻禄等势力，邀其南下，共击安西，共分财货、土地、人口。
马哈茂德一套组合拳下来，还真就在短时间内给安西营造出一种危机四伏、内忧外患之感，甚至于，安西王刘文泽都忍不住慌神。
不过，这个阶段的安西王朝，能人还是有不少的，在高州有老将康继荣镇守，拱卫河中的同时，牢牢地钳制着马哈茂德大军，让其不敢贸然东渡；在河中，当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军功贵族们的能量也被逼出来了，可谓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首先是侍中杨翼，向刘文泽仔细地分析军情局势，稍安其心，为其出谋划策。在杨翼看来，敌军来势汹汹，惊天动地，但对真正对国家有致命威胁的，只有马哈茂德大军，但也被高州这颗钉子钉在阿姆河对岸。
形势虽然一时危沮，但远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敌军逞一时之凶，但杨翼认为动用如此规模的军队大征，以伽色尼国国力，绝不可能长久支持，待其势弱，破之就如摧枯拉朽。
同时，安西各地兵马正在动员，并且完成了一定集结任务，派军加强阿姆河防线，戒严全国，着重打击侵入河中烧杀掳掠的敌骑，先安国内，再御外寇。
至于北部的游牧势力，乌古斯叶护国早已衰落、分裂，基马克、葛逻禄者距离较远，多年以来又面临着北廷的扩张压力，并不足虑，只需遣一上将，率一偏师，即可震慑。
建言献策之外，杨翼还向刘文泽举荐了一名军事统帅，萨城（萨末鞬）副指挥使郭琚。刘文泽在了解过郭琚的出身与履历之后，即委其萨城防御使之职，由其率军剿灭东寇敌骑。
杨翼，乃是甘州杨氏出身，甘州杨氏则与长武伯杨廷璋同宗，杨廷璋则是已故邢国公郭威的小舅子总之，杨翼的出身在安西上层虽非顶级，但也算渊源深厚，而其才干见识则完全能抹平出身上的不足，成为刘文泽股肱之臣，跻身安西决策圈。
至于郭琚，时年方三十，同样出身名门，乃是博望侯郭进曾孙，虽短于政治，但胸有韬略，极富统兵才干。而郭琚和杨翼以及镇守高州的康继荣，也成为此次抵御阿拉伯入侵并反击最重要的三名功臣。
到四月下旬时，郭琚通过强击、突袭、诱伏等策略，亲自领军，将东侵的伽色尼骑兵大部剿除，歼敌7000余人，余者溃逃，虽未将马哈茂德楔入安西腹地作乱的刺给彻底拔除，但基本消除了其对安西统治秩序的威胁。
在逐寇的过程中，郭琚还顺便平定了好几股教民叛乱，对于叛乱分子，郭琚展现了格外狠辣的手段，不论什么身份、性别、年纪，一概格杀，无有宽容。在极大震慑国内那些不安分异心者的同时，也难免让人感慨，阿拉伯人的蛊惑能力实在强悍，安西都做到那等决绝的程度了，遗毒依旧未清
在郭琚的打击下，马哈茂德扰乱安西的意图落空了，当然也不能算完全落空，付出了上万人伤亡的代价，还是给河中地区造成了重大的混乱、破坏与伤亡。其他部族、仆从也就罢了，关键是汉人的大量死伤，让安西上层尤其肉疼与愤怒，这可都是自家人！
甚至于，有一支敌骑甚至越过了萨末鞬、俱州（列宁纳巴德）、达州（塔什干）这些安西重镇，一路烧杀抢掠，窜逃至怛罗斯境内方才被彻底消灭。
此事也让安西上下深以为耻，自先王刘旻以来，从来只有安西去敌境兴风作浪、烧杀抢掠，还从来没有让敌寇如此猖獗，长驱直入，肆意杀掠。
伽色尼军在河中地区的一番折腾，也彻底将安西上下打醒了，而醒过来的安西，也在四月中旬完成全面彻底的动员，于四月二十二日，十三万大军在安西王刘文泽的亲自率领下，开进纪浑河畔，与马哈茂德大军，隔岸对峙。
这十三万大军，也几乎是安西国能够动用在纪浑河战线上的全部力量了，虽然仍旧没有把国家掏空的地步，但刘旻苦心孤诣积攒了几十年的家底都被刘文泽的摆出来了，其中囊括了安西几乎所有的精锐，包括碎叶、怛罗斯这种老区的忠诚且精锐的汉族主力，也一并投入到对付伽色尼军上。
而从四月下旬，一直到七月中旬，双方在北起高州的纪浑河渡口、滩头间发起登陆，进行了数十场鏖战厮杀，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然而又都心存忌惮，各自加强河防巡逻，不敢贸然大举渡河进攻，战场的格局也一直处于一种僵持的局面。
僵持之局面，反映的实则是各自不同的战略意图。以高州为饵，吸引安西主力大军前来，藉以寻求决战的机会，一举破敌，对刘文泽，马哈茂德总归是不像对刘旻那般忌惮，多多少少有些轻视的心理。
在将安西大军吸引到纪浑河后，马哈茂德又需采取守势了，以他手中掌握的实力，从兵力上甚至处于弱势，因此，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伽色尼军更多的是借当初修筑的堡寨进行防御，同时力保河防及粮道不失。
而马哈茂德稳守等待的，则是海东方向的阿拉伯联军，那里可有近十万的军队。本次大战，海东方面的战事是不可不提的，但在杨翼为安西王刘文泽的筹谋中，对明城的防御，却明显有所忽视，甚至讳言之。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坐镇明城的不是他人，正是刘文泽的二哥甘侯刘文沥，当初是被刘文泽生生从河中排挤出去，又调离经营多年的封地甘城，派到明城那片生地去抵御阿拉伯。
第二点则因为，雷州失陷，敌寇高州，导致交通基本断绝，想要重新联系上，要么正面击溃马哈茂德大军，要么就得绕过整个卡拉库姆沙漠从里海东岸兜个大圈子，这一点在当前的交通条件下显然不现实。
而孤立无援的明城，面对阿拉伯大军的包围，其结果是很难往乐观方向去想的，因此，即便明城是战略要地，在“六次大战”这盘大棋上，也悲哀地成为了一颗弃子。
从结果来看，也的确如此。面对阿拉伯联军大举进攻，安西首先就被赶出了呼罗珊，那里也根本守不住，紧跟着便是I伽色尼、圣战者的联合北上，围困明城。
阿拉伯联军近十万人，而明城的守军，即便把呼罗珊的败卒算上，再把临时征召的汉族私人武装算上，也不过一万七千人，其中可以仰仗的精锐只有不到八千，力量悬殊很大，敌强我弱的局面很显著。
而这第二次明城会战，比二十年前，要更加漫长也更加惨烈。上一次，战死了北廷王室、赵王刘昉之子刘文涛，而这一回，死了刘文沥。
说起甘侯刘文沥，他政治上短视，性情上暴躁，更无多少容人之量，尤其在夺嫡之事上失败后，其缺点就进一步放大，可以说，他有着诸多让人厌恶的缺点。
但仅明城一战，就足以为其正名，他不愧于身上留着的大汉皇室的血脉，更不堕乃父之志。即便政治上遭到了打压，但在面对阿拉伯军来袭之时，没有丝毫软弱与迟疑，更无半点怯懦与畏惧，收拾好心情，便率领守军力敌联军。
从五月初三，阿拉伯军围城，到六月二十七日明城告破，刘文沥率领安西汉军苦苦坚守了近六十天。在战场上，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勇士，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同袍，靠着身先士卒、同甘共苦，硬生生从一个“流放”的王侯，获得了守军将士的拥戴，追随死战。
最终，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明城还是被阿拉伯军攻破了，一万多守汉族守军，全军覆没，城破之际，刘文沥抱着一桶火药与几十名圣战者同归于尽，尸骨无存，死得极其壮烈。
二十年前明城会战，虽然胜败并非决定于明城攻防，但“明城之战”却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之殇，“明城”这个名字也得以远扬，让无数阿拉伯忠诚信徒咬牙切齿，亟欲夺之，一雪前耻。
从第二次明城之战的结果来看，他们做到了，成功把阿拉伯的旗帜插上了毁于硝烟的明城城墙上，但付出的代价，也同样惨重，哪怕进行轮番攻击，又役使一大批炮灰填城墙，东征联军的直接战损，也超过了两万人。
刘文沥在攻防后期已存死志，召集麾下将校，直接明言，他们这些人必死，但死之前，都至少得换两条敌人的性命。可想而知，后期的明城汉军，论疯狂一点都不比那些圣战者弱，联军的很多死亡也都是在攻防后期造成的。
也因为损失严重，导致马哈茂德不得不再从国内征召军队，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到七月中旬时，汇合了明城的东征联军以及巴尔赫方向来的援军，纪浑河一线，阿拉伯联军已然超过二十五万。
然而，兵力上来了，但战斗力实际上却没有提升多少，明城的联军根本没有得到充足的休息与整补，战力本就大打折扣，至于后续从国内征召的军队，很多实际上都是强行征召的丁壮，都是刚拿起武器没有怎么经历过军事训练的农夫。
而安西军这边呢，当明城失陷与刘文沥阵亡，以及阿拉伯人大肆屠杀当地汉民（明城有汉族人口上万人，除了少数见机提早逃亡，大多在联军报复性的屠杀中殒命）诸多消息后，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复仇”的情绪在刘文泽的挑动下，异常高涨，并且迅速掩盖了“明城失守”带来的震动与“失败”情绪。同时，两个多月的时间，在与马哈茂德对峙鏖战之余，安西这边可一点没耽误懈怠。
更多的人物力在安西的军事体系下组织起来投入到这场“卫国战争”中，各种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安西军沿纪浑河摆开的营垒间，到七月中旬，加上高州城的守军，安西这边也已动员了二十万人的军队投入到战争中来，而成色比之阿拉伯联军可要亮多了。
要知道，即便是那些仆从军队，在汉人的调教下，战斗力也比伽色尼那些贵族私军要强悍得多。而战争爆发近四个月后，双方之间从实力到士气也都有了巨大翻转，在以刘文泽为核心的安西高层眼中，攻守易形了，该反击了。
