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20 元年争储
“你要请辞？”垂拱殿内，皇帝刘旸眉头微皱，意外地看着拱手肃立于御前的鲁王刘暧，低沉的声音中的隐隐透着些不满。
没错，就是鲁王，就在今岁夏，皇帝刘旸又给他的兄弟们加赐恩典了，当然针对的只是部分人，其中刘暧以辅弼有功晋鲁王，刘昭则以世祖嫡子之尊晋燕王，同时还有十五皇弟刘晅赐蜀公，十六皇弟刘曜赐韩公。
至此，世祖皇帝所出一十六子，悉有名爵。刘曜排名老末，年纪轻，封爵就是单纯的恩典，相比之下，十五刘晅就要悲催得多了。
早就到了封爵的年纪，只是因为当年忤逆世祖皇帝之意，做了不愿分封救国的出头鸟，被单拎出来敲打，杀鸡儆猴，再加上后来惠妃的求爵言行触怒先帝，以致于刘旸都登基了，刘晅还是没名没分的，处在一种万分尴尬的境地，在京畿上层权贵中时刻抬不起头来。
说来也是心酸，刘旸这道恩典落下，总算是解决了刘晅的尴尬，使二十四岁的刘晅，终于能够“抬头”做人。
对刘晅的遭遇，刘旸当然也有所同情，觉得先帝责之太厉，但示之以恩，目的显然也不那么单纯。
收买人心自是其一，至少刘晅母子自此对刘旸是千恩万谢，惠妃更是逢人就夸今上英明仁德，在京畿贵妇圈子里，不断替刘旸扬名。同时，惠妃毕竟姓符，是孝贤仁皇后的亲妹妹，是刘旸的二姨，冲这份关系，徇点顺水推舟的私谊也无伤大雅。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私情方面只占刘旸决策因素很小一部分比重，在封赏诸弟的背后，还有一些更为隐晦，却更为关键的原因：太子。
毋庸置疑，关于太子的选择，是刘旸上位之后面对的诸多问题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并且避也避不开，从他登基开始，角力便从明里暗里各方面地展开了。
早在世祖皇帝时期，东宫之中就已经不大安宁了，太子妃与赵妃之间，以及他们分别代表的慕容氏、赵氏两股军政力量，明争暗斗，是不亦乐乎。
不过那时候斗争的范围与烈度都有局限，毕竟上头有世祖皇帝镇压着，真闹得狠了，不只自身要挨板子，太子也得跟着吃挂落。
当然，慕容太子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产下皇子，以致于选择收养萧妃所生刘文济，也就导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东宫内的斗争都表现在女人间的“争风吃醋”上。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还要从太子妃诞下嫡子刘文澎开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从那时起，太子妃就和当年的符后一般，大义光环在身，无可动摇。
相比之下，原本赵妃最大的“依仗”，就不那么可靠了，毕竟，在大汉的礼制体系中，嫡庶有别，始终在长幼有序之前。
而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比起世祖皇帝的“不偏不倚”，刘旸则始终处在一种犹豫的状态中，态度有些摇摆。
一方面本能地拥护嫡长制，一方面又对两个耗费了他不少心血的年长皇子寄予厚望，后者倒也与世祖皇帝某一阶段的心理和契合。
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在登基之前，没有对立太子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讨论；大典之上，也只确立慕容氏为皇后，太子之事只字未提。如此决定，就是想再等等，多看看，容后再议。
太子毕竟事关国本，册立太子也不单单是确立名分的问题，给了名，还要给权的。想想他在册立太子之初，东宫的配置吧，牵涉到朝局，引起帝国中枢权力体系与分配变化，那是一定的。
如果是那样，在许多朝政大事上，尤其是人事问题上，刘旸就不得不多一层顾虑，所谓投鼠忌器，又何必将自己置于那种尴尬境地。
或许也是作为一个帝王的本能，天然地排斥自身权柄的切分，何况，他这皇帝才干多久，才刚开始过瘾，他也春秋鼎盛，何必急于一时
另一方面，不急于立太子，也是对继承者的一种保护。太子，历朝历代都是不好做的，作为一个当了近三十五年的太子，在这方面刘旸可太有发言权了，最终能够闯出来，黄袍加身，修成正果，那都是大毅力、大智慧、大忍耐的结果。
一者属意难定，二者为自身权柄，三者避免党争，基于这三点原因，刘旸向朝廷释放了明确信号，太子问题暂且搁置。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厢情愿，刘旸想往后延，但其他人却不那么想，也难如他意。过去的半年多，宫里朝上，不停地有人在他耳边念叨提醒，不停地有人上书进言：早定国本，以安人心。
而从那些纷杂的人事与谏言中，难辨忠奸善恶，看得到的只有叵测人心、利益苟且。其中，除了那些什么事都要插上一嘴以显示存在感的清流学究之外，表现得最为迫切的，却是以赵匡义、赵德昭为首的赵氏集团。
在这事上面，他们没什么好遮掩的，身处在那个位置，也遮掩不住，且不说赵匡义的政治野心有多强烈，就算他淡泊宁静，身后也免不了有一堆人推他出来，带领大伙去争。
赵氏，代表着的早已不局限于赵家，还有一大波勋贵、官僚的利益。世祖皇帝当初虽然对赵氏兄弟有所打压，但终究没有下死手，也就导致赵氏始终在大汉内部具备强大的影响力，掌握一部分话语权。
赵匡胤在军，赵匡义在政，这俩兄弟几十年积攒的实力与底蕴任谁都不敢小觑，尤其是赵匡胤，虽然他本人以及同时期的老贵们大多已经离世，但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这股军政势力集团却保存了下来，发展壮大，并且盘根错节。
当然，这并不能够算是一个十分稳固的军政联盟，内部也有分歧，凝聚力也没那么强大，否则以世祖皇帝的脾性，下杀手都是有很大可能的事。
只不过，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利益需求一致，就比如太子问题，大伙的支持力度就要强些，也能尽量往一块儿使。
毕竟，大汉帝国虽大，但最上层的权力与各种资源终究是有限的，蛋糕没法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就得互相抢食了。
到如今，同一张餐桌上，皇室的餐盘自然最大，东西最美味，而剩下的每一家，盘子也基本固定了，想要有所突破，要么继续向外扩张，要么就从同桌的盘子里抢食。而相比之下，后者或许困难更大，风险更高，但收益也同样更高。
对于以赵氏为核心的那一批贵族、官僚来说，把赵家生的皇子扶上太子之位，日后再继承大统，那回报必然是可观的。
当然，对于权贵们而言，一条道走到黑是不可取的，一旦事难竟成，直接跳船下车也是理所应当。但至少在初期，会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基于此点，赵匡义在朝中调动攻克“太子”这道难关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另一方面，作为世祖皇帝遗留的历史问题之一，大汉庞大的功臣勋贵集团，各种利益集体是很多的，形势也很复杂，并不只他一个赵家
至少作为太子之争的另外一个主角，慕容氏，其份量可一点不比赵氏轻，实力与影响力甚至犹有过之。如果仅论势力大小，那是没个具体标准的，各有优势，算是旗鼓相当。
但从始至终，慕容氏在事实上是压赵氏一头的，慕容延钊是元从老臣，是大汉早期的统帅，赵匡胤不管后来功劳有多大，都是后来者。
便是不提上一辈的功勋成就，只看二妃，一个是正室，一个是侧妃，尊卑主从，名分早定，这就是慕容氏在此次斗争中最大的底气，来自大汉礼制赋予正统性，比起赵妃，具备天然的优势。
正因如此，赵匡义才会显得那般急迫，他可是一个修习道义礼法的传统文臣，也太清楚那套深入人心几十年的礼法有多顽固与强大，如非立场利益原因，他是绝不会想着去挑战，毕竟属于逆势而为。
同时，只有早早地争取，他们成功的可能才更大，至少当下，刘文涣还占个“长”字，“贤”的一方面，也在世祖晚年有所表现。刘文澎在不断长大，倘若不奋起直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文涣的竞争实力只会不断衰减，优势将逐渐被拉平，而对方将始终占据嫡子的正统地位，这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因此，在刘旸登基以前，赵匡义就在暗中谋划了，等大典之后，更是活动频繁，多方奔走，串连联合，发起一场“立太子”的政治活动。
初春之时发生在大汉朝堂上的关于封国、诸侯王的争斗，赵匡义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进去，表现得漠不关心，就因为他把所有的注意力与精力都放在“立太子”这桩大事上了。这才是大格局，这天下，还有比“争国”更让人心潮澎湃的投资吗？
也是同理，慕容氏那边整体上则要克制得多，为之做整体谋划的，自然是吏部尚书慕容德丰了。
事实上，对于推动立太子一事上，慕容家与赵家态度是一致的，尤其是慕容皇后，也希望早早把名分定下，免得给赵氏母子机会，毕竟人心难测，迟则生变，早点把蛋糕放到自己盘子里才是正理。
因此，宫廷里边斗争太多，干预太多，也就使得在那段时间内皇后与赵贵妃都让皇帝刘旸感到厌烦。
朝臣中，论对皇帝的了解，首当其推，乃是慕容德丰。在观察一阵后，他是极力劝说皇后，不要过于逼迫刘旸。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喜欢被人逼着做决定，慕容德丰更知道，皇帝刘旸虽然是一个宽厚仁慈之主，过去常被世祖皇帝批为“迂腐”、“没有魄力”，但实则是个主意很正的人。
在皇帝已经表露在立储上的态度之后，对慕容皇后“拱火”的行为，慕容德丰是几度劝说，方才安抚下来，他的说辞与赵匡义的想法倒是一致的。
时间是站在他们这一方的，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有利，如果立一个五六岁的娃娃为太子，能够轻易被对手掀起争议，但若过个十年，这种争议性将直线下降。
因此，事不可为，又何必去触怒皇帝呢？皇后真正需要做的，是保护好小皇子，并悉心培养，只要不犯大错，任赵氏如何动作，都难动摇他们的地位。
毕竟，多做多错，若是过分了，且不说皇帝如何英明，他们慕容氏也不是吃素的。
在争储的问题上，慕容德丰算是毕竟理性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他这个认识，而慕容氏那一大派系，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宫里的皇后，宫外的卫国公慕容德业，还有一些慕容氏的头头脑脑，总有不听劝，或主动、或被动卷进其间者。
当然，也实在是赵匡义搞出的阵仗太大了！就在那个春季，从功臣勋贵到朝廷大员，从京城职官到地方牧守，足有上百人陆陆续续给刘旸上表请立太子，其中有很多人份量都不轻，只要一扩展，都能追溯个功勋卓著，牵扯出盘根错节的关系。
而这些人，虽然没有一个字是提立刘文涣为太子，但字里行间，都是那个意思。
赵匡义的手段，他是一眼看破，这种不是逼宫胜似逼宫的行为，深深地触怒了他。而紧跟着下场的慕容氏，则分担了一部分怒火
眼瞧着双方争执愈发激烈，甚至逐渐演变到互相攻讦挑刺，刘旸也忍耐不住了，直接找由头下诏申斥赵匡义与慕容德丰。说来也有意思，两三个月内，雍熙宰相们几乎是轮番挨皇帝训。
伴随着的，是刘旸对两方“主力成员”的敲打，罚俸的罚俸，夺权的夺权，降职的降职。如此一来，眼见皇帝是真的主意坚定，不欲立储，双方这才消停罢战。
但是，“元年夺储”这场风波的影响，却在不断扩散蔓延，几乎贯穿整个雍熙朝，只不过，后续的斗争，不再像此次这般当面锣，对面鼓。当然，明争转为暗斗，刀光剑影，冷枪暗箭，最是伤人，各种鬼蜮技俩，也层出不穷
就当时而言，便已然影响到朝局。首先，宋白谪迁青州之后，继任人选，初拟为赵匡义举荐的吏部侍郎贾黄中，最后被刘旸否了，改为前开封府尹刘继昌。
刘继昌可算是因祸得福，因为“延康街事件”引发的后续恶劣影响，他可被刘旸冷落了一段时，上，上不去，退，又退不回。平调洛阳府，也算是不幸中万幸，至少还加了个内阁大学士的头衔。
赵匡义没能如愿，慕容德丰同样吃了个不小的瘪，首先贾黄中这个“赵党”没能赶走，同时他提议的以符昭愿继任辽东布政使，最后也没能通过，刘旸最终选择了河南布政副使郑起，以其在河南税改的突出成绩。
显然，不论什么理由，赵氏、慕容氏两家都没能讨得了好，都迎来皇帝的强力敲打。
不过，赵匡义却没有想象中的失落，事不成固然让人失望，但同样的，他从皇帝态度中更加清晰地捕捉到了那丝迟疑，而这份迟疑，便是刘文涣与赵氏的希望。
后续的事情，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刘旸对三个皇子同时赐爵，晋刘文涣汝阳郡公，赐刘文济临淄郡公，赐刘文澎太原郡公。大概是觉得只封三个儿子不太好看，刘旸又顺带给几个皇弟加了爵。
虽然太原郡公明显重于其余两个皇子，那毕竟是大汉的龙兴之地，但哪怕有所偏向，三皇子、三郡公也恰恰说明了皇帝刘旸的犹豫。
而综整个过程，刘文济都是个小透明，几乎没有人关注他、在意他，他与其母萧庄妃也如常保持着低调，连看热闹的心思都没有，最后，倒白捡了一个临淄郡公的爵位。
“太子之争”的折腾，同时也让刘旸有些心累，从柩前继位不到一年的时间，朝廷内部是几番风波，还都不小，等当上皇帝，他才真正发觉，大汉帝国的这些权贵们，究竟有多少的“活力”，究竟能多折腾，折腾起来又究竟有多厉害
刘旸只想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把心思用在治国上，踏踏实实地匡正世祖皇帝留下的一些弊病，为国家、为百姓做些实事，但是，实在太难了。
刘旸终究不是世祖皇帝，一旦不愉，能够随时掀桌子，并且承受那种破坏规则的反噬，但刘旸显然不行，便是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魄力，骨子里就不是做得出那种行为的人
当然，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刘旸的皇位还是越坐越稳，权威也在时间的流转下逐渐树立，对中枢权力与人事也做了进一步的调整。
鲁王刘暧被他拜为中书令，主掌全国政令，必须得提一句，综世祖皇帝一朝，都没有人担任过中书令一职，过去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就已经是政事堂宰臣了，可见刘旸对刘暧的看重。
事实上，刘暧作为皇室代表，居政事堂一席，就是对外廷的一种平衡措施，不管是当初的世祖皇帝，还是如今的雍熙皇帝，都乐于这样的手段。
并不期盼刘暧能够什么突出的作为、卓绝的政绩，但只要他占据着那个位置，就已经发挥着作用。
但是，今日刘暧却突然来向皇帝请辞，刘旸哪里能够接受，并且第一时间就怀疑起个中缘由。
太宗篇21 其心难测
“别人要权要官，朕还不轻易赐予，怎么好好的，却想着要辞官？”按下心头疑思，刘旸盯着刘暧道。
刘暧还是一副敦厚相，微屈身子，恭敬道：“启禀陛下，臣在中书令之位上，实在力不从心，愿主动退位让贤，朝廷另外简的贤能！”
“从先帝时起，你便进入政事堂，如今已然两年多了，怎么现在才来跟朕说，力不从心！”刘旸显然无法接受这个理由，当即驳斥道：
“政事堂自有吕端等臣主事，垂拱殿还有朕把关，你只需带着眼睛与耳朵，看奏章，听廷议，签发令文，很为难你？”
感受到刘旸的不满，刘暧当即垂下头，闷声道：“陛下与宰相们，议的是军政大事，论的是国计民生，实非臣之德才所能胜任。若陛下只需一印鉴图章，又何需用臣弟.”
“你的意思，是嫌朕没有给你实权？”刘旸两眼微睁，道。
“是臣失言！臣绝无此意，陛下恕罪！”刘暧身体一绷，赶忙解释了句。
猛吸一口气，在刘旸略有些严厉的目光下，沉声讲来：“陛下，非臣自鄙，实在是臣有自知之明。才能短浅，德行不休，徒以出身居高位，如何能服众？
德不配位，于国无益，尸位素餐，更非臣之所愿，恳请陛下明鉴！”
讲道理，中书令掌管政令之决策，职权应该很重才是。然而，在帝国中枢权力中，其职权大小并非如法条规定的那般简单，皇帝的意志在其中占有决定性作用。
再结合大汉几十年的政治现状，就可知刘暧这个中书令的性质了，三省三分的相权，实则早就被分割到广政殿的宰堂间，由诸相共享，皇帝则掌握最终的拍板决定权。
说刘暧完全只拥有个名义倒也不至于，毕竟还有一个投票权，又是亲王之尊，影响力是有的，宰臣们总是要给面子的，然而若说有多大的实权，似乎又差了许多。
但不管如何，比起世祖皇帝时期，只给个名分，只让人在政事堂占个坑，刘旸在安排上还是有所进步的。至于在过去的半年里，大部分帝国决策，从制度与流程来看，名义上都是起于刘暧这个中书令
当然，出现这样的局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如刘暧自己说的，他个人才干德行有限，威望不足。
举个例子，当年晋王刘晞同在政事堂时，那是何等权威，大汉税改都是在其具体执行下展开的，而刘暧，两年多了，也没能在朝中培养出多大的势力，门下心腹也就大小猫三两只。
不过，有失必有一得，至少如此情况下，来自皇帝的猜忌就小了好多。毕竟，宰相权力起落，都很难真正威胁到皇权，因为大汉的政治格局对相权本身就具备强大的制衡与约束，相比之下，强势亲王+宰相的组合，对皇权的威胁则要大得多。
可见，刘暧素以“敦厚”著称，在政事堂也显得平庸无为，但刘旸对他，却是很满意的。
他如今想退，刘旸又如何能够答应，那会直接打乱他在中枢的人事布置。这可是政事堂一尊权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
因此，即便刘暧言辞恳切地表明请求，刘旸还是断然拒绝，甚至呵斥道：“刘暧！你记住了，你这个位置，是先帝规定的，朕都不敢违逆，你敢轻言舍弃？
政事堂，国家权力中枢，攸关社稷民生之重，不是茶楼酒肆，任你随意进出的地方！”
正常情况下，皇帝都把世祖皇帝亮出来压人了，刘暧应该不敢坚持了才是。
但出乎意料的，刘暧愁眉苦思几许，兀自坚持道：“先帝用人提倡量才录用，宰相简拔，也必起于州部。而臣三十七年来，不说州部职事了，连京畿都甚少远离，才干短缺，见识不足，如何能当重任！”
“何况！”说到这儿，刘暧突然停顿了下，抬头瞥了眼刘旸方继续道：“四哥文才武功，远胜于臣，四哥尚且赋闲，臣又有何颜面，僭居高位？”
一听此言，刘旸心头原本被撩拨起的火气顿时消散了许多，取而代之的便是疑忌，毕竟牵扯到赵王了。
如今已是八月初了，洛阳朝堂依旧喧闹，但属于诸侯王的声音却少了很多，毕竟有封国的诸王大多回封国去了，就连刘文海也带着队伍出发，在晋王部属臣僚们的辅助下去攻略缅甸地区，打他的封国去了，这个时间点，中南半岛战火已起
当然也有留下的，比如赵王刘昉，他也曾面圣提出告辞，但被刘旸挽留下来了。
至于齐王刘昀，即便他对故土家园，对母亲折太妃，对大汉方方面面都有着深沉的眷恋，依旧在立秋以前，告别母亲、皇帝与兄弟，带着哀伤与不舍，启程返回北金洲去了。
齐王刘昀向来是个洒脱的人，但与以往不同，这一次送行之际哭得是死去活来，严父已崩，慈母已老，此去万里，生离很可就就是死别，即便还有返回的机会，也不知是何年何月的。
但刘昀也同样是个聪明的人，他也有不得不离开的理由，不只是遵从先帝遗志，更因为，朝中甚至是京畿实在再容不下一个亲王了。
刘昉、刘昀、刘暧这三兄弟，都是折太妃所生，一母同胞，三亲王，老八刘暧更是位列宰堂，官拜中书令，他们仨若是一起逗留京中，实在太过扎眼了。因此，刘昀果断选择主动就国。
刘暧自不必提，封国还没确定，至于刘昉，刘旸虽然将他留下来，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只是让兼一个内阁大学士头衔，以备咨询顾问。
有一说一，这当然是委屈刘昉了，他可是功勋累累的赵王啊，他需要的也不是那个散发着名誉光芒的头衔，甚至不是什么高官重权。刘昉缺乏的，是来自新皇的尊重，但这一点，恰恰在刘旸这里成疑。毕竟，有的尊重，恰恰又需要用实际的权力与利益来体现。
对于刘昉，刘旸实则一直在观察、思考与试探，对他的感情也格外复杂，既爱其武略雄才，又忌其功高望重。当然，刘旸不至于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只是作为一个帝王，本能地会心里泛嘀咕。
同时，刘旸又在仔细地揣摩世祖皇帝最后一诏内容中，召刘昉回京的用意，这是尤其让他费解的。在没有考虑清楚此事前，刘旸是不会轻易下决定的。
当然，也不是一点方向都没有，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琢磨，刘旸也有一些猜测：世祖皇帝或许就是想让赵王刘昉回京辅助他。
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体系中，皇帝无疑是根定海神针，但同时也需要功臣勋贵等栋梁，以及寺卿大臣等榱桷，在此基础上，还有皇室宗王作为擎天保驾的补充。
而在刘旸当政期间，宗室要在朝廷发挥出该承担的作用，仅靠年迈的徐王显然不够，刘暧则能力不足，数来数去，只有世祖皇帝精心培养的皇子们了。
依其晚年的一些安排，最初或许选择的是晋王刘晞，但天不遂人愿，刘晞染疾于吐蕃之事，不幸薨于成都，哀伤之余，不得不寻找一个替代人选，而这个人选，皇室之中，只有刘昉了。
皇室之中，擎天保驾之臣，就是世祖皇帝给赵王刘昉的定位。另一方面，为免一厢情愿，世祖又同时给刘昉赐封北庭国，用意便是，倘若刘旸觉得不需要刘昉这样一个角色，承担那样的责任，那就把他遣回封国
考虑得或许有些复杂，甚至也有些一厢情愿，但这是刘旸长久思考所得的答案，也是他更倾向的一种结果。
基于这个结论，那么又轮到刘旸做抉择了，而这个决定，似乎也不是那么好做的。一方面是对刘昉本能的忌惮，一方面心里也认同，朝廷、皇室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
至少在年初“封国之议”的纷扰中，刘昉就协助处理得不错，最终能够从容平息风波，刘昉功不可没，这一点，换作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达不到刘昉出马的效果。
可以想见，在将来，在许多让刘旸为难的事务上，刘昉仍能发挥一些特殊且重要的作用，这又是刘旸内心希望的。
或许刘旸自己都没发现，从他登基以来，在许多超出他习惯的事务上，都表现出一种迟疑。这或许是还没有完全适应身份的转变，思想上仍残存着大量太子时代的保守与谨慎。
他的顾虑太多太重了，凡事三思而后行，自然值得提倡，但过犹不及，凡事都迟疑不决，同样不是什么好习惯，倘若不能及时警醒，那刘旸在治国决策上也只会越加挣扎。
远的不提，至少当下，至少在赵王刘昉之事上，刘旸还没个下定决心的判断。
但是，近段时间以来，京中又出现了一些流言，就是针对赵王刘昉的，认为朝廷对他不公的有不少，实事求是地讲，赵王在京中的名望，的确很高，市井街坊间，一直流传着他的故事，茶楼酒肆间的说书人嘴中，他更是常客。
而流言蜚语中，当然免不了把鲁王刘暧拿出来与赵王刘昉做对比，这两位，虽是一母同胞，但从方方面面来对比，刘昉都是碾压刘暧的。
凭什么，一个无功无德的鲁王，能够在职权上压赵王一头？以幼凌长，又岂符合友悌之义理？
这样的流言，是很伤人的，几乎把刘昉、刘暧两兄弟架在火上烤。流言的出处来源尚不可知，但是，出现这样的舆情，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对当朝不满的情绪，刘旸也十分重视。
因此，当刘暧直接抬出四哥刘昉的时候，刘旸一时间也沉默了，思考几许，直接问道：“你是否为那些流言所扰？”
“众说纷纭，人言可畏！”刘暧答道，似乎就是这个原因。
刘旸则恼火：“庸人自扰！毫无根据之事，竟能让你进退失据？你一个堂堂亲王宰相，岂能为这些蜚短流长所迫？”
“臣本庸人！”刘暧深吸一口气，拱手道：“论才论德，四哥都远胜于臣，于国于民，他都更适合辅政。
臣自认也非沽名钓誉之徒，然而人心向背，臣亦难逆，莫若急流勇退，恳请陛下成全！”
言罢，刘暧敛袍起袖，大礼而下，直接叩请。
此时见其状，听其言，刘旸的眉宇都要拧烂了，但平复着情绪，过了好一会儿，方才悠悠问道：“八弟，你不会也是来替四弟鸣不平的吧？”
闻言，刘暧脸色微变，立刻道：“臣只是据实陈情！”
仔细地审量了刘暧一会儿，刘旸恢复沉容，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些许流言，竟让堂堂亲王、中书令乱了方寸，朕若允了，岂不如其意？
倘若因为那些喧闹谣言，就更人易相，那朝廷权威何在？那岂不是在告诉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散布一些流言，就能影响到朝廷用人，甚至让朝政改弦更张？
岂不助涨谣言之风？天下岂不遍地传闻，处处流言？国家还能安宁吗？
因此，无论如何，你之辞请，朕断无准允之道理！”
听皇兄这么说，刘暧似乎有所震动，不禁直起身来，面上一片为难之色。
见状，刘旸又道：“你若是觉得累了，可回王府，修身养性，朕准你三日假期。”
闻言，刘暧面露苦相，很是纠结地唤了声：“陛下，臣——”
刘旸无意听其言，又道：“至于四弟，朕自有安排，无需你来操心！你且退下吧！”
刘暧又张了张嘴，但见皇兄那副不容拒绝的模样，无奈之下，只能行礼告退。
“等等！”
还没走两步，刘暧便被叫住了，转过身来，拜道：“陛下有何吩咐！”
看着刘暧，刘旸眼珠子转悠了两圈，轻声道：“你都有尸位素餐之感了，朕也不能无动于衷，免得你心思不定！
政事堂诸相公皆有监管、代领部司的情况，杨公在都察院那边事务繁重，此后你可协管监察诸事，你帮杨公分担一二吧！”
闻言，刘暧眼神中浮现出少许波澜，在过去的半年中，刘旸确确实实地对杨业以及都察院提供了强力支持，不只政事堂拔高杨业地位，在监察体统内也进行着效能改革，为了强化都察院权威，甚至对皇城、武德二司进行了限制，尤其是正常的司法、监察事件，都不准许二司再像过去那般随意、粗暴干涉。
在这样的环境下，都察院的御史们，日子自然好过了，在朝里朝外都能抬起头了，话语权也大大加强，作为左都御史的杨业，地位也是水涨船高。
可以说，如今的都察院，对于有心进步的官僚来说，可是一个不错的去处，便是过渡，那也是真镀金去的。
刘旸拿出协管都察院的权柄，自然是诚意十足的，不过，在短暂的犹豫后，刘暧还是选择拒绝，应道：“陛下看重爱护之心，臣感激涕零，只是，监察之肃重，还需一铁面正臣，臣度德量力，行事迂缓，难堪其用！”
“你今日，一直在朕面前妄自菲薄，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难道，先帝与朕的眼光都有错，都识人不明？”平静地审视着刘暧，刘旸缓缓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臣不敢！”刘暧见状，连忙表示道：“臣奉命！”
不过，刘旸却改了口：“你既然觉得不堪都察院之重，朕也不勉强于你！这样，秋举还有几日就要开考了，你与李师同知贡举。
也不需你识人阅卷，只要你把守贡院，落实考制，杜绝舞弊，保证考试公平公正，有序进行，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给朕挑选一批人才出来！
如此，不算为难你，也未超过你能力范畴吧.”
