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50 代天巡狩
在江海关大楼揭幕仪式进行的同时，就在不远处上海最大的官驿—松江驿中，精神矍铄的江南道布政使王玄真，正摊开一张图，卖力地向巡视东南的赵王刘昉“推销”着他的计划。
这是一张松江的水系图，比较清晰地把上海及苏、秀二州的湖塘水文情况呈现出来，而最显眼的是几道蓝色标线，将淀山湖与运河连通在一起，汇聚于华亭县，然后折而东北，汇入松江，一同注入长江口，奔流入海
但显然，蓝色标线代表的河流，目前还不存在，准确地讲，还不成体系。而王玄真向刘昉兜售的，正是要在上海及秀州境内，进行这样一台开沟挖塘、梳理水脉的“大手术”。
刘旸是个比较爱巡察的皇帝，且不提他在京畿地区究竟明察暗访了多少次，远的地方，西南、西北、漠南都已经去过了。并且，从来一心为公，仪仗从简，务求不给地方添麻烦，几无巡游表现。
而全国的权贵与官僚们都知道，皇帝不只自己爱巡察，还喜欢派御史、特使、密使巡察。也就导致这些年，诸道府州县的地方官民，对“外来人员”格外敏感，说不准一个行商打扮的人就是朝廷皇帝密使，官场氛围总是带有一份紧张感。
但在这样的氛围中，也倒逼得地方官们，对治下政治民生情况做更多更细致的了解，真正的掌控力，也正是从各种风吹草动开始
此番，赵王刘昉是以“江淮巡阅使”的身份，代天巡狩，巡视江淮诸州政治民生情况。一路很低调，随从人员很少，仪仗也很少摆出，但带给江淮地方的压力却格外大。
不只是赵王本身带来的威慑力，还因为随刘昉一同出巡的，还有两个重量级任务，临淄公刘文济与太原公刘文澎。在如今的大汉，这三人凑到一块儿，大抵除了皇帝刘旸之外，再没人比他们更能代表大汉皇室了。
同时，让赵王刘昉独立出巡，也是皇帝刘昉释放的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赵王刘昉“解禁”了。
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赵王刘昉就像一尊佛一般被供在朝廷里，待遇都是最优等的，有什么好处皇帝也都想着他，对其他人吝啬，唯独对刘昉大方。
然若说实权，对刘昉而言，则完全没有提的必要，相比于他那同胞兄弟刘暧，都远远不足。
究其原因，不过一个“雄才难制”，而这四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葬了多少英雄豪杰。鉴于父亲“困”居京城的情况，已经在西域将北廷国经营得小有成就的世子刘文共，曾来信并上表刘旸，希望能把刘昉迎回北廷，亲人团聚。
对此，刘旸还没表态，刘昉就直接拒绝了，并且在后续向皇兄请求，希望能把北廷王位直接传给刘文共。
刘昉可是很少主动向刘旸请求什么的，因此，只是稍作考虑之后，的便准许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刘昉政治上的松绑开始了。
此次奉诏巡视江淮，甚至把两个皇子，包括刘文澎这个嫡子都交给刘昉，这其中，显然用心颇深。
遵从圣意，刘昉带着两个皇侄，自是一路巡视，一路提点教育，一行主要精力放在了淮西道，没办法，那里交通相对闭塞，民风也更剽悍，经济条件不足，能够让人看到大汉地方一些更真实的社会风貌。
前前后后，两个多月时间，方才巡至上海这座立于江海之滨的商业之都，赶上了江海关总监大楼的投用仪式，也被江南道布政使王玄真趁机粘上了。
听完王玄真滔滔不绝讲完他关于在秀州、上海境内开凿“清浦江”的设想，见他那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刘昉不置可否，却露出一抹好奇，问道：“王玄真，你是江南主官，不是这上海市长，为何对这上海的水利通渠如此关切？”
闻问，王玄真也不避讳，直接道来：“回大王，上海市的出现，完全是个新鲜事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不曾有过，值得朝廷与大汉官民长期用心研究、关注发展。
这是一座因商贸而兴的市邑，港口是其心脏，塘渠是其血管，江海是其血液，唯有不断夯实其基，充分发挥其利，才能保证其蓬勃发展，未来方能看到一个超越古今的雄城大市。
而要达成这个目标，以下官之间，仅仅一条松江是不够的，开凿一条新河，将周遭水系连通，也是在创造历史”
王玄真说这话时，两只老眼都在放光，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以阴沉内敛闻名的人，竟能如此“激情澎湃”。然而，他的说法，也实在很难让人认同。
刘昉是个宽和的人，也向来愿意听取别人的想法，但仍旧忍不住对王玄真的构想提出疑问：“一条松江难道还不够吗？以我这两日在上海见闻，上海发展，可连松江两岸都没填满”
王玄真道：“松江上游泄洪不便，下游河段淤浅，这些年随着航运频繁，利用过度，更显壅噎不利，过去十多年，官府每年都需投入大笔钱粮人力进行清淤排障。同时，河道淤浅，也使通航船只载重低下，轮转缓慢，很多大船只能停泊外港，夏冬忙碌时节，更需于外海排队，等候停靠
如此种种，大不利于通商通航，也对上海进一步发展繁荣，形成阻碍。这血脉流通不畅，人便不能康健，于上海而言，亦是如此！”
王玄真说得头头是道，刘昉不免有些感慨，感其目光之超前，然而，若让他支持，却同样很难，首先一点，刘昉并不懂里边的门道，也不觉得王玄真的提议是急切的、必要的。
沉吟少许，刘昉看着王玄真，道：“即便你所虑有理，但也考虑得过于深远了！依你的构思，这个工程可不小，需要耗费多少人才物力，你可曾想过？在松江足用的条件，朝廷又岂会同意，兴此大工？”
王玄真当即道：“五十年前，王兖公（王朴）治淮时，挖洪泽，开龟山运河，皆是耗费巨大，历时经年，然至今河泽周遭士民，仍颇受益！”
“你要学王兖公？”刘昉瞥了王玄真一眼。
王玄真道：“不敢！只是臣为官一方，便是沽名钓誉，也想给治下百姓留下一些东西”
“一个上海市，还不够？”刘昉淡淡道。
王玄真：“臣希望上海能变得更繁荣！”
“你是江南道的布政使！”
“臣已年迈，能再做成一桩事，也自认不负此职了”
听王玄真这么说，刘昉沉默少许，抬起头，悠悠道：“你倒是坦诚，设想也宏大，极具前瞻。
然而，此番我在朝中，既不负责水利工程，又不管钱粮，你以此事找我，却是走错了庙门，拜错了神祇”
王玄真拜道：“下官自不敢为难大王，只恳请大王回京时，能代臣将此图献与陛下！”
王玄真显得很从从容，目光也恢复了平静，见状，刘昉又仔细打量了他一会儿，将桌上图纸卷了起来，道：“图留下，我会考虑的！”
“多谢大王！”见状，王玄真起身，朝刘昉郑重一礼：“叨扰大王，还望恕罪，下官告退！”
言罢，又朝陪同在侧临淄公刘文济恭敬礼拜了下，便缓缓退出房去了
“四叔为何答应替其代呈？”边上，一直默默饮茶，不曾开言的刘文济突然发问。
显然，刘昉嘴上说考虑，但将图留下，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了。闻问，刘昉淡淡一笑：“顺水人情，送他一场又如何？”
“这可不是顺水人情！而四叔，也不像是随波逐流的人，也不需如此”刘文济看向刘昉，这么说道。
刘昉又笑了笑，反问道：“你似乎对王玄真修河之议并不认同？”
刘文济摇摇头：“小侄认不认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朝中当权者能否认同！”
“你是不看好此议了！”刘昉道。
刘文济沉吟少许，道：“王玄真所提松江之虑，时下还不深峻，有大把可以改良的办法。河道狭仄，那便扩宽扩容；泥沙淤积，那便清淤排沙；大船泊位不足，那便增扩港口
总之，比起一上来，便大兴土木，生凿出一条河来，要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王玄真的设想很大，考虑似乎也很深远，但也正因如此，想要实现，方更加困难。何况，此事涉及地方颇杂，远不止上海及苏秀二州，牵扯越多，越难成行。
至于王玄真之思虑有无道理，我不好妄下结论，或许几十上百年后的情况会比他今日所述还要严峻，但修河之议，至少在当下不合时宜”
刘文济一番论调，让刘昉又是意外，又是感慨，道：“如你所言，我也只是做一个‘信使’罢了，至于同不同意，那是陛下与朝廷通盘考虑的事！”
紧跟着，刘昉又问刘文济：“你觉得王玄真此人如何？”
对这个问题，刘文济嘴角也露出了点笑容，说道：“是个不错的官！至少，比起一路走来所见逢迎献媚之官员，此人堪称实干之才。与四叔交谈汇报，也皆为公事，察其言，观其行，也就不难明白，陛下会摒弃诸多
非议，任用此人”
听完刘文济一番见解，刘昉不由仔细打量了他几眼，平添了诸多皱纹的面庞很平静，但心中则暗暗叹道：“可惜了”
而感受着四叔那审视的目光，刘文济同样很淡定，面无波澜，只是熟练地摆弄着茶具，并帮刘昉也倒上一杯清茶。
二十六岁的刘文济，已经彻底成熟，自开府之后，他有七年的时间仍在按部就班地学习，也依天家培养的“传统”，上军校，下营队历练，一直到最近两年，方才被皇帝刘旸安排到朝中做事。
上来还从一些“微末”小职开始，从殿中侍御史开始，到大理寺评事，再到洛阳府推官，一直到此番出巡之前，身上还挂着江南道监察御史的官衔。
这样的进度与速度，比起已经封王并且早早地就参与到大汉军政的大哥，要慢得多，也正因如此，在朝中刘文济虽是二皇子，却很少为人注意，大伙注意的焦点可都在大皇子刘文涣与日渐长成的嫡皇子刘文澎身上。至于刘文济，他甚至没有任何经营名声与势力的举动。
此时，赵王刘昉的脑海中也不禁浮现皇帝二哥这三个皇子的情况，表情一肃，当即朝门前的侍从吩咐道：“来人，去把三皇子找回来！”
“是！”
“不用了！”话音方落，一道带着点雀跃的声音自门外响起，紧跟着一名相貌清秀的少年走来进来，正是皇三子刘文澎。
与叔父、兄弟之间是一点都没有见外，刘文澎快步入内坐下，拿起案上一杯茶，还不待刘文济劝阻，便往嘴里送，然后一口喷出，有些委屈地看着刘文济：“二哥，这茶才煮好啊”
看着刘文澎，刘文济轻笑道：“是你太心急了！”
“是我太口渴了！”刘文澎道，然后抬眼，看着刘昉与刘文济，道：“四叔、二哥，上海今日可异常热闹，此地新鲜事物也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的，你们怎么不出去瞧瞧，待在驿馆里，如何巡视”
刘文澎眉宇间满是雀跃之色，显然，这孩子养于深宫，平日里是憋得很了。此行，乃是他第一次摆脱宫里那些文先生、武教习，出宫巡游，对刘文澎来说，这样的机会，即便谈不上像脱缰野马，彻底放飞自我，总归是释放了一些天性的。
注意到刘文澎那兴奋的表情，刘昉笑道：“正好，你代我们看了，给我们讲讲，都有哪些新鲜事。”
刘文澎正是分享欲望强烈的时候，当即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将他在上海的见闻讲述出来。
从平坦开阔的松江大道，到鳞次栉比的货栈商铺；从风格鲜明的新式建筑，到密密麻麻的货运船只；还有那奇装异服乃至“奇形怪状”的人
海关大楼的揭幕仪式，也提了一句，对于刘文澎而言，这座新兴的滨港城市或许远远谈不上宏伟壮丽，格局更无法同两京相比，但仅“新鲜”二字，就已经足够了。
甚至于，刘文澎还将道听途说的关于“南北棉布大战”的故事讲来，在以讹传讹之下，这场已经罢战的南北商业之争，也变得越发魔幻，过程之曲折、场面之浩大、故事之精彩，已经足够让人叹为观止，击节赞叹。
至于实际上嘛，刘昉都有所听闻，不外乎南北地域的棉商，从生产、运输到销售全链条上的比拼。上海则是南方棉商最重要的一个基地，由此开始“北伐”。而这种商业之争，发展到后面，往往就演变成暴力手段，杀人放火、投毒抢劫，各种手段是层出不穷。
当然，到这等程度的时候，朝廷自然就不可能不管了。于是地方巡检、差役出动，先行将将暴力行为控制住，违法人员逮捕，然后由财政司派员，将南北主要棉商召集起来，调合矛盾，消弭纷争。
有朝廷的强力干预，事情最终当然平息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而朝廷一如既往，杀了两只跳得最欢的“鸡”，掀起这么大动静，造成如此大恶劣影响，死了那么多人，乱了那么多法，破坏公序良俗，影响社会安定，岂是调解一二就能完事？
谁给这些奸商的胆子？虽然雍熙王朝走的是调合路线，但并不包括太多对商人的妥协。
而在这次以棉为中心的南北商帮大战中，也是棉布市场几十年来价格第一次下挫，尤其是江南的布商，把价格打得极低，为此，那些家底殷实的大商都损失惨重，大量中小商人为之破产，棉农也深受其苦。
当然，随着局面被控制，市场稳定下来，棉花棉布价格都快速上扬，甚至超过此前水平。
而经过这么一场冲突，南北棉布市场格局进一步清晰了起来，北方占据先发优势，影响强大，底蕴深厚，南方则后来居上。
从整个大汉的角度来说，这个市场还远远看不到上限，南北双方都还有大量深耕的余地，这场争斗来得太早，不过，谁教两京在北方呢？
但受了此次堪称惨痛的教训之后，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倒也“相安无事”，直到下一次矛盾无法简单调合的时候
而整个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经过口口相传，就演变成让刘文澎都感兴趣的“江湖浪漫”与“豪杰传说”了。
看着刘文澎侃侃而谈的模样，刘昉脸上也露出少许关爱的笑意，轻声道：“所言皆是上海光鲜亮丽的一面，就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问题？”闻问，刘文澎稍愣，表情立刻认真了起来，一副思索状，脑海里却不禁浮现出在淮西的那些不太和谐的见闻
迎着刘昉的目光，刘文澎犹疑地说道：“时间尚短，未及仔细观察”
“那就再多看看，多听听这座城市角落里的声音，我们还有时间！”刘昉变得有些严肃，甚至郑重其是地对刘文澎道：“你久居深宫，这一路南来，对你而言大多都是新鲜事物与见闻。满怀好奇，见猎欣喜，可以理解，但都走到这东海之滨了，该收收心了！”
比起皇帝老子对他的态度，刘昉这个四叔可一向宽容，冉甫一严肃起来，刘文澎也不由凛然，认真地应道：“是！四叔教诲，小侄明白了！”
态度值得肯定，但刘昉知道，刘文澎未必真听明白了自己的劝说，毕竟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于是，稍作考虑，刘昉又冲刘文澎说道：“给你一个任务！”
“四叔请吩咐！”刘文澎立刻来了精神。
刘昉道：“这上海市，除了船多、商人多，最多的还是在各大埠头、港口劳碌于生计的劳工。你去上海的码头待一段时间，也不需你去搬卸货物，就与他们同吃同住，谈天说地，之后，再谈感想！”
刘文澎对此，显得很感兴趣，不过立刻讨价还价道：“能去船上当水手吗？我想出海看看——”
对这异想天开的念头，刘昉回应也格外干脆：“不行！”
争取无果，刘文澎也不失望，反而对即将开始的码头生活兴致盎然。
“终究还是个孩子啊！”刘文澎去沐浴歇息了，刘昉则不禁感慨道。
“三弟天性纯良，只是年纪尚轻，等年龄上来，再多些历练，总会成熟的！”刘文济轻笑道。
刘昉瞥了他一眼，却意味深长地说道：“十五六岁，已经不小了，还是被他娘亲‘保护’得太好了！”
对此，刘文济并不接话，刘昉也没有就此展开深聊。
刘昉给刘文澎安排的历练“小课”，终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才开始就结束了。
翌日，刘文澎被安排到松江叄号码头上，然而，只在那儿待了一天，还没熟悉码头的工作，劳工的生计，就不得不跟着刘昉紧急还朝。
自西京洛阳传来了一则急报，朝廷准确地讲应该是宫廷出现变故了，一场剧变，牵扯到朝廷上下，乃至帝国未来的变故。
来时三叔侄，回去只有两人，临淄公刘文济主动留了下来，他对上海这座城市同样满怀探究心理，希望用更多的时间来观察一番，并且给自己找了个差事，就在成立不久的江海关当了一名负责关税核算的主事。
太宗篇51 太子
“四叔，京中出了何事，如此急切召我们回宫？”
坐落于开封西边的祥符驿，紧张旅途之余，在此短暂歇脚，一口凉茶下肚，稍解酷暑，刘文澎又忍不住向刘昉问道。
“怎么，还没玩够？”刘昉瞥了刘文澎一眼，表情略显严肃。
刘文澎脸上则浮现出一抹尴尬，有些底气不足地道：“我只是好奇，爹为何只召我，不叫二哥？”
显然，刘文澎并不是不动脑子的人，相反，转动起时也是非快的。事实上，来自皇帝的诏书中，仅仅点名让刘文澎回京，至于事由什么的毫无交待，而刘昉则是尽到一个“监护人”的职责，陪同护送。
情况的不同寻常已然明显，而等进入京畿道，大致情况也已了解。赶路的途中，不断有京中来人向刘昉通报消息，并且远不止他自己的消息渠道。
而多出来的那些人，目标实则是刘文澎，像苍蝇一样嗡嗡叫着涌来，也被刘昉当做苍蝇排开赶走。
非官方渠道传来的准确消息，京中死了一个人，汝阳王妃常氏。死因：被刺。凶手：刘文涣。
至于刘文涣杀妻的原因，则都讳莫如深，但当这件事确确实实发生之后，自是满朝震动。因此，此事很可能直接指向太子之争的终点，于情于法于理，在政治上都是重大的丢分项。
这一点，刘昉当然意识得到，也是刘昉对刘文澎严格保护的原因，并不希望皇帝唯一的嫡子在定论前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打扰，听诏即可，有什么事，回京再说。
“你也不需多想了！开封已过，洛阳也不远了，回京之后，自是豁然开朗！”刘昉冲刘文澎安慰道。
刘文澎则点点头，人有的时候是真受一些气场影响的，就如此时的刘文澎，刘昉就很少见他这般沉凝。
洛阳还是那个洛阳，风物繁盛，喧嚣依旧，但朝堂与宫廷的氛围则明显不一样了。
屏气凝神地和刘昉一道进入垂拱殿，面圣，见礼。对刘旸，刘文澎一向是敬畏有加，目不敢久视，刘旸对三个皇子也向来是不苟言笑，但此时在殿中，刘文澎意外地发现，皇父注视着自己的目光竟是那般复杂，这还是第一次，也让刘文澎更加局促了。
“先去拜见你娘亲吧！”并没有对刘文澎多说什么，刘旸直接吩咐道。
“是！”刘文澎最是求之不得了，从里到外地松了口气，皇帝老子总是把少年压制得呼吸困难。
“坐！”刘文澎走后，刘旸把注意力放在刘昉身上。
“谢陛下！”刘昉表现得很矜持。
看着自己这个四弟，刘旸尽量让语气平和些，但那严峻的表情却实在让人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轻松：“辛苦了！”
“陛下言重了！”刘昉道。
“此子如何？”刘旸手朝外一指。
刘昉想了想，方道：“禀赋尚佳，只是欠缺历练，阅历不足，日后多加磨砺即可”
“历练.”刘旸嘴里喃喃道：“此子心性不定，不知今后能否成事？”
听刘旸这么说，刘昉沉默少许，道：“恕臣直言，未有经事，如何成事？”
刘旸闻言，愣了下，眼珠子转动两圈，眼神中焕发出少许光芒，感慨着说道：“还是该多经事啊！”
“敢问陛下，急召臣与文澎回京，所谓何事？”刘昉又请示道。
刘旸不由意外地瞟了刘昉一眼，似乎在好奇他难道没有听到一点传闻。只是刹那间的念头，刘旸迅速恢复了严肃，几乎凝视着刘昉道：“除本兼职事之外，朕打算再委你一项重任！”
闻言，刘昉抬起了头，却并未作话，只是静静地等待下文。刘旸也不继续卖关子，语气郑重地道：“太子太傅！”
对此，刘昉眉头直接拧在一起，大抵其心情波动也是这般复杂，思吟许久，轻声问道：“陛下决心已下？”
闻问，刘旸那张苍老的面庞上，再度流露出少许复杂之色，怅然道：“朕年纪也大了，这些年治国为政，纵然谈不上呕心沥血，宵衣旰食总还是做到了的。
而这两年，身体却是有些不支了，难免乏力之感。朕秉政十年，吏治民生，略有小成，是该考虑考虑后事了。
再不立太子，定国本，怕是朝野不宁，国家难安，朕这双耳也难清净。为江山社稷之重，朕也该做出个决断，以安内外人心，这也是朕的责任。”
这样的表态，或许还是刘旸头一次向外人讲述出来，而第一个倾听者，则是刘昉。再加上太子太傅的委任，显然，赵王在皇帝心中，还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而听刘旸语气中竟带有几分悲戚，刘昉也不禁动容，出声唤道：“二哥，你严重了！你龙体一向康健，大汉士民百姓还需你的恩典泽被”
“先帝在位时，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也常常以此言的安慰.”刘旸摆摆手，道：“朕自认勤勉，几十年来不敢懈怠，然这份坚持，何尝容易？”
刘昉大胆地注视这刘旸，在这一刻，他的脑海里也浮现出了很多画面，回忆起了许多往事。
都不需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如今的皇帝二哥，的确是老了，与十年前相比，几乎是变了个人，尤其是形象，大打折扣。然而，也恰恰是如今的刘旸身上，刘昉竟然看到了少许世祖皇帝的影子，也是第一次，刘昉对这个皇帝二哥，产生了毫无保留的敬佩之情。
刘旸则继续诉说着：“朕知道，这十年来你受委屈了。你是雄鹰，本该遨游天际，即便是在封国，也能大展宏图，成就一番功业，却被困于洛阳这个金丝笼里。
就是对朕有怨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陛下言重了！”听到这话，刘昉也实难绷住，当即表态道：“臣绝无怨言！”
刘旸再度摆摆手，看着刘昉，以一种坦诚的语气说道：“长年来，朕一直在思考，先帝临崩前召你还朝的用意，但始终难以参透。
但如今，朕也看开了，不论先帝作何考虑，朕却是要把你当作大汉的擎天臂柱。
文澎，朕就交给你了.”
