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御前阁议(下)
王家屏果然直人直语，这番话当真是直指问题核心：如果你现在就封他一个伯爵，过两年打图们又肯定不能不用他，到时候一旦打下察哈尔，大明就算是覆灭残元，给“二祖列宗”一个交代了。
这么大的功劳，按照国初时人们的想法，就算给个王爷也不为过，现在虽然按制不可能给王爷了，那也不至于只是进爵一级吧？那么好，进爵两级，伯爵跳过侯爵，那不就是国公爷了吗？这爵赏就到了极点啊！
是，到了极点也不是不行，反正一般能干成这件大事的人年纪都小不了，当了国公爷之后，在家休息几年也就见太祖去了，无所谓。
可是他高务实不同啊！按照朝廷目前的规划来看，这事再拖也不会拖五年。
五年之内踏平察哈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务实甚至还不到三十岁！
三十岁不到便封了国公爷，他又不是外戚封爵或者驸马得爵的，那就是说他在朝廷的职务不会受到影响，不管当时是什么官，还得继续干下去。
你敢相信这个年纪、这般才干的重臣在接下去四十年的宦海生涯里，就一点其他的功劳都不立了吗？如果立了，你拿什么再赏赐给他呢？他连爵赏都到顶了啊！
我朝廷自太祖以后，就再没有拿功臣开刀的例子，莫非你万历天子要破一破此例？
不好意思，这个思路是肯定行不通的。
为什么？
因为天下文官都不会答应啊！你“今天”可以拿高务实这个功臣开刀，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拿任何一名功臣开刀？
我朝廷二百年养士之风，就被你给坏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家屏虽然没有说这话，但意义很明确的摆了出来：与其到时候高务实功高震主，你因为赏无可赏而开杀戒，倒不如现在就未雨绸缪，先把高务实的爵赏压一压。
我不是嫉妒高务实，我这是为了他好，为了皇帝好，为了朝廷好，为了天下好！
朱翊钧听得甚为感动，心中暗道：王先生虽然入阁未久，但正直敢言确属难得，不论这话我是不是认可，至少他的确是在为我考虑。
他又想起锦衣卫此前曾经的一次密报，说王家屏曾经有一次在给同僚的信中提到他为官“内不敢求知于宦官宫妾，外不敢得罪于贤士大夫。进无隐情，退无私客，解官而反，家徒四壁，萧然寒儒，此可不愧于心，不愧于知己者也。”
又说他以为做辅臣最重要的事，便是“能上匿于未形，防欲于微眇”，“疏导密规，防君志未萌之欲；明诤显谏，扶乾纲将坏之枢。”
朱翊钧当然知道，此前自己好几次因为“足疾”而取消经筵，王家屏虽然已经不担任日讲官了，但每次都会上疏批评。
说起来，朱翊钧当时对此时很不满的——我又不是因为想偷懒而取消经筵，我是“圣体违和”啊，你怎么就一点都不体谅一下呢？
但现在，朱翊钧却忽然觉得王家屏这样的辅臣也挺可爱的，最起码他的每一句话都算得上是“一心为公”。
想到“一心为公”，朱翊钧便不由得想到高务实，忍不住拿高务实与王家屏对比。
要论才干，当然是高务实更胜一筹。朱翊钧对照了本朝二百年来文臣武将，甚至认为文武全才者无人可出高务实之右。
但如果只论诤谏，则恐怕王家屏还要在高务实之上，王家屏是心里完全不存事，事无大小，但凡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不对的，或者不够好的，他就要说。
高务实则不然，他似乎并不在意某些“防微杜渐”的小事。比如他肯定不会因为皇帝今天取消了一次经筵，就把这件事拔高到举国士人不好好读书是因为皇帝没能垂范天下上去。高务实更讲究就事论事。
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二人都算是“一心为公”了。
高务实不愿意现在受爵赏，是因为他怕影响到朝廷稳定，继而影响到接下来的灭元之战，因此宁可主动放弃这样的好机会。
王家屏不同意高务实现在受爵赏，则是担心灭元之战顺利之后，高务实会出现功高盖主、赏无可赏的“亢龙有悔”之势，于君于臣都很不利，更不利于朝廷与天下。
两人的出发点固然不同，但都是“一心为公”，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这就尤其难得了。
当然，朱翊钧自己倒并不相信什么功高盖主——再高的功也盖不了主！这个道理早在十几年前高务实就曾经和朱翊钧解释过，朱翊钧是完全同意的。
当时，高务实给朱翊钧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王翦，一个是郭子仪。
一个是帮始皇帝征战天下、横扫六合；一个是助李唐平定安史、还都旧京。要说盖世奇功，这两人都可以称得上。
公元前236年，王翦率领军队仅用十八天攻占赵国，还攻占了其他九个城市。公元前222年，他再次攻击赵，并会见了赵将军李牧。二人相持了一年多，李牧被王翦的反间计除去了，王翦成功的拿下了赵国。
起初，荆轲行刺秦王未遂，嬴政以此派王翦出兵燕国。王翦不答应，他知道鸟尽弓藏的道理。公元前225年，在王翦的指挥下，秦军终于打败了楚军。公元前222年，嬴政统一了诸侯。
天下终于一统，王翦自然功不可没。但是王翦并不自在，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地位太高，无法升职，赏无可赏。他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功高盖主，他害怕皇帝会害怕自己，所以他请求皇帝，希望回家种田。
王翦对始皇帝说，我已经年老了，渴望乡下的田园生活，想回到家乡，享受天伦之乐。
然而，始皇帝毕竟是始皇帝，他根本没有吃这一套，直接拒绝。英明如嬴政，岂会不知王翦这样做的心思。不过，嬴政才不会怕王翦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毕竟秦国的兵权还是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因此，即使在六国统一之后，他将来也会使用王翦。
于是在拒绝王翦之后，为了安抚他，始皇帝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留下，我不会杀了你。”
王翦是不是放心没人知道，但皇帝的态度却已经足够明确，因此王翦此后不再提出回乡的要求，结果也安稳地过完了一生。
高务实当时和朱翊钧论史，讲到此处时尤其强调了始皇帝的胸襟气魄，并告诉皇帝：天下之至尊，自当有海涵天下之雅量。
朱翊钧深以为然，并从此以这样的雅量要求自己。这是高务实带来的变化，也是朱翊钧本身个性之使然——历史上的朱翊钧就敢于放权，这一点此前早已多次说明。
如果说王翦的例子，重点在于始皇帝的雅量，那么郭子仪的例子，则是站在臣子这一面来说给朱翊钧知晓的。
郭子仪四十岁时任朔方节度使，手握十万精兵。安史之乱爆发后，任“副宰相”兼兵部尚书。收复长安后，加司徒官衔，封代国公。公元758年，进位中书令，成为真正的宰相。公元762年，郭子仪又因功进封汾阳郡王。公元779年，郭子仪被皇帝尊称为“尚父”，再加太尉官衔。公元781年，郭子仪去世，朝廷赠太师官衔，谥号“忠武”(武臣极谥，等同文正)。并且后世史书赞曰：“功高盖主主不疑，权倾朝野臣不忌”。