刘旸都这般说了，刘暧哪里还敢有异议，立刻应道：“臣奉诏，必定竭尽全力！”
时下已是雍熙元年秋八月初，与往年不同的是，洛阳士民除了准备欢度中秋之外，也再一次见证着新一批士人举子们鱼跃龙门，繁花似锦的洛阳城里，也格外热闹。
今年本就是常举大年，不过因为世祖驾崩、新皇登基等一系列事情耽搁了春闱，刘旸在年初特地下诏，将科举推迟到秋季，多给相关职吏以及天下士子半年的准备时间。
作为登基之后的第一场科举，又是统治元年，皇帝刘旸再重视也不为过，以太傅、内阁大学士李昉作为主考知贡举，秋初升任礼部尚书的前吏部侍郎贾黄中为监考。
如今再把刘暧派去监督，这一届各科士子算是有福了，只要能脱颖而出，必然有别于其他年届。这也是一份运道，对天下士子而言，一些政治资历，有的时候就是看时运，撞上了，就天然具备特殊性，在仕途的关键时刻也能起到大作用。
刘暧算是被刘旸打发走了，但与此同时，刘旸的心情也被搞坏了。他本身就因剑南、东川的旱灾心气不顺，刘暧又搞这一出，作什么妖！
心情难以收拾好，看奏章也无兴致，刘旸干脆起身，出去散步，同时命人传召皇城使王约。
八月秋高，风清气爽，秋老虎过去之后，气候也更加宜人，蓝天白云之下，刘旸漫步于宫道之间，心情总算好转几分，凝沉的面容上也多了几分释然与惬意，直到王约到了。
“京中关于赵王之流言，可否查清楚来源？”阴着一张脸，刘旸问道。
王约显得有些迟疑，这流言可最是难查的，京城又本是流言蜚语的温床，过去也有太多影响重大的流言、童言，最后的调查也是无疾而终，难明出处。
注意到皇帝那不快的表情，王约终究没敢正面回答，而是表示道：“小的当再派人手，加紧调查，定然揪出背后的宵小鬼祟！
另外，是否可以采取措施，禁止此类议论？”
“不必！”刘旸直接否决。
一点小事，若搞得满城风雨，反倒不美，流言中虽有影射之意，但还不值得大张旗鼓，那样只会显得他这个皇帝心虚，不能容人。
琢磨了下，刘旸又问：“鲁王府中有你们的眼线吧！”
王约闻言，脸色微变，鲁王可正当红受宠，不禁局促道：“禀官家，司衙只是依常例安排，绝无冒犯鲁王之意，官家明鉴！”
听其言，刘旸摆了摆手，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有些难以启齿一般，但终究开口了：“鲁王府上，也多盯着些！”
王约讶然，忍不住抬眼看了看皇帝，但见他脸上那副漠然之态，并不敢多问，当即应道：“是！”
可以说，至少在这一刻，刘旸心中的疑忌不只是针对赵王了，对鲁王刘暧也起了疑，今日的请辞，多少给他一种不适感，刘暧似乎有做戏的嫌疑。
刘旸也不禁怀疑，刘暧此请，到底是真心请辞，想让位于刘昉，还是感受到了刘昉对他地位的“威胁”，方才以退为进。
甚至于，通过这样的手段与操作，引起自己的猜忌，从而把刘昉排挤出京城。
如果是后者，那么鲁王刘暧那敦厚的外表下，究竟隐藏着怎样一颗机心，便是刘旸思之，也有些不寒而栗。
人心总是难测，鲁王请辞的消息像插上翅膀一般传遍洛阳上层，自然也进入到赵王刘昉的耳朵里。
难说刘昉闻之是什么感想，但没有多久，当舆论还在进一步发酵之时，赵王刘昉又主动上表，目的有二：一请罪，二请辞。
前者向皇帝刘旸表明心迹，他与京中流言无关，绝无裹挟民意舆情逼迫给自己加官授权的意图；后者，则用实际行动表示，愿意离京就国，不让皇帝为难。
或许是赵王这种光明的举动、坦荡的态度，打动了刘旸，最终还是下诏挽留，不让其回北庭。
而既然把人留下来，就必需给一个说法，在秋举开考前两日，皇帝刘旸下诏，给刘昉加俸禄、加封地（把高昌道西北部与北庭接壤的两三座小城镇封给他），同时以华章溢彩之辞褒奖他，最为关键的，让他以内阁大学士参知政事。
太宗篇22 盛世盛典
爆竹声声在洛阳城内处处作响，漫天的烟火在夜空中绽放，璀璨的花火映照下，是京邑之中的繁盛夜景。
去年由于国丧的原因，又在禁娱期，中秋节庆基本停罢，对此，士民人心中就算谈不上怨气，多少有些遗憾，中秋毕竟是大汉帝国五大节，也是大汉士民百姓一年终少有能放松的日子，很受欢迎，官方民间都很重视。
（元夕、嘉庆、端午、中秋、冬至，为大汉五大佳节，君臣共庆，举国同欢）
去岁有多遗憾，今秋就有些喜悦，再加上这是新皇登基后第一个中秋佳节，因此共赏明月度金秋乃是朝野间的共识，就是一再提倡节俭、打击铺张的皇帝刘旸也松了口，同意进行中秋庆典，并且决定在乾元殿举行一场御宴。
再加上，今科制举也在中秋之前完成考试、阅卷、录取，又添一份喜庆，刘旸还决定于乾元殿上钦点状元。
宫墙之间，被灯光映得透亮的乾元殿，有如一座水晶宫，漆黑的夜色也难以掩盖其闪耀的光芒。比起市井间的喧嚣，这里同样热闹，只不过多了几分森严宫规的约束，在座的也都是大汉的权贵阶层，最次也是帝国精英，都是高素质群体，遵从礼法、循规蹈矩也是最基本的行为认知。
盛大是其表，庄重是其礼，几百人的乐师团合奏宫廷雅乐，熟练地演奏着一场盛世长歌。这样的氛围，让所有人都不免陶醉其中，每个人的脸上也都带着喜悦而不失礼节的笑容。
便是高居龙床的刘旸也不免深受感染，这样的光景在开宝时代并不少见，只不过看风景的位置换了，他成为了那张至高权座上的独行者。刘旸试着去体会世祖皇帝在位时是何感受，但最终都是失败，他完全无法做到皇考的从容睥睨。
“宣新科进士入殿觐见！”伴着内侍郑元堪称浑厚的宣号声落，整个乾元殿间气氛陡转，所有宾客停杯放着，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殿门方向。
在权贵们或好奇、或玩味、或审视的目光下，205名新科进士，由内侍引导着，小心翼翼，毕恭毕敬步入乾元殿，踏上这座大汉最巍峨雄壮、富丽堂皇的宫殿地面。
由于时期上的特殊性，雍熙元年这一科参考的考生数量突破了4500人，可说是开国以来最多的一次。
同时，也是各科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经过严格审议、核准流程，报请刘旸批准之后，拟录进士共205人。
其中进士科自然是大头，计88人，明经18人，明法32人，史科15人，农科20人，医科12人，算科12人、工科8人。
比起往年的取录名额，提升了差不多五成，而从各科的录取人数来看，明法的地位在科举上已然巩固，重要性仅次于进士科，明经、史科则有自己的基本盘，出人意料的是农、医、算、工这四大专科科目，所录人数，同样打破了历史。
在开宝时代足足三十年的政治熏陶下，已经有很多读书人在学习、考举上选择农、医、算、工四科，毕竟竞争压力要相对小一些，左右都是籍以登科入仕的门槛。
不过，这个情况如今也发生变化了，因为聪明人实在太多了，持相同想法的人也太多了，导致的结果就是，如今连四大工科也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况，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当然，这种局面下，最有价值的东西不在每一科录取刘多少工科进士，而是这种风潮背后，在大汉社会上，在读书人群体中，形成的新的治学之道、修身之理、为政之法。
虽然很多人的初衷，还是为了当官，为了有所作为而采取的逢迎办法，但形成规模之后，也几乎促进了一场思想变革。比如已经登陆洛阳的湘江学派，也算是这种思潮下的产物。
这大概是世祖皇帝给大汉子民留下的一桩不
那么显耀的功德，他曾一度把务实之风注入骨子里了，甚至有过犹不及的情况，出现了许多只务实而不修德的官僚，至今为人所诟病。
当然，随着开宝时代的远去，世祖皇帝的压制力逐渐消失，一些反者，包括看不惯这种风潮的人，开始抬头了，直接抨击世祖之政他们不敢，但拐弯抹角、含沙射影，他们拿手得很。
本次秋举，就被盯上了，会考筹备阶段，就不断有官员提出，当压缩农、医、算、工四科的录取人数，甚至该取消。
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开宝时代有不少贪官污吏都是这四科出身的人（虽然其他出身的人更多），同时四科之中，充斥着大量投机取巧、不修德行之人，这样的人是“小人”，只会败坏大汉优良正气之风，不适合为官，更不适合教育管理士民百姓......
提出这些意见的，当然都是些传统儒道士，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四大专科实则是从他们碗里抢食，压缩着他们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到雍熙元年的今天，那些坚持传统、维护旧礼的老儒生、卫道士们，只在明经科有竞争力了，就这还得进行一些与时俱进的改变，就是史科，也不完全由他们把持。湘江学入京后，首先批的就是这一部分人……
而对他们在科举改制上的主张，皇帝刘旸的态度明确而坚决，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地予以否决。
刘旸只提了两点，其一敢违《祖训》乎？要知道，关于科考上的规定，尤其是取材办法与取材思想，是被世祖皇帝纳入到祖制宗法中的，如今大汉科考场上场外呈现的风貌，都在他制定的祖制中找到解释，今秋制举只是继续延续其制罢了。
其二，官员务于实而短德行，那就从这方面进行劝改，对官员之教育鞭策，本也是朝廷吏治的一部分。
至于官员犯了罪，不管是贪墨徇私也好，还是其他罪行也罢，自有大汉法制约束，有监察管理，从科举上动心思，就是南辕北辙，还背祖坏制，愚人之举。
乾元殿修得的确大气，用在宏伟、震撼的辞藻都难形容概其十一，至少就当下，在满殿宾客、侍者、卫士的情况下，一下子引进两百多名进士，依旧绰绰有余。
士子们依照次序鱼贯进殿，个个表情肃重，动作一板一眼，规矩是他们鱼跃龙门后的第一堂课，学得也十分到位。
或许与很多人想象中的不同，那种年轻英俊的书生才子，在新科进士中几乎没有，如要寻找，或许得到京畿市井间的说书杂谈中去听了。
大汉的开科取士，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老龄化”的趋势，殿上这一科，也大概是历届以来“最老”的一科了，以三十岁以上为主，四十岁以上次之。
尤其是医、农、工这三门需要足够经验的科目，更不乏须发花白者，面露沟壑、皮肤粗糙者就更失风采。郎中登科，农夫中第，工匠为官，调侃的就是这三门，即便事实上，三科进士，同样是修习圣人之道，其中学富五车者未必弱于那些博学鸿儒。
而本科，年纪最轻者，竟然是一名来自江南道苏州的士子，丁谓，时年二十八。
见到郑重下拜的进士们，刘旸都决定不用“年轻俊杰”来夸奖他们了。而放眼望去，殿堂之中，对这届的进士，不是少人都面露玩味，也有微带调侃之色的，当然，还有三馆、翰林院的一些老学究们，表情更是精彩......
新科进士们，在这大殿上，当然不敢东张西望，但对异样的气氛多少能够察觉一二，有些权贵的目光是不假收敛的，一个个“瑟瑟发抖”，只能强撑着。
二十名内侍分为两波，一递碗，一倒酒，整齐而从容地，给两百多名新科进士倒上酒。
其后，刘旸方端起酒杯，环视一圈，朗声道：“众卿
举杯，与朕一道，敬本科进士们！”
“陛下请！”
“谢陛下！”
两拨人，两道声音，都齐整而震撼，殿中的回响，更是不断冲击在所有人的心灵，这样的氛围中，每个人都本能地致以敬畏。
饮罢停杯，侍者斟酒，一切都是那么秩序井然，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后，大殿之中再度安静了下来。
刘旸俯视着满脸敬畏的进士们，开口点名了，首先叫道：“边定！”
“臣在！”一名中年从容出列，拜于陛下。
刘旸审视了他一眼，含笑道：“你父边公乃是乾佑功勋，国之栋梁，今日得中，也算相得益彰，只盼你自律自砺，不堕先父英名！”
“是！臣定当秉承先父之志，竭忠报国，矢志不渝！”面对皇帝的温言勉励，边定显得很激动，当即毒誓道。
边定乃是乾佑老臣边归谠之子，边归谠是老来得子，而距其离世也快三十年过去了。对个人与家族而言，三十年的时间，足以发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而在过去的三十来年间，边家有些家道中落的意思。
而边定从少时起，立志重振家业，多年苦读，又在地方为吏近十年，如今考上进士不算什么，但被皇帝亲口点到，还提及早已被人遗忘的老父，如何能不感激振奋，毕竟边家振兴有望了......
“丁谓！”刘旸又唤道。
很快队伍中，站出一名颇具“姿仪”的青年，言语中也抑制不住兴奋：“臣在！”
刘旸扫了丁谓一眼，不得不说，这副卖相，初见之下，还真不那么让人心喜。不过，面上刘旸却淡淡然的：“你是本科士子中年龄最小的，文章却是最为胆大的！朕且问你，你一个生长于苏州的南方士子，何以对西北边务如此了解，说得头头是道？”
面对天子询问，丁谓极力地按捺住心头的激动，肃声应道：“禀陛下，臣弱冠之时，曾与三五好友偕行，游历西北道州，遍访地理人情，收获很大，记忆犹新，因而斗胆妄言边事！”
此次进士科的策略、实务，都有边事的题目，刘旸显然是看过丁谓文章的，因有此问。
“游学之旅不容易吧！”刘旸问道。
“禀陛下，非但不容易，还几经危险，几乎丢了性命......”
“数千里的游学经历，很是难得！”刘旸点头道：“日后若是做了官，但愿也能沉下心来，为国谋忠，为民谋益！”
“是！臣谨记陛下教诲！”丁谓赶忙应道。
“孙何？”抬眼，刘旸又唤到一人。
就在丁谓身旁，一名风度儒雅的中年站了出来，举止更加从容：“臣在！”
刘旸道：“这一届有不少天赋异禀者，少具英才。听说你十岁便能识音韵，十五岁写文章便能引经据典？”
闻问，孙何显得很谦虚：“陛下谬赞，臣不敢当。写文章，臣犹待学习，至于经世达务，则有如蒙童......”
闻其言，刘旸笑了笑，没有表示什么。沉吟少许，缓缓起身，步至御座前，严肃地道：“在场2二百又五名进士，都是朝廷精心挑选出的人才，你们将来，是定然要为官、育民、治政、执法、理财乃至从军的，朕对你们只有一句忠告，学以致用，为国为民，不要辜负中第前吃的苦......”
“谨遵陛下教诲！”众人齐声拜道。
刘旸再回宝座，瞥了郑元一眼，轻声道：“宣诏吧！”
很快，今科一甲的名单正式公布了，探花边定，榜眼丁谓，状元孙何！
并且，这一届的人才，还真是不少，除这三人外，另有钱若水、俞献可、洪湛、曾会、周仪等。
(看完记得收藏书签方便下次阅读!)
太宗篇23章 进入深水区的税改
朝廷内部的各项斗争几乎都没有停止过，君臣之间，臣臣之间，贵庶之间，皆是如此。而中秋之夜那场盛大的节庆，也好似只是一场暂停休息，让各方养精蓄锐，寻机筹谋，以备展开下一次的对抗。
这不，中秋节刚过三日，洛阳空气中的烟火气还未彻底消散，各处的灯彩绸也还鲜亮，又是十余封奏章呈至皇帝刘旸御案上了。
这是一些刘旸不得不重视的本章，其中，有奏本，有谏章，有弹劾，有密报，而不管是以何种形式送呈，都与大汉仍在进展中税制改革有关。
若从当初赵普复拜宰相，主持国政，正式推进税制改革开始算起，至今，已是
任何一项改革，在中央朝廷强势的推动下，七年的时间，也足以产生一些结果了，不管是成果也好，恶果也罢。
可以肯定地说，到雍熙元年秋，大汉的税改已经彻底铺开，土地清丈量的成果就是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边鄙如高昌道，也把最新的土地清丈数据汇报上来了，当然这只是象征性，表示一下对中枢权威的尊重。
对于地广人稀的高昌道而言，土地、草场数据什么的，都没有多少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才是其治政的核心问题，包括财税也是一般。
有别于大汉内地道州，经过税改前两三年的探索，朝廷也适时地对北方诸边道州的税政进行了调整，放弃了最初以草场划分作为纳税依据的做法，经过实践，那种做法完全不靠谱，也几乎不具备可行性。
因此，对于边地，尤其是以游牧为主的部族，朝廷最终决定还是按人头来收税。甚至于，对那种完全破坏部族体系，“分地到户”的想当然政策也调整了。
到开宝二十七年的时候，朝廷对于高昌、河西、榆林、山阳、燕北诸道税收，基本恢复到了按部落人口征收牛羊马驼。当然，新的部与落，则是在朝廷户籍制度下重新组织形成的，至少早年那种完全由氏族维系的部族形式，转变成如今的杂胡杂聚。
这是经过朝廷总结之后得出的结论，对于从事游牧生产的胡汉臣民，还是得维持一定的组织规模，设部长、落长进行管理、组织生产、并缴税，这也是便于朝廷统治管理的。
北方因地制宜，南边也是如此，尤其是广大西南地区，旁的不提，土司制的特殊，本就意味着税制上该有所针对性。
所幸，由于朝廷在税改事务上步调一直很稳，还没来得及在西南展开，便及时调整。
对西南道州，朝廷给出的方案则要更为简单，直接从各地土司那里收取一定的贡赋，至于土司们如何对治下的山民、蛮民如何管理、压榨，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也不怕闹出乱子，以朝廷的力量，足以弹压不服的乱民、蛮民了，并且这是土司制在大西南地区推广开来后，用二三十年发展形成的一种平衡。
而倘若朝廷要在土司们的地盘实行税改，搞土地清丈，那才会闹出大乱子。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但同样的，不管是北方还是西南，边鄙州县之中，也不乏从事传统农耕的汉人，同样有官僚、地主占地，对于这些情况，自然要依新制，统归地税了。
那么问题来了，首先如何区分地主与土司，这几乎是无解的。对西南道州的税改至今还不满三年，但从开展起，便骚乱不断。
土司骚乱，地主诉苦，甚至两者联合起来，抗拒朝廷税政，以及部分的官僚也有意把水搅浑。作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搞出什么动作都正常。
也就导致，短时间内，大西南骚乱不断，冲突急剧，甚至出现了朝廷调派的治税官吏身亡的情况。最终受到影响的，当然是地方治安以及朝廷的权威，以及那些只是安安稳稳接受剥削的小民们
当初有鉴于西南局势的沮蹙，朝廷也大为震怒，尤其对于地方官府的不作为，为此，由当时还是太子的刘旸亲自签发制令，撤换、罢免甚至日常杀鸡般地拿下了好些剑南、黔中、云南、广西、安南诸道官吏，并责令道司，弹压骚乱。
朝廷施压，地方上也没有那么容易抗住，毕竟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很强的，各派地方势力方有所收敛，不过一月的时间，骚乱立止。然而，大乱止，小乱不已，在不断的牵扯对抗中，税改的进程自然耽搁了。
对于西南出现的那些乱子，中枢这边纵然不是心知肚明，也多少有些认识。如何破局，却让人为难，不是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只是不值得罢了。
因此，在赵普的提议下，朝廷秘使人往西南诸道去吹了吹风，尤其在那些汉夷杂处，宗族地主势力深厚的地方。
税改是朝廷大政，态度坚决，一以贯之，绝不可能妥协，各道州必须要完成土地清丈，朝廷将以此收取赋税
虽然力量对比悬殊，西南发生的状况仍是地方与中央的一场博弈，“乡贤”们也不敢真与朝廷拧着干，中央的面子总还是要给一些的。
因此，经过之后约一年的时间，西南各道州陆陆续续将土地清丈结果上报户部，然后经由时任财政使的韩徽建议，以上报数目上增加两成计算收税。
当然，政事堂诸公们也明白，便是如此，其中仍有水分，但这也算朝廷与西南道州达成的一次妥协了。同样的，北边也是类似操作，毕竟作为边地，为了维持稳定，有一些特殊政策对待，也属正常操作。
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不论是北边还是西南，都不是朝廷开展税改的重点所在，那些地方，不管是成果还是恶果，都于大汉根本难有动摇。
如果说税改前两年，仅仅是作为试点地区的京畿、河南道等地是纷扰不断，抗拒颇多，引起多方争斗，令人侧目。
那么从七年后的雍熙元年再来看，进入改革深水区后，局面那才叫群魔乱舞，乱象纷呈
太宗篇24 反弹开始
边地的土豪们，他们在面对朝廷大政时，往往反应过激，并且易于采取一些暴烈的行动，粗糙莽撞，不讲方式方法，这实则是缺乏手段的一种表现。
而相比于边鄙那种刺刀见红的正面抗争，发生在大汉核心农耕道州地区的对抗，则要更聪明，更隐蔽，也更难缠。
毕竟，比起那些不通礼仪、不晓分寸的乡巴佬，如中原、河北、湖广、江南这些地区，汇集的可是大汉的权贵与贤达，再次也是乡绅名流，比起一般的土豪，他们才是与朝廷新政博弈的主力军。
不管是认知、影响，还是手中掌握的权力、实力，以及能够发挥调用的能量，都不是那些发生在边鄙的闹腾所能并论的。
而经过七年的试探、碰撞、纠缠过后，大汉帝国在土地问题上占有核心利益的勋贵、官僚、地主们，其应付手段也在岁月的流逝之下，不不断进化。
从最初的争议，到明里设阻、暗中对抗，再到钻法条漏洞，在保证人身依附的情况下完成名义上的分地到户，再到如今肆无忌惮隐瞒土地，这其中发生着的，就是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权贵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
但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他们都没有直接的对抗，那是下策，过分了只会招致朝廷的凶狠打压。
而除此之外，他们有数不清的手段、办法，掌握知识、熟悉法条，甚至掌握法条解释权的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会迸发大量的灵感，去迂回，去斜插，从侧面，从背后发起“进攻”。而那些隐藏在暗中的阻挠，也是更难缠的。
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大汉税税改发展到如今，已经陷入到一种停滞的地步。整个过程的发展状态也很清晰，从初期的势如破竹，到中期的纠缠碰撞，到如今的挣扎困难。
更为关键的是，改革力度再往下探，谁也不知道会掀起怎样的浊浪，会不会影响国家稳定，危及朝廷统治。
当然，到目前为止，税改的成果还是可观的。其一，对各层地主阶级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
其二，不论有实还是仅拥其名，凭空诞生了大量的自耕农，土地兼并的情况有所抑制；
其三，新税制下，小农小户的粮税负担是有所减轻，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
其四，则是大汉的财税有了一定的增长，当然，增幅并不大。
尤其是第四条，这也能从侧面反应出税改的一些问题，仅从改革初衷而言，并不是因为朝廷的财政出现了大问题，中央收不上地方的税了，那就是世祖皇帝的一次乾刚独断般的尝试
这也是不为许多人所接受的一点，在许多臣僚眼中，此次税改是完全没必要的，甚至打心里认为是世祖皇帝又瞎折腾了......
