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宗篇9 平康时代
“辅政时代”磕磕绊绊，难得消停地度过了三年，到平康四年春二月，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再度爆发在大汉帝国权力中枢，斗争双方主要为皇帝刘文澎以及鲁王刘暧，冲突围绕着折（太皇）太妃的丧礼而展开。
折太妃，这个几乎陪伴了世祖皇帝一生，又见证了辉煌繁荣的太宗时代，在个人道德与节操上无可指摘的一代奇女子，在人生的第七十八个年头，终于走到尽头，薨于洛阳福庆宫。
折太妃一代贤妃，这是毋庸置疑的，连世祖皇帝都深为敬重，名声也早已传遍内外。而即便那些过眼云烟般的名声与尊望，就冲她赵、鲁二王生母的身份，就可知她在大汉帝国的地位了。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祖皇帝在政治上的痕迹越来越浅，但他被当世之人越来越“神圣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作为世祖驾崩前最信重的后妃之一，折太妃的薨逝对朝廷造成重大影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骄矜如慕容太后，也不敢在折太妃后事上逞骄耍横，否则赵、鲁二王，以及南洋的齐、梁二脉，都不会答应，就这四王形成的威慑，每人敢轻易去挑战。
跳脱如皇帝刘文澎，也极其严肃地对待，降诏废朝七日，灵前也得大礼拜祭，并且让大臣议身后尊荣，也正是在身后名的问题上，皇帝与鲁王起了矛盾。
作为折太妃之子，刘暧对母亲带有极高的崇敬心理，自然想在后事上给予母亲最高尊荣，而再没有追封皇后，以后之礼下葬，更为尊崇的待遇了。
并且，刘暧坚定地认为，自己母亲值得上一尊后位。要知道，当年高贵妃薨逝时，世祖皇帝都追封为后，而高、折二妃可是同级别的存在，可以做肯定推论的是，倘若折妃薨于世祖时代，也必然以“后礼”处置后事。
何况，高贵妃还是个再嫁之身，而折妃出身清白，生儿育女，侍候世祖，在地位与待遇上怎能比高贵妃差。（基于此等含义的言论传到南边的临海国后，临海王刘文海大骂刘暧等人，并且在后来上表严词反对给折太妃上皇后尊号事宜。）
当然了，鲁王推动此事，除了出于给母亲正位的孝心之外，不可避免地抱有政治目的。至少，折太妃若变成“折皇后”，作为她的儿子，刘暧这个“摄政王”身上就能再添一道光环，与“亲王+辅相”结合起来，把持朝政也更能让人信服。
鲁王要推，那皇帝自然要阻！过去的一年多，刘文澎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收回权力，但一直饱受掣肘，并且随着公卿大臣对他这个皇帝看的越来越清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反而加强了。
而比起他那娘亲慕容太后，刘文澎的手段也并不能高明到哪里去，喜怒好恶形于色，直来直去的性格与作风，也让满朝公卿极难适应。像“倒吕事件”那样的机会，可不是那么容易就遇到的，因此更多时候，刘文澎只能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拉锯。
平心而论，刘文澎对于折太妃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考虑到她的出身与经历，若在寻常时候，追封上尊号也没什么。但与朝中局势结合起来，考虑到帝国皇权与臣权之间的斗争，那就不能顾及脸面乃至孝道了。
刘文澎正愁没法把鲁王刘暧赶下台，刘暧又出这么一招，而刘文澎也能看到“太妃追尊”可能给他带来的威胁，怎会允许，自然只有坚决反对、反击。
于是，鲁王刘暧上奏，皇帝刘文澎诏议此事。而这一议，便是大议，同时这种带有明显政治斗争色彩的议论，往往是议不出什么统一结果的，关键在于双方实力、势力的比拼，最终的结果也往往以实力强弱论成败。
而事实证明，在当前大汉帝国体制下，在世祖、太宗两代帝王精心构建的那套体系依旧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即便一个不那么善于发挥的皇帝，若是坚定用力，也能掀起无边巨浪，吞噬前行路上的对手。
鲁王刘暧，终究不是那种真正权倾朝野的权臣，“太宗遗命”到了平康四年，效力也大打折扣，而对众辅臣把持朝政不满的人与声音也更加大了，几乎沸腾。毕竟，期盼着“一朝天子一朝臣”，寻求进步升迁的人，是一抓一大把。
而刘文澎，即便再肆意任性，那也是皇帝，名正言顺，根正苗红的大汉皇帝。
于是，在大议之初，有鲁王、折氏家族发力已，及相关人等讨好逢迎，积极参与，支持请命的人很多，声势闹得很大。
然而，等一个个坐观局势的人纷纷下场，投机份子卖力摇旗呐喊，反对声也慢慢高涨起来。
至少，在追封折太妃的事情上，刘暧能够借助的力量是有个上限的，而皇帝这边，支持者的力量却几乎是无限叠加。到最后，朝廷内部，除了鲁王一系的人还在苦苦坚持之外，余者尽是反对之音，甚至于连折氏家族眼见事情不妙，都偃旗息鼓了。
如果说一开始，双方还算就事论事，引经据典，围绕着帝国礼制而展开辩论。那么发展到后面，就变成了人身攻击，翻旧账，扯烂事，朝廷的空气立刻就变得污浊起来。
事情的性质，也随着影响波及范围的广泛，超越了“太妃追封”本身，彻底变成皇权与相权，“辅臣派”与“帝党”之间的正面冲突。
当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情况出现之后，鲁王的“事败”也就随之发生。朝廷上下，那些拥护皇帝的人，未必从心里敬服他，但是，站在皇帝这一边，显然是风险更小的选择。而人趋利避害之本性，也会促使他们去追逐胜利者。
何况，朝廷内部的形势本就复杂，形形色色的势力交织在一起，利益诉求也各有不同。有愚忠皇帝者，有一心为国者，有有识之士，同样还有幸进之徒，而想要求得快速升拔，显然侍候刘文澎这么一个年轻帝王要更容易些。
事实上，刘文澎这样一个任性皇帝待在至尊之位上，有人感到担忧，但同样有人感到窃喜，毕竟，只需要讨得欢心，就能得到荣华富贵，这难道不比伺候一个勤勉英明的帝王，与那些老成谋国辅臣，要来得更加容易？
于是乎，鲁王刘暧在平康四年的这场“追尊大议”中倒了台，这场皇权与臣权的斗争，还是以皇权的胜利告终。
刘暧这回是彻底失势，在“折太妃”下葬陪陵之后，便被迫使离朝出海，前往南海岛（菲律宾群岛）封国去就国了。伴随着的，是一大波“鲁王派”被黜落，这倒一定程度让刘暧在就国初期没有人才短缺的烦恼。
而随着刘暧的就国，维系了三年多的辅政格局彻底宣告崩溃，雍熙辅臣，向德明、李继隆那是属于掌控军令、军政的勋贵派，如非必要，是基本不参与朝政斗争的，这也是不管中枢如何斗争，帝国都没有乱起来的原因之一。
而剩下的，如张齐贤、李沆者，虽然依旧是朝廷重臣、士林领袖，但是已彻底压服众多势力派系。说到底，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在大汉帝国的统治阶层并不占据核心地位，而此前能处高位、掌握大权，更多是因为世祖、太宗二帝需要用他们平衡朝局，并对帝国那庞大的勋贵及军功地主阶级进行了一定的压制。
一个个辅臣的失势、倒台、离开，太宗皇帝驾崩前设置的帝国中枢权力平衡被彻底打破，代表着属于刘文澎的皇权的复苏，伴随着的，帝国功臣勋贵之家权势的逐步攀升。
毕竟，刘文澎掌权，对于帝国上下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压制力与约束力实际上是大幅下降的。
当然了，刘文澎是看不到这些的，他还沉浸在正面击败刘暧这个皇叔的喜悦中，为此，他还大封了一波“功臣”。
比如在大议中坚定支持皇帝的秘书监王钦若，便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事实上承担起鲁王刘暧此前的权责，可谓一步登天。盐铁使董俨，晋为财政副使，其余诸如刘规、王约、林特、陈象舆等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功臣”，也都得到封赏。
比起他爹，在这些事情方面，刘文澎可要大方多了。帝党崛起之势，自此不可阻挡，大汉帝国也真正进入到属于平康皇帝的时代。
只不过，在志得意满地行事皇帝大权的同时，种种矛盾也在潜然滋生发展。年轻皇帝的权威得到了重新树立，但帝国政令却不似从前那般统一，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多有混乱，如此咄咄怪事，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
问题出在哪里，显然在皇帝。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赵王刘昉，若说对折太妃之心最为纯粹的，毫无疑问是他了。
而因为此事，刘昉也头一次对皇帝产生了不满。他并不在意太妃能否追封皇后，但他对刘文澎把政治斗争手段运用到此事上，让太妃死后也不得安宁，还需面对满朝的议论，刘昉极其不满的。
嘴上不说，但心头是十分恼怒的。同样的情绪，也针对鲁王刘暧这个亲兄弟，这也是从头到尾，刘昉都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言论，出手任何动作的原因。
大抵是心虚的原因，时候刘文澎倒是想起了刘昉这个四叔，还亲自到邙山“诚庐”看望刘昉，并就此事进行道歉，诉说他的无奈。只不过，垂垂老矣的赵王刘昉，耳不聪，目不明，反应迟钝，让刘文澎郁闷而归。
平康四年秋八月，随着尚书令张齐贤被罢免，大汉帝国也真正迎来属于皇帝刘文澎的时代。
康宗篇10 老臣迟暮
PS：本章水。
平康四年秋九月朔，延禧驿外的官道边，前尚书令张齐贤即将踏上离京的旅途。
暮霭沉沉，秦天寥阔，瑟瑟秋风当面，雪白的须发肆意飘动。胡音阵阵，马鸣萧萧，西京大驿的繁荣气象，也难以带走张齐贤老脸上的丝丝凄迷。
已是六八高龄的老人，本不该如此失意，但望着前方的失意之途，蓦然发现，自己并非世事洞察，心中仍旧涌现出无限的唏嘘与怅惘。
张齐贤被罢相的原因很简单，以中秋御宴上，醉酒失仪，险些冒犯圣躬，先是罚其闭门自省，没几日便夺其尚书令职。
当然，这是表面呈现出的东西，根本原因，还在于皇帝刘文澎对朝政影响的加强，并且加大了对张齐贤为代表的这些“钦命辅臣”的排挤与打压。
而比起鲁王之黜落出京就国，张齐贤的罢相就没有经历太激烈的对抗与斗争了，甚至显得水到渠成，同时，这其中也未必没有张齐贤主动求退的意思。
一方面，张齐贤本人已然年老，说是风烛残年也不为过，精力不济是必然的，面对朝野内外纷繁复杂的政务与人心已然力不从心，又如何再抵挡来自皇帝的针对？
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在于，张老相公心疲了。辅政的这近四年时间里，张齐贤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实则只做了一件事，那便是延续太宗皇帝的“雍熙之政”，在朝廷内部此起彼伏的各种争端之中，他所有的决策与行动，都是站在这一基本立场上的。
相比于李沆、吕蒙正等人还有一些更为高远的政治理想抱负，张齐贤更像是“雍熙之政”的最后一个守望者，悉心维持，苦苦支撑，因此，过去的四年，是完全可以称之为“后雍熙时代”的。
但到如今，那种局面显然是维持不下去了，皇帝是平康皇帝，却要让帝国自上而下都保持雍熙时代的风貌，这不只是在为难皇帝，也是在为难自己以及其他统治阶级，也不现实，更不符合“客观规律”。
当内心仅剩的坚持都行将破灭之际，再让张齐贤占据首相之位，别说皇帝受不了，就是张齐贤自己都没有继续逗留的心了。而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朝阙，固然有些伤及颜面，却也未必不是个好的结局。
何况，与鲁王刘暧不同，刘文澎还是给了他基本的体面，让他以司空衔致仕，同时于张齐贤故乡曹州敕建一座曹阳伯府，作为他今后养老之所。（张齐贤于雍熙十四年，被太宗皇帝赐爵一等曹阳伯）
不管如何，张齐贤的收场，要多了那么一丝仁德，皇帝刘文澎也头一次没有由着性子来，出人意料地给了帝国首相的一份尊重。
不过，致仕后的张齐贤并没有第一时间东归曹州休养，而是选择西行，原因有二。一是其次子张宗诲在延州当知州，虽然在弹压地方、平复骚乱上很有手腕，任上也有不少业绩，但此前也屡屡传出一些扰民行为以及个人作风问题，这让一世英明的张齐贤脸上无光，想亲眼去看看。
其二则是张齐贤打算对大西北再进行一次考察，如今脱离了相位的限制，得到空暇，他要对此前治政过程中忽视的一些问题进行一番总结。
对于大西北，从世祖皇帝起，就一向格外重视，深以为虑，毕竟曾经失落于中国两百年，在饱受吐蕃、回鹘等蛮邦夷国的侵蚀后，汉家文明想要恢复文明、重新扎根不难，但要清除那些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一些隐藏于汉化的之下，表面顺汉，实则反汉的一些问题，风俗问题，民族问题，以及宗教问题。
往前倒推四十年，即便抛开西征带来的影响，西北都是大汉帝国最不安稳的地方，也是朝廷重点经营巩固的区域，从世祖到太宗，乃至现如今，都是如此。朝廷在西北投入的资源，耗费的国力，也要超过漠南、辽东、西南诸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西北也崛起了不少能臣干吏，不管发生了多少乱子，又被朝廷折腾得多厉害，又进行了怎样的清洗，“西北系”的勋贵、官僚都是帝国凝聚力最强的一个派系，在大汉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永远不缺乏他们活跃的身影。
同时，西北系或许也是帝国最开放、最不排外的一个派系，因为众多勋贵、官僚本身就属于“外来者”，而过去几十年，西北的政治领袖们，如卢多逊、王祐、王明等，无一不是出身外地道州。
几十年来，自道司以下，有太多外地豪杰俊才，在经过大西北的艰苦磨砺之后，脱胎换骨，成为帝国的栋梁与榱桷。
而张齐贤，恰恰就是西北系出身，二十多年前拯治榆林的经历，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宝贵的一份资源。在朝，张齐贤或许难以压制住众多的势力，但在西北派系，至少在西北的文官系统内，他也是一方扛旗大佬。
并且，自榆林之乱以来，更准确得讲应该是朝廷全面停罢西征大政，整饬弊政，改革民生以来，西北又有差不多二十年没有出现过大乱子了。
对此，张齐贤既欣喜，又不免心存隐忧，他可太了解西北地区的特殊性了，作为帝国民族成分、风俗情况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天然就存在动荡与骚乱的因子。
脱离了西北多年的张齐贤，也不得不居安而思危，尤其在皇帝刘文澎不大让人放心的情况下。
如此，便促成了他晚年的这次西行，他入仕四十余年，为国为民，辛苦了一辈子，早就习惯了，真让他晚年默默垂老，直至离世，那也是做不到的。
而张齐贤在晚年的这次西行经历，最后被他写成了一本书：《饶阳公西游记》。
从后世来看，这不仅是一份考察旅游记录，更是一本政治见闻，涉及到整个西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生的描述，其中还夹杂着大量张齐贤在治国方面的经验与思考，极大地呈现了张齐贤在雍熙时期尤其是雍熙后期对大汉帝国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大影响，从中也反应出大量“开宝盛世”与“雍熙之治”的情况，对史学家们研究“开雍盛世”极有价值
回到延禧驿外，陪同张齐贤西行的，只有僮仆护卫五六名，以及小儿子张宗信，而前来给他送行的，只有两人，财政使李沆与左副都御史鲁宗道。当然，作为前首相，还不至于如此凄凉，只不过张齐贤走得突然，刻意避免。
财政使李沆就不用多说了，鲁宗道乃是朝中有名的谏臣，素有“小王禹偁”的名声，因为直言敢谏，明法严律，得罪了不少人，张齐贤算是其恩师，在朝中也多有维护。
“太初兄，老朽当了这个逃兵，愧对先帝，汗颜无地，朝中之事，今后就多仰仗兄了，望小心行事，善加珍重！”收起老脸上的凄迷之色，张齐贤向同样须发灰白、一身常服的李沆拱手一拜，郑重说道。
李沆还是那副儒雅的风度，即便白发苍苍，依旧泰然自若，不动如山。感受到张齐贤那复杂的心绪，拱手回礼，分外从容地应道：“师亮兄言重了！我亦饱受世祖、太宗两代先帝隆恩，此志不改，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此而已”
“太初兄器量恢弘，我不如也！”听其言，张齐贤惭愧一笑。
言罢，又扭头看着即便送行也表情刻板的鲁宗道，略作思忖，抬指道：“贯之，你刚正敢言，嫉恶少容，朝廷需要你这样的忠直之士，就是缺乏一些变通。只盼你日后遇事，能多些机变，如此方可长久！”
面对张齐贤的告诫，鲁宗道的表情松弛了些，爽朗一笑，话还是那般直：“相公当知，鲁宗道进谏，不莠言，不欺君，事事以公，务实求正。若事谏言之虚名，抑或惧不敢言，做那昏昏之徒，不若辞官，回乡教书。
何况，天子不如祖宗之英明神武，正需忠言善谏规劝，若我等臣子不发声，岂不让小人得逞？”
鲁宗道显然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人，见他那一副慨然，满脸正色，张齐贤也不好再叮嘱他的为政处世哲学了，强行教诲，或许还会伤及师生之谊。
“珍重！”
最终，以一声饱含深情的道别，结束了这场静悄悄的送行。三人都是饱学之士，但一没折柳，二没吟诗，张齐贤就这么走了，离开他待了近二十年的京畿。
不过，在登上车辕时，张齐贤仍不禁回望，视线极处，西京雄壮，乾元高耸，即将远离之际，老相公心头实则依旧惦念着庙堂，挂怀着皇帝，同时，迷离的目光中，也包含着一丝对帝国未来的隐忧。
对皇帝刘文澎，张齐贤显然是不那么放心，就更别提“信心”二字了。但不管如何，脱离了那个位置，他能对大汉帝国施加的影响力，也就微乎其微了。
只能默默地祈祷，皇帝在亲政之后，能够有所改变，少些折腾，不要败坏了世祖、太宗两代帝王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
康宗篇11 共治时代
至于皇帝刘文澎能否有所改变，这是必然的，毕竟亲政掌权了，也终于可以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了。
不过，在此之前，刘文澎需要找个人来接任尚书令的职位，这可让刘文澎好生伤了一阵神。
依刘文澎的性子，本想着干脆把尚书令之职给废了，因为他发现大汉帝国“首相”地权力，对他这个皇帝的钳制能力有点大。
当然了，这种想法也仅仅是想法，想想就得了，刘文澎还真就不敢废相这样的大动作。这可涉及到“祖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可比打压、排挤宰辅要严重得多。
一个宰相倒台了，总有人续上，大伙还得感谢皇帝给机会，若是直接把饭碗砸了，那就别怪臣下们奉祖宗之法力争了。
大汉帝国的事，到了第四代皇帝，显然已不是皇帝一人说了就算的了。刘文澎能亲政掌权，只能证明他在帝国权力的掌握上占据了主动，比之太宗尚且天差地别，就更别提世祖了。
即便不讨论这些，帝国的宰相制度，最早延续自世祖，而尚书令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核心地位，则早在赵普二度拜相之时就彻底确定下来了，其中同样贯彻有世祖意志。
世祖定下的东西，太宗都不敢轻改，何况你一个刘文澎？别看太宗皇帝在位十四年时间进行了诸多改革，也就导致，比起开宝时期，雍熙时代帝国上下风貌发生许多显而易见的改变。
但事实上，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只是对世祖之政、之制的匡正与完善，改动的地方不少，但强化的地方更多，万变，而不离其宗，帝国最基础的东西，还是世祖的那一套，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就是继往开来的事情。
而延续贯之了几十年的东西，可不是刘文澎这么一个登基不过四年的青年皇帝能够轻易改变的。
平心而论，对皇帝刘文澎来说，赶走刘暧、张齐贤、吕蒙正等宰辅，甚至把所有雍熙辅臣一个不剩都排斥出中枢，都不算什么太难的事情。
真正难的，是真正、彻底地掌握这个帝国、掌握这套成熟社会管理体制，是摆平那些看不到的冲突与角力，倘若做到了这些，那么刘文澎才有资格去触碰制度、规则之类根本的东西。
世祖皇帝构造的这一整套帝国体制，在其内，皇帝理论上可以拥有无限的权力，但这份权力，偏偏就不包括对“祖制”的修改。
太宗皇帝能够稍微触动，那是三十多年太子，以及秉政多年积攒下的雄厚实力与巨大威望做支撑，即便如此，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明面上还要高举高唱“皇汉宗法”的旗帜与口号。
