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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篇35 成功亦是妥协

    雍熙四年夏六月，刑部大堂，一场别开生面的审判已然到收尾的关键时刻。这场局限于刑部大堂里的审判，牵动的却是京畿上下、宫廷内外几乎所有宗室、勋贵、官僚的心弦。

    受审者身份特殊，乃是吴国公刘晖府上长史刘周，司马朱廷和，主簿张常建，同时，吴国公刘晖也被要求二堂旁听审判。

    主审者乃是刑部尚书李惟清，由陇西调任京城任大理寺卿的王禹偁，陪审的身份就更加高贵了，燕王、宗正卿刘昭，以及宰臣、都察使韩徽。

    徐王刘承赟，在雍熙三年腊月，走完了他平淡却极其显贵的一生，皇帝刘旸下诏，废朝五日，以悼念这个故去的宗室旧老。

    徐王的后事如何暂且不表，刘旸总归不会苛待，一切依礼制而行，只是比起世祖皇帝时物质待遇方面有所削减。

    而空出来的宗正卿，则让皇帝刘旸头疼了一阵子。随着皇室成员逐渐增多，各脉宗王公卿也都在开枝散叶，作为直接管理宗室成员的宗正寺就越发凸显了。

    关于接任人选，刘旸头疼的倒不是取谁的问题，而是他的想法一时间不好宣之于口罢了。因为论资历、论辈分，赵王刘昉是最适合的人选，然而，刘旸显然不愿意赵王掌管宗正寺。

    甚至于往下排到的吴国公刘晖，刘旸也排除掉了，他心里实则也不喜欢刘晖的虚荣浮丽。

    于是，当皇帝都心有所属了，不管过程如何，也不管结果呈现得是否好看，大汉第三任的宗正卿诞生了，正是燕王刘昭。

    此时，涉案人员又是吴国公三名主要僚属，又是吴国公旁听，又是燕王陪审，场面搞得如此严肃，事情的严重性也可想而知。

    追本溯源，还是“税改”的问题。随着朝廷加强吏治，加大对各地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纠治，雍熙元年前后那此起彼伏的所谓税改弊病得到纠正，不说一扫而空，至少风气是扭转过来了，此前乱象大幅减少。

    在一种磕磕碰碰、反反复复的状态下，这几年下来，各个道州从官府到民间，从权贵到地主，行事都收敛了不少。毕竟，天子虽然慎刑少杀，但酷爱流刑，一流还往往数千里，甚至远渡重洋，这如何让人受得了。

    这些年，随着海上贸易的风潮，各种海贸暴富的传奇传说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但是，这终究只是少数人，即便是海贸已然格外风靡的江浙闵粤地区，参与进去的都只是少数人。

    至于更为广大的大汉江河内陆道州，真正有实力、有意愿尝试海贸，只有上层贵族抑或是实力雄厚的大商贾。

    而大部分大汉士民，其经营的重心还是在土地上，再没有比脚下的黄土，生长的粮食作物，这种看得着、摸得到的东西更实在了。

    虽然他们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花钱买两件“海物”，沾一沾洋气，甚至偶尔也会憧憬、幻想那种暴富，但要让他们踏出那一步，还是过于艰难，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百姓骨子里的土地思维太难扭转。

    而如今，只因为对那些泥腿子压榨太狠了，就要罚没大量钱财，还要被迫变卖所有土地家产，举家外迁封国，这样的处罚实在太重了，也几乎是所有地主豪强难以承受之重。

    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能，但朝廷的“严刑酷法”这真的落下来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收敛韬晦，进入蛰伏期。

    因此，经过这几年的过渡期，大汉的税制改革算是缓缓落地了，至少在土地确权、土地买卖、土地等级、税务规定、税务收取等方面，已经形成一个系统，并且在绝大多数道州推广开来，正式代替旧的两税制。

    而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便是在雍熙四年初，在全国上计之中，朝廷正式明确了全国各道州府在册田亩数目。这是中央与地方在税制改革、田地规模上达成了一致，当然，这是一种妥协的一致。

    但对于大汉的政治经济而言，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经过长达十年的改革推进，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有了决定性的成果，从此以后，朝廷可以根据这些田亩籍册进行收税。

    也意味着由改革带来的税制、治安上的混乱，经济、民生上的负面影响，都将逐步消散，这是大汉走向一个盛世雍熙的重要政治经济基础

    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大汉以“统归地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成功。

    这是很多大臣在给刘旸的奏章中表明的东西，并以此夸耀刘旸的卓越政绩，不堕先帝之志，延续开宝盛世。似乎，从雍熙四年开始，大伙儿又可以安心享受清平盛世了，因此，皇帝你也就不要再和世祖一样折腾了

    只不过，在这些赞誉背后，权贵们究竟存着什么心思，刘旸也不是毫无察觉。

    至少，大汉的税制改革，当真成功了吗？这一点，在刘旸心中仍旧打了个问号。

    就拿中枢对地方财税的收取来说吧，至少形式上，同样是扣除地方留税之后，再上缴。只不过，比起“量入为出”的两税法，朝廷有了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依据：土地，且在土地状况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能够保持一个稳固的收入。

    如此，对于财政司而言，自是省了很大的事，毕竟做财政预算这种东西，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大了，而朝廷对于帝国的管理也不可能做得那么细致。一切围绕着田亩籍册来展开，似乎起到了一个“旱涝保收”的效果。

    然而，朝廷每年的支出却不是固定的，只要这份不确定性还存在，就永远不可能高枕无忧，财政司还得应时调整，一劳永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新税制下，朝廷根据田亩数目从诸道收取固定税收，地方道司再从下属州府县邑收取赋税，如此层次分明，但有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目前的田地确权，籍册数目，那数据当真是真实准确的吗？

    不言而喻，这本质上只是税改到一定地步后，经过无数次纠缠碰撞之后，中央与地方达成的一种妥协。

    也就是说，不管是道司也好，还是下属州府县乡也好，似乎都只需上缴固定税额即可，那么基于田册的固定税额之外呢？

    还有，田亩确权造册之后，是否就一成不变了？土地交易后造成各家土地数目变化，从而产生的税费差距，这个如何把控，中枢其能监察得这般细致？

    水田便旱田，旱田变水田；富田过渡利用后肥力下降变成中下田；田地种植不同作物，税收上是否应该有所差别，如果有，是否会影响基础粮食作物产出

    总之，围绕着土地，能产生无数的疑问甚至是矛盾，而这些都不是中枢朝廷真正能够把握的。

    这些问题，最终只能放给地方政府，而一旦放任，那么以封建官僚根深蒂固的秉性，那么旧的问题，新的矛盾，一起涌出来，是大概率的事情。

    因此，那些始终排斥税改，希望恢复旧制的臣子，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毫无道理，也并非全然基于私利而提出反对意见。

    毕竟，依着从前，按人头派税赋，每一人，每一户，照章纳税，岂不比复杂的地税简单省便？

    说到底，大汉的税改，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将纳税依据从人头变成了土地，这其中是有突破性改变的。

    这是世祖皇帝基于实现一个“相对公平”而进行的改革创新，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作为实际执行者新一代君臣，却逐渐发现，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

    在新税制下，对于朝廷的监督能力，对官员的治政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实事求是地说，绝大部分的官吏，都不具备处理复杂税收导致的复杂民生、政治、经济问题。

    面临着这般现实的情况，刘旸最终选择了妥协，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选择。也正是触及到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刘旸才决定及时刹车，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君主专制帝国，有些问题，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只能改良，而不能改革，因为改革必死，必乱。

    也正因如此，作为世祖皇帝的第一继承人，刘旸对他老人家开拓策略的理解，才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理解。

    尤其是经历过“川蜀之乱”后，对所谓的“泄洪所”，才有了一丝豁然开朗般的明悟。

    显而易见的是，新税制下的大汉帝国，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下，统治阶级要么完成一场自我进化，进一步强化对帝国、对黔首下民的控制，要么就只能在不断地捂盖子、压矛盾的过程中筋疲力竭，直到帝国尽头，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的，仍然只可能是改良。

    而就当下的雍熙王朝而言，能够做的，也致力于做的，还是调和阶级矛盾，这也是刘旸正在进行的“新政”的本质。

    至于税改，平心而论，到此时的程度，不管是朝廷权威所及，还是官吏能力所限，亦或是既得利益者的忍受，导游到达一种极限平衡，再不依不饶，对所有人都不好。

    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风向已经逐渐改了，这种变化身处局中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并自上而下，层层传递下去。由此，大汉帝国从中央到地方，方才恢复了明面上的风平浪静。

    然而，真的能静下吗？

    妥协后刘旸与大汉朝廷，并非没有退后半步，相反，在“调和路线”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法制的口号每月每日都在喊，雍熙四年春闱录取的明法科进士人数破天荒地达到了78人，对于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打击，更是坚决如初。

    这是真正被刘旸视为“执政方针”的东西，也是人治体制下，维护体制、巩固统治的做法，历朝历代，但凡能做到刘旸这样的程度，距离所谓盛世也就不远了。

    因此，在刘旸登基后的第四个年头，大汉帝国整体上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清明、军事强大、文化繁荣、经济活跃、社会矛盾缓解的状态，帝国开始在他的统治下迈向下一个巅峰。

    但是，该有的问题，它依旧存在，哪怕朝廷压制得比较厉害，并且，时不时地还能来一个“惊喜”。

    比如呈收敛姿态的权贵与地主们，他们当真老实了吗？事实上，在朝廷监管不及的地方，一切都是照旧的，朝廷的每一项规定，每个制度，都有避让的余地，他们也擅长钻空子。

    法制的时代，都有无数的漏洞可钻，何况人治的时代，有太多人能堂而皇之地逾越乃至践踏所谓的法律制度了。

    只不过，刘旸领导的朝廷，如今正在全力打击这些行为，于是，他们也顺势做出改变，从此前的明目张胆，变成了暗中行事。

    被逮住了，结局固然不好，但只要不被逮到，不就行了？有钱，有权，就能带来足够的安全。

    这又是朝廷与剥削阶级之间一场马拉松式的角力，本质上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调节，只不过，结果可能不那么让人乐观，最终的胜利者，大概率不会是朝廷。

    就一个问题，作为皇帝的刘旸，又能统治大汉帝国多久？

    并且，有些人根本没有等那么久的意思，就在今岁夏，给皇帝刘旸出了一个难题。

    有人往三法司各投了一份举报信，皇城前的铜匦也没放过，内容是吴国公刘晖府上，隐匿土地，强占民田，以高利贷奴役下民，同时有欺男霸女、杀人害命之举，市井之间也迅速流传开这些内容。

    一时之间，洛阳从朝廷到坊间，非议不断，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垂拱殿。

    舆论堆积到这等程度，对此事，刘旸除了下诏彻查，其他任何包庇的做法都与他的人设不符，也有违他治政之理念。

    而吴国公刘晖府上的事，并不难调查，两万多顷的地，又飞不走，同时还有更多人把土地寄名于公府名下，对外都说是吴公的地，籍以免税。然而，实际拥有的土地数目，比朝廷给的免税额度，超了何止十倍？

    这种情况，换在普通勋贵、地主身上，早就重罚了。至于奴役佃民、雇工，放高利贷，乃是草菅人命的行为，则属于“正常操作”了。

    而经过调查之后，其他小鱼小虾不需再提，真正被拿到刑部侦讯的，便成了刑部大堂上被审判三人。

    至于具体的罪责如何，早就清楚，并报请皇帝批复过了，今日只是走个过场罢了。

    随着三人罪行宣读完毕，伴着一声震耳惊魂的惊堂木砸打声，刑部尚书李惟清操着一口淮音，义正辞严地宣读最终判决，并由大理寺卿王禹偁当场核准。

    判辞宣读完毕，三名犯官，最后站着的只有两人，主簿张常建，他被判流南洋，至少脑袋保住了，至于瘫软在地的两人，斩！

    一切都是经过安排的，几乎提供了一条龙服务，二人押赴天牢侯斩，判流刑的主簿张常建也被立刻押出去，带上枷锁，背上家属准备的行囊，在两名差役护送下，踏上海外“追梦”之旅。

    至于从头到尾听完宣判的吴国公刘晖，则在燕王刘昭的陪伴下，失落地走出刑部，夏日阳光落在他那张显得格外沧桑的俊脸上，把那无限凄然都给照了出来。

    仅从外貌形象上而言，如今的刘晖是那种中年帅哥，天家贵气与璀璨文气交织在他身上，再加上那么一层满带故事的忧郁，绝对能让无数少女倾心。

    可惜，跟在身后的，是个大男人。默默地看着刘晖那失魂落魄的背影，燕王刘昭脸上也不禁浮现出一抹不忍，然而见他欲离去，还是忍不住开口叫道：“七哥.还请留步！”

    刘晖身体闻声一顿，缓缓回过身来，看着刘昭，以一种讥讽的语气道：“鸡的下场已经看完了，我这只猴还不能回府吗？”

    “不能！”闻言，刘昭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迎着刘晖的目光，深吸一口气，缓缓道：“还请七哥随我去一趟宗正寺吧！陛下诏意，圈禁一年！”

    听到这么个回应，刘晖脸色变了变，变化是那般精彩，良久，打量着一脸为难的刘昭，双手伸出，漠然道：“需要带镣铐吗？”

    “七哥言重了！”刘昭赶忙表示道。

    刘晖时年四十，但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就仿佛苍老了十岁。刘昭也实在于心不忍，道：“一年时间很快，我也交待好了，必不会怠慢了七哥！”

    刘晖没有接话，见状，刘昭又道：“七哥，陛下也是没有办法，人言可畏，你切勿埋怨.”

    刘晖还是没有说话，一直到登上刘昭的王驾，兄弟俩同乘着，前往宗正寺途中，脑袋枕着车厢的刘晖方才轻声说道：

    “陛下不是在渤泥岛给了我一块封地吗？我家大郎也二十岁了，你代我传句话，恳请陛下给他一份恩典，让他出海就国吧.”

    皇城内，垂拱殿中，皇帝刘旸正杀气腾腾地注视着恭立于面前的皇城使王约，冷冷道：“给朕查出来！”

    显然，这件事让刘旸异常愤怒，不在于最终对刘晖的处置，抑或顾念兄弟之情，而在于这种于暗处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的行为！

    其心可诛！其行可罪！此时的刘旸，就像一条被触了逆鳞的真龙，不施云雨，只降雷霆

太宗篇36 新时代下的大汉（上）

    正俗坊内，长平街上，十几岁的少年脚步轻快地走来，雀跃的步伐诉说着不错的心情，并不住地与路遇的街坊四邻打招呼。

    已至傍晚，天色黯淡，沿街的店铺摊贩，有关门收摊者，也有点灯迎客者，复起的嘈杂，就像是洛阳士民夜生活开始的奏鸣曲，即便是以贫苦百姓居多的正俗坊内，也是要过夜生活的。

    少年走马观花一般，但在一处名为“胡姬楼”的建筑前停下了脚步，隔着一定距离，但阑珊灯火下映出的那名胡娘老鸨子揽客的身影，依旧让少年口干舌燥。

    正俗坊内的妓场，质量自然难谈上乘，但主打一个“胡风”特色，在整个公所里都独树一帜，甚至更远的里坊也有客人前来，其中也不乏一般的贵富，“猎奇”二字就能解释了，毕竟，在西京城内，真正高质量的“胡姬夷风”，也不是一般富贵之家享受得起的。

    楼内灯火通明，已然能听到推杯换盏的动静，但少年顾不得猜测探究里面究竟是怎样的花花世界、温柔天堂，眼帘之中，尽是那老鸨子不住晃动的第二性征

    本能摸向怀里，又本能地恢复清醒，兜里那点钱，怕是连茶水费都不够。大概是驻足久了，引起了老鸨子的注意。

    虽然以“老鸨子”称呼这位胡娘，但那也只是年纪大了些，容颜有所褪色罢了，但那股成熟的风韵，对血气方刚的少年而言，实则有致命的诱惑。

    看到逗留街对面的少年，老鸨子似乎认出了他，操着一口纯正的官话，叫道：“小郎君几度留步，既有雅趣，何不进门看看？”

    言语间，甚至朝少年露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吓得少年一个哆嗦，就仿佛这胡娘要吃人一般。

    不敢再多留，脚步蹒跚，仓皇而去，一个不注意，还摔了一跤，那青涩的表现，狼狈的身影，看得胡娘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

    而那恣意的笑声传入少年耳中，仍带稚气的面颊更是涨红了，但一直到街尾，又忍不住回过身来，偷偷地瞄了两眼，见那胡娘注意力早已转移到其他游客身上，少年这才松了口气。

    又观赏了一番那丰腴身段，想象了一番楼内的莺歌燕舞，少年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几度转向，待到正俗坊西北部的一排民舍前，只一扫，便钻入其中一条巷道，家居于此。

    别看正俗坊被京中富贵人家视为下九流人等的聚居所，但也不是毫无底蕴，就比如的这少年家旁边就有一家大户，姓苏，家主名为苏见诚。

    少年就经常攀爬院墙，从墙上偷偷窥探苏家那与他年龄相仿的小孙女，比起那丰乳肥臀的胡娘，这才是他真正的梦中情人

    而比起一般的富商大户，这苏家可是大有来头，祖上可是开国宰相苏逢吉。虽然时间已经很久远，但这苏逢吉可实在算一奇人。

    乾祐年因贪婪无度被世祖皇帝罢黜，本人及其家族子孙几乎被打入地狱，但硬是靠着在陇西给朝廷养马，花了十数年时间，最后散尽家财，得到世祖皇帝的宽恕，举家迁回京城。

    不仅本人得幸参与了世祖皇帝一统天下的开宝大典，子孙的仕途也被解禁。

    苏家当代家主苏见诚便是苏逢吉的嫡孙，曾官至金城县令，后辞官经商，靠着各种关系与出色的商业头脑，赚下一大笔家产。

    因此，在附近人家眼中，亦官亦商、底蕴深厚的苏家，就已经是高不可攀，格外敬畏。

    但少年不一样，与旁人只会艳羡不同，他不住地幻想，若是以后能把苏家的小娘子给娶了，那会是怎样一番天地

    少年的名字与曹孟德只差一个字，唤曹孟，不到5岁就随父母迁到洛阳，成为诸多“京漂”的一员。

    常年来，母亲负责照看子女，做些针头线脑的活计贴补家用，其父曹永原是一瓦匠，后在与人做工之时伤了腰，如今在各大行市内做牙郎，靠贩卖信息、给人拉配生意赚些佣钱，东奔西走，很是辛苦，但至少在京城内有了一个稳定的立足点。

    但显然，这是个不能再出任何意外的家庭，否则，要么被西京的繁荣吞尽血肉，要么被赶回乡下去，换个方式被剥削

    等少年曹孟小心翼翼地推开家门，蹑手蹑脚走进简陋却规整的庭院，还不及观察，便被一道严厉的声音喝止了：“你舍得回来了！”

    注意到屋檐下仿佛躲在阴影里的母亲，曹孟不禁畏缩地唤了声：“娘！”

    单支的烛火在秋风的吹拂下微微晃动，不甚明亮的光线照出四个人的身影。弟弟妹妹坐在方桌边，眼巴巴地盯着桌上的两盘菜，尤其是那盘黄瓜炒肉，曹母也佝着腰坐着，只是侧埋着头，一声不吭。

    曹孟规矩地站在门前，见着母亲那黯然神伤的模样，却有些不知所措，一双无处安放的手摸到怀里，两眼一亮，立刻掏出两串铜钱，献宝一般地捧到母亲面前：“娘你看！”

    面对殷勤的长子，曹母回了神，从曹孟手里接过铜钱，那只粗糙的手只需掂一掂，便迅速判断出，这得有二三十枚钱。

    曹母眼神立时锐利起来，尤其注意到几枚铜钱面上还有一些不曾洗净的暗沉血渍。

    狠狠地把钱拍在桌上，然后起身出门，没一会儿，在曹孟愣神之际，只见曹母拿着一片竹条走了进来，不由分说，照着曹孟的手臂就狠狠地抽了下去。

    面对母亲的责打，曹孟不敢躲，只是跪下，缩着脖子硬抗，倒是旁边的弟妹二人见大哥挨打，哭了起来。

    曹母则不管，连抽了曹孟五下，方才将竹片往桌上一扔，语带哭腔地冲曹孟质问道：“说！这些钱哪儿来的？”

    原来这才是挨打的原因，曹孟刮着挨打的手臂，不免委屈地道：“我赚的！”

    “还敢扯谎！”曹母明显被激怒了，拿起竹片又要打。

    又被抽了两下，曹孟这才慌忙道：“白日南市口杀了两个大官，我跟杨伯帮忙收尸，主人家大方，给的工钱与赏钱”

    听到这样的解释，曹母呆了下：“当真？”

    “千真万确！”曹孟连连点头。

    然而，紧跟着又是一阵抽打，母亲显然是没留力的，听两个弟妹哭声便知晓了，但曹孟生生挨着，除了呼吸急促，连吭叽声都没有。

    但慢慢的，曹母的力道减轻了，到最后，把竹片丢掉，走到桌旁，掩面抽泣。

    见状，曹孟却是格外不忍，膝行至曹母面前，龇着牙道：“娘下手如此狠，儿都没哭，您哭什么？儿知错了，至多以后不去赚这裹尸钱”

    听曹孟这样说，似是诸般滋味一齐涌上心头，曹母不禁哭声大作。这下让曹孟彻底慌了神，扭头瞪了眼旁边两个同样不知所措的泪人，招呼着三兄妹一道，方才把哭泣的母亲劝住。

    曹父曹永日常归家晚了，拖着疲惫的身躯，一进家门便察觉到气氛的不对。

    饭菜已然凉了，曹母默不作声地去热，曹永也注意到桌上摆着的两串钱，目光一下子盯上了在那里不听抽气的曹孟，询问怎么回事，如何把娘亲惹恼了。

    然而，听其解释之后，曹永沉默了好一会儿，走到堂门前，望着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深沉的目光格外坚定。

    夜深了，饭桌上，一家五口，默默地吃着饭，曹永将最后一点烙饼塞入嘴中，冲妻子道：“给我准备一些干粮，秋冬衣各一套，我要出趟远门！”

    曹母闻言，脸色微变，问道：“去哪里？”

    曹永也不瞒着，解释道：“我考虑许久了，仅靠在牙行揽客，赚不了钱。我和几名老哥哥商量好了，三日后出发，去江南进货，做棉布买卖！

    这几年，棉布价格年年上涨，行市上供不应求，我已经和几家布铺、染坊谈好，只要将布拉进京，就能销货，就能赚钱！”

    听曹永这么说，曹母不由道：“那也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京畿、河南没有布卖吗？”

    曹永摇头道：“北方布贵，江南的布，量大，质地好，价格也便宜。我已然打探许久了，这一次先去秀州！”

    “终究是异乡水土，若是出现什么.”曹母难掩担忧。

    曹永打断妻子：“我等不是权贵，没办法躺着赚钱，只能博出一场富贵，即便是搏命，也在所不惜！”

    曹孟虽然低着头，但耳朵一直竖着，仔细倾听着父母交谈。对其他事情，多少有些模糊，但曹父的这句话，他却深深地记在心底。

    而见丈夫如此决绝，曹母也清楚，劝是劝不住了，道：“本钱如何解决？”

    曹永说道：“老哥哥们一起凑三十贯，再从牙行借五十贯”

    至于借钱利息如何，曹永却没说了，但显然，不会低。虽然朝廷已经新增借贷法案，严格控制民间高利私贷，并对许多放贷者处于严厉惩罚，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查处的那些案件，与民间整体借贷规模相比，不过沧海一粟。

    而听其言，曹母眼神中的隐忧之色愈重了，然而，见丈夫态度坚决，劝阻的话却是如何也说不出口了，只能道声小心。终究，曹永才是这个家做主的人。

    能够体会到妻子的不安，但曹永却不想再过多解释了，说的越多，只会加重她的担忧。

    伸手按了按妻子的手，以示抚慰，然后看向长子曹孟，道：“趁着出发前，我会把大郎的事情安排好！”

    提到自己，曹孟立刻抬眼，疑惑地望着父亲：“爹，我有何事？”

    曹永道：“你已年十三，不能再终日游荡，无所事事。我会给伱找家店铺，当学徒！”

    闻言，曹孟一脸的不乐意，当即拒绝道：“学徒有甚出息？爹若要出远门，儿便跟着出去，也好照应，免娘担心！”

    “你若是跟着出去，你娘才会担心！”曹永闻言，顿时呵斥道：“何况，你跟着走，你是能扛包，还是会走船？”

    “你已经会打珠算，我安排你张家米铺学记账、做账、货物进出盘点，再多认些字！好好学，爹此行若能把棉布生意撑起来，几年后，你便可回家里帮忙了！”但见长子那不服气的表情，曹永语重心长地劝道。

    说着伸手按在曹孟的肩膀上，像是托付一般，十分郑重地道：“爹出门在外，家里就只剩下一根顶梁，你还需要照顾好你娘亲弟妹！”

    听父亲这么说，曹孟那倔强的表情才真正收敛，迎着父亲的目光，认真地点头应下。

    当夜，曹永夫妻俱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但都没有再多说什么。翌日一大早，还都得拖着浓重的黑眼圈，带着整个家庭忙活起来。

    曹永领着曹孟去坊间的张家米铺“面试”，凭借着熟络的关系，基本只需走个过场。曹母则领着幺儿幼女，为丈夫打点行囊。

    一直到三日后，家门前，母子四人依偎在一起，默默地为曹永送行，曹母依旧没有多说什么，千言万语皆化为一声“珍重”。

    少年曹孟立于一旁，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望着父亲的背影，略显佝偻，却如山岳一般坚实。父亲临行前的交待再度浮现在耳畔，在这一刻，少年似乎一下子成长了。

    与曹永合作的，都是奔走于各大行市的走卒，除了他这个牙郎，摊贩、账房、苦力都有，并且有多年的交往，知根知底。

    一行四人，选择走水路，从孟津登船，经过黄河入汴，一路经泗、淮，过运河入长江，辄而东向，历时二十余日，方才抵达目的地秀州。

    秀州在苏州东南，湖、杭东北，乃是江南棉花种植、纺织中心，而由于尽据江海之水运交通优势，更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贸易枢纽、货物集散地中心。

    从乾祐至开宝，在世祖皇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朝廷对棉产业发展促进都是一贯支持的，不断地从中亚、天竺等地搜罗人才，培育良种，进行税收上的优惠与奖励，大力发展棉纺工艺，用了几十年时间，方才孵化出一个渐入成熟期的大产业。

    可以肯定地说，棉花与占城稻的大力引进与推广，乃是世祖皇帝一朝解决百姓“衣食”问题的最有意义尝试，而取得的成果、成就，一定程度上比那些赫赫武功更加伟大，只不过，这种贡献不易于被记住，甚至更容易被人遗忘。

    但是，棉产业的发展以及占城稻的普及，却极大地缓解了大汉百姓在基础生存上的压力，这也是过去几十年，大汉人口暴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样的实惠，最终还是落到朝廷，落到统治阶级头上，因为这从事实上增强着他们的统治力，延长着他们的生命力。