在税改的这七年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量的改革先锋、行家里手，呈现出一派群情一致的气象。
不可否认，在这些改革能臣中，有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他们能理解世祖皇帝的良苦用心，以及那高屋建瓴的设想，也愿意为“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尽一份心力。但同样，这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
至于剩下的人，有些是无脑遵从皇帝的诏令，有些是心存疑虑但面上大力支持实际行动则有限，有些则是单纯迫于世祖皇帝权威不敢违逆......
而大部分的，就和盛极一时的“西征派”一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带有投机心理，当然在税改中表现出突出干才的，也的确升了官，晋了职。
一个潘佑，一个郑起，两个南臣，都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道司大吏。尤其是后者，潘佑还有名声加成，又有老相赵普的提携，而郑起呢，为官刚直得罪了数不清的人，如今却已是堂堂的辽东道主官。
因此，至少可以下半个结论，大汉帝国起于开宝晚期的这场税改，是一次并不成熟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致力于解决土地矛盾、缓和统治矛盾的积极实践。
到如今，在开宝远去、雍熙道来的当下，这份实践也已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是继续深入改革，还是适时收手，这个问题已然摆在了皇帝刘旸面前。
对过去七年的税改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博弈的过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勋贵、官僚，还是地主商贾，都一直处在妥协的地位。
朝廷进一步，他们挡一下，挡不住就退一步，如此反复，一直到既得利益集团退至妥协的底线。
那几乎是一种“社会意识”，由大汉勋贵、官僚、地主阶级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皇帝要进行改革，朝廷要改变税制，他们阻止不了，也没想着完全阻止，否则就太小觑当前帝国体制对于皇帝权威的加成，但同样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说了算了。
在费尽心思、千方百计与新政的拉扯对抗中，那份“底线”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以土地作为税制标准，以土地数量区分税额等级，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既得利益者们愿意曝光多少土地，将之“分”给族民、扈从、佃户，又愿意把多少土地登记在官府的籍册上，却得有个讨论的空间。
而朝廷若想着全贪全占，让大伙把家底都露出来，那就触及大伙的“底线”了，也必然引发反抗。当然，在进行试点改革的时候，有不少地方都做的那一点，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彻底把权贵、地主“打倒”，“压服”，就这，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混乱。
朝廷可以在一县，一州，甚至一道，做到土地的全面丈量，但绝不可能铺开到全国范围内，那根本做不到，毕竟，改革也不能把帝国的根基（勋贵、官僚）给掘了，革命也不是革自己的命。
事实上，当初选择京畿、河南作为试点，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就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选择，无他，阻力太大了。想着就在眼皮子底下好把控，想着从硬骨头开啃，结果证明想多了。
早在世祖皇帝驾崩之前，各地对于税改的反击就已经开始了，当然，也是怕世祖皇帝发飙，掀桌子杀人，还算克制。
但在那三两年，各种因为税改产生的问题，如纸片一般飞向京城，呈到政事堂诸相案头，甚至进入皇帝与太子的视野。
虽然针对性很强，但人家也不是无的放矢，往往言之有物，确有其事，但争议归争议，反对归反对，整体上还算在“规则”之内。
但自世祖皇帝驾崩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更准确得来说，是在刘旸登基后的半年里，情况变了，上上下下，自内而外，矛盾升级，冲突加剧。
地方上，屡屡传出因为对土地清丈结果不满，导致的骚乱，民与民之间，村与村之间。在税制内容上，山地、丘陵问题，肥田、瘠田问题，水田、旱田问题，凡此种种，都引发民间的冲突与骚乱，各地官府也是头疼不已。
同时，官吏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囫囵吞枣，敷衍了事；前任一个做法，继任者又一个做法；地方官僚对税改大权的争夺；改职吏与地方官僚借税改名义，对政敌进行打击报复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当然，一些改革派、税改官本身无能甚至贪婪不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并且被人抓住痛脚，狠狠攻讦。
还有一些人，从改革派变成中间派，从锐意进取，变得蹉跎懈怠，乃至直接跳反，投入保守派的阵营，开始以丰富的改制经验去反对改制，攻击那些失误、缺陷之处。更有甚者，被地方上的势力拉下水，不只在改革上松手放纵，还沆瀣一气，欺瞒朝廷。
而地方上的势力，也开始卷土重来，很多分到地的新自耕农，不只要还主家的“借贷”，还要缴纳新制下的正税。有些猖獗的地方，甚至直接照着原本的主佃分成来算，也就意味着，这部分新自耕农们，不只在实际上保留着原本的佃户身份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还要在此基础上，再向朝廷缴纳一部分正税，这就是新税制带来的改变。
很多底层百姓，做佃户时，还能勉强度日，成为自耕农后，有了自己名义上的土地，日子反而更加清苦了。
这样的情况，当然会引发不满，甚至怨愤，而这一部分民怨，在有心人的引导下，自然指向朝廷，指向那些税改官吏，指向新税制。
再多些压迫的动作，再多一些挑唆，骚乱就产生了。到雍熙元年七月之前，半年多的时间内，河东、关内、剑南、两淮、三江诸道，发生了上百次民乱。
尤其是江西道下属的丰城县，竟然发生上千乱民冲击县城，打破衙门，杀害官吏，形同造反。虽然迅速被镇压了，但影响极其恶劣，这可不是边远地区的蛮族少民作乱，而是汉人。上一次，还得是榆林之乱中的袁氏兄弟.....
而这些乱象，伴随着各种声音，层层上报，有如万千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声势滔天，直指新税制。而在皇帝最新收到的十几分奏章中，已经有人建言，该废除新弊制，恢复旧制，还天下以安宁了!
虽然只是开个头，但皇帝刘旸，已然能感受到一道轻薄奏章背后，紧随而来的涛涛声浪，汹涌舆情，他即将面对的或许也是铺天盖地的压力……
太宗篇25 皇帝难欺
垂拱殿内，刘旸缓慢地在御案前踱着步，脚步声显得很沉重，而那张沉凝的面庞间，甚至有那么一丝愁苦，显然，他的心情并不好。
御前侍候着的，除了内侍郑元之外，便只有内阁学士徐士廉了，不过都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良久，刘旸抬眼瞥向保持着默然状的徐士廉，稍显怅然地道：“先帝在时，岂是如此多事？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简直可恶！”
此言落，徐士廉与郑元都不由心头大震，郑元则赶忙道：“官家息怒！”
没有搭理他，刘旸直接冲着徐士廉道：“这些个大臣、御史、使君、知州知县，还有将军，本章之上，一个个恳切陈言，尽职尽忠，为国为民，然而从其本心，有将朕视为君父亲吗？”
徐士廉在刘旸身边也侍从好些年了，在他的印象中，这个皇帝素来沉稳内敛，但此时，陛下竟然在埋怨，这可是极其少见的。一时间，徐士廉心里也是感慨颇多，忧思重重。
“为何不说话？”见徐士廉沉默，刘旸不由恼怒道。
便是宽和如刘旸，发起怒来，带给臣仆的压力也比山大。迎着皇帝的目光，徐士廉不敢再作哑了，沉吟少许，略显谨慎地道来：“以臣愚见，一切纷扰，概因为陛下初登大宝，威权不固……”
“初登大宝？从柩前继位开始，整整一年了！”刘旸径道。
这该是刘旸今日抱怨的最后一句话，发泄了一番情绪过后，理智重新恢复，认真思量几许，一双深眸之中闪过少许负复杂的色彩，嘴里喃喃道：政治
“那么如何树立权威，严刑峻法，杀人立威何如？温良恭俭让以得之，那朕究竟得到了什么？”
刘旸的声音如寻常时候那般平和，但听在徐士廉耳中，却觉从里到外的发寒，皇帝俨然被下边人的手脚以及地方上的乱象激怒了。
所幸，刘旸很快地从那种骇人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又沉吟良久，悠然一叹，问徐士廉道：“内外臣僚上书，关于税制改革的这些个弊端、损失、祸乱、恶果，你有什么看法？”
见皇帝进入正常问政的状态，徐士廉心头莫名一松，略作思索，沉稳地应道：“回陛下，以臣愚见，事或有其事，但理绝非其理！”
“怎么讲？”刘旸直直地盯着徐士廉。
在刘旸的印象中，徐士廉平日里话并不多，那似乎是二十年前登闻鼓案落下的“后遗症”，但对于内外军政，徐士廉也常有惊人之语，此时的刘旸，显然希望从徐士廉嘴里听到一些“真知灼见”。
徐士廉则继续从容道：“税制新法，乃是先帝、陛下、晋王、赵相并朝中诸宰及相关部司干臣多方听取、审慎调查、细致考量，方才得来。
试想，以君臣之贤能，及多年治国之经验，所拟大政，便有考虑不当之处，也不至于引发如此多的纷扰与动乱。
因此，恕臣斗胆直言，在这些骚乱背后，必有奸人作祟，推波助澜！”
“你所言奸人，所指何人？”刘旸追问道。
“以陛下之睿智，如何不晓？”徐士廉道：“谁在税改中利益受损，谁又在这些骚乱之中得利，谁就是祸国奸人！”
听其言，刘旸不由冷笑两声，意味深长地说道：“你此言，可囊括了不少人，若是传将出去，这群情汹汹，怕是要冲你去了！”
见皇帝这般说，徐士廉显得云淡风气的，拱手道：“倘若如此，那岂不是佐证臣之所言，皆据实而谈！”
注视了徐士廉一会儿，刘旸又思索片刻，面带会议，怅然地说道：“先帝曾多次讲过，政策无关对错，只在利益，制定政策也从来是不难的，困难只在如何执行政策。现在看来，朝廷在税制改革的执行上，问题很大啊......”
“陛下英明！”徐士廉道。
“英明的是先帝！”刘旸断然道，嘴角复现出少许的苦涩：“朕若是英明，何以让人小觑，反复挑衅？”
对此，徐士廉默然，虽然他还想再劝皇帝忍耐，但此时实在说不出口，因为就如其言，整整一年多了，纷扰不加少，骚乱反在加剧，忍已经不该再是皇帝的治国理念了。相忍为国，若成了单方面的，那就是一厢情愿了。
“徐卿，你家有多少地？”刘旸忽然闻道。
对此问，徐士廉下意识地陪了几分小心，但稍作斟酌，还是如实禀来，道：“臣出身寒微，入仕之后，泰半时间居边州，及奉调入京，朝廷以榆林却乱之功赏，兼多年俸禄及陛下之赐，在家乡置有薄田百亩，只待致仕之后，还乡养老。”
对这个回答，刘旸眼神中闪过少许恍惚，连徐士廉这等一心扎在公事政务上的干臣，公事之外，仍不免将俸禄、赏赐拿回乡置办土地，而况他人。
百亩地虽然不多，却深刻地反应着大汉臣民们对于土地那等偏执的热爱。大汉帝国的商品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蓬勃发展，但是经济，依旧是建立在以亿万计的土地基础上。
“百亩地够吗？”刘旸又这么问道。
“臣家里人丁不多，连带父母妻儿，也不过六口人。待臣归养之后，足以耕读传家了！”徐士廉很坦然地道：“时下土地之经营，雇佣了三户人家，每年扣除雇资以及税赋，也有不少盈余......”
“百亩田土，就足以让朝廷一四品大员满足！”听完徐士廉的叙说，刘旸又不禁愤慨道：“然而，有些人家万亩肥田，仍不知惜福，仍要对那些穷苦民众敲骨吸髓，贪婪之心，令人作呕，他们的礼义廉耻，道德抱负，都学到哪儿去了！”
“陛下息怒！”见刘旸怒火蹭蹭往上冒，徐士廉立刻劝道。
刘旸则一摆手，一副朕很冷静的模样，沉吟良久，郑重其事地问道：“关于税改，如今朝里朝外，争议甚至反对之声很大，有些人甚至将其批为乱政虐民之源，以你之见，朕当如何应对？”
闻问，徐士廉一时没有作答，而是极其严肃地反问刘旸道：“陛下欲改世祖之政乎？”
注意着徐士廉那张凝重的面孔，刘旸洒然一笑，就两个字答道：“如何？”
徐士廉深吸一口气，便有些激切地说道：“乱政者，不法勋贵；祸国者，背主官僚；虐民者，无良地主。此三者，乃税务改制骚乱之根源！
恕臣直言，陛下当矢志如一，坚定如初，推进改革，不因一时阻碍滞而气馁！
如有改弃，一则背先帝之志，二则损朝廷权威，三则伤改革志士与天下庶民之心......”
见徐士廉说得如此恳切，刘旸淡淡地笑了，不知讥讽向何人，随意拿起一道御案上的奏章，道：“然而，天下庶民，已经被税改折腾得筋疲力尽，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徐士廉当即道：“奏章中上报之骚乱，与全天下德惠之小民贫农相比，能占几何？
恕臣直言，大汉税制改革进展到如今，已然见到成效，反对之声越激烈，越见改革之必要！
同时，若有始无终，半途而废，既无济于解决当下面临之问题，还会使大汉税制更加混乱，于臣民而言，也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臣，祈请陛下明鉴！”
徐士廉对过去半年间发生在帝国内部的民乱看法就相对清楚了，税改固然在执行中，在有心人的对抗中、曲解利用中，造成了不小的破坏与混乱。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那终究是小部分，大汉主要的权贵、地主群体们，多少还是有些底线的，不是人人都敢明目张胆地对抗朝廷大政，也不是所有地主都连最后一粒口粮都不留给农民，否则，这大汉帝国早就动摇了。
一个还处在上升期的，政治相对清明，中央权威巩固的帝国体制下，对所有人的约束力都是很强的，对人性中恶的一面都有极大的压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关于税改弊端的危言耸听，又是从何而来呢？对此，作为皇帝的刘旸，又如何不知，然而也正是如此，他才难掩怒气，很明显，有些人当真把他的宽厚当作兴风作浪的本钱了。
“朕还收到一份劾章，来自成都知府王审锐，弹劾剑南道布政使潘佑，用政不善，苛待僚属，欺虐下民，西川大旱，赈济不力，致民骚乱.......这道奏章，透露的意味，有些不寻常呐！”
王审锐，乃是已故平南公王全斌次子，而这份由于成都知府弹劾剑南道布政使的奏章，其中透露的意思，显然绝不只是一次“道府之争”。
徐士廉听了，眉头也皱得极紧，看着刘旸说道：“陛下，潘使君御下严厉，不为己甚，此事朝野尽知。
然而，他待小民从来宽和，据臣所知，剑南几年任上，从来兢兢业业，致力于税改，打击豪强，成果显着。
西川大旱，朝廷也有明诏，责其救济，臣无法相信，潘使君会在此等事务上懈怠！”
“朕也不信！”刘旸直接道，带有怀疑的两眼稍稍眯着：“然而，这样的劾章，就这般堂而皇之地呈上朕案头了！”
徐士廉凝眉想了想，道：“陛下或可去文，让潘使君就此事解释一二，两相对照，个中曲直，自当了然！”
刘旸点了点头，又是一阵沉默，突然冲郑元、徐士廉道：“许久没有出宫了，陪朕去周遭州县逛逛，朕倒要看看，大汉的百姓们，究竟处在怎样一种水深火热之中。倘若有，又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太宗篇26 黄河口岸
皇帝要出巡，这可是桩大事，如郑元者，当即便考虑起出行卤簿、路线，并请示起随驾人员人数起来了。不过话才起个头，便被刘旸果断否了，若是摆开仪仗，大张旗鼓，他能看见个啥？
因此，依刘旸想法，只带二三近臣出访，当然御驾安全不可不虑，另外携一百禁卫轻装简从作为护卫。
就这么着，一场失之草率，但足够突然的私访开始了，以皇帝刘旸为中心，一行上百人马，轻骑而出，一路向北，除了短暂的饮水补给，几乎不加停歇，一口气跑了近百里，到黄河岸边方才停下。
如此高强度的疾行，就是身强力壮的卫士们，都不免喘息，何况多年养尊处优的刘旸，不过，经过这么一场跑马，他紧绷着的精神反倒舒缓几分。
内侍郑元也是气喘吁吁的，虽已年逾五旬，但依旧支撑得住，精神好、体力足，是作为伺候人尤其是伺候皇帝的基本业务素质。
见皇帝满头汗意，顾不得其他，郑元立刻取出一件红氅帮他披上，刘旸也没拒绝，时直秋高，又在大河渡头，容易受凉。
居高临下，俯视着不远处的渡头，夕阳西下，彩霞丝丝缕缕地铺在河面，斑驳的光彩映照在每个人瞳孔之中。凄凉的秋风，也并不影响渡头间的热闹场景。
这是河清渡，古小平津，距离洛阳最近的黄河渡口，自古以来，便是拱卫洛阳的要隘。当然，在如今的大汉，除基本的军事作用之外，更多地承担着经济、交通作用。
在开宝时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也自然而然，带起了货物流通渠道的繁荣，水路交通更是经过一场大开发，而黄河上内河航运的发达也是可期的，尤其承担着向京畿输送资源的重要作用。
如河清渡，每年都承担着大量的转运任务，南来北往，车船云集，河中的食盐、河东的石炭、塞外的牛羊，等等货物，都以此地为泊地。而仅仅依靠向京畿转运物资，河清渡便发展成为了一个大市镇，仅地处南岸的河阴镇便逾五千的人口。
秋风下的河清渡，也正向皇帝呈现着它的繁荣与忙碌，南北两岸是大片经过平整硬化的开阔地，埠头、货栈比比皆是，南北商贾、牙郎、货主、百姓交杂其间，当然渡头上最多也最忙碌的身影，是倒船的船工以及装卸货的苦力。
越是傍晚之至，则越是紧张忙碌，似乎都想赶在夜落闭港之前多卸一件货，多跑一艘船。黄河水流本就湍急，又时值秋汛，远远地看着黄河之上那些摸着晦色挣扎于风浪的转运河船，刘旸的心都难免被揪了下。然而也不好多说什么，若没有这些小民百姓的辛苦血汗，国家如何发展？
相比起渡头上带给人辛酸感的场面，南北不远，那座崛起时间不算太长的市镇，看着则更具“盛世”气象了。
事实上，河清渡南北两岸市镇早已有之，过去几十年也一直在发展，不过真正扩张到眼下的规模，却还是从朝廷在此地设立大宗商品交易公所开始。
毕竟，洛阳的拥挤化是不可避免的，小商小贾肩挑手扛小推车式地物资供应，也越发不能满足西京百万士民的日常需求，尤其还有那么多权贵。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早有人开始做起的大宗货物集散生意，纳入了财政司考量，奏请批准之后，环洛阳一圈，朝廷设立了八大口岸，集中转运、集中收税、集中管理，河清渡还不是最大的一处，但与其他口岸一般，在大宗商品交易外迁的过程中，享受着从京畿辐射出的好处。
自那以后，来自各方的商贾们，不再需要将货物带着一路走到底，运到洛阳近郊甚至城内再行售卖，在像河清渡这样的口岸，就可以卸货、易货，若想见识欣赏京师风华，就可轻装简行了。
同样的，由京畿大小工场生产的商品，也由此道，层层转运分销出去。这些带有集散功能的口岸，在利国惠民便商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明显且重要的作用。
河清渡，自然不是刘旸第一次来，但每一次来，都能有新的发现，看到一些新变化。同样的，也只有见到口岸上下那忙碌但秩序井然的场面，对于如今这个由他所统治的帝国，面对那些明里暗里的挑战，刘旸才具备更充足的信心。
“船沉了！”
“快救人！”
伴随着惊呼声，有序往来的河上产生了一阵骚乱，所幸负责维护秩序的吏卒还算尽责，第一时间采取了措施，把翻船的船家给救了上来。
在河上跑的这些船，有官家的，有商队的，有船帮的，当然也少不了私人的。
此时沉掉的那艘船，显然是个人跑单帮的，被救上岸后，旁的不管，就跪在栈桥上，对滔滔大河，哭天抢地，嘴里不停喊着“我的船”、“我的货”。
虽然值得同情，但这样的事情在这繁忙的渡口并不少见，负责的职吏也等其发泄完了，再将人带去镇上公所，进行盘问调查，同时也做后续的处理，至少等货主找上门之前，人不能跑了
察觉其动静，刘旸即让徐士廉去察问，很快徐士廉便将情况回禀了。
事情并不复杂，距离冬季也就一个多月了，京中士民尤其是富贵之家都开始屯石炭了，来自河东的炭商们也开始往洛阳输送，作为南下洛阳的两大口岸之一，河清渡自然承担了巨大转运需求。
翻掉的那艘私船，正是转运石炭，因为超重（翻倍的载重量），被风浪打翻了
闻言，刘旸思索少许，问道：“遇到这等情况，一般是如何解决的？”
徐士廉答道：“也需分具体情况，似此私船，船翻货毁，大抵只有赔偿货主了！”
刘旸眉头稍蹙，道：“一船石炭价值不小，这摆渡转运，本就只赚些辛苦钱，如何赔偿得起？”
徐士廉道：“臣明白陛下体恤下民之心，然船翻货毁，确是船家之过，货主将石炭从河东运输至此，又何尝容易，因此，理当赔偿。”
“至于如何赔偿。”徐士廉看了皇帝一眼，继续道：“船家若家资足够自然最好，若是不足，或可借贷，等船打捞起，修好之后，继续跑船还债。再不济，亦可加入船帮，单打独斗，对此等风险的抵御能力终究不足.”
徐士廉嘴上如此说着，心中却不免暗暗叹息，他当然明白，自己提的解决办法，没有一件是容易的，若是家境拮据，一个不留神，这船家一人一船甚至一辈子都要套到此事上了。
然而对此，徐士廉并不能多说什么，至少不能因为怜一人而坏了整个市场秩序。事实上，徐士廉还清楚，根本不怕赔不起，除了那一人一船，家里总有土地吧，总有儿女吧，能置办出一艘船出来跑货的，多少是有些底气的。
再怜其困难，也唯叹小民之艰！
“借贷！”刘旸似乎也一下子抓住重点了，嘴里呢喃着，眉头拧起：“朕听闻，民间高利借贷成风，无数小民，被逼得家破人亡！”
徐士廉颔首道：“回陛下，确有其事，朝廷在民间借贷利息上，虽有严格限制，但难免有些不法之徒，受暴利所惑，以身试法。官府虽有严厉打击，然终有不及之处.”