太宗尚且如此，就别提刘文澎了。没有世祖、太宗的权威，却要行其大权，必然是会出问题的。若是敢改宗法，尤其是涉及权贵根本利益的宗法，那么可以想见的，会有一大波人高举祖宗成法来与皇帝斗上一斗。
一旦形成那样的局面，刘文澎能够借用的力量就不多了，那些此前站在他这一边的勋贵、重臣，或许都将成为他的反对者，即便是那些幸进的“帝党”也未必不会心存疑虑，毕竟这样的人，在见机识相上，可远比一般人更加敏锐聪明。
初掌大权的刘文澎，自然是春风得意，不可一世。不过，他或许看不清楚其中的门道与要害，但他身边的人可不都是蠢的，比如三朝老奴、少府刘规，以及新晋的中书侍郎、宰臣王钦若，在皇帝表露出废相意图之后，都是神色惊变，极力劝阻，陈说厉害。
尤其是王钦若，虽然他从内心里他是很支持废除尚书令的“首相”职权，毕竟他这个新晋宰相资历薄弱，在政事堂甚至很难站住脚，那样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不过，要谋长远的王钦若，显然不敢给皇帝出犯众怒的主意。
而除了刘规与王钦若，就连皇城使王约、武德使林特也都向刘文澎提出劝阻抑或警醒的意见。
眼瞧着身边的这些亲信或者“功臣”都提出相对一致的看法，青年皇帝刘文澎也不由泛起嘀咕了。当然，刘文澎的任性若是发作起来，也不是这些人劝得住的。
真让阻止刘文澎“起飞”的，还是世祖、太宗这两座大山，祖宗成法的在当前这个时代的威力是很难为不通其理的人所理解的，那一项项赋予了世祖意志的条文规矩，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约束，包括皇帝。
这也是帝国诸统治阶级们对皇帝最有效的一项限制，上上下下，如何能不高擎这么大旗，拼命维护。
而刘文澎，毕竟还是赶上了世祖晚年的那段时间，虽然短暂，那也是真正亲近地见识过余晖下的世祖，是何等的威严或者说恐怖，又打小成长在太宗的“阴影”下。
或许对天地师长，刘文澎都没那么地敬重，唯独对两代先帝，常怀一颗敬畏之心。
改不了制，最终还是得按规矩来。一个都察使，都能引得满朝云动，各派相争，何况是尚书令这个帝国首相的位置。
朝廷内部更是争得头破血流，基本各大派系都下场了，很多刘文澎甚至没多少印象的人都被举荐到他面前，比如河东转运使柴宗诲，这是英国公柴荣的幼子；关内道布政使高处让，这是安国公高怀德三子；西南巡检使赵昱，这是已故陕国公赵延进次子无一不是开国元勋、功臣勋贵之后。
值得一提的是，大汉帝国公卿勋贵的传承，已然出现一种趋势。二代继承者们，尚有一部分才干出众者，能在朝中当重职，享实权，继续巩固、延续着自父辈创下的功业与影响力。
类似的人物，在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并且很多人也的确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包括赵匡义在内的诸多宰辅大臣、将帅封疆，都是如此。
而到了第三代，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了，那些承爵者，在朝中基本只担虚职，不掌实权，而代表家族出仕打拼，继续保持、提升权威与影响力的，则是其他没有继承权的子弟。
这种趋势，在世祖开宝后期便已有体现，等到太宗时代，就已然很普遍了。这其中，未必没有两代先帝王的推动，保留勋贵后裔们福荫的同时，也在各大家族造成一定的分化。
此举极大地保证了各大勋贵家族的根本利益，也使勋贵在帝国的政治生态中始终占据一个较重的利益，即便有世祖、太宗两代各种管理、约束、限制的政策办法，但他们对帝国的影响力实则是不减反增的。
到了刘文澎的平康年代，勋贵们不仅在军队体系内部保持着堪称绝对的话语权，在文官系统内，也同样攻城略地，拿下了众多要职。而对这一个个突然冒头出来的尚书令“候选者”，刘文澎一时之间竟有些措手不及。
至于朝廷内部，为尚书令之职，也是各施手段，局面之复杂，甚至到政事堂都无法组织廷议推选的地步，因为财政使李沆、吏部尚书刘继昌还有兵部尚书向德明都是尚书令的有力竞争者，并且，都被各自代表的政治派系所推举。
甚至于，连驸马、侍帅杨延昭都被人推戴，只不过杨延昭很果断地拒绝了，甚至主动压制了那些“热心者”的声音。
而此前有大量案例证明，面对这种纷繁复杂局面的时候，刘文澎既缺掌控能力，也缺乏处置能力。
于是，不胜其烦的刘文澎做出了一个充满他个性，细思之下又并不让人意外的决定，他于平康四年秋九月二十六日下诏，以内阁大学士、王旦为尚书令，总理朝政。
事实上，内外大臣们推举的那些人选，站在刘文澎的角度基本上是一个都不会认。首先排除的就是枢密院、兵部这两个军政系统，太平时代也不可能二衙长官成为“首相”。
其次就是李沆，他既是三朝老臣，又是太宗遗命辅臣，刘文澎好不容易才把刘暧、张齐贤这两座山头熬走了，怎么可能又给自己找不自在，没把李沆也一道赶出朝堂，就是他克制了。
而吏部尚书刘继昌也是同样的道理，他毕竟也是故徐简王刘承赟之子，宗室之后，论辈分刘文澎也得叫一声皇叔。费了多少心思与口水，方才把刘暧赶到南海封国，又怎么可能又把刘继昌给抬上来。
至于其他人的考量，就更简单，他不熟悉
思来想去，也就王旦合适了。首先他是三朝老臣，五十岁出头，年纪、资历、能力、名声都够用，其次他也算是勋贵之后，毕竟其父王祐乃是“开宝二十四臣”之一，即便是一份注水的榜单，那也是偌大帝国三十年时间内最顶级的一批人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太宗皇帝当年在立太子时，实际给刘文澎找了三位老师。太子太傅赵王刘昉垂垂老矣，也被逼得主动到邙山结庐守陵；太子少府王禹偁，已然作古，刘文澎身上至今还背着一个对师不公的薄凉骂名；剩下一个，就是太子宾客王旦了。
有这么多合适的地方，刘文澎选择王旦，也就不奇怪了，而提拔其为尚书令的理由也是现成的，由其监修的《太宗实录》终于完本了，这可是一项大工程，也是大功德。
而除了王旦之外，刘文澎又把湖广巡检使慕容德琛上调中枢，担任尚书左丞，拜相。此举，自然而然讨得了慕容太后的欢心，母子关系又恢复如初，事实上，从刘文澎把鲁王刘暧赶出中枢之后，母子俩之间就已经开始和好了。
等到平康四年冬，大汉帝国新一届核心领导班子形成了：尚书令王旦、财政使李沆、吏部尚书刘继昌、都察使向敏中、枢密使李继隆、兵部尚书向德明、尚书左丞慕容德琛、尚书右丞寇准，还有刑部尚书徐士廉以及新晋的中书侍郎王钦若。
比起平康初年，格局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那种可以勉强压服众臣、领导全局的人物（赵王刘昉、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不存在了。
帝国中枢也初步地形成了以皇帝刘文澎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大汉帝国也开始进入一个共治时代，而这个所谓的“共治时代”，也是由皇帝刘文澎亲自开启的。
初掌大权的青年皇帝刘文澎，有了一段让人意外的勤奋表现，躬身视事，亲掌国政，组织会议，接见大臣，亲自批阅奏章，处置军国大事，尽情地体会了一番指点江山、日理万机的风光与辛劳。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刘文澎处置得还不错，礼部尚书陈贽、宣慰使温仲舒去世，他都发诏告慰；榆林道兵马副都指挥使陈兴纵纵兵劫掠治下汉夷部民，被他处死，以正国法；关内饥馑州县，也下诏赈济，体恤疾苦，蠲免赋税
平心而论，这么一段时间的表现，刘文澎是中规中矩的，少了许多浮躁与人性，虽说不至于就征服众多臣下之心，至少让人对他改观不少。
皇帝年纪长了，亲政了，为人处事也成熟了，那么亲政之前诸多不那么合人心的行为，似乎也可以理解了，值得原谅。对皇帝，上下实则总是给予更多的宽容。
可以说，从平康四年秋冬，到五年夏，这半年多的时间，是大汉帝国上层自进入平康年代后最稳定的一段时间。
然而，也就这么一段时光，过于短暂，短到让人几乎以为是一场错觉。原因嘛，还是出在皇帝刘文澎身上，他怠政了
刘文澎最终发现，努力赶走皇叔、打倒辅臣、掌握大权之后的日子，对他来说，还不如以前
明君是不好做的，一个勤奋的明君就更辛苦了，而刘文澎的“明君生涯”实则只存在了不到半年，他就对那铺天盖地、纷至沓来、无穷无尽的朝政事务感到厌烦了。
而比起整天面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刘文澎更喜欢骑马、打猎、下棋乃至唱歌跳舞，就算与后宫嫔妃厮混，也比待在垂拱殿，面对着那干冬烘老朽，看他们争执国事，听他们反复唠叨，处理一件又一件根本处理不完的俗事，要有趣得多得多得多
于是，慢慢地刘文澎便松懈了，常常在朝政会议抑或君臣问对之时，表现出厌烦、疲惫的情绪，后来干脆把国事“还”给政事堂，让王旦等人看着处理，只有无法达成决议，以及一些利害攸关，涉及军队或者朝廷重要任命、祭祀、征伐等事，才需要请示他。
其余时候，众宰相可以共同决策，当然，刘文澎也会时不时地去检查一番，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就是这一点，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放弃了。
因为他发现，众多宰相并没有“对付”他的意思，并且互相之间矛盾重重，斗得很欢，往往需要他作为仲裁者，对他的皇位并没有威胁。同时，有皇城、武德二司在，他也能随时掌握朝中的情况，他这个皇帝，稳如泰山
而摆脱了繁重的国事之后，刘文澎也终于有时间干他真正喜欢的事了，比如一年四猎，与贾玄等国手下“人棋”，在宫中玩打仗游戏，举行各种“嗨到天明”的晚会，到西京市井游荡猎奇
康宗篇12 狩猎天子
平康六年夏，洛阳西苑，草木繁茂的皇家园林内，两千余禁骑席卷而过，惊得鸟飞兽走，欢腾一片。
大内禁骑，无一不是工于骑射的好手，同样也是狩猎的行家，在各指挥使的率领下，有序张开阵型，熟稔且配合流畅地把周遭的猎物驱赶到围场内。
众星捧月的位置上，自是皇帝刘文澎，即便不看身份，那一身骚气、亮丽的金甲，本就夺人眼球。
这副金甲可颇有来历，乃是少府刘规召集官方民间的服饰设计名家进行设计制图，从上百套方案中，逐一比较、淘汰，又从少府、工部、军器监挑选技艺最娴熟的工匠，用最灵巧双手与最谨慎的耐心，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方才打造而成。
毫无疑问，这大汉帝国建国以来最奢侈的甲胄，流光溢彩的叶片，都是纯金打造，其余辅饰，无一凡物。为了方便皇帝检阅、狩猎，专门打造成为一套柳叶轻甲，具备实用性。
同时，甲胄表里，那些包举天地四方、囊括江山社稷的诸多特殊内涵的图案、纹路、形状等等样式，又兼具美观，或者说艺术性，真正昂贵的、价值连城的艺术性。
对于成品，在试穿之后，刘文澎十分满意，认为这才衬托他的身份。
如此耗费巨大、精心打造的金甲，最初打造了十副，实际耗损的人工与物料十倍于此，最终，在刘文澎的授意下，毁掉了八副，剩下两副，才作为皇帝的御甲，一套常用，一套备用。
少府刘规以此，又讨得了刘文澎的欢心，将打造御甲过程中的残留的黄金、宝石、金丝、珠串、璎珞等“废料”全部赏给刘规，是大方得不得了，一应有功之臣，悉予厚赏
然而，再丰厚的金银财货，于刘规而言，也不过尔尔。若是三十年前也就罢了，如今的刘规，早已年过花甲，又是个阉人，那是真的视金钱如粪土。
更何况，作为掌管少府三十余年的老家奴，可以说，刘规任职多久，就享了多久权势与荣华。
甚至可以说，皇帝的许多物质享受待遇，他都享受过，而皇帝没有或者舍不得享受的东西，他也尝试过。到如今，一般的黄白之物，是很难勾起刘规兴趣的。
能让老阉动心的，除了少府本身代表的权势与地位之外，还得是在世祖、太宗时代不可能获得的名誉。
因此，面对皇帝的厚赏，刘规显得很矜持，一副清白淡泊的模样。刘文澎见他表情“复杂”，自然询问缘由。
等皇帝发问了，刘规方才怅然地向刘文澎表示，他虽然在宫中伺候世祖、太宗两代官家五十年，被委以少府，管理內帑也有三十多年，但终究比不得外朝那些功臣勋贵，如今行将就木，只能期待来世做一“完人”，继续为大汉皇室尽忠效力
不管刘文澎身上有多少值得诟病的地方，但不可否认，他实则也是个聪明的人，只不过他的聪明很少用在政治问题上，用在人们期望的方向上。
但动起脑筋的时候，刘文澎还是精明的，就比如刘规向他做出那番“陈情”的时候，稍一思索，便意识到了，这老阉竟然想要个爵位
刘文澎直接问他，刘规这老家伙还端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还故作昏妄地给刘文澎絮叨着一些往事。
而刘文澎岂是听得旁人啰嗦的人，直接乐呵呵地打断他，说道：“以你的忠诚与功劳，公侯难封，一个伯爵还是绰绰有余的。朕倒是不怕朝臣非议反对，只是，大汉爵制那是世祖定立的，赏赐有度，传承有序。
你一个宦官，无根无后的，要爵位来亦无大用。不过，你既然开了这个口，念你老奴不易，朕便给你一个恩典。
待你百年之后，朕定然给你追赠一个爵位.”
天知道刘规听皇帝给出这样一番回复之后，刘规这老阉是作何感想，但至少面上，还是诚惶诚恐、感激涕零的。而从这件事，实则也能看出，皇帝刘文澎虽好嬉戏且多荒唐，但他的荒唐，也是有底线的
回到“御甲”的问题上，朝廷之中，自是非议不断。毕竟，两副宝甲的背后，是大量人物力资源的浪费，尤其包含数以百斤计的黄金这等硬通货的消耗。从价值上来讲，为给刘文澎打造这么两副成甲的耗费，足以把通往京郊的好几条破损道路整个翻新一遍了
帝国的公卿官僚们，对皇帝的“垂拱而治”，打心里还是很满意的，只要不折腾朝廷、折腾权贵，那随你在宫内怎么闹腾。
然而，随着皇帝逐渐放飞自我，一些有识之士、忠直之臣是越发看不惯了，尤其对宫廷内部日渐膨胀的奢靡与浪费，一些雍熙老臣更是痛心疾首，太宗遗风就这样被破坏、背弃乃至践踏，天子于心何忍？
于是，借着“御甲”之事，副都御史鲁宗道站了出来，他对皇帝的荒唐嬉戏、懈怠朝政是早就看不惯了，此前上谏过，都毫无反响。平康五年秋的时候，在李沆的提议下，让鲁宗道到东南巡视吏政。
而半年之后回京，正碰到皇帝穿着他那身骚气宝甲，四处游荡狩猎，了解前因后果之后，鲁宗道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杀”到垂拱殿，于殿外高声背诵《皇汉祖制》。
难得于大半夜休息的刘文澎，被鲁宗道这么搅扰，自是龙颜大怒，怒不可遏，当然，在这份“怒”中，还含有一层恼羞成怒的意思。
而鲁宗道这样耿直甚至莽撞的做法，除了激怒皇帝，并不会有更有益的作用了。当场就被刘文澎命令侍卫拿下，赐了二十廷杖，若不是侍卫为鲁宗道的气节所染，手下稍稍留情，只怕就被打废了。
不得不说，对鲁宗道的杖打，竟然是刘文澎继位以来第一次对朝廷重臣施以肉刑这，似乎又是一件与人“常识”相背的情况。
刘文澎当然有气愤的理由，打造宝甲，花费的钱财没有一分一毫出自国库，都是內帑出资，都是他的私产，顶多从诸衙及民间征集了一些名家、匠师，一没劳黎庶，二没伤国财，大臣们凭什么干预？
还把《皇汉祖制》都搬出来了，他这个皇帝不要面子的吗？同时，这也是刘文澎必须反击，冒着舆论哗然，也要严厉惩治的原因。
毕竟，有其一就有其二，要是这次不把鲁宗道这等大臣的嚣张气焰给打下去，那之后，那些大臣岂不是可以有样学样，看他有什么不爽的地方，就高祭《祖制》来钳制他？
显然，鲁宗道是选错的时机，用错了办法。祖宗成法也不是万能的，更不能滥用，至少，在不涉及根本制度、不侵犯统治权贵们既得利益的时候，仅靠这一套是没用的，尤其对刘文澎这样的“血性”皇帝来说。
鲁宗道一个文臣，哪里受得了这等苦楚，被抬回家中时，几乎丢了半条命，家人是紧急寻医问药，方才把人救了过来。
而这件事，显然还有后续，都不等舆论发酵，皇帝刘文澎的后手来了，夺职、废为庶人、发配河西去养马，不给他养出一万匹河西大马，就永远别想还朝。
这显然有模仿世祖朝时，世祖罢宰相苏逢吉故事，但是多少人面对苏逢吉那样的境遇，能有那样的恒心、毅力，并且有那个时运，能够复来？以一个正常的眼光去看待，几乎可以宣告鲁宗道政治生涯的终结了。
而“惊殿事件”造成的影响，显然不只鲁宗道被流贬这么简单，物伤其类，至少如鲁宗道这般注重气节的忠直之士，是大感挫折，对皇帝“不纳忠谏、迫害贤良”的行举失望。而从此事开始，朝中敢于犯颜直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臣僚们的情绪与反应，刘文澎根本不顾及，怒气并未消解的他反而不依不饶了。他放权给政事堂，可不是让那些大臣吃饱了撑的来干涉他私事的。
放权之后，他没有干涉国库运转，这个莫名其妙的鲁宗道，竟然为了区区两件御甲来生事，来管內帑，这不是欺君，也是逾制，对此，怎能容忍，必须得予以反击教训。
于是，从那以后，刘文澎暂时停下了自己的逍遥快活，开始过问国库之事，隔三差五要找李沆来问问财计大事，甚至派人明里、暗里地查账，皇帝要挑刺，那岂能找不出毛病，还是财政司这等主管整个国家财计天然充满是非与错漏的衙司。
李沆这个计相被搞得灰头土脸是必然的，若不是怕牵涉大了，刘文澎都有把李沆也给换了的冲动。
但是，经刘文澎这番折腾之后，效果立显，至少诸多权贵们都认识到一件事情，皇帝要折腾他们很容易，而他们要规劝皇帝，却是难上加难，并且还有丢官罢职乃至下狱入刑的风险。
而想要皇帝“安分”一些，似乎也并不难，别去打扰他的私人生活即可。而皇帝的种种活动，虽然不那么英明，更不符合一个圣明之君的品行，但总不能对每个皇帝都像世祖、太宗那般去要求吧。
至于皇帝刘文澎各种难孚人望的作为，仔细想想，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不误国害民即可，世祖、太宗留下的家底雄厚，还足够支撑
经过鲁宗道之事后，刘文澎并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纵。经常穿上金甲，出入宫廷，骑马狩猎，过去是四季大猎，如今是一月一大猎，并且动辄上千禁骑随驾。
此时的大猎队伍中，两千禁骑，都是大内亲军，并且都是两年来刘文澎下诏于帝国内外诸军中精挑细选的悍勇之士，选拔标准对年龄、身高、出身乃至长相都有限制。
调入京城之后，既被刘文澎当作随驾羽林，也当作玩伴。为此，又着兵部、军器监打造了两千具柳叶银甲
铁蹄纵横，银甲飞驰，怎一个华丽与雄壮了得。而居其中，刘文澎自是意气风发、豪情大作，见围场开始之后，便纵马跑到二十余名装扮、气势都有别于普通“银甲军”青年骑士，朗声道：“都听着，今日狩猎，规则改了，我们玩点新花样！
围场里，朕命人放了一只标记好的猎物，那就是今日的彩头，谁要是猎中了，就是今日胜者，朕不只重赏，还让他与朕同案饮酒！
都听明白了？”
“是！”一干人等，齐声高呼。
参与狩猎比赛的这几十人，个个来历不凡，都是帝国勋贵之后，家世最低的，都是侯府出身，而能被送到皇帝身边当职陪伴，都是被家族看重，具备高培养价值的。
其中还不乏家族继承者，比如武昌侯慕容承德之嫡孙慕容永璘，博望侯郭进之嫡孙郭光。
随着皇帝刘文澎这个裁判一声令下，一干勋贵子弟立刻拍马而出，奔向那些被驱入围场范围内的野兽，有些性急的，隔着老远已经开始抬弓了。
而在后边，望着这狩猎之景，刘文澎面带兴奋的同时，眼神深处也不由浮现出一抹乏味的情绪。
这些年，翻来覆去，都在西苑内行猎，最远也就到南边的汝州，北边的怀州，都不远，刘文澎早就在这种重复的日子中变得有些麻木了，他终究是个需要惊喜感来刺激的人。
同时，高频次、高强度的行猎，对洛阳西苑生态的破坏，也日益严重，尤其是动物的流失。就此次行猎的猎物，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刘文澎让人从其他地方捕捉而来的
到更远的地方，更适合狩猎的地方，这个念头再一次在刘文澎的脑子里萌生。世祖、太宗都曾出游，巡视天下，作为他们的继承者，效仿先帝，巡视吏治，体察民情，也是应该的吧
当夜，就在西苑内，刘文澎又举行了一场篝火晚宴，御酒管够，他和他的勋贵侍从们，尽情享受白日的猎获。
刘文澎也兑现了他的诺言，赐“夺魁”的慕容永璘四品忠武将军，并让他同坐饮宴。至少在洛阳西苑的这个夏夜，御营之中，二十三岁的慕容永璘处在一个让人羡慕的位置。
大汉帝国有两大慕容家族，一个自然是卫国公慕容延钊家族，另外一个就是皇叔滦国公慕容彦超那一支，慕容永璘则是其曾孙，武昌侯慕容承泰之孙。
而慕容承泰，虽非慕容彦超嫡长子，但凭借世祖时期的军功，再加过硬的身份背景（与雍王刘承勋相交莫逆，同时娶了小符，还是世祖皇帝的连襟），被封一等侯爵。
康宗篇13 帝国病斑，皇帝无后
或许是兴致大减的原因，当夜的西苑野宴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皇帝意兴阑珊的宣布下结束。也不回宫了，就在御营过夜，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地方，野外露宿刘文澎都是体验过的。
大开的御帐内，烛火将之照得透亮，各种摆饰齐全，活似一座可以拆卸移动的行宫。为驱夜寒而生的小火炉边，刘文澎贴近坐着，烤得满头大汗也无所觉，一张年轻的面庞上满是思索之色。