事实上，伽色尼军这边，不是没有能人，也有人察觉到危险，向苏丹马哈茂德建议，劳师远征，师老兵疲，久顿高州，太过危险。
此番大征，已经对安西造成了重大打击，又夺取了雷州在内的纪浑河西畔一大片土地，同时，明城这座广大信徒们的眼中钉也被攻克了，可以收手了。
这样的建议，是很中肯客观的，向使马哈茂德能够听取，见好就收，即便不能完全守住所有胜利果实，这场汉伊大战从全局上也能宣告以阿拉伯的胜利告终。
但是，马哈茂德就和许多有着杰出才干的君主一般，犯了轻敌的大忌，虽然在战术上很重视安西军，但对他们的统帅刘文泽，他从骨子里没认真当回事。若是明城不克，也就罢了，明城既下，他就更有信心取得更大胜利了。
对马哈茂德来讲，只要击败了河对岸的安西军主力，那丰饶的河中水土，那片让他魂牵梦萦的文明之所，就将任他摘取，让他的王朝更上一层楼。
只不过，希望有多美好，结果就有多惨淡。战略上已经失之被动了，战术上马哈茂德也出差错了，在没有明显兵力优势的情况下，他下令发动了对高州城的猛烈进攻。
高州对双方而言，都是必取之所，马哈茂德看准了这一点，而进攻高州城的目的，则为吸引安西军渡河来援，藉此半渡而击。
在此事的筹谋上，马哈茂德只想到了一半，也只成功了一半。这一半在于，高州城的难攻，毕竟城防坚实，兵精粮足，而在高州激烈攻防之战爆发五日后，安西军也的确主动向纪浑河发动了渡河之战。
至于马哈茂德意料之外的另一半，则是汉军战斗力之强大，作战意志之坚决，在东岸隆隆的炮火掩护下，上万精锐汉卒从五处滩头浮船西进，发动攻击。
半渡而击，的确给安西军造成了沉重伤亡，但血没有白流，在付出了近半的伤亡后，成功抢上西岸两处滩涂，建立防御，为后续大军的西渡争取了时间。
西岸的血战，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短兵相接，靠的是武勇以及组织，而这两方面，能够与投入战斗安西军主力相比拟的，只有马哈茂德的近卫军。
这一打，就是足足三日夜，战线一步步西移，鲜血弥漫，染红了这个河滩，伽色尼的阵线也被大量突破，不过先期建立的堡寨还是起到了作用，面对汉军潮水般的攻击，很多伽色尼军都选择结寨自保，但战局已然朝不利方向发展。
对高州城的攻击早就停下了，攻城的军队除留下一部分做监视之用，剩下的也全部被马哈茂德调动到西岸，应对渡河的安西军攻势。三日的功夫，战术用语就从“歼灭”变成“应对”了。
而高州城内的守军，也在老将康继荣的指挥下，出城攻击，与监视的几万联军鏖战，不惜伤亡，帮助主力大军减轻压力。
决定战场走向的，是由郭琚率领的一万精骑，刘文泽把安西最精锐的骑兵包括王廷禁骑都交给他，由他率领，择浅谈涉水渡河，绕行三百余里，背击阿拉伯军。
先配合康继荣军击溃高州城下敌军，然后合兵一处，向伽色尼大军发起猛烈攻势。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军队能够在野战中两面受敌，于规模庞大，且成分复杂的伽色尼军而言，就更困难了。
于是，时隔二十年，阿拉伯东征再度失败，马哈茂德于明城会战之后，再尝苦果，而这一份苦果，明显更加苦涩，毕竟带给他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刘文泽。
这一场大战的结果，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西亚历史的发展。
马哈茂德晚节不保，身上英雄与胜利者的光环彻底失色，没有任何可洗的地方了，一世英名丧尽不说，也打掉了一个阿拉伯王朝强盛的外衣。
马哈茂德虽然得以逃离战场，最终回到都城吉兹尼，但是兵马损折殆尽，二十多万大军，最终活着逃回伽色尼的，不足三万，且以骑军居多，余者，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虏，要么沉没于滔滔纪浑河中，要么失踪于浩瀚的中央沙漠之中
这一战，于阿拉伯世界而言，无疑又是一场重大挫折，即便狂信如彼，也快被汉人打出心理阴影了。纪浑河西部的雷州等地迅速被收复，残破的明城再度高扬安西的汉旗帜，对战死守军将士的祭奠仪式，以上万颗阿拉伯人的头颅为祭礼，甚至于盘踞在里海南岸的齐亚尔王朝，也被郭琚收复戈尔甘城的过程中顺便出兵给灭了。
这一战，把阿拉伯二十年积攒的勇气给击碎了，巴格达甚嚣尘上的怒火与喧嚣为之一顿
而作为阿拔斯王朝扛把子的伽色尼国，也由此滑落向深渊，在北部失去了大片国土，肥沃的巴尔赫平原，被康继荣领军渡过纪浑河攻取。东北方向，则为康居国所趁，兴都库什山脉北麓那些曾经让康军望而却步的险关、要隘被轻松攻破，不只失去了巴达赫尚地区，东北边防核心的昆都士也被康王刘文潜派军攻取。
于伽色尼国内而言，马哈茂德威望大跌，中央实力严重削弱，使各地方势力迅速抬头，尤其是波斯、印度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快速崛起，形成割据局面。
而马哈茂德，虽然没有完全沉沦，但在余生里，一直都在为平定内乱、维持伽色尼王朝统治而奔波劳碌，至于安西三国，再也有心无力，甚至只能完全采取收缩防守。
也就是在马哈茂德的苦苦支撑下，伽色尼王朝的国祚方才得到一定延长，但其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等到马哈茂德死之前，王朝的统治已经很脆弱了，对波斯、印度地区更是仅停留在名义上
相比于惨兮兮的伽色尼，作为胜利者的安西，日子固然要好许多，毕竟缴获无数，开疆拓土，中西亚再无敌手。然而，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沉重的，数以万计的伤亡足以让安西军舔舐几年的伤口，而从里海到萨城的广袤土地间，因大战而造成的严重人口、生产破坏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
名义上，安西国成了中、西亚最强国度，但在短时间内，实则丧失了进取能力，在大战的消耗下，国力实则是下滑的。
同时，北廷、康居两个兄弟之国在大战中的表现，也让安西产生疑虑了，尤其是康居国，狼子野心，不当人子。另一方面，在锡尔河下游游牧的乌古斯叶护国叛部塞尔柱人，也趁机攻袭纪浑河下游三角洲地区，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安西国的大患。
辉煌胜利给安西披上了一件鲜亮的外衣，但王朝的未来，并不是那么安稳。但不管如何，经高州一战的安西王朝，实实在在地屹立在中西亚世界的巅峰，汉文明在这片土地扎下的根也越来越深。
安西王刘文泽的名声，也像其父刘旻一般，远播欧洲
世宗篇33 天王的“加冕”，奠基者之死
建隆六年秋八月，几乎不约而同地，北廷王刘文共、康居王刘文潜亲自率领使团，携带重礼，西来河中城，目的有三。
其一，庆祝中秋佳节，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年头中亚三国王室没有一起欢聚团圆了；
其二，自是为安西取得对ysl军的史前大胜，二王亲自前来道贺，也感谢安西为汉家的安全、尊严与荣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
其三，实则也是最为重要的，带着一些陪礼乃至请罪的意思。
对于“六次大战”，实际上不管是康居、还是北廷，都异常关注，并且两国都进行了足够的战争动员与准备，否则康国如何能以迅雷之势，拿下伽色尼东北部那片领土？甚至于，在战争后期，康国已经主动加入战场，向伽色尼国发动进攻。
至于北廷国，则默默组织起三万步骑，比起高州战场，人数虽不多，但却是全国最精锐的军队，统帅还是北廷最能打的将领睿侯刘继琨（刘文共之侄，第一次明城会战一战成名）。
对二国来说，坐壁观望确实存在，从现实利益考虑，如果再让两国为安西的安全与国家利益去流血牺牲，那也是强人所难。为汉家，为文明，这些都太空洞宽泛了，随着时间推移、诸国离心，都不如权力、利益来得实在。
从二国的角度来说，安西最好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抵御住ysl的反扑，这也是它的义务与责任，谁教他人口最多、实力最强，也占据着最丰饶的土地与河流，更处在第一线。
腹黑如张寒者，他期待的则是安西与伽色尼两败俱伤，那样将会给北廷国后来追赶，乃至取而代之的机会。
当然了，安西的硬实力摆在那里，没那么脆弱，不会为ysl联军轻易击破，即便出问题了，遭遇败绩，自河中城以东还有大片腹地纵深，也足够北廷、康居二国军队入场，挽救危局
只不过，那种情况下的联军，安西就得付出一些更“贵重”的代价了，连中央帝国都不无偿援助了，难道还要期待封国之间亲密无间？
唯一让人意想不到的，安西从始至终都没有向二国遣使说句求援的软话，就单独一家把事情给办了。那可是几十万ysl军啊，统帅又是马哈茂德这个盛名几十年的君主，竟然被刘文泽这个“后生”打得溃不成军，坠落深渊
再多的想不到，在事务已成现实之后，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收场的问题了。不管是文化还是血脉因素，都导致北廷、康居二国，在面对安西的时候，会产生那么一丝尴尬心理。
中秋节前的河中城，其繁盛状态，就像正如日初升的王朝一般，一派生机，都邑之盛，冠绝中亚，有如一颗汉家文明孵化的明珠，璀璨夺目，这也是一座集汉家文明之大成的雄城。
而在刘文共、刘文潜二王到达之前，河中城已经聚集了各方代表与诸国使节，尤其是被安西刚征服不久的齐亚尔、波斯东北部、巴尔赫地区的那些贵族代表们，更是殷勤前来，为安西王贺。