武则天当权时期，为了消除反对者，对军队进行了大清洗，全部换上了亲信。武则天这些亲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进而大唐帝国使得对外战争一败再败，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鉴于边防压力剧增，武则天在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设立了武科，用以选拔人才，来充实军队，稳定边防。
郭子仪传奇而又辉煌的一生，就起始于武则天时期的武举第一名(当时武举不称状元)。
郭子仪出生于华州郑县的一个士大夫家庭，因为家道中落，所以郭子仪没有参加文科，而是参加了武科。成为“武状元”后，郭子仪以左卫长史的身份前往单于都护府任职。经过多年的磨砺，郭子仪积功成为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之后，因为上司嫉妒，郭子仪被闲置，一直未得重用。闲置的生活养成了郭子仪宠辱不惊、恢弘大度的性格。
然而有句话说得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郭子仪在天德军使、九原太守的位置上一直待到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帝国外重内轻、承平日久的问题完全爆发出来。因为安禄山身兼河东节度使、控制了河东道北部，对北都太原构成严重威胁。大唐帝国中枢慌忙之中想起了被闲置多年的郭子仪，于是任命他为朔方节度使，全力解除安禄山对太原的威胁。
郭子仪没有辜负朝廷对他的期望，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了河东。收复河东失地后，便开始着手收复河北失地。安禄山在河北经营多年，势力比较稳固。加上河北有大量草原胡人，这些胡人全力支持安禄山，使得郭子仪收复河北的计划困难重重。
此时，颜真卿兄弟在河北常山郡起兵反抗安禄山，一时间河北十七个郡县响应，形势大好。面对如此大好形势，郭子仪抓住机会，深入河北，重创安史叛军，一时间威震天下。
就在郭子仪威震天下、即将剿灭叛军的时候，唐肃宗听信谗言，强令郭子仪停止进攻。郭子仪停止进攻后，安史叛军立刻抓住机会进行喘息，形势开始逆转。偏偏唐肃宗还派出太监前期监军，用以牵制郭子仪。
此外，肃宗还任由太监胡乱指挥，造成唐军重大损失。在这种恶劣的形式下，郭子仪忍辱负重，先是惨淡经营，进而收复了长安、洛阳两京，接着与李光弼通力合作，最终彻底击败安史叛军，恢复了大唐天下。
安史之乱平定后，鉴于郭子仪功劳太大，对皇权构成威胁，唐代宗采取明升暗降的方法，剥夺了郭子仪的兵权。郭子仪对此毫无怨言，并坦然接受。郭子仪平淡的表现打消了唐代宗对他的戒心。
因此，当吐蕃与回纥联手入侵时，唐代宗再度派郭子仪领兵出征。吐蕃与回纥势大，唐军诸将不敢前进。郭子仪却毫无惧色，单骑入回纥大营，凭借自己的威望，促使回纥退兵。回纥退兵后，吐蕃大惧，也一同退兵。就这样，郭子仪不费一兵一卒解除了外患。
以上这些是高务实作为侍读为太子朱翊钧正经讲史所言，除此之外，他还特意说过几个后人熟悉的小故事(注：我就不一一例举了，想必大家都知道)。
总而言之就是就是这么回事：唐肃宗觉得郭子仪威望太高了，要收回兵权，老郭乖乖地听话交出兵权；
唐肃宗把局面搞乱了，需要老郭出来拾垃圾了，老郭乖乖出来；
老部下王元振等人怀念他，不喜欢新长官，闹腾作乱，唐肃宗让老郭去收拾，老郭一点不护短，格杀勿论；
关中空虚，吐蕃长驱直入夺取长安，唐代宗再次召唤。被朝廷束之高阁不用的老郭又被号召，自掏腰包雇了二十个骑兵赴国难；
老部下仆固怀恩被逼反，唐代宗再次召唤，老郭又出来帮皇帝洗地……
这就是个任劳任怨忠诚点满的超级老黄牛啊，当皇帝遇到这样的臣子，那简直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好吗？
李世民、李治手下都没这样的老黄牛！
李靖早年曾经准备把李渊、李世民父子反隋的计划给隋炀帝告密；李绩曾经是李唐的敌人，晚年跟武则天混；苏定方前半辈子就是跟李唐做对的死敌；薛万彻兄弟几个，都是李建成的死党；契苾何力可不像郭子仪那样，能为了皇帝开心就对谁都格杀勿论的；连裴行俭都能为了阿史那伏念被杀，而跟李治闹矛盾装病。
所以说，哪个皇帝手底下有个郭子仪一样的臣子，都得烧高香庆贺啊！
问题是，高务实举这个例子是为什么？
当时还在做太子的朱翊钧没想那么多，现在却越发理解了，因为他发现高务实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就是郭子仪再世吗？
别的都不必说，就说当初独占鳌头的“二百年来真魁首”，可不就是因为帮他这个皇帝背黑锅而连降三级去了广西？
但是高务实一句怨言都没有，说走就走，两年后带回来一个安南内附。
而接下来这几年更不必说，高务实简直就是个救火员，哪里有难去哪里，从来不推辞，从来不失败。但凡是他朱翊钧交待的任务，高务实包管办得妥妥当当，甚至比皇帝期望的还好。
这不是郭子仪再世？不，他比郭子仪干得还好啊，郭子仪好歹只是打仗，高务实还能理政啊！比如说京营这档子破事，要不是有他高务实，谁干得下来？只有高务实！他甚至风平浪静地就办成了！
这种臣子，我怕他功高盖主？
笑话！朕只怕用得不到位、捧得不够高啊！
要不是为了尊重务实自己的选择，朕今天这个爵怎么可能不封！
不过，朱翊钧确实是打定主意尊重高务实自己的决定了，因此，既然王家屏找出来这么一条好理由，他当然也不会不用。
“王先生老成谋国，朕虽然用人不疑，有功必赏，但为不使天下生疑，这一次便暂且将求真这一功压一压吧。想必以求真之雅量，也不会因之生怨。”朱翊钧淡淡地道：“此次之功本是求真所立，如今压下爵赏，诸位先生与杨卿以为朕该如何行赏，才不会让天下人笑朕是非不分、容人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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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 皇帝主导的阁议
“诸位先生与杨卿以为朕该如何行赏，才不会让天下人笑朕是非不分、容人无量？”
到底是观政多年、御极十五载的“老皇帝”了，朱翊钧这话的分量任是几位阁老地位特殊，天官大人权势熏天，也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
掂量什么？掂量一下自己敢不敢“让天下人笑朕是非不分、容人无量”！
什么叫定调子？这就是定调子。
朱翊钧定的这个调子，就是要大赏，必须大赏！
不大赏，不能昭示朕明辨是非；不大赏，不能彰显朕海涵天下。
一时之间，众臣均有些沉默，尽管他们沉默的原因并不相同。
朱翊钧不管这些，只管看着申时行。他是首辅，这样的大事岂能没个态度？
申时行被皇帝看得有些绷不住，只好轻咳一声，道：“此番高务实之功既不便爵赏，也就只能从官职、文勋、加官、诰妻、荫子等方面考虑了。”
既然皇帝已经明确这功本身是高务实的，只是这次不方便赏，那申时行也就不纠结着非要说功劳归魏学曾，不从语言上惹怒皇帝。
申时行这番话倒也是正理，只不过说了等于没说。
朱翊钧倒也没介意，只是好像忽然想起什么好笑的事，摸了摸并没几根胡子的下巴，道：“说到荫子，他现在已经荫了三子还是四子了吧？朕记得有个锦衣卫指挥使，有几个国子监读书什么的……哈，看来求真生孩子的速度着实慢了些，都跟不上恩荫了。”
众人见皇帝笑了起来，都只好跟着笑了笑，惟独吴兑笑完还开了口：“皇上说的是，此次之功，免不得又要在锦衣卫恩荫一两个，他这子息之事，还真要抓紧了。”
