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8 走进新时代
端拱二年春二月，皇帝下诏，康宗梓宫起行，南下汝州，葬于平陵。至出发时，刘文澎的御体已经在垂拱殿躺了差不多十四个月了。（太宗陵寝位于泽州，曰元陵。）
而随着刘文澎下葬，也意味着大汉帝国彻底告别康宗时代，正式迎来属于刘文济的时代。返京不久，刘文济即下了一道“宣政诏”，明示天下，这是在登基一年之后，刘文济正式向内外上下臣民传达他的治政理念与施政纲领。
诏文很长，内容很多，但精炼下来的意思，却清晰简练。总的来说，就两句话：罢平康之政，匡康宗之失。
过去的一年，朝廷在运转上，还是基本维持着平康时代的模式，但比起平康时代，朝堂之上却是截然不同景象，自皇帝以下，所有忠正之臣、有识之士，都在反思康宗朝出现的问题，以为殷鉴。
关于这方面的事务，前前后后，刘文济收到了几百道奏章，仅从奏章上看，很多大臣的确做出了深刻而认真的思考，可谓痛定思痛。虽然不乏对刘文济的劝谏，但这股风潮，他却在默默地推动，写得好的，还专门拿出来推荐给大臣们看，交由宣慰司刊发。
因此，有了差不多一年的酝酿，刘文济又选在康宗下葬之后，来表明心迹，阐明用政思想，自然起到不同凡响，拥护者甚多，至少在有康宗打底在前，刘文济表现得可太有明君风范了。
然事实上，即便已经坐稳皇位，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皇帝权力的事务上，刘文济依旧显得谨慎。他只是在康宗“无为”的基础上，增添那么一些微的“有为”。
而在具体的操作上，刘文济也只明确提出了四点：禁奢靡，倡简朴，废大工，树新风。
禁奢靡与倡简朴实则是一体的，只不过比起太宗时期的严格约束，严厉打压，刘文济态度与手段都要缓和几分，同时只在国资公费的支出上划红线，至于私财，只做提倡，未有强令。
废大工，单指康宗的“水晶宫”构想，自其驾崩之后，就停工了，民夫被发还，建筑物料废置，连临时工程营造指挥部都基本解散，一干营造官员及宦官，在停工的情况下，靠着先期拨下的款项，还快活了半年多。后来遭人举报，尽数被杀头。
关于西苑行宫的问题，实则有人建议继续修的，毕竟先期投入巨大，湖都已经掘出来了，宫殿的地基也打了一半，沉没成本太高，为免浪费，可修建完成，也给皇帝一个就近避暑纳凉的地方，哪怕仿东京的琼林苑。
然而，经过审慎思考，政治优先的原则站了上风，刘文济最终还是选择彻底停罢工程，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展现出自己与康宗的不同。
于是，已经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半成品的西苑避暑行宫，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而烂尾的工程，荒废的人工湖体，则成为皇家园苑间一道巨大的伤疤，非沧海桑田难以恢复抹平。
至于树新风，则是针对康宗时期，尤其是后期时，朝廷上下，权贵内部，诸多纲纪废除，斗争无度的现象，因此刘文济特地擎起太宗遗风的大旗，表示要效太宗明法强法之政策，严肃律令，整饬违法。
当然，刘文济心里还是有数的，风纪败坏起来很快、很容易，但要扭转，却非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强的权威，以及更多实际的动作，杀足够多的鸡，儆更加多的猴
即便刘文济的“新政”充满了保守与妥协的味道，但沿着既定的规划，耐心而从容地走下去，他这个皇帝做得越发自如，权威也就在悄然之间加速建立，并巩固起来。
皇权交接，新旧朝更替之际，总是会怠慢许多事情，比如三年一度的国家大考，科举大士。需要提一嘴，依常制，平康八年本有一次大考，然而那一届被康宗皇帝给取消了。
表面上是因为他要准备祭天与北巡之事，实则是为了进一步打压与他作对的李沆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因为他发现，在平康朝的两届科举中，李沆等人通过贡举发掘、提拔了不少寒门出身的官吏。
你要说康宗皇帝愚蠢吧，他对付起人来，还往往抓得住重点，打你要害。然而做出的事情，你又实在难以称之为聪明，当时还说出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朕疾天下昏官冗吏多如泥沙，正欲澄清，何增新员？
坊间有传闻说，前宰相李沆在归养之时病死，就是因为听了皇帝罢科举的举措以及那番言论后，一时激愤，气死了
因此，对于帝国天下士子、广大僚吏来说，朝廷于端拱二年三月重启的科考，是时隔整整五年后的一次恩次，此举注定收获人心，为天下士林、僚吏、学子所拥戴。
同时，本次贡举，也是自开国以来，历届常制举中，最终参考人数最多的一次，足有八千多人，可谓一时极盛。
皇帝刘文济以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陈尧佐知贡举，为大考总监。陈尧佐是在徐士廉遭贬之后，由两浙道上调中枢，拜相，这固然是一种“回报”，同时，礼部尚书同平章事，这样的官衔，已经几十年不曾出现过了。通过这项任命，皇帝也表明他对“德育教化”的重视，或许，这就是读书人春天真正到来的前奏
与陈尧佐一道被回报的，乃是兖国公王增，他从荆湖北道调任宣慰使，掌管朝廷中枢的喉舌，就冲他当初在继位之前的果断靠拢，即便他与王氏家族出的力并不起多少实际作用。
而王增履任之后，兴奋之余，也更加卖力，毕竟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触摸到重振家声的希望。王增到任宣慰司的半年时间内，就用实际行动表现着他对新皇的支持。
他与下属的僚属与笔杆子们，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从方方面面、各种角度来论证皇帝继位的合理合法与合情，邸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称赞皇帝继位以来所有的端重、谦和、宽容、礼贤之言行。
康宗下葬，宣政诏颁，王增又组织人手，开始仔细研读、分析、审量，穷尽力气地挖掘其中先进的思想精华与政策理念，并从诸部司衙门乃至民间搜罗政论文稿，宣报之上，也紧跟着出现了大量政策解读。
这甚至导致宣报的民间销量都有一定下挫，毕竟平民百姓、市井小民，谁关心这些啊，又有多少人舍得花那不菲的价钱去买枯燥的官报来看。当然，宣报是有一个固定市场群体的，其办报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销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东西。
而王增一系列的表现与举措，自然很中皇帝之意，大受刘文济认可与表扬。当然，王增的一系列操作，也饱受非议，毕竟过于逢迎媚上，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朴摆出来了，老国公当年是何等风采，相比之下，王增今日之表现，岂不有辱先祖声名。
对此，饱受过“家道中落”苦楚的王增，哪里会在意些许流言蜚语，比起那些非议，跻身中枢，光耀门楣，才是对祖父最好的汇报。若没有今时今日的地位，帝国上下，又有多少人会再想起、提起先祖呢？
此番春闱，王增也以宣慰使的身份同知贡举，为大试副监。同时，刘文济又让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以及大学士、秘书监朱祺为监考。
杨亿与朱祺，一個是传统的博学鸿儒，一个湘江学派的扛旗者，二者之间在为政治学、思想道义方面的争论，已经延续二十多年了，二人从雍熙初期的太和楼里，一直辩论到端拱时代的庙堂上，也从当年的青年俊秀，成为了如今华发早生的学派领袖。
主监考的阵容，可谓豪华，也表明着皇帝对礼制、德育、取士的重视，而与以往比起来，今年的春闱，透着一股迥然的气质，积极向上，又让人耳目一新。
从结果来说，本届科考也是取士最多的一届，诸科加起来，足有428人被录取。当然，比起参考人数，录取比例实则是下降的。
同时，在取士上的分配，刘文济也深得世祖、太宗之真传，将前两届农工医算诸科被打压下去的录取比例又给提了上来。
事实上，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实践，朝廷内部对各专科已经有一定认同，毕竟进士、明经太卷，竞争太激励，考取难度太高。而明法、史科实则是传统科目的延伸，也容易被接受。
相比之下，农工医算四科，虽然免不了被用有色眼镜看，但总归是一个命官前途。而除了更加重视积累、专业性最强的医科之外，其他三科，上手难度也相对较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世祖、太宗推了这么多年，这些专科取士的发展前景，终究是有限的，除了社会意识、文化氛围、传统官僚的打压之外，本身的专业性就限制着其发展，而这个上限，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真正获得大发展的，只有一个科目，那就是明法科，尤其在太宗朝，雍熙时代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明法时代”，这也在朝野间掀起了新一轮的“儒法之争”。
如今到刘文济上台了，在承继先帝遗志，继续明律强法的同时，他又默默推动“明算”了，这得益于在江南多年治政习务的经验，尤其在亲眼见识了东南经济的大发展之后，在国家管理尤其是财政管理上，刘文济也更倾向于更加“精细化”的管理。
大量精于算术的官吏，就是重要基础，刘文济推动娄江学院的建立，其志也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在他看来，一个会算账的官吏，不管是贪婪还是清廉，在管理上总是能聪明一些、灵活一些。
因此，本届科考，在明算科的取士数目上，也达到历史之最，足有41人。
当然，再怎么变革变化，进士科的核心地位依旧是不可动摇的，这是真正培养精英统治阶级的地方，进士出宰相，也成为一种趋势了。至少，这么多年来，就没听过其他科目有人进入加平章事，跨进政事堂的。
从结果来看，端拱二年这一科，也着实挖掘了不少良才，别的少提，就说一甲三人。状元蔡齐，榜眼晏殊，探花范仲淹。
这是一次庶族的胜利！
从这三人身上，能够发现一些明显的共性。蔡齐祖上虽曾为县令，但家道早衰，幼孤，寄身于外祖父家过活。晏殊出身平平，其父只是江南一捕役，只是勉强与体制沾点边，但他天生聪颖，幼时就能做文章，素有神童之名。
相比之下，竟是范仲淹的出身最好，其父范墉早年在吴越为官，入汉之后，曾一度官至湖州知州。只可惜，范墉年命不永，去世时，范仲淹方四岁，又是一个幼孤贫而立大志的典型。
由于范墉为官清廉，没有给范仲淹母子三人留下什么积蓄，其母谢氏抚养艰难，差点改嫁。也是适逢太宗继位，刷新吏治，偶尔听闻，竟有人在江南富贵州县任上，清贫如厮，留孀妻孤儿艰苦度日，了解其情后，太宗深受感动，责令苏州府出资，供养母子所需。
如此，范仲淹方才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谈不上富贵，但官府每年的抚恤到位，再加其母勤劳，至少衣食能保证供应上。
在见识生计之苦的同时，范仲淹与其兄长范仲温也刻苦读书，十八岁的时候，范仲淹考进娄江学院，三年学成，放弃到苏州为吏的推荐，而是选择北上到睢阳学院求学，数年寒窗苦读，博习经典要义，也彻底形成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
后回吴县，顺利考取贡生资质，获得进京大考的资格，终于端拱二年，一朝及第，成为探花郎。同时，其兄范仲温也在这一科，列明法科第九名。
而进士一甲三名，也是几十年来平均年龄最低的一届了，蔡齐时年28岁，晏殊25岁，范仲淹27岁，可谓一扫多年以来科举取士之“暮气”。
背后促成此事的，毫无疑问乃是皇帝刘文济，陈尧佐那些人，还没这等魄力与胆气，这也是刘文济给当今大汉朝廷注入的一股清流。
而这届科举的结果，难免引发一些人的不满，除了攻击“专科取士”几十年的传统官僚们，还有那些更看重出身以及资历、“能力”的。
有一个人的意见，比较让刘文济意外，那就是吏部尚书寇准，他说了一句怪话：天下精英，头甲三人，其二出于东南，北士无人耶？
蔡齐、晏殊、范仲淹三人，没有如一般士子那样，照常被安排到朝廷诸部司进行轮值观政历练，也被没安排到三馆、翰林院去编书、写文章、磨砺心性，而是被皇帝召到身边，担任内阁伴读。
这样的待遇，于三者自是大幸，三人也由此，站在一个亲近的角度，见证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一个由皇帝刘文济主导的帝国时代。
世宗篇9 端拱三年
向德明（尚书令），刘继昌（吏部尚书）、李继隆（枢密使）、慕容德琛（尚书左丞）、郭仪（兵部尚书）、寇准（迁都察使）、向敏中（迁财政使）、徐士廉（刑部尚书）、王钦若（中书侍郎），这九人乃是端拱元年初时，政事堂的宰相分布，也基本代表着整个朝廷的权力结构分布形势。
然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个权力结构就支离破碎，这些站在帝国权力尖端的风云人物，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陆续离开，让出位置，交还权柄。
这是一个君进臣退的过程，整个过程谈不上平静，甚至本身就意味着混乱与失序，但事实上就是，政事堂的更新换代，一直很平稳，平稳到给人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这背后折射出的，自然是端拱皇帝低调而强大的掌控能力。
刘继昌、徐士廉二相公的倒台及去职勿需再言，端拱二年夏四月，乐平公、枢密使李继隆病逝于家中，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李继隆毫无疑问是大汉帝国军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开宝-雍熙-平康-端拱四朝元老，时代洪流都冲刷不走他的光芒，而中流砥柱乃是他在康宗朝最恰当的评价。
他有一個不错的出身，年纪轻轻又受世祖大公主刘葭的垂青，驸马也没有成为他释放光彩、展现能力的阻碍，从戎几十年，西征北战，沙场建功无数，少有败绩。
李继隆一生是平顺的，光辉的，灿烂的，功成名就，几乎没有劣迹，完全是一个人生赢家的模板，是朝廷着力宣传的勋贵精英的典范，也是诸多功臣子弟崇拜的对象，即便是那些昏昏碌碌的膏粱子弟，其梦想着也希望活成李继隆的样子。
即便少不了人酸李继隆的出身以及驸马身份的作用，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出色的军事才干，否则，大汉功臣勋贵那么多，世祖的公主也不少，除了杨延昭外，还有谁达到李继隆的成就。
生前是完美的，死后，对于这个帝国功勋、大汉枢相、皇姑父，刘文济也给足够的哀荣。废朝，敕著神道碑文，进功臣阁，恩荫赏赐，这些都是应有之义，同时，刘文济还让李继隆配享太庙，追赠潞国公。
虽然给予了李继隆崇高的身后待遇，堪称人臣之极，但不得不说，即便李继隆不病故，他枢密使的位置也当不了多久。
从雍熙、平康到端拱，李继隆这个枢相，已经担任整整十年往上，虽说这个过程属于帝国特殊时期，并且在这个特殊时期起到了拱卫政权、稳定军队的作用，但于帝王，尤其是一个掌控欲强烈的帝王而言，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大汉军制，枢密院虽然只有调兵之权，但结合李继隆几十年戎马生涯在军中积累的崇高威望，再加勋贵、驸马、四朝老臣、钦命辅臣这重重身份，结合起来所能发挥的威力，也是远超常人想象的。
在整个平康时代，帝国内外，有多少军队调动，都是李继隆主导的，又有多少弹压地方、剿贼平叛，出于李继隆的授意，这些都是说不准的。同时，若把那些旧事翻出来，严格依照条制来，一个逾制擅权的罪名是一点都不冤枉李继隆。
刘文济的心眼倒没那么小，他要针对的，不是李继隆这个人，而是这个人的身份并且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出于巩固统治、维护皇权的本能，他就需要采取一些行动。
而真正促使刘文济下定决心的，则是端拱元年李继隆怒讦徐士廉，致徐士廉及一批御史、言官逐贬地方之事。虽然刘文济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李继隆维护枢密院权威与军队利益的用心，甚至对徐士廉等人也存有看法，但他就是无法从内心释然这种被“威逼”的感觉。
有此一事，并且让他成功了，那必有二、三事，这是可作推论的，也不是一个志在有为的帝王能够容忍的。
刘文济性本沉静，登基之后城府就更加深沉，即便脑子里已经绞尽脑汁要换马，但面上一点也没表现，甚至日常间对李继隆也是各种体谅、慰劳。
而李继隆先于皇帝动手前的病逝，省却刘文济手脚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了个完美的生前身后之名，这或许也是一种时运。
李继隆既去，一场关于枢密使的博弈是免不了的，只不过这仍旧是军队体系内部的角力，准确得讲应该是军事贵族以及功勋将帅。其他人若敢染指，必遭反噬，即便皇帝也不敢贸然打破成行已久的潜规则。
不过，在端拱朝，真正能接李继隆班的，只有那么寥寥几人，最开始被列为公推人选的，只有郭仪、杨延昭、郭良平三人。
其中郭良平是争夺之心最明显的，作为第一枢密副使，他是距离这个职位最近的，年近七旬的他，没多少时间了，也等不了更久。
但同样，郭良平也是最不可能，甚至是第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不因他年老，也不是他功勋、资历不够，更不是因为出身不足，根子就在大汉军队的“陆海之争”上。
郭良平是帝国海军的旗帜性人物，在世祖的支持下，用实际行动将大汉海军抬到了不该到达的地位上，在其二入枢密院，担任副枢相期间，海军更取得了相比过去几十年跨越式的发展，包括南洋驻军改革、炮舰更新计划、训练升级以及远洋探索等等都是在他的主导下展开了。
在郭良平任职期间，帝国的海军腰杆是挺直的，声音是响亮的，但同样的，也达到了陆军老贵们所能忍受的极限。这个极限，也最多坚持到郭良平退休抑或去世。
当郭良平选择向枢密使发起冲击的时候，可想而知会遭遇怎样的阻力与攻击，这一点，他本人心里未必不清楚，但他还是选择出击，就像几十年前率军远航，将帝国触角延伸到波斯地区一般。
郭良平拼了一辈子，冲了一辈子，没理由在最后选择软弱，只不过，这一回，运势不在他，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倒在枢密使的权位前。并且在之后不久，就撒手人寰，享年六十八岁。
郭良平被排除在外，郭仪与杨延昭之间同样不好选，在世人眼里，这二人是最有资格担任枢密使的，毕竟是世祖时期的“勋贵三英”、“少壮三杰”，名望、履历、功劳都很扎实。
然而，郭仪本身就任兵部尚书不久京，已是宰相，不便轻动。杨延昭则已经退到侍帅这个“二线”职位上，另一方面，也跟杨业当初的扶持有关。
端拱二年的刘文济，已经彻底坐稳了皇位，已经不需要再想之前那般过分地小心翼翼，也能以一种自主的心态去决策军政。
对杨氏，他当然多有倚重，对杨氏子弟的提拔并无限制，但是对杨业、杨延昭二老，尤其是杨老太师依旧在世的情况下，让他把杨延昭抬到枢相的位置上来，他也实在难以安心。
那样，只会出现另外一个李继隆。
于是，在端拱二年仲夏新鲜出炉的大汉帝国新一任枢相，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扶风公、殿前都虞侯马怀遇。虽有些意外，但对于马怀遇，还真没法提出什么有效的反对理由。
李继隆、杨延昭身上的“buff”，除了驸马头衔没有，马怀遇都有，并且他曾是世祖养子，与太宗的关系更亲如兄弟，只不过，履历与功劳上不如李、杨那般耀眼罢了。但是，他担任枢相，还真就没什么人能挑战得动。
尘埃落定的同时，也附有皇帝一番安抚操作，杨延昭晋崞县公，使杨氏一门两公。郭仪则晋一等武进侯，为郭氏再开一脉。
此事后不久，致远侯郭良平也郁郁而终。空出来的第一枢密副使的位置，皇帝刘文济在善加斟酌之后，选定侍卫司都虞侯曹玮，这是已故真定侯曹彬第四子。至于腾出来的侍卫司都虞侯，这个实际掌握侍卫马步军统兵权的要职，刘文济则敲定护圣军都指挥使田邦义。
此人乃是功勋老将田重进之孙，虽同属于勋贵，但家室就不那么耀眼了，与杨、李、曹者相比，暗淡的不是一星半点，当然这也是刘文济选其掌握兵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世祖、太宗是何感触不得而知，但经康宗之荒后，轮到刘文济当家做主，他对朝野上下，尤其是军队之中，那强大、固化的军功贵族阶级，难免带有戒心。
刘文济自是知晓军队不可轻动，勋贵的核心利益不易侵犯，因此，大动作可以按捺，小刀子却可以慢慢地割。先在军功勋贵集团内部搞分化平衡，提拔如田氏这种势力不强、影响力相对局限的勋贵家族，后面再培植庶族寒门将领，当然这注定是个漫长的水磨工夫的事情，急躁不得。
另一方面，在对军政令系统做“小手术”式调整之后，刘文济又下诏重新设立枢密直学士一职，以内阁学士、知制诰曹利用充任，重置的理由则是他不通军务，但军国大事，不能不熟悉，因以此职作为皇帝与枢密院之间联系的桥梁，加强沟通
一系列幅度不大，但显著加强皇帝权威动作下来，包括文官系统内一些眼光毒辣的人，都察觉到今上那颗并不端拱的心，而对此感受最为深刻的，毫无疑问乃是军队体系，尤其是军功老贵家族。
不过，军队里的实权派们，却并没有就此表示些什么。帝国军制，给了他们近乎超然的地位与待遇，同样对所有人也都有一套摆在台面上的限制，台下怎么做是一回事，但谁敢在台面上搞形成规则共识的事情，则将面对来自上下的挤压。
另一方面，刘文济的系列操作，也都在既定规则之内，并没有动摇勋贵们对军队的主导地位。总不能期待每个皇帝都如康宗一样吧，而由平康时代走向端拱时代过程中产生的不适感，所有人都得慢慢接受，并且，是臣子去适应皇帝，这是由强势皇权决定的。
端拱三年春，许昌王、中书令刘曜上奏，安南王刘文涣薨于交趾。
刘曜，世祖皇帝幼子，母周宜妃，生于开宝十九年，初封韩公，康宗继位后晋爵许昌郡王。前者，以刘继昌落马遭贬，依常例选宗室入政事堂。
皇帝刘文济二请赵王刘昉出山，仍为其所拒，又邀掌管宗正的燕王刘昭，不出意外，刘昭也选择婉拒。二王悉拒，不得已之下，刘文济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人了。
世祖诸子，除了赵、燕两大亲王之外，在京的只剩蜀王刘晅以及许昌王刘曜了，最终，在一翻考察之后，刘文济敲定以许昌王刘曜入政事堂，拜中书令，同时监管理藩院，除了平衡朝局之外，主要搞外交，尤其是与四方封国、藩属之间的交往联系。
“安东事件”仍未调查清楚，但不论真假如何，都给了刘文济一个警醒。随着这一年加强对各藩国的关注，获取众多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之后，刘文济也意识到，血脉相连的帝国与诸封国交流频繁，但正在往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