刘文澎很少有露出如此认真表情的时候，而此时他满脑子想的，恰是“出巡计划”，作为一个从心随性的皇帝，念头一起，那是怎么也收不住了，已然默默琢磨起出巡事宜了，当然，他需要考虑的，只是去哪里，剩下的，自有臣仆们去安排。
在刘文澎纠结先北边还是南边时，衣着鲜艳的内常侍秦辅从帐外走了进来，满脸不愉，向皇帝行礼都哭啼啼的。
回过神，察其状，刘文澎当即便骂道：“你这副脸色做给朕看的？让你回宫给太后送熟肉，还委屈你了？”
闻问，秦辅慌忙跪下，拜道：“官家误会了！能为官家与太后效力，是小的福分，荣幸之至，何谈委屈？”
刘文澎摆摆手，随口问道：“被太后斥责了？”
“太后非但没有斥责，反而夸奖官家孝心，并让官家保重身体”秦辅解释了下，迎着皇帝的目光，迟疑几许，方才说道：“只是小的回宫之际听到一则消息，恳请官家做主。”
见秦辅磕起了头，刘文澎来兴趣了，道：“说说看！宫里出了何事？”
“不是宫里，是宫外。小的兄长秦协今日被刑部的人带走，被刑部尚书徐士廉打入天牢了”
秦辅一脸委屈巴巴、哭唧唧地向刘文澎解释起事由。事情并不复杂，秦氏兄弟出身贫寒，时运之下，秦辅得以进宫为奴，因为机缘，最终成为了刘文澎身边的小太监之一，因为机灵，从中脱颖而出。
刘文澎登基继位，秦辅自然水涨船高，秦辅发达了，那秦家人也跟着享福，尤其是其兄秦协。
宫里有人，在宫外自然难免横起来，尤其在满城华贵的西京内犯了几次事，最终也轻松揭过之后，就更加张扬了，内常侍秦辅的名头，至少在一般的官僚下吏眼中，是很好使的。而在近两年，“秦大官人”在京城中，也渐渐有了些名声，短短的时间内，便“挣”下了万贯家财。
不过大汉的权贵们，连秦辅这个皇帝心腹宦官都瞧不上，又怎会把区区一个秦协放在眼里呢？过去不加理会，只是因为每惹到自己头上，不愿意无端树敌罢了，真较起劲来，又有谁会把秦协当回事。
此番动手的，正是刑部尚书徐士廉，作为雍熙老臣，徐士廉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忠直之士，深沉而有见识，干练而不失手腕。
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他不仅对皇帝刘文澎尚且失望透顶，更对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幸臣小人厌恶至极，早就存有教训一番的心思。
经过一段时间暗中筹谋，搜集其作奸犯科之政局，如今一举发作，直接抓到刑部审办。并且，逮捕的罪名很严重，假天子之名，行掠夺盘剥之事，一欺君，二害民，调子一起，就要置其于死地，狠狠地杀一杀这些奸贼蠹虫的威风。
当然，秦辅向皇帝的汇报，就是另外一套说辞了，诉苦说，其兄秦协是为皇帝搜罗名马的过程中，相中了一匹高昌健马，堪称马中极品，在马主人在“协商”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点“小冲突”。
但刑部差官，却不管是非曲直，以此蛮不讲理，将秦协捉拿，府宅查封，家人也都控制起来，云云。
对秦协，刘文澎还是有点印象的，甚至觉得此人不错。此前，刘文澎曾微服出宫游玩，对“民望颇高”的秦大官人很感兴趣，由秦氏兄弟领着，体验了一番西京市井间的“江湖风云”，过足了瘾，甚至还在秦协的家中住了过一晚。
这样一个忠心有趣的人，竟被刑部的人无端拿去问罪，刘文澎听了，顿生恼怒。同时，他忍不住发散联想了，莫不是平静了半年，外朝那些大臣又出幺蛾子了，一个小小的秦协，值得堂堂的刑部尚书去针对，显然，这是在给他这个皇帝找事
对徐士廉，刘文澎印象实则是不错的，深沉了点，话不多，不像李沆那些人，总想着要在他身上套一层枷锁，同时，当年吕蒙正要废皇城司时，徐士廉可是坚决站在皇帝这一边，持反对意见的。
因此，在刘文澎眼里，徐士廉这个太宗老臣，纵然不像王钦若、董俨等人是心腹“帝党”，至少也是个“自己人”。
偏偏是个自己人，一声招呼不打，搞起事情来了，于是，刘文澎当即派人前往刑部，就“秦协案”要徐士廉的解释。此事，秦辅主动请命前去，没办法，徐尚书可是个狠人，他怕不抓紧时间，他那兄长被当堂判死，先斩后奏，活不过两日
一个秦协，死活不论，都只是在刘文澎心里溅起微澜，相比之下，还是那些不确定的联想，才让他蹙眉难释。
深夜里，皇城使王约奉诏来见。自从“废司危机”后，王约再度提高了往的宫里跑的频率，削尖了脑袋往皇帝身边钻，努力地刷着刘文澎的好感度。
不得不这么做，刘文澎这个皇帝，爱也好，恨也好，时间都太短暂，若是不经营好关系，那是大概率保不住自己位置的。皇帝若是插手朝廷要职的安排，或许会伴有一定的麻烦与角力，但撤换一个皇城司，那真就是一道诏谕的事情，同和白水一般简单。
因此，如王约者，依旧保持着太宗时期的干练，只不过这份干练，除了维持皇城司基本职能之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逢迎皇帝上。事实上，对王约这样的宦官奴臣来说，刘文澎这样的天子，才是更好伺候的
而对刘文澎，王约也基本能做到有问必答，比如此时问起秦协之事以及朝中是否发生了什么变故，就立刻领会到皇帝担忧与猜疑。于是，以一口肯定的语气向皇帝保证到，秦协之事问题不大，很有可能，只是徐尚书见其猖獗无度，横行不法，意图为民做主，整治此獠，平息民怨。
对此，刘文澎更加惊奇了，一个秦协，能搞出什么民怨？于是在皇帝的反复追问下，王约迫于“无奈”，把秦协的一些情况详尽地汇报上来。
王约是个很会抓重点的人，其他鸡毛蒜皮的腌臜事情一笔带过，着重讲述近两年来秦协假借觐献皇帝在民间搜罗宝剑骏马、名器珍奇，其中必然伴随着巧取豪夺，中饱私囊，乃是破人家门，害人性命的情况
王约通篇不提秦辅，但每一件事给人的感觉，背后都是秦辅的影子，注意着皇帝那逐渐难看的脸色，王停顿了下，又继续道：“官民有受秦协欺压掠夺者，皆敢怒不敢言，只因——”
“够了！”刘文澎显然听不下去了，一脚踹翻了面前的小火炉，飞溅的火花打在王约身上，激得他差点跳了起来。
不过，看皇帝这愤怒的模样，心头不禁乐开了花，但面上依旧稳着，还赶忙跪下，请道：“官家息怒！”
“你所言种种，悉属实无误？”刘文澎冷冷地盯着王约。
王约老脸屏得严肃，郑重道：“老奴岂敢欺君？”
“为何此前不报？”刘文澎恶狠狠地道。
面对皇帝的质问，王约不由怅然地说道：“秦协曾放言，说官家曾到他家借宿，十分看重他，并自诩为‘布衣学士’，老奴念及官家与之的特殊关系，心存忌惮，怕触了官家天威，因此”
“狗屁！”刘文澎终于忍不住骂出了声。
前去刑部传谕的内常侍秦辅并不知道，就在他离开圣躬的半个时辰之内，他们兄弟被皇城使王约反复背刺，刺激得皇帝刘文澎杀心大作。尤其是，刘文澎前不久才听说过唐敬宗李湛的故事。
而刑部一行的结果，也让秦辅惊魂失魄、通断肝肠，因为刑部尚书徐士廉给出的回复时，罪民秦协，大闹公堂，冒犯国威，被施以杖刑，熬刑不过，已经死了。
徐士廉说得轻飘飘，秦辅却是怒不可遏，直斥徐士廉违法断案、草菅人命。然徐士廉是何人，岂能怵秦辅，直言会给皇帝一个交待
最后秦辅灰头土脸地奔西苑了，即便再伤心愤怒，也不敢再刑部大堂耍威风，这个地方，是大汉帝国法制最威严的地方之一，谁敢触之，打死人真不是什么大事。
满怀悲愤，直奔御营，刚至帐外，便嚎啕大哭，打算膝行入帐告状。结果直接被四名早有准备卫士按下，不由分说，堵嘴，捆缚，拉到御营一侧的密林中，丢到早就挖好的深坑中，三下五除二给活埋了
刘文澎这个皇帝就是这样，感性的时候多于理性，爱起来的时候能视为股肱心腹，恨起来也弃之如敝履，杀起来眼睛也不眨一下。
或许是自觉理亏，关于此事的后续，刘文澎也就没有怎么计较了。徐士廉在次日上了一道“请罪表”，刘文澎也只以用刑过度，小小地斥责了一番，此事也就过去了，倒让准备斗上一场的徐士廉意外极了，对皇帝倒也有了几分不多的改观。
另外一方面，从秦氏兄弟也佐证一点，不是皇帝只用私财，嘻嘻享乐于宫廷，对帝国天下就没有多大的损害了，这只是比起那些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奢侈无度者，损害没那么严重罢了。
区区秦氏二兄弟，就能搞得乌烟瘴气，惹出官怒民怨来，而况其他。
亲政之前且不说，那是不管中枢有多少纷争，但一切仍旧延续着雍熙朝的规矩来，又有刘暧、张齐贤苦苦维持，局面还算平稳。
但从刘文澎“亲政”的这两年来看，那只摧毁君主专制帝国的幽灵，又开在大汉帝国的上空游荡了，即便还很远，还游荡在天外，但从那清平盛世的苍穹上，已能窥到一丝阴影。
首先便是刘文澎那些所谓不“劳民伤财”的享乐，应该不会有人真以为，全都是少府置办，全都消耗內帑，所有账目清明，所有来源清白
多的不说，就提一点，在宫藏之中，世祖时代存有大量从各地搜罗的名酒佳酿，五六十年份的都有不少。或许有些让人咋舌，在整个太宗时代，宫中竟没有新添一坛子酒，仅靠世祖留下的储藏，就满足了太宗皇帝在十四年时间里各种宴会、典礼以及赏赐之用，就这样，等到刘文澎继位，还剩下六成
而这剩下的六成，在平康六年春，已然见底了，少府又开始从全国各地采购美酒陈酿了。
同时，不知道停罢了多少年的“贡酒”制度，又重新恢复作用了，刘文澎并没有下诏，但是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只要是有名酒产出的地方，官府都主动搜罗好酒，以为贡酒进献。
初时，规模不大，数量不多，基本都是作为试探，但宫中的茶酒使是照单全收。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望风影从者，数不胜数，连车载道的各地名酒，顺着帝国通往诸道的直道，接续不断地向京城输送。
对于这种情况，朝中当然还有去进谏提醒的声音，然而，朝廷本身就有贡献制度，只是两代先皇克制，不让地方进献罢了（世祖是严令采购，太宗则是用世祖遗产就够了）。
这件事情，关键还是看皇帝的自制能力和道德水准，而用这两者来考验刘文澎，本就略显荒诞。
因此，劝谏是没用的，因为皇帝根本不可能听，没有足够的酒，怎么办宴会，起歌舞？
惹得烦了，皇帝也是会发飙的，理由也很充足，各地贡酒，都是地方官吏百姓一番心意，尔等谏止，是要阻断朕与官民亲近？其心可诛
另一方面，地方官吏们觐献贡酒，除了讨好皇帝，为仕途增添一份助力之外，更多的，显然是通过这个办法，谋取私利，抑或填平一些财政上的亏空的，这可是“正大光明”的机会。
如果说皇帝能得的贡酒价值为一，那么地方官僚从中，往往能获得三、四倍的利益，干得过分的，十倍尚且不止，而这些财富从哪儿来，治下生民而已。
这还只是“贡酒”一项造成的影响！
由此，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了，那就是在刘文澎亲政后的这两年，大汉帝国的官场开始浑浊了，吏治再难保持曾经的清明了。
朝堂之上，权贵们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争权夺利，也越发明显，同时，也尚书令王旦为首的宰相们，更多是只是维持帝国的整体稳定，朝政的正常运转，对于地方，尤其是一些弊端，并不能集中精力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权威去解决。
盘根错节的政治利益关系网，导致严重的掣肘，身处其中的人，除了在维护自身利益上能卖力之外，并不能做更多的事情，做了往往陷入泥潭。当然，总有一些满腔热血、一派公心的良臣，但与大环境对比起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平康时代的大汉，整体上依旧处在一个康平的状态，但是，太宗时代那等优良清肃、昂扬向上的政风，却在不断败坏，这种并不显著、悄无声息的腐败，更令人无力，大汉帝国这座庞大躯体上又开始出现各种明显的病斑了。
这一切，显然就是一个康乐皇帝造成的，至少从太宗皇帝手里接过帝国的刘文澎，要负主责！
这一场的夏猎，又持续了两日，以皇帝败兴而归告终。败兴的原因在于，皇帝刘文澎所用宝雕弓的弓弦断了，这让人十分心疼，更觉丧气。
然而，等回到宫城，一则噩耗更让他惊魂痛心，他两岁的儿子，大汉帝国的皇太子刘继业夭折了！
这些年，刘文澎嬉玩之余，在后宫的耕耘上，也未尝懈怠，上有太后逼迫，下有群臣关心，同时他自己也希望子嗣充盈。
只不过事情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过去的这些年，后妃们实则给他生了两子三女，但多夭折，得存下来的，只有一子一女。
尤其是皇子，那是杨皇后所生嫡子，份量可想而知。而刘文澎虽然对杨皇后的端庄、严肃感到乏味，但对她生的皇子，可是疼爱异常，取名继业的同时，又于平康五年秋直接册立为皇太子。
然而，这才一年不到，被他寄予厚望的太子，就这么夭折了，即便是刘文澎，也是痛断肝肠，嚎哭不已。或许，就是太宗驾崩时，刘文澎都没有如此伤心过。
愤怒的天子，可以伏尸百万，伤心的皇帝，也同样危险。悲伤之余，刘文澎一声令下，把坤明殿伺候的几十名宫人全部处死了。
而太子之薨，其影响必然是深重的，因为帝国的上层权贵们再度发现一个问题，都平康六年了，大汉帝国的皇帝似乎又没继承人了
或许，只能等皇帝再努力耕耘，再生点？又或许
康宗篇14 臣亦择君，兄弟之间
八月秋高，钱塘江面，万众瞩目下，一条白线闪现，那是汹涌的潮头，伴着如雷鸣般的响声，由远及近，奔腾而来，潮峰于顷刻间腾起，形成丈余高水墙，泛着白浪，携磅礴之势横推堤岸处
天下大潮，自然奇观，在这一刻尽情地展现在围观者的眼前，既让人惊叹，更让人敬畏。
惊涛拍岸，浪花爆渐，江干之上那数以万计的观潮者，纷纷披靡，有如溃卒，“一浪破万军”，恰是如此。
几十年下来，钱塘观潮，已然形成了一股风潮，不只是杭州当地，整个东南的苏浙闽赣地区都是如此，甚至更远道州一些吃饱了撑的贵富子弟、抑或那些文人墨客都闻名而来。不少往来东南的外国海商，只要有空暇，也都会来见识一番。
中秋前后的杭州，是格外热闹的，钱塘大潮也已经成为杭州这座东南商会最重要的城市名片。至少在当下的大汉帝国，比之西湖的名气可大多了。
而今年，尤其热闹，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皇帝南巡，銮驾至此。皇帝刘文澎此次出巡，乃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远行。最终在“南北之争”上，他选择了往南方，这是十年前那次出巡带来的倾向。
当初，因为汝阳王府的“剧变”，他被急召回京，册立太子，然后就被“锁”在京畿及周遭十年。
始于夏末，自洛阳发，仅从行营的情况来看，刘文澎此次出巡，算得上“轻装简行”。除了两千大内银甲随行护卫之外，便只有一干内侍、班直及少数宫娥，朝中官员只有二十来人，宰臣只有中书侍郎王钦若，整个行营人数规模不足三千
规模虽不大，但是骡马车化，机动性高，便于皇帝信步随行，除了京畿的皇帝，就像一条脱离浅滩的龙，在他的领地上，肆意巡阅，尽情游玩，在满足私欲的同时，也带起一路的烟尘与污浊。
而与他祖、父最大的一点区别在于，没有依惯例下诏地方，禁止迎奉贡献，是连象征性的表面功夫都不做。因此，可想而知，在刘文澎出巡路线上，是怎样一种鸡飞狗跳的景象，为迎奉銮驾，各地的官僚们自然又开始“发力”了。
自官府到民间，堪称“群魔乱舞”，銮驾停留之处，地方上的准备多少还有几分用在供奉皇帝事宜上。至于那些皇帝不屑一顾的地方，官府准备的东西，自然而然便宜了官僚们，取之于民，若不能用之于君，那就基本用之于统治阶级，这才是真实写照
而干得过分的，是淮西道的一些毫无节操官员，因为皇帝出巡的路线，就没有淮西一点事，但仍旧有为数不少的州县，为迎圣驾“积极准备”。
万一皇帝陛下念头一起，更改路线了呢？这可是展现淮西风貌，展现官民忠诚的大好机会！而“官绅如数奉还，百姓三七分账”的情况，也成为了淮西诸多州县在迎驾事宜上最普遍的现象
比起十年前，这一次刘文澎可要肆意地多，毕竟前次有刘昉这个皇叔盯着，很多事情都无法尽兴。
一路南下，一路欢乐，于八月十日，銮驾抵达杭州，接受两浙官民极其热烈的欢迎。当然，比起当年世祖与太宗驾临杭州时，官民那种发自内心的敬畏与崇拜，平康六年秋的杭州，那万人影从、观者如堵的亲切热烈氛围中，荡漾的情绪多少有些失真。
背后少不了两浙道布政使陈尧佐为首的两浙道司州府官僚的操作，为了迎驾，为了让皇帝宾至如归，陈尧佐等权贵也是挖空了心思，绞尽了脑汁，而呈现在皇帝面前的，则是两浙道最光鲜、最美好的东西。
不管是在京畿河南，还是在江淮，一直到杭州，刘文澎见识到的，都是自己的统治下，那繁荣昌盛、河清海晏的景象，为此，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得意的心理。
中秋之夜，在两浙司署（原吴越王宫，经过降制改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度中秋赏月会”，两浙的权贵们把当地的美食玉酿、好景佳人、歌舞丝竹等等，全面地呈现给皇帝。
当夜的杭州城灯火辉煌，烟火璀璨，歌舞升平之景，欢声笑语之音，至夜方休。
而对于两浙道司的安排，皇帝刘文澎更是满意极了，盛赞布政使陈尧佐是忠臣。
陈尧佐乃是官宦世家出身，其父陈省华乃是前江南道布政使，这个从西南走上帝国中心政治舞台的家族，已是当今大汉有名的政治望族了。
陈尧佐已是两浙这样财货聚集、鱼米富足的道司主官，其兄陈尧叟则在中枢担任工部尚书，其弟陈尧咨乃是雍熙年间的状元，如今是知制诰。
陈氏一门，父子四人，各个都是出类拔萃之人，即便不提那已经去世几年的老父，就这三兄弟，已足以在大汉的政治版图上撑起一小片天了。
而陈尧佐对皇帝的逢迎，显然不像个一片丹心的纯臣作为，多少带着些谄幸、献媚的意味。但这没办法，他不只代表自己，还代表着陈氏一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政治势力。
对根基并不深厚，还远远谈不上与国休戚的陈氏家族来说，皇帝，尤其是一个任性的皇帝，是一点都得罪不起的。否则，一纸诏书下来，两代几十年的拼搏与经营，可能就付诸流水了。
当然了，能一路爬到两浙道布政使的位置上，除了其父遗留的政治资源之外，他本身还是具备足够素质的。
毕竟，如今大汉帝国的统治阶级，固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至少在上层阶级，那一个个都是如狼似虎的，背景若不深，人脉若不厚，本事若不硬，那是绝对不可能走到一道主官这一步的。毕竟，越往上爬空间越窄，这是颠扑不破的至理。
同时，也正因为爬到这样的位置，站在足够的高度，欣赏着不一样的风景，陈尧佐才感觉得到来自那些老牌权贵势力的挤压，以及无数想把他们拉下马，以身相替的新兴官僚。
至少，陈氏一门三兄弟，各个都身处要职，实在太扎眼了。而这样的情况，他们的选择，却也不多，不可能投效某一方权贵势力，那必然遭至群起而攻，唯一也是靠谱的出路，只在皇帝。
偏偏，当前的皇帝，又不那么靠谱.因此，在确定皇帝要巡幸杭州的消息后，陈尧佐也是经过了一番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决定，尽量迎合皇帝的喜好与需求，让他宾至如归，至于更多，那就大可不必了。
显然，在陈尧佐这样级别的权贵眼里，当今天子，不可亲近！
陈尧佐在两浙任上，除了全科农桑，发展经济、教育，最大的共享，就是对钱塘大堤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升级修建。
当前的钱塘大堤，其基础是百年前吴越王钱缪奠定的，捍海石塘乃是其突出贡献。而百年以来，各届官府为应对钱塘海潮，对江干大堤也多有修复，但缝缝补补，不成体系。
陈尧佐家学渊源，在水利上颇有造诣，而被修整一新的钱塘大堤，就是他最耀眼的一项水利成就，并且在工程上，还创新地提出了一项“下薪实土法”。
对于陈尧佐述职的东西，以及钱塘堤防修建于浙民之利之类，刘文澎实在难以提起什么兴趣。但对于闻名东南的钱塘大潮，他却是兴致盎然，尤其是八月十八将近，那是观潮最佳的时机，于是便有圣躬观潮一行。
凤凰山上，瑟瑟秋风卷着海水的潮气，吹得刘文澎脸皮直抽。而那一浪接着一浪的大潮，那磅礴惊天之势，竟让他一时失语。
至少，在亲眼见识了大自然的伟力之后，刘文澎打消了亲自乘船出海见识的心思。海浪翻腾之势如此可怕，若是在海上碰到了，实在太危险了，在超出自己掌控的事物与风险上，刘文澎又表现得格外谨慎，什么猎奇心理，都能打消
而比起壮丽中蕴藏着致命危险的海潮，还有一个人，也同样让刘文澎持谨慎态度，比如此时恭恭敬敬，身披厚袄，一脸病态地站在自己身侧的临淄王刘文济。
“二哥，都说江南水土养人，你在东南这么些年，怎么病情反而越养越重了？”刘文澎似乎有些疑惑地说道。
闻问，刘文济眼神中一点波澜都没有，重重地咳嗽了一声，用丝巾掩着口鼻，有气无力地说道：“病症有发于外，亦有生于内，臣属于后者，与所处环境无关。”
说着，收起丝巾，抬眼望着远处依旧汹涌的钱塘海潮，脸色苍白，语调低沉地感慨道：“臣年岁既长，沉疴渐重，也不知这等江海壮阔，还能见几回.”
听刘文济这么说，刘文澎顿露讶异，仔细地打量了他两眼，不管从气色、言语还是举动，看起来状态都不是很好的样子。
眼珠子转悠了下，刘文澎说道：“二哥这是什么丧气话，把身体养好了，这海潮胜景，还不是任你观赏。
看病，还需对症下药，依朕看，二哥怕是为庸医所误，这样，朕还是再给你派名御医看看.”
