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新郑新政(上)
从先高务实虽然有很强的高层影响力，但毕竟个人实际政治地位不够高，泛泛而谈、影响皇帝的思维是可以的，但具体经手或者甚至操控某些事那就比较为难了。
军工私营是借高拱的手办下来的，打下了如今明军武器装备远超历史同期的基础；《纾驿路疏》不仅借了高拱的手，而且借了郭朴回朝的势，最终是在“郭朴时代”全面完成，为大明甩脱了第一个大包袱，并且强化了驿站体系，后续的漠南之战、西北之战其实都有这件事的功劳。
他自己一手办成的国家层面大事，说起来还只有京营改制一项，而且事情虽然办下来了，但目前还在“巩固期”，不像军工、驿站两件事那么牢不可破。
而现在，借着升任户部尚书的风头，高务实不仅打算趁机稳固京营改制的成果，而且因为终于专管一方，打算动一动大明的财政体系了。
当然，基本财政体系暂时他还不敢轻易触碰，比如让他直接把大明变大宋，那他是肯定不敢的，也不现实，且没必要。
核心暂时不敢动，那就先试探试探，找一个既有“群众基础”，又是其他人不敢轻动的方向。
比如说：完全承认商人的合理社会地位，但同时要求商人承担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件事之所以说它有“群众基础”，不是在开玩笑，这个时代的农民其实是知道商人比自己“厉害”的，尤其是大商人。
道理很简单，大商人不仅有钱，而且必然在官场上有些背景。这些背景，有可能本身就在家族里面培养出了读书人、官员，有可能是投资了某位、某些官员——这个前文有述，就不多说。
总之，但凡称得上大商人的，一定在背后有官府的背景，超级豪商投资中枢重臣，大豪商投资督抚布政，中小豪强投资府尊县尊，再不济一些的也会投资府县吏员——别看吏员甚至不算官，有很多职务论实权的话，几乎相当于后世的副县级呢。
而寻常农民呢？不好意思，他多半连县衙都进不去，而且也不想、不敢进去。
商人只分大小，农民却不是，“大农民”那是另一个阶层，是地主阶级了，他们可不把自己当农民看待。
所以在农民眼里，商人哪怕是挑着扁担、推着独轮车的游方货郎，那也比他们强，至少见多识广——这种思维在解放初的好些农村都有。
所以中国古代的商人阶层挺不容易的，一边被某些人当面鄙夷，一边被某些人暗暗羡慕，这里的“某些人”有时候还有重叠。
但不管怎么说，商人在民间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很低，这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地位卑下”主要是在朝廷和朝廷官员面前。
然而，这种情况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大明立国两百年，这种局面始终在不停的变化，并且其总的趋势是商人逐渐受到朝廷的待见——对高务实而言这个程度还远远不够，但趋势还是要肯定。
即便是在原历史上，自俺答封贡完成以后，商人地位的提升也很明显。
为什么？因为自那以后，大明朝廷几乎在所有边境都开放了贸易(大概只除察哈尔以外)，清末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评价这次和议政策“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因为清朝延续了北疆边贸)。”
开放边关贸易的政策，是明朝国际政策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对山西商人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机会。
从此，晋商相继逐渐进入了粮食业、茶业、棉布业、畜牧贩卖业等行业，一举成为了明朝时期最重要、经济最活跃的边关贸易经营者。明代的著名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也就是说，大明最富裕的商帮，南方以徽商最富，北方则是晋商。(注：江浙商人有很多跑去和徽商同流或合作。)
事实上到了嘉靖以后，太祖朱元璋建国时所规定的：“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早已经被时人抛到了脑后，徽商如盐商等“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这些富商追求财富的热情一时间远远高于了任何朝代。
有了钱当然好，但每当他们要去面见官员时就比较不爽了——你得把这些盛装换下来，穿上粗布衣裳去拜会，而且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哪怕你就是那位官员的“金主”，有时候都只能如此。
有没有办法改变呢？也不能说没有，比如说你很有钱，但是又实在不是读书的那块料，那么你可以想法子捐个监生——也就是国子监学生的身份。
这个身份要说有多贵重倒也未必，毕竟它只是个相当于“国子监在读”，甚至不是“在读”，而是“曾读”。但国子监无所谓毕业不毕业，因为本身那只是为科举准备的学校，无非档次比较高罢了。
那么类比一下，捐的这个监生其实就好比“国子监函授班”——读是读过，有没有读出什么名堂来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但是不要急，“读过”国子监本身就有一点很厉害，因为监生在政治地位上基本是类比生员的，有了“监生”这个名号，你就不再是一个到哪都被鄙视的铜臭商贾，而是相当于秀才老爷了。
然而也就到此为止，商人能“搞到”的社会地位，基本上到监生也就到头了，再往上除非你读书考科举并且中了举人、进士什么的，否则“类比生员”就是你政治地位的巅峰。
这个地位，若是只在县、府一级，或许还能凑合：在县衙有坐，在府衙有个位置给你站，但倘若再往上，那就不好意思，该你跪的，你还得跪。
而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大明，由于实学派的主导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商人的地位更是比原历史中还要更高一些。
这不奇怪，高拱早年就专门写书谈过“义利之分”，随着高拱持续当政，实学派改革不断前进，这种观点对于民间的影响乃至于官方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而且，高务实本人还树立了一个典范：文为状元，商则首富。
虽然限于“祖宗法度”，他名下的各部分都有族人、家丁充当白手套，但天下人谁还不知道他才是京华真正的东家吗？
而京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不是说规模，是说社会贡献：京华在大明的各部分产业，去年全年上缴了一百七十三万两各类赋税，其中最后能够收到中枢的就有五十九万两，接近于大明全年户部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么大的社会贡献，你说高务实这个“商人”是坏蛋？
民间层面如此，官员层面也同样变化了。实学派不必说了，一贯主张提高商人地位；心学派方面其实在这一点上也是和实学派一致的——其实心学派官员背后的大商人更多呢！
从朝廷官员这方面来看，影响最大的如邱濬、王守仁、王廷相、高拱等人，全都是支持提高商人地位的，各种理论早已奠基完成，就差最后成事了，可不是高务实凭空来玩这一手。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既然那么多大佬都支持提高商人地位，为啥到现在还没搞成？
答案并不复杂：社会地位要与社会贡献挂钩，朝廷或者说皇帝才可能接受。
你光要求提高地位，但我皇帝、朝廷半点好处没看见，我凭什么答应你啊？我帮你改革这个玩意你以为是没有成本的？我要考虑顽固派会不会顶牛，要考虑变更祖制带来的“正统性”动摇，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
你光是动动嘴皮子我就给你办，你是哪边脸长得那么漂亮啊？
然而，问题就是在这里卡壳了，因为在高务实出现之前，几乎没有哪个商人愿意去承担什么“社会责任”。
又或者换句话说，现在的商人们觉得他们已经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了。
什么？你们连税都不肯交，承担了什么狗屁责任？
这里还真有点误会。
高务实眼中的社会责任，缴税几乎是最基本的一项，因为税收这东西原则上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然而问题在于这个观点与当今大明这个时代的主流观点并不相符。
主流观点是：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故天下人供财于皇帝。
别说民间都是这么想，实际上连很多官员都是这么看的，这就糟糕了。
天下万民养你一家一姓，我们都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吃亏的人啊，那当然是交得越少越好啦！
这个问题如果要展开、要全面改革的话，皇帝对于户部的财权都必须限制，因为只有皇帝无法把户部的钱拿去私用(比如赏赐潞王那种)，天下人才不会觉得这钱全是交给皇帝个人了，但高务实显然还搞不了这个。
不过，这事不能总想着皇帝先妥协，否则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拖到天荒地老也解决不了。
权力有限，还是先搞定商人这块。
商人们之所以没交多少税还认为自己承担了社会责任，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他们经常也会为了在乡梓之地的名声而去做些修路铺桥的“义举”，还有就是像高务实当年那样出钱赈灾，这都是商人们常做的，也是他们认为自己其实是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比如那些年闹倭寇厉害的时候，很多商人也会捐献银两(或者被迫捐献)，来供当地加强守备等用。
此外还有种种，地方上要搞什么建设也好，要搞什么防务也罢，动不动就会召集商人“纳捐”、“认捐”，商人们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面对地方官也没有多少底气说不，于是……社会责任不就承担了吗？
但高务实认为这种“承担”是很扭曲的，而且作为朝廷而言，这玩意根本不可控！
历史上崇祯皇帝自己穷得龙袍都要打补丁了，后宫嫔妃们首饰都快捐空了，京师商人捐了多少银子吗？有，但没多少。甚至于京师官员更狠：我是清官啊，我没钱捐啊！
然后李自成一来，直接查抄出的数目都超过了两千万两。
高务实的观点很简单，你的钱是合法所得，再多都没问题，朝廷不该打你这些钱的主意，但是该交的税你得交。至于纳捐什么的，你有心有力，愿意献这一份心力当然好；反之，你不肯纳捐，其实也没什么不对，不能搞道德捆绑。
（以下500字防盗，重复内容，半小时后更新为真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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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事不能总想着皇帝先妥协，否则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拖到天荒地老也解决不了。
权力有限，还是先搞定商人这块。
商人们之所以没交多少税还认为自己承担了社会责任，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他们经常也会为了在乡梓之地的名声而去做些修路铺桥的“义举”，还有就是像高务实当年那样出钱赈灾，这都是商人们常做的，也是他们认为自己其实是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比如那些年闹倭寇厉害的时候，很多商人也会捐献银两(或者被迫捐献)，来供当地加强守备等用。
此外还有种种，地方上要搞什么建设也好，要搞什么防务也罢，动不动就会召集商人“纳捐”、“认捐”，商人们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面对地方官也没有多少底气说不，于是……社会责任不就承担了吗？
但高务实认为这种“承担”是很扭曲的，而且作为朝廷而言，这玩意根本不可控！
历史上崇祯皇帝自己穷得龙袍都要打补丁了，后宫嫔妃们首饰都快捐空了，京师商人捐了多少银子吗？有，但没多少。甚至于京师官员更狠：我是清官啊，我没钱捐啊！
然后李自成一来，直接查抄出的数目都超过了两千万两。
高务实的观点很简单，你的钱是合法所得，再多都没问题，朝廷不该打你这些钱的主意，但是该交的税你得交。至于纳捐什么的，你有心有力，愿意献这一份心力当然好；反之，你不肯纳捐，其实也没什么不对，不能搞道德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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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 新郑新政(中)
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的问题好解决，而南方商人的问题不好解决，并不只是因为他有把握说服北方商人的核心——晋商商帮，这里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南北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在很多方面并不一致。
北方商人做得多的大抵是大宗粮食、食盐、棉布、皮毛、人参(女真产)等贸易，后期由于俺答封贡以及京华的介入引导，又将牛羊、马匹等贸易纳入了进来，而京华本身除了也参与以上贸易之外，还有大量的铁器(包括军工)、船舶、水泥、香皂、瓷器等。
而南方商人除了在粮食、食盐、棉布、瓷器、船舶等方面与北方商人有所重叠，其余如丝、绸、绢、帛(有区别)生产、织造(成衣鞋帽加工业)、印染、纸张制造与印刷(书籍)等行业都是北方商人较少涉足的项目。
可能有看官要问了，这些差别与双方是否愿意缴纳商税有什么关系？凭什么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好说服，南方商人不好说服？难道北方商人的觉悟就比南方商人要高一个层次吗？
当然不是觉悟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缴纳多少。
此前已经说了，商税要不要缴纳、如何缴纳等问题，不是没有学者、高官讨论，事实上讨论非常多，只是搞来搞去没有形成定制。
以高务实这个穿越者来看，明代对于商税最具代表性的讨论，大抵逃不出邱濬与王夫之的两种不同意见。
支持“关市不征”的有邱濬等人，赞同征商观点的有王夫之等人。
邱濬这人之前介绍过，他是提倡抬高商人地位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主张沿袭古人之礼，拥护“关市不征”。
他自相矛盾吗？那倒不是，因为他认为古代对“市肆”采取租税制度是“抑商之政”，认为古人立关市之本意是“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也”。
意思是说，古代设关市是为了规范和管理商贾，部分的征税也是以“抑商”为目的，并非为了获利。而“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非古人意矣”。因此，他提议提高商人地位，却不同意全面征收商税——南方商人现在非常支持他的这种主张。
但其实高务实知道，邱濬的“关市不征”并非是彻底的、完全的不征。
高务实对邱濬的著作颇为了解，邱濬曾说“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
所以邱濬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不征”，而是不能“全征”，这里头要有区分。比如说粮食，农民本就交过租税田赋，他拿去市场上卖余粮，你还要再找他纳一笔税，那你这就是重复征税，不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高务实同意这个观点，而且认为不仅是粮食不应该“重复征税”，包括棉布之类的民间生活必需品也应该做到低税，甚至最好能免税。
但他不能只考虑一个人的观点，王夫之虽然现在连人都还没出生，但他主张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而且高务实本人也知道那些观点。
王夫之持什么观点？与实学派的邱濬不同，更偏向于“道德实学”的王夫之(但不能认为他是心学派)有着更传统的抑商态度。他认为“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己极者……夷狄资商贾之利，商贾恃夷狄而骄，而人道几于永灭”；“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
正因为他主张抑商，所以他在其著作中崇尚刘邦“困辱商人”的观点，并认为“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制”。
不过呢，他又承认商贾是经济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包括商人)都有缴纳赋税的义务，“不论客户、土著、佃耕、自耕、工商、游食，一令稍有输将，以供王民之职”。
在这里，王夫之抛弃了传统的农业单一税的思想，坚持商税是正当的财政收入，不仅应当纳税，而且一些“不劳而多获”的商品还应当缴纳更重的赋税。
他还强调国家军队的支出应由商税中来。比如他曾在《噩梦》中说：“且如周制，兵车之赋出于商贾，盖车乘、马牛，本商之所取利，而皮革、金钱、丝麻、竹木、翎毛、布絮之类，皆贾之所操，是军器皮作火器各局之费，应责之於商贾也无疑。”
除了王夫之外，还有马卿也从重农抑商的角度解释征商是符合上古先哲王法的，他称：“及照我国家钞关之设，非直征税出入，以足国用，实欲抑彼逐末，而归之农，正古先哲王念民之依，贵五谷而贱金玉之意，诚良法也，故市廛之征，王法不废”。
根据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又认为征收商税“可以济公用而宽民力”。他又说道：“今前银支费巳尽，高墙之供决不可缺，而民力巳竭，实为不堪，夫征商之余利，与浚民之脂膏，利害相去远矣。”为征商合理性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释。
随后，又建议“且天下商贩往来南北者，皆经临清等处征税，何独循淮而西之商经正阳者，乃得不税，亦为不均”，以均商税为理由，开设正阳税关。
把他两位这样具备代表性的理念和观点这么一摆，就能看出高务实的态度在时人看来有多么“扭曲”了——高务实既主张提高商人地位，不能抑商，但偏偏他又坚持认为商人应该缴纳商税。
在常人看来，你既然要重商，那就应该给予商人良好的从商环境，而在世人眼中最好的从商环境，当然就是不必缴税。你一边提重商，一边要商人缴税，你是精神分裂吗？
高务实当然没有精神分裂，他只是“求实务实”——这种事情光从理论上分析没有用，你得能实际推行才成，而现在的实际是什么样的？
首先，商税不收是不行的，一个瘸子要跑赢双腿健全的人，那他受力的那条腿该有多发达？大明现在就是个瘸子，单靠那点农税支持，然而大明的农民虽然放眼全球来说的确是挺强，可再强也受不了这样的盘剥，久而久之这条腿迟早也得废掉。
其次，商税的征收是为了给国家缓解压力，而不是把国家搞垮。如果真的全面纳税、税率一致，那卖粮食的能和卖技术的(印染、织造、造纸等)比利润吗，卖棉布的能和卖丝绸的比利润吗，卖竹木的能和卖瓷器的比利润吗？显然不能比。
不能比，问题就来了。北方商人目前的主要生意，除了高务实自家的京华系之外，大部分都应该归纳为“原材料买卖”，顶多是“粗加工行业”。这种生意一般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大宗，其二是产品附加值低。
南方商人则不同，他们从事的要么是高附加值产业，如丝绸绢帛、瓷器、造纸；要么是“精加工产业”，如印染、织造、印刷乃至于制笔等。简单的说，就是“单位效益”都很高，产品的附加值很高，哪怕是小宗贸易，其涉及的金额也不小。
如此一来，倘若按照大明过去的征税方式搞一刀切，附加值低的一方商人那就干脆别做了，因为他的利润在扣除税金之后搞不好得变成负数。
因此原因，实学派方面在此前推行的商税中，把这些东西做出了一个还不算特别详细的划分。
简单的说，以目前所推行的商税，南方商人被征收的税率是要远高于北方商人的，“北方商人”中只有极少数被课以重税——比如京华就有不少，如水泥、香皂等都是重税，要不然高务实也不至于每年缴纳一百七十多万两税银了。
然而京华有其特殊性，一贯都被人用一种“例外论”来看待，所以不具备真正的代表性。在外界眼中，目前实学派所推行的商税，就是典型的“北轻南重”——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低，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重。
其实这东西要真看绝对值的话，北方属于“极轻”，但南方也并不重。
为什么？北方的平均商税(除掉京华)大概只有百一百二(1%、2%)，而南方商人还是此前张四维趁机搞偷袭之后才收了个百五(5%)，且并没有囊括整个南方，只有南直隶和浙江两地在收，临近省份如江西、湖广、福建等都没有推行，两广之类就更不必说了。
5%的税率也能叫重税吗？当然不能，但问题不是这么看的。有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南方商人眼中，这事很简单：凭什么你们商税只有百一，到了老子就成了百五？老子就这么好欺负吗？
当然不好欺负了，人家背后站着偌大的一个心学派呢！
实学派和心学派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很难调和，“道统”是一方面，利益则是另一方面。
高务实一直以来都主张稳扎稳打，这一次非要在商税上下功夫，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知道这种矛盾指望调和是不可能的，只能如大舅张四维那样“趁机偷袭”。
趁机趁机，首先得有机会才行，那么现在有吗？
有。
朝廷等米下锅一般急着要钱，这就是机会。
本来，如果朝廷急着要钱是要用来做其他事的话，比如什么维修三大殿之类，心学派方面会有很多理由来拒绝。然而现在朝廷等着用钱的理由是很正当的，处理宗室问题是心学派也拒绝不了的诱惑，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击败残元，心学派对此虽然无可无不可，但表面上却也难以说不——此乃二祖列宗之遗愿，你拒绝？
这就是高务实选择现在就干的原因，这个机会错过了，将来只怕更难搞。