朱翊钧哈哈一笑，摆手道：“恩荫是小事，好办，先说说其他的吧。”然后看了看杨巍，道：“杨卿，你是天官，你先说说按例应该如何加赏。”
杨巍今天到现在才开始说话，不过一说就是正事。只见他起身稍稍一躬，道：“回皇上，除实职外，其加官按例似可由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其余文散官、诰妻、荫子等事，则要看实职是否升迁方可议定。”
朱翊钧略微思索，摇头道：“原先他那个太子少保是因为在辽军功等务而获，此番虽然仍是军功，如杨卿所言确应升为太子太保，但方才朕也说了，此番须得加赏，还是从师、傅而论吧。再说，他一个六首状元，总做宫保也难免弱了文名。”
杨巍本身虽然是个中立派，但他过去曾长期在山西为官，与张四维交情又好，自然不会反对这种好事，顺水推舟道：“既然皇上如此说，那也可以加官太子太傅。”
朱翊钧摇头道：“太子太傅既然给的，太子太师又如何？他本就做过朕的伴读，给太子做个太师还怕教不得么？就太子太师吧。”说完直接看了看诸位阁老，问道：“诸位先生以为如何？”
申时行这次倒很干脆，拱手道：“臣无异议。”
既然申元辅没有异议，其余几位自然也都表示无异议。
太子太师的加官虽然听起来气派，但毕竟不是三公三孤，而只是太子三公之一，依然比不得几位阁老，所以大伙儿也就不至于太纠结，连王家屏想了想都没有表示反对。
这件事就算是议定了，但对于最关键的“实职”，大伙却谁都不肯先开口。
当然这也怪不得他们，朝廷高官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萝卜都是满坑的状态，高务实要往哪安排都很麻烦，都要先拔出一棵萝卜才能办妥，可是……拔谁呢？
拔对方派系的萝卜当然很好，但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一不小心这御前阁议就可能吵起来。到时候君前失仪事小，惹得皇帝生厌就事大了。
既然“对方”不好惹，那么拿中立派开刀如何？
好，当然很好，但这话就不该由“我”开口啊！这种得罪人的事，自然应该等对方的人开口才好，我为什么要强出头呢？
大家都秉承这样的心思，自然就没人肯开腔了。
朱翊钧等了一会儿，大概也是看出来了，干脆突然朝申时行道：“申先生，你前次说内阁如今阁务繁忙，几位先生已经快要忙不过来了，朕当时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似乎确有其事……”
申时行愣了一愣，暗忖道：皇上这话是何用意，莫不是在敲打我，暗示我应该主动表态让高务实晋升何职，否则就要再添一名实学派阁老？可现在这局面，难得实学、心学双方维持着平衡，如果让我心学一派让出一个位置给高务实，这平衡岂不是立刻就打破了？
想归想，但申时行此前为了想办法让王锡爵入阁，的确是说过这话的，他也不好自己打脸，只好轻咳一声，道：“皇上法眼如炬，阁务确实繁重，不过……”
“既然繁重，朕想着太仓王先生守制已满，似可考虑起复回京。他也是朕的先生，士林推尊久矣，倘能入阁相助诸位先生，想必也是好的。”
朱翊钧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
申时行这种时候反应很快，只是稍稍错愕，连忙答道：“皇上所言极是，臣附议。”
这一来许国却忍不住道：“皇上，王锡爵虽久享文名，然则数年前在乡之时，闹出次女‘飞升’一事，士林广为讥讽。此时皇上欲以王锡爵入阁，臣恐廷推不易。”
王锡爵次女“飞升”之事，朱翊钧也知道。
当时王锡爵虽然是太仓首富，但他家的主宅已经迁到了苏州城里，而那一年的九月初九，苏州城里的头号新闻却不是与重阳有关，而是与王家有关。这一天，苏州的大街小巷都在口口相传同一件事情——王锡爵的千金，要在这一天飞升成仙。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苏州城。
王锡爵这样的土豪兼学霸再兼高官，在苏州城自然名声鼎鼎，因此苏州城里没有人不知道太仓王家。而王锡爵的这个要飞升成仙的女儿是他的次女，原来的名字叫做王桂。
此女从一出生就不寻常，她的生活就十分不顺，虽然她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是并没有用。她出生的时候是难产的，把她母亲折腾的几乎要送命。出生不久，她又患上了严重的黄疸。她的哭声与众不同，带有撕心裂肺的感觉。
后来，她慢慢地长大了，但跟其它“女公子”不一样，她学习知识特别迟钝，官宦千金们必须要学的琴棋书画她也丝毫不感兴趣，又经常做出些奇怪的事情。她表现出来的这些特质，都让家里人感觉她有点傻。所以，王锡爵彻底不让她的这个女儿出门，一直养在家里面。
此时女子十岁左右就可以定下亲事了，十五岁左右一般就会出嫁，而她定下亲事是在十六岁上下，对于官宦千金来说算是挺迟的。
定下亲事的男方，是时任浙江布政使司参议徐廷裸的儿子，名叫徐景韶——按照王家的地位来说，这桩婚事基本属于“下嫁”。但谁也没有想到，连“下嫁”都不顺利，在距离婚期不到三个月的时候，还未见过面的未婚夫莫名其妙的去世了。
这时的人特别忌讳这种事情，自然就说她“克夫”。而有了这样的流言，王桂如要再嫁，那也是很难的，况且王锡爵这种要脸胜过要命的人，肯不肯让女儿再嫁也很难说。
但王桂并没有因为这种事情而伤心欲绝，她跟家里人说要为未婚夫守节，便穿上了缟服和草屦。她就这样一个人过着日子，平常也依旧不怎么说话。
直到突然有一天，王桂跟她父亲说，她遇到了道教的仙人朱真君、苏元君，得到了他们的指点和传授。
王锡爵自然不相信，以为她只是臆想。但是后来，王桂更是变本加厉，每天都沉迷在道教中，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焘贞”，自己取了个法号为“昙鸾菩萨”，又取了个道号叫“昙阳子”。
她时不时地向众人施展自己的“法术”(具体是什么法术没有找到记载)，跟大伙人说自己在重阳日要飞升成仙。
寻常百姓自然十分迷信，尤其是她还是王锡爵这种“文曲星”的女儿，于是大家互相奔走相告。据说在当天，苏州城有十多万人聚集在那儿看她如何飞升成仙。
更神奇的是，这些人里头居然还有她父亲王锡爵的好友王世贞(前文有述)，并且王世贞是以她的弟子身份出现的，简直令人惊掉下巴。
具体的“成仙”过程特别简单，王焘贞走进早已准备好的龛中，端立在里面，不一会儿就咽了气——毫无精彩可言。
诡异的是，就因为这样，她被在场众人奉为了“神仙”，王世贞也坚持这么说。
朱翊钧曾经和高务实谈及此事，高务实是个无神论者，当然不相信。朱翊钧当时本来半信半疑，怀疑的成分可能更多一些。
于是高务实便说，可能是王桂自己臆想以深，王锡爵又担心她搞出其他事来，坏了王家的名声，想着死了反而更好，于是便成全了她，按照她的意思办。
朱翊钧便问，那王世贞又是什么情况？
高务实以他一贯的阴谋论风格道，可能是王锡爵请王世贞来做一出戏，把这事给坐实了——有他们两个文坛大佬压阵，旁人就算本来一点也不信，现在也只好将信将疑。至于王锡爵付出了什么代价，那就无人得知了。
朱翊钧又问，那为何她站进神龛里之后不一会儿便死了呢？
高务实无奈道，随便吃点毒药不就死了吗？反正最后为她“升仙”做收殓的是她的“弟子”王世贞等人，旁人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中毒而死嘛。
朱翊钧这才恍然大悟，甚至还嘲讽了王家几句不太好听的话。
不过当时嘲讽，不代表现在朱翊钧也会嘲讽，他此时只是摆手道：“廷推的事朕不过问，相信众臣工自有公论。”居然就这么把这事岔过去了。