这种趋势，作为中央帝国的皇帝，刘文济心中很膈应，那是一种事务脱离掌控的不适感，但是面对这种趋势，他又不得不冷静下来，审慎分析，理性对待。
封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域外封国，却仍是一个新鲜事务，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相处，若宥于旧眼光、老故事，必然会出问题。
安东国状况不断，就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征兆与体现了。事实上，刘文济心中也清楚，中央帝国与诸大小封国之间关系往来，必需有一套更实际、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规则办法，使之走向正常化，否则，只会在越来越多的矛盾与拉扯中，渐行渐远。
地域上的距离，本就让世祖之后皇室宗亲间的情分难以长期保留，利益二字或许冰冷，但对双方而言，却可以让各自冷静理性地对待双方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份关系的发展走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以帝国中央的意志为主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刘文济对许昌王刘曜的委任，是寄予厚望的，实权也很重，同时，刘曜的年纪（比刘文济还小五岁）足以陪他一起构建一套更进一步的新宗藩体系。
当刘曜向刘文济汇报安南王刘文涣之薨时，也是一次对尚在形成中的“新宗藩体系”的实践机会。不过在此之前，礼节人情还是要先讲的。
回京夺位失败后，刘文涣于端拱元年初夏，便再次黯然离京，南归封国。在途中，就染上了肺疾，回到安南，久治不愈，终于三年春离世。
刘文涣的一生，多少带着些悲情色彩，他出身高贵，才智不凡，胸怀大志，或有孤傲之时，少有松懈之日。少年时期，是世祖疼爱的千里马，青年时期也是太宗寄予厚望的皇长子，只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遇人不淑，宏图大志，尽成一空。
当然，刘文济这个对手对他的影响，比表面呈现的要大得多。虽然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直接面临竞争，但一出手，就直接踩着他的肩膀登上至尊之位。
悲情固然难免，但堂堂的安南王，也难让人同情，因为天下没什么有资格去同情他。人生最后的一年多，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大抵也是刘文涣活得最清醒、最从容的一段时光了。
临死之前，刘文涣还将后事安排好了，立四子刘继丹为嗣，继承王位，同时以王后刘娥监国。刘文涣一共有四个儿子，常妃所生的刘继元、刘继初，毫无疑问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列。
剩下的只能从三子刘继诚与四子刘继丹中挑选，二人年纪都不大，一个十四，一个十一，最终选择了刘继丹，因为他无母，王后刘娥的枕边风厉害。在刘文涣养病的这段时间里，安南国很多事务，实则就是刘娥在帮忙处置，并且处置得不错，优秀的政治能力让刘文涣意外之余，也促使他做出了最终关乎安南国命运的决定。
而依封国制，刘文涣的这些安排，还需上表京城，请中枢朝廷确认，批复授册，遣使宣告之后，方具备法律效力。
为此事，刘文济还专门召集政事堂诸宰，举行了一场廷议，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倒也没有太大意见，安南王的决定总还是要尊重一二。唯一的异议，只在王后刘娥监国的问题上，经历了慕容太后干政甚至仍在经历着的大汉宰相们，对“牝鸡司晨”这种情况格外看不惯。
然而，仔细斟酌下来，却又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办法，总不能把安南这样的“大国”，直接交给一个11岁的娃娃吧，再不乐意，也只能捏着鼻子先认了，等刘继丹长大，再作区处。
寇准对安南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单独面圣时，向刘文济提出另外一个处置办法，将安南国收回，重归中央直辖。然而可以想象的，刘文济断然否决，分家容易，合家难。即便不考虑其他影响，刘文济不能不顾虑世祖、太宗分封之政的强大影响力，这份影响来源于诸多既得利益者的强力维护。
最终决定，照准安南所表，以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加安南宣慰使衔，南下交趾，代表朝廷进行抚慰，立新王，授金册。
这同样是打破常规的一个举措，因为按照最初的制度，封国王位世袭，新王需要亲自到京城接受册封。这种做法，体现的是制定此等规矩的世祖皇帝的强势掌控之心，但在端拱三年，显然早已不合时宜，因而做出一些顺势的改变，也是理所应当。
从此，帝国中枢开始正式转变对各封国关系政策了。于安南国而言，随着新王刘继丹的继位，也开启了一段错综复杂、斗争频繁的混乱时期。
王太后刘娥的执政，注定充满了挑战与困难，后宫有赵太妃不甘寂寞，在朝有赵氏家族及刘文涣心腹旧臣们，同时，国内有诸多叛服不定的蛮夷之属，饱受白眼、心怀怨愤的刘继元、刘继礼兄弟也对失去王位耿耿于怀。（这两个儿子，刘文涣感情很复杂，将其远远地安排在西南的文州与万州镇守，眼不见为净。）
诸方势力，种种矛盾，在没有刘文涣的强力支持后，刘娥的摄政之路肉眼可见的艰辛，而他能依靠的力量实在不多，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前后先王遗命，后有朝廷敕旨，并且牢牢地将新王刘继丹置于羽翼之下
PS：在收到刘文涣去世的消息后，刘文济曾大哭一场，长大成熟后的兄弟俩，渐行渐远，那是时局的推动，历史的选择，但曾经有那么一段日子，兄友弟恭，一同环抱世祖之膝，欢声笑语。
与康宗刘文澎，二人或许都有一定代沟，但二人之间，却总是有一份兄弟之情。如果刘文涣活着，那么“各自安好”，待其薨，有些情感也就压制不住了。
太宗皇帝拢共就三个儿子，如今，三去其二，并且都是英年早逝，这同样给刘文济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也促使他做出了早立太子之决定。
世宗篇10 三年端拱
端拱三年夏六月朔，刘文济于乾元殿举行大朝，在公卿百官、各国使节的见证下，降御旨，赐金册，加冕旒，正式册立皇长子刘继礼为太子。
刘继礼，乃是刘文济与李皇后所生长子，生于雍熙六年，时年未满十九周岁在嫡长制的约束下，要立太子，是不可能避开他的。而刘继礼自幼端谨孝顺，素有贤名
因此，对于帝国的贵族与官僚们来说，皇帝立太子，所立之人，他们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只是忍不住把目光投向大汉又一位年轻的太子。
从很多人的目光中，都能看出一股热切，显然，新一轮的政治投机又将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帝国上下，最具投资价值的，就该是太子了，连世祖皇帝算上，大汉已经有三位太子修成正果了，在大汉帝国，成功率是一百。
对嫡长子给予之厚望，刘文济也不是装了，依常制，为其配备东宫属官及卫率，最重要的，以赵王刘昉为太子太傅。
立太子之前，刘文济着重咨询过两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圣母萧太后，一个就是赵王叔刘昉，而对此议，二者都表示认可。理由也都出奇得一致，国家既有成制，嫡长无缺无过，当立。
为了表示支持，在刘文济请刘昉做刘继礼太傅之时，在稍微犹豫之后，终是开其尊口，同意再度出山。这已经是刘昉第二次担任太子太傅了，也是又一次全新的挑战，或许对赵王而言，扶立天子，都不如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帝国接班人困难大。
不论如何，在册立完太子之后，由安南王刘文涣薨逝带给皇帝刘文济身心上的压力也随之减轻许多，于是收拾心情，重新上阵，继续搞他的皇帝事业。
端拱三年秋，长江中游连发大水，荆湖北道沿江诸州县受灾尤其严重，灾民百万计，死伤难计。事实上，这几年，长江水患频发，不曾断绝，到端拱三年秋汛，算是集中爆发了。
这算是刘文济继位以来，面临的第一個影响深远、波及广泛、损失严重的大灾害，不管是为立功还是立德，他都得表现出皇帝怜恤百姓的担当来，做出救苦救难的姿态来。
于是，自上而下的，朝廷调集精干人员，筹集粮米衣药物资，全力投入救灾事宜中来。灾害洪流之中，方显英雄本色，这场水灾，对沿江州县的百姓而言是苦难，但对皇帝刘文济来说，却是一次整饬湖北官场的良机。
经过平康半年，包括没有怎么大整的端拱两年，帝国上下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弊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初在江陵府蛰伏时，刘文济虽然不问一政，不办一事，但可别真当他是去静养的，默默无闻的同时，他可把荆湖北道的政治民生看了个清清楚楚。登基之后，又有武德司那边更详细、全面的情报加以佐证，认识就更深了。
而吏治是最明显，最容易下手，但最不容易起实效的事情。但借着这次大水，刘文济直接对湖北官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自道司以下州府县镇各级衙门，长江上的，水师内的，贪污的，受贿的，救灾不力的，欺君害民的
一大波人，在事后被追责处置，端拱皇帝第一股酷烈的风，就这么刮遍了湖北官场，让荆湖北道上下，度过了一个了难以忘怀的年度。
这场长江水灾，朝廷一共倒了两位大员，地方上是湖北布政使柴宗诲，以治下不严、预防不备、救灾不力，受到朝廷的严厉申饬，谪迁剑南，任按察使。柴宗诲年纪不小，气性也大，入川之后，于奉节驿馆上奏，请求致仕，刘文济直接准辞，把他就地再降一级，以东川参政之职致仕，把顶级勋贵的脸面给丢干净了。
柴宗诲于事后第二年就死了，病死、气死、醉死，坊间传闻各种死亡都有，总之算不得善终，到死都觉得自己冤枉，以人力岂能抗天意？
但他的抱怨，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江陵知府冯端，以及鄂州知府薛奎，都因为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色（一个尽心尽力，一个救助得法），得到提拔。
同是天意，有人死，有人贬，同样有人升官发财，这就是其中最明显的差别，怨天尤人，庸人之举。
还有一个因长江水害倒下的大臣，权势地位可就特殊了，财政使向敏中，以其荒谬失察、调拨无序，导致延误救灾急情。对于一向以老成持重闻名的向老相公而言，出现如此重大的谬误，显然是不正常的。
具体缘由，背后还要什么隐情，不得而知，只从结果来看，又一名宰辅大臣从端拱时期的帝国中枢除名了。向敏中也是知进退的人，受到指责之后，便主动向皇帝上奏请辞，以老迈昏聩，难堪重任。
但显然，对向老相公的品行与才德，刘文济是没有意见的，对其辞章，直接留中。后与寇准商议过后，决定就让向敏中去荆湖北道接任布政使，主持水害过后湖北官民的安抚善后工作，大汉帝国的宰臣上上下下，从世祖时期起就有先例，此事细说起来并不是太让人意外。
只不过，在向敏中外放之后，很多人蓦然回首，猛然发现，不到三年的时间，端拱元年的政治格局已经彻底走了样。
要知道，康宗朝时，为了赶走那些辅政大臣们，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些年，并且每一次都是大动干戈。而在这短短三年的端拱朝内，政治斗争同样不少，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政事堂换了这么多人，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却好似白开水一般平淡，朝廷内外也明显日趋宁定。
很多事情都是细思极恐的，端拱皇帝与平康皇帝之间的区别，在端拱三年后半段时，已经算是广为人知了。在前两年，朝野市井间，还有就刘文济继位问题乱嚼舌根的，但在进入端拱三年后，类似的人与事已然绝迹，至少在京城是这般的。
皇城司在皇城使蔡敬的率领下，其势益猖，虽然还不到乱咬人的地步，但獠牙利齿，已经尖锐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让人不敢不忌。
就是安东国那边，收到洛阳朝局变化的消息后，都安分了许多，不管是率宾府还是辽东道东北部与安东国交界地区，混乱都减轻不少，安东商人做生意都规矩了些，各种犯罪案件发生了频率也降低了。
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皇权复兴、中央朝廷日趋稳固这种宏观大局的影响之外，新任辽东道布政使曾会也功不可没。两年的时间里，由曾会主导，从吏治与商业秩序两方面对辽东道进行综合治理，而这两项都难免受安东国那边的影响。
尤其是端拱三年夏，曾会联合指挥司，对东北沿边地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治安整治，彻底教会安东国人怎么守大汉、守辽东的规矩，即便安东王刘文渊出面，都没用。即便刘文渊在安东国内再强悍，当面对曾会时，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
曾会，已然成为平康—端拱时代东北地区的风云人物，东北政坛一个话题度拉满的人物，对辽东局势的安定，对安东的压制，他有突出贡献。
虽远坐朝中，在听闻曾会在辽东的为政表现后，刘文济对他也是大加赞赏，甚至一度动了调他回京拜相的念头。最后未能成行，也是因为刘文济觉得，辽东的事情绝不是三两年就能解决的，还需要曾会这名干臣在那里替自己多看守几年。
于是，向敏中之后的财政使，刘文济再善加斟酌之后，选定了广南东道布政使张知白。这一次，他没有任由各派势力争夺，而是由自己乾纲独断，这是登基以来的第一次，但是已没人出言反对。
对张知白的任命，首先就获得了吏部尚书寇准的强烈支持，原因有三，张知白进士出身，张知白是北人，张知白资历足够。
而刘文济选张知白，则还有一层原因，君臣之间早有渊源，仔细追溯，那是二十多快三十年前，世祖皇帝最后一次南巡期间。
行营过江陵时，世祖对湖北水师及江陵官场进行了一番整饬，当时留刘文涣、刘文济俩兄弟善后处置，张知白就是辅弼的僚属。
当年，刘文济尚且年少，但那是他第一次真正参与并经受国家事务，还是大事，那段特殊的经历，是他的成长道途间的重要痕迹，意义非凡，对当时的人与事，记忆也很深刻，自然包括当时对他帮衬甚多的张知白。
有此渊源，张知白也在快致仕的年龄，得以一举入朝，登堂拜相。正常情况下，对于一个庶族官僚而言，六十二岁还不登堂，也基本没什么机会了。
而在端拱三年腊月，帝国中枢又发生了一件大变故，堪称彻底颠覆端拱朝局的变故，尚书令向德明于政事堂治务时间突然中风。
当德高望重的向老令公被紧急送医的同时，也意味着大汉帝国的首相又要换人了。向德明的倒下，大出皇帝刘文济意外，也完全打破了他对朝局的构想与安排。
依他本意，是想再维持当下的朝廷格局一段日子的，尚书令不好当啊，一个合格的首相更是难得。显然，在刘文济的心目中，向德明这个久经考验、知进退、有大局观的军政干才，就是一个合格的首相，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帝国军政两届都能认可，这有利于帮刘文济维持朝廷的稳定。
但是意外的突然降临，就是这般让人措手不及。实际上，以这三年来朝局的剧烈变化，尤其是人事权力格局的大变局，纵然向德明没有出事，想要再维持端拱初年的状态，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根本上，还是皇帝锋芒毕露，在实现对朝廷掌控的诸多动作下，产生的巨大冲击。只不过，很多事情，都不是刘文济能够完全掌控的。
向德明之后，谁为首相，秉政执法，这成了刘文济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朝廷上下所关切的问题，几乎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就在刘文济头疼之际，宫廷之中又起幺蛾子了，应该说慕容皇太后又不甘寂寞了。也不知慕容皇太后哪来的精力，年近七旬，丧夫、丧子、丧权，都没有把她彻底击垮，临到人生暮年，还想着折腾。
慕容太后相召，刘文济又不能不应，只能乖乖地前往慈明殿，恭顺孝敬地行礼。而慕容太后找刘文济的目的，也很明确，虽然说话拐弯抹角、旁敲侧击，但话外之意都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她是冲着尚书令之职，她希望刘文济能委任慕容德琛
在过去的三年里，不管是为了体现“孝心”也好，还是为了安抚慕容氏这股庞大的政治势力，对慕容皇太后，刘文济一直是多加忍让，对她的一些干政行为，大事顶回去，小事不予计较。
便是在朝廷的人事问题上，又起用了十几名慕容家族的人，悉为文武要职。在这个过程中，刘文济是不断退让，心中的怒气也在不断地积攒、膨胀，若非萧太后的劝告，他早就对慕容氏采取措施了。
前事不提，但如今已是端拱三年冬了，慕容太后仍不知进退，刘文济的耐心也到极限了，对于太后的诉求，他当场就顶了回去，表情平淡，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决。
慕容太后当时就气急，然而，更让她气愤的事还在后边。当刘文济再度以慕容氏之事问萧太后时，萧太后在沉默良久之后，让刘文济斟酌行事。
于是，刘文济果断出手了，其后不久，以前武德使、前都察使、宰臣、山阳巡抚使、漠南宣慰使王玄真病笃，不能理事，将宰臣慕容德琛外放山阳，巡抚塞上。
多么熟悉的剧情，十来年前也是这般，慕容德琛被外放湖广，十年后，同样经历又来一次。即便是皇亲国戚、当朝显贵，在帝国最顶层的权力斗争中，也只能沦为牺牲品
于此同时，刘文济降下谕旨，把慕容太后禁足了。准确得讲，应该叫“禁政”，一应待遇齐全，可以在监视状态下出行，但是对于军国人事，再不许有任何干预。
而经过慕容太后这档子事，刘文济就像摆脱了枷锁一般，雷厉风行地把国政处置了。向德明终究没能扛过端拱三年这个冬季，于半个月后，就于温国公府中与世长辞。
之后，刘文济便正式下诏，以吏部尚书寇准为尚书令，又以京畿布政使韩承纲入堂，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拜相。韩承纲，已故世祖元从、开国将帅韩通之孙，“橐相”、河内公韩徽次子。
让寇准任尚书令，刘文济也是有所纠结了，此人刚直而强悍，确实能做事，但与朝臣处不好关系也是事实，也不是那种真正循规蹈矩的人，这一点尤其让刘文济顾虑。
但最终，还是敲定了寇准，他需要一个做事的宰相，而寇准几乎具备一切素质，同时，在向德明这个老贵之后，他也需要一个庶族出身的宰相。
韩承纲晋位宰相，也是类似的考量，需以此平衡安抚贵族官僚集团。说起韩氏家族，起家的韩通，是个不同文墨的武夫，韩家也是军事贵族，但不管是韩徽，还是这韩承纲，皆以文治见长，也算帝国军事贵族中的一朵奇葩了，父子皆拜相，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当寒冬过去，时间跨入四年春，正月朔，于乾元殿的大朝会上，皇帝刘文济致新年贺词的同时，也宣诏，改元建隆。
一同修改的，还有被重新拾掇一遍的垂拱殿，刘文济于端拱三年夏就搬了进去，这是世祖、太宗、康宗三朝的办公之所，而紫微城虽大，但最适合皇帝居住、理政、读书、养心的多动能宫室，恰是垂拱殿。
刘文济更其名为“崇政”，以承先祖之志，继太宗遗风，正式开启了他“建隆崇政”的时代，至此，大汉皇帝的“真面目”终于暴露在天下臣民面前。
PS：建隆时期下的政事堂，宰相尊位仍为九尊：尚书令寇准、中书令、许昌王刘曜、吏部尚书韩承均、枢密使马怀遇、财政使张知白、都察使王钦若、兵部尚书郭仪、礼部尚书陈尧佐、尚书仆射张士逊，大汉帝国也在这些人的掌权下，迎来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期。
世宗篇11 政法大学堂
建隆元年（1018年）秋七月既望，銮驾亲临帝国第一座综合性政法大学，向阖校师生，发表讲话，以咨鼓励。大学全称：大汉政法大学堂。
坐落在苏州昆山的娄江学院，在早期的“临淄王集团”中，堪称是立足根基，人才宝库，建校十多年来，也为江南、为刘文济提供了大量吏干之才，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实践，最早那一批，已经晋级为朝廷命官，官位最高者已经做到一县主官的要职。
不只是普通的吏职人员，似范仲淹这样的顶级人才，则完全是意外之喜，还附赠其兄范仲温。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也已初步证明，专科吏才这条路，是能够走得通的，甚至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然还是需要具备足够的前提，首先要有足够强力的当权者的支持，其二要有开放的教育思想观念，其三还需要有足够多高素质的生源。
而这些条件，在建隆元年的大汉帝国，都勉强具备。过去的几十年，得益于帝国的强盛，军事上不断胜利，经济上快速发展，生产力不断进步，自然而然地引发帝国在思想层面的发展进化，各种思潮涌现，经世派，西昆派，改革派，保守派，以及各种地方派，可谓层出不穷，社会风气在变化，教育观念也在不断进化。
世祖时期，对文人文臣实则是有不小压制的，但进入太宗统治时期后，在文化、思想、教育等方面，就逐渐放宽了。也是从雍熙开始，中国大地再度迎来了一个璀璨而繁荣的文化盛世。
包括在康宗时期，由于皇帝的荒怠，吏治的由清转浊，更引发了社会上的诸多思想共鸣。过去的二十多年，也给了各种学术家、教育家冒头的机会。
当然，在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一切的一切，皇帝的态度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比如当今天子刘文济，对思想教育的重视，对吏政学校的支持。
还是临淄王时，刘文济搞出娄江学院，还只是一种试验，一次实践，但等到登基并坐稳皇位之后，他便着手将十余年探索、实践、论证所得的结果，正式应用推广了。
早在端拱三年初，刘文济便下诏，将娄江学院升格为道级吏政学校，置于江南布政司衙下直辖，由学政官进行管理，完成了由半官方学校到官方院校的进化。
如果说，此前娄江学院毕业之学生，多供应给苏、秀、上三地，那么从雍熙三年起，将是为整个江南道，供应吏政人才，这是跨越式甚至是颠覆式的变化。
别看只是一所以培养专科下吏为主的学校，但身处江南道的权贵们，已经真正嗅到了那股不寻常的气息，那几乎是一种大变革的前奏。
对于地方上的权贵与官僚们来说，朝廷要精简人员，裁撤冗官冗员什么的，不管声势闹得多大，都有办法应对，有的手段，有的是时间，同中央周旋。
从世祖开宝时期开始，到整个雍熙时代，即便是康宗都喊过裁撤庸官冗吏的口号，但事实上呢，到刘文济都登基当皇帝了，冗官冗吏的问题，依旧不轻。