    起初，大汉棉花的重点种植区毫无疑问是河南河北二道，从棉种引进、培育、选种、推广，再到棉纺工艺的推广，这些打基础的工作，都是在二道，在朝廷的眼皮子底下不断推动前进的。

    大汉棉纺产业，真正迎来大发展，还是在开宝十五年前后，那时候，棉花的种植与棉纺工艺都已经成熟并且取得了大量推广，尤其琼州知州周仁浚牵头实现对纺织机的改进，大大提高了棉布的产量，对棉纺产业发展的推动效果就更强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江南的棉产业就开始崛起了，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再加上丝织印染传统，使其很容易便赶上了大汉棉产业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了，北方的棉产业依旧以京畿、两河为主，辅以关内、高昌二道，作为棉花的主要种植区，在官府的扶持下，也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江南这边的快速发展，却是肉眼可见的，不见得后来居上，但赶超的势头明显，有一说一，除了产量之外，不管是人才、技术、还是市场活力，以江南道为核心南方棉产业，都已经超过北方。

    尤其在棉布生产效率与质地上，使用了大量新型纺织机的江南道那些大大小小的工场、作坊，是远超北方同行的。也鉴于此，江南的棉行从业者们，已然吹响了向北方发起“进攻”的号角。

    曹永与合作伙伴们动了南下进货的心思，也正是在这种风潮与大背景之下。

    很多事情都是百闻不如一见，也等真正到了江南，曹永等人方才意识到，棉花棉布在这里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可以说，如今棉制品，已然替代丝、麻，攻陷了东南千门万户之家，帮助东南普通士民百姓解“温”的问题。当然，江南丝绸业的发展依旧蓬勃旺盛，毕竟权贵们还是更青睐细腻、华贵的丝绸锦缎，以衬托身份。

    秋高时节，也正是江南丰收的季节，不只是晚稻，也包括棉花的采摘。当然，比起那些难吃的占城稻，曹永等人眼里全是那些白花花的棉团。

    一直到秀州，才算真的开了眼界，如果是南方棉产业以江南为中心，那么江南道则是以秀州为中心。整个秀州，几乎半数的家庭、农户都在从事棉花的种植抑或棉布生产，对于大部分秀州百姓来说，这甚至就是他们的主业，所有的生计来源。

    当然，秀州能获得这样的发展，除了本身适宜的种植条件，以及得天独厚江、海交通优势之外，还得感谢周仁浚的带动。

    可以说，在大汉朝周仁浚算是棉纺业中祖师爷级别的人物，不只是带领儋州工匠改进棉纺技艺，在后续棉纺技术的传播、棉纺产业的发展上，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仁浚曾一度官至河东道布政使，当然没做两年，便告病养老。致仕后的周仁浚，返回了发迹之地儋州，了解到当地棉纺发展的困境。很多父老，都忍不住向周仁浚抱怨，作为“儋机”（棉纺织机）的发源地，棉产业的发展竟然比不上其他地方，连两广市场都占不下，反而被一些地方的从业者抢了利润。

    周仁浚在后续的调研了解后发现，根本原因，还是地理上的限制。儋州地处琼州岛西北，虽然与陆地一衣带水，并且南方水运发达，但位置还是太过偏远了。而棉产业想要真正发展起来，市场却是在内陆广袤道州，而新的技术与纺织机，也早就传播开来，技术、质量上也不能形成优势，如何能发展壮大。

    在儋州，能够依靠的基本只有两广市场，当然饿不死，然而想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得摆脱儋州的限制。

    于是，在周仁浚的带领下，十余家儋州棉纺从业者，从儋州迁到秀州，开设工坊，组织生产，传播技术，同时钻研更新纺织技术，试图进行更高效率的棉布生产。

    作为前河东布政使，周仁浚的政治威望对于秀州来说，是极高的，有他背书，秀州官府当然也是全力支持。

    如此一来，“秀州棉”的崛起，便势不可挡了。而等曹永几人到达秀州的上海港时，才真正见识到“江南棉布出秀州”是怎样一种让人震撼的场面。

    上海港的存在，当然也是当年周仁浚选择秀州的主要原因，早在开宝二年，朝廷便在长江出海口，建立了上海务，兴建扩宽海港，以应对逐渐兴起的海外贸易的需要。

    开宝五年，即设上海县，开宝十年，秀州州治也从嘉兴迁至上海县。到如今，上海已是大汉最重要的商埠，江海通衢之地，货殖贸易中心。

    在对外贸易上并不弱于广州，同时，距离大汉的心脏也更近！

太宗篇37 新时代下的大汉（中）

    上海县的港口一年四季都很繁忙，在秋冬之交的换季时期则尤其繁忙，来自北方诸道州，安东、高丽、日本诸国的商人正陆陆续续地抵达长江口，满载各地特产的商船几乎将沿长、松二江的码头、埠头挤满。

    作为常客的高丽、日本商船，实无需多提，有不少都是生产自大汉，过去的几十年，大汉地造船业是蓬勃发展，横扫东亚与南洋地区，东南地区尤其说江南道更是全国的造船中心。

    苏、常、润、扬的造船大厂，订单基本都能排到几年后，似高丽、日本能从大汉官商手里抢到一些份额，都是外交努力的结果。

    而随着“炮舰”的出现，其中伴随着诸多新工艺、新技术的诞生，乃至新理念的传播，也陆续应用到民、商船的建造上，虽然进度缓慢，但新一轮的造船革新正发生在大汉造船行业中。

    而比起过去以官办、军办造船厂为主，在最近二十年，一大批民办船厂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虽然在后续的发展中倒闭破落了不少，但剩下的都积累了一定背景、实力、资本，不只是生产江河渔船。

    多年的搏杀下来，依旧在芜湖诞生了一家能够生产大海船的“广惠船厂”，堪比称“民厂”龙头。到了雍熙朝，随着朝廷对吏治的严厉整顿，对经济民生的大力发展，大汉的造船业也比开宝时代更具活力，也是“雍熙精神”的一种具现。

    而比起那些兼具美观与实用的海船，反倒是那些从安东国东北部地区的“蛮船”，更具异域风情，让苏秀商民“大开眼界”。

    奇形怪状，周身补丁，寒酸而破旧，即便已经到了港口，依旧让人怀疑这真的能经得起风浪的冲击，更无法想象，这些安东国东北的蛮夷在海上究竟经历了多少恐怖。

    这，或许就是世界第一文明的魅力所在，足以让无数未开化的野蛮人，都不畏生死、劈波斩浪、前赴后继地朝着大汉出发，无比渴慕沐浴在大汉文明的荣光之下。

    当然，能够促进白山黑水间的蛮夷部族化渴慕为行动，还是得益于安东方面的努力。过去二十多年，安东的权贵们固然给东北广大地区带去了征伐与杀戮，但同样的，也让那些处在蒙昧状态的部族开了视野。

    而在那零星几艘破船到港的表面下，则还有一层背景。过去十年，尤其是安东建国的这些年，安东地区的商业是日趋繁荣。

    与早期需要安东政府费尽心思地拉人不同，这些年是安东的权贵、商贾们自发地参与安东的发展建设之中。

    安东封国初的那一两年，安东国从军政到官民，走了很多人，流失了不少财富，但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对安东产生了归属感的人。

    很多人并不知道安东封国的原因是什么，意义在哪里，却在封国诸事落地之后，渐渐意识到对于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好处。

    最直观的一点，安东还是大汉直辖之都督府时，有事情并不能求到朝廷，朝廷对安东的顾及也不会多全面。但是，在安东国治下，却是直接受安东王统治，同时也直接受其庇护，两者之间，显然后者要更强力、有效一些。

    经过秦王刘煦父子二十多年经营后安东国，自给自足，问题已然不大了，尤其在以绥化城为中心的大平原上，甚至还有盈余。

    但是，想要过得更好，还是离不开朝廷的支持。只是这种支持，随着中央政策的调整，从当初的直接输血供给，变成了贸易扶持。

    事实上，哪怕到雍熙四年的当下，安东作为大汉封国，从国家运转的的各方面都呈半独立状态。

    安东上下仍需要大量来自母国的盐茶布瓷器以及各种安东稀缺的物资、工具输入，与过往不同的是，如今任何东西都需要交易与交换。

    这样的情况下，安东国反而是在经济上更具活力，当然这种活力是建立在与南方道州的商业交流上的。

    在安东从事“外贸”的权贵与商贾很多，来自安东的大豆、细粮、原木、皮货、药材等商品，在大汉从来都是受欢迎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安东的商贾主要与辽东、燕山北道进行贸易，至多辐射到燕南、两河，但范围并不广。

    不过，随着历时七年多的“绥远——率宾府”陆路的开通，安东国也开始有了一个可以稳定利用的出海港口。

    籍此，安东的商品便开始销往更远的地方，高丽、日本二国自不用提，江浙闽粤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而对于安东国内的大小部族来说，他们的皮货、药材产出，基本只能通过那些商人、行会贩卖到城市、“出口”到高丽大汉，以换取所需物资。

    然而这个过程，必然要被那些商贾与行会刮下一层皮，且越是偏僻的部族，受到的剥削越很。一张在大汉上流社会中价值上千贯的紫貂皮，或许只是收货的商贾用一袋盐、一匹布、一个铁锅换的

    其中巨利是足以让人疯狂的，因很长时间以来，诸多白山黑水的部族，都饱受着汉人权贵、官商的压榨与剥削，除了完颜、达卢古等在开宝北伐过程中对朝廷有所建树的女真部族还有点议价能力，其他部族，有一个算一个，都只是安东繁荣的养料。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那些女直部落，汉军、汉商足迹遍及之处，要么接受文明世界的“馈赠”与“善意”，要么就沉沦于深渊。

    这样的局面，长久地维持下来，必然是会出现问题的，压迫带来反抗，便是对处于文明边缘的野蛮部落也是一般。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东的部族们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处于封闭的原始社会中，不说开眼开世界，对安东总归有一层新的认识。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部分人，在与汉人汉商的交流中，在意识方面出现了一定觉醒，不再愿意受汉人中间商的剥削，试图直接与购买者取得联系。

    这样的过程，显然不是容易的，也必然伴随着狂涛巨澜，乃至腥风血雨。而能成功乘船抵达数千里外的上海港的人，都能用勇士来称赞之，要么就是气运逆天。

    即便在各国航海者的眼里，这些愚蠢的野蛮人就是无知者无畏，那等破船也敢下海，还敢远航。但是，他们的货物，还是很受欢迎的，不管是各类皮货还是人参、鹿茸，在大汉市场上都是紧俏货色，基本用不着半天的功夫，所有货都被一扫而空。

    并且，完全不带还价的，比起其余北方各地来船，下货可快得多。而交易双方，在完成交易后总是忍不住生出类似的感慨。

    来自安东国的夷民会暗骂，可恶的奸商，竟然以压缩十数倍的价格收他们的毛皮，简直比山里的大虫还要凶狠；

    而收货的商贾、货栈同样会是骂骂咧咧的，该死的奸商，竟敢哄抬十倍的价格出货，简直比河里的水蛭还要贪婪

    少了中间商赚差价，双方都满意了，喜笑颜开，而作为第三方的那些安东行商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幕的心情，那是可想而知的。甚至就连这一次他们带到江南的皮货、人参，可能都不好意思再喊过高的价了。

    虽然只要出货，依旧是赚的，但是没能赚得更多，那就是亏，于是，有几家常年跑“率宾府—秀州（苏州）”这条航线的安东大商联合在一起，就此事进行商谈。

    此前，在北方就已经有夷民避过他们的网络，私自到辽东边市、率宾府卖货，但规模都不大，并且那些货最终很大可能还是落到他们手里，提的价格也就当是给这些夷民的“运费”，因此还不值得过度注意。

    但如今不同了，竟然让这些蛮夷鼓捣出船来，还一路跑通航线，钻到江南来了，这如何能忍，这不是在“偷”他们的钱吗？不管在安东，还是到大汉，商税可都不轻，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若不加制止，长此以往，这条财路岂不是断了，安东能打的也就这几样商品，绝对不能放纵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夷！

    于是，一场由商业利益驱动的，针对安东国东部山海地区蛮夷的打击计划，由此开了个头

    从后续的发展看，这绝对是大汉商业史上的一次“经典操作”，虽然并不是发生在南洋地区那般远的地方，但依旧是对大汉几十年拓殖运动的一次深刻诠释。

    就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安东东部蛮夷部族，被破家灭族者，达上百家，几万人沦为苦力，安东王府则趁势以极小的代价，提高了对东部临海地区的开拓度，安东国内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而以安东贵族为核心，官商为羽翼，进一步统一了安东国内商品资源。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境内夷部、乃至汉民的剥削上，只是后者作为真国民，相对较轻罢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进一步提升对国内掌控力的同时，安东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在加重，来自部族民的反抗活动也在不断增加，但都在安东王刘文渊的强力或者说残酷打击下，灰飞烟灭，发展到后期，安东有许多世居当地的部族，彻底消失了

    安东国内未来的风云暂不多表，回到上海港，有来者，自然也有去者。在北方客商不断南来的同时，从春夏之际自南面北来的商船，在交易完成，备好货物后，也陆续拔锚起航，准备顺着季风踏上回归的旅途。

    这些商船之中，除了汉人之外，以南洋封国以及天竺、大食人居多。至于曾经也算南洋航线上主角的土著商队，也在大汉对南洋诸岛的分封过程中成为了过去式，要么成为汉族的附庸，要么直接破灭，或者沦为海盗。

    最值一提的，或许还得是大食商人了，即便发生了残酷的“广州之变”，但在几年后的雍熙朝，他们又陆陆续续地从金洲海峡穿过，经良平港周转北上，到大汉本土来做生意。

    没办法，利益的诱惑实在不浅，精美的丝绸、瓷器，畅销的茶叶，只要拉回去，就能行销整个中西方世界，赚取海量的利润。

    因此，不管大汉在宗教政策上有多严格，对外来宗教态度有多恶劣，他们还是劈波斩浪地来了。

    最多，到东方之后，去掉头饰，藏起信仰，对于跑船的大食商人来说，还是金钱与利益更亲切些。更何况，那位传说中的掌握着世间生死伟力的“暴君”已经驾崩了，新继位的可是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

    于是乎，大食商人又行了

    不过，千帆竞渡的场面虽然壮观，对于初抵上海县，还未理清头绪的曹永一行人来说，却来不及观赏了。

    他们几乎迷失在这座崛起时间并不长的商业之都中，甚至一度有种乡巴佬进城的错觉，要知道，他们可是来自京畿，在见多识广方面，是绝对自信的。

    当然，不管是城市规模还是管理，京畿都不可能是此时的上海县所能比的，只不过这里的商业氛围实在太浓厚了，又不像东京那边始终有政治强权在上面压着，这里似乎才是大汉商人的天堂。

    各种帆船是两江（长江与松江）最好的装饰，水道上最忙碌的是那些导引船，货物到港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办理停泊及税费登记，如蚂蚁一般的力工搬卸着货物

    所有人都行色匆匆、四处奔走，仿佛慢一秒就会丢掉生意一般。

    沿松江两岸镶嵌着大大小小的码头，没有一处停罢，岸边是连排成片的各类建筑，以砖石、砖木结构为主，看着既干净整齐，又结实耐用

    一切的一切，既新奇，又震撼，又那么瞬间，曹永甚至产生了投身在这座港口城市一般，大汉帝国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是与威严京畿完全不一样的壮观。

    当然，对于外乡人尤其是第一次来的人来说，这种表面的震撼与诱惑，就已经足够了。

    曹永等人运气比较好，他们还“有幸”地见识了一场械斗，就发生在松江南岸的甲字十六号码头上，一群头缠红巾、如匪如盗的汉子坐船闯了过来，手里拿着武器，对码头上的力工见人就砍，逢人便杀。

    十六号码头这边也不甘示弱，很快便从仓场、货船上跑出几十个人过来支援，也是手拿武器，各个凶狠。

    双方得有两百来号人，砍得倒下一大半，方才在闻讯赶来的水兵、巡役的控制下停下争斗。然后，兵器被收缴，领头的人被差役带走，剩下的人则各自料理伤员

    这样的血腥的械斗，对于来自京畿的曹永等人，是既震撼，又惊悚。都说江南水乡，风花雪月，怎么斗起如此狠辣，若不是眼前的繁庶之景，曹永甚至怀疑自己到了一个刁民遍地的偏远之所

    这样的械斗，显然不是第一次，从水兵、差役那熟练的控场手段与高效的处置，以及周边地方虽然关注，但习以为常的表情，就可窥一二了。

    毕竟是常年在京中行市奔走的牙郎，震撼之后，曹永也就意识到了，就像京城里一般，在那喧嚣繁荣的背后，在朱门权贵目不斜视的阴沟暗角，有太多残酷、罪恶的东西

    而发生在松江大大小小的械斗，除了码头上讨生活的帮派势力斗争，往大了讲，甚至可以说是苏、秀二州之间的角力。

    松江流经苏州，注入长江而入海，而下游松江一段，正是苏、秀二州的州界。

    从海外贸易兴起，到朝廷设立上海务，再到松江沿岸的大发展，利益越来越大，所引起的利益之争自然也越来越争斗。简单地讲，苏、秀两州都想将松江之利揽入自己怀里，独占其利。

    秀州这边认为，苏州已有长江之利，不应该再贪图松江，曾提出，要么将松江下游地北岸的土地划到上海境，要么苏州不在北岸开辟商埠、码头

    然而比起秀州的算盘，苏州的胃口可要更大，直接建议两州合并的，把秀州划给苏州。

    这个建议，道司那边当然不可能同意，首先金陵那边就强烈反对，江南诸州，一个苏州就已经很能打了，还要把秀州吞了，尽占两江之利，置我堂堂首府于何地，想得太美了。

    很多时候，矛盾只会愈演愈烈，苏、秀之争便是如此，从水利、港口之利，后来又渐渐演变成产业之争。

    秀州棉产业的崛起，首先对苏州的传统纺织印染业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苏州的棉纺织水平也不低，产业也相当庞大，同样有大量商民压在上边，你秀州要做江南棉业中心，苏州岂能坐视不理。

    而这种争斗，当然不可能停留于口头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个官府意志，两股商业意志，相互角力，阴谋诡计，明枪暗箭，是层出不绝，演变到最后，在沿松江一线，上千人的械斗都发生过。

    一直到当年寿国公李少游到任金陵，又爆发了一场械斗，苏州棉商的一些打手，甚至去烧毁人家的棉场，造成了大量死伤。李少游在了解前后情况后，立刻介入，对两州从官场到商场之争进行调停。

    李少游并没有直接进行利益划分，而是让双方自己谈，必须谈出一个结果，他的威胁则直接针对两州长官，谈不拢，他们官帽子也就别想保住了。

    于是，在李少游的强大压力下，方才达成了一个“松江协议”，约定共享松江港口之利，同时双方各自成立棉行，各自约束，禁止烧杀打造等恶意竞争手段等等。

    简单地讲，这只是一份“休战协议”，不过，从那以后，那种毫无底线，影响产业发展的暴力竞争，是被禁止了，再也没有发生。

    但是，围绕着松江的利用，在迎客、揽货、税收诸事上，各种冲突依旧存在，小规模的械斗依旧不停。像曹永一行人见识的发生在十六号码头上的厮杀，也只是中等规模。

    万商云集，车马辐辏，繁荣而忙碌的松江河底，不知埋葬着多少不知姓名的冤魂

太宗篇38 新时代下的大汉（下）

    就和传闻一般，上海的商业市场很是火热，各类货物出货量很大，购买者更多。来自北边的，南边的，上游的，海外的，形形色色，各行各业，只要具备流通价值商品，在这里都能采买到。

    而棉布的行情，则更为火爆，秋冬之交也正式大宗商品交易频繁的季节，棉布也是市面上最主流的商品，几乎占到3-4成，沿松江两岸走数里地，满耳都是棉布交易的声音，满目都是棉制商品装卸的场面。

    在这样热火朝天的氛围中，曹永自然产生了一种大干一场的冲动，然而进货的过程却并不顺利，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二。

    一个是上海这边的货花样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秀州的，苏州的，江浙其他地区的，就连广南东道的布在一船一船地往上海运。花样之外，还要面临新旧、用料、做工等选择问题，便是同为秀州货，不同工场、使用不同纺织机做出的布，区别都很大

    在上海市面上奔走了半个多月，曹永方才初窥个中门道，曾经在京畿牙行，在各大行市奔走数年的经验自信，在上海这边被击破了。在他看来，这上海市场有些怪，突出得怪，但怪在什么地方，却又说不出来，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氛围浓重”就能解释的了。

    当然，在火爆的市场氛围下，曹永顾忌的那些细节，根本算不得什么，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货主们只需多点耐心，就不怕卖不出去。

    因此，比起纠结于棉货本身的细节，第二个问题，才是曹永最为难的，他发现，南下前在京城倾家荡产加借贷准备的80贯钱，有些少了，投在上海市场，连朵水花都溅不起来。

    在洛阳，质地上乘的棉布，价格普遍在270-300文一匹，便是次一些的，也很难跌破250文。曹永不知到在河南、河北产地是什么价，但在上海这边的布，尤其是苏、秀二州产的布，价格可实在太具诱惑力了。

    有太多优质棉布，竟然只需要130-150文一匹，即便是大行商在经营，价格也太低廉了。而在经过一番谨慎的挣扎与犹豫后，曹永终于下手了。

    选定目标后，曹永直接拿出藏了一路的性命钱，他们算是幸运的，一直小心翼翼，低调行事，把自己伪装得很狼狈，吃住更是抠唆，突出一个艰苦创业，如此方没有被歹人盯上。

    要知道，如今的大汉治安条件虽然良好，但这个良好基本只是针对城镇，在官府暴力权威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出了城镇，荒郊野外，那是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的。

    因此，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敢于外出跑商的，都是狠人，没有人能仅靠运气发展壮大，那些功成名就的“义商”脚下，可能就是累累尸骨，手上也不知沾染了多少血。

    车船店脚牙，曹永此前可是从事“牙”行买卖的，太清楚暗地里的危险了。乘船之时也是坐中原船帮体系下的船，正是看中他们在行当里威势与“信誉”。

    但即便如此，有多少选择和曹永一样到上海来进货的商贾，在途中逢了意外，那是数也数不清的。出了意外，也一般只有一个下场，家破人亡，即便是看起来比较风光的客商，丢钱、丢命也都是一种性质。

    就在曹永于上海寻找货源时，就发生了一桩大案，一名来自湖北的香料商被抢了，不只三百多贯的货款没了，伙计还死了两人。上海差役、松江巡卒以及当地帮会集体出动，迅速找到了抢劫者，是一伙来自江北的悍匪，但是，最后追回的钱只剩下十几贯，还是被当地帮会充作“辛苦费”笑纳了，差役、水兵也因为破了一伙江洋大盗，得到嘉奖。

    至于那名湖北客商，没多久就跳松江死了，然后一行五人来，只余两名伙计带着三具尸体返回

    虽然从整体规模上来看，这样的情况还是较少的，属于小概率事件，但这种小概率事件落在普通商民身上时，则是人生、事业、家庭不可承受之重。

    在朝廷对经商一步步放松的进程中，有太多人提出异议，觉得充满铜臭味的商贾，唯利是图，败坏了社会风气，同时担忧人人从商，会影响社会生产，不利于社会治安云云。

    但事实上，经商，尤其是在外跑行商的，面临的风险远超旁人想象，也实在不是普通平民能够做的。而担了那么大的风险，牟取一些高额的利润，似乎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否则，谁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从事这等行当。

    曹永当初在京中时，还信誓旦旦，即便搏命，也要搏出一场富贵。然而，经过这一趟商旅之后，方才意识到自己此前的考虑，仍旧太简单了。

    京畿里的波诡云谲，人心险恶，那里的经验，似乎并不适用于上海的江湖草莽，血腥厮杀，这里显然是另外一种规则，建埠以来三十多年，仍在飞速发展，一切都释放着一股草莽之气，所有人的人与事似乎都在野蛮生长

    因此，还得再提一句，曹永一行，实在是幸运。

    一次性拿出55贯钱，全部用来进棉布，用115文一匹的价格，拿了480匹布。这样的低价，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埠都是跌破市价的，这批货显然是有特殊性，并不是从松江沿岸的那些布行买的，提供货源的乃是鱼行的一家渔货店，提货的时候都能从布上闻到一些鱼腥味

    在大汉几乎每个城市里，都已经形成了行会制度，在多年的发展下来，这一套已经相当成熟，各大行会势力，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一致对外，统一行动，借机牟取了大量利润。当然，官府、权贵那一份“份子钱”是不可能少的。

    在上海县这种野蛮生长的地方，当然也有各种行会，棉行则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种。但是，组织可就要松散得多了，苏、秀二州的矛盾不解决，产业之争就不可能停止。

    而在同产业之外，还经常出现各种戗行的商业行为，打渔的去卖瓜果蔬菜，去跑运输，去拉客揽货，去卖丝绸布匹，似乎也就合理了。而因为戗行的事情，各大行会之间出现一些争斗、厮杀，同样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

    当然在这里，且不提戗行的情况，也不提那家渔货店从那儿搞来了棉布，但就曹永眼里，虽然都是旧布，但质地还不错，成色也保持不错，就是鱼腥味不免有些重，但也有办法解决，最关键的，是它便宜啊

    同时，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在周边散货，这对曹永来说再简单不过了。

    至于货的来源如何，曹永并不关心，或者说不敢关心，甚至他心里也清楚，接这批货，就是在犯险。

    或许来路不正，但若是正价货又哪里轮得到他，他又哪儿来的资本ID。而若不犯险，想要暴利，怎么可能。

    同时，货主“江湖气”十足，不只低价供货，还豪爽地帮忙介绍搬卸、船运，近五百匹布运回京畿，只收9贯钱，就冲这低廉的运费，都值得冒一次险。

    若非资金不够，曹永甚至想再多进一些，虽然没到货仓去瞅瞅，但观那姓孙的供货商的表情，不到500匹布，只是小生意。但是没办法，剩下的钱，还得充作回去的路费、运费、打点，到了洛阳口岸还好缴税

    曹永和他的账房合伙人仔细测算过，倘若一切顺利，把布拉回洛阳卖掉，哪怕只卖250文一匹，把包括本金、借贷、利息、税费以及所有零碎支出的成本都算上，也能赚大约24贯钱。

    250文，也只是最保守的出货价，而在此基础上，每高一文，都是近半贯钱，纯利！

    这样的预估，让包括曹永格外兴奋，这样的暴力，不比在京城当牙郎赚得多得多？得介绍多少生意，又得多大的生意，才能有这么高的佣金。

    当然，之所以能测算出这么高的利润，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当然是往返的辛苦与风险，当然这是每一个行商都必需承担的；