胡执礼对于高务实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有些不适应，他总觉得高务实似乎直接把他当做实学派的一员来对待了，听完之后总有些坐立不安的意思。
程文当然没有这种感觉，他只是沉吟着，苦苦思索这件事究竟能不能办成。
作为实学派的高层之一，程文很清楚，前一次张四维在南直隶和浙江征收百五商税一事，申时行本来就是被迫答应，而后申时行本人还受到了巨大的内部压力，他之所以一门心思要把王锡爵引入内阁，本身也有这股压力的原因。
王锡爵是苏州首富，比他更能代表南方的“金主”们的利益。把王锡爵举荐进入内阁，一方面可以证明他申元辅始终站在金主们这一边，另一方面也是让王锡爵给他分担火力——万一将来还有这种事，你王锡爵总该顶在第一线吧？
而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前车之鉴”，程文觉得申时行对于商税方面的事情肯定会越发小心，也越发坚决的反对。
程文叹了口气，小声问道：“倘若元辅执意不允，司徒打算就此与心学派打一场‘商税议’么？”
“商税议”这个说法，明显是对比“大礼议”去的。高务实当然听得出来，这是程文在强调这件事的影响之巨大，搞不好会和嘉靖朝的大礼议一般波及全国，无数高官要员为此起起落落。
高务实也知道程文这话并不是虚言恐吓，大礼议之所以影响巨大，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件事割裂了群臣，是有明一朝最大也最明显的政治撕裂事件，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旧势力在政治上的综合较量、惨烈厮杀。
“商税议”会有媲美“大礼议”的影响吗？很可能会有，因为一旦申时行与王锡爵选择强硬反对，那么自高拱秉政至今的政治格局就会彻底打破。
实学派与心学派的斗争将再也不会如此前那样，双方各自守着自己的底线，在底线之上互相试探、争取。一旦这看似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撕掉，双方便只能抄家伙上阵，短兵相接，除非一方倒下，否则战争根本难以停止了。
然而，作为实学派重臣之一的程文很清楚，皇帝现在恐怕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他现在只想筹钱开藩禁，然后轻装上阵，积累进攻残元所需的物资、钱帛，完成二祖列宗的遗愿，中兴大明。
如果能完成这一伟业，或许将来皇帝的庙号将会是“明圣宗”，甚至可能是“明圣祖”！
圣！
何以为圣？
《谥法》中说：扬善赋简曰圣；敬宾厚礼曰圣；虚己从谏曰圣；敬祀亨礼曰圣；行道化民曰圣；穷理尽性曰圣；穷神知化曰圣；通达先知曰圣；大而化之曰圣；博施济众曰圣；极深研几曰圣；能听善谋曰圣；裁成天地曰圣；睿智天纵曰圣；百姓与能曰圣；备物成器曰圣；备道全美曰圣；神化难名曰圣。
简单的说，就是完美！
“圣祖”这一庙号创始于唐朝，为唐玄宗李隆基专为祖先老子李耳所创设，后来成为历代皇帝专门追封自己家族中极具圣德的祖先。而在后来，冠以“圣”字庙号的皇帝，通常都是有着“再定乾坤”之伟业者。
彻底覆灭残元，征服大明二百年之死敌，混一寰宇，再立新天，这样的皇帝难道当不得一个“圣”字庙号吗？
反过来，有这样的“前途”摆在面前，今上能容许此时此刻出现一场如大礼议一般的群臣割裂吗？程文很是怀疑。
但高务实的脸色很平静，只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改革旧制从来不会是一番坦途，无论前路是鹿砦拒马，亦或万丈深渊，吾辈只以天下为念。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程文叹了口气，干脆点明主旨：“若皇上不愿于此刻见我两派纷争，则何如？”
“那便说服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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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 新郑新政(下)
户部小议事堂里的会议并不对外公开，甚至连寻常时充作“书记员”的司务(从九品)都未曾被允许参加，完全是一次闭门会议。换句话说，除非今日与会的三位户部堂上官自身出现泄密，否则外界不可能得知会议内容。
如此的保密程度，让许多早已计划好要“辗转打探”高务实动向的人颇为失望。不过幸好，来探知消息的人不止一家两家，既然现在大家都是败兴而归，比较而言倒也就没有那么失望了。
然而，对于高务实动向的不确定，到底还是让很多人赶到不安，京师官场的气氛在隐隐约约之间总让人有些压抑。
内阁首辅申时行今日就有些心绪不宁，他虽然尽量维持自己的宰相气度，使自己与平时看来并无二致。可是，内阁值房之中依旧格外安静，别说寻常佐吏了，即便是观政进士们也都轻手轻脚，一个个小心翼翼的，连大气都不敢多喘一口，生怕惊动了看似正常，其实明显正在走神的元辅老大人。
“伯修，王太仓还需多久抵京？”坐在太师椅上假装认真看了一会儿奏疏的申时行忽然忍不住朝他值房中一位观政进士问道。
被称为伯修的观政进士颇为年轻，看起来比高务实也只是略大两三岁的模样，肯定不及三旬，眉宇间清高自诩，不肯让人。
他与其他观政进士不同，并无多少畏首畏尾之意，闻得申时行所问，平静地回答道：“元辅昨日便曾问过学生，学生对‘尚需十余日’，如此仅过一日而元辅再问，学生也只好说‘尚需十余日’。”
申时行听得直皱眉头，不过他知道面前这位“伯修”在士林之中颇有些名声，中试又早，年轻意气在所难免。看在是南榜晚辈的份上，申时行平时也懒得计较他话语中的偶尔的冲撞。
“呵呵，是本阁部着相了，多谢伯修提醒。”申时行到底是宰辅重臣，并不打算再说什么。
然而“伯修”却似乎言犹未尽，闻言继续道：“此处到底是天子脚下，高司徒兵锋虽盛，元辅也不必如此失魂落魄。”
申时行习惯性挂在脸上的笑容也不由一僵，忍不住皱眉道：“伯修此言何意，本阁部如何失魂落魄了？”
那伯修笑了笑，伸手一指申时行桌案上的奏疏，道：“元辅，您倒持奏疏看了好一会儿，不知这其中有何深意？倘若没有，这不是失魂落魄又是什么？”
申时行猛低头，才发现自己桌案上的奏疏居然是倒置的，不由得老脸一红，暗骂自己这次真是失了城府，居然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但很快，他又对面前这位名唤伯修的观政进士极为不满——似你这般口无遮拦，做得甚官，我看你不该字伯修，该字德祖！
德祖者，杨修之字也。
不过，申时行虽然恼怒，毕竟是内阁首辅，又是士林前辈，不便当场勃然作色，只是拿出寻常的模样，自嘲一笑，叹道：“伯修好眼力，本阁部忧心过甚，以至于此。”
那伯修倒是个直肠子，见申时行不恼，反而看来愿意为其参详的模样，问道：“若元辅不弃，学生愿听听元辅之所忧。”
申时行心中更为不喜，暗道：此子狂悖无状，若已成秉性，恐将来仕途无望，只合做个魏晋隐士。
有了这种看法，申时行对他的拉拢之心几乎尽去，淡淡地道：“倒也无甚大事。”
“哈哈哈哈！”伯修大笑，道：“无甚大事，元辅竟至于倒持疏文，若是传将出去，只恐天下人取笑也。”
申时行便是脾气再好，此刻也忍不得了，收起了最后一丝笑容，语气僵硬地道：“昔日李石麓自认老妪，天下人未尝笑也，本阁部忧心朝政，天下人独笑我耶？”
李石麓就是前首辅李春芳，“自认老妪”这件事本是因海瑞而起。当时海瑞在应天搞徐阶，搞得几乎收不了场，于是高拱拍板，将海瑞调任南京。
这事原本是张居正收了老师的银子，在高拱面前求情之后，高拱考虑到“做官是为了做事”的原则，认为既然徐阶服软，那么自己推行的主张就应该没有大的阻碍了，于是才同意下来的。
结果这事其他的方面都没问题，惟独对于海瑞这个人有点欠思量——海瑞上疏骂人了。
这道疏文骂得比“盖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还狠，因为他疏文中骂道：“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这就牛逼了，满朝上下衮衮诸公，被他海刚峰一句话全给打成了妇人。
高拱当时在内阁为次辅，看了这奏疏脸都气黑了，其余阁老们也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只不过高拱脾气虽然不好，到底还是坚持“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让首辅先表态。
结果李春芳笑了笑，自嘲一笑，道：“哈哈，既然说我们都是妇人，那我想必就是个老太婆吧。”
这话比海瑞还“牛逼”，他堂堂首辅，居然就这么认了。
当时高拱等人虽然错愕，但既然首辅都没有追究，他们自然也就只好跟着忍了。
这件事当时其实是有人嘲笑的，因为从严嵩之后再到徐阶，内阁的阁权都堪称极重，完全碾压六部，李春芳以内阁首辅之尊如此“自黑”，自然被人讥讽为毫无威势。
不过这事反转得还挺快，等到李春芳请辞回乡之后，很多人对于高拱的强势颇不习惯，尤其是高拱的考课法(在原历史先于张居正考成法提出并执行)简直成了许多官员的紧箍咒。
一时之间，许多人开始怀念老好人首辅李春芳，连带着这件事也被说成是李春芳“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申时行此时拿李春芳举例，便是类比李春芳，言下之意就是说自己不是那种擅权之人。
伯修有没有听懂申时行的言下之意不好说，反正伯修回答道：“李文定(注：李春芳死于万历十二年，谥文定。)忠谨平恕、寅恭匪懈，当得起‘太平宰相’之称。然则高文正锐志匡时，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不仅取代李文定而宰执天下，且得以文正极谥之终。元辅何以自比李文定而非高文正耶？”
申时行微微眯起眼睛，不咸不淡地道：“看来伯修这进士中得早了些，若是晚几年，待高求真入了阁，你去他那儿观政，想必才得合意。”
谁料那伯修却也大摇其头：“高求真铜臭满身，不类文正，吾不屑矣。”
申时行颇为意外，暗道：那你可真是有本事，既恶了我，还敢恶了高务实，这朝堂怕是不想呆了？
伯修见申时行不说话，倒也不客气，自顾自道：“高求真以六首状元闻名天下，孰料此后却并无佳作传世，整日不是操持贱业，便是纵兵杀戮，岂堪为文林表率？且以学生观之，此人匠心过重，心计更深。为独得圣眷，不惜蛊惑陛下滥用民力、巧取民财，行那好大喜功之举，实非正道。”
申时行不禁讶然，想了想，问道：“你这番话虽然重了些，不过却也并非毫无根由，不过本阁部更想知道的是你为何说他蛊惑陛下滥用民力、巧取民财，又为何说他欲行好大喜功之举？”
如果是高务实在这儿，他肯定知道这位“伯修”为何对他如此看法。
事实上，这位“伯修”与高务实本就“三观不合”。
伯修是他的字，其号玉蟠、又号石浦，湖北公安人，大名袁宗道。
虽然在明末提及姓袁的人，大部分人第一个恐怕会想到袁崇焕，不过袁宗道与袁崇焕确实毫无关系，这位老兄的盛名也不在官场，而是在文林。
袁宗道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在湖广公安县长安里出生。万历十四年礼部会试第一，殿试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次年也就是今年授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直接入内阁观政，且被“分配”到首辅申时行身边，可谓前途看好。
观政嘛，某种程度上就是实习，而观政进士又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后世的领导秘书，这可不得了。
众所周知，“领导身边的人要当领导看待”，因为很多时候想见领导并不容易，只能见到他身边的秘书。这秘书的一言一行，究竟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领导所授意的，旁人不得而知。不得而知，那就只能通通当做领导的意思看待，否则出了事怎么办？
官场之上，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能领悟领导的意图，因此“秘书”的地位从来都是跟领导的地位直接挂钩的。
袁宗道既然能在申时行身边观政，地位当然很独特，虽然他来申时行这里还没多久，但在外头已经被很多人看好其前途了。不过，这里要说的是袁宗道为何能来给申时行当“秘书”。
理由有两点：其一，他是二甲第一名。由于一甲的三鼎甲去向是明确的，都是直接留在翰林院，通常一进去就会被安排事情做，所以三鼎甲很少来内阁观政，于是二甲靠前的那些庶吉士们，就成了观政的首选对象。袁宗道身为二甲第一，“分配”给申时行是合情合理的。
其二则是袁宗道的文林地位。别看袁宗道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但他在文林的地位相当不低。缘由可能是其比较独树一帜：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在后世看来，以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
不过那是后话，是后人的评价，在今年——万历十五年的时候，袁宗道的名声才是三兄弟之中最大的。不仅因为他是三袁之中的长兄，而且也是兄弟之中的第一个进士。
后世名声最大的袁宏道要到万里十九年才能考中进士，而袁中道的进士之路就更加坎坷，到了万历四十四年才得以考中，而当时袁宗道都已经死了十八年了——袁宗道死得很早，万历二十八年就突然死了，据说是“惫极而卒”，终年仅四十岁。这也可能是他后世名声不及两位弟弟的原因之一。
公安派是历史上万历年间以三袁兄弟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也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派主将还有翰林院编修曾可前、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人。
自弘治以来，大明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而“异端思想家”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也算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人，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本来文坛风向就比较善变，高务实名动天下之后，很多人以为他会掀起文风变革，谁知道高务实对此没什么兴趣，即刚才袁宗道所说的“高求真以六首状元闻名天下，孰料此后却并无佳作传世”。
既然最有希望一改前后七子古风风格的高务实懒得干涉，袁宗道的机会自然就来了。(注：本书的着重点不在文学史，这里就懒得分析了。)
虽然通过批评前七子(目前对后七子的批评还不多)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但正所谓“武无第二，文无第一”，袁宗道对于高务实的态度实在好不到哪去，认为高务实对于文坛的贡献可有可无——不过搞了些蒙学读物，算什么大才？
爱屋及乌，恨屋及乌，这种心情又让他对高务实平时的做派也不满起来。他认为高务实亲自涉商是与民争利，怂恿皇帝出兵缅甸等地是滥用民力，实学派收商税也是穷尽民财，而漠南大战乃至于西怀东制国策都属于好大喜功。
他把这些话毫不掩饰地说给申时行听了，申元辅才知道此子虽然言出无状，但从思想上来说倒还能算是“自己人”，不由得把刚才对他的恼怒又抛开了。
申时行微笑着鼓励道：“伯修确有见地，只不过如今实学当道，皇上也……嗯，也欲成二祖列宗之愿，我虽忧心忡忡，却也始终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方才……你也看见了。”
袁宗道微微扬眉：“欲批判一文，则此文总需先成，否则从何批判？欲批判一人，总需此人先做其事，若无其事，则无其害，又从何批判之？”
申时行目光一闪，沉吟道：“你是说……先静观其变？”
袁宗道微笑道：“新郑伯侄能有今日之势，归根结底无非新政二字，其既为新政，自是要改旧法。改旧法则必有人受创，受创虽苦，然不苦何以感同身受，何以知晓元辅厚德？是故，元辅何必担忧新郑新政？依学生之见，新郑不出新政，或可维持今日威势，一旦新政出台，便是其败亡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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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章 背水一战
对于袁宗道的这番话，其实申时行并不完全同意。
若果然按照袁宗道的意思来，那就是等着高务实推行新政，在高务实新政推行过程之中，只要还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自己都只能袖手旁观。
且不说心学派背后的金主们面对此情此景会有多么暴跳如雷，就说他申元辅自己也没法忍受。毕竟，心学派与实学派之间不仅是有利益上的分歧，还有道统上的竞争。
任高务实去搞？怎么可能！
申时行自己心里明白，高务实搞的很多事虽然初看都觉得“过激”，但是人家就是有本事每次都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很多原先认为会出乱子的地方，到了他手里就莫名其妙的老实下来了，纵然有个别不肯老实的，高务实也总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压制，将危机消弭于无形。
虽然申时行不肯承认这是实学派的施政走对了路，但他不得不承认高务实办事的能力的确卓尔不群，绝非凡类。这样一个人，连已经成了大麻烦的烂摊子都能轻易收拾，申时行又怎敢让他“自由发挥”？
万一他那新政又和以前的许多事一样办成了呢？这个后果心学派能够承受得起吗？
虽然申时行现在连“新郑新政”是什么都还不知道，但他知道高务实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而自己却不敢这样孤注一掷地赌上整个心学派的将来。
事实上，越是身居高位之人，越不敢轻易孤注一掷，因为他要承担的责任绝非仅仅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成败荣辱，他现在肩负着的是整个心学派的前途。
在他看来，高务实的根基在北方，北方在商业上原本是无法与南方竞争的，眼下之所以显得势均力敌，那还是由于京华的缘故。这种情况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北方商业以京华为首。
申时行是典型的老派官僚，在财政问题上的思维只是老一套，他是不会“做加法”的，所以在他看来，大明的商业利益就是那么多，北方拿得多了，自然南方就拿得少。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亦或者开辟新商路、打造新商圈这种想法，申时行显然不可能理解。
于是在他看来，高务实不管要搞什么样的新政，也不管他的口号如何喊，归根结底都是剥削南方商人，养肥北方商人。
一句话：断不可信，断不可行！
不过，袁宗道这番话还是在另一个方面提醒了申时行，那就是高务实不仅必推新政，而且一定会尽快推出。
袁宗道刚才的话本来没有提及这一点，这是申时行听他提到“新郑伯侄”的时候忽然想到的。
高务实现在已经是部堂之尊，按照历代的一贯传统，已经完全可以用“高新郑”来指代，然而此时天下人提起“高新郑”三字，肯定还是会先想起高拱，然后才会发现原来高务实也已经是“高新郑”了——当然为了区分，大概会称他为“小高新郑”。
伯侄二人都是“高新郑”，而高拱现在已经盖棺定论，极谥文正了，那么此时此刻天下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高务实？自然是看他能不能继承高拱的遗志，为新郑高氏再续辉煌。
如果把“天下人”的范围缩小，只论实学派官员呢，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高务实，亦或者说对他有着什么样的期许？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多年前实学派内部就已经把高务实看做是高拱当仁不让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了——大明朝文官的官职固然不能继承，但由于高务实的“学历”足够硬扎，未及弱冠便已身为“储相”(翰林)，实学派内部自然是等着看他完全“接棒”高拱的那一天。
但高拱的“棒”不止是首辅之位，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改革精神，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和理想，高党才得以出现，实学派也才得以成为一股真实存在的政治力量。
作为“衣钵传人”，高务实本人对此一定是心知肚明的，所以申时行判断，在高务实成为主掌一方面政务的“部堂大人”之后，一定会——也一定要尽快展现他继承高拱遗志、强力甚至铁腕推行改革的一面。
这一次，他恐怕还会收起过去那种温文尔雅的风格，一改当年在各种事情上都能“四两拨千斤”的处事习惯，变得更加激进、更像高拱！
这就好比大行皇帝的遗诏中，总会说即将继位的太子“深肖朕躬”一般。
不仅仅是认可，还是授之以“正统性”。
高拱当然不是皇帝，而且还走得很突然，显然不会有什么遗嘱，那么作为继承整个实学派势力所需要的“正统性”，高务实除了他的血统之外，剩下的都要靠自己去获取。
这种获取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也无非就是另一种“深肖朕躬”——行事做派与高拱如出一辙。
只有这样，实学派内部才会把他当做“高拱第二”，原先与他有些生疏的实学派官员也才会不自觉地变得亲密起来，同时也对他更加尊重——这就是所谓的“余威”了。
以高拱昔年的威势，他的这种余威一旦加诸于高务实之身，甚至有可能对一些中立派官员都有影响。
高务实当初的脾气有些太好，除了永宁公主被骗婚的那次事件之外，过去除非事情直接惹到他头上，他没有任何一次主动找谁的麻烦，即便偶然涉及到他，他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显得异常宽厚。
高拱则不然，他的风格是：你直接得罪我固然要完蛋，但你哪怕只是拦了我的路……不好意思，也得完蛋。
“高胡子”这个绰号，可不只是因为高拱留着大胡子，更是因为“胡子”是土匪的别称，“高胡子”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身为宰辅，行事却有几分霸道的匪气。
他起复之后以阁臣兼任天官，仅仅是上任的头一年，平均每个月就要办理近三起贪腐大案，一年之内前后法办官员一百六十九人(史实)。
参考大明朝廷的官员人数就知道(明代属于“小政府”架构)，这意味着在他当政的约十年间(本书中)，大明官场上上下下，从中枢到地方，几乎全被他整治过。