能够感受到刘文澎的目光，刘文济面上还是没有多少表情，又咳嗽了两声，方才说道：“多谢陛下恩典！宫中御医，皆是国手，若能给臣诊断一二，自是再好不过！”
见刘文济并不拒绝，刘文澎收回了目光，微仰着头，迎风而立，似乎想起一事，又悠悠说道：“此前，朝中还有人提出，让二哥就国，看来，此事得耽搁一阵子了！”
刘文济终于心头一颤，若非极强的自制力，他或许已经握紧拳头了。但面上依旧古井无波的，沉稳应道：“都怪臣这不争气的身子。臣已想好，若能治好，那边出海就国，若难治，埋骨东南，还请陛下成全。至于封国，就等后人去经营吧”
“后人.”刘文澎不禁呢喃了句，一种心痛的感觉蔓延开来，他想起了他那夭折的太子。
注意力也不禁转移了，刘文澎问道：“朕现在有多少皇侄、皇侄女了？”
刘文济轻声道：“回陛下，序齿者，四子二女”
闻言，刘文澎脑海中突生一念头，扭头看了看刘文济，但见二哥还是那副“霉运满额”的模样，最终没有开口。
他还年轻，不必急于取那下策
似乎忘记了刘文济的病，不能过久吹风，刘文澎硬是在凤凰山上待了一个多时辰，结果把自个儿给吹感冒了，南国的风虽然不如北方那般酷烈，但若敢小觑他，必遭反噬！
就在当夜，太医朱宏奉谕前去给临淄王刘文济诊病，也不知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总之，朱宏向刘文澎复命时，得到的回答与此前所探差不多。
并且，朱宏暗中向皇帝透露，临淄王的病情，深入骨髓，难以根治，极易反复，若善加调养，少作操劳劳，或许还能延寿几年，否则，其情难料。
听到这样的回答，刘文澎不禁向朱宏反复确认，甚至问起一些细节，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的表情显得很精彩。
就在隔日，刘文澎下诏，晋临淄王刘文济为荆王，以其为湖广巡抚使，代天巡狩，前往两湖察查吏治，安民抚夷。
对刘文澎来说，不管刘文济的病情如何，至少不能再让二哥待在东南富庶之地了。与此同时，他又召来王钦若等近臣，商讨着如何对东南官场进行一番调动，其目的仍旧是对刘文济的势力
康宗篇15 潜龙在渊
暖室如春，馨香弥漫，床榻之上，临淄王或者说是荆王殿下刘文济，活似一个弥留之际的病人，气色凝沉，精神不爽，须发凌乱，连眼神都带有一种自然的难言其妙的“病态”。
刘文济这几年一直在养病，断断续续，反反复复，而病情加重，也就在近几个月间，准确地讲，是太子刘继业夭折之后。卡在这么个时间节点，多少有那么些意味深长。
当然，若是没有榻前沉静侍候着的三名僚属，刘文济的病状或许要显得更加真实些。
榻前三人，分别为长史曹利用，司马萧恭，以及典军萧惠，都是可托腹心的股肱之臣。
萧惠此前有提，可是被萧太妃调教过的年轻人才，到江南后便被刘文济委以重任，负责王府卫队训练及守备事宜。
萧恭同样是萧氏族人出身，长于中原，幼习汉书，雍熙十年进士科十七名，曾担任三原知县、耀州判官，颇有政绩。后调到刘文济身边任职，以其器识深远，很受刘文济看重，出入禁从，参谋机要，十分倚仗。
至于曹利用，其父曹谏曾在理藩院萧思温手下任职，结下了一份香火情，后以此投效刘文济，为其所纳。其人能言善辩，慷慨而有大志，干才甚着。
过去的这些年，不声不响间，刘文济已经构建属于自己的核心人才班底，低调并不张扬，规模虽不大，但悉具干才。而这样沉于水面下的延揽人才，积蓄力量，所谋者，显然不可能是为出海就国做准备。（刘文济的封地，也在菲律宾群岛）
如果说起初，只是因为一种不甘的心理，抑或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行为，那么这些年下来，当大汉帝国走到平康六年了，以刘文济为核心的这个政治团体，其目标已然很清晰了。
不管是朝堂的局势变化，还是皇帝的任性怠政，不管是帝室的人员结构，还是皇帝的血脉情况......有太多的因素，促使着刘文济以及他的僚属们往那不可、不敢、不该想象的方向去思考。
不管是刘文济本身，还是萧恭、曹利用、萧惠这些臣僚，都是有识之士，多年下来，早已形成了一种共识，天子任性如此，必难以守国。
若今上失国，那么谁能得国，这一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放眼天下，唯临淄王也。
因此，当两岁的太子刘继业薨逝的消息传到江南后，刘文济病情加重了，而萧恭等人则振奋不已，如曹利用者，甚至直接向刘文济表示，此为天授大王之机遇。
此时，就在这西湖之畔的别馆内，刘文济已然收到了册封荆王以及巡抚湖广的诏书，主臣几人，自然难免就此事进行一番讨论。
然而仔细想想，对刘文济等人来说，实则并没有多少讨论的空间，因为不管皇帝耍什么花样，他们能做的实则不多，只能见招拆招，迂回防守，正面对抗是排除在可做选项之外的。
而皇帝的用意，对身在局中的刘文济来说，可谓直白了......
就和在外人面前一般，刘文济面上依旧没有什么波澜，一对凝目沉静如水。手里拿着诏书，思索良久，方抬首吩咐着：“子敬，你替我拟一道谢表，同时，以疾病深重，难以视事，婉拒湖广之任！”
“是！”透着一股方正之气的萧恭从容应道。
刘文济又看向萧惠，道：“伯仁，你召集人手，准备前往湖广，不许张扬，随众不宜太多，百人上下即可！另外，给我寻一艘大船，做特殊改革装饰，要适合重病之人乘坐......”
对此，萧惠微讶，不禁抬头看了刘文济一眼，但见他神色平静，脑筋一转，有所恍然，抱拳道：“是！臣即刻去办！”
“用之，你留守江南，通知诸位僚属、旧吏，小心行事，专心治学、理政，效忠朝廷！”刘文济瞧向留着三绺胡须的曹利用，做出指示：“把娄江学院给我看好，余者顺其自然！”
“是！”曹利用此时也不像平日那般伶牙俐齿，只是恭谨地应道。
在掌院王学新等人的悉心经营下，以及刘文济的暗中支持，娄江学院已然步入正轨，虽然每年收取的学生人数依旧不多，但都是禀赋上佳之人，当然，这个禀赋包含先天以及后天。
同时，随着一批批学生毕业，被举荐到苏、秀、上三地以及其他州县任职，“娄江派”也开始在东南官场上慢慢崛起了，前前后后，共有八百余人，成功被各地官府录取。
虽然只是一干下吏，但结合起来刘文济的身份与影响力，足以撬动江南政坛，至少苏、秀、上三地足够。同时，这帮子“学院派”职吏，也成为江南政坛上的一股清流，极受刘文济的重视，甚至倚为根基。
“大王！”议事毕，在看了看刘文济脸色，经过一份斟酌之后，曹利用还是主动提醒道：“太医朱宏是个纰漏，不得不防，还请慎之！”
闻言，刘文济脸上终于浮现出少许波澜，看着他，问道：“你有何建议？”
曹利用面上露出一抹狠色，拱手道：“不若除之！”
一听这话，刘文济的眉头不禁蹙起，埋头琢磨少许，问萧恭道：“子敬以为如何？”
和曹利用的狠决一般，萧恭的态度也很坚决，应道：“臣以为不可！于大王而言，最危险的时候乃是朱宏诊病之后、汇报之前，当下，其若敢反复，本身欺君之罪难逃。
何况，太妃娘娘早有劝告，大王当守静、持重，于此事上，更当如此。若有贸动，反而容易招致怀疑。”
见萧恭竟然反驳自己，曹利用不乐意了，当即道：“岂可置大王安危于不测之人？”
萧恭沉稳，曹利用性烈，二人见解分歧，在刘文济面前争执已不是一次两次了。
眼看二人又要争论，刘文济这回没有坐听，摆手止住他们，琢磨了下，语气坚定地道：“世事无常，人心难测。然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欲谋大事，岂能不担风险。
此事，不必再提！”
“大王英明！”萧恭拱手一拜，想了想，又建议道：“朱宏以恩遇汇报大王，大王当再施恩典，笼络之！”
太医朱宏与刘文济之间，本是没有什么联系的，若不是此番被皇帝派来给刘文济诊病，是怎么都不可能发生交集的。
而朱宏之所以愿意为刘文济打掩护，原因也很简单，报恩，报早年萧太妃在宫中的维护之恩。或许于萧太妃只是顺手而为的事，甚至早已忘记，但朱宏却始终铭记于心。
而出发前，皇帝“特意”的一番交待，让朱宏惊心之余，也欣喜报恩的时候到了，没有什么犹豫，坚定的选择维护刘文济，并将皇帝的授意合盘托出。
自助者，天助之！有朱宏的配合，自然也给刘文济省了大麻烦，而萧太妃对他的帮助，显然也是全方位的。
......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大汉帝国统治下的杭州，绝不负此誉名。不算辽阔的西湖，像一颗明珠镶嵌在城外，城市的周边，河流像丝带一般交错缠绕，带来发达的水利，便捷的水路交通。
城市周遭的山林并不高，都是些低矮的山丘，处在丰收阶段的梯田，从山脚蔓延到山头，一切的一切，都透着“物阜民丰”的气质。
就是这样繁荣富强的国度，却统治在刘文澎这样的荒唐皇帝手中，作为太宗之子，刘文济既不服气，也更觉心疼。世祖、太宗两代辛苦创业、守业，即便国家再富足，又能经得起多久的败坏？
因此，刘文济是打心里认为，他所谋者，不是个人的野心与奢望，而是为了大汉帝国的江山，为了祖宗的基业。
欲成大事者，首先得把自己都欺骗过去！
即便秋时，西湖边也是游人如织，刘文济坐在一架步辇上，目光凄迷地观察着有些凄凉的西湖秋景。
而身边，则陪着一名身份特殊的客人，两浙道布政使陈尧佐。淡然而坐，同赏秋景，陈尧佐的余光却始终观察着刘文济这个新晋的荆王，心中竟然莫名地感到紧张。
“陈使君！”
闻唤，陈尧佐当即拱手道：“不敢当！大王有何吩咐？”
“吩咐不敢当！”陈尧佐客气，刘文济同样很矜持，沉吟少许，问道：“你老实告诉孤，此次迎驾，两浙道司耗费了多少钱财？”
“这......”陈尧佐眉头紧紧的皱起，略带疑惑地打量着刘文济。
察觉到陈尧佐的迟疑，刘文济咳嗽了两声，换了个方式问道：“迎驾所费，可否将江干大堤再加固一道？钱塘诸塘，再清理扩宽一遍？”
听刘文济这么发问，陈尧佐老脸上不由露出一抹尴尬，思吟少许，看着气色不佳的刘文济，怅然道：“大王此问，下官汗颜！”
......
平康六年秋八月，荆王刘文济自杭州动身，乘船西行，前往两湖。
就和预期的一般，皇帝并没有同意刘文济的谦辞，仍以湖广巡抚使之职相托，让他到江陵去休养、履职，为国谋事。
至于皇帝刘文澎自己，则在东南待到七年仲春，逛遍了，玩累了，方才起驾北归。
康宗篇终 在位八年，荒怠无功
北路来，西路去，难得出巡一次，让皇帝刘文澎走回头路，显然很难，因此在北入长江之后，选择继续乘船溯江而去。
江南水师，几乎出动一半的舰船与水兵，随行护驾，刘文澎的两千银甲，也成为“水上骑兵”。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年前世祖南巡时，曾因水师之弊（养寇自重、设卡收税、勒索劫掠）对整个南方水师进行了一番整饬。太宗时期，大汉的内河水师在强大权威与严肃的国法下，也依旧保持着良好的作风，以及不错的战斗力。
然而到平康七年，就只能用故态复萌来形容了，当然，刘文澎能够看到的听到的，还是一片风平浪静，福临万方。
过武昌，入江陵，长江中游的繁庶，以另外一种形象与气质，呈现在刘文澎的面前。乘龙舟，总千军，招摇过境，刘文澎尽情挥洒时光，“吟唱”盛世华章的同时，也进一步消耗着地方官民对帝国最高统治者原本近乎本能的敬畏与尊崇。
普通的黎民黔首，姑且不论，他们是最朴实的被统治者，被剥削就是他们的宿命，皇帝过境，只是临时的加剧加重罢了，何况潜意识里就有一种被驯化的对权威的敬畏，大多数人只是期待銮驾离开后的日子能轻松些，能回到之前。而这种奢求，能否实现，显然存疑。
相比之下，那些掌握着地方大权的权贵们，在放下敬畏，鼓起勇气，抬起头颅，睁大眼睛，用难得的就近机会去观察头上这个皇帝时，原本那神秘莫测、高高在上的形象，不说坍塌，总归是动摇了。
当皇帝这层光辉散尽，余下的只是一个任性好乐的青年，而这个青年之所以能凌驾于所有人的头上，可以尽情挥霍，肆意游乐，只因为他有个好爹。
当然，印象的颠覆并不至于让地方权贵们丧失敬畏，在当下的大汉，不管皇帝如何，但皇权可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
只不过，皇帝如此，那就别怪臣下们有样学样了，尤其是对那些节操与底线都很有限的权贵们来说。
而这，比起刘文澎出巡的耗费，显然要更加严重，这是根本上的深远的影响。
当然了，刘文澎不会明白这些，也不是太在意这些，他能见到的，还是“銮驾抵至，官民臣服”的场面，至少在当下，皇权的神圣性，皇帝的权威，可以让他不必去顾忌臣民们的情绪、想法、心理等莫名其妙的东西。
不论如何，只要帝国的根基还强势坚挺着，他都是帝国最明正言顺的皇帝，不管是否心甘情愿，天下的权贵也不得不拥护他，刘文澎本身或许不那么值得推戴，但嫡长制却是帝国的勋贵们、官僚们乃至普通士民之家，所信奉、尊崇的一条制度，这甚至已是一种社会共识。
在江陵，刘文澎接受了荆湖北道以及江陵府的“倾情”贡献。这里得提一下江陵知府冯端，这是乾祐宰相冯道的曾孙，还是家族大宗主脉。
开宝元年世祖大封功臣时，冯道因为“识相能苟”，且在建国之初对于国政之巩固维持确实立有不俗功劳，被赐封为瀛国公，位在乾祐二十四功臣之列。
而瀛国公爵，传承至今，已是第四代，属于世祖赐予的“+开国三代世袭不减”的恩典也依制而破。
作为冯氏嫡传，前瀛国公冯玠（冯道之孙，冯吉之子）病逝后，太宗皇帝便改封其嫡长子冯靖为河间郡公。帝国的勋爵制度，真正成熟且完善，仍在在太宗时代，因为太宗是个完全按照规矩行事的人，不像世祖那般，在一些事务的决定上，难免夹杂着个人好恶，喜好搞一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情。
而早年为万众瞩目的“乾祐二十四臣”，在半个世纪后的平康时代，也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局面。
简单来讲，就是同为乾祐二十四臣，亦有差距。有的早已绝嗣，生前身后之名只记载于史册之中，比如两个王氏（豫国公王章、商国公王峻）；
有的权势依旧、地位显赫，仍旧扎根于帝国的权力中心，便是有起落，仍然从方方面面对帝国施加着重要影响，比如李氏（寿国公李少游）、慕容氏、郭氏、高氏、折氏、向氏、赵氏（赵匡胤）；
当然，还有如常发展，依制传承者，就比如冯氏。而比起那些军功贵族，甚至与魏、王（王朴）、范等几个文臣家族相比，都要弱上不只一筹。
仍在延续的二十四功臣家族，冯氏基本只与耿国公武行德家族相当了，而当年对武行德的册封，就堪称世祖最随意的一笔。
而这些年冯氏的发展，也是这种底气不足最直观的挑战。冯氏在朝廷中枢的影响力，已然微乎其微，在寻常人眼中依旧显赫，但在真正的掌权者看来，实则不值一提，而除河间郡公冯靖之外，冯端这个江陵知府，竟是当下出仕的冯家人官职最高者。
冯端等人精心筹办的各种迎奉，并没有像杭州陈尧佐那干人一般，讨得刘文澎多少欢心。花天酒地，风花雪月，刘文澎在江浙也已经看腻了。
因此，刘文澎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皇兄刘文济，看望之余，还专门遣人去调查探听荆王在湖广任上的表现。
结果，让刘文澎很满意，因为刘文济到江陵后，一直居家养病，未察一地，未治一政，未理一务，全然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
刘文济还专门向刘文澎请罪，希望能对他的贻误怠慢进行惩戒，否则其心难安。对此，刘文澎自然是宽宏大量地赦免了。
在见过刘文济之后，刘文澎方带着一个不错的心情，北上，途中周折向东，前往泰康行宫，夏季将至，正好在那里避暑。
说来也是暴殄天物，坐落在鸡公山的泰康宫，当年耗费了大量人财物力，不只少府、工部、将作，周遭数州士民的血汗都差点被吸干。
而自泰康宫落成之后，也只在世祖最后一次南巡期间使用过，最近二十来年，就这么一直荒废着。当然，也不是完全荒废，每年少府以及地方官府还是投入了一定的资源进行缮护，毕竟是天子最大的避暑行宫。同时，“荒废”的这些年，也让周遭百姓获得了一段相对长的安宁时光。
太宗皇帝简朴了整个雍熙时代，是坚决不往泰康宫享受，刘文澎这也是第一次。而随着銮驾的到来，一通鸡飞狗跳、手忙脚乱是免不了的。
同时，特地在二十多年后，再度举行了一场“启用”仪式，在此之前，也早有诏命传京，自宫廷、朝堂抽调了两千内外廷宫人、朝臣，率先入驻泰康宫，准备侍奉皇帝。
虽然拿刘文澎与世祖皇帝比，实在是对世祖皇帝的不尊重，但有一说一，便是刘文澎挖空了心思玩奢华，搞花样，猎新奇，也不如世祖皇帝一次来把大的。
同时，在名声的经营上，更是差距悬殊。晚年的世祖不免奢靡，但在官方民间，可没有多少人敢于非议指责，甚至还有不少人为其洗白美化
在泰康宫，刘文澎度过了一整个夏季，到入秋之后，方才于平康七年七月中旬启程返京，他还得回洛阳赶中秋大庆的场。
泰康宫避暑的几个月，刘文澎待得并不是太舒心，夏五月之时，因为玩得太嗨，引发一场大火，把行宫内的延康宫给焚毁了，若不是救火措施采取得及时，损失会更大。
六月底，刘文澎疼爱的陈淑妃薨了（出身平平，样貌身段出众，乃是刘文澎从民间抢回宫的）。
不过，一个宠妃的死，对刘文澎确实有影响，但实在不大。真正与帝国命运、历史走向联系到一起的，是刘文澎染上了一个极坏的毛病：嗑药。
因为一年多的耕耘，仍无所出，刘文澎自个儿也着急，为此，特地寻医问药，而御医国手们，能够提供的，只能是一些滋补养身的方子。
于是，刘文澎命人找到了名声响亮的紫阳道长，作为传说中陈抟老祖的真传弟子，总该有两把刷子，刘文澎让他替自己炼丹。
而紫阳真人也不负其望，结果就是，皇子皇女还没个影，刘文澎却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一次长达一年的出巡，刘文澎是玩嗨了，也游累了，回到洛阳之后，自然需要休养生息，难得消停一阵。甚至于，过问起朝政来，出去这么久，他心里实则也没多少底，怕那些中枢权贵们恃权逾越。
在刘文澎出巡的一年多中，朝廷的局势整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潜在的争斗与拉扯却是越发复杂且激烈了。
王旦这个由刘文澎硬抬上来的尚书令，显然没办法做到服众，在掌控力上，比之张齐贤更是远远不如。这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张齐贤可是开宝朝一路走过来的，水里趟过，火里闯过，又是多年的宰相，多少是具备一定领导力的。
当然了，王旦一没同张齐贤比，二也没想着掌控全局，第二点根本不可能。与那些根红苗正的公卿权贵相比，王旦这个二代勋贵，不管从资历还是功劳上，都弱了不只一筹，小事能捂，中火能稳，大火根本压不住。
而之所以能把朝局维持在一个基本的稳定，更多是因为各方势力的相互牵扯，同时王旦有自知之明，只是居其中，尽量协调，尽力保证朝政的正常运转。
但显然，这样的局面，磕磕绊绊的，依旧难说能维持多久，这与帝国一贯的“强人政治”传统是相冲突的。
而出现在平康五至六年的“共治时代”，更像是一种政治模式的尝试，如果给其足够长的时间去试验，或许还真能探索出更多的新东西来。
但这显然不现实，首先皇帝刘文澎不会永远那么“安分”，而中枢的权贵们，冲突与矛盾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积攒，总有爆发出来的时候。
就在平康七年春，就已经爆发过一次了，财政使李沆与枢密副使郭良平之间的冲突，也是庶族官僚与军功贵族之间的一次角力。
事件的经过很简单，对于海军庞大的造舰需求以及频繁的训练计划，李沆坚决反对。郭良平打算在未来十年内，把大汉所有海军的主力战舰都换一遍，全部更新为炮舰。
这样庞大的计划，所涉及的款项，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作为大汉帝国的计相，李沆坚定拒绝，强烈反对。
于郭良平而言，这项计划却关乎着大汉海军的百年大计，是继续提高海军地位的办法，岂容李沆这腐儒破坏。
事情的经过是，两个中枢的实权派，掀起了帝国几十年来最激烈的文武之争，两个年近七旬、满头华发的老头，争得面红鼻子粗。激动之时，郭良平差点动手，虽然被劝阻住了，但对李沆有诸多言语上的侮辱，狠狠地落了李沆的面子。
但结果是，李沆丢了面子，得了里子。郭良平军事才干卓著，作风强硬，但论政争，比起李沆可差得太远，再加上职权上的差距，很快落入下风。
这背后，当然还有一干陆军权贵们的设阻，实事求是地讲，对郭良平的“海军二十年计划”，最敏感的就是他们了。若真让郭良平搞成了，海军还不翻了天？
有另外一干功臣勋贵发力，李沆自然成为这场政争的胜利者。然而，郭良平当真输了吗？他对海军更新换代的计划，依旧展开了，并且获得了事实上的推进，只不过规模上小了，时间上更是翻倍，难说这是否就是郭良平心中的真正目标。
在了解过“李郭之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情之后，刘文澎是乐不可支，心情都为之放松许多。大臣们不斗起来，他这个皇帝如何得安？
皇帝刘文澎的消停，也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就在平康七年秋末，朝廷又爆发了一场冲突，主角换了一个，皇帝刘文澎与财政使李沆之间的。
原因是，刘文澎想在洛阳西苑修一座避暑行宫，以泰康宫过远，跑来跑去太辛苦。甚至于，连修建方案出来，打算征集劳力，人工开挖，开辟出一片塘泽，同时效仿当年后蜀孟昶在成都修“水晶宫”一般，在新辟的人工湖上也建一座水上行宫
其他事情先不说，就向孟昶学习这一点，就可见这件事情是怎样一种性质。（当然，孟昶所作《颁令箴》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之语，至今仍在诸多大汉帝国道府州县的官衙墙、匾镌刻着。）
而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回修行宫，刘文澎打算动用国家财计，简单的讲，就是打算劳民伤财了。他是彻底不装了，实在是少府刘规给他诉苦，一直花自己的“私房钱”，久了多了，实在心疼。
而对此，李沆自然是秉公直谏，坚决反对，朝廷之中，对此一片哗然，站在李沆这边的正臣、直臣，更不在少数。
包括宰臣寇准、向敏中在内，一大批人陆陆续续向刘文澎上表劝谏，希望其能打消念头。
而这种局面下，事情的结果往往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结果是，刘文澎见李沆竟然掀起这么大反对自己的浪潮，心中是又惊又怒，“新仇旧怨”一齐涌上，意志下达，帝党们纷纷扑咬李沆，然后三朝老臣、雍熙宰相李沆，罢相了
李沆的罢相，对大汉帝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这个节点来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比刘暧、张齐贤被赶出朝堂，还要严重。
因为，此事一出，意味着帝国中枢朝堂上，庶族官僚势力与贵族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至少在政事堂内，权力失衡了。
继任财政使的乃是兵部尚书向德明，在这件事情上，刚把李沆搞下去的刘文澎，没敢逆群臣之意。而政事堂中枢剩下的庶族官僚领袖，竟变成向敏中、寇准、徐士廉、王钦若四人，不吹不黑，这四人就是绑在一块儿，都不如平康七年李沆在庶族官僚中的名望与影响力。
但于皇帝刘文澎而言，却实在顾不得那么多了，至少他在对李沆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只是这份胜利，一点都不值得喜悦，甚至从帝国的视角来看，有那么一丝悲哀。
同时，刘文澎的“水上行宫计划”，也得以顺利推进了，就在平康七年冬，已经有数万民夫进入西苑，在严格管理下，动工开挖
平康八年（1014）夏，静极思动的皇帝刘文澎，再起幺蛾子了，这一回他选择北巡，他要到漠南的草场去打猎。当然，名义不能这样直白，对外宣传的是，他要北巡视察河东，同时于太原这个龙兴之地祭天，顺道去草原，调和漠北契丹与乃蛮政权之间的矛盾，还塞北一片安宁。
过去的这些年，漠北的局势始终不算平静，乃蛮部在太阳汗刘金（传说中魏王刘旻的便宜儿子）的统治下，日益发展壮大，并且在吸收了汉、契丹文化之后，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政权组织。
并于平康四年，刘金正式称王，国号“金”。称王之后的乃蛮，开始以一个邦国的身份与大汉打交道，并且第一时间遣使南下，向朝廷臣服，希望得到朝廷的封赏。当时刚刚亲政的刘文澎，面对这样的臣服，很高兴地同意其请，赐金册，封刘金为金王。
当时朝中是有人反对的，只不过并没有太多人把这个民不过五十万的杂胡政权当回事。
而称王之后的刘金，开始率领他的“金国”继续向东扩张，攻击契丹的聚落，抢夺水草，掳掠部民。
随着“金国”的崛起，契丹这个漠北霸主的名头也开始动摇了，面对其挑衅，自是结兵相抗。金国在于新生势力的野蛮冲劲儿，契丹则在于文明的先进性，仅从纸面实力上来说，契丹还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然而，连耶律贤时代契丹尚且无法彻底根除乃蛮之患（那时当然有大汉在背后充当搅屎棍），何况如今。
双方之间打打停停，几乎无岁不战，漠北由之动乱，已然影响到大汉山阳的安宁。
而前宰臣王玄真被排挤往漠南巡抚，当时的名义就是安抚北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不知该说是先见之明，还是该说纯属巧合。
最近几年的漠北，就像一个大蛊，两只分别名为“金”、“契丹”的蛊虫，或许还要加上不断南下的蒙兀室韦人。
他们在厮杀，在进化，在淘汰，就像过去千年，草原上一直反复发生着的故事一般。
到平康七年，契丹与金国又进行了一场大战，双方动用兵力合计超过十万控弦之士，这样的大战，足以引起大汉侧目，而帝国也确实震动了。
大汉帝国承平了几十年，而在苦寒的塞北，胡族们又开始生聚、发展、壮大了。
皇帝刘文澎北上，可谓声势浩大，禁军及北部边军、团练，集众十万，以作护卫。没办法，不敢疏忽大意，枢密院捏着鼻子也得调兵遣将，保证皇帝的安全，并由郭仪作为行营都部署，总领大军。
只能说，刘文澎真的是去打猎的，但凡他动一点北伐的心思，就谁也说不住会发生些什么，大汉帝国的历史都可能直接翻开新一页的篇章。在护卫刘文澎的过程中，郭仪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心始终是悬着的，头上都增添了几缕白丝。
从结果来看，刘文澎此番北巡还是有些成效，至少起到了“止戈”的作用。
刘文澎与漠南的白水泺扎下行营，遣使邀请二王前来朝拜，汉军十万大军北上，背后或许还有更多，契丹与金国都难免“受惊”，作为名义上的臣属，二王在纠结之后，都先后南来，坐上了大汉皇帝摆的谈判桌。
在刘文澎的监督之下，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约定休兵罢战，停止冲突，不再相互攻击。同时，都以战争损失巨大，向朝廷求援，刘文澎大方地赏赐了钱帛、粮食、盐、茶，又准许二国加大边市贸易的请求。
刘文澎以为二国是在天威之下，不得不罢兵和解，然而事实上却是，二国在常年的交锋之中，都损失惨重，按照规律，也将陷入一轮蛰伏恢复期。
在完成这一场“白水会议”，刘文澎志得意满地“班师还朝”。而在就近接触刘文澎这个大汉帝国皇帝之后，金王刘金在北归的途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曾亲自朝拜过太宗皇帝，其威有如天人，让人畏服，不敢贰心，然英明如太宗皇帝，也所托非人。大汉皇帝若是这般，我也能当”
被鄙视而不知，坦率地讲，刘文澎此番是将脸丢到了塞北异域了
而平康八年的北巡，也是刘文澎最后一次折腾了，因为他再也折腾不动了。南归途中，体虚气短的他，染上风寒。
经过漫长而辛苦的跋涉，终于于当年初冬，回到洛阳，总算坚持回宫，没有客死他乡。
然而，意外之所以称之为意外，就是因为他往往来得突然，平康八年冬十一月十九日，身体有所好转刘文澎，在视察“西苑水晶宫项目”工地之后，当晚就于上阳宫观风殿，让人猝不及防地驾崩了，彻底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在位八年，时年二十八。
世宗篇1 谁继大统
寒天暮雪，乱石滩边，刘文济头顶毡帽，一身蓑衣，坐在江边垂钓，只不过，支出江面的鱼竿不只没有鱼钩，连鱼线都没有。显然，荆王钓的不是鱼，而是蛰伏者的寂寞。
江面上寒雾缭绕，视线不甚清晰，但过往的行船，依稀可见，视野范围内，接续不断。
荆王府内人多眼杂，也只有这等独钓寒江的环境下，方能带给刘文济一丝安定，才能稍稍放下戒备，松弛神经。
南国的冬季同样很冷，江风肆虐，更加剧其寒，即便身侧摆着一方炭炉，祛寒效果也不佳。不过，对于这样并不舒服的环境，刘文济早已甘之如饴，也正是在这种自我磨砺与沉淀之中，他整个人从内到外趋于“至臻”。
随从并不多，只五六人，零散地侍立于周遭警戒，都是最忠诚精悍的卫士，寒风难侵，水波不惊。
通往垂钓之所的小径上，一道人影匆匆而来，引起了两名卫士的警惕，不过见到来人，又松开刀柄，恢复岗哨状态。
刘文济耳听八方，来人的动静自然察觉到了，不过没有丝毫动弹，等萧恭奔至其侧，刘文济方才问道：“脚步匆匆，情绪外露，出了何事，让你如此失态？”
闻问，萧恭深深了吸了一口这江边的凉气，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重重的吐出，沉稳有度如萧恭，此时也难掩饰激动之情，拱手长拜，声音甚至不自觉地发颤，绝不是冷的，因为内心的火热足以抹平冬月之寒。
“禀大王，京中来信，陛下，驾崩了......”