刘旸一番话，可谓推心置腹，然而，这毕竟是从皇帝嘴里说出来的东西，又岂能完全当真，尤其对刘昉这种身份特殊的人而言。因此，他显得很谨慎，并不敢贸然应承什么。
就像是听到了刘昉的心声一般，刘旸又一脸平和地道：“朕知道你心存顾虑，但朕今日所明之心迹，日月可表，天地可鉴。
朕不奢望你像对先帝那般毫无保留对朕，但只需你对大汉依旧如初即可。爹留下的这份基业，无论你我，无论如何，都要守好！”
刘旸言尽于此，而刘昉则在于皇兄对视良久之后，起身跪地长拜道：“臣对大汉之心，同样日月可表，天地可鉴！”
刘昉是大丈夫，掷地有声，因而即便言语中仍有所保留，但刘旸也不在意了。
“连日奔波，一路辛苦，回府待诏吧！”
“臣告退！”见状，刘昉也不逗留。
自始至终，刘昉都没问京中的风波，刘旸也没主动提及，就仿佛册立太子，并让刘昉去做太子太傅，乃是他自己想通了一般。
金兰殿，乃是赵贵妃的寝殿。就在刘昉与刘文澎叔侄回京后不久，贵妃就着急地把赵匡义与赵德昭请到宫中。
殿内，平日伺候的宫人都被屏得远远的，三个姓赵的聚在一块儿，三个赵氏家族中地位、权势最显赫的人。
不过，此时三个人聚在一块儿，却像死了爹一般，气氛格外压抑。而一向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赵贵妃，终于像个小女人了，哭哭啼啼的。
但是，赵匡义与赵德昭都坐在那儿，默不作声。终于，还是赵贵妃忍不住，向赵匡义哭诉道：“三叔，如今文涣还被幽禁在宗正寺，刘文澎又被急召回京，慕容家那边更是蠢蠢欲动，我们该怎么办.”
迎着赵贵妃那期盼的目光，此时的赵匡义，只觉空落落的，既无法像以往那般不厌其烦地劝谏，也无法给出一个解决之策，最终，叹息着说道：“事已至此，听诏而行吧！”
“贵妃娘娘稍安，老臣就先告退了.”缓缓起身，向赵贵妃行了个礼，然后慢步而去了。
赵贵妃呆呆地望着赵匡义，直到他走远，方才回过神，唤了一声：“三叔.”
不过，赵匡义并不答话，毫不留恋地走了。见状，赵贵妃那张韶华已逝的面孔变幻几许，又有些不甘的瞧向赵德昭：“大哥！”赵德昭并不与贵妃对视，嘴角甚至露出少许苦笑，叹道：“你也不必过于忧心，至少文涣，不会有事！”
刘文涣当然不会有事，但是争了那么多年的太子之位，却是要拱手让人了，不管是赵匡义还是赵德昭，包括赵妃自己，心里实则都清楚。
“该死的贱人！！！”不久之后，金兰殿内传出赵妃彻底破防的怒骂声。
与金兰殿内凄凄惶惶的氛围不同，皇后所在坤明殿，却是一派喜气洋洋，不需张灯结彩，只需看慕容皇后嘴上那敛不住的笑意就知道了。
也正是从母亲口中，刘文澎才知晓，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那大哥刘文涣杀妻了，而杀妻的原因，竟是其妻常潆与侍卫私通
这件事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并且影响已经显露出来了，可以说，刘文涣那本就不高的夺嫡胜算，直接清零了。其他事且不提，就一点，这些年常潆为刘文涣生了两个儿子，刘继元与刘继明，这究竟是谁的种？这还只是其中一条不能容忍的理由。
在刘文澎面前，慕容皇后是毫无收敛，讥讽着赵贵妃母子。要知道，曾经赵贵妃风风光光地为刘文涣娶了常潆这个名动京师的才女，还多次带着那母子到她面前炫耀，如今却证明，这竟是个水性杨花的浪荡贱种，如何能不让皇后开怀。
若非怕传出去，触怒刘旸，慕容皇后都想让人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地庆祝了。当然，慕容皇后还有基本的理智，这种天家丑闻，可不敢过于明显地幸灾乐祸，看戏即可。
当然，最值得高兴的是，刘文涣那边“自爆”之后，就再无人能阻碍刘文澎这个嫡子登上储君之位了。
这一点，才是最为关键的。
赵匡义这边，在回府之后，依旧不得安宁，有不少人都找到他，询问对策，这些人，都是烧刘文涣这台“灶”的。
然而对这些人，赵匡义再无笼络之意，直接把人轰走。然后叫上其长子刑部主事赵德崇，陪他吃酒，一醉方休。
雍熙十年七月朔，皇帝刘旸于乾元殿举行大朝，宣诏天下，册立皇三子、太原郡公刘文澎为太子，结束了雍熙朝长达十年的储君之争。时隔四十四年，大汉帝国再一次迎来了一位继承者，十五岁的刘文澎。
当然，在正式册立之前，刘旸还召集群臣，进行了一系列正式的商讨。只不过，与以往任何一次的争执不休、相互攻击不同，这一次，全然为“立嫡派”那波人占据主动，毕竟，皇帝的意志已经很明确了。
至于皇长子、汝阳王刘文涣，则在宗正寺“住”了两个月后，方才被放出来，被判定为得了“臆症”，安排在王府中养病。
至于汝阳王妃常氏之死，则被定性为“病故”，当然事情没这么简单，常家的人，尤其是那些因常潆嫁给刘文涣而得到提拔的人，陆续遭贬，常潆之父常琨更在不久之后落水而亡。这一回，常家彻底败落下去，再无挽回可能
而太子册立，东宫正位，大汉朝局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动。给太子刘文澎配备东宫官属、卫率，那是应有之义，刘旸以赵王刘昉为太子太傅，大理寺卿王禹偁为太子少傅，又以内阁大学士王旦为太子宾客。
于此同时，由皇帝刘旸精心构建的雍熙朝局也被彻底打破，首先宰相赵匡义在当年冬，便被罢相，强行致仕，而曾经那些“立长派”勋贵、与官僚，也陆陆续续遭到贬黜。
当刘旸下定决心时，那事情也往往是做得彻底的，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到雍熙十一年秋时，至少在朝廷中枢，刘文涣的势力几乎被清扫一空，显赫了几十年的赵氏也遭到重创，不说一蹶不振，但退出“一线”却是板上钉钉的
太宗篇52 临淄王
雍熙十三年秋七月，苏州，昆山县，至和塘。
苏州境内有三条河塘连通着运河以及长江，至和塘则居其中（另外两条为常熟—白茆浦，松江），因河塘之利，昆山兴焉。如果要给大汉所有县城经济发展制作一份榜单，那么昆山即便挤不进十强，二十强总归是有的。
距县城不远，就在至和塘边，崛起了一座全新的学校：娄江学院。这座学院的历史很短暂，整体落成才一年的时间，方启用不久，学生也不多，暂时只有百来人，但是其来历却不寻常。
这是一所由苏州、秀州、上海三地权贵牵头，大商名流集资，共同修建，并且是一所以算学、数术为主要授课内容的学校，这也是大汉帝国除了军事学校之外的第一所“专科学院”。
成立娄江学院的其目的，也是为经济发展日益繁荣的苏、秀、上三地，提供更多专业性的算科人才。其他衙门就不说了，就江海关总税务司及三地下辖各口岸，就有大量人才需求。
随着海关成立，彻底解除市舶司制度限制的江海一带商业活动剧增，自然带来各项管理上的压力，尤其是税收业务上，对专业人才的需要是极度饥渴的，并且还不是读书识字就行了的。
初秋的娄江学院，景色宜人，江风习习，江上不时有帆船驶过，满载的负荷让船只的行进显得吃力。
学院内格外安静，氛围严肃，诸课堂间，年岁参差的学子们，正埋头提笔，坐于书案，态度认真地进行着开秋以来第一次大考。考试的内容主要分为四项，算术、实务、策论以及《刑统》。
显然，娄江学院是一所“高校”，没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基本都是不招收的，这是由学校性质决定的，从建校理念就有了规定。
学院学制为三年，按照规划，学员期满学成之后，基本都会直接安排进入苏州、秀州以及上海衙门供职为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不仅是一所“专业院校”，更是一座“吏政学校”，专门为官府培养提供高水平的吏政人才。
作为建校以来第一次大考，莫说学生了，就是学院的掌院、教习们，也都格外重视，就和邻居那座越发具备魔幻色彩的城市一般，娄江学院也是个新鲜的事物。
从建校理念，到教学模式，都是如此，而考试则是学院阶段检验教学成果最主要手段，同时在考试模式上，也更加贴近科考以及朝吏政考核。这样一套模式，究竟管不管用，管多大用，在没有得到实际验证前，所有人心里都没底。
得知娄江学院大考，临淄王刘文济也于百忙之中抽得闲暇，前来察访。来时轻装简从，不打招呼，到后也要求低调接待，只让掌院王学新陪伴着巡看一番，巡看过程也是一言不发，未免影响到学生考试。
掌院王学新，也是有一番来历的，商丘人，自幼孤贫，好思笃学，长大后进入睢阳书院求学，拜在大教育家戚同文门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睢阳书院与戚同文在大汉文化界都是鼎鼎有名的，出了很多人物。
而戚同文则是一个一生致力于教育、笃信忠孝节义的学问家，在士林中名望很高，还曾得到世祖皇帝的接见，不管在文坛还是朝廷，也都有一个“睢阳流派”。
而王学新能被治学授徒严谨的戚同文收为弟子，显然是有本事的，与戚同文那些已经做到州府乃至道司及官员的学生不同，王学新没走仕途，而是醉心于教学，在睢阳书院当教授。
只可惜，王学新虽然是戚同文的关门弟子，但终究是外姓旁人，而睢阳书院虽然在后来被定为官学，但话事者仍以戚氏子孙为主，至于王学新，在教育上是有些新想法的，但经常被批为“离经叛道”，境遇总归是不那么如意的。
直到娄江学院动工兴建，挂牌成立，王学新受到延请，让他到昆山来治学授徒。如果是一般的邀请，王学新可不会同意，就是京城国子监也未必肯去（那是没法去，去了也未必待得住），但娄江学院可不一样。
首先这是一座官学，有江南三州市背书；其次，这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办校目的便是为给官府提供吏才，突破+创新对王学新来讲很有诱惑力，并且同意让他做掌院，一应教学管理，由他安排，尽情挥洒；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临淄郡王刘文济亲自给王学新去了一封信，这些个文人啊，傲骨固然有，但也吃礼贤下士这一套，尤其是地位足够高的权贵出面时，那什么矜持也都能放下。
比如临淄王刘文济之于王学新，面子与待遇都给足了，再加上治学理念上的相对契合，那王学新南下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王学新带着一干好友、弟子学生南下，再加从江南本地搜罗一些人才，娄江学院的教育资源立刻就有底了，至于学生，是真不缺的。
至少三地的权贵及地主、富商子弟，是很乐意到这里读书的，官府吏才的“摇篮”，这样的名头可是格外吸引人的，至少在雍熙时代下的大汉，不是所有读书人都一心一意想着走科考那条路，那实在是太难了
显然，娄江学院成立的背后，临淄王刘文济是出了大力的，甚至可以说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也就可以解释，矛盾重重的苏、秀、上三地为何能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一致，这是来自更上层能量的干预。
刘文济已经在江南道待了三年了，江海关那里的工作早就不做了，但皇帝刘旸又给他派了个江南巡抚使的差事，就近负责吏治监察、民情安抚诸事宜。
而早在雍熙十一年冬，由于踏实肯干，低调谦逊，刘文济晋爵临淄郡王。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汝阳王刘文涣失势，东宫有主之后，刘文济反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三年间，也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招呼与示好，只可惜，临淄王表现得谨慎而矜持，全都不加理会，甚至表现得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江南道这三年，刘文济也得罪了不少人，因其执法严厉，刚正不阿，自然侵犯到了一些人的利益。
但同样的，也获得了不少人的好感，至少他处事一碗水端平，从无偏私，并且表现得很开明，尤其对僚吏与商贾。而这两者，在整个大汉的社会运行机制中，都发挥着与其政治地位不相称的作用。
临淄王是说一不二的，说到娄江学院看看，就仅仅是看看，溜达完一圈，便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去，连午饭也不肯吃一口。
当然，与掌院王学新之间，还是避免不了一场交流的，毕竟是自己把人请来的，尊重是很有必要的。
王学新倒是给了一个提议，有意在考试结束后把全学院的师生召集起来，让刘文济发言讲话，也让师生知晓临淄王的恩情。
要知道，这所学院能够建成，最核心的支撑力量便来自于刘文济，但是在这方面，刘文济却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从不表功邀名，甚至拒绝乃至禁止旁人宣扬此事。
王学新的提议，显然还是想给刘文济扬扬名，让娄江学院的师生知道恩主是谁，这也是此阶段下他唯一能够回报刘文济的东西。
然而，他还是小瞧了临淄王，对于王学新之议，刘文济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拒绝，并且以十分严厉的态度，以近乎警告的语气，让王学新不许再作此类考虑。
对刘文济的决然，王学新倒不畏惧，只是惊奇，并且最终试探着问刘文济，费心筹建这样一所重要的吏政学院，不图名，不图利的，就这么默默贡献，这样的举动，在王学新的解读下，显然有另外一层含义。
刘文济的反应，则更加佐证了其猜测，不过，王学新并不愚蠢，也没有就此事多作饶舌。王学新所求的，也只是教书育才，一展所长，当然，再加一点虚名，这一点，他自己都不否认。
“我推动娄江学院成立，为了国家做事，为朝廷、衙司培养一些有用之才，何需扬名！”刘文济还是简单地解释了句。
在离开之时，又笑眯眯地向王学新交待道：“若说有所求，两年之后，我可要从学院挑选一些得力人才，表现出色的学子，王掌院可要给留下！”
对此，王学新自是陪着笑，应和着。
“殿下，京内急报！”刘文济的座船沿着至和塘缓缓向长江驶去，舱内，一名高级侍从打扮的中年人急步来报。
正在研究这几年上海市关税情况的刘文济抬起了头，手一摊，来人立刻将急文呈上。
迅速拆阅，严肃的面孔间浮现出少许动容，放下，沉吟少许，便吩咐道：“传令，入长江后，掉头西向，回金陵！”
“是！”
最近两年，刘文济主要还是待在金陵，不管上海市的发展多么迅速、新奇、引人注目，江宁府才是江南道首府，政治地位摆在那里，而在大汉帝国，政治性永远是要考虑在经济性前头的。
但对上海，刘文济每年都要去个一两次的。这座正在东海之滨快速觉醒的商业大市，汇聚各路人马，龙蛇混杂，不知觉间，也成为刘文济一个重要的“基地”，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以及人才资源基地。
此番，刘文济是从金陵出发东巡，一路经过润、常、苏州，最终目的地还是上海市。
而让他选择放弃原计划的原因，也很简单，京中传来的消息，皇帝刘旸已然下诏，打算巡幸东南，刘文济当然要回江宁府，与道司大员们沟通好迎接驾以及銮驾在江南道的一切事宜。
毕竟，这是皇帝即位以来第一次巡视东南。说起来，刘旸是个比较勤快的人了，躬亲视事，从无懈怠。
过去的十多年，已经出巡四次，西南、西北各一次，北方则跑了两趟，并且，往往喜欢去条件差点的地方走走看看，对东南的繁华胜景之所，却是从来不肯光顾一次。
此番，皇帝终于动心了，于是，整个东南随之震动。尤其对江南道，对江宁府金陵城来说，更是意义非凡，毕竟四十年前，正是雍熙皇帝代表朝廷接受江南国主李煜投降的。
对皇帝陛下，江南官民，自然也有“深厚”感情，当然这份感情也是建立在他的皇帝陛下的基础上。
这件事，对临淄王刘文济来说，同样很重要。一者，对江南道的考核，也是对他的考核，在这边待了三年，正需要展现成绩；
二者，母亲萧德妃（雍熙十一年晋位德妃）、他的王妃李氏以及一双儿女，也跟着来了，这是一个一家团聚的机会。
过去的三年，刘文济奔波于江南公务，每年除了开年元夕之时会回京待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外，其他时间都扑在江南。
其妻李氏，则被刘文济留在京中，代他照顾子女，侍奉母亲。有“常妃”的教训在前，素来低调朴实、端庄恭谨的李妃，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包括其生的一双儿女（刘继礼、刘纷）在内，都很得皇帝刘旸的喜爱。
雍熙十三年的南巡，或许是刘旸继位以来最“奢侈”的一次出巡了，至少随行人员，连大臣、护卫、宫人在内，头一次突破了一万人。
当然了，巡视政策还是以前那个政策，即便东南富庶之地，刘旸仍旧不许地方贡献，因为他出巡而侵犯到地方官民的生计生活，这是他严厉禁止的。
每一次巡视后，刘旸都会查账，并且遣密使“二访”情况，但每一次都会发生些幺蛾子。
比如第二次北巡期间，曾在燕山北道的兴化县待了五日，虽然一切从当地取用物资都加价购买，但依旧给当地造成了极大影响，后悯其官民辛苦，刘旸下诏，蠲免全县一年税收。结果是，税照收，只不过进了官僚的口袋
起驾之前，刘旸对朝廷自然又做了一番安排，这一次没有把太子刘文澎带上，而是留其监国，以赵王刘昉、尚书令张齐贤、尚书左丞慕容德丰、枢密使高琼偕同诸部司大臣辅政。
在随驾驶臣僚中，则也加了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汝阳王刘文涣。一个人的消颓与堕落，根本用不了三年时间，很难想象过去的三年，刘文涣是怎么挺过来的。
当然了，也是刘旸起了爱子之心，方才在当年之事情日益淡化之后，将他带出来走走看看，散散心，长久闭居府中，是能把人逼疯的
太宗篇53 迟暮
雍熙十三年八月，中秋节前，銮驾抵至金陵，于燕子矶驻泊登陆。即便有诏旨在前，接待事宜上，江南道司仅在官军吏职体系内进行了一定动员，秉持一个“不扰民原则”。
然而，若真仅止于此，那场面也未必有些难看了，因此，最终呈现的迎驾场面，一点也不冷清，相反，江宁官民热情高涨。
从燕子矶开始，便有数万士民聚集迎驾，并随行缀护，沿途呼声，不绝于道。及至金陵，更是全城云动，数以十万计的士民百姓，满街塞道，观者如堵。
对此，哪怕只是象征性的，皇帝刘旸也要询问一下情况，这江南道究竟有没有把圣旨当回事，还是觉得以此手段逢迎，就能得到他的好感。
感受到皇帝的不愉，王玄真则解释说，官府并未组织百姓迎驾，甚至还特地发布安民公告，至于这热烈的应驾场面，实是江宁士民久不闻圣因，经年渴慕天颜，因而自发前来迎候。
对于王玄真这番说辞，刘旸仅信一半，这么大的阵仗，若没有官府居中调度筹划，仅靠百姓主动，怎么可能维持眼前的秩序，江南道谁也承担不起秩序失控的后果。
至于江宁士民的积极主动，刘旸勉强取信几分。毕竟，从天下一统以来四十余年间，算上刘旸此次南巡，一共也只有三次皇帝驾临江南。
若是皇帝久居中央，坐镇天下也就罢了，但不管是世祖，还是今上，又都是好巡看吏治、体察民情的人，而从皇帝巡视的频次，也能反应出到目前为止，东南地区在朝中的地位如何，这与东南日益壮大的生产力与经济实力，是极不相衬的。
这样的境地，显然让东南出身的勋贵官僚、士民百姓都是十分不甘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不甘乃至不满越积越多。
若是在前二十年也就罢了，江南毕竟是投降献诚之地，作为被征服收复的对象，政治上弱势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若一直这样，雍熙朝都过了十三年了，还是这般，那就难以让人接受了。
江南毕竟不比其他地方，这是大汉经济、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又是漕运之始，江海通衢，商贾云集，车船辐辏，再加近三十年海贸的兴起，一层层buff加成下来，不管从哪方面讲，朝廷都该给江南甚至整个东南一个说法。
如果经济上持续攫取利益，政治上却保持排挤与打压，那怎么都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利于东南地区地深入融合进大汉的体制。
说白了，还是权力与利益的问题，这些最终都还得从政治上的话语权来体现。事实上，从开宝中期起，东南包括原割据势力权贵出身的诸上层阶级，都在仕途打破朝廷政治上的限制与封锁，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毕竟东南的重要性朝廷有不是不清楚，态度也处于缓慢放宽的态度。
这些年，做到帝国上层封疆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张洎、潘佑，当然这两者结局都不那么好罢了。其他人如徐铉者，虽然经历坎坷，但这是南北都认同的士林领袖、一代文豪，临死前还是内阁大学士，能够参赞国事，为东南发声。
再比如时任河东布政使的郑起，四十来年前的金陵令，竟然一步步做到大汉帝国的龙兴之地长官去了，当然，郑起也早已年逾古稀，已经几次上表致仕了。
而比起这些具备代表性的人物，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出现在大汉政坛上的东南籍官僚是越来也多了，每届科举，录取南方士子比例也已上升到正常比例，这都是朝廷对东南道州政治态度上转变的体现。
只不过，对于东南官民而言，似乎仍然不够，毕竟，牢牢掌握朝廷大权的，依旧是以北方籍为主的权贵，并且，这些年有无数的北方权贵，南下抢食。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雍熙皇帝第一次驾幸东南，作为第一站的江宁官民，如何能不积极迎候，展现东南之繁盛风物，让皇帝宾至如归呢？
即便抛开政治因素，刘旸与金陵之间，终究有那么一层微弱的渊源在，同时，仅从雍熙时代的国计民生来说，东南士民对朝廷的忠诚度与认同感是在不断上升的，就因为在雍熙朝，大伙的日子能过得稍微轻松一些，生活上至少比起开宝时代是有明显进步的
而以江南道为核心的整个东南地区的发展，也堪称整个雍熙时代社会大生产、经济大繁荣最耀眼的一个结晶与成果。对于江南，刘旸实则始终忧心关切的，这从吏治整顿的深度，以及鼓励农商的力度，都能看出来。
过去十多年，刘旸虽然没有亲临，但朝廷的特使，皇帝的密使，可一点没少来，包括让临淄王刘文济长驻江南，也是作此类考虑。此番南巡，一如当年巡幸西南，除了巡察东南政治、经济、民生状况之外，安政抚民也是主要目的之一。
因此，即便对将江南道司搞出的迎驾声势心存异议，刘旸也没有发作，但仍旧对王玄真发出警告，江宁这边也就罢了，若是到了其他城市，再搞出数以十万计士民，几十里相迎的戏码，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
刘旸的表现，或许显得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是最能的减轻扰民程度的办法，他相信有一部分士民是真心的欢迎他，但是，让百姓把欢迎与喜悦藏在心里，尽量不影响其日常生计，这才是爱民。
在开宝时代，在全国各地还存在着一些小型的行宫别馆，但到了雍熙年，经过刘旸又一轮的裁撤，到如今，整个大汉，除两京之外，只剩下七座行宫了，北方是太原、长安、幽州，南方则为成都、江陵、番禺以及金陵，并且每座行宫的规模以及缮护人员、成本都进一步被压缩。
当然，还有一个泰康宫，只是这个开宝晚期耗费了巨大人物财力打造的皇家避暑胜地，自刘旸登基以来，就一次都没有去过。
金陵宫，时隔四十余年，刘旸再度驾临此地，这一次，他是作为主人踏足这座曾经被风花雪月填充的宫室，对于日渐迟暮的刘旸来说，这也是一种少有的新奇体验，平生出诸多唏嘘与感慨。
随行的后妃、宫人及禁卫陆续入驻，大臣们也在江南道的精心安排下，慢慢安顿下来，此番这么多随驾人员，显然是要在金陵宫多待上一阵子的。在刘旸的计划中，接下来对东南地区的巡视，就不需大摆仪仗了，金陵就是南巡的一个暂住基地。
中秋当天，金陵城市民让刘旸感受了一番南方节庆的魅力，普天同庆，君臣俱欢。刘旸于金陵宫中，举行了一场御宴，亲自宴请江南的勋臣、官吏、将领，以及从万千士民中选出来的饱学之士、道德长者、名流郡望、孝子贤孙、良民义商等等，并且发表了一番动情的讲话。
比起来过两次的世祖皇帝，雍熙皇帝在江南官僚士民眼中，可着实要亲切许多，表现得也更真诚。十几年皇帝生涯下来，刘旸早已积攒了足够的权势与威望，自朝廷而外，就没有不敬畏的。
平心而论，在大汉帝国这一整套运行体制中占据主要话语权、解释权的阶层眼中，雍熙皇帝除了在法治上有些苛刻与应用过猛之外，其道德、言行、思想都很符合他们对“圣明之君”的理解。
因此，刘旸在大汉帝国统治阶层中的名声是十分好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利于他的统治。当然，这也与刘旸在许多事情的分寸把握，谨慎妥协有关。
雍熙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更准确地讲应该叫“改良”时代，是对世祖之政、之制的“匡正改善”。老子定制，儿子改制，这就是对开宝到雍熙这个过程最简单的诠释。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刘旸有维护的部分，有妥协的部分，还有他自己坚持的一部分。而一个走“调和路线”的皇帝，是很难被统治剥削阶级所厌恶的，毕竟在底线之上，他是留有妥协余地与谈判空间的。而能把帝国成功带入到雍熙盛世，只是证明他这个皇帝的确具备不俗的治政才干与局势掌控能力。
五十六岁的雍熙皇帝，不只是大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天下子民的现世神，同时也是一名老者，比起曾经的世祖皇帝，要“慈眉善目”得多的老者。
当他亲密地饮宴交流，并亲切表示将所有人视作“自己人”时，江南道的这些阶级名流们，自是满腔感动，热泪盈眶的都有。
从场面效果来看，金陵宫内中秋夜宴这场政治秀，雍熙皇帝表演得还是很到位的。
在金陵待了七日之后，銮驾再度起行东巡，走陆路，随众直接下降到三千人。
作为江南道主官的王玄真自然也在伴驾之列，并且还得到“登銮驾”对话的机会，这对于一个特务出身始终贴着“鹰犬”标签的大臣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荣幸与恩遇。
銮驾顺着“江苏”直道一路东行，车内，刘旸靠在软枕上，注视着一副谨慎姿态的王玄真，咨之以江南道的人事问题：“你在江南道任上够久了，该动一动了，对于继任人选，你可有想法？”
闻问，王玄真脸上倒无意外之色，对于自己离任显然早有准备，不答反问：“不知陛下可有属意人选？”
刘旸直接说出一个人：“江南道副使陈省华如何？”
听到这个名字，王玄真心中顿时冷哼了一声。陈省华是个从川蜀走出来的官僚，便是在大汉也有四十年仕途了，为人精明强干，也敢于同权贵、豪强作对，据理力争，秉公执法，算是一代“雍熙名臣”。
哪怕在雍熙元年，陈省华也只是一个润州知州，十来年的时间里，便成为江南道的布政副使，中间可隔着几级，可见际遇之优，当然，也是晚来的时运。毕竟，到今年，陈省华已66岁高龄了。
并且，与王玄真一向不对付。而迎着皇帝的目光，王玄真考虑几许，却道：“陈善则有济世之才，治江南道，绰绰有余！”
这下轮到刘旸诧异了，不禁道：“朕可听闻，你与陈省华的关系，一向不佳。”
王玄真平静地答道：“陈善则虽然鄙夷臣之私德，但只要不废公事，臣也无必要与之计较。在治政上，此人尤善理财与水利事务，十分契合江南道政情。
只是，陈善则已然年迈，精力终究不济，未必能履职多长时间.”