当然，身为有明一朝顶级政治家，铁心肃贪的高拱虽然脾气强硬，但其手段也不止是简单粗暴。就在这一顿“野蛮严打”的期间，高拱也施展了三个“温柔”招数，各个不动声色，却叫举国贪官禁不住叫苦连天。
这三条办法分别是：全国官员建档案，举荐官员要担责，以及绝不放过追赃。建立官员档案一事此前有述，这里就不展开了，且举例说说后两条，看看高拱的“余威”从何而来。
在腐败加剧的嘉靖中后期，官场上能跟卖官鬻爵比烂的风气，就是滥举之风。上级举荐下级，官员互相推举，基本成了常态。
当然，这不是白推举，每推荐一个官员，背后都是数不清的交易。哪个官职用谁，讲的都是利益，哪管什么为国为民？特别是曾经号称“反贪神器”的御史岗位，这些号称弹劾不法的御史们，考核推举官员，经常也像过家家——大批庸官懒官，就这么陆续登上了要害位置。
为什么会有这股歪风？以高拱《掌铨题稿》里的哀叹来说，关键还是犯罪成本太低。
比如三年一次的考核，基本都是糊涂账，就算推举的官员出了错，查来查去就成了扯皮，最后也就成了都不担责。
落马者虽然倒霉受罚，但推荐者好处已经收过，反正又不追责，于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荐坑货。
痛心疾首的高拱，终于在隆庆四年的奏折里咬牙切齿说出了对策：如所举之人，所试不职，举主连坐！(史实)
这也就是说，以后只要官员犯错，推荐他的人不管本人身居何位，一律都要担责。至于担责多少，就看犯错官员错误大小以及影响波及的程度。你说没法查？我有一百八十卷“册薄”在手，官员的升迁履历，一查一个准！你推荐错了，该办立刻办，该抓立刻抓。
这狠话说过没多久，高拱就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事上不封顶：南京右佥都御史吴时来成了倒霉蛋。此人是年举荐五十多人，却冒出好几位坑货。结果高拱立刻重拳出击，把吴时来降职调离。
有了这样的重要人物现身说法，滥举歪风顿时刹住。原历史上，后来万历年间的名臣，好些都是在隆庆四年至六年崭露头角，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就来自于这种零容忍的制度。
不过，比起“滥举”来，当时犯罪成本更低的还是腐败。
虽说明初时，太祖曾以严刑峻法惩治腐败，但到了嘉靖年间时，这事早已成了过去时。相反“贪酷者，例止为民”居然成了律条。
也就是说，一般官员犯下贪污腐败的错误，只要关系够硬，最惨最糟也不过是削职为民，就连家产也不会动。
就是这么神奇！可这样一来，哪怕官员落马回家，至少也能优哉游哉做个富家翁。如此“宽厚”的政策，官员们那还不敞开了捞？
而这一条，也是高拱一直深恶痛绝的，就任内阁首辅以前，就在各种场合开骂。待到就任内阁首辅，却是不骂了，只是不动声色地改了一个规矩：贪黩者仍提问追赃。
这个条令一出，立刻满朝哗然。哪怕是高拱这样的猛人，一度也被言官们骂出了花。可顶着重重压力的高拱，就从眼前一个个案子做起，每一桩都是这个硬规矩。
账目对不上？钱不知用到哪里去？送到上面去了？送到哪里追到哪，追不出就从你家里刨。不管你是州县小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世袭公侯，只要犯了法，都是这么办！
仅看高拱上任后的头一年，就有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保定巡抚朱大器等高官先后撞上了高拱的“枪口”，每一个都是连罢官带赔钱，一样都不少。
花天酒地、生意蚀本，最后赔不出来了？没关系，高拱说了，一年年赔下去就是，老子赔不完儿子赔，儿子赔不完孙子赔，反正直到连本带利赔完为止。
你想贪污落马后还做富家翁？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正是由于高拱如此生猛，如此“霸道”，如此“不循旧制”，偏偏他自己作风过硬，当官几十年家里没增一亩地，满朝官员望着他也只能干着急。
威望，就是这样产生的。
如果说很多人怕高务实是因为他的背景太大、圣眷太隆，那么更多的人怕高拱则是因为高拱的手段太硬、做事太绝。
而如今申时行被袁宗道一番话提醒，发现高务实现在极有可能要改变风格，成为第二个高拱，他一惊之后又是一喜。
惊的是高务实既然要学高拱，而其又身为户部尚书，接下去对南方商人的压制肯定是极为强力的；喜的是高拱昔日毕竟只对付官员，打击面相对来说还有个限度，而高务实这一下如果把整个南方商人都打压了，那么反对他的力量也就更大了。
作为金主而言，我之前投资的官员被搞下去，当然是一笔损失，但这还可以承受，因为接下去我另选目标再投资就是，损失的钱财反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转移嫁接一下就行了。
可如果高务实的打击面直接涉及到了金主本身，甚至是反过来薅起了他们的羊毛，这还怎么忍？哪怕花重金造声势，也一定要把这事给压下去，一定要恢复旧制不可！
申时行忽然心中窃喜，说不定在高务实新政的强压之下，整个南榜官员都会变成心学派，与打算薅他们羊毛的高党、实学派相抗争。
一旦事情闹大，搞得天下纷乱不堪，最终必然影响到皇上心目中的“伟业”。如此一来，高务实的圣眷还能维持下去么？
申时行甚至想到，原本高拱在位时便“得罪”了那么多人，那些人就算自己被整倒了，但他的老师、同年、门生、姻亲等又不一定全都会倒，这些人难道就没有积累对高拱的怨念？这些怨念难道不会转移到高务实这个“衣钵传人”头上去？
以前高务实圣眷太隆，这些人未必敢于表露什么，但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一旦他的圣眷被动摇了，还怕这些人不一拥而上，欲报昔日之旧仇吗？
申时行料定，高务实一定会在近期亮出他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这火还一定很旺。而以皇上对他的圣眷来看，自己多半无法在争论中取得皇上的支持，最终这火还是会烧下来。
不过没关系，现在申元辅想明白了。那火烧下来就烧下来，自己不必太过纠结，只要始终表示反对就行。
只要他作为首辅在朝中一直明确表示反对，那么被高务实这把火烧疼的官员和其背后的大商人们，就会不断地汇聚到他的大纛之下，成为他申元辅的坚强后盾，与实学派、与高务实不死不休！
眼下的局面便是袁宗道劝申时行等着高务实自己失误，露出破绽，而申时行不太同意，他认为等高务实出招可以，但自己不能无所作为，而是应该亮出旗帜，使自己成为整个南方商人乃至于南榜官员心目中唯一的救世主！
申时行微微眯起双眼，小声地喃喃自语：“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
袁宗道听得不甚真切，问道：“元辅言何？”
申时行看了他一眼，忽然展颜一笑，道：“本阁部说，伯修实乃宰相才也，好做，好做。”
袁宗道心中一热，难得地谦虚起来，拱手一礼：“元辅错爱，学生愧不敢当。”
申时行微微一笑，并不言语，心中却暗忖：错爱？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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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5章 《取用疏》
当天下人尤其是京师官员以各种心态等着高务实的三板斧时，高务实并没有让他们失望。
两日之后，高务实刚刚完成对户部各项工作的交接，并审视了万历元年以来历年的户部度支册薄，紧接着便有一道名为《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上呈皇帝。
当然，奏疏都是先经通政司而到内阁，是以头一个看到正文的，乃是诸位阁老。
《取用疏》开篇颇有意思，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高拱当年关于“义利之辨”的说法。
“臣户部尚书高务实谨奏：《大学》何以言主财？曰：此正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理财，王政之要务也。
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识义利，不辩公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殊不知聚人曰财，理财曰义，又曰义者利之和，则义固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
高务实是高拱的衣钵传人，以高拱昔日的观点作为此疏的开篇，政治用意十分明显。不过，他也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一直以来他也都赞同这一观点。
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辩私利，确实是一种高见。其中“聚人曰财，理财曰义”是批驳宋儒“以名为利”的观点。
与之相反的，则是高拱赋予了“义”和“利”全新的解释，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谓“义”，就是理财，是管理国家的财货；所谓“利”，当然就是聚财，聚集人才去创造财货。
由此而来，“义”和“利”就不再是抽象、虚空的概念，而是社会大众为国家创造的利益的总和。
如若一心只为国家谋利而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则义即利；反之则义非利。因此，“义”和“利”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公私之判”。
高拱对于公利和私利有着严格的划分，在他的著作《问辩录·孟子》中曾经这样写道：“孟子之学，最严于义利之辩，故于篇首发之，不夺不餍，是利而不利也。不遗亲，不后君，是不利而无不利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所以高务实一直很清楚，高拱所追求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也就是“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高拱的思想是当前朝臣们都很清楚的，高务实以此开篇先声夺人，即是提醒他人，他高务实是高拱政治理念的继承人，任何改革必以高拱当初的理念为基础。
同时，这也是团结实学派力量的一种手段，毕竟从“高党”到“实学派”，本身就是从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的政治集团，到以施政理念为纽带的政治集团的一种转变和升华。
接下来，高务实奏疏中继续写道：“盖谓有国家者，不当私其利于已，而以利为利；只当公其利于人，而以义为利也。盖以利为利，则失却人心而国家不可保，亦未尝利也；以义为利，则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财，其利为无穷矣。是则义利之辩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深省于斯？”
这一段则是像皇帝说明“义利之辨”为何重要。事实上，这一段不仅是强调“义利之辨”的重要性，也是为他的下文打下说理的基础。
“我国家以农为本，逐商为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训。农者天下之本，亦为财货之本，故古人皆以为农之为盛，则国必盛焉。然则天下皆农，果可行耶？臣不以为然。
臣以为农之为本，如树之有根，根深则蒂固，如此木即盛也。然木之为木，其势在干，其荣在叶。虽不可不察其根，亦不可轻其干、叶者也。
今臣有一言：无士则国不明，无农则国不稳，无工则国不强，无商则国不富。士农工商，虽有先后，独不可偏废，望陛下思之察之。
其如人也，士为其首，农为其身，工为其手，商为其足。倘只余士农，则其人不可行动，不可作为，乃与人彘何异？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荡，泽被天下，惜农悯农，制诰以训。天下社稷，历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终以重农悯农为要，诚推历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农为祖宗法度，却独不以兴修水利为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问及各衙，其必曰：太仓不足用矣，固不得大兴。
又问：太仓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滥用，民财不可尽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为大谬不然！”
奏疏写到这里，高务实该铺垫的东西已经铺垫完成，接下来就要开始“上干货”了。
“臣察前宋苏辙《收支叙》中，乃有元祐初年其户部收入数目，其言：‘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
经臣及同僚折算，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银一两约值一贯钱，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注：此处折算标准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合计约两千六百八十万贯。再加上加上按缗钱征收之税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总数约为七千五百万贯。
七千五百万贯本以堪称巨额，然此即为元祐初年前宋之岁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财务一分为二，一为户部左曹(元丰改制前为三司)所统率，由转运司、州县主官、市镇税官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其掌田赋、商税、酒税、常贡、征榷之利；
一为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所统率，由提举常平司、州通判、县丞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掌常平、免役、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
而前宋左曹隶户部尚书，右曹不隶户部尚书，因此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而苏辙《元祐会计录叙》中则又言：‘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
由是可知，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万贯钱，不过户部可以会计之正赋岁入，而户部右曹掌管之收入，甚至未计其内。如此观之，前宋疆域不及我朝，而岁入不啻十倍！以陛下之圣明，独不以为异哉？”
说上干货就上干货，高务实在这里比较了一下宋明两代的财政收入——他虽然只说了宋朝，但皇帝当然知道本朝岁入，是以不必多说。
至于结果，当然是触目惊心，以至于高务实用了“不啻十倍”来形容。接下来还没完，高务实又继续例证宋明两代财政收入差距之大，然后再从各项生产指标如铁器、粮食(大致估算的产量)、布帛、丝绸等产量来证明实际上大明的“生产力”实际上反而超过前宋。
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出另一个要素，他疏言：“故前宋岁入约一亿，而其田赋折钱仅约三千万贯上下(其中实物征收的米谷2445万石，折钱征收部分未知，但数目不会很大)，比重不过三成而已；非农之税款多达七成。故臣言：两宋之富不在农而在商矣。
然或曰：我朝宽民爱厚，所以行此历代未有之仁政，此正圣人之所倡，汝何以两宋苛政比之？
臣亦受圣人教化，自也倡导仁政，然则税之一事，非独减免既以为仁政者也！
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税用于君者，只为使君上切实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税用于臣等，只为使臣等切实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针一线，皆为牧民养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或曰：古有汤昌，亦有桀纣。我皇上固神文圣武，焉知后世子孙皆尽贤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赋尚有可限，重税岂非虐民？
又曰：官员任免虽有所制，然貌忠实奸、表里不一者自古未可尽察，若朝廷重税以征，其作奸犯科、贪婪自取者所获十倍于今则如何？
臣以为，此正早定规制之所急要也。凡税之所征，账目须清，一两一钱，来去明晰。此非独税法之所当变，户部等衙计度旧制亦当有所更易。入账出账，非一人可为；入库出库，非一人可掌。层层查漏，级级追缺。
凡账目不对，须逐级而对照；事出必究，穷十代而未尽！臣请效兵部四侍郎旧制，亦于户部另设二侍郎，分掌两新曹。此二新曹者，一曰审计署；二曰关税署。
前者专司审计，下辖六司。曰农业审计司，曰工矿审计司，曰商业审计司，曰关税审计司，曰度支审计司。
后者专司边贸海贸，下辖五司。曰边市司，曰海港司，曰陆缉司，曰海缉司，曰政研保障司。
其上两署十一司详情，臣已随疏具奏……”
内阁收到的这道奏疏后面，果然还附带了一封厚厚的条陈，详细说明他所提出的“审计署”、“关税署”连个“新曹”的作用、功能，以及所管辖的范围、要达成的目标。
此外，又对两署的十一个司做了具体说明，包括每个司成立的意义、功能、目标等等，全都详细说明了一番。
即便是申时行，对高务实的这道奏疏和“随疏具奏”的条陈也不得不心下赞叹。
尤其是附上的那封条陈，洋洋洒洒写了数万言之多，其关注的具体事务之详细，所作安排之周全，完全超乎申时行的想象。
申时行心中赞叹之后，又不觉深深警醒：高务实履新户部尚书不过三日，户部那么多官员能不能全部认得都不好说，怎么可能就搞出如此详细的新设两署计划来？任他高务实如何天纵英才，那也绝无可能。
因此只能说明一件事：这计划必是早已有之！
天知道高务实从什么时候起，就开始琢磨这些东西了！
但申时行左思右想，又觉得高务实此前应该也没有料到过自己会被调任户部尚书。毕竟以他六首状元的身份，哪怕曾经外放地方为官，回京之后应该也不会考虑从户部而入阁，而是走礼部入阁，或者干脆效仿他三伯高拱，再开一次大明的先例，由吏部尚书入阁！
反正高务实肯定是想着要入阁的，这一点申时行用脚指头都能想到。
既然如此，高务实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居然就琢磨起了户部这些事呢？他琢磨这些事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申时行以己度人，当然不会认为高务实这么做真的只是为了挽救大明朝。他的思路不由自主地开始跑偏：难道高务实认为他凭借“天下文胆”、“天下第一文帅”等身份还不足以固宠，还要把自己打造成为另一个蔡京？
(注：宋时蔡京所以受宠，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理财能力在徽宗看来基本无可替代，不过明代文臣则一般认为他的财政手段不过是苛政罢了。这里申时行以蔡京来比高务实，也是出自这一考量。)
一想到蔡京，自诩为正人君子的申时行不由得惊出一身汗来，昔日严嵩当政，便有很多人将之比为蔡京，可见蔡京极盛之时的权势和对皇帝的影响。
如今高务实对皇帝的影响恐怕已经不弱蔡京、严嵩当年，他现在又管着户部，甚至要把户部也搞成兵部那样的“四侍郎制”，先前申时行还只是觉得他的计划至少看起来颇为周详，如今回头一想……
糟糕，他这是在培植势力啊！
为什么这么想？且不说户部多了两侍郎之后，户部尚书的权威肯定更盛，就单说他那个“审计署”里头就有很大的猫腻！
被高务实摆在审计署六司最后一个的，叫做“度支审计司”，这个司虽然级别不高，只是个“司”，主官不过是正五品的郎中，但它权限极大！
有多大？中枢各衙门的财政用度，全都要经过它的审计！年初入账的时候要审查一番，年末出账还要归它核查，看你这衙门今年的开支是不是对得上，有没有瞒报，有没有滥用！
申时行倒抽一口凉气，额头上连汗都下来了：好你个高务实，你是要掐住整个中枢各部衙的脖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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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今天这章用古文写的地方有点太多了，我从晚上六点多写到十一点一刻。以本书的订阅情况来看，我这个“费效比”是真的太差太差了，如果换了高务实的话，我猜他一定会罢工。
第146章 狂澜巨浪
高务实的《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小石子，而是往海里扔下了一颗原子弹——它掀起的绝不是区区涟漪，而是惊世狂澜、滔天巨浪。
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起，一直就以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著称，怎么你高务实好的不学，偏要学那苛政猛如虎的前宋？
前宋“苛政”有多出名？明人提起之时，常言其苛捐杂税十倍于汉、五倍于唐，以至于广泛出现“不举子”。
举者，养也。不举子，就是不肯养育自己所出的子女。这么说或者太文雅了一些，不妨说得更直白一点：不举子也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税负是其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杀婴习俗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理说，类似于“不举子”这一类的现象，一般只会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
然而在“以富著称”的宋朝，即使是没有灾害与战争动乱的阶段，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现象，甚至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他被贬黄州，又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出自《东坡志林》）。