过去的几十年，在广阔的中西亚地区，汉族繁衍生息，扎根发芽，除了与ysl文明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外，属于汉文明强势的一面，也渐渐起到了同化作用，对于这片地域的国家、部族们来说，反对、抵抗不了，那就只有接受、归化了。
即便那些常年角力、厮杀激烈的一线地区，包括一些阿拉伯人在内，都从事实上习惯了汉人的存在以及汉文明的传播。习惯是一种细思极恐的事情，剥削者习惯掠夺，被奴役者习惯麻木，就连战争、杀戮与死亡，都是一种习惯。
汉文明的一些特色习惯，也事实上在中西亚地区传扬开了，比如语言、文字、礼仪、服饰、历法、制度等，还有五大节日
辖治之外，还有一些让人意外的使者，比如钳制着的巴格达哈里发的白益王朝，埃米尔遣使东来河中，向安西表示祝贺，同时表以弥兵和议、互不攻伐、友好往来的意思。
曾经的两河霸主，早已是日暮西山，名不副实，内部也已是四分五裂，本身统治都是岌岌可危，在马哈茂德兵败之后，就更不敢东顾了。尤其在郭琚领兵，灭亡里海南岸的齐亚尔国后，双方之间就事实接壤了。
以汉人强大的军事实力，一旦安西再次发动西征，以两河地区政权散乱的状态，是根本无法抵御的。于是，白益王朝成为了ysl世界，第一个同汉人王朝媾和的国家。
感其诚意，刘文泽也“仁慈而大方”地同意其请，虽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战之后的安西扩张乏力，需要休养生息，安定国内，并且新征服的土地、人口也需要精力去建立同化统治。
以汉文明精神为指导的中亚汉国，本质上还是喜欢种田发展，也早就过了以战养战的阶段，从刘旻统治中后期，就已经进入到勤修内功的正轨上了，而非追求一味的战争扩张。而两次大战严重的损失，也让国内那些狂热的扩张派冷静下来。
使者不辱使命，成功从河中带回了“和平”与“友好”，甚至结成了通商关系，回到巴格达后收到了王朝埃米尔的厚赏。
然而，这种屈服，也极大地激化了内部矛盾，尤其刺激了那些宗教狂热分子，也从事实上加剧了白益王朝的解体与灭亡。
同样让人惊讶的，还有来自遥远的基辅罗斯使者，一行人走了数千里路，穿山地，过草原，借道乌古斯叶护国领地而来。
却是基辅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听闻崛起于中亚的汉文明国度后，生出了强烈兴趣，专门派使者前来联络，历经辛苦之后，方才抵达安西，恰逢汉伊大战，见证了安西取得的辉煌胜利。
当下这个时代，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由维京后裔结合东斯拉夫人形成的罗斯文明正处在一个繁荣的阶段，对这个数千里外的蛮夷国度，刘文泽的兴趣并不是很浓厚，不过有朋自远方来，双方也没有什么礼仪冲突，还是予以使臣礼节招待，让其感受了汉家文化礼仪的独特魅力。
而使者，在亲眼经历见识了安西的文明、强盛与繁荣之后，大为惊叹，回国之后将所见所闻向雅罗斯拉夫大公进行了详尽的汇报，促使大公萌生与安西通商的想法。
也从建隆六年开始，汉文明与罗斯文明之间有了正式而官方来往与交流，把视野放大，一条西起基辅、东达高昌的丝绸之路，在基辅罗斯与中亚汉国的交流下建立起来。
当然，路途漫长而遥远，由于横亘在中间的游牧民族的袭扰与阻挠，这条商路并不安稳，甚至显得脆弱，但却是这个时期欧亚文明之间最亲近的交通交流路线了。
除白益王朝、基辅罗斯之外，最让刘文泽意外的，还得是来自塞尔柱部落的的使者。塞尔柱来人，本身就有些耐人寻味，要知道，在汉伊大战之际，他们才攻击了纪浑河流域最肥沃的下游三角洲地区，杀掠无数。
此番，其使者又携带重礼南下，这自然引发了刘文泽的好奇，带有愤怒与杀意的那种。刚刚取得对ysl联军大胜，对北方这些不臣游牧部族暂时还顾不上，但刘文泽已经筹谋着要派军北上清理一遍，以保证北方边境的安全，方捋虎须的塞尔柱人则是第一目标，其使者来得也算巧。
使者是奉塞尔柱部贝伊之命而来，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向安西称臣请罪，六次大战的结果，不只两河流域的ysl核心世界震动，安西周边的游牧部族们同样大受震慑，尤其是塞尔柱人。
二则是表达塞尔柱部愿意成为安西王刘文泽忠实仆从的意愿，他们愿意为安西驻守边境，以阻止北方游牧部族的侵袭，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塞尔柱部希望安西能把咸海东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的土地、草场封赏给他们游牧生存。同时表示，愿意追随安西，征讨不臣的乌古斯叶护国
塞尔柱人如此提议，倒也不算异想天开，毕竟，这是有先例的。大概半个世纪以前，作为乌古斯叶护国四大部族的塞尔柱部因为土地之争与叶护决裂，被迫东迁到锡尔河中下游地区，作为萨满王朝的雇佣军替其镇守北方。
在安西三国灭萨曼王朝前的二三十年，塞尔柱人除了作为逊尼派sl领袖率领当地ysl化的部族征讨其他异教徒之外，就是和乌古斯叶护国竞争，同时密切关注河中地区的局势。
作为信教者，从本心而言，塞尔柱人对安西三国这些外来的汉人是极度厌恶的，但迫于其势大，过去并不敢太过炸刺，只是在锡尔河流域默默繁衍发展，甚至很少南下劫掠。
此番，也就是联军声势闹得够大，统帅还是马哈茂德这个声名远播的ysl脊梁，安西三国又换了新王，塞尔柱部方才尝试一击，当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塞尔柱人壮大的实力才是根本。然后马哈茂德惨败的消息北传了，塞尔柱人立刻就尴尬了
塞尔柱人自认诚意还是足够的，想继续猥琐发育，然而，安西这个汉人王朝可不是当初的萨曼王朝，对于北方这些游牧民族，刘文泽本能地感到排斥与忌惮，何况他们还信教，这就是根本大敌了。
至于其请求，甚至让刘文泽认为他们得了失心疯，当初先王刘旻忙着安治国内，一时没顾得上北边，但刘文泽可有心向北挺进。
毕竟，不管是乌古斯叶护国还是塞尔柱抑或是其他北方部族，他们距离河中地区都太近了，卧榻之侧，岂容鼾睡？同时，河流所及之处，都是能让汉文明生根发芽的地方。
当然了，刘文泽的涵养还是不错的，哪怕心中鄙夷，面上仍旧带着征服者与胜利者的宽容，语气平和地给塞尔柱人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让塞尔柱人毁信灭教，去ysl化；第二，要塞尔柱部接受汉化改造，对部属推行进行营所制，接受安西宣慰、御史、税吏的入驻监察。
而这两条，几乎都抓在塞尔柱人的命门上。前者，乃是信仰问题，这也是汉文明与ysl之间根本性的冲突，于塞尔柱部来说，他们ysl化已久，同时也是他们在过去发展壮大成为北方ysl化部族领袖的主要原因，灭教改信可涉及根本问题。
至于后者，则是自主权的问题，当初塞尔柱部为什么与叶护纷争，后期又参与到叶护国的“抗税”斗争中去，如果今日能够接受安西这样的条件，当初就不会有叛逃叶护的行为。
可想而知，当刘文泽提出这两个条件时，塞尔柱使者脸色有多难看，又有多尴尬，甚至有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意味。安西王态度如此，塞尔柱人的这次“示好”注定无果，在后续的中秋典礼上，塞尔柱使者始终沉默，被人浇了一头酒也没发作
而这场不成功的外交活动，也掀开了塞尔柱人对抗安西国序幕，使者将刘文泽的答复如数禀报后，塞尔柱部贝伊大怒，认为这是安西对他们诚意的蔑视与践踏，果断“反汉”，不久后就起兵南下劫掠，侵扰安西北部的城镇。
当然，此时的塞尔柱人，虽有一定实力与威望，但连衰落的乌古斯叶护都应付不及，又如何是安西军的对手。信仰与意志对战斗力有加成，但大部分时候，绝对的实力差距也不是能简单抹除的。
面对塞尔柱人的侵袭，刘文泽大怒，即遣郭琚为征北大将军，率领四万骑兵北击塞尔柱人。郭琚还是很能打的，安西军又全部是骑军，因此塞尔柱人擅长的游击战法威力大大减少，而论装备、训练与指挥，更不是一个量级。
于是，就在建隆六年冬，损失惨重、不堪为敌的塞尔柱人，被迫离开生存半个多世纪的锡尔河流域，向北迁（逃）徙（亡）。而安西国，则趁机将实际掌控领土向扩张了数百里，将锡尔河流域以及咸海囊括治下。
这也导致安西与乌古斯叶护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毕竟接壤面大大增加，当时的乌古斯叶护国，其主要活动区域在咸海以北、里海东北部的草原上。
塞尔柱人北走，并不是他们与安西恩怨的结束，相反，这是一个开始。塞尔柱人一路北迁，一直跑到高加索地区方才止步，在伏尔加河流域休养生息。
一个部族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总是具备坚强的意志与充分的韧性，塞尔柱人证明了这一点，在陌生且形势复杂的高加索地区待了数年，在融合了一部分可萨人余部与东斯拉夫人后，又踏上了南迁之路，再度一头扎入中西亚的文明大战场，给安西王朝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后事不提，但建隆六年河中城大成殿上的中秋大典，算是安西王刘文泽最高光的时刻，他在中亚享受了一种“万邦来朝”的盛况。
有呼罗珊的波斯贵族向刘文泽提议，刘文泽该效当地传统，加冕“众王之王”的尊号，这一提议，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尤其是当地贵族们，从心底，他们希望能用这种办法，慢慢地将刘文泽“皈依”过来。