许国眉头深皱，总觉得这事透着诡异，不过他心中暗忖，只要皇上不会以中旨召王锡爵入阁就没事，因为廷推方面实学派占优势，不怕他王锡爵翻天。
当然，以王锡爵的个性，就算皇帝取中旨，想必他也不会接受。
许国因此便没有再说话，只是脸色明显阴沉了一些。
张学颜与吴兑悄然对视一眼，都有些皱眉，想不到皇帝这是玩哪一出。明明在说求真晋升的事，怎么反而先要给心学派送这么一份大礼？难道……
果然，大伙儿还在揣测，朱翊钧已经开口了，道：“锦衣卫今早奏报，左都御史赵锦继母仙逝。朕想着赵总宪素以孝名著称，此番怕是要坚持丁忧回乡了。朕思索了许久，以为大司农沈先生持身高洁，刚正不阿，正合总宪之要义……”
他说到这里，环顾众人一眼，然后朝申时行问道：“申先生以为如何？”
申时行这才知道，朱翊钧之所以让王锡爵入阁，是因为他要把都察院给沈鲤！
他马上又想到，既然沈鲤去了都察院，那户部尚书就空出来了，这位置……莫非就是给高务实的？
都察院啊！
自从当年李春芳以赵贞吉入阁后兼掌都察院开始，都察院几乎一直就是心学派的自留地，哪怕高拱最为强势的时期，其在都察院中有大批门生故吏，但左都御史一职也大多由心学派之人担任。
如今，我心学派真的要用都察院左都御史来换一阁老？这划算吗？
申时行有些纠结，有些犹豫。
但朱翊钧似乎不打算让人有犹豫的机会，见申时行迟迟不开口，竟然自说自话地道：“看来申先生并无异议，很好，既然如此，这事就这么定了。至于空缺而出的户部尚书……杨卿，你以为高务实理财之能如何？”
这算什么问题！高务实的理财之能如果还不好，天下间谁好意思说自己懂理财？
杨巍二话不说，当场就把高务实的理财之能夸出花来了。朱翊钧听得满面春风，仿佛杨巍夸的不是高务实，倒是他皇帝陛下一般。
等杨巍好不容易夸完，朱翊钧便笑吟吟地道：“那就好，朕看这户部尚书便让高务实来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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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章 官居一品！
万历十五年五月下旬这几天，京师官场一天一个新闻，堪比龙门三叠浪。
先是左都御史赵锦继母病逝，赵锦连续三天请求丁忧，前两封都被驳回，到第三封请辞时终于被皇帝接受，同意赵锦丁忧，回乡守制。
赵锦二话不说，收到圣意的当天下午便乘坐皇帝特批的驿站车马回乡，一刻也没有在京停留。端的是高风亮节，孝情动天。
不过这样一来，堂堂都察院左都御史出缺，自然不能久悬。于是到了第二天，圣意又下来了：礼部尚书沈鲤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即刻上任。
既然是改任，当然户部尚书也就出缺了，于是京师众官都在等着户部尚书的任命，很多人已经猜到这个位置很有可能是要给高务实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并不可能。户部尚书责任重大，高务实虽然文成武就，但毕竟年纪太轻，其在兵部时固然便已经是堂上官，好歹上头还有梁梦龙这位资历足够的大司马压阵，而兵部排在高务实之前的另一位左侍郎石星也是资历足够之人。
梁梦龙是嘉靖三十二年的金榜，石星是嘉靖三十八年的金榜，这资历连入阁都够了。惟独高务实是一朵奇葩：他是万历八年的金榜。
高务实与梁梦龙的中式相差二十七年，与石星的中式相差二十一年——这是断代的差距啊！可他们都是兵部堂上官，正经的同僚。
人家高务实要什么有什么，论家世、论背景、论成绩、论功业，甚至论财力都是天下第一等。在这种情况下，有梁梦龙和石星在，尤其是有梁梦龙在，让高务实做个兵部左侍郎，大家还可以理解，毕竟就算他真有什么不靠谱的地方，那也有梁梦龙给他纠正。
然而，如果让他直接去做大司农，很多人就没法理解了——大司农可不比寻常职务，他管着的是天下根基啊！
户部尚书，大权在握，执掌国家金融与经济之权(不要以为封建时代就没有金融一说)。以有明一朝论，户部尚书计九十一位，正式履任的八十九位。在明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吏部尚书尊称为天官，户部尚书尊称为地官。
其余四部堂上官，包括威势赫赫的兵部尚书，无有以“天地人”之类尊称。六部中，户部紧排主管“组织人事干部公务员”之吏部尚书后，可见户部有多么重要。
为什么呢？
自有六部以来，中枢六部之中，基本是这么一个局面：吏部最尊，户部最大；吏部为先，户部为重。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在中枢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部排名上，吏部以主管全国官吏考绩升迁罢黜、调配等人事大权而为列第一。这是因为世上万物，以人最为贵重。吏部排第一，自是理所当然。
户部最大，是说户部内设机构最为庞大，人员编制也最多。
什么？古代官吏员也有编制？
当然有，而且定编定员定岗，一般还比较严格。户部因机构设置和人员众多，为六部第一，所以称“户部最大”。
其在奏疏，在排名，或在大臣朝堂站班时，有其规则顺序，一般遵守“文东武西”的办法，文臣一边，武将一边。在文臣行列里，吏部尚书要排在户部尚书前面，此为“吏部为先”之一要素。
那为何说“户部为重”？这就要说为何“户部最大”了。
户部最大，是因为在六部里承担职责最重。吏部管官，而户部实际具体管民；如果说吏部管人(官吏)为主，户部则是管事为重。
管什么事？大事！国计民生之大事。
有明一朝在地方有十三个省，名称初为“行中书省”。洪武九年，废“行中书省”，改“承宣布政使司”，即改省为司。
而户部内设十三个以各省命名的清吏司，称为十三司，相对应负责各省相关业务。
户部内除了有对应的十三司外，还有许多机构。用现代语言讲，还有国库粮仓，即粮棉等国用民生物资储备库；有造币局，即印钞厂；有发行货币中心，即相当于现今中国人民银行等等机构。
户部每承担的、拥有的一项职权，基本都涉及国计民生，所以说户部在六部中份量最重。
户部这个部门，自三国以后，置“度支尚书”，掌财政，取代了汉代大司农的位置职权。隋朝，以“度支尚书”改为“民部尚书”。唐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名讳，改民部为户部，户部之称由此而始。唐朝户部为六部之一，掌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其长官叫户部尚书。
历代沿革，制度不变，包括明朝，直至鞑清未时方有变化。
户部尚书，为六部尚书第二尚书，执掌户部大权，为户部最高长官。明朝户部除内设十三道清吏司对应十三省业务外，还内设四大司即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分别理事，实际为国家财政税赋等最高机关。
而户部尚书作为户部长官执掌户部，掌国家土地、人口、财政、民政、赋税、农业、工商等，同时负责大明宝钞印制、发行等事务。
正因为如此，有明一朝的户部尚书，在六部尚书中最不易干，结局悲惨者亦不在少数，任期亦往往短暂，能任五年以上者，那叫颇不简单；能任十年甚至以上的，纯属凤毛麟角。
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位置就是具体负责国家经济和国计民生之人。
既实权在握，也责任重大。