可不是只有苏轼记载这些，朱熹的父亲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也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然而要说杀溺幼婴风俗最盛之地，恐怕还属福建。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王得臣的《麈史·风俗》则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对此风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朝廷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过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然而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不仅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类似情况的记载绝非零星散记，实在举不胜举，可见宋朝的税负已经重到让人连人伦大道都顾忌不得的地步了。其实别说道德规范不了，连严刑峻法都已遏制不住。
朱元璋立国时便以绝前宋苛政为要，但高务实在疏文中依然毫不畏惧地拿宋朝举例并进行了对比，不是他活得不耐烦了，而是其中有些简单的数据就已经很能说明当下存在的问题。
宋朝既然“生产力”不及大明，那么其真实财货的丰富程度自然也是不及大明的。可是，宋人即便是盛行“不举子”之风的地区，人们好歹也还是先有“二子一女”之后，这才开始杀婴，此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苛捐杂税虽重，但三个孩子还是勉勉强强能够养活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宋朝收入近乎大明十倍，相当于税负也比大明也重了十倍，可是即便如此，贫民之家依然能养活三个孩子。那么，推而广之一看，大明的贫民之家岂不是能养活三十个孩子？这还叫贫民吗？这……是真的吗？
以上推论肯定不是真实情况，且不必说其他，单说大明民间那许多以自宫而求为宦官的人，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倒霉蛋？
自然不是，他们大多都是失地农民，本来就被盘剥得厉害，一旦出点什么天灾人祸，就只好行此下策。
但这里面还是略有不同的，即在大明活不下去的人主要以农民为主，了不起加上一些卫所军户。而宋朝活不下去的人却几乎不分职业属性，除了朝廷官员、皇亲贵戚等极少数人之外，谁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此回过头来一看，就会发现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农民的处境要好得多，虽然他们的“理论社会地位”比农民还不如，但其实过得远比农民要好。
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务实刻意渲染的“十倍论”，任谁来算这笔账都会觉得大明的这种“轻徭薄赋”，对农民而言似乎帮助并不算很大，反倒是对于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过分了——他们近乎没有税负了。
如此说来，咱们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来征税，最起码我征它个前宋的十一(十分之一)，这总不为过吧？
前宋的杂税加起来七千万贯，就算只征其十一，那也有七百万贯啊！
好，就算咱们的税种没有前宋那么多，就再打个对折罢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万贯啊！
(注：两朝的一贯都等于一两银子，但其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在宋朝和在明朝并不对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参考万历会计录]。只是这就太复杂了，我要这么写的话估摸会写成财政史，没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岁入，那意味着什么？几乎意味着连开藩禁这件事，都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了！而现在开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则意味着……
与“可能被加征商税”关系不大的官员们顿时兴奋起来，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征商税所影响的官员，则出离的愤怒起来。
别看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问题特意指出，说要加强监管，但官员们清楚，你再如何加强监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钱，就意味着控制这些钱的官员们越有权势，这总是颠补不破的道理。
更何况，朝廷一旦有钱了，最起码不会再给我们折奉、欠奉了吧？说不定还能再加一些“津贴”呢！
于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税”的官员就开始上疏支持高务实，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税”的官员则开始强烈反对高务实。
当然，世上总有理中客，不独后世键盘侠群体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样也有。于是也有一部分官员上疏呼吁，有的说推行商税“利弊参半”，有的说此事“成败难料”，有的说“兹事体大，不如缓行”，有的说“还需详细考究，再作计较”。
总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极。
不过，这些理中客的屁话成不了主流，在实学派与心学派争锋相对的当下，还是只有这两派官员的态度最为紧要。
实学派方面有两类风格的题奏，虽然因为高务实摆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来，好像都是支持高务实的，但其实还是有所分别。
其中一类算是高务实的铁杆支持者，这些人完全赞同高务实的意见，言辞之中几乎恨不得明天——不对，恨不得今天就开始全面征收商税，并立刻组建“审计署”和“关税署”。
另一类则是本来不同意或者有些犹豫要不要这么做的官员，他们只是因为高务实打着继承高拱遗志旗号而不得不违心表示赞同，因此他们在表示赞同之后，却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又说几句“缓和气氛”的话，大抵也就是要不咱们先搞个试点推行，亦或者咱们老成谋国，还是不可轻易全面铺开等说法。
虽然如此，但至少这一次实学派的总体表现要比此前团结不少，最起码没人跳出来明确表示反对。
不过心学派一方就不同了，他们的表现更加团结——清一色的强烈反对。其用词之激烈已经几近于骂街，疏文之中把高务实比作桑弘羊、蔡京等奸佞之流者，那是大有人在。
这样一来，高务实就创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记录：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满朝弹劾”。
如果只是被弹劾施政手段，高务实是可以暂不理会，先等皇帝表态的。但现在他被人骂做奸佞，按照大明官员的习惯，他就只能闭门府上，不肯出而视事了。
申时行是旗帜鲜明反对高务实《取用疏》的最高官员，但他作为首辅，对于题奏疏文之用词非常讲究，绝不肯胡乱拔高，去骂高务实“奸佞”，只是就事论事，找高务实疏文中的破绽。
申元辅觉得高务实疏文中最大的破绽，便是他因为要收商税而制定的新式财政制度。
首先，这些制度如要实现，都必须增加官员。例如高务实说“入账出账，非一人可为；入库出库，非一人可掌。”
这意味着全国上下但凡管账之人，都必须设置成“左右主官制度”，其中左主官管账，右主官查账。且不说这会不会造成左右主官互相敌视，引起不和甚至内斗，单说这么一来朝廷所要增派的官员，那就绝非一个小数目。
按照明人习惯于“小政府”的思路，你这就是人为的增加冗官，增加朝廷开支。换言之，就是变相的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管账的是如此，掌管各类库房的也是同样道理。而且申时行很清楚，大明朝的“库管人员”本就很多——因为各地都建有各种仓库，粮草、军器、布帛、贡献、仪仗等等，不一而足。
如此库管人员也要加倍，这要造成多大的财政浪费？
更不必说高务实的加强监管到底是不是能杜绝贪墨，那也是没准的事。
深悉官场之道的申时行太清楚这其中的猫腻了，别的不说，就说你右主官固然可以监督左主官，但倘若这左右主官两人合谋，一起贪墨分赃，你怎么办？
哦，你说你还有审计署？好，那我问你，你这审计署要多大的编制才能监督天下间如此数量巨大的账目、仓库等机构？我就是给你一个都察院，只怕你也管不过来吧！
申时行的奏疏写到此处，就开始引出他们心学派的“道统级论调”：治理官员，还是要看教化，不能仅靠这些“平白无故增添人手”的手段，唯有人人为君子，道德出众，自律严谨，这才能清明吏治，才能真正轻徭薄赋、与民生息。
申时行的奏疏呈递去司礼监之后，他才看起百官们对高务实的弹劾。这一看不得了，他发现可能要出事了。
一些和他类似，“就事论事”的弹劾也就罢了，关键是弹劾之中混入了很多弹劾高务实“奸佞”、“遗毒”甚至“谤君”的说法。
这其中最让申时行惊出一身冷汗的，就是弹劾高务实“谤君”。
谤君？高务实怎么就谤君了？
还真有，这些奏疏都抓住高务实《取用疏》里的一段话开始怒斥：
“或曰：古有汤昌，亦有桀纣。我皇上固神文圣武，焉知后世子孙皆尽贤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赋尚有可限，重税岂非虐民？”
有人说：古时候既有商汤、周文(姬昌)这样的明君，也有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我皇上虽然英明神武到了极点，但怎么知道皇上的后世子孙也是个个都像皇上这样完美呢？万一要是有一两个不肖子孙，则我朝制度若是轻徭薄赋，那还影响不大，因为那不肖的皇帝也能浪费的钱财也还有所限度；可如果已经开始收了重税，这不肖的皇帝岂不是拿着百姓的血汗在挥霍无度？那是虐民啊！
从行文的角度而言，高务实这段话属于“设问”，因为他后面有“自答”。从道理上来看，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假设——谁还能保证自家从来不出不肖子孙吗？
然而问题在于，你假设谁家可能会出不肖子孙都没关系，但你怎么能假设天家出现不肖子孙呢！
为什么不能这么假设？因为哪怕天家真的出了不肖子孙，当这个不肖子孙成了皇帝，他依然是你的君上，你说他不肖，依然就是“谤君”！
所以此处的“谤君”，不是说他毁谤了今上，而是毁谤了将来的皇帝(们)！
这是你为人臣子该做、能做之事？
于是，很多弹劾都把高务实的这个罪名摆在了首位，惟独首辅申时行看得冷汗涔涔。
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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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不与闻
申时行与其他那些官员最大的不同，不在于他是首辅，地位高了一大截，而是在于申时行从皇帝还在做太子时就担任其“同知经筵事”，对皇帝的了解远超同派系内的其他官员。
同知经筵事，简单类比一下就相当于后世的副班主任。太子殿下当时的“班主任”是高拱和朱希忠——当然这是为了表示储君需要文武兼备而设置，实际上朱希忠只是挂名而已，真正的“班主任”是高拱。
可是，彼时的高拱作为内阁首辅，又兼着吏部尚书，光是政务的处理就已经无比繁重了，哪里还真的能够履行多少“知经筵事”的职责？他了不起也就是掌握一下大方向，实际工作基本都只能丢给时任礼部侍郎的申时行。
换句话说，申时行当时就是“副班主任代理班主任”，是对朱翊钧最为了解的“帝师”。
在朱翊钧的思想动态、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掌握上，天底下能排第一的人是高务实，而紧随其后的就要属他申时行了。
朱翊钧用人的习惯，不惟高务实一人了如指掌，他申元辅同样心知肚明。对于自己信任的臣子，朱翊钧任何时候都“很好说话”；对于信任的臣子要办的事，他也能够全方位的给予支持——除非在这种支持力度之下你都能把事办砸，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具体到高务实这次的事情上，朱翊钧本身就很可能会表示支持，因为高务实的这个户部尚书本来就是他亲自“宸断”并提出的，内阁及九卿的廷议实际上只是“补票”，所以此时想劝他出面拦住高务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申时行“就事论事”的奏疏就是为此而上。
但偏偏这些官员不知轻重，甚至还找错了突破口。
以朱翊钧对高务实的信任程度，你污蔑高务实什么玩意不好，你要污蔑他谤君？
哦，你说你弹劾的是高务实毁谤后来的皇帝而非今上，那我倒要问一问了，后来的皇帝是谁啊？皇上现在连太子都不肯立呢，你指望皇上现在会关心这茬？
更何况，高务实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户部尚书？对，没错，但是……还有呢？
他是太子太师啊！你们就这么不把加衔当乌纱帽看吗？
人家是太子太师，连批评太子都是职责所在、分所应当的正经事，奏疏里提一句担心皇子们将来教育成效的话，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话，甲能说而乙不能说，这再正常不过了。就好比你是当爹的，你谦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自然无可指摘，但倘若别人跑来说你儿子是“犬子”，你不要气得想打断他的腿？
所以，高务实顶着太子太师的帽子说这句话根本没有问题，如果非要说有，那也只能是在他完全失去圣眷之时才能说，因为那种时候就好比严嵩倒台之前——皇帝已经腻歪了，根本不想再看到他。
可是，高务实失去圣眷了吗？皇帝腻歪他了吗？
没有。不仅没有，事实上从皇帝亲自宸断任命他为户部尚书这件事就看得出来，皇帝对他的依赖程度其实反而更高了。
申时行很清楚自己作为心学派当代党魁的压力来自哪里：年轻的皇帝陛下一门心思要完成二祖列宗未尽的事业，覆灭残元，消除北疆最后一点军事威胁，混一寰宇，处中国而治万邦。
然而要达成这一目的，最重要的事情归根结底其实就两点：军力和财力。
军力不止是兵力，还包括装备、士气、训练、将领、后勤等各个方面。纵观大明，在这些要求上最为符合标准的无非就是宣大、蓟辽这“京畿两翼”，而在这两翼的精华之中，除了一个李成梁所部之外，几乎全是高务实的嫡系或者旁系势力。
再加上高务实本人经过数次大战的胜利，早已战功彪炳、威名赫赫，“大决战”不用他用谁？难道皇上会用我申时行去带兵不成？
甚至可以这样讲：皇帝如果不派高务实去打这一仗，指派谁去都必然会有人不服，甚至那个人自己都未必敢接这道旨意！
文官的“望”可以养出来，但文帅的“望”，那是只能打出来的！
昔谢安说“小儿辈已破敌”的时候好像很镇定，可是当朋友惊喜而去，他自己出门的时候居然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差点摔跤，待站稳之后便仰天长笑，喜极而泣。
说明什么？说明以当时谢安的地位和威望，在没有一场决定性大胜在手的时候，自己心里都不是那么托底啊！只有当这场大胜稳稳当当拿到手了，才算是真正成了东晋王朝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
然而高务实呢？他在大明虽然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但要说在文臣中的威望，肯定还是比不过当时的谢安。然而，如果只是单说用兵这一块，他却比淝水之战前的谢安更让人有信心。
扪心自问，哪怕是他申时行，也信得过高务实的用兵之能。作为最大的“反对派”都是如此，其他人自不待言。
所以，在“军力”这一要点上，皇上对高务实必然是寄予厚望的，用此前数次高务实被劾之后皇上安抚他的话来说，那就是“朕深倚之”。
本来，有这么一个要点被高务实占据，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稳固了，古人云“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如今兔没死、鸟未尽，高务实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动摇，这就已经让申时行觉得非常棘手。
可更麻烦的事情出现了：皇上认为高务实不仅是在打仗方面无人能及，于理财一道也是同样厉害，所以当目前的最大的麻烦由军事转为理财之后，居然又抓住机会“以爵赏换晋升”，把年仅二十五岁的高务实直接推上了户部尚书这个要害位置上。
平心而论，其实申时行也觉得高务实在理财方面肯定是很有一手的——这是屁话，看看人家的京华就知道那不是有“一手”，那是有“圣手”啊！
不过，多年来的固定思维还是让申时行有一种怀疑，即高务实的手段用来“齐家”或许没有问题，但用来治国却并不一定那么可靠。
高务实的“买卖”申时行虽然所知不详，但大概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京华买地几乎从不买田，只买矿山煤田或者海港商地之类——其实这是个误解，京华在安南等南疆各国现在有大量的田土，只是申时行不了解罢了。
申时行认为，这代表高务实内心深处不仅不重农，甚至很可能轻农。别看他在《取用疏》中说什么“无士则国不明，无农则国不稳，无工则国不强，无商则国不富。”其实这家伙心里真正看重的只有工、商。
看看京华就知道，他发家靠的就是工、商！
虽然申时行觉得高务实的立场很扭曲，明明发家靠工商，还偏要在工商两道征税，但申时行觉得这可以解释为高务实为了固宠而不择手段。
但是，你自己为了固宠而宁肯多缴税也就罢了，凭什么也要求其他人都和你京华一样？你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储相”，难道其他人也个个都是储相？
当然，这一点暂时不必多想了，反正高务实连奏疏都上了，指望改变他的主意还不如指望改变皇上的主意，至少皇上目前还没表态，还有机会争取。
只是正如以上所言，皇帝以覆灭残元为第一要务，军事上又不得不倚重高务实，现在还在把理财的希望也寄托到了高务实身上，申时行知道，想要改变皇帝的主意也是难上加难。
但申时行还是觉得，不同于军事上高务实已经处于无人可与之相争的地位，他在财政上即便有京华作为牌面，也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还是可以努力争取的。
正面上可以说他轻农，侧面上可以说他的计划不具备可行性，这都可以尝试，惟独骂他奸佞，说他谤君这些事是毫无意义甚至可能会起到反效果的。
申时行望着一堆找错了突破口的心学派官员所上的奏疏，一时默然无言，心里已经开始考虑起要如何挽回了。
这些奏疏是公开呈上的，本来是想营造出一个“满朝倒高”的局面，让朱翊钧不得不考虑“众议”的威胁。然而现在反而成了麻烦——公开奏疏可不是谁能强压的，尤其内阁不可能强压，因为奏疏经过通政司之后就相当于天下官员人人都能知道。
这个局面和某些权宦蒙蔽皇帝不同，权宦蒙蔽皇帝，是因为该权宦能够完全控制司礼监，而且他只需要将皇帝一个人蒙在鼓里就行了，从“操作难度”上来讲不算很高，只是危险性比较大——出事了多半要被清算。
内阁却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文官集团的层级更复杂、机构也太多，哪一个环节走漏风声都会闹大。而且申时行也谈不上什么一手遮天的权臣——哪怕严嵩也没那个本事呢，何况申时行？
所以现在申时行想要挽回也很麻烦，首先他作为首辅又恰好是今日的执笔阁臣，这些奏疏他都要票拟——不需要票拟的奏疏是有的，比如只涉及天家家事或者只涉及皇帝本人的，内阁可以不作票拟，直接转呈就好。
现在这些可不是这种类型，所以申时行都得票拟。要票拟，那么申时行就不管怎样都得表明一个态度——哪怕打太极呢，那也是一种态度。
可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申时行觉得非常为难。
认同这些说法无疑是最愚蠢不过了的，原因刚才已经说过，那只会让深深倚重高务实的皇帝觉得心学派在无理取闹。如果他申时行也表示认可，皇帝甚至可能会认为他申元辅已经完全失去了公正立场，不再是一个本应该“调理阴阳”的宰辅，这种圣意对他来说完全是致命的。
明确反对这些说法似乎也不是最佳选择，这会让外人认为心学派内部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以至于下层的御史言官开始与顶层的阁老甚至首辅公开叫板，或者就是首辅对本派系内部的下层言官失去了控制。
无论哪一种，都是政治灾难。
而且还有一件事申时行绝不敢忽视，那就是沈鲤已经改任左都御史了，本身心学派在其“大本营”之一的都察院现在就要时刻警惕实学派的“反噬”，他这个首辅怎么可能还在这种时候同自家的言官过不去？真要这么做了，那就是亲者痛仇者快啊。
同意不行，反对也不行，看起来只能打太极了。
然而打太极也不靠谱。这么多人上疏弹劾高务实“谤君”，皇帝要不做出个明确的态度来严斥甚至严惩这些人，高务实铁定会上疏请辞，到时候就轮到皇帝坐蜡了——现在的这些目标也好、规划也罢，乃至于实际主导，都是高家伯侄一手操弄下来的。高务实要是现在拍拍屁股走人了，皇帝怎么办？
这些事还干不干，干的话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不干的话面子又往哪放？
所以皇帝的态度完全可以预料，他肯定要保高务实，因为保高务实就是保他自己。
这也是申时行不主张弹劾高务实的主因：你反对他的提议可以，搞他这个人就完全是作死，因为前者是皇帝还没有表态同意的，而后者……相当于让皇帝公然自己掌嘴。
这事儿穆宗都不肯干，你们指望今上会肯？还以为是两宫摄政的时候呐？
于是申时行枯坐许久，思来想去，发现只能跟皇帝站在一边反对，但是用词却要十分慎重，一定要尽可能的淡化影响。
换成后世的法律术语来说，大抵相当于“有罪罪轻辩护”——你们这么说是不对滴，但是呢，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问题呢也不是很严重，所以……下不为例啊！
申元辅终于决定下来，亲自研墨，提笔挥毫，在一封弹劾高务实“谤君”的奏疏票拟上一丝不苟地用台阁体写下一段话。