然而，对所谓“众王之王”的称号，刘文泽显得很蔑视。不过，从这场中秋庆典之后，“天王”的称号正式开始在安西体制内流传，并向世界的中西方远扬。
在北廷王刘文共的眼中，这场中秋庆典，实则就是刘文泽的一场“加冕仪式”，他看到了中亚各族的臣服，看到了安西的强盛，看到了刘文泽的得意与骄傲，而这一切都让他五味杂陈。
在中亚三国的刘姓王室中，刘文共是其长，出身最好，资历最深，然而，他所统治的北廷国，却由于先天条件的缘故成为了吊车尾，这种现实的落差，让他很受伤，尤其在面对如今的安西王刘文泽的时候。
作为赵王刘昉的长子，作为与刘旻、刘晔二皇叔一同征战中西亚的北廷开国之王，刘文共心里怎能没有骄傲？
因此，即便刘文泽接受了刘文共的歉意与谢礼（兄弟关系渐行渐远，但东方帝国盛如大日的情况下，这关系还得继续处），刘文共的心情也一点都轻松不起来。
返回北廷的时候，一路经过安西统治下七河流域的城池与土地，一向豪迈的刘文共难得地挂相了，他的心里几乎在怒吼：世祖不公！
而见刘文共心情抑郁，与他如鱼得水的张寒主动劝慰了。张寒认为，安西已极盛，如刘文共能保持清醒，谨守基业，消除国内矛盾与积弊，那么还能继续保持下去，否则，盛极而衰，必不可免。北廷国的希望，在未来。
对此，刘文共却头一次发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叹！
相比于心情沉重的刘文共，康王刘文潜就要轻松得多了，毕竟，已经占了实惠，折点面子算什么，得到和州（于阗）的补足后，这些年一直处于半起飞的状态。
不过，等回到北廷国后，刘文共就收拾心情，继续投入他的“筑基”大业，除了一贯与大汉的紧密联系与人口政策外，他也下定决心，继续向北扩张。
土地倒是其次，深入北境，征服那些游牧部落，获取他们的人口与牲畜才是主要目的。此前，刘文共还想着保留一丝汉人的“纯粹”，但这种理想在国家发展壮大的现实需求下，不得不靠后。
刘文共将国内全部的骑兵部队集结起来，交给睿侯刘继琨，由其率领北征。从建隆六年开始，刘文共用了六年时间，拓地两千里，征服了北部众多游牧部族，将之纳入北廷国统治之下，极大地充实了北廷国力。北廷的据点也在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延展开来
又三年，北廷的开国之主刘文共薨，享年六十。他是北廷国的建立者，他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在荒凉偏僻之地，为后人打下了一片坚实的基业。
即便在刘文共死之时，北廷国力依旧大大落后于安西国，但他半生的努力，才是之后北廷国彻底崛起的基础
世宗篇34 由“劳务输出”引发...
中亚地区的风云激荡，要想对大汉帝国形成重大影响，还需持续性的发酵，毕竟距离太远。短时间内，从汉帝国势力范围来看，深受其影响的只有北、康二国以及高昌道，至多把河西道算上，其影响也很难再向更东边辐射。
空间上的距离导致，在辽阔的中、东亚大陆，足够容纳2个、3个甚至更多陆上强权国度，只不过，在汉帝国体系之下，对于中央朝廷来说，这样的现实，从心理上一时间很难接受罢了。
汉伊六次大战的结果，也在九月下旬，通过宗藩交流渠道，通过帝国绵延中西的驿传系统，上达天听。
对此，朝廷上下也是震动不已，为那异域爆发如此规模的战争，以及安西的强盛。从帝国文明的角度，对此该感到自豪，因为安西王朝是大汉帝国一把屎一把尿哺育出来的，但从中央朝廷的角度来考虑，却不能不考虑其对帝国西北部安全的影响或者说威胁
可虑的是，安西与帝国可是同宗同源，倘有不测之变，占着这份名义，比起异族外寇，可更容易被帝国内部阶层接受。
不过，这一层顾虑，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只以朝廷遣使祝贺安西取得的大捷而告终。
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宗藩关系的惯性依旧，远没到决裂以及考虑决裂之后如何处置应对的时候；
二是强盛的中央帝国，有其难以避免的自信乃至傲慢，大如山岳的船舰，可不是安西在中亚异域掀起的区区风浪就能撼动的；
三则是，建隆六年下半年，帝国中枢在对封国关系的处置上，主要精力都放在东北的安东国身上，对安西即便有心，暂时也顾不上。
安东国出大事了！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安西、安东同时有事，朝廷必然首重安东，这是由历史以及地缘因素决定的。
安西所处，毕竟是遥远异域，又有大量异族势力、异教文明的钳制与阻遏，安东则不然，大不然！
东北虽然在诸多中州士人眼中，被视作偏僻苦寒的蛮夷之所，但不可否认，它是华夏传统势力范围，虽处边缘地带，也是华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重要补充。
千百年来，从那片苦寒的地域，不知崛起了多少对中原王朝有重大的影响的邦国及势力。
即便抛开历史，仅从帝国本身来说，经过几十年汉化、开拓大发展的安东，也不容帝国忽视，那是一股庞大的军政势力。
据不完全统计，到建隆五年前后，安东辖下人口已经突破220万人，黑水、鸭子河流域沿岸，一大批汉人城镇拔地而起，数以百计的蛮夷部族，从白山黑水、野地老林中走出，成为归化的安东治民。
这可是除开辽河平原与一半东北平原的东北，人口之盛，千年未有，而人口，就意味着文明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
当然，安东人口之快速提升，除了自秦王刘煦时期起就坚持的人口招徕政策之外，也跟粮食生产的进步有关系，这才是人口增长之基。
一直以来，安东都在着力发展基础口粮的种植生产，但以安东那苦寒的地理气候条件，能够适应生长的粮食作物实在不多，想要大规模种植就更难，至于粮种技术的突破也不是容易的。
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安东都需要从帝国输入粮食，以满足基本需要，安东的粮食生意也红火了几十年。
情况根本性的转变，发生在雍熙七年前后，一个名唤图吉的康居粟特族商人，带着自己的商队，因缘际会，不远万里来到安东国。
得知安东对耐寒粮食作物的渴求之后，主动到绥化官府进言，说他知道伽色尼国有一种耐寒耐寒符合要求的作物，表示愿意替安东国找来。
负责接待的安东官员，幸运地没有忽略这个西域商人提供的信息，将之上报，并且直通王廷。
安东王刘文渊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来了兴趣，最终召图鲁进宫，听其介绍。一番问对之后，刘文渊当场拍板，赠其百金作为经费，让其返回康居，为安东带来那名为“黑麦”的粮种。
真金白银的刺激作用是强烈的，给图鲁带来了足够动力，也将商人的“神通广大”逼了出来，两年之后，图鲁的商队再度横涉万里东来，其他商品交由随从处理，他自己则带着寄托了他财富大梦的黑麦种子找到绥化官府。
接待图鲁的，还是两年前那名农曹，而两年间，其他人都几乎忘记此事了，唯有此人心心念念着图鲁，无他，黑麦若真如图鲁所言，那么也关乎着他本人的前途。
因此，对于图鲁归来，农曹是大喜，在验看过麦种与成品之后，更是难掩激动，迅速将此事上报。而这一回，处置的效率就更高了，图鲁以更高的效率得到了刘文渊的接见。
最终，刘文渊在绥化城外划了一千亩王室土地，配上农夫，交给图鲁，让他试种黑麦，并且允诺，只要成功，不吝千金与爵禄之赐。
而图鲁此行，不只带来了大量黑麦种子，还有一批有种植经验的农夫，对安东王刘文渊的命令，欣然应诺，由此也掀开了黑麦在东松嫩平原上大规模种植的序幕。
二十年后，黑麦已然成为安东百姓的主要口粮，此物虽然口感粗糙、味道苦涩，但毕竟能够填饱肚子，而在气候特殊的东北地区能够找到一种可以长期种植、大量收获的粮食作物，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在多次白灾、冻害、水灾之中，难吃的黑麦，就是救命的口粮，将无数安东子民从饥寒生死线上拉回人间。再配上安东传统的畜牧、大豆、渔业，到建隆时代，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安东已经摆脱了对外部粮食的依赖。
当然，从安东内部来说，统治阶级对下层百姓的剥削与压榨也是日趋严重的，这种趋势，甚至比帝国内部还要明显。毕竟从安东王刘文渊开始，就在为国家的强大从各阶级抽血，而这份压力层层下沉，最终还是会落在普通百姓身上。
若不是黑麦的引进与成功铺开，以刘文渊军国化的统治，安东早就出问题了。但即便如此，安东内部的阶级矛盾，比之三十年前秦王刘煦统治时，也要尖锐得多，在内政治理、阴阳调和的能力上，刘文渊比其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但就是这样，安东国这两百多万人口，其凝聚力也不是安西能够比的。其中有一个最为关键因素，安东有半数以上的人口，都是汉族，其他蛮夷部族，也有长久的驯化，宗教信仰上也没有那种非我即敌的矛盾。
当然，在刘文渊时代，安东国对关内百姓的吸引力是大大下滑了的，因此，保持着一个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的速率，就得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世上总有一些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生意，只不过大多需要践踏道德底线与法律准绳。而在南洋航线上不绝如缕的那桩黑色买卖，安东国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并且，由于距离较近，风险更低，很多从事“移民”生意的商人，最终目的地就是安东国，而安东官府，在这方面也并不吝啬。此番，安东事发，也正因这项产业。