王玄真这番评价，还算中肯，而刘旸听了，却不禁感慨着说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大汉朝堂，可从不缺年过花甲之柱国老臣，年龄，不是大问题，还能发挥才干，治政安民即可！”
“陛下英明！”皇帝都这么说了，王玄真自然只有附和着。
一直注意着王玄真的反应，刘旸嘴角忽然露出了点笑容，又问道：“你就不关心，卸任江南道后的去向吗？”
对此，王玄真很是从容地应道：“陛下有命，臣不敢辞，即便让老臣回乡种地，也不过置办一套农具的事情！”
“呵呵.”刘旸笑了笑，苍老的笑声中透着一丝沙哑，道：“让你回去种地，那可就大大屈才了！”
“陛下谬赞！臣不敢当！”王玄真立即表示道。
看起来已有些消瘦的手轻轻摆动了一下，刘旸说道：“朕直接告诉你吧，韩徽奏请致仕，朕已经应允他。他若离朝，都察院的差事，朕打算由你来接任！”
在雍熙王朝，都察使这可是个重任，于王玄真而言，则更是一种奢望，因为一旦诏旨下达，也意味着他王玄真拜相了，这要放在十三年前，他是怎么也不敢想的。
“陛下如此恩遇信重！臣.臣.”王玄真跪在车驾内，激动之情一时间难以用言语表达。
见状，刘旸却是稍显怅然地说道：“都察使可是个重任，你也是年近花甲的人了，若是再拖几年，恐你也承受不住了”
太宗篇54 皇帝的认可
对于娄江学院来说，雍熙十三年的秋季，实在是个幸运的时节。初秋临淄王才光顾过，两个月后，大汉天子、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驾临视察了。
对于学院里一百多师生而言，则是惊喜交加，天下书院学校成百上千，天下闻名的就那八九家，被天子躬亲巡视过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而娄江学院这成立不久、不名一文，既没有当世大家坐镇，又没有名臣校友背书扬名，却迎来了真龙，这样的际遇，岂不是能羡煞全天下的书院与学校。
其中兴奋地几乎昏过去的，毫无疑问就是掌院王学新了，他何其幸也，竟然得以与皇帝陛下当面问对，咨之以教育学问。这样的机会，莫说睢阳书院的那些同门同行了，就是那些博学鸿儒、知名大家，又有几个具备呢？
当然了，视察的过程，并没有像王学新期待的那般，君臣对坐，品茗论道，他从容不迫地向皇帝阐述他的治学理念以及思想主张。
真实过程，平淡、乏味乃至枯燥，比起掌院学者，他更像是一名导游，领着皇帝一行人，在学院内的楼阁院堂间走了一圈，欣赏了一番娄江风光，看了看学院的教学环境。
几乎没有给王学新讲学论道的机会，而比起听王学新谈他的“私货”，对学院内的学生，刘旸表现得反而要更感兴趣些。还随意点了几名学生出来，询问他们的来历、学业自己志向，大汉天子仁慈亲和的形象算是在这一批娄江学院师生的心目中扎下了根。
在这所大汉帝国最创新、最具特色的学院待了足足三日，把上上下下、底底细细都了解透了，銮驾方才起行，渡过至和塘，前往上海。
銮驾缓缓行使在土路上，颠簸不已，起伏不定，晃得人极不舒服。即便富庶如江南，也不是所有道路都平坦开阔，当然，等上了官道之后，情况就好许多了，车马行人也明显频繁了。
车驾内，临淄王刘文济再度奉诏登车，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这个二儿子，刘旸开口了：“关于娄江学院，你究竟是作何考虑的？”
显然，皇帝是知道娄江学院底细的，而经过此番对其办学目的、教学理念的亲自视，刘旸那严肃的面庞上甚至露出了一抹慎重。
刘文济小心地瞥了皇父一眼，神情也跟着变得肃穆起来，斟酌少许，方才以一副谨慎的语气，道来：“臣此前在江海关供职时，感事务繁重，税法及税务核算人才稀缺，各级吏职，或许能力不足，或人员稀缺，大不利于海关之高效有序运转。
同时，各级衙署内部，也有类似情况。因此，臣方尝试着，于这三州市组织协调，办下这所学院，专门为三地官署培养一些吏干人员，以弥补吏才之不足”
“你难道不知，朝廷正在着手裁撤各级官府冗员？”刘旸淡淡地质问道。
闻问，刘文济微微颔首，平静地说道：“臣以为，陛下裁撤冗员，是一项再正确不过的改革措施，就是苏州、秀州、上海三地，这两年裁撤的各级冗员，也在两百人上下。
但是，臣还认为，朝廷该当裁撤的，是那些尸位素餐、空食俸禄，抑或是才德劣下、作奸犯科者。
相反，对于一些真正有才，能做实事的职吏，朝廷还是该鼓励提拔。
而当下大汉官场通行的吏选，多由各级命官私人选拔任用。臣几番观察研究，方生了建一座吏政学院的念头。
由官府主导建立学校，派遣掌院、教授进行管理教育，专事培养官府缺少的吏政之才，臣不知此举利弊成败如何，但总是一项尝试.”
说到这儿，刘文济顿了下，又抬眼望着刘旸，沉声道：“另一方面，在具体公事俗务的解决处理上，十个饱读诗书、精研经史子集的大儒，也未必比一个通习法律、农书，熟悉民生人情，熟练运用算法数术的普通士子得力！”
而听刘文济讲到这儿，刘旸稍稍愣了下，然后忍不住开口了：“此言，过于武断，有失偏颇吧！”
刘文济道：“或有偏颇，却是臣在江南道这几年见识经历下来，最深切的感受！
各地官府衙司就像一艘艘船，想要稳定航行，除了需要朝廷命官的掌舵、操帆之外，还需要大量水手海员协助，方能乘风破浪。
数目庞大的各级职吏，乃是朝廷统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诸多政事、命令的传达者与执行者，对江山之巩固、国家之安定，具备重大作用.”
刘旸的眉头不由自主地拧了起来，思吟一会儿，抬眼看着刘文济，幽幽道：“自世祖时起，朝廷又何曾忽视过广大职吏的作用？朕好奇的是，你也是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学习圣人之言，不过听你的意思，在为政治民之事上，却不爱采用？
你这番话若是传出去了，被那些老儒士林批个‘离经叛道’都是轻的。
何况，朝廷居高位、掌重权的臣僚，也不乏饱览群书、学富五车之大儒，他们同样精明强干！”
闻言，刘文济当即拱手表示道：“古圣先贤之言，臣自不敢藐视，天下职吏数目数十倍于朝廷命官，人分良莠，才有高低，又岂是所有人都具备朝中高官贤臣那般的禀赋？
何况，先贤之经典教义，也未放弃，如娄江学院那百余学生，便人人都有启蒙基础。
臣犹记得少时世祖的一次教诲，言先贤圣哲总结的为政之道、治国之法、驭民之策，只能作为知道巩固朝廷统治、维系江山社稷的指导思想，而欲使整个国家平稳有序地运转发展，还需要一些具体的办法，一些具体的人。
臣也是最近这几年方逐渐意识到，世祖当年所言办法与人，指的或许就是大汉诸多制度规矩、法条律例，就是大汉数以万计的官吏群体。
再者，世祖不喜老儒，陛下也一向推崇法治，但大汉帝国依旧发展得如此繁荣昌盛。由此可见，国家之治理，还需着眼于实际，而不能一味务虚。
在选吏之事上，朝廷也该当予以重视.”
听完刘文济的侃侃而谈，刘旸不禁凝视着他，目光之中带着少许复杂之色，有一说一，这还是二儿子头一次向他阐述自己对治国、理政、驭民、用人之事上的理解认识。
“臣妄言！如有不妥，还请陛下恕罪！”注意到刘旸的目光，刘文济又道。
刘旸则摆摆手，嘴角挂上了点笑容，很是感慨地说道：“在此事上，你的见识，比朕要高多”
刘文济哪里敢接这茬，略显紧张地表示道：“陛下之英明洞察，高瞻远睹，岂能是臣所能比拟的。”
刘旸轻轻摇头，道：“朕针对冗员、冗吏的裁减，哪怕清退一万名职吏，也只是扬汤止沸。裁人容易，建立一套培养、遴选吏职人才的制度与规则，却很困难。
而你推动娄江学院的建立，恰是在做此事。若能顺利推进，对整个大汉的吏才选拔、培养，都具备重大意义。
这甚至是一种变革，细思之，大汉有文武制举来选官，但对于职吏的任用，却没有一套清晰而完善的制度标砖，一切全凭各级官员眼光与好恶决定，这是值得忧虑的。
而你要做的，却是改变千百年来盛行之贯例，此事不易啊。眼下娄江学院还很小，局限于苏州、秀州、上海三地，学生也不多，甚至还没有看到成果，不是很惹人注意。
然而，一旦传扬出去，甚至意图推广开来，那么面临着重重阻力！
你可知为何？”
皇帝的这番话，让刘文济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甚至有几分凝重，他脑海中立刻回想起这两年江南道各地官府在裁汰冗吏上不顺，各类迟滞障碍，种种连篇怪话。
仔细思考之后，刘文济望向刘旸，沉声道：“此举若成，会逐渐侵害各地官员，尤其是各级官长在吏职任用管理上的权力。”
对于这个答案，刘旸不置可否，而是往后一靠，把自己摆成一个慵懒的姿势，然后轻声道：“先看看娄江学院的效果如何吧，恰如你所言，总是值得尝试一番！”
“是！”这算是从皇帝这边得到认可，刘文济心中微喜，郑重地表态道。
“你退下吧！”刘旸冲刘文济挥了挥手，闭上了眼睛，一副疲惫的模样。
“臣告退！”
等刘文济离开车驾之后，刘旸方睁开眼睛，一双老眼中浮现出犹疑不定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化为一声悠长的叹息。
雍熙十三年秋九月，皇帝刘旸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市，这座闻名已久，正在快速发展的大汉最特殊的滨海城市。
銮驾抵至当天，整个上海市都沸腾了，即便前有行营以及自道司以下各级官府的明令，不需迎驾，让士民百姓安居其家、乐其业，但还是有十多万上海百姓，聚集到一会儿，热烈欢迎圣驾到来。
当銮驾缓缓驶向上海市中心的办公区时，道路两边，密密麻麻，跪倒了一大片。
这一回，王玄真很坦然地向皇帝表示，真没有组织安排，一切都凭士民自愿，官府官兵只是进行场面控制、秩序维护。
对此，刘旸只能感动于上海士民的“质朴”与热情了
本来想把太宗篇完结了，但这两天重感冒，脑子一片混沌，码点字跟便秘了一样，这章就到这儿了。
太宗篇终 一个时代的结束
上海外港，俯瞰大海，控扼长江，壹号港乃是军港大汉东海舰队的母港，出长江，跨大海，总能望见威武霸气的战舰，一举一动都是对远航而来的外夷商人的震慑，尤其在东海舰队完成炮舰的更新换代之后。
贰号港距离壹号港有一定距离，是上海最大的民用港，规模大，泊位多，一次性能供上百艘大船停泊。与沿松江铺开的内河码头不同，贰号港口多供近海、远洋大船停泊，而深秋时节，正是港口最为忙碌的时候。
因为泊位紧张，无法进港，在上海港外还游弋着不少商船，都很“乖巧”。没办法不听话，就在不久前，有一艘大食商船赶到上海，不知是第一次来没有经验，或者船长被蒙了心、失了智，竟敢不按规定、不听指挥，想强行进港，补水下货。
海关的巡逻船几度警告，不听，然后竟引出了东海舰队两艘炮舰，当着众番船的面，打了上百发炮弹，将那艘大食商船生生击毁坏，可震煞了一大波人。
正常情况下，上海这边的反应是不至于如此过激的，海军也没这么轻易出动。但是，此番上海正处于特殊时期，皇帝即将巡幸到此，岂能容区区蛮夷放肆，大汉的规矩，必须让洋夷老老实实地遵守，否则堕了大汉天威，失了国格，若是上达天听，那可不好交代
对皇帝的驾临，高兴的不只是上海的士民商贾，还包括成千上万的外商，一定程度上，他们比大汉的子民还要兴奋。毕竟，大汉沿海虽然开放了许多商埠，但大汉内地尤其是靠近皇权核心的京畿地区，却是越发难进了。
对于诸多自海上远来的夷商，整个大汉依旧笼罩着一层迷雾，开放的窗口固然光鲜亮丽，繁荣发达，吸人眼球，但比起神秘权威、统治着万里江山、亿兆生民的大汉皇帝，至少在当下，吸引力却不那么足了。
而趁着本季抵达上海的夷商们，又如何能不趋之若鹜，以至于有些准备离港返航的商船，都改变了时间计划，就为了一瞻大汉皇帝的绝世风采，即便只是凑个热闹。
皇帝刘旸对上海的视察，还是从基本的政治民生开始，当然，对于这座已经成为大汉帝国最大贸易港的商业城市，过问事务多少要偏重于商业。
在这方面，有几个让刘旸都感到咋舌的数据，到雍熙十三年，上海所有港口埠头十日周转停泊的载重已达到32万石之多，这样规模的货物吞吐，已经让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汉第一大港。
同时，每年仅江海关的总商税收入，就已近三百万贯。由于朝廷在粮食输入上的低关税，每年自南洋输入上海港的粮食，也超过三十万石，足以供上海全境四十万士民两月的粮食消耗。
除粮食之外，各种商品、物资的吞吐量，也在雍熙十三年攀至新高
当那一串串经过修饰的数据摆在刘旸面前时，他也不禁有些眼花缭乱，于老大帝国的巨大体量而言，上海这点成就并不算什么，然而，这才几十年啊，曾经的渔村、农田，就发展到如此地步。
一时间，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刘旸，也觉魔幻，内心充满了不真实感，忍不住好奇心去探究究竟是如何成就这样一座大都会的，而细思之后，刘旸生平第一次真正接受并肯定了“商业”的驱动力量。
上海已经不有不少洋商夷馆，常年寓居于此的外商夷人也有数万人了，对于这些，刘旸倒不像世祖皇帝，看着碍眼，要清除一番，当然也是由于上海这边的外商多比较守规矩。
连同高丽、日本这样的“友邦”商贾在内，刘旸命人从诸国各地商人中挑选了一些人作为代表，与他共进晚餐。
于是，有十二名外商成了“幸运儿”，得以就近与大汉天子对话。当然，这十二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家资丰厚，名气大，且久居上海，识汉字，说汉话，遵汉礼。
在京城时，刘旸也曾不只一次同自陆上远来的夷商接触过，从那些陆商嘴中了解中亚乃至更远地区的宗教、政治、军事、经济以及语言文化。
但对于浮海来者，过去刘旸见得多的，主要是早期的土著国家使者，随着大汉对几乎整个东南亚的制霸切割，这种外交状态也逐渐变成如今“新汉藩体系”。至于海商，实事求是地讲，此次还是刘旸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进行对话。
谈话的内容，大体是一致的，主要是让刘旸了解他感兴趣的那些国家、百姓、文化、风物，增进皇帝对异国他方的认知。有一说一，由世祖皇帝开启的对外拓殖，是极大地扩宽了一部分大汉士民的视野与眼界，且不提那些早就奔波于海上的海军、权贵及海商，就是皇帝刘旸也在疑虑的同时，也抱有一种强烈的探究心理。
就时下而言，大汉帝国的对外海贸，主要还是针对高丽、日本，以及南洋封国，高丽、日本就不多谈了，那是“传统”的贸易对象，仅上海港，每年来往于二国的商船就不下一千艘，二国的金银铜况，在大汉是最受欢迎的。
至于南洋诸国，在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之后，已经越发像样了，也能够向大汉反哺更多资源，尤其是香料与粮食，几乎是填不满大汉市场的。
相比之下，曾经一度作为“主力”的大食商人，却有些消沉了，一时帝国对他们宗教信仰上的排斥乃至禁锢，另一方面也因为大食地区的混乱。
那里正发生着又一场剧变，而安西三国的加入，则加剧了当地局势的动荡与混乱，频仍的战争不只会耽误生产，也会影响贸易。过去，只是陆上丝绸之路断断续续，如今就连海上丝路都受到阻滞了。
事实上，由于阿拉伯世界的混乱，大汉同整个西方的交流，在雍熙十三年几乎已经陷入停滞。因此，在过去的这些年，属于汉人势力的扩张，实则主要集中在南洋以及中南半岛，当然，还有一个目标，天竺地区
从南洋海商嘴里了解异域世界，对刘旸来说，仍旧是一种堪称新奇的体验，陆海之间终究是有迥异差别的。这股子新奇，甚至让刘旸都生出了一股亲眼出去看看的冲动，当然，也仅止于此，且不说现不现实，就他如今的年纪与身体，都不能满足他更多的想法与野心了。
最终，刘旸以对与宴海上的感谢与褒奖，结束了这场不算盛大却意义重大的宴会。刘旸肯定了这些商贸往来，给大汉带来的好处，同时也鼓励外商前来，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只要依法诚信经营，大汉都欢迎。散席前，每个人还得到由皇帝赏赐的一套精美瓷器。
当这场宴会的过程与结果流传开之后，上海的商贾们，不论来历，不论汉夷，都呈现出一片欢欣鼓舞的状态，经商热情进一步高涨，刘旸宴夷商的举动，可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第一次真正肯定商人的贡献。
即便这样的做法，在大汉的官本体制以及抑商的文化氛围中，是值得商榷，容易引发非议，但刘旸还是选择这样做了，发表了一些突破性的言论。
未来如何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对雍熙十三年暮秋的上海商民而言，就像过节一样喜悦。
皇帝的驾临，给整个上海市带来极其积极正面且热烈的效应，然而，在一片欢腾喜悦之中，总有人消沉、抑郁与烦闷，比如汝阳王刘文涣。
三十多岁的刘文涣，正值壮年，本该意气风发，然而此时的他，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颓废的气质，脸上几乎就写着一个“丧字”，而从外貌来看，说他年逾不惑，也不过分。
显然，三年前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皇帝有心带他出来走走看看，疗愈心病，但显然效果不佳。
刘文涣人是跟着来了，但魂儿却不知落哪里了，终日的心不在焉，酒不离手。行营中，干净雅致的房间里，夜还未深，刘文涣已经醉眼朦胧了。
“殿下！”关心的声音响在耳边，蹲踞在食案之侧的是一名美貌妇人，脸上带着担忧，目光中饱含深情，注视着刘文涣。
刘文涣抬头瞥了妇人一眼，却没搭理她，而是继续拿起酒壶，又往嘴里灌。见状，妇人终于忍不住了，倾身上前，双手紧紧抓住刘文涣的手，泣声劝道：“殿下，您别在吃酒了，再这样，您的身体都要垮了！”
按理说，女人的眼泪对刘文涣来说，应该没有多大威力了，但这个妇人不同，她叫刘娥。在刘文涣还是万年侯时，就进入到侯府，从一个小小婢女，一步步成为刘文涣的贴身侍妾，在刘文涣失意的这三年多，也一直陪伴伺候着他，是极少能打开刘文涣心房一丝缝隙的人。
刘娥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刘文涣也感受得到，抬起头，迷离的醉眼恢复了少许的清明，刘文涣开口了，一嘴的消沉之音：“我留着这副皮囊，又有何用？”
“殿下是大好男儿，顶天立地，岂能如此自暴自弃！殿下这般，如何对得起世祖皇帝谆谆教诲，如何对得起皇帝陛下殷殷期望？”见刘文涣如此消沉，刘娥终于忍不住了，言辞恳切地道：“贫妾斗胆，恳请殿下振作！”
一妇人，竟能说出如此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来，刘文涣似乎被他唤回了混，愣了下，扭头瞧向门外，嘴角浮现出少许苦涩，感伤地道：“陛下对我，还有何期望可言？”
闻言，刘娥说出了或许是她此生以来最大胆的话：“因一妇人，堕落至厮，何谈大丈夫！”
而听此言，刘文涣眼神瞬间凌厉起来，盯着刘娥，双目泛红，其中甚至闪现着一抹暴虐。然而，注意到刘娥那真切的目光，刘文涣慢慢地恢复平静。
但手里的酒壶依旧没放下，继续往嘴里灌了一口，在刘娥还欲行奉劝之际，猛地将手中酒壶掷向墙边，酒壶碎裂，水浆迸溅。
一时间，房间内安静极了，几乎只剩下刘文涣粗重的喘息声，而注意到刘文涣那起伏的胸膛以及冷冽的目光，刘娥非但不惧，嘴角反而挂上了少许笑意。
也是够巧，在刘娥的“刺激”下，刘文涣稍有振作之时，内侍来报，皇帝召见。
夜幕下，行在各处很是明亮，尤其御驾所处，更点着不少火烛、油灯。在刘娥的帮助下，简单打整过的刘文涣，缓缓走来，正撞见从行在走出来的临淄王刘文济。
见到刘文涣，刘文济先是讶异，打量了他两眼，赶忙迎上来，拱手拜道：“大哥！”
看着一副恭敬状的刘文济，刘文涣脸上尽是默然，一句话也不说，只冲其点了下头，便往里去了。
刘文济倒也不觉尴尬，只是从后望着刘文涣背影时，幽幽地叹了口气。兄弟俩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很克制，过去也没少龃龉，但更多是理念作风上的冲突，然而那时的争论拌嘴，比起如今的“对面而不言”，却多少还有一点兄弟之情。
皇帝居室内一片灯火阑珊，刘旸远没到就寝的时间，依旧埋头，翻阅着各方上呈的奏报，只是，秋夜寒凉，身上加了一件袍子。
直到刘文涣入内行礼，刘旸方才放下手头的奏章，目光复杂地看着意志消沉的长子。而刘文涣，也像根木头一般跪在那儿，也不动弹，不过，大概也是这三年来第一次，刘文涣敢于抬头直面皇帝的审视。
父子俩对视良久，沉默良久，最终，还是由刘旸率先开口，以一种怅然的语气道：“朕知道，这三年来，你受委屈了.”