    二则是那115文的进价，低到让人感到梦幻；

    三则是朝廷在棉布生意政策上的扶持，主要体现在税收上，为了鼓励纺织业的发展，努力解决大汉百姓穿衣问题，在布匹交易，尤其是棉布交易上，在每个流通环节，只收取百分之五的税，比起其他商品，已经十分优惠了。

    当然，在利润还未变现之前，兴奋是难以持久，尤其对曹永这种还算见过世面，也进一步窥探到商场上险恶一面的人来说，没落袋为安之前，是不敢有丝毫大意。

    一直到雍熙四年秋九月，当一艘名为“铁梨”的五百料货船，满载着香料以及曹永那480匹布，经松江口改道，西入长江，踏上前往洛阳旅途时，曹永方才稍稍松一口气。

    比较让他安心的，是船老大，以及船上的几十名水手，看着都不似良人，一个个凶悍无比，但也正因如此，才让人心安，没有这些，他就得始终担心寄托着自己身家性命的货。

    同时，曹永又不禁疑惑，那一船香料，可比他的布要值钱得多，布还占空间，船主为何愿意以那般低廉的价格帮他运货。

    不得不说，曹永还是具备一名草莽商人最基本的嗅觉的，不管是供货的老板，还是负责送货的船老大，显然都不可能只是表面呈现的身份那么简单。

    曹永所不知道的是，北返的路程，船上有人可一直默默地观察并考验着他。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大汉周边海域活动频繁，每年往来无数满载货物的船只，有的能顺利实现大汉对外的交流。

    除此之外，有的船毁人亡，财富埋藏于深海，有的则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而曹永购得的这批货，很大可能也有“特殊”的经历。

    上海县的野蛮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各种阳光下的交易背后，也有数之不尽的黑市买卖，有太多来路不明的商品、物资、武器乃至奇珍异宝需要处理了。

    在上海县的地下交易中，多年下来，当然也形成了一套进出货规则，但深处利益链条上各个环节的人，未必对那样的利益分配感到满意。

    于是，有一些寻求突破的动作便很正常了，恰巧，曹永适逢其会，一个小商人，又来自京畿

    归途比预想中的还要顺利，只可惜，在开封就要下船卸货，没办法，黄河汛期还未过，水有些急，严重影响行船，船老大可不愿意为之冒险。

    货主的目的地就在东京，早已派人等着接货，身份就是船老大这种江湖草莽也不敢得罪的，毕竟这条航道还想跑。

    而比起布匹，香料的利润，在大汉，尤其在两京这样的城市，依旧处在利润高点。曹永辛辛苦苦，担尽风险，才贩得的布，赚取的利润或许还不如人家一船香料的零头，但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有些事情是羡慕不得的。

    没办法，曹永只能在东京卸货，另找人车，准备运到洛阳去。通行的人建议就在东京销货，被慎思之下的曹永拒绝了。

    东京的行情当然不可能弱于西京，但这里终究不是他们的主场，并且，开封城的货源更多，运输更为方便，距离也更近，就导致开封棉布的价格，比之洛阳要低上不少。事实上，很多布商就专跑两京这条线，也能赚到钱。

    另一方面，曹永则考虑到西京那边约定好的收货方，第一次跑货，如非必要，绝不能食言。

    于是，又是一番折腾，曹永雇了十辆大车，从开封出发，前往洛阳。与其他地方不同，两京之间的治安环境可要好太多，很少有成群的商队被打劫，像这么一堆布则更没有太多打劫价值，处理起来麻烦。

    同时，两京之间还有一条“高速直道”，沿途山川河流，都有道路、桥梁联通，类似“换乘”的周折几乎没有，很方便。

    当然了，也是曹永在上海县时考虑得相对周全，没有把弹药打光，这额外增加的运输成本，仍足以支撑。

    一路的折腾，等赶回洛阳之时，已然入冬，朔风渐起，寒意笼罩，但曹永的心头却是火热的，冬季的洛阳棉布市场，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火爆。

    即便是小市民，只要有条件，都想着在冬至之前，给家人准备一套新衣，“亲民”的棉布，自是热门，供不应求。

    由在偃师口岸足额缴税，他那480匹布，一路畅通到洛阳，几乎直接投入市场，都不需要另外找买主，此前约定好的几家店铺就包圆了。

    反倒是约定好的印染坊老板很不满意，小小地抱怨了一番，因为他拉回的都是成品布。不过，见到曹永能拉回几百匹布，显然是有能力、有实力的，最后还得说好话，希望曹兄弟下次走货能多想想他

    货到付款，童叟无欺，最后的统计出来，曹永一行人彻底兴奋了。出货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还要乐观，基本按照280文一匹成功卖掉，而在偃师口岸缴税时，则以250文的“到岸价”。

    即便算上后面增加的转运成本，他们跑这一趟，也足足赚了33贯之多。其中，曹永一个人就能分18贯。

    接下来的情况，自不用多说了，只在京中歇息了五日，曹永带着人再度出发了，这一次还多带了两名身强力壮的伙计，另附武器。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可就高效得多了，在上海县，还是那姓孙的坐贾，还是一样的大气，一样的价格，曹永一口气拿了80贯的货，回程依旧顺利

    如此，两年后，曹永已积累了近400贯的资产，成为洛阳正俗坊内一个小有名气的棉布商人，不仅跑通了从上海县到洛阳之间的商道，还拥有了自己的铺面，以及属于自己的房宅，他那十五岁的聪明儿子曹孟，也开始帮他料理家业，展现出特殊的天赋，一切似乎都在向好发展。

    然而在雍熙六年秋冬之际，曹掌柜还是如过去两年一般，从东南拿货，只不过比起此前历次，量大了很多，足足350贯，两千多匹。

    像两年前那样低廉价格的布，即便“手眼通天”的孙大官人也不是常有，进货价格提高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只要趁着行情卖掉，自然能大赚一笔，事业、家产又能上一个台阶。

    只不过，这一次好运没能再照顾曹永，他的货，不只在通过口岸时被依高标准收了货，在运到洛阳仓库的当天晚上，就走了水，被烧得一干二净，紧跟着，曹永喝的水又被投了砒霜，命虽然保住了，但人也废了，然后是债主上门，伙计离散，连店铺、家门都被泼了桐漆

    然后，幕后之人出现了，并不能说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势力，北方的布行大佬们。

    这些年，随着南方的崛起，北方的棉产业商贾们，当然感受到了压力。他们还来不及到南方去攻城略地，南蛮子们却想着北上了，并且，越来越不知收敛，这当然得教训一番。

    而曹永，虽然只是一个小布商，但作为一个北方人，却干着吃里扒外的活，从江南进布，来冲击北方市场，这样的“叛徒”，岂能容忍。

    虽然这么干的人并不多，但曹永名气却不小，家产积累得很快，此前小打小闹也就罢了，这一次一拉就是一船的货，变货成“祸”也就不那么让人惊讶了。

    当然，和曹永类似下场的小行商们还有一些，都被搞得家破人亡。于此同时，大汉第一场“南北棉布大战”也开始了，成为这样一场激烈且规模庞大的商业战争中的炮灰，对曹永来说，也不知是幸也不幸

    外界的轰轰烈烈，对于顶梁柱倒下的曹家而言，反而不是什么大事了。

    在父亲遇害之后，年轻的曹孟站了出来，不过，年纪终究小，即便他拼命地想维持家业，但在短时间内也只能眼瞧着没落、破产，甚至连没住多久的新宅都可能保不住。

    直接父亲一个姓孙的朋友找上门来看望，一番交谈之下，很看好曹孟的天赋，果断递出橄榄枝，于是，另外一个“传奇”的商业故事又在大汉帝国诞生了

太宗篇39 勾吴国之始

    “一拉金那个嘿.哟，二拉银那个.嘿.哟，三拉珠宝亮晶晶.”

    上海县外港，伴着豪迈有力、高亢嘹亮的起篷号子，在十几名水手的奋力拉拽下，巨大的船帆顺着桅杆缓缓升起，直至彻底伸展开来，张力十足，有如垂天之翼。

    这是一艘三桅的福船，规模虽不如宝船那般巨大，但同样充满了这个时代的“工业之美”，船身上下，都体现着大汉时代下踏海弄潮儿们的铿锵风采。

    并且，比起堪称奇观的宝船，福船则要更受商民欢迎，船型要更恰当，操作更防备灵活，速度更快，装载量也不算少，更重要的是价格要更实惠，8000-10000贯就能入手一艘，当然这是“出厂价”，实际上还要更高，船厂当然是要挣大钱的，但有些东西却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比起民船，海军战舰的发展变化当然还要更快，早已渡过了贪大求全的时代，尤其在第一代炮舰正式服役后，就更倾向于坚固、速度与灵活了。

    事实上，到雍熙四年，作为曾经东亚海域上一道奇观的宝船，已经不再流行了，实在是造价过于高昂，使用、维护成本也高。

    当然了，买不起、用不起的只是普通人。官府、军队系统内，还是有大量应用，两者当然能抽调足够的人力、财力以运维船只，二则是在不少大宗转运需求上，宝船更具价值，比如至今仍在运转的向南洋驻军转运的军需辎重。

    “哦嗬，也.嗬！啊家哩啦，啊嗨！”热情的起锚号中，沉重的船锚从水里被拉起，解开缆绳的符船，在船上水手们的操作下，破浪前行，缓缓驶离港口，奔向长江入海口，留下的是一溜的水波以及翻涌的泥浪。

    上海港口的泊位从来都是紧张的，没过多久，在导引船的指引下，又一艘服船驶了进来，停船靠岸，落锚绑缆

    然后，税吏驾到，上船检查，登记收税，船老大则十分熟练地把码头上负责装卸的工头唤来，进行一番叮嘱。

    一切都很顺利，这是一艘来自高丽的货船，船主则是高力国大族崔氏，这样的来头，又是友邦，港口上自然不会慢待。大汉与高丽可是叔侄之国，关系终究是亲密的，高丽国的商人在国内也往往受一定优待，不为其他，只因为他们能带来真金白银，以及大量铜铁矿石

    在工头的安排下，几十名苦力开始忙活起来，像工蚁一般辛苦地从船上卸货。在这如氓隶一般的人群中，有一名中年看起来有些特殊，不说鹤立鸡群吧，总归能让人一眼从人堆里挑出来。

    干活显是卖力，别人扛一包货，一次能扛两包，步伐还稳健，大气也不喘。大冬天的，只着一身单衣，光着的膀子上，除了虬劲有力的肌肉之外，便是几道狰狞可怖的伤疤

    一张满带风霜脸，一双坚毅而又暗含疯狂的眼睛，在码头上劳碌的同时，也仔细地观察着港口间来来去去的船只，就像看一个个绝世美人一般。

    正常来讲，有这种气质的人，是不会沦落到在码头当苦力的地步，只不过，虎落平阳，龙戏浅滩，背后自有一个故事。

    此人名叫沈柏龙，昌国人（舟山岛），世为渔户，从小体格健壮，孔武有力，二十岁即到上海滩闯荡，靠着敢打敢拼，码头上倒也闯出了点名号，人称“沈白龙”。

    不过，终究出身底层，想要出头，那是得一路杀出来的，光靠卖苦力，不会有什么大作为，而沈白龙显然不是个甘于平凡的人，除了在码头打拼，每年都还要专门跟船跑一趟外贸。

    于是在一年前，靠着一些特殊手段（比如偷盗、抢劫等）积累了一定资产的沈柏龙，攒了一条货船，置办了一船的布匹、药材、铁器、瓷器，带着几十名弟兄，踏上了出海的旅途，也开始搞起海上运输。

    当时他的目的地是林邑国王城金兰州，那里正在大开拓，需要大量来自母国的各类资源，正常情况下，只要能抵达金兰港，不管是带回金银钱还是当地土产的蓝木、楠香、象牙等商品，价值翻个几倍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沈柏龙并不是个被上天钟爱的人，即便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出海未久，还未过流求海峡，便被抢了，一群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海盗，连货带船，把沈柏龙抢了个干净。

    所幸海盗并没有“赶尽杀绝”，给沈柏龙和他的手下发了几块舢板，让他们自己游回大陆。能活命，自是天意，活不了，大洋之上埋葬的人命可太多了。

    沈柏龙又是幸运的，顺着海流漂浮，一路飘到流求岛，为渔民所救，但是随他出海的弟兄，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只有三个人和他一起被救了起来

    那一次的经历，对沈柏龙来说，当然是刻骨铭心，至今难以忘怀。他不是什么好人，甚至自认为是个狠人，否则如何能在上海滩立足，但同样的，这世间显然还有比他更狠的人。

    沈柏龙当然没有被击垮，相反还激起了那股怒气与志气，靠老本行，在琉球岛打了几个月的鱼，略报救命之恩，攒足路费，然后带着剩下三个不离不弃的兄弟，重返上海滩。

    然而，这边风云变化之快，远超人之想象，半年不见身影，不闻声音，“白龙哥”的传说几乎消失在江湖，曾经刨食的码头，也被另外一伙人占了，之前的关系更别提了，即便那些人只是权贵、豪商们的走狗，又何曾真正把他们这些人当作人看待？

    对沈柏龙来说，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要重头来过，只不过，比起十年前不同，他已不再年轻，也没有更多年华来荒废了。

    面对困局，自然要寻求突破，沈柏龙一度想重操另外一项旧业，找一些外商干他一票，快速积累资本。

    然而，一番考察之后，他放弃了，人啊，还是得走正道！

    当然，根本原因是，这么些年下，出门在外的行商们，多多少少是长教训的，戒备很强，并且都不会是什么善茬；

    另一方面，官府对这些事情方面的打击，也越来越严厉，各大行会、帮会，不管是为了维持市面稳定，还是迫于官府的权威，乃至单纯地为了经营地盘，对流贼打劫的防备也强。当然，行业内、行会间的斗争厮杀，又是另外一回事。

    总而言之，这碗饭没过去那么好吃了，发生在秋季的那场抢劫案，湖北商人固然血本无归，连命也搭进去了，但作案的那伙江北流贼，也没什么好下场，基本都被沉江，领头的强盗头子，尸体至今还挂在海边，给过往行船做路牌

    因此，张柏龙最终决定，还是先做个良民，暂且安顿下来，并且做起他最不想干的老本行，苦力。

    这几个月来，一边赚着糊口的辛苦钱，一边则在反思，反思自己过去的十年。他深刻地意识到，曾经的风光，竟然只是在一座码头上的方寸之地，而沿松二江河道，以及苏秀二州，有多少类似的码头、货场，说到底，还是个小人物。

    若非一股不甘的、向上的心气支撑着他，几名生死相随的弟兄指望着他，还有昌国岛上渔村的父老等待着他，他或许也在失落的心理以及沉重的身体劳力中陷入沉沦。

    就在这码头上，每搬一件货，每扛一个包，沈柏龙心头的压抑就更重一分。

    这一日从早到晚的忙碌下来，或许唯一值得高兴的事，大抵就是发工钱了。

    在上海滩的大小码头，工钱结算的水平、时间都不固定，月结、半月结、十日结、五日结的都有，就是没有日结的，显然前者更方便控制与剥削。

    “巧”的是，沈柏龙上工的码头，正是当初他闯荡的叄号码头，拿工钱也不积极，没有亲自去，而是让兄弟沈海穷帮忙代领，这是同村出来的小兄弟，一直出生入死的。

    而沈柏龙自己，则在结束上工之后，披上一件棉袍，坐在栈桥上发呆。海浪声声不息，冬季的海风更是侵肌刺骨，不过这些沈柏龙都一无所觉。

    “大哥！”直到兄弟沈海穷的声音传来，略带一丝委屈与愤怒，跟在他身旁的另外几名弟兄也是一般，各个表情愤慨。

    若是沈柏龙最大的特质是什么，大抵就是那种与神俱来的影响力了，回上海不过四个人，几个月的时间下来，身边又聚集了十来名弟兄，相互扶持，抱团取暖，一起在这上海滩生存。

    “出了什么事？”沈柏龙问道。

    沈海穷从怀里掏出几串前，估摸着不到四贯的样子，道：“周赖子又克扣工钱了，这回更过分，每个兄弟都被扣了30文，说是巩官人的意思，以后码头上吃饭、睡觉也要给钱.”

    听其描述，沈柏龙眉头当即便锁了起来，额间的阴霾明显加深了。抬眼看着围在身边的弟兄，此时都是义愤填膺，都是好汉子，挣点辛苦钱，平日里含羞忍辱也就罢了，辛苦所得还要被一些小人克扣！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沈柏龙心知，自己必需要做些什么，否则人心必散，还怎么带队伍？想要重来，是离不开兄弟伙的帮衬。

    “海穷，弟兄们的血汗钱，不能短了，把我那一份，分给大家，补足克扣部分，如有不足，从你那里出，我晚些时候补给你！”想了想，沈柏龙冲沈海穷吩咐道。

    闻言，沈海穷一脸的不乐意，然而面对大哥严肃的眼神，还是照做了，当场分钱。

    等做完这件事，所有人看向沈柏龙的目光都变了，感动、热忱，也有一丝愧疚，这样轻财好义的大哥，绝对是跟对人了。

    察觉到众人眼神变化，沈柏龙更加坚信自己的决定了，挥挥手：“诸位兄弟都辛苦了，各自去休息吧！”

    很快，码头上只剩下四个人，除了沈柏龙、沈海穷，加上一同回来的生死弟兄。

    “周赖子在哪里？”紧了紧身上的棉袍，沈柏龙问道。

    “一号仓库那边！”沈海穷当即道：“大哥有什么打算？”

    沈柏龙没有答话，直接迈开步子，朝一号仓库走去，沈海穷三人见了，没有丝毫犹豫，紧跟而去。

    周赖子，人如其外号，虽然以貌取人不对，但他就是给人一种阴险狡诈的个感觉。当然，至少在这底层，是个能力不俗的人，识字，会算账，能盘货，把码头上人、货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因此被叄号码头实际的掌握者巩官人委以重任。

    因此，在叄号码头上，周赖子可谓是作威作福，什么管事、工头，即便是江湖大哥，也不敢在他面前炸刺，毕竟他的靠山是巩官人。而巩官人，可是秀州总捕巩宜的弟弟，亲的那种。

    但是，就在仓库前，曾经不可一世的周赖子被沈柏龙狠狠地踩在脚底下，周边躺着几名打手，个个哀嚎不断。

    面对气势凛然，目光凶狠的沈柏龙，周赖子很从心地讨饶道：“白龙兄弟，高抬贵脚，有什么话好好说，必有误会！必有误会！”

    见周赖子那不堪的表现，沈柏龙眼神深处闪过一抹不屑，但语气冷淡地道：“有没有误会，我想周先生心知肚明，你当知晓我的来意！”

    “不就是工钱的事吗？此事容易解决！大易！”的周赖子赶忙表示道。

    听周赖子如此说，沈柏龙抬起了脚，眼神也没有什么变化，但从腰间摸出了一把匕首，在手里耍了个刀花，看得周赖子心惊不已。

    没有丝毫犹豫，周赖子爬起身，便从一边的铁箱里取出一袋子铜钱，递给沈柏龙。见状，沈柏龙接过，打开袋子瞄了眼，从中拿出三小串装入怀里，剩下的直接丢给周赖子，冷冷道：“我只拿我应得的！”

    然后便招呼着沈海穷三人走了，望着其背影，周赖子那张脸迅速阴沉了下来，其中一名被打倒的手下迅速爬起来，扶着他，很是关心地唤了声：“周先生，你没事吧！”

    周赖子很喜欢别人叫他“先生”，不过此时，却暗骂来一句：“废物！”

    “去把王令那厮给我叫来！”

    很快，一名黄脸汉子赶来了，见到正在疗伤的周赖子，大吃一“惊”，情况他当然清楚，立刻上前献殷勤，嘴里骂道：“沈白龙竟敢冒犯周先生！”

    “还不是为了你的事！”周赖子当即赏了这王令一耳光。

    王令也不敢反抗，连道打得好，然后说道：“沈白龙这贼子，竟然连周先生都不放在眼里，如此不服管教，又在那干渔民中拉帮结派，早晚是码头的祸害”

    “现在，已经不只是你们二人之间的龃龉了！”周赖子冷冷道。

    王令闻言，眼神中闪过一抹喜色，他就是接替此前沈柏龙位置的人，从沈柏龙活着回来后，就一直很不爽，如今，见沈柏龙竟然如此不智地得罪周赖子，心中可是大喜过望。

    “要不将此事上告巩官人，请他处置？”王令建议道。

    “连一个沈柏龙都炮制不了，你让官人怎么看我？”周赖子冷冷地看了王令一眼，想了想，沉声吩咐道：“从外面找人，解决了他！”

    “是！”王令不由微惊，但还是迅速垂下脑袋应道。他可只想着把沈柏龙赶跑，没曾想，周赖子竟然直接想杀人了，这读书人，果然心脏

    另外一边，距离叄号码头不远的夜市上，四个人聚在一块，沈柏龙请客，吃着肉，喝着酒，就是气氛略显压抑。

    还是沈海穷，有些不安冲沈柏龙道：“大哥，这口气是出了，但为了区区几百文钱，如此得罪周赖子，他若报复起来，可不好受啊.”

    “我知道！”沈柏龙颔首道，端起碗中黄酒，一口便闷了半碗。

    见状，沈海穷出主意道：“依小弟看，还是周赖子与那王令勾结，排挤我们兄弟。大哥此前不是和巩官人有过交往吗，要不去找巩官人，他一向公正.”

    闻言，沈柏龙冷笑两声：“巩官人的公正，只对于他有用的人，你说，我比起周赖子，他更看重谁？”

    “这”

    “上海不能待了！”沈柏龙将剩下半碗酒吃了，坚定地道：“我也不想再如此混着待下去了！”

    “大哥想去哪儿？”沈海穷当即问道，看他表情，分明是不管去哪儿，他都要跟着，沈柏龙也有这个自信。

    “去金兰州！”沈柏龙道：“如今南洋一直在招人，我们是国人，去了必有用武之地，岂不必在此受这鸟气自在！去年，没能把货物带过去，此番，我便只身而去，定然见识那金兰港又是怎样！”

    “可是路费如何解决？”沈海穷思索起来，道：“这几个月，兄弟么也没存几个钱，去一趟海外，船费可不便宜！”

    一文钱难道英雄汉，在这一刻，沈柏龙忽然对这句话有了极其深刻的体会。手，下意识地摸到了怀中的匕首上

    正自着恼时，沈海穷忽然一拍脑袋，道：“大哥，我今日听到一个传闻，据说县衙贴了一份告示，说要招募一批人，组成垦殖团，去南洋的渤泥岛，有意者可去县衙登记！”

    闻言，沈柏龙略讶：“什么来头，竟然让县衙亲自为之张罗？”

    “据说是京里的大人物，这次要招一千人，就是不知待遇如何，去海外开垦，可是个要命的活.”沈海穷道。

    “现在，我最怕的，反而是连拼命的机会都没有！”对此，沈柏龙看得很开，拍板道：“海穷，明日和我县衙问问情况，若是合适，去那渤泥岛，也未必不是条出路。周赖子凭什么敢对我们作威作福，还不是背后有巩官人做靠山。

    然而，巩官人乃至他背后的巩捕头，与京中的大人物相比，又算什么呢？”

    显然，沈柏龙是有所意识的，那是一种莫名其妙、心血来潮的感觉，觉得这可能是此生最重要的机会了，改变命运的一种。

    就在第二日，沈柏龙便带着沈海穷前往上海县城，询问渤泥岛垦殖团的事情。对于此事，县衙显然是开了一条专门通道，竟然直接被带到报名处，还幸运地见到了正在视察招募情况的负责人。

    那是一名身着锦袍，气度不凡的中年人，温文尔雅，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沈柏龙敢脚踩那周赖子，但却不敢在这个看起来文弱的中年面前抬头，一种前所未来的卑微感，笼罩着他的身心。毕竟，别说京中贵人，在上海混了十年，他连上海县令都没见过

    而来人的身份，则更超乎其想象，竟然是吴国公府的参军，只知姓郑，但这已经足够了。足够沈柏龙下定决心，百死不悔地跟着下南洋，赴渤泥。

    对于沈柏龙的表现，郑参军有些满意，甚至多问了两句他的来历，尤其听到他被海盗抢过，还活着回到上海，更感兴趣，考校对水文、季风情况的了解，也能道出个四五六来，至于身体状况，看那体格就知道。

    于是，郑参军当场拍板，给了他一个垦殖团队长的职位，月钱五贯。沈柏龙自然是千恩万谢，趁势提出，他还有十几名弟兄，郑参军只稍加思索，便干脆地同意了。

    垦殖团是缺人手，但是更缺像沈柏龙这样的人才，没错，在郑参军眼里，这就是一个人才，有一定航海经验，具备一定领导力，胆略不小，运气还不错，在垦殖初期，值得大用。

    吴国公刘晖还在宗正寺圈禁着，此次打着吴国公府名义的垦殖团，乃是由刘晖长子刘文渝下令组织的，其目的，当然是要前往渤泥岛，把皇帝赏赐的封地经营起来。

    比起其他叔伯，吴国公府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有朝廷直接动手，只靠自己，慢慢开拓经营。当然，有那层身份在，能够调用的资源，还是很可观的。

    郑参军此番带队到上海做准备，组织的也只是第一批，先期到渤泥西岛打前站，若是顺利，后续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比起他爹，刘文渝可要实际得多，心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翌日，沈柏龙便带着他的十几个兄弟前去报道，没有一个拖后腿的，都表示愿意跟着大哥闯荡。

    然后，一干人便被安排到上海县郊外的一处营地，这个时候，沈柏龙才发现，这哪里是垦殖团，分明是在按照军队训练嘛，训练的显然是一名军官，还穿着铠甲

    雍熙四年冬11月，沈柏龙作为吴国公府垦殖团的一名队长，踏上了前往南洋渤泥岛的旅途，乘坐着他过去十年都只能远观而不敢亵玩的福船。

    这一次的选择，不只让他躲过了来自背后的暗箭，也开启了他作为南洋“勾吴国”开国功臣的新人生旅途

太宗篇40 雍熙之治

    雍熙五年春二月，龙抬头，率领众臣在京畿郊外完成了开年“第一锄”的皇帝刘旸心情看起来不错，看着那一大片被权贵们翻整过的田土，刘旸会心一笑，这大抵是继位五年以来，他露出的最释然的笑容。

    刘旸在继位以来，很多表现都在向世祖皇帝早年看齐，这躬亲视事，挥舞锄头，以为表率，则是其优良作风表现中的一种，从登基以来，每年如一，从无懈怠。

    就这，刘旸仍不满意，已然对左右吩咐了，等来年要择一地做些更实际的事情，实地实操与农民一道劳作，如此方能真正体现出他与朝廷对农事的重视，而不是仅仅做些表面功夫。

    对于农桑耕织事宜，刘旸是异常重视，他深知这是立国之本，固业之基，没有足够的粮布产出，大汉将寸步难行，民乱骚乱依旧会无穷尽。

    彻底解决大汉百姓的吃饭问题，刘旸没有这等奢望，毕竟那是连世祖皇帝都没能做到的，他何德何能。但是，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百姓做些事情，努力发展生产，积累粮布盐茶，却是刘旸力所能及，也一直践行的事情。