“最值得忌惮的，怕是官私勾结，共同渔利吧！”刘旸冷冷道，眼神中闪过一道锐利的光芒：“税改过程中，有些人不就是通过借贷之法，将土地分润出去的吗？
土地就是不在名下，同样把那份收益给赚取了，甚至更多。在朝廷官府这边，还能落一个配合改革，积极忠诚，朝廷还需嘉奖勉励！
有些人啊！的确太聪明了！凌虐下民还不算，还要将朝廷当瞎子、聋子糊弄！”
“陛下明察秋毫！”感受着刘旸那难平的心绪，徐士廉张了张嘴，道出这么一句话。
瞥了徐士廉一眼，刘旸深吸一口气，道：“似此等情况，是否可由官府出资贷款，低利助民度过难关？”
闻问，徐士廉稍作思索，拱手道来：“禀陛下，官府放贷，多针对农村农户，农桑渔牧，多以粮食、种子、农具作为贷资，或遇大灾之年，予以灾难民赈济粮款。
似此等经营行为，如遇意外困难，多寻求民间借贷，官府对此也是予以支持，并且纾难济困之事上大有鄙夷。
只是有些奸商劣绅，过度贪婪，苛虐小农，致民贫苦，而各地官府，对此疏于监管，以致惨剧迭出，破产灭家者，难计其数”
听完徐士廉这番分析，刘旸神色变幻几许，很是怅然地说道：“监察监察，监而不察，小民蒙难，众生疾苦，说到底，还是朝廷治政不力！”
“陛下有此忧国爱民之心，又何愁国家不治，百姓不安！”听刘旸如此说，徐士廉则衷心地抱拳道：“只是还欠缺些时间罢了，假以时日，大汉必是河清海晏，万民必定富庶安康！”
“朕倒也不需你安慰！”刘旸摆摆手，沉默几许，方悠悠说来：“其实朕心里也清楚，即便出台这等针对普通士民经营困难的官府借贷，在一些贪官污吏的任意曲解下，也可能成为一项欺虐小民的恶政！
然而，偌大的国家，数以万计的官吏，难道全是不修德行、贪婪残虐的奸臣恶吏？
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尚且为之，何况这利弊参半之事？因噎废食之事，朕不为，扬其长而避其短，才是当为之政！”
“陛下英明！”
嘴角依旧难免浮现出少许苦涩，话虽然说得漂亮，但刘旸自个儿，却未必有那么确信，只能向徐士廉交待道：“此事你记录一下，待回宫之后，着有司商讨一番，先在小范围内进行尝试，观察总结。
关于借贷事务，朝廷还当予以重视，尤其是那些高利私贷，朕闻之都不免头皮发麻，难得自安，是必需严厉打击的！”
“是！”
迎风而立，眺望渡头，刘旸的思绪又不禁飘飞起来，开始思虑起大汉的赈济制度来。
作为一个农业为本的帝国，大汉的小农小民们在土地、家庭经营事务上的抗风险能力是很差的，大灾大难就别说了，就是寻常年景，每到农时，都难免有粮种、耕牛、耕具上的短缺。
基于此，朝廷也出台了一份相当完善的赈济制度。出现灾害且不说了，为安抚百姓、稳定治安，朝廷一般会进行无偿赈济，而对农户的农业经营困难，也多采取无息、低息借贷，让百姓“低斗还官”。
这些措施并非大汉初创，只是在前朝历代的基础上进行经验总结，再付诸实践，并由此在全国各地兴建常平仓、义仓，作为帝国抗对风险、维稳治安的宝库。
然而这一套，弊处也很明显，虽然在早期让大汉在行政、军事、救灾等事务上获取了极大的便利，但在几十年后的如今，弊端也日益凸显。
而说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管理不善、管理难善，很多事情根本无法依靠权贵官僚们的操守去做，且一旦放松，必然积弊。
朝廷方面，除了能将几座“国级”大仓看管好之外，对于遍布道府州县的大小义仓、常平仓根本无法做到有效监管。
条令虽然制定得很清晰，但是，真正发挥其有效功能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少，相反，成为了不法官僚、土豪劣绅牟利的温床。
挪用二仓之粮都只是较轻的情节了，吃相难看的则有更多。前几年就出现过一个案例，黄州知州张勄，伙同下属，盗卖州内二仓储粮达4.5万石，后虚报水灾，几次“赈给”、“赈贷”活动就将账抹平，再以灾害情况向朝廷申请蠲免，几万石粮食就顺理成章地被中饱私囊了
当然，这样的事情干得过分了，就难免被发觉，后举报之下，黄州案犯官自知州张勄以下，悉数被斩。而那件事，也又一次让刘旸看到一些官僚们毫无下限的丑陋形象。
而一切问题，到刘旸这里，又似乎都能用监督监管不足来解释，而朝廷那看似完善的监察系统，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已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至少在刘旸这里，仅仅盯着一些贪官污吏，显然是远远不足的。大汉的监察系统，该更多地往下看看才是，刹那间刘旸脑子里恍过这样的念头。
念及往事重重，思及当下种种，刘旸的心情也不免再度沉重起来。抬眼望着渡头外的大河，暮色渐深，秋风欲烈，涛声阵阵，停泊在埠头上的大小船只震荡不已。
指着前头，刘旸吩咐道：“今夜暂宿镇上，找好船只，明日渡河。渡河之前，交待一番镇上职吏，秋汛已起，随时监测水情变化，务必保证这市镇、渡头商民的性命财产安全！”
“是！”徐士廉当即应道。
“明日就去河清县看看！”再度远眺，隔着黄河对岸，便是河清县，也是刘旸此番出巡的第一目的地。
原因也很简单，此县算是大汉税制改革的“先锋县”、“模范县”，但同样的，刘旸也听到了一些不那么好的传闻，他很想亲眼看看、亲耳听听，这“改制模范”又究竟改出了个什么花样
太宗篇27 忠臣贤绅，手段频出
“什么人，胆敢擅闯县衙！”
河清县衙前猛然传出一声暴喝，四名衙役站在台基上，手把制刀，凶神恶煞，戒备地盯着衙前的一干人。
不是他们反应过度，实在是来人各个人高马大，表情不善，并且配着武器，看起来就不好惹。虽然冲撞衙门不大可能，毕竟就这几个人，但尽本职地呵斥一声也是应该的。
来人领头的是一名青年，俊朗挺拔，一脸的阳刚之气，手里拿着一把长剑，剑鞘纹路精美，剑柄还配有玉饰，显然不同凡响。
基本视那四名衙役如无物，抬眼望了望那张甚是大气的牌匾，又主义到那紧闭的衙堂大门，不无嘲弄地说道：“青白白日，衙门紧闭，这河清县治政如何，可想而知！”
那股子讥讽，换作谁都感受得到，党班的衙役也觉受到折辱了一般，恼怒道：“大胆！竟敢亵渎官府！”
“你！”对方明显透着些外强中干，青年冷冷地瞥了衙役一眼，支使道：“去通报你们县尊，京中来人！”
听此言，衙役脸色顿时变幻几分，迎着青年冷淡的目光，为其气势所慑，却是连硬话都不敢说了，扭头便往衙内匆匆而去禀报。
青年自没有等待的道理，手中剑往身后一背，招呼着几名随从，淡定而从容地跟着走进县衙，听到对话的其余衙役也不敢相阻，京中来人，可不是他们这些小虾米能得罪的。
至于这青年，当然不是凡人，甚至于身上有各种光环加成，他叫李昭贤，时年二十一，世祖皇帝外孙，皇帝外甥，父母乃至乐平公李继隆与长公主刘葭，如今身上挂着昭武校尉头衔并在大内担任侍卫，此番随驾出巡。
大大方方地闯入大堂，还未及观察一二，便见两名身着青绿官袍的中年自二堂走出，阴沉着一张脸，只扫了一眼堂间情形，注意落在李昭贤身上，不失警惕地问道：“敢问足下何人？”
李昭贤看向绿袍中年，淡淡道：“你是河清知县陈若愚？”
“正是！”陈若愚答道，紧跟着试探道：“不知郎君是哪家衙内，来本县有何贵干，如需帮衬，尽可直言！”
“那就麻烦陈县尊跟我走一趟吧！”李昭贤直接道，语气平淡，但态度十分强势。
见状，陈若愚脸色沉了下来，他再怎么说也是一县之尊，冲着“京中来人”四个字已经给足面子了，这没头没脑，不清不楚的，就让他跟着走，什么玩意儿！
作此念，陈若愚的语气也不善了，打起官腔：“本县还有公务要处置，无意受此戏弄！看你年轻，本县就不同你计较了，送客！”
说完，陈若愚转身欲去，在李昭贤眼中就显得有些心虚了。不过，也不以为意，从怀中掏出一道文书，明黄的绸面格外扎眼，李昭贤淡淡道：“李县尊还是看看这份手书，再做决定吧！”
陈若愚当然不是没见识的，瞅见那份手书，心都揪了起来，然而等看完，一双腿都有些发软了。
再瞧向李昭贤时，声音微颤，带着几分乞求：“能否请上差稍候，待下官收拾一二.”
闻言，李昭贤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上前两步，探手帮陈若愚将那身官袍胸前的褶皱抹平了，微笑道：“李县尊这身打扮甚是得体，还是不要让主上久等了！”
“是！”陈若愚无奈，只能应道，不过此时心中已然为阴霾所填满，自家人知自家事，这一关，恐怕不大好过。但事已至此，只能竭力平稳心绪，寻求挽救之法。
陈若愚可是出身名门，其父乃是名将陈思让，早年曾任淮南巡检使，在淮南之战中厥有功勋，后曾官至淮西都指挥使、长江巡检使。
其兄陈若拙乃是开宝十九年榜眼，如今已然官至吏部主事，至于他自身，也是进士出身，河清县乃是其外放的第一任。
李昭贤此来显然是奉出巡的皇帝刘旸之命，而被李昭贤以如此方式“请”走，显然在任上出了大问题，并且是重大问题。
大汉的官僚犯罪，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与理由，陈若愚也涵盖其中。他出身不低，眼界也不浅，钱财什么不在他眼中，但是他求名贪权，在仕途上有野望，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在追求仕途的路上过于急功近利了。
在大汉的“税改派”中，有很多人崛起，是因为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在改制落实、土地丈量、宣讲教育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在过去的三年中，陈若愚显然也是其中之一，还因此受到过嘉奖，尤其是与前任做对比的时候，就更突出他的工作成效与吏干能才。
毕竟，河清县正是在陈若愚的率领下，全面完成税改，田亩籍册上的数据明明白白，比起旧册直接翻了三倍还多，而财税进账比起两税制下，更是成倍的增长，并且实实在在地依制上缴给道司、及朝廷。
有那样的身份背景，又有这样的出色业绩，陈若愚的只需等待着升迁便是了，尤其是新皇登基，慕容德丰上任天官之后也在对人事进行调整，而从京中兄长陈若拙的来信看，他已经在下一批的晋升名单中，并且一步到位，升密州知州。
然而，这一切随着皇帝这突然的私访，彻底化为泡影。经过刘旸两日间的实地调研结果得知，陈若愚的闪光政绩有太多不实之处，河清的税制改革也和北黄河浸泡过一般，水分极多。
首先一个，河清县衙对于小农小民的保护形同虚设，甚至站在地主土豪一边，反过来压制普通百姓。
据说陈若愚到任之后，就把辖下的大地主们召集在一起，一番冠冕堂皇之辞，明里暗里透露这么一个意思，朝廷税改一定要执行，并且要彻底执行，官府的土地籍册上一定要看到所有人家的田亩数量，至于改革中乡贤们遇到的问题，县衙也会尽力帮助解决。
闻弦歌而知雅意，河清的贤绅们很理解县尊，也乐意为之效劳，然后河清的税改工作便走上了快车道，土地清丈、登记造册更是在两年后就完成了，并且有名有姓、有家有户，成果斐然。
然而事实上呢，刘旸在了解之后，只有八个字的评价：不堪入目，罪不容诛！
像把名下土地分散化，以一定数量分配给宗族、佃户，这样合理避税的方法就不说了，这个最保险，但在河清县，做的人却不多。
更多的情况是，按照租贷的办法，将土地分给平民，但却通过那一纸租约、贷约将他们死死捆住，在事实上依旧掌控着小民的生老病死，让他们做牛做马。
而在这种条件下，“拥有”自己土地的那些小农们，比起此前来说，就未必有多少改善了，甚至还变差了。过去是交地主租税以及朝廷两税，如今是还借贷与地税，两者相加，后者未必比前者轻松。
高昂的借贷与利息，就像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勒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而是改善还是改恶，纯看地主债主们的节操了。
宽仁为怀、兼济乡邻的贤绅不是没有，但实在不多，而对大部分的豪强地主来说，哪怕仅冲着对朝廷“土地苛政”的抗拒，也不能让小民们好过，否则岂不真让那些泥腿子、贱民翻了天？
也有受不了高利贷的农户去县衙告状的，而这个时候，陈县尊当然要实现当初的承诺，帮贤绅们解决问题。
也有说辞，并且是义正辞严，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字据、手印这些都有，还是县衙法曹的签字，这可是有效的。
何况，从字据上来看，也不是很夸张嘛，十年还不完，还二十年嘛，再还不完，还有子孙嘛。那些土地总不能白白赠予吧，都有自己的土地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做人总不能太贪婪。
当然陈县尊作为一个父母官，也有一颗“爱民之心”，出于怜悯，面对所请还是会把债主找来，判减少个三两年的利益，乡贤们当然也要给县尊面子，如此一来，上告的小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若是再纠缠下去，乡里还要不要待了？就不怕乡邻戳脊梁骨，谩骂贪得无厌、不知感恩？
也有不愿借贷的，但是，你不借，自有他人借，而拥有自己土地这样的诱惑，实在不是一般人小农能够抵挡住的，而一旦在拮据上签下自己名字，那被套牢是注定的事。
当然还有想尽办法把借贷提前还清的，不管是偷也好，抢也好，真有人做到了。然而，旧贷之后还有新贷，生产经营过程中总有各种困难，各种风险，只要有需要，那么乡贤们大方得很，也愿意伸以援手
渐渐的，很多地主便发现，在现行政策环境下，这借贷生意可实在赚钱，既能合理合法规避土地集中带来的高额地税，在收益上也未必比把土地都集中在自家名下要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聪明人”开始把目标投向那些原本的自耕农了，有困难自是雪中送炭，没困难制造困难也要借钱、借粮给你的。
这还是收敛的，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更会想方设法把你搞得破产败家，再用一纸贷约来“拯救”，然后也不要你的土地，留着耕作生产还债。
至于逃债，且不说官府的保护，人逃得掉，地难道还逃得掉？至不济，还能把地收回来，再交给其他农民耕作。
这样一番操作，河清县土地兼并的情况是得到有效控制了，但农民们的生计，却没有根本的改善，甚至有恶化。
而通过借贷方式对普通农户的控制与剥削，也未必比基于土地的人身依附情况要轻，就这，还是乡绅贤达们向朝廷妥协、响应官府改革的结果
如此之下的河清县，可想而知是怎样一种情况。当然了，没灾没病的情况下，农民们的日子还是能继续过着走的，甚至呈现出一种稳定的气象，然而这等秩序下的小农小户们，实在处在一种无形的更加让人窒息的氛围之中。
而除此之外，陈若愚还有骚操作，比如在土地等级上大作文章，乡绅的土地记为中田、下田甚至贫田，普通小民的田，则一律为上田、中田，照此收税。
这也是税改过程中频频暴雷的状况，也是新税制下主要矛盾之一，在有些百姓开来，新税制还不如过去依人头缴纳两税。至少在富庶地区，经济发达，土地产出多，人口殷实，即便朝廷在定税额的时候有所偏向，分摊到个人，需缴的税也不算重。
除此之外，县衙还把一部分贫瘠的山地、荒滩、树林，也作为耕地分摊到农户名下，又能收一部分税。
同时，还事实地停止对治下小民的赈贷政策，毕竟有贤绅们帮助解决。但是，每年的赈贷业务依旧在“做”，在账目上做，还做得很漂亮。
至于那些用于赈贷的粮食、种子、农具等物资可以轻松地转化成财税的进账，甚至于有些操作只需在常平仓的籍册增减两笔，陈粮出库，新粮入库，动动刀笔即可。
如此种种手段，一齐施出，河清县的税收较从前，当然蹭蹭上涨，化为陈若愚在税改业务上的卓越政绩
当了解这些真实情况后，刘旸能忍住怒气不骂娘，就已经是他涵养高了。
愤慨之余，也有一种无奈感，他自觉在税改过程中还算关注，也往往关注一些细节问题，朝廷也是谨慎行事，并在过去的多年中不断调整完善。
然而，就是这样，还能出现河清县这种情况，此地离洛阳，可就一河之隔啊！
河清如此，可想而知其他地方又会是怎样的状况，天下聪明的官僚，不只陈若愚这一个吧，他们手段，恐怕还有更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吧！难怪各地怨言那么大，骚乱那么多！
改制，改了这么多年，就改出这么个结果，对于刘旸来说，可实在太糟心了。
更糟心的还在后头，当陈若愚被带到御前，还不知悔改，还想再挣扎一二，虚言狡辩。
刘旸以河清县税改实况问陈若愚，他虽然有些慌张，但很快就调整过来，很诚恳地表示自己是完全按照朝廷指示在做，纵然有些疏漏，那也是对新政理解不到位造成的偏差与失误，对此他也认错。
刘旸提起河清县内高利私贷成风，贫民饱受压榨的情况，陈若愚更是一脸无辜，很是纳罕地表示，朝廷并不禁止私贷，贫民借债买地也是很寻常的事，乡绅们愿意把土地拿出来，总不能白给吧。
甚至于，对于那些过高利息的债务，他还进行过取缔，对恶绅进行处罚，有力地保护小民利益。尤其是那些把土地交易税全部转嫁给农民一方的地主，更是依税法严厉处置，他可都是依法照章办事，这些情况都是有据可查。
另一方面，在大量土地交易的过程中，县衙又从中收取了一笔不菲的交易税，充实财政，这非但无过，反而有功。
当然，他非完人，治政经验不足，有些贻误，对小民生计认识不清，对一些民情有失察之过，陈若愚也是认的
一番应对下来，刘旸被气得差点直接下令把陈若愚砍了。这种机巧、诡辩，陈若愚讲得头头是道，然而细思极恐，同时，从这知县这里，刘旸也了解河清县的状况为何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了。
陈若愚绝不是个庸才，冲他干的事就知道，甚至还能称之为干才，脑子太灵活了，不断地擦边，不断地出成绩。只不过，身为父母官，屁股从来没有坐到小民一边，而是积极往那些孝（乡）子（绅）贤（地）孙（主）靠拢罢了。
若天下官僚都似这般，那不只是小民的苦难，也是大汉帝国的悲哀。而问题恰恰是，刘旸根本不知各地的情况，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与河清县相比，是否还有过之。
别的不提，至少河清县这边，治安还算稳定，陈若愚局面控制得不错。而出现骚乱、民乱乃至判断的地方呢？
当然，不管陈若愚如何狡辩，一个欺君的嫌疑是逃脱不掉的。不过，经他那番说辞，刘旸一时还真收起了杀此人的心。
当夜，在县城宾馆，刘旸又与徐士廉进行了一番畅谈，他很是怅惘地表示，税改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已经到一个极其艰难的地步了。
但是，通过这些问题，他也发现了，这种种问题，很多其实可以避免。他能想到的，就是通过更全面、更频繁、更下沉的监督，不说杜绝，至少改善地方上的乱象。
刘旸很动情地说，大汉的百姓，值得朝廷更多的体恤与保护
实事求是地说，根本问题不解决，能够做的依旧只是改良，解决一些表面的东西。
然而，若是让小农小民都翻身做主了，这大汉帝国、刘家天下还要不要了
太宗篇28 剑南“玩”脱了
怀着一种复杂且沉重的心情，刘旸打算再往外走走，帝国这么大，他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
不过，这个念头被近随们竭力打消了，微服渡河，离京百多里，就已经让他们紧张不已了，哪敢再让皇帝走远，出了问题谁也担待不起。
如欲远行，是必须准备好卤簿仪仗，随从臣子官兵，銮驾的安危必须得到绝对保证，这是对皇帝的负责，也是对国家，对天下百姓的负责，一番话说得刘旸都不便反驳，只能按下心中那股被激起的热潮，暂且回京。
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从剑南道传来了一则消息，一则噩耗，剑南道布政使潘佑死了，还不是正常死亡，就丧报上言，潘佑死于乱民刺杀。
又是剑南，又涉及到布政使潘佑，在收到这则消息的第一时刻，刘旸便想起了前次王审锐对潘佑的弹劾。而这一份丧报，里边隐含的内容，可比上一次还要丰富。
虽然很完整，对潘佑死亡的前因后果以及遇刺情况描述得很详尽，但是带给刘旸的异样感却更加强烈，值得推敲的地方太多了，什么乱民，会想着去刺杀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偏偏还成功了！
纵然先不深究背后的隐情，就表面来看，布政使遇刺身亡，放眼大汉立国四十七年，这都是头一次，简直是耸人听闻，离谱之极，这就是一场对朝廷赤裸裸的挑衅。
如果真如奏报上言，这真的是一干乱民所为，那他们的能量也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因此，对于剑南奏报，刘旸只相信一件事，那便是潘佑之死，至于其他，都值得商榷，甚至于未加调查之前，全部表示怀疑！
急匆匆返回洛阳后，刘旸直奔政事堂，就潘佑遇刺事件进行讨论，可谓是大发雷霆，天威震动，这是必要的态度，也是这段时间糟心事多了，刘旸对臣下们的一次宣泄。
当然，宰相们也能理解，潘佑之死，事情实在太重大了，就是他们这些饱经世变的老臣，闻之也不禁瞠目结舌，倍觉惊悚。这件事情，往怎么严重了看都不为过，不管背后有怎样的隐情，这都是对帝国统治的公然挑战，是绝对零容忍的事情。
因此，对于剑南之事，众相公倒与皇帝是一致的，中央的权威必须肃立，朝廷的统治必须维护，潘佑之死以及剑南之政也必需彻查
当场，诏制便从速拟好下达，着有司选派要员干吏，赴成都调查，同时让剑南道那边把更详细的情况奏上来，朝廷必须要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交代。
另一方面，潘佑之死也难免牵动起朝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比如在廷议结束后，如赵匡义者就不住地把眼神往财政使张雍那里瞄。
政事堂的宰相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基本盘”，而张雍从成都府到剑南道布政使再到西南转运使，前前后后可在西南待了十四五年。
剑南若出了大问题，那张雍在那里的门生故吏、徒子徒孙们，岂能没有牵涉。一般的事情固然动摇不了这个先皇老臣、开宝功臣，但此一遭，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问题重大！
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以这样的方式被干下去了，简直是无法无天。比起其他人，赵匡义就是断定，潘佑之死与剑南道某些人与势力是逃不开干系的。
采取这样的办法，固然愚蠢，但也从侧面说明剑南局面的紧张，矛盾之不可调合，而潘佑，就冲他在京畿道的那些做法，在剑南将那些权贵逼到这个份上，似乎也不那么奇怪。
潘佑这颗铜豌豆，骨头是真硬的，也是一心做事的人，而事情做得太认真，就难免得罪人，侵犯旁人利益。而剑南可不必京畿道，没有朝廷直接的权威震慑，相对偏远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造成其复杂的政治氛围，乱着呢，黑暗着呢
不过，赵匡义并没有提出这些东西，只是附和着说了一些场面话，一则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便多言，二者他也想看看此事还能怎样发展，剑南那边如何收尾，皇帝最终又当如何处置
或许，与赵匡义抱有类似想法的人并不少，都是千年的狐狸，个中有什么问题，不说一眼窥破，不对劲之处总能察觉一二。
散议之时，张雍表情格外难看，也不打招呼，直接返回衙司，然后信件飞传剑南，想要搞清楚情况，显然财政使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同时，也有不少大臣把注意力放到皇帝刘旸身上，关注着他的举措变化。一些感慨也是免不了的，若是世祖皇帝，面对这等情况，只怕已经举起屠刀，只待罪魁冒头，就干脆地斩下去。
当然，更可能的是，世祖皇帝若在，这等事情根本不会发生。至少到道司主官这样级别的封疆大吏，不至于落得这样的下场。
显然，皇帝刘旸再一次面临着登基以来树立权威的战争，这一次，更没有一丝妥协的道理与空间。
刘旸也自然有其他动作，事急从权，他也没有迂腐到这种事况下还要走正统程序的地步。
回到垂拱殿后，便将武德副使林特召来，责其安排调查，将剑南事故、潘佑之死彻查清楚。
过去的一年，武德使王玄真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全国刑徒营的整顿上，许多地方都需要他亲自去坐镇弹压、指挥安排，而武德司的日常事务，则由林特这个副使主持着。
毫无疑问，这就是一场权力交接过渡的过程，林特就是刘旸选择接掌武德司的人。
林特可是根红苗正的东宫旧臣，就坊间传闻，林特的经历还是比较传奇的，当初刘旸从征平南，入金陵，时年12岁的林特便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请随侍的李昉指教，李昉颇奇之。
毕竟神童不少，他5岁识字，8岁属文的，李昉都见识过，但如此善于把握机会并主动求上进者，却实在不多。
后来，李昉将林特收入门下，待年纪稍长，又举荐给太子，作为东宫侍读，成功实现这华丽的转身。
而林特在东宫当值，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此前任太子少詹事，刘旸登基，自然水涨船高。能被安排去接任武德使，更是才干突出，并且足够信任。
雍熙元年的这个中秋末尾，朝廷上下都为潘佑之死牵动人心，当然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剑南道布政使之职，一场明争暗斗已经展开。
毕竟，剑南道不只是剑南道，那可是西南五道的核心，辐射范围遍及整个西南，包括吐蕃地区。这个位置，值得所有权贵为之争抢。
但有个前提，潘佑之死需要一个结论，而得出结论的过程，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然而，没有多久，一个更让朝廷震动，甚至让全天下震动的消息传来了，青城县发生叛乱，一个名为王小波的贼首率众举事，攻破州县，杀害官吏
即便只是像江西丰城县那般的骚乱，出兵迅速平息，朝廷也得追责，但偏偏还不止于此，这是一场大骚乱，大叛乱。
初时，朝廷虽然重视，但更多停留在对剑南道军政的不满上，降诏严厉申饬，责令从事镇压，安抚百姓，恢复治安，这也算是日常操作。
事情后面的发展，大大出乎朝廷意料，军报纷来，急呈文武堂院，发生在剑南的乱事，愈演愈烈，等叛军祸连州县，连续攻破成都府周遭十余州县，众达十几余万之时，朝廷这边才真正意识道剑南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赵匡义在与其子赵德崇的交谈中，甚至忍不住调侃，说有些人“玩脱了”。自乾祐平蜀以来，“繁荣稳定”地走过整个开宝时代的川蜀，再次迎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动乱。
直接诱发的原因，当然是近几年频繁发生在川蜀的灾害了，尤其是雍熙元年的春旱，对川蜀小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田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者都不乏。
但是，产出减少，日子照过，租税照收，小民生计，尤其是那些托身于权贵、豪绅之家的旁户，更是艰难。
一直以来，川蜀的税收，基本都是由于小农及旁户承担的，而占据主要生产资料的权贵、官僚、地主们，大多没有分担税赋，解民之困的觉悟，不过度地压榨都算有良心的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灾害反复袭来时，小农破产，无以为继，也就不足奇怪了。活不下去的时候，要么流离觅食，要么揭竿而起。
说到底，问题还是川蜀那尖锐到极点、深重的极点的土地矛盾上，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成都平原。不禁让人想起三十五年前平蜀后的那场变乱，只不过，那一次的直接诱因乃是人祸。
那一次，由于平蜀将士的胡作非为、大肆抄掠，对川蜀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区的生产经营、生产关系乃至社会结构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当然，也正因为那一次动乱，让孟蜀时代的遗毒被清除了很大一部分，虽然恢复起来耗费了不短的时间，但对于朝廷在川蜀建立起新的统治，事实上却是有利的。
只不过，三十五年的时间，足以产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而这么多年下来，当初孟蜀存在的那些问题，在大汉帝国时代，仍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拥挤的成都平原上，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深重，中下层士民小农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怨声不说载道，人心也几近沸腾了。
川蜀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的特殊风俗人情，复杂困难的交通致其闭塞，也让这里成为权贵、豪强滋生的温床，让这里的百姓更容易受到愚弄与剥削。
多年下来，当初入蜀的将士、功臣以及久任川蜀的官僚，在填补孟蜀权贵留下的权力空白的同时，也逐渐与本土的那些豪强们合流，共同形成了一个比孟蜀时期更为强大、也更为顽固的剥削阶级。
事实上，以国民的耐受程度，只要保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再少些折腾，那么除了那些蛮乱，川蜀也很难出现什么大乱子。
但是，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下，前两者能够保证，至于第三点，那可就真的太难了。要知道，川蜀平定之后，天下还未一统，还有东南、中南半壁未曾归顺。
乾祐末为了一统，进入开宝时代，西取河西、北伐契丹、南征大理，包括过去十几年对安西、吐蕃的攻略，剑南道都承担了不小的人丁与税赋。而这些负担与压力，一层层地转嫁下去，自然落在川蜀广大小农百姓身上了。
而作为核心的剑南道，除了上供朝廷，还要供养本道的权贵、官僚、军队，另外，还需要履行作为西南“老大哥”的义务，每年都需协调支援周遭的穷小兄弟们。
再加上时不时发生的灾害，如此种种，层层施加下来，川蜀的士民百姓能坚持这么久而不出大乱子，久已经是忍耐力的体现了。
事实上，早在前几年朝廷发兵，进入吐蕃平乱时，剑南的荣、邛等地就已经爆发过骚乱。只不过乱事不大，世祖皇帝又在，上下在维稳控制上格外卖力，事态被迅速平息了。
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先帝走后朝廷的威慑力下降是一方面，严重的干旱灾害是另一方面，再加上剑南道上层的内斗以及权贵、官僚、地主们不加收敛的压榨，共同促成了这么一场波及全川的大动乱。
举事首领王小波是茶商出身，作为蜀中三宝之一的茶，其利润大部分都被朝廷以及权贵、官僚及大茶商们分享了，而作为茶行业里最底层的贩夫走卒，只能从万千小茶商、茶农一道，在利益链条的最底层，争抢一些残根冷炙。果腹尚且艰难，就更别提其他了。
与茶一般，盐、丝行业，也是如此。可以说，川蜀的这次大叛乱，就是蜀中各行各业底层百姓的一次总爆发
太宗篇29 蜀中起义
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残酷的土地剥削，导致川蜀民怨沸腾，群情相拥，但发生在熙元年秋的这场川蜀农民起义，之所以能够成事，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起义军首领王小波提出了两个震撼川蜀小民的口号，其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其二“为潘使君报仇”。
前者自不必再赘言了，乃是川蜀社会的根本性冲突、总矛盾，至于后者，却又不得不提一下已经遇刺身亡的剑南布政使潘佑了。
潘佑在剑南任上的这几年中，实则就两件事，斗权贵豪强，抗天灾人祸，地是切切实实为蜀中百姓做了不少事。
税改方面，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好不犹豫地从权贵、地主身上割肉，发生在其他地方的那些反弹行为，种种暗箱操作，在剑南同样有，并且不少，更为过分。
只不过，作为布政使的潘佑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更是个较真的人，被他盯上了，那就必须有个结果，而身负大令，又坚定地站在税改立场，最终的结果往往对权贵们不利。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实干派，勋贵官僚、豪强地主们所耍的那些手段，又岂能瞒得过潘佑的双眼，即便瞒得了一时，也瞒不了一世。
而只要被他盯上，最终的结果就是地财皆失，遇有土地争议，在潘佑的主导下，最终的判罚都是更利于小农、小民的。高利贷、变相奴役、剥削，各种强迫、威胁以及肉眼可见的丧失基本公平的合约，在潘使君这里都是无效的，都是可以直接取缔，并重罚施暴者......