这个秋夜，刘文涣在刘旸这儿待了很久，父子俩秉烛长谈，这是三年多年，父子俩第一敞开心扉聊天，也共同面对当初那件谁也不愿意提起的往事、丑事。
刘文涣的心结显然没那么容易打开，但在这个秋夜，他哭了不止一次，过去三十多年都没流过这多的眼泪。
就在翌日，刘旸下诏，封皇长子刘文涣为安南王，几乎将整个安南道封给他，同时赐予的，还有当年他率军夺取的真腊四州。至此，奠定了中南半岛上三王共食的格局。
北真腊那四州就不说，关键在于安南道，过去三年，在寇准的经营下，发展还是很不错的。显然，这是一项大方的分封，对于长子，刘旸还是很爱护的，这也几乎是刘旸皇帝生涯中唯一一次私心盖过公理。
淀山湖，地处苏、秀、上三地交界处，在冬季到来之前，由王玄真陪伴着，皇帝刘旸亲临此地。
伫立湖畔，任由湖风吹得白须飘扬，刘旸注视着湖水，默默地倾听着王玄真关于他当年开凿新塘，勾连三江一海的计划，并把当年对赵王刘昉的一番说辞输出给刘旸。
而对于此事，刘旸认可其态度与眼光的同时，也表示道，人的一生有穷尽，有些事情是做不完的，只能留给后人
雍熙十三年的南巡，大概是刘旸出巡最长的一次，前前后后，在南方待了一年多，自江浙而下，经赣闽粤，从两湖北上还京，和世祖晚年一般，亲自用双脚丈量南国江山、无限风光。
同时，这也是刘旸人生最后一次出巡，回京之后不久，便卧病在榻。
雍熙十四年冬十月，大汉帝国第三任皇帝刘旸不无遗憾地走了，病逝于洛阳紫微城千秋殿，享年五十七岁，庙号太宗。
整个雍熙时代，在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度里，是一个堪称辉煌的时期。在世祖的基础上，由刘旸进行总设计，使大汉制度进一步完善健全，解决了一系列由世祖之政引发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民生问题。
大汉的政治，也由雍熙王朝开始，政治趋于理性和谐，生产力持续提升，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有序，文化灿烂繁荣
刘旸走了，走得略显突然，但留下的，是一个趋于巅峰的中央帝国，一个创新于前代，充满活力的王朝。而经过整个雍熙时代的苦修内功、恢复发展，刘旸留下的家底，比起世祖驾崩时，还要雄厚得多。
而接收这笔家产的，毫无疑问，乃是19岁的太子刘文澎，在一干雍熙老臣的拥戴下，刘文澎继位于垂拱殿，大汉帝国再次迎来一位少年天子。
康宗篇1 少主当国，得安半载
平康元年（1007年），随着乾元殿上一场盛大的登基典礼落幕，大汉帝国至少从法理大义上完成了帝位的传承，权力的交接。
当还未彻底摆脱稚气的刘文澎坐在那方至尊宝座上，接受皇室宗亲、公卿百官以及诸邦各国使节朝拜时，即便事前经过无数次的排练准备，到这一刻真正降临，面对这浩大的场面，这个少年依旧打心里感到局促、紧张。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在这一刻，他还没有真正享受到皇帝至尊的权势与威望，却感受到江山社稷压肩的万钧之重，让人喘不过气来。
国无长君，对整个帝国上层而言，都是一件“新奇”的事，毕竟已经有差不多六十年没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了。
当刘文澎端坐于帝座时，几乎所有的公卿臣僚都瞪大了眼睛，观察着这位新君，固然是万众瞩目，但诸多的目光中也难免带有好奇、审视乃至怀疑，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天子能给大汉帝国带来什么，又能否承担起领导帝国的重任。
就是功臣勋贵、雍熙老臣们，对这个少年天子，同样呈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早已习惯头顶有个权威隆重的皇帝，强势也好，宽和也罢，英明也好，任性也罢，但总有一根主心骨，能够最后拍板。
这冷不丁，换成一个看不清深浅、摸不清脉搏的年轻皇帝，一时间总是难以让人适应的。进入平康时代后，这新君臣关系如何相处，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深刻钻研的课题。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六十年，整个帝国都是君权重于臣权，并且一步步走上皇权巅峰的一个过程，但可以预见的是，从新君登基伊始，这种情况将发生变化了。
乾元殿上的登基大典，仅仅是向全天下宣告新皇继位的一个仪式，一场表演，那些五体投地、恭敬礼拜的功臣勋贵、帝国高官们，也并不会因为双膝着地，就对新皇心悦诚服，连太宗皇帝继位之初都没做到，何况刘文澎这一少年。
他们拜的，是帝国皇帝，是世祖、太宗两代帝王六十载时间构造完善的一个将所有人囊括其中的制度与共识，只要身处这个体制当中，只要这套机制还在正常运转，那么不管谁坐在那个位置上，都将得到众臣朝拜，否则就将遭受整个体制与国家意识的排斥。
同是少年天子，新皇刘文澎显然要比他的祖父世祖皇帝继位之初要轻松得多，至少，他不用披肝沥胆地去争抢权力，不用宵衣旰食地经营国家，更不用日夜忧惮生死存亡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他只需垂拱而治，整个天下就在他脚下，即便是无为而治，无功而终，或许也能得个“贤明”天子的好名声。
而刘文澎最幸运的一点，或许就是他爹乃太宗皇帝。他爹在生前，用十四年的时间，匡正了开宝中后期一系列问题，极大地缓解了建国以后积攒了各种社会矛盾，留给他的，则是一个外部安全、内部稳定的泱泱天朝。
而在帝国的传承事宜上，太宗皇帝考虑得更加周全，在驾崩前几乎把所有的后事都安排到位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毫无疑问是辅政大臣的安排。
张齐贤、慕容德丰、李沆、李继隆（高琼去世后接任枢密使）、向德明、寇准（安南封国后调任尚书右丞）、王玄真，再兼赵王刘昉、鲁王刘暧、燕王刘昭三宗王坐镇。这样一套辅政班子，都不需他同心协力，只需在大方向上保持步调一致，那么就足以弹压朝廷上下、帝国内外。
也正因为一切都有太宗遗诏作为指导，在新皇登基前后，朝廷内部方才保持着基本的稳定，相对的平衡。而不是像刘旸继位时那般烂事一堆。
当年，毕竟情况特殊，世祖崩于外，又无遗诏留下，更重要的，世祖驾崩之于太宗驾崩，虽然都是天崩地裂，但带给人的震撼已经带来思想上的混乱，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经过太宗刘旸在制度上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匡正完善，大汉帝国的政治已然足够成熟稳定，趋于理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由太宗刘旸主导的雍熙时代，就是大汉帝国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
在刘旸呕心沥血、励精图治下，大汉帝国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清平、繁荣与富强，在一干雍熙名臣的辅佐下，太宗皇帝亲手勾勒出了一幅盛世辉煌的历史画卷。
其上承者，自是由世祖皇帝亲手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武功盛世，其下启者，则犹待少年天子刘文澎及帝国上层的当权者们去开启，而打开那扇门的背后，迎接天下士民的，究竟是新一轮盛世，还是治世，乃至乱世，也有待时间的检验。
时间进入到平康时代，皇帝变了，年号改了，历史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与此同时，帝国上层阶级没变，政事堂掌握大权的那些公卿重臣们没变，沿袭自雍熙时代的政风也没变。
至少可以说，在平康元年的上半年，整个大汉帝国，似乎除换了一个皇帝之外，一切仍旧按照雍熙时代的成例，凭借惯性乃至本能在往走，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皆是如此。
太宗皇帝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套规矩与制度，依旧长久地指导着新朝的君臣，也约束着体制内的所有人。直到，有人冒头打破这种惯性与平衡
少年天子刘文澎，既没有世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天命所钟，也不如太宗皇帝多年积累、坚忍不拔，实事求是地讲，他并没有把控大汉帝国这艘巨轮的稳定航行的能力，至少在继位之初，他不具备这样的手段与实力。
因此，他无法像他的祖、父一般，主动积极且迅速地树立自己的权威，在帝国上层注入自己的意志与理念。
萧规曹随，垂拱而治，做一个太平天子，未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然而，那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大汉帝国的君主专制体制中，皇帝拥有太强的主导权了，而帝国的政治生态中，也早已注入了“强人政治”的基因，即便是那些温文尔雅的高官儒士，在帝国权力的角斗场中厮杀起来，那也是张牙舞爪，狰狞可怖。
因此，平康时代的平静，只维持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小皇帝刘文澎高居宝座，学着、试着怎么做一个皇帝的同时，并不能完全享受作为大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全部权力，军国大事皆有雍熙辅臣操持，国家政令悉由政事堂发布，用那些辅臣的话来讲，天子年幼，还需读书明理识政，至于政事，自有老臣奉太宗遗诏操持。
且不提皇帝刘文澎对此作何感想，继位不久，权威不固的少年天子，对帝国那套运转成熟的机制，实则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处于一种空拥宝器，而不知运用法门的状态。
而对这种臣权盖过君权的情势，最不能容忍的，也最先发作的，乃是升格为太后的慕容氏，也是由慕容太后，亲手打破了太宗皇帝为刘文澎构建的保驾护航的帝国上层权力格局。
平康元年七月，在慕容太后与尚书左丞慕容德丰的合谋下（实则为太后逼迫，一意孤行，慕容德丰不得不从），纠集一干朝臣，讨论“封国王就国制”的问题。
提出此议，除了针对奔丧结束后仍旧逗留京城的安南王刘文涣、林邑王刘曙、安东王刘文渊之外，最主要的，则是高居宰堂的赵、鲁二王。
这两胞弟，两皇叔，一个是十五年的中书令，一个是太傅、参知政事，在军政之间都拥有莫大的影响力，尤其是赵王刘昉，那是连太宗皇帝都一度忌惮不已的人物，何况慕容氏。
在慕容氏眼中，那些外臣掌权，都可暂时忍让，唯独不能让二王久居中枢，否则对刘文澎的皇位就是莫大威胁。而发起“就国制”的讨论，则因为二王都是有一块封地的。
刘昉的北廷王位虽然传给了世子刘文共，但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他仍旧是第一代的北廷王，那可是世祖皇帝封的，谁也夺不去。至于鲁王刘暧的封地，则是雍熙十年太宗皇帝再次启动分封，将世祖诸子都分封在南海群岛（菲律宾）、渤泥岛（加里曼丹）等新南洋商民新拓殖的地区。
只不过，封了地，没有强行赶他们出海就国，亲自经营罢了。而慕容太后要的，显然就是想将由世祖定下、太宗完善的“就国制”落实执行。
此议一出，自然引得满朝震动，都是有“法理”支撑的东西，自然各执己见。几个早早就国的封王们，虽然很想在洛阳看看热闹，但未免殃及池鱼，于当年秋便向小皇帝告辞离京了。
而作为太后主要针对对象的赵鲁二王，则在满朝的舆论压力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刘昉是主动上表请辞告老，不过北廷王他早已让给长子了，因此请求去邙山，给世祖守陵。
鲁王刘暧，则抱病，既然病了，那政事堂的差事与权柄也就让出来了，他那远在南海岛的封国也可以暂时不去。至此，慕容太后才基本满意。
平心而论，仅靠慕容太后与慕容德丰，是很难彻底压制住二王的，毕竟二王也不是泥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下场的势力并不少。
根本原因在于，对二王，尤其是对赵王刘昉心怀疑虑的人并不在少数。这可是世祖皇帝驾下的“四大皇子”，这个光环隔多少年拿出来说道，都是闪亮的，进入到平康时代后，就更弥足珍贵了。
这样一个身份尊贵、功勋卓著、资历深厚、名望隆重的皇叔，与公卿大臣们一起辅弼少主，带给旁人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共识，声势大起来的时候，方使刘昉有种满朝共弃的感。示弱退却不是刘昉的个性，只是他也是年近六旬的人了，也无意与人争，为了朝廷的安定，退一步也算是他顾全大局的选择了。
相比之下，鲁王刘暧就多少有那么一丝不不甘，只是舆情被带起来后，四哥刘昉又不肯带头出击，他也同样只能选择忍一时之气，韬光养晦。
慕容太后排黜二王的动机可以理解，手段不算高明，但终究成功了，但就此事的结果而言，一并没有让小皇帝真正掌握权柄，大汉的权力依旧由雍熙辅臣们分享着。
二则是得罪了以赵、鲁二王为首的宗室封王们。他们虽然被封得很远，但根还在大汉，他们还姓刘，是世祖皇帝的子孙，但却被视为“外人”，这显然容易让人离心。
而这两个结果，后者慕容太后还顾及不上，前者则有促使他进行着下一步的动作，干政成功了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在平康元年的下半年，慕容太后以皇帝名义，对慕容家族的一些子弟大加封赏提拔，基本按照年纪和辈分来授官，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很粗糙且吃相难看的手段。
且不提慕容太后在朝中安插慕容氏子弟、门生的行为，能否真正加强皇权，巩固刘文澎的帝位，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粗暴的干政行为，也激怒了雍熙老臣们，在朝中引发诸多非议与不满。
而这种不满，在慕容太后打算罢免张齐贤尚书令之职，推慕容德丰上位时，堆积到最高点。反噬，也由此而来。
辅臣们的反抗，可也是有法理依据的，太后之举，干政之事另说，但其言其行，完全是在挑战太宗皇帝定下的辅政之制。虽然张齐贤论才德、威望、资历，都不足以完全压服一众公卿老臣，但他却是太宗定下的辅臣核心，如今这套机制还没运转满一年，就有人想换核心。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太宗皇帝的威严岂容区区一妇人挑衅！当然了，根本原因，还是权力之争。
来自辅臣的反击发生在平康二年仲春，以宰相、尚书右丞、慕容氏中最清醒、最具才干的慕容德丰病逝为契机。
生前，慕容德丰死死地维系着朝廷内部的稳定，弥合着太后与雍熙辅臣之间的矛盾，然而就在他死后不久，一场针对太后干政的政治行动展开了。
当然，不管慕容太后此前做法有多少非议，即便抨击一个“牝鸡司晨”，她至少也是打着皇帝的名义，正统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以臣犯后，可是大不韪之事，对于雍熙辅臣而言，这个决定也不容易下，这个万难的行动还得由一个更为合适人来发起。
有人想到了赵王，可惜刘昉根本不搭理，最终由“病愈”鲁王刘暧率一众群臣上表，进行了一场“移宫”请（逼）愿（迫）。
一直到平康二年，慕容太后仍旧居住在坤明殿，而刘暧等人要达成的目的，就是请太后让出“凤殿”，使中宫（皇后杨氏，杨业孙女）正位，至于太后则依成例移居慈明殿。
当然，这绝不只是的移居一座寝殿那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斩断太后干政的手，断绝其与外朝的联系，当鲁王刘暧代表宗室出面，公卿百官联合起来的时候，一个弱势的少年天子，并不能的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而移宫成功，阻止慕容太后横加干涉朝政的背后，也无形削弱了一层皇帝的权威。可以想见的是，太后说话不管用了，由她提拔起来的新晋慕容氏子弟、门生们，也在后续遭到清算，被一个个赶出朝堂。
结果则是，大汉帝国的权柄，彻底操之于鲁王刘暧以及张齐贤、李沆等雍熙辅臣构合的一个辅臣集团中。这个集团，未必有多牢固，但在一段时间内，也确实是由他们掌舵着大汉帝国前进的方向。而经过此前的风波，皇帝对于辅臣们的影响力一度近乎于零。
平康元年秋到二年春发生在帝国中枢上层的整场政治风波中，天子刘文澎基本只是冷眼旁观，实在是无力干预。
但与此同时，小皇帝的内心中也悄然积攒着越来越多的不满，至少，皇叔与宰相们不该那般欺负、逼迫皇太后，那是他的母亲！
康宗篇2 辅政时代
平康二年的大汉帝国，谁的权势最重，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排除的就是皇帝刘文澎，本该是名正言顺地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然前有雍熙辅臣牢牢掌握政权，后有慕容太后一系列丧失人心的举措，而皇帝自身，则连太宗皇帝给留下了多少的家底都还没盘点清楚。
主弱臣强的局面，在平康二年春的“移宫案”后，依旧持续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种情况。“陛下暗弱”的印象，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朝廷众臣僚们的心理，而“诸辅当国”的政治格局也成为现实。
而要论权势，当然得从政事堂那干重中找，从开宝时期起，尚书令成为帝国事实上的首相，这一点早已成为了一种共识，即便在《汉会典》中并没有只言片语对“首相”一职的解释，但这种约定俗成的共识却已深入帝国上层人心。
因此，作为尚书令的张齐贤，毫无疑问是帝国权势最重的人物之一。不过，比起这位三朝元老，更引人注目，或者说让人意外的，还得是中书令、鲁王刘暧。
从世祖时期起，鲁王就不是一个多么出众的人，才干、功德都被他那些如龙如虎的兄弟们的光芒所笼罩，即便是名声，也都不如刘晖、刘曙这样麻烦缠身、“烂事”一堆的皇子。
低调是其作风，平庸是他带给人最深的印象，即便开宝末期晋位“皇室宰臣”，那也是走了“狗屎运”，吴公刘晖因“裁撤皇城司议”触怒世祖被罢黜相权，燕公刘昭又谦怀本分、退居不从，方才让世祖把目光注意到这个八儿子。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鲁王刘暧能够从开宝末期开始活跃于大汉政坛，近似一种偶然与巧合，权位与名望，几乎就是从天上掉到他头上的。
而在前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你也很难找出他有多么出众的建树与作为，即便被太宗皇帝封王、晋位中书令，在公卿百官的眼中，他依旧是那个平庸寻常的“八皇子”，他立足于政事堂的资本，在帝国权力中枢扮演的角色，只源于他的身份，只因为世祖皇帝定下的体制需要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角色居朝堂
对于这样的角色定位，不管鲁王刘暧心里是作何感想，但他分寸却把握得十分到位，并且，由此度过了整个雍熙时代，临了太宗还把他放到辅臣的位列中。
从这个角度来讲，鲁王刘暧又岂是表面的“愚鲁”与“平庸”就能解释的？
而真正展现其本色风采，让宗亲勋贵、群臣百官看到刘暧一丝真容，恰恰是“移宫案”后的秉政时期。
通过“移宫”行动，刘暧与张齐贤等一众雍熙辅臣，算是达成了一个政治同盟，这个同盟未必牢固，也难谈能持续多久，但至少在把慕容太后及慕容氏外戚压制之后，把控着大汉帝国的前进，维持着朝廷的秩序。
秩序之江山社稷、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需赘言了，这就是这个政治同盟的积极意义，这也奠定了整个平康二年大汉帝国的政治格局。
而在这个格局中，最突出的就是鲁王刘暧以及尚书令张齐贤，双方甚至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张齐贤总理国政，就同太宗皇帝在时一般，负责军国大事的具体处置执行，只不过，比起当初获得了更多的议政、决策以及拍板权，当然，效率变低是必然的，因为众辅臣也不可能齐心一致，内部总有拉扯。
而鲁王刘暧的作用，则在于偕同众臣，协调内外廷关系，以及处置诸国、诸族、诸王诸事宜，核心就在一点，他是世祖之子，太宗钦点的辅臣，是代表皇室参与到国家事务，保证帝国政权的稳定，社稷的安全。
再这样的背景下，鲁王刘暧的身上，也渐渐具备了一定的大义与正统。他的权力与威望在不断提升，与之相对应，是麻烦与压力也在不断积累。
“摄政王”绝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位置，说坐在火炉子上烤也不为过，一个不注意，甚至就是身死族灭，而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于鲁王刘暧而言，上有天子刘文澎，皇帝年纪是轻，但并不是一个毫不知事的幼主，任何一种莽撞过激的举措，都能给刘暧带去巨大的冲击与麻烦。
与此同时，在与雍熙辅臣的合作，也随时有破灭的可能。他们这些太宗老臣，此前能忌惮赵王刘昉，配合着慕容太后将他逼退，当鲁王的权威真正树立起来之后，同样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朝廷内外，对鲁王与雍熙辅臣把持朝政，权不归于天子的情况，不满的情绪乃至声音也是层出不穷。
当今天子，乃是正统皇帝，太宗留辅臣，是为从旁辅弼，而非让鲁王一干人等代行皇权。
如果说慕容皇太后那一番粗糙、急躁的操作，只是让人心中不满的话，那么“移宫案”后，对于雍熙众辅臣的指责与攻讦就摆到明面上了，因为不管怎么说，那都有“犯上”的嫌疑，即便有“杜绝后宫干政”这么一条理由，但法理性终究不强。
慕容太后，终究没有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平心而论，“移宫案”的发生，除了阻止慕容太后进一步折腾大汉中枢之外，对于偌大帝国而言，是没有更多好处的。
这件事，事实上削弱朝廷中央的绝对权威，彻底暴露了年轻天子对帝国把控的无能，这是具备重大政治风险的事情，给帝国的运转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些级别不够、接触不到的阶层就不说了，但至少京畿权贵、地方高官，封疆大吏乃至那些封国王们，对此，不说洞若观火，但至少能有些看法的。
当然了，以帝国强盛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央权威，以及那套依旧稳定运转的国家体制，还不至于让这些人等对朝廷、对中央失去敬畏。
但是，对于“主弱臣强”，以及“辅臣当政”的局面，却是发自内心的不满。
他们未必对天子刘文澎有多忠诚信服，但事实就是，他们能接受一个少年天子指点江山，对他们发号施令，却很难容忍有人“代天”行权。
天子的权力，有法理的解释，道统的维护，那是世祖、太宗两代先帝赋予的，年轻也不是那干辅臣恃权傲上、代行国政的理由。而仅仅依靠一道“太宗遗诏”，一个“辅臣身份”，显然无法解释他们辅政以来的所有行为，可以攻讦的地方很多。
而这种不满，显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对法统的维护，其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权力与利益之争。而一旦涉及到这些，那么矛盾、冲突、斗争都是无法规避的。
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宫之后，大汉帝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还政天子”的呼声，也从年头喊到年尾，从春夏喊到秋冬。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刘暧-张齐贤”为核心的辅臣集团，依旧牢牢地把持着大汉帝国这艘船平稳向前航行。
这段旅途，当然不可能风平浪静，甚至波澜起伏，挑战迭出。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了，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当然，能够让他们如此把持朝政，也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则是皇帝刘文澎相对克制，慕容太后的事给了他相当大的压力与教训，即便心怀诸多不满，也只能暂时忍时待机。