    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刘旸除了在吏治、法治、税改三事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之外，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农事上。

    为了劝课农桑，刘旸连续三年发出《劝农令》，要求各地官府务必保证农村正常秩序、农业正常发展，保证不误农时只是最低的要求。

    钦天监提前半年就要把下一年的皇历编写好，然后刊印发往全国各道府州县，以便指导各地农户因地应时生产。农耕时节，遇有生产困难，属地官府需提供不仅限于粮种、农具、牲畜在内的赈贷……总之，要尽可能保证给农牧渔民一个安定平稳的劳作空间。

    很多政策，都只是帝国时代下的基本操作，世祖时期已然有充分的经验，而比起世祖时，进入雍熙时代后最大的不同，或许就是监管力度的提升。

    每到农时，刘旸都会从京畿诸部司抽调干员（不只是御史），分赴全国各道州，进行农业生产监督巡视，被地方称为“农巡”。

    虽然对大汉帝国一千三百多个县来说，区区一二百人的“农巡”根本无法完全覆盖，便是逛到了很多也难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朝廷的态度也在这种空前的巡查力度下传达到了，地方上官僚职吏在做事时，起码能多些觉悟与警醒。

    同时，对于官僚犯罪，尤其在农事方面犯罪更是采取从重从严的处置态度。

    雍熙二年秋冬，朝廷曾就各地常平仓、义仓亏空问题，进行过一番纠察。爆发出了不少问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农事”为由挪用，最终用在农民身上的寥寥无几，很多实则最后都变换为钱财，落在贪官污吏的手中。

    有些地方官僚就是这般肆无忌惮，而不管怎么看，似乎都是农民最好欺负，也更容易伸手。对于二仓的检察，也逐渐演变为朝廷吏治整顿中的一项大举措。

    不过在具体落实时，却显得很谨慎，只把一批罪行重大、贪墨数量巨大的官员给处置了，以儆效尤，至于余者，只是小惩大诫，内部警告。没办法，朝廷正多事，内外正不安，在许多事务的处置上，刘旸都不得不多一分谨慎，有些妥协不是软弱，而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最近两年，情况又有所变化，随着权威渐固，在有些“底线”的问题上，刘旸也越来越强硬。

    就比如在农事问题上，他或许没法阻止所有权贵官僚伸手，但凡是敢于伸手的，一旦发觉，必给你斩断。而胆敢欺农虐民者，更无容情，必以严刑处置。

    很多时候，是不能仅凭印象看待一个人的。就说世祖皇帝吧，给臣民的印象素来是凉薄苛刻，喜怒无常，杀人无数，因此让人敬畏。

    而刘旸，从小到大，都是以一副温文尔雅、谦和宽仁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登基之后，慎刑少杀，更成为了他的一个新标签，是他雍熙之政的理念。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不算蜀乱这种的叛乱伤亡。以大汉《刑统》为指导，若对开宝、雍熙两朝的“年刑杀率”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在刘旸时代，官吏百姓犯罪，死刑率要远高于世祖时代。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世祖皇帝并不把罪犯当人，一般通过刑徒营抑或流放海外的办法来榨取剩余价值。

    而刘旸却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发现，世祖皇帝的做法，于小民太过，容易激起民怨，与权贵却太轻，因为不管是在刑徒营，还是在海外，他们总是有办法逃避那些苦难，逍遥着结束刑期，然后继续违法犯罪、作威作福

    这也是刘旸上位以来，便迫不及待地对刑徒营进行改革的原因，不过，在“调合”一道上，刘旸堪称集大成者。他的改革，并没有废除刑徒营，对其利处依旧在发扬，只是在对刑徒的政策上进行了一定调整。

    比如，“提高”了服役刑的标准，该杀的，直接依《刑统》斩杀，不用再送到刑徒营“受苦了”。

    于是很多权贵就发现了，贪污腐败、作奸犯科的成本在不知觉间提高了，若是过了，不再有刑徒营与诸封国作为缓冲了。很多情况下，死并不是最让人畏惧的，最让人惊惧的，是皇帝学会了世祖皇帝早年的另一招，官员犯罪，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前途：直系亲属，三代之内，不得录用。

    种种手段施展下来，天下的权贵官僚们是被刘旸给压制住了，至少明面上不敢再兴风作浪。

    于是，大汉帝国的政治清明了，社会环境、治安渐好了，各项生产有序进行，每年的钱粮税收也稳步增长，哪个尤其是过去的雍熙四年，从财政司的统计上来看，其水平已然恢复至开宝十八年前后。

    要知道，开宝十八年，那可是世祖皇帝“开宝盛世”的巅峰期。这样的结果，便是刘旸也有些不敢置信，然而，真要深究原因，还能有几个为什么的。

    首先就与世祖皇帝打下的雄厚基础分不开关系，其次更刘旸的大力整顿有关系，这一点尤其重要，一个健康稳定的环境，对于大汉百姓经营产出的促进作用实在太大了。

    还有刘旸不事折腾，厉行节俭，坚决坚定地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最后嘛，或许就得提一嘴税改，不管最终的结果有多少妥协的成分，当中枢与地方达成和解与共识，新制下的税入，就是要高一些。

    可以说，在刘旸的统治下，短短数年时间内，大汉帝国已然换了一幅面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健康”状态，迈向一个物质丰富、文化繁荣、军事强大的盛世。

    虽然才开个头，但是朝中已经有不少官员提出“雍熙盛世”的概念，不管是逢迎皇帝也好，还是对刘旸这个皇帝的真心认可服从也罢，总之，进入雍熙五年的大汉帝国，形势一片大好。

    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皇帝的刘旸，心情自然是不错的。

    不过，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当刘旸与宰相、财政使张齐贤讨论起农务之重，以及在朝中屡起争议的“农官之争”时，一则噩耗传来了，内阁大学士、太傅李昉薨了。

    李昉是病死的，年纪大了，有点病痛是很正常的事，从去年秋便染疾，一直在家休养，却没想到，养着养着，给养死了。

    对于李昉，刘旸自然是感情深厚，毕竟从他当太子开始，君臣师徒之间的情分便开始了，那是几十年积累的信任。而一直以来，李昉对于刘旸，也突出一个“忠节”，屡次因为太子的事在世祖那里受委屈，但从来是甘之受之，太子迫于形势不敢为其说话而产生愧疚之情事，还是李昉反过来劝慰他

    若说刘旸视李昉如父，那的确是过了，但对李昉的那份尊重与信任，却是丝毫不打折扣的。因此，闻李昉之薨，可想而知刘旸是何等心情。

    不过，闻泰山崩而色不变，这是刘旸经历无数锤炼出的心理素质，因此面上并不能看出什么来，只是在下令返城后的第一件事，刘旸选择了去李昉府上。

    曾经还是太子时，刘旸见过无数次世祖皇帝哀故人凋零，叹岁月无情，当时只是陪着感叹，这些年也见多了生死，然而到今日，站在太傅府灵堂，站在李昉的棺椁前，刘旸方才隐隐体会到当初的世祖皇帝是怎样的感受。

    郑重地朝着李昉的棺椁拜了拜，刘旸问道：“李师辞世前，可有什么话留下？”

    眼下在太傅府中主持事务的，乃是李昉的三子，秘书郎李宗谔，这是的李昉最出色的儿子，进士出身，靠才干任官，不像其他几个儿子，徒以家世荫补，在地方做着一些州县级佐官。

    闻皇帝问，李宗谔悲伤难以，泣声道：“回陛下，家父临终前，别无交待，只道生逢圣明之主，此生无憾，含笑而逝.”

    “这样的交待，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刘旸闻言不禁唏嘘，感伤地说道。

    虽然李昉家里并不拮据，但刘旸还是特地让少府拨款500贯，贴补丧事之费，这个数目，对刘旸来说，已经很大方了。

    而给李昉身后哀荣中最重的一项恩典，则是刘旸追赠其为“饶国公”，即便这只是追封的虚衔，甚至连俸禄都不用出，更别提传承了，但也足见皇帝对李昉的追怀。

    当然不会忘记了他的子孙，所有儿子都有适当的升拔，尤其是秘书郎李宗谔，升任知制诰，这是个靠近大汉权力中枢，位卑而权重的官职。

    春风送暖，伴着无限风光，却带不走刘旸心头的淡淡感伤。垂拱殿内，刘旸斜倚在软椅上，手里翻阅着一本书册：《文苑英华》。

    这是由李昉带头，率三馆学士、博士们共同编纂成书，辑南朝梁末至当朝开宝时期诗文，共1150卷，这也是李昉这几年的重点工作。

    不管是沽名钓誉也好，还是其他原因，从开宝时代起，朝廷便敕重资，延揽博学，编纂大书。

    比如成于开宝中期的《开宝总类》，那是一本包罗万象，堪称当代百科全书的鸿篇巨著；又比如记录了诸多轶闻琐事、神仙鬼怪、名物典故的集《开宝广记》；

    还有便是这本《文苑英华》，与前两者，合称开宝时代“三大部书”。

    《文苑英华》最早成书于开宝晚期，不过当时诗文记载只到唐末，不过等刘旸继位之后，又下令增纂，将“三代十国”到高祖、世祖期间的优秀诗文一并录入，到去年初方才成书。

    对诗文，刘旸并没有太多研究，他从小学的，都是怎么治国理政、怎么当太子半君的实用学问，不过，并不妨碍他翻阅，也算是对李太傅的追怀。

    不过，翻了翻，刘旸却发现问题了，抬眼问时候在身边的内阁学士王旦：“为何不见太傅的诗文？”

    对于此事，王旦显然知情，道：“禀陛下，李公谦怀，以自己才学不足，诗词庸俗，难登大雅之堂，更不敢与先人并列，因此拒绝在《文苑英华》上登载诗文”

    听到这样的解释，刘旸却摇了摇头，道：“太傅自谦是一回事，然若太傅诗文都不录入，让其他人情何以堪？将太傅的诗文也添补上吧，否则，岂不显得我大汉无人，不能与唐相列？”

    “陛下所言甚是！”王旦当即应道。

    沉吟了下，王旦主动拱手道：“陛下，还有一事，请陛下示下！”

    “讲！”

    王旦道：“太傅薨后，《世祖实录》之编纂，还需另择人主持！”

    《世祖实录》，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本怎样的书籍了，当然，一直是在编写的，只不过世祖在世时，总是多些顾忌，因此，刘旸登基后，关于《世祖实录》的整理编写，也提上了日程。

    要知道，世祖统治了大汉整整四十五年，这么漫长而稳定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事，各种记载也浩如烟海，即便有一份已经写了几十年“草稿”，但要将之汇编成书，需要耗费的时间、人力、财力也是巨大的。

    这件事，还是由李昉作为总编，主持把控进度，但到死，还未成书

    对于《世祖实录》的编纂，刘旸当然也是格外重视的，在他的眼里，世祖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他学习了。如今，已然无法言传身教，就只能在历史的记忆里，去总结揣摩了。

    因此，只稍加考虑，便吩咐道：“以集贤殿大学士柴禹锡为《实录》总编，另赐内阁大学士，御前顾问！”

    “是！”

    进入雍熙时代后，大汉帝国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文化盛世，这是由皇帝的好恶决定的。世祖皇帝虽然尊重文臣，尊重学问，但对于传统士林总是带有一种鄙夷的态度，而且常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作为与政策。有的时候，甚至让人不敢说话。

    相比之下，刘旸就要宽和多了，即便他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但还能维持一个体面，对传统士林至少有个“公正”的态度。

    这，也是雍熙皇帝比世祖皇帝名声要好的原因。再加上，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的活力，清明的政治，也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大繁荣。

    从雍熙三年起，另一本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也开始编纂了，垂垂老矣的内阁大学士徐铉，仍撑着一把老骨头，挂着总编衔。

    不只是编书这种政策性活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在京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极其明显的变化，各类诗词文章多了，各种文会多了，更重要的是内容，不只是风花雪月，歌颂盛世，敢于议政，且言之有物的也多了.这些，在世祖时代，是很难出现的，即便有，也多隐晦，除非是像柳开、王禹偁那般走务实求是派的人。

太宗篇41 “议政楼”，整顿的风吹向军队

    已是初秋，西京的士民百姓们又将迎来一段欣喜宜人的日子。延康大街依旧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太和楼也依旧屹立在最显眼的街市上，遥望皇城。

    楼内的格调依旧很足，宾客不是达官显贵，便是高门贵子，抑或是知名学子，它的门槛依旧是这么高，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够跨越。

    比起街市上的喧嚣，楼里实在要雅静许多，悠扬的琴声悦耳动听，让在座宾客都不禁陶醉其中，而琴台上，正沉浸其中，拨弦抚琴者，乃是一名长相俊朗却头发花白、胡茬唏嘘的中年人。

    当然，他还有一个更让人在意的身份，太和楼的主人，吴国公刘晖。

    刘晖是实实在在地被宗正寺圈禁了一整年，即便生活待遇没有怠慢，但精神与心气上的打击却是巨大，仅仅看起形象、行为的变化就可知了，那股子沉沦的气质总能给人带来一种戚戚之感，在宗正寺的时候，刘晖又给自己取了个雅号：戚然居士。

    期满释放之后，回到公府，刘晖将公府所有事务的处置权力都移交给长子刘文渝，若不是礼制所限，他甚至想把吴国公爵也提前传了。

    而刘晖自己，则不再关心那些“俗务”，而是纵情声色犬马，专注于饮酒抚琴，诗词创作。曾经喧闹一时的流光园，早已落寞，于是刘晖转移阵地，到公府名下的太和楼来。

    多年的发展下来，太和楼已然成为京中名流显贵汇聚之所，当然类似的场所京中还有许多，而其最特殊的一点在于，他还是供京中官僚、士子尽情论（键）道（政）之所，尺度之自由，甚至比朝堂上还高，毕竟太和楼的氛围没有那么严肃，也不用太多的顾虑。

    而这一份特性，对于许多不在其位的边缘人物来说，是极具诱惑力。因为随着名声的传扬，前来太和楼观摩旁听的，还有许多真正的显贵，这是怀才不遇者，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

    此时在大堂间，就有三人争辩，史馆修撰刘筠、翰林院校书郎杨亿以及弘文馆校理朱祺，三人都是明经进士出身。

    在大汉，实务官自然是年纪越大越好，相比之下，研究经文学问者，却是突出一个“出名要趁早”。这三人，如今都还不满三十，却已胜过成千上万的“庸碌”之辈，可谓年轻士林中的翘楚。

    尤其是杨亿，又是一个神童，七岁属文，十一岁时便在京中著《喜朝京阙》一首，流为传奇，并且杨亿还是最近十年，唯一一个未经科考，直接靠翰林院面试被赐进士出身的人，可谓破格提拔，这样的人，可见其在文才上的禀赋与成就。

    刘筠则不似杨亿那般惊艳众人，明经科中第之后，也表现得不闻不火，还是在做编修期间，为李昉发掘，带入《文苑英华》的编纂团队，由此才情渐展，尤以诗词闻名。

    至于朱祺，简单地讲，这是湘江学派中的后起之秀。当年世祖南巡时，曾与湘学领袖廖明永相谈，对他们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十分欣赏，于是让他推荐一些出众的士子北上，于是开启了湘学向大汉上层传播突破的道路。

    任何学派、理论的传播与发展，都离不开政治大厦的支撑，湘学也是一般，而走出湖南的舒适圈后，在京畿的发展并不算顺利。

    虽有世祖遗命可做背书，但世祖终究已经远去多年了，而雍熙皇帝刘旸虽然对他们事君与务实的态度比较欣赏，但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更重要的，在京畿的政治、学术派系里，湘学是极受排斥的。

    但即便如此，湘学还是在数年下来有了一定的传播，在京畿也站稳了脚跟，并且由湖南官商们集资修建了一座湘江会馆，用以传播讲授湘学理念。

    究其根本，还是很多文人士子发现了，湘江学派搞的那一套，即便过于逢迎谄媚皇帝与权贵，但却容易受到上面认可，对做官上是有理论帮助的。而当官，这可是几乎所有大汉读书人的信仰。

    进入雍熙年来，湖南那边又组织一片士人北上，这朱祺就是第二批，并且在雍熙四年春闱之中，高中明经科第一名，也是个十分有才的人，尤其是口才，能言善辩。

    而此时三名青年文坛俊秀辩论的，还是朝中老生常谈的“农官”问题，从世祖时期起，不论朝野，对于朝廷科举设立农科、农业委派农官等等举措，舆论上一直都在攻击。

    显然，在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朝廷这是在倒行逆施，此举有辱斯文，这是在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列，让腹有锦绣、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去操持研究农桑管理，实为焚琴曲煮鹤

    在一些士林朴素的认知中，他们当然也认可重视农桑，但是这份重视，实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能付诸于实际，更别提躬身下地，沉心研究了。或许，不欺压农民，保证不误农时，按期照章收上赋税，就已经足够了。

    但在大汉当前的政治趋向中，却是越发要求官员对农业生产、农业技术的学问了，从皇帝以下并诸多掌握实权的权贵们，也越发不依靠“诗书经典”治国理政了，这对于传统的儒学士们而言，是极其严重的一个问题，也一度引起了恐慌。

    当然，有抱残守缺者，也有应时顺势求变者，比如湘江学派，又比如杨亿出身的闽浙流派。

    就在今年夏，经皇帝刘旸提议，尚书令吕端、财政使张齐贤主持，决议同意成立农部，以总管天下农牧渔林诸事，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农业口的权威，强化“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

    当然，一个新部司的成立，也伴随着朝局的变动，以及权力的划分。关于农部的组织架构，具体细节仍旧商讨落实阶段，但可以明确的是，职权基本是从工部、户部中剥离出来，并且同户部一样暂时归属于财政司下。

    可以想见，财政司的权势将进一步扩大，将成为大汉中枢实权第一的部司，不管这样的局面会维持多久，至少在这个阶段，兼任财政使的宰相张齐贤，在政事堂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提升，也意味着皇帝的权势在持续增涨。

    而有心人则更加关注，一个新部门，还是一个实权大部成立，带来的职位与权力机会。

    而杨亿、刘筠、朱祺三人辩论的，恰恰是农部成立背后，有关增加农科取士名额、以及增加对官员农业事务、知识考核事项的问题。

    朱祺作为湘学出身，不说彻头彻尾地添朝廷政策，但总是从各方面为之解读，政治立场格外坚定。

    而杨亿、刘筠二人，当然也不敢否定朝廷大政，至少在政治正确的农事态度上，还是很坚定的，他们的异议集中在农科与农官事务上。

    杨、刘二人的观点很明确，朝廷重农、鼓励生产自是应该，但过于拔高农官的权力、地位，只怕会引起士林不满，也不利于朝廷的稳定与和谐，更无法倡圣人之言、行圣人之道，“泥腿子”焉能治理好国家

    说到底，他们虽然愿意给农学、农民以政治地位，但却不愿意分享政治权力。

    而对于杨、刘所持论点，朱祺可是看得透透，因为他本身也有类似的顾虑。但是，甭管心里怎么想，嘴上却是坚定的“实务派”，针对他们的说法，一一予以驳斥。

    比如“春秋有百家争鸣，农家之言当不得圣人之言？”；

    又比如“今圣人之言与古圣贤之言，孰重？；

    还有，朝廷的初衷，是鼓励读书人去修农学，劝农业，护民生，而非反之，本末焉能倒置；

    农事不兴，国家不固，小农至少能察天时，治田亩，而不辨五谷，只知摆弄经文、抱残守缺者，又如何能处理好政务，执行好朝廷“农业兴国”之政？

    当朱祺火力全开，尤其开始搞起“人身攻击”之后，杨、刘二人当然也不甘示弱，逐一驳斥，引经据典，能言善辩，同样是他们所长，火气被勾起来之后，气氛也就热烈了。

    不只围观的客人们兴致盎然，聚精会神，就连在琴台上抚琴的刘晖手上动作都快了，悠扬的曲调便急促，就仿佛在给辩论双方鼓动助威一般。

    在二楼的雅阁中，还有一名特殊的看客，当朝圣人刘旸。太和楼之名，他也早有闻之，此前皇城使王约曾汇报请示，是否要警告一番，毕竟地处市井，如此纵容议政，怕有不好的影响。

    然而，刘旸没有丝毫犹豫便拒绝了，理由也很简单，他行王道，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治国之道，无不可与臣民言者，他唯虑朝廷的政策方针传得不够远、不够全，何惧议论。

    何况，有这么个场所也好，正好听听异见，触类旁通，兼听则明，若有英才雄见，也方便取用

    刘旸一番见解，尽显开明之主的大度，当然，这也是建立在他足够自信且能控制局面的前提下，否则哪里能那般放任。

    而听皇帝直言，王约恭维之余，又提出，吴国公身为宗亲，作为太和楼的主人，是否不妥？

    刘旸当然听得懂王约暗含的意思，但刘旸一不相信刘晖有什么谋逆作乱的野心与实力，二则认为，正因刘晖的身份在那里，方才提供了那么个自由论道的空间。当然了，若是换作赵王刘昉、鲁王刘暧乃至燕王刘昭，刘旸都不会看得如此之开，毕竟不一样

    正因如此，才放任至今，甚至今日，连刘旸都难耐好奇，亲自出宫来视察一番，而见识下来，感觉很满意，果是名不虚传。

    当然，刘旸并不在意场中三人的争论，这些于他而言并没有太多意义，他们所说的东西，朝堂之上吵得更凶。

    相比之下，刘旸更关注辩论的三人本身，不管是杨亿、刘筠还是朱祺，都是雍熙时代下的青年俊秀，也正是因为不断有这样的年轻才学之士涌现出来，大汉的文道方才昌盛。

    目光落在以一敌二不落下风的朱祺身上，刘旸嘴角浮现出少许的笑意，感慨道：“朱祺犀利，杨亿耿直，刘筠明达，都是人才啊.听到他们争论，朕都觉得年轻了几分，倍感振奋！”

    侍从在旁，听到皇帝的感慨，王旦说道：“大汉群英荟萃，人才辈出，此兴旺之兆，也是陛下励精图治之功！”

    “朕可不敢矜功伐能！”闻言，刘旸摇着头，平静地说道：“至今，朕才勉强敢说国家之治理，渐入正轨，然而善始者常有，克终者盖寡，远没到松懈之时啊”

    见刘旸这么说，王旦心中涌出一抹感动，抬眼注意到刘旸鬓间的几缕白发，眼眶都有些微微发热，作为内阁近臣，他太清楚皇帝继位以来的辛苦了。

    “辩论双方，每人赐钱10贯！”刘旸冲内侍郑元吩咐了句，然后一摆手，道：“好了，该离开了，否则怕是要被人认出来了！”

    此时的太和楼中，朝官可是不少，且愿意现身的，多为政治积极分子，目光嗅觉可敏锐着。

    “是！”随从们应道。

    怀着一个不错的心情，刘旸低调地来，低调地去。不过在离开之前，又忍不住打量了一眼正在表演单手抚琴、纵享醇酒的刘晖，他显然很陶醉。

    对此，刘旸也不禁稍稍叹了口气。想当年，刘晖是多么受到世祖的宠爱，视为天家文曲星，而刘晖又是多么意气风发，天资惊人，文才卓越。

    不得不说，刘晖母子三人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刘晖之母周淑妃早年失宠，郁郁而亡；妹妹刘萱，也是个执拗的性子，为了一个不肖的驸马，寻了短见。

    如今，自己也落到这样一副“行尸走肉”的模样，刘旸念之，内心也颇为感伤。

    不过，即便如此，对于刘晖，刘旸也没有任何表示，至少在他生前，是不会有更多政治上的待遇了。

    广政殿，皇帝刘旸驾临，不过正在忙碌的中枢臣僚里，都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只是偷偷张望了一眼。皇帝早有规定，他巡视诸部是政务，不需迎接，怠慢公务。

    当然，礼节性的接待还是必要的，不过这项工作乃是政事堂大佬们的专利。此时在殿中当值的，乃是吕端、赵匡义以及张齐贤。

    政事堂的当值制度呢，比较“合理”，平日里一般维持三名宰臣的样子，其余人或在各自部司料理事务，或者就代天巡狩，巡察各地。

    另外，就如赵匡义与吏部天官慕容德丰之间，朝野尽知二人不和，因此吕端在排班的时候，都是尽量将二人分开，避免撞车。就如此时，慕容德丰便奉诏前往河东、河北、燕山二道以及辽东道进行吏治方面的巡抚指导工作。

    “众卿且入坐！”在这些权柄通天的宰相面前，刘旸表现得是越发自如了，从容之间带着一股强势，率先落座，腿一翘，便道：“知众卿理政辛苦，朕特来广政殿坐坐。”

    “多谢陛下关怀！”吕端带头，向刘旸表示道。

    嘴角露出点笑容，刘旸似随意地问道：“可有什么要紧之事？”

    “正欲禀报陛下！”吕端表情一肃，道：“成都上奏，驻吐蕃大臣尹继伦病逝于逻些”

    闻言，刘旸脸上那浅浅的笑意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沉吟少许，颇为悲痛地道：“雪域高原，究竟吞噬了我大汉多少忠良啊！”

    皇帝言落，吕端等人也都垂下头，似是在表示默哀之情。沉默少许，吕端也有些动情道：“前前后后，连带平叛、袭击、疾病在内，已有四千多名将士、职吏长眠高原，其中近半数，都是因为水土不服、疾疫不治而亡！”

    “伤亡如此之大！”刘旸眉头几乎拧死。

    吕端感慨道：“吐蕃之地理气候，不同寻常，对于大部分驻扎将吏而言，实在难于适应！”

    “中枢有何解决办法？”刘旸当即问道。

    吕端答：“臣等已就此事进行商讨，认为对高原驻军轮换，或可频繁一些，以两至三年为期，另外，对于驻军兵源之选择，当增加川边、陇西、河西籍将士，他们相对更容易适应气候。

    同时，竭力保证驻吐蕃将士辎需供给，提高饷钱待遇，以慰军心！”

    听其言，刘旸颔首，表示认可，略作思吟，又道：“传诏，追赠尹继伦镇西伯，以酬其殊功，另赐家人钱十万，锦缎各五十匹，其子孙，吏部酌情量能升迁荫职！”

    “是！”

    “关于继任人选，也先议一议吧！”刘旸又吩咐道，语气不免沉重：“也不知是否还有人，愿意前往逻些坐镇

    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川蜀官场、军坛，那是毋庸置疑的，高原上再苦寒，那也是方面之任，手握驻军，那些吐蕃部族从来都是予取予求。看看尹继伦吧，在不少吐蕃部族中，都暗地呼之为“尹王”，可见其威风。

    权威是一方面，还有肉眼可见的利益，茶马贸易始终红红火火，来自高原上的牛马、皮毛、虫草，可都是具备高价值的商品，而驻吐蕃大臣，在这条利益链上显然是有一份固定份额的

    但同样的，这个职位也不是谁都能做，谁都有资格做的。至少在中枢，当朝商议人选时，就有很多将领、官僚表示排斥，不远去。

    不是他们见识少，而实在是，那个地方是个“不详之地”，不到十年的时间，死了两任大臣，就连天潢贵胄的晋王刘晞这等福运之人都没抗住，那其他人呢，岂不是去送命？高原上因病死掉的那些驻军将士，可是实实在在的