这是当然，你琢磨着这户部如果放在后世，那该是个什么怪物了？
它是财政部、交通部、农业部、民政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审计署、国资委、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综合体，甚至还管着天下户籍。
这几乎是个小G务院了啊！
把这样一个部门交给一名年仅二十五岁的小青年，换到哪个朝代都是惊人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李世民，更不是每个人都有李渊那样一个老爹。
京师众官左等右等，结果没有等来高务实出任户部尚书的制文，却先等来了申时行请求增补阁臣的奏疏，以及皇帝一次拒绝，第二次就同意的批复。
这就奇了怪了，大明朝内阁保持五位阁臣恐怕是最常见的状态，如今就是五位阁臣，为啥还非要再增补一人啊？
难道……这位阁臣的位置，就是心学派拿左都御史换来的？
其实也难怪那些不知内幕的官员们如此想，实际上皇帝在这里玩了个花样，只是把先后顺序打乱一下，给人造成的心里印象就大为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侧重点不同。
如果高务实的任命摆在前面，旁人就会觉得是皇帝想要给高务实挪这个位置，其他几个任免调动都是为此服务的，那么舆论的关注点就落到了高务实身上。
现在这样处理则不一样，众人的焦点已经变成了“心学派想要一个阁老位置”——其余的事都是为这件事服务的。那么舆论的中心就会变成“心学派为何非要再多一个阁老？”
于是，所有的联想都会因此展开。比如说有人就此认为申元辅在内阁“独木难支”，亟需找个帮手分担一下压力；有人认为心学派不满实学派掌控内阁太久，现在宁可放弃左都御史一职也要在内阁扳回局面，毕竟如今“相权”压制“部权”已经有些年头了，心学派把重点放在内阁也是说得过去的。
皇帝这么做的好处很明显，就是为了要给高务实“减压”——焦点既然被两派官员的“阁老之争”所吸引，那么“区区”一个户部尚书的任命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舆论压力当然也就轻了。
不得不说，朱翊钧对高务实的这波照顾，真的很到位。
户部尚书虽然空缺几日，但并不是真的就立刻会坏了大事。道理很简单，内阁之中是有一位阁老主要负责管着户部的，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张学颜。
张学颜本身就是户部尚书入阁的，在户部任上多年，现在临时来户部管几日部务能有多大碍难？更别说户部是实学派的基本盘，部内重要的部门都被实学派官员把持，就算没有尚书在任，张学颜也能保证户部事务至少不出大问题。
于是乎，除了户部尚书出缺之外，其余的大九卿迅速被召集，开始进行廷推。
廷推的进行高务实不是很清楚，他老老实实留在见心斋别院“读书”。读书自然是假，实际上除了把此前出征在外耽误的京华各地报告批复一下，再和刘馨讨论一些今后的规划和安排，高务实主要精力都花在怎么安排皇后出宫看诊这件事上了。
皇后出宫可不比永宁公主出宫，如果夸张一点，甚至可以说性质上要严重百倍，因此这次要打点的对象特别多。
甚至不仅仅只是打点就能搞得定，还有皇宫守卫的轮换安排、锦衣卫方面的布置、一路上的掩护、见心斋别院的准备等等，全都要周密布局。
虽说这事是肯定要经过皇帝同意的，但问题在于皇帝也不能随随便便批准皇后去见心斋——见心斋别院是高务实这个臣子的居所，你一个皇帝，把皇后送过去是个什么意思？这天底下的人不得把眼珠子瞪出来？
甚至皇帝亲自带着皇后去都不靠谱，大明的文官们绝对能在这事上找出一百个不是来，别说高务实会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连带着皇帝本人都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历史上朱翊钧多次被骂得狗血淋头，现在难道因为高务实打了几个胜仗就不同了？
想多了，文官们自有他们的坚持。朱翊钧除非打算学他皇爷爷，只管身前舒坦，不管身后美名，否则想也别想。
这次廷推进行得格外顺利，申时行提出起复守制期满已久的王锡爵为阁臣，在大九卿公推中神奇地得到一致认可，皇帝在宫中随后表示同意。当天下午，起复王锡爵的圣旨和公文就直接走驿道往南而去了。
外界得知，个个觉得自己果然神机妙算，这次事件摆明了就是心学派和实学派做了个顶层交易，那左都御史换个阁老。
什么？户部尚书？
嗨，这不是无所谓的事嘛，就是这次事件里的一个添头——本来户部就是实学派掌握的，现在还是实学派控制不是？至于是不是高务实，好像也没那么要紧。
人都是很能自我说服的，大家在关注重点改变了之后，自我说服就变成了“反正户部那边有张阁老关照，出不了大事”。甚至更多人还觉得：其实高务实也不错，人家能在短短十余年里生生拉扯出京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理财之能再差能差到哪去？只希望他掌握户部可莫要与掌握京华一样，总是“与民争利”……
这样一来，铺垫都已经完成，朱翊钧在当夜听了锦衣卫和东厂的汇报之后，安安心心的睡下了。
次日，再一次举行了廷推，这次的廷推对象不是阁老，而是户部尚书。
前文有述，朝廷重要职务的平调有时候皇帝会直接宸断，而晋升则多半会举行廷推，以示这个任命符合公议，光明正大，无可挑剔。
当然，皇帝硬要直接任命也不是不可以，但那样的话，这官员的名声就没那么干净了。
有了昨日的“全票通过”打底，今日廷推心学派当然也得投桃报李，于是结果也是全票通过——高务实升任户部尚书。
消息从文渊阁传至乾清宫，不到一盏茶时间，司礼监的批红就下来了，朱批准许，令内阁即可拟旨送往六科。
中午刚过，高务实便收到了圣旨与内阁、吏部、六科的各类行文。
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高务实，升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加太子太师。文散阶由从二品中奉大夫晋从一品荣禄大夫。其正妻黄芷汀由二品夫人进一品夫人。
户部尚书只是正二品，但太子太师却是从一品，虽然这只是加衔，但高务实现在也能称得上一句“官居一品”了！
二十五岁，官居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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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 朝局变化(上)
无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亦或是户部尚书总督仓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职务，断不是圣旨一下即刻上任那么容易。在上任之前，高务实还需要先回兵部交卸工作。
高务实在兵部虽然是左侍郎、堂上官，但他的工作相比较“兵部四侍郎制”下的另一位左侍郎石星而言，还是要相对“简单”一些，因为石星算是“协助尚书抓全面”，而高务实专管京营。
但高务实的这个“简单”只是工作范畴相对单一，实际上京营的那摊子事，任谁都知道很不简单。
尤其是在高务实亲自主导了京营改制之后，这种“不简单”就更加了得。如果高务实没有做出安排和交待，新的戎政侍郎上任只怕摸头不知脑，没有几个月时间下来，连门道都搞不清。