同时，在群情相逼之下，“辅臣集团”还是还了一部分权柄与皇帝，政事堂处置的国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阅，一些事务甚至也能让皇帝决定。
只不过一些牵涉重大的问题，皇帝还是没有拍板权就是了。但有这么一层妥协在，就还能得一夕之安宁，刘暧等人，也终究不敢真正的、彻底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要遭群起围攻的。
至于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辅臣集团”毕竟没有明目张胆地犯上作乱，欺君僭越，又有太宗遗照的背书。同时，他们掌握的实权，通过体制运转建立的威势，足够牢牢地压制住内外的异声，那些反对者，即便不乏影响重大者，但在形成合力以前，是很难动摇“刘张”辅政集团的。
同样的，这样一套“辅政模式”，也注定难以长久。首先还是辅臣集团内部的问题，辅臣之间，贵庶之间，以及刘暧与众臣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合的。
其二则在于，反对者们之所以难以对刘暧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无法形成合力，而在大汉帝国内部，真正能够整合起众人，挑战乃至推翻辅臣当政格局的，有且只有一个人：天子刘文澎。
对于这一点，认知得不清楚的人，只能做一些无用的攻讦与呻吟，认知清楚的人，也有两种选择。少部分采取行动，上奏也好，密谏也罢，总之表忠心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让皇帝“觉醒”。
而大部分，却选择了保守地等待，这还是皇帝带来的影响，终究是当今天子，从继位开始，就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表现。
但就是这样的情势，带给刘暧等辅臣的压力仍是巨大的，他们并不能隔绝皇帝对外的交流通道，左一个皇城司，右一个武德司，即便有一些限制措施，但其深浅，外人谁也不清楚。
即便当今天子是个“暗弱”之主，真到关键时刻，二司仍旧只可能站在皇帝一边，毕竟是皇权的爪牙，从来都没有取错的外号。
辅臣当政，最大的法理来自太宗遗命，他们所拥有的权威，更多来自于帝国那套延续了六十年的国家管理体制。
然而，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套由世祖皇帝注入灵魂的国家社会运转体制，即便经过太宗的改革完善，其本质依旧是围绕着皇权，以皇帝为中心展开的。
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这套体制威力的，只可能是皇帝。皇帝暗弱时，辅臣尚能攫取一部分权柄，而一旦皇权觉醒反弹，其发挥的第一道威力，劈向的也很可能正是这些“辅政柱国”。
当然了，天子刘文澎能否觉醒，能掌握几成本属于他的权力，能发挥出多少帝国体制的威力，又如何发挥，向何处发挥，这些仍是未知数。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主导的大汉辅政格局，不会持续太久，也很难持续太久。
自世祖、太宗二帝时起养成的帝国性格就不是这样的，帝国可以有权臣，但必须是皇权下的权臣，这一点，可没那么容易改变，至少不可能出现在“后雍熙时代”。
在世祖登基之初的乾祐早期，倒也勉强出现过类似的局面，只是太过短暂，一干辅臣被世祖迅速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或许只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同一场戏，不同的主角，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局势，导致的过程与结果，也难免会出现差异。
事实上，在大汉出现“辅臣当国”的情况，本身就很矛盾，说到底还是一个“少年”天子的锅，然而，若无“嫡长制”这根天柱的支撑，朝局或许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并且未必就比进入平康时代以来消停多少。
自古以来，权力传承交接时期，总是麻烦最多、问题最重的时候，而大汉帝国的情势，又远比历代统一帝国同时期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便十多年前已然经过了太宗皇帝嗣位的洗礼，在这方面，依旧不算成熟了，至少“少年天子”对于统一的帝国来说一个全新的需要摸索的新模式。
便是早早给“刘张辅国”断定了一个没有多少未来可言的结局，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平康二年，正式开启了一段辅政时期的鲁王刘暧，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平庸了五十多年的鲁王刘暧，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告诉所有人，他并不平庸。
偌大的帝国，那么多如狼似虎的权贵与官僚，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多是非与冲突，却能被居中协调度过一段平稳的时光，这样的人，岂能是庸才。
愚其外，而内秀于心，或许才是对鲁王刘暧更合适的评价。
而若是把目光放长远一些，从更宽、更高的视角，从更长的时间线，从历史发展、王朝兴衰，再来看这段“辅政时代”，却又具备一定研究价值与意义。
至少证明了，在皇帝少干预朝政的条件下，国家依旧能够保持稳定，各项机能依旧能够平稳地运转。
当然了，这个结论，只能在既定历史条件与特殊历史时期下得出，并且附加约束较多，对制度、意识与人的要求太高
康宗篇3 率宾事件
鲁王府，南厅。
这是鲁王刘暧居府时主要读书办公的地方，中秋的风已经有些凉了，但风带来的戚然，显然比不过主人情绪变化给人带来的压力。
鲁王的表情，显然不那么好看，无形的压力笼罩着厅中所有人，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尤其对跪于堂间的率宾知府刘蔚来说。
“所以.你就这般回来了？”目光直直地盯着战战兢兢的刘蔚，刘暧冷冷地质问道。
感受到鲁王的怒意，刘蔚震惧地叩首道：“大王，非臣不尽力，实在有心无力。率宾府上下，已然为安东国所侵蚀，安东王令远比朝廷政令有用，臣若久留，恐有性命之虞。
臣无惧一死，然既食君禄，又受大王恩拔，细思熟虑之下，方斗胆决定，掩面而走，含恨返京，上告其情，示警朝廷.”
听刘蔚这么一番话，刘暧直接愣住了，如此解释倒也称得上是“清新脱俗”，关键是他还真敢当着自己的面就讲出来了，这般恳切真诚，就好像真的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如此说来，你还是忍辱负重，为国尽忠，我是不是该代表朝廷奖掖你尽忠职守？”刘暧气极反笑，语气森然：“丢官去职，弃城舍民，做得理所应当，说得理直气壮，刘蔚啊刘蔚，我过去还真是小瞧了你！”
“大王，臣.臣.”迎着刘暧那冷冰冰的目光，这刘蔚的心理也终究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即便有心辩解，也难以再做出什么“炎炎大论”了，只能在那儿支吾难语。
“你尽什么忠，示什么警！”刘暧则直接开始怒骂了：“安东乃是大汉封国，世祖建制，与大汉血脉相连，难分彼此，你想做什么，离间天家亲情，莠言乱政，妖言祸国？”
刘暧说的这几条，没有任何一条是区区一个率宾知府（还是弃职而逃的知府）能承受的。一时间，刘蔚也顾不得其他，一股脑儿地磕头请罪：“臣失言！臣有罪！”
而发泄一通后的刘暧，慢慢冷静下来，目光冷冽地盯着刘蔚，脑子里疯狂转动着。还有暇打量起刘蔚，这厮看起来狼狈，从率宾府逃回，衣着却很光鲜干净
刘蔚逃官的事，可以预见地会在大汉引发怎样的震动以及不好的影响。首先一点，从世祖时起，战争年代，都没有出现过多少次“弃城”的情况，却在如今的和平时代出现了，出现得这般自然、平顺。
其次则是，刘蔚乃是鲁王府出身，是刘暧此前比较看重的僚属，半年前将放到率宾府，本是委以重任，希望他能收拾一番那里的乱象，扼制住安东国那边的侵蚀。
但结果呢，事与愿违，这刘蔚显然只是个“嘴强王者”，率宾府的局面没控制住，反而被人家给收拾了，搞出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弃官事件”。
一个小小的刘蔚无足轻重，但牵扯到鲁王那影响就大了，刘暧本身就处于在权力的是非旋涡中心，这件事一旦发酵传开，对刘暧的声望定然会造成打击。
同时，此事还将朝廷一直以来有所忽视或者说刻意回避的一个问题捅了出来，那就是与海内外诸封国的关系处置问题，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
在太宗时代，倒是彻底明确了“分家过日子”，但这亲戚还得要，关系还得处，也就必然面临一系列负责的矛盾与问题。
世祖时还处于经营构建期，一切的问题，都只是发展问题。到了太宗时期，封国制已然度过青涩期，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迫于太宗绝对的正统以及足够权威，诸国的兄弟子侄们也不敢怎么炸刺，一切都依着帝国的规矩来。
等太宗也去了，情势就慢慢发生变化了，在长年的发展与积累中，各封国也慢慢形成了自我意识，一个问题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诸国的利益与帝国中枢并不完全一致。
这个不一致，也必然造成双方在往来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封国对中枢有所求，中枢则必有所应，这种情况已然彻底过去，但封国对中枢有所求的情况依旧是现实，并且会长久地持续下去，矛盾也伴随着利益诉求的发展而发展。
而在当下，安东则是最适应这种微妙、复杂关系变化的封国，或者说是在主动求变。率宾府的问题，就是求变贪利心理下的产物，这一点甚至从世祖分封安东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毕竟，拥有港口能直出鲸海的率宾府是除了辽东道之外，安东对外交流最重要的一个窗口，然而这个窗口，却掌握在朝廷手里。
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安东的权贵、地主、商贾，通过率宾府走海运输出货物，赚取利益与安东稀缺的资源，其规模也越来越大。陆上的交易往来虽然频繁，但限制毕竟大，远不如率宾府来得自由。
利益大了，牵扯多了，安东这边自然想要求得一份安全与安稳，将率宾府置于自己掌握，真正控制这个商港，也是安东王刘文渊为首的一干安东权贵孜孜以求的。
十多年来，暗地里的小动作一直不断，当然了，太宗时期要相对收敛，只是往率宾府掺沙子，无法从朝廷层面获得突破，便自下而上，朝廷派遣的官、军、吏等，可要好炮制多了。
等到平康二年，率宾知府朱枞去世，吏部议继任人选，考虑到那边特殊的情势，以及安东国在率宾府与缘边地区不安分的动作，经由刘暧推荐，遣刘蔚前往。
临行前，刘暧还专门向刘蔚交待过，让他好生整顿率宾府乱象，使其恢复“秩序”，安东国那边的手脚、爪牙，当斩则斩，不需有太多顾虑，有朝廷给他做后盾。甚至于，刘暧还直言，刘蔚前往率宾府整饬政商诸事，就是为了给安东一个警告，让其安分。
只不过，刘蔚不堪其用，狼狈而返，虽然还不清楚刘文渊那边用了什么手段把刘蔚吓得屁滚尿流，但结果就是，鲁王被置于一个尴尬境地，朝廷也大伤颜面。
厅堂内，无形的气势始终压迫着所有人，良久，刘暧方才从对此事影响的思虑中回过神来，抬眼看着刘蔚，当初有多欣赏，如今就有多厌恶。
以后的麻烦，以后解决，但眼前之人，不处置了，刘暧心里是怎么都过不去的。
“来人！”
闻声，厅左立刻站出一名侍从官：“恭听大王吩咐！”
刘暧取出一张公文纸，提笔就写，从眼神到动作，无不透着一股锐利之气。挥就之后，签上印章，交给侍从官，冷冷地吩咐道：“你执此文，监押此贼去刑部，让徐士廉（刑部尚书）依法论处，从重从严！”
“是！”
显然，刘暧是动了杀心，当然，就刘蔚的这等表现，想活命也难。而刘蔚闻言，面色苍白，直接就瘫倒在地，不住求饶：“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闻之，刘暧更是怒不可遏，手往上指，怒道：“上有苍天，下有律例，本王能饶了你，但天道和法条绝不相饶！”
“你回来得甚是从容，但你多带了一样东西！”刘暧眼神已然不带丝毫感情，爆着粗口道：“真想把你的猪脑拧下来，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愚蠢怯懦的刘蔚被带走了，但麻烦与愤怒却带不去，刘暧的心头也不禁蒙上了一层阴影。见刘暧郁愤难填，一旁的主簿不由出言劝慰，然而，这反倒让刘暧更加失态。
在失望与愤怒背后，是刘暧深深的羞愧感，他甚至有抽自己几巴掌的冲动，暗骂自己瞎了眼，失了智，竟然将一草鸡视作凤凰，将一庸才视作能才，这种前后对比给刘暧心理上造成的落差，才是最让他难受。
实在是，此前的刘蔚太具欺骗性了，进士出身，幕府多年，思路清奇，能言善辩，遇事常有“惊人”见解，也不是没有地方为政经验，最高曾做到汾州判官，在雍熙朝多少也沾点“改革干才”的边。
刘暧自开宝末期起，开始进入中枢，参赞国政，前后近二十年，提拔了不少人，出挑的并不算多，而刘蔚是他十分赏识的人之一。
如今看来，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样的结论，刘暧是越想越心伤，越想越生气。这还就罢了，还得收拾这蠢材留下的烂摊子
可以想见，在翌日政事堂的例会上，刘暧是怎样一种尴尬的心情。刘蔚弃官逃京之事，是不可能不被提及的，如攻击性向来较强的寇准便含沙射影地向刘暧询问起处置意见，若非张齐贤打圆场，刘暧很可能被搞得下不来台。
当然，就和刘暧此前思量盘算的一般，比起一个小小的刘蔚，帝国中枢的这些高官重臣们，更加在意的，还是此事背后透露出的东西。
刘蔚的逃归，倒也不是全无意义，至少让中枢的掌权者们清晰地知晓一点，那就是朝廷对率宾府的统治，很可能已经是名存实亡。
实事求是地讲，大汉的这些辅臣们，打心里未必有多在意率宾府，毕竟太远了，陆上地形复杂，交通不畅，环境恶劣，海上则远隔重洋，还隔着高丽、日本二国。
即便那里文明成长迅速，在安东权贵及周边商贾的发展下已然十分繁荣，并且成为东北亚地区有数的贸易港，但于大汉帝国而言，还是个偏远边地。
若不是世祖在当年划分封图时留了一笔，导致帝国舆图、朝廷籍册上始终有其记录，只怕几十年也不会有人主动提起那里。就是这样，仍旧属于被忽视的地方，而仅有的关注，也只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安东国，以及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安东王
诚然，率宾府在朝廷内部的地位很低下，或者说几乎没什么地位，也只有安东国那边才当个宝。但即便如此，你安东国也不能抢，暗地里小动作也就罢了，你不能做得明目张胆。
正常情况下，即便仅维持着一个名义上的统治，也尽可睁只眼闭只眼，盖子被捂着的时候，那就不存在问题。而“刘蔚事件”，恰恰把盖子掀开，把矛盾暴露出来了。
不管刘蔚有多无能，举措又有多不当，你安东国把朝廷制命的知府给赶跑了，这就是挑衅、对抗，严重点说你有不臣之心也不为过，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
同时，这些年安东国那边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尤其是辽东道与安东交界地区的官民，更是怨言重重。总得来讲，就是安东国那边太霸道，从官方到民间皆是一致，许多辽东士民都在与安东的交流、贸易中吃了亏。
并且，吃了亏还没出说理，毕竟人家能抬出安东国与安东王，交界州县的官民一般情况下连布政使都请不动，更遑论请朝廷评理。在这种问题上，官僚的妥协性一览无遗，毕竟闹大了，首先没好处的就是他们。
早些年的时候，不管是宋雄、慕容德丰抑或是后来的郑起，都是治边抚民的好手，坚守底线，维护辽东官民的利益，对安东那边不守规矩的行为严厉打击，对那些过分的要求更是严词拒绝，因此矛盾还不明显。
但是近些年，尤其是太宗驾崩后的这两年里，安东那边却是越发不知收敛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又出了率宾府这么一档子事，朝廷这边的当权者们都清楚，必需得拿出点措施来了。
否则，再让安东肆无忌惮下去，中枢的权威，辽东的民心，都将遭受重创，而反噬的恶果，最终极大可能还是落在他们这些当权者身上。
在这件事上，刘暧与宰相们迅速达成共识，然而具体的措施却有异议。李沆建议遣使安东，对安东国进行申饬，同时就安东与诸边经济往来爆发的问题进行协调，甚至可以采取戒严边市、加强管制的办法给安东施压，总之要对安东国进行约束
李沆的意见，寇准直接表示反对，并且批评其太软弱，在寇准看来，这样的举措有如隔靴搔痒、扬汤止沸，非但不能约束住安东国，反而会令其小觑，这是一种露怯的作为。
安东国那边岂能讲理的地方，安东若是遵制守法，安东王若是愿意约束治下士民，就不会有如今这么多麻烦事了。
因此，寇准最终给出了一个极其强硬的建议，派遣干吏前往率宾府接任是必需的，并且此次不能像前任刘蔚那般只带着敕命与官凭去，必须得有更强力的支撑。
而寇准嘴里的强力支撑，则主要指两方面，其一是把率宾府那边的轮戍官兵全部撤换，由朝廷另则一千官兵，陪同新知府上任。其二则是，从东海海军派遣一支舰队，以训练为由，护送上任。
然后才是朝廷遣使前往安东，强调法统，宣明态度，而不是什么“商讨”、“协调”
政事堂的众多宰相中，寇准的资望最低，年纪也最轻，还不足五十岁，并且性情上招人厌恶，作风上惹人非议。但是，在一些事情的认知与问题的判断上，从来都是清楚明确的。
而作为太宗钦点的“末进辅臣”，寇准的立场也格外坚定，在维护中枢权威的问题上，也必然强硬。
最终，寇准的意见得到采纳，实在是这件事的性质摆在那里，宰相们也被事态逼得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由此，也开启了帝国中枢在对封国关系以及处置封国事务的一个新阶段！
而要实现寇准的计划，枢密院是避不开的，调兵遣将的事情，还得由枢密院出发。
有一点必须要提，不管这两年朝堂如何风云变幻，争斗不休，都还没有牵扯到枢密院以及其所代表的军权。
军队的问题从来是敏感的，在这个问题上，各方势力都克制着，每人敢轻易越雷池。因此，帝国军政事务，依旧以枢密院为核心，由李继隆、杨延昭、郭仪、马怀遇等将帅及其背后藏龙卧虎、盘根错节的军功集团所掌握。
就和掌握政权的辅臣不敢轻易触犯军权一样，军队系统也同样不敢逾越，这同样是体制决定的，那套既有的运转了几十年的规则，至少从意识层面严格地约束着所有人。
军队权力的尽头在于皇帝，而如今大汉帝国的皇帝，还没有学会怎么运用他应该掌握的权力
康宗篇4 安乐皇帝
而对于诸辅达成的决议，其他事项不提，选派戍卒、派遣海军，涉及到军事调动的问题，枢密院这边也自然需要经过一番讨论。
此事，由“第一副枢密使”郭良平主持，他的职权范畴就包括对海军事务的总理。事实上，对率宾府或者说其背后的安东国之事，枢密院内部达成的共识也是采取强硬态度，就一个理由，中央权威不容侵犯。
一个人能发挥的影响，往往是从他所处位置开始的，郭良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南洋率领大军，攻城略地时，一度让朝廷顾虑重重，忌惮他一个尾大不掉，从郭良平以往的“功绩”来看，这也不是一个能让人安心的主。
不过，等郭良平奉调回京，就任枢密副相之后，情况立刻就改变了，中枢对南洋的影响力迅速强化。不可否认，这里边除了中央朝廷固有的权威之外，郭良平这个枢密副相起到的作用很大。
在南洋时，郭良平只希望中枢能放开掣肘，给更多权力，更多支持，等到回京，他心里更多的考量则放在如何提升朝廷对那片耗费了他无数心血以及半生戎马的地区的控制影响上。
分封诸国乃是世祖定下的国之大政，发展到如今更是帝国持续对外扩张的政策基础，诸国在很多国家事务的管理上具备极高的自主权，但是从帝国中枢出发，也必须掌握一定主动权，是不可能完全放手的。
至少作为“开拓派”中的旗帜人物，郭良平必须让朝廷保持一个“对外开放”的状态，最基本的一个考虑就是，倘若帝国弃外而对内，那他们这一派的人，权力和利益都将受到严重损失。
不管身负多少争议，不可否认的是，几十年后的平康时代，郭良平就是朝中一方大佬，“开拓派”的领袖人物。
而要保护既得之利益与保持派系的影响力，自然要保证政策基础的稳定，具体到海内外封国的事宜上，中央就必须保证对主动权与威慑力，似安东国那种不安分的情况，则必须予以打击。
态度上倒是一致，不过在执行之时，郭良平还是拿捏了一下。就像政事堂那些宰臣不怎么喜欢郭良平，觉得他桀骜难制，前前后后饱受了几十年的攻讦与非议的郭良平，同样积攒了大量不爽。
于是，在寇准作为代表与郭良平商讨配合计划执行事宜时，郭良平把他的桀骜展现得淋漓尽致，各种状况，各种理由，各种推诿，气得寇准破防大骂。
计划是寇准提出来的，好不容易达成决议，却在枢密院或者说郭良平这边受了阻，这可是关乎到的寇准在政事堂话语权的重大问题。
至于郭良平提出的关于戍防及海军训练计划调整麻烦的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搪塞之言。
寇准是个极有心计且作风强硬的人，然而碰上郭良平这种火海里闯过、油锅里滚过的军功贵族，那也只有吃一鼻子灰的结果。而他越气，郭良平反而越开怀。
这种时候，寇准又表现出他手段灵活的一面了，见公事公办不行，在对郭良平心理做了一番揣摩之后，强忍着对其傲慢的厌恶，认低做下，最后以亲自帮郭良平洗一次马为代价，打通了枢密院这道对“威慑安东计划”的关节。
郭良平自是一时得意，寇准在朝中同样是非议颇多的人物，资历虽低，但毕竟也在宰辅之列。能够让以刚强著称的寇相屈服，郭枢密自然威风大涨。
当然，郭良平不单是针对寇准，他是与那干雍熙文相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此举，更主要的目的还是打压那干辅臣的意思。郭良平此举背后，也暴露出了一部分大汉勋贵的心理，凭什么那干于国无大功的文臣能掌权
有这样心理的人，绝对不少，而他们掌握的力量，也绝对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说鲁王的作用，若无刘暧这个三朝宗王在，仅靠张齐贤那干宰臣，未必能压得住场面，至少不是以如今这种方式掌握朝局。
显然，随着辅政格局的持续，大汉政局也越来越复杂了，很多人都慢慢地坐不住了，郭良平只是台面上的实权派。
不过，斗争归斗争，龃龉归龃龉，公事也不能废怠，这也是这一批权贵的底线。因此，率宾府那边，郭良平还是很负责，直接从东海海军中抽调了两营士卒，作为入驻率宾府的戍卒。
同时由密州舰队都指挥使郭箴率领一支舰队进行一次北航“拉练”，舰队共有三十余艘大小舰船，官兵六千余人，其中还包括三艘新氏炮舰。而郭箴，时年36岁，看姓就知道出身了，乃是郭良平的侄子。
而郭良平与寇准之间的事，则还有后续。这件事传开了，以一个让人意外速度传遍整个京城，然后发酵后的洛阳舆论，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郭老枢密恃权耀武扬威，寇贤相公为国忍辱负重。
舆论如此走向，可想而知郭良平是怎样的心情，原本的得意一扫而空，并且这回轮到他破防了，据说，当时郭良平忍不住把他最喜爱的一个紫砂壶都给砸了。
同时，这件事也让郭良平认识到，那些文人的阴险腹黑之处，他们掌握的笔杆子虽然不如刀剑尖利，但杀起人来，是真能诛心的。也从那时起，郭良平与寇准之间，更是相看两厌，每次见到寇准那矜持的假笑，都想捶他两记老拳，这鸟人不是好东西
鲁王府，即将使命北上，前往率宾府就任的新任知府曾会前来拜望，刘暧接见于南厅。
曾会乃是雍熙元年秋举的进士，过去的十六年，当过御史，做过主事，担过判官，此前已然官至中书舍人，也是在帝国权力中心熏陶过的老臣了。
此番，被选派到率宾府，实则是降格使用，看中的是其练达才干，同时在率宾知府之上，还加了一个海东经抚使的头衔，如此让他能够名正言顺地指挥处置率宾府的军务。可以说，在朝廷的支持下，曾会将成为率宾府乃至整个海东地区军政一肩挑的一把手。
大汉帝国自世祖时起，便实行“军政分离”，然而，前前后后六十余年下来，军政分离也已逐渐形成一种“政治原则”，而原则往往是依从权变之时最容易打破的东西。至少在当下，在帝国的边远地区，军政一肩挑的情况已经不胜枚举。
厅内，刘暧既没有平日的谦和，也没有刻意做愚，只是严肃地干脆地冲曾会交代道：“孤且直言了，让你去率宾府，仍是孤的提议。孤不服气，看错了一个刘蔚，但不姓还能再看错一个曾会。
率宾府之事，不在府内，而在安东国，这一点毋需避讳！你到率宾府，就是去收拾那烂摊子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推行王化，挽回孤的颜面，也肃立朝廷的威严！
有什么疑虑与困难，你且说来，孤先给你解决了.”