过去的二三十年，取得过一定成效，但都是治标不治本，哪怕早在开宝时期，世祖就下诏对全国道府州军县镇乡里各级官府机构官吏人数及相应俸禄做了一次全面的规定与限制。
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有隐户，地有隐田，这官有隐官，吏自然也有隐吏，编制内受限，还有编制外的临时工
在信息、交通受限，监管能力有限的时代下，很多问题都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只能陷入矛盾爆发、改良、压制、再爆发的循环中。
而仅从“吏政”事务来看，皇帝搞出这么一个吏政学校系统，却有些许触及到要害的意思。地方权贵之所以为权贵，在于帝国体制赋予他们的特权与待遇，根子上的问题，不能通过直接挖根去解决，于是，从吏员供应改革结合行政监管，变成了刘文济琢磨出来的解决办法。
实事求是地讲，这仍旧是一种改良，其中的一些理念也必然来自于世祖皇帝，但此事若成行，对加强帝国中枢权威，对控制冗员与地方监管，对提高帝国职吏素质才干，是有极大积极意义的。
在刘文济的构想中，对于吏的清治，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那就是彻底地明令禁止各级衙门私授吏员，即便不能将这份权力收缴中枢，也要使去编制化、制度化。而最终的形态将是，在未来某一日，大汉各级吏员，当从诸经过吏政学校培养学习的学生中去选拔，而不是单纯凭各级官僚一己之好恶偏私。
而要做一点，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更多的积累，更多的实践，更完善的制度，更广泛的意识，更多的拥簇，还有更重的权威
并且，即便真按照刘文济的构想去推动，并且最终落实了，在这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也谁不知道最终呈现的究竟是怎样的结果。
但是，做事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成功，但在追逐成功的过程中，能取得一定进步，就已然意义非凡了。而以刘文济外柔内刚的性格，在没撞南墙之前，是不可能考虑回头的，同时，以他素来谨慎的作风，也很难有事情能让他碰得头破血流。
在端拱三年夏季的时候，随着江南道布政司对娄江学院的“收编”工作完成，皇帝又一纸诏下，着娄江学院掌院王学新，拣精英教授入京，正式开始组建直辖于中枢的吏政学校。
而到了京畿层面，自然不能再向娄江学院那边小打小闹了，逼格、级别都要提上来，同时，也不再是单纯培养“吏”才了，而是一个真正培养官员、奉行精英教育的综合性学校。
为此，刘文济甚至下诏，将国子监都融入到大学堂里，可见其规格之高，不管历届皇帝重不重视，国子监都是大汉帝国的最高学府，也是文臣官僚、天下士林学子的无限向往之地，其地位是神圣的。
因此，当皇帝要对国子监进行“大学化”改革时，在朝野之间引发了巨大争议，可谓甚嚣尘上，各路保守派人马都跳了出来，从坚决反对到保守争议，各种意见的都有，一时间，非议满京华。
皇帝明显不好惹，于是就有人把注意打倒王学新等筹建大学堂事务的官员、教授身上，各种攻讦与指责，向雨点一般打向王老夫子，说他离经叛道，谄幸媚上，昂头挺胸进京师的王老夫子，被搞得声名狼藉，若不是皇帝在背后支持，还时不时地遣人关怀，在巨大舆论旋涡中，他怕是早撂挑子。
反对声音虽大，但平心而论，对帝国中枢决策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上有皇帝强力推动，下有勋贵坐视观望，还有那批经由刘文济筛选而出的建隆宰相们，即便心存异议，也没有在此事上向皇帝发起挑战。
而在这些帝国最高决策圈层之外，还有同样一批人选择支持大学堂的建立，并且一个个战斗力同样不俗。嘴仗的作用不在胜利与否，只是避免舆论一边倒，方便浑水摸鱼，最大的价值也在于让掌权者实现最终的目的。
而刘文济的目的，最终自然是实现了，政法大学堂终究在一种非议不断但有条不紊的状态中，落实成立了。在后期的时候，很多人见事不可违，只能捏着鼻子加入，总不能让帝国的最高学府真落入到王学新这样一个“异端”手中，为了维护正统，暂与“邪魅”委屈合作，也是不得已下的忍辱负重。
到这样的地步，仅仅王学新，已经不足以掌控大学堂了，即便刘文济给他加了一个礼部侍郎衔，也只能成为诸副校长之一。
至于大学堂的首任校长，规格也提得很高，乃是宰相张士逊，而学堂的博士、教授等诸多师长，也都没一个凡人，三馆学士、京中大儒、地方学豪，纷纷扎堆，更重要的是，是朝廷诸部司衙门那些熟稔国事、达于政务的高官大臣们，也被要求定期到学堂教学。地方上述职之封疆大吏，政绩出色、建树有方者，也是一般。
至于随王学新进京的那些“娄江派”师长们，在京城中，就只能伏低做小了。不过，作为早年实践，前期筹划，并在后期参与到大学堂庶务管理的王学新，他的名字也直接印入大学堂的历史，乃至整个大汉帝国的教育史中，这样的名声，对王老夫子而言，也是一种足额的回报了。
师资力量如此，生源自然也不会是凡类，简单地讲，没有身份、没有背景的人，除非你天纵奇才，生而知之，抑或侥天之幸，否则绝对进不了大学堂。
便是如此，政法大学堂的建立，于帝国人才培养机制而言，都是一种大进步、大变革，即便本质上，他只是培养帝国统治阶级精英的地方，基本与黎民黔首绝缘。
毫无疑问的是，大汉政法大学堂，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其帝国官僚摇篮的性质与地位。
PS：在江南道奉诏将娄江学院纳入布政司管理的同时，在北方的燕山南道，也做了类似的操作，只不过收编的对象，乃是由广阳侯府建立的“赵氏家学”，在过去的几年里，经赵氏家学培养有两百多名学生，在毕业后凭借着赵氏的影响，安插到燕南、河北一部分官府为吏
对于这种情况，作为皇帝的刘文济在察觉后，当然不可能允许其再存在。不过，即便收编了，赵家在幽州吏政学院，甚至在整个燕赵地区官场的影响力，却依旧很大程度地保留下来，甚至更加深入。就像赵匡义生前所言，昌其家者为家学，百年之基
而关于“赵氏家学”的情况在京中上层间传开之后，许多人才真正反应过来。主持“赵学”的赵德崇并不为人看重，让人引发感慨的，还得是赵匡义的老谋深算，当然也有人称之为老奸巨猾。
但也到此为止了，就算想要效仿都没机会了，朝廷已经不允许了，尤其是勋贵出身者，毕竟容易被攻击个居心叵测。
世宗篇12 中亚风云（上）
中秋节前，打西边来了一波旅客，人数不多，三十名上下，气质狼狈，享受核心护卫待遇的是一名少年，虽着华服，却明显带有胡风。当然，胡服胡风在在如今的大汉帝国再常见不过了，便是京畿这等帝国最核心的统治区域，也掀起过胡风之尚。
洛阳城那巍峨壮丽的身影，远远地便映入眼帘，震撼之情，不及细说，少年疲惫的面庞上，尽是犹疑与怯懦，眺望良久，方才问身边一名中年道：“王叔，那就是洛阳？”
中年人语气有些不确定地分析道：“若所载不错，过长安东行，第大汉第一座雄城必是洛阳无疑！”
闻言，少年脸上露出少许凄迷，道：“既至洛阳，朝廷能接纳我们，又能为我们做主吗？”
对这个问题，中年人在少许沉默之后，咬牙切齿地道：“于阗以小事大，对朝廷素来恭敬，贡奉不断，未尝懈怠。康国仗势欺人，恃强凌弱，毁我宗庙，杀我臣民，本为无义征伐，更有违太宗皇帝之政。
朝廷作为天下藩国宗主，若不能为于阗评理做主，拨乱反正，何以面对天下藩臣，又如何约束海内外属国？”
说这话时，中年人的双目中跳跃着兴奋的神采，就仿佛被自己这番见解说服了一般。
听其叙说，少年在沉吟少许后，怅然地说道：“然康国与大汉血脉相连，康王更是圣皇帝之子，当今朝廷，岂能无视宗亲，支持我们这些外藩？”
对此，中年人神色变幻几许，最后异常严肃地道：“陛下当知，天下虽大，但于阗四方，三面皆为汉土，西面高岭相阻，且为世仇。唯一的去处，只有大汉，唯一的指望，只有朝廷。
在朝，或许还有复国的希望，在其他地方，不是寄人篱下，便是死无葬身之地之地”
从二者的对话便可知二人的身份了，于阗王尉迟珏，以及其王叔尉迟广林，二者都是前于阗王尉迟宝相的儿孙，而二者此番起来西京，当然不是为了朝贡
虽则西京罗城遥望，但等抵城前，仍然费了一个多时辰，必需得从外边绕一圈，自南城入。然后就被定鼎门的守卫拦下了，一通为难，当然也少不了一番争执。
面对蛮不讲理的洛阳城卫，于阗君臣大感折辱，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尉迟珏嗫喏不敢言语尉迟广林则强忍着怒气，高声声明自己一行“于阗使团”的身份。
然而，定鼎门可是连通天街，直达皇城的关卡，乃是帝都的正南大门，其城门官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至少，见识见闻不俗，听其言，便是一通嗤笑，一句“亡国君臣，何以为使”将这君臣一行人的脸皮狠狠地撕下，踩在脚底。
最终，还是在姗姗来迟的理藩院迎客使的协调下，方才得以顺利入城，尉迟珏与尉迟广林甚至被安排到礼宾馆下榻，至于随从们，只能自己找地方落脚，洛阳城内的租房市场还是很广阔的，只要有钱，就不愁找不到房子。
当流亡的于阗君臣一头钻入大汉帝京这“龙潭虎穴”时，帝国中枢的高层们，实则也在为这批西面来客而感到头疼。显然，区区于阗国不值一提，但由其引申出的安西形势以及藩国问题，却不得不让帝国的掌权者们审慎思量了。
过去的二十年，对中亚地区而言，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裂变时期，一切都伴随着安西三国的大举西征，在汉文明对ysl文明的入侵与征服下展开。
雍熙七年（999年），安西、康居、北廷三国歃血为盟，联合出兵，大举西征，当年就把占据河中精华地区，曾经强盛一时的中亚王朝萨曼王朝灭亡。
那一次，三国远征军最远一直打到里海边上方才收兵，衰弱的萨曼王朝成为了安西三国扩张壮大的养分，其仅剩的遗产，也为三国所分割。
领土上，北廷由于并不接壤，只在财货与人口上有诉求，分割了一大波战利品，以及三万多名俘虏、奴隶。不过，安西王刘旻在斟酌之后，还是决定分他一块地方，将里海东部原属萨曼王朝西南部的阿哈尔地区（土库曼斯坦中西部）分给北廷，这是一个交通要冲的地方。
当然是有前提的，那便是就北廷必须留下一支军队，进行镇守、治安、防御，税收自然也是其权力。对于刘旻这個皇叔如此大方安排的原因，北廷王刘文共实则心知肚明。
但在斟酌之后，还是同意了，当时的北廷国，国土面积不大，向北扩张才堪堪将巴尔喀什湖地区纳入名义控制，人口更是稀缺，比起河中地区，差距不小。
通过战争掠夺，攫取财富、人口，提升国力，是刘文共愿意随着两位皇叔西征最重要的原因。直接带着战力品返回封国是一种选择，但这种一锤子的买卖，何如留下来，长期地攫取利益？
于是，刘文共动心了，以其二弟刘文涛为海东经抚使，以明城（大概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为中心构建行政军，领兵三千，就地驻守，建立统治。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躺着攫取利益的选择，北廷国驻军，需要面对的是旷日持久的治安战，是层出不穷的暴民反抗，宗教袭击，以及旧贵族、部落叛乱。
但是，在一个文明对另外一个文明，采取以暴力行动进行的征服同化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
而同样面对这些的，也包括安西、康居二国。从战利品的分配上来说，安西收获最大，因为他占据了原萨曼王朝最精华的地区，纪浑河（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包括其蒲花罗（布哈拉）、萨末鞬（撒马尔罕）这样的大城。
占据的地盘越好，统治的难度也就越大，毕竟，传统的势力更强，既得利益者群体越密集。要知道，在萨曼王朝末期，蒲花罗早就对地方上的贵族、将军等势力失去了制约，在外部的强大压力以及内部的离心背德下，其早已名存实亡。
来自汉帝国的入侵，灭掉了萨曼王朝，但实际侵犯的，乃是那些地方实力派。由刘旻构建安西体制，又是一个充满扩张与掠夺欲望的体制，那些实力派、旧贵族们的利益必然受损，也必然不可能轻易臣服。而治安角力的过程，注定漫长而残酷。
相比之下，北廷与康居二国，负担则要小很多，尤其是北廷，一片飞地而已，即便丢失了经略地，也无关痛痒，既得的实利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由安西三国不同的根本利益诉求所决定的。
康居国则介于二国之间，康王刘晔分到的乃是萨曼王朝南部地区（包括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一部分），比起那些大城沃野，抵抗势力相对弱一些，但也更加顽固。
另一方面，沿纪浑河上游一带地区，直接与西南的伽色尼王朝接壤，双方之间地形之间犬牙交错，局势错综复杂，在没有萨曼王朝这个阻碍（或者说第一目标）之后，直接对上是可以预期的事。
事实上，雍熙七年三国西征时，伽色尼王朝在其第三代君主马哈茂德的率领下，正处在一个强壮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在向着一个强国该有的面貌发展。
马哈茂德也是一个英明之主，文治武功，出类拔萃，北掠萨曼，西灭萨法尔，南征印度，这个同样崛起壮大中的新兴msl王朝，注定是安西三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绊脚石、拦路虎，并且从后面的局势发展来看，那一天距离并不是太遥远。
而在此之前，安西三国花了三年多时间，一直到雍熙十一年，方才初步把河中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当然，这个稳定是要打个双引号的。
三国对新占领的土地，只是实现了对大小城镇的占领，建立起了一套勉强可以运行并发挥作用的新的汉化的人口管理及税收体制（营所制），而治安上，水平也谈不上多高，只以强大的武力，保证城镇中的安定，以及治下没有大规模的叛乱，至于小骚乱，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收治的过程中，自然免不了流血与死亡，文明之间的征服，信仰之上的冲突，也绝不可能是温情脉脉的，杀戮与死亡的终点，才是安定与繁荣。
在过去二十多年，于河中大地上发生着的，并且到大汉建隆元年依旧在持续着的，是“汉”这个以“忠孝仁义”为道德之本的文明，对另外一个强势文明的野蛮统治以及疯狂掠夺。
许多血腥与残酷之事，根本不是帝国内部那些承平已久、大谈道德的文人君子们所能想象的。而从灭亡萨曼王朝开始，安西三国虽然与帝国仍有根深蒂固的血脉联系，但二者之间实则已经走向不一样的道路了
平心而论，于河中地区而言，来自汉人的入侵，本身实则也不是什么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在过去千年的时光里，各种各样外来的部族、势力抢夺统治着这片土地，大大小小的国度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如今，再来一批中国人，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来自东方汉帝国的藩属国们，与河中地区乃至整个中亚，整个波斯，整个大食地区，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信仰上。
毕竟在ysl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根深蒂固，且四处蔓延，而来自东方的汉帝国文明，对此是深恶痛绝的，这是从世祖时代起，就已经定了基调与方向的事情，并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纠缠、冲突，妥协的余地已然很小了。
种族是多样的，民族可以融合，文化可以交汇，但信仰却是唯一的.也因为信仰，使得那些虔诚的教徒们，即便面对汉人尖利的钢刀与火炮时，仍敢拔刀反抗。
刘旻早年在安西所实行全面的“去ysl化”政策，到了河中地区，依旧坚定、全面、彻底地推开。就比如蒲花罗，作为前萨曼王朝的首都，这是一座ysl文化璀璨的城市，然而在西征联军进城后不久，城内外所有的礼拜寺、神学院以及相关祭祀场所，全部被下令拆毁。
初期，执行的西征将士们，还有抢掠搜罗财货宝贝的欲望，但那些宗教场所实在太多，反对、抵抗、袭击的信徒也是在太多，到最后，失去耐心的汉军将士，便开始四处放火了。
为了灭教，蒲花罗这座河中名城，最后几乎被烧掉了一半，为了护教，城里城外死者数万人，安西王刘旻，也以一场血火凝练出了一个“纯粹”的属于汉人统治的城市。
“蒲花罗之殇”，对于河中ysl文化来说，堪称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而其他地区，即便不如这边彻底、残酷，血腥也在所难免，也正因有蒲花罗城的教训，后续的抵抗力度也相对弱了一些。
但是，放大到整个ysl世界，得知汉人在河中地区的“暴行”之后，再度沸腾了。在巴格达哈里发的号召下，东征复仇的声音响彻整个大食地区，到雍熙十二年前后，时隔三十年，又一次ysl联军再度组建成功了。
只不过这一次，布韦希王朝已然不中用，其他ysl国度大多势力孱弱，要么已经在大变革中亡国，因此，作为主力的，正是国势日昌的伽色尼王朝。
联军组建之前，其君主马哈茂德才刚刚获得了一场对印度地区扩张的胜利，得胜还朝。而马哈茂德对于东征安西三国之事，也是极其热衷的，信仰问题固然是一方面，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安西三国尤其是安西与康居二国，攻击性太强，对他的王朝威胁太大。
事实上，已经对布韦希王朝的统治利益造成了严重侵害，原本，他能从萨曼王朝身上获取更多的好处，结果大头全被汉人占据了。
同时，随着安西三国扩张持续，那么下一个直面其侵略的，就是伽色尼王朝了。因此，一场由伽色尼王朝主导的ysl东征，也是势在必行。
世宗篇13 中亚风云（中）
在ysl世界组建联军，准备东征复仇，驱逐汉人，重夺河中地区的时候，出人意料的，在安西三国内部，却有一股难以压制的继续西征的声音在抬头。
一大批安西体制下的统制、营帅、都头们，不断向安西王请命，希望能够重新组织大军，继续向西、向南征战，向波斯地区进发，饮马两河，到ysl世界核心去摧毁、征服那些不臣之贼子逆类。
显然，扩张的步伐一旦开启，就很难停下来了。安西上下，求战心切，扩张心切，骄矜急躁之心态，几乎到所有人脑子发热的地步。
而实事求是地讲，在河中地区尚未巩固，治安动荡，骚乱不已，在统治还处在一种初级阶段、一种低水平层次的时候，再启战争，实在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这样的行为，在汉家文化里早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穷兵黩武。而在安西王廷里，有不少来自母国、饱受汉家文明熏陶文臣才士，即便都打下整个河中，在万里之外的异域开拓经营，他们也本能选择采取汉家传统的办法与规则去施行统治。
而一味的战争，不不顾一切的战争，显然与这种理念是相悖的。当然，在遥远的河中甚至更远的波斯地区，早已不是汉家传统的势力影响范围，再一厢情愿地按照汉地的传统办法，也是难以长久的。
而这一点，安西王刘旻早在开宝后期就明白了，必须得进行一些适当的改变才行，这也是他当年选择在安西都督府实行“营所制”改革的根本原因。传统汉制，能够牢牢地对九州华夏进行统治，并且辐射周边，但绝对无法在西域之西的广阔地区建立起一个牢不可破的统治。
但是，汉家诸多优秀的治国政策、驭民思想，仍旧值得借鉴并且推广，而有些颠扑不破的治国道理，放在任何一個国家都是有用的。
因此，不管下面的好战之声有多高涨，在安西国上层，同样也有一股强大的声音，强烈坚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推行汉制、巩固统治之后，再图进取。
这股声音，主要来源于安西上层统治阶级，一定程度上属于国家层面的意志，并且得到了安西王刘旻的支持。做了二十年真正的王，刘旻也深刻地认识到一点，在军事征服之外，政治征服、文化同化与经济控制，才是更难做更复杂的事情。
诚然，在安西三国的核心统治群体中，充斥着原大汉母国的底层氓吏、贱民，家世清白的黎民黔首都属于稀有阶层了，更多的，是商人、罪犯、刑徒、少民、蛮民，乃至叛贼。
而三国的核心统治上层，要么出身与当年的西征大军将士，要么就是王族外亲戚、西迁勋贵，还有便是朝廷早年支援的官吏系统。
这些群体，是安西三国统治核心统治制度“营所制”的执行者、维护者以及受益者，他们中间，即便是那些因为在大汉犯罪而被放贬的犯官罪吏，到了安西也都是“精英”阶层，这些人中，也绝对不乏见识卓越，才干出众者。
可以肯定地说，蠢人是很少的，因为真正愚蠢的人，在充斥着动乱与暴力、流血与死亡的河中地区，是没法久活了，这一点，无关于出身。
但就是这部分群体中，支持继续战争的人，不在少数。在帝国直辖领土之外的这片广袤地域间，似乎有一股魔力，他给温和中庸的汉文明注入了一股蛮横与野性，所有踏入这片地界的汉人，都仿佛从温顺的绵羊进化成了强悍的狮子，所有人被汉家道德文化约束于心底的凶狠与贪婪都被极大地释放出来了
三国的上层核心统治者们，在国内“忠孝节信、礼义廉耻”的道德约束下，尚且做着诸多剥削阶级的恶，何况在放开限制的域外？
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的统治阶级，都已经证明了，当他们不顾底线进行剥削掊敛时，是何等的残暴与冷酷。当他们本能的恶被彻底释放出来的时候，那等野蛮与疯狂的程度，未必比一路西来所遇那些狂热的msl信徒轻。
三国的上层权贵们，除了少部分是因为参与西征，最终留下的原大汉将士之外，更多是帝国内部权利场上的失意者，甚至是失落者，有些人干脆就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方才随着大流出国闯荡一番，只不过正应了三国广开国门、大肆延揽的政策。
大伙到西北异域来，固然有一部分建功立业的想法在里边，但最内核的驱动，还在于升官发财。在这里，获得国内无法享受的权力、地位、名望与财富，若是日子还不如国内，那何苦来哉？
大汉人口千千万万，多为一家之私计，拥有远大理想的人，实在不多，即便有，也很小概率会出现在安西三国这样的蛮荒之地。
而在安西三国的“营所”体制下，尤其是作为基本构成单位的营所，这些以军事办法组织起来的耕牧战斗单位，其头头脑脑们，想的都是怎么增加财富、扩大土地、提升人口。
而上层的权贵们，也想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领土、财富、人口、奴隶等，以此来满足本人及其宗族、部署富贵、宽裕的生活。
这些目的，通过恢复生产，持续对治下河中原著民的剥削，事实上也能做到，但哪有对外掠夺来得爽快？大食国家最精华、最富裕的地方在哪里？在波斯！在巴格达！
另一方面，在几年对河中地区的“去ysl化”大改造中，对当地的破坏也实在太严重，人口伤亡、流失严重，土地荒芜，生产停滞，经济倒退，想要慢慢地恢复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对诸多急功近利的大小军头们而言，他们等不起。