“高务实前疏所论，兹事体大。尔曹急于维护祖制，其情可悯。然遽言谤君，实乃危言耸听。不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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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 谤君案(上)
自万历十一年徐阶去世，心学派内部再也无人能与申时行相比，纵然以王锡爵那样的士林名望，毕竟其官场地位远逊于做了十余年阁臣的申时行。这一次王锡爵虽说终于入阁，可也是申时行强力举荐的，这也更坐实了申时行心学第一大佬的位置。
作为心学派当仁不让的牌面人物，申时行对于讲学的热衷略逊于徐阶，但其官场上的手段如今恐怕已能与昔日的徐华亭平分秋色。
别的不说，单说他今日这票拟就很能证明其手段。
“高务实前疏所论，兹事体大。尔曹急于维护祖制，其情可悯。然遽言谤君，实乃危言耸听。不与闻。”这票拟一共四句。
第一句先对整件事的起因定性：“高务实前疏所论，兹事体大。”
这件事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高务实《取用疏》里谈到的事。这件事怎么定义呢？申时行无比谨慎地只用了“兹事体大”来形容。
“兹事体大”本身不算定义，但申时行作为内阁首辅，“不给定义”本身也是一种定义，即他认为事情很严重，应该审慎。
由于皇帝还没有定义《取用疏》，所以申时行这么做，既给了皇帝面子，又表达了自己“谨慎反对”的立场，而且这个反对的态度还不会过激。如此，万一将来和皇帝的定义相左，也可以及时调整过来，不至于把自己卡死在某个立场上回不来，和圣意直接冲突。
第二句是对言官们指责高务实谤君这一现象的定义，这个定义就不同上一条，显得非常断定：急于维护祖制，其情可悯。
按理说，“急于维护祖制”就已经是很确切的定义了，是一种对他们的行为明确表示赞同的意思——毕竟“维护祖制”在大明属于“政治正确”，而“急于维护祖制”那更说明这些言官觉悟很高，一看见有人要动摇祖制，急得不得了。
可是，为什么申时行还要加一句“其情可悯”呢？须知这个词一般适用于对犯错之人给予原谅之前呀，你怎么一边肯定他们的表现，一边又暗示他们做错了？
原因在于第三句，“然遽言谤君，实乃危言耸听。”
这句话十分精妙，首先就妙在这个“遽言”——这个词要与上一句的“急于”联系起来看。意思是由于这些言官觉悟很高，对于动摇祖制的事着急上火，因此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有些急火攻心，难免会考虑不周——看看，又是巧妙开解罪名的做法。
紧接着，申时行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你们这是“危言耸听”。
“危言耸听”也是个妙词，用这个词意味着高务实的《取用疏》的确很吓人。只不过呢，你们还是太不淡定了，本阁部认为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你看看，既表达了对《取用疏》的担忧，同时又认为情况还没有言官们说的那么严重，事情还是可控的。如果延展开来思考，申时行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就是目前整件事还“未有宸断”，还可以挽回——所以这同时也是对皇帝的暗示。
与此同时，“危言耸听”也是对言官们“遽言谤君”的最终定义：罪名不大，也就是说得夸张了一点——言下之意是他们的动机没有问题，甚至思考方向也没错，只是在危险程度上出现了误判。
申时行虽然没学过物理，但看来有个道理他很清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而误差不可避免。他这里的话，意思就是说言官们说高务实谤君，性质上不算“错误”，只能算是个“误差”，所以情有可原。
好，所有的道理都在这看似简单平淡而其实精妙绝伦的区区三十四字里说得清清楚楚了，接下来，作为首辅的票拟，他就要给出“处理意见”了。
“不与闻”就是申时行对这些弹劾的处理意见。
什么叫“不与闻”？最简单的表述：就当没听见。
我都“没听见”，那自然就既谈不上同意你们的看法，也不至于因此追究你们的责任。
你要问原因？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
至此，正常情况下来说，无论皇帝、内阁、高务实、言官们，全都被申时行的四句话重新安放在了可进可退的位置上，无论哪个方面、方向，都不至于立刻爆发冲突。
什么叫八面玲珑？这就是八面玲珑。
什么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该表明的态度，我表明了；该淡化的问题，我淡化了；该保护的人，我也保护了。
论打太极，申时行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代宗师。
前后共计二十七道奏疏弹劾高务实“谤君”，全被申时行用同样的票拟贴在上头，与其他奏疏和票拟一道呈送司礼监。
司礼监能够“按例批红”的部分从来不包括这种弹劾重臣的弹章，因此黄孟宇看到之后不能处置，只能以原件转呈皇帝御裁宸断。不过，黄孟宇在震撼于心学派这次对《取用疏》反应强烈之余，又不得不对申元辅的太极圣手叹为观止。
卧槽，“谤君案”你都能圆回来？元辅牛逼！
“读书还是有用的啊！”黄大掌印亲自捧着一叠奏疏往乾清宫而去，口中喃喃自语：“这两位状元公之间的战争，别看铳不响马不嘶，可我老黄就只差一点便要看不懂了。”
黄孟宇虽然本不是朱翊钧的嫡系，不过对于皇帝而言，其实也没差——大明的宦官再如何“权宦”也只能依附于皇帝生存，可不像唐末的权宦一样完全掌握着神策军那支中枢禁军，可以肆意妄为到随意废立。
黄孟宇作为任职十几年的司礼监掌印大太监，亲高务实是可以的，但归根结底他还是皇帝的亲信，否则哪里坐得稳位置？
因为是亲信，黄孟宇一进乾清宫西暖阁，坐在御案前一边端着铜爵一边看书的朱翊钧便瞥了他一眼，主动开口问道：“如何，弹章如雪吧？”
黄孟宇满脸堆笑：“一切都瞒不过皇爷的法眼，真个是弹章如雪——还是腊月里的那种。”
朱翊钧被他说的话逗得忍不住哈哈一笑，道：“无妨，瑞雪兆丰年，雪大一些也未必一定是坏事。”
说着，朱翊钧已经放下酒杯，把一卷书册也随手扔回了桌上，朝黄孟宇招了招手，同时又问道：“都是怎么说的来着？是骂求真欲行苛政，还是骂他与民争利？亦或者……骂他要效牛李之争？”
黄孟宇捧着奏疏和票拟一边上前，一边微微喘息着回答：“这些都有，还有一些皇爷没提到的说法呢。”
这话似乎略微出乎朱翊钧的意料之外，他诧异着，眼珠一转，问道：“哦？还有什么呀？”
黄孟宇把奏疏小心翼翼往御案上放，同时答道：“有二十七道奏疏弹劾大司农谤君。”
朱翊钧愕然一怔，微微皱起眉头，思索着反问道：“谤君？哪有谤君？他们这话是怎么说的？”
黄孟宇作为司礼监掌印，这些奏疏自然是已经看过的，不过他却不肯回答，反而苦笑道：“奴婢虽然看了，但……也有些难以理解，要不皇爷还是亲自过目吧，奴婢实在不敢妄言。”
黄孟宇这话也有些门道。他堂堂司礼监掌印，看了弹章居然“有些难以理解”，言下之意自然是说这些弹章中的说法完全是无理取闹。而所谓“不敢妄言”，只不过是因为他作为宦官，在皇帝没有定义之前不好胡乱置评罢了。
既守了规矩，又打了埋伏，提前给了皇帝一个心理暗示，让他先入为主的怀疑起这些弹章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黄孟宇虽然读书不算多，但这些手段可也不差，否则岂能在司礼监掌印这种树大招风的位置上一干十几年？
皇帝的眉头果然皱得更深了，不在言语，伸手取过一本奏疏便看了起来。
这道奏疏是申时行的，不算弹章，而是议论，也就是申时行“就事论事”反对高务实《取用疏》的那一篇。
这里有个小门道值得提一句：任何奏疏从司礼监送到皇帝手里的时候，都不是按照奏疏的进呈时间顺序来排列的，而是由司礼监决定这些奏疏的顺序，谁摆在第一个，谁摆在第二个，以此类推。
可别小看了这一点似乎可有可无的权力，其实这“一点”权力的威力那是一点也不小，有些时候甚至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做个假设，今日的奏疏有一件喜事、一件坏事，上奏喜事的官员不为司礼监掌印所喜，反而上奏坏事的官员与掌印公公关系甚佳。那么，掌印大太监就可以操弄一下，把喜事奏疏放在前头，坏事奏疏放在后头。
如此一来，皇帝先看了喜事，心情高兴，接着再看坏事，就会觉得这坏事也没那么坏了，会在自己心里暗示自己不要为此扫兴。这样一来，上奏坏事的官员就借了上奏喜事那位官员的光，把自身的危险化解掉了——至少是化解了最危险的那一级，如原先可能丢官的大错，或许最后皇帝就只罚了他半年俸禄等等。
反之也是一样，这两位官员里头，上奏喜事的是掌印大太监的“朋友”，而上奏坏事的官员与掌印大太监关系不睦，如此掌印太监便可以把坏事放在前头，把喜事放在后头。
这么做效果就截然不同了：皇帝在这一天里拿到的第一份奏疏就是坏事，大为扫兴，搞不好一怒之下就是严惩。紧接着拿到喜事奏疏，由怒转喜，自然大大夸奖，认为这位官员办事得力，当然要重赏。
为何官场上一贯讲究“领导身边的人要当领导看”，道理就在这里了。只需要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我要照顾你，就可以让你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要处理你，就可以让你疑似银河落九天。
四两拨千斤啊！
黄孟宇今天的奏疏排序虽然没有这么直接，但也是有讲究的。
首辅的奏疏摆在头一位，皇帝看了肯定不会有任何生疑，所以朱翊钧显得很平静。
申时行的奏疏虽然在抨击高务实这一方面并不厉害，既没有说他欲行苛政，也不曾质疑他要与民争利，当然更不会骂他要效牛李之争，但申时行却非常严谨而又严肃地质疑了《取用疏》里提到的办法是不是具备可行性。
按照申时行的说法，高务实这套办法至少需要“增补官吏近千”。于是，不仅官吏缺口巨大，而且还会导致严重地冗官现象，增加朝廷负担不说，还可能导致“理财官左右敌视，库管官相视如仇”。
不仅如此，一旦这两类官吏出现互相勾结的情况，那么这样的增设就更显得毫无意义而且弊端百出。
申时行还提出假设，即朝廷既然全面开征商税，那么这些官员经手的钱粮物资都可能大增，在这样的巨大利益诱惑之下，难保没有“道德不坚者”同流合污的现象出现，这就更是加剧了民间的负担，“此必仁君所不能忍也”。
除此之外，申时行还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很多细节提出了质疑，朱翊钧一条一款地逐个看完，眉头紧锁。黄孟宇在旁边虽然看似平静，其实手心都汗湿了，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好一会儿，朱翊钧才把申时行这道奏疏放在一边。黄孟宇注意到，他放申时行奏疏的位置不是平时放朱批完成的奏疏所在，而是单独放在一边。
这个动作黄孟宇很清楚，那意味着皇爷暂时难以决断，所以单独先放着，待会儿回头细想一番再做道理。
黄孟宇明显松了口气，人也淡定多了，虽然整个人连晃都没晃动一下，但却悄无声息的把手心的汗水在蟒袍的下摆上擦了擦——他的蟒袍得赐很久了，这在司礼监掌印中也并不少见，只不过不是高务实身上那种坐蟒袍，而是如戚继光一样是行蟒袍。
朱翊钧顺手拿起第二本奏疏，目光在奏疏表面申时行的票拟上扫了一扫，顿时眯起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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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都没注意，原来今天31号，又到月末了啊……
第148章 谤君案(中)
是日下午，司礼监将奏疏及朱批送至六科。
“六科”即六科给事中，简称六科。六科之任意一科均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均为从七品，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察六部事务。
六科享有“科抄”、“科参”及“注销”之权。其中“注销”是指圣旨与奏章每日归附科籍，每五日一送内阁备案，执行衙门在指定时限内奉旨处理政务，由六科核查后，五日一注销。六科还可以参与廷议、廷推，参与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监督其执行。
当然，六科最为后人所熟知的大权，在于其有权封驳圣旨，近乎唐时之门下省。因此六科的诸位都给事中虽然只不过是区区正七品，但却为世人尊为“大都谏”、“大给谏”，当然还有一个很现代化的称呼，叫做科长。
至于六科本身，尊称就更气派了——鸾台。
唐时，武则天当政，曾将中书省改为“凤阁”，门下省改为“鸾台”，时人以鸾台称六科，可见六科品级虽低而地位超然，比拟门下。
同样是武则天时期，曾有一人说过一句极为著名的话：“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这个道理在大明亦然，虽然皇帝的圣旨、诏书都可以不经内阁、六科而直接下发到人，但那样的圣旨在世人眼中是严重缺乏合法性的，也即所谓的“中旨”。理论上来说，如果当事人比较有脾气，可以直接拒接，皇帝很难以抗旨而论其罪。
今日的朱批，其中一大半都被直接送往户科，意味着这些朱批都是与户部或者户部官员有关的。
如果说此前的都察院是心学派的主阵地，那么六科就是实学派占优的一处战场。这样的布局是高拱时代就已经奠定下来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实学派在彼时朝堂全面占优的情况下顺利推行自己的施政纲领，否则圣旨都下不来，事情就不好办了。
时至今日，时任户科都给事中的“大都谏”是一位熟人，大名萧良誉。其兄乃是万历八年三鼎甲之一、排名仅次于高务实的榜眼萧良有。
七年时间过去，萧良有依旧留在翰林院，继续做他的“储相”。而其弟萧良誉因是当年第二甲第五十六名，虽然在此后的馆选中堪堪入围，也做了庶吉士，但散馆之后很快便脱离翰林院而外任了，好在毕竟是庶吉士，依旧留京做了京官。
七年下来，他从工科给事中做到兵科左给事中，又从兵科左给事中做到户科都给事中，终于做到了“大都谏”之一，可谓是位卑而权重。
今年是他上任大都谏的第三年，由于制度所限，大都谏不能久任，所以他也一直有些忐忑，不知道自己的仕途将走向何方。
其实说起来，尽管六科给事中的品秩不高，只相当于地方上的知县，但其仕途却很广阔，升迁也很便捷，远非其他同级别官职所能比拟。在很多明代史料中都可以发现，不少六科给事中都是连升几级，其中都给事中一下子从七品跳到三品的都有。当然，只到四品、五品的那也很多。
正因为仕途前景的“弹性”如此之大，当高务实履新户部尚书之后，萧良誉就已经打定主意，一定要好好配合，不给高务实的施政造成麻烦。
这么做，一来是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毕竟他和高务实本来就是同年，其兄萧良有更是高务实的好友，兄弟二人都是实学一派，脑门上金光闪亮的刻着一个“高”字；二来也是为了报答实学派尤其是高务实对他的关照——新科进士第五年就混到大都谏，那可不是徐阶举高拱入阁那样的顺水推舟，不是谁都有这样好命的，这背后显然有高务实的一份力，一份大力，所以萧良誉不能知恩不报。
不过，平心而论，萧良誉也没料到高务实履新第四天就会闹出今天这样大的风潮来，都察院那边的心学派言官这次宛如发了疯，今日几乎一个不落地上疏弹劾高务实，足有好几十号人。
这架势，和当年徐阶制造“满朝倒拱”局面的气派也不遑多让了。更何况据萧良誉所知，申元辅本人似乎并没有亲自指挥这次风潮，全是心学派言官们自发的，可见高务实《取用疏》激怒他们之深。
面对此情此景，萧良誉虽然也有些心中不安，但更多的还是兴奋——终于捞到这么好一个表明立场的机会了！
上天入地，就看这一次的表现！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萧良誉一大清早的时候就吩咐吏员给自己煮了老大一壶浓茶，以免到时候“找茬”精神不济。
这些浓茶或许真的发挥了一些作用，所以当奏疏、票拟和朱批一同送来的时候，他的精神不仅是好，简直称得上亢奋。
萧良誉看到的第一份朱批，便是针对申元辅奏疏的答复。今上的御笔真迹一贯很漂亮，这次也不例外，上面的话不多，只有短短两句：
“先生老成谋国，所虑甚详。高疏所未言及之处，朕当召对细问。”
萧良誉看了，不仅喜上眉梢。
皇帝这朱批虽然非常照顾“申先生”的颜面，先夸他老成谋国、所虑甚详，然而却并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将高务实的《取用疏》驳回。皇帝只说对于《取用疏》中没有说明详细的部分，会传高务实召对，细细询问明白。
看来，皇帝在首辅与第一信臣之间也很难一言而决，干脆让他们先“打个平手”，等问明白了详情再做决断不迟。当然，也不排除皇帝只是故作公允，其实心底里早有主见，召对高务实不过是打消外界质疑的一种手段罢了。
只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皇帝到底有什么样的主见，却也不是外人看得出来的。
昔日的少年天子，如今是真的长大了，已经开始有了那种“天威不可测”的手段与风范。
这道朱批没有什么问题，萧良誉仔细再看了两遍，规规矩矩签字画押并用印，然后拿起下一道朱批。
这一道朱批，萧良誉光看字体就知道皇上动怒了——这上面的字显得铁画银钩，峥嵘尽显，绝非上一道朱批那种藏锋重蓄的典型赵体。
不止是字如其人，其实从一个人的书法之中甚至还能“字见其神”，即看出书写之人当时的心情——当然这只对有较高书法造诣的人有效，春蚓秋蛇的水平就另当别论了，那玩意啥也看不出来。
这道奏疏上的票拟就是申时行的那不到四十个字，而奏疏本身颇长，萧良誉不打算先细看，而是直接看了最后的朱批。
“高务实忠谨昭著，公清素闻，朕久已深悉。尔以狂悖浅薄，疯言臆语，诽谤部堂，离间君臣，是何居心？着下镇抚司着实打问来奏！”
“啪！”萧良誉猛然一拍桌案，兴奋异常，忍不住大笑三声。
“下镇抚司着实打问来奏”可不是说着玩的，这话属于“专用”，实际上就是后世所谓的“下诏狱”，而该员也就是钦点的重刑伺候对象。一般而言，皇帝只有在怒极之时，才会在朱批中直接点名“下镇抚司着实打问”。
不过，正如皇帝打臣子廷杖的时候一样，不同的说法代表着不同的惩罚程度。
比如皇帝说“廷杖二十”，这个是没事的，板子必定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完之后拍拍屁股就能自己走回家；如果是“拖下去重责二十”，这个其实问题也不大，一般来说皮开肉绽是跑不了，但受苦的只是皮肉，不会有“内伤”；然而如果皇帝在这句之后又补上“着实打”三个字，那就大事不妙，多半是要打死人了，但皮外伤反而不会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都是有说法的。
这里的“下镇抚司着实打问来奏”同样也有说法，一般有几种不同的程度，这一种算是不高不低。
如果只讲要在诏狱用刑的说法，那么其中最轻的就是“下镇抚司打问”。这种用词之下，由镇抚司自行掌握用刑的轻重。
本书前文曾有言，如今锦衣卫中的文臣子弟荫官已经越来越多，再加上锦衣卫在一般情况下也不愿意和文官集团完全对着干，所以皇帝如果只是这样说，那么打虽然是要打，但锦衣卫通常只是做做样子，绝不会打死打残。
如果犯官还有其他朝臣上疏援救，甚至是高官的援救，锦衣卫方面了不起意思意思，屁股打红松松皮也就完事了。当然，犯官本人的家眷聪明的，给镇抚司方面送了银子的话，连“松松皮”都可以免掉。
最严厉的则是“下镇抚司着实打问”，这种用词之下，锦衣卫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皇帝必定是为之震怒了，于是东厂肯定会派人监督。这就没有通融的办法，只能“着实打”，而文官们一般体格也就那样，真正“着实打”是很容易出人命的。
“下镇抚司着实打问来奏”之所以不是最严厉的，就是因为它多了“来奏”二字。既然还要“来奏”，那你锦衣卫显然就不能把当事人直接打死了，当事人都死了你还来奏个鬼？那不是要说什么都随你的便了？
文官集团肯定也会在这里头抠字眼——他们的确对抗不了盛怒的皇帝，但揪你锦衣卫的小辫子还是办得到的。所以，锦衣卫也得谨慎，在皇帝这种用词之下，最重就是打成残废，但一定不会打死。
既然都不会打死，萧良誉这么兴奋做什么？
道理很简单，今上自继位以来凡十五载，对于言官最重的处罚也只是“下镇抚司打问”，这一次还是头回出现“下镇抚司着实打问来奏”，属于破天荒。
萧良誉兴奋过后，唏嘘着自言自语：“到底是十载同窗，还是司徒的面子大啊！”
只不过，感慨归感慨，皇帝会如此震怒的原因萧良誉还是要搞明白——申元辅的票拟就贴在弹章上面，明明是打算装傻充愣保护同派言官的，为何皇上没给面子？要知道刚才那道朱批里，皇上对“申先生”还是很给面子的嘛。萧良誉这才仔细看起这道弹章来。
过了一会儿，弹章看完，萧良誉忍不住轻哼一声：“取死有道。”
原来这道弹章的问题出在无限拔高和无限扩大化，它并不只是如申时行票拟中提到的说高务实“谤君”，还扯了很多其他有的没的。
比如他在弹章中说高务实“任人唯亲，非心腹难得要职；公器私用，擅威权遂成巨富”，又说他“恃圣眷而污圣誉，凭名器而毁名教”，乃至于说他“专兵权势如董卓，蔽圣聪不让林甫”……凡此种种，几乎把著名奸臣全往高务实头上套。
萧良誉之所以不屑地评价了他一句“取死有道”，则是因为如果按他的说法，高务实固然百死不足以谢其罪，但问题是皇帝怎么办？
你把高务实比作董卓，那皇上是谁？少帝刘辨？
你把高务实比作李林甫，那皇上是谁？玄宗李隆基？
那你是真的作死啊！少帝刘辩先是被废，一年后被逼自尽；玄宗李隆基虽然前期不错，后期却独宠杨玉环，朝政荒废，闹出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
你这个比法，难道不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吗？
至于说高务实任人唯亲、公器私用什么的，又拿不出任何切实证据。
说他在辽东的时候特意调了马栋等人过去，是为了排挤李成梁，但问题在于高务实去辽东本来就是奉圣意警告李成梁去的，而重用马栋等人……辽南之战就是他们打的啊，这么大的功劳摆在那里你不看，你光说他任人唯亲？你脑子里装的是马尿吗？
说高务实公器私用所以“遂成巨富”，这更是荒天下之大唐，京华成势能追溯到隆庆年间。彼时高务实不过是个伴读，而且他做的第一笔生意还是穆宗亲自批的，是他用免费供应皇宫香皂用度换来的，这里哪来的公器给他私用了？
难道你还想攀扯高拱？人家已经盖棺定论，极谥文正了，你这个做法，天下文官谁都忍不了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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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 谤君案(下)
这一封取死有道的弹章引得皇帝雷霆震怒实乃情理之中，萧良誉并不觉得有何奇怪。奇怪的是申元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其中的某些细节，在票拟中只对弹章中高务实“谤君”的部分作出了答复，这就有些不正常了。
萧良誉想了想，实在想不明白其中缘故，便又翻看了一下后续的奏疏、票拟和朱批，连续将后续二十六道同类弹章全都看了一遍，才意识到申时行可能是单纯的看漏了。