很难准确描述出初闻如此“噩耗”时大汉荆王是怎样一种心理活动，但是，从他遽然而起，脚滑摔倒，又迅速起身，两眼死死地盯着萧恭，这一些的反应，又似乎足以诠释其心情了。
刘文济目光中的意思，不言而喻，萧恭再拜，道：“陛下于十九日，驾崩于上阳宫！”
“回江陵！”撂下一句话，并不多作言语，刘文济转身即走，小径之上，健步如飞，一直到登上车驾之前，方才发现，手里依旧紧紧地握着鱼竿，骨节已然捏白。
放下鱼竿，又发现鱼篓落下了，不需侍从帮忙，刘文济选择亲自折返去拿。等刘文济提溜着一个极其普通的鱼篓回来时，已然恢复了平日里的从容不迫，面上已不见丝毫波澜。
对于荆王集团的众人来讲，他们并不知道多年的蛰伏、积累、等待，是否就是为了这么一天。但是，当天子驾崩的消息传来之后，核心圈子里的人物，都难掩其激动。
就此事，刘文济势力自然进行了一番紧急商讨，当机立断，决定即刻起行，进京，夺位！
紧跟着，萧太妃一纸书信飞马而来，上边只有一个字：稳！
简洁有力的一个字，就像“定”字诀一般，彻底帮助刘文济把心定下来。只稍作斟酌，便更改计划，决定暂时不急于进京，毕竟，朝廷还未发丧。
而于刘文济而言，也有稳着来的理由，从天子驾崩之后，他与大汉帝国命运的联系就陡然紧密起来。不为其他，就因为他是太宗皇帝之子，一个除了“血脉问题”，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说道的毛病的亲王。
天子无后而崩，不论朝中当权者是谁，在决定继位者的问题上，都不可能绕开他！当然，在京的萧太妃，也能给刘文济一定的信心。
又足足等了三日，天子驾崩的消息，才从官方渠道正常地传至江陵，并由江陵开始，继续向整个湖广，以及更难的两广乃至安南扩散。
于是，江陵震动，湖北震动，中南震动！要知道，就在去年春，天子还巡幸湖广，那时虽然荒唐，但看起来还算正常，身强体健的，这不到两年的时，怎能发生如此惊天之变？
世上聪明人何其多也！也就在荆王仪驾，自江陵出发北上，回京奔国丧之前，荆湖北道官场一个重量级人物，时任湖北布政副使的兖国公王增找上门来了。
仅看爵位便知，这位是何出身了，王朴之孙，王侁之子。说起来，王氏家族，在最近的三十年发展得并不好，已经逐渐从大汉顶级权贵的行列中彻底退了出来。
究其原因，还在于三十多年前的榆林之乱，作为早期平叛主帅的王侁，当时的处置有诸多欠妥之处，而结果也导致榆林局势糜烂。虽然榆林之乱的起因、肆虐、平定，在背后还有诸多更为复杂的因素，但王侁那口锅，背得也是没有一点毛病的。
也正是从榆林罢帅开始，王氏家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然，也就是王朴面子大，在世祖心目中地位高，换作其他人，或许已经被打落凡尘了。
王侁其人，心气很高，胸怀却不够宽广，性情也很骄横，但才干还是有些的。也正因有了榆林之乱的教训，反倒沉下心来，谋图复起。
在儋州时，用了四年时间，将当地蛮乱彻底肃清，果断狠决，屠了上万人，让世祖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后来又调任安南，担任都指挥使，仍旧负责剿贼平乱，在其任上，将一大批表面归顺、暗怀异心的原土着部族给清理了，虽然一度掀起了较大动荡，但却实质性地推动当地汉化发展。名声虽不好，但是劳苦功高。
然而，十余年的辛苦努力，只是为了拿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荣誉与地位，这样的经历，于王侁而言，也是颇为苦闷的。
同时，在世祖驾崩之后不久，王侁也在多年的劳累，以及始终萦绕心头的苦闷之中，郁郁而亡，到死连帝国核心统治区域都没能重返，就更别提光大王氏门楣、先父荣耀了。
到如今，又是二十来年过去了，王氏人才青黄不接，爵禄虽然继续传承着，但政治上却已然退化成一个普通勋贵家族了。这至少，与乾佑时期王朴在帝国、在世祖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而作为王氏嫡长，当代掌门人，王增多年以来，孜孜以求者，自然也是重筑家族荣光，把王氏重新带回帝国权力中心。当然了，理想是丰满的，但才具实在有限，熬了这么多年，也只是个湖北布政副使。于寻常官僚而言，这自是高官重职，但于兖国公而言，远远不够。
在这大变之际，王增主动找上荆王刘文济，其目的，当然是来投诚的。正常的努力，实在艰难，就只能走捷径了，而在过去的两年中，王增是默默关注着刘文济的权贵之一，他觉得，在刘文济身上，可以赌一把。
而对于王增的投诚，刘文济是意外多于欣喜，已经养成的谨慎性格的他，并没有接纳，而是交待他，当于此大变之际忠于职守、理政安民。
王增对此，不免失望，然而，却并不灰心，至少，荆王殿下并没有拒绝不是吗？紧跟着，王增便开始默默联系起来了，尤其是京畿那边，既探知消息，也把握局势发展，做好随时支持荆王继位的准备。
烂船还有三斤钉，何况是兖国公王氏家族，有些资源不使用，但不代表没有，而一旦发挥起来，总归还是有些影响力的，关键时候，未必就不能起到奇效。
就连日益衰落的王氏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盘，甚至冒险付诸于一定行动，可想而知，京畿之中，又是何等的波诡云谲、尔虞我诈。
腊冬时节的洛阳，除冷了些，一切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天子驾崩就仿佛对京畿士民没有什么影响一般，街市拥簇，交易频繁，喧闹依旧。
当然了，一点影响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很多士民，都停下了年货的采买与准备，皇帝驾崩了，即将到来的这个新年，注定没好过。
与此同时，驻守京畿所有禁军部队，都收到了枢密院的军令，全军戒严，禁止出入，违令者斩。洛阳周遭诸关要隘守军，也是如此。
在皇帝驾崩的情况下，就是枢密院实则也没有调动兵马的权力，但是一道戒严令，却还勉强在职权范畴之内。而所有的动作，只为保证一点，在新君继位之前，大汉军队，必须保持中立、保证稳定，这也是所有权贵们的共识，谁敢妄动，必遭围攻。
当然，巡逻治安、京畿秩序，还是需要维持的，洛阳府及巡检司的差役、官兵们，也大举出动，严管出入。这也就导致，实际掌握着巡检司的老将常古真，一跃成为洛阳城内实权最重的少数人之一，无他，冲他手握的三万巡检司兵马，就得给他这个面子。
常古真出身平平，是真正从底层一刀一剑打拼上来的老臣宿将，并且，其经历颇具传奇性。幼年惨变，青年复仇，中年从戎，年近古稀了，甚至能够影响到帝国皇位的继承，参与到决定帝国未来的活动中......
常古真是标标准准的“西征派”将领，在西北前前后后打了二十多年仗，甚至在魏王刘旻对安西的“营所制”改革中，也成为营主之一，在安西体制下享受着真正封建贵族的待遇（目前由其子孙在安西经营）。
而在常古真崛起的背后，当然少不了太宗皇帝的扶持，他就是在太宗不断的提拔，到达如今地位的。这，同时又反应出，自世祖以来，对寒门后进将帅提拔，以平衡传统勋贵将领的意图。
不管如何，至少在平康八年的这个冬季，洛阳城中，包括在朝权贵的大量人等需要看常古真的脸色行事，同时有更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他，老臣也由此感到了几十年来都未感受过的“热情”。
洛阳的局势，也正处于这样一种，复杂、诡谲乃至荒诞的氛围中。最荒诞的地方或许就在于，皇帝驾崩了，除了宫廷、朝堂、官府挂起白幡，披上丧服，从里到外，自上而下，没有一点国丧的样子......
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皇帝走得太突然，膝下又无后，生前有没有明确制定一个继承人，哪怕备胎都么有。这样的情况下，大汉的权贵们，心思当然都集中在，谁能承继大统，这个关乎帝国前途、万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来。
帝位的争夺，从来都是激烈而残酷的，康宗留下的，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散乱局面，就更加剧其冲突与混乱，甚至让人诸多权贵无所适从。
不过，短暂的混乱之后，大伙便迅速适应了。人心固然难测，局面或许混乱，但利益却是永恒的，不论公利还是私利。而基于利益而展开的帝位之争，梓宫运回紫微城后就已经展开了。
当其时，最先表态提议的，乃是宰臣寇准，他总是那般坚决而果敢，引人注意，干脆而坚定而表示，大行皇帝无后，当迎荆王刘文济为帝。
不得不说，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寇准与刘文济之间几乎没有超过同僚的关系，甚至没什么来往。当然，这也是刘文济刻意韬晦，所有朝堂宰相，他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讨好交结。
然而，当山崩之时，寇准却毫无犹豫、指名道姓地选择支持刘文济。其所持立场，也很简单，就坚决地秉持一个立场，太宗之后。而谈及太宗之后，数来数去，在寇准眼中，就只有刘文济了。
寇准代表的，实则是朝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至少“太宗之后”这个前提几乎是共识，只是，具体地来看，就有诸多讲究了。
太宗之后，可不只荆王刘文济一人。
寇准之后，有徐士廉、向敏中等宰辅大臣陆续附议，但也只表明当立太宗之后的意思。
然后反对的声音开始冒头了，竟然来自慕容氏外戚，他们反对的，当然是刘文济继位。理由有三：其一，自古以来，只有兄终弟及，没有弟终兄及的；其二，荆王久病，难承其重；其三，有契丹血脉。
这三点，第一条当然站不住脚，莫说弟终兄及，就是侄终叔及的，都有。
第二点，倒是其短，但疾病，也大不过法统，只要荆王还有口气，他就是有资格继位。
真正具备杀伤力的，自然是第三条，这一点，足以引发许多权贵潜藏心底的反感与排斥。
提了刘文济，那作为太宗长子的安南王刘文涣，被摆上台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比起刘文济，刘文涣的法理性，则更强了，同时，血脉上还是根正苗红的。
但同样，提议刘文涣后，反对声来得比刘文济还要迅猛，理由嘛，已经就国什么的基本没有提的必要，七寸就在于“常妃通奸、血脉存疑”这一点。
此事，虽然早已成为宫廷秘闻，但上层权贵们实则心知肚明，过去不提，只是为尊者讳，但涉及到大汉帝国江山的纯粹与皇室的血脉正统，那就顾不得什么脸面了。
当然了，这仍是有解决办法的，至少刘文涣后来有生了几个儿子，剥夺常妃所出二子的继承权即可。
这是个办法，但反对者可不会考虑其合理性，而涉及大位之之争，也从来不是讲理的事情，最终拼的，还是实力，或者还需要几分运气。
而帝位之争，随着刘文涣、刘文济两兄弟相继抵京，也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世宗篇2 唯一结论
从洛阳上层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况来看，在帝位的承继大事上，实则一共有四种选择。
到进入新年时，朝廷内部，呼声最高的，有三种，安南王刘文涣，荆王刘文济，以及在二王抵京之前由尚书令王旦提出的，从众皇侄中择一禀赋出众之子，立为皇储，进登大宝，续大行皇帝之皇纲正统，当然，必须是太宗余裔。
前两者自不必说，但第三条，自提出来之后，便拥有极大的市场，不管是勋贵还是官僚，不管是什么出身，什么职位，什么集团，对此似乎能找到认同并支持的那部分人。
当然，这个建议，同样有值得疑虑的地方。首先，此议背后的慕容太后以及慕容氏家族，让各大派系都心存忌惮，实在是这位太后，既能折腾，又折腾不出什么好事来，过去的八年，有大量案例佐证这一点。
不得不说，虽然是王旦提出“过继之议”，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渗透着浓浓的慕容皇太后的意志，并且，在过继之后，紧跟着或许就是“临朝称制”抑或“垂帘听政”了。
在这件事上，或许杨皇后更有发言权，毕竟，她是正宫皇后，母仪天下，杨氏家族比之慕容家族，影响力、实力都不弱，并且名声要好得太多。只不过，不管是杨皇后，还是背后的杨氏家族，在这方面，似乎都没有什么想法。
身为尚书令，大汉帝国实际的首相，王旦在这等重大且敏感的事务上，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与看起来不那么靠谱的慕容太后结盟，其立场出发，掰开来看，实则也不复杂。
太宗皇统，也是他矢志不渝、坚定维护的，但他不只是太宗旧臣，同样也是刘文澎的东宫老臣，并且被他推上首相之位。不管大行皇帝生前有多不得人心，又干了多少荒怠之事，他对王旦的恩遇都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太宗之下，王旦还必须维护大行皇帝。而从皇侄之中，过继一子，继承刘文澎一脉香火，便是一个具备很高可行性的办法。并且，不管是选刘文涣还是刘文济之子，对两者而言，也是一种安抚。
当然，这种想法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即便抛开慕容太后的干政不谈，再立一个少年天子，这件事有些诱惑力，但对于那些真心为家国大计考虑的有识之士而言，又很值得商榷了，大行皇帝的教训，在当下，实在太深刻了。
因此，三种选择，各有其短，各有非议。
至于第四种意见，则来自吴王刘晖，平康八年的刘晖，已经五十八岁，也到人生暮年。过去的二十来年，他在名下的太和楼弹了二十年的琴，听了二十年的政。
骨子里，刘晖就是个健谈键政的人物，因此，到行将就木的时候，又放了一个“大卫星”。
皇帝之位，怎么都轮不到他来，因此，见国无主君，诸方争执，他兴之一起，干脆提出，让燕王刘昭继位。
燕王刘昭，世祖皇帝第十子，更是符后所出的嫡子，当然，如今的燕王，年已五十又六。从法理性上来说，燕王刘昭还真具备较天下宗室相对靠前的继承顺位，并且，此议还真有人附和，比如得知消息后便早早地来西京奔丧，顺便浑水摸鱼的安东王刘文渊。
且不说吴王刘晖此议是出于怎样的心理与考量，至少燕王刘昭本人是急得跳脚，明确拒绝，坚决抵制，为免误会，甚至也跑到邙山去了。
不得不说，世祖皇帝的十六个儿子中，获得最通透，也最自在的，正是燕王刘昭。他是真的不争不抢，一心一意，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就连宗正的位置，都是当年太宗皇帝强塞给他的。
正主都不乐意，甚至出走躲避，那这项提议，自然没有商讨下去的余地。当然，成功率几乎为零。
但是，吴王刘晖的提议，也反应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平康八年过去，大汉帝位依旧空悬未决，各方势力仍在拉扯角力，这样的情况，对大汉帝国而言，无疑是一种伤害。
阎王不在，小鬼当家，即便过去是刘文澎这样一个不大靠谱的阎王，对下面也有相当强的压制力，但在金乌坠落，天日不表的情况下，大汉帝国上下，越来越多的鬼魅宵小也趁着这段时间，猖獗横行了，这样的机会，可实在太难得了。
不过，大汉帝国的体制决定，这样的混乱终究是有限度的，而当高层的权贵们以及朝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一种共识也慢慢形成了，新君必须得尽快“出炉了”。
......
荆王府内，书房，刘文济默默地坐着，表情凝重，一张脸上写满了严肃。书案上摆着一张纸，纸上是刘文济亲手绘制的京畿各大势力及权贵关系网图。
宗室、外戚、勋贵、官僚、军队、部司、遗老......纷繁的脉络，复杂的关系，足以撑爆人的脑袋，然而，最让刘文济感到烦忧的是，这些掌握着大汉帝国话语权，在帝位上占有重大影响力的群体，不管怎么分类，对他的支持都严重不足。即便心志早已坚如铁石，此时此势，依旧让刘文济有些心里没底。
房间内除了刘文济，还有萧太妃，默默地坐在一旁，雍容华贵，沉静从容。
研究良久，不得开释，刘文济不由抬头，意有所指地说了句：“郑大官传来消息，大哥今日，去拜见四叔了！赵氏的人，也在四处联络，积极为大哥谋说，寻求支持......”