对于上层权贵而言，也需要更广袤的资源获取地，通过财富剥削掠夺，以东向大汉母国，换取足够多供应他们体验享受的资源，比如丝绸、瓷器、茶叶、精米、细盐以及各种军事资源。这些东西，早在雍熙时代，就彻底需要付出代价去换了。
统治内部的问题，属于内因，但“扩张派”，坚持继续战争的主张，还有极其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安西三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三国的核心统治阶层，都是汉人以及汉化极深的附属部族，他们在河中甚至是原黑汗国土上，都属于外来者。
他们从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历史上都与当地势力格格不入，冲突剧烈，尤其是宗教上的冲突，更是不可调和的。
而大食诸国，即便矛盾重重、攻伐不断，但至少在信仰上具备强大的统一性。而三国的核心统治对群体，数量却是很有限的。
如果从刘旻攻灭黑汗国开始算起，二十来年的时间下来，通过朝廷军事派遣、当地政策移民等等手段，西迁的汉人移民也才五十万左右。
在雍熙十一年前后，安西三国的核心统治群体，即便把那些征服地区新归化的中亚旧贵族、底层蛮民加起来，也不足七十万人。
这七十万人，却要统治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以及数倍乃至十倍于他们的原住人口、部族，不断的战争。即便在建隆元年的当下，算得上统治基础的，也就百万上下。
而三国需要面对的敌人呢，在广袤的大食地区，那些大大小小的王朝、国度、军阀、部族，所辖人口却是数以千万计。他们之间或许矛盾重重，此起彼伏，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时候，相互攻伐也是常态，但ysl这个信仰的存在，让他们在面对外来者的威胁的时候，也能够做到起码的一致对外。
安西三国之于大食诸国以及ysl世界而言，正是三头毁邦灭国、屠神灭教的恶龙，是值得放下成见、偕手并击的大敌。
在进入雍熙时代的时候，中央母国对诸封国的支持，就仅仅停留于“道义亲情”上了，于安西三国而言，则相当于丧失了最重要的“外部”扩张力量源泉，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富二代”，逐渐演变成艰苦奋斗的“富一代”。
于是，安西三国在河中地区的处境，就变成“单打独斗”了，即便通过贸易、请援依旧能从大汉母国获得一定支持，但终究不比从前。而三国面对的，却是整个ysl世界，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底蕴的人口三千万往上的地区。
实事求是地讲，没有来自大汉帝国输血式支持的安西三国，在面对ysl世界时，从整体实力而言，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方。
在战争器械上，虽然三国军队已经大规模运用火药，连火炮这种战争之王都有成熟的使用之法与应用场景，但其威力则远没到横扫一切的时候。而大食人，也不尽是毫不知变通的野蛮人，他们也思考御备之法的同时，也在学习、效仿。
而在长期的战争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年那支横扫的西域、屠灭黑汗，尽展大汉雄风的西征铁骑，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几支依旧精锐，战斗素养与战斗力有不可否认下滑的军队，虽然他们依旧强势，并且合力灭掉了曾经的河中霸主萨曼王朝，但其中发生着的退化的变化，也是实实在在的。
以小凌大，以寡敌众，是安西三国需要长期面对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仅靠生产、靠发展，是永远不可能征服ysl世界的，相反，反而会被他们依靠庞大的人口、物资优势，反消耗，反同化。
休养生息，固然有其道理，但这只是为了缓和将士军民之疲惫，重新组织战争的力量，只有不断向外扩张、掠夺，在提升自身财富的同时，也削弱敌对的ysl世界力量，杀戮他们的教民，破坏他们的生产，归化他们的人口。
若是依照传统汉家的治国发展方式，是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冲突的文明包围下站稳脚跟的。而远看黑汗，近观河中，安西三国执行的，都是这样一套“扩张掠夺”国策，这是立国之基，也是存生之道。
而要想实现如汉地那般长久可期的统治，首先就要将汉家的文明荣光，彻底播撒在这片土地上，至少，“归化”的人口得有足够的数量规模。
这一点，同样是可操作的，至少前三十年的经验已经充分说明，那些msl教徒，都不是钢筋铁骨，箭镞能射穿他们的身体，钢刀砍下脑袋也会掉。
总有在武力的威胁、死亡的震慑下，愿意做汉人老爷顺民、奴隶的，若是给他们点福利待遇，甚至能演变成新国、新君主的拥趸。
在安西三国内部，因为征伐扩张与否二争执角力之际，巴格达刺耳的东征宣言，ysl世界喧嚣的复仇声，以及来自西南部那个肉眼可见正在崛起的伽色尼王朝大调兵的动作，层层声浪，种种动作，纷至沓来，传遍安西三国的时候，三国上下同样沸腾了。
西征以来三十余年，安西对ysl世界，也再不是早年那般一片模糊，在里海沿岸、波斯高原、巴格达乃至更遥远的地方都安排了不少细作，情报消息谈不上发达，但至少具备基本功能。小动向把握不住，但大风波总能察觉。
于是，大食人再行征召信徒，联合东讨，犯我汉家天威，这么大的动静自是也瞒不住人的。而得悉此事之后，三国上层自然被激怒了，他们还在就“打不打”而争论，敌人却要主动挑衅，来捋虎须，岂能容之。
所有的争议都可以停止了，内部的矛盾、发展的问题，容后再议，征召军队，组织武装，进行军事准备，以反制那些不臣之西夷，成为了安西三国首先解决的问题。
即便进入了雍熙时代，三国内部在利益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分歧，但在应对msl的问题上，依旧是一致的。
因此，在雍熙十一年，随着安西三王军令的逐级下达，三大封国那制霸河中的战争机器再度高速开动起来，比起当初灭萨曼王朝时，三国此番聚兵十三万，其中六万都是王国精锐的汉人武装。
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则由伽色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亲自统帅的二十余万ysl联军，于雍熙十一年秋，聚兵于阿莫勒城，这等规模的大战，在整个波斯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一场天雷勾地火般的血腥碰撞也在里海南岸的广大地区展开……
世宗篇14 中亚风云（下）
对安西三国，尤其是安西国来说，由伽色尼王朝组织的这次东征，是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情。不只是因为其大规模组织东征带来的直接战争威胁，也因为三国要想在河中地区抑或是更西的两河流域长久立足，伽色尼王朝是他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以“阿富汗”作为起家根基的伽色尼，与安西、康居二国接壤，自西而东有足够漫长的边境线，虽有高山、深谷、河流之阻隔，但依旧存在直接的安全利益冲突。
并且双方之间，宿愿已深，最早甚至能追溯到当初第一次ysl东征之时。那一次，伊教的阿拉伯人一度打到碎叶城下，给安西都督府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与破坏，那时的伽色尼虽然还只是ysl世界的一个小弟，但也参与其中。
近的恩怨则在于对萨曼王朝的分食，作为从萨曼王朝统治下独立而出的一个新兴王朝，对于曾经的宗主国自然也是有“感情”的。但自从汉人势力西来，在七河流域间不断扩张，及至攻灭萨曼王朝，几乎全占河中地区，啃下了一大片肥肉。
而伽色尼呢，虽然向西夺取了波斯大片土地，将萨法尔王朝余孽小邦彻底消灭吞并，向南在印度河流域西北部攻城掠地，但在“传统”的河中地区，却只得到了点残羹冷炙，这如何能使其接受。
双方的矛盾，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几乎是无法调解的。
就像安西三国在伽色尼君主马哈茂德眼里，是如狼似虎的外寇，是大食诸国、ysl教统最大的威胁一般，在三王的眼中，伽色尼也是三国发展前进路上最大的阻碍。
如今不比三十年前了，伽色尼王朝已经彻底取代白益王朝成为阿拔斯帝国框架下最强大的王朝，扛鼎之重，也是当下阶段ysl世界的领袖，君主马哈茂德则成为第一个把“苏丹”作为尊号的王公。最为重要的是，它还处在向上发展的黄金时期。
作为三国中的“带头大哥”安西，以及已经在纪浑河上游地区与伽色尼有过不少冲突与厮杀的康居，在打击伽色尼的问题上，也是早有共识的。
三国内部，此前之所以为扩张战争与否争论不休，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上层的犹豫，否则，作为世祖皇帝的血脉，安西三国的“开国建制之主”，想要压制住下边的喧嚣与声讨实在不是什么难事。
若ysl世界仍如二三十年前那般，诸国沉沦，内部分裂，相互攻伐，让三国稳一稳，等一等，休养生息，潜心发展一阵，那也不无不可。
但事物的发展从来不遵从個人意志，在充斥着msl的异域，不受掌控的事情则更多，伽色尼的崛起是一方面，更不可测的，还得是汉人势力大举西征，从而给两河、七河流域带来的剧烈反应。
这可不同于过去千年间在东亚争霸失败而西迁的月氏、匈奴、突厥等游牧部族，汉人这个群体，不动则已，一旦迈出了那一步，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都是极易，生根发芽的。
这些都是没有任何借鉴可言的，因为追溯千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王朝，能把自己的触角伸展到如此遥远而广泛的地域，即便亮剑，也不像当今大汉帝国这种形式，这般规模，做到这等程度。
即便二十余年西征不已，硬生生打下一片广袤的疆土，代表中国势力，深深地扎在历代所不及的中亚地区，在面临一些战略性发展问题时，安西王刘旻依旧不得不按捺住那点骄傲自得之心，以一种相对谨慎的心态去处事。
毕竟，一直以来他所做的，都是前无古人的大业，每走一步，每克一城，每伏一人，都是打破中国传统藩篱，都是汉家人前所未有的突破。
比起其他刘氏诸王在东南亚地区的攻城掠地，横扫蛮夷，刘旻一向认为，自己等人的作为，才更艰难，更具价值。即便同样艰苦创业的东北，刘旻的态度依旧矜持，因为他们面临的对手，只是一些土著蛮夷。
而安西三国面对的敌人，固然在官方的宣传与称呼中，仍称之为蛮夷，但对阵谋战之时，难道还真能将之当做不通教化、野蛮愚昧土著邦族等闲视之？
如果刘旻等人一直保持着一种骄矜的心态，那也不可能有如今的成就，造就被ysl的圣战狂潮淹没了。
因此，在中亚、中东地区待得越久，对那些敌寇仇雠了解越深，态度也就越谨慎。
不过，谨慎只是一种姿态，而不是畏怯。当第二次ysl联军组建成功，并且汹涌东来时，以刘旻为首的安西三国高层们，也迅速收起所有的犹豫，恢复此前一贯的果断与狠决。
组织起来的十三万大军中，基本包括了安西三国所有的精锐军队，在国内，除了必要守备之外，其余军队几乎抽调一空，用军事办法组织起来的各大军所、营所也全部发动起来，从后勤、交通等方面予以支持。
这说安西三国军事机器动员得最彻底的一次，毕竟面对的敌人规模与强度都有所不同。
这一次穷兵黩武的战争必需要打，不只要打，还要打胜！不提胜了有什么好处，只需知道倘若败北，那么莫说攻取不久的河中地区，就是已然经营二十年的“黑汗故地”，都要不稳，甚至面对阿拉伯人直接的反攻威胁，面临那些ysl教徒的疯狂报复。
即便背靠大汉，不至于被直接赶回高昌道去，但三十年西拓之功却将遭受重创，想要卷土重来，则基本不可能，因为进入雍熙时代后的大汉，不可能再像世祖时期那般不惜一切地支持西征，国策大政，是很难调头的。
因此，安西三国，尤其是三王，深刻地知道，此战他们只有胜的理由，而没有败的选择。因为有这层意识，从战争一开始，安西三国联军便是倾巢出动，全力而击。
这仍不是一场汉人单挑的整个ysl世界的战争，因为ysl世界抑或说阿拉伯人在面对汉人的时候，从未真正形成合力过。
即便在发起第二次东征圣战的时候，阿拉伯人已经表现得相当团结，但当安西三国的战争机器全力开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应对起来依旧有些吃力。
“第二次汉伊之战”爆发于雍熙十一年秋，正式结束于十二年夏，前前后后持续一年之久，共分为三个阶段，两场会战。
第一个阶段为明城攻防战，伊攻汉守，双方围绕着明城展开殊死争夺。明城（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行政区而存在，时间并不长，这是一座彻底由汉人打造，里里外外都浸润着丰富汉家文化内涵的全新城市。
一座不算大，却足够坚实的城市，在短短四年时间内，便拔地而起，这其中有海东经略使刘文涛（赵王刘昉次子，北廷王刘文共之弟）的努力经营，也必然浸润着大量当地原住民及msl的血肉。
“血肉筑城”在大汉帝国内部都属常事，就别提彻底放开限制，肆无忌惮的中亚地区了。据传，为了修明城，有上万名海东及周边的ysl教职人员及信徒，劳役而亡，还有不少人直接被填筑于城基下、城墙里，这也是ysl世界里，最受谴责的“汉人暴政”之一。
有这层渊源，且地处交通要冲，经济之汇聚，海东军政之核心，自然成为了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
战役于雍熙十一年九月开始，由齐亚尔国将领马维尔作为主将，率联军五万，进攻明城。当时的明城，连同驯化的仆属军队在内，守卒不过七千，接近一比十的比例。
所幸，明城是海东（里海以东）地区汉化程度最高，忠诚度也最高的城市，兵马不多，但粮草、甲械却很充足，甚至还有二十门火炮作为防守利器，因此，短时间内尚可支撑。
即便有诸多“有利因素”，但就兵力悬殊这一个劣势，就足以让明城守军打得辛苦，在后面越打越挣扎。
火炮的震慑能力依旧强悍，但在大食地区已经不算新鲜事务，其打击覆盖面下，杀伤力也有限，在炮弹打光之后，传统的城市攻防依旧是战场形式的主流。
而发起进攻的联军，除了几千齐亚尔国“精锐”，余者可都是来自广大ysl世界的圣战者，并且在前期的准备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度与纪律性，这是整个联军统帅伽色尼苏丹马哈茂德就第一次东征失败总结而得的经验教训。
而这群有组织、有训练、装备粮草不缺、作战意志坚定、且满怀圣战热血与复仇情绪的东征军，也用他们悍不畏死的冲击，一度将明城逼至绝境。
不过，圣战者有如狂潮，明城的守军同样坚如磐石，陆续增至四千人的北廷军本部就不用多说了，就是那些仆从军，也是抵死作战，他们同样没有投降的可能，毕竟作为ysl的“背叛者”，是更被仇恨的异端。
同时，在侵害当地部族、教徒的事情上，这些仆属军队干得要更多，手上沾染的血甚至比汉人更多，也就是所谓的“投名状”，也就导致倘若汉人势败，他们的下场会更加凄惨，也不敢不尽力。
因此，在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明城攻守之中，即便几次危如累卵，守军将士都以一种异常决绝的姿态，浴血奋战，殊死拼杀，保卫城池之安全。
而在这个过程中，安西三国却呈现出一种“漠视”的态度，除了调兵遣将、武装兵马、筹集辎需以及侦查刺探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动作。
即便在明城最危急的时刻，面对拼死杀出求援的信使，北廷王刘文共都急于发兵解明城之围了，安西王刘旻却依旧默不作声，选择观望与等待……
世宗篇15 中亚风云·明城会战
刘旻等待的，自是一个最合适的战机，他观察的，自是缀于马维尔军后的十几万东征军主力，那只以伽色尼王朝精锐为核心的庞大军队。
作为中亚汉族的领袖，作为安西国的领袖，同时也作为一名戎马倥偬、能征惯战的统帅，比起二三十年前，刘旻的战略眼光早已实现了一种进化，格局与目光，胸襟与器量，都十分庞大，都建立在一种超脱了普通军事范畴的基础上。
在找机会、抓要害的事情上，当时的刘旻也是十分擅长的，而从一开始，他就盯死了伽色尼苏丹马哈茂德，盯死了那接近十万的伽色尼军队。
要打击ysl联军这第二次东征的图谋，首先就要打垮本次敌军来犯最根本的支撑——伽色尼军。对于这一点，刘旻认识地很清楚。
因此，从动兵伊始，他的目标就清晰而明确，将马哈茂德以及伽色尼军作为其狩猎的目标，相比之下，由齐亚尔国大将马维尔率领的那支带有前锋性质的ysl，甭管他多么疯狂，有多少圣战者，都不在刘旻眼中。
只不过，想要找一个一击制敌，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也的确不是这么容易的。这需要出色的耐心，敏锐的判断力，强大的抗压能力，或许还需要一定的运气。
但不论如何，刘旻当时做的，就是像一个耐性惊人的老道猎手，静静蛰伏，等待着一个战机。而这個战机，显然需要以明城守军的牺牲来创造的。
至于坚守明城自海东经略使刘文涛以下所有将士的安危，在“汉伊大战”这盘大棋里，则多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在这方面，刘旻的心很硬，甚至于完全就是一种冷酷的心态。当年为什么愿意把海东的大片领地交给北廷经营，几年间北廷上下又从海东地区攫取了多少利益，这些可不是毫无代价，也绝非单纯为维系兄弟之国间的深厚情谊，这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与使命的，坚守准确地说死守明城，就是必须之担当与回报。
而对于这一点，海东经略使刘文涛实则也心知肚明，因此在防御事务上，也从一开始就没给自己留退路。同样清楚这一点的，自然也包括刘文共，但清楚归清楚，但就难以真正理解并接受了。
毕竟，刘文共不只是刘文涛长兄，更是北廷国的王，他也必须站在北廷国的利益立场来看待此事。过去的几年，北廷确实通过海东地区获得了不少利益，但他们同样付出了辛苦的“经营”，也实质上帮助安西巩固河中地盘，他们所获都是应得的，并不欠安西国什么。
同时，海东地区六千余汉族军队（从最初的三千逐年增至六千），可都是北廷国的精锐将士，骨干力量，要知道，整个北廷国也就勉强能动员出两万的汉军步骑。
可想而知，但刘文涛以及他麾下的北廷精兵被当作牺牲品放在明城苦守时，北廷王刘文共又是怎样一种心情。这种情况下，让他去顾全大局，显然是有些为难人的，尤其在刘旻连象征性的援兵，一点给明城守军减轻压力的动作都没有，这更加惹得刘文共不满。
一个月的时间，ysl联军在明城守军的铁壁防守下伤亡了上万人，损折超过两成，若非有一干狂热圣战者的支撑，仅靠孱弱的所谓齐亚尔国精锐，早就自我崩溃了。
与之相对的，则是明城守军的巨大伤亡，死者逾半，人人带伤，而最重的损失在于，海东经略使刘文涛的战死。作为赵王刘昉之子，在军事才干上，自然远远不能与乃父相提并论，但依旧以其坚韧、刚强广获军心。
在防御期间，更是从容不迫，长时间于一线指挥，甚至身先士卒，亲自参与厮杀，几天几夜不下城，连日累夜不睡觉，最终在坚守二十五日之后，伤重不治而亡，时年仅仅三十岁。
刘文涛之死，刘文共失一胞弟，北廷国失一梁柱，打击不可不谓深重。甚至于，此事也是安西、北廷二国离心之开端，当然那是后事了。
明城攻防战最危险的时候，显然是刘文涛战死后的那几日里，在任何时代的战争里，主将的阵亡，都可以宣告战争的失败了。
而能让明城继续坚持下去的，则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那种形成本能的抵抗力，二则是出现了一个临危救乱的人物——刘文涛之子，巡院使刘继琨。
刘继琨乃是刘文涛长子，生于开宝二十八年（990年），时年方十四。年纪虽小，但从小跟在父、伯身边，打有意识开始，就经历着北廷相对荒凉、贫瘠环境的磨砺，见证着北廷国从无到有、从草创到日渐完善的过程。
由此，刘继琨不仅培养出了对北廷国深刻的感情，同时也在耳濡目染之下，具备了极其出色的军政视野，尤其在陪其父镇守明城、经略海东的几年间，军政实践能力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与中央帝国那些皇子皇孙们按部就班的培养不同，在安西三国，或者说在大部分封国，对所有宗室人员来说，揠苗助长是很寻常的事情。
毕竟，连汉人都恨不能一个分为两个来用，作为拥有天家血脉的子弟，也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使命，从小就得经受考验，抗不过，就只能作为一个被淘汰的米虫。
而刘继琨，出来做事则要更早，十一岁就正式跟着出征、参谋、治务，他巡院使的职位，可不是给贵胄子弟的虚衔。
因此，当刘文涛亡故之际，刘继琨是毅然履行父亲遗命，肩负起守城重任，就提着刘文涛留下那柄染血的汉刀，立于城头，暴于矢石，指挥若定，冷酷决然。
然而，即便有刘继琨临危受命，也只是多坚持几日罢了，在围城二十九日之时，明城守军已是强弩之末，摇摇欲坠。当然城外的ysl联军也不会好过，其军心、士气也在长时间的鏖战与巨大的伤亡下，损折殆尽。
到最后，明城攻防，已然成为一场比耐力、拼意志，也比援军的战役，直接的战斗场景反而减少了，烈度也大幅降低，这也是刘继琨能坚持住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到这等程度之后，老猎手刘旻也坐不住了，毕竟他不可能真的坐视明城陷落，尤其在城池已经呈现出明显不能守的情况下，就更不能坐视明城这个战略要点陷落。即着北廷王刘文共、康王刘晔各率本国兵马六万人，分两路援击明城，刘旻则自率大军押后。
在汉军采取行动时，ysl联军大本营那边，几乎不约而同地动作了，伽色尼苏丹马哈茂德急遣兵马，驰援马维尔，同时尽起大军，北上明城。
也是相同的理由，他也不能坐视马维尔大军的溃灭，毕竟，围攻明城一月而不克的马维尔军，在血战之余，实则也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不消多，只需一支数千人的生力军，就可以将之击溃，这一点，对长于征伐的马哈茂德来说，是不可能察觉不了的。
显然，刘旻在狩猎的同时，马哈茂德也在垂钓，其目标自然也是安西三国的主力精锐，同样想着一战定乾坤的美事。只不过，刘旻稳了一个月，依旧不动如山，这让马哈茂德十分无奈。
当然，他最终选择大动兵，除了马维尔不停的催促求援之外，也因为明城的守势也确实脆弱到一指头就能戳破的地步。大鱼钓不到，那就先拿下明城这个战略要点，再图后计。
双方都舍得下重饵，又都舍不得自己的诱饵真的被对手吞下，熬到最后，还是一场比拼硬实力的战斗。先是北廷王刘文共亲率一万骑兵，不惜马力、体力，率先赶到明城，直袭敌军，轻松解明城之围，然后就发起对马维尔军的急攻，在后续部队不断加入之下，马维尔军迅速崩溃。
然后是ysl援军驰至，紧跟着投入对北廷军的反击之中，以数量优势，将其压制。随其后，便是康居王刘晔王驾下的骑兵赶到，同样投入战斗。
再加上马维尔在收容部分败卒，组织之后重新参与厮杀，以及双方后续步军的陆续赶到，于雍熙十一年秋冬之际，明城之下，爆发了汉伊之战爆发以来，双方第一次超过十万人的大战，一场步骑大混战。