这前后二十七道弹章，最大的共同点便是都在文中弹劾高务实《取用疏》谤君，萧良誉估计这就是申元辅用完全相同的票拟贴在其上的原因。
不过，申元辅的票拟虽然足堪太极圣手之称，却忽略了这些弹章具体内容上的细微差别。这些弹章虽然大部分都将高务实谤君作为最大的打击点，但有极个别弹章还掺杂了其他的一些东西。
皇帝对这二十七道弹章的朱批也分别处理了，其中二十三道的朱批都是一模一样的，就两句话、十六个字：
“危言耸听，文过其实。以元辅言，今姑谅之。”
前一句话不必解释，而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元辅的票拟建议朕不要计较，所以今天朕先姑且放过你们一马。”
换句话说，申元辅的票拟还是很有效果的，皇帝虽然觉得这些人胡说八道、肆意攀扯，但看在元辅的面子上，这次还是决定先不计较了。
这二十三道弹章的事不计较了，那么剩下四道是怎么回事？
剩下的自然是要计较了，至于原因，之前那道朱批已经说过：尔以狂悖浅薄，疯言臆语，诽谤部堂，离间君臣，是何居心？
罪名很明显，“诽谤部堂，离间君臣”是也。这个罪名可大可小，全看皇帝怎么理解其中的“危害程度”。
刚才萧良誉看到的那一封弹章，大抵是皇帝认为性质最恶劣、危害最严重的，因此惩罚得也最狠，直接了当的给出了“着下镇抚司着实打问来奏”这一今上御极以来对言官最严厉的处罚。
不过，“着下镇抚司着实打问来奏”只是其一，剩下三道弹章的朱批也不尽相同。
其中一道是“下镇抚司打问”，一道是“革为民，着即刻出京”，最后一道是“着降三级，调外任”。
哪怕是处罚最轻的，也被连降三级且调外任了——高务实当初也吃过这个处罚。
当然，高务实那会儿与这位言官的情况完全不同，他那次是给皇帝背了锅，而由于慈圣太后没有说明降调何职，于是在降调外任的时候被放了广西巡按御史这样的地方实权要职，反而因祸得福成就了一番神奇功业。
寻常的降调外任可没有高务实这样好命的，而且弹劾他的这位御史也和高务实当时的品轶不同。
有明一朝与大多数王朝一样，官员品轶为“九品十八级”，其中监察御史只是正七品，那么降一级是从七品，降两级是正八品，降三级就只有从八品了。
从八品，而且只能外任地方，如此选择的余地就很有限了。
府一级衙门，有正四品知府，正五品同知，正六品通判，正七品推官，正八品经历，正九品知事，以及从九品的照磨和未入流检校、司狱——没有从八品的职务。
州一级衙门，只有从五品知州，从六品同知，从七品判官，以及从九品的吏目——也没有从八品的职务。
县一级的衙门，只有正七品知县，正八品县丞，正九品主簿和未入流的典史——也没有从八品的职务。
糟糕，这可怎么办才好？
不要怕，办法还是有的。最直接的一种是严格按照从八品职务安排，府、州、县三级衙门虽然没有从八品，那咱们就安排去省里——也就是布政使司衙门。
承宣布政使司衙门里头，有一个机构叫做承宣布政使司照磨所，其主官就叫照磨，品级正好是从八品。完美。
如果所有的布政司照磨都满编，没法安排了怎么办？那就让吏部再查一查，看看各都转运盐使司里头正式官职最低的那个“知事”满编了没。
倘若这两个职务全部满编，怎么办呢？那就只好通融一下，按照“京官外调高一级”的思路来，说是降三级，其实只降两级使用——严格的说，俸禄和其他待遇还是正儿八经要降三级的，但是职务给他“高配”：提一级按照正八品来用。这就不可能还找不到位置了，因为正八品的职务还是挺多的。
四道被皇帝视为“诽谤部堂，离间君臣”的弹劾，其发起者最轻的也“降三级外任”了，另一人革职并驱逐出京，剩下两个倒霉蛋甚至被跳过三法司，直接打入诏狱。
这意味着什么，也许一时还不好断定，但万历以来为政最宽和的美好时代恐怕已经过去了。皇帝第一次真正祭起了杀威棒，要给某些人一点颜色看看。
从这一结果而言，“谤君案”第一回合的较量，高务实已经获得完胜。
他在这其中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按照大明朝堂的惯例，把自己关在府中不问政事，就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其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之重，想必从此不会再有人怀疑。
毕竟言官的身份本就特殊，如此下狠手处理言官，漫说在万历朝还是头一回，上推穆宗隆庆朝甚至一次都没有！更早以前的嘉靖朝才有这样的雷霆手段。
萧良誉一边痛快的代表户科在朱批上签字画押并用上印信，一边心里也忍不住有些担心。
他总觉得，这次事情恐怕没有这么轻易结束，心学派虽然在朝堂高层来说不占优势，但现在情况略有改变：一来王锡爵可能已经到了山东，再过几日便要赶到京师起复履新了；二来心学派在朝廷中下层官员群体还是占优的，尤其是在南方，更是占据明显优势。
萧良誉很难相信心学派会在皇帝这一顿杀威棒之下马上哭爹喊娘的认怂服输，反而很有可能会发动更为声势浩大的反击。
此时他已经将奏疏送走，但却越想越不是路，再三犹豫之后，他把自己的随从家丁叫来，悄悄吩咐了一番话，便让他先走了。
这家丁的去处自然不是别处，只能是昭回靖恭坊的“尚书高府”。
萧良誉的消息传来时，其实高务实已经得知了，毕竟司礼监得知的消息对高务实而言相当于不设防，除非是黄孟宇和陈矩认为那消息与高务实无关。
不过，司礼监传给他的消息只是把情况说明了一下，并没有夹杂任何看法，而萧良誉这边则加上了他自己的担忧。
对于萧良誉的担忧，高务实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也认定这件事不会如此简单的完结。
申时行的票拟出现漏网之鱼，这大概只是个意外，高务实估计他多半是因为同类弹章太多，因此没有字斟句酌的细看，大致扫了几眼之后发现是说“谤君”，便通通按照“标准答案”来写了票拟。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申时行身为首辅不可能只看这些奏疏，等着他处理的政务还多的是。
不过这样一来，就可以反过来看出皇帝对这件事的重视态度了——申时行要看的奏疏多，皇帝要看的奏疏也不少啊，可皇帝偏偏就仔仔细细被这些弹章看完了，以至于能一把揪出其中的四个典型来。
或许，皇帝对今天的弹劾风潮早有预计，甚至早已经打定了主意……
高务实当然颇为欣慰，不过也同时有些警醒。
皇帝的重视态度一方面自然是对他高务实本人的重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他对于将高务实安排在户部尚书一职上会引起的变化的重视。
朱翊钧希望高务实在户部尚书任上带来什么变化？最直接也最基础的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切实保障开藩禁一事的顺利推行。其次自然是保障各地财政安全，不会再出现西北之乱那样因为钱粮不足而生出的大祸来。
出于对朱翊钧的了解，高务实私下估算，朱翊钧大概能猜到自己上任之后会在商税上想办法，不过……他大概没想到自己的步子会迈得这么大。
在商税上想办法不奇怪，因为高务实一直都是这个主张，他还在给朱翊钧当太子伴读的时候就已经经常提到这种思想了，朱翊钧熟悉得很。更别说他当年的廷试策论也是拿收商税说事，当时还差点造成朝廷争议呢。
但朱翊钧大概率不会猜到高务实这次没有搞迂回包围，反而直接一拳打出来——这的确挺不符合高务实的做派。尤其是，高务实以往如果要提出什么改制、改革，都会提前很久做出铺垫，等到万事俱备之时，才自己出来充当那一阵东风。
这么做的好处当然很明显，毕竟遭到的反对声音会小很多，压力也不大，每一项措施都差不多算是瓜熟而蒂落，省时省力还省心。
而这一次，高务实是真的在“动摇祖制”——他在《取用疏》里摆明说：“此非独税法之所当变，户部等衙计度旧制亦当有所更易。”
“当变”、“亦当有所更易”，这还不算摆明车马？
如此，激起强烈的反对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高务实觉得，朱翊钧仍然选择祭起杀威棒为自己站台，一来是过去十几年受自己影响甚深，二来则是对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三来……那就是他个人的用人习惯问题了。
刚刚亲自选定的户部尚书，如果第一把火就被他自己浇灭，这明显不符合他用人的习惯。而且他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打自己的脸，哪怕硬着头皮当一次宋神宗，高务实这“王安石”他现在也非保不可。
不过高务实很清楚，这只是表明自己当前的政治处境还不算危险，却不代表自己始终安全。
安全与否，取决于财政改革的推行是否顺利，以及改革之后的红利是否丰沛。
如果改革的推行不畅，严重一点说，比如搞出又一起西北之乱那样的大乱子来，朱翊钧还能不能继续支持就很难说了。
他是高务实的同窗不假，但他首先是大明的皇帝，不可能拼着天下大乱的危险还死死咬牙不松口，非要陪着高务实一起去死，顺便拿祖宗传下的江山社稷来陪葬。
那不是皇帝，那是傻鸟。
而改革之后的红利是否丰沛也很重要。如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改革完成了，结果每年的岁入只多了个十万八万，想想也知道朱翊钧心底里肯定会觉得不值。
让皇帝感到后悔，高务实还能有好果子吃？纵然嘴上不说，他对高务实的依赖也一定会大大地降低。
好在这都是后话了，高务实对商税改革这件事的“疗效”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真正的难点反倒是推行过程。
商税改革一事，在北方好办，难点在南方。尤其以南直隶、浙江那一块最为艰难，更麻烦的是那边还不归户部直管——中间还得经过南京户部，这就更是加大了难度。
高务实一边想着，右手手指也习惯性的在扶手上有节奏的叩击，半晌不曾说话。
一直坐在他身边不远处的刘馨终于打破沉默，问道：“皇上这么力挺你，你不上表谢个恩什么的？”
高务实一怔，继而哑然失笑：“我上表谢恩？”
刘馨对他这个反应有些意外，问道：“不应该吗？”
“当然不应该。”高务实摇头道：“你对朝堂上的这些勾当看来的确不太了解。此时此刻我不仅不能上表谢恩，甚至还要赶紧上疏，苦口婆心地劝皇上收回成命，不要惩罚那四个倒霉蛋才行。”
刘馨有些错愕，但眼珠一转，又似乎明白过来了，恍然道：“哦，这……这是欲擒故纵？”
“不，也不是欲情故纵，是真的要劝——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文官集团的内部默契。”高务实微微一笑，又补充道：“不过我只要说得声情并茂就行了，皇上那边究竟采纳不采纳，那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更何况……皇上对于这种奏疏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解，你明白吗？”
“明白了。”刘馨这次反应很快，耸一耸香肩：“就是做样子嘛，显示一下你高司徒雅量高致、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什么的。”
高务实哈哈大笑，然后打趣道：“既然知道了，那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研墨，本部堂要显示一下我雅量高致、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什么的了……”
刘馨白了他一眼，但却乖乖起身，朝书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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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章 不急
“……臣拙愚自守，颇能介洁，自庚辰出仕，门无私谒，片纸不入，此举朝缙绅与天下之人所共明知。马栋身出名门，幼随军中，历数十战，素称果毅，是臣推为辽南参将。其余麻承恩等，皆臣漠南战时曾所督帅，彼等忠勇敢战，功勋在册，故臣不远千里而调用。
今御史李民质等劾臣受贿私举，言马栋贿臣三千两及白玉马等物。果何所见，又何所闻，而不明言其指证乎？况臣家中素富，自先帝隆庆四年，因家丁有为，积金百万，举世共知矣。其三千两果可贿臣乎？诚何所据？此皆下关名节者，臣谨述其实如此。”
“……赖陛下知臣，故不为其动，继而温言勉慰，释臣疑虑，臣岂不感念圣恩也？然据臣所知，李民质等四人，皆出癸未(万历十一年)金榜。臣以为彼等入仕尚浅，年少轻锐，亦系言官，未足深咎。”
“……今陛下大动雷霆，其四人者，二人入镇抚司，一人革职遣返，一人降调外用。此固陛下赏功罚过之正理，然于天下人所见，则臣恃恩自重，挟私报复之所为也。”
“……彼等之举，或行于无知，或行于怂恿。无论若何，今且当头棒喝，谅必自省，而不必废其十年苦读之功。况此既彰陛下之仁厚，亦为天下惜才者也。若此，臣虽踌躇家中，不胜感激涕零。”
以上便是高务实在次日所上的奏疏的主要内容。显然，这是一篇救人的疏文，而他所营救的对象，则正是因为弹劾他而被皇帝重责的御史李民质等四人。
高务实这道疏文中没有就“谤君”一事多做解释，毕竟首辅说了不受理，皇帝也亲自表了态，都不认可这一说法，高务实自然无须再辩。
他这道疏文主要针对被攀扯的一些罪名加以解释，比如调用马栋等人至辽东一事，李民质等人说他受贿三千两及白玉马等物，高务实就非常霸气地表示：区区三千两根本入不了老子的法眼。
天下官员都喜欢表现自己的清贫，惟独高务实是个例外，动辄说自己家资百万，实在是蝎子粑粑独一份。
但这一手却也的确适合他，毕竟京华就摆在那里，猪都知道这家业有多么巨大，反正瞒也瞒不住，干脆直接摆明车马，说老子就是有钱。老子的钱是光明正大赚来的，是实践我实学派的学说的证明，你嫉妒？那你也搞一家嘛，我不嫉妒！
不过解释这些也都是小事，这道疏文最大的作用还是劝皇帝收回成命，不要过分处置李民质等四人。理由高务实也说了，“彼等入仕尚浅，年少轻锐，亦系言官，未足深咎。”
而且，虽然这么做是皇帝正当的赏功罚过，但如果真这么办下去，天下人就要说这是他高务实“恃恩自重，挟私报复之所为”了。然后，他又再次拔高，把这件事扯到“既彰陛下之仁厚，亦为天下惜才者也”的地步。
正如他昨日与刘馨所言，这道疏文就是要“显示一下我雅量高致、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什么的”——反正皇帝会有皇帝自己的理解，高务实怎么说其实关系不大。
虚伪吗？当然虚伪，可这就是官场。
海瑞那样的官员，说是说可为万世楷模，其实那也多半只是后人标榜之时才拿来一说，因为要是真的审视一下海瑞干成了哪些大事，这……就很尴尬了。
他的某些奏疏的确很有名，也给其他人做大事创造了条件，但你若真要计较他自己做成了多少大事，这个真的屈指可数，而且时效性非常短——人走茶就凉。
真正“有用”的“好官”，是能在任上做出对得起他的职务的正确决策，并确保将其顺利推进下去，继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如海瑞那样，名留青史倒是名留青史了，可当时的老百姓真的受益了多少？哪怕当时受益的少部分人，在海瑞走后，是不是又连本带利吐了出来？
所以官员的虚伪只是一种手段，正如同枪决是杀人，杖毙也是杀人，其实并没有必要区分那么仔细，关键在于为什么杀人，杀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杀完之后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这才是意义所在。
在呈上这道奏疏的时候，高务实依然在家闭门不出，也不接待来访的人士。
来访的人其实是非常多的，不过人家来的时候就知道高务实不会开门，只是……开不开门是高务实的事，来不来访是他们的事，这是个态度问题，甚至是立场问题。
比如实学派的大臣们，官位比高务实高的都派人来探视了；与他同级的则不仅派人，还带了他们的亲笔书信来劝慰；低于高务实品级的则全都是亲自登门，然后被门子客气地送走。
那一大堆勋贵乃至于戚继光等人则有不同，哪怕级别比高务实低，也只能派人来，自己是不能来的——人家文官内部矛盾，你一个武臣上门安慰？你想干什么？
但也有特殊人物，是高务实可以“勉为其难”为他们开门的，这些人倒不是地位特别尊贵，而是单纯的“特殊”：高务实的门生。
李廷机、叶向高、方从哲这三位，就被恩师获准入内了。当然，高务实也不会和他们谈这件事，只是谈了些学问上的东西，然后关心了一下他们各自的工作近况。
事实上工作近况也没什么好问的，翰林院现在掌院事的是陈于陛，而陈以勤当年留下的“陈党”本就不大，在缅甸之战以后陈于陛已经倒向了高务实，现在算是实学派的旁系。如此，李廷机等三人在翰林院的日子自然不会过得太差。
翰林院这种清贵衙门，平时也没啥要紧事，无非就是编史之类的，偶尔去内阁做做观政进士——当然李廷机不去，他是三鼎甲之一，留院就能混资历。
高务实并不急于任用他们三人，还是打算按照此时最“流行”的办法，把他们扔在翰林院熬一熬，等资历渐足了，再直接委以重任——但不会给主官，高务实不太信任这种“毫无工作经验”的官员任免制度，他还是比较信任自己穿越前红朝锻炼干部的办法。
“从基层做起”这一条在大明肯定学不了，毕竟人家已经是翰林清贵，是“储相”了。但是“历任多个岗位锻炼”和“主持多地多部门全面工作”这种经验，高务实还是很看重的。
至于具体要放他们在翰林院呆多久，这个也没准，只有个大概的时间表：等高务实自己入阁。没入阁之前，高务实都还不打算动用他们三人。
嗯，反正如今的实学派倒也不差三个能用之人，要差也只是差真正堪用的高官。
李廷机三人倒也知道轻重，虽然在翰林院一呆就是三四年，但翰林前辈们的经历都摆在那里，他们也不着急——毕竟恩师那样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历到的，他太特殊了。
师徒三人在尚书府闲聊了将近半天，上午谈经论道，用过午饭之后则手谈了几局。李廷机年长且是三鼎甲出身，因此他陪高务实下棋，叶向高则和方从哲对弈。
高务实的棋艺稀松平常，李廷机却似乎精于此道，连下三局都是李廷机胜，结果反倒让他急出一身汗来。
不过高务实“气量”倒是够大，不管输得多难看，他都悠闲无比，一点也不在意。这反倒让李廷机怀疑起来，心下暗忖：恩师是不是借手谈的机会暗示我什么？
是责备我不懂得收敛锋芒？还是教诲我要看淡胜负？亦或者……
他这一走神，居然被高务实扳回一局。李廷机连忙认输，高务实微笑着摇了摇头，道：“你想得太多了。”
李廷机嘴上立刻认错，心中却难免有些腹诽：我记得郭公当初可也曾说老师你“算计太甚”呢，这会儿倒说我想多了。
谁知道高务实仿佛学过他心通，一边伸手拨乱棋局，一边淡淡地道：“算计太甚与想多了，可不是一回事。”
李廷机本就比较耿直，听了这话立刻面色涨红，偏偏不知道怎么回答，旁边的叶向高与方从哲同时朝这边瞥了一眼，却又同时立刻收回了目光。
高务实又笑道：“我不是责备你，只是希望你知道，‘算计过甚’不代表算了不该算的，而‘想多了’却是做无用功。这句话，你可以回去细思。”
李廷机只好应了，同时那边叶向高与方从哲也十分默契地推了棋局，说是平手了。
高务实便问他们道：“阮福源与额尔德木图近来学得如何？”
三人对视一眼，李廷机出面作答：“阮福源聪颖，但为人图巧，行文华丽而根基却嫌不固。额尔德木图天资有限，但此子为人诚恳大度，读书也甚是努力，学生三人都挺喜欢他的。”
高务实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自己事忙，于是又当了甩手掌柜，把这两名弟子交给自己的三位门生，让他们去指点二人学问、“代师授艺”去了。
听了李廷机的话，高务实微微颔首，又问：“若不论他们二人的身份，只当是我大明学子，再假设他们学问也都过得关了……你们以为此二子将来能做何官？”
这个问题就明显是考校了，李廷机三人都没有立刻开口。
过了一会儿，还是李廷机最先发声，道：“学生以为，额尔德木图可做一封疆，至于阮福源……或可为词臣。”
封疆，意思是督抚；词臣则可大可小，“青词宰相”也是词臣，翰林编修也是词臣。不过李廷机这里说的词臣，恐怕意有所指，大概是说阮福源比较会溜须拍马，适合做个“近臣”。
高务实笑了笑，未置可否，又问叶向高与方从哲：“你二人有何看法？”
叶向高道：“学生以为额尔德木图可掌军，阮福源可入阁。”
他这话和李廷机的看法差别就很大了，但高务实依然不置可否，又望向方从哲。
方从哲摇头道：“学生愚钝，未曾有识人之明，故不敢妄言。”
好家伙，三个学生，看人的标准不同也还罢了，连性格差别都这么大。
不过高务实并不做品评，只是笑了一笑，道：“好吧，你们的意思我都知道了。”然后站起身来，道：“我且去更衣，你等自便。”
三人连忙站起来，各找借口告辞，高务实也不多做挽留，随口客气两句便放他们走了。
这一走倒是走得很是时候，高务实“更衣”虽然只是个借口，但他刚打算回后院小睡一会儿，却被告知圣意下来了。
高务实问了一下，才知道皇帝果然不肯答应，“坚持原判”，但因为要给高务实面子，所以又下了一道圣旨给他，用来说明原因。
原因当然也没有什么别的，无非是正法纪云云。当然这圣旨虽然写了很长，但估计不是皇帝全文口述，而是只讲了个意思，再由中书们草拟的。整篇文章写得骈五俪六，道理讲那一大堆，意思却就一个：不能准卿所请，那四人该下狱的要下狱，该打的要打，该罢的要罢，该降的要降，否则就开了诽谤重臣的坏口子。
高务实无可无不可，只是吩咐下去，让下人们注意京师舆论走向。
这么一耽搁，睡完午觉的刘馨又出来了，知道这一结果，不由笑道：“这下你该干的事都干了，名声保住了，倒霉蛋也继续倒霉了，是不是就要听皇上的劝慰，‘出而视事’了？”
谁知道高务实仍然摇头：“不急。”
“还不急？”刘馨诧异道：“再等下去，王锡爵可就要抵京了，到时候申时行就有了一个强力帮手，这事儿搞不好还得再起波澜。”
高务实琢磨自己这午觉也睡不成了，干脆在太师椅上坐下，往后一靠，毫无部堂大人风范地翘起二郎腿，歪着头道：“王锡爵来了才好啊，他一起复就做阁老，我又没什么好礼物送他……让他吃了瘪不是正合适？”
刘馨更诧异了：“这件事你还能扯上王锡爵？”
“不是我扯上他，是他自己肯定会跳进去。”高务实笑了笑：“你就等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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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 宫墙内外
高务实之所以这般肯定，自然是有原因的，而且这原因说起来还特别简单。
王锡爵万历十年就因为父亲病重而回乡侍奉老父，其中经历父亲逝世而守制，再因为此前高务实的阻碍而未能第一时间起复等等，前前后后算是耽搁了差不多五年时间。
对于出生于嘉靖十三年、已经五十四岁(虚岁)的王锡爵而言，他虽然还有十七年以上的宦途生涯，但浪费的五年毕竟是实打实的，一定会想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补上”。
而与高务实履新之后要烧那“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样，王锡爵也肯定要烧这新官三把火，不仅要烧，还一定要烧出一番模样来，才对得起他王太仓的大名。
如此，高务实认为从小就重视名声且颇有点“好做惊人之语”的王锡爵，在抵京之后一定会把这次机会牢牢抓住，以期能给自己起复造势。虽然情况不同，但他肯定会想起当年高拱起复时的盛况，并争取自己也能“搞个大新闻”。