由于空间上的距离，刘文济比之刘文涣抵京，要早好些时日，回京之后，也很低调，虽然朝中推戴他的人不少，甚至有寇准这样的宰臣，但他却不敢有丝毫的得意。只是做着祭拜、守灵的事情，继续博着一个好名声。
当然，事情都是在暗中做的，比如收集情报，分析局势，观察动向，以及笼络那些真正能给他提供帮助的人。
要说刘文济回京之后得到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内侍监郑元的投效了。作为太宗时期的内侍行首，在平康年代，自然要退居幕后，不过依旧高居内侍监之位，当然，更为重要的，他还掌握着皇帝最后的一道消息保险，“枭部”。
在刘文济回京不过三日，郑元就秘密地找到刘文济，明确提出支持他登基继位的事情，当时刘文济就惊了。怀着谨慎的心理，在几度挣扎犹豫之后，问出了一个“为什么”。
然后，便见已是老掉牙的郑元，唏嘘怅然，动情迷离地解释了缘由。据其言，太宗皇帝在晚年时，曾几度犹豫储君之位，并且私下里数次表示过对刘文济的认可，甚至尝与郑元说，能光大基业者，临淄王，只不过，极度自律与克制的太宗皇帝，最终还是选择了维护最稳的嫡长制。
作为太宗忠仆的郑元，内心自然有一个完成老主人夙愿的驱动，同时，他对端重谦和的刘文济，也有好感，在刘文济已经具备继承资格的时候，选择果断推他一把。
并且，郑元还向刘文济直言，若是大行皇帝长久，他绝不敢有此念。同时，郑元还表示，待功成之后，他请求离宫，回乡养老，以示赤诚，在支持刘文济之事上，郑元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也很坚定。
而得到郑元以及他手中“枭”部支持的刘文济，无异于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尤其是那番“太宗意愿”的说辞，更让刘文济感激+感动，也更自信。基本可作类比，太宗在刘文济心目中的地位，就和世祖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差不多，敬比畏多。
在之后的日子里，不管京畿风云变幻，刘文济都能从郑元那里得到最关键且要害的情报支持。当然，在刘文澎时代，“枭”部的发展，得到的支持并不多，皇城、武德二司足够他用。
但是，属于“枭”的隐蔽性与严密性，也使其往往能在关键、要害之处，发挥特殊的作用。
提到了郑元与“枭”，就不得不说说皇城司与武德司，作为天子鹰犬、秘密警察，他们最讨厌的，或许就是皇帝驾崩这种情况了。
主人不再，他们就从猖獗的鬣狗，退化成落水狗，牙不再尖，也不敢狂吠。
而在过去这段时间，二司当然时刻、密切地关注着局势发展，当然不敢贸然参与，但是，进入平康九年之后，也开始有所动作了。
皇城使王约的做法，是三个鸡蛋上跳舞，各方势力都卖个好，下各注。而两次掌握武德司，前后达十八年的武德使林特，则选择默默观望，保持中立。
而刘文济这边，自然也收到过来自王约的示好与消息，有郑元的专心致志在前，王约的三心二意，就显得落了下乘，刘文济的回应，也多了些虚与委蛇，利用罢了......
在夺位事宜上，相比于慕容太后那边的折腾，刘文济更为忌惮的，还是大哥刘文涣，毕竟从小到大，大哥总是压他一头，若不是出了常妃之事，他是万万争不过的。
而支持刘文涣的诸多声音，刘文济实则并不是太忌惮，包括赵氏家族。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当初太宗皇帝册立太子之后，对赵氏家族可有过不小的打压，朝里朝外清理了不少，这也就导致，赵氏家族虽然在政坛、军坛上依旧保持这一定影响力，但远不如全盛时期了。
而赵氏两支，赵匡义一脉，在经过当年的失利之后，早已失望透顶，何况今时不同往日，老谋深算的赵匡义，局面也看得清楚，其注意力也早已放到家族的传承上了。
刘文澎之死，看起来是个机会，但平心而论，机会不大。同时，支持刘文涣的声音虽然不小，但凝聚力几乎没有。相比之下，刘文济这边，一个寇准，话语权虽然不重，但其志甚坚，战斗力极强。
何况，真正重要的支持者，往往是那些并不大声说话，却默默关注发展，分析局势的人。关键就在于，蛇打七寸，刘文涣的短处能被一捏到死......
但是，当听到刘文涣去拜见赵王刘昉时，刘文济就不能不当心了，赵王刘昉，别看他避居八年，但他若出面发话，那可是能有一言九鼎的作用。
“娘，你说大哥能得到四叔支持吗？”心存疑虑，刘文济问萧太妃。
闻问，萧太妃抬眼看向刘文济，她实则知道自家儿子真正心忧之处，没有接这话，而是悠悠然地反问道：“你自陷于己之短，殊不知，此为你长？”
萧太妃这么说，刘文济不由一愣，张大眼睛看向太妃，正对向母亲那沉静睿智的目光，过了一会儿，刘文济的眼神也逐渐亮了。
刘文济确实有其短，契丹血脉，威望不高，母族实力弱等等。但无一处是致命之短，而这些短处，放在当今天下，帝国中枢，在夺位之事上，却是一大长处。
有大行皇帝教训在前，对诸多权贵而言，一个年长持重、母族势弱，且能勉强做到名正言顺的继承者，岂不更合心意？
这一点，萧太后显然早就看穿了。当刘文济也意识到这一点，再看向已经年逾六旬的母亲，不由涌起一股敬佩感，这个母亲，对他的帮衬弼助远超外人想象。起身，深深地向其行了个礼。
萧太妃安然地受了，见他仍面带隐忧，又平静地说道：“你担心你四叔，然而，你四叔何等样人物，当今天下，何人能左右他的选择与想法？”
闻言，刘文济一时默然。过了一会儿，又听萧太妃以一种叮嘱的语气说道：“做好你自己本分之事吧！”
刘文济想了想，再拜道：“多谢娘亲教诲！”
在母子二人推心置腹之时，萧惠前来求见，禀报说，中书侍郎前来求见，打扮低调，行踪鬼祟。
对此，母子俩顿时上了心，一番交待，让萧惠也秘密引其入府，由刘文济单独接见。
会面的时间不算长，只一刻钟的功夫，王钦若便一脸肃重，恭恭敬敬地告退，刘文济则吩咐萧惠送他离府。
待其离去，独坐书案的刘文济脸上表情有些精彩，萧太妃这时候从屏风后走了传来，看了他一眼，淡淡道：“看到了吧，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儿明白了！”
作为大行皇帝宠臣，资历薄弱的王庆若，在其驾崩后，在朝中的处境立刻就尴尬起来了。
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王钦若也开始下注了，此番前来，正是向刘文济投诚效忠的。
王钦若其人，显然是有把刷子的，就在翌日，便用实际行动向刘文济展现着他的能力与效忠。
作为“过继派”的边缘人物，王钦若进宫求见慕容太后。第一次向太后，“真诚”、“彻底”地陈说利害，回顾历史恩怨，一番利口饶舌，成功地让太后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刘文涣身上。
王钦若的说辞中，有两点很打动太后之心，其一，她与赵妃母子间的恩怨，是如何也化解不开的，不把刘文涣打下去，日后必受其害；其次，刘文济“势弱”，等把刘文涣排挤走了，再对付刘文济更轻松；其三，纵然最终过继不成，刘文济比之刘文涣，显然更有利于慕容太后，他是嫡母，当年还有抚养之情.....
王钦若一番话最直接作用便是，夺位形势随之大变，由三方相持，迅速转为两方合力打击刘文涣，很快就把支持刘文涣的声音给打下去了。
到平康九年正月二十一的，在刘文澎于梓宫内躺了两个月了，关于帝位继承的事宜，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候选人”变成了两个，或者说两类：荆王刘文济，荆王刘文济之子。
虽然还是两方相持不下，但到这一步，距离结果出来已经不远了。于是，王钦若又适时地提出建议了，开始在朝中大力宣传“太后垂帘”以弥补过继皇帝年幼，难以掌国的问题。
可想而知，当这样的声音抬头后，掌握着大权的权贵们是何等反应。
平康九年正月二十六，大概是彻底看不下去这种夺位造成的混乱了，赵王出山了，自邙山返京，直入朝堂，正式表明对帝位传承的干预。
刘昉并没有找太多人来助涨声势，只有一个人陪同他，已经年逾八旬的杨业。
一个白发苍苍，一个形如枯槁，但这两个老者，迈着迟缓的脚步，踏入广政殿，召集所有公卿宰相大臣，当着众人的面，说出“国赖长君”四个字后，关于帝位继承的争论，也由此宣告结束，但汉帝国的继任之君，也在“便秘”两个多月后，终于新鲜出炉。
平康九年三月朔，荆王刘文济在众臣拥戴下，于乾元殿登基正位，改元端拱，时年三十九岁。
PS：当刘昉、杨业明确支持刘文济后，风向大转，彻底压过太后一头，眼见势难挽回，王钦若又去劝太后，与其继续为难设阻，惹新君继位后的敌视打压，不若支持，换一个体面。
慕容太后，又被说动了，因此，虽然激烈争斗了两个多月，但刘文济这个皇位，最终却是上下一致，满朝认同，连慕容太后都放下芥蒂，为其背书之后，刘文济继位的法理性，也随之攀之最高，难为人所动摇。
这样的结果，不算出人意料，但这样的收场，却出乎很多人意料，而能做到这样的地步，新君刘文济那温和的面孔下，又隐藏着怎样的深沉与明智，是值得注意的。
只不过，很多人都只注意到一个“弱势长君”的继位，以及沉浸在皇帝主动采纳端拱年号的喜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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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3 气质不同
从新皇登基开始，大汉帝国属于康宗刘文澎的时代，也就彻底过去了。包括刘文济在内的历届大汉皇帝，论继位之平顺，国势之稳定，处境之优越，没有谁比得上刘文澎。
然而，八年的时间下来，今时之帝国比之平康初年，也发生了大变样，状况不是那般良好。
皇权势弱，朝政不稳，政治也难谈清明，权贵之间矛盾重重，吏治又如脱缰野马般失去约束，冗官冗员，奢靡、攀比之风再起，太宗时代的种种规矩与优良作风被打破......
唯一值得称道的，或许在于民间经济依旧极富活力，取得了更进一步发展，但贫富差距的拉大紧随其后，地方宗族豪强、乡绅地主猖獗之势复萌。
而从雍熙盛世，发展到平康“小康”，康宗刘文澎显然身负不可推卸之责任，毕竟，他不是真正的小皇帝，具备足够的自理能力。
然在康宗的立场去自省，似乎又有几分值得“理解”的地方。平心而论，康宗或许不英明，但足够聪明；他荒唐任性，但并不残暴；他好乐怠政，自尊自得，处事唯心，化国器为私用，视天下为私产，但对国家之伤害，或许还比不上史册上诸多“有为”之明君的功业之心带来的负面效果。
终康宗时代，虽然排挤了不少功勋老臣，贬逐了不少忠正之士，但从未擅杀大臣。或许并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那些功臣耆老，但对于大部分人，还是给了一份基本的体面。
说到底，抛开皇帝的身份不谈，康宗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处在了一个不那么适合他的位置上。傲慢、虚荣，没有进取心，祖宗传给他一份堪称历史之最的庞大资产，天下财货、亿兆子民，任他予取予求，在世界祥和、大志不足的情况下，不享受，不挥霍，不浪费，又让他做什么？
以世祖、太宗的标准去要求康宗，简直是对他的苛求，他是个凡人，有凡人的贪恶私欲，他的所作所为，也完全符合大部分封建专制君主的作风与标准。
事实上，一直到死，康宗都还得感谢世祖、太宗二帝，尤其是太宗皇帝。若不是他们留下的帝国底子够厚，经得起他造，或许“康”这个庙号都轮不到他。
若是换一个历史时期，相同的作为，或许“僖”、“熹”、“闵”、“质”之类的庙号就给他安排上了。
关于康宗庙谥，朝廷内部也经过一番讨论，着实费了一些脑筋。恶谥是不可能的，否则平康时代的公卿大臣们何以自处，又将何以谢天下？溢美之谥又不能唯心地给，最终给了“康”这样一个非传统的上号，谥号也要“短”很多，曰睿明武闵孝皇帝，实在是没法再往他脸上贴金了......
当然，站在新君刘文济的立场上，或许更倾向于康宗一个下谥，不过，最终他还是认可了群臣的建议。从年号，到先帝谥号，刘文济都是一贯的从谏如流，这也是端拱时代刘文济治政的基调。
康宗毕竟是走了，给初登大宝的刘文济留下的，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麻烦的局面，大汉帝国显然又染病了，这一回，则需要刘文济这个“医者”来诊断、治疗。
而在此之前，他真正要做的，还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位，这是一切作为的基础。对此，即便没有萧太妃的提醒，他也有充分的思考与认识。
问题是严重的，挑战是艰巨的，然而，对刘文济来说，再难也难不过十数年失望乃至绝望的坚持与煎熬，难不过地数年如一日的抱病在床、蛰伏观望。
当刘文济登上御座，安居龙床，安然地接受公卿百官、诸国使节朝拜时，他便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已然过去，“皇帝至尊”就是他最大的底气与自信来源。
刘文济可不是稚嫩的刘文澎，从小饱受世祖、太宗熏陶，又在帝国体制内摸爬滚打二十余年，经受过的磨难与历练，让他从思想到眼光上都充满了睿智，对帝国的人、事、制度，他看得可远比刘文澎要清晰、深刻，当他坐到皇帝这个位置上时，也更懂得怎么发挥其功能。
继位之初，重重压力，种种麻烦，就不断向刘文济袭来，即便他已经表现得足够随和、无害，但仍旧有人不断地来试探他。
但麻烦再多，说到底也是人的问题，把握好朝廷的人情变化，处理好与权贵们的人际关系，即便暂时事无所成，刘文济至少能做到稳如泰山。
在新朝的人事问题上，刘文济干预的并不多，尤其在代表着帝国权力中心的广政殿政事堂内，基本维持着康宗后期的配置。
而这样的结构，固然使得贵族势大，但于还没站稳脚跟的刘文济来说，却有其一利，至少他先天地就获得来自寇准、徐士廉、向敏中、王钦若的支持，而这四人，已经帝国广大庶族官僚群体在中枢的代言人了，远不比当初。
要知道，当初庶族官僚其势最盛时，至少在中枢层面，是要盖过勋贵官僚的。当然，这也需辨证地排除皇帝影响之后再去看待，而整个康宗时代的发展，似乎也说明了一件事，在当下的大汉帝国，最终还是由功勋贵族们说了算......
至于尚书令王旦，他的倒台是必然的，镇不住场子是一方面，刘文济继位过程中的波折也需要有人买单。作为“首相”，从他站在慕容太后一边开始，不成功，那就只有下马。
不过，刘文济顾念其三朝老臣，及过往功劳，给了他一份体面，让他出任山陵使，监造康宗陵墓以及日后的国葬仪式。
这里需要提一下，在赵王出山，力挺立长，朝廷在刘文济继位事宜上达成共识后，才继续康宗的后事，刘文济登基，也是按照“以日易月”原则在国丧结束之后。
不过，康宗生前未建陵寝，因此，属于他的“安宁”还在紧急修建之中，距离大葬还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梓宫还得停放在垂拱殿。
为表尊重，刘文济在登基后，把自己理政视事的寝宫，选在了世祖晚年常居的万岁殿。于是乎，端拱皇帝，不住垂拱殿......
而刘文济对王旦的安排，一干权贵们看在眼里，多表示满意，至少这份谨慎、宽容的姿态，值得赞扬，比起康宗的荒诞不经、难以捉摸，刚上台的刘文济表现得可太让人舒服了。
王旦罢相，大抵是朝局影响最小的一次“首相逊位”了，而比起此事带来的影响，还是尚书令这个职位本身更让人期待。到端拱元年，尚书令大汉帝国首相的地位与职权，已经彻底巩固了，这就是辅佐天子秉执朝政、治理国家的百官魁首。
而在刘文济时代刚刚开启的时候，这个职位，不是仅靠皇帝支持，就能够立足的。对于尚书令的继位人选，刘文济首先请鼎力支持他的赵王刘昉担任。
结果并不出乎他的意料，刘昉直接拒绝，完全不是那种担心皇帝猜忌的感觉，只是很从容地向刘文济交待了三言两语，让他好自为之，善待臣民。
对于刘文济的资质、器量与能力，早在当年南巡之时，刘昉就有深刻的认识了，至今记忆犹新。朝廷内外，在看待新皇刘文济的问题上，只有少数人能看得清楚，赵王刘昉显然是其一。
而面对赵王一番坦诚的交待，刘文济也如释重负一般，向他躬身行礼，弯腰九十度那种。
同时，为表感谢，刘文济又在后来追封折太妃为皇后，谥号孝诚皇后。当年鲁王为此事直接被赶出朝堂，当时朝中群议不断，而到刘文济，办成就像喝水一般简单，满朝上下，只有赞同，几无反对。
而此举，毫无疑问，让刘文济得到了折皇后所出那数十名子子孙孙的认同与支持。
另外一个大功臣杨业，刘文济也没忽视，当然让退休多年、年逾八旬的杨老太师出山为相，是不大现实的，因此刘文济请杨延昭为相，还给了一个“出将入相”的理由，结果同样为杨延昭所拒，请皇帝另则贤良。
由于杨皇后的关系，杨氏在朝中的处境多少有那么些敏感，若不是老杨业本着一颗对先帝、对帝国的赤胆忠心，绝不会贸然开言的。
再之后，皇帝刘文济方继续表现着他的“从谏如流”，采纳群臣之建议，由财政使向德明继任尚书令，主持朝政运转。而这件事，首先就引起了吏部尚书刘继昌（徐王刘承赟之子）的不满，这个宗室老臣，在年纪越发年迈的情况下，则越发渴望登顶。
当年，吏部尚书被吕蒙正给顶了，如今，尚书令近在眼前，又被向德明顶了，心中自然不甘。于是，朝廷中枢在端拱时代，是以尚书令与吏部尚书之间的角力展开的。
在这方面，出身、资历、功劳、能力都足够深厚向德明，是一点都不怵刘继昌，而皇帝刘文济，则于其侧，默默观察，等待，等待一个把这些老贵清退的机会，当然，哪怕是熬也能熬死他们，一个个年逾六旬，能有多少年？
当然，比起朝堂之上那些看起来影响重大的人事变动，刘文济真正插手或者说在意的只有几个职位，并且都让他办成了。
首先，以关内都指挥使折惟昌为巡检司都指挥使。折惟昌，代国公折从阮曾孙，已故代郡公折惟正之弟。
又以萧惠担任大内军副都指挥使，主要负责御前诸班，同时，曹利用调入中枢，任为内阁学士兼知制诰。
当然，萧恭是不会被遗忘的，刘文济任命其为少府。前少府刘规，于平康九年春，在一场倒春寒中，猝然而逝，生前无病无灾的，也算无疾而终。
虽然是个宦官，但历侍三代君王，并且风格迥异，而能够以一宦官之身，掌握帝国少府这个庞大的皇室财产机构三十余年，就足以留名史册了。
同时，刘规其人虽死，但他在少府多年任职中，构建完善的一整套事务、财务、人事管理制度，却彻底留了下来。做事易，立规矩难，这才是刘规最厉害的地方，也是他能在少府之职上干三十多年的根本原因，如果仅仅靠取悦皇帝，那是远远不够。
当然，于皇权而言，作用重要的特务机构，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刘文济收入彀中。枭部，郑元果如其言，在刘文济登基之后，就主动告老，请求回乡归养，刘文济同意了，除了赐他大量金银财货之外，还授予三品文散官以及金紫服饰，给他一个厚重的恩典，让他荣归故里，养老传家。
名噪一时的皇城使王约，则为此前的三心二意、首鼠两端付出了代价，当然，念其几十年伺候两代先帝还算尽心尽力，没有杀他，而是流放南洋，让他带着自己的财产、侍从乃至姬妾、子孙（宦官与女人和子女并不绝缘），远离大陆，永别朝廷。王约虽然心中不甘，但最后还是叩头谢恩。
相比之下，一直观望的林特却留了下来，当然不是留在武德使的位置上，刘文济在与他进行一番谈话，仔细审视过此人之后，以其为东南转运使。对林特来说，这可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任命，自是千恩万谢，当场就给刘文济跪了，大表忠诚。
上一个这样待遇的人，还是王玄真，而王玄真后来的际遇，至今仍是特务系统中所有人心目中的榜样，甚至拜相，甚至成为辅政大臣，即便后来遭到排挤，那也是特殊出身臣子能够达到的巅峰（寿国公李少游虽然负责武德司的具体创立，但并不能单纯以特务臣子来看待。）
继位之初，刘文济的一系列操作，邀名务虚也好，务实取利也好，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打造一条巩固他这个皇位的护城河，很成功。
等到端拱元年夏六月的时候，刘文济已经彻底坐稳皇位了，而几个月间，他虽然在朝廷之中发话不多，但朝廷内部，却没人敢像康宗初期那般小觑乃至忽视皇帝的意见，这似乎，就是皇帝气质的不同造成的效果......