而通往安东的路线，也有许多，海运、河运、陆运，可谓渠道众多，条条直通。不过，曾会这个安东国的“扫把星”，从率宾府开始，就着力打击此事，等他掌握辽东道，对边境地带进行一系列严厉整顿与打击后，通往安东的黑色产业方才消沉下来。即便宗藩大会后，从朝廷上层放宽了移民限制，但辽东道这边，始终执行着曾会的高压政策。
这也导致安东国这些年在移民人口的增长上，几乎陷入停滞，因此，过去的这些年，对曾会深恶痛绝的除了安东国那边之外，就是游弋在安东、辽东边界那些从事黑灰产业的商人了。
很多人都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对堂堂封疆的刺杀行动都搞过，但实在拿他没办法，因此，在建隆六年，曾会以近古稀之高龄在辽东履任八年了，很多人对曾会致仕是望眼欲穿，甚至盼着他高升到京城去当宰相
不过，安东“移民生意”事发，却不在辽东，而在燕山南道。夏五月的时候，新上任的燕山南道按察使夏竦一道奏章，将事情捅了出来，直达天听。
首先，夏竦在津海关逮捕了十几名大大小从事“劳力输出”的商人，经过拷问，一条打着“移民”旗号，而实际进行人口买卖的生意，就此扯掉神秘的面纱，将其黑恶的真相暴露出来。
夏竦除了将案件侦办经过，详详细细地禀报之外，还给皇帝刘文济上了一道情绪激切、措辞严厉的谏章，尽陈人口买卖于国于民之大弊，请求朝廷严加整饬，天地一片澄清，还黎民一个公道。
夏竦乃是宰相王钦若向皇帝推荐的人才，曾知郢州，在前几年湖北持续的水灾中，因赈救得力受到提拔，累进燕山南道按察使，一上任就搞出了个大事情。
关于“移民生意”的问题，不管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是该严厉谴责与打压的。而哪怕从统治利益的角度来看，对朝廷中枢来说，也是值得慎重思量的。
帝国人口的膨胀与爆发，的确在“活人”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一直以来，土地都是国人眼中最重要的财产财富，毕竟是指着活命的根本的东西。
但再肥沃的土地，也需要劳力的经营与耕耘，方能产生财富。而这一切，最终还得落在人口上，尤其是青壮年上。虽然帝国在税制的改革上，基本实现了以土地作为纳税依据，并且在三十多年后已经深入人心，但事实上自朝廷以下，在很多税务的收取上，仍旧免不了“以人为本”，尤其在徭役的征发上。
而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人口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能忽视，朝廷需要的产出、税收与徭役，都需要黎民的双手来创造。
哪怕是那些权贵与官僚，在“珍惜”民力上同样是有觉悟的，民力即财力，哪怕为了他们拥有的千顷良田、万亩沃土，哪怕为了当人上人，为了足够的下民给他们剥削，都不可能对帝国人口的流失熟视无睹。严格地讲，这涉及到阶级利益，这也是帝国权贵、地主阶级与海外封国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之一。
一直以来，帝国在人口输出上，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也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自是从世祖皇帝起就定下的国策，别的不提，大汉帝室在这方面为海陆封国顶住了巨大压力，绝不亏欠他们；
二则是，在世祖的推动之下，有那么一批在帝国内部掌握巨大影响力的权贵一起“下海”了，他们在海内外都拥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权力，他们在其中也起到了推动与促进作用。
相比于这二者，围绕着人口生意而诞生的那些黑色利益既得者，根本微不足道，他们也很难通过从中获取的暴利来影响到帝国在相关政策上的决议，顶多将一些官僚拉下水，干一些权钱交易的事。
不过，日积月累下，人口流失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帝国之弊，尤其是从事“劳务输出”贸易的黑色产业，这已经成为寄生在帝国庞大躯体上的一颗毒瘤。
宗藩大会后这两三年间，有朝廷新约与国策作为指导，干这个行当的商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被拉拢腐蚀的权贵也更多了。朝中有识之士，对此深为忧虑，一些地方官府，则已经行动起来，但没有强权推动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显著。
而对于这些问题，自皇帝刘文济以下，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也未必没有察觉，未必没有政治的心思，但就是有着多重的顾虑。
夏竦做的，就是将此事彻底捅了出来，让其再无遮掩，让朝廷别无选择。当然，比起此事本身的恶劣性质与结果，夏竦还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摆到了朝廷的台面上。
根据那些商人的供述，他们是专跑安东路线的，同时，据他们所说，二十年间，从大汉各地往安东国输送的人口绝对不下二十万，他们在其中，只占部分。
同时，安东国那边的交易对象，也一一浮出水面，不乏安东高层的权贵家族。更令人惊骇的，是安东官府那边，“竟然”有官员专门负责此事，同样也拉出了一串的安东官僚，这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安东国啊，吃相太难看了！安东王啊的，也太不安分了
而对于安东，朝廷高层有一大批人，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充满了忌惮与防备。这其中，除了基于帝国安全与稳定利益上的考量之外，也与延续了几十年的“嫡长之争”有关。
太宗刘旸与秦王刘煦这两脉之间，虽然从未爆发过正式的关于帝位的斗争，但在暗处，这种角力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这是持续了几十年的事情。
到了刘文济、刘文渊他们这一代，显然也延续了下来，并且安东王刘文渊三十年来在这方面有很多动作都是不加掩饰的。
而朝廷对安东，又何尝没有防备与制约，从太宗时起，其余封国在帝国仍保留世祖封爵，唯独刘煦的秦王爵位已经旁落几十年了。
至于刘文济对曾会的大力提拔与任用，更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政治信号了，双方之间，是有根本性矛盾的，并且，随着安东国的羽翼丰满，而愈显尖锐。
当夏竦借“移民案”把安东国扯出来，树为靶子的时候，朝廷内部那些早就看安东不顺眼的“太宗派”忠臣孝子们，又怎能不瞄准放箭？
世宗篇35 安东事变
于皇帝刘文济而言，安东国早已成为一块心病了，在他还是皇子皇孙之时，就对安东没有好印象，他曾多次见太宗皇帝为安东国那边的状况而烦忧愁苦。
等他继位，在常人视野难及的地方，安东国也给他添了不知多少麻烦，安东王刘文渊对太宗嫡传之挑战几乎是克制不住的，而十年间伴随着刘文济的各种非议、流言，只怕有一半都出自安东之手。
对于这种情况，刘文济很少有正回应，但不发作，不代表他心里不清楚，不只洞若观火，而且长记心中，一直等着一个机会。
准确地讲，刘文济等待的应该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经过十年的经营，他的帝位巩固了，皇权树立，军政大权基本掌握在手中，帝国发展以及内部矛盾都恢复到一种良好的状态
另一方面则是，建隆六年的安东王刘文渊，已经快五十八岁了。若是壮年的刘文渊，以其野望与脾性，一旦被逼急了，那是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但这个年纪的刘文渊，即便想折腾，也得顾忌安东国以及他的王子王孙。
而皇帝刘文济比刘文渊整整年轻十岁，说白了就是欺其年老，等的也就是这十年的时间。若再过些年头，刘文济的年纪也更大了，届时就是有心，怕也无力了。
因此，有些事情，只有在特定的窗口才能办，一旦错过了，或许就是永远。事实上，从“夏竦—王钦若—皇帝”这条线，就能看出些问题了。
否则人口买卖的弊病，在帝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地方自发性的打击也持续多年了，为何偏偏在夏竦这小小按察一次行动、一次奏章之后，掀起如此巨澜？
关键在于，建隆时代的安东国，即便有各种矛盾与问题，但其千年未有之盛况，已经对帝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威胁。在所有的封国中，安东大不一样！