不过，戎政侍郎这个缺朝廷暂时还没有议定人选，所以高务实目前只能先找梁梦龙来交卸工作——石星也已经得到圣旨，顶上杨兆致仕后工部尚书的缺去了。
高务实这一卸任，有很多人比他还着急。戚继光和禁卫军一干将领立刻派人到兵部打了报告，得到准许私人进京的批准后，全跑来兵部了解情况；朱应桢、张元功等一干靖难系勋贵忙不迭递了联名拜帖，说晚上要去昭回靖恭坊拜见司农，甚至连一直身体不好的定国公徐文璧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也难怪他们着急，高务实“分割京营”之后，京营分为后勤和作战两个部分，虽然名义上依旧是听从五军都督府的统辖和兵部的指挥，但毕竟是“各自为政”了，双方对目前的情况也都非常满意，并不愿意再次变化。
如今高务实要调升户部尚书了，这京营的制度在新任戎政侍郎的主持下会不会出现变化，他们当然很是焦急，怎能不提前做点准备？
戚继光与高务实是多年的老交情，当然不会因为高务实卸任戎政侍郎就出现什么态度上的变化。恰恰相反，他对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大司农越发恭敬，在拜帖上的落款又改回了“沐恩门下走狗小的戚某顿首敬拜”。
戚司令都这语气了，禁卫军其他将领的拜帖更不必说，那真是一个赛着一个谦卑，又一个赛着一个亲热。
高务实明白这拜帖再次改动自称的意义，戚继光和一干将领这是摆明了自己依旧是脑门上贴着“高”字的，不会因为高务实的职务变动就有什么变化。
这是个聪明的举动。
高务实是升调，又不是被迫致仕了。他作为文臣，位进一品(太子太师)，离入阁这个文官们人人向往的地位也更近了一步，最关键的是，如今他才不过二十五岁！
戚继光等人完全敢做一个预想：只要朝廷对察哈尔的决战按计划进行，以目前朝中“文帅”们在皇上心目中的的地位来看，这一仗十有八九还得是高务实领兵。那么，一旦战而胜之……这辅臣之位还不是唾手可得？
彼时的“高阁老”极有可能尚不及而立之年！
这太惊人了！
要知道，如今的内阁可不是早年的内阁，解缙当年三十二岁为阁臣，三十三岁为首辅之故事并不能套用——那时候的内阁不过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可如今的内阁是什么？大抵相当于唐时的政事堂，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本来内阁的设立，一方面是因为皇帝忙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是皇帝想要用内阁来牵制六部，与六部分权。当时成祖恐怕并没有料到有今天这一幕：内阁全面压制了六部。
高务实如今已经是户部尚书，如果按照早年间的传统，他就没法入阁了，但按照近几十年的习惯，则意味着他离入阁很近。这其中的制度和习惯变化，很有必要说一下。
自内阁初建的永乐时期开始，一直到弘治年间，六部尚书与其之间就从未有正式的迁转情况。这种相互之间的对立在内阁成立初期已经有所体现。
永乐二年(1404)十二月立春之时，成祖朱棣于奉天殿赐宴群臣，照例赏赐六部尚书和侍郎金织文绮衣各一袭，同时“特赐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衣，与尚书同”，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机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勚益，不在尚书下。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并且强调：“朕皇考初制，翰林长官品级与尚书同，卿等但尽心职任。”
这段怎么理解呢？内阁在创建初期，虽然尚归属于翰林院管辖，当时内阁诸臣也以翰林院官职为尊，但是朱棣在这次宴会中，将内阁诸臣与六部尚书同等赏赐，并明确强调其官秩虽然仅为五品，但职能不在六部尚书之下。
这基本上表明，朱棣设立殿阁大学士的初衷，便有着削弱六部尚书地位与职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两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
当然，内阁这种职、权严重不相匹配的情况并没有长久持续，随着内阁地位的提升，仁宣时期开始形成阁臣入阁后加六部尚书或侍郎等虚衔的惯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黄淮为少保、户部尚书仍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礼部尚书，俱三俸并支，仍掌内制”。
虽然这种加封是“不预所升职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六部职权的侵犯。时人对此也曾明确指出其有违祖宗之意，“大学士五品尔，如欲加于六卿，则何不崇其阶衔也”。
这种加衔虽然破坏了对内阁的限制，但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务的便利，进一步强化了内阁对六部尚书的制衡。
另外，内阁建立之初的选任方式也与六部官员有明显差异，内阁基本都是以直接从翰林院官员中选拔为主，甚至因此曾选择部分新科进士与翰林院官员于内阁观政，作为阁臣的预备者。这一条到如今万历年间也依然存在，即所谓观政进士是也——他们的共同特点其实并不是“进士”，而是“翰林”，绝没有不是翰林却做了观政进士的。
对此种情况，《明实录》中较为明确的记载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永乐二年(1404)左右，当时新科进士中的一甲与庶吉士的28人“就文渊阁进其学”，最终三年考满之时，彭汝器、王直、余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时，“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马愉、陈询、林震、曹鼐，编修林文龚、锜钟复、赵恢，大理寺左评事张益，同庶吉士萨琦、何瑄、郑建、江渊……三十七人，于文渊阁进学”。
文渊阁是阁臣入直办事之地，这两次进学实质是内阁为挑选接班人而进行的，其中较为明确的是，王直曾长期在内阁撰写诏书，马愉、曹鼐在杨士奇、杨荣致仕后入阁预机务，可见当时内阁迁入的惯例是以翰林院官职为主，这在正统以后也继续沿袭，“故正统年间陈循、高谷、苗衷、马愉、曹鼐以学士入，张益、彭时、商辂以修撰入，则旧意犹存可考也”。
这种直接从“词臣”或者说“史官”选拔入阁的方式，显然重视的是秘书性职责，“盖朝廷用入阁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选文字而已，非尝考其行也”。
这与六部尚书选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这时期的六部尚书中像何文渊、王翱、李秉等都是经过地方与中枢的行政历练，从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迁至中枢后，累迁至尚书之职的。