世宗篇4 帝国版图，排队辞世
寿国公府，静园，碧湖边，绿荫下，须发雪白不见一丝杂色的寿国公李少游，静静地躺在一架藤椅上纳凉，伴着周遭的蝉鸣，昏昏入睡，若是仔细些，还能听到均匀的鼾声。
公府目前的当家人李宗恺走了过来，脚步静悄悄的。同样熬出头的，不只是新皇帝刘文济，还包括寿公七子李宗恺，在年近六旬的时候，终于把他的六个哥哥全部熬死了，于平康六年，被李少游上表，请立为嗣，成为李氏家族（李洪信-李少游一脉）的话事继承人。
当然，也就是老国公能活，生命力持久，都年近九旬了，仍坚挺地活着。哪怕早薨个十年，这寿国公爵第一继承人的名分都很难落在李宗恺头上。
同是帝国顶级权贵，有的家族已经传至四五代，甚至开始严格执行降等制度了，而如李少游家族，仍处于在辉煌的第一代，即便早已是落日余晖，洒落的光辉依旧足以照耀、庇护所有的后人。
原来，拼到最后，还是看谁活得最久，在大汉帝国的上层权贵圈子里，李氏家族，显然是经营得最好的几个之一。有没有与国休戚的命，或许从第一代就已经奠定了。
而作为即将或者说已经成为李氏家族“话事人”的李宗恺，能走到今日这一步，当然也非纯因李少游的偏爱，堂堂的寿国公，半个多世纪的观察，看重的岂能是一庸人。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李宗恺最大的成就，就是对南洋封地（公国）的拓殖与经营了。
雍熙时代，在世祖分封外番的基础上，太宗皇帝又进行了一轮持续数年的分封安排，除了宗室诸王之外，最大的进步就在于对一些功臣勋贵的赐封，彻底奠定了当下大汉帝国的分封格局。
虽然化外蛮夷之地的诱惑力有限，但在世祖强行掀起的“大航海”、“大开拓”浪潮下，太宗之举依旧收获了一大批功臣宿旧的忠心与感激。
到端拱元年，如果摊开完整的皇舆全图，就会发现，整个东南亚（已然探明部分）已经被大汉帝国所包圆（包括中南半岛、锡兰岛、天竺一部、南北金洲即苏门答腊与爪哇、渤泥岛即婆罗州、南海岛即菲律宾群岛）。
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各大封国自然是主体，而在封国之下，就是各种大贵族、小贵族、海商家族、地主阶级，包括普通汉民乃至那些戴罪出海的汉人，在封国的体系下都能获得一个“士”的身份。
若从开宝年就算起，前前后后六十年的时间，终于形成了一种轻易不能走回头路的局面。而只要大汉帝国的权威依旧，中央朝廷依旧具备掌控帝国局面的能力，这种对外开拓发展的趋势都将持续下去，就目前来看，这种状态至少还能持续百年。
虽然有些地图开疆的水分，但如今的大汉帝国，已经确确实实地成为了一个东临大海，南尽南洋，北至漠中，西抵河中的庞大帝国，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超级帝国。
在这样的一个非凡且伟大的帝国体系下，坐落在北金洲（南齐国）的寿国公封地，就显得渺小且微不足道了。
但就是这弹丸之地的地方，经过李宗恺及李氏家族二十余年的开拓发展，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坐落在金洲海峡（马六甲）进出口前端的海港城市——寿州（槟城），就这样应运而生。
到端拱元年，由李少游家族主导的南齐国寿州，治下已有超过一万七千的汉民，在整个南洋都是排得上号的新城，在整个北金洲，也仅次于南齐王城昀城（位置大概在吉隆坡）以及良平岛（新加坡）。
没错，在当下的南洋地区，比较城市规模与发展程度，就是看汉民有多少，至于土著人口、农渔业产出以及其他经济发展，都不是主要权重。在汉民以及汉文化狂飙急进对外输出的时代，对发展的衡量标准，就是这般简单粗暴。
而家族封地，二十来年间，李宗恺都曾亲自三次下南洋，如今年纪大了，不能跑了，也安排了两个儿子李德勤、李德芳到封国。
就最近二十来年的发展来看，大汉帝国的拓殖政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了，以宗族、乃至豪强、地主为主体的开拓，才是更具效率与更具生命力的模式。
当然，也不怕海外封地壮大了，会脱离大陆的宗家，至少当前是这样的。且不说宗族集体对于每个宗族成员的约束力，首先顶头的封国王就不会允许，可作仲裁，再往上还是南洋驻军，再往北还有老大帝国的威慑。
即便再宏观点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洋诸王国、公国、侯国要想发展，都离不开与大陆的交流，他们或许能对中枢形成一定“倒逼”作用，但其对帝国的依赖性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摆脱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趋势下，如果有人胆敢逆势而为，破坏共同意识与规则，不只会遭到唾弃，还会陷入到围攻的绝境。
说到底，中央朝廷的权威、老大帝国的人口与资源，才是大汉影响力持续对外辐射最根本、最有力的支撑。
至于更远的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与变化，那就不是当下能够说清道明了，百年之后，大汉帝国是个怎样的光景都还说不清楚了。
回到静园内，凉亭边，暴露在夏日之下，李宗恺打量了老父眼，拱手道：“禀父亲，陛下驾临，前来看望父亲。”
没有回声，李宗恺仔细听了听，注意到那鼾声，又大声地禀报一遍。终于，李少游有了反应，发出了一阵类似猪叫的声音，然后醒了过来，睁开迷蒙的老眼，一副迟钝的模样，有气无力地道：“是宗瑞吗？”
“禀父亲，是儿宗恺（李少游长子名为李宗瑞）！”李宗恺大声应道。
“何事？”李少游问。
李宗恺又重复了一遍。
“谁来了？”
见状，李宗恺表现得很耐心，佝下身提凑到李少游耳边，再度拔高声音，把皇帝驾到的消息禀报了一遍。
闻言，李少游身体一绷，浑浊的双眼都生出一种异彩，精神焕发，然后问道：“哪个陛下？”
“当今天子，世祖之孙，太宗之子，端拱皇帝陛下”李宗恺解释道。
“太宗之子，不是平康皇帝吗？”李少游似乎听明白了，这么应道。
闻言，李宗恺又道：“康宗皇帝去岁驾崩，今上已然登基，改元端拱，此番特地出宫，前来看望父亲！”
“哦！皇帝来了.”李少游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抬手便吩咐道：“快给老夫换朝服，大开府门，老夫要亲自迎接！”
就李氏父子反复拉扯的时间，皇帝刘文济已然走了进来，打断了父子俩之间“和谐顺畅”的交流。
近前，平静的目光中透着威严，刘文济仔细观察了李少游几眼，嘴上说着要迎接皇帝，但人都到跟前了，还躺在那里，嘴角甚至挂着点涎水。
“寿公已然衰弱至厮？”刘文济扭头，看着李宗恺。
不知为何，迎着皇帝目光时，李宗恺心中涌起一股极大的压力，当即拜道：“家父年迈，精神难济，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平日里多念及一些往事.”
听李宗恺这么说，刘文济收回目光，屈腿蹲到李少游身前，主动握住他那布满斑点、枯瘦得有些恐怖的手，以一个温和的口吻说道：“小子刘文济，今日得暇，特来看望寿公，不知寿公是否安好？”
“好！好！好”或许是皇帝权威所致，李少游就仿佛听明白了，嘴里囫囵着应道。
注意到嘴角的滴水成丝，刘文济又掏出一方帕，帮他擦拭干净。一直注意着刘文济的李宗恺见状，慌忙地想要上手帮忙，却被刘文济拒绝了。
亲自帮李少游料理好之后，方才坐在一边的石凳上，表情随和，嘴带笑容地看着李少游。
这段时间，刘文济出宫的频率有些高，当然不似康宗一般好嬉戏游玩，他只是去拜访老臣，尤其是那些历仕数朝老臣宿旧，一慰老臣之心，继续养望，赚取了着“端拱皇帝”的好名声。
而年近九旬，依然健在的寿国公李少游，则是一个不可能避过的人物，就冲刘文济这一番表现，也足显重视。
思虑间，忽见李少游眼睛大睁，精神大振，手舞足蹈地，便开始宣讲起来：“想当年，高祖起兵，世祖年不过十七，老夫年方及冠”
刘文济与李少游的交流，基本是各说各的，李少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刘文济则讲述着他想表达的东西，即便问对之间驴唇不对马嘴，但皇帝光环形成的滤镜下，画面却显得格外和谐。
等刘文济离开公府，銮驾起行之时，刘文济不由怅惘的叹息一声，李少游虽然不属于那种传统的英雄式人物，但毕竟是开国功勋、世祖元从，也曾一度活跃大汉政坛，对大汉的政治、经济、民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如今老来，落得这番昏昏垂暮之态，实在令人唏嘘。同时，像李少游这样的“五朝老臣”，在帝国也是凤毛麟角了，而每一颗硕果，都弥足珍贵。回宫之后，刘文济便降诏，赐寿国公李少游袭衣、金器、玉杖等物品。
而寿国公府内，送走皇帝之后，李宗恺方才下意识地松了口气，回到亭间，李少游已然又睡过了，鼾声又起，面态安详。
李宗恺也仔细观察了老父一番，此时心中也充满了纳罕，他不知道，适才自家老父究竟是清醒，还是糊涂
端拱元年，是一个凋零的年份，一大批“上古时代”的老贵陆续辞世，包括好几名重要人物。
首先是广阳侯赵匡义，于当年七月初，在侯府中辞世，无疾而逝，算是善终，享年七十七。关于赵匡义，他的履历与身上头衔，无需赘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刘文济登基后，于府中大笑不止，笑到最后又哭泣不已，最终宿醉。
对素来深沉内敛的赵匡义来说，出现这等异常的表现，这背后显然蕴藏着诸多复杂难言的情绪，而郁结所在，也必然与帝位有关。
刘文济都能做皇帝，那刘文涣呢？这种事情，从来是越想越郁闷的.或许赵匡义到死，心中都还在默默地骂“妇人之见”！
随赵匡义之后，就是寿国公李少游了，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秋寒直接被夺了命，享年八十九。
虽然没有熬过九十，但算是喜丧，毕竟后事早就交待过了，朝廷也会给他该有的尊荣，留下的也是一个底蕴深厚、影响力强大的勋贵家族。
“嗣子”李宗恺袭爵，可以提一嘴，李宗恺的袭爵，于李氏内部也埋下了冲突的种子，且不提李少游那数十名子女，就是长子李宗瑞一脉，就不可能心服口服，毕竟在他们眼里，祖父的遗产，应是他们的。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则是前尚书令张齐贤了，在登基之前，刘文济有一个重要举措，那就是把曾经被康宗贬出中枢的宰辅重臣们召回京，参加登基大典，以慰老臣、忠臣之心。
张齐贤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对刘文济的作用也是巨大，若不是李沆、吕蒙正已逝，开宝中期的“政坛三杰”再度齐聚中枢，也算一段佳话了，当然对刘文济的支持作用也会更强。对此，刘文济也只能暗觉可惜了。
来京参加完大典，与新皇讨论了一番治国之策，并上呈他总结了一生的治政经验，然后就于礼宾馆内辞世。
除李、赵、张三者外，在这一年，还有一位不那么重要但身份足够尊贵的人物也去了，那便是吴王刘晖。以他颓废、放任多年的生活习惯，能活这么久，本身就是一种意外。
对帝国而言，刘晖并不重要，甚至已经难谈影响，但刘晖的死，却引发了一起波澜。
传言说，吴王并非病逝，而是另有缘由。真实原因，与当初的帝位之争有关，具体细节，则需避讳了
这样的流言，含沙射影，可谓诛心，皇帝刘文济闻之，一时惊骇不已。“杀叔”这样的罪名，他可不想承担，而这种以污蔑为目的谣言，就更让他愤怒无比。
世宗篇5 安东不安
万岁殿中，皇帝刘文济以一个慵懒的姿势，侧卧于龙床之上，姿势看起来很舒服，面上聚精会神，手上拿着的，不是政令文件、国务批复，而是皇城司以及武德司收藏多年的各类秘密档案。
二司半个多世纪监测、调查、收集、整理所得之各类档案，可谓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自乾祐时代以来，整个帝国上下方方面面的事务、舆情，记录着大大小小贵族、官僚的言行举止，诸多不可与人言之私言秘事，都有所体现。
在宣慰司的宣传中，许多开国元勋、功臣宿旧，无不是胸怀天下、志趣高洁、忠诚正义、坚贞无畏的英雄豪杰、时代精英（当然那些已经落马治罪的要排除在外），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一丝时代赋予的“伟大”与“忠贞”。
然而，若把皇城、武德二司收集的这些东西给暴露出去，很多功臣勋贵们的形象都将坍塌，那件名为“元勋”的光鲜亮丽的外衣下，同样少不了腌臜污秽、蝇营狗苟之事。便是已故“至忠”的老太师杨业，其过往言行中也不乏徇私的事迹。
当然，人无完人，这世上也不可能有完人。于皇帝刘文济而言，他需要的，只是从这些“真实”的消息中，寻找那些对他有用的东西。
而就近段时间的阅览下来，刘文济心头自然涌起了各种情绪，而其中最强烈的，或者说最疑惑的就是，有此等“利器”，先帝康宗在位期间是怎么一度把自己置于那等尴尬之境地？
事实就是，康宗在位八年，从来没想着去看看这些珍贵的、秘密的档案，他也没那耐心去看这些枯燥乏味的东西，若是有心，听二司报告即可
大汉帝国的档案制度，在过去的几十年，也经过好几轮的变动与完善，但如论严密等级，皇城、武德二司绝对是居帝国诸部司最前列的。
要知道，皇城、武德二司的档案库房，不只有铜墙铁壁的牢固，严密乃至严苛的进出制度，同时还是少数擅闯者可直接斩杀的危险领域。
所有看守，在二司内部都是独立管理的，就是皇城使、武德使，也不能随意进出，对有些案档也没有翻阅、调看的资格，这也是所谓二司“禁忌”之一。
这也是用了几十年，费了成百上千的脑袋与性命，方才形成这等严密的档案管理制度。而唯一能够随意调阅的人，只有皇帝。
世祖、太宗留下的庞大家产，虽然被康宗败掉了不少，但留给刘文济的，依旧雄厚，也总是让刘文济去反思“康宗之失”，默默提醒自己引以为戒，而每每这样反思到最后，总是忍不住爆粗口，他刘文济得怎样迷心丧志，才会像康宗一般
“官家，皇城使蔡敬求见！”认真“品读”之际，内侍监郑康前来通报。
郑康，前内侍监郑元在宫内养子，敏捷练达，被郑元推荐给皇帝，刘文济纳之，以其接任内侍监职，侍候御前。蔡敬则是刘文济潜邸时期的贴身宦官，算是依惯例就任皇城司。
补充一句，接替林特掌管武德司的人，名为郑秀，乃是开宝名臣、前辽东、河东布政使郑起之子，曾继王钦若任江海监，管理江海关税务。而江海监这个职位，自然而然能与刘文济联系上。
未己，皇城使蔡敬入觐，见到皇帝便行大礼。蔡敬此来，乃是向皇帝汇报“由吴王之死引发的舆情事件”的调查情况，观其表现，显然已有所得。
“.诸条线索，最终指向一个名为朱五行的胶东商人，下属大力追索，等寻到此人时，已经服毒自杀。小的已遣司内精干吏卒，前往胶东，从其家乡继续调查！”迎着皇帝审视的目光，蔡敬恭敬地禀道。
听完汇报，刘文济两眼稍稍眯起，淡淡然地道：“一个胶东商人，胆敢散播宗室亲王的流言，侮犯天家之威严，这就是你给朕的结论？”
感受到皇帝那不悦的语气，蔡敬不由下跪，迅速解释道：“小的不敢欺瞒官家，只应实话实说，此番调查，的确只到目前这一步。小的也知，背后必有居心叵测、心怀贰逆之徒在暗中操纵，然宵小狡猾，动作迅速，只逮住朱五行的尾巴，小的.”
“继续查！”刘文济并不想听其解释，直接吩咐道。
“是！”蔡敬赶忙应道，注意到皇帝那沉凝的表情，迟疑少许，还是咬牙道：“禀官家，小的们在调查朱五行过往经历背景时，从一辽东商人口中得知，此人从前曾在安东国从事木材生意，此事，还未验证真假，不知.”
可以明显发现，在听到这则细节时，皇帝脸上的气质都变了。瞥着一副谨慎姿态的蔡敬，刘文济琢磨良久，方才以一种平淡的口吻说道：“既然有线索，那边继续追索下去，深挖细查，直到找出幕后黑手！”
“谨遵圣谕！”蔡敬一下子精神倍增。他此前衡量过，这样的汇报有些风险，但观皇帝的态度，自己显然还是赌成功了。
刘文济则想了想，又吩咐道：“你接掌皇城司不久，此事调查能有目前进展，还是尽心劳力了。皇城司的事务很重要，处处留心，事事奋力，比起此事，更重要的职责，还是把司务熟悉理顺，将先帝时期怠慢的时间给朕补回来！”
“是！”蔡敬应道。
“朕稍候给你写一张条子，到少府支钱十万贯，作为伱整顿司务、展开监察之经费！”刘文济吩咐道：“皇城司下，不是经营着一些产业？记得，适时地，可往安东、安西、安南三封国从事经营”
“小的奉诏！”不假思索，蔡敬应道，然后才默默体会着圣意。
告退之际，刘文济又叫住了蔡敬，沉吟少许，语气异常严肃地吩咐道：“还有一事，即刻去办，皇城司档案房所存秘档，重新整理一遍，雍熙以来，继续保存，雍熙之前，一应秘档，以及所有涉及已故元勋之记录，全部销毁！”
这段时间翻阅秘档，大开眼界、叹为观止的同时，刘文济内心中也感到一股深深的寒意，这些东西，对皇帝而言是把利器，于旁人而言同样如此。
落到异类手中，若说籍此掀翻统治，不大现实，但引发混乱那是很有可能的，把帝国权贵并且不乏顶级权贵的底裤都给漏出来的东西，既重要，且危险。
世祖可以毫不顾忌，太宗也能从容掌握，那么他刘文济，在利用的同时，也不得不防备，这种涉及大量权贵的秘档上所蕴藏的重大政治风险。
因此，在仔细思量之后，刘文济决定，还是要在既有基础上采取些措施，有些东西，实在是涉及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脸面，见不得光的东西，就干脆让其湮灭。
刘文济虽然才干了不到半年皇帝，但刘文济已然具备一个帝王的资质，就体现在他对皇城、二司的使用上。他防备的，只是威胁皇权、动摇帝国统治的人与事，而不在于核心统治阶级，是否乱政、逾制、违法、害民，这些，只是整饬国家、安抚民心的由头与手段。
皇城司如此，武德司亦然，而随着皇帝的意志传达下去，两个庞大的帝国特务机构，也将迎来一场变革。端拱皇帝虽然垂手端坐万岁殿中，但他对国家控制能力，却在一些不为外人所知，在一些潜移默化之中，积攒、沉淀，直到扎实。
“安东.”站在舆图前，刘文济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安东国的位置，嘴里呢喃着。
大汉的诸多封国中，安东国位置、气候虽然不太好，但绝对是疆域最为辽阔的一个，几乎占据了帝国整个外东北地区。
如果说过去的安东，只是虚有其表的话，到如今，经过刘煦、刘文渊父子两代四十余年的发展，也已具其实。就像帝国版图上多出来的一颗瘤子，越来越大，越发沉重，也越发累赘。
在康宗时代，如果有细心关注安东诸事的人，就会发现一点，安东国这个“近在咫尺”的封国，于帝国而言，却是越来越朦胧、模糊。
这个重新享有“海东盛国”名号的刘汉王国，其身上不知觉间已然笼罩上了一层浓浓的迷雾，不知其人口，不知其军队，不知其政事，不知其生产。
而这样的变化，于帝国而言，显然不是什么好征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枢与安东国的交流，也停留在纸面公文上了。
此番，若非康宗驾崩，安东王刘文渊是绝对不会亲自来京的，至多遇有大事时，派些臣僚，带些礼物，礼节性地进行国事访问。
“刘文渊”沉思许久，刘文济又喃喃念叨着。
安东王不安分，这对帝国上层而言，并不是什么秘密，尤其是在康宗在位的八年期间，当年率宾事件，就是一个集中体现。
虽然当年之事，最终以安东国的赔礼服软而告终，在缘安东一线，属于安东国的官、军、商、民也跟着收敛了许多。在鲁王刘暧的主持下，在率兵知府、海东巡检使曾会的执行下，朝廷重新巩固了对率宾府的控制，对安东国出海口的钳制。
但在刘暧、张齐贤等人相继被排挤出中枢后，对于东北一隅，朝廷又渐渐丧失了关注，安东国势力自然卷土重来，继续侵袭着。
刘文济此前的心思，多在蛰伏韬晦，对东北的情况，也只有基础的了解，至于更多，只是空白。但此番风波，却让他不得不警醒，倘若京中流言，是安东那边在暗中策动，那么
往这个方向思考的时候，刘文济目光也不自觉变得锐利起来。
“来人，传吏部尚书刘继昌！”
世宗篇6 先下一臣
吏部尚书刘继昌，他的经历实则也具备一定传奇性与励志性，他虽然是徐王之子，但只是养子，并且实际出身还带有一丝污点，其亲祖父乃是乾祐早期被世祖皇帝列为祸国殃民典型处置的皇叔刘信。
刘继昌的治政能力并非顶级，品行难谈端正，更少气节，却能一步步爬到帝国宰相之位，主掌吏部天官，这其中，除了非凡的机遇之外，便是敏感的政治嗅觉，以及出众的投机本事了。
至少，能够同时得到世祖、太宗两代先帝的认可，在斗争复杂的康宗朝间也稳稳地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之一，这本身就是能力的体现。
不过，随着年纪渐长、功臣名就，刘继昌也渐渐丧失了曾经赖以腾达的性格与气质，他的嗅觉不再敏锐，目光也日渐狭隘，居天官之任，望首相之尊，只为一家之私。
在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朝廷内部的斗争依旧没有停下，赵王虽然从邙山回到京城王府静养，但一拒绝了皇帝回报性质的权位，二则也不过问朝廷事务，因此，端拱初期的朝廷中枢权力之争，就在尚书令向德明与吏部尚书刘继昌之间展开。
一朝天子一朝臣，刘文济登基，掀开了大汉帝国历史的新篇章，对康宗时期的诸多“用人之弊”自然也要进行整改，就是刘文济不发话，如刘继昌者也会主动推进。
于是王钦若、丁谓等因为“幸进”迈入高官行列的平康臣僚，相继得到打压，王钦若因为有刘文济的维护，尚且能在政事堂坚守着，已经升任开封府尹的丁谓则比较倒霉，在一件杀人命案的审理中因为用刑过度、致犯死亡、有违法度，而被贬到凤翔担任知府。
旧人去，新人来，而围绕着打压平康朝臣留下的空缺，向德明与刘继昌二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只是那些职缺，还针对各自派系的人进行攻讦。
向德明背后有军功贵族，刘继昌则得到那些从政宗室的支持，向德明掌握尚书令大义，刘继昌则有吏部尚书的职权优势，因此，一时间双方是旗鼓相当。
向刘之争不亦乐乎，倒是让帝国越发固化上层阶级多了些活力，朝廷要职、地方封疆的变调动，进入了大概十年来最频繁的一个阶段。
而整个斗争局面，都是勋贵势力之间的角斗，那些庶族官僚出身的人，则是被联手排斥打压，即便是宰相王钦若，在政事堂也是被欺负得不要不要的，总有人拿他在刘文济继位前后的朝秦暮楚来嘲笑他，王钦若终究是文人，面皮薄，也不时到皇帝面前诉苦告状
对于这些，皇帝刘文济是端坐万岁殿中，洞察其理，却又隔岸观火。一方面是漠视当权者对康宗旧臣的打压，他需要从各方面清理属于康宗的影响，一个八年的帝王，即便再混账，留下的痕迹也足以烙印到帝国的根骨上，而当权者做的，正是他想做的。
同时，如王钦若、丁谓能臣，被打压得越狠，越无助，就越会向新皇靠拢，为刘文济所用。而康宗提拔的诸多大臣中，刘文济看得上的，也只有王钦若、丁谓罢了。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天然弱势”的新君，刘文济也需要这些秉政的权贵们斗起来，相互牵制，才是对他最有利的，当然需要斗而不破。