潘佑这种“立场极歪”的做法，自然让蜀中既得利益群体深恶痛绝，那是恨得痒痒的。只是，潘佑有权、有名，又有来自朝廷的支持，一时之间，也难以动摇。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剑南的政治状态是，潘佑这条过江龙兴风作浪，不断进攻，地头蛇们则是不断抗争，无果，妥协，后退......
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有的人选择观望忍耐，有的人则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给潘佑惹麻烦，当然能量巨大的人则试图从朝廷想办法，看能不能把潘佑这个“祸害”给调走。
但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连京畿道那等权贵扎堆的地方，潘佑都敢对抗，都能从权贵们身上刮下一层油水出来，何况窝在剑南的那干人等了。
当然，川蜀这边还是存在一些有份量的权贵，比如剑南的二王家族（王全斌、王仁赡），川东的崔史家族（崔彦进、史延德），这些都是当年伐蜀、平南的功臣，在几十年后依旧发挥着重要影响，乃至在勋贵、官僚集体中占据领导地位。
只不过，这些势力虽然强大，在朝中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但还不足以让潘佑畏惧，面对攻讦与非议，他泰然而从容，态度依旧强硬，手段依旧凌厉。
潘佑知道既得利益者们有的是手段与朝廷与道司对抗，因此他不断派遣心腹、僚左去各地巡视，甚至不惜犯忌得求助到剑南的武德司头上，豁出一切要与剑南的“反动派”们斗。
同时，还在成都道司衙前设下一个举报箱，供整个剑南吏民举告，但有问题，一旦查实，紧跟着就是潘佑的重板落下。
而贯穿潘佑在剑南的整个履任生涯，剑南道就一直处在这种直接而激烈的对抗之中，政局十分不稳，斗争很激烈。剑南的既得利益者们固然被折腾得筋疲力竭，损失惨重，而潘佑同样在无尽的麻烦中，筋疲力竭，耗尽心血。
虽然对手的实力顽固而强大，虽然麻烦不断，问题重重，虽然追随者日益减少，虽然连自己一心维护的黔首小民都有不理解的时候，但潘佑始终像一颗楔子一般，死死地钉在剑南，维护着难得出现在剑南的那丝微弱的世道清明。
潘佑的有些做法实则也失之粗暴，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乃至有违朝廷的“法治”理念，在一些处置上拉偏架。
在早期，由于各种曲解、流言、中伤，潘佑在蜀中百姓心目中的名声并不好，因为这个人太折腾，让他们没有“安宁”日子过。
但是，屁民虽然容易被误导、愚弄，但人心之向背，却也需时间的检验。而几年下来，甭管潘佑做成了多少事，但那心系百姓、一以贯之为小民做主请命的作风，还是感染了不少人的。
潘使君是个好官，是剑南百姓的“青天”，类似的口碑也在几年后传扬开了。这样的好名声，则更让人嫉恨。
当然口碑好坏的核心，还在于带给小民的利益多少，就比如此次起义的王小波。潘佑对剑南茶政进行过大整顿规范，简单地讲，就是对茶业的利益进行再分配。
剑南的茶市就那么大，利益基本是恒定的，官府该得必须保证的前提下，潘佑自然又从那些勋贵、官僚、大茶商身上割肉，反哺给底层的茶商、茶农，不说解决严重的贫富察觉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茶商、茶农们的生计压力。
在井盐、丝绸两大行业上，潘佑也是类似的做法，不遗余力地撬动畸形的既得利益体系，将一部分利润分配给底层的商民，以缓解社会矛盾。
可以说，潘佑在任，从土地、茶叶到盐、茶，几乎是全方面地向既得利益者们发起挑战。在朝廷的默默支持下，还真让他做成了不少事。
如果不是过去几年天公实在不作美，灾害不断，如果世祖皇帝再坚持几年，再给潘佑一定的时间，剑南的改革或许能够以一种更为平顺的结果落地。
但是，上天没给他这个机会，帝国的剧变也太过突然，京畿的上层权贵都有不少人无所适从，而况偏僻的川蜀。
过去的几年中，川蜀的权贵、地主们为了搞定潘佑，也是各显神通，手段迭出，甚至不惜以威胁，人命都闹出了不知多少条，然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个人实在太顽固，太难整了。
于是，潘使君巡视途中不幸为乱民所刺，这样让人哀惋的戏码就出现了。而能让人使出这样的手段，或许也是一些人在手段上山穷水尽了，没其他办法了，潘佑太得理不饶人了......
当潘佑死讯传开之后，西川大地追怀潘使君者不计其数，等从官府断定潘佑是被一些“乱民”刺杀的消息传开后，民情就沸腾了，剑南上下，对那些不知感恩、狼心狗肺之徒，是愤恨、痛斥。
然而，接下来官府的一些动作，就让人看不懂了。官府到处张布告示，宣明此事，同时派出衙役官差，甚至一些官兵都出动了，以逮捕“刺客”、抓捕“凶手”的名义，大肆抓人。
尤其是茶、盐、丝各行业那些在潘佑庇护下的那些贩夫走卒，而各地官府，听闻潘佑死了，不说地主豪强了，就是一些官吏都是弹冠相庆，瘟神终于没了，岂不是“我辈”奋起之时？
于是，在一些州县便发生了近乎“还乡团”的情况，而成都平原，在勋贵官僚、豪强地主们的反攻倒算之下，陷入沸腾状态。
而这个时候，整个西川都还未从春旱的影响中摆脱出来，大量的农民还嗷嗷待哺，等待着官府的支援赈济。然而，官府的赈贷还没有着落，来自贤绅的“贷约”已摆到眼前.....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有人登高一呼，发出那一道来自底层黔首反抗的强音时，川蜀大地是何等反响。
王小波为人短小精悍，也是因为官府的搜捕、压迫，最初只是纠集了数百茶商、茶农，先杀官差，后攻县城，打破县衙，摘下县令、丞、尉的脑袋，放出监狱被抓的无辜百姓，然后抄掠县中富户，夺其钱粮，分与贫民。
消息传开之后，一日之间，便聚众上万。蜀州兵马指挥使刘泷闻之，匆匆领军前去镇压，然而事起仓促，又小瞧叛军，装备虽精，兵力却弱，竟然一战就被王小波打崩溃，刘泷也被俘，人头也被拿来祭旗。
一场胜利，将所有的胆怯与迟疑都洗刷掉了，朝廷笼罩在每个参与举事的小民心上的阴霾，也随着正面击溃官军，彻底清除。
在取得“青城之战”的胜利之后，王小波趁势率军，横扫蜀州诸县，抄掠官僚、地主、富户，救济贫穷，践行他“均贫富”的口号，号召力暴涨。
在实现对蜀州的攻略后，叛军的人数也迅速膨胀，不到十日的时间，便增至四万余人，各地茶农、盐丁、旁户，望风影从，纷纷揭竿而起，举义的火苗迅速壮大。
于叛军而言，不只人数上来了，也获得了不少武器装备，以及拼凑出了一支初具战斗力的主力军队。
眼瞧叛势陡升，愈演愈烈，剑南道的上层们坐不住了，坐镇弹压，守土卫国，乃是都指挥使的职责，面对起义，最焦虑的，莫过于剑南道都指挥使上官正了。
由其调遣，邛、彭、眉、简诸州共计四路大军，两万余人扑向蜀州，意图将叛军歼灭。面对来势汹汹的官军，王小波固然大感压力，不过已经博过两次命，自有第三次，更没有什么好畏惧的。
任你四路来，我只一路去，在王小波率领下，尽起已经突破五万人的义军，直奔彭州，一番急攻，官军战败，死两千余人，彭州兵马指挥使王铿寡不敌众，仓皇逃回彭州。
王小波则趁势进兵，连破崇宁、导江、灌口三县，杀知县令长，大掠彭州。一番休整，补充兵源、兵器之后，又回师属州，与追剿而来的邛、嘉、简三路汉军相战，先破邛州朱覜，诛之，再败简州王元臻，杀一千余人，唯有眉州兵马指挥使张玘见势不妙，收拢败卒，退守晋原县。
王小波则不依不饶，穷追猛打，跟着攻击晋原，不过张玘算是个能人，不断与之纠缠，虽然最终被赶回眉州，但也给义军造成了不小的死伤。
综官义双方的战斗，义军突出一个刚勇，靠着不怕死，靠着一股复仇的怒火，以人数优势，通过大量的牺牲换来对官军的几次胜利。
而官军呢，则大失职业素养，骄纵轻敌，不断给人各个击破的机会，也酿成了巨大损失，以致贼势扩大。这当然不能怪下面卖命的官兵们，问题仍在上头的指挥官。
而随着四路围剿策略的失败，川蜀这场叛乱，也再也无法以一个“体面”的方式收场了，而剑南的上层权贵们也终于“醒悟”过来，对发生在天府核心区域的叛乱，予以最高的重视。
然而，第一次的围剿在匆忙之中大败亏输，要迅速组织起第二次，又谈何容易。剑南这边也是和平久了，对于这样规模的大乱，自上而下都显得应对不及，而剑南的边军、地方军、团练，虽达五万余众，但摊子铺得也开，一时之间根本无法集中力量。
事态扩大是必然，随着王小波举事以及对官军取得胜利的消息在川蜀大地传开，整个川蜀都喧闹了，就在十月初，剑南东南的荣州、富州、戎州各有乱民起事响应，甚至于从剑南蔓延至川东道的合州、昌州、泸州等地，一时之间，叛乱连横，祸及州县。
不过，这个时候，于剑南道这边而言，其他地方已然顾不得了，只令其自守，上官正更是给各地州县下了一道死命令，丧地者斩
其一心所想，都是将逆贼王小波给剿除，那不只是乱贼首倡，更活动在腹心，那种滋味，别提有多难受了。
上官正也算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了，曾是平南公王全斌下属，随其攻灭大理，收复云南，后又任职榆林，在剿灭党项之乱的过程中有所表现，及至升任剑南道都指挥使，走上仕途的巅峰。
对蜀州之乱，上官正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他的背后，不只有在剑南掌握重大话语权的那些权贵们催促，更有来自洛阳朝廷的巨大压力，连续几道来自京城察问、问责以及诏令，那字里列间，无不显示着朝廷对于蜀中叛乱愤怒。
当蜀中叛乱情况与发展陆续上呈洛阳的时候，可想而知，那是朝野震惊，紧跟着就是愤怒，皇帝刘旸又一次失态了！
原以为潘佑遇刺身亡就已经是一件滔天的大事，没曾想后边还等着这么一场大祸乱，在那刹那间，刘旸都不禁产生了一种暴戾情绪。他这个皇帝当得太糟心，雍熙元年还没过，这“惊喜”是一个一个地蹦跶到面前。
不过，再愤怒，也无济于事。等到四路汉军平叛失败的消息抵京之后，刘旸便彻底认清，剑南军政堕落的情况，恐怕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同时，到这个地步，虽然极不甘心，但他不得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平叛上来，至于其他，包括他想利用的“潘佑之死”乃至是叛乱的前因后果，都得往后放一放。轻重缓急，当务之要，刘旸还是分得清的。
因此，洛阳朝廷这边，哪怕满腹的愤怒，对于剑南道军政，也没有太大的动作，只是责令其控制乱事范围，弹压地方，尽快平定叛军，还百姓以安宁。
同时，又以温国公向德明为剑南布政使，火速前往成都就任。随着叛乱的发展，朝中针对剑南布政使之职的斗争一下子便从激烈趋于平缓，共识是很容易达成的，平叛优先。
当年平蜀是由向训统帅的，向氏虽然不像二王那般扎根西南，但作为向训的继承人，向德明前往成都，显然是能发挥巨大影响力。再者，作为了曾经安西军中的一大巨头，向德明饱经历练，允文允武，也具备足够的能力与威望。
另一方面，刘旸也没有把平叛的希望完全寄托与川蜀自己解决。当年强军猛将都在蜀中，平定蜀乱都费了不小的劲，何况如今。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剑南发生的种种，都让刘旸对那里的军政失去了信任，因此，在督促川蜀平叛之时，刘旸又同时诏令京西、湖北、山南、关中四道，整军经武，调拨军械粮草，又调集禁军西赴，随时准备入川平叛。
在雍熙元年的这个秋冬，整个大汉帝国的注意力，都被发生在川蜀的大叛乱给吸引了目光。
而在剑南，各方压力一齐而至，上官正也不敢再惜命了，调兵遣将，准备给叛军来个一击致命，甚至连王小波后续对外扩张骚扰，都不加理会。
不过，官兵在准备，义军也没有停下脚步，王小波彻底将蜀州拿下后，便对部下进行整编，积极备战。
同时派遣心腹，前往联络各地义军，以壮声势。又四处派军，攻略州县，每到一地，都吸纳了大量满怀愤怒、饱受压迫的贫苦百姓，义军人数也像滚雪球一般膨胀起来。
大汉武德充沛，也就导致民间蔓延着大量武器，铁器锻造也在不断进步，也就导致很多穷苦，都是自备武器，加入义军，即便质量不怎样，但砍在脖子上同样能死人的。
眼瞧着贼势日炽，上官正也逐渐坐不住了，不过还没等他动手，叛军便在王小波的率领下主动来犯。王小波也实在是没办法，人一多，仅凭蜀州及此前抄掠所得粮食，根本不够吃，要知道，到雍熙元年11月，各地打着王小波旗号的叛军已经突破二十万，受他直接统帅的，就是十五万之多。
这么多人，这么多张嘴要养，也逼得王小波不得不继续扩张，而整个成都平原，最适合的就粮之所，毫无疑问是成都府了。
成都府那是天府精华，粮食最多，人烟最稠密，权贵富户最多，穷苦大众也更多，当然了，“反动派”势力扎堆，实力也最强。
然而，一旦能把成都府打下来，那么，粮食、兵源、财富都不缺了，他们这些人也将彻底成势。
带着这样的心理，此前已经赌胜了好几次的王小波，尽起义军，自蜀州晋原东向，朝成都府进发，号称“军三十万”，一时间川蜀震动。
只不过，这一次王小波赌输了，他们都知道成都府的重要性，作为剥削阶级的顽固堡垒，当成都府受到威胁了，那上上下下又岂能坐视不理？
总之，面对叛军来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连武器都能提供。
在“显贵贤达”们倾力支持下，上官正也迅速在成都府组织起了一支七万多人的军队，以剑南官军为核心，杂以团练、“义军”，西进以迎叛军。
双方战于双流，一场昏天黑日的大战，鏖斗三日，死伤无数，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终。直接原因是升任眉、邛、嘉、陵四州巡检使的张玘率四州兵马，从后袭击。
根本原因则是，官兵的实力太强，自上而下，从前台到幕后，都在起义军的压力下卖命，同时具备起义军难以达到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人多，勇武，不怕死，的确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而，当官军抗住那几板斧后，迎接起义军的，只有败亡一途。
那王小波，虽有些能力，虽然勇武，但终究只是一介贩夫走卒出身，见识有限。别说十五万人了，就是最初的一万起义军，他也只是靠着一股血勇与首倡义举的声望在领导指挥。
双流一战，起义军直接被打崩溃，死者六七万，王小波也在掩护部属撤退的过程中战死，首级被呈到统帅上官正面前。
起义军四散而逃，官军则追亡逐北，趁势收复蜀州以及被占领的各地。眼瞧着大势已定，接下来只需清剿余党，上官正不由志得意满，当即派人把双流大捷连同逆魁王小波的首级，飞马送往洛阳，请功报喜。
对于上官正而言，虽然此前承受了巨大压力，但收益也是明显了，籍此平叛之功，不只完成此前罪责的救赎，没准还能在暮年更进一步。
但显然，他高兴得有些过早了，川蜀三十多年积弊，权贵、豪强无节制压榨盘剥造成的矛盾，远不是这不足两月的动乱，更不是这一场战斗就能纾解的......