刚才曾说，如果按照过去的规矩，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基本就绝了入阁的路，这和早几年高务实外任广西巡按时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个道理，这是有例子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担任过吏部尚书的王直，他的仕宦经历充分体现了内阁与六部尚书的制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授庶吉士并“事文渊阁”。他也是内阁成立以来第一批选拔入阁观政学习的新科进士。最终三年考满之时，王直得以继续留任内阁，“俾属草”。
当然严格意义上讲，王直并非真正的阁臣，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名与实，仅可以看成是阁臣的候补。
王直的内阁生涯一直持续到正统五年(1440)左右，入阁三十余年，不论是文采还是能力，都备受推崇，“中外咸倚重之”。而且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在正统时年事已高，即将致仕，王直又与杨士奇有同乡之谊，成为正式阁臣本来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发生了，王直此时与杨士奇发生了嫌隙，杨士奇之子杨稷“居家暴橫，乡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杨士奇，不料杨士奇却被其子蒙骗，认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为此语”，由此嫉恨王直，随即将其排挤出内阁。
王直出阁后担任礼部侍郎，随后于正统八年(1443)升迁为吏部尚书，并一直任职到天顺元年(1458)。任职期间，杨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病逝，而内阁马愉、曹鼐、陈循、苗衷、高谷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无法与其并列，且自景泰二年(1451)开始，由于王直年老体衰，先后任命何文渊、王翱为吏部尚书辅佐管理部事。
可以说，王直入阁的所有阻碍已经基本清除。但实际情况是，王直此时仍旧担任吏部尚书之职，与宣德时期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解部事以备顾问大体相同，也就是说，此时的官员若先升尚书，则无入阁之机会——因为此时的内阁，整体上来说还是“秘书”这个属性更重。
王直晚年对此也曾感叹道:“西杨不欲予同事内阁，出予理部事，当是时不能无憾。”结合王直的仕宦经历，这种遗憾在针对杨士奇的同时，显然也与当时的政体阻断其回归内阁之路不无关系。
此外，内阁在正统时期获得的“票拟”之权，与六部尚书的行政权也具有很强的制衡性，对此解释最为精辟的要属高拱。
高拱在《三乞天恩辞免兼任疏》中提到：“我国家之事，皆属部臣题行，阁臣拟票。或未当，则为之驳正;或未妥，则为之调停。不嫌异同，务在参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为奸，是阁之与部不容混而一也……
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忝居二辅之先，若仍领铨务，则自所题行，自所拟票，驳正调停终为未便，是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今内阁平章重事，吏部进退百官，皆权所在也。臣既忝阁臣之先，而仍总吏曹之职，则操权不亦太重乎?权太重，非惟臣难以居，而国体亦非所宜。”
这是高拱第三封请辞兼任吏部尚书的奏疏，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枢权力结构中内阁与六部职权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这也是朝廷在废除丞相制度后，精心设计的外廷运行和制约机制，如若两者归于一处，则操权太重，严重威胁皇权的稳固和国体的稳定。
当然，这里也有点特殊，即吏部尚书到底与其他尚书有别，高务实如今这个户部尚书到底不如吏部尚书那么敏感。
“万事开头难”，高拱以首辅兼任吏部尚书之后，无论是阁老身兼尚书，或以尚书位进阁老，都变得常态化了。
换言之，内阁与六部不再如早年那般泾渭分明，现在不仅是开始融合，甚至出现了上下级之分：内阁统领六部。
当然这个并不绝对，原历史上在万历朝时，一旦首辅性格软弱，亦或者得不到皇帝的强力支持，六部也可能反过来架空内阁。
戚继光等人之所以不敢对高务实有丝毫不敬，一则是高务实入阁可期，这一点人尽皆知；二则此时户部、兵部都是实学派的主场。
在高务实头顶管着他的阁老是张学颜，其为实学派大佬，同时也是高务实一直以来的重要支持者，可想而知会绝对支持高务实在户部的展布。
而兵部方面虽然戎政侍郎暂时缺位，但戚继光料定这肯定是因为此次内阁与七卿的变动来得过于突然，实学派本身也有些措手不及，所以还没来得及推举人选。
戚继光认为，这个新任戎政侍郎大概率还是会从实学派中产生，而且很有可能皇上会召见高务实，让他推荐继任者——这也算是个传统，就像当初潘晟把徐学谟推上来一样。
有了这样的判断，戚继光等人自然继续恭恭敬敬，而朱应桢、张元功等人也自然还得赶紧投拜帖求见高务实。
于是，高务实最后一次在兵部接见了他曾经麾下的禁卫军诸将，面授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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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下一章或者说下半章会把新的内阁、七卿名单列出来一下，以免大家看得不记得了——我还是记得的，而接下来要“换副本”了。
第134章 朝局变化(中)
禁卫军的兵源并非来自原先的京营卫所兵，而是由戚继光在河北民间招募。由于禁卫军成立时间不长，所经历的战争也还不算多，这些民间招募来的士兵一时半会儿显然难以成长为将领，因此禁卫军的将领来源就比较复杂了。
总的来说，禁卫军的将领以及中层军官来源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戚继光的嫡系。这其中真正的“老将”只有吴惟忠一人，余者都是中层将校，在禁卫军体系中，大多是位于连、排、棚这个级别的军官，另外有几名营级军官。
这种安排是戚继光在请示高务实之后才做出的，原因有两点：一来禁卫军属于朝廷嫡系，甚至可以说是天子亲军(其作用有别于锦衣卫)，而戚继光并非勋贵一系，显然不敢在这样一支军队里安排太多自己的亲信将领，以免到时候弹章如雪，吃罪不起。
二来真正意义上的“戚家军”主力已经被戚金带走，去了辽东戍边。军队既然走了，将领当然也得跟着走，除了一些早年已经积功升官去了全国各地的将领外，当时还在军中的将领基本都跟着戚金走了。
至于吴惟忠，他是戚继光身边的得力干将，也是戚家军的“老人”，戚继光总要留个知心人在身边处理各种事务，否则他自己单枪匹马带这么大一支军队，那不得累死？