然而料人如神的高司徒这次只料对了一半：王锡爵紧赶慢赶，在高务实上完营救疏的第三天下午便赶到了京师，然后确实搞了个大新闻——但却不是针对“谤君案”及其余波，而是另一件更大的大事。
王锡爵下午抵京，次日一早便上疏言事：请皇帝早正国本！
在疏文中，王阁老用他名扬天下的文笔力图让皇帝知道早正国本的重要性。
其实“正国本”的重要性哪里还需要王锡爵多说，这几年早有不知道多少人提过这事了，在各种各样的奏疏中早就把道理翻来覆去说得明明白白，皇帝就是根木头也一定清楚了。
所以讲道理是一方面，虽然身在苏州但却深悉京师情形的王锡爵当然也不指望自己面子这么大，一开口皇帝就认怂了，因此他不仅是讲道理，而且给皇帝指出了一条明路。
按照王锡爵的说法，现在皇帝的“问题”在于想等嫡子出生，这一点他作为臣子完全可以理解。但嫡子何时出生是谁也不知道的，而国本却不可久悬，毕竟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六岁(虚岁)，对比皇上本人当年而言，再不出阁读书就有些迟了。
那么怎么办呢？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嫡庶之别”，而这一点在王锡爵看来是有办法解决的。
什么办法？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暂由皇后抚养。
当然，以王锡爵这样的学霸，提出建议的时候肯定要找些凭据，所以他又在疏文中举例，说汉明帝的马后、唐明皇的王后、宋真宗的刘后等，都曾抚养诸位妃子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因此，请皇帝指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就是嫡子了。
不仅如此，王锡爵还考虑到皇帝不喜欢皇长子的生母，又提出一点：这样一来，则皇长子生母也就不必尊崇位号，以致于压制了皇贵妃。
王锡爵不愧是王锡爵，学霸不愧是学霸。如果按照他的这一套搞下来，看起来居然皆大欢喜了！
这里尤其要点明的一点，则是心学派历来是主张以皇长子为太子的，而实学派在这件事上则显得有些举棋不定。
大多数实学派官员由于被高务实的立场所影响，一直低调支持皇帝“等待嫡子降临”的说法。
然而王锡爵的这一手，直接动摇了实学派大多数官员的立场——嫡庶之别既定，皇长子为太子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啊！
高务实本来好好呆在家里等待王锡爵在“谤君案”一事上出招，谁知道人家的确是个厉害人物，不跟着高务实的指挥棒转，反而开辟第二战场，把火烧到了国本之争上去。
而且王锡爵这一手釜底抽薪还有另一层作用，即是将实学派内部本来就有的高、许之争扩大化——许国本意也是认为应该早正国本的，此前主要是因为他在上次重阳大会上被高务实压制了，因此与他想法相同的实学派官员也只好都跟着他偃旗息鼓，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因此而彻底磨灭。
王锡爵这一搞，许国这一系官员肯定有所动摇，再加上高务实本人又还处在“自我停职”状态，不好对他们进行压制，正方便了“不同意见”搞串联。
这么一来，即便是高务实，也坐不住了，不得不反过来跟着王锡爵的指挥棒动。
当然，高务实知道王锡爵这一手也是将他的军，逼他自己主动“出而视事”，如此自己肯定多多少少也会声名受损，所以高务实虽然不动不行，却最好不要这样动。
高务实按照自己的习惯，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思索了一个多时辰，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自己依然闭门不出，但却派人联系了宫中。
不过，这一次他既不是要面君，也不是要找永宁公主，甚至不是要和黄孟宇、陈矩串联，而是联络郑皇贵妃。
当然，永宁公主还是要扮演重要角色。诸位看官若看书仔细，应该记得本书之前曾说过，郑皇贵妃所居之处在翊坤宫，而翊坤宫与永宁公主所居的长春宫仅仅一墙之隔。
这一安排当然是朱翊钧决定的，其中本就有让他宠爱的郑皇贵妃与他特别关心的胞妹永宁长公主好好相处之意。只不过由于高务实一直以来对皇后的友善态度，使得永宁公主不太愿意接近郑皇贵妃，因此两人之前其实没有太多来往。
事实上，永宁公主本身也与皇后交好，对于郑皇贵妃的看法比较负面，认为正是因为她才导致了本该属于皇后的恩宠被分走——其实这里面有些误会，朱翊钧对王皇后的态度没有多大变化，只是相对而言王皇后的“皇后属性”有点强，而少了些寻常夫妻之间的互动，很难让朱翊钧完全宠溺于她。
这一点，却是郑皇贵妃的特长，她更能给皇帝以这种年轻男女之间“恋爱”般的感觉。
永宁公主得到高务实的消息本来很开心，但一看是要让她去找郑贵妃，她却多少有些不高兴。等看完高务实的信之后，才知道这件事事关重大，只好收起满肚子不高兴，去找郑贵妃“聊天”。
郑贵妃在宫里是皇帝宠爱的两女之一，而且因为皇后太有正妻范，显得比较寡淡，是以她平时几乎处于“独宠”状态。
独宠对她而言当然是件好事，不过这好事也要分开说，从另一方面来讲，独宠就意味着她除了皇帝的宠爱之外，与其他嫔妃的关系都好不到哪去。而又因为嫔妃们的影响，留在宫中的长公主们对她的印象也不会很好。
简单的说，就是她在宫中几乎没有朋友。
后世的宫斗剧很出名，在这些宫斗剧中，为了爱情，为了荣华，为了争夺皇帝难测的君心恩宠，后宫的嫔妃们将青春和美好都虚耗在了这场无休无止的斗争中，而后宫就是那斗争的惨烈阵地。
华庭锦帐中的阴谋背叛，雕梁画栋下的尔虞我诈。以所谓“宫斗”为主题的小说和影视剧，展现给读者和观众的紫禁城，正是这样一座后宫女性残酷斗争的舞台。
但所谓“宫斗剧”的本质，其实不过是现代职场中的心思算计披上了一件古装外衣罢了。历史中真实的禁宫内苑，森严宫规织成的细密罗网，将每个人禁锢其中，事实上绝容不下“宫斗剧”中那些貌似华丽实则拙劣的所谓阴谋诡计。
紫禁城中上演的诚然不是“宫斗剧”，但数百年来，生活在后宫中的嫔妃们，所经历的人生，却仍然是另一座残酷的牢笼。
“宫斗剧”只说对了一点，即在专制皇朝之中，帝王绝对的权力意志主宰一切，因此后宫的权位高低，完全取决于莫测的君心。
在这金瓦红墙连称的权力迷宫中，每个被囚禁在里面的人，都不得不在皇权下匍匐跪拜，丧失自我，成为帝王掌中精致牢笼中的囚徒。
脂粉涂饰着后宫囚徒的面容，金翠装饰着手上的沉重镣铐，温婉恭顺的背后是人性的自我压抑，哪怕椒房专宠，炽焰熏天，也会担心一朝丧失，只落得黄土一抔。
这才是宫中女性的生存真相。
帝制时代，紫禁城是以皇权绝对意志所搭建的完美牢笼，让人艳羡的富丽堂皇背后，是人心压抑和权力腐朽滋生的霉斑。一如镣铐戴久了就会嵌进皮肉，锁进骨髓，困在其中的人既无法逃脱也无法自知。
每一个后宫女子都会有这种恐惧，因此她们既希望长期专宠，又担心这一切随时丧失，因而她们也期望平时有除了皇帝之外的其他寄托。
儿女自然是重要寄托，然而皇室的儿女亲情是受限的，并非个个都能如当年李太后亲自抚养朱翊钧那样——更何况李太后抚养朱翊钧时，朱翊钧也是独居一宫，并不会和母妃住在一起，所以这种寄托也是缺陷的。
人在这种时候，自然就会渴望友情——哪怕是后世那种无处不在的“表面闺蜜”呢，总也比毫无寄托来得强。
因此当得知永宁长公主主动来到翊坤宫拜访的消息时，正闲极无聊而作画的郑贵妃喜不自禁，扔了画笔就亲自出来迎接了。
永宁公主不是高务实，演技方面确实不算出彩，甚至比郑贵妃也要差得远了，至少郑贵妃那一脸惊喜与亲热看起来就和真的一样，上前拉着永宁公主的手亲亲热热地一口一个“永宁妹妹”也显得毫无生涩，宛如一贯如此。
相比之下，永宁公主看起来就矜持多了，虽然一直面带笑容，可双方的寒暄话却不在一个量级，往往郑贵妃喜滋滋地说了七八句，永宁公主也只能微笑着回个一两句。若是让不知情的人见了，还以为永宁公主的地位比郑皇贵妃反而高了一截呢。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永宁公主终于找到机会说起正事，提到王锡爵抵京，上疏请皇上早正国本一事。
郑贵妃先是脸色一变，继而很快展现出她表情管理的功底，立刻恢复了从容的神态，挥手把宫女太监们都赶了出去，这才提醒道：“永宁妹妹，按照祖制，这些事可不是咱们能够议论的呀。”
永宁公主按照高务实的提醒，微微一笑：“哪有议论？只是听到消息，顺口一提罢了。”
郑贵妃其实早就知道永宁公主和高务实之间有些不清不楚的关系，而且消息来源十分可靠——皇帝说的。只不过皇帝到底也知道忌讳，只是隐隐约约提了一点，没有说得很详细。
但这就够了，以郑贵妃的聪明伶俐，哪里猜不出来永宁公主身在宫中为何会得知王锡爵的事，甚至还清楚的知道王锡爵今天奏疏里说了什么——总不可能永宁公主把司礼监给收买了吧？那不是永宁，那恐怕是太平。
这个消息的来源，只有可能是高务实。至于高务实怎么把消息这么快就传给永宁，这一点郑贵妃根本懒得关心。
高务实的势力有多大，对皇帝的影响有多深，她自从上次被皇帝冷面相对以来，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这个人，是她已经打定主意能不得罪就坚决不能得罪的对象。她知道，作为宫中嫔妃，这点自觉一定要有，尤其这是大明朝，是后宫绝对不容干政的大明朝。
甚至最近这段时间，她还一直都想找机会在皇帝面前说说高务实的好话——道理很简单，以高务实在宫中的势力，自己在皇帝面前为他说话，他一定是能够得知的。
如果能够借此改变高务实对“国本”问题的看法，那可就真是天大的好消息了。以高务实对皇帝的影响力，以及他在外廷的强大派系实力，只要他肯表态支持，别说自己这个皇贵妃做得越发安如磐石，甚至搞不好常洵就能当太子！
唯一的麻烦在于很难找到机会，皇帝绝大多数时候也是恪守祖制，不在她面前提起外廷之事的，想要夸赞高务实也不方便。
不过永宁公主此来……郑贵妃忽然心中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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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章 枕边风(上)
随着王锡爵的到来，国本之争压倒了此前风头正盛的谤君案，一时之间成为京师百官的新焦点、
为此，京师局势自然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实学派官员们开始不顾寻常“规矩”，三番五次上门拜访高务实或者许国。在拜访高务实的官员中，甚至出现了张学颜与吴兑这两位阁臣的身影。
心学派的官员们也没闲着，包括申时行在内，都去了王锡爵的府上拜会，美其名曰是庆祝他起复回京，实际上自然是就近期的局势举行一个内部会议。
王锡爵在内阁排名虽然最末，但毕竟身份特殊，而且一来就抢足了风头，申时行也乐意给他这个面子，在这次会晤之中把绝大多数发言的机会都让给了他，看起来一副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模样。
其实申时行与王锡爵虽然关系不错，但往日也并没有好到这个份上。但正如同《明史》中对他们两人个性的评价一样，“然时行柔和，而锡爵性刚负气。”
王锡爵幼时便好名，常有惊人之语，又因为是学霸，名头很是不小。昔日在高拱当政之后，他因为自己的耿直和端方之名，逐步引起了高拱的关注，把他从南京国子监司业转任北京国子监司业，不久升为右春坊右中允。
之后，因为一段时间以来王锡爵都表现得很正常，于是又是在高拱的主持下，将他升任为国子监祭酒和詹事府詹事等职。
尤其要提国子监祭酒一职，这是高拱自己当初做过的，他很重视这个位置，任命得很谨慎。若不是名声素佳、学问扎实之人，高拱是绝不肯乱给的。
不过，国子监祭酒就算是小九卿之一了，詹事府詹事也是一样。王锡爵到了这一步，大概是觉得自己翅膀已经硬了，开始暴露出他完全是心学派官员的一面，忽然上疏弹劾内阁忙于政争而懈怠政务，终于成功触怒了首辅高拱，被贬到南京翰林院掌院事。
当时高拱已经在高务实的帮助下击败张、冯联盟，完全掌握内阁，心学派没有人敢出手相助王锡爵，因此王锡爵老实了下来，也明白自己不可能和高拱硬刚，态度有所软化。
如此过去两年，高拱认为王锡爵应该是“想通了”，查其吏部档案，他在南京翰林院的表现也很优秀，于是高拱又把他调回了北京。
这次回京，只“锻炼”了一年左右，王锡爵就被高拱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之职，并依旧让他充经筵日讲官——彼时，王锡爵是日讲官中正式职务最高的翰林学官，正经的帝师地位就是这么来的。
本来，如果时间到此为止，王锡爵几乎就算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表现了，虽是持心学派立场的南榜官员，但偏偏又还挺得高拱器重。
可惜，此时已经到了万历六年，高拱突然逝世，实学派虽有郭朴接过权柄，但一时之间也要先稳住阵脚，顾不得太多其他事。
于是王锡爵又出来说话了，他看似非常公允地上了一道疏文，表示高拱在时，以首辅兼掌铨务，权力太大，不符合祖宗至意。不过考虑到当时高拱是顾命首辅而皇上年幼，这么做也还可行，然而现在既然顾命首辅已经身故，皇上的年纪也逐渐大了，这种兼任就不该继续下去。
因此王锡爵表示，请首辅郭朴辞任吏部尚书。
王锡爵的这一手其实很有想法，不仅道理说得过去，而且时机把握很好，郭朴虽然也是老臣，毕竟不像高拱那么刚直，这样堂堂正正的讲道理，是有可能说服他的。
然而王锡爵还是算漏了一些事。
皇帝虽然年纪逐渐大了，但其实也才十六岁，而且李太后当时根本不觉得皇帝能做得好，她那时候的说法是等皇帝三十岁再让首辅放权——这话估计不是真心话，但至少反应了李太后对皇帝“不成熟”的一种担忧。
在这样的情况下，郭朴又是“顾命辅臣”之一，凭什么不能兼任吏部尚书呢？高先生兼任了八年，难道出了什么乱子了吗？没有嘛！
于是两宫懿旨直接下给了郭朴，让他不准辞去兼职。
王锡爵的主意就此落空，不过经此一事，他就彻底洗脱了自己和实学派的瓜葛，正式被当做心学派大佬之一了。
申时行当时是深知这一幕的，也认为王锡爵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开始关注起他来，并很快打算力推，成就一段佳话。(因为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是同年，而且是三鼎甲。)
可惜那时候郭朴的地位已经巩固，作为唯一还在任的顾命辅臣，申时行在他面前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于是王锡爵也就被卡死在了翰林院，根本挪不动位置。
王锡爵左等右等，觉得不是路，恰好其父病重，于是干脆借口回乡照顾老父，强行辞官而去了。
他这一去，一是避一避实学派的锋芒和对他的压制，二是借机养望。这一去倒也算成效显著，王锡爵的名声地位出现了大幅上涨——要不是他那女儿搞升仙一事对他略有影响的话，恐怕还能更成功一些。
养望，加上局势的变化——比如江南官员和大商人对高务实的越发警惕，以及刘守有的败亡、余有丁的身故等事，使得申时行越发想要把王锡爵引入内阁为援，终于走到了今天。
申时行既然万分希望王锡爵能为自己分摊火力，再加上两人性格差异使然，便有了这次会议上王锡爵侃侃而谈、申元辅颔首连连的神奇场面。若是不知道底细的人见了，恐怕非要搞反他们二位的身份不可。
整体而言，心学派的高层们对于王锡爵这次出手还是很满意也很看好的。他这一手，不仅扭转了己方因为谤君案一事被高务实牵着鼻子走，又被皇帝一棍子打懵的尴尬，而且化被动为主动，反而将了实学派高务实一系一军。
其中最精妙的一点则在于，如果高务实继续不肯出来，恐怕就会有不少高党动摇，反而偏向于许国一方。
许国固然也是实学派的大佬，甚至还是理论上的党魁，但大家都清楚他在于高务实的竞争中是处于劣势的。如果通过这次事件，能够起到平衡实学派内部势力的作用，那就再好也不过了。
这个理由特别简单：一山不容二虎。如果高务实依旧如上次重阳大会之后那样，能够力压许国，那么实学派纵然谈不上多么团结，但至少也还是捏合在一起的，对心学派来说威胁太大了。
而一旦许国的势力能够与高务实分庭抗礼，这二虎相争之下，心学派的日子可就要好过得多了，有些后续的谋划也就更能够有条件执行起来。
甚至申时行还觉得，以王锡爵这次表现出来的手段，弄不好他还能再出奇兵，把许国本人都给弄得立场动摇起来也说不定。
许国虽然是高拱的门生，但他和其余几位大佬不同的一点，在于他是南方人——南直隶徽州歙县人，而且高拱不是他的房师，单纯只是座师。
房师、座师，不管什么师，只要考中之后以弟子礼拜谒而老师接受，这就是定了师生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单纯的座师与门生之间的关系到底还是稍逊一筹，再加上许国出自南榜，又和高务实处于竞争关系，申时行总觉得还是可以找机会拉拢的。
只是许国中式挺晚的，人比较“成熟”，这么些年以来申时行都没找到好机会，现在王锡爵来了，或许……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总之，申时行乐得王锡爵出风头。
你再能耐大，就算把实学派的张学颜、吴兑都弄倒了，甚至把王家屏也干下去，那也无伤大雅，我这首辅依然四平八稳安如泰山。哪怕比年龄，申元辅都不怕——他比王锡爵还小一岁。
所以说当官和出名一样，都要趁早，你出仕时的年纪越小，熬出头的可能性就越高，后劲也就越足。高务实能够在和许国的竞争中稳压他一头，除了三代元辅留给他的政治资产以外，年龄优势也是一个绕不开的坎。
许国比还申时行大了七岁，指望他熬死申时行那基本是不可能的，而高务实呢？他除非意外身亡，否则完全能把这一票阁老通通熬死，或者熬到他们回家养老。
资格比他老的要么死了，要么退了，他就算不靠圣眷，这首辅也当定了。作为官员，不投靠他投靠谁？除非这位官员自己年纪也不小了，自忖等不到那一天。
心学派这边讨论的议题并不少，除了国本之争相关的诸事以外，还有谤君案的善后等等，至于如何团结南榜官员抵制京华南侵，这个倒不会在今晚这种时候讨论，只能放在私下。
实学派一边也没闲着，尤其是高务实的尚书府，今晚又来了不少人求见。但高务实很坚决，只把几位真正的高层请了进门。
人呢，大多还是老面孔，除了张学颜和吴兑之外，就是兵部尚书梁梦龙，通政使张孟男，太仆寺卿雒遵，光禄寺卿涂梦桂，翰林院侍讲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张一桂，户部左侍郎程文，刑部左侍郎韩楫，吏部右侍郎宋之韩，以及工部右侍郎郜永春。
这其中相比重阳大会时少了许国和沈鲤，他们俩是没来；还少了工部尚书杨兆，这是致仕了。另外韩楫变动了职务，原先他是翰林院侍读学士管院事，这个职务后来陈于陛顶上了，而韩楫本人则调任了刑部左侍郎，算是给心学派掺了一把沙子。
张孟男、雒遵、涂梦桂、韩楫、程文、宋之韩这六位都是高拱的门生，其中张孟男不仅是门生，还是高拱的妻侄。张一桂、郜永春二人则是郭朴的门生。
张四维由于上台比较晚，在中枢层面还没有门生上位，原先有一位好友杨兆，可惜致仕了，因此今天没有他的人到场。
不过，高拱、郭朴的门生，也就足以撑起高务实这一系的门面了，外界已经把他们称之为“高党”——实学派内部的高党。
张学颜在这里地位最高、资历最老，因此最先说话：“求真，王太仓这一手有些说道啊……你还是坚持原意，非要等皇后娘娘诞下嫡子么？”
他这一开口就是直奔主题，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盯着高务实看。
高务实平静地答道：“是。”
张学颜又问：“但如今看来，皇上圣眷在贵妃，倘若爱屋及乌，欲立皇次子为太子，则我等岂非没了立场？”
“我等的立场仍然是等待嫡子，怎能说没了立场？”高务实反问一句，又补充道：“至于皇贵妃那边，她或许受宠，甚至或许能说动皇上，然则申元辅等必不肯让其得逞，我等何须着急？”
张学颜皱了皱眉，没有立刻开口。这时吴兑接过话茬，道：“就怕一旦我等不言不语，申元辅等人无法形成对皇上的……示警，如此万一皇上强行册封，则当何如？”
高务实不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还是简单直接地答道：“那就配合申元辅，封还圣旨。”
吴兑眉头大皱：“要走到这一步？这可不是我们实学派一贯的宗旨和作风。”张学颜也目光灼灼地看着高务实，等他回答。
高务实叹了口气：“自然不是，所以要应付王太仓这一手，又要坚持我等既定的原则，唯有另出奇谋。”
张孟男问道：“求真这么说，想是这奇谋你已经成竹在胸了？”
高务实微微一笑：“今日下午，小弟已然动了手。”
“是吗？”张孟男有些意外：“从哪里？哦，莫非是宫中？是请黄、陈两位大珰说服圣上吗？”
高务实摇了摇头：“现在不是请他们出手的机会，况且即便请他们帮忙，也不能这样做，否则万一操作不当，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要搭进去。”
韩楫也插话问道：“不是他们，那还有谁能影响皇上？”
高务实稍稍叹了口气：“枕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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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章 枕边风(下)
自前次给了郑皇贵妃脸色，敲打她一番之后，皇帝是昨日晚上才再次驾临翊坤宫的，而今天他又来了。
郑贵妃由于得了从永宁公主口中听来的消息，从皇帝一进入她的视线起，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注意皇帝的神情。
数年的陪伴，让郑贵妃一眼就能看出皇帝心情不佳，眉宇间始终有一抹浓得化不开地愁绪。再细看，她又仿佛感受到皇帝这愁绪一半是恼怒，一半是担忧。
“皇上是累了吗？臣妾本来还想着去看看荷花呢，这时节再过可就要没啦。”郑贵妃宛如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一般拉着皇帝的手，把他按在黄梨花木椅上坐下，轻轻帮他捏起肩膀，似乎有些幽怨地说道。
“按”这个动作本身有些逾越，在后宫里恐怕也只有郑贵妃会做，但朱翊钧并不介意，甚至还有些喜欢。
“过几天吧。”朱翊钧叹了口气，把头往后一靠，轻轻闭上眼睛。
“又有人惹皇上不高兴了？”郑贵妃埋怨道：“怎么总有这些恼人的事缠着皇上？”
朱翊钧没睁开眼睛，也没细想，只是漫不经心地答道：“求真以前说过，一个人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朕是皇帝，天下至尊，责任当然是最大的，而责任一大，烦恼事自然也就多。”
“高司徒是文曲星，他说的话自然有道理。”郑贵妃一边帮皇帝捏着肩膀，一边观察他的神色，见皇帝嘴角微微一勾，不由心道：果然只能说高务实的好话，皇上才会高兴。
但郑贵妃又接着道：“既然皇上有烦心事，为何不找高司徒分说分说？臣妾虽然不知道外廷的事，但听说高司徒办事素来得力，还没有叫皇上失望过呢。”
“这次不同，麻烦就出在他身上。”朱翊钧总算睁开了眼睛，但却直勾勾盯着房顶，叹息道：“他前几天被人弹劾了……”
“啊？”郑贵妃“大惊失色”，睁大杏目：“哪个言官这么没眼力价，连高司徒都去弹劾？高司徒能有什么可以弹劾的事？”
朱翊钧没好气地道：“说起这事朕就来气，一群……哼，疯言臆语，说求真前次的《取用疏》谤君。”
“高司徒谤君？”郑贵妃显得更诧异了：“这……怎么可能？”
朱翊钧恨恨地道：“当然不可能，这些人就是因为求真要收他们的商税，所以胡乱攀咬，连轻重都不知道了，朕看他们就是欠收拾！”
“噗嗤！”郑贵妃忍不住一笑，莞尔道：“看皇上这模样，想是已经收拾过了？”