只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高明的政治智慧以及强大的掌控能力，否则容易玩脱。也需要斗争者心中有谱，知晓分寸，向德明乃是水火里磨练出的俊杰，分寸把握得还不错，在权争的过程中，还能顾全大局。
而刘继昌，经过一段时间的密切关注观察，刘文济对这個名义上的皇叔是大失所望，别看他履历扎实，且早年有“干才”之名，但在中枢的表现，比起素以“愚鲁”著称的鲁王叔刘暧，差的不是一两条街的距离。仅以私欲凌于公权这一点，刘继昌就很难获得刘文济的好感。
当然，刘继昌看起来也并不在意新皇的好感，在御前也显得不那么自觉，皇帝相召，拖了足足半个时辰，方才慢吞吞地前来拜见。面圣之时，行礼的语气与姿态，也很显得很矜持，全然一副等着皇帝赐座的意思。
对此，刘文济嘴角还是挂着浅笑，似乎没有一丝的不愉，照常与其赐座。刘文济找刘继昌来，自是为了安东国之事，不过具体事由，谈的是率宾知府曾会的问题。
放眼全图，由帝国直辖，真正称得上飞地的，只有三处，率宾府、济州岛、良平县（新加坡）。而率宾府在维护中央权威上的压力，却是最大，压力自然来源于接壤的安东国。
曾会在任上差不多有八年，军政一肩挑，表现很是出彩，不只牢牢地守住府事职权，竭力抗住来自安东国方方面面的侵蚀，还借着港口之利，把当地的经济发展经营得可圈可点。
曾会干得好，对安东国的政商军民自然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曾会也逐渐成为安东上下的眼中钉、肉中刺，就在平康七年，曾会外出视察时，就曾遇刺，若非随扈拼死保护，早就作古了。
而刺杀失败之后，没过多久，主谋以及几名从犯就被待到了，据其供述，是因为曾会此前治法严厉，断了他们的财路，因而采取刺杀的报复行为。
然后，一干主从犯，便离奇死于狱中，再之后，就不了了之了。曾会倒是将此事“出奇”之处禀报朝廷，但并未得到重视，对此，曾会也没有坚持说法，只是在后来加强了自身及家人的安全保卫。
察其经历，刘文济对曾会的感观自然格外良好，认为这才是勇于担当任事、敢于冲锋在一线的忠臣良吏。
不过，当问起曾会的表现时，刘继昌给他的评价却很低，说他为人刻薄，施政严苛，导致治下一大部分士民（安东商民）不满。又提到安东王来京时，曾弹劾曾会，说他狂妄骄横，蔑视宗王，无视法度，刘继昌又给曾会安了个“离间宗室亲情、破坏朝廷与封国”关系的罪名。
并且，刘继昌还当场表示，率宾虽然远在偏僻，但曾会一任八年，已然大大超出朝廷任期制度，吏部已经开始讨论给其调动的事宜，还是贬职
刘文济不信刘继昌听不出自己语气中对曾会的赞赏之意，他仍给出如此评价，于是接下来关于曾会，刘文济也只字不提了。
紧跟着又问起辽东道布政使的安排，这是当下朝廷比较重大的一个空缺，同时也是“向刘之争”的新战场。刘继昌顺势就向皇帝讲起吏部公推的人选，殿中少监宋贻庥，刘继昌说他履历丰富、干才卓著，又是名门之后，足以胜任。
宋贻庥乃是开宝名相、“开宝二十四臣”宋琪之子，当然更重要的，他是刘继昌的姻亲。对于这层关系，用几个月时间通读大汉权贵“各家家事”的刘文济，实则心知肚明，对刘继昌的“举贤不避亲”，依旧没有发表什么看法，反而笑呵呵地表示，朝廷公推，依制举才，总是差不了的
到后来，刘文济已经完全不提召刘继昌的初衷，只是面带微笑地听其述职，至于其中诸多关于尚书令向德明“为政之失”的地方，也只是矜持地表示会进行调查。
而可以想见的，等刘继昌满意地告退之后，刘文济的表情有阳光向阴沉转变之速。如果说此前只是不满，那么经过今日之事，刘文济已经在刘继昌身上打了个“×”了。
此人，不足以再担任吏部天官，甚至不能再留在中枢！
一时间，刘文济的脑子里，满满都是二十多年前，太宗继位之初，康王刘晔当街杀刘府恶奴之事，而近期的，则是刘继昌收了安东王刘文渊梁株千年人参以及一箱珍贵毛皮、珠宝的事情
翻完旧账，刘文济则琢磨起，该怎么把刘继昌给赶出朝廷去。此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并且不是那么简单，毕竟刘继昌经过多年经营，在朝廷内部也有一大股势力，又有宗室的撑腰，要知道，在政事堂中，刘继昌可是唯一一名宗室代表了。
刘文济对刘继昌的忌惮是小事，他顾忌的，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是破坏了朝局，让“向党”一家独大，那样的局面可就更加严重。
除非，走马换将，把“向刘”全部给罢了，不可否认，当生出这个念头的时候，刘文济动心了，心跳都加速了。不过，理智再度占据头脑时，刘文济干脆地打消了此念头。
登基不足一年，连罢二相，还包括首相，这影响实在太大了，容易引发权贵们的不安与抵触
在刘文济费心斟酌之际，刘继昌那边有动作了，和在御前一般“言行一致”，曾会很快就被调离率宾府，被贬到甘州删丹县任知县，由海东之滨，到河西平原，来了个大挪移。
更重要的是，这显然是一项有失公允的决策，年逾六旬的曾会，也迎来仕途一重大挫折。而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是，皇帝刘文济起初是想擢曾会为辽东布政使，继续用在制约安东的事务上
然后，刘继昌在吏部达成共识之后，直接签署了关于松贻庥辽东布政使的任命书，虽然是打着获得了“圣意”的幌子，但他不讲规矩，向德明的反击也紧随其后，从政事堂层面阻截此事，一道封疆这样的要职，没有政事堂的授权，仅有吏部签署的文件，那也是无效的。
关于辽东道布政使的任命，也成为“向刘之争”最激烈的一件事，双方的举措，堪称彻底撕破脸皮，不再有任何的收敛。而二相的斗法，也彻底引发了朝中有识之士的不满，刘继昌就不多说了，“老而为贼”，便是向德明，风评也跟着下降，饱受议论与攻讦。
大汉的尚书令，虽然权重，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坐的位置，前前后后，真正能压服众臣的，只有一个赵普，就这，也只是维持着一个表面上的压制。开宝朝，敢于攻击赵普的可不在少数，最有名的就是卢多逊了。
在这样的局面下，筹谋多时的皇帝刘文济下定决心了，先把刘继昌打下去，至少，这是对勋贵集团的一种打压，还能借向德明之力，就冲这一点，便值得做了。
当同时面对皇帝与尚书令的打压时，刘继昌的倒台也就成为了必然，当然，过程中还是有些波澜起伏的。先是御史董会上书弹劾工部郎中刘纬贪墨黄河大堤植树固土款项兼受贿、强抢奸污民女、杀人等七项大罪
这道劾章一出，满朝哗然，有为刘纬恶行的震惊，更重要的，还是刘纬的身份，他正是刘继昌之子。而刘纬，则是雍熙元年，纵容恶奴烈马横行街市，为康王刘晔所杀，随后引发了一场政争大风波的“主角”。
当初刘纬就被打断了腿，后来又被送到西北吹了十年沙子，大概是因为这些渊源，对这个儿子刘继昌很是愧疚。等把他接回京后，更加溺爱，等康宗继位，他趁势而起，晋位宰相，掌管吏部之后，又给他指了个工部郎中的差事
而刘纬呢，受了那么多苦楚，非但不思己过，反而变本加厉，不只自己不加收敛，还带着他的两个儿子，父子三人一起“玩”
当刘纬事发的影响还在发酵之事，一个有一个的震惊，伴随着的刘继昌家人、故旧的“爆雷，向大臣百官们席卷而来。如此动静，如此规模，若说背后无人策动，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尚书令向德明。
更让人目不暇接，也所有人期待的是，左都御史鲁宗道收到了一份直指刘继昌受贿、渎职、逾制、大不敬等罪状的举报，并附有详尽的罪证，详细到时间、地点、人物齐备。
刘文济登基之后，便将鲁宗道这个有名的谏臣从西北召了回来，任为左都御史。而以鲁宗道的脾性，收到这样的“大料”，都不带犹豫的，直接捅了开来。
于是，真正满朝震动了，如此贪婪自私、渎职枉法的逆臣，怎能居吏部天官之任？
就连皇帝刘文济，也很是震惊，下诏让政事堂就此事展开廷议，令刘继昌自辩。而到这个地步，刘继昌也坐不住了，对于一切罪责，自是矢口否认，同时反咬鲁宗道，说他罗织罪状，陷害宰相，罪不容诛。
刘继昌也是急得跳脚了，为了转移炮火、混淆视线，又暗使心腹，开始爆其他大臣的“黑料”，谁家屁股底下没点屎，一时间，朝廷上层，臭不可闻。让刘文济惊奇的是，有不少事情，连皇城司都不曾监察到
此举，也成为了刘继昌在帝国中枢的绝唱，毕竟众怒难犯，众人围攻之下，刘继昌的话语权直接被剥夺了。由尚书令向德明率众上表，请罢刘继昌之职，下狱问罪。
四朝元老，不可一世的宰相刘继昌就这么落马了，而他真正权倾朝野，只有半年的时间。当然，也估念其过往功劳，留了条命，夺职，废为庶人，罚没家产，举家流放安东
而这，对刘继昌来说，显然比死了还难受。徐王一系，倒是尽情分的上表，以其年老，希望能再宽宥一二，刘文济不许。他很好奇，落魄至厮的刘继昌，刘文渊会如何对待他。与各大封国打交道，已经成为帝国皇帝的必修课，而安东国很荣幸地成为皇帝最关注的一个封国。
至于刘继昌倒台之后的权力真空，也迅速被站在帝国食物链顶端的饕餮们分食殆尽，其中，皇帝刘文济是吃得最饱的。
首先吏部之职，被刘文济属意的寇准接任，其次还在西赴甘州途中的曾会，半路收到最新敕旨，调任辽东道布政使。大汉帝国过往完成三级跳政治明星不在少数，但如曾会这般，知府-知县-布政使，这样的经历，也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一时间，曾会闻名帝国官场，成为大器晚成的典型。
至于鲁宗道、董会等“倒刘”过程中的功臣，也各有封赏。而对皇帝的论功行赏，从头到尾，尚书令向德明都没有代表勋贵集团，出一句反对之语。
别人不知，向德明还不清楚吗？愚昧之人，往往只看浮面，把刘继昌倒台的功劳加在自己身上，但向德明可心知肚明，皇帝本就占据大义大势，这暗中的手段使起来，也是如此厉害，他就不能不有所忌惮了
何况，因为与刘继昌的党争，他的风评也跟着下降，这些事，向德明同样察觉到了。最终，向德明只能报以苦笑，这个皇帝，选得“好”啊！
可以明显发现的是，刘继昌倒台后，中枢大臣们，在皇帝刘文济面前时，都添了些谨慎，不敢再有显露于形的放肆表现。半年多的时间，刘文济也成功改变了自己在许多权贵眼中的印象。
而随着如寇准、曾会者被重，被打压许久的庶族官僚势力，终于得到喘息之机，再度有抬头之势。
当然，对此，尤其是对寇准被重用的情况，也引起了“帝党”内部的不满，一个是王钦若，一个是徐士廉。
虽然端拱元年都没过，但王钦若已然自视为帝党第一臣，吏部尚书，他也想当啊！至于徐士廉，所虑也简单，他是太宗旧臣，年纪也不小了，却被寇准这个后学末进给骑在头上，如何能甘心？
世宗篇7 汉金冲突、再下一臣
端拱元年九月，山阳道丰州上报，乃蛮犯境，袭辖下阴南集，杀吏卒商民三十余人，掠财货而去。这件事情不大，每年在大汉缘边偏鄙地区，类似的事件总会发生一些，汉夷冲突、蛮族犯境更是层出不穷。
不过，乃蛮突然向朝廷露出獠牙，虽然从损失上来看，只是蚊子在大象腿上叮了一口，却直达天听，在朝廷权力中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于帝国的权贵们而言，乃蛮犯境杀人掠货是小事，真正的问题在于此举背后原因，而其中的因果关系却能与尚书令联系上。
而寻根究底，事情的缘由还在康宗身上，当初提兵十万，巡幸塞上之时，白水会议上，康宗曾允诺乃蛮、契丹大笔的财货、物资赏赐。
不过，这个承诺，未及成行，康宗便驾崩了，其后就是长达数月的帝位之争，到刘文济登基之后，朝局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已是半年多过去了。
乃蛮那边，可惦记着大汉皇帝的赏赐了，见朝廷始终没有反应，坐不住了，于是金王刘金在端拱元年五月遣使来京讨要，这件事也提上了当权者的议程。
上报皇帝定夺，刘文济适时地“抱病”了，并以继位不久，短于国计，国政悉委于公卿大臣，让政事堂自决，利落地把皮球踢回去了，最终此事就落在尚书令向德明头上了。
这件事并不容易处置，向德明也很是伤神，饱经岁月的他，能够看清此事的两面性。为一己之虚荣，康宗大方，却让帝国朝廷买单，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孚人心。乃蛮不识教化，上门求赐，谦卑其外，狂悖其里，若是允了，必被人痛批，软弱媾和，浪费国力。
然而若是拒绝了，也绝少不了有人站出来，指责言而不诺，有失大国信义，同时逆先帝之意，也是欺君之举总之，只要有反对者，那就总有攻讦的点。
在两难之间，向德明选择了后者，饱经风霜、出将入相的他，练就了一个强悍的性格，即便有妥协，也不是冲塞外蛮夷，毕竟他有半辈子都用在对蛮夷的开拓战争中，同时骨子里就有对化外蛮夷的蔑视。乃蛮，算什么？
当然，向德明选择强硬，固然少不了非议，至少获得了朝中“鹰派”权贵的支持。只不过，在乃蛮眼中，朝廷就是背信弃义，傲慢自大了，太阳汗刘金闻讯之后大怒不已，以为耻辱，与臣属言，朝廷不给，我自取之。
于是，秋高马肥之际，消停了不过一年多的乃蛮人开始动作，只不过，这一回不再是固执地东进找漠北契丹的麻烦，而是南下捋大汉的虎须。
而丰州阴南集的袭击，只是端拱元年秋冬季节发生在山阳道西北部边境诸多纷乱中的其中一起，事实上，一同发生的大小袭击，足有十几处，遍布丰、胜、云内、天德等边陲州军。
当然，别看乃蛮人大胆犯境，来势汹汹，但所有行动中，又透着一股蛮夷的谨慎与狡猾，财货抢了不好，杀伤的人也不多，并且一触即走，在当地边军反击之前，迅速遁走。看起来，更像是乃蛮金国对大汉帝国的一种试探。
至于朝廷的反应，傲慢病有些严重，根本没把乃蛮当回事，相反，籍此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斗争。身处局中，向德明是不可能妥协，表现出丝毫软弱的，必需强硬到底。
于是经过几轮紧张的磋商，在得到李继隆、郭仪等军中实权派的支持后，以乃蛮寇境、杀掠士民、侮犯天威为由，上奏皇帝，请示发兵征讨。
对这项决策，刘文济是持保留意见的，继位之初，稳定压倒一切，何况动兵攻伐之大事。然而，这层顾虑，刘文济也没有挂于脸上，只是过场性地问了问一些军事战略及筹备问题。
事实上，在取得了军功权贵支持之后，刘文济就不可能反对，那样只会陷双方于尴尬之境，另外一方面，面对凶蛮之无端犯境，作为帝国皇帝，他也必须拿出一个态度来，否则必失人心，那同样于他统治不利。
最终经过皇帝用玺下印，签发了出兵军令，调发河东、山阳、榆林步骑五万，由殿前都虞侯杨延朗作为统帅，征讨乃蛮。
这可不是虚张声势，命令下达之后，自枢密、兵部二衙，到地方诸军，都在迅速推进出兵筹备，作为主帅的杨延朗更是先行出发北上，于丰州组建牙帐。
与此同时，朝廷又给漠北契丹降了一道诏旨，让其动兵西进，与天兵一道，攻伐乃蛮不臣，有朝廷牵头，对乃蛮深恶痛绝的契丹自无不允的道理。契丹王耶律隆绪即以皮室详稳耶律先为主将，调集兵马，不过，契丹人也很精明，只打算在汉金之战中浑水摸鱼，顺便看看如今大汉帝国军队的具体成色，因为动静虽不小，实则并未尽力。
而汉金之战，最后也没能打起来，见大汉朝廷动真格的了，乃蛮刘金那边果断认怂了，在当年冬便遣使南来，就扰边之事进行解释，误会，全是误会！
随使者而来的，有健马百匹，牛羊各五十头，作为礼物，另有几十颗首级，据说是“擅自”袭击劫掠的部属头领，被金王刘金以军法处置斩首，恳求朝廷念愚蛮无知，宽宥其罪。
金国那“可怜”的谢礼，引发大汉朝臣们的嘲笑，几十颗狰狞的头颅，则更让人厌恶，这深刻地诠释了化外蛮夷之野蛮、残暴。
然论实际，金国通过这样一番让人鄙夷的操作，却成功获得了朝廷“谅解”，止住一场大征，避免了一场灾祸。同时，前者自山阳边陲劫掠所得，却没有吐出来的意思，至于被杀的几百名大汉属民，暂时也无法替其讨回公道。
说到底，朝廷这边，与金国打一仗的决心也不强，首先天时不对，冬春之际动大兵，兵家不为。而打乃蛮这样的部族国家，动兵少不起作用，动兵众则劳民伤财，要起到实效，还得像开宝远征那般，遣良将精骑远征才行，这笔账，怎么算怎么不划算。
如今帝国的形势不比开宝时期了，皇帝在此事上垂拱而治，而作为推动此事的向德明、李继隆，则要担其责，他们不能不考虑若事败造成的政治影响。
朝廷有朝廷的顾虑，金国也有金国的忌惮，作为金王，刘金一方面畏惧汉兵之强，一方面又向往南朝之富，他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方才真正整合起乃蛮诸部，使其与漠北契丹分庭抗礼。
然而，二十年之积累，面对庞大的大汉帝国时，又显得太过弱小了。若仅仅面对汉军，他们能走能打，搞袭扰战术，游击作战，实在扛不住了，还能投降求和，与帝国相比，他们是光脚，负担没有那么重，漠北恶劣的环境逼得他们充满攻击性。
但朝廷若是同漠北契丹联合起来，刘金就不得不当心些了，汉金之间不那么熟悉，但契丹与金国之间打了那么多年，交锋无数，可是知根知底，这就不得不防了
就这样，一场战争消弭了，大汉边陲再度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与平静，汉、金、契丹继续过以往的日子。然而，有些事情是不可逃避的，至少山阳西北部倒下的数百军民，流淌的鲜血，深刻地诉说着与过往的不同。
这已经是金国两年之间第二次对大汉采取退缩与妥协的态度，上一次就是康宗十万大军塞上行时，与契丹的和议。
但对金国来说，发生在端拱元年秋冬的这场风波，意义重大，教训重大。最大的意义就是，让金王刘金对未来的战略更加清晰了，对金国的经营也更加冷静与理智。
首先，刘金明确了一点，乃蛮金国若想成事，首先就要消灭契丹，统一漠北，然后整合草原，再其后方可南下与大汉争锋。这是高原之上诸多强大豪杰、部族崛起，成就大业的成功路线，上一个就是契丹的开国之祖耶律阿保机。
其次，在第一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尽量维持与中原帝国的友好，要加强通商往来，从大汉获取草原稀缺的物资，在帝国保持强盛之时，袭扰犯边，实在不可取，收益太小，风险太大。
当然，帝国当下的情况来看，想要实现统一漠北的战略，只怕也会面临阻碍，大汉换了個皇帝，似乎整个帝国的气质都跟着改变了。那是一种莫名其妙，但确实有之的变化，刘金雄居漠北，南望帝国，即便隔得甚远，也能感受到。
于中央帝国而言，消弭了一场明显耗费巨大且不太必要的战争，自然是一件好事，不少此前对征讨乃蛮存有异议甚至明确表示反对的朝臣，都不胜欣喜。
同时，围绕着此事，新一轮的政斗又展开了，这一回牵头的，乃是徐士廉，他痛批“乃蛮之征”的决策，为莽撞不智、疲军费粮、劳民伤财、虚耗国力的行为，目标直指策动此事的尚书令向德明。
虽然战争消弭于未发之际，但前期的准备可都是来真的，调动的兵马可以回到驻地，征召的民力方归乡里，未发的被服也可以重归仓库，然已行之粮草，举动之间的钱粮资源损耗，却是基本浪费掉了，五万军队的后勤准备可是极其庞大的，也意味着其中的浪费有多严重。
因此，徐士廉的攻讦，并非无的放矢，就事件本身而言，都是言之有物，直指要害。而朝中附议徐士廉的人，也不在少数，就比如左都御史鲁宗道，也上表刘文济，斥为举措失当、有伤军国、靡耗民力。
与此前不同，这一回的风波，向德明是从容度过，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且不提徐士廉为何对在此事上发起对向德明的声讨，但他与那干朝臣、清流的攻讦意见，却惹怒了在朝中很少说话，但每一句话都不容忽视的群体：枢密系统，或者说实权军功集团。
对他们而言，他们可以不管行政系统内的斗争，但你不能把斗争波及到军队。而徐士廉等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他们的条陈中，很多内容都引起军队系统的极大不适。
此番征发未果，的确损耗不小，但若没有这些损耗，乃蛮金国岂能伏首服软，其猖獗之势岂能收敛？同时，依那群清流所言，那军队的正常调动轮戍、演习训练，算不算劳民伤财？朝廷养着那么多兵马，打造更新那么多军械舰船，算不算虚耗国力？
于军队来说，“马放南山”是最讨厌的事情了，在这方面，也格外敏感。而即便只谈决策之事，征讨金国也是尚书令与枢密院共同做出的决议，军争之事，他们这些将门世家、行伍出身，还不如一干文臣明白？
被激怒的军队系统是可怕的，其报复也来的迅疾，手段更是直接。驸马、乐平公、枢密使李继隆直接拖着病体找皇帝刘文济，态度决绝，语气严厉，向皇帝表明对徐士廉等人的不满。
并且上了一道劾章，说徐士廉等人不通军务却妄谈军机，其言行包藏祸心，藐视将士之功苦劳，为免寒军队之心，请皇帝严惩，还将士一个公道。
顺带着，李继隆还提起一桩往事，言三十多年前榆林之乱时，徐士廉作为一名戴罪士子，也曾于丰州与守军浴血奋战、力却贼寇、保境安民，籍此得幸于太宗，一路提拔，平步青云，累进宰相。
那些清流也就罢了，徐士廉曾久经边陲之苦，对将士之苦，戍边之劳，当有深切之体会，当有怜恤之心才是，然今日却以偏概全，大肆指责，必有不可告人之私心。
李继隆一番话，几乎是赤裸裸地指责徐士廉假“未竟之征伐”，行党争之事，居心叵测，其心可诛
刘文济当然知道徐士廉此举，含有一定私心以及明显的政治意图，但也不至李继隆说的这般严重。不过，面对李继隆那怒气腾腾的模样，还是得善言劝慰，加以安抚，并表示会给枢密院与军队一个说法。
事实上，皇帝刘文济心里，对徐士廉、鲁宗道的一些说法与立场，也是不大认同的。刘文济打小从世祖皇帝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点关于政策的认识极为深刻，那就是凡是皆有利弊，当扬长避短，绝不能以偏概全。
倘若什么政策、决策都只盯着弊的一端，那就不要做事了，不做才能不错。同时，对鲁宗道刘文济也有些意见了，他承认此人的正直、忠贞，但是这不是他任意攻讦的本钱，大汉的皇帝叫刘文济，掌握朝廷大权的是权贵们，不是所有事都得依着区区一个左都御史的认识来，拂其意，逆其愿，就要上表弹劾，都察院也不是你鲁宗道开的
不出意外的，“说法”来了！
端拱二年春，在参加完人生最后一次乾元御宴后，刑部尚书、宰臣徐士廉遭贬，坐言行无状、狂悖失察，贬至岳州当知州。岳州作为湖北道三大州之一，气候适宜、鱼米丰足、经济发达，乃是刘文济给徐士廉选的养老地。
结果天不遂人愿，或许是徐士廉忧思过度，又或者晚年失意本就难捱，还没有到岳州，徐士廉在渡长江时，见江水滔滔，奔流东去，于船上吟诗一首，当夜与江陵驿馆郁郁而终，享年六十七。
得到江陵府的汇报，皇帝刘文济也不禁唏嘘，感慨不已。作为太宗皇帝身边的心腹之臣，刘文济对徐士廉实则是很熟悉的，也佩服其坚忍，只不过，此人太过眷恋以往，难为己用
与徐士廉一同遭贬的大臣还有一些，官职、名气最大的，就是鲁宗道了，迁泉州知府，据传那里吏治腐败，正好让鲁宗道这股清流去涤化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