这大概是秉政以来，刘暧最干脆利落的一次了，几乎没有云山雾绕、转弯抹角，这反倒让曾会心情沉重，不敢疏忽。
“臣拜谢大王信重，为国谋忠，臣何惜一往！”迎着刘暧的目光，稍作斟酌，曾会郑重道来：“临行前，臣只有一个请求！”
“讲！”
“臣想见一见罪臣刘蔚.”曾会道。
刘暧闻言稍讷，但见曾会那张从容平静的老脸，面露恍然，手一摆，道：“可以！”
“陛下得胜还朝了！”
上阳宫前，伴着一阵欢呼，众星捧月之间，皇帝刘文澎一身武服，催着御马，闯宫而入，身后则跟着一绺的宦官、骑士。
一直到观风殿前，刘文澎纵身一跃，稳稳落地，马鞭一扔，嘴角挂着点得意的笑容，然而抬眼看见垂手立于殿台上的鲁王刘暧，笑意顿时消失无踪。
“臣参见陛下！”刘暧行礼。
刘暧没有降阶应拜，刘文澎似乎也不在意，慢悠悠地走上台阶，直至他面前，再度露出笑容：“皇叔怎么有暇来上阳宫了？”
“听说陛下去行猎了，不知收获如何？”刘暧一副刻板的表情。
“得胜还朝，满载而归！”刘文澎朝后一指，扬扬手：“来人，把猎物都给鲁王看看！”
“是！”很快，一干卫士应命，纷纷动手，把猎得的鸡、兔、鹿、猪等野物摆至殿前。
刘文澎道：“今日没遇到猛兽，只有这些俗物了，皇叔挑一些带回去。”
闻言，刘暧拱手道：“陛下的战果，臣如何敢分享！”
“皇叔此言见外了！”刘文澎看着刘暧，道：“皇叔替朕操劳国事，兢兢业业，劳苦功高，一直也没有赏赐，回报一些猎物，只盼皇叔不要觉得鄙薄！”
“陛下言重了！”刘暧应道：“雷霆雨露，皆为君恩，臣岂敢鄙之。既然陛下有所赐，臣就厚颜收下了！”
“这才是应该的！”刘文澎冲刘暧笑笑，辄而问其意图：“皇叔此来何事？”
刘暧打量了两眼刘文澎，沉吟少许，道：“臣听说，陛下已经连续行猎十日了！”
感受到刘暧那变得严肃的语气，刘文澎仍不以为意：“是有此事！朕无所事事，唯行畋猎，打发时间，聊作娱乐而已”
“天子怎能无所事事！”刘暧道：“陛下可知，陛下十日畋猎，朝中则有十日议论！”
“哦？议论什么？”刘文澎眉毛上挑，兴致盎然地道：“总不会说朕荒于嬉戏，不问国事吧！”
说着，刘文澎有紧跟着道：“想来应该不会！国家大事，悉由皇叔与诸相辛劳，朕当个安乐天子，不至于有人不通情理，苛责于朕吧！”
听刘文澎阴一句，阳一句，刘暧的脸色也不由沉了下来，张了张嘴，然而迎着刘文澎那清冷的眼神，原本打好腹稿的劝谏之言却有些说不出来了。
“臣知道，陛下心有不甘，对臣等把持朝政怀有怨气”良久，刘暧这么说道。
“皇叔言重了！”不待其说完，刘文澎便伸手打断他，仍是一副随意的样子，道：“有皇叔与诸辅臣替朕操劳，朕乐得清闲，斗鸡走狗，跑马行猎，岂不安逸？
至于怨气，则是莫名其妙，这天下，有谁承受得起天子的怨气？”
说到这儿的时候，刘文澎的语调低沉了下来，甚至有那么一股森然，刘暧也是心中一突，表情不自觉地有些苦恼。
深吸一口气，刘暧与刘文澎对视着，以一种坦然的口吻缓缓说来：“臣等受先帝遗诏辅政，从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以报国恩，唯恐有负先帝所托。
只盼陛下能勤奋读书，专心习政，假以时日，臣等也可以放心还政朝廷，告老归养！”
听刘暧这么说，刘文澎眼神中闪过一道疑思，然后淡淡道：“皇叔一番忠心，朕岂能不体谅。告老之事，言之过早，皇叔年方五十，至少还能再为大汉操持十年.”
说着，刘文澎便打了个呵欠，道：“朕有些累了，需要歇息，皇叔若无其他事，就先退下吧。哦，记得带走几只猎物.”
刘暧满怀心事地告退了，表情十分严肃，心情自然是沉重的，朝廷中的是非他能稳如泰山，如履平地。但皇帝的锋芒毕露，却让他有种芒刺在背之感，内心也不禁动摇
问题出在哪里，刘暧当然知道，但是，有些问题明知答案事实上却是无解的。权力，尤其是帝国中枢权力，它的魔力，带给人的改变，产生的可能，几乎是无限的。
有那么一刻，刘暧甚至希望刘文澎是真的荒于嬉戏，耽于畋猎。然而，刘暧又无法欺骗自己，且不提过去半年多以来，刘文澎时不时的外露锋芒，屡屡表现的对朝政事务的异议，就方才那番问对就能看出，皇帝的不满几乎是赤裸裸的了
且不提鲁王刘暧的忧心忡忡，皇帝刘文澎这边，原本愉悦的心情也不好了。
身边的内侍劝慰，出言指责鲁王的不是，反而惹得刘文澎大怒，狠狠地将那“玩伴”抽了几鞭子。
不过，毕竟是年轻人，刘文澎的心胸倒也没那么狭隘，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当夜，就在上阳宫观风殿前，与一众侍从、卫士、宫人，大摆烧烤宴，尽情吃酒，大口啃肉，载歌载舞，夜半方休。
刘文澎是个孝子，自己欢乐的同时，还不忘命人把一釜亲自煮的麂子肉趁热送到坤明殿给太后品尝。
结果呢，慕容太后并不领情，甚至当着那内侍的面，将肉釜打翻，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太后发怒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自是被禁止干政的不满，其二则是对皇帝的失望，这么长时间了，皇帝竟然无所作为，不思驱逐辅臣，掌握朝政，还有心思嬉戏打猎，玩乐无度，甚至连为她这个母亲出气的意愿都没有。
这样的情况，慕容太后又如何能做到心平气和，以其性情，掀锅子都算克制的了。
而刘文澎这边得知太后的反应，却也不以为意，还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欢乐依旧，只不过，美酒、熟肉，并不能填补他内心的空虚与愤懑。
康宗篇5 反击开始
“司使前来，小的有失远迎，还乞恕罪！”观风殿前，一名身着红色袍服、满脸机灵之色的年轻宦官迎了出来，略显谄媚地向前来觐见的皇城使王约道。
作为太宗旧奴，又当了十五六年的皇城使，在皇城之内，在宦官群体间，王约可是一方权势人物。
不过，这两年，王司使的日子也不大好过，旧时代的老奴，在新时代不说孤魂野鬼，依仗总归不那么可靠，底气多少有些不足。在“众辅当国”的政治格局下，皇城司的鹰犬爪牙们，日子当然也不好过。
如果说雍熙时期，在太宗皇帝的约束下，皇城司只是有所收敛，尽量不飞扬跋扈，去欺负人。那么在平康时代的这两年，却是皇城司要抵抗别人的打压，自世祖时代起，皇城司就饱受非议与攻讦，如今好不容易轮到众臣掌权了，可想而知，会发生怎样的反转。
而面对那干宰相的打压，王约与皇城司的反抗，也显得有些勉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皇权的不振。他们这些当狗的，能不能硬气，敢不敢咬人，本质上还是要看主人如何，主人不给力，他们打碎了牙齿，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从平康二年起，财政司那边甚至开始截留给皇城司的拨款，这可相当于捅到王约的腰眼子上了。皇城司成立至今，也有差不多五十年了，如此漫长的时间下来，这个机构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纵然规模不如武德司那般庞大，连同皇城营在内，“在编人员”也在万人往上。
若加上二、三线等外围吏卒，那人员规模得膨胀数倍，这么大的摊子要供养可不容易，再加上秘密情报工作，花费本就巨大，因此，财政司那边开始限制经费，自然严重影响到皇城司的正常运转。
若不是皇城司本身多年积累，以及暗中掌握的一些产业，再加上少府刘规那边的扶持，皇城司沉沦得会更快，但即便如此，上上下下的人心也有些散了。
对于这些，王约身处其中，感触尤深，是看在眼里，急在心理。整个京城，若说谁更希望皇帝亲政，掌握大权，如王约这样的天子家奴，绝对是最为迫切的。
然而，真正让王约感到失望与紧张的，并不在外朝，而在内廷。其一自是皇帝无为，难以为他们做主，其二则是，小皇帝对他们这些太宗身边的老奴，也不是太亲近。
从刘文澎继位之初，王约就主动向小皇帝靠拢，然而皇帝却并不那么地领情。诸辅当国，皇权受制，王约也曾秘密向刘文澎进言，建议他当行果决之事，收拢大权，重振皇威。
然而，不知道刘文澎是听不懂，还是性情怯懦，竟然不加理会，对王约上报的一些关于朝中局势、公卿动向也不是太感兴趣的样子。
如此几次下来，王约的信心也渐不足了，平日里十分苦闷。而皇帝身边围着的，又都是些谄幸小人，只知献媚，陪皇帝嬉玩，对他们这样的“忠臣”却不加亲近，日渐疏远，就更让王约黯然神伤，不时怀念起太宗时，那是何等日子
就如眼前这个内常侍，便是刘文澎太子时期的家奴，名叫秦辅，别看眼下笑脸相迎，毕恭毕敬，但那伪装根本瞒不住王约的一双眼睛。他几乎可以断定，似此等人，只怕早就惦记上他们这些老仆的位置了，就和当年太宗继位时一般。
就和外朝一般，在如今的大汉内廷，依旧是以老人居多，皇城使是王约，少府还是刘规，内侍行首仍是郑元，只不过不在皇帝身边伺候就是了。
“不下了！不下了！”观风殿内，皇帝刘文澎一把拂开棋子，然后盯着对面而坐的老者，怒道：“贾玄，你当朕好欺吗？”
与皇帝对弈的，乃是一名白发苍苍却唇红齿白的老者，满身的儒雅气质，见皇帝发怒，赶忙起身拜道：“臣不敢！”
老者乃是在翰林院当了几十年棋待诏贾玄，官虽然不高，但是名气很大，堪称一代国手，棋道大家。
贾玄在开宝年间，便进翰林院做棋待诏，然而，一手出神入化的棋艺却并无施展余地，世祖皇帝连象棋都下得一般，何况围棋。直到太宗登基后，治国之余，方从翰林院召人对弈，棋艺精湛的贾玄则是召见最多的一个人，而与太宗对弈十多年的经历，也让贾玄更加被人推崇。因为他与太宗对弈数十次，不管什么规则，都只输太宗一子
而让刘文澎恼怒的，也恰是这一点，只见他怒目道：“先帝之时，次次输一子，与朕对弈，仍是回回一子落败，难道，朕的棋艺还能与皇考相比吗？”
听刘文澎这么说，贾玄面色微变，当即跪下请道：“臣知罪！”
“你知何罪！”
贾玄老脸上闪过一抹尴尬，埋头道：“臣老眼昏花，有失弈理，负昏妄之罪.”
见贾玄那一本正经的模样，刘文澎却不禁失笑，哈哈乐道：“还真是为难你了！整个京畿，谁不知你贾玄棋艺精湛，堪称魁首。
以皇考之英明，难道还看不出其中的门道，他老人家都不与你计较，朕又岂会治你的罪！”
听皇帝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贾玄愕然地看来刘文澎一眼，然后迅速回过神，拜道：“陛下英明，臣感怀莫名！”
“你这个人不错！”刘文澎呵呵一笑，看起来心情不错的样子，道：“来人，赐钱五百贯。”
闻言，贾玄当即拒绝，道：“陛下恩赐，臣感激涕零，然请恕臣不敢受之！”
“为何？”
贾玄表情郑重地道：“臣无寸功于国，受之有愧。何况，弈棋，小道，臣亦不敢以逢迎谄媚幸得恩赏。臣犹记得，当年李太傅（李昉），先帝所赐，也不过如此.”
贾玄讲出这么一番话来，刘文澎闻之，表情也有些精彩，眼神变幻几许，道：“看来你这个人，不只棋艺精湛，还是个谦谦忠臣。钱财不受，朕就升你官！”
贾玄闻言，正欲开口请辞，便又听刘文澎道：“天下官吏，有多少人仅凭熬资历、拼年纪，就能加官升职。
哪有辛苦几十年，还是一个棋待诏的道理，难道你还不如那些庸庸之臣，昏昏之官吗？
听诏，赐贾玄进士出身，升翰林学士，待诏宫廷！”
见皇帝如此坚决，贾玄也不再推辞，感激地拜谢。
刘文澎这边，似乎对贾玄适才那番话有所触动，沉吟少许，眼珠在一转，嘴角露出笑容，指着案上的棋盘道：“朕是天子，自当以天地四海为盘，以天下苍生为棋，这方棋盘太小了，如何能够让朕尽情施展？”
说完，不顾左右愕然，手指一抬，吩咐道：“传朕口谕，让少府刘规给朕打造一座棋盘，要十丈见宽，盘外筑高台作弈席，再抽调精壮卫士精心训练作子”
“贾卿！”看向贾玄，刘文澎连称呼都变得亲切了：“下一次对弈，场面可就不同了.”