    于是，剑南那边可望而不可得，中枢这边可即而不远去，这样的情况，让刘旸十分恼怒。当然，最后人选还是出来了，成都兵马指挥使康继英，因为在平定蜀乱之中表现出色，得到提拔。作为将门之子，又是三代忠良，资格能力、都具备。

    结果虽然出来了，但对过程皇帝却十分不满，毕竟能被提议驻吐蕃大臣的都是有一定资历、战功的老臣、老将，但他们似乎都有些丧失了志气。

    于是，借着此事，刘旸又开启了对于军队，尤其是禁军与高级将领的整顿。

    当然，刘旸的整顿相对温和，该有的体面还是给足的。只不过，从个地方，尤其是边地选拔了一批表现出色后起之秀，充实禁军，增加新鲜血液，加快军队更新换代的速度罢了。

    如果要说整顿力度的话，大抵在海陆之争上了，这些年，海军毫无疑问是越来越起势，也越来越富裕，地位也在不断提升，这自然引起了大量大陆军的将帅们反对、猜疑乃至打压。

    内陆不必多说，但在沿海地区，只要有海军驻扎的地区、港口，那是纷扰不断。怎么说呢，陆军有些眼红海军在海外牟取的那些利益，但海军哪里肯干，那是他们拼死拼活挣下的。

    一旦牵扯到利益之争，那必然产生诸多龃龉，但是利益之争，最后的调合也必然着眼于利益本身。而在刘旸的主持下，自然而然从海军身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海军在海外赚取的财富，必须上缴一部分，这部分，最终的去向也不是财政司，而是作为枢密院的“专款”，用在陆军方面。

    大汉，说到底还是陆军说了算。但同样，陆军的那些军头将帅们，也被狠狠地责难了一番，尤其在军风、军纪的建设上，很多连训练都懈怠耽搁了将领，甚至被拿来问罪。

    在这场纷争抑或说变革中，海军虽然损失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在政治地位上，却有了明显抬头的趋势，要知道，曾几何时，哪有海陆之争，有的只是陆军大哥对海军小弟的颐指气使，如今却已经上升到需要皇帝、枢密院来仲裁、调合的地步。

    这样的进步，可是突破性的。另一方面，陆军也开始主动提出，要加强在海外的驻（捞）军（钱）了。

    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地骚乱不断，又发生过蜀乱，但大汉军队还是难免患上了和平军队的一些通病，而具体表现，重点就在军队上层，而上层若懈怠了，基层的官兵就难免受影响。

    刘旸治国虽然重点在苦修内功上，但对于军队建设，也不敢放松，毕竟在世祖的熏陶之下，深彻地明白军队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而大汉摊子又那么大，永远需要军队巩固与维护，什么都能乱，军队不能乱，这是个基本底线。

    当一个个新鲜的面孔出现在大汉军队的上层，曾经追随世祖的那些将帅们陆陆续续地凋零，消失在大汉军队之中，即便还活着，还保留着一定的影响力，但也正在这种变化之中，雍熙皇帝印记打上了，也开始进一步覆盖乃至清楚世祖那依旧残留的影响力。

    当然，这一点是永远清除不了的，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因为总有人会打着世祖的旗号进行政治活动，而这个旗号也将永远不倒，除非后世之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数典忘祖之事

太宗篇42 三项任命

    “臣王玄真奉诏觐见，陛下万安！”垂拱殿内，前武德使王玄真满面肃重，向高居御座的皇帝刘旸行大拜之礼。

    “平身！”

    “谢陛下！”

    居高临下地审视着王玄真，不知此人心理活动如何，但面上总是从容的。刘旸淡淡然地问道：“你赋闲在家也有一年多了吧！”

    “回陛下，正是。”王玄真心思微动，恭敬地应道。

    “可有怨气？”

    “陛下明鉴！”听皇帝这么说，王玄真当即郑重地表示道：“臣本居是非之地，陛下恩免，实为拯臣于泥潭，一番关怀爱护之心，臣感激涕零，如何生怨？”

    王玄真的解释，让刘旸笑了笑，语气轻松了些：“赋闲这些日子，在做什么？”

    “回陛下，臣在龙门镇外置办了几亩薄田，闲来不过读书、行猎、耕地、种菜罢了。”王玄真答。

    龙门镇在洛阳以南，伊水河畔，距离京城并不远，王玄真选择这么个地方休养，显然是身在山野，心念朝堂。

    对此，刘旸当然能够体会得到。表情一肃，不再寒暄，刘旸凝视着王玄真，道：“刑徒营的处置，你做得不错，对结果，朕很满意！”

    就在雍熙四年夏，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王玄真方将刑徒营的改革勉强完成。结果是，曾经遍布大汉诸道州，以数十万计的刑徒营，完成了大瘦身，包括新增加的蜀乱叛民在内，在王玄真主持下，三年多的时间内，朝廷一共朝西北、东北及南方诸封国移民了四十多万人。

    且不提这个过程中有多少利益交换，又发生了多少残酷与悲情，但刑徒营这个大汉帝国躯体上的“毒疮”，却从事实上被缩小、缓解了。

    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只要刑徒营还在，那就永远不可能解决。即便经刘旸授意，在王玄真的整顿下，已经在制度上、管理上尽可能地多一丝“仁性”，但是，只要这项制度存在，该有的问题依旧会有，只是情节轻重罢了。

    像这种皇帝关注的情况下，各地管理刑徒营的职吏自然会收敛一些，刑徒们的日子自然会跟着好过一些。然而，一旦上边注意力转移了，那么獠牙利爪也必然重新张开。

    至于废除刑徒营制度，刘旸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最终还是按下了这个念头。实事求是地讲，刑徒营对大汉刑事处罚是一项重大补充，同时朝廷也需要这么一批廉价的可以任意消耗使用的劳动力，修桥铺路、开山采矿、挖渠固堤，这些苦活累活赃活危险活，永远是缺劳力的。

    另一方面，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刑徒营中，可不只是犯罪的大汉官民，更有诸多不服王化、叛乱生事的部族、蛮民乃是邪教徒。从一定程度上讲，刑徒营的存在，几乎是大汉帝国肮脏、污浊罪恶、黑暗的集中地，是阳光下的阴影，盛世清明背后的垃圾场，对于维护帝国统治，维持社会治安，有着巨大作用。

    经过刘旸君臣的操作，只不过是向各封国进行了一次“排污”罢了，刑徒营的规模一减下来，既方便控制、管理，也让皇帝不再寝食难安，时刻要担心又发生一起刑徒营暴乱。

    当然，一直以来，刘旸顾虑的绝不是简单的刑徒营乱，那并不容易成事，而是担心牵一发而动全身，怕与地方积弊勾连爆发，蜀乱已经给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而通过对刑徒营的改革处置，王玄真这个特务头子也终于获得了刘旸的信任，至少肯定了他的能力。

    这是一个干才，不仅能到位地领会上意，做事雷厉风行，却也不失灵活。也就能理解，当年在其叔父王寅武倒台之后，没几年，世祖便又让此人担任武德使，这可是一个有“政治缺陷”的人。

    “你在武德司效力二十五载，一向勤勉，克己奉公，朝廷也一直没有进行多大犒赏！”殿内，看着王玄真，刘旸缓缓道：“朕赐伱钱五十万、锦缎百匹、御马两匹、御用瓷器一套，另加特进！”

    “臣拜谢陛下隆恩！”闻言，王玄真当即跪下，再稽首谢恩。

    皇帝赏赐的这点东西，于权贵之间而言，实在不算什么，但是重点显然不在物质上，而皇帝的认可与态度，这才是长久富贵荣华的保证。

    刘旸则继续道：“放你这样一个干才赋闲，朕都觉得可惜。你也歇得够久了，该出来为朝廷效力了！”

    一听这话，即便城府深如王玄真也不由心头泛喜，再没有比官职与权力更实在的东西，因此，再叩首，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样：“陛下但有所命，臣在所不辞！”

    对其表态，刘旸脸上没有丝毫笑意，说道：“江南道布政使樊知古辞世了，你去江南接任！”

    闻言，王玄真不由愕然，他怎么也没想到，刘旸竟然会安排他这样的差事。但旋即，便是狂喜，且不提江南道在大汉经济版图上日益凸显的重要地位，就从武德使到布政使这种身份的转变，其中蕴含的恩典与机遇，就不是旁人所能理解的。

    若说对刘旸一点怨气也没有，那是扯淡，王玄真又不是什么圣人，但就在此时此刻，他“忠诚度”几乎瞬间点满。

    不过，强大的心理素质让王玄真表现得很克制，叩请道：“陛下以如此重任相托，臣感激不尽，只是臣才德浅薄，恐难当重任。何况，臣若履任，只怕朝中非议大起，徒令陛下为难”

    “故作谦辞的话就不要在朕面前多说了！”听其言，刘旸略显强势地道：“你若没有这个能力，朕也不会用你！至于朝廷非议，朕是否会为难，那是朕的事情，与你无干！

    去江南，也不是让你去享受那里的风花雪月！江南乃东南之盛会，漕运之起点，对国家之重朕就不多讲了。

    如今，朝廷多项改革，仍以吏治为先，并且由全面铺开，改为针对改革，江南道便是重点整治地区。

    对于江南道的情况，你在武德司时，恐怕了解得也不少。贪腐哪里都会有，只是富裕的地方更加容易罢了，你去江南道，替朕把前面几年朝廷未能顾及到的地方，再仔细清理一遍。

    吏治、法治，还是得不断刷新才行！另外，江南道的商业日益繁荣了，商税在逐年增加，但官商、权钱勾结的行为也是日益猖獗。

    民间因为商业之争，聚众械斗，杀人害民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严重阻碍商业秩序的正常运转，干扰士民百姓的安定生活，必须予以严惩

    尤其是上海县那边，朕听民间传闻，说上海商人多，商品多，松江底的沉尸也多。能够传出这样的说法，朕不相信是毫无根据的，其中必有弊症，还有苏秀二州之间的矛盾，都给朕好生整顿。

    朕再给你三年时间，三年之后，朕要看到成效！”

    皇帝都这般说了，王玄真自然也不再故作矜持，当即拜倒，又是一番立誓保证，定然尽忠职守，整顿江南乱象，不负陛下托付与信任云云。

    而可以想见的，对王玄真的任命宣布之后，朝堂之上是何等反应，轩然大波，一片哗然。自上而下，几乎没有不表示反对抑或异议的，对于各路人马来说，不只是江南道这么一个肥缺没了，更重要的，还是王玄真的出身因素。

    什么时候，武德司的鹰犬爪牙，也能衣冠博戴，堂而皇之出现在大汉朝堂，受封疆之任，与众多贤并列为伍。

    然而，不管争议有多大，皇帝诏命已下，都不容更改，刘旸也没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再多的不满，都得生生憋回肚子里去。

    而整个过程中，有一个人则稍显尴尬，那便是宰臣、吏部尚书慕容德丰。不管是从哪个立场来讲，慕容德丰都是反对王玄真江南道布政使之任，但是从头至尾，他都没有真正的发言权，皇帝甚至无视他的意见。

    或许只是单纯的对事不对人，但对于一个吏部天官来说，即便只是个例，也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倘若连人事组织的权力都弱化了，那就相当于他这个宰相最重的权威被削弱了，不是一个好兆头。

    雍熙五年冬十月，大汉南疆，偏远的安南道，发生了一件大事，真腊军队于十月初三突然犯境，攻破边境小城邑文阳，又东渡罗伦江，克日落县。

    至十月十五日，真腊军队已经攻破雾湿岭，侵袭安南道南部沿海地带，攻略驩州，几乎从陆上将安南道与南部州县及林邑国截断。

    同时，在安南中北部地区，又洞蛮部民连叛，祸及州县，其中有诸多土著部族酋长，长期不满大汉的统治，如今纷纷举乱，背后显然也有真腊过的策动。

    这真腊，竟是失了智一般，彻底与大汉杠上了

    对于真腊国突然之犯境，朝廷这边自然是震怒不已，没有多少异议，朝堂之上迅速达成共识，必须要严厉打击。多少年了，从来只有大汉去打别人，何来外国主动挑衅，还是中南半岛上的“蛮夷”国度。

    雍熙时代的大汉虽然致力于内，然一旦遭到外部入寇，那战争机器也能迅速开动起来。

    打是一定要打的，但如何打，派谁打，打到什么程度，却还经过了一番细致的讨论。区区真腊，还不值得大汉过于重视，只是因为其悍然挑衅，一下子将朝堂的目光吸引了。

    因为在议定平叛人选时，有一个人主动请缨了，皇长子、汝阳郡公刘文涣，倘若与夺嫡事务联系起来，那么即便只是西南边陲的一场“小冲突”，也能变成朝堂上的大事，成为各派势力的角力场。

    慕容氏那一派人，当然是坚决反对此事，理由很简单，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皇长子并无领军之经验，且西南小乱，遣一良将即可，何需让千金之子，坐于垂堂

    与之针锋相对，赵氏自是努力争取，有另外一套说辞，刘文涣有过安西之行，又在军中观摩历练过，至于经验的缺失，则一上将辅助即可。另一方面，有皇长子统帅出征，也能鼓舞士气，表明朝廷对安南的重视。

    两派人马各执己见，声势之大，仿佛又要重现雍熙元年那场激烈的争储风波。而这种以军国大事作为争储战场的行为，显然惹恼了皇帝，一番霹雳板子下来，两方再度消停了。

    不过，对于刘文涣主动请缨，前往安南平叛却敌，刘旸在经过一番仔细的斟酌后，最终决定，让刘文涣去试一试。或许，刘旸是想到了当年世祖让他上战场、做统帅的故事。

    雍熙五年冬十月二十，皇帝下诏，以皇长子、汝阳郡公为征南大元帅，调集云南、两广、安南四道五万大军，以制真腊之乱。

    随着这道诏命的下达，在雍熙五年的这个冬季，几乎整个中南半岛都陷入到战火纷飞的动荡状态之中，因为不仅仅是朝廷与真腊国之间的角力，周遭的林邑、临海诸封国，乃至正在抵抗刘文海入侵，以及已然被灭的直通国余孽，都参与了进去。

    基本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其一自是大汉，其二则是以真腊为盟主的中南半岛土著邦国。

    甚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动荡甚至蔓延到南洋，至少齐王刘昀的北金洲是起了数次土著叛乱。

    “寇准，平心而论，朕是真不怎么喜欢你！”垂拱殿中，刘旸冷冷地盯着跪伏在御前的襄州知州寇准。

    自从元年那场政治投机，寇准也基本在襄州度过一整个任期了，此番回朝述职，其他部司基本都过关了，也接受了几名宰相的察问，偏偏在皇帝这里，被晾了几日。

    如今方陛见，就面对皇帝这样的发言，即便是寇准，也不由心惊胆战，叩首不已：“臣惶恐！”

    “你可知道为什么？”刘旸淡淡地问道。

    寇准深深地低下头，道：“臣才浅德薄，不堪入圣人之目！”

    “呵呵！人皆有长短，朕岂以此好恶？”刘旸嗤笑了一声，道：“而况，你寇准若是才干不足，朕岂会同意以你为襄州知州。朕听了你的考核汇报，襄州五年，一改积弊，政通人和，路不拾遗，这是庸才能做到的？”

    “总是你这个人，机心太重，胆子又太大！”刘旸感慨着说道：“朕是既欣赏你的刚直果断，敢于任事，又厌恶你不知分寸，得寸进尺！”

    “臣惶恐！”寇准再拜，嘴上身体都是这般表现，但心里究竟如何想，实在难为人知。

    而刘旸却没有与之多探讨的意思，直接道：“关于你下一步任命，想来你也听说了，不用惊奇，就是安南道，同时兼任南征大军粮料使。

    安南有今日之乱，固然有真腊突袭之原因，但当地军政职吏长久以来的懈怠，失了警惕，也是重要原因。

    你素来雷厉风行，朕希望你到任之后，能给安南带去一股新风，还大汉南天一片安宁永固.”

    “陛下信重，臣唯有结草衔环以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臣必不负陛下所托！”当最后的任命落实下来，寇准狠狠地叩头道。

    雍熙五年冬，37岁的寇准，成为了大汉最年轻的布政使，即便只是安南道这等大汉最末流的道司。

太宗篇43 大汉阴影下的世界（上）

    雍熙六年春二月，林邑国，金兰州。

    两山环抱的金兰湾内，与平日里不同，往来的商船都被限制，航线空出，保证港湾的进出通畅。

    海港边，旌旗猎猎，鼓角争鸣，大量士兵列队于此，等待出发，尤其是居中的三千甲士，个个身穿精良甚至奢奢华的锁子甲。

    这是整个林邑国军队的精华，整个封国最强有力的保障，林邑王刘曙花费了足足十年时间，方才打造出五千人马，如今一次性派出六成。

    而其余部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其一乃是林邑国的下属州县地方军队，其二则是由大汉商民组成的义勇，当然也少不了由当地土著组成的仆（炮）从（灰），零零总总加起来，足足超过两万人。

    这样规模的军队，于时下的林邑国而言，组织起来也绝不轻松，说是穷兵黩武也不过分。而空巢而出的行动，所谋者必大。

    万众瞩目的高台上，刘曙一身红袍，头顶王冠，神色肃重将手中王剑交给世子刘文演，道：“我儿，国中兵马尽付你手，小心行事，盼你凯旋！”

    “是！”刘文演年轻的面庞上只有从容，单膝跪地，双手接剑，慨然立誓：“请大王放心，臣此去，必取河洲之地，不破真腊，誓不还师！”

    言罢，刘文演站起身来，拔出那柄当年刘曙就国时由世祖皇帝赏赐的王剑，由精钢经过千锤百炼的宝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紧跟着“必胜”的山呼声响彻整个金兰港湾。

    随着“登船”的命令下达，在各军长官的率领下，出征将士陆陆续续，鱼贯登船，近两万人，连带着后勤物资，花费了半日多的时间，方才结束。为了这次出征，林邑国这边，是把老本都搭上了，不只精兵，所有大船、坚船都用上了。

    主舰上，一身戎装的刘文演临楼凭栏而望，目光始终凝视着刘曙所在，以一种坚定而自信的语气道：“刘珙，此番出征，定要功成！”

    “世子放心，真腊军队即便有所防备，其主要力量还是得用在抵御北方的朝廷大军。我军此次出击，乃是致命一击，真腊国是抗不住的，从袭击安南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之结局！”

    在刘文演身边，是一名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年轻将领，也是林邑国中军副将刘珙，此次出征的兵马总监。

    刘珙本是楚国公府的家奴，但是打小聪明伶俐，为人处事都十分干练，一直到刘曙封国林邑，带着家当南下打拼，本就精明强干的刘珙就迅速出头了。尤其是，他表现出的在军事上的才能，不管是训练、指挥还是作战，都叫佼佼众人。

    18岁时，就开始受到刘曙重用，开始独立领军，弹压各地部族，建立实际统治。

    在林邑封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安南道对南部地区的统治，都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实际占据地方的，还是原占城国的贵族、官员、部族首领，这种情况，到刘曙封国之后，也是如此。

    因此，世祖虽然把地方封给刘曙了，并提供了不少的支持，但要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统治，还需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刀兵与流血，刘珙在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过去的十来年中，除王城所在的金兰州之外，刘曙一共在林邑国建置了7个州，基本沿着沿海平原地带推进扩张，往北是庆州、富州、平州三州，往南则是宁州、顺州、松州，还有一个便是金兰州西边的德州，那是为了拱卫王城的安全。

    而七个州，有四个都是在刘珙的率领下实现占领统治的，而剩下三个，则是世子刘文演的功劳。

    到如今，两个年轻人，一个二十七岁，一个二十岁，却是林邑国军事上的顶梁柱，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度与局势下，才有这等青年豪杰拔尖冒头的机会。

    当然了，也是林邑王刘曙敢于用人的原因。

    港口上，刘曙依旧伫立着，注视着逐渐远去，使向湾口的船队。白驹过隙，曾经荒诞不经的刘曙，如今也四十二岁了，也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王了。

    “大王不必忧心，世子天纵英才，此去必定马到功成！”身边一名长者，大抵是见刘曙担心，不由开口劝慰道。

    老者名叫符昭惠，从这个名字知道身份来历了，其人乃是符彦琳之子，从辈分上刘曙得唤他一声表叔，如今乃是林邑国相。

    “国相！”听其言，刘曙却竖起一根手指，严肃地吩咐道：“务必要保证大军供应，把我们的家底都拿出来，大好良机啊，绝不能错过！还有，派人给征南行营去一封信，告诉我那皇侄，做叔叔的已经竭尽全力策应他了，希望他能在北面持续施加影响，祝愿他早日功成”

    说到这儿的时候，刘曙那张被海风吹得干燥的面庞上，也不禁流露出少许狡猾之色。

    或许很多人都小看了刘曙，乃至错看了他，又或者，前三十多年的荒唐，只是为了游戏人生，尽情享受。而抛开这一切，仅从封国十年后的表现来看，就会发现，刘曙这个国王，干得实则还不赖。

    十年的时间里，刘曙建立起了一整套的行政管理体系，这是实现对封国有效管理的基础，同时，通过政治军事手段，以沿海八州为核心，实现对原占城国土的基本整合。

    人口上，从国内招揽移民二十余万，从根本上一步步夯实着汉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统治。

    经济上，大力开发金兰港，以及沿海农渔业，积极与大汉国内交流，鼓励经商，仅靠为南来北往的商船提供停泊、供给服务，就获取了不小的利益。

    可以说，从各方面而言，刘曙在封国都表现得不错，他的林邑国也发展得有声有色的。

    刘曙本人，并没有什么经天纬地之才，也不是什么军政奇才，但能做到如今的程度，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也会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而他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就两方面的东西，一是世祖皇帝赋予他的名分以及对这片土地神圣的统治权，而则是早期来自朝廷从人员到钱粮支持加上楚国公府丰富的积累，当把这两项优势充分发挥的时候，自是无往而不利。

    同时，刘曙也是个懂得分享的人，权力、财富，土地、人口，从来都不是全贪全占。

    除金兰州（府）以外的七州县军政主官，无不是来自于国内的勋贵子弟，抑或是立有开拓之功的功臣，刘曙就是把统治之权明明白白地分享给他们，由他们这些汉族权贵，共同享受这片土地。

    不是分封，胜似分封。当然了，这样的做法也是最有利于开拓的做法，而不管是安东还是安西，作为大汉对外拓殖的试验田，也给刘曙这样的后来者提供了最好借鉴，即便地理环境迥异，但基本原理是相通的。

    在刘曙政府的组织管理下，林邑国的文明开发程度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发展到如今的程度，也有太多吃老本的地方，而当下，刘曙决定为了林邑国的未来再谋取一块根基之地。

    那个地方，就在林邑国西南，被林邑国高层称之为“河洲”的地方：湄公河三角洲。基本占据了原占城国土的林邑国，农渔是其天然优势，毕竟是占城稻的发源地，一年三熟是基本情况。

    然而林邑国土，适合耕种的沿河平原地带多狭长、拥挤，可以养人，但无法长久地富足地养人，尤其来了这么多在大汉国内见过世面的“上流社会”人群。

    于是，寻找一块更加丰饶、能够提供更多资源、供养更多人口的土地，成为了林邑上层的迫切需求。而具备优良水土气候条件的湄公河三角洲，自然成为了林邑国的目标。

    事实上，关于三角洲平原的情况，对多年往返于大汉与南洋之间的汉人商民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惯于耕种的汉民只要见识过那里的水土条件，就没有不垂涎三尺的。

    而林邑国对三角洲的窥探，也引发了邻居真腊的强烈反应，早在开宝年间，双方就已经就这块宝地进行争夺了。当然了，是由林邑国支持的那些汉人商贾、武装移民，从海上登陆上岸，驱逐土著，建立据点。

    于真腊国那边而言，汉人的行为，则突破了过去行商的底线，野心毕露，就是侵略，自然启动反击。

    不过在初期，冲突还不算激烈，不过是你突袭我的据点，我抢掠你的城镇。

    不过，进入雍熙年，随着林邑国逐渐走上正轨，随着军事建设的加强，冲突的烈度开始提升了。

    在雍熙三年的时候，真腊国那边组织了上万人，发起对汉人的驱逐行动，意图把三角洲的汉人商民赶下海去。

    闻讯的刘曙，遣送刘珙领军三千拒敌，一番厮杀，凭借着刘珙出色指挥能力以及林邑军的装备、战斗力优势，成功挫败了真腊国那次行动。

    也正是从雍熙三年起，真腊与林邑之间算是彻底撕破脸皮了。仅从国力而言，在中南半岛之上，没有那个国家与势力能与真腊相比，即便是林邑。

    如果双方面对面的拼消耗，林邑国也未必拼得过，刘曙也舍不得拼。但是，刘曙的林邑毕竟不是周遭那些土著国度、部族势力，他有来自国内源源不断的力量投入，每来一个移民，经过一个商人，都是对其实力的提升。

    而最直接的，是来自安南道的支持，在此事上面，是有朝廷背书。每一次刘曙向朝廷打报告求援，说面临真腊进攻威胁了，最终总能抠出点好处，提供方自然是安南道。

    而在雍熙五年冬，真腊国发动对安南道的袭击，其背景也基于此，平心而论，朝廷也算是被林邑国给拉下水，当然，真腊国主动挑衅的举动，也的确愚蠢。

    从去年十月开始，作为征南大军副帅的侯延广，便已经率领两广军队南下，开始对安南道内的叛乱进行清剿，杀了很多人，平叛的效果也很好，一个月的功夫，大股叛军基本不存在了，有的部族选择再度低眉顺眼，拒不臣服者，则只能夺到西、北方向的山地、高原里打游击。

    等作为主帅的刘文涣抵达安南道治交趾时，安南道北部地区的叛乱已经基本被平定。

    十二月，略事休整的汉军大军南下驩州，进攻入寇的真腊军队，结果是没有任何悬念的，虽然真腊军队鼓起勇气接战，但在汉军的进攻下迅速溃败，他们引以为豪的战象部队，甚至抗不过一轮火炮的攻击。

    驩州一战，来自中国大炮的轰鸣声，第一次尽情地放响在中南半岛的土地上。

    真腊军惨败，死者数千，俘虏三万余人。按理说，至此朝廷交待的使命也差不多了，两个月平乱却敌，很是完美。

    但是，在刘文涣的坚持下，汉军在收复所有失地后，顺势反攻入真腊国境内，想要获取更多的功勋，即便为很多保守派诟病，但开疆拓土依旧是大汉第一等的功勋殊荣。

    可以想见的，比起在安南道内的反击作战，入侵真腊国，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困难的并不是敌军，而是简陋的道路交通、艰难的后勤补给，以及毒虫瘴气，即便从征将士以两广、安南人为主，依旧在进军途中，伤亡巨大。