世祖皇帝当年不惜血本地向安东援助，支持其开拓，意欲巩固帝国东北边防。而半个多世纪后，帝国生生孵化出了一个海东盛国，东北边陲的蛮夷们基本臣服，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站在中枢的角度，安东国必需要削弱了，即便冲着其常年保持的8万军队，就得有点动作。你安东可不比安西三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宗教战争，在东北那旮旯，需要如此众多的常备军队吗？意欲何为？
于是，建隆六年的这场风波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也是自安东建国三十余年来，与朝廷之间矛盾积累一次大爆发。
夏竦的奏章，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甚至于在上达京畿之前，中枢就已经有人在讨论了。而皇帝也不出意料地出特殊重视，就此事召开御前会议，还是一次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了政事堂宰相，还有皇室、勋贵代表及各部司大臣。
而对黑色产业，大伙自是千人一语，众口铄金，但涉及到安东国的部分，态度分化就明显了，有缄默者，有含糊者，还有情绪激愤、口诛笔伐者
有无数前例证明，所谓会议，不过走个过场，尤其在这种君主专制的时代，规模越大，人越多，嘴就越杂，也很难对事件的处理与解决有什么实质的推动。
真正要紧的决策，或许在皇帝与宰相们的闭门会议中早就定下来，甚至在崇政殿内，就有基调了。召开那么一场会议，更多只是为了名分与大义，显得更孚人心罢了。
而在广政殿的御前讨论上，最终形成的决议就两条。一是进一步明确“对汉民买卖”非法贸易的犯罪性质，加重量刑，加强打击，并在接下来要求各地官府尤其是沿海官府，对相关事务进行整顿，保护大汉子民。
这，当然只是一种政治态度，乃至宣传口号，毕竟，只要能够正常进出口，只要利润依旧高昂，就永远少不了以身试法者。同时，真要进行有效打击，仅凭朝廷一道诏令，靠地方官府自觉，那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点，则是要求安东国那边，必须就此事，给朝廷一个交代。逾二十万的大汉子民，被当做货物贩卖到安东国，简直骇人听闻、天理不容为了展现朝廷对此事的愤怒与重视，刘文济甚至遣理藩使萧景亲自去绥化宣诏。
以安东在帝国布置的眼线，尤其是京畿之内，即便远在绥化，也算是耳聪目明。甚至于，早在夏竦上奏之初，安东王刘文渊便已经收到了消息，跑安东航线的人口贩子可不只被夏竦逮住的那十几家，其余人等在凛冬降临后是迅速躲避抑或是逃亡能带给他们温暖的绥化城。
对此，刘文渊起初的态度有恼怒，但并不怎么当回事，并且在他看来，也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只不过，因为影响到安东这边，予以了一定关注。
然而，随着舆情愈演愈烈，尤其是朝堂之上的声讨越来越尖利，刘文渊便开始意识到不对劲了，但是，他依旧没什么动作，甚至连一些来自京畿的“关心”与“疑问”，都没有回复，只是默默观察、审视着局势发展，甚至有种看戏的意味。
因此，广政殿御议的决策一出来，就以飞一般的速度，传向安东了，然后绥化王宫内，刘文渊暴怒了！欺人太甚！
针对这件事，刘文渊也紧急召开了一场安东军政上层会议，那些与人口买卖的安东权贵悉数到场。然后，安东高层也是群情激奋，怒不可遏，大骂夏竦奸贼，甚至影射皇帝昏庸。
在安东权贵们的眼中，干人口买卖的，又不只他安东一国，南洋诸国，那才是最大的输出地，海外那些封国在这方面可更不知收敛。
然朝廷其余诸国，都是不问不打，偏偏冲着安东来，如此机心意图，可谓昭著！几十年以来，朝廷对安东都是偏见颇多，屡有打压，过去尚有收敛，如今却是连装都不想装了，真当安东是泥捏的？泥人尚有三分火气！
于是，议政会变成了一场诉苦大会，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也都被“记性好”的安东权贵们给翻出来了。在很多安东权贵的观念里，他们是奉世祖之诏命、响应朝廷开拓实边之号召，方才前来安东这苦寒之地。
几十年两三代人的辛苦经营，方有所成果，日子才刚刚好过，朝廷便如此设阻。他们祖辈是帝国元勋，他们也为帝国东北之巩固与稳定呕心沥血，向使没有他们，东北不知有几多蛮叛夷乱
不过，抱怨归抱怨，真让他们将口嗨化作实际行动，也还不至于，远没到那一步。倒是安东王刘文渊，通过这么一场会议，小小地试探了下安东上层的态度，在应对朝廷打压的事情，大伙心思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么多年了，愿意留在安东的，并且发展到拥有当下权势与地位的人与家族，心肯定是向着安东的。
而安东高层会议得出的结果是，安东该强硬些，不是你占着朝廷大义，就可以对安东予取予求，搓圆搓扁。安东国，是世祖皇帝钦封的王国，不是太宗，更不是你刘文济。
于是，当理藩使代表朝廷千里迢迢地赶到绥化城时，连刘文渊的面都没见着，完全没给其朝廷天使的面子，是丝毫不将其放在眼里。
当然，从结果看，萧景此行并不白来，还算不辱使命，他从安东带了几十颗贴着“名牌”的人头回京。你朝廷不是要交代吗？这就是交代！
几十颗人头，都是安东这边按着朝廷列出的犯官名单，然后处置了只不过，刘文渊可不干自毁根基的事，名字是那些名字，人却不是那些人，而是绥化大牢里的一些死刑犯，这一点，刘文渊这边也没有使什么手段进行遮掩一二。
朝廷这边，得到这样的回复，可想而知，是如何震怒。早知安东王骄横跋扈，却不知狂妄至斯，这是一点都不将朝廷放在眼里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寇准为代表的一干大臣，立刻加大了对安东的声讨，主张一些严厉而强硬举措，将安东国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而刘文渊的表现，一些原本持中立态度的朝廷上层，也多有不满。即便再有情绪，也不能罔顾宗藩之约，臣属之礼吧
若真如寇准等人的建议，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朝廷内部的反对意见也是很多的，阻力很大，尤其是军功贵族们。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军队更强权的事物了，想要强硬，必须得搞定军功勋贵们。
当然，刘文济的强硬措施，暂时也不包括军事手段，没到那一步，同时他还是更习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于是，用老了的招数又使了出来，刘文济下诏北巡，召安东王刘文渊幽州问话。
诏书的内容，措辞强硬而严厉，但皇帝亲自北上的决定，也算给了刘文渊面子。然而，刘文渊却并没有“体谅”皇帝的用心，而遣使回复：年高体弱，身染足疾，不能远行，请陛下见谅。
事实上，在刘文渊的答复上，还有半句话：若陛下有意，请移步绥化。只是，这样的回复，实在有失人臣之礼，负责拟写的书记官没敢记上。
但即便如此，刘文济也被刘文渊彻底激怒了，当即启动北巡，而比起几年前的南巡，动静可大多了，京畿之内，五万禁军随行，说他是去北征都有人信
作为皇帝北巡的回应，刘文渊那边又上奏，说女真骚乱，侵犯边境，他请命戡乱制暴。而在辽东道缘边，也果然发生了完颜等女真部落的骚动，甚至有侵入州境杀掠者。
事情，就这么一步步朝着让人窒息方向发展而去。
就在建隆六年秋，皇帝北巡，銮驾抵至幽州之时，收到了来自松漠都督完颜石鲁的密报，或者说反咬：安东王意图谋反！
世宗篇36 不一样的完颜部
完颜石鲁，当前完颜女真部长，第一代松漠都督完颜跋海之孙，为人刚毅质直，有威严，族部谓之贤人。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汉帝国的大举开拓经营，东北社会状态发生了剧烈变迁，而对这种变迁，感触最深的毫无疑问是作为东北大地“原住民”的女真、室韦部族了。
尤其是鸭子河（松花江）以北的生女真部落，再没有比他们更具话语权的，语言、文字、习惯、风俗、信仰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而部落组织管理结构，乃至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则是根本上的改变。
最初的完颜部，在鸭子河流域的生、熟女真部族中，并不是多么突出，靠着大汉开宝北伐、进军东北，进行了一场投机式的扩张。
但显然未遇其时，在汉辽这样庞然大物的夹缝之中，就是统一的女真诸部也未必能有所作为，就更别提区区一个完颜部了。
结果则是，完颜部非但没有从契丹在东北的躯体上啃下一块肥肉，汲取什么营养，反而在耶律休哥等辽军将士的反扑下，损兵折将，实力大损。
等大汉尽取东北，不只渴求万分的黄龙府土地被毁了诺，成为了如今的辽东道边境重镇，就鸭子河流域的族地，都被安东都督府占据，后来还不得不进一步给绥化王城的发展腾空间。
当然，付出了那么多，完颜部也不是一无所得，至少松漠都督这个头衔一直保留着，虽是虚名，却也同其余女真部族拉开了差距。同时，靠着此前的表现，也比其他部更得安东的信任，在秦王刘煦整合东北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实惠。
当完颜部还在完颜跋海、完颜绥可父子统治时期，实则一直处在恢复实力的状态下，当然了，以秦王刘煦对安东蛮部的整合法，是不可能看着这些部落默默积累的。