面对皇帝的“奇思妙想”，贾玄有些呆了，然而不待其说些什么，刘文澎已经挥手赶人了，他的兴趣也迅速从棋道上转移了。
好心情也没有持续太久，因为王约来了，对王约这个太宗旧奴，刘文澎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意见，否则岂能容他在皇城司位置上继续待着，他只是不喜欢王约像那些宰相、言官那般，向他劝谏。刘文澎也并不是听不进人言，只是继位以来的遭遇，让他们有种强烈的逆反心理的，严重时甚至不分忠奸好坏、真假善恶。
“京中又有什么新鲜事？”刘文澎直接问王约道，他最喜欢听京中轶闻，坊间趣事。
可惜，王约的回答并不如刘文澎之意，迎着皇帝的目光，他异常肃重地拜道：“老奴，特来向官家辞行”
闻言，刘文澎略显意外，有些疑惑地说道：“朕可没有要撤你职的意思，何故请辞啊？”
王约深吸了一口气，拜道：“皇城司行将裁撤，不复存在，老奴这个皇城使又将居何处，若陛下念老奴几十年侍候先帝之威劳，便赐老奴一份恩典，放老奴回乡养老吧”
“你什么意思！”刘文澎收起了脸上的漫不经心，冷冷地盯着王约：“谁要裁撤皇城司！”
迎着皇帝冷冽的目光，王约心头一跳，以一种委屈的语气解释道：“就在今日廷议，吏部尚书吕蒙正提出此议。”
吏部尚书吕蒙正，是在岁初慕容德丰去世之后，被张齐贤、李沆举荐进京，担任吏部尚书，递位宰相。
这件事上，鲁王刘暧实则是有异议的，他更倾向于宗室出身的京畿道布政使刘继昌，然而最终没能成行。
“吕蒙正！”而此时，刘文澎闻言，却有些恼了，摆着桌案就怒道：“他凭什么！先帝钦命的辅臣，可没有此人！”
见刘文澎发怒，王约心中反而放下心来，他最怕的，是皇帝毫无反应。若是，皇帝连这件事的敏感性与关键性都意识不到，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王约低头道：“禀陛下，吕蒙正乃是三朝老臣，朝野内外，名望颇著。况，此人与皇城司之间早有恩怨，世祖时期，就曾针对皇城司发动群臣攻讦，意图裁撤皇城司。
如今，其登堂拜相，大权在握，再起此议，并不足为奇。当年此人大义凛然，为国为君，然实则是为断官家耳目，以便那些外臣蒙蔽圣听。
世祖英明神武，岂能看不透其险恶用心，龙颜震怒，天威降临，贬黜贼臣二十八，吕蒙正转任地方二十载。
如今，吕蒙正进京任相不过数月，不只将当年遭贬的官员复用提拔，更再启前议，其用心可见一斑。
皇城司自成立以来，便饱受攻讦，世祖、先帝在位时，尚能维护，如今，众辅欺官家年少——”
“够了！”刘文澎忽然暴躁地打断王约，眼神都快吃人了。
“是！”王约吓了一跳，顿时住口，但心头的喜悦却开始蔓延开了。
刘文澎思索少许，压抑着声音问道：“对此议，众臣反应如何？”
王约不假思索，道：“除都察使王玄真明确反对之外，包括鲁王、尚书令在内，皆态度含糊，表示再议。以老奴之见，众辅臣是倾向吕蒙正之议的”
“你还能看破众臣内心不成？”刘文澎斜了王约一眼。
王约心中微突，当即应道：“老奴关心则切，妄自猜测，请官家恕罪！”
“吕蒙正”刘文澎没有搭理他，嘴里呢喃着，年轻的面庞上浮现出一抹愤怒的情绪。
刘文澎并不了解吕蒙正，但在此刻，他却充满了厌恶之感，何况，当初吕蒙正拜相时，也只是简单征询他这个皇帝的意见。
此时的刘文澎脑子里想了很多东西，但占据头脑高地的，只有一个念头，其他辅臣不好动，吕蒙正总没有“太宗遗命”这道光环护身吧
“你们都出去！”回过神，刘文澎即朝左右挥手吩咐道。
“官家！”伺候在旁的内常侍秦辅有些意外，下意识地唤了声。
“嗯？”刘文澎目光冷锐地看了其人一眼。
“是！”
屏退左右之后，刘文澎冲王约招招手，让他近前叙话，有一说一，这还是刘文澎登基以来，对皇城使最亲近的一次。即便王约已经年逾五旬了，此时也不由心头一热，若不是控制着情绪，眼眶都要湿润了。
“把你调查收集的那些消息秘闻，都给朕讲讲吧！”盯着王约，刘文澎吩咐道。
即便有所准备，王约心中仍不免讶然，但立刻请示道：“不知官家想听取哪方面的汇报？”
“就给朕讲讲这个吕蒙正！”
从王约嘴里，当然不可能说出吕蒙正什么好话来，王约几乎把吕蒙正的履历以及牵涉的各种是非、轶闻介绍了个遍，而刘文澎显然并不在意此人的才干、品德以及功劳，这些对此时的小皇帝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
“把你收集的这些东西整理整理，找个人，上一道劾章！”最后，刘文澎以这样一则吩咐，结束了与王约之间的密谈。
由此，也开启了皇帝继位以来，第一次对辅臣的反击，也迈出了收回政权的第一步。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即便他选择的对象，只是一个没有“太宗遗命”这道护身符的吕蒙正。
但同样的，吕蒙正也实在是恰当的选择，名望、地位、影响力都够。
平康二年冬十一月，知制诰丁谓突然上表弹劾宰相、吏部尚书吕蒙正，言其用人徇私。
京畿的这个冬季，也由此变得格外热闹
康宗篇6 倒吕风波
丁谓的劾章在朝中引发的反响可谓一石惊起千层浪，过去的这些年，攻讦、非议宰相的情况不胜枚举，但像这种点名道姓，撕破脸皮，赤裸裸地攻击当朝宰相、吏部天官的情况，二十余年来还是第一次。
知制诰丁谓，这个雍熙元年秋举的探花，是一朝闻名。再加上此前任率宾知府、海东经抚的曾会，升任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太宗时录》的孙何，调任辽东道布政副使的俞献可，平康二年似乎成了“元年秋举”当届进士们集体爆发的一年。
而紧随丁谓之后，皇帝刘文澎自上阳宫返宫，于垂拱殿召开御前会议，就“丁谓弹劾吕蒙正”之事进行讨论。皇帝，这也算“一鸣惊人”了。
而针对此事，朝廷上下，闻风而动。仅在御前，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张齐贤、李沆、寇准自是坚决维护吕蒙正，丁谓只能算是个马前卒，真正冲锋在前的，乃是都察使王玄真以及刑部尚书徐士廉，这两人一个是太宗死忠，一个则是孤臣且身上打着“鹰犬”的标签。
他们两个攻讦吕蒙正，当然也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本质上还是反对他“裁撤皇城司”，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尤其是王玄真，由于出身的缘故，他与满朝公卿宰相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他的立场也不可能完全站在“相权”一边。
当年还是武德使之时，与皇城司相争，也曾一度希望皇城司消失，但也是经过世祖晚年那场由张逊、吕蒙正引发的“倒王风波”之后，王玄真才真正意识到，皇城、武德二司互相对立又互相成就的道理，才真正明白，二司之于皇帝、皇权的价值以及定位。
而作为曾经掌权多年的武德使，也因此不容于众臣，在涉及二司尤是武德司问题的立场上，也必然有所偏向。虽然吕蒙正针对的仍旧是皇城司，但皇城司若被取缔废置，那武德司呢，他这个前武德使呢？
相比于王玄真的没有选择，徐士廉则是主动发难，与那干辅臣，尤其是李沆、吕蒙正二者，在政治理念上有冲突。作为一个“戴罪”士子，在北疆边经受了十数年苦楚磨砺，然后重新崛起，成为太宗股肱，部司重臣，徐士廉乃是“世祖—太宗”政策理念最为坚实的践行者以及维护者。
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样起于地方、饱经风雨的实干派宰相张齐贤还要坚定，张齐贤毕竟是尚书令，需要通盘考虑，顾全大局。
相较之下，李沆、吕蒙正二者，虽然颇具治国才干，在政风上也刘随开宝、雍熙之大流，但从思想理念上，却始终有他们的坚持，对“儒学为体”、“仁德之治、“君子当国”依旧抱有想法，简单地讲，就是想走“回头路”。
从平康二年春闱取士的情况就可窥一二，由李沆作为总监的这次大试，比起往届，在取士比例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最显著的一点便在于“明经科”人数，足有33人，这可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同时，如医科、工科、农科的取士人数，几乎回到开宝中期的水平
不那么显著的，则在于考试内容的变化，在保留既有法律、算术、实务、策论等基础考核大项的同时，增加了不少儒史经典、圣贤教义。而增加的部分，恰恰成为了拉开本届士子水（分）平（数）的原因，在过去几十年大汉的科考环境熏陶下，总有一部分考生，有“基础不牢”的问题。
因此，平康二年科考，也成为了几十年来，争议最大的一届，堪比最初世祖皇帝提出“实务论”，并把农、医、工这样的科目堂而皇之地摆上科考的殿堂。
以李沆为代表的一批掌权者，做出如此变革，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迎合乃至收买那些“传统文人”。
诚然，大汉帝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经过世祖皇帝几十年的修正，以及太宗皇帝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由此诞生了各种新思想、新理论。
地方上更出现了湘学、闽学、浙学、睢阳、齐鲁、燕代、关陇等一大批“新学”，这些新式学派也或多或少迎合着统治者的意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湘江学派。
但不可否认的是，信奉传统思想、坚持旧学的读书人，依旧不在少数，他们数量庞大，在思想上，在知识的解释权上，依旧占据了极重的话语权，并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寒门、平民。
如李沆者，从世祖时代起就很吃香，仕途上也是顺风顺水，一路高升，本身的素质自然是足够的。能受世祖、太宗两代帝王的看重，甚至成为遗诏辅臣，其见识、能力也必然是受认可的，绝不可能是那种食腐不化、抱残守缺之人。
而他之所以开始撬动帝国实行了几十年来的取士制度与原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早就发现了现行取士制度下一个极其严重并且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寒门子弟、下层士人越来越不友好，那些注重经验、实操的科类、题目，要求太高，并且越来越苛刻，根本不是普通读书人能达到的。
早年的时候，帝国人才短缺，也确实需要一批务实的干才来做事，即便经验不足的读书人，也能比较轻松从各地官府，获得一份“吏”的工作，得到一定锻炼，获取一定经验之后，再参加科考，自是水到渠成。
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变了，因为吏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的。渐渐的，很多读书人就发现，在如今的大汉帝国，上升的渠道虽然依旧很多，但那是对于权贵、豪贵家族子弟来说的，而对于普通出身的士子来说，上升的空间实则有限。
对于一般出身的士子来说，想要出人头地，除了那些天纵英才、生而知之者，能闯过科举这道龙门，一朝登天，更多的人，其上限只是官府皂吏，这也需打拼突破，而想要继续上进，就得依附权贵，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做的。
长此以往，或者说已经发生演变着的，会是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汉，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由“权贵”主导的帝国了。
这个权贵，除了开国以来的功臣勋贵、地主官僚之外，还包括一些新崛起的学阀、富商，他们要么有权，要么有名，要么有钱，有他们做背景靠山的子弟、学生，如何能是普通读书人比得过的？
相比之下，对于普天之下的读书人来说，也唯有圣人的经典教义，才是最为公平，成本最低的，
这也是，世祖当年推行他那套“实务兴邦”的办法时，虽然饱受士林非议，但依旧能顺利实现的根本原因，毕竟有一大批“不说话”的权贵默默且坚决支持。
帝国的阶级快速固化，也早在世祖时期就形成了，世祖皇帝当然早就看到了，但他一不好自打其脸，二则是比起那些掉书袋的读书人，他也更相信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
同时，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也不可能出现魏晋时期那样门阀，毕竟文化土壤都发生改变了，同时，出身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唯出身论，考举这个政策核心依旧保留着，并且发扬光大。
但不管如何，阶级固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种种矛盾与负面影响，依旧会存在，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爆发问题。
如果说世祖是不管，太宗则是没空管，毕竟终其整个统治生涯，都在忙着给世祖补漏，给帝国打补丁。当然，在科举上，太宗皇帝也不是毫无作为，在制度上进行了更加严格、全面的强化，尤其在考核内容与方向上的拓展，舞弊徇私上的严防死堵重惩。
同时，大汉科举在律法、算法、农、工、医诸科目上取士比例的大提升，恰恰是在太宗时期才真正出现，尤其是律法一科，更是膨胀式的发展，因为太宗坚决坚持“以法治国”理念，在此道上，除了各项法治政策与执行之外，最重要的一桩举措，就是培养提拔了一大批知法、懂法且能用法的吏干之才。
而通过促进对法、算、农、医、工科这些“专科”的发展，也是太宗皇帝对帝国阶级固化的一种缓解办法，一是帝国在各方面实则也需要这些人才，同时对于广大读书人而言，只要肯放低眼光、弯下身段，总能学有所成，再难还能难过晦涩难懂的先贤教义吗？
只不过，这样的办法终究是有上限的，上千年发展传承下来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传统，可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真正扭转的。别看“专科制举”发展得如火如荼，但那些表现踊跃的士人，更多的只是为迎合统治者，其目的是为了当官享权，是为了实现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志向而采取的权变办法。
一旦当权者想法发展转变，政策一改，读书人抛弃身份，转变立场，也不是什么难事。
同时，不论世祖还是太宗，对于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又不可能真正放弃，至少从思想上，那是极其符合刘氏天下统治的。
因此，从科举选材、治国方针，到帝国体制乃至思想观念，帝国上下是一直有所拉扯的，尤其是文化教育界以及政坛官场，更是激烈，只不过，过去有世祖、太宗这样的强人皇帝，足够控场，压制住矛盾，等到平康时代，情势就不一样了。
以李沆、吕蒙正为代表的一干文臣，发起对现行举士制度的冲击，正是基于帝国在体制矛盾的背景，在众辅当国的格局下，才面前具备一个策动的条件。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即便是寒门出身的吕蒙正，也属于“权贵”，是真正实现阶层跨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思想理念与政策主张，实则就是对一大批既得利益权贵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背离自身阶级的一种行为。
也正因如此，是可以将李、吕二人与一般争权夺利的官僚大臣区别对待的，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基本秉持一颗公心为国谋事。
而在政事堂中，张齐贤是尚书令，他最大的职责是维护朝廷的稳定与维持朝政的运转，他是太宗旧臣，雍熙之政同样凝聚着他众多心血，因此张齐贤在朝堂更多致力于对太宗各项政策的延续与维护，在个人志向方面，反倒不如青壮年时期有诸多主张。
相比之下，李、吕二人算是坚定的“改革派”，也是紧密的政治同盟。因此，在吕蒙正受到攻讦的时候，李沆也是最坚定地维护他的。
同样的，“倒吕派”的力量同样强悍，宰堂上有王玄真、徐士廉，而朝堂之外，则有京畿布政使刘继昌，当然，刘继昌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自身的权位考虑，毕竟，前者正是吕蒙正压他一头，登居天官。
同时，鲁王刘暧在此事的态度上，也很暧昧，最主要原因在于，李沆与吕蒙正这二人的政治同盟，在朝中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不只是二人本身的名望，还有财政使与吏部两个实权重职的加成。
一个管钱袋子，一个管官帽子，两者还是同党，短时间已经展现出巨大威力了，若是时间久了，朝廷还不由这二人说了算？因此，必须得把“李吕同盟”给拆了，就和皇帝刘文澎的考量一般，刘暧也觉得，没有辅臣光环加身的吕蒙正，更容易对付些。
从皇帝到宗室，再到宰相重臣，己方势力一一下场，参与到“倒吕”行动中来，这样局面，即便吕蒙正再廉正，“李吕同盟”再强大，也是扛不住这等压力的。
结果，也是可以预见的，几乎从丁谓上表弹劾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不过，吕蒙正此人，在道德上是几乎找不到什么瑕疵的，个人言行也从来突出一个“正道”，满身正气，宽简至公，对容易出现问题的家人、亲戚也一向管束到位。
因此，要从吕蒙正本人身上找毛病，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必要时，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何况找几个吕蒙正的短。
而最具攻击性的，还是丁谓抓住的那个点，用人徇私，还能扩展出一个“欺君”的罪名。
关键就在于吕蒙正对当年“二十八臣”的起复任用，差不多有二十年过去了，当年遭贬的“二十八君子”，活下来的除吕蒙正外还有七人，至少都被提拔到州府级别。
而这些人，在二十年前，可是世祖皇帝钦点的罪臣，贬黜流放，吕蒙正如此做法，就是在背弃“世祖之志”，这不是欺君是什么？
当然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罪名也加得有些牵强附会，但这些都不重要，世祖当年的意志并不重要，太宗对吕蒙正的重新提拔任用也不值得一提，关键在于，有那么多人，有一股股强大的力量要把吕蒙正打压下去。
于是，时隔二十年，一代名臣吕蒙正再度因“废黜皇城司”而倒台，倒没有一撸到底，而贬到江南太平州任知州，算是还维持了一点基本的体面。然而，以吕蒙正的年纪（年六十四），还有那不那么健康的身体，几乎宣告了他彻底的谢幕，即便还有一个知州的职位，但政治前途已然彻底凋零。
取得大胜的“倒吕派”则还不罢休，一些人又把矛头指向李沆，给他安一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如此一来，事态可就在“吕蒙正案”的基础上又严重了一层。毕竟，李沆可是名正言顺，在广政殿排名前四的受太宗遗命的宰辅。
此议一出，震动自然更大，不过，当那些表露出苗头的时候，尚书令出手了，他坚决地维护李沆，或者说，他坚决地维护太宗遗命与雍熙之政。在尚书令的强力干预下，才没有把这场纷争闹大，把李沆也给装进去。
然而，倒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就是对李沆以及他为首的一派文臣势力最大的打击。
发生在平康二年冬季的这场“倒吕”风波，对大汉帝国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首先皇帝刘文澎第一次发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皇权开始不断复苏，“蒙尘”的皇帝逐渐觉醒。毕竟，一出手就打掉了一个宰相。
同时，从刘文澎的视角来看，他似乎把宰辅们想象得太强大了，且不提他们各自之间的矛盾与龃龉。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发现了一个问题，他想撬动朝中局势，似乎只需要一道诏书即可。
纵然太宗钦定的那些辅臣不好妄动，但其他人呢？至此，皇帝刘文澎才真正开始意识到，皇帝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帝国体制赋予他的权力究竟为何物
于王玄真与徐士廉而言，则是保住了皇城司，维护了成制，守卫了皇权。
京畿布政使刘继昌，则终于登堂拜相，晋位吏部天官，这一回，则没有人成为他的阻碍。
还有知制诰丁谓，由此外放开封府，成为东京判官，掌握近两百万人口京府的司法大权。
当然，对丁谓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上达天听，同时又一次见识了殿堂之高的激烈斗争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对于后期只能谨小慎微地坐看大佬们斗法的丁谓而言，在认识到自己卑微的同时，也对更高的权势充满了无限向往
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倒吕”风波，此事对大汉持续了差不多两年的辅政格局，造成了剧烈冲击，原本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流逝，伴着人心的不满，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
同时，帝国上层之间政治理念与权力之间的斗争，也越发趋于复杂化与激烈化。
就在平康二年腊月十四，都察使王玄真便被排挤出宰堂了，动手的是李沆，促成的是尚书令张齐贤，以漠北不宁为由（乃蛮部与漠北契丹冲突愈剧，攻伐频繁），需重臣前往山阳坐镇调控。
王玄真被安排了一个山阳巡抚使兼漠北安抚使的职位，至少在地方，实权还是很重的。
但同时，王玄真去朝，也意味着又名钦命辅臣的非正常离开，这是政局变化最显著的体现。
紧随其后的，便是各方势力下场，对都察使这个重职的争抢。整个雍熙时代，都是帝国监察系统大扩张的时代，到雍熙末年时期，已经是政务部司中仅次于吏部、财政司的衙门了。
而为了这个职位，各方势力争得是头破血流，甚至发展到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联合都压制不住的地步
康宗篇7 太后太妃
“太后娘娘召见，还请太妃随婢子来！”慈明殿前，样貌可人的女官恭敬地迎接太妃萧绰。
萧绰点了点头，轻轻地应了声，然后默默地跟着女官朝殿内走去。时年五十又五的萧绰，虽早不复年轻时的容颜姿色，但气度依旧不减当年，两鬓增添是白丝是岁月的沉淀，反射出的仿佛也是智慧的光芒。
太宗皇帝驾崩之后，萧绰自然而然晋位太妃，依制离宫，迁往别院。太宗皇帝的后宫实在单薄，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存在感较强的只有慕容、赵、萧这三后妃。
慕容皇后升级为太后，依旧在后宫逞强显能，赵贵妃则与其子文涣被赶到安南就国去了，德妃萧绰则移居临淄王府，其余几名无子的后妃则被迁到别宫，集中供养
过去的两年，萧绰显得很低调，对皇帝以及慕容太后更是敬而远之，倘若避不开，则保持比起当年更加谦恭卑敬的姿态。
显然，在萧太妃的眼中，慕容母子是十分危险的存在，尤其对他们母子来说。
慕容太后的心胸，明显是没有多大的，与萧妃母子间又有“收养”的渊源，太宗晚年时厌恶后宫之争，对慕容、赵氏二人是格外冷落，相反对萧绰却更加亲近，也就导致了一段时期的“专宠德妃”。
而这两桩事，都成为了慕容太后的心结，萧绰对此也心知肚明，深彻地意识到这是危险之源，从不敢大意，即便慕容太后被辅臣们联合挡在了慈明殿，萧绰依旧不敢放松，毕竟，坐在九五之尊宝座上的是太后之子。
两年的时间里，萧绰安居京中，同时也默默关注着朝廷局势，即便消息来源不多，但凭借着天生的政治意识以及出色的分析能力，在有限的信息里，萧绰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住朝局的发展变化。
在萧绰看来，进入平康三年之后，那诸辅当国的局面是越发难以维持住了，距离皇帝亲政也不远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必然避免不了矛盾与斗争，必然充斥着危险。
即便，朝局变化如何，并不能直接影响到他个太妃，但是考虑道其子临淄王刘文济，萧绰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修身养性的同时，也时刻保持着警惕。
同时，既往的经历已经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慕容太后并没有将他们母子遗忘，并且一旦想起来，就会宣她进宫，叙叙话，拉拉家常
而在去岁冬，慕容太后召见萧太妃时，还曾抱怨，说他被一群“逆臣”折辱，幽居深宫云云。就冲慕容太后这等不加掩饰的抱怨情绪，萧绰就打定决心，敬而远之，谨慎对待。
而最让她感到心寒的是慕容太后说出的另外一番话，言她们都曾辛苦侍奉太宗，二者更是亲如姊妹，她对临淄王刘文济也一向视为亲子
说到最后，话锋一转，质问萧绰，为何刻意疏远她，都不主动进宫看望，是觉得她失势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对于慕容太后的“疑问”，萧绰自然表现得诚惶诚恐，断然否认此情，认错的同时，也表示会多进宫看望陪伴。
此番，正是开年以来，萧绰第一次主动进宫拜望慕容太后。
在进殿之前，一名身着紫服的老臣正自殿中出来，见到萧绰，老眼微眯，隔着三步远，便佝身作了个揖：“东川都指挥使臣慕容德琛，见过太妃娘娘！”
看着恭敬内敛，带有一股沉着干练之风的慕容德琛，萧绰压下心头的讶异，面上露出点温和的笑容，伸手示意其免礼，道：“慕容使君这是之东川回京述职？辛苦了！”
“多谢太妃娘娘关怀，都是老臣应尽本分！”慕容德琛表示了下，随后即拱手告辞：“就不耽搁太妃娘娘觐见了，老臣告退！”
“使君慢走！”
慕容德琛乃是卫公慕容延钊之侄、已故广宁伯慕容延卿之子，是个文武双全的勋贵子弟，算是偌大慕容家族里比较有才干的一个人，几十年从政从军，也积攒了不小的功劳。
当年蜀中叛乱时，也曾随刘廷翰击贼，立有勋功。此番，正是从川东道任上返京述职，而出现在太后的寝宫，既不那么让人意外，也显出有那么一丝的不寻常
从后看了眼慢步远去的慕容德琛，萧绰若有所思，但很快，双目就恢复了平静。抬头又望了望庄严的坤明殿，收拾好心情，进殿参拜。
近来的慕容太后，心情着实不错，原因很简单，她的皇帝儿子开始“雄起”了，朝廷之中皇帝的声音大了，属于皇帝的意志正在开始向下传达，皇权正在复苏
自从吕蒙正被贬江南后，皇帝刘文澎在朝廷中枢的存在感明显加强了，朝廷各项重要会议必有其身影，不管最终决策如何，但决策过程之中，总能发出他的声音。
朝中其他事务，刘文澎干涉得也多了，大汉政局也在他继位两年以来发生着一些真正的变化。朝廷的风向也不可避免随之变化，内外臣僚，向皇帝觐见述职的频率明显增长，同样的，皇帝与众宰辅之间的矛盾也在加深。
小皇帝治国，与雍熙辅臣们治国，显然不可能是一致的，尤其对坚守雍熙之政的尚书令张齐贤来说，对于刘文澎一些任意随性的想法与决策，更是深为恼火，然而很多时候，又显得很无力。
那毕竟是皇帝，当皇帝开始释放发挥他的攻击性时，对于臣下而言，也不是容易承受的。
皇帝起势了，作为皇帝母亲的慕容太后，自然难免跟着得意，而这份得意，在面对太妃萧绰时也展现得淋漓尽致，攀拉家常时，嘴角也始终挂着一点凌下的笑意。
“不知文济在江南如何了？”谈笑间，慕容太后似作无意地提起临淄王。
萧绰闻之，面上虽然还带着笑意，心里打起了十二分的警惕，也很自然地应道：“江南富庶之地，繁花胜景，数不胜数，怕是已经让他迷了眼。吴侬软语，风花雪月，已经让他沉醉其中.”
听萧绰这么说，慕容太后疑惑道：“我犹记得，文济可是个沉稳朴实的孩子，他在江南的政绩，可是被先帝高度赞赏的！”
注意到慕容太后眼中疑色，萧绰苦笑道：“江南多温柔乡，他早已流连忘返，两年的时间，纳了五房姬妾不过，能做一个逍遥王侯，也是他的福气，岂能再奢望其他？”
听萧绰这么说，慕容太后也不由笑了：“江南美人多灵气，也是闻名在外，我一直苦恼官家后宫空虚，或许该挑选一些，填补后宫才是。”
萧绰立刻附和道：“天家延续血脉，皇室开枝散叶，乃是关乎江山社稷的事情，太后所虑，不无道理！”
对萧绰的态度，慕容太后还是比较满意的，叹了口气，又提起一事：“官家近来国政日益繁忙，但终究年轻，理政经验不足，难免为那些辅臣欺压。
我想，官家还是需要一些体己信任之人帮衬，当年文济也曾陪官家南巡，兄弟关系一向和睦，再没有比文济更适合辅佐的人了。
文济也是饱受先帝熏陶教诲的宗王，岂能坐视其沉迷于江南风月，碌碌余生？
依我之见，还是该把文济召回朝中，协助官家处理国务，妹妹以为如何？”
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慕容太后目光紧紧地盯着萧绰，似乎想要把她脸上一丝一毫的变化都捕捉到。
而听闻此言，萧绰脸上从容，心头早就荡开了波澜，几乎不假思索，萧绰叹息道：“太后一番盛情，我替文济拜谢了。只是我前日才收到文济来信，说他身体有亏，正打算辞去本兼诸职，打算到苏州去安心休养.”