    然即便如此，在雍熙六年的一月，汉军也成功攻克了真腊国北方大量城池土地，尤其是，文单城也被汉军占领。

    文单可不是一座简单的城市，后世名为“万象”，真腊国曾分裂为水陆真腊，在中国，则称陆（北）真腊为文单国，可想而知这座城市对真腊国的重要性，那几乎是其北面国土的脊梁。

    而对于刘文涣进攻真腊的决策，最兴奋的，莫过于刘曙这个叔叔了。在平叛期间，林邑这边在南边，也发起了对真腊的袭击，但战事规模一直不算大，毕竟整个中南半岛局势的发展，都要看驩州那一战。

    而等刘文涣兵入真腊，刘曙这边就开始进行大动员，等文单城都被汉军拿下的消息传来后，林邑国这边就彻底坐不住了，于是，除了必要的守备之外，大军倾国而出，直扑湄公河三角洲。

    选择这么个时机，刘曙与他的臣子们也是有充分考量的，首先真腊在北方损失惨重，主要精力还得放在应对不依不饶的刘文涣军身上，这极大减轻了他们的军事压力。

    同时，刘曙也怕朝廷那边叫停刘文涣的行动，依皇帝二哥这些年的对外政策，这是有很大可能的。

    因此，刘曙必需得紧紧把握住这个机会，朝廷如此“卖力”的情况，实在太难得了，一旦错过了，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而刘曙的判断很准确，当林邑国大军在湄公河三角洲上攻城略地，招降纳叛，打得真腊军队溃不成军之时，西京朝廷已经不断有人进谏，想要拉回刘文涣这头“脱缰的野马”了。

    对于刘文涣擅自攻入真腊，并且把战争规模越搞越大的情况，随着时间推移，反对声音也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强烈

太宗篇44 大汉阴影下的世界（中）

    发生在雍熙五至六年冬春之际的大汉帝国对真腊战争，无可争议的宣告了中南半岛的大变局。

    这场战争，以真腊国的惨败而告终，丧师失地，屈辱求和。曾经的半岛第一大国，就此沉沦，在南北两面都丢失了大片国土，损失惨重，沿海国家，几乎被打成个内陆国家。同时，内部也爆发严重的统治危机，中央权威大丧，地方实力派抬头，部族叛乱，分离主义大兴……

    真腊国的统治阶层具备一定延续性，其统治也没有那么脆弱，就像发生在南北金洲及爪哇岛上此起彼伏的袭扰、叛乱一般，朝廷如欲彻底征服真腊，不大兴杀戮，通过“人口政策”，是极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的。

    但是，如仅从“乱其国”的角度出发，对大汉来说，尤其在已经攻破其国门的条件下，那是没有多少压力而言的。

    这场半岛战争，时间持续并不长，但动兵规模却一点不少。初期的“自卫反击”就不说了，后续几个月出国作战，迫于军情，为保辎需供馈，后期又增派了三万对民夫，前前后后，为平“真腊之乱”，朝廷总共征调了十二万军民。

    这样规模的战争，放在任何一处都不是小仗，何况是在中南半岛上，耗费钱粮之巨，也是可以想见的。至于伤亡，也是不浅，足有七千余人，半数以上都是非战斗减员，同时，足以两千多名汉军将士长眠于半岛高原与密林之中……

    诚然，真腊国的损失更为严重，是数倍乃至十倍于汉军，并其汉军还攻取了以文单为中心第六大片真腊国土，但这笔买卖，在大汉朝廷那里，怎么算都是亏的。

    因此，在雍熙六年夏四月，当真腊使节历经辛苦，抵达西京洛阳，带来真腊国王阇耶跋摩地五世的乞和信后，几乎没有经过多复杂、激烈的讨论，皇帝刘旸便同意其所请。

    至于条件嘛，称臣纳贡是必需的，割地赔款也少不了，同时要求真腊大开国门，准备大汉商贾前往货殖经商，并且，对于流亡于真腊国境内的那些来自安南、云南两道的反抗势力，真腊国也需协助清剿。实事求是地讲，朝廷的条件也算宽仁为怀了。

    真腊国所不清楚的是，事实上他们只需再扛一扛，情况就会好转，因为大汉帝国的高层达成共识，决议罢免兵，结束与真腊国这场争端。

    原因有很多，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与真腊这场战争实在是亏本，打下去对朝廷并没有多少好处，只会空耗国力，在真腊战败服软后，没有必要再浪费钱粮兵力；

    二则是打进入雍熙时代起来，偃武修文、休养生息便是朝廷最重要的政策方针，如非必要，是不会轻启战端的。

    当然，像剑南叛乱，真腊入寇，这种情况是必须坚决镇压、反击的，只是到什么程度，朝廷诸公是有个心理底线的。

    平心而论，皇长子刘文涣率军反攻入真腊国境，虽然很提士气，大扬中国武功，但并不是那么受大汉上层认同。

    即便是皇帝刘旸，虽然后面下令相关部司全力保证大军后勤，但也给了一个“莽撞”的评价。

    至于还有一些不便名言的理由则是，像朝廷出兵出钱出力，给封国谋取好处的事情，是越少越好，朝廷封国，是为了减省扩张拓殖带来的成本与消耗，这是从开宝后期就在朝廷内部形成的共识。

    只不过，世祖皇帝在时，他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受群臣建议，表明态度，而雍熙皇帝，对于封国王们，却多多少少要顾及一些影响，顾念“兄弟之谊”。因此，有些事情可以做，却需少说。

    而在整场战争中，当然有获利者，而获益最大的，毫无疑问是刘曙的林邑国。由于在北方面临着帝国军队的强大压力，对南方，真腊即便有所防备，但力量有限，在应对上自然勉强。

    而林邑可谓是精锐尽出，又有大量南下勋贵、海商的大力支持，领军的又是刘文演、刘珙这两个林邑国最能打的将领。

    战果是硕大的，二刘不只将实现“攻取河洲”的既定目标，还超额完成任务，向北挺进，直抵洞里萨水与湄公河汇流口，筑巴山堡方止，以为防御。

    而巴山堡，距离真腊国的核心统治地区，洞里萨湖平原，已然不远了。而比起北面大汉朝廷的数万大军，来自林邑国的“背刺”，威胁显然要更为致命。

    即便刘文演由于兵力、交通、后勤等诸多因素，没有急进，但也在刘文涣于北方持续施压、攻城略地的同时，率军北上洞里萨湖地区，虽然没有刻意追求攻破城池，但也杀伤了大量真腊臣民，掠夺无数，极大地破坏了真腊国的社会与生产秩序，大大延缓了真腊国对林邑反制、反击的速度。

    而经过刘文演这么一番折腾，真腊国自然又迎来了一场伤筋动骨般的损失，而林邑国几乎全占湄公河三角洲，其中包括一部分已经被真腊国开发过的城镇土地，这也为后续林邑国的开发，节省了一定的人物财力。

    毕竟，即便再优良水土，拓殖垦地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仅一个水利条件就能难死个人。而从占据湄公河三角洲开始，林邑国在半岛上真正的立国之基，也开始逐渐打牢固，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也值得大汉子民扎根。

    和林邑国一样的，是西边的临海国，在真腊受到南北交攻的同时，临海王刘文海也派遣了一支军队，自直通地区越过山地之阻，向真腊西南部海湾地区（泰国湾）进攻，即便只是实现了一种名义上的统治，通过这次行动，也拓地数百里。

    若不是刘文海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北部蒲甘地区的攻略上，真腊这块肥肉，刘文海是必定要大分一杯羹的。

    而在过去的五六年中，中南半岛实则一点也不安宁，不只林邑国在就是吞噬占城遗产，构建封国军政体制。在南边，齐王刘昀也在加紧对北金洲地区的掌控，在他的招徕以及朝廷的支持下，又有几十家勋贵、功臣子弟，奔赴南洋发财，刘昀的“新齐国”也的确是大家伙在南洋的首选之地。

    最不安宁的，显然就是大肆攻略蒲甘、直通地区的刘文海的，在朝廷及南洋海上的支持下，刘文海率军，仅用一年的时，便将“缅甸”东南地区的孟族政权直通国给消灭。

    然后，一边从国内、南洋地区征募汉人力量，一面对本地土著进行驯服工作，同时向北挺进，迅速与蒲甘国叫上手。

    在过去几年，半岛西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大汉帝国之临海国于土著蒲甘国的战争展开的。

    到雍熙六年为止，临海王刘文海在尽取直通国故地的基础上，正与蒲甘国争夺“下缅甸”地区，但与林邑国不同，刘曙那边还能顾及到商业、农渔业的发展，也有一些实际的经营成果。

    而临海国这边，则就完全是一套军事体系了，刘文海完全建立了一个以汉人军功地主为主体的军国主义国度，从雍熙元年到六年，几乎无岁无月不战。生生打断了蒲甘国的上升之势，还得竭力抵御来自凶恶的汉人军民的侵略

    也是在雍熙六年四月，在刘文海纠集三万大军（亲军+汉人武装+仆从军）再一次向蒲甘国发动夏季攻势。

    这一回，蒲甘国没能抗住来自临海国海陆两面夹击，于是，抵抗了整整四年多的蒲甘国向北溃退，刘文海终于全据“下缅甸”，蒲甘国则真的被打成了一个“内陆国”。

    至此，刘文海方才停下扩张的脚步，把目光放到内政治理上。来自朝廷的直接支援，早就已经停了，在主要依靠自己以及先父遗泽的情况下，刘文海在完成初期扩张目标后，也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一番。

    雍熙六年八月，在文单城待了大半年的皇长子、汝阳公刘文涣，终于收到朝廷的召还，带着最后一批远征军撤向安南，回朝献捷。

    当然，在回朝之前，刘文涣还做了一些善后工作。已经攻取的真腊土地，还是不可能还回去的，刘文涣、赵氏一系更是坚持将之纳入大汉国土范围，这是可以理解的，否则开疆拓土的功劳没了，反而会让刘文涣陷入“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攻讦旋涡中去，慕容氏那一派的人，是必定会揪着此事不放的。

    而直接纳入帝国的行政管理，成本又太高，于是，当从朝廷那里拿到全权处置权之后，刘文涣对开拓的北真腊土地做了一番安排。

    首先，名义上设立了文、万、蒙、真四州，同时从安南、云南、广西调集了一批官吏。而在名义之下，刘文涣于四州代朝廷赐封了三十多名土司，这些土司之中，有真腊投降的权贵、将领，也有当地的土著部落首领。

    对于大汉的土司制度，这些势力自然是有所耳闻的，隔壁的安南道同样也不少土司，因此，这些新利益集体接受得很快。

    因此，刘文涣固然无法保证新取的文、万、蒙、真四州能彻底稳定下来，成为大汉始终巩固之国土，但至少保证其不会轻易复归真腊，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会走在“汉化”的正确道路上，毕竟如今的中南半岛乃至整个东南来，汉人的影响正在持续不断的加深、加强。

    而对刘文涣的善后处置，不管背后是否有人指点，皇帝刘旸终是给了一个“不错”的评价。而随着刘文涣撤军回国，中南半岛持续了近一年的动乱，终于恢复稳定。

    即便，这份稳定并不是那么牢靠，但同时，一个全新的半岛乃至东南亚局势形成了。

    从宏观上讲，几个月的“半岛战争”对整个东南亚的历史，都有重要影响，即便从结果上并没有出现“灭国”的情况。

    但与往年发生在南洋地区的“灭国”战争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下场的，不只是来自大汉帝国中央的强权，还有如林邑、临海这样的大汉封国，甚至于战后东南亚的新格局正是在这些封国的努力下促成的。

    到此时，似乎才真正出现了世祖皇帝曾经所期待的情况，大汉的开拓精神，不该只是来源于皇帝个人的喜好与支持，封国也不该被动地等待朝廷的哺育，他们需要更积极、更铁血，需要有一股发自内心的扩张的散播大汉文明的源动力

    当然了，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央帝国而言，究竟是好是坏，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但至少在雍熙六年的当下，整个东亚地区的形势便是，以大汉帝国为核心的中国势力，进一步加深了对大汉旗帜下山川河流、海洋岛屿的影响控制。

    大汉帝国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一个充满攻击性与不确定性的全新藩属国体系正在形成，这也天朝上国真正走出传统“九州”舒适圈的积极尝试。

太宗篇45 再起夺嫡

    刘文涣还朝，不出意外地错过了中秋，不过在抵京的第一时间，便被宣召进宫进行述职报告，皇帝刘旸要亲自听取他这个“当事人”对半岛战争的认识与见解。

    父子俩之间的谈话进行了足足一个小时，刘旸一如平常的严肃，没有太多情绪外露，态度上也只有小小的勉励，不过在接见完刘文涣不久，便派人宣诏，以安南之功，晋刘文涣为汝阳郡王。

    与此同时，对于安南之战的功臣评定，政事堂也奉诏展开。不管朝中对发生在南边的这场战争有多少的争议，那么多的牺牲，将士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上层的战略决策问题上头解决，该表示的，该给的待遇一点不能少。

    于是，朝廷在大出一笔抚恤的同时，大汉帝国有诞生了几名军功贵族，打头的当然是作为副帅的侯延广，朝廷内部也清楚，他才是汉军的实际指挥。十几万的统筹调动，还真不是历练不足的刘文涣摆得平的。

    因此，侯延广虽然让出了“功劳第一”的名义，却得了实惠，刘旸赐其爵为平南侯，时隔五年，原属于王全斌家族的爵号，从侯延广又开始延续。

    同时，寇准也由于在战争期间，积极筹粮供饷，高效有序调度人物力，使大军供馈无缺，得到褒奖。

    当然，他这个安南布政使才上任，官是升不了，爵也不容易封，于是赐金鱼袋、袭衣、鞍马以及行政待遇的适量提升，并在履历中记大功一次。

    而在受赏之后不久，寇准便从他的视角，将见识的半岛战争情况加以总结，向皇帝刘旸上了一道奏疏，万字长文。

    所陈之情，只有一点，恳请皇帝弥兵罢战，不要再轻启战端，打仗实在是太费钱了，尤其是在这边疆地区，几乎可以肯定得说，就是得不偿失。

    以对真腊战争为例，若是把打仗的人物力用在修桥铺路，兴建水利上，整个安南的农业条件都能得到不小提升。

    当然，如果仅是劝止戈罢战、休养生息，那这种老生常谈，实在很难带给人惊喜感，何况，一切的和平都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朝廷的威严不容亵渎，帝国的领土不容侵犯。

    而寇准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在表明自己“修文派”的政治态度之余，重点阐释了如何稳定边疆的问题，还是以安南为例，他向刘旸上陈了十条建议。概括来讲就五条，汉民实边，分化蛮夷，兴修水利，发展交通，鼓励农业

    这些，没有一项是不需要投资的。对于边疆道州，朝廷一向是有优惠政策的，但是绝对无法满足寇准的“定边十条”，而寇准写那么长一篇奏章的真正目的，似乎也就呼之欲出了。

    于是，在读完奏章之后，刘旸便下诏，减免安南道一年的赋税。注意，这个减免不是地方上不收税了，而是一年的正课不用上缴朝廷了，而这部分就用来做寇准治安南的“启动资金”。

    当然，这个过程，免不了朝廷派遣御史、密使之类的官吏明察暗访，对于地方官僚的节操，刘旸如今是一根毛都不信了，包括寇准在内。

    就拿剑南来说吧，叛乱平定之后，朝廷也酌情对受创严重的州县进行税收蠲免，结果呢，又砍了几十名官吏，朝廷又多派了十几名使者下道州摸排察查，方稍遏歪风。

    刘旸也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些官僚，是格外喜欢在朝廷“与民利惠”的政策上动心思，就仿佛朝廷的施恩降惠，不是给下民黔首，而是给他们这些官僚的一般，不伸手，不砍掉，就格外痒痒一般

    同时，在稍事考虑之后，刘旸又将刘文涣在北真腊新设的四州，暂时划归安南道辖制，准确地讲就是给寇准加担子，他不是喜欢折腾吗，给他用武之地。

    当然了，这可不是让寇准去把局势折腾乱的，否则他首当其责，寇准也不蠢，至少比起刘文涣，心里有数得多。

    “恭喜殿下了。”宫门前，赵匡义与拜会完赵妃的新晋汝阳郡王刘文涣“偶遇”，表情略显复杂地打了声招呼。

    刘文涣的心情显然不错，便是没有放浪形骸，面上的春风得意却怎么也克制不住。

    不过，见着赵匡义，立刻恢复了严肃，恭敬地行礼，唤了声叔祖。对于赵匡义这个叔祖，刘文涣可比他娘要尊重得多，他更清楚赵匡义能给他带来的帮助有多大，而不像赵妃一般，时而还要矜持一二，纠结一些莫名其妙的“门户之见”。

    大概是刘文涣态度的原因，赵匡义面上严肃表情缓和了几分，主动相邀，一叙“家常”，刘文涣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二人也没有回府邸，而是到紫金观外一处平平无奇的酒肆坐下，点一壶温酒伴谈。倒不是一点不顾及人多眼杂，只是，各自府邸恐怕还不如这小酒肆更具“私密性”。

    “殿下领军反攻真腊之事，还是略显莽撞”一杯温酒入肚，赵匡义还是忍不住指出。

    闻言，刘文涣眉头顿时一皱，道：“此事已过，叔祖为何此时再来重提？”

    注意到刘文涣反应，赵匡义心中暗叹，斟上两杯酒，道：“请恕老臣多嘴，只为提醒殿下一二事，得意而忘形，对殿下没有好处！”

    听赵匡义这么说，刘文涣眉头皱得更紧了，类似此类的说教，对血气方刚且才有成就的年轻人而言，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至少赵匡义还不具备压制刘文涣的权威与身份。

    因此，刘文涣的表情立刻垮了下来，然后有些不忿地道：“叔祖所指，我心知肚明！然就事论事，真腊无端犯禁，我率军反击，予以报复，何过之有？

    煌煌大汉，岂容蕞尔小国挑衅？明犯强汉，虽远必诛，昏乱之后汉，方有如此强音，难道今时之大汉，连前朝也不如？换作世祖时期，不将真腊亡国夷种，岂能班师？又有谁敢就此事赘言置喙？”

    “殿下所言有理！”刘文涣一番话，振振有词，掷地有声，赵匡义也点头表示认可，而后紧跟着道：“若非这条理由，殿下以为，您能顺利反击，攻略北真腊？贸然出击，深入敌境，即便打下整个真腊国，若非皇长子的身份，殿下认为又能否见容于朝廷？”

    听赵匡义这么说，刘文涣面上的桀骜之色消去不少，埋头沉吟，但始终不得开解，终于是抬头直视赵匡义道：“叔祖究竟想说什么！若是慕容氏与朝臣不满，他们终将不满，若说陛下有意见，南征议功已定，我也晋爵郡王，何虑之有？”

    刘文涣带着些质问的语气，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赵匡义。赵匡义愣了半晌，竟是怅然地问道：“殿下以为，陛下可欺吗？”

    “陛下洞察秋毫，明见万里，如何能欺？正因如此，才不为宵小所趁！”刘文涣依旧倔强地应道。

    赵匡义则闷了一口酒，说：“殿下扪心自问，率军攻略真腊，究竟是出于义愤，振我国威，还是为了邀名立功？”

    这话一出，刘文涣脸色立刻挂不住了，甚至于直接站了起来，待见到周遭有人把目光投过来，又故作无事地缓缓坐下。

    看着在那里举杯小酌的赵匡义，深吸一口秋凉之气，犹豫少许，而后压低声音，道：“三弟年已十二，我的时间不多了，机会也不多了，再不奋进，如何破局？”

    刘文涣如此表露心迹，赵匡义也有些意外，但听其言，表情也更显肃重，答道：“殿下既有此志气，就更当从长计议，急躁不得，否则只会事与愿违？”

    “殿下可知，安南、真腊这场战争，朝廷耗费了多少钱粮，地方又征调了多少民力？”赵匡义有些语重心长地说道：“若是连这些都不考虑，又如何能得圣心？”

    “陛下是顾全大局之人，封你为王，更有一番爱子之心在里边！让殿下领兵却敌，本就是一场考验，殿下自认为，征南表现，能否打动陛下？”

    赵匡义道：“殿下欲夺位争先，还需应时顺势，如今天下大势如何？悉在陛下！

    陛下治国之政策方针，殿下可曾仔细揣摩研究，若不认识到这一点，做得再多，表现再努力，那也只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对于刘文涣来说，赵匡义的话实在不是太好听，不只不好听，甚至有些啰嗦、唠叨，让人心烦。不过，最终刘文涣还是表示，今后会注意，多研习皇父治国之政策理念，不再急躁求进云云。然而，刘文涣究竟听进去了多少，就不清楚了。

    不论赵匡义怎么劝说，至少如今明面上呈现出来的，是皇长子正当红受宠，赵匡义这盆冷水泼得，也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刘文涣先行告辞离开了，赵匡义则独自坐在酒肆内，自斟自饮，所有的愁闷都伴着酒水，吞入腹中。

    赵匡义如今已有59岁，将近花甲，年岁既高，青壮年时期的政治雄心，在岁月的侵蚀之下，也日渐消磨。

    实事求是地讲，眼下的赵匡义，权力欲望已经不如当初那般强烈了，在朝中，他除了履行人臣之责，修身为政之外，所有的心血与冀望，都放在刘文涣身上了，只为能够扶刘文涣上位，如此也算功成名就，死也得其所。

    然而，这么多年了，就赵妃母子的表现，赵匡义的信心也不由动摇了，实在是有太多事情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赵妃一介女流，见识有限，赵匡义可以不与之计较，但刘文涣，他此前可是十分看好的，而今也生出一种无力感了。

    莫名地，赵匡义忽然想起来了赵德昭，在扶持赵妃母子的事情上，他都没有自己积极。诚然，如今赵氏当家做主的，乃是他赵匡义，但赵德昭与赵妃，可是亲兄妹啊。如今想来，赵德昭这个大侄子，似乎看得比自己还通透

    不过，事已至此，赵匡义已无退路可言了，只有一条路走到黑，当然，他也没有任何后退的念头。

    赵匡义评价刘文涣急躁的同时，在宫中，还有人更加着急，难以自安。

    “皇后，臣还是那句话，时下一动不如一静，只要三皇子谦怀孝敬，慎思笃行，习礼修德，那他的地位就任何人也无法动摇。否则，柱国勋贵不答应，满朝大臣也不答应！”坤明殿内，吏部尚书慕容德丰是极力地劝说着慕容皇后。

    然而，皇后哪里听得进去，当即斥道：“你总是这番论调，言之凿凿，但你看看如今朝廷是什么局势？刘文涣都封王了！

    当初，说我儿年幼，难以当国，我也就忍了，如今我儿已长，还不能正位，是何道理？”

    “你总说时间在我，然这五六年过去了，官家一无表示，反是赵氏母子恩宠益重。

    嫡长子，官家有将文澎视为嫡子吗？”

    “皇后！”听慕容皇后抱怨，慕容德丰有些急了，语气甚至有几分严厉，大声道：“万不可埋怨陛下啊！”

    注意到慕容德丰严肃的表情，皇后也知自己失言了，雍容间闪过一抹尴尬，回身坐下，深吸一口气，情绪怏怏地说道：“日新，你说官家究竟是如何想的？先帝当年册封官家之时，官家年仅八岁，名分早定，因而三十余年，纵龙虎兄弟，也难与之相争。

    而今，我儿已十又有二，若再不定名分，岂不让勋贵观望，朝臣猜疑，也会给赵氏以妄想。

    长此以往，国本不定，且不说我母子二人如何如何，就是于大汉江山社稷，又有何益处？”

    难得见皇后如此冷静地分析夺嫡之事，慕容德丰听了，想了想，也尽量平和地说道：“时移世易，如今情势不同了。对于太子继嗣之事，陛下自有考量，如今，只怕仍在观察。但是，臣老生常谈，依旧认为，只要皇后与三皇子不犯错，陛下就不可能弃嫡立庶。

    嫡长制继承，那是世祖与公卿约定而成的，也是陛下最终顺利继位之大义所在，背制立储，那是取乱之道，陛下不可能不明白。”

    “话虽如此，然正因如此，我才不安！”慕容皇后表情凝重地说道：“君心难测啊！以官家如今的权势与威望，若他执意立长，朝廷的勋贵大臣，何人能阻，你能吗？”

    慕容皇后这个问题，还真把慕容德丰给问住了，拧眉沉思几许，拱手道：“臣恳请皇后娘娘，保持耐心，平常应对.”