因此，包括完颜部在内的女真诸部，在恢复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强大的内外部压力，伴随着相当激烈的对抗。各部由来已久的传统与习惯，在安东这个军政强权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这自然会触犯那些保守派的利益，引发剧烈反弹。
对蛮夷进行移风易俗、编户齐民、汉法规治，这个过程也绝不可能风平浪静，因此，在刘煦统治安东的那二十年间，内部的治安战是此起彼伏，同化部族中的反复情况更是比比皆是。
在那个过程中，安东军队出兵平乱倒是有记录，但因此死了多少人，谁也不清楚，总之流的血足以将鸭子河染红。以至于，在刘文渊继位之初，安东又发生过一次蛮部保守势力的反弹，引发了他更加强硬血腥的镇压。
也是从刘文渊统治时期起，东北的蛮部、少民们，才真正开始遗忘旧有的非王化的风俗习惯，拥抱汉统，即便另有想法，也得在汉化的基础上。
而在汉化的进程中，完颜部也是走得最快，最彻底的，这也就导致完颜部的实力，渐渐与其他女真族拉开差距，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
至于这个第一，也正是在完颜石鲁成为族长之后，过去的二十年，是完颜部文明之火旺盛燃烧的时期，也是完颜部脱胎换骨的一个过程。
完颜石鲁从少年时起，就给其父绥可送到绥化城，做质子的同时，也在安东官学中学习汉家文化、礼仪、制度，一直到完颜绥可死，完颜石鲁方才回到部族，担任起族长的重担。
因此，完颜石鲁族裔虽属女真，但从思想上，却是一个深受汉学教育影响的“汉人”，在成为完颜部之长后，他也将其所学，尽数施展在部族的发展与改造上。
需要提一点，在正史上，完颜石鲁因为对部落进行教条治理改革，得罪大量保守势力，差点连命都丢掉，过程十分艰难。但这一世，保守势力都在安东的铁拳下被击碎了，困难的事情也有安东官府帮忙做了，而完颜石鲁则因为“善治”得到了更多的名声与威望。
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使本部老营大治，甚至建立起了一座“完颜城”。不过，看起来欣欣向荣的完颜部，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生存上的问题，随着黑麦的引进以及渔牧业的发展，解决了至少一半，但“生存质量”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
而这些问题，都源于完颜部获得进一步发展而必须克服的一个障碍：安东国。
虽然深受汉学影响，但完颜石鲁始终有一颗“女真心”，他在努力将完颜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在试图摆脱安东国的影响，对于这些女真部族而言，来自安东王廷方方面面的干预实在太深重了。从完颜石鲁心里，则时刻存有一颗向往独立自主的心。
完颜石鲁对安东国统治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安东对完颜部剥削过重，完颜部民一年辛苦劳作，十之五六最终都会通过各种方式落到安东官府手中，剩下的显然不足以维持部民一个温饱的生计。
秦王刘煦在世时，还算点到即止，各方面政策都知道适时调整，等刘文渊上位，就基本不留余地了。财税之外，还包括人丁徭役，从完颜部分出去的人口、征募的兵丁，都是在往部族脊梁上动刀子。安东王视女真部族为奴隶，当猪狗一般役用，这种苛刻的做法，也实在很难让人心悦臣服。
另一方面则在于，安东国在现行的汉化同化政策，已经越来越不考虑原本部族头领们的利益了，秦王曾经答允的优待已经没有保障，编户齐民的进程与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快，显然安东官府已经想着彻底打破部落组织形式，越过他们这些部落的上层阶级，直接统治部民。
而这种利益的受损，不管是日渐式微的老旧酋长，还是接受过汉化洗礼的女真新贵，都很难接受，反对乃至反抗，也属寻常。
因此，在最近十年间，就可以明显发现，发生在安东治下的部族骚乱，比起以往更加频繁，并且一个显著的李特点就是，领头的乃是一些部族老酋。
相比之下，反是一般的部民，对此依旧麻木，毕竟，就算没有安东的掊敛，他们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同时，若是能被选拔进安东军队，那可就是彻底翻身了。
安东军队的待遇，至少在东北地区，都是按照最高标准来的，这对许多底层的意族部民而言，极具诱惑，安东军队汉夷杂子，但忠诚度却很高，战斗力也始终保持得不错，这种趋势也是最让部族酋长、头人们日益忧虑。
比起旁人，完颜石鲁算是见识不俗了，他也一直坚持并推动部落的深入汉化、改制，但他希望这种改变朝有利于他们统治的方向，而非最终被安东官府吃干抹净，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当然，比起那些莽撞作乱抗争的人，完颜石鲁要坚忍得多，在安东国强大的实力压制下，任何直接对抗，都是自寻死路。
可作依靠的，只有大汉帝国朝廷，但是，“疏不间亲”的道理，完颜石鲁也是学习过的，以他的身份去挑拨大汉朝廷与安东国的关系，也是下策。
因此，在很长时间内，完颜石鲁都很苦恼，只能在勉力维持部族局面，应付着来自安东国各方面役使的同时，默默等待时机。
转机来自于康宗朝时期，安东国这边日益壮大，与朝廷的关系肉眼可见地走远，等到刘文济登基，气氛则更加紧张。在安东与辽东道边境发生的摩擦、冲突与犯罪，完颜石鲁可就近观察着。
等曾会调任辽东，进行的那一系列针对安东军商民的政策举措，给安东造成严重影响的同时，也让完颜石鲁彻底意识到，原来安东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原来朝廷对安东同样存有忌惮与防备
既是这样，那余地就大了。完颜石鲁深刻地认识到，想要掀翻安东的统治，摆脱安东的奴役，仅靠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足的，必须得依靠大汉帝国中央的力量。
当然了，思路如此，道理也是这样，但如何落实，却没那么容易了。若是其祖父完颜跋海，或许在朝廷还能叫唤两句，到完颜石鲁，在安东强势而强力的同化作用下，完颜部也就对安东王廷能有些了解与影响力。
于是，在一种相当憋屈与压抑的氛围中，完颜石鲁又苦苦等待了七八年，等到安东王刘文渊头发都白了，等到自己也不再年轻了，终于窥探到了这一丝可以利用的机会。
起初，当收到安东王密令，要求他派遣部卒，南下扰边抄掠之时，完颜石鲁既迷惑又惶恐，这种事情，他可不“擅长”，更不敢。
但第一反应过后，深藏于心底的一股声音抬头了，这不正是他苦苦追求而不可得的机会吗？安东王，这是明目张胆要与朝廷对抗啊，这样的举措，岂不比他绞尽脑汁去考虑如何借朝廷之力摆脱安东，要轻松得多？
不过，忍耐多年的完颜石鲁依旧不敢妄动，他还需要观察、审度、确认，然后再做决定。但在此之前，他依旧按照过去几十年间的惯性，派遣部众，南下抄掠。
当然，临出发前，他对部下进行了堪称严厉的交待，抢东西、闹动静可以，但一不准杀汉民，二不许犯城镇，总之，意思意思得了。
再之后，完颜石鲁收到了来自大汉方面的消息，皇帝刘文济已经踏上北巡之旅，有五万禁军随驾。于此同时，他又收到了来自安东方面的“暗示”，要求完颜部与其余女真一道，进攻黄龙府。
这可是造反的事情，完颜石鲁如何肯干？最为重要的是，自认拿到了安东王造反铁证的完颜石鲁，终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朝廷举报，揭发刘文渊。
综合既得之消息，在完颜石鲁分析看来，不管是皇帝刘文济那边，还是安东王刘文渊这里，双方之间的对抗已经摆到台面上了，是不好轻易收场的。
而他这一道奏章，就像是火里浇油，让局面更加火热。唯一让完颜石鲁忧虑的是，在执安东密使去幽州的过程中出了岔子，为其所觉，未能制住，自杀了
世宗篇37 翻篇收场
视角放到皇帝刘文济这边，当收到完颜石鲁的密报时，他的心情自然也是五味杂陈。惊诧震悚之余，胸中还涌起了一股不可名状的期待与兴奋。
但最终，就连北巡之初的愤怒都平复了下来，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被这一道奏章压制住了，重新回到镇定与理性的状态。刘文济也不得不冷静下来，认真地思考安东国之患，反思自己的决策与举措有无纰漏之处。
事已至此！何以至此？
蓦然回首，刘文济恍然发现，都走到幽州了，他打心里对安东仍没有一个准确的处置办法。削弱压制是必须要做的，但做到哪儿一步，具体又采取何种措施，都不得不让刘文济好生思量一番了。
尤其是后者，难道真要和安东撕破脸皮，打上一仗，用最直接、最暴力的手段，来消除祸患？这当然不是刘文济想要的，兵者国家大事，岂能擅启戈矛，何况还是宗藩之间。
基于此，刘文济回顾此前的种种作为，就不免懊恼了，他发现自己失之傲慢了，而这一点是他过去几十年都不曾犯过的毛病。
安东王年老，刘文济亦欲欺之年老，然若真将其视作一不堪为事的朽木，就未免太自大了。至少，刘文济就没想过，他的施压行为激起安东剧变之后，将如何应对。
对刘文济来说，他绝不后悔对安东采取的排斥与打压，不能容忍的，只是自己的思虑不周，在绸缪手段上犯的低级错误。
而完颜石鲁的奏报，恰恰对刘文济起到了提醒作用，让他更加全面审慎地反思与筹谋大事。因此，在抵达幽州行宫后，刘文济将既定的行程安排全部推翻，朝会取消了，早已等候的南北燕山及辽东三道文武一概不见，刘文济径入行宫，将自己关起来独处，拿着一张东北地图仔细研究