“那是自然，朕还惯着他们不成？”朱翊钧轻哼一声：“两个下了镇抚司，一个革职遣返，一个降调外任。”
郑贵妃抿嘴笑道：“皇上帮高司徒出了这口气，想必高司徒应该出而视事了吧，那不就成了？”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朱翊钧叹了口气：“求真这个人千好万好，就是太重视名声，他上疏求朕既往不咎，朕不肯答应，他就继续闷在家里不肯出山……你说我恼火不恼火？”
“哎呀，皇上就为这生闷气？”郑贵妃摇头道：“这又不算什么，高司徒也是怕外人说他的闲话嘛，您就再下旨温言勉慰一番不就得了？他又不会不遵上意，一道不行就两道，两道不行下三道，无非是中书们忙乎一会儿，高司徒迟早不还是要出来的？”
“这个道理朕当然知道，问题是时间就耽误了，他再不出来就要出大事了！”朱翊钧越说越烦恼，以手扶额道。
郑贵妃明知故问：“事情都处理完了，还能出什么大事？”
朱翊钧叹道：“王先生进京了。”
“哪位王先生？”郑贵妃又问。
“王锡爵。”朱翊钧以为郑贵妃不认识，又解释道：“他是刚刚廷推入阁的新辅臣，和申先生是同年的三鼎甲，过去做过朕的讲官。”
“他进京就进京呗，怎么就是出大事了？”
朱翊钧一时语塞：“他……”
郑贵妃微微瘪嘴，道：“哦，又是朝政吧，那臣妾不问了。”
“呃，也不完全是朝政……”朱翊钧有些纠结，见郑贵妃真的不追问，反而又有些觉得对不住她，犹豫了一下，叹道：“他劝朕早正国本。”
这句话一出口，朱翊钧就发现郑贵妃的手忽然停住了，瞥眼一瞧，发觉她有些失神。
朱翊钧有些不忍，反手抓住她的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别急，别动了胎气。”
原来此时郑皇贵妃还有孕在身。
“臣妾有什么好急的？”郑贵妃眼中氤氲泛起，别过头去：“这些事又不是臣妾能做主。”
朱翊钧听了，只觉得有些脸红——这话的言下之意太明显了。“臣妾”做不得主，难道皇帝也做不得主？
理论上皇帝当然能做主，但事实却是皇帝还真没法完全做主。此前皇三子常洵(次子也是郑妃所出，但当日即夭折)出生一月刚到，朱翊钧就火速将郑妃由贵妃升为皇贵妃，已经引起朝臣不满，掀起了第一波国本之争。
好在当时常洵才刚满月，又经过高务实进言，朱翊钧以“虚东宫以待嫡子”的理由压了下去，这才没有闹大。
现在这一次却有点不同，常洵已经一岁多了，长得白白胖胖，身体也结实，从来没得过什么病，而且眉目之间颇有些朱翊钧的神韵，极得皇帝宠爱。
由此，朝臣对皇帝废长立幼的担心也就与日俱增，时不时会有一两道奏疏请皇帝立太子的，虽然皇帝要么不看，要么对上疏之人降调外任，但这种局面并未改善。
此时此刻，王锡爵挟士林名望起复回京，一来就上了请皇帝早正国本的奏疏，即便朱翊钧不去关心外廷的情况，也完全猜得到外廷现在肯定有很多人摩拳擦掌，想要在这件事上好好表现一把了。
简单地说，就是王锡爵这么一搞，“正国本”一下子就成了最受朝野瞩目的大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了过来。无论朱翊钧怎么想，都不得不给个交代。
一年多前的事情，算起来其实是高务实配合皇帝压下去的，而现在高务实偏巧在“闭关”，那可不就是要出大事了？
没法给出一个能让朝臣满意的交代，这就是大事啊。
朱翊钧面红耳赤好一会儿，有些泄气地道：“恨就恨王锡爵还提了个要命的建议，说可以让常洛拜皇后为嫡母，请皇后抚养他。如此便把求真去年建议的‘虚东宫以待嫡子’之策给绕过去了，唉！”
郑贵妃并不亲自说什么，只是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抽抽噎噎却不肯多说的模样让朱翊钧更觉得为难。
他干脆起身，将郑贵妃搂在怀里，用手轻抚着她的一头青丝，安慰道：“你别急，朕估计求真也不会同意这个法子……”
“他还在家呢！”郑贵妃终于抽抽噎噎地说了一句。
“是是是，我知道，我明日就下演旨，让他赶紧出来视事。”一着急，朱翊钧也不说朕了。
“可那王锡爵的建议怎么办？”郑贵妃叹了口气：“我知道外廷怎么说我，无非是狐媚惑主那一套，就是生怕皇上再把皇后也……说不定高司徒也有这种担心。”
朱翊钧立刻就要说话，但郑贵妃抬头看着他的眼睛，摇了摇头，道：“皇上不用说了，外廷怎么看我，我总能猜到的，高司徒有这种担忧也不奇怪。我想，要不皇上就遂了他们的心愿算了……”
“胡说八道！”朱翊钧有些恼火道：“凭什么啊？朕是皇帝还是他们是皇帝？朕的儿子，朕要立谁还得他们说了算？”
郑贵妃苦笑道：“皇上何必说这样的气话，自然不是他们说了算，可……这是祖制啊。”
“我……”皇帝明显还想说一句“气话”，但最终还是把话憋了回去，吭哧半晌，咬牙切齿地道：“我看还是求真说得好！”
郑贵妃茫然不解：“什么？”话是这样说，心中却是一紧。
好在朱翊钧立刻道：“求真当年曾说过，‘吾欲从祖宗之本意，未必行祖宗之旧法’，这话说得太对了！”
这种事本非后宫所长，郑贵妃没能转过弯来，心中暗忖：祖宗的本意是什么？懿文太子薨后，太祖宁可培养皇太孙也不肯让其余诸子做太子，这……本意不就是坚持立嫡立长么？
朱翊钧见郑妃面有异色，知道她没明白自己的意思，解释道：“祖宗之本意，若是深究其然，并非简单的立嫡立长，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天下安定。立嫡，是名正而言顺；立长，是国赖长君。这都是为了天下安定而计，而不能只以为祖宗不可违便事事盲从。”
郑贵妃愕然道：“最后这话……”
“呃，这……自然是求真说的。”朱翊钧说着，又马上强调道：“但是他说得很对，朕行事不能只囿于祖宗原话，而该深究祖宗本意，如此才算是真正地遵守祖制。”
“那眼下？”
“眼下？眼下众臣逼朕，难道就能天下安定了？”朱翊钧冷哼一声：“朕此前就说过，除非皇后有了嫡子，否则暂虚国本，容后再计！”
郑贵妃心里不托底，暗道：这不又绕回来了么？虽然皇后那边没什么动静，暂时似乎不必着急，但重臣逼宫，气势煊然，众臣纷纷跟进，皇上真的顶得住？
郑贵妃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不稳妥，但又没什么好法子，只好用老手段：“若为此闹得天下不宁，是臣妾之过，要不皇上还是遂了他们的意……”
朱翊钧怒道：“朕偏不！朕还就不信了，朕不下这道旨意，他们还能自行推着常洛做太子？”
郑贵妃叹道：“但始终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你别急，最多再等三四年，朕一定能解决这件事。”朱翊钧忽然昂然道。
“哦？”郑贵妃也是头一次听见皇帝把这件事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不由奇道：“这是为何，皇上有把握在这三年时间里说服外廷众臣工？”
“说服？朕为何要说服他们？”朱翊钧冷哼一声，傲然道：“朕要压服他们！”
郑贵妃明显有些不信，但又不好直言，只好道：“皇上……有把握？”
朱翊钧深吸一口气，道：“只要用好求真，这事就有把握。呃……至少有九成把握。”
毕竟事关切身利益，而且是最大的利益，郑贵妃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小心问道：“皇上为何这般自信，只要三四年就能压服外廷？”她这里特意把“压服”二字加重了语气。
朱翊钧的确很自信，微微扬着下巴，道：“我大明立国二百一十九年，你可知有何患始终相伴？”
郑贵妃想了想，问道：“蒙古？”
“然也！”朱翊钧露出笑容来：“蒙古，始终是大明的大敌，成祖数伐漠北亦不能尽剿，如今也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此诚我大明二百年之患也。”
郑贵妃有点明白过来了，试探着问：“皇上是想灭了蒙古，完成二祖列宗未尽之遗愿，进而威震天下，比肩开国、靖难之后二祖之威风，天下末敢相争，然后……”
“不错，正是这般。”朱翊钧拉着她的手，一同在小憩用的锦榻上坐下，安慰道：“此事本不该与你说，不过今日朕却不想瞒你。这件事朕与求真筹划多年，甚至可以说是从昔日高先生秉政之时就已经开始筹划的，那时候还是先帝在位呢……
总之，如今大势已明，我大明只需再积累些钱粮，使之无后顾之忧，便可以扫灭北虏，混一寰宇，届时朕自然不必再和外廷某些人多说什么。唯一可虑者，便是今年因为缩减军饷额度，闹出了西北之乱，所以今后不能再从节流上想法子了，也因此朕才用求真为大司农……”
郑贵妃点头道：“高司徒生财有大道，这事交给他办准没错。”
朱翊钧笑了笑，道：“朕也这么觉得，不过这事也不是那么好办的，毕竟户部不像他自家的买卖，户部不是做生意，是找人纳税……你想啊，收税的人高兴了，缴税的人肯定不高兴，对不对？”
“那倒是。”郑贵妃点了点头。
“而且更难办的是，求真觉得不能再加收田赋了，只能收商税，而这商税……嘿嘿，南榜官员自然是不肯的，这才有了刚才告诉你的‘谤君案’一事。”
一听原因如此，郑贵妃这次打心眼里说了一句：“皇上罚那几个言官罚得好啊！”然后又道：“那这么看来，更要早些劝得高司徒出而视事了呀！”
朱翊钧用力点了点头，拍了拍郑贵妃的手，道：“放心，这事儿明天就办好。他要是再不出来，朕就是亲自去请，也要把他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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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接太后懿旨，命我今晚赶去湘潭，明天去韶山玩，所以这一章提前发了，明天的一章会正常更新，但可能比较晚。
第152章 三请高司徒
次日一早，高务实按照平时的习惯早早就起了，然后一边用早膳，一边听着“黑顶”的家丁汇报昨夜传来的各种消息。
心学派方面除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高官闭门会议”之外，还有许多官员按照自己的小圈子互相走动，其中比较重要的官员来往都在黑顶这边留下了记录。
只不过，黑顶毕竟不是厂卫，不敢随意往朝廷高官府中安插眼线，大多只能依靠利诱从这些官员府中下人的口里买来一些消息。
这些消息有时候可以精确到官员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因为那些下人可能正巧是近侍；有些时候却只能让黑顶知道官员甲何时拜访了官员乙，并在多久之后离去，因为这位下人可能只是门子。
总之，深浅终归有别，细节差异巨大。
不过今天高务实“听汇报”的进程被意外打断了。此时时间虽早，但司礼监派来传旨的天使已经到了尚书高府的府门外，为避免“慢待上意”，高务实只好提前结束早膳，命人大开中门迎接——天使代表皇帝，是不能走偏门而入的。
高务实本人则在高陌娴熟指挥下人摆好接旨的那套固定行头之后在中堂相候，等待天使宣旨。
旨意很简单，无非就是如此前一般，温言勉慰，要求高务实及早出而视事。
高务实恭敬接旨，高陌悄悄打赏了十两银子，天使出，回宫复命。然后高务实大手一挥，微微摇头，高陌便命府中专司文书的家丁去草拟奏疏。
这奏疏自然是婉拒皇帝的要求，坚持继续留府的。这一类奏疏是有“范文”的，而且这些文书家丁都是高家私塾专门有针对性培养的人才，考进士虽然不用想，但模仿高务实的语气写点简单奏疏倒还顶用。一般来说，高务实只需要拿着草稿照抄一份(奏疏本身原则上不允许代笔)，顶多稍有增删即可。
这道奏疏回得极快，当然其本身没什么油盐，只是重复了此前他不愿出而视事的理由罢了。
高务实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还需要继续以此“表明态度”，也是因为他其实并不着急——他知道此时此刻最着急的人要么是郑皇贵妃，要么就是皇帝本人，适当地端端架子并无关系。
毕竟，如果是皇帝本人着急，皇帝是熟知这些固定套路的，不会为此迁怒于他。如果是郑皇贵妃着急，那就更好了，他这般不急不忙的表现只会让她更加急不可耐，甚至失了分寸，但眼下却又绝不敢迁怒到他，于是这次事件会让她在心里更加忌惮。
一般人或许会害怕皇帝“独宠”的爱妃忌惮，因为忌惮就容易导致处心积虑地朝他发难。然而高务实并不怕——朱翊钧的“高务实依赖症”短期内不可能被“治愈”，他高务实就是唯一的救命良药，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唯有不可或缺的能力，方能使你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一般而言，皇帝收到这样的奏疏之后，至少要在明日才来得及做出其他反应，所以高务实又趁这个空档把之前没听完的汇报听完，在房中分析了一番，暗暗猜测心学派大致会做出什么事来。
然后，他又听了另外一些汇报，则是关于实学派内部，尤其是许国一方的动向，得知沈鲤昨日与许国见了面，其中还有他们二人的门生数人在场。
不过这次见面却不是在许国府上，而是在一间偏向高端的茶楼里头，由许国的一位门生包下了独层，双方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晤。时常将近一个半时辰，名义是赏析一副赵孟頫的作品。
这让高务实有些忍不住摇头，看来沈鲤因为调职一事，也对自己有些疏远了。
事实上这件事高务实真的挺冤枉。让沈鲤调职又不是他自己的主意，是皇帝实在觉得沈鲤不适合呆在这个位置上。此时此刻的户部尚书必须得有新的举措，能够在不激起大规模动乱的前提下显著提升朝廷岁入，而这件事在皇帝看来只有高务实有能力办好。
但这种事光讲道理是没用的，因为在沈鲤看来，这样的调职就如同打脸——皇帝的举动相当于是明白无误地昭告天下：你不如高务实有用。
这谁受得了？哪怕它是事实，也不是人人都能坦然接受的，何况沈鲤已是朝廷七卿之一，其地位已经非常接近阁老了，忽然被皇帝如此当头一棒，换了谁都不好受。
然而，正所谓“雷霆雨露，俱是君恩”，沈鲤这样的官员不可能因此去指责皇帝，甚至不敢表现出任何“心怀怨望”。于是，高务实只好代为受过——谁让你是当事人？你凭什么比我厉害？
哦，不对，应该是你凭什么让皇上觉得你比我厉害？
事已至此，沈鲤心中的“怨望”显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轻松化解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合适的契机，但此时契机显然还未出现，高务实也只能姑且听之任之。
至于许国得到沈鲤的支持之后会不会实力大增，打破此前实学派内部“高强许弱”的大格局，高务实倒还不是很担心。
许国也好，沈鲤也罢，两人都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出身，这一年是高拱门生最为集中的一科(这一年主考官就是高拱)，其中的同年现在大多都是实学派的中流砥柱。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其中的大部分人现在都在高务实的旗帜之下，承认高务实为高拱的头号继承人身份。与此同时，高务实的圣眷、势力以及年龄优势，都让他们不会轻易选择投靠其他人。
圣眷、势力不必说，年龄优势更是杀手锏——许国比申时行还大八岁，今年已经六十有一(虚岁)，而高务实呢？今年才二十有五(虚岁)。而且按照皇帝如此重用于他的态度，再加上预计中三到四年之后可能发动灭元之战的时间轴来看，一旦进展顺利，高务实甚至有可能赶在三十岁之前入阁！
不到而立之年的阁老，这前途真是让人无话可说。因为理论上只要他自己“不出事”，那就意味着他将有至少四十年的宰辅生涯(即按七十岁坚持求退来算)。
这……这宰辅生涯宛如世袭而来一般漫长，谁堪比拟？
今后四十余年啊，别说这批乙丑科的大佬，就算他们的子侄辈，高务实也完全“照应”得到，甚至搞不好连他们的孙儿辈都能享受到高务实的栽培。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高务实这项优势明摆着，谁能不动心？更何况，你跟着他，那是子孙辈受照顾，可若是背叛他呢？这“照顾”恐怕就会让人苦不堪言了吧？
是以一般而言，实学派内部已经站到高务实一边的官员是不太可能轻易改换门庭的，许国、沈鲤那样的情况更多的还是被逼无奈——面子对文官而言的确太重要了一些。
把沈鲤这档子事思考明白，已经到了快要用午膳的时候，然而意外发生了——门子来报：天使再至。
高务实略有意外，暗道：今天司礼监的效率这么高？
皇帝勉慰大臣，劝大臣出而视事的这种圣旨，是不必经过内阁和六科的，直接下中旨即可，因此动作快慢只取决于两个部分：一是皇帝本身的口谕来得及时，二是司礼监草诏迅速，派人也快。(这一类中旨无须中书拟旨，司礼监有时候直接将皇帝的口谕原话写进圣旨，当然在明中后期的时候，司礼监通常还是会稍加润色。)
然而司礼监其实是个极其忙碌的内廷衙门，工作效率这种东西一贯不咋地，只有一种情况例外——皇帝明确交待的事情，才会特事特办。
不管怎样，高务实只好再次在府中摆好全套行头接旨。
这一次的旨意，从意思上来说与今日第一道旨意差别不大，惟独用词变得更讲究、更诚恳了许多。
譬如“……所盼甚殷，卿心何忍？宜即出视事，勿再推言，以符朕望。”可谓是在圣旨中动了感情一般。
而传旨的宦官也换了人——直接是陈矩亲自来了。
陈矩宣旨完毕，便将高务实拉到一边，劝高务实莫要再拖了。他对高务实道：“司徒，皇爷今日看来是下了决心，连内阁呈上的疏文和票拟都不看，一心一意等在西暖阁，就为了看您的复文。另外……昨天傍晚时，皇爷幸翊坤宫，曾将宫女內侍赶出殿外两炷香的时间，与郑皇贵妃密议。”
既然是密议，说了些什么陈矩自然也不知道，不过高务实从陈矩说起皇帝今天状态中大致能够揣测大半。
然而高务实沉吟片刻，却依旧摇头，道：“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即日便出。麟冈，我也不瞒你，此事……即便到如今这个地步，也还不是我出而视事的时机。”
陈矩听得有些忧心，深皱着眉头：“司徒是天底下最了解皇爷的人，司徒既然觉得无妨，想必皇爷这里应该是的确无妨的，只是……郑皇贵妃如今圣宠在身，若是为此动了怨念，只恐于司徒不利。”
高务实淡然摇了摇头：“她能有今日，绝不会只是因为什么‘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我虽未见其人，也知其必有过人之能，至少能知进退，会避锋芒，非如此不可固圣宠。”
陈矩若有所思，沉吟片刻，道：“司徒知人，果如其然。不过，若是一会儿皇爷问起……”
高务实微微一笑：“无妨，若是皇上问起，你便说我忧心王太仓此番进京，一些人胆气更壮，必时刻窥视我之动向。未免授人口实，我实不敢轻易而出，待得风平浪静，自然不会坐视部务积压、朝政受窘。”
“这……”陈矩为难地看了高务实一眼，见高务实面色坚决，只好勉强应了：“好吧，咱家先这般复命便是。只是司徒最好有个准备，咱家以为皇爷这次恐怕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了。”
高务实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微微颔首道：“有劳麟冈。”
陈矩去后，高务实用过午膳，在后院散步了一会儿便去午睡。尚未睡深便被叫醒，一问之下才知道，居然又有圣旨到了。
高务实心下愕然，暗忖：皇帝这么心急，莫非这件事还有什么细节我没算到，但却是皇帝极其重视的？又或者说皇帝对立太子一事的敏感程度超过了我的预计？再或者他对朱常洛的厌恶程度超过了我的预计？
按照大明的体制和习惯，立太子威胁不到他，而且即便是朱常洛这个皇长子也不过几岁，那就更谈不上什么威胁了，他不应该为此过于敏感，这一条可以排除。
厌恶朱常洛？有可能，但朱常洛毕竟是他的儿子，虽然身体差点，可毕竟又不是什么长得极其丑陋或者天生残疾，正常来说应该不至于有多么强烈。朱常洛真正的问题只不过是生母不受皇帝宠爱。
可是这一条也有问题，皇帝当初既然会在慈圣太后宫中就急不可耐地临幸了她，至少她肯定不丑，那为什么事后如此厌恶呢？
高务实思来想去，忽然灵光一闪。这件事恐怕只有一种解释：皇帝当天临幸之后，出现了自我否定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他觉得自己居然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做出了违背正常道德观的事——皇帝临幸宫女本身没有道德问题，问题是在母后宫中突然这样做了，这显得他的自控力很差。
这件事发生在万历九年，当时高务实不在京师，现在仔细回忆一下，把几件事的时间点算一算就发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此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朝廷就下令备选九嫔了，而在次年即万历十年三月，朱翊钧便亲御皇极殿传制册九嫔，郑氏被封为淑嫔，位居九嫔第二位。
高务实再一想，在临幸王恭妃(当时只是宫女)之前，朱翊钧只有一后一妃，即皇后与昭妃。皇后的风格不必多说了，虽然为人贤惠，但贤惠得有些过度，好像生怕天下人说她善YIN一般，很不乐意与朱翊钧亲热。而昭妃……女人显然不是永远都那么“方便”的。
彼时朱翊钧的年纪显然是欲望最盛的时刻，又已经“开了荤”……这就好解释了。
但高务实认为这可以理解，朱翊钧自己却不一定能够接受。毕竟他受的教育其实是最正统的儒家教育，这种忽然失控而做出的事可能会让他陷入深度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继而又导致对王恭妃的极度厌恶——都怪你，害我如此！
这事在高务实看来当然不怪王恭妃，但他作为一个独特且超然的旁观者，却能理解朱翊钧的这种心态。只能说，这事其实就是个悲剧，归根结底是朱翊钧受到的教育有问题，他受到的教育，善恶之辩太过于清晰，而忽略了人性的本质，甚至更忽略了身体的内在因素。
人都有七情六欲，年轻人“好色”一些其实很正常，那不光是心理原因，也有生理因素。平常人之所以可能够克制，是因为平常人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是受到各种限制的，然而皇帝……没有人能限制他，至少在后宫的宫女这个群体中，他没有任何限制。
然而皇帝在事后又因为其所受的教育而拧巴了，因此迁怒到了王恭妃，又因为王恭妃而迁怒到了朱常洛。于是，皇帝在不久之后干脆下令备选九嫔，这个举动其实是为了将来不再出现这种“丑闻”——事实上朱翊钧此后，终其一生的确没有再发生过类似事件。
难怪他一辈子都不喜欢朱常洛，而且在王皇后薨后不久他的身体状况就忽然恶化，在临死前又下令朝廷准备将郑皇贵妃册封为后——这一切的根源都是万历九年种下的。
万历九年他“失控”的那一次，不仅让他拧巴于被“魅惑”了，而且他很可能还对王皇后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愧疚。
高务实长出一口浊气，心道：我总算是把这件事搞明白了，难怪历史上他为了不封朱常洛为太子甚至不惜搞出国本之争，继而又导致和整个文官集团冷战数十年……
高务实神清气爽地再次接旨，却不料这次来传旨的人居然是两位：黄孟宇和陈矩居然一起来了。
此时不能打招呼，高务实老老实实接旨。黄孟宇站在主位，陈矩在其身侧。
黄掌印打开圣旨，看了一眼就愣了，连忙与旁边同样愣住的陈矩对视一眼，互相眼神交流了一下，又深吸一口气，这才终于念道：“高务实，你要是再推辞，朕就自己来请了，今晚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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