禁卫军的第二部分将领，来源于宣大三镇以及蓟州、昌平、保定等镇。这其中，毫无疑问宣大三镇属于高务实的嫡系；蓟镇虽然不是戚继光的嫡系，但属于戚继光的老部下；昌平、保定等镇则是高务实的辐射范围，大致可以看做高务实麾下的旁系将领，或者说泛实学派将领——他们投靠的文臣大佬属于实学派。
至于第三部分，自然就是勋贵、功臣的子弟了。这是没法子的事，禁卫军的属性摆在这里，如果军中一个勋贵子弟和功臣荫子都没有，别说朝廷文武百官不放心，连朱翊钧恐怕都要在心里打个突。
这部分将领都不是勋贵本人或其直系，通常是次子及余子，比如朱应桢的弟弟朱应槐、张元功的弟弟张元德等人。此外则还有来自于全国各地功臣名将之后，这部分以将门恩荫为主，比如高务实麾下著名的嫡系将门麻氏，就有麻承训(不是麻承勋)、麻承宣、麻承诏三人被麻贵一脚踢到了禁卫军。
其余将门，尤其是高务实的嫡系将领们也有这样的待遇，只要该将领本人获赏恩荫，高务实在方便的情况下都会帮忙“操作”一番，让他们按照恩荫的级别进入禁卫军锻炼。
在高务实看来，这是在现有体制下最好的解决办法，不仅仅是双赢，甚至是三赢：高务实本人、将门、朝廷，都是受益方。
而且，相较于这些将门始终留在本镇世袭，高务实认为把他们海纳百川一般收进禁卫军会更好一些。一来避免将门在本镇的势力继续滚雪球一般膨胀起来，一来也让他们在禁卫军体系内形成良性竞争。
武将嘛，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你说你们铁岭李氏是天下第一将门，我大同麻氏就是不服。以前大家不好比划比划，现在可方便了——禁卫军有季训、有年比，大家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看谁带的兵厉害！
什么叫打破固化、良性竞争？这就是了。
戚继光一直说高务实的这个办法简直是个天才设想，不过他还是提出过一个补充建议，那就是既然这样办了，那么禁卫军的司令就一定不能挑一个有明显立场偏向的人。
戚继光本人是出了名的带兵严厉和处事公平，他能保证自己不偏心，但他很担心高务实将来安排的禁卫军司令继任者偏心，是以有此一说。
但其实这事高务实也没法一口答应，禁卫军虽然是他所缔造，但他又不是皇帝，哪里能保证将来的历任司令是谁？只能说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会举荐相对更公正的继任者。不过这事暂时倒也不着急，戚继光的任期还没结束，而且他还应该能连任一届。
今天来的禁卫军将领倒也不多，除了戚继光本人之外，就只来了个麻承宣作为将门代表，勋贵之家倒没派人来，大概是因为今晚勋贵们要拜会高务实的缘故。
双方一见面，戚继光就先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原来他来倒不是为了别的事，而是担心禁卫军现在的体系会不会出现变化。
前文曾说过，京营改制这事大明朝廷其实是一直都在搞的，前前后后改了好多回，推到重来、制度回滚之类的情况经常出现。戚继光就是担心这一点，他生怕好不容易有点样子的禁卫军因为高务实离任，朝廷莫名其妙又给“制度回滚”成了之前的模样，那他这么久以来的心血就白费了。
这一点高务实还是可以保证的，安慰戚继光道：“南塘公不必多虑，京营改制是皇上的宸断，皇上早在御极之处便有此意，本部堂在其中不过是做些建议罢了。
皇上之所以这样做，想必南塘公也清楚，都是为了彻底消除北疆隐患。也正因如此，禁卫军在察哈尔被消灭之前绝不可能出现大的变化，而只要禁卫军在覆灭残元之战中表现出色，眼下的制度也就有足够的理由留存下来。
所以，南塘公，禁卫军与其现在担心这些，倒不如进一步抓紧训练，储备物资，争取在那一战中打出威名，立下殊功，奠定万世之基。”
戚继光点了点头，轻叹一声，自嘲道：“大司农所言自是正理，只是心血在此，终不免心中忐忑罢了。”
高务实又随口安慰了两句，转头问麻承宣：“麻标统，你所来又为何事？”
麻承宣苦笑躬身，先告罪道：“大司农恕罪，本来卑职是没打算来的，只是不巧叔父来函，言及此番随大司农出征西北之后，我大同诸卫又仗大司农虎威而获不少功赏，其中有不少同僚听说禁卫军操演严格，训练刻苦，都希望将家中余子送来……”
高务实听了之后稍稍思索，摇头道：“禁卫军如今无缺，这你是知道的，即便本部堂未曾卸任，这事一时之间也不好办了。”
麻承宣苦笑道：“是，是，卑职自然是知道的，只是……呃，卑职觉得叔父大概也是被缠得没法，只好让卑职来一趟，至少不让人背后说咱们麻家的闲话。”
这一点高务实倒是可以理解，麻家现在摆明了就是他高某人特别重视的嫡系，如果大同诸卫的乡党请麻家代为传个话麻家都不答应，这在乡梓之间的名声不得臭大街么？如今的人特别重视乡情，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大抵便是如此。
高务实只是微微颔首，没有多话。但麻承宣经验不足，戚继光这一代军神同时也是官场老油条，却是个察言观色的行家里手，早已听出高务实刚才这句话是话里有话的。
戚继光见麻承宣没有听出来，不得已只好自己点破，轻咳一声，道：“大司农见谅，末将有些耳背……您方才说‘一时之间’不好办？”他把“一时之间”特别加重了语气。
高务实伸手指着他，笑道：“南塘公，你这就叫耳背？”
戚继光只是含笑不语。
高务实无奈道：“本来是有个主意的，可以给禁卫军中的每个军官职务多加一人，可惜还没来得及办就先离任了，这事恐怕就要拖一拖，看什么时候得空和皇上提及，再请届时的新任戎政侍郎上疏……”
这句话让戚继光和麻承宣同时大吃一惊，戚继光这样镇定的人也不由得睁大眼睛，忙问道：“啊，大司农原本打算让禁卫军再扩军一倍之多？”
高务实笑道：“不然，并不扩军。”
戚继光一愣，诧异道：“既不扩军，如何多出一倍军官来？”
高务实心道：我要怎么给你解释一战之后德国的“十万陆军计划”？
一战之后的德国，作为战败国被限制了军队规模，国防军被称为防卫军，要求人数不得超过十万人。于是时任德国防卫军总司令冯·赛克特天才般的搞出了一个“十万陆军计划”，为后来二战时期德军的超高素质打下坚实的基础。
赛克特传记的作者拉本瑙，在德军大胜英法联军后表示：“没有赛克特，今天(指1940年)就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参谋部，因为这个组织是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立起来的。
无论军官们如何有天才，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建立起来。概念的连续是为了保证在现实的严重考验中掌握领导权所必需的。个人的知识或能力是不够的。在战争中，有地发展起来的多数人的能力是必要的。这种集体能力需要几十年才能培植成功……”
早在1921年，赛克特就秘密地在纸上忙于设计一支完备的德国陆军，并且谦恭地为他的种种活动同协约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辩解。
禁止征兵，赛克特就把这一点兵力，视为未来德军的核心，成为大熔炉，在可能的时候，百万大军便会从那里产生出来。这十万人就是十万个骨干，一旦决定扩充，小兵就会变成军士，军士就会变成军官。
赛克特关于战略、战术等思想的描述对高务实现在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但他培养军官的思路是高务实特别重视的，只不过如何向戚继光表述则有点麻烦。
高务实不得不按照戚继光能听懂且又“有章可循”的语言来描述：“这个计划简单来说，有些类似于内阁的观政进士，