这场大战，持续了三日夜之久，一直到双方都兵疲力竭，方才相互摆脱，当然，也与由刘旻、马哈茂德所率双方中军先后抵达明城有关系。
于是可以想见的，“明城会战”真正的高潮到来了，各自重整旗鼓后，三国联军十一万，ysl东征军十六万，双方近三十万人，在明城以南二十里外的一片旷野之上，当面锣、对面鼓地摆开阵势，展开决战。
这场由一系列战斗构成的战役，持续的时间更长，足有七日六夜之久，并且在不短的时间里呈现出势均力敌的状态。
三国联军，尤其是其中汉族军队的高组织度，以及器械之力，是混杂的ysl联军怎么也比不了。但ysl联军同样有其优势，大量悍不畏死的圣战者，是一个永远避不开的话题，同时，也离不开马哈茂德及他那一干伽色尼将领的出色指挥。
优秀的领袖身边往往聚集着一群精英人才，就如安西三国上层充斥着诸多能人，北廷国下属连一十四岁小儿都能脱颖而出，出类拔萃，伽色尼王朝那边，同样诞生了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
另一方面，汉军西征的几十年间，不只促成了大食地区政治、文化、宗教版图的大变革，在军事上造成了影响也是尤为明显的。
就比如火药、火器的运用了，在雍熙十一年的时候，火炮、火箭以及震天炮等利器，已经不是汉军的专利。如伽色尼王朝，就在大力发展火药武器，甚至已经有一些劣质的仿造火炮，也开始将火药应用在各种战争场景中，南征印度河流域地区，就得到了大量试验。
而明城会战，则是亘古未有的一次“火药大战”，双方都大规模、集中使用火药武器，这样的大战，实事求是地讲，就是作为火药发源地的大汉帝国都没有发生过，即便帝国本土生产的火药及武器，足以将周遭国家犁一遍，这大概就是没有对手的苦恼了。
因此，明城之外的战场上，用硝烟弥漫，雷声震震来形容，是很贴切的。当然，鉴于当下火药有限的质量与威力，想靠其完全左右战局的发展，也已不现实，这毕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对有所准备的人来说，那也只是与手中刀剑一般的杀人武器罢了。
当然了，不同的杀人武器有效率之高低，在不同人的使用下，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显然是三国的火炮、火器对ysl军造成的伤亡更重。
但是，最终决定战役胜败走向的，还是伴随着爆炸声而展开的短兵厮杀，骑兵会战，步军接战。火炮的出现以及火药大量应用于战场，只意味着军事技术的进步与革新，但冷兵器的时代则远未过去，因此，不管是战争过程还是结果，都富含“传统”的东西。
明城之战的结果，最终还是以三国联军的胜利而告终，如果说高度组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三国汉族军队是胜利之基的话，那么还有两个因素则主导着战役的最终结果。
一个是不论各条战线、堡寨如何告急，刘旻都不曾动用的三千近卫铁骑，那也是整个大军最后的生力军。一个则是，不为人所注意，在明城内默默休整数日的守军，在城外大战方酣之际，刘继琨则悄悄整备出不足两千的可战之卒。
而这两支兵马的目标，都是ysl军统帅，伽色尼苏丹马哈茂德所在中军。这五千人，并没有能够成功将马哈茂德的近卫军队击垮，但当统帅遭遇袭击，高扬的大纛开始动摇，那么五千军队动摇的则是十几万军队的军心、士气。
焦灼的战局由此而变，随着马哈茂德迫走，ysl东征军溃退了，并且一溃百里
PS：雍熙11-12年的“汉伊大战”，算是两个文明之间第五次大规模战争。
第一次：刘旻西征，复碎叶，灭黑汗；
第二次：ysl世界第一次组建联军东征，意图恢复黑汗，在中央帝国的强力支持下，击退之；
第三次：安西都督府西征，克怛罗斯，溃ysl东征军，夺萨曼王朝东部诸镇；
第四次：安西三国联军西征，灭萨曼王朝，取河中之地；
第五次：雍熙11年由伽色尼王朝主导的第二次ysl东征。
世宗篇16 中亚风云终
战胜之后，自然少不了追亡逐北，扩大战果，这是属于胜利者的福利。只不过追击过程中，多了些波折，但最终的战果很大，胜利很辉煌，几乎可以宣告第二次ysl东征图谋的失败了。
决战前逾十六万人的ysl东征军，在战争厮杀以及后续的追击中，损失过半。余者，主要逃往两个方向，一个是各地圣战者最初的聚集处，阿莫勒城，约有两万多人，顺着里海南岸，逃到希尔卡尼亚地区的戈尔甘城方得喘息。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里海东南方向的呼罗珊地区了，这波人以伽色尼军为主，也是安西三国联军主要的追击消灭对象，可谓是穷追猛打。
而不那么让人满意的是，在这个追击的过程中，不断有伽色尼王朝的将领将沿途的溃卒组织起来，抵抗、撤退，马哈茂德虽走，但他的传令兵却来回奔走于撤退路线上，传达苏丹军令，集结，止乱，抗敌。
一溃百里，固然很狼狈，但等马哈茂德撤到呼罗珊首府图斯城（马什哈德）时，收拢的败卒及原城池守军加起来，可供其调用的兵力已然攀至三万余人。
呼罗珊，在中国历史资料的记载中，都是個出现频率不低的词汇，地处伊朗高原东北部、里海东南，是一片连接着西亚与中亚的战略要地、富庶之所，也早早地便被崛起的伽色尼王朝所吞并。图斯城，则是ysl教什叶派朝觐的圣地。
追击的汉军兵叩图斯城时，在连日的激战与追击之中，也早已是筋疲力竭，全靠一口气支撑着。因此，对图斯城，也只能勉强地进行一场象征性的攻击便撤退了，甚至于，守军还在马哈茂德的命令下，出城反击，让安西汉军遭受了一场死伤数百的败绩。
大战之后，自有一段沉寂，实际兵力超过二十万的ysl东征军，最终能够活着脱离战场的，不足七万人，余者，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抑或是失踪。
而相比于下面将士们为击垮ysl联军而感到兴奋与自得，理所应当地享受着来自三王的犒赏与缴获的战利品，安西三国的上层们，却很难真正高兴起来，喜悦的笑容背后，多少掩饰着一些苦涩。
这场战役是一场大胜，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从结果来看，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值得称道赞叹的赫赫武功。但同样的，作为这场战役的胜利者，获得胜利的代价也是极其昂贵的。
物资、国力的损耗就不提了，世上再没有比打仗更费钱、费力的事情了。真正让三国感到肉痛的，还得是军事力量的损失。
那些仆属军队的伤亡就不提了，鏖战之际，他们是最早动摇，并且被疯狂的圣战者们给打崩溃了，死伤无算，甚至一度影响到战争全局。
而三国汉族力量的损失，可就有些伤元气了，前前后后加起来，直接战亡者就有上万，很多都是在短兵相接的过程中，被msl以命搏命的方式给拼杀掉了。
可以肯定说，这么大的伤亡，自刘旻讨灭黑汗之后，在面对ysl文明的大小战争中，还从来没有一场，似此次这般严重。三国汉族一共才多少人，汉军精锐又才多少，ysl世界又有多少人，这样大消耗的仗，三国能打得起几场？
三国之中，自然以北廷国的损失最大，海东地区的经营付诸流水，msl大动乱，明城几乎毁于战火，北廷国下属的海东汉族兵马，折了七成。
而阵亡的一万多汉军，几乎一半都出自北廷国，伤筋动骨，痛彻心扉，而这样的结果，是北廷王刘文共以及他的将士们所不能接受的。
因此，即便刘旻在后续分享俘虏与战利品的过程中，给了极大的补偿，刘文共的脸上也看不见一丝喜悦，甚至在庆功宴上大哭一场，所有人都知道，他哭的自然是其弟刘文涛以及数千北廷汉军的死难。
当然，刘旻早已是心志如钢，坚如铁石，虽有歉然，但并不会为战略决策的问题向刘文共致歉什么的。而这一场痛哭，也把安西、北廷二国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假象给戳破了，也促使刘文共在战争结束后彻底改变了北廷国的发展战略。
而在战争结束之前，作为三国统帅的刘旻，也还顾不上内部的那些不和谐。战端既起，大战得胜，又反攻入呼罗珊地区，对刘旻来说，放弃战争已不在他考虑之内。
继续战争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而败退到图斯城的马哈茂德，依旧是他的第一狩猎目标。不过，在此之前，补充兵力、辎重，休整恢复，是必须要花时间做的事情，这也就进入到本次“汉伊之战”的第二阶段：相持。
事实上，在雍熙11-12年冬春之际，双方都在舔舐伤口，恢复精力，就像两只受伤的猛兽，虽然短暂摆脱开了，但随时可能再撕咬在一起。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三国联军要自如一些，他们深刻地贯彻着“因粮于敌”的策略，毫无负担地在呼罗珊地区进行着烧杀抢掠。而伽色尼军这边，则要负担则要重得多，一方面要应对汉骑的游击抢掠，一方面还有守城，还要补充实力以应对下次大战，显然不可能面面俱到。
而从相持阶段开始，战争实则已经演变成伽色尼王朝单挑安西三国联军了，其余ysl势力，一时间可没法再给伽色尼提供多少有效臂助，虽然仍有圣战者东来，但真正能造成威胁的，也只有逃到戈尔甘地区再度集结的那支东征军。但与马哈茂德在图斯城的火热与有序，戈尔甘混乱的局势、内部的掣肘，又使其对汉人的威胁很难有实质的作为。
雍熙十二年二月，在经过一个不算短暂的休整期后，汉伊之间，再起兵戈。安西王刘旻又征调了十五万各路军队，浩浩荡荡南下，目标直指图斯城。
而这一回，汉军这边唱主戏的人也变成了安西、康居二国，至于在明城会战中伤亡惨重的北廷军队，只能打打辅助了，二王都能理解。
而北廷王刘文共，也不是当逃兵的人，最基本的担当还是有的，属于汉族的尊严，属于汉军的荣耀，也必须要维护。当然，说这些都比较虚，根本原因还在于，前次损失太大，需要找补回来，而呼罗珊地区可比海东要富裕多了，此前的劫掠之中，北廷军队尤其积极。
同时，十五万军队的成色也大不如前了，有接近十万人都是仆从军，其中不乏就地组建、转化的炮灰。经明城一战，汉军高层也基本都收起傲慢之心，至少对汉军巨大伤亡这种事情，提高了警惕。野战也就罢了，城战，还得靠河中、波斯、阿拉伯的这些炮灰来，正好消耗一番，减轻不稳定因素，以方便掌控。
彼时的图厮城，在苏丹马哈茂德的调措之下，正规军也攀至六万余人，稍加动员一番，也能搞出十万大军来。当然了，其组织度与战斗力，比之前，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像明城会战那等烈度的战役，短时间内是扛不住的了。
另一方面，伽色尼军需要顾忌的地方也更多，这是守方天然的劣势，因此，在图城之战的前中后期，伽色尼方能做的，并不多，以守为主，坚壁清野，坚守城池，联络援兵，同时遣偏师精骑北上，到三国联军背后去点火，以分散汉军注意，减轻图斯城正面战场的压力。
需要提一嘴的是，整个汉伊之战的过程中，至少安西国境内是一直不稳定的，海东地区就不提了，堪称糜烂，而河中地区，各种叛乱、动乱是层出不穷。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此前安西三国国内的稳定，都建立在汉军的强大，以及对内严密的控制、镇压上，当主力大军、甚至大部分仆属军队都投入到对外作战之后，内部的骚动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胜利往往是能压制住诸多矛盾的，在三国联军取得明城会战的完胜之后，后方立安，至少那种层出不穷的叛乱少了很多，敌对分子也不是不动脑子，造乱完全不分时候。
来自伽色尼军以及圣战者们的鼓动、挑唆，对部分饱受“宗教压迫”的河中人来说，还是有促乱作用的，对汉军作战也的确能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但终究有限。
毕竟汉军作战，在短时间内，对后勤供应的依赖并没有想象中的大，以战养战的法子，只要还有东西可抢，还有粮草被服可掠，那就都能驱动汉军这架战车继续前进。
在图斯城，汉伊大战又一场血战爆发了，这座历史底蕴深厚、宗教氛围浓烈的城市，不可避免地化为一座血肉磨坊，而流尽的，却是当下以及曾经信仰安拉的msl们。
攻守易形，就和明城攻防战一般，图斯城上下的厮杀，也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作为伽色尼的苏丹，马哈茂德做了一个很冒险的举动，他留在了城内，用这种办法，激励伽色尼的将士，号召信徒们团结，共同抵御汉人的侵略。
效果是显著的，在马哈茂德亲自督战之下，图斯城的守军爆发出了不俗的战力与意志力，与攻城的“汉军”进行激战，至于伤亡什么的，战争期间，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图斯城守军打得辛苦，三国联军攻得也很困难，在试探出图斯城的防御强度之后，刘旻三王更不敢将宝贵的汉族军队用在攻城上了，而仅靠炮灰，也很难拿下城池，至少图斯这样的大城，不是那么容易攻克的。
促成战局变化的因素，没有出现在图斯城战场，而是爆发在距离战场两千里外的纪浑河上游地区。一支两万人的伽色尼军队，从其北部重镇巴里黑出击，跨过纪浑河，突袭沿河的汉军堡寨、据点，不过十五日的时间，纪浑河北岸的耳城、越城以及赤城都先后陷落，甚至连咽喉关口铁门关都被攻克。
而这一片纪浑河地区，属于康居国的地盘，但此地失守，威胁的可不只是康居国。赤城、铁门关以北，乃是佉沙城，再往北就是中亚重镇萨末鞬，这可是七河流域、丝绸之路上的核心交通线。
若是萨末鞬被攻克，那么安西三国的势力就相当于被从腰杆上砍断，这可是要命的威胁。因此，当纪浑河方向的战报传到图斯城前线后，自刘旻以下诸多三国高层，都清楚地意识到，图斯城是拿不下来了，呼罗珊的仗也不能继续打下去了。
一场撤退的仗随之开始，首先是康居王刘晔率本国军队东归，驰援佉沙城，然后是整个联军的后撤。图斯城内伽色尼军明显察觉到了汉军异动，马哈茂德还遣军出城追击，只不过在刘旻等人从容有序的指挥下，没能讨得便宜，反而中了几次伏击，损失不小，再不敢追。
在撤离之前，刘旻命人，将呼罗珊北部地区给犁了一遍，方才撤回海东，顺带着派兵西进，把戈尔甘城给拿下了，把这一场来自西亚阿拉伯圣战者们的热情彻底浇灭，同时将触手深入到里海南岸。
康居王刘晔率军，在经过一段辛苦的回师之后，终于当年夏季赶回国内，在佉沙城陷落之前。伽色尼军溜得很快，并不与刘晔军激战。
原本，溜了也就溜了，在前后近一年的战事中，康居国军上下也都很疲惫，但敌军意图借助夏季炎热的掩护，占着纪浑河北部湾区不走，这就彻底激怒了刘晔。
于是，短暂的休整之后，刘晔提兵南下，收复失地，随着北岸三城及诸据点的陆续恢复，随着最后一名北犯的伽色尼军被射杀于纪浑河中，也宣告着这第五次汉伊之战的结束。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其影响是深刻而重大的，诸国领土上的变化并不算大，但奠定了一个中、西亚地区的全新格局，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影响了整个大食地区的历史发展。
东征军损失无算，圣战狂潮被生生打停，伽色尼王朝也是受创惨重，但它用事实证明了，一个上升期的王朝，不是那么好对付。
而经过这么一场战争，伽色尼国至少彻底坐稳了其“扛把子”的地位，马哈茂德英雄、英主之名也得以在ysl世界广泛流传，至少，他是第一个能与凶残的汉人有来有回的大食王公。
当然，此战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其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来恢复，这将大大影响其发展进程。
与之相比，安西三国挫败了ysl又一次卷土重来的阴谋，取得了一个个骄人的战绩，并从呼罗珊地区搜刮了大笔财富，重创伽色尼王朝，极大地削弱其战争潜力。
但本身的伤亡，尤其是作为根基的汉族军事力量，遭遇了封国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这是很影响统治力的事情，不能等闲视之。这一仗，也让三国高层收起了那种并不明显但根植于骨子的傲慢与狂妄，至少真正意识到，那些大食人、ysl人，不全是任其宰割的绵羊。
而于三国影响意义最为深远的是，也正是从本次大战开始，三国那种自“安西都督府时代”延续下来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开始清晰起来，三国之间，在政治、军事上开始越发独立起来。
三国高层，第一次真正地对各自未来发展进行深彻认真的思考，而不是一味地局限于“西征扩张”这样近乎于政治正确的战略框架下。
事实上，从世祖皇帝分封伊始，三国之间就有核心利益上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核心利益上的分歧，也注定了他们在战略发展上的分歧。
过去因为血脉关系、历史渊源以及ysl势力的威胁，三国不得不囫囵着、凑合着过日子，但“五次大战”之后，凑合显然是不可行的了。而后续十来年间，三国在确实在战略发展上，各自为政了。
北廷国彻底从河中地区退了出来，专心经营国内，向北发展的同时，积极地与帝国沟通，加强各方面的联系。
安西国这边，刘旻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将都城从碎叶迁到了河中城（原萨曼王朝首都蒲花罗，今布哈拉）。毕竟当时的安西国，已是一个横跨七河流域、地涉数千里的中亚大国，碎叶这个王城，居于东陲，虽然条件很多，但也的确不适合作为新安西国的都城。
迁都之后，刘旻沉下心来，继续着他的改革发展，与安西臣僚们对国家做着一些深刻而扎实的规划，对ysl世界的征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苦修内功的同时，扩张的基本国策也不能放下，还是那一点，拼自然发展，安西很难单挑整个ysl世界，只不过，刘旻将重点经营方向放在了里海沿岸以及西南的波斯地区。
至于康居王刘晔，他对六哥刘旻本就有意见，兄弟俩打伙过日子，是面和心不和，矛盾重重，彻底分家之后，反倒亲近了许多。
背靠安西与大汉，刘晔集康居之力，重点经营“阿富汗”地区，全力与伽色尼争夺纪浑河上游及其北部地区。同样是面对这两国，但两国各自为战之后，伽色尼王朝面临的压力却而不减反增。
而于阗国的灭亡，也正是刘晔在与伽色尼王朝相争的过程中，顺手而为的事情。刘晔永远记得，当年被皇帝二哥强行叫停的事情，因此，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真正付诸于行动，则在于于阗先王尉迟宝相薨逝，以及西线压力的减轻（马哈茂德又南征印度找自信去了）。至于中央帝国的态度，不管是此前的康宗刘文澎，还是当下刘文济，刘晔这个皇叔根本不在意他们的态度。
世宗篇17 理藩院事
建隆元年，八月中秋，紫微城乾元殿上，举行了一场皇帝刘文济登基以来最为威严大气的御宴。
当然，纯以宴会的规模以及富丽程度而言，是远远比不上康宗时期的诸多大宴，但康宗时期的歌舞升平，可从来没有得到朝廷内部众多文臣词客回忆、比拟雍熙盛世之景的诗词贺作。
事实上，大汉帝国从结束太宗在位时期的那段璀璨时代开始，经过康宗八年的荒怠下堕与昏乱，一直到当今皇帝刘文济的建隆元年，才算真正步入一个正轨。
而有前代打下的丰厚基础（康宗在位八年的那些作为，根本败不光大汉帝国的基业），一旦恢复正常，那么又一轮的繁荣已然可期，甚至于成效很快，就在建隆元年，从全国范围来看，帝国下辖诸多的道府州军县，便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这也是刘文济有底气在今年中秋于乾元殿进行一场庆功式御宴的原因。
洛阳，理藩院，抚远堂。
宽大的公案后，许昌王刘曜端坐其间，目光平静、面色从容地翻阅着来自帝国内外诸方的事务奏报。中秋休沐假期间（作为帝国五大节庆之一，依休沐条例，官员可得中秋假期十日。帝国休沐制度，分公假与私假，而一个官员若把所有公私假都休上，理论上每年可以休息120天），朝廷诸多衙司基本都只维持基本的运转，这自然导致大量公务的堆积、延误。
作为大汉中书令，实权协管理藩院，刘曜的案头，当然也免不了堆积如山的公文。当然，有权力带来的满足感打底，再繁重的公务，也只是充实生活的养分罢了。
理藩院这个衙门，成立已久，但在大汉帝国中枢众多部司中，位次并不高，甚至常常被人忽视，但理藩院掌握的实权，却也远超常人的想象。
近六十年的发展下来，比起经纶初构时期甚至有些潦草的架构，理藩院已经发展成一个极其庞大、复杂且影响广泛的大部。
其实权很重，职权范围很广，尤其是在世祖大封诸王之后。要知道，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体系里，凡是涉及民族、宗教、封国、外交、边境治安、经济、税收、贡献、贸易等等与外务、民族、宗教事务沾边的事务，理藩院都能管理。
在刘姓宗王攻略世界，各大封国蓬勃发展的如今，理藩院说掌握的权力，以及对朝局的影响力，可比《会典》、《朝制》上所规定、赋予的要重得多。
而因为手上掌握着理藩院，作为以中书令拜相的宗室代表，刘曜在朝廷中的权势，也很重，当然这也得益于皇帝刘文济的支持，而刘文济需要的，正是借理藩院这个平台，对各大封国关系进行有效的改革定制。
此时刘曜手上审阅着的公文，却让他眉头紧皱，无他，辽东道曾会上报，言女真完颜部骚乱，夷民扰境，府县不安。涉及到东北女真的问题，理藩院这边自然要过问。
当然，蛮夷骚乱，乃至暴乱、叛乱，在大汉帝国都不是什么特殊少见的事情，刘曜兼管理藩院以来，也算司空见惯了，不足为奇。
但完颜女真的事情不一样，它不仅与大汉帝国渊源深厚，得到过世祖皇帝的赐封，同时，背后还勾连着安东国，而与安东国牵扯上，那情况就自然而然地变得复杂了。
随着安东封国、东北大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不知觉间，世祖皇帝当年制定的开发东北的百年大计，已经快走了一半了，而整个东北的历史与发展，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安东国经过刘煦父子两代四十多年的经营，雄峙于东北，就无需多提了。视野放窄一些，就拿完颜女真的发展来说，这个渔猎劳作于辽东与安东交界区域的女真部族，早在开宝后期，就在秦王刘煦的诸多手段下，被彻底驯服。
如今的完颜部，是安政体系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安东军政中，完颜姓的文臣武将也不算少了。就是完颜本部族，其人口仍旧保持着十万人上下（多余人口，都被刘煦父子编户齐民，建置州县，直接纳入安东的军政管理体系），并且，汉化程度已经很高，属于汉人的文化、礼仪、风俗深入其间，就连生产方式也变成了半耕半牧。
这样的变化，对于帝国与安东来说，还难谈利弊好坏，但作为在正史上曾撬动整个东亚历史发展的一大部族，其身上发生的如此深刻的变化，也同样真实地反应着大汉帝国时代下世界线的巨大转向
过去的这些年，安东国除了向北拓展，对辽东道的渗透发展也几乎是本能的，明里暗里的手段不少，而分布于辽东道与安东国边界地区的完颜女真，则表现得十分活跃与积极，甚至可以直白地讲，完颜女真就是安东国的马前卒。
同时，如完颜部这样的部族，在安东体系下还有不少，基本都是来源于当年二次北伐，在东北战场上背刺辽国的部族。而这些人，都是被世祖皇帝给赶到当时的安东都督府下辖的。