太宗篇30 雍熙二年
广阳伯府简朴而又不失威严，换在一年前还不是这样，只不过在皇帝力倡节俭，反复提及，并屡次批评教育那些用度奢侈之家，铺张浪费之举后，作为大汉有数的权臣之一，赵匡义自然也谨遵皇帝教诲，领会皇帝意图。
于是，广阳伯府的日常开销一下子减半，曾经那些张挂各处，展现权力、地位与富贵的金玉绸饰，都消失无踪。
除了权力与名位之外，赵匡义还是一个十分严谨克制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人，在生活作风这种小问题上，更不可能和某些人一般，逆着皇帝的意志来。
对于皇帝厉行节俭的举措，朝野之间当然一片称赞，这毕竟是政治正确的事。只不过他们背地里是怎么想的，就难与外人说了。
同时，依附于权贵们的那些奴仆、扈从，反倒是怨声一片，毕竟，他们的待遇肉眼可见地下降了。权贵们的奢侈享受，有很大一部分营养，实则是被寄生于他们身上府中的虫豸们吸取的。
当然，刘旸在生活作风上的提倡与约束，也不仅仅留于口头上，毕竟，连诏书制命都有人敢阳奉阴违，何况这种不致命的事情，该有的手段，刘旸也用尽了。
从雍熙元年秋开始，除了对一些权贵明确提出批评之外，刘旸也开始在人事上给这些人设阻，有皇城司、武德司的辅助，勋贵、官僚们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说全部摸清，总是有个脉络可循。
不听上意，那么今上就从他们最在意的地方去炮制，打他们利益核心，而正巧，从蜀乱爆发之后，朝廷便借机提出了一系列的吏治教育改革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清廉能干的官吏得到了提拔，相反，曾今那些不以为意甚至肆无忌惮者，则被贬、免、流“照顾”上。其中，有不少在税改大政下兴风作浪抑或玩忽职守乃至阳奉阴违者，都得到了惩戒。
在雍熙元年下半年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官、司法官、治安官再到监察官，在吏部尚书慕容德丰的主持下，罢免、替换、问罪官吏达五百余人，其中有近半都是各地、各署的头脑人物。
如此大力度的吏治整风，可是刘旸继位以来空前的大手笔，引得上下格外不适，甚至在行政上引起了不小的混乱，很多人都表示不满。
尤其是川蜀爆发大乱的情况，很多人都以此来劝谏、提醒刘旸，但刘旸却也同样的理由反驳回去，川蜀之乱正是给他们上上下下提了个醒，究其原因，正是吏治污浊所致。
朝廷若不引以为戒，即行整饬，难道要等到全国各地，边地烽烟，处处叛乱，再行挽救吗？
同时，刘旸还能摆出一大堆官吏失职、权贵犯罪、豪强猖獗的案例与证据，只是在政治上整风，已经是皇帝克制宽忍的结果了。
从河清之行，到川蜀叛乱，虽然样本不算多，但皇帝刘旸倒也勉强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当然不是土地矛盾、生产所有制上的根本问题。
而是，刘旸深刻地意识到，吏治不清，皇帝的权威不固，就别提什么改制改革，再实惠考虑再周全的政策，都别想落实好。你以为的治病良药，落到平民百姓身上可能就是要命的毒药。
也是基于此点认识，刘旸开始从“税改”的窠臼中摆脱出来，开始跨步前行，有力出击，真正从吏治着手，开始收权立威。而人事权，在任何国家、任何体制中，都是最核心的大权，刘旸当然要收到手中。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的，不是靠简单粗暴地免些官、换些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新上任的官员与前任一般，那也只是白费功夫，反而造成政局动荡。
因此，针对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由内外臣僚们上奏提出的“税改之弊”，刘旸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正意见，而这些根据实际问题、弊病提出来的政策意见，则在不断的完善之中逐渐形成刘旸的施政纲领。
总结的来说，就是“肃清吏治，加强监察，与民以惠，保证公平”。治政先治吏，安邦先安民，人治社会中以人治思想政策治国安民造成的问题，终寻求以人治的方式去解决。
这条路终点难说何方，最后也未必走得通，但随着刘旸抓住“重点”，至少眼下，是以一个稳健有力的步伐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前进。
雍熙元年的皇帝刘旸很辛苦，除了军国大事的处理，他将很多时间，都花费在官吏的考核教育上。
外放的朝官、进京戍职的地方官，从知县令长起，他每个人都要亲自接见，考察他们对履地政治民情的了解，听取他们的施政想法，同时交待他自己的用政理念。
皇帝都亲力亲为到这个地步了，自然是有效果的，正是在这样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之下，属于雍熙皇帝独有的权威自内而外开始建立，也是皇权也开始起步反击。
而地方上的官僚们，或许不会在意民间疾苦，但一定在意自己的权势与官帽子，皇帝也通过这场政治整风，让他们清醒得认识到，哪怕天高皇帝远，紫微城中的雍熙皇帝依旧是能掌控他们前途生死的人，不要失了敬畏之心。
刘旸也向他的臣僚们传递着一个态度，清廉自守，尽职做事，那就无事。想要进步，则做当下最重要的事，释民怨，安民心，卫公平。
当然，刘旸能这么做，掀起这样一场政治改革，也是有足够基础的。首先，类似的“整风运动”在世祖皇帝时代并不少见，大汉的臣民对此也是“有见识”的。
其次便是刘旸是从一个实权太子进化成皇帝的，除了母族等外戚力量的支撑，三十多年间以东宫僚属为核心也培养了大量人才，而这些毫无疑问是刘旸的核心力量所在，从各方面支持着他的执政。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汉帝国在世祖皇帝统治晚期，出现了各种弊病，国力有所衰退，但统治阶级的整体实力与控制力还是很强的，朝廷的权威也足，从官方到民间，风气从整体上也是向上。
没有这些，像刘旸这么搞，早就沸反盈天了。诚然，大汉诸道州都有各种跌破下限、毫无吃相、贪婪到近乎愚蠢的剥削行为，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如川蜀那般，连最后一粒粮、一枚铜钱都不愿意留给底层下民小农。
而通过这么一场“政治进攻”，刘旸也才真正意识到，世祖皇帝留给他的，究竟是怎样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的核心，不是皇位、耳目与财富，而是那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稳定运行了几十年的国家社会管理体制。
在这个体制里，只要能把握住核心权力，那么皇权几乎是无限的，当然，也只有世祖皇帝能触及到那最高的上限。
为此，刘旸甚至不由反思继位以来发生的种种状况，有些事情甚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毕竟，依其预计，他登基之后的情况，应该是众正盈朝，君臣一心，共同匡正大汉积弊，让国家重新走上一个正轨，创造一个更为理性和谐、繁荣昌盛的清平世界。
但显然，刘旸此前太“天真”了。痛定思痛之后，刘旸得出了一个结论，最根本的原因，或许是他保留了太多东宫时期的心理与作风，名位虽到了，但思想上远没有跟上。
要知道，世祖皇帝为何会拥有那般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不是白来的，也不是靠活得久，那是他张开獠牙利口生生抢来的，那是建立在累累尸骨上的。
或许不那么充分，但当刘旸真正认识到手中权力，并利用其治国理政时，大汉帝国也自上而下地向着曾经的秩序恢复。
平心而论，从刘旸登基以来产生的种种风波，出现的累累乱象，如全部归咎于他这个雍熙皇帝无能，诟病他软弱迟疑、掌控力不足，那是有失公允的。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讲，世祖皇帝的问题很大，他既创造了一个巅峰的封建帝国，也带给臣民无尽的压力与麻烦。
而比起继承世祖皇帝的伟大，刘旸更大的挑战，反而是如何一边承受着那光环的反噬，一边给先帝买单擦屁股，税改是一方面，蜀乱也是一方面，两者之外，还有更多。
蜀中起义，对于还未彻底走上正轨的雍熙政权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对皇帝刘旸来说，同时也危中有机。
继位之初的各种挣扎犹豫，无处着手，也随着蜀乱的爆发，让刘旸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一个统筹内外、驾驭权柄的契机。
当然，前提是要取得胜利，川蜀的乱贼要平定，然而，半年多了，进展并不是那么地顺利.......
时下已是雍熙二年仲春，视角放回到广阳伯府，黄昏将至未至，天空已布满绚丽的色彩，比起平日，赵匡义回府可要早多了，并且心情很是不错，嘴角洋溢的笑容怎么也敛不住。
让前来迎接的伯府长子赵德崇都忍不住开口询问：“今日有何喜事，让父亲如此开颜，莫非蜀乱平了？”
闻问，赵匡义立刻收敛了，面上不再挂着喜颜，恢复了他政事堂二号人物的威严。
伸手朝里，在赵德崇的陪同下，穿过中庭，直入正堂，方才说道：“蜀乱未已，不过你父权柄更甚了！”
迎着赵德崇讶异的目光，赵匡义嘴角再度露出笑容，解释道：“陛下让为父协管都察院，今后这朝廷监察事务，也由老夫过问了！”
过去的一年，准确地讲是过去半年内，都察院的权威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这完全是由皇帝刘旸催动的。
刘旸要搞吏治，除了对官员的教导培养、人事调换之外，监督工作是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环，而在世祖时期，朝廷监察系统也是几经调整，权力不说没有，但总归是要弱上那么一环的。
监察工作不好做，既要去啃骨头、得罪人，自己还要持身以正，随时抵御各种外界的利诱与威胁。而世祖皇帝，又是个更偏向剑走偏锋，搞特务监察的，自然就导致都察院的权威无形被削弱。
而刘旸登基以来的做法，便对都察院的权威进行了重塑，为此不惜限制皇城、武德二司，今春以来，又再度明诏，将都察院内外各级御史权责明确，同时增加行政拨款。还放出话，下一次科考，将再适当提高明法科的录取人数与录取率。
一时间，都察院的官员们，腰杆子也硬了，头也能抬头了。被刘旸拜为“都察使”的杨业，更是炙手可热。监察系统，对大汉官员你的吸引力也肉眼可见的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让实际为政事堂副相的赵匡义协管都察院，一方面是进一步提升监察系统实力，另一方面对赵匡义而言也是权力的扩大，相辅相成的事。
赵匡义看得清楚此事的影响，于他自身有大利，自然开怀。
相比之下，赵德崇则显得要谨慎些，想了想，道：“这可是得罪人的差事！”
闻言，赵匡义摆摆手，笑道：“想要做事，做成事，哪有不得罪人的？何况，到了为父这个地位，值得我去得罪的人与事，也不多了！你之顾虑，不足为虑！”
说着，赵匡义又不禁感慨道：“陛下这手棋下得也堪称精妙，让慕容德丰用人，让为父察人，以此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而为父还得心甘情愿地堕入彀中......”
听赵匡义这么说，赵德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赵匡义则继续道：“而比起都察院的权柄，为父更欢喜的，恰恰是此事。
过去这半年，慕容德丰那竖子在朝廷内外安插了不少人，其中不乏要害重职，不免得意而望形。
显然，即便被陛下视为股肱心腹，左膀右臂，若是权势过甚，也难免猜忌。
陛下并非毫无保留信任慕容德丰，那君臣之间的嫌隙或许就从此开始，这，已足够为父高兴一阵子了......”
听赵匡义这么一番心机之言，赵德崇眉头蹙了蹙，却也不好打扰他的好心情，只能轻轻地吁了口气。此时此刻，自家父亲，又何尝不是得意忘形呢？
太宗篇31 报纸、成都之围
“新一期的宣报出来了吧！”赵匡义问。
“是！”赵德崇应道。
“拿给我看看！”
夜幕降临，灯火闪亮的花轩之内，换上常服的赵匡义端坐在食案后，手上拿着一份新出炉的宣报，仔细地阅读着。
随着活字印刷术的进一步研究利用，大汉的报纸业也应运而生，当然这有世祖皇帝的催动作用。邸报自不用说，自古有之，只不过到了大汉时代，有了大跨越的完善。
基本上是10到15日一期，皇帝与大臣的重要讲话，国家大政方针，朝廷的政策解读等等，都会择其要者刊载，并传报天下。基本上，大汉邸报就是一份大汉政要纲略，一直以来都是由内阁在操作此事。
而与邸报齐名的宣报，则由宣慰司进行刊发，同样是严肃性的报刊，宣报就更加偏重于宣传教育了，同时也辅助朝廷各项政策要旨的解读宣讲，着重宣扬忠孝仁义。
其所取内容也更加广泛，不论官民，只要符合大汉统治阶级思想核心需要，都有可能登载上去。许多发生在国内的军政大事、改革状况，包括各地乃至海外的一些风土人情，也有记录。
与邸报专供统治阶级体制内的勋贵、官僚等群体不同，宣报更新的频率要快一些，5到7日期出一版，同时面向普通士民进行售卖，要更亲民一些。
不过，价格就不那么亲民了，每一份要20文铜钱，绝不是一般底层小民能够消费得起的。当然，知识与信息的昂贵，也不是针对黔首屁民的。
但即便如此，宣报从正式刊发始，便一直很火热，售卖量居高不小，到如今，每期都能保持在十万份以上。
当然，交通的落后导致消息滞后是很寻常的事，除了一些突发重大事件，宣报上刊载的很多事迹，很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发生的。但对于见识闭塞的广大知识分子、富贵群体而言，仍旧具备极强的吸引力。
为此，宣慰司下属的制报工场，曾三次扩大规模，增加技师人手。而宣报，也成了宣慰司的一项重要收入，可谓暴利，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说是独家生意。
办报如此赚钱，当然抵不住一些垂涎的饕餮下场，于是过去十来年，在两京出现了各种由官民组织的报纸，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都没办法做得如宣报这般红火。
但是，五六年前，在两京也杀出了几分极具竞争力的新报。洛阳这边是“民报”，开封那边，也有两份，一曰“市报”，二为“商报”，都是由富商大贾牵头创办，背后也都有权贵及有关部司背书。
内容呈丰富化，尤其是反应市井民民生的市报，内容更是五花八门，价格也更低，只有宣报的一半，深受商贾士民喜欢。销量年年增加，工场逐步扩大，甚至售卖到洛阳来了。
大汉商业上的利益之争，杀人投毒、绑架威胁，那是常有的事。何况是同宣慰司这样的实权部司，全吃全占几乎是其本能，眼瞧着本司利益遭到挑战，宣慰司也一直在策动对报纸这项“新兴产业”的整顿与管理，理由也很强大，要避免居心叵测、阴谋逆乱份子借报纸兴风作浪。
毕竟有些小报，为博眼球，传播一些不良内容，妖言惑众，莠言乱政那是常有的事情，必须雅欧加强打击。以此作为利器，打得同样在搞报纸的权贵们节节败退，尤其在郭国舅郭信上任之后，更是重拳出击。
虽然角力仍在持续，但就赵匡义所知，郭信在此事上取得胜利那是必然的事情，郭信针对报纸已经准备了一整套的限制管理条例，全面取缔过于粗暴，但从法律上将之置于宣慰司的监管之下，是一定要实现的。
当然，从新兴的那些报纸中，躺着分享一部分利益，却是很多宣慰司官吏积极推动此事的初心。
赵匡义对郭家老二的做法，也很支持，对于舆论方面的东西，他本能地感到不安，觉得至少要将之控制在手中才能安心。
但是，不管其他“杂报”如何崛起发展，对于大汉的中上层阶级，尤其权贵官僚，邸报与宣报才是他们仕途研究必读的东西。对许多中下士民来说很枯燥无聊的内容，于他们而言却别具价值，即便是赵匡义这样的的宰相也是一般。
此时赵匡义关注的内容，却是有关西南叛乱的事情，他在朝中自然早就有所了解，甚至比宣报这披露的还要详细，不过从宣慰司的解读中，又有一番新的体会。
比如宣报上就提到，吐蕃部族动乱已尹继伦扑灭；云南、黔中之乱也在王师与地方土司的通力合作下，彻底平定；川东道的叛乱，也在老将田重进出马之下，一一被剪除。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发生在大西南，由蜀乱引发的西南大范围动乱，已经得到控制，只待逆贼李顺部被朝廷大军扑灭，西南将重新恢复安定。
比起其他方向上的喜报，对于剑南那边的情况，就多少有那么一层隐晦了。
当然，还是提到了曹光实、康继英这一老一青两名将领分明在梓潼、巴西二县取得的对叛军胜利，歼敌数万，沉重打击叛贼嚣张气焰，进一步压缩贼军活动范围。
作为平乱统帅的西南招讨使杨延昭，已然率重兵南下，当然不管预测具体日期，但是口吻坚定、信心十足地表示，蜀乱平定之期不远矣......
“丁谓......”读完西南板块，赵匡义忍不住关注起作者，发现这个署名，想了想，道：“似乎是去年秋举的榜眼？”
食案边只有赵德崇陪同，闻问很肯定地答道：“正是！”
“元年的科举就是不一般，这才多久，已经能在宣报上署名了！”赵匡义感慨了句：“文字中虽然有些狡猾心机，但内容读起来，倒是个人才！”
“杨业在都察使的位置上也做不久了！”放下宣报，赵匡义又不禁感慨道，扭头看向赵德崇：“你可知为何？”
赵德崇想了想，道：“莫非是招讨使杨延昭的缘故？”
对此，赵匡义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捋了捋胡须，以一种感慨的语气说来：“从世祖皇帝起，杨家便一直被标榜忠臣孝子，仿佛大汉除了他杨家就没忠臣了一般，世祖还特地召杨延昭为驸马，可谓恩宠备至。
然而，陛下可不是世祖，对杨家再是信任，终究是有所保留的。儿子在外统帅十数万精兵猛将，主持平叛，与此同时，老子在朝，位居宰堂，掌握重权，这种情势，换谁都不会安心的，尤其对陛下而言......”
听其叙讲，赵德崇默默地点了点头，赵匡义又悠悠然地说道：“何况，都察院的权柄越来越重，事务越来越繁杂，都不是杨业所能把握住的。
行军打仗杨业是个能手，但为政办差，再给他十年他也难把事情做漂亮。
当初世祖若是以我掌都察院，不谦虚地讲，这几年的乱象，能少一半，也不至于让陛下到如今费心伤神地善后......”
听赵匡义这般讲，赵德崇只能迎合着，他也清楚，自家老父郁闷多年了，心中始终积攒着一股怨气与不甘。
看着赵德崇，赵匡义又道：“为父替你向陛下谋了个差事，大理寺评事，明日去吏部报到，然后上任去吧！”
闻言，赵德崇面露哑然，然后很是真诚表示道：“儿还是居家侍奉，料理府务！况，骤然提拔，也难服人望......”
听其言，赵匡义顿时面露不满：“不做事，不表现，如何有人望？大丈夫，岂能自束府邸，困于些许俗杂务！
你也年近而立，成家多年，该为自己前
途考虑了！否则，即便将来继承为父名爵，又如何与同辈兄弟相争，就是你那几个弟弟，也未必服你。
在这方面，你真该同德明学学！”
“儿本无意与众兄弟相争......”赵德崇嘀咕道。
“上有君恩，下有父命，你敢违逆？”赵匡义恼怒道。
“是！”见赵匡义发火，赵德崇自不敢再拒绝。
比起赵匡胤，赵匡义膝下可就子女众多了，但他最喜爱的，还是深肖乃父的长子赵德崇，视为传家者。
相比之下，认识到继承无望的其他儿子，在长成之后，多开始自己谋求发展，尤其是次子赵德明，二十八岁的年纪，已是介休县令，当然走的不是正统的朝官知县路子。
......
阳春三月，本是春暖花开，万物茁壮成长的时节，然而曾经一派繁荣喧嚣的成都平原，却包裹在一片萧索与破败之中，满目尽是烽烟过后的疮痍，杀戮、饥饿与疾病，混乱与无序，成为天府之国上空挥之不去的阴影。
作为西南第一大都会的成都，阖城上下，都沉浸在一种压抑而残酷的氛围之中，四面城垣都残留着战争的创痕，而沿着成都城池展开的那些城厢建筑，则大多毁于战火，少数残余，也成为叛军栖身苟存的场所。
从城头往下望去，城下是一片混沌，密集的尸骨代替誉满西南的芙蓉堆在城基下，大段大段的护城河被攻守双方的尸体淤塞。
而从城下向外，道路、原野、树林、河流，或密集、或零落，堆叠着无数尸骨，无人理会。成都的官兵倒是有清理的意图，不过每有出城之意，都会被城外的起义军不要命地打回去，那是一种同归于尽的气势。
也就是气候还未完全热起来，否则，这样的环境下，大规模的疫病已经爆发了。
而在这些尸骨上，是攻守双方几十上百万人的熬斗，死战，过去的两个多月，几乎每天都有战斗，隔三差五就有一次冲城......
城外的叛贼，姑且算是叛贼吧，就像蚂蚁一般没有穷尽，死伤个十数万人了，也能迅速补足。用城守主将上官正的说法，那贼首李顺是把蜀中所有的泥腿子、贱骨头都鼓动起来了，怎么杀也杀不尽......
事情还得从去岁双流之战后说起，王小波战死之后，余部四散而逃，按理说追剿残寇，讨灭余党，乃是水道渠成的事情，即便有些波折，费些时间，最终川蜀都将重新恢复平静，回到过去的秩序下。
但是，个中的波折之大，出乎了所有人想象，而由起义军重新卷起的巨澜，几乎把整个成都平原给淹没。
这其中，官军的过分逼迫，是很重要的直接原因，很多将领，为了战功，为了升职加官，不许起义军投降，甚至有杀俘的举动，至于抢夺抄掠什么的，简直就是温良之举了。
双流之战起义军虽然失败，但蜀中旁户、贱民的怒气可还没有彻底消散，而官府官军逼迫更甚，于是在愤怒而狂热的氛围中，“二次起义”爆发了，领导者正是王小波妻弟李顺。
双流之战后，他一路收拢余部，逃回青城，其后率领数千人，西攻邛州，被其一举攻克。
邛州固然贫瘠闭塞，当更为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成为其扩充势力的良所，早在王小波举事之初，那里便有汉夷百姓响应，只不过被迅速扑灭，而在李顺大举西攻之前，那里对现状不满的贫民早就蠢蠢欲动了。
因此，入邛州的李顺军，不仅暂时摆脱了官军的追剿，得到休整，随着其延续王小波“均贫富”主张的展开，还获得了大量兵源，邛州的穷苦百姓，踊跃加入，共抗苛政，数日之间，在李顺麾下竟然聚集了两万多义军。
而闻李顺在邛州复燃起义军，
被官军迫得降无所降，避无可避的王小波残众们，也纷纷入邛投奔，一时间，起义军声势再起。
至于官军，也终于从捞取战功、钱财的兴奋中清醒些许，上官正命令此前表现不错的四州巡检使张玘率军前去征讨。
这一回，或许是又犯了轻敌的毛病，张玘竟然在进军途中被李顺打了个埋伏，不只损兵折将数千人，本人还被起义军射杀。在战败张玘这一波征讨军后，李顺也彻底扛起了川蜀起义军的大旗。
有鉴于王小波的失败教训，李顺不敢再逗留邛州，那里无法养军，官军主力还在附近的蜀州。
于是，李顺采取了流寇战法，从邛州始开启流窜作战，一路南下迂回，围绕着成都平原，展开与官军的斗争。剑南南部，眉、嘉、陵、戎、资州等地区，被他蹿了个遍。
每至一地，都是能战则战，城池两日不克即走，同时大量发动当地贫苦小民，斗地主，抢口粮，队伍是越裹越大，动静也是越闹越大。
而官军则有些疲于奔命，从冬到春，几乎一直都在同起义军缠斗，虽然几度咬上，并取得了几次不小的杀伤，但都没伤及根本。比起起义军，官军的负担终究要重不少，不只要剿贼，还要收地，安民。
在流寇作战中取得好处之后，李顺军更来劲了，分遣部下，到川蜀各地去发展鼓动起义，也由此牵动了整个西南地区的大动乱，毕竟，连云南那边都闻讯发生了数起骚乱。
雍熙元年十二月下旬，李顺突然举兵东进，连破普州、富州，意图与川东的起义军合流，在泸州遭遇被朝廷紧急启用的招讨军东路都部署田重进，在田军有力阻截下，李顺军死伤惨重，不得不撤退，一路退至富州，才稳住阵脚。
元年十一月的时候，鉴于蜀中之乱迁延难定，朝廷那边彻底失去了耐心，皇帝也彻底丧失对剑南文武的信任，正式下诏组建招讨军，以杨延昭为主帅，田重进为副帅，分别从关内、山南、京西、湖广以及畿内调集十五万精兵，从北、东分两路入蜀平叛。
李顺东进之时，正是田重进紧急上任之际，东路军也还未进兵到位，但凭借着过硬的军事指挥能力与实力，还是把李顺给教育了一顿。
在泸州碰了壁，李顺消停了一阵子，大概是察觉到官军那股强大的扼杀力。危机之下，在开春之后，李顺又搞了笔大的，把手中所有实力集中起来，忽然掉头，再攻资州，拿下之后，不待休整，径直引兵打简州，不惜伤亡拿下州城阳安。
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了，一路向北，破汉州，下彭州，攻绵州，面对叛军潮水一般涌来，而各地小民又如蚁潮一般汇入，整个成都平原，也彻底乱了，星火燎原，烽烟遍地，蜀中叛局陷入糜烂之势。
而更为恐怖的是，作为整个大西南心脏的成都城，就这么着被数十万叛军、乱民所包围了。
彼时，朝廷的征讨大军，还在路上，除了先头部队开拔迅速，有些甚至还在组建之中，而作为招讨使的主帅杨延昭，其亲率的护圣、奉国两部侍卫禁军主力，则才入关内道。
若非剑南布政使向德明危机之时，处置果断，皇帝刘旸在雍熙二年元夕御宴上，收到的或许是成都沦陷的噩耗......
(看完记得收藏书签方便下次阅读!)
太宗篇32 血肉浇筑王权
当然，天府糜烂，成都被围的消息，也足以让皇帝寝食不安。不过，到了这等地步，刘旸反倒稳住了，朝堂之上，臣僚之前，谈及蜀乱，甚至能开开玩笑，一副轻松的样子，从从容容地统御内外，筹措平叛事宜。
即便皇帝心中实则是焦急如焚，面上始终克制着，给杨延昭军去的诏书中，更是明确地指示，不要急躁，不要轻进，让诸将听令而行，朝廷会保证军需之供应，等等。
刘旸是竭力给杨延昭缓解压力，他毕竟也是上过战场的，对于兵家一些门道也了解，心知急躁不得，战略上是不肯再犯任何错误了。这样的举措，当然是有用的，一定程度上，被委以重任的杨延昭，背负的压力比皇帝还大。
就是刘旸考虑那般周到，倾尽信任相托，杨延昭依旧想着尽快解决蜀乱......