“如此不巧？”慕容太后诧异道：“是何原因？可曾寻良医？这可大意不得，要不要派御医去看看？”
面对太后的关心，萧绰面上露出一副难以启齿的表情，闪烁道：“具体病因，信上却也没说，不过，从来人口中探的消息，我基本可以猜出，不外乎酒色过度。若非太后问起，我这做娘亲的实在羞于启齿”
听萧绰这么说，慕容太后不由乐了，笑道：“男人好美色，人之常情，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身体还是需要注意的。”
然后话题，终于从临淄王刘文济身上转移了，太后与太妃之间，言笑晏晏的，显得十分融洽，太后也没有再提让刘文济回朝任职的事。
从坤明殿出，一直到登上出宫的车驾，萧太妃的脸上一直挂着谦和自然的笑容。
当然，车内独处之时，所有的笑意乃至所有的表情都不复存在，一双雌目分外凝沉，脑子里反复回想着今日与慕容太后的一番谈话，不住地反思自己的应对是否有什么问题。
今日，慕容太后那一番试探或许并不高明，但也足以让萧绰感到压力，毕竟，太后与皇帝若是真想针对他们母子做些什么，他们也是没有多少反抗能力的。说案上鱼肉，任人宰割，或许不至于，但总归相去不多。
回到临淄王府的萧绰，在第一时间进入书房，屏退众人，斟酌几许，方伏案提笔，缓慢地谨慎地写下封信，只不过，抬头是“娘亲在上”，笔迹也是临淄王刘文济的笔迹
良久，方才落笔，将信纸装封，放入书架上一个专门收纳江南来信的锦盒中。
等料理好一切，重新落座，萧绰怅然地叹息一声，苍然的面容间露出一抹疲惫，挥之不去。
又过了一会儿，呼出一口浊气，萧绰向外吩咐道：“来人，去把萧惠唤来！”
“是！”门外侍奉的仆人应道。
未己，一名衣着肃重的青年快步走来，通报入内，见着萧绰便下拜行礼，态度十分恭敬：“参见太妃，不知太妃唤臣，有何吩咐？”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塞北的契丹，是不断有部族南下，其中不乏一些契丹大姓，“萧氏”是最多的一族，毕竟有站稳脚跟，甚至融入大汉上层的“萧思温”一脉。
尤其是在漠北契丹彻底臣服帝国，称臣纳贡，接受世祖赐封之后，这种趋势就更明显了，即便南下很可能受到大汉官民的排斥，但南国的花花世界，依旧让难耐漠北苦寒的一大批契丹人部族权贵向往。
而有萧家接应的“萧氏”一族，前前后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得有上千人。
不过，在萧氏祖、女、孙三代低调行事的作风之下，萧氏也并不敢张扬，甚至在萧思温担任理藩使的时候，在萧氏族人的安顿上都没有任何的徇私偏重。南来的萧氏族人，进入大汉体制内的很少，能做官的就更少了，但每一个有职在身者，都是干才。
其余萧氏族人，多在大汉经商、治学，或者依附有所成的族人。如此，通过三十多年的时间，萧氏一族算是在大汉扎下根来，并且生存繁衍。
而毫无疑问的是，不管如何发展壮大，大汉帝国内契丹族的萧氏族人，都是以“萧思温一脉”为宗主，如今则依附在萧太妃、临淄王的羽翼之下，这同样是由血脉导致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萧氏一族已然基本融入大汉，同时，即便再低调收敛，也出现了不少人才。而在刘文济开府之后，也有意识地在培养、任用萧氏族内的精英，就和康王刘晔提拔重用瑶族出身的文武一般，是一样的道理。
此时，萧绰召见萧惠，就是萧氏一族近些年冒头的青年干才，年不过二十五，土生土长于大汉，习汉学，知兵事，允文允武，。往上数几辈，都是亲戚，那是一定的事情，并且，萧惠从萧绰搬离皇宫之后，便进入临淄王府当职。
面对沉稳有度的萧惠，萧绰心中暗赞的同时，面上保持着严肃，郑重地叮嘱道：“你去一趟江南，面见临淄王，给他带一句话，就说让他好好养病，轻易不得还京！”
萧惠闻令，不得其解，不过并没有任何疑虑，当即拜道：“是！”
“此言，不得与第四人知晓！”萧绰眼神凌厉地盯着萧惠。
面对太妃的目光，萧惠只感一股气势铺面而来，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稳住心神，也严肃应道：“臣明白！”
“还有！”顿了下，萧绰又交待道：“到了江南，就留在临淄王身边听用吧！”
对此，萧惠微讶，但迅速调整过来，抑制住内心暗喜，再拜道：“是！”
显然，在萧太妃身边当值并不差，然而，一个没有临淄王的临淄王府，对于一个志气正锐的青年来说，并不是一个最合适的地方，尤其在有去处的情况下。
康宗篇8 侯府键政
在垂拱殿内外宫人低眉屈腰、谨小慎微的恭送下，慕容太后快步走出，脚步匆匆，行走带风，丝毫不见平日里母仪天下之风姿。
只需看面上气势便知，太后震怒了，而发怒的原因，显然是针对皇帝刘文澎的。
起因倒也不复杂，鉴于王玄真出镇山阳留下的都察使职之争，迁延已久，未有定论。朝中各派势力争夺，冲突愈剧，近来已到相互攻讦、中伤的地步。
眼见人心混乱，朝局不稳，慕容太后对此“痛心疾首”，于是灵感一来，无法再安居慈明殿，前来寻皇帝，向他推荐一个合适的都察使人选。
而这个合适的人选，正是回京述职的川东道都指挥使慕容德琛。曾经显赫无比，并且持续享受荣华的慕容一族，在过去的一年内，至少在朝廷中枢层面，是受到打压的。
“移宫案”既是这种打压的开端，也是高潮，以鲁王刘暧为代表地宗室，以尚书令张齐贤为代表的辅臣，他们联合起来，最基本的诉求就是阻止慕容太后无端干政。
同时，还有那么一批在大汉帝国体制内掌握着不小话语权的功臣勋贵，他们或者对慕容太后粗暴干政的举动感到排斥与不安，或者就是单纯地不想看到慕容氏在朝廷一家独大，虽少言语，但暗中却用实际行动支持着对慕容氏的压制。
当然，这种限制也是有极限了，除非帝座上坐着的不是流着一半慕容氏血脉的刘文澎。因此，虽然在帝国中枢，慕容氏被死死地压制住了，但在全国范围，在帝国军政里外，慕容氏子弟、亲戚、旧部、门生依旧充斥其中。
要知道，仅仅先卫公慕容延钊便有子女十余人，即便不是所有人都有慕容德丰的见识与才干，这么多年下来了，在世者在各地依旧不乏道司州府级别的任命，其中还不乏实权重职。
对慕容氏打压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当代卫公慕容惟贞（慕容延钊嫡孙，二代卫公慕容德业嫡长子）便被排斥在朝廷外，任凤翔知府。
而对于这种现状与局面，慕容太后是深恨之。不过，经过一年以来的挫折教训，慕容太后倒也不似平康元年那般急躁，多了一丝稳重。
这份稳重则表现在慕容太后对朝局的要求上，她已经从慕容氏独掌大权，降低到政事堂中有一席，此前慕容德丰的位置，正好由慕容德琛这个血脉兄弟补上。
当然，慕容太后也是看准了朝局变化，依旧皇帝亲政的趋势，依平康三年初大汉中枢的权力角逐与各种拉扯现状，只要他们母子齐心，皇帝降诏，那是大概率能成的事情。
然而，最让慕容太后意想不到是，她的盘算，首先在皇帝刘文澎这里就落了空。
总结得来讲，就是刘文澎拒绝了太后的要求，甚至还向她卖起了委屈，说朝中大权仍掌握在皇叔与张相公等人手中，他好不容易才有起色，不便妄动，破坏了“大好”局面云云。
并且让太后稍安，说他对慕容德琛这个国舅也很欣赏、信任，等他彻底亲政后，一定重用。
可以想见的，皇帝这番说辞，并不能说服太后，母子俩甚至在垂拱殿起了争执。事实上证明，太后对朝廷能施加多少的影响，除了外戚之外，主要通过皇帝，而当皇帝不配合时，她也是没有太多办法的。说到底，至少在平康时代的大汉帝国，根本不具备“临朝称制”的条件。
这一次，皇帝刘文澎显然是彻底惹恼了慕容太后，愤怒之余，自是难免伤心。她觉得，刘文澎太不体谅她这个母亲，她可是一心为儿着想，儿却不与她一条心
太后走后，垂拱殿的气氛更加压抑了，一干侍者深埋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喘一下，皇帝刘文澎依旧在一方图盘上摆弄着兵棋，但明显漫不经心的，最后以踹飞棋标，掀翻图盘而告终。
显然，拒绝太后对于皇帝来说，同样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至于刘文澎拒绝太后的理由，则主要从两点出发，一是经过前面两年的诸多是非，刘文澎已经不太信任太后的建议，甚至有些厌烦她的“折腾”；
二则是，刘文澎既不满诸辅当国，压制他作为皇帝的正当权力，同样也不喜欢头上有个婆婆妈妈对他耳提面命，干涉他的决策。
反倒是，对于慕容德琛这个舅舅刘文澎并没有什么意见，甚至于此前在接见慕容德琛时，对他的戎马生涯很感兴趣，让他仔细禀报过去平乱打仗的故事
朝廷之中，有些事情的反应是很迅捷的，就比如慕容太后对都察使的位置动心思的消息传开后，中枢迅速达成了对个重要职位的任命。
其一是以慕容德琛任湖广巡检使，过去两年，在两湖穷僻地区，蛮乱发生的频率明显提高，平康二年冬，在澧、鼎、沅等州又发生蛮部暴乱，侵袭州县，官民不堪其扰，于是遣慕容德琛前往剿贼平乱，恢复治安。
当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针对太后提议慕容德琛为都察使的反击。
同时，历时两个多月的“都察使之争”经慕容太后这么一刺激，也终于落下帷幕，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最终摘得成果的，是一个从来没参与争夺的人：洛阳府尹向敏中。
向敏中是开宝十九年的进士，名次不算太高，进士科第十七名，在开宝时代，默默无闻，只是按部就班地任职做事。一直到雍熙时代，在太宗皇帝第一次北巡期间，时任忻州判官的向敏中上达天听，以其勤于政事、老成持重，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赏。
雍熙时代是一个“勤政时代”，打着“勤政”标签，又进入皇帝的视野，向敏中自是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基本就是三四年一个台阶，迅速地往上爬，等到雍熙十四年，便从京畿布政副使调任洛阳府尹，还是太宗钦点。
此番，朝中各派大佬争夺不果，最后都察使的位置落在他的头上，也算是时运使然了，这是一种平衡妥协的结果，至少没有让对手得意，同时，一个相对不那么强势的都察使，对大伙似乎也没有太大坏处。
同时，早点把都察使定下，也免得慈明殿那边不安分。然而，太后若执意插手朝政，朝廷上下万千机务，难道她还找不到机会吗，没有都察使，还有其他要职重权，除非把太后彻底软禁，但那终究是不现实的。
归根结底，还得看皇帝的态度。然而，就皇帝刘文澎近来，尤其是进入平康三年后的作为，大汉朝廷显然也很难真正稳平静下来。
一波平，一波起，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
广阳侯府，后园，满园春色，风光无限。
明媚的阳光照耀下，已经七十高龄的赵匡义踩着青草地，坐在一座假山下的石墩上，佝着老腰，目光慈爱的注视着远处，在那里，其孙赵允成正与侯府上养着的几名武师对练。
从雍熙九年开始，太宗皇帝便着手对一批近二十年来于国有殊功的文武进行封晋爵，比起世祖大封功臣，太宗皇帝要克制很多，要求与标准很高，并且有很多地不能世袭的爵位。
但即便如此，也极大地安抚了众多功臣勋贵之心，至少他们看到了“光宗耀祖”的希望，而不是只能在岁月的流逝、家族的传承下眼睁睁的看着爵禄被一代代削减。
而当时的广阳伯赵匡义，则以尽忠皇室四十载，劳苦而功高，晋位一等广阳侯。有一说一，甭管赵匡义此人有多少的小心思，其人的能力、手腕都是极其出色，在治世时期对国家百姓的功绩也是不容抹杀的。
因此，在综合考量之后，太宗皇帝赐以殊爵。赵匡义也是雍熙期被赐封最重、待遇最好的几名重臣之一。在赵氏内部，赵匡义这一脉也由此可以真正比肩荣国公一脉。赵德昭虽然继承了赵匡胤的衣钵，但在过去的二十来年，赵氏当家做主者仍旧是赵匡义，并且权威越来越重。
到如今，赵匡义已经归养五六年了，他仍旧是赵氏的定海神针，尤其在赵妃母子被赶到安南就国之后。
古稀之年的赵匡义，背已经直不起来，须发雪白，头顶稀疏得甚至难以撑起帽冠，但他的精神依旧矍铄，眼神依旧锐利，思路依旧清晰，并且依旧关注着朝局的变化
宦海沉浮了一辈子，对于权力早已形成了一种依赖性，即便已经不能再在庙堂之高纵横捭阖、挥斥方遒，但也不妨碍他在侯府内指点江山、键政论道，这甚至已经才成为晚年赵匡义的“精神食粮”。
此时，已经官至大理少卿的长子赵德崇，便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向赵匡义通报着朝中近来的一些情况。
“吕蒙正辞官了？”赵匡义有些讶异。
赵德崇颔首，道：“就在前日，辞表上达吏部，转呈政事堂，陛下已然准辞！”
闻言，赵匡义感慨着说道：“今时不同往日了，二十年前遭贬，他能卷土重来，如今，上天也没有另一个二十年给他了。
若是先帝在位，别说一太平州知州，就是一知县，都还能坚持，寻求复起，如今，呵呵
不过，寻求归养也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或许还能多活几年，看看这大汉帝国的风云变幻”
赵德崇默默地听着老父亲的评说，对其中带有暗讽的犯忌的一些内容，只作不听。在最近两年，与赵匡义聊天时，赵德崇修得了一项“闭耳”神功，管不了老父评说，但他管得了自己的耳朵。
“王禹偁病逝，陛下还没有什么表示吗？”赵匡义问道。
前太子太傅、内阁大学士王禹偁病逝于平康三年正月二十八，作为一代名臣、忠臣、直臣，又是一代诗文改革先驱，王禹偁以极高的道德节操与文学水准，饱受世人赞誉，毕竟这是连世祖皇帝都爱之、恨之的人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三朝老臣，在身后事上，却多少有些凄零。便是那些政敌，对王禹偁也未尝没有一份敬或畏，但偏偏是皇帝刘文澎，显得有些无动于衷。
且不说废朝追封等礼遇了，就更别提躬亲吊唁了，连派人慰问、假装关心一番的姿态都没有，就像不知道这回事一般。
而缘由，只因为王禹偁在东宫之时管他管得他严，太宗所赐戒尺是打得真狠，当初有多顺从敬畏，如今就有多漠视。
毫无疑问，皇帝这样的做法，是有失人心的，至少有失尊师重道这种道德大义的，朝廷内外，非议颇多。当然，对于皇帝而言，也可以美化为“小恶”，“小失人心”，然而，纵使皇帝之尊，这样耗损又能有几次呢？
事实上就是，很多！大汉帝国的体制，世祖、太宗攒下的家底，就是这么雄厚，足以承受起一个不那么英明的皇帝短时间内的任性
而赵匡义听了，也评价道：“王禹偁的忠直，是朝野尽知，这样一个名望奇高的三代忠良，纵然心存芥蒂，基本的体面与尊重总是该给予的。今上，还是年轻气盛了.”
赵德崇在旁，只是默默点点头，以示附和。事实上他也清楚，赵匡义这么说，都已经是收着的了。
“犹记得，王禹偁当年也是弹劾过老夫的，实是令人生厌。这颗铜豌豆，就这么走了，世间将少一缕正气，也将少一些乐趣！思之，也颇觉可惜！”赵匡义今日是感慨良多，想了想，吩咐道：“出殡之日，你代老夫去送一送吧！”
“是！”赵德崇应道。
终于，赵匡义的目光从练得大汗淋漓的孙儿赵允成身上挪开，抬头看着这个官稳稳提升，气度也越发沉稳的长子，问道：“还有什么‘趣事’？”
闻问，赵德崇犹豫少许，道：“有一事，儿不觉有趣，但认为应当说与父亲听！”
“那就说说看！”赵匡义抬了抬枯瘦的手，显然也来了些兴趣。
赵德崇道：“昨日二月二，陛下率领众臣于郊外开锄，谈及先帝躬耕劝农之故事，要求随驾之臣，不论老少，悉数下地劳作。
张尚书迫于其情，也亲自挥锄翻垦，累至昏厥，陛下方才罢休.”
“竟有此事？”听其讲述完，赵匡义也不由呆了下，过了好一会儿，却不禁笑了：“张齐贤也是年近七旬的人，如何受得了这等辛苦？
先帝重视田亩，躬亲劳作是不假，但对老臣也是向来体谅的。咱们这个陛下啊，对雍熙辅臣们，看来是越发难以容忍了，竟然想出这等办法去折腾老臣。
春暖花开，这朝廷，也是越来越热闹了.”
康宗篇8续 家族大棋
“若老夫没有记错，今上时年二十又三，成婚三年，登基之后，也纳了几名嫔妃。”赵匡义忽然意味深长地说道：
“三年耕耘，一无所出，太宗皇帝这一脉，本就血脉单薄，莫不是又应验到今上身上？陛下年轻，尚不足引人注意，再经年月，依旧如此，只怕内外人心又要骚动了......”
赵匡义嘴里这么说着，一双老眼也变得比平常更加明亮，而赵德崇却感受得到，自家老父亲的内心此时怕就骚动难已。
而面对赵匡义这犯忌的揣测，赵德崇实则有些无奈，稍作思忖，以一副谨慎的姿态，拱手道：“事涉天子，攸关后宫，儿不敢妄自揣度......”
听赵德崇这么说，赵匡义不由抬头看了他一眼，见状，赵德崇头又低了几分，腰也躬得更低。
赵匡义笑了笑，收回目光，陷入一阵认真的思考，过了好一会儿，赵匡义那张满是枯纹的老脸上，发生了一阵剧烈变化，时而窃喜，时而阴沉，时而苦涩，最终化为一抹怅然：“可惜了！可惜了......”
“十年谋划，竟会坏一妇人之手。不！是坏于两个妇人之手......”
听其言，赵德崇知道，自家老父又在为当年夺嫡“不败而败”的结局而慨叹，那事对赵匡义，也是至今仍旧耿耿于怀。
“说说族内的事吧，公府那边近来有何动静？”不过，赵匡义显然还想再多活几年，迅速从那种愤懑不甘、憋屈郁闷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扭脸问道。
赵德崇道：“公府那边，又挑选了一批子弟、扈从及门生，前往安南。德昭大哥也使人知会，问侯府的意见......”
对此，赵匡义只稍作沉默，然后轻叹道：“终究都姓赵，打断骨头连着筋，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你也从府下各房，挑选一些人南下吧，安南不比其他地方，毕竟在朝廷治下四十年，比起那些蛮荒之地，反而没那么好收拾整合，安南王缺人，是必然的事。
稍候，老夫给你一份名单，当年在安南，还是留有一些僚属与人脉的。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的人还在联系，有些人，却不知还认不认我这个老朽，纵然认，也不知是否还能用......
人心易变啊......”
要知道，赵匡义年轻的时候，可是在安南任过职的，时间还不短，因为善治王化，建树卓着，后来才被调走。而赵匡义嘴上虽是那般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这张老脸，只要摆到安南去，就一定有作用的。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即便已经身处安南，远离京畿，刘文涣依旧对赵匡义这个“叔祖”的支持有莫大需求。
赵德崇默默地听着老父吩咐，确认记住之后，方才拱手称是。
赵匡义抬眼望着长子，又悠悠道：“德昭这个侄儿，老夫过去，是不大瞧得上的，没有乃父的才干与器量，却要学乃父的深沉。
不过，这二十多年下来，看法却不得不改观。老夫原本对你期许颇深，或者说过深，但如今想来，却是过于苛责了。”
说着，赵匡义的声音都低沉了下来：“日后，为父也不盼你其他了，能像德昭侄儿那般，传吾家，继吾业即可，至于承志兴业的事，就看子孙后辈，能否再出一英才俊杰了......”
说这话时，赵匡义的目光又忍不住投向远处的孙儿赵允成了。七十高龄的赵匡义，早已是做曾祖的人了，然而下数三代，大几十口血脉相连的子孙，却暂时没有任何一个，能让他感到惊喜......
至于从小被他当即继承者培养的赵德崇，赵匡义至今仍旧信重这个长子，但心里也清楚，此子只能做个守成之人，不是那个再兴赵氏家业的英才。
而听老父这番动情的诉说，赵德崇那积压心头几十年的压力，在此时此刻悉数化为感动，郑重地朝赵匡义拜了拜。
“你那些未有官职的兄弟子侄们，也询询他们的想法，若有意，也一道去安南吧！”赵匡义继续交待道：“大汉虽大，但争食、抢食的人太多了；安南虽小，却能成为赵氏代代传承、延续千年的福地......”
“是！”
今日，估计是赵匡义近两年来交待家事最多的一次，只稍作沉思，又说道：“临淄王不是在昆山搞了一个娄江学院吗？老夫对这个学院颇感兴趣，这几年也仔细研究了一番，大有可为，临淄王不凡呐。
平心而论，以才以德，临淄王才是最肖太宗皇帝的皇子，可惜——”
说到这儿，赵匡义讷口了，一时间，老眼竟有些迷离，让赵德崇忧切不已。
良久，赵匡义稳住心绪，继续适才的话题，道：“大汉启蒙、传道、授业的学校不少，连专门培养将校的军校都有，但偏偏培养专政吏才的学院，至今只有这么一所，并且效果出奇，苏、秀、上三州市，其吏政不说掌握在临淄王手里，但必然颇受其影响。”
赵德崇发现，老父亲一双老眼，是越说越亮：“你也好生研究一番，甚至可以亲自去那娄江学院拜访，与其交流一番治学授业之事。
然后回涿州，将家学整改一番，就照娄江学院的办法改革，从燕、辽三地招生，培养吏才。
这件事，你必须重视，必须亲力亲为，这关乎到赵氏的未来，若有成，我赵氏子孙都将从中大受裨益......”
与其他功臣勋贵不同，本质上是一文人的赵匡义，在治学育才上是很积极支持，并且下了一番苦功与心血。
在赵氏的老家涿州，便由赵匡义亲自建立起了一座学院，当地呼为“赵学”，主要是为传家学，教导赵家的一些子弟、门生，当然，当地一些有背景、有天赋的学子，也有资格入学。
成立了三十多年的“赵学”，规模一直不大，也始终“困于”家学的限制，但是事实上，却培养出了不少成果，仅“赵氏”这面旗帜，便足以让人影从，并且，门槛越高，渴望者越多。
今日向赵德崇提起“赵学改革”之事，赵匡义显然是在谋划一盘大棋，若是能把“勋贵”与“学阀”这二者结合起来，再直接楔入帝国的统治基石，假以时日，能够发挥出来的威力，即便已是垂暮之年的赵匡义，思之也不由激动。
当然了，若是世祖或者太宗在位，赵匡义是绝对不敢动此念的......
赵德崇并不蠢，且不提到老父的重视，就他自身也能感受到此事的非同寻常。
没有贸然答应，思吟片刻之后，方才道：“儿当先辞去朝廷职差，专事奔走此事！”
“很好！”难得见赵德崇如此利落，赵匡义老眼微睁，赞赏道：“区区一个大理少卿，不值一提，你尽可施为。家中有老夫，只要一息尚存，便乱不了。
至于朝中，设法把你二弟调回吧，他在地方为官也二十多年了，纵然不足大用，也能帮衬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