就拿完颜部来说，最早皇帝甚至承诺将黄龙府封给他们，但最后食言了，只在宁江州（黄龙府以北）外划了一大片水土给他们渔猎生存，为了筹建安东都督府治，还占了他们在鸭子河流域（北松花江下段）的一部分族地。
没办法，即便自信如世祖，“女真+完颜”也足以对他造成刺激，而以他一贯强势的作风，便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如果说有什么真正出乎刘皇帝意料的，大抵是秦王刘煦对安东的经营了，他把包括完颜、达卢古、唐括、泥庞古、徒单在内的诸多东北部族一一驯化、汉化，在这些土著蛮夷部族中，真正建立起汉统，真实而深刻地改造着东北地区，改变着东北历史。
这个过程，注定是不易且不凡的，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与坚持，秦王刘煦最美好的一段年华，包括他的性命都留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世祖皇帝为什么爱刘煦，固然因为长子情怀，因为“深肖朕躬”，也因为秦王在安东二十年的作为，那些攻坚克难，那些坚韧不拔，那些踽踽独行，都深深地打动了世祖皇帝。
在世祖皇帝眼中，一定程度上，秦王刘煦的作为，就和他本人一样，都是在做改造时代、改变历史的事情，这种“知己感”，可是极难找寻的。
当然，对于所有在外开拓打拼的儿孙子侄，世祖皇帝都有这样一份情怀，比如魏王刘旻，后来的凉国公刘晔，包括刘曙、刘昕、刘淳这些子侄，只不过，作为他的长子，秦王刘煦总归要多一份特殊罢了。
而于此时的许昌王刘曜来说，念及这些渊源，却不免头疼。区区完颜女真或许不值一哂，但其背后紧密联系着的安东国，却不能慎重对待。而在当下大汉帝国，安东国也是最值得尊重且谨慎对待的一个封国。
经过与皇帝刘文济的多次接触与交谈，刘曜对自己的任务，也逐渐清晰了，皇帝可谓是重任相托。然而，要对宗藩体系进行改革调整，要让中央朝廷与海内外封国回到一个正常的国际交往关系，要改变一个延续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习惯，又岂是那么容易。
世祖定下基调，太宗小作整顿，轮到刘文济想要大改，其困难可是呈指数上升的。但皇帝的态度，也让刘曜感受到了一股决绝，当然，以帝国中央朝廷目前的强势，只要当权者下定决心，还是做得到的，只是这么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与后果，谁也不清楚。
但是，不变又不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封国对朝廷的“小气”心生怨气，而朝廷也对封国的存在形式感到别扭，大家都不爽，那就还不如把关系理顺，把账扯清，各自安好。
要知道，就连浴血奋战、同袍同仇的安西三国，都不可避免地在十多年前走向独立，何况母国与这些子国呢？
而皇帝想要改革完善宗藩体系，这股风也已经在朝野内外吹了一阵，并且获得了不少讨论，在此事上，刘文济是有广大“民意”支持的。
至少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在中央朝廷内部，“朝廷不能当封国的奶妈”这一点，是已经形成共识了。而刘曜在这方面的感情，则要更复杂些。
站在朝廷的立场，他当然也要支持，并且已经用实际行动在支持，但刘曜可不只是朝廷的中书令，他在南洋可也有一片封地（太宗所封，位置在棉兰老岛，菲律宾基本被一分为三，由刘暧、刘晅、刘曜三脉分享），虽然并没有怎么用心经营，但在“封国时代”下，他这一脉还是得到了不少好处。
对于刘曜这种出生既晚、出身还一般的宗王来说，在封国事宜上，是很需要来自母国支持的，只不过，他只需要朝廷从手指缝里漏出点东西，而不是像那些发展成熟的大封国一般，总想着把朝廷的手指都掰开
皇帝要改革宗藩体系，对刘曜的封国利益来说，也是有损的，只不过，比起南洋的封地，中书令与理藩院权柄的赋予，似乎又更重一些。
而欲行改革，安东国这个帝国第一封国，也是完全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从历史遗留到地缘政治，都注定了这一点。
正因洞悉其理，来自辽东道关于完颜女真骚乱扰境的奏报，则让刘曜不禁怀疑，这背后有没有安东国在策动，想来是必定有的，这或许就是安东在向朝廷表明态度？
对于刘文渊那个“大侄子”，刘曜接触很少，很多事情更是在协管理藩院之后，方才有所了解。但是，即便刘文渊向来不安分，但也不敢在这个关口明目张胆的挑战朝廷的权威吧。毕竟，这已经不是三、四年前刘文济刚即位的时候了。
不管猜测几多，刘曜已然预感到，接下来安东国那边，怕是又要敏感多事了。但摆在刘曜面前，首先要解决的却是完颜部的问题，这是理藩院的职责。
刘曜也听说了，辽东布政使曾会已经就此事向朝廷上奏了，请求朝廷派兵，将那些侵边扰民的女真蛮子给剿灭，以震慑四夷，还民治安！
曾会在辽东主政三年，别的不说，这“强硬派”的名声却是彻底打出来了，在他的铁腕治理下，辽东的官场、民间，风气大为扭转，来自安东国的侵蚀被明显阻遏住了。
谁也不曾想到，曾会这个出身南方的文臣、老儿，到了北方竟然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而曾会的诸多政策与办法，在朝廷内部也是毁誉参半，这也是凡有作为者，必将经受的舆论拷问。
曾会的强势反应与强硬建议，刘曜并不意外，只不过，依其办法，哪里是在震慑诸夷，分明是在给安东国上脸子。曾会有其考虑，刘曜这边，也有立场。
因此，在审深思虑之后，取过一道空白本章，提笔快速写下他关于“完颜部扰边事件”的处置建议。据刘曜的估计，皇帝怕也等着他的奏报，以综合权衡决策。
从曾会到刘曜，再到皇帝刘文济，事实上都清楚完颜部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因此，对完颜部，必须要有一个严厉的惩戒，朝廷的态度必须要明确、明示、明达，犯边必惩，害民必究，这是底线问题，不容突破。
当然，刘曜在奏章中，也提到了安东国的一些问题，并且提出建议，要对辽东、安东边界进行更加严格、规范的整顿管理，变混乱为有序，变交杂为清晰。
在此事上，刘曜还是参考了曾会此前的一道建议。感辽东与安东交界的龙蛇混杂、黑恶重重、穿插无序，曾会曾建议，在边界设立一片“隔离区”，至于交际往来，只需在沿线开辟一些榷场与贸易站即可
那道奏章，引起了安东那边的强烈反对，至于刘曜的建议，还是一种带有妥协性质的折中办法。
世宗篇18 皇帝意志
东边的事情，方才勉强给出个建议，西边又来事了，堂内，刘曜看着理藩院副使萧景，注意到他那一脸为难的表情，不由吁了口气，手往前一伸，示意道：“说吧，又有什么麻烦事？”
萧景，字景元，就说说他的出身吧，归义侯（刘文济登基之后追封，不在世袭之列）萧思温之幼子，为萧氏南迁后，萧思温纳汉女所生。
也就是说，萧景乃当今国舅，天子刘文济的亲娘舅，而比起萧恭、萧惠那些杰出的萧氏人才，萧景才是根红苗正的云州萧氏族长。（萧氏南迁之后，辗转中原、河东多地，最终复北迁以山阳云州作为族地。）
同时，萧景的官做得也不小，理藩院副使，可是正三品的职位，同时，当下正使的职位空缺着，也就是，偌大的理藩院，除了许昌王刘曜这个直管宰相之外，萧景是话语权最重的人，实际管理一切院事。
或许是由于萧氏一贯的低调作风，作为当朝国舅的萧景，即便位高权重了，依旧谦虚谨慎，丝毫不事张扬，对许昌王刘曜这个直管领导更不敢有丝毫怠慢。
这其中，除了家风约束之外，还有萧太后的缘故。刘文济登基，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萧氏在朝中政治地位抬头也是水到渠成。
但偌大的萧氏，也难免出现宵小，一些打着外戚身份为非作歹、恃权乱法的情况也不可避免地在萧氏族内出现了。然后，还不待刘文济有所举措，萧太后就主动帮他解决了麻烦，所有犯事的萧氏族人，革除族籍，流放南洋，永不许回大陆。
别说族地云州了，就是很多人想回草原，都不被允许，这样的人，萧太后一口气处置了几十个人，其中不乏族内的精英子弟。硬生生，通过近乎严酷的手段，将刘文济登基带给萧氏一族的躁动给彻底平息了。
对亲兄弟，萧太后也是叮嘱+敲打，让萧景战战兢兢的，根本不敢炸刺。对于这个姐姐，他从小都是敬畏有加，也很清楚，“底线”在什么地方。
此时，面对刘曜的问询，萧景保持着平日的谦卑，拱着手，陪着笑，应道：“回大王，事不大，然的确有些麻烦，还是于阗国之事，那流亡的于阗王尉迟珏又来求告了”
一提此人，一提其事，刘曜那张俊雅的面庞上顿露苦恼，这的确是一桩麻烦事，朝廷上为之已经争论多次，但始终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来，说什么的都有，当然并不是关心于阗国的存亡。
而作为直面这些藩属的朝廷机构，理藩院在此事上，也需要有自己的态度，这是职责所在，应有之义。只不过，就目前而言，这份态度还有些迟疑，原因在于，还没有摸清皇帝是什么想法，对于此方面事务掌握一定决策权的理藩院来说，皇帝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成功抵京后，于阗君臣便在洛阳城内活动开来，除了求见皇帝外，还频繁拜访朝廷有关部门及诸重臣之外，理藩院是跑得最勤的，但显然这样的奔波基本无效，就因为圣意不定。
在理藩院这边碰的软钉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于阗君臣依旧锲而不舍，甚至死缠烂打，毕竟，除此之外，他们也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其他路子可做选择了。
而见萧景那表情，便可知他被缠得有多头疼。刘曜问道：“尉迟珏人在何处？”
“如常，接待于宾客处！”萧景答道。
闻言，刘曜沉吟了好一会儿，拧着的眉头逐渐释放开，看着萧景，吩咐道：“我今日就不接见了，你代我答个话，让他稍安勿躁，朝廷正在讨论于阗国之事，会给他一个交代的！”
听刘曜这么说，萧景不由讶然，抬眼看向刘曜，道：“这般答复尉迟珏？”
刘曜也明白萧景的讶然来自何处，他今日的回复，已经是这段时间以来朝廷官方对于阗国最为正面且积极的答复了。
迎着萧景意外的目光，刘曜轻叹道：“总是拖着，也不是办法，于阗国之事，西域三国之事，总是要解决的。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回避可不是最好的选择！”
“大王所言有理！”闻言，萧景想了想，点头附和道。
“十三哥啊十三哥，你做事，为何不把事情做干净？还放人把状告到中枢来了”一时烦忧，刘曜不禁暗暗嘀咕道。
深吸一口气，又饮了口热奶子酒，刘曜竭力地让自己的脑子保持冷静与清醒。但注意到萧景时，思绪不由自主地偏了，眼前这个理藩院副使，比他上任要晚一些，但以“愚钝”而扬名。
平日里，对自己也是恭敬有加，态度始终谦卑，并没有表现出什么长处，哪怕此时此事，也没有表露任何一丝主见。
然而，就这样“平庸”的副手，料理事务，却使理藩院平稳有序，这样的情况，本身又岂是寻常？莫非，此人也在藏拙？
刘曜的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并且迅速浮现出皇帝刘文济的身影，论谦卑藏拙，谁又能比得上当今天子呢？
带着少许杂乱的思绪，刘曜在稍事准备后，前往崇政殿面圣。随身携带的，有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完颜女真及安东方向事务的建议，另外一份则是于阗国之事，同时附有安西三国及中、西亚近二十年局势的详细介绍
宫城，更名为“崇政”的大殿里，皇帝刘文济卧在一方躺椅内，椅子微微晃动着，沉静的目光就注视着殿中高挂着的那张巨大的舆图。
标记着大汉光芒所及之处的皇舆全图上，中央帝国就像一颗方升的太阳，恒立当空，周边的封国，就像围绕的星辰，不管多么熠熠生辉，都被帝国强烈的光芒所笼罩。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刘文济内心既感自豪，又充满压力，毕竟想做太阳，你首先得有照耀世界的热量与光度。殿中静悄悄的，御驾之侧，也唯有许昌王刘曜陪伴着，只不过他默不作声，也不坐，只是站在一旁，等待皇帝思量结束。
良久，目光一直在东西两房左右徘徊的刘文济停下了，目光落在遥远的安西三国的位置，轻声问道：“你觉得，于于阗国之事，当如何处置？”
闻问，刘曜先是回味、揣摩了一下皇帝的语气，斟酌几许，而后应道：“康居未经请示，无端兴兵，攻灭藩属，此风绝不可涨。否则，莫说改革宗藩关系制度，就是原有的格局都难保住！”
刘曜的话，引得刘文济转过头，看着他，一脸仔细倾听的模样：“继续说！”
见皇帝反应，刘曜斟酌了下，又道：“不论如何，康居王刘晔做法，都在破坏大汉成制，影响极其败坏，必须予以惩戒，向内外藩属表明朝廷维护宗法制度之决心。
再者，陛下欲行藩务改革，重新梳理宗藩条制，于阗之事，或许是个突破的口子”
稍加琢磨，刘文济抬指道：“如何惩戒？”
刘曜拱手道：“小惩大诫！”
“小惩焉能大诫？”刘文济当场驳问道。
刘曜心下微凛，严肃地禀道：“康居路遥，安西三国又联系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况其为世祖亲封，血脉近亲，不可不虑！”
“朕明白你的意思！”听其言，刘文济表示道：“然而，康王暴力破坏的，正是世祖皇帝定下的祖制，以宗法制之，谁又能说些什么？”
见皇帝是这样的态度，刘曜不免心惊，同时心中也暗暗感叹：当今天下，终究已经不是世祖、太宗时期了
当然，这样的感慨，刘曜是不敢明示出来的。刘文济则在思索一阵后，指示道：“以理藩院名义，行文一道，快马疏勒，召康王入京！
苦主都告上朝廷了，缺了被告怎行？朝廷也不能偏听于阗君臣的一面之词，就让康王，就于阗灭国之事好生解释一番！”
面对皇帝的决定，刘曜眼珠子转悠几许，慢慢地亮了，待看见躺椅上刘文济那张平静如水的面庞，心下也逐渐安定了。
对于康居灭于阗之事，朝廷肯定是不满的，这也是抛给了朝廷一个大难题，处置是必须要处置，而难就难在一个“度”的问题。
处置轻了，无以倡大义、正宗法、明态度，更无法对内外藩国形成震慑，朝廷对于藩国的态度，的确是越来越放宽限制，但不意味着放纵放任。
底线问题、原则问题，是不能随意突破的，这是世祖、太宗皇帝定下的东西，谁也不能擅加破坏。而刘文济想要进行的宗藩体系改革，本质上仍旧是在前代基础上，进行梳理完善，就是对底线与原则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规定。
平心而论，康居王刘晔的做法，就是打破政治原则的事情，任何一个强势的中央帝国，都不会轻易放过。于阗虽非刘姓封国，但它的藩属地位，是世祖时期就定下了的，刘晔灭之，其性质已然注定，影响也必定恶劣。
换个角度来说，你康居为了扩张势力，能以强凌弱，灭了同属藩臣的于阗，那么有朝一日，更加强大的安西，也动了心思，调头灭了你康居，届时是不是轮到你康居来向朝廷告状诉苦？
倘若其他海内外封国都有样学样，那整个帝国藩属体系，岂不乱套？一个于阗国的灭亡，的确不算什么，但放到帝国好不容易成型的“新宗藩体系”中，就很可能是溃千里长堤的那处蚁穴。
再往深处想想，康居今日能灭封国，那来日，又是否会造中央帝国的反，入侵高昌道？不要说这样的可能性有多低，但刘晔灭于阗的做法，也实实在在地让中央帝国君臣们去思考这种可能性。
因此，于阗之事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比其灭亡本身要严重得多。对帝国中枢而言，这是意见性质严重的政治事件，也必须郑重对待，严肃处理。
但另一方面，真处置重了，又同样不合适。虽然路远，但朝廷绝对不缺乏手段，军事制裁远远没到那个地步，而不管是政治惩戒还是经济制裁，也都得考虑对其他封国的影响。
安西三国虽然已经分道扬镳十多年了，但在面对中央帝国的时候，只怕还是穿同一条裤子。何况，康居国毕竟是姓刘的，打断骨头连着筋，为一外姓，即便“宗法”的调子唱得再高，只要“过分”了，就将影响皇室血脉之间的关系，破坏宗王与帝国中枢之间的信任。
这实在是一件内背景负责的麻烦事，也很难真正掰扯清楚，而如何能够既起到朝廷想要的震慑效果，又能把影响控制在宗藩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度，这就十分考验政治智慧与手腕了。事实上，于阗事件的结果如何，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点在得出结果过程中的各项博弈。
而皇帝召康王刘晔进京自述的决定，则让刘曜联想到了很多，首先便是当年前吏部尚书、宰相刘继昌倒台前，被群起举报弹劾，当时皇帝就曾开廷议，让其“自证”。
但结果呢，刘继昌跨台了，远走安东。而想到安东，对“刘继昌事件”所知不甚清楚的刘曜，不由惊疑，莫非那背后还与安东国内有关系？
召康王进京怕只是第一步，而接下来，皇帝有何打算，刘曜在思虑之时，心中也越发好奇了。甚至于，忍不住向刘文济道：“恕臣斗胆，若康王听诏进京，陛下将如何打算？”
刘文济瞥了刘曜一眼，淡淡道：“解释得好，从轻发落，解释不好，那就换个康居王！”
此言落，刘旸心下凛然，按捺住心头的惊愕，刘曜抱拳行了个礼，不敢贸然接这话。
手指在腿上轻敲了几下，刘文济又说道：“于阗国的那些流亡主臣，当如何安排善后，你可有打算？”
对此，刘曜疑问道：“于阗之事，尚无定论，眼下谈及善后，是否为时过早？”
“定论与否，是一回事！安排准备，又是另一回事！”刘文济摆了摆手，以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难道，还能让其复国不成？”
从皇帝如此口吻，便可知于阗国的未来如何了。显然，对刘晔造成的既定事实，朝廷还是有接受的心理准备，只不过，为这个既定事实，需要付出相应代价罢了。
听皇帝这么说，刘曜不由了然，思吟几许，提出一个建议：“赐其爵禄，于国内择一地暂作安顿如何？”
“九州域外，何其广阔，封国几多，还怕找不出个安顿于阗主臣的地方？”对于这个答案，刘文济显然不是很满意，也没让他继续，而是直接做出指示：“安西不是向西占领了不少地方吗？遣使安西，从魏王那边划一片土地、城池，封给尉迟珏……”
若不是怕御前失仪，刘曜都要“嘶”一口凉气了，他可算是意识到了，皇帝已经在构思一盘大棋了。
“不知安西王那边能否接受？”刘曜指出。
对此，刘文济则语气漠然地道：“安西难道不是汉土？大汉天子难道对汉土没有处置之权？
皇考当年曾于各封国再行分封功臣勋贵，难得朕就不行？”
世宗篇19 英雄迟暮
建隆元年冬十一月，和田。
数九寒冬，辽阔的大西北，已成冰天雪地，天地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高峻绵延的昆仑山与黑昆仑（喀喇昆仑山）已是白雪皑皑，发源自二山的白玉、乌玉二河业已结冰，冰封数百里。
由于地理气候的缘故，苍莽而广袤的和田大地，多少显得有些孤寂与萧索，但是可以预期的是，待到来年春回大地，冰川消融，二河重新流动，沿河几十万亩肥田沃土种上作物，这片历史悠久的地域又将恢复勃勃生机。
康王刘晔为什么对于阗常怀觊觎之心，甚至最后悍起刀兵，突破帝国宗藩体系的约束，将之灭亡。除了为王城疏勒安全的考虑之外，于阗国所拥有大片冰川河流冲积平原土地，是很重要的原因，良好的水土条件，使其具备养民几十万的潜力。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于阗国的人口了。一直以来，帝国海内外的封国，都对人口十分重视，当然这里指的是汉族人口（也可适当放宽为汉地人口），籍此充实开拓统治基础，提升国力。
而安西三国，由于与ysl世界长期而频繁的战争，人口消耗不小，对此则更加饥渴，也用尽了各种手段，开出各种条件，从母国招募人口、人才。
至于康居国，则拥有其他两国不具备的条件，那就是与于阗接壤，而于阗的近三十万人口，可是汉化基础良好、文化习俗亲近、改造难度不大的。
这些在刘晔的眼里，就是其最具价值的地方，要知道，从封邦建国开始，安西三国用了差不多三十年时间，才一共从大汉薅了百来万丁口，就可想而知，于阗国的几十万人口是何等宝贵了，又被邻居视为怎样的“肥肉”。
别的不提，在吞并于阗国之后，只消将其财货、人口、土地消化完毕，康居国的实力将迅速和安西国拉近，就核心统治力量这一点，便能赶上来。
当然，完成这些规划，还需要一定时间，更为重要的，是要扛过来自中央帝国的质询，乃至制裁。对这一点，康王刘晔实则心里也很清楚，他行事多跋扈自专，但不意味着他愚蠢。
刘晔灭亡于阗，并没有费太多的功夫，这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因素。实力是最根本的，比起二十年前时，康居国实力有了长足进步（毕竟可以通过与帝国交流而获得各方面的提升），又通过与中、西亚方面ysl势力的战争保持着一支精锐师旅，而与此同时，于阗国的情况却每况日下，康居国的存在以及强大的攻击性，本就压缩着他们的生存空间。
面对康居国的侵袭，其先国王尉迟宝相在世时，尚能勉力维持。毕竟是武将出身，有股子强悍，同时由于出使京畿的渊源，一直很注意维系与朝廷的关系。
等尉迟宝相一死，于阗国的滑落也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其孙尉迟珏继位，既没有祖父的权势威望，也没有他那出色的平衡能力，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康军临城，狼狈地踏上的逃亡、“维权”之路。
而康军灭于阗，死伤也不重，一共就打了两仗，首先围攻鸦儿看城（灭国之后，刘晔更其名为莎车），三日克之，然后疾奔于阗，在乌玉河西岸的扎瓦小镇击溃于阗王城军队，然后便在一干于阗贵族携百姓箪食壶浆之下，卷甲入城。在此之前，于阗国上层权贵，多与康居国有勾连，或被收买，或慑其强，在事不可为的情况下，改换门庭，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尽取于阗之后，刘晔于其基础上置和州，改于阗城为和田，为州治，基本保持着原于阗国的建制结构。当然，于阗国土面积不小，一定的析分是很有必要的。
刘晔将莎车县及其周遭地区数万人，划归王城疏勒直辖，又将于阗东部的克里雅城更名为于田，置县，设于田军使，进行军政治理。
到建隆元年冬，于阗灭国已经快一年半了，在刘晔政治拉拢、经济收买、军事威慑等多方手段之下，原于阗地区，已然基本稳定下来了。
这也是三十年来，在扩张事宜上，刘晔仗打得最轻松、征服最容易的一次了，比起那些来自大食地区饱受ysl洗脑的msl，于阗国这边的贵族与平民，可实在太“可爱”了。
也正因如此，对于他们所信仰的佛教，刘晔给了最大限度的宽容，除了依照汉家宗教管理条例进行一定改革，收缴了部分寺产、寺丁之外，并没有更大的打击，至少没有毁寺灭教的情况发生。
在这个过程中，于阗佛门的利益难免遭受损失，但并没有多少炸刺的情况，一者安西三国在境内进行的“去ysl化”，在整个中、西亚地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们早有耳闻。
作为曾经最大的对手，也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于阗佛门可太知其厉害了。但就是如此厉害的教派，都被刘家封王炮制得惨兮兮的，他们这小胳膊小腿，哪里扛得住。
另一方面，也跟刘晔的做法并不彻底有关，同时，即便在中央帝国，“灭佛”也是快七十年前的事情了，虽然世俗权力对宗教权力的干涉依旧存在，但帝国佛门也在事实上再度繁荣发展起来了，与帝国佛门不乏交流的于阗佛门，自然也从中获益不少。