起义军的决策，不管是东击川东也好，还是反攻成都也罢，其内在原因，说穿了也就是一种求生的欲望，一种野兽般的本能。
由于连续的灾害，川蜀的粮荒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潘佑在任时，还能竭力协调赈济，平抑粮价，安抚人心。然而元年的大旱，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
当起义爆发，战乱频仍，起义向剥削阶级宣泄来自农奴贱民复仇怒火的同时，也将原有的社会治安与生产经营秩序冲击了个支离破碎，土地荒芜，粮食短缺，饥饿危机，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蜀乱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
然则，剑南真的缺粮吗？不尽然，缺也不至于缺到这种程度。只不过，就和土地与盐、茶、丝三宝一般，粮食这种基础而救命的物资，同样集中在权贵、地主、豪商们手里。
让他们把宝贵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穷人，少量地邀买名声可以，大规模救济那是官府的事，谁家也不是开善堂的。派粮也可以，拿钱、拿地、拿人来换......
统治阶级压迫日甚，不给活命，劳苦大众自然得造反，而如果造反这样激烈的抗争运动也仅仅基于活命，那也注定走不远。
当扛起“均贫富”的旗帜后，固然是万民影从，光环加身，但同时，作为领袖的李顺还得喂食聚拢在四州嗷嗷待哺的嘴。乱事越搞越大，人也就越聚越多，到几十万张嘴时，生存依旧是起义军第一考虑的问题。
打下川东，而后东出湖广就食，打破川蜀牢笼的同时，还能把义军的光辉播撒到大汉更多的地方。这一构想，随着泸州之战的失利，被彻底打破。
于是，回攻成都，继续从成都平原这片哺育了千千万万的蜀中儿女的土地上觅食，这也是无奈的选择，没有生产能力，也没有时间从事粮食创造的起义军，只能去抢夺既有的生存资源。
即便这种选择无异于自陷囚笼，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平乱大军正各方朝蜀中赶来。
如果说王、李起义在举事前期还有“反苛政，均贫富”的正义性的话，那么随着李顺大军北上，兵困成都，随着生存压力的一步步走高，在饥饿与死亡面前，那丝正义性也迅速被泯灭掉了。
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除了反动势力的顽固与强大之外，起义者自身的局限性则是根本而重要的原因，王、李二人，也未能打破这个规律。
在北上初期，还是有很大一批人欢欣鼓舞，喜迎义军，但情况慢慢地就发生变化了。起义军要活命，成都周边的士民百姓同样要活命，大伙可以为了这一相同目标汇流，生存的压力之下，也有可能导致彼此仇视互戕害。
随着几次进攻成都不果之后，起义军在一种微妙之中渐渐变质了。那些既没能逃进成都，又没有流离他方逃难，而是选择留下，支持李顺大军的人发现了。
义军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获取应有的“公平”，反而加剧了混乱，连起码的安宁也丧失了。去年大旱，农事耽误了，今岁旱情缓解，因为战乱又耽误了。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起义军也开始四处搜掠了，为了满足进攻成都需要，李顺的部下们四面出击，几乎要把附近州县的地皮都刮干净，如蝗虫一般吞噬着所有看得到的东西......
而到这一步，就彻底有违起义初衷了。早在王小波起义之初，在解放旁户小民的过程中，义军一直保持着相对良好的作风与军纪，不说秋毫无犯，但绝无凌虐之举，就是被抄掠的那些地主富户，也会给他们留下基本的口粮。
这个作风，在李顺军转战初期，也一直保持着。然而，这种“仁义”对于一群由旁户、下民组成的起义军来说，实在太难得，也难以长久。
狭隘的见识度与低效的组织力，让他们在面临问题时，只能采取一些简单而粗暴的办法，激情过后，乃是更加的疯狂。生存问题面前，什么强权公理都不可怕，什么礼义廉耻都抛诸一边。
对于义军的变化，李顺也很苦恼，然而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他虽是起义军的领袖，但对于部下的约束力，实在不算强。同时，他也需要各种资源，尤其是粮食，以维持对成都的进攻。
成都拿下来，未必就能解决问题，但不拿下来，就只有死路一条。何况，义军能打胜仗，一靠胸中那口怒气，二靠人多，三靠不怕死，说到底，还是靠人命去填。
义军将士牺牲付出了那么多，蜀中父老兄弟姐妹也该贡献一份力量。另一方面，大家都活不下去起来造反，你还能活下去，这如何能同舟共济，并立偕行？只有大家都成为一类人，才能打破蜀中那灰沉已久的天，为千万蜀民争取到一丝新希望......
当然，李顺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毕竟他们还是拯救贫民的义军，又都是蜀中父老，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察觉到对部下掌控力的不足，李顺自度，认为是自己威权不固的原因。蜀中的起义军，虽以李顺军为核心，但实质上还是各种势力、各股来源涓流汇聚，李顺固然是领袖，部下响应其领导号召，但并不受他绝对约束，起义军上下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组织架构......
于是，为了树立权威，起到约束义军的效果，李顺想出了一个法子：称王。
雍熙二年2月15日，起义军首领李顺在汉州称王建制，自称蜀王，改元建兴，置百官，分封将帅功臣。
称王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再兴兵马，大攻成都。与此同时，李顺又分兵四方，向外扩散，掠粮掠丁，没办法，成都平原也养不活那么多军队了。
但是，派往周边攻略的“蜀军”，这一回遭到沉重打击，各州各县，官兵乡勇，都是竭力剿贼。显然，人心已经在悄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北上的七万“蜀军”，被曹光实、康继英二将几乎打光，半数以上都做了俘虏，攻取剑阁，将朝廷大军阻隔于北川的意图也落空了。
李顺称王的举动，也像一场沐猴而冠的滑稽戏，不只彻底彻底激怒汉廷，也丧尽了最后一点民意支持，除了那些渴望着“封侯拜将”的泥腿子之外，没有人真心认同。
随着平叛大军陆续入蜀，休整武备，也开启了其败亡的倒计时。甚至于，混乱无比的成都城，也被激起了一派“同仇敌忾”之心。
当然根本原因是朝廷援军快到了，以及起义军在成都平原上那份自毁根基的做法，遭到了成都上下的唾弃，谁也不敢保证，城破之后，那些饿红了眼的叛贼会做出什么事来。
因此，李顺称王刺激下的起义军进攻更加疯狂，但成都守军的抵御额更加坚决，更加强力，时不时地还能派遣精锐出城袭击，给起义军造成巨大损失，严重阻滞其进攻。
事到紧急，成都的城防大权实则已经被布政使向德明给接过来了，上官正等一干道司将领则逐渐沦为执行者，同时一点怨言也不敢发。
向德明甚至给守军划下了一道红线，失防者斩，怯战者斩，抗命者斩，但同时也表示，粮食管够，兵丁管够，武器管够。
这样的攻防之下，围绕着成都城垣展开的厮杀搏命有多残酷可想而知。死人，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从蜀乱爆发以来，哪天不在死人？
事实上，乱局发展到这等地步，不只朝堂之上在反思，损失惨重的蜀中权贵、地主豪强们也在反思，而用无数流血与死亡换来统治阶级反思的贫苦百姓们，也不禁反思：
过去即便被盘剥，被压榨，哪怕卖身为奴，哪怕像狗一样，总是有机会活下去了。就是落草为寇，也不至于死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狂热之下的暴戾手段，只会把仅有的安定与残存的希望尽数毁灭，最终将所有人埋葬，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到蜀乱后期，那些还跟着李顺进攻成都的，只是一群麻木的仅剩生存本能的野兽，传说中的锦官城，那铜墙铁壁之后，似乎就是希望所在，跨进成都城，就仿佛走进光明的未来。
只不过，这最后的妄想，也随着朝廷平叛大军的南下、西进彻底破灭，当起义军彻底陷入崩溃，连“蜀王”李顺也殁于阵中时，成都这座地处大西南的统治阶级最顽固的堡垒，依旧屹立耸峙，坚定如山。
只不过，刺破乌云的阳光照耀下，无数血肉浇筑过的城池，“艳丽”几可夺目，温暖的色调背后，是刺骨的寒冷......
起义军的覆亡，可以说是一场自我的毁灭，就像是一道烟火，尽情释放之后，化为尘埃。
杨延昭大军南下，只经过大小四、五战，几十万叛军就崩溃了，当然，说是几十万难民，或许也没错。
相比之下，如何收拾那仿似被万千蝗虫祸害过的天府之国，如何安顿那些如蛊虫一般活下来的百姓抑或乱民，才是更为迫切，更为紧要，也更具挑战的事情......
李顺之后，虽有余乱，但再难成气候，蜀中元气大伤，蜀民也再顾不得愤怒了，吃饭，活下去，还是第一要务。或许之后，再考虑重建家园？
......
雍熙二年夏四月初十，垂拱殿内，大汉皇帝刘旸依旧脊背挺拔地坐在御案后，聚精会神地翻看着奏章。继位不足两年的时间，面容间的皱纹是愈显深了，身上的帝王气却也越发深重。
殿下，徐士廉、王旦、赵德芳三名内阁学士，都埋头伏案，仔细而认真地整理奏章，书写公文，场面严肃极了。
伴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内侍郑元走了进来，久待皇帝身边的人，从这些内侍脚步的频率都能判断出一些东西，虽然保持着手中的动作，但在场几臣或刻意或无意识地将余光瞥向郑元。
唯一不动如山的，还得是皇帝刘旸，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平复了下呼吸，郑元躬身长拜：“启禀官家，曹枢相殿外求见！”
刘旸终于抬起了头，目光凝视殿外方向，出声道：“宣！”
很快，曹彬那清癯的面容出现在众人视野，殿中包括皇帝刘旸在内都放下了手中活计，看着曹彬。
曹彬见礼，似乎能感受到那股期待意，双手捧呈一道军报，肃声道：“禀陛下，蜀乱已平！”
此言落，徐士廉几臣都不由面露喜色，若不是礼节所限，怕是都要雀跃鼓舞了。
刘旸很是内敛，类似的奏报，去岁冬时上官正上表过，结果等待大汉的是“李顺之乱”。招了招手，郑元立刻趋步，将曹彬手中军报呈到刘旸手中。
每一封奏报都仿佛附存有上奏着的一点灵光，每一封气质各有不同，而招讨使杨延昭的这封军报，内容并不详实，遣词更显质朴，但是给刘旸的却是一份强烈的肯定。
过了好一会儿，刘旸方抬起头，脑袋偏向西南方，迷离的眼神中露出极其复杂的情绪，嘴里喃喃道：“怨气，也散得差不多了吧......”
言罢，刘旸起身，快步走下殿阶，径往外而去。皇帝的表现让人讶异，但一干人几乎本能地跟上。
君臣一行，脚步急促，行色匆匆，却是皇帝亲自领头，一路走在宫道，穿过重重宫禁楼宇，直至乾元殿前。
紫微城很大，但这或许是所有人走得最累的一次，刘旸只抬头望了眼，气息急促了几分，然后也不休息，钻入殿后，寻到楼梯，开始爬楼。
就是放到后世，乾元殿也是二十多层的高楼，楼顶有座观景阁，世祖皇帝壮年时期经常登楼望远，刘旸也陪同过，此次却是他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登楼。
排开臣侍，冯风孑立，直望西南，良久，在内侍郑元等得内心焦灼不已时，刘旸方才回身。
“陛下！”
“陛下！”
“官家！”
跟上楼的几名臣子望着皇帝，都关切地唤道，刘旸扫视一圈，手一摆：“下楼！”
不知是情绪宣泄足了，还是单纯高处不胜寒的缘故，刘旸鼻子是通红的......
“去政事堂，请众相公来此议事！”回到垂拱殿，再度落座，刘旸冲赵德芳吩咐道，语气严肃而郑重地说道：“该善后了！”
蜀乱平定的消息，在朝廷推动下，飞速传遍天下，告之全国各道府州县官民。平乱的详细情况，也从多人、多衙属陆续上呈洛阳，让朝廷有取得更全面的认识。
而经过几轮细致的讨论，关于援蜀的各种安排，在朝廷的统筹把控下有序展开，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保证各种救济物资的供应，尤其是粮食与药材，这是蜀中最稀缺的。
为此，朝廷决定以财政使张雍权西南转运使，亲自出马，保证援蜀物资的调度安排，这样的安排，似乎也预示着什么。毕竟正常情况下，即便要财政司出人，派个副使也足当其任了。
于是乎，横跨雍熙二年的春夏秋三季，在通往川蜀的水陆交通线上，都是朝廷从各地筹措输送入蜀的援应物资。
说来也有几分讽刺，整个川蜀，尤其是剑南，对外输出了三十多年的钱粮物资，这还是第一次得到汇报，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多少有些残酷。爱哭的孩子有奶吃，流血的孩子才有肉吃......
在朝廷开启蜀乱善后事宜的同时，一支身负皇帝密令的队伍也从洛阳出发了。内阁学士徐士廉，将前往成都府接替王审锐担任成都知府。
与其同行的，还有武德使林特以及新履任的刑部侍郎向敏中，他们去成都，就一件事：抓人。
不管是潘佑之死，还是蜀中之乱，虽然被搞得污浊漫天，个中许多细节都毁于战火，但仍旧让朝廷抓住了不少把柄。且不提蜀中有志之士因天府之土被摧残，痛心之下的各种举报，仅仅武德司这边，在平乱的过程中，就收集了大量罪证。
成都之围时，涌入城中避难的那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有罪的。当然了，小鱼小虾是不值得朝廷如此郑重其事，大动干戈的。
首先被拿下的，正是前成都知府王审锐！而紧随其后，川蜀勋贵、官僚以及一部分罪行深重的豪强地主，三百余人，陆续被拿下，各个都是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物。
其中震动川蜀的便是，连“二王”家族的当家人王申均、王昭雍，也被拘拿。罪名众多，但核心只有两条：欺君乱法，蜀乱祸首！
这些人，在此前基本上可以说掌握着蜀中六成以上的话语权，若是那是朝廷如此株连拘捕，那么一场变乱或许产生在须臾之间I，然而大乱已矣，强兵在蜀，当朝廷大令一至，抓人也好，杀人也罢，易如反掌的事情。
......
雍熙二年秋九月，经过近半年的抓捕、讯问、定罪，以王申均、王审锐兄弟为首，317名蜀乱罪臣（民），被押往洛阳南市，执行死刑。洛阳士民，观者如堵，反响热烈，毕竟，有好些年没有集体处刑这种热闹看了......
当然，这显然不只是一道诏令，行刑处斩那么简单的。为了达成这项决议，几个月的时间里，朝廷发生了无数次角力，有支持处重刑的，也有建议从轻发落的，总得来讲，后者居多。
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从勋贵到官僚，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看到如此大规模处刑自己阶级同道的情景。
何况，这种先例，那是世祖皇帝才有的权威，也是世祖皇帝诸多为士大夫们所诟病的暴行，今上可是个仁厚之主，怎么能和先帝学呢？
因此，在皇帝刘旸朱批定论以前，那是声声劝谏，重重阻力，一齐向他施加。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虽然任其喧闹，但勾批死刑之时，仁厚的皇帝没有丝毫的犹豫......
随着刀光闪烁，三百多颗人头落地，雍熙二年又被涂抹了一层艳丽的血色。只不过，比起蜀乱之中几十万人的死伤，这三百多颗人头却更让天下勋贵官僚、地主富户警醒。
原来，仁厚如今上杀起人来，也是这般狠辣的......尤其，涉及到高级权贵。
王全斌拼死拼活，千辛万苦通过灭大理挣来的公爵，至此而终，莫说世代传承了，家产悉数籍没，直系亲属全部流放海外，在大汉的上层圈子彻底除名！
至此，雍熙皇帝的权威，才真正树立起来。刻骨铭心，烙入灵魂，如无雷霆手段，仅靠温良恭俭让，显然是做不到的......
太宗篇33 雍熙时代
在蜀乱罪人被集体处刑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已故剑南布政使潘佑的平反，皇帝刘旸特地降诏，为之昭雪正名。
盖因此前川蜀贼寇猖獗之际，潘佑被剑南以及朝中某些人拿出来做替罪羊，言川蜀之乱，祸起潘佑，千般罪责，悉归咎于潘佑一身。
左右人已死了，也没法自证清白，何况王小波在举事之初，还打着为潘佑复仇的旗号，蜀中小民的反应也更加重放大了潘佑的“罪行”。
彼时，刘旸虽然对于此事洞若观火，对于那些涌向潘佑的攻讦也感到愤慨，但为了顾全“大局”，抑或是为了麻痹那些人，选择了漠视。
如今也就导致潘佑不只死不得善终，死后还招致猛烈的攻讦，极其不公的对待，被打为奸贼乱臣，声名尽毁。甚至于连累到后人，他那远嫁他乡的女儿，都被夫家一封休书赶出家门，流落江湖
潘佑这个直臣，孤臣，对他刘旸也未必完全认同，但心中实则是存有一份敬意的。对其遭遇，也始终心里有数，只不过因为政治上的意图，一直没有多作话，哪怕蜀乱平定之后，也一直按而不发。
直至真正的乱臣贼子被正法，潘佑的正名也就开始了。刘旸让内阁学士王旦给潘佑写了一份神道碑文，记叙其忠贞与功劳，不只是恢复名誉，还给了极高的身后待遇，谥号文烈，配享太庙。
同时，刘旸又下令在成都为潘佑立碑建祠，以表纪念。还命人将潘佑之女找到，赏赐五百亩田宅，并给她重新找了个良家成亲，关怀备至。
虽然潘佑从来没有把自己划入南臣的派系之中，但这些年日益在朝中抬头的南方官僚尤其是东南官僚，却始终将其视为东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之一。
当初朝廷内部对于潘佑的攻讦诿罪，多少也夹杂着一些打压东南官场的意图，毕竟经济、文化大发展转化成的实力，也难免让在朝廷占据主要话语权的北方权贵、官僚、士人感到威胁。
因此，当皇帝为潘佑平反的决议传出后，京畿之内最开心的，正是那一干南臣，至于其他权贵、官吏以及普通士民，对潘佑可没有多少感情。
由江南籍的官员牵头给潘佑举行了一场追悼会，内阁大学士、文史界的泰山北斗、东南士林活化石级领袖徐铉贡献自己的府邸作为追悼场所，并以七十九的高龄亲自主持，致悼词，闻讯前往致哀的官吏有很多。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皇帝刘旸圣躬亲至，给潘佑上香，并发表一番动情的讲话，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给潘佑做了一个盖棺定论。
对于潘佑身后的优渥待遇，朝廷内部不是没有异议，相反，甚至可以说是怪话连篇。还是因为皇帝把潘佑捧得太高了，从一介“罪臣”，到流芳百世的“忠臣”，这样天地倒转般的变化，即便死者已矣，仍旧让人难以接受。
就一个问题，潘佑凭什么，为大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才，又何止他一个？
显然，刘旸如此做法，是蕴含着特殊政治意图的。比起“忠臣”、“清官”等称号，潘佑身上最显著的标志，也最招人愤恨、厌恶的地方，只有一个：改革干将。
无他，这个人是真抓实干，一点余地都不讲，一点也不怕得罪人。太过纯粹不能党同的人，就别想从旁人嘴里听到什么好话。
而刘旸把潘佑这个“榜样”树起来，也是为了平息蜀乱之后的朝廷内部又一争论，统归地税的改革还要不要继续。
川蜀之乱，带给大汉朝廷的震撼是巨大的，虽然历史上有无数的记载，匹夫小民爆发出来，会产生多么大的威力与破坏力，但是，不亲身经历一番，是永远不会有痛彻醒悟的。
从叛军大部被消灭后开始，自洛阳到成都，统治阶级都在反思，反思动乱之根源，虽然许多人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一种粗浅的表象上，但还是有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土地问题，税制问题，贫富问题，监察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社会运转机制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基本是不可能，法制社会都做不到，何况人治社会。
然而，作为帝国的统治阶级，掌握着整个社会绝对的话语权与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却还是需要有一定觉悟，一丝底线的。
而蜀中那些权贵，恰恰相反，上忤逆朝廷之命，下无视小民之声，最终酿成剧变。
川蜀之乱，给西南的人口、经济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可以说是元气大伤。然而若透过那累累尸骨、血流成河，从长远来看，似乎也不是没有任何好处。
至少，那难沸腾的民怨释放掉了很大一部分，几十年的顽固积弊端，经过这么一番冲击，也跨倒了，为朝廷善后改革提供了一片空白与契机。
曾经肆无忌惮的勋贵、官僚、地主，不得不收起来青面獠牙，至少要学着装出一副慈眉善目，做些慈善义举。
旁户佃民，也不再是任人鱼肉的草芥，无节制的剥削行为开始得到控制，统治阶级学会反思，不敢再完全无视下民的声音
当然了，以统治阶级的尿性，这样的思考与悔悟，未必能持续多久，毕竟好了伤疤忘了疼才是自然规律。
而以惨烈的流血死亡带来的伤痛，能让统治阶级记住多久，也是其价值体现，虽然怎么看，都显得不那么值，甚至过分悲怆。
至少，从雍熙二年起，未来的二三十年内，蜀中的社会矛盾会处在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这是大汉帝国统治下任何改革改良都无法做到的。
而朝廷这边，开始把蜀乱的教训，印证着放到其余道府州县的纠谈匡正上。
但同样的，还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依不饶地，把蜀乱的根本，归咎于“税改”上来，用他们的话来说，不改革，循旧制，蜀乱就不会发生。
而新税制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那么多问题与矛盾，已经足以引起朝廷警惕，蜀乱殷鉴在前，不可不慎
持这番论调者，他们屁股下要拉什么屎，刘旸心知肚明，因此，给潘佑这个税改名臣一个隆厚的身后事，就是他的表态。
至于那些人所提的弊病啊、问题啊什么，刘旸从雍熙元年秋冬就开始着手解决了，他执拗地认为，税改之弊，在于执行不力，在于监管不严。
他选择通过治吏、明法、济民来调节，在证明这一套失败前，他改革之心依旧坚定。
当然，刘旸也是没办法，比起可预想的税改失败造成的混乱，他宁肯咬咬牙坚持着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治国亦如治病，药也不能乱用、混用
未己，皇帝下诏，以开封府尹李沆为剑南道布政使，以兵部尚书致仕的老臣刘廷翰被再度启用为剑南道都指挥使。同时召还招讨使杨延昭与护圣军，奉国军万余人仍驻成都，遣还关内、山南、湖广、京西诸道兵马，各有赏赐，由此，川蜀善后诸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西南军政最核心的只有三个职位，布政使、都指挥使以及成都知府，如今都换了个遍。
徐士廉这个成都知府，有效仿乾祐后期之赵普，开宝前期之张雍的意思，这个二十多年前斗胆登闻上告取士不公的士子，正上演着又一桩宦海沉浮、际遇无常的戏码。
不得不说，过去几十年，朝廷虽然一直在吸川蜀的血，但政治地位还是一点没亏待的。前有向训、赵匡胤这平蜀的二十四功臣，后有赵普、张雍这等贯穿整个开宝时代，在开宝政治活动中起到突出作用，具备重要历史地位的名臣。
他们都与川蜀、西南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如今，随着李沆与徐士廉二人站上西南历史政治舞台，似乎新的轮回又开始转动了
李沆与徐士廉一样，都还不满五十岁，但都曾为今上近臣，而与徐士廉精彩起伏的际遇不同，李沆的仕途要平顺得多，与徐士廉相比，就是纯纯人生赢家。
状元出身，两代皇帝看重，贤名远播，在朝卓尔不群，外放从郑州知州始，一路升迁至于京畿副使，开封府尹，那些天下官僚升迁的大槛于他而言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李沆本身过硬的品干，否则，以世祖与今上之用人，轮不到李沆爬这么高。
另一方面，李沆、徐士廉，都是朝中“壮年派”，又同为天子旧人，把他们放在剑南，也足表皇帝与朝廷对川蜀的重视之意。
至于刘廷翰任剑南都指挥使，还另兼西南五道巡检使，则是刘旸需要在军事上有一个既可靠、又安心的人物。