    慕容德丰的劝说，皇后显然也没听进去，就在雍熙六年九月秋，一批三馆文臣、御史及部司官员争相上表，以国本不固，请求皇帝册立太子，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于是，时隔五年多，太子储君的问题，再次摆在了刘旸面前。不过这一次，刘旸处置得干脆多了，没有放任两方斗争，影响朝局，破坏大汉好不容易才恢复的和谐稳定的局面

    所有上奏的官员，尽皆降职免官，更为重要的则是，慕容皇后也被刘旸寻个由头口谕训斥了一番，并且从雍熙六年秋开始，几乎不踏足坤明殿，如非正式场合，帝后二人甚至见不着面。

    当然了，赵妃也是同样的待遇。两个女人，平日里也是不敢忤逆刘旸的，然一涉及爱子，涉及太子之位，那是什么顾忌都抛开，也让刘旸颇为伤神。

    六年秋的“储君之争”，在刘旸干脆果断的处置下，算是被压制下去了，然而，就是刘旸自己也清楚，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压力与矛盾也会越来越重，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拥戴从龙之功，在任何时代，都是头一等的，总会有人前赴后继地去争取，只要一息尚存，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而这一次，刘旸也认真地思考起储君的问题来，一方面是迫于暗流涌动的夺嫡形势，另一方面，也因为刘旸自己也不年轻了。

    雍熙六年的皇帝刘旸，已经49岁了

太宗篇46 军售、枢密院变局

    进入冬季，朔风裹挟着北方的寒意持续南下，皇帝刘旸又披上了那件缝缝补补穿了二十多年的貂皮袄子。

    垂拱殿内，枢密使曹彬与兵部尚书向德明奉诏觐见，君臣三人就海外封国事宜，进行一番商讨。

    讨论的事情离不开援助事宜，且显然与军事相关，具体来讲，就是林邑王刘曙向朝廷打了一份报告，希望朝廷能够调拨一批军械、马匹，以御敌寇。

    这也可以算是半岛战争的后续了，真腊虽然与朝廷媾和，但与林邑国、临海两国之间的争端，却没有停下，相反，在真腊国稍微缓过劲儿来后，愈加激烈。

    相比于北面的兵马土地损失，占领了河洲地区的林邑国，才是卧榻之侧的威胁，如鲠在喉。

    因此在取得与大汉中央的罢战，在确认汉军大规模撤军之后，大量的真腊士兵开始南下，除了从都城“吴哥”派遣的中央军队，还包括一大批在汉军袭扰中损失惨重的贵族、部族私军以及真腊平民。

    不得不说，经过那么一场与大汉帝国的战争之后，真腊国被打痛的同时，作为统治主体的高棉人也觉醒了一定的民族意识（姑且称之为民族意识）。

    事实上，从真腊与林邑相争，并演变到主动进攻大汉安南，这都是半岛土著国家面临危机下，几乎本能的一种反应。

    而今日这一幕，或许早在三十多年前，在大汉商民扬帆南下，海军舰队横海出击之时，就已然注定。当与真腊联系紧密的南洋诸国逐一为大汉消灭之后，亡国的危机与阴影，就彻底降临到真腊国的头上了。

    虽然被中央帝国视外蛮夷之流，但世居半岛的高棉人，也是一个成熟的文明，有自己的信仰，也有一套国家管理体制，是不可能束手就缚的。

    不知觉间，真腊不再视中央帝国为天朝上国，相反，那是贪婪残暴的洪水猛兽，需要严防死守。

    于是，与林邑国的冲突多了，驱逐杀害汉人商民的情况增加了，乃至于发生了这么一场直接挑战大汉帝国体系的战争。多少有那么一丝悲情，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高棉人失败了，但至少挣扎过。

    当发现中央帝国大不好欺之后，真腊国这边也不得不认怂服软，考虑起一些实际的问题来。而在雍熙六年下半年，对真腊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如何抵御乃至反击林邑、临海这两个“虎狼之国”的入侵。

    当真腊国组织反击，大批军民南下之时，林邑国这边的压力自是陡增。打仗，汉军汉民都是不怕的，而正面对决，凭借着出色的装备、组织与指挥，不说以一当十，以一当五总归是有自信的。

    但真腊人长期的拉扯之中，也长了经验与教训，不再莽撞地与汉军硬碰硬，而是充分发挥其优势，本土作战与人口优势。

    而这两点，恰恰是时下林邑国之短，作为统军主帅，刘珙率军三次出击，都击退、击溃来犯之敌，并且取得破敌两万余人的战果，但从战局上来看，真腊人却在不断南下，夺回了不少城镇、据点、土地，甚至将汉人赶出了洞里萨河流域。

    归根究底，还是在半岛战争中林邑国步子迈得太开，吃得太饱，撑到了。以其人物力，实在不足以在保卫国土、弹压不臣的基础上，再生顶硬抗高棉人的反击。

    但是，不能抗，也要抗，但需要讲究方法策略。后经大将刘珙一番琢磨之后，提出了一套御备措施，核心就八个字：立足于守，出动出击。

    刘珙认为，若拼人力，即便再从国内移民二十万，也未必拼得过真腊国，并且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到的。

    而真腊军民不断袭扰驻军，杀害汉人移民，挑动国内部族叛乱，也恰恰打在林邑国的七寸上，毕竟他们对国内的掌控力，很难谈有多高。

    于是，综合几个月对真腊国反击作战暴露出的问题，刘珙提出了他的防守策略。那就是立足于巴山、巴南、茶岭、新市几座湄公河下游的堡垒防御真腊军之骚扰进攻，保护移民，弹压部族，在此基础上，组建骑兵，提升机动能力，派遣精干力量，不断北上反袭扰真腊国。

    如此，不仅可以通过抢掠夺取一定人口与物资，还能打乱真腊人的节奏，总而言之，就是要拿下防御的主动权，被动防守，只能左支右绌，立足于战，将战火烧到敌国，方可保境安民，恢复生产

    而要短时间做到这两点，就离不开朝廷的支持了，首先保证一套坚实的防御体系，林邑国这边首先想到了火炮，其次组建高机动的出击力量，半岛缺少的马匹，自然也想着从母国引进。

    于是，一道委屈而动情的求援书，最终上呈到洛阳殿堂，摆在皇帝刘旸的案头。

    对于此事，刘旸暂时没有表态，而是想听听曹彬与向德明的意见。结果，向德明有限支持，曹彬谨慎反对。

    向德明是在安西待了十年的，深知开拓之艰辛，而林邑国的请求也并不过分，火炮作为国之利器，不管是在进攻，还是防御上，都能提供不俗的助力。

    曹彬的反对，则是基于中央帝国在安全上的谨慎，火炮终究是国之利器，若是对封国武装太过，虽同出一源，未来若是为患，恐难制之

    向德明以为，前前后后，朝廷给安西三国提供的火炮，已有两百多门，安东也有十多门，南洋封国有求而拒之，未免厚此薄彼。

    曹彬觉得，此一时彼一时，安西的火炮，有试验性质，大起西征之时，先帝也未封国。当初的安排调度，不适用于今朝，且不管火炮还是战马，价值都不菲，大举提供，必伤国力，耗费民财，这又与省减负担的封国初衷相违背，也不符雍熙之政云云。

    对曹彬的说法，向德明显然不敢苟同，直接指出，大汉封国，并不是与诸国彻底断绝了联系，血脉相连的感情，也需维护，有些投入，也是必要的，并非单纯的付出。

    至少，在大汉商贸日益繁荣，尤其在海外贸易日益壮大，朝廷税入逐年提升的情况下，若没有封国坚定坚持地拱卫大汉、保护汉家商民经营开拓，朝廷又如何从中获取那诸般好处。

    显然，作为一个开宝时代中后期的典型“开拓人才”，向德明的见识与视野是彻底打开了的，他未必能像世祖皇帝那般预见未来，也没有去过南洋，但吃过开拓之苦的他，在封国以及对外事宜上，思维与认识至少没有被局限，建议决策上也更实际、灵活。

    针对曹彬的疑虑，向德明又提出了一种见解，那便是大汉更为成熟威力更大的第二代火炮，已然在各大军中及关卡、要塞中列装，封国若要，可将既有的第一代火炮划给封国，即便有些缺陷，但同样能使用。

    封国也没有嫌弃的余地，同时，可向封国收取一定的费用，由此促进大汉火炮的更新换代。甚至于，向德明还提出，若是朝廷不给，诸国也会想办法自行研发。

    火炮的技术，说难也难，但花费心思钻研，总能有所得，何况，封国也有的是办法从国内取得一些支持，除非大汉对他们闭关锁国，也只能延缓那个速度。因此，在火炮、火药这种先进武器上，没有太大必要对封国设置障碍。

    向德明的建议，显然给刘旸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并且越想越觉妙哉，于是，在认真的思虑之后，刘旸拍板了。

    从武库及军中，抽调“I式”火炮一百门，配上弹药，援应林邑国，弹药附赠，但每门炮收取500贯的钱，运输则由枢密院安排，在海军训练计划中制定一个远航，顺带着把炮带去。

    至于刘曙索要的战马，就更好解决了，大汉国内都不禁止马匹买卖交易，林邑国同样花钱购买就是，只不过，由官府组织，收马卖马，数量能够保证，价格还会优惠些。这件差事，刘旸又准备交待给寇准了，让他在安南道就近筹集马匹，转卖林邑国，那边的气候，想来也更加适合南马

    相比之下，还是刘曙提出的关于火药技术援助值得犹疑一二，不过，考虑之后，刘旸还是决定，由兵部派遣工匠及技术人才，远赴林邑，帮刘曙建立起一个火药工厂来。

    而林邑国的军事技术求援之事，也算给诸国打了个样。在后续，其他诸国听闻此事，都有样学样，求到朝廷，对此，朝廷态度是，南洋封国，照林邑之事安排，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安西三国，稍有波折，最终还是同意。

    唯有安东国，朝廷只提供有限支持，调拨了几门炮，至于更多，没有。原因也很简单，安东国一少外患，二无大敌，要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做什么，以其当下的实力，足以守国护民。

    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在许多军政大臣的眼里，安东国若是太强大，威胁的不是北方那些胡族，而是辽东道，是大汉朝廷。

    而朝廷又一次的区别对待，让安东王受伤的同时，那股不满不甘的怨气，也持续积攒着

    “陛下，臣乞骸骨，离朝告老，归养田园，恳请恩准！”在雍熙六年最后一个月，当所有人都期盼着冬去春来，等待万物复苏之际，枢密使曹彬觐见皇帝刘旸，提出这么一个请求。

    闻此请，刘旸直接愣了下，手中朱笔放下，抬眼凝视着曹彬，一脸的不快，道：“曹公若以林邑之事未从谏纳言而辞官，朕断然不许！”

    “陛下误会了！”听其言，曹彬立刻拜倒，语气诚恳地解释道：“臣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实难堪枢相之职。昏昏老臣，实在不敢再僭居庙堂，尸位素餐。

    而况，如今朝中人才济济，年富力强、可当其任者，更数不胜数。臣这冬烘老朽，再待下去，只会汗颜”

    说这话时，曹彬甚至忍不住咳嗽了几声，似乎想要证明自己身体是真不支了。

    听其陈情，刘旸的脸色缓和了几分，这才仔细地打量着曹彬。眼前的老臣，已是68岁高龄了，年近古稀，一头的华发，满面的沧桑

    于是，在对曹彬陈情默默地进行了一番判断之后，刘旸又是不舍，又是释然，拖拖沓沓地同意其告老致仕。为表重视，刘旸还封其为太尉。

    曹彬告老归养，对大汉朝局的影响是重大，除了世祖老臣又退一人之外，更重要的，是枢密使这个重职空了出来。

    在大汉权力的上层建筑中，任何一个位置的空缺，都会引来无数秃鹫的觊觎与争抢，何况是枢密使呢，这可是掌握全国军机事务的重职。

    当然，和以往一样，此次争夺枢密使位置的，还是以一干武臣勋贵为主，几十年了，大汉枢密使，从来都发迹于行伍，且基本出自勋贵群体。

    这一次的结果，也不例外，而唯一让人意外的，或许是刘旸在综合多方人选之后，选择让年已63岁的老臣高琼接替枢密使，要知道，高琼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庶族。

    当年，高琼升任兵部尚书时，就已经引发了不少议论，不过那时是世祖皇帝定的，没人敢反驳，而高琼的资历也够，但在很多人看来，兵部尚书就是其极限。

    但谁也想不到，十来年后，高琼竟以如此高龄，担任枢密使，这可就跌破人眼球了，也让一干积极争取的勋贵十分不满。

    只不过，如今已不是雍熙元年了，即便再不满，除了抱怨两声，敢于炸刺的人也实在不多了。今上，可同样是对他们具备生杀大权的皇帝。

    而在高琼接任枢密使的背后，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大汉的军队，当家做主的依旧功臣老将为主的勋贵群体，但与此同时，一大批“平民将领”，也在不断被提拔，尤其在刘旸开始对军风、军纪大力整顿之后，更加大了提拔力度。

    高琼，恰恰就是“平民将领”所能达到的巅峰了，意义极大。

    在高琼就任枢密使的同时，枢密院还发生了一项重要人事变动，那便是致远侯郭良平，奉调入京，担任枢密副使，仅次于高琼的“第一枢密副使”。

    这已经是郭良平第二次担任枢密副使了，但与前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郭良平，底气更足，气势更凶，是载誉而归，是带着灭国之功、完成世祖分封大计的凯旋。

    同时，这一次，海军的地位也不一样了。因而，郭良平的二度还朝，朝中再无人敢拿资历、功勋等等去攻击他了，郭良平也是实至名归。

    当然，在郭良平调任的背后，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经过前前后后近三十年的打拼，郭良平乃至郭氏家族，在南洋海军、南洋地区的实力与影响力，都有些膨胀了，尤其是率军攻灭三佛齐国之后，已经到破坏地区平衡的地步了。

    因此，他必须得挪一挪位置，今后，郭氏家族在海军以及南洋的影响力还会持续发挥，但郭良平本人却是不可能再有回南洋的机会了。

    而对郭良平升任，最高兴的，莫过于海军将领以及那些海军功臣勋贵了。

    从高琼到郭良平的职位调动，也揭示着至少在雍熙时代，发生在大汉军队内部的一些微妙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是自上而下的

太宗篇47 大汉阴影下的世界（下）

    进入年尾，新年将至，整个帝都，自皇城而外，都陷入一片忙碌之中。宫人们在诸监使的带领下，用心地装扮着皇宫，清道保洁，张灯结彩。

    只是随着宫廷人员规模的进一步削减，包括一些领班、女官在内的大小宫侍都能亲自动手干活了。

    值得称赞与佩服的是，到雍熙六年末，整个紫微城内，除了宿卫宫廷的大内诸班侍卫之外，直接为皇室贵人们提供伺候服务的宦官与宫女，已经不足五千人了。

    比起世祖晚年，直接砍掉了八成以上，并且六年过去，宫内没有再添任何一新人。皇帝这样的做法，直接让人无话可说，要说也只能恭维赞赏，毕竟这是符合一个明君人设的行为。

    即便，对很多人来说，实则并不是太希望皇帝这样克制自己。在近两三年中，西京的文坛间就诞生了不少描述、歌颂这件事的诗词文章。而在朝中，一些大臣提及此，更是“感动”地表示，陛下如此太过“委屈”自己了。

    不管人心如何，至少在刘旸这个皇帝如此表率之下，大汉帝国自上而下地，也越发具备一个盛世的气象了。

    喜气洋洋的氛围中，皇帝刘旸也难得放下国务，走出寝殿，在宫中散步散心，漫无目的，信步而游，这等闲适的体验，对如今的刘旸来说，实在是难得。

    不知觉间，刘旸的背也像世祖皇帝当初那般，有些佝偻了，虽然程度还不深，但终究是佝着了。

    前方两名宫娥挑灯引路，后边远远跟着三名宦官以及一班侍卫，刘旸则居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手上牵着的一个稚童。

    如今，刘旸也是当祖父的人了，膝下握着他一只手指的童子，就是他的长孙，由刘文涣之妻常氏生于雍熙三年冬，如今业已三岁，赐名继元。

    同时，二子、临淄公刘文济，也在雍熙五年时成婚，所纳对象也不是什么“高门大户”，当然仍在勋贵之列，开国元勋、已故九原侯李万超的曾孙女。

    原本，萧庄妃的意思，给刘文济纳一个普通出身的贤惠妻子，也就是了，但这桩婚事是刘旸点了，他在北巡（雍熙五年第二次出巡）途中，曾住到李家，相中了李家小娘子，招之为媳。

    而就在前不久，李氏也给刘旸生了一个小孙子，都是带把儿的，这种亲眼目睹的血脉的延续，带给刘旸的体验是十分特殊的。因此，近来刘旸的心情很好。

    隔代亲也确实存在，就像身边的刘继元，作为长房长孙，不管对刘文涣的看法如何，但对这个孙儿，刘旸是欢喜得不得了

    当然，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大汉帝国也很难让刘旸真正静下心来含饴弄孙、纵享天伦。

    “坐！”殿内，刘旸看着来觐的鲁王刘暧。

    “谢陛下！”

    数年下来，刘暧这个中书令当得也越发得心应手了，早期的局促已很难在他脸上看到，剩下的只是从容。同时，在朝中刘暧还兼管着礼部与理藩院，这可是实权。

    与之相对的，当然是赵王刘昉了，在参知政事之外，刘旸又给他加了一个“顾问兵部、枢密院事”的头衔，然而，不管参知还是顾问，结合朝中局势，顾名思义就能明白其权力如何了。

    “何事？”刘旸也不与刘暧寒暄了，直接询问。

    “是于阗国之事！”刘暧眉头微微锁起，答道：“今日臣与于阗使者尉迟宝相会面，他向臣提出，希望朝廷能够调和康居与于阗国之间的矛盾.”

    听这话风，刘旸立刻便意识到了不对劲之处，询问起细节。刘暧这才缓缓将这几年康居与于阗国之间的争端道出。

    以疏勒地区为核心统治区的康居国，与于阗国是接壤的，这也就涉及到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产生矛盾是必然的，只是双方愿不愿意克制的问题。

    从于阗国而言，当然希望与康居国这个邻居和睦相处，但康居王刘晔却不是个安分的人，实事求是地讲，率先挑起争斗的，就是刘晔。

    当初，在大汉西征黑汗国的过程中，于阗国出军派粮，跟着西征大军，还是从黑汗国的尸体上汲取了不少养分，尤其在领土上，向北扩张了不少面积。

    这些领土争端，从黑汗与于阗二国“宗教战争”开始，延续到康居国建立，刘晔也将彻底继承了下来。

    当然，一切的争端，都是发乎于利益，而刘晔看重的，则是一个安全利益。毕竟，从地图上看，于阗国境距离他的王城疏勒太近了，这种卧榻之策的威胁，换谁都难以忍受，何况还是刘晔。

    即便，于阗主动北上攻击疏勒的可能并不大，但刘晔依旧不能忍受。于是，从雍熙三年起，在完成康居封国的基本建制工作之后，刘晔便开始把主意打到南边的于阗国身上了，屡屡派人挑衅，两国边境线上的冲突，日益增多。

    于阗国这些年，固然在走下坡路，但终究是一个有历史、有底蕴、有信仰的国度，连一度强劲的黑汗国都被熬走了，一个狐假虎威的康居国，又岂能吓到他们。

    面对刘晔的挑衅，于阗国这边自然是大为光火，也做了一些针对性布置，但整体上一直克制着，忌惮的当然不是康居国与刘晔，而是背后的大汉帝国。

    小矛盾，渐渐地酿成了大争端，到雍熙六年，在“康国”越发咄咄逼人之下，于阗国也有些忍无可忍了，尤其是一支康国骑兵悍然明犯于阗北方重镇鸦儿看（莎车），抄掠而去，这可是真正的战争行为。

    不过，刘晔与他的康居国可以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但于阗国还是心存顾忌，于是派出了宗室、将军尉迟宝相前来洛阳，沟通此事，为在这个冬春消弭争端做出最后的努力。

    同时，于阗国内已经在调派军队，充实边防，一场大汉西陲的藩国战争，也可能就发生在旦夕之间I。

    而尉迟宝相此来，说是寻求调解，实则更像是诉苦、告状，宣明态度的同时，也带有一丝质问。

    用他的话讲，康居与于阗两国的争端，若是康国一方擅自挑动，那请中枢发挥宗主国的职责与作用，为两国弥合，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若大汉也有责于阗臣国之意，那请讲明罪责，臣国必定改正赔罪；

    若康国继续无理取闹，刀兵相加，逼人太甚，那臣国采取反击反制措施，也希望中枢能秉持一个公平公理，公正对待

    一番说辞，有理有节，甚至把刘暧都说得哑口无言，只能善加安抚，说要调查、上报一番云云。

    而关于两国之间的纷争，这么几年了，即便远在洛阳，朝廷自然也不可能一无所闻。至少大致情况，是清楚的，作为挑事的一方，康国这边当然站不住理，但那是大汉的封国啊，朝廷这边即便心中不满，也不好贸然表明态度。拖到如今，于阗国都上告洛阳了，中枢也必须得有个说法了

    “南边还未消停，这西边又闹起来了！”刘旸伤神地捶了捶脑袋，语气间带有明显不满，问刘曙道：“此事，你以为如何？”

    对此，刘暧也显得有些牙疼，但显然早有考虑，径直道来：“平心而论，十三弟做得过了，冲突是他主动挑起的。于阗国作为大汉藩属，几十年来，始终谨慎事大，朝贡不绝，是为友邦，十三弟的做法，确有不妥！

    于阗对疏勒侵逼，已是克制，若非虑及洛阳态度，只怕战端已起。尉迟宝相此来，虽曰请朝廷调解，实则是要朝廷一个说法。

    也是在堵朝廷的嘴，若是两国刀兵相见，十三弟是兴无名之师，于阗则占据道义相抗。届时，于情于理，朝廷都不便偏帮一方.”

    “你这番分析，有些道理！”听完刘暧的回答，刘旸颔首道，但蹙起的眉头并无舒缓，思忖片刻，道：“但事已至此，为之奈何？”

    闻问，刘暧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看着刘旸指出一点：“若是朝廷不加干预，以两国如今的形势，最终避免不了走向战争！”

    “刘晔有没有就此事上表解释？”刘旸问了句废话。

    刘暧摇头道：“十三弟，想来也是清楚，朝廷绝不会同意其请，因而同于阗国的纷争，从没请示过。此前，向朝廷请求的火炮、火药工厂的售卖援助，或许就准备用在对于阗的作战上.”

    “若两国战起，谁能取胜？”在考虑良久之后，刘旸冷幽幽地问出这么个问题。

    刘暧微讶，整个人也醒了些神，斟酌片刻，也谨慎地答道：“臣不同兵事，军争之事，不敢妄下决断。

    只是依臣之见，康国兵败，还能退守疏勒，于阗必不敢北上灭其国，若于阗兵败，则有覆灭之忧。

    因此，一旦冲突无法弥合，那于阗必是举国死斗，而十三弟”

    “这就是刘晔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原因了！”刘旸脸色难看，严厉地斥道：“把大汉当作其赌博扩张的依靠，还是针对同为藩属的于阗，他拼什么认定兵败之后，朝廷就会为其善后？”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刘旸心里却很清楚，倘若真出现那种情况，即便是一摊屎，朝廷还是得出手收拾，疏勒地区终究不比其他地方。

    念及此，刘旸都不禁埋怨起先帝来，把疏勒封给刘晔做什么？倘若还在高昌道治下，把两国隔开，哪儿来如今的麻烦？

    当然了，或许世祖当年的考虑并不包括于阗方向的冲突，只想着给刘晔一份家底，又或者，世祖正想着让刘晔把于阗这个“异姓国”给灭了？

    此时的皇帝刘旸，难免糟心，实在是大汉这些封国王，他的这些兄弟子侄们，太不安分，太不让人省心了。

    面对“康于之争”，刘旸甚至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让他们打去，不管输赢，等他们消停了，朝廷再出面收拾烂摊子。

    然而，只是一个念头罢了，以他雍熙治政理念，在可以控制的范畴之内，是要尽量避免战争的。一旦两国交战，远的地方不说，安西、高昌必然受到影响。

    藩属国之间的冲突，到需要用战争手段解决的地步，朝廷权威何在？说严重点，刘晔挑起两国纷争，就是在挑战时下还不成熟的大汉帝国新藩属国体系，绝不能容忍。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头，后面就不要想轻易控制了

    因此，经过严肃而慎重的考虑，刘旸做下了决定：“遣使去西北一趟，将刘晔与于阗王召集到一起，消弭争端！朕不想，也不允许二国交战！”

    “谁去？”对刘旸的决定，刘暧并不意外，请示道。

    “让杨延朗作为使节，代朝廷调解此事，另外，通知碎叶，让刘旻也与会作陪！”刘旸严肃道。

    “是！”

    “调拨与疏勒的火炮、弹药还在路上吧！”刘旸又交待道：“传令下去，叫停交易，暂且扣下！没谈出个让朝廷满意的结果之前，不予交付！”

    听皇帝提及此事，刘暧应承的同时，又不禁提出一个疑问：“依十三弟的性情，若先虚与委蛇，在拿到军援之后，再对于阗发动进攻呢？”

    刘暧话音刚落，刘旸便抬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刘暧，复杂的目光中带有一丝意味深长，瞧得刘暧极不自在。

    良久，刘旸收回目光，随手拿起一道奏章，一边翻阅，一边说道：“公然对抗君命，违背朝廷诏制，再加欺君罔上，是何罪名，当受何惩处？”

    “臣明白了！”刘暧恭敬地应道，至于明白了什么，却不敢再多提了。

    刘暧退下后，刘旸沉吟于御案，表情严肃，依旧有些耿耿于怀。拧着眉思考良久，对侍候在侧的内侍行首郑元吩咐道：“传诏下去，来年季春，起驾西行，南边去过了，北边去过了，西边也该去看看了”

    “是！”郑元赶忙应道。

    雍熙七年，春三月，高昌道西部，龟兹州，倭赤县。

    这座滨托什干河而建的边陲小县，成为了“康于”两国争端的调解场。事实证明，当洛阳坚决而明确的皇命传达时，没有人敢炸刺，即便桀骜如康王刘晔。

    托什干河畔，一座营垒拔地而起，一营之数的西北边军严密地守卫着，周遭还有“四王”的车驾、仪仗及随从。

    河西都指挥使杨延朗作为朝廷特使，专门赶到倭赤县主持这次“弥兵之会”。而到场的，除了康居王刘晔以及于阗的老国王尉迟僧伽罗摩这两位正主之外，安西王刘旻奉诏“押政”，还有北廷世子刘文共也不知何故到场与会。

    不知是否因皇命的威慑力太强，这场弥兵之会比杨延朗想象中的要容易得多，没有过于激烈的争执，双方把各自的要求提出，摆开了提出。

    最后发现，双方角力的点只在一地，刘晔提出，要将鸦儿看城双方共管，而这一点，是于阗国这边不能妥协的。

    鸦儿看城，乃是于阗国北方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堡垒，堪称北门锁钥，同时还是东西商道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商业繁荣，贸易发达，当年围绕着这片地区，与于阗与黑汗国之间都反复拉锯，打了好些年，死了好些人，怎么可能轻易分享给康居国。

    而刘晔最主要的考虑则在于，鸦儿看这个地方，距离疏勒实在太近，卧榻之侧的威胁，实在让他如鲠在喉，难以释怀。

    见于阗这边态度坚决，退而求其次，要求将鸦儿看“去军事化”，平日里只保留行政、治安人员进行管理，于阗国的军队要后撤，不得入住。

    对于这一点，似乎有可谈的空间，但是一兵一卒都不驻，也不是于阗国能接受的。在反复拉扯之后，于阗王同意，只在鸦儿看驻军一千，对此，刘晔也接受了。

    最难谈的鸦儿看谈下来了，其余事务，就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于是，在雍熙七年三月十二日，在朝廷、安西、北廷三方的见证下，“康于”两国于倭赤县达成了共识，签订“倭赤条约”。

    这算得上是一个公平的条约，双方约定，各自约束军队，停止互相袭击，控制边境冲突，恢复边市贸易，保护双方商人合法权益等。再加上雅儿看地区的驻军条约

    从内容上来看，于阗国这边，还是采取了一定妥协的态度，毕竟事端是康国这边主动挑起来的，最终后退一步的也是他们。没办法，强权即公理，事大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谁教他们姓尉迟而不姓刘呢？

    事实上，比起正史上，于阗国是比较幸运的，毕竟没有经历与黑汗王朝长达四十年的宗教战争，国家的元气保留了很多，托庇于大汉帝国的羽翼下，也得了不少实惠。

    然而，当同出于大汉帝国体系下的康居国，开始对它产生觊觎之心时，它能采取的应对手段，仍旧显得缺乏，大一统的帝国，对于周遭小国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偏偏于阗国又不具备什么纵深与天险防御。

    这一次，通过不惜战争的强硬态度，借来中枢的力，算是阻止了康王刘晔的谋取，但下一次呢？这一份“和约”，又能持续多久呢，谁也不知道。

    不知是旅途劳顿，还是心情抑郁，在签订“倭赤和约”，回到于阗国后不久，于阗王便死了。由此引发了一场于阗王室的内乱，最终出使洛阳的尉迟宝相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成功夺取王位。