没有事是不能妥协的，也正是在康居、于阗两方面、各派势力的各种妥协间，于阗或者说康居国和州的局面，稳定了下来，和州也开始融合进康居国。
在建隆元年即将过去的时刻，冰天雪地中，一支威武的骑兵，护卫着战车样式的座驾，行使在坚硬的冻土上，向和田城而去。
猎猎作响的“康”、“刘”旗帜，以及座驾的规制、装饰，无不诉说着主人的身份。剧烈的冬风，带来刺骨之寒，所幸所有的骑士，甲胄之下都内衬着丝绸与棉衣，头上则带着羊皮制成的帽子，天气虽冷，但看起来很暖。
而在康居国能有这样待遇的军队，只有王廷卫士依旧各大贵族精锐私兵了，一般的营所官兵，都很难保证人手一套，毕竟带有奢侈的属性。
这已经是一年间康王刘晔第三次南巡和州了，足以展现他对和州地区的重视，他是打算将和州像王畿（疏勒）地区一般经营。
如今的康居国占地已经不算小了，除王畿疏勒、和州之外，几乎囊括了吉尔吉斯斯坦西南部、整个塔吉克斯坦以及部分阿富汗北部地区。而一直以来，被刘晔视为根本之地经营的，只有疏勒与费州（费尔干纳谷地），如今，又要加上和州了。
和田坐落在乌玉河与白玉河汇流之前的三角洲原上，夹二河而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当然，这座城市，除了美玉之外，最明显的特征，便是那为数众多的佛寺了。
和田城内，安抚使衙大堂间，面容枯瘦，但一脸威严的康王刘晔，端居主座，接受镇抚使刘文潜以及一众和州军政僚属的参拜。
岁月不饶人，如今的刘晔，也已五十五了，不再年轻，本人的衰老也是肉眼可见的。但他浑身上下的那股英雄威严之气，却依旧强烈，目光一扫，在场无任何一人敢于侧目。
当堂，刘文潜代表和州官属，向刘晔献上一方锦盒，盒刻“夀”字，内饰红绸，里边装着的，则是一青一白两块质地优良的玉璧，再过一月，就是康王刘晔五十五周岁诞辰了。
而这两块宝玉，自然是城外乌玉、白玉二河上游所产，乃是找玉人涉足上游冰川险谷，冒险所得。州衙得之，又请名匠精心雕凿而成。
对于奇珍异宝、宝石美玉，刘晔是向来不感冒的，不过这一回，他难得破例了。接过两块玉璧，轻轻把玩着，观察着玉体上的光泽与纹路，尤其是那块洁净润泽的羊脂白玉。
少顷，放下玉璧，沉吟几许，方抬头看向姿态恭敬的刘文潜，说出这样一番话：“玉者，国之重器，汝当好自为之！”
面对大王如此交待，懂其中意味的文武，都表情肃然，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刘文潜身上，而恭立堂间刘文潜，也不禁心生涟漪，郑重地拜道：“是！”
刘文潜，康王刘晔次子，生于雍熙三年，时年24岁。端拱三年，刘晔灭于阗后，以其为和州镇抚使，负责对和州官民的弹压、安抚工作，同时负责的，还包括移民工作，刘晔欲迁五万“于阗官民”于费州、隆州（刘晔新设，位置大概在塔吉克斯坦西部地区），以充实当地统治。
年纪轻轻，便被委以如此重任，这其中显然蕴含着康王对刘文潜的特殊期待。和州之任，对年轻的刘文潜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而从刘晔表现的态度来看，还算满意。
康王刘晔，从小好武略，有侠气，不满二十岁，就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可以说他这一辈子，都与战争为伴，不是在平乱制暴，就是在开疆拓土，如此三十六、七年，可谓一世英雄。
然而，即便打心里不肯服老，但他的衰老却是不可逆的，退化的身体机能，以及遍布全身的陈年旧疾，那些隐隐作痛，都在时刻提醒着刘晔。他已经老了，既不复当初的年富力强，也不复当初的意气风发
因此，刘晔也不得不考虑起继承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平康六年（1012年）就已经提上刘晔的议程，而给刘晔的选择，也实在不多，毕竟他一共就两个儿子长成（其余全部夭折），长子刘文洮，次子刘文潜。
嫡庶之别是不用考虑的，因为二子都非嫡出，刘晔在最初也依常例将长子刘文洮视作继承人，毕竟年纪大一些，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安心感。
但在一段时间的培养与观察后，刘晔不得不放弃长子，实在是这个长子太过文弱、秀气，打不得仗，杀不得人，面对那些作乱的蛮夷，都是心慈手软，犹犹豫豫。驾驭下属，一味以宽，让他去安抚佛门，完全不明白“以佛制伊”的真实，而刘文洮真就去笃信佛陀，用心研习佛家教义，找那些高僧大师谈禅论道。
总而言之，除了孝顺之外，刘文洮没有一件事是能让刘晔满意的。如果在中央帝国，那倒也就罢了，文弱不是大问题，还能做一个太平之主。
但康居是什么地方，中亚又是什么地方，这里群狼环伺，里里外外都充斥着强人，一只文弱的绵羊，是无法带领群狼的，刘文洮实在不具备任何一项康居王该有的素质。
另一方面，康居国也正当一个十分关键的发展阶段，目前的成果以及稳定，都离不开大汉帝国的支持，以及刘晔强悍的征伐与压制，而这份成果能否真正巩固下来，还需要看接下来一到两代的经营。其中第二代康王的存在与表现，将格外重要。
这些因素也导致，刘文洮的出局，成为了必然。至于嫡长制那一套，也是要分时候、分地区的，至少在西域中亚地区，是没有太大市场，也没有那么多完全信奉教条的人。
要知道，在安西三国的上层，帝国权贵家族中庶出者可占绝大多数，一定程度上，大伙可都算是嫡长制的“受害者”，即便其中很多人在功成名就后，便活成了曾经讨厌的样子，也开始依嫡长规则选择继承人，但在这方面，并不死板。
当然，这与安西三国所处的国家地理以及政治军事环境有关，在这里，需要的是强人，是头狼。
刘文洮出局，刘晔也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次子刘文潜，而此子，至少没有刘晔所理解的“跑偏”的行为。
数年的时光中，刘晔把刘文潜放在康居各个要害衙门进行锻炼，表现没有那么地出类拔萃，但至少不差，没犯过大错，果锐、干练这些词汇，也能用来形容他，即便如此，刘晔依旧不放心。
于是，在攻灭于阗后，将之安排在新设的和州任镇抚使，这就是一次综合的考察了，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考验。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刘文潜算是基本过关了。
果然，就在当夜，刘晔又把刘文潜召到宿处，父子二人秉烛促膝长谈，刘晔除了听取刘文潜汇报和州军政一些不可与外人言的细情之外，也第一次明确地向他表示，他已经决定立刘文潜为世子。
此事，他已经与康居上层那些权贵、军头通过气了，并且册立文书，也打算在进京之时，上奏朝廷，以求名正言顺。
没错，来自洛阳的宣召制书，刘晔已经收到了，并且已经决定，亲赴京畿。刘文济那小子要他十三皇叔给个解释，那他便大大方方去，给他个解释。
而对此事，康居国的上层，实则异议颇多，劝阻的人并不少，主要原因在于担心刘晔的安危，即便人身安全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朝廷若是把他扣下了呢？康国的大局，可离不开大王主持。
出人意料的，反是刘晔在此事上看得最透彻，他表明了一件事，吞并于阗，已成定局，但是，想要将之彻底做成事实，朝廷那一关是必须要过的。
否则，即便康居能够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那国家的发展提升进程也必将被打断，倘若如此，那吞并于阗做甚？比起与帝国的友好往来，区区于阗之利，又算得了什么？
刘晔承认，吞并于阗国他有赌的成分，但孰重孰轻，他心里还是有数的。
对刘晔亲赴洛阳的决定，刘文潜也表现出该有的关心与担忧，而刘晔也在思量之后，决定将刘文潜带回疏勒坐镇，同时还将能够调动王城卫军的令箭、印玺一并交给他，以防个万一。
这是彻底确立其世子地位的措施，也不怕军权旁落会带来什么反噬，作为康居的开国之主，刘晔本身比任何令箭、符印、身份验传都要更具权威，而康居军中，不认识刘晔的军官，则少之又少。
这也是开国之主才能具备的威势与器量。
这个深冬寒夜，刘晔与刘文潜谈了很久，说了很多，除了回顾追忆前几十年那波澜壮阔的时代经历之外，便是对康居国未来的一些构想以及与安西、北廷、朝廷关系处理的交待。
或许刘晔并没有那个意思，但这几乎就是一种交待后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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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20 刘旻走了
在于阗国统治时期的和田城，毫无疑问是一座佛教城市，其城里城外、方方面面都充斥着佛家的文化氛围与印记。当然，这种情况在康军入驻之后，得到了不小的改变。
刘晔往费、隆二州迁徙的五万人口，基本都是出自和田及其周边的贵族、工匠、平民，当然，还有大量僧众、佛徒。又从康居国的“中央军所”（由王室直辖的营所、部卒、人口及土地）抽调了两支个营所及其管辖的万军民、仆从（本质上就是奴隶，因政治因素而改称）入驻，加强统治控制，融合改造风俗。
在对当地佛教的整顿改革中，佛教徒迁徙，佛寺裁并，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尤其将那人数上万的僧众充实大寺，进行集中式的管理。
拉瓦克寺是于阗国诸多寺院中的知名大寺，平日里信徒众多，此次巡察，刘晔还专门让刘文潜陪同着，到这座名寺逛一逛，看一看。原因当然不是刘晔对佛家教义突然感了兴趣，想听这里的高僧大师们讲经说法，只因为这座佛寺被刘文潜更名为“圣王寺”，并碑刻其间，以记叙刘晔的大功大德。
方方正正的佛寺之内，禅音阵阵，圆塔式的佛殿下，恭恭敬敬、屏气凝神地候着一干得道高僧，边上排开的是大大小小的僧侣弟子，不过，刘晔对这些人明显有些不屑一顾。
顺着礼拜道，穿过那一座座金光熠熠、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佛陀、菩萨、天王等雕像，刘晔脸上自然不见一丝一毫的敬畏，只是颇为感慨地对刘文潜交待着：“这些佛门中人，还是可以用一用的。对付ysl人，仅靠刀兵是不够的，宗教的武器，该用还得用，以毒攻毒，以教抑教。
只有从根本上，将ysl的遗毒从治下诸族各派人口身驱除，我们的统治，方能长治久安，我们才能真正在西域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世世代代地扎根下去，而不是像过去几十年那般，时时忌惮大食人的反扑，ysl军的东征”
刘晔素来以刚强示人，但此时语气中，却流露出一抹怅惘，一丝愁绪，让刘文潜十分诧异，但迎着王父目光，不敢怠慢，反应极快地应道：“爹的教诲，儿记住了！”
想了想，刘文潜又禀报道：“儿已会同和州官属、佛寺商讨，再遣部分僧侣西迁，于当地建造寺院，供其讲经传教”
听其言，刘晔偏头瞥了刘文潜一眼，颔首道：“愿意前去传教的，该有的名利待遇，官府定要保证！”
“是！”
来都来了，刘晔还是礼节性地接见了寺内的僧执，进行了一番言语安抚，并且享用了一顿寺中的斋饭，只不过，从头到尾，刘晔都穿着一身贴甲，冷冽肃杀的气质与寺院宝相庄严的氛围形成了一种堪称诡异的和谐。
临走前，刘晔又指着山门说了句，他配不上圣王寺的那个“圣”字，让寺院改个名字，于是，在王命指导下，圣王寺又更名为“明王寺”。
三日的视察后，刘晔便选择回疏勒，准备踏上东去洛阳的漫长旅途。不过，收拾停当，临行之前，刘晔因为一个消息，又不得不改变既定行程。
消息传自安西国河中城，大汉帝国魏王、安西国王刘旻，于建隆元年11月18日，病逝于河中城（布哈拉）
自第五次汉伊大战之后，在刘旻的统治下，对西亚的ysl势力，安西国进入了一种“保守性扩张”的姿态。一方面对接壤伽色尼、齐亚尔国，保持着进攻压力，屡次侵入波斯，搜掠里海南岸，但又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小战常有，大战不起。
与此同时，刘旻又将绝大部分的精力，花在对内的整顿、改革上，尤其是对河中地区的深入改化。为了夯实强化统治，刘旻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实行了一整套政策办法，给上至权贵将帅、下至平民奴隶的所有人订立规矩，并且于平康元年正式颁布属于安西国的《大法典》。
刘旻在安西国做的，和世祖皇帝统治中前期的所为，实则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在既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融合兼创新，用了几十年时间，把大汉帝国搞成了一个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缝合怪”，但世祖皇帝的帝国，虽然具备一切封建王朝根本性的矛盾与问题，但其政策精华与统治理念却也发扬光大，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系并巩固着其统治。
相比之下，刘旻的安西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缝合怪”了，这是一个崭新的王国，从上到下，都凸显着矛盾与冲突。
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制度问题、经济问题.一切的问题，都是这个“缝合怪”身上触目惊心的缝合线。
在这个国度，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封建专制与奴隶扈从，汉文化与中亚ysl文化，东亚人种与中西亚人种甚至一部分白人，一切合理的不合理的都凑到一块儿了。
可以想象的，要把这些矛盾重重的人与事融合，使其和谐，安处王国的统治之下，是何等的艰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比世祖皇帝对大汉帝国做的事情还要困难。
毕竟，世祖皇帝虽然对大汉帝国做了诸多改革改变，但有些根本的东西没有变，帝国统治的内核没有变，形式改变，不离其宗，诸多政策办法，改革条例措施，也只是统治的手段，并且，能够供世祖皇帝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
相比之下，刘旻在安西的操作，才是一场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革命”，这注定是一条艰难的路。开宝末期提出的“营所制”就是他正式走上这条路，几十年的西征战争则是扩宽这条路披荆斩棘的过程，等到《大法典》的诞生则是刘旻在汉化融合，打造一个全新的、属于汉人的中亚王朝的道路上，实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小目标。
至少，《大法典》可以作为王朝统治的最高法理依据，是对于取的所有人认可的，对安西体系下各阶层、各民族人员的总约束。当然，这个约束是在刘旻强大的威势，以及营所制下汉族武装为核心的军事力量的震慑下，方才形成的。
即便，这个由刘旻亲手打造出来的“安西体系”，并不完善，重重矛盾，尖锐冲突，自上而下的对立，一个处理不好，就可能出现大问题。
但这些都不妨碍刘旻在中西亚地区取得的崇高成就，以及那段由他躬身力行从而开启的中亚历史行篇章。同时，便是最传统的思维去看待刘旻，仅仅开疆扩土、征服无数，就足以彰显其赫赫武功。
到建隆元年时，由刘旻建立的安西国，已是东括珠海（伊塞克湖），北临咸海，西至里海，南抵波斯的中亚大国，一个拥有五百多万人口，可以组织起几十万兵马的军事强国，它的存在，狠狠地打击了中西亚ysl教的发展与扩张，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死死地压制着ysl世界。
到如今，它的建立者，被ysl世界以及更西国度称之为“中亚天王”的刘旻，也终于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袭与疾病的折磨，溘然而逝，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那并未彻底完成的功业。
刘旻生于乾祐七年（954年），病逝前才过完他六十四周岁寿诞，而相对于他一生劳碌于国政，奔波于战争，能够活到这个岁数，也不算短寿了。
由于长期劳累以及战争留下的后遗症，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刘旻实则饱受病痛之折磨，这也是在最近十多年安西国相对安分，上下都克制着扩张欲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毕竟带领他们征战四方的雄狮老了。
刘旻虽然走了，但在历史长河之中，却已经留下了独属于他的光辉印记，留给后人的，也是一个强盛的文明国度。若把意义再升华一下，那就是，安西王朝这个以汉文明为核心糅合诸多当地文化、风俗的国度，乃是中西亚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一次伟大实践，对世界文明的进步都有重大促进作用
谈不上剧透，但还是得提前说一下，刘旻时代的安西王朝，就是其巅峰了，至少在军事上，以及对ysl世界的压制上，刘旻时代就是其巅峰期。
而随着刘旻的辞世，安西王国的未来将走向何处，刘氏子孙的前途如何，近六十万汉民在中亚的生存发展如何，这些都只能在经历历史潮流的冲刷之后，方能得出结论。
河中城，安西国内上下称之为中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城、雄城，萨曼王朝的首都，随着汉人的到来，经过一系列汉制、汉化的改造之后，也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砖木混合，是其建筑风格，汉夷融合，是其文化色彩。河中城就像一个大熔炉，刘旻就是一个手段强势而高超的匠人，在添加所有的人事元素后，熔炼出一个璀璨“新河中文明”。
居其中的王城，这是在原蒲花罗城基础上扩建出的子城，作为王室及王廷、贵族所用。此时此刻，原本的黑红旗帜尽数落下，换成遍插的白幡、素旗，在寒风中呼呼作响。
王城正中，乃是宫城，当中正殿，名曰大成殿，这是整个中亚地区最雄伟的宫殿了，也是安西上层权贵们平日里议政的地方。
不过此时的大成殿，笼罩在一片哀伤的氛围之中，安西王刘旻的棺椁，就静静地置于殿中央，里里外外挤满了人，都着丧服致哀，哭声阵阵，只不过举丧一月之后，哭声之中难免少了些情绪。
刘旻之逝，对安西上下的影响，可以参考世祖皇帝当年驾崩的情况，因此，哀伤的氛围之中，免不了一种幢幢心理，犹疑的目光则大多朝向跪于棺椁前方的一名中年人，安西王刘旻第五子，刘文泽。
刘文泽，生于开宝二十四年（986年），母康妃（安西显贵康氏之女，老帅康再遇孙女），雍熙十二年被封为安侯，历任碎叶军所下属营主、郭城防御使、碎叶知府、海东巡检、呼罗珊总督。
与康国那边，刘晔几乎没有多少选择不同，刘旻子嗣充盈，膝下共有八子，除了早逝之长子刘文沔、七子刘文沂之外，有六子长成。但同样的，在继承人的选择上，基本没有遵从嫡长制，而是选择择贤而立，只不过，这“贤”的标准是由刘旻亲自判断。
大王态度如此，下面的王子们为了夺嫡，自然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刘文泽便是从中杀出来的胜利者。事实上，他的主要竞争者只有两个，二王子、甘侯刘文沥，三王子、纪侯刘文泯，三个人的出身实则都差不多，母族都是安西的上层军事贵族，比如纪侯刘文泯，其母就出身杨氏，杨业老太师那个“杨”。
在刘旻的强权下，外在的因素对继嗣选择的影响很小，一切都只看诸子自身表现，以及刘旻的最终判断。机会，刘旻是给了每个人的，让他们在安西军政体系内轮职锻炼，默默观察考验，同时促其竞争。
而在高强度、重压力的竞争下，不济者便陆续暴露其短，从刘旻的名单上被划掉。甘侯刘文沥虽然年长，性格刚强，但失之暴戾，虽有强势手段，但却始终不明白刚过易折的道理，对下属也多有侮慢，对奴仆擅杀，当这些毛病一一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也出局了。
紧跟着是纪侯刘文泯，他则是机心太过，好串连，邀虚名，治政尚可，但无军事才干，这让刘旻想起了故吴王刘晖。彻底的丢分项则是，在端拱元年之时，刘旻病倒，当时驻守在萨末鞬的刘文泯未见王诏，便抢在众兄弟之前，匆匆赶到河中。其行其心，可谓昭然若揭，刘旻虽然要为安西国选一只狼王，但可不是一点都不注重孝义，刘文泯的表现就过于露骨与功利。
于是，当竞争对手陆续出错，刘文泽则逐渐凸显出来了，当然，王位也没那么容易就落在头上，刘旻明里暗里的考验是多方面、全方位的，他本身的素质，以及多年在安西军政要职间的表现，才是最根本的。未必那么地出类拔萃，但也薄有建树，颇有亮点。
端拱二年的时候，刘文泽被刘旻从呼罗珊召回河中了，在此之前，刘文泽已经在呼罗珊担任总督四年了。
呼罗珊总督区，是“五次大战”后刘旻设立的，到端拱二年，所辖城镇不过十余座，民不足二十万，但却直面ysl世界，是安西与伽色尼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年年冲突，月月流血。
而这种情形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也是极为考验人的，刘文泽在任四年，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开疆扩土，但一方面抚治民生，发展经济，一方面在没有河中大力支持的前提上，仍强硬地抗住了来自伽色尼明里暗里的反扑，打退了十余次上千人的袭击，包括三次上万人的进攻。
从呼罗珊卸任，回到河中之后，刘文泽便被刘旻任命为河中府尹、录尚书事，做着最后的考验，到端拱三年，更进一步，加内外禁军都点检以及都督天下军营所，算是彻底奠定了刘文泽嗣君的身份。
到如今，刘旻薨逝，刘文泽顺理成章地接掌了安西最高权力，至少作为王国心脏的河中城、中央政府以及禁军都在其掌控中。
当然，陆续赶回河中奔丧的兄弟们，并不会那么安分，在正式继位之前，不免再生些波澜，但已经掌握实际权柄的刘文泽，只要脑袋不昏，其地位便不会动摇。只不过，对习惯了刘旻统治的安西臣民们来说，刘文泽这个新王，总归不是那么地被人信任
大成殿内，刘文泽默默地跪着，一副深沉内敛的模样，发红的双目现着他的悲伤，一名侍从官匆匆入内，向其耳语一番，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而刘文泽在听取汇报后，也迅速起身，手一摆，说了句“我当亲迎”。没过多久，答案揭晓了，是康王刘晔亲自前来吊唁了。
自疏勒至河中，两千多里的路途，刘晔是不顾年迈之病体，日夜兼程，赶赴而来，满脸的风霜，疲惫的神情，无不诉说着他的辛苦。
没有搭理殿中的安西权贵，刘晔也摆脱侍从的搀扶，缓缓地走到灵前，看了看棺椁，又望着那笼罩在袅袅烟气中的灵位，一双老眼，尽是凄迷之色，哀伤之情，也在不自觉间流露出来了。
接过香烛，刘晔郑重向棺椁拜了拜，上香毕，刘晔又注视灵位良久，方才怅然地低声说道：“六哥，我是向来不服你的，你这般走了，是不想再给弟弟我追赶的机会啊.”