事已至此，如何应对解决，成为了首要之务，刘文济必须得考虑细致与清楚了。当然，作为帝国的皇帝，刘文济还不至于被区区安东、被一个老迈的安东王给吓倒，这点自信与心气他还是有的。
不过，作为一个以持重善谋著称的皇帝，他也必须得考虑更多的可能以及后果。平心而论，中枢与安东之间直接干一场，打他一个昏天黑地、酣畅淋漓，或许是一个“治根”的办法。
然而，且不论军事方面的问题，就政治上带来的恶劣影响乃至反噬，就不是帝国或者说刘文济能够轻松承受的。就安东上下长久自持的一点，安东国乃是世祖钦封，岂敢轻毁。
安东造反，背弃宗庙朝廷，倒是一个占据大义名分的机会，但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刘文济比较在意的问题。帝国宗藩朝贡体系，可才稳定没几年，中央与诸国之间才开始熟悉新的交流关系，作为刘文济建隆时代的主要政绩之一，他又如何舍得破坏。
而真到那一步，即便安东被收拾掉了，同室操戈对于皇权的负面影响有多严重也是可以想象的，同时不管起因如何、孰是孰非，中央朝廷与各封国也必将进一步离心，刘文济可不敢承受将世祖、太宗建立并巩固的帝国封国体系摧毁的罪名
在幽州行宫，刘文济想了足足一夜，想得很多、很杂、很远，一直到翌日，在随驾及地方大臣们犹疑不定之际，开始正常接见理事了。
在关于安东国的事务上，刘文济一共接见了四个人。其一是辽东布政使曾会，亲自听取他关于辽东安东之间方方面面的细情，对于这个并不算是心腹股肱却默默为朝廷整治着辽东的老臣，刘文济给予了尊重，汇报听得也格外认真；
其二乃是兵部尚书张俭，以其素有识略，当然，言谈之间颇多隐晦之处，不过以张俭的聪敏也领会到了皇帝的意思。对此，张俭的态度也很明确，安东五十载开拓之成果得来不易，还需珍惜，中枢与安东之间的矛盾，还当依条制应时顺势而为，如非势不可挽，最好不要落于兵争；
其三乃是随驾之少府萧恭，这可是他最亲信的心腹谋臣了，对萧恭他则没有什么保留的，直接将所有情况说明，问其意见。在这方面，萧恭与张俭实则持相似的看法，都从大局大义着想，也都切中刘文济在意的政治影响。
不过，萧恭也认为，还需看安东那边进一步的动向，一旦真有背离反叛朝廷的实际行动，则当毫不犹豫、毫无留情，以雷霆之势破灭之。在此之前，朝廷这边必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尤其是辽东道那边。
其四就是时任龙栖军都指挥使的萧惠了，从大内副都到龙栖主将，可见刘文济对萧惠的信任与看重，几乎打算培养成为自己在军中的一杆旗帜。要知道，龙栖军可是世祖皇帝当年发家的军队，其“天下第一军”的地位，至今犹未动摇。
对萧惠，刘文济就单纯问军事问题了，而萧惠的回答很肯定，倘若安东以一隅之地抗天下，朝廷只需稳扎稳打，持正道，以国力实力取胜，安东只有覆亡一途。
但同时，萧惠也理性地提出，以安东之地利、人和，朝廷平之，需以二十万兵，费时一年以上，方可卒除，如无此准备，不可妄动兵戈。
需要提一句的是，在此次北巡随驾臣僚中，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枢密副使曹玮，在杨延朗年迈的情况下，枢密院的日常事务工作实则已经转移到曹玮手上了。
然而，涉及到安东国如此重大的事情，刘文济却没有第一时间与其商量，可想而知，在安东的问题上，他的准备多么的不充分，尤其在面对着一个越来越复杂且棘手局面的情况下。
不过，刘文济毕竟不孤单，有那一干文武的出谋划策，在应对安东局势之时，也能多些从容，至少收了傲慢狂妄之心，能够少犯些错误。
在抵达幽州的第三日，刘文济再度下诏，以辽东蛮乱之由，让辽东诸军戒严，封关锁道，以御寇乱，与此同时，又让萧惠率领龙栖军一万三千余众，全军开拔东进，前往辽阳。
在皇帝的亲力亲为下，幽州行宫逐渐“行营化”，刘文济甚至以随驾大臣与燕辽三道高层为基础，组建了一个专事东北诸边事务的决策机构，这也可以看作是三道进行军事动员的前兆。
从本心而言，刘文济并不想与安东撕破脸皮，但刘文渊若不知好歹，继续以那种粗暴、猖狂的姿态对待朝廷，甚至发起军事对抗，那他也绝不会容忍。
一切，还得看刘文渊最终的选择，是否会悬崖勒马。但在此之前，朝廷这边该有的准备，一点都不能少，并且要加速筹备，也是为此前的自大填坑
就在第五日，又一道安东王刘文渊的奏章抵达幽州了，而这一回，就要“正常”多了，遣词造句、语气态度，都有一个藩属的恭顺与尊敬，刘文渊那头老虎终于把他所有的猖狂与獠牙都收了起来。
但是，在那道奏章中，刘文济却感受到了一股滔天的杀气，铁马金戈的意味跃然纸上。刘文渊同样向皇帝请奏，言完颜女真居心叵测、潜蓄异志、背反朝廷、杀掠百姓，今已遣兵围剿，希望朝廷能严控辽东北境，配合平叛，勿使叛军漏网。
以安东王廷对国家的管控，如完颜石鲁者，纵然懂得忍耐，但其心也未必一无所觉。当那异心化作异动时，来自安东的雷霆制裁手段也紧随其后，为君王者，最恨的就是欺骗与背叛，而完颜石鲁两条都犯在了刘文渊那边。
而以刘文渊之骄傲，又如何能够容忍，被朝廷针对、打压也就罢了，你一个小小的完颜部，竟也狗胆包天，意图在朝廷与安东之间挑衅取利，真当老夫好欺？
在刘文渊奏章呈抵幽州之际，安东王刘文渊已然重新披挂上阵，亲率三万大军，直扑完颜部的老巢：完颜城，并且迅速完成对周边完颜部属的肃清，围城待机。
而一直心怀忐忑的完颜石鲁，立马坐蜡了，期待的朝廷回应没来，反引来了安东王大军。而不管如何，到了这个地步，完颜石鲁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一方面再遣使者在围城之前往幽州诉苦求援、状告安东，一方面急令由其叔谢里忽率领的在黄龙府打草谷的部族精锐回师救援，同时，组织完颜城的部卒死守顽抗。
再说皇帝刘文济对完颜部的印象，多少也带着一丝蔑视，哂其不自量力。以刘文济的精明，纵然无法看全完颜石鲁的机心，但总能窥得一鳞半爪。也正因如此，当把刘文渊与完颜石鲁的奏报摆在御案上对比时，刘文济生出了些看戏的心情，一时间并没有更多动作。
就这样，建隆六年深秋的东北，发生了一场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战争，被安东国视为清理门户，被朝廷认定为安东内乱。
持续的时间并不短，从六年八月，一直打到七年三月，以完颜城告破、完颜石鲁授首告终。对安东而言，这是一场剧变，谁也想象不到，一座小小的完颜城，区区一个完颜部，竟然让刘文渊前后十万军民顿足城下。
并且，由完颜部之乱，逐渐酿成波及整个鸭子河流域的蛮部叛乱。前者，以完颜石鲁率众负隅顽抗，死守不降，当然，完颜石鲁本人的威望与指挥有不小作用，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安东那漫长寒冷气候的掩护。
至于后者，则源于完颜谢里忽统帅的那支完颜部骨干部卒，虽然在回师完颜城途中，被安东军打了个援，但借着骑兵优势，遁入山林，其后便率领余部与安东官军打起了游击，侵扰安东州县的同时，也不断挑拨其余女真部族反抗，以分担完颜部压力。
还真让完颜谢里忽搞出了成效，刘文渊统治下的安东，诸多蛮部多多少少是有些怨气了，当完颜城久攻不克之时，那股怨气也被引导着释放出来了
这是安东国自建立以来，所面临最大的混乱与挑战。当然，只要朝廷不下场拉偏架，仅凭一干蛮夷，也很难真正撼动安东国的统治，否则就太小看安东军民几十年之开拓，也太小看安东权贵对国家的掌控力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蛮乱的平息是注定的事，尤其当安东上层权贵也都发动起来，集中力量，配合刘文渊对女真诸部的剿灭中时。他们维护的，不只是刘文渊，更是自己的统治阶级地位。
不过，即便如此，这样一场乱事，对安东国的影响还是很重大。从弊的一方面来讲，国力有了极大的损失，军力、民力都有巨大损耗，鸭子河流域这一核心统治区域的生产生活秩序遭遇重大破坏，完颜城下，折兵数千人，其中不乏安东精锐。
但有弊则必有其利！短期来看，经过这样一场变乱的安东，打消了不少来自朝廷的忌惮心理，要知道，内乱之初，辽东边境的朝廷军队可戒严防御着，一副随时可以北上的态势，尤其在萧惠领军北上，入驻通州、黄龙府后。
然在后期，潜蓄之势松了下来，相反，辽东军队开始帮着打击那些流窜的蛮匪，维持边境秩序，收容那些因战争而逃难的安东百姓。
而从长期来看，以完颜部为代表的一众女真部族，在这场变乱中，保守自主力量遭遇了空前打击，尤其是完颜部，其旧贵族、首领几乎被夷灭一空，余者尽数被打为奴隶，在冰天雪地之中，卖力赎罪。
伴随着的，则是安东三十年民族、阶级矛盾释放与缓解，杀戮与死亡，总是让人冷静，让人念起安定和平的美好而安东国对治下蛮夷部落更深入的同化进程，也由此拉开序幕，非汉族的编户齐民，在之后的十年之内，翻倍地增长。
当然了，在平定蛮乱之后，安东国的事，或者说安东王刘文渊的事并不算结束，朝廷那边依旧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关。
双方关系的缓解，从刘文渊平乱期间一系列的软化的奏章开始，到刘文济銮驾离开幽州，西赴太原巡视正式恢复正常。
在建隆七年夏，在处置好内部事宜后，刘文渊亲自带着安东使团，南下前往洛阳谒见。随行的，除了丰厚的觐礼，以及所平叛部头领首级之外，还有二十多名槛车待遇的罪犯——安东官方从事人口买卖活动的官吏。
做到这一步，也表明刘文渊彻底服软的态度，只是能够想象做出这种决定之时，骄傲强势如斯内心是如何煎熬。
对此，皇帝刘文济大肚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