    而得知此事的刘晔，只觉可惜，错过了一个兼并于阗国的机会。不过，那个时候，刘晔已顾不得于阗之事了

    因为，安西王刘旻，正带领康居、北廷二王干一件大事：西征！

    就在“康于”二国议和后不久，同样在倭赤县，刘旻与刘晔、刘文共这叔侄三人，趁机进行了一场会盟，三方约定征伐萨曼王朝。

    过去不到十年时间，刘旻对安西国进行了一番彻头彻尾的改造，他所构建的营所制，彻底在安西治下铺开，政治、阶级待遇得到满足的安西军民也安定，一个强有力的充满攻击性的封国政权也在他手下诞生，同时，又用了六七年时间来完善制度，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就连刘晔的康国，都有精力与实力去图谋于阗，何况作为大汉西征成果最主要继承者的安西国呢？

    而原本可能出现的第二次ysl联军，也没能组建成功，因为这个时期的阿拉伯世界正乱得不成样子。

    一度“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布韦希王朝正在内乱，家族内斗，突厥人与德莱木人之间矛盾，导致这个曾经强盛的王朝急剧衰落，已至分裂边缘。

    占据伊朗东部的萨法尔王朝，也开始进入王朝末期，北部的齐亚尔王朝，更是个墙头草，只有遭人凌辱的命。

    唯一一个像样点的伽色尼王朝，国势虽然还在向上发展，但正一心一意地对ysl兄弟下手，西攻萨法尔，北侵萨曼，至于阿拉伯世界的尊严，ysl的荣光，暂时还顾不上。

    而作为邻居的萨曼王朝，也已经到崩溃的边缘，都城蒲花罗（布哈拉）对地方基本丧失了约束力，那些总督、将军尚且难制，更别提东面的汉人。

    这样的形势下，刘旻如何能坐得住，而经他打造的安西体系，也更需要扩张来汲取养分，增强生命力。大汉作为母国，当然不能成为征讨对象，那兵锋所指，也就只有萨曼王朝了。

    于是，在雍熙七年夏四月，当大汉皇帝刘旸还在西巡途中时，便收到了安西的消息，仗还是打起来了，只不过，不是“康于”二国之间的小打小闹，而是安西三国的大举西征。

    由刘旻作为统帅，三国共出兵四万余步骑，集结于洪河南畔的俱战提，目标所指，便是前次大战汉军反击止步于的河中重镇：萨末鞬（撒马尔罕）。这一次，三国显然是奔着灭了萨曼王朝去的。

    对此，刘旸一时无语，有那么瞬间，他都不知道该不该支持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作为三国的后盾，当然，无偿供馈是不可能的了，只让河西、高昌二道，筹集辎需牲畜，准备售卖与三国。

    也不怕三国买不起，萨曼王朝毕竟是老牌的河中王朝，家底总归是有些的，河西、高昌二道或许也能跟着三国的屁股后边，蹭点肉汤喝。

    同时，刘旸还下令，将原本“军援”三国的火炮与弹药，加紧送去，战场上显然是用得上的。

    与“康于冲突”带来的焦虑不同，三国西征，虽然同样让刘旸心中有小小的疑虑，但心态却能放得更平。根本原因，大抵在于这一回不用大汉亲自下场，不用消耗军民钱粮，损耗国力

太宗篇48 雍熙九年

    雍熙九年（1001年）秋，距离刘旸登基已然快十个年头了，新皇帝变成了老皇帝，大汉帝国也以一个更加安定、繁荣的治世面貌呈现于当下这个世界。

    过去的两三年间，在刘旸的鞭策下，朝廷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加大对违法乱纪、窃国虐民者的打击。每年秋决，仅各级官吏，便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押到洛阳南市，被当众处刑杀头。

    还是得说，论杀官效率，怎么也比不上世祖皇帝，因为他往往是一杀一大片，成群结队地杀，成百上千地杀。但在杀官频率上，刘旸却要超过他爹，他是追求法治，以法论处，判死即杀，理性杀人。

    有的皇帝杀人，会导致人心离散，朝政混乱，国家衰弱；有的皇帝杀人，却让人心更齐，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而刘旸显然是后者，因为他不乱杀人。

    同时，即便在比世祖还要严苛的吏治环境下，大汉的权贵官僚们对刘旸这个皇帝，依旧是“任你虐我千百遍，我待陛下如初恋”的逢迎态度，实在是如今的大汉官场竞争太激烈了，职位早已饱和，人才也已溢出。

    尤其在雍熙八年秋，刘旸开始关注体制内部冗员问题，并籍多方调查、了解、听取所得实况，对中枢部司以下道府州县乃至乡镇村里各级官吏，进行人数上的详定，这毫无疑问，在大汉官场又是一场巨大的波澜。

    帝国的朝官、命官体制，已经十分完善，包括文武散官、勋阶官，都有成制，变动不大。相反，对于栖生于官制之下的“吏员”，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位与管理条制。

    一切，实则是由各地方官自行料理，他们在“吏员”的设立任用上，具备极大的自决权，甚至可以说，这是各地官僚尤其是主官最重要的一项权力之一，很多地方官的权威也来源于此。

    毕竟，数倍乃至十倍于官的吏员们，才是直接负责办事、管理百姓的人，他们也是大汉帝国统治体制延伸到地方、到百姓的触角。而地方的命官们，也往往是通过控制僚吏的前途与权途，来影响治下的局势，决定属民的命运

    实事求是地讲，皇帝要对付官，很容易，一纸诏书即可，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法统来自于皇命，治政的权力由朝廷赋予。

    但是，要对付吏，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了，不只是那庞大的规模，更因为那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这个群体在大汉帝国这套社会管理模式中起到的关键纽带作用。国家要安定，百姓要管理，恰恰最离不开的就是这群吏。

    因此，刘旸对“汉吏”的整顿，人数上的精简，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还是在旧制杂条的基础，拿出了一套更为细致、标准的管理办法，简单地讲就是将庞大的汉吏群体规范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朝廷将天下吏员分为二十级吏，基本对应着从宗亲勋贵、中枢部司僚吏一直到普通村里职吏的级别，并且按级别发放年俸。

    这又是雍熙朝的一项大工程，做起来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且不说在朝廷整顿朝廷手伸得太长，伸到他们的“碗里”，捅到他们“腚上”。

    因此，这项工作的进展格外缓慢，堪比税改，乱子也不少，但是，“吏制新规”仍在磕磕碰碰、纷纷扰扰之中树立起来了。就和税改最终走向妥协，吏改也是如此，角力到一定程度，稳定与平衡依旧压倒一切，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全国各地依旧裁剪了上万冗员

    树立一个新吏制，顺便缓解一下冗吏问题，最终达成共识，这也未必就不是皇帝刘旸想要达成的效果。

    而随着大量职吏被清退，大汉的“人才过剩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了，被清退的职吏们，很少有找不到出路或者活计的，能够为吏的，都是有本事的，至少也能积攒下一份家当以及相应的人脉资源。

    只不过，让这些曾经在体制内部抑或边缘打拼的“干吏”们，去操持其他事业，显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思维很难扭转。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一波“人才外流”爆发了，大汉东南西北的封国争相发力，从国内招揽人才，给出各种诱惑条件。

    对于广大吏员来说，背井离乡，到异国他乡去打拼，显然是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难关的，有人不愿去闯，但也有人想要博一把。尤其是，在国内或许只是一个微末小吏，到了封国却能直接做官，这种反差比较，对于长期为吏的汉吏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于是，在过去的两年中，诸封国从大汉延揽了一大批的人才，且不提能力高低，但都是经过大汉体制考验的吏干之才，拿出去就能“打”。

    而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正是安西三国。就在雍熙七年，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安西三国便合力攻破蒲花罗城，将称霸河中地区上百年的萨曼王朝给灭亡了。

    三国在瓜分了萨曼王朝遗产之后，紧跟着便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属于汉人的统治。而这个过程，显然比打仗要更为困难。

    即便营所制的侵略性与同化性够强，但想要将“汉化”推行开来，仍需大量的人才，这恰恰是三国短缺的，尤其是获得了萨曼王朝大片土地的安西、康居二国。

    人才不够哪里找？大汉母国，应有尽有而比起仍没有彻底摆脱“蛮荒夷野”印象的南边，还是诞生过璀璨文明、有过辉煌历史并与中国密切交通的中亚地区，对大汉官吏的吸引力更足些，尤其是中西部的人。

    发生在雍熙7—9年的人才外流现象，与过往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便是，这一次自发选择的占比很高。

    过去，有皇帝引导，或者就是朝廷下制安排，很多人实则都是被动地接受安排，内心未必都是乐意的。

    而这一次，情况变化了，是从思想理念开始的变化在这份变化中，大汉上层权贵的观念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一种在历代帝国王朝从未出现过的变化。

    别的且不提，至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各封国的“妙用”，挡住外敌，拱卫中央帝国，只是最粗浅，乃至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为一个强大的天朝，是不惧任何外来挑战的。

    相比之下，世祖皇帝早年提出的那一套“泄洪理论”，到雍熙王朝的当下，却是越发凸显出来了。

    叛乱的百姓，杀了有伤天和，留着仇恨深重，对外转移；犯罪而又罪不致死的官吏，对外流放；天灾之下出现的流离百姓，同样也可以向外迁徙；包括此番“吏制”改革产生的多余僚吏，仍然可以向外输出

    似乎，帝国内部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毕竟，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人”身上，一旦解决了“人”，那么问题也就解决了。

    而以各封国的承受能力，或许一百年都看不到上限，他们对汉民、对各类人才的饥渴，也是肉眼可见。

    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了，进入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具备一种历代帝国王朝都不具备的特性，而这份发源于世祖皇帝的特性，也很可能对大汉帝国的未来，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带去一种不确定性。未来的世界，至少在一个“汉统”笼罩下的亚洲世界，历史的发展将更为精彩。

    在雍熙九年，大汉帝国还发生了不少大事，比如新一轮的“人口普查工作”的完成。朝廷下诏，要求诸道府州县查察治下人口，朝廷要对大汉人口数量做一个了解。

    自从税改完成之后，各地官府实则对人口数量如何，并不是那么地在意，至少不那么在意其数字了，毕竟收税不再以人口作为依据。

    因此，曾经即便不那么准确，但始终有个谱的人口统计，也逐渐怠慢了。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大汉又爆发了一波婴儿潮，就更给人口数量笼上了一层迷雾。

    这甚至对大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破坏，而户籍制度对帝国的统治而言，是何其重要，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一块阵地。尤其在刘旸西巡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户籍制度已形同虚设，官府不察人情，不辨丁口。

    但恰恰，有一些乡里之间的土豪乡绅，对本地的人口状况，摸得是清清楚楚的，族有族谱，村有村单。

    至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乡绅土豪们为何比官府还要积极，不言而喻。不会真以为，当官府克制了，底层的黔首贱民，就能卸下负担，专心生产，幸福快乐地过日子？

    有鉴于此，早在雍熙八年，关于全国人口统计制诏就正式发出，诏书中对人口统计的各项要求，清晰明确地标注其上。

    这当然也是件繁琐不易的事，但朝廷却有不得不推行的理由，虽然大汉几乎人人都把土地看得很重，但在统治者眼里，人口，尤其是甘于奴役的人口，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统计人口，也是清点帝国“财富”的一个过程，至少人口清楚了，在兵役、徭役的征调上，就能更有数了。另一方面，就像当年世祖私访罗山县时，刘文涣与那愚民辩论的那般，上

    籍，也是对百姓权益的一种保护，尤其在不以人头纳税的当下。

    虽然对普通百姓而言，遇不到清官，告状一般很难告赢，但若籍上无名，那就铁定告不赢

    到雍熙九年秋，户部已然就各地上报的数据，汇总得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全国主客户加起来，突破1亿人，已然成为事实。

    单从开宝年算起，也有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整体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突飞猛进的粮食产量，三代人的成长，共同催发了大汉帝国的这一场人口爆发。

    而这个结果，让刘旸吃惊之余，还有深深的忧虑，这么多人要养活，何其不易啊！

    所幸，还有各大封国，也是从雍熙九年开始，大汉对外移民经商再不设任何阻碍，甚至采取鼓励的态度与政策。

    只不过，还是老问题，没有多少百姓愿意走，如果不是活不下去，谁愿意到外边漂泊。但是，雍熙盛世，又怎么能让老百姓活不下去呢？

    但不管怎样，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已经逐渐攀上千年以来封建帝国的巅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到雍熙九年，大汉帝国上层权力格局又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这个巨大体现在尚书令的更替。

    吕端，这个从开宝年起为相三十多年的老臣去世了，死的时候距离他卸任尚书令不过半月。

    对于吕端这样的老臣，后事自然操办得风光，身后名也极尽推崇。而比起作古的老宰相，在世之人更加关心吕端留下的权力空白。

    比当初在枢密使人选上的处置还要果决，刘旸直接任命了新尚书令：张齐贤。

    至此，张齐贤这个当年于洛阳拦驾“画地献策”的寒门士子，得以将所有功臣勋贵挤在身后，登上人臣的巅峰位置，也成全了与刘旸之间的一段“君臣佳话”。

    当然，这份成就来之不易，仅从时间上，就花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同时，也有他前三十年兢兢业业、吃苦受罪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最近十年的“突飞猛进”。

    从榆林到京畿道，再到尚书右丞、财政使，最后登顶尚书令，这三级大跳，就是在十年的时间内完成的，这等际遇，实在难以复制。

    旁人不提，就说吕端吧，他可是在中枢当了二十多年宰相，方才在新朝成为首相。宰臣与首相之间，往往是同殿议政，甚至名分、待遇上也没有过于的悬殊，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时候真就是一道天堑。

    张齐贤任相，也必然牵扯到朝廷一系列的人事变化，尤其是财政使这个实权重职，毫无疑问乃是帝党，刘旸选择了李沆，以其抚治西南之功。

    接替李沆的，则是一个几乎被大汉上层遗忘的人，吕蒙正。当年“倒王风波”对他仕途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不过，作为皇帝的刘旸没有忘记他，因此，他就还能在接近花甲的年龄，成为一道封疆，还是剑南道。

    至此，曾经风华正茂的“三杰”，都成为了皓首苍髯的老臣，也成为大汉政坛上真正耀眼的明星。

    在朝局不断变化的同时，河内公韩通、平原公孙立、真定侯曹彬、阳邑侯张永德、马邑侯党进、洪江侯秦再雄、高阳伯刘廷翰、东阳伯李重进等一系列世祖时代的功勋老臣、风云人物，陆续辞世。

    伴随着这一干功臣老贵的故去，属于世祖皇帝的痕迹进一步淡化，曾经那个时代，也彻底远去，仅仅停留在一些老人的记忆中，留存于史官文人的笔锋之下。

    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最近这些年，很少有人再以世祖旧臣自居了，即便是杨业，平日里也只是在家中，自个儿默默追怀祭拜

太宗篇49 魔都的诞生

    雍熙十年夏五月，上海。

    松江之畔，在一片让人耳目一新的砖木混合建筑群间，一座占地颇广的五层“汉楼”拔地而起，新氏的砖木混合结构，糅合着传统的雕饰风格，共同砌就了这样一座威严大气的楼厦。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大汉帝国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关乎到所有人衣食住行的土木建筑行业自然也不例外。其中最大的变化，大抵在于从传统木制建筑向砖木混合建筑风格的转变。

    当然，这样的变化，除了从外洋吹进来的风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建筑材料上的大发展。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砖厂、瓦窑，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各种材质、各种造型的砖瓦被大汉的商人与工匠们研制而出，极大地丰富了基础建材内容。

    新理念与新材料的大发展，带来从设计到施工的整体变化，再加上朝廷在背后的鼓励支持，农村地区不敢说，但在城市之中，越来越多的新建筑开始采用兼具美观与实用的砖木混合结构，并且“含砖率”是越来越高。

    而这种新氏砖木建筑，也有新名称，有人称之为“洋楼”，而漂洋过海而来的外商则称之为“汉楼”，后者的流传度显然要高一些，也更容易为满腹自豪感的大汉官民所接受，就连“宣报”这样的官报上，时不时对砖木建筑的宣传中，都明确地提到诸如“汉楼”、“新楼”此类的字眼。

    而矗立在松江之畔的这座五层建筑，就是标标准准的汉楼，在建筑设计上也格外用心，格局大气，细节精致，突出一个堂皇威严，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栋“官楼”。

    从动工筑基开始，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落成的大楼，早已清晰地呈现在上海士民眼前，如今也只差最后一步了。

    这么一个向阳的好天气，一场揭幕仪式正在进行，场面相当隆重，不只是周遭州县主要官长亲自到场，在上海港经商谋生的大汉商民以及驻港使节、外商都云集于此。

    尤其是那些从事外贸、海贸的内外商人，更是面露喜悦，两眼放光，直勾勾地盯着正门前那道被红绸遮盖的牌坊，眼神中是几乎溢出的热切，恨不能亲手将之揭开。

    显然，能够引得整个上海都闻讯而动，绝不是简单的一座官楼的投用仪式，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东西。

    一通敲锣打鼓，一场舞狮助兴，伴着一阵鞭炮齐鸣，随着红绸落下，这座汉楼终于露出最后的让人期待已久的庐山真面目：大汉海关江海税务司。

    这是一座海关大楼！

    随着江海关税务总监王钦若一番热情洋溢的发言，在热烈欢声中，大汉江海关大楼正式投入使用，也意味着大汉的对外贸易史，由此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

    关于大汉海关制度问题，实则一直都有讨论，早在开宝年间，就已经有人提议了，只不过既得利益者太过强大与顽固，改革的声音被死死压制着罢了。

    然而，沿袭自大唐并在大汉帝国发展完善，并经历了几十年辉煌岁月的市舶制度，在大汉帝国主动走向海外，在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局势下，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旧制度的废除，紧接着诞生的是一套全新的海事、口岸及税收管理制度。

    相比于在大汉盛行了几十年的市舶司制度，在新海关体系下，官府不再亲自参与对外贸易买卖，而是全面放开，向“专业化”发展，朝廷设立专司，专注海事及税务管理工作。这样的变化，对于全国内外从事外贸，吃海贸这碗饭的商民来说，不啻于一道福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舶司制下的对外贸易，都是受到官府强力管控的，商品的进出口，都需经过各地市舶司进行转手，而每一道转手，市舶司当然能从中捞一笔转手费，对内外商人来讲，这是正税之外的又一项成本。

    发展到几十年后的雍熙朝，随着大汉对外拓殖的不断深入，并且取得成果，海事贸易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但几乎所有人都察觉到，市舶司的制度已经对对外贸易产生了阻滞作用。

    当然，那一套市舶制度，早在开宝后期就已经松动了，不断膨胀的外贸规模，直接冲破了市舶司的管理能力，而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也想方设法地钻空子，避免被市舶司刮一刀，如此又导致走私、漏税等等问题。

    但即便问题重重，废除旧市舶司，建立新海关制度，依旧走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其中，不只是依附于市舶制上那部分官商的拼命维护，最重要的还是大汉上层，准确得指财政司舍不得市舶司制下那丰厚的进项，垄断的生意从来都是最赚钱的，也最让人难以割舍。

    因此，面对里里外外的怨气，以及层出不穷的问题，过去的这些年，“市舶派”一边压制改革的声音，一边遇漏补漏、弥合问题。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挣扎的表现，只是延缓了市舶司制走向崩溃的速度罢了。

    不管既得利益者如何死命维护，根本问题在于，旧的市舶制度无法满足日益壮大旺盛的海贸管理需求，这个根本矛盾不得到解决抑或缓解，新的问题只会越积越多，发展到影响外贸的程度，问题已然深重。

    改革是有必要的，在皇帝刘旸那里从来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说服他的理由。但倘若只是国内的海商与外来的客商，即便他们喊破嗓子，只怕也很难真正动摇那根深蒂固的制度，毕竟既得利益集体太过强大，财政司的边上，还有少府。

    但是，当南洋的封国王们，不断向朝廷提出诉求，指出问题时，那影响就大了。对于旧市舶司制度，那些封国显然也是深恶痛绝，他们要发展，也离不开与大汉的贸易，而在过去十多年的贸易过程中，自然也深刻地体会到内外海商们被剥削的痛苦。

    作为封国，向朝廷提出诉求是习惯性的事情，作为大汉皇室后裔，世祖皇帝的子孙，他们又能直接上达天听

    于是，当各种改革的声音传入皇帝刘旸的耳朵，又经过多方的调查研究之后，对市舶司制度的改革，依旧开启了。这仍旧不是个快速的过程，前前后后拉扯了好几年，一直到雍熙九年冬，方才正式宣布定制。

    为满足对外贸易、口岸、税收、缉私等事务管理，进一步促进海贸发展，加强与封国、外国之间的联系，大汉出台了《海关管理条制》。

    在沿海地区，一共设立了五大海关，自南至北，分别为粤海关、闽海关、江海关、东海关、渤海关，各大海关设总监一职，从三品，海关下分设口岸，进行综合管理。海关直属于财政司，总监及下属各口岸关长由朝廷安排，并配备专门的海关部队进行检查、治安、缉私等活动

    新海关制度，或许并不是那么地完善，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或许还会爆出更多新的问题，但这种应时顺势的改革，却有其重要意义，这也是整个雍熙时代下积极向好求变的积极风貌的展现。

    而在当下，在雍熙十年夏季的上海，松江沿岸上，仅仅看那些围观江海关大楼揭幕仪式的内外商贾的欣喜表情，听到那震耳欲聋的掌声，就可知在此项改革上，是如何地得“民心”。

    雍熙十年的上海，比起之前，更加繁荣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依旧在持续，人口进一步增加，已然是座超三十万人的大都邑，吸引着江海所及之处所有客商的到来，至今仍看不到上限。

    当然，最大的变化在于，行政地位的提升，如今的上海，即便在的大汉帝国也能名正言顺地称之为“上海市”了，也是在雍熙九年，这片曾经不名一文的乡下小渔村，成为了大汉第一座“计划单列市”。

    此事的促成，得益于江南道布政使王玄真的大力推动，当初在就任之前，就曾接受过皇帝的面授机宜，到任之后，王玄真对上海、苏、秀二州之间的情况，又进行了一场深入彻底的了解。

    最终经过他上呈中枢，决议将上海这座因对外贸易而勃兴的港口城市单独列出，成为直属江南道司管理的“市”，而“市长”也成为大汉地方行政体系中的一个新职衔，直接定级三品。税收上则由中央与江南道共享，采取“二八分成”原则。

    至此，为松江、港口贸易之利，你争我夺，争得面红耳赤、头破血流的苏秀二州，最后啥也没落下。

    不只没抢到嘴里，原本护在盘子里的东西还得倒掏出来，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结合到一起的新上海，腰杆贼硬，毕竟有中央与道司背书。

    于是，在王玄真的支持下，又对上海市辖区进行了一番调整，基本上囊括了苏秀二州东部的整个松江下游地区，都成为了上海地界，曾经苏秀二州争执不下的东西，都被上海一口吞下。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二州能够接受，最推动过程中，反对、抱怨之声，直达天听，但都没用。在中央权威正隆的情况下，你地方若是敢公然对抗，那是真要掉脑袋的，虽然皇帝刘旸一直在推动法治建设，但帝国的本治依旧是人治，连税改、吏改都能轰轰烈烈地推广开来，一个地方的建制区划，能够反抗的余地实在不多，也太无

    力。

    何况，还有王玄真代表的江南道司，以及上海牵扯到的一系列新利益群体，他对于“上海建市”显然也是持乐意见之的态度。

    于是，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迎来了一个新格局，一颗面向大海、拥抱未来的东方明星城市冉冉升起。

    而这个过程中，最受伤的，毫无疑问是秀州，丢了“上海县”这个聚宝盆，几乎砍掉了一只胳膊，虽然还有棉纺这个拳头产业，但被阉割之后那淡淡悲伤始终萦绕在秀州官吏们的心头。

    相比之下，同样遭遇损失的苏州就要好过多了，比起秀州，苏州的家底显然要殷实得多，没了上海，它还有长江之利，境内还有太湖、阳城湖，还有常熟塘、至和塘、白茆浦、七鸦浦等水港可以利用，比起去争上海，似乎开发自身优越条件才是正途。

    而在江海关下属的各海关口岸中，苏州一地就占了三处，可见苏州的“强势”。

    不管出现了多少波折，也不论引发了多少利益的角逐，上海建市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对大汉的城市发展来说，也是一桩历史性的标志事件，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涉及到一种全新的央地关系，没有参考可言，却在事实上代表着一种新时代下的发展潮流，在大汉城市发展史上也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建市，到五大海关的设立，两者兼具的上海，自然也成为了大汉最独树一帜的城市，全国道州，只此一例。

    关于上海模式，朝中当然避免不了讨论，毕竟太新鲜了，而新鲜的事物也往往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何况，还是在王玄真这么个“鹰犬”鼓捣出来的玩意儿。

    一日是鹰犬，终生是鹰犬，虽然已经表现出足够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王玄真依旧不为政坛主流所接纳。当然，如今的王玄真，已经放弃了融入那干功臣勋贵与文人官僚的群体中去，只要受皇帝认可，做个雍熙干臣，足矣。

    五大海关，基本囊括了帝国本土所有沿海地区的外贸管理，设立之初，也曾有官员建议，都如上海一般，单独列市。

    但这件事，最终没能成行，上海特殊就特殊在，依托着已经足够富饶、开发程度足够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与运河所及的所有道州府县的商品资源都能汇聚此处，这是其他海关城市并不具备的条件。而单独建市，除了加强管理之外，本质上还是朝廷要更大程度地参与分利，朝廷多吃多占，地方自然是亏的。

    就拿闽海关所在的泉州来说吧，福建布政使周印铨就曾上表朝廷，说闽地百姓生计艰苦，唯有靠着海贸，方得勉强度日，福州与泉州乃是闽地发展的两条腿，失了任何一条，就得瘸着走路一番诉苦，实则就是福建道司，对泉州单独列市的抗拒。

    闽海关是朝廷播种，由福建道孵出来的一颗金鸡蛋，朝廷已经占大头了，若是连下蛋的母鸡也要拿走，那就太过分了。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江南道，也不是所有布政使都叫王玄真。

    与泉州相类的，自然是广州府了，粤海关的驻地。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广州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大汉排名前列的大型城市，万国贸易港，至少在雍熙十年，其规模都数倍于上海。

    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整个岭南地区，除了一个广州府，还能拿出哪个城市来？仔细盘算一阵，还真拿不出能打的。因此，广州府的存在，还起着成都府在西南地区的作用，需要援济周遭的穷兄弟，“带动后富”，为整个地区的稳定做贡献。

    至于北面的东海、渤海二关，则主要针对东北地区及高丽、日本二国，首先从规模上就有局限性，很多二国商人宁肯远航到上海贸易，另一方面，保守氛围也更浓厚，暂时也没有推行单独列市的必要。

    因此，至少在雍熙十年，上海成为了整个大汉帝国最特殊的城市，从建筑风格，到思想理念，从经商环境，到管理模式，都是开历史之先河，就是在大汉帝国，这座城市也越发魔幻炫丽，让人难以预测最终会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