言语间，缕缕老泪不自觉地从刘晔眼眶中溢出
刘晔吊唁之际，殿中所有人都沉默着，不敢侧目，包括刘文泽也是一副恭谨的姿态，刘晔虽然不是他们安西的王，但他的身份，他的成就，两国之间的渊源，都足够让这些安西权贵低眉顺眼。
伫立良久，刘晔方才抬手，用丝绢拭去眼角的泪痕，但那红通通的眼神，依旧让人记忆深刻。偏过头，环视一圈，目光落在刘文泽身上，刘晔声音疲惫而苍老：“你是六哥选定的世子？”
闻问，刘文泽心头一动，当即躬身一礼，谦虚地道：“小侄文泽，见过康王叔。父王以千钧重担付小侄，小侄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你无需故作谦卑，向我啰嗦！”刘晔直接打断刘文泽，盯着他说道：“六哥选你，自有他的道理，只盼你，好生经营国家，勿忘乃父之志！”
说完，便留下有些尴尬的刘文泽，当着众人的面，缓步离开了。冒着凛冬寒雪，奔袭两三千里，只在大成殿上说了这么两句话，然后刘晔便踏上了去洛阳的旅途，那又是一场上万里的辛苦旅途。
同时，刘文泽虽然没被留面子，但刘晔的话，对他的继位，显然是有利的，等于又加了一道“法理”。
世宗篇21 康王绝唱
建隆二年（1019年）夏五月，在经过近半年时间，跨越万里长途之后，康王刘晔终于抵达帝国西京。这一路漫长而辛苦，对年近六旬的刘晔而言，不管是意志还是身体，都是一种考验。
不过，刘晔的意志是经过岁月与世事千锤百炼而成就的，因此道阻且长，但他走得从容，行得放松，精神上也没有什么负担。
就像是沉下心来，完成人生中一场难得的旅途，一路上，他考察着安西军政，巡视自己的王国领地，同时也观察着大汉西北诸道的军政状况，遇到那些他年轻时曾履足、奋斗过的地方，也会停下脚步，追忆往昔，动情之时，甚至老泪纵横。
而从进入高昌道后，一直到关内，每到一大城，刘晔都拒绝当地官府的礼物迎奉，只要求他们把当地的中下层僚吏、行伍、士绅、商贾、百工召集在一起，听他为康国展开的“宣讲”。
过去，安西三国常有使者、官吏，到大汉内地来宣扬政策，传播名声，以招揽人才，但那些下面的牛马走，如何能与堂堂康王亲自开讲延请相比，明显更具权威性以及诱惑力。
即便很多人，都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参加刘晔的宣讲会，但依旧有一部分人为刘晔描述的蓝图所吸引。安西三国，为了从帝国吸引人才人口，已经使用了不少手段，明里暗里，黑的白的，可是煞费苦心。
当然作为康国的王，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刘晔还是得走堂堂正正的路，他重点讲述是康国的“人才（口）安顿计划”。
作为一个驭民百万的王，刘晔也深谙如何打动人，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什么的对西北士民已经不大管用了，因此，刘晔所言所述，都是最实际的东西，重点就着眼于“利益”二字上。
刘晔详细地介绍了康居国所拥有的大片优良水土、草场与特产，城市、人口及贸易，以及王国制定的对汉地人口优越的安置政策。
当然，类似的政策宣讲，此前康国的使者、专吏已经做过，但从刘晔嘴里亲口说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同时，刘晔一点也不绕弯子，甚至不避讳谈及钱与权，甚至对一个汉人入康能够产生的经济效益，都被赤裸裸地明码标价了。
只要是汉人，去了康国，官府会发钱、土地、耕牛、农具，甚至会分配仆（奴）从（隶），前三年一切税收减免，这还是针对普通汉人劳动力的。
至于有学识、文化抑或有特殊技长的，待遇就更加从优，同时，在移民上有突出贡献的，比如能带百人前往康国的就能当营所制下的都头，五百人就能在官府谋个镇长的职位，上千人那就能成为营主，连同仆从人口在内掌管数千人的生计乃至生杀大权。
也不要怕康国没有足够的钱粮、牲畜、工具，在几十年的扩张掠夺中，康居国攫取了大量财货，刨除内部封赏以及正常行政、军事支出，依旧有足够的积累来满足人口安置计划的长期进行。
当然，财富与奴隶都是有上限的，先到先得，后来利短，这是必然的，因此，有志西进者，需要抓紧、从速，否则机会只能让其他人抢了去
刘晔的一番宣讲动员，对于帝国西北的上层权贵抑或底层黔首，诱惑力都不是那么的足，前者在国内已经是人上人，后者所求也不过一个安稳与温饱。
但是，对于处于中间阶层的，包括墨吏、退伍官兵、商贾、工匠等城市小民，还有那些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黑恶势力，却有极大的吸引力。
康国，是为他们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一个阶级跃升的平台。有些事情，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要想实现需要千难万难的努力，但在康国这样的封国，实现的难度却呈指数级降低。何况，哪怕冲着康王人格魅力以及郑重保证，康国也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只要是个人，就没有不想往上爬的，就没有不想着骑到别人头上做人上人的，说不想的，要么他已经实现了，要么就没有能力或者碰不到机会，一旦让他碰到了，再看看其嘴脸如何？
再退一万步，那些虚的都不提，就冲刘晔拿出的一项重磅诚意，就值得一众冒险者蜂拥而去。那就是，康国决定把和州地区的玉石产业拿出来共享，欢迎汉地商贾前去采掘、经营。
玉石，由于其特殊的意义与象征，千百年来，在中国都备受推崇，围绕着玉石，也诞生了一片庞大且覆盖面极其广泛的市场。
尤其在太平时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不论什么阶级，只要薄有资产的，基本都会想办法搞一块玉，做成配饰。
而在大汉帝国，即便从开宝时代算起，整体上也太平了快六十年了，其中又伴随着人口的激增，生产力的提升，商品经济大爆发，社会财富大积累，自然也催发了玉石市场的大繁荣。
这个市场的广阔，几乎是无限的，关键就在于，玉石尤其是优质玉石的原材料资源的匮乏，而过去几十年，帝国最大的玉石产业链的源头在哪里？
毫无疑问，是于阗！乌玉河、白玉河，两条河流，虽然不产黄金，但在于阗权贵的眼中，就是两条流淌着财富的黄金水道，由二河出产的各类玉石，在大汉市场从来都是供不应求的。
但是，这一笔财富，几十年来确一直掌握在于阗国的权贵手中的，外人根本插手不得，通过玉石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满足自己奢华生活的同时，还能养兵、养民。
于阗所拥有的玉石之利，显然也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如今，轮到康国掌握“玉石大盘”了，并且明确表示，愿意将之分享出来，可想而知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了
刘晔一路东来的种种言辞作为，在西北大地掀起的阵阵波澜，自然通过武德司的情报系统，完完整整上呈于皇帝刘文济御案上头。
得悉其事后，刘文济除了赞其处变不惊、从容有度之外，对其苦心孤诣，甚至不惜拉下脸面自卖自夸，以吸引招揽远人，发展康居国的做法，也颇感唏嘘。
其所言所行，似乎已经能够说明其为何冒着逾制乱法、遭遇帝国反噬的风险，去吞并同属藩国的于阗了。他是明明白白地告诉皇帝与朝廷，康国要发展，要立足西域，要维持和巩固汉人的统治。
作为帝王，刘文济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刘晔，然而，他是大汉帝国的皇帝，汉族国度最高的统治者，他必须得站在中央朝廷的立场，站在汉帝国宗藩体系的格局上来考虑问题。
不过，对刘晔于沿途宣讲招揽人口、人才行为，刘文济却没有设阻，这也导致，刘晔入京一行，就为康居国吸引了超过三万的汉族移民，当然这个数据是没有经过官方准确统计的，但效果是很明显的。并且，“康国民”的转化率也不高，因为其中有半数的人都是为了去从事玉石相关生意。
同时，刘文济也按下了朝廷内部，因为刘晔姗姗来迟，而准备的欢（弹）迎（劾）仪（攻）式（讦），就事论事即可，更多的，细想着来，实在没有必要，徒惹人非议罢了。
时隔十数载，刘晔再次踏足大汉帝国京畿，上一次，还是太宗皇帝驾崩之际。需要指出一点，在康宗皇帝驾崩之时，亲自到帝京奔丧吊唁的封国王就已经不多了，安东王刘文渊这种过分积极的人不多。
拿安西三国来讲，当时只有北廷王刘文共亲赴洛阳，但更为主要的目的是看望其父赵王刘昉。至于刘旻、刘晔两兄弟，只是遣有身份、够资格的重臣为使，赶赴西京，代为致哀。
十多年的时间，有多少物是人非，又引发了刘晔多少的唏嘘感慨，就不赘言了。不过，当康王那一副一脸迟暮、形如枯槁的模样落在帝国中枢君臣眼中时，都难免生出恻隐之心，当然，这份恻隐根本上是源于刘晔的身份。
玩政治的往往心脏，但不意味着同情牌、感情牌不能打，这得看时间，分对象。康王刘晔，毕竟是世祖皇帝的儿子，是当今天子的皇叔，年纪既长，面对朝召令，不辞辛苦，万里迢迢，实在是不容易。
晚年这趟辛苦且漫长的旅途，又赶在一个不那么适宜时节出发，跨越冬、春、夏三季，其中仅季节的变化，就足够人受的了。就是正常的青壮年，都未必能扛下如此一段旅途，就更被替老迈且本就有疾的康王了，也就是拉长了赶路的时间，否则刘晔早就客死途中了。
因此，可想而知，刘晔最终是以怎样一副形象出现在帝国君臣面前，即便保持着基本的体面，但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暮气，总是让人戚戚然。
在广政殿中，政事堂里，当着皇帝、众宰、礼部、理藩院等诸多相关部司重臣的面，当刘晔解开衣袍，裸出上身，露出那密密麻麻、大小小的创伤印记与疤痕时，帝国君臣明显被震撼到了。
无法想象的不是创伤什么的，而是这些伤痕会如此密集地出现在刘晔身上，都知道安西三国常年战争，三王更是屡次亲自统军作战，但是作为国王与统帅，总不至于像一般的军汉那般，披坚执锐，厮杀于战场吧
但刘晔身上的伤，已经足够解释一切，战场之上，刀箭无眼，中亚战场上的大小战斗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多少次面临危机，多少次刘晔亲自率队冲杀方扭转战局，这些他自己都数不清楚。
他们这些人，是受到世祖皇帝遣派，是受世祖皇帝钦封，多少生死危局，多少流血牺牲，朝廷若是罔顾这些，不加辨别、不通情理地拿那些冷冰冰的宗藩条文来问他刘晔的罪，那么，莫说刘晔，整个康国，整个安西人心都会不服！
比起这些铁与血印记，尉迟珏的求告则显得更加无助与悲情了，康王当面，这年轻人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就仿佛他才是犯错的那个人一般。
而在于阗故土的事情上，尉迟珏注定只有一个悲情的结果，且不提皇帝与大臣们是什么想法，康王刘晔都还有大招，他提出了一事，世祖在位时，曾与他言：于阗虽曰臣属，其心不纯，他日，你自取之
世祖皇帝究竟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谁也不知道，都无法从起居注中去寻找，因为不是世祖所有话都有记录，但这样的话从刘晔口中传出来，却有其可行性，至少不能完全否决有其事。
当世祖皇帝这座巍巍大山被刘晔搬出来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广政殿的质询都成了笑话，先去证明其言是否真实吧。对这样的结果，即便涵养如皇帝刘文济，在离开之时，脸色都不禁有些难看。
康王刘晔，也再度让人感受到他这个人的“叛逆”，循规蹈矩不是他的风格，出其不意则往往把人陷入尴尬的境地。
而实事求是地说，他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也很犯忌讳的。与世祖皇帝有亲密关系的人可多了去了，在世的也有不少，若每个人都壮着胆子，高举“世祖口谕”来行事、谋利，那天下还不乱了，又置当今天子于何地？
因此，比起康国灭于阗之事本身，刘晔在广政殿上所奉“世祖遗命”，才是更为重大的政治事件。此风，更不可涨！帝国中枢，君臣上下，对此都看得很清楚，尤其是皇帝刘文济，对此格外敏感。
不过，就在刘文济为“世祖口谕”而愤怒难抑，绞尽脑汁考虑压制办法，以消除恶劣影响时，并没有太久，他就发现，他又白费了心机。
康王在回京过程中很高调，但在进京之后，却低调得不像他本人，这一点，主要从他回京后的交际往来体现。准确地讲，几乎没有什么交际，朝廷大臣，公卿权贵，皇室宗亲，除了四哥赵王刘昉之外，他是一个没见，更没有拜访联络，让其代为说项，以彻底达成吞并于阗的目的。
便是过去与康王一脉有所联系的人脉资源，刘晔也没有巩固的意思，别人主动找上门，同样婉拒。除广政殿接受质询之外，刘晔只主动去拜访过刘昉。
刘晔这辈子，大概除了世祖皇帝，就没有能折服他的人，便是武德充沛的四哥刘昉，他打心里，也未必有表现出来的服气。
只不过，如今年纪大了，青壮年时的盛气，总是被岁月时光消磨掉了大部分。再面对赵王四哥时，大概也是刘晔这辈子第一次真正心平气和地同刘昉进行交谈，没有攀比较量，没有功利之心，只叙兄弟情谊、光辉往事。
在刘晔长达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于刘昉还是有重大交集的，尤其是榆林平叛之时，那是刘晔初出茅庐，那时的刘昉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帝国亲王、宗室统帅了。兄弟二人交谈的，当然也离不开战场、军事与兵法，对榆林平叛以及西征经历，是谈得最多的。
对刘晔来说，最值得高兴的，大概是第一次从四哥嘴中，听到盛赞他们在中亚地区开拓进取的成就与荣誉，包括对他个人的认可与赞赏。
不过谈及于阗之事时，刘昉并没有表态。等告别刘昉之时，刘晔显得有些怅惘，因为他发现，即便颐养天年了，这个年近七旬的四哥展现出的风度与器量，也不是他能够比拟的。
对于骄傲如刘晔者，认识到不如人很困难，而承认不如人，哪怕再洒脱，对他的精神都是一种打击，这意味着放弃了内心那股名为“不甘”的坚持。
在拜访完赵王之后，刘晔在京中旧邸又闭足两日，然后备好祭品，再度去拜祭世祖皇帝，只不过，这一回没有去太庙，而是出城北去邙山，在山脚下大哭一场而归。
又两日，刘晔于洛阳康王府与世长辞
而康王之薨，也让皇帝刘文济坐蜡，让朝廷陷入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万里迢迢把人召来，要兴师问罪，结果罪没问道，牵扯出一个“世祖口谕”，人还就在京中没了。
这事，只能说办得太疵了！到了这个地步，再去计较“于阗事件”什么的，也毫无意义了。虽然不是刘文济的做事风格，但此事终究还是以一种虎头蛇尾的方式收场。
康居吞并于阗之事，得到朝廷的金册授命，那是怎么也不可能，但朝廷决定采取默认态度。至于于阗的流亡君臣，则在不久之后，便被理藩院派人，“护送”着前往安西去了。
安西国那边，在刘旻时期，便已经同意划出一块地盘，给于阗君臣栖身，让其复国。只不过，位置由安西那边决定。
安西方面还真就不小气，好地方，呼罗珊，从那里划出三城十镇的地盘。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治下以波斯人居多，隐藏着大量的msl，同时，还是直面伽色尼威胁的前沿地区。
在这里稍微扩展一下，尉迟珏到呼罗珊后，靠着此前的积累、朝廷的部分支持以及“于阗国王”的号召力，在一干追随者辅助下，还是初步将国家给建立起来了，并且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虽然规模不大）以及行政机构（虽然只是草台班子）。
不过紧接着，苦日子就来了，刘旻之死不只对安西国震动剧烈，在ysl世界同样掀起了波澜，来自东方的征服者死了，可谓大快人心。
尤其是伽色尼王朝，在刘旻手上吃足了苦头的马哈茂德，在得知其死讯之后，迅速将目光从印度转移到北方，收复呼罗珊失地则成为了他第一个目标。
于是，呼罗珊再度陷入厮杀与混乱，“于阗”这个小胳膊小腿的，在两大强国的厮斗之中，就像被殃及的池鱼，动乱不断，时刻面对伽色尼军的威胁以及msl教徒的袭击，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在呼罗珊，尉迟珏过了足足三年的“艰难生活”，惨兮兮，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连王位也丢了，被掌握军权的王叔尉迟广林给篡了位。若非忠仆提前通知，怕是连命都丢了。
逃亡河中，求到安西王刘文泽，但彼时的刘文泽，才刚刚把几个挑战王权的兄弟给彻底打压下去，收权安内，紧跟着就要应对来自伽色尼的威胁，哪有心思顾及一个尉迟珏。
同时，尉迟广林也很有先见之明地遣使上告，表明追随河中王廷、抗击伽色尼的决心，并把嫡子送到河中为质。于是，尉迟珏请河中王廷做主的意图落了空，唯一庆幸的是，刘文泽还讲点体面，没有如尉迟广林所请那般，把尉迟珏送回“于阗”，而放他东去。
兜兜转转，最终，尉迟珏又回到了洛阳，最后还是靠着皇帝刘文济恤他可怜赏赐的俸禄，度过“寓公”余生，虽然平淡，但至少安稳
说回到建隆二年夏，几乎捏着鼻子处置了“于阗事件”，皇帝刘文济还得顾虑“杀叔”的恶名再度落到自己头上，即便做了预防处置，但还是出现了类似的流言，范围并不广，然人心之猜测总是很难阻止的。
平心而论，康王刘晔之死，倒也将“世祖口谕”对刘文济造成的影响给消除了不少，人一死，比任何补救的手段、措施都要有效。
只不过，刘文济的名声，就不要想着完美无瑕了.当然，这也是有为之君必然要经历的。
同时，“于阗事件”也是刘文济继位以来，遭遇的一大政治挫折，不只没有达成自己想要的效果，反而在海内外封国之中造成了不小的恶劣影响，中枢与封国的离心趋势，明显加剧了。
但是，这又何尝不是刘文济想要实现的改革呢？只不过，他想要的，是离而不散，清楚来往，各自安好，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沟通机制，也由于康王薨于洛阳，刘文济又不得不再推后这一进程
世宗篇22 建隆三年
建隆三年（1020年），夏，结束了生平第一次出巡的皇帝刘文济，驻幸东京开封，这也是时隔十余年之久，大汉帝国的天子再度驾临此城。
长期以来，大汉一直在施行“两京并重，诸都作陪”的京邑制度，然“两京并重”的原则，实际上在开宝后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些被打破了。
一方面，符皇后崩于东京，对世祖皇帝来说开封是个伤心地，再加晚年的怠堕，基本不再履足。到了雍熙时代，十四年间，太宗皇帝所有的心思与精力，都是在国家的治理、制度的完善、弊端的匡正上，开封倒也去过一次，但仅此而已。
至于平康时期，康宗皇帝同样也在东京待过一段时间，不过在康宗看来，开封有的，洛阳都有，同时开封的宫室不如紫微城雄伟壮丽，行猎嬉戏的宫苑更不如洛阳西苑那般广阔丰富，同时又受制于一干雍熙辅臣，对东京自然提不起什么兴趣。等康宗亲政掌权了，心野的他就不是区区东京就能满足的了，南下北上才是他的选择......
等刘文济继位，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巩固地位、重塑皇权上，进入建隆时代，随着刘文济逐渐发出属于他的时代强音，他也终于得暇将目光投向西京之外，东京方才进入到他的视野。
就像宫廷里的妃嫔，少了皇帝的临幸，就意味着失宠，就代表宫内地位、权势的下滑。虽然不可完全同日而语，但类似的道理，还是可以用在两京地位上。至少在过去的近三十年，在很多人心目中，西京洛阳才是帝国最明正言顺的帝都，因为皇帝以及中枢朝廷在那里，大家也习惯于这一点。
但是这些人，显然并不包括开封，在东京士民心目中，他们才是天下的中心，是帝国崛起、平定天下、攘破四夷最为倚仗的力量。当开封为世祖皇帝赫赫功业提供支持时，你洛阳还只空有一个“古都”的名号，萧条残破。
当然，开封也有其骄傲的底气。政治上，地位虽有所滑落，但它依旧是帝国京邑，名正言顺的帝都，“东京”的名与实，谁也剥夺不掉。
人口上，开封是大汉帝国唯二破百万的城池。过去的几十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大汉帝国自南及北，不断冒出大型城市，到建隆时代，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比比皆是，甚至不乏突破五十万的，比如扬州、金陵、成都、广州、杭州、大名府、幽州者，但距离百万大关，仍旧遥远。
人口规模，从来都是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开封特殊的地方在于，当朝廷中枢机构、各大职司常驻洛阳时，它依旧保持着超过百万的人口。实事求是地讲，若是朝廷哪一天回迁开封，不需太长，只要有个三五年，以洛阳城的条件，绝对无法维持住“百万城市”的地位，这也是东西两京之间的差距所在。
经济上，就更无需多提，到了建隆三年，东京城依旧是大汉帝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经济实力全国第一，其经济地位无可动摇。居天下之中，集水陆之要，聚四方财货，这是东京无可比拟的优势。
过去的几十年，南方经济在帝国经济版图上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尤其是东南地区，更是肉眼可见地盖过中原、河北了。但发展得再好，其财货最终都还要老老实实、源源不断地输送中枢，帝国花费巨大代价修建江淮水利、开拓南北河运，目的也在于此。
而每年由东南输往北方的盐茶粮布，那是一笔极其庞大的物资，并且这些物资，大多是经由东京转运，最终上达洛阳以及分拨到其余北方道府州县。仅这一项，对东京经济的促进，就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同时，结合了海陆优势，并且在海外贸易风潮下加速了城市发展的南方沿海大城，其潜力固然巨大，但政治上的劣势是很难弥补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京在帝国的经济地
位，都是很难被动摇的。
另一方面，从太宗时期开始，洛阳就有缺粮的苗头了，每年也都需要从开封协调50-100万石各类粮米，以平抑物价，满足西京所需。
就此一点，洛阳在面对开封时，就没办法过于傲慢。同时，来自东京的一些***的声音，也通过各种渠道上达天听，希望朝廷能够迁回肇业奠基的旧都，洛阳养不起朝廷，但开封可以。
此番，銮驾入驻开封，甚至被一些荣誉感爆棚的东京士民视为对洛阳的胜利，乃至于，已经有人策动着联合请命，让皇帝常驻东京了......
当然，于皇帝刘文济而言，可没有再大迁朝廷的念头，实在是不需要，暂时也没必要。同时，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动辄劳民伤财，刘文济也不是世祖皇帝，对这些决策只消一句话就能成行，他需要顾忌的地方太多了，比太宗皇帝还要多。
本次南巡归来，临幸东京，这是在出巡前就计划好的。刘文济做此决定，一方面是看重开封对洛阳巨大且重要的补充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东京上下人心。
朝廷内部的大小派别，可谓形形***，五花八门，其中在都畿何处也分了两派，并且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西京派自是支持众多、实力雄厚，东京派也同样不遑多让、盘根错节，毕竟，他们才是大汉早期统治帝国的人，对于这些，刘文济也不敢小视，予以一定的安抚也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京都的选择，开封纵有千般好，但就一点缺陷，便足以让皇帝在非必要的前提下放弃。开封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不具备作为京城最该具备的“形胜”属性。
而随着承平时光日久，开封城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和平城市、盛世大都，如果从军事上来说，除了驻扎拱卫其安全治安的那些禁军、巡检、差役之外，开封并无军事安全可言。
再者黄、汴流域，时不时便有洪水泛滥，即便在二河整治、堤坝修筑上，朝廷已经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但受时代与技术的限制，只是尽其力罢了，黄患依旧是悬在中原、两河官民头上的一把刀，由于地形地势的关系，开封比洛阳面临的威胁还要大。前者，滑州河决，官民损失重大，在刘文济的计划中，此番也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抚慰民生的。
刘文济的这次南巡，始于建隆二年秋，随着皇权的巩固，政局的稳定，大汉帝国又迎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黄金发展时期。
许多昌隆之象，都是肉眼可见，甚至已经拿得出一些数据进行佐证。比如，帝国在建隆元年全年的各项税收，综合折合铜钱已计9150万贯，说不准未来的哪一年，就和人口一般破亿去了。
在这九千多万贯的税入中，金银铜币钱已经超过一半了，各类粮谷绢帛实物依旧是重要税收载体，随着币钱比例的提高，甚至引发了许多保守官僚的担忧，毕竟比起金银铜钱，还是实实在在的谷物绢帛，更能安人心，同时，各地官仓、义仓都需要填补，朝廷行政在实物的调用上需求同样很高。
同时，商税比例也在进一提升，除了占据大头的城镇市税外，江海陆诸口岸关税的税额，已是显着提高。仅五大海关，当年税入便高达八百万贯，当然这是建立在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基础上，刘姓封国以及各大贵族在海外几十年拓殖发展成果已经开始真正兑现。
到了建隆时代，大汉国对外贸易，除了高丽、日本这种传统往来贸易伙伴之外，主要就是环绕于帝国周边的刘氏封国了。当然，与天竺、大食地区的贸易依旧在持续，但规模却在日益萎缩，尤其是后者。
原因是多方面的，汉文明与ysl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便“陆上玩命搏杀、海上热情贸易”这种事情的的确确发生着，但政治、宗教、文化方面的限制也
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南洋那些掌握着东西进出航道的封国们，从事实上在帝国与西方贸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道阻隔，他们虽然没有阻止西方的商人、商船到帝国本土去进行贸易，但也有很大部分阿拉伯商船，在南洋完成交易，获得所需商品之后，就即行返航了......
不得不提一嘴的是，由于大食地区战争频繁，再兼ysl文明的阻隔，严重影响到了汉人与欧洲人的贸易，从这一时期开始，两个地区都萌发了探索新航道、新商路的想法。
在野蛮扩张的南洋，甚至有些贵族与商人提出，该派军登陆阿拉伯，配合安西三国，把那阿拔斯帝国给灭了，把ysl世界给掀翻，彻底打通贸易商途，这样才更有利将大汉的丝绸、瓷器、茶叶、棉布行销世界......
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也只是一种声音罢了，一种在南洋拓殖运动过程中被激发出的贪婪的扩张欲望。想要付诸行动，还有很多现实难关与条件，但是，南金洲“南梁国”（梁孝王刘晓一脉，因其生前无后，由鲁王刘暧子过继承袭）的一些海商，已经在组织船队，打算沿着非洲大陆继续向南探索。
......
虽然帝国内部上下，依旧有许多问题存在，但从整体上，依旧呈现出一个“昌隆盛世”的气象，就和当年太宗在位时期那般，进入建隆二年后，朝中就已经有人高喊“建隆盛世”了，说的就是宣慰使王增。
但对此事，刘文济可不敢堂而皇之地承认，理所应当地接受，盛世哪里是那么容易打造的，至少，整饬国政过程中碰到的那些困难与阻力，让刘文济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
同时，亲历了整个雍熙时代的刘文济，可太清楚太宗时期的政风民情是怎样一种情况了，比之雍熙朝，他的建隆朝可还差得远。
别的不提，就太宗时期的优良政风，至今犹未得到倡正。拿吏治中的反腐肃贪来说，规矩依旧是那套沿袭至太宗的规矩，监察执法上也给予了强力支持，但贪腐之风，依旧不绝，此起彼伏。
天下的贪官墨吏们就像是在和刘文济打游击，没抓现行前，都是忠臣良吏，一旦揪出来，都是藏污纳垢。有些人，甚至连装都不想装一下，几乎是明明白白告诉刘文济：当官，可以；廉洁，不行。
至于节俭方面，也是如此，刘文济在紫微城中大幅削减宫廷用度，把康宗时期增加的宫人内侍规模压缩，将一应奢玩之物废弃......
皇帝在宫廷内过着“普通”日子，宫外的权贵们，却大多奢靡依旧，攀比依旧，完全没有太宗时期的觉悟。说到底，还对当今天子缺乏最真诚的尊重，尤其是那些功臣老贵之家，让你当皇帝也就罢了，还能管大伙怎么吃喝拉撒？
也就是在刘文济把平阳公主驸马朱骍处置后，那些人方才收敛了一些。平阳公主刘霏，太宗嫡女，驸马朱骍于建隆元年因为奢侈无度、治家昏乱、逾制乱法，被刘文济流放燕山北道十年。
这显然是只鸡，但让刘文济糟心的是，此事过后，就有传言说，皇帝是为了持续打击慕容皇太后。到了建隆时期，基本幽居慈明殿的慕容太后，已是孤身一人，在朝慕容家族也多受排挤，一些老贵对此，多心生怜悯。而皇帝连自家姊妹，连慕容太后唯一的亲人平阳公主都不放过，何谈仁德孝义？
因此，帝国状况在不断改善，国家发展在持续向好，但皇帝刘文济面临的各种压力与烦忧，也在不断积累。刘文济选择在建隆二年出巡，其目的除了观察政情，检查整顿成果之外，也有外出散心的意思在里边。
还是那一套，吸取康宗之教训，追效太宗之遗风，出巡规模很小，整个行营所有人员加起来也不足三千，其中大部分还是随驾禁军卫士。其余人
员，除了少部分内侍之外，都是从中枢各部司衙门抽调的能臣干吏，至于宰相，则由王钦若、丁谓二人随行。
丁谓，时任都察使，财政使向敏中当年因病致仕，导致政事堂人员发生重大变化，一番角力之后，时任湖南布政使的丁谓被迅速上调京中，拜相，任都察使。
至于出巡目的地，选择东南地区，也是可以理解的，那里是帝国高速发展的经济重心、财税重地，更为最重要的是，刘文济潜龙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待在上海、金陵，对他个人而言，具备特殊感情，是积累政治资本的地方，意义重大，也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