别的不提，刘廷翰资历威望是绰绰有余的，毕竟是担任过枢密使的人物。而如今的大汉军界，参与过乾祐北伐并立有赫赫战功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就连刘廷翰也是白发苍苍，愿意重新出来做事，都是皇帝诚心邀请的结果。
而年近七旬的刘廷翰，还害怕他会对朝廷造成什么危害吗？至少其做人做事的能力，能够让刘旸安心。
至于前都指挥使上官正，则以本职致仕，这还是念他在蜀乱之中平叛颇为卖力的情况下，否则，以他和王氏家族间紧密的交往关系，洛阳南市口那三百多颗人头中未必没有他
当然，对于西南军政的调整远不止这三人三职，只不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痛定思痛下的皇帝刘旸，是决心要对西南进行一番大整治，大乱之后的恢复期，也实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操作环境。
牵一发而动全身，西南军政的调整，折射到洛阳，呈现的则是朝堂上一场重大人事变革。
比如温国公向德明，以坚守平叛之功，代替高琼成为新的兵部尚书，高琼则调任西北五道巡检使，检查西北边防情况。
向德明调任的背后，实则还另有隐情，按道理如此急切将之上调中枢是不利于剑南善后诸事的。只是，由于他在剑南任上，打破了太多朝制的约束，尤其是严重干涉军事。
当然了，由于治世环境下地方主官具备的强大权威，各地一把手对于所在军事多多少少是有影响力的，但是向德明在成都期间的作为，还是过分触发条制，这在世祖皇帝时期可是很犯忌讳的事情。
即便事急从权，但事后真要追究起来，定个逾制乱法，也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
当然刘旸不是那种不体谅下情的皇帝，因此，在剑南局势逐渐趋稳，立刻启动了人事调整，兵部尚书以及物质赏赐足以慰劳其功，同时一个“救急使君”成为向德明剑南之任的评价似乎也恰到好处了。另外，朝廷在蜀乱平定的议功中，定向德明第一。
和向德明一般，作为平定蜀乱的军事统帅杨延昭还朝之后，级别上升了一级，任侍卫司副都指挥使，嗯，前边提过，这实际上已是个虚职，掌权的是都虞侯。
这种明升暗贬的做法，或许有伤功臣之心，因此刘旸又给了大量钱财赏赐。也是杨延昭过于年轻，如今也才四十出头，刘旸也不可能弃用这个知根知底的将帅之才，依他的打算，在侍卫副帅的位置上待两年，沉淀一番，自可承担更重的职权与责任。
接替杨延昭担任侍卫司都虞侯的，也不是太意外，河西都指挥使郭仪，至此，杨延昭、李继隆、郭仪这三个世祖皇帝钦点的“三英”，正式开始成为大汉军界中的主角。
都察使杨业则顺势退居二线，挂着太师头衔，在府中含饴弄孙，今后人们就得称之为“杨太师”了。
而接替杨业的人，刘旸则选择让尚书右丞韩徽担任，允文允武，资历深厚的韩“橐相”，有足够的手腕与资历，同时，也是对赵匡义的一种制衡。在不断完善监察体制，加强法制、都察系统权威的背景下，刘旸也不可能放一人独掌大权。
与此同时，刘旸终于将张齐贤调任尚书右丞，同时兼任财政使，进一步加强朝堂上“帝党”的实权。
至于前财政使张雍，则栖栖遑遑地以本职致仕，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回乡归养，没两年，便郁郁而终。
作为开宝功臣中的一员，张雍落得这样的结局，固然凄凉，然而这也不是毫无征兆的。川蜀发生那么严重的祸乱，给官府和民间都造成了空前严重损失，必须得有人担责。
西南那边，有三百多名罪臣，朝廷这边，也必须有一个足份量的人，数来数去，只有张雍了！也不需觉得委屈，川蜀的那些官僚之中，确有不少是张雍亲自提拔的，也在南市口被斩了。
至此，大汉朝堂的权力格局又发生巨大变化，中书令刘暧、尚书令吕端、尚书左丞赵匡义、尚书右丞兼财政使张齐贤、枢密使曹彬、都察使韩徽、吏部尚书慕容德丰、兵部尚书向德明，当然，还有游离于权力中心的赵王刘昉这个参知政事，由这些人，共同构建了大汉上层的权力中枢。
而与雍熙元年初相比，最大的不同则是，皇帝刘旸的权威更加巩固了，其正在一步步地彻底掌握属于皇帝的话语权与主动权。
在完成朝廷主要人事调整后不久，皇帝刘旸再下诏令，让全国各道州自查“二仓”仓储及税库情况，同时吏部、财政司、都察院三衙分遣干员赶赴各地协查。这一道政令，再度让大汉官场风声鹤唳，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为了什么，这一关也不那么好过。
还是在筹集平叛以及后续援蜀物资的过程中，朝廷发现，很多地方都有缺口，根本无法按照朝廷调度需求来。问题嘛，当然出现地方对钱、粮两项的挪用亏空，乃至盗取上。
于是借着这个机会，刘旸当然要开启中枢对地方财政大权监管的改革，这也是他“雍熙改革”的第二弹，尤其重要。
同样的，这个活仍旧不好干，地方财政挪用亏空是很寻常的事情，如何解决，却不是那么容易了。
凭空让地方变出钱粮把亏空补上，那当然不现实，因此，加强制度监管，才是主要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查一查旧账，追一追那些蠹虫的罪。
原本有人提议，给定期限，让各地官府自填亏空，逾期不满者，依法论处。这倒是简单粗暴，但刘旸几乎不假思索地否决了，经他判断，这简直是给各地官员又一项盘剥地方的名义，尝歪那是必然的，大汉的百姓可是在折腾不起了。
原本在开宝末期，朝廷财政是平衡之中带有一定亏空，等到蜀乱之后，从平乱到善后，加上固有的一系列大笔支出，大汉朝廷新一轮的财政拮据又到来了。
对此，刘旸选择了“保守治疗”，一方面从宫廷到朝廷官府，大力压缩开支，一方面则加大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打击，再一方面则加大外部资源的获取了。
为此，刘旸甚至和南洋的诸侯国们做起了“人口”生意，蜀乱之中被俘的乱民，足有近三十万，这些人朝廷不敢放任，杀也不可能，白养着又费钱粮，因此只能暂贬于刑徒营服劳役。
而作为雍熙仁政之一，刘旸对刑徒营的改革又不可能停止，于是对外输出再度成为了一个综合考量之下的选择。
但是，要把三十万人输送到海外诸封国，那成本也太过高昂，便是国内可以采用“流徙”的方式，海上总需船只。
于是，南洋封国王们“爽快”地表示，他们能承担，用真金白银，香料玛瑙来换。当然，皇帝也是注重吃相的，真金白银照收，至于其他，则用南洋驻军的军费来抵偿。
就这么，一场对内外都有利的交易达成了，于朝廷而言，输血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去掉的麻烦，省掉的钱粮，就是赚的。
这似乎也开启了大汉时代加速对外输出的浪潮，毕竟，甭管你在帝国内部是罪臣还是叛贼，到了封国，都是人才，都是最宝贵的资源。
为此，刘旻、刘晔、刘文渊几人，也向朝廷提出请求，最终，一番慎重考量后，给安西方向五万人，刘文渊一万，同样，移民成本自己承担。
甚至于，刘旸还专门给赵王刘昉的北庭国也送去了一万多人，主动的，对于这个最特殊的弟弟，刘旸总是给予了一些特殊的关怀。而北庭国那里，目前正由刘昉长子刘文共经营着。
精打细算，如履薄冰，也渐渐成为刘旸在整个雍熙时代的写照
太宗篇34 今日嘉庆，巡幸西南
雍熙三年（995年）春三月七日，洛阳城内的巡检兵卒以及洛阳府诸班差役，集体出动，维护治安。
如此动静，倒不是除了什么突发重大事件导致城市戒严，相反，此时的洛阳城内一片祥和，安定繁荣，市井坊间，街头巷尾，都笼罩在一种喜庆的氛围中。
因“东京爆炸”事件而专门设立的应急救难官兵，则全部投入到街市之中，进行治安防火巡察，领着每个公所的职吏对辖下每一街坊进行检查，挨家挨户地宣讲提醒防火事宜。
这一日，乃是嘉庆节，作为五大节之一，官府有些特殊的应对准备，也再正常不过了。
算算时间，距离“嘉庆节”之诞生，也足足四十多年过去了。漫长的时间下来，在官方不断的强化推动下，也足以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融入到大汉子民节庆生活中了。毕竟，有太多大汉小民因天灾人祸、疾疫流行等意外因素影响，走完一生都不需四十年。
而嘉庆节走过这四十多年，从节日内涵到节庆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嘉庆节的设立说来也多少带有那么一丝偶然，一部分官员依前朝例，上表请贺皇帝万寿，而彼时才刚巩固大汉政权不久的世祖皇帝更需要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于是从谏如流，把自己的生日设为嘉庆节。
最初，也只是局限于宫廷之内，朝堂之上，渐渐地随着世祖皇帝权威益固，功高盖世，在宣慰司的积极宣扬下，官方的庆祝活动也开始朝民间扩散蔓延。毕竟圣主临朝，全天下的子民也都该、都想沾一沾皇帝的喜气与瑞气。
每一个节日都有其特性，有其显著的标志，嘉庆节也不例外。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比起单纯地为皇帝贺寿庆祝，嘉庆节也更像是一个祈福节了。
每到这一日，只要有条件的大汉士民之家，都会沐浴净身，换一身新衣，焚香祷告，各地方在这一日也多有祭拜活动，士民多积极参与。祈福的形式则呈现多样化，放纸鸢，放河灯，跳祭舞等等，很是丰富。
至于大汉百姓祈福的对象，同样众多，朝廷在这方面并没有强制规定。因此，不管是祖宗英灵，还是皇天后土、仙佛大帝，只要不是朝廷明令禁止的淫祠、邪神，都任其拜祭。
随着世祖皇帝驾崩，几乎是一种潜规则，他成为官民必须祭拜的一尊神。说来也是让人感慨，世祖皇帝在世时官民的敬拜未必有多真诚，反而是死后，却让人发乎内心地去祈福祭拜，希望能得到庇佑。
或许在小民朴素的认知中，脱离了肉体凡胎限制的世祖皇帝，才能灵魂不朽，才能真正泽被万物，庇佑赐福每个心诚的子民
当然了，求佛问道者，还是居其多，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也让嘉庆节成为佛道两家一项重要节庆。每到这一天，京城内外的佛寺、道观，都是大开山门，广开法会，讲道启灵，以度世人。
尤其是白马寺的无遮大会，紫金观的天地法会，往往聚众上万，信徒云集，这个过程中，各个山门香火钱也必然数倍乃至十倍于平常。
今年就更不寻常了，白马寺请来了游方讲禅的广济禅师。这广济禅师来历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学佛二十载，而后游历天下佛道，苦寻大道，四十余年，不曾停下脚步，最远甚至去过于阗、安西。
当然，由于佛理高深，“业务素质”也过硬，取得朝廷授予的“执业证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且还是由钦天监颁布的最高等级的印有龙纹的金册。
与之相对的，丹鼎道的紫阳道长也出现在紫金观。这紫阳道长当然也是一位奇人，据说他在华山修道三十载，渴见陈抟老祖而不得，但是，三十年之大毅力最终还是感动了老祖，有一日紫气东来，老祖于梦中传道，授他大道真章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虽然道门派系纷杂，有如一盘散沙，但由于与世祖皇帝之间的数度渊源，陈抟老祖在天下道门的心目中地位还是极其崇高的。
因此，传闻得到老祖真传的紫阳道长，自然水涨船高。不过，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这紫阳道长是在世祖皇帝驾崩后才开始走出华山，个中缘由就耐人寻味了
但不管如何，佛道文化的注入，也让嘉庆节丰富了内涵，有了能够传承更久远的基础。
如此嘉庆，官方民间大小会扎堆，如何能不让巡检司与洛阳府紧张了，治安秩序是一方面，防火更是重中之重。
凡祭祀活动，必明火泛滥，也就导致易于走水，发生火灾。这是多年下来，洛阳官民用生命、财产损失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但是，不管怎么防备，怎么宣传，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官府也无法顾全到洛阳内外上百万的人口。
于是，城东南位置的履信坊又突发大火，所幸有巡检兵丁反应够快，迅速赶至，组织灭火救人，才没有酿成更大的灾难。即便如此，也祸及三五家宅庭，老老少少七八人烧烫伤
而市井之间，被快速扑灭的小火小灾，更难计其数，城内外最为忙碌的，承受压力最大的，大概就是来回奔波巡察的巡检、府衙兵丁差役了。
烟火气笼罩下的大汉帝国，固然不是所有人地方都如两京一般繁华喧闹，但不论是城池、市镇还是乡村，在同一节庆习俗，在相同的祈祭行为下，隐隐达成了共鸣。
这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般的文化认同，对帝国的认同，大汉朝廷的统治也是在这种习以为常之下，浸润人心，触及到庞大疆域的每个角落，当然这种触及有深有浅。
民间一片热情，中枢朝廷同样有活动，虽然被皇帝刘旸砍掉了那些奢侈铺张的庆祝，但高坛祭天，太庙祭祖，功臣阁祭灵，还是一样不落，由皇帝亲自带头。
祭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排在前等的大事，而嘉庆大祭，也已经成为大汉一年中最重要的政治祭祀活动。
或许千百年后，大汉帝国早已衰亡，什么丰功伟业，盛世王朝都化为乌有，但嘉庆节、祈福节却依旧能延续下去，即便在漫长的时光中人们会遗忘乃至忽略节庆之来源，但只要烟火气起，祈福声响，对世祖皇帝来说，仍旧是一份来自千百年后的告慰
中央之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性，给他几十年基本的治安秩序稳定，他就能还你个辉煌繁荣的盛世。
这一点在世祖皇帝时代，已经有所体现，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带出经济与物质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若不是扩张的力度太强，以及世祖晚年时期的一些劣迹，所谓的开宝盛世或许能显得更真实些。
但即便如此，世祖皇帝留下的这份基业，只需稍加打磨刷新，就能焕发蓬勃的生命力。承上启下，打造一个真正繁荣富足的盛世，这也是皇帝刘旸的历史使命。
历朝历代，所谓治世、盛世，都是在一个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实现，所有繁荣的背后都避免不了统治阶级对黔首小民的无情剥削，而治盛世的成色如何，一看生产力水平恢复发展得如何，二则看剥削阶级的底线在哪里
同为封建帝国，大汉即便打破了历代疆域之极限，科技、生产力水平也有极大提升，但较前代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这也是从立国之初就固有的特性，基因序列就是这么排的。
但不提太久远未来的事情，就当下，随着皇帝刘旸以强力手段约束起统治阶级，澄清吏治，打击不法，给下民更多、更宽容的生存空间，那种根植于大汉百姓骨子里的生产经营能力，也再一次地迎来爆发。
有些事情的成效需要时间来检验，而有些变化则是立竿见影的，一年多的时间，从中枢到地方上千官吏的处置，几千家豪强地主的强制外迁，皇帝刘旸就这么擎住了苍穹，扛住了江山，也让大汉这片天下的芸芸众生多了几分喘息的空间。
当刘旸的种种作为，说穿了也没什么复杂的东西，外事和平，内事休养，崇法治吏，克己安民。
或许连世祖皇帝都没真正看出刘旸的一种特质，那就是极致的克制，如果说太子时期需要韬光养晦、小心翼翼，那么这已经是登基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从刘旸身上依旧看不到多少私欲，没有任何个人享受，曾经在世祖晚年流行于宫廷上层之间的奢靡之风，几乎被刘旸一扫而空。
虽然刘旸嘴里一直说着，是在效仿世祖早年之简朴之风，但两者之间是有天地之别的。
说来或许有点不尊重，世祖皇帝在乾祐年间的节俭利落，那是国力所限，说白了就是穷的，看看开宝后期的他吧。
而刘旸时代呢，就算不提国库，少府的财富可是堆积如山，都可任其享用的.所以说，一个能掌控自身，控制住内心私欲的人，大概率是能成事的，而身为皇帝也能做到，并且长期坚持，那么这种人实则也很可怕。
大汉的权贵与官僚们，也会慢慢发现，世祖皇帝虽然息怒无常，动不动就杀人，但只要别突破底线，甚至只要不倒霉地落在他手里，那就日子照过，酒照喝，舞照跳，美人照玩。
而雍熙皇帝，虽然宽厚，沉静而文雅，也慎于刑杀，但他对朝制的维护，对所有人的管束，却更让人习惯于特权、越权逾制者从里到外的难受。尤其是，犯了法，就想着往海外赶人，实在太过分了。
当然，比起开宝时代，雍熙时代在政治氛围上还是要宽松很多的，如果说不让权贵犯法虐民也算“苛政”的话，那么这或许就是刘旸最苛刻的地方了。
还不如世祖皇帝时自在呢！这，或许是一部分人的心声了。当然，人考虑一件事往往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纠结于某一点的同时，也往往忽视一些东西。
持此类想法的人，大概就忽略掉了一点，雍熙皇帝处置的权贵、官僚、地主，世祖皇帝碰到了，同样会严刑峻法，甚至搞株连族灭，只不过，要“碰”到才行。
雍熙三年，秋七月，盛夏的尾巴勾出秋老虎，天气还有足有几分炎热的时候，銮驾起行，开始了刘旸皇帝生涯中的第一次正式出巡。
虽然如山堆叠的奏章几乎把刘旸淹没，各地纠察成果也很显著，利好的消息如雪片般呈至洛阳皇城，但刘旸仍旧想着亲自出去走走看看。
当然，这也是在朝政稳定，国家益安的情况下，刘旸才敢动此心思，否则仍不敢擅离京师。
出巡计划定下，对于出巡可能造成的影响，刘旸也是尽可能考虑周全，尽量不给地方添麻烦。
出巡费用，国库只承担正常的官员俸禄，官兵饷银，军辎供应，其余用度开销，悉由少府支出。为此，刘旸直接批了一百万贯钱，当然，在他的计划中，这些钱可不全用作行营所费，而是考虑到对一些贫苦小民的施恩降惠，以及地方清正官员、德义之士的嘉奖等等。
随行人员，刘旸也是务求精简，官兵只有三千大内军，由李继和统帅护驾。由于当初李继和报信的“忠勇”表现，刘旸登基之后，给足了汇报，一跃从大内十六营中脱颖而出，直升为大内军都指挥使，这可是正三品的军职。
李氏兄弟所受恩宠之盛，也由此可知，不过也正因如此，他这个大内军都指挥使注定做不久。
至于随驾臣子，主要有四人，内阁学士王旦，宰臣是都察使韩徽，赵王刘昉，以及才成婚不久的皇长子、汝阳公刘文涣。
关于刘文涣的亲事，在京中还一度引发轰动，倒不是婚礼排场有多奢华宏大，也不只是他皇长子的身份，还因为他结亲的对象——常潆，在京中名气很大。
常潆出身自然不是普通人，真要说起来，就得追溯到其曾祖父常思了，那是高祖的从龙之臣、开国元勋，郭威都得呼之为“常叔”的老贵，虽然后来因为贪戾不仁、违法乱制，被世祖皇帝处置了。
但是资历毕竟在那里，又始终维持着与郭氏之间的亲密关系，老常思死后，虽然日渐没落，但郭威在世时，念着早年的一份香火情，也颇多照拂。有才者，还是予以支持提拔，就比如常思之子常炬就曾做到汾州刺史。
至于刘文涣娶的常潆，则是当代常氏家主常琨的嫡女，常琨的官很小，只是个工部员外郎，但常潆则十分不凡，名气比他爹甚至远比他曾祖要大。
首先是长相，此女十分美貌，男子见之，多倾心断魂，据说有一次常潆过西市，面纱脱落，真颜露出，引得街上四车连环相撞。
同时，常潆还很有才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17岁时，女扮男装，在牡丹诗会上一鸣惊人，差点状元孙何都比下去了。
这样一位色艺双绝，名冠京师，又是功臣之后的美人，自然引得京中权贵子弟争献殷勤，想要娶回家，上门求婚者几乎踏破常府门槛，都为其父常琨拒绝。
直到赵贵妃在一次与命妇们闲谈时得知其人，来了兴趣，召之一番观察交谈，心生喜爱，然后就动了召为新妇的心思。堂堂的赵贵妃，给大汉皇长子纳亲，常琨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于是一番程序过后，常潆成为了刘文涣的正妻。
对于这门婚事，且不提多少京畿豪门子弟、士林才子梦碎，也不说市井之间有多少津津乐道的议论赞叹，至少赵匡义是颇有微词。也曾劝阻赵妃，不要纳常潆，在他看来，这常家父女动机不纯，有经营名声、待价而沽的嫌疑，不是良配。
然而，赵贵妃不听，甚至觉得赵匡义这个叔父手伸得太长了，连刘文涣的婚事都要干预。同时，她看重的也正是常潆那盛大的名气，娶这么个儿媳，也是为刘文涣扬名，面上有光。
另一方面，以常氏为纽带，能够加强与郭氏之间的联系，关键时刻也许就有奇效。
对于赵贵妃暗怀的这点小心思，赵匡义在得悉之后，是差点痛骂其愚蠢，见识庸短。
皇帝可是务实的人，你现在去沽名钓誉，经营虚名，这不是惹陛下不喜吗？
同时，既然都已经想到可以拉拢郭氏，为何不直接求取郭氏之女，绕常氏这个弯子，一个没落的家族，上三代大几十年前的交情，如今能剩几分？郭侗的孙女，固然没有常潆的才色，难道还配不上刘文涣？
可惜，赵贵妃固执己见，赵匡义除了在心中大骂妇人之见外，也毫无办法，除非皇帝否决这门婚事。
可惜，对于此时刘旸从没有在明面上过多表示什么，相反在刘文涣成亲后，常潆之父常琨直接由一个边缘的工部员外郎，升任河北道监察御史。
銮驾一路西行，过长安，下汉中，刘旸的视察十分仔细，定都洛阳的情况下，关西地区就不可能被忽视。
尤其是关中平原，当然不如曾经的沃野千里，但事实上每年的农作物产出依旧不少，在没有朝廷这个庞大的吸血兽趴伏身上的时候，自给自足是绰绰有余，这还是在刨除上缴税赋以及支边的情况下。
到了汉中平原，也是一般，丰富的产出，着实让人欢喜。等进入剑南之后，光景就不是那么好了，虽然距离蜀乱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战争的后遗症依旧严重，疮痍破败之景，不下十年苦功是难以抹平的。
不管是气候环境还是蜀中子民，都还处在一种缓慢的恢复期中，不过，成都平原上还是出现了成片的水稻，金灿灿的季节，这也是过去五六年中蜀中百姓经历的第一个完整的农时，十分不易。
不过，这是一个好征兆，也意味着剑南道已经恢复正常秩序，走在正确发展的道路上，有这些田，有这些人，有这些稻，终有一日天府之国的盛况还会到来。
多提一句的是，如今蜀中种植水稻，已然以占城稻为主，在这方面，朝廷几十年来还是做了不小的努力进行推广，而大汉南方的水稻产量也逐年攀升，如今大米也和小麦一般成为大汉百姓饭桌上的主食了。
到了成都，刘旸顾不得褒奖李沆、徐士廉、刘廷翰等文武对蜀中恢复的功劳，先拜武侯祠，再拜潘公庙，然后于成都郊外社坛，以告祭蜀乱之中的死难者，无分官军还是叛贼。
同时，刘旸让武德副使林特从蜀中各地找来各行各业的代表，请他们喝酒吃饭，倾听他们的心声，以此判断民情，考察各地方官吏治政之优劣。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刘旸很是大方地向蜀民致歉，言蜀乱是朝廷监管不力，官府施政不善，罔顾了蜀民之苦痛。同时与民立誓，胆敢欺虐良民黎庶之不法勋贵、官员、地主、商贾，必惩之。
不得不说，刘旸弯下身段，一番亲民的操作下来，效果是显著的。至少，随着此事的不断传开，蜀中百姓对朝廷、对皇帝残存的怨气是彻底消解掉了。
他们有了这样一种认识，皇帝与朝廷远在京畿洛阳，对蜀中的监管有些怠误是很正常的，结论：最坏的果然还是剑南的那些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在成都及周边，刘旸足足待了一个多月，显然，这就是他此番出巡的主要目的地。遭遇了严重祸乱的蜀中官民，也需要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抚慰，再没有比躬亲视事更有效的了。
除了考察治政官吏，更重要的是遍访民情，在盐、茶、丝上尤其是重视，这可是蜀中的拳头产业，甚至到南边亲自观摩井盐的生产制作流程，亲切接见盐工，把那些当牛做马的盐工感动得涕泗横流。
原本，刘旸还想再往南，前往黔中、云南去走一遭，结果被臣下们劝住了。黔中、云南虽然归附已久，但终究还是边鄙之所，皇帝亲临，安全是一方面，山高林密的，难保不出现什么意外，再加上气候、疾疫的影响，更不得不防。
刘旸不是听不进劝的人，叹息着按下想法，不过却遣使者传诏，将黔、滇以及吐蕃一部分势力强大的土司召集到成都来，设宴款待他们，一叙“情谊”，同时再度向他们保证，朝廷一定会尊重、保护他们既有之利益，当然他们也需向朝廷贡献出自己的“忠诚”。
经过这么一场“成都大会”，那些土司、头人们很受感动，从雍熙三年起，大汉西南三十余年没有发生大乱，纵有小乱也被官军、土司们迅速扑平了，有些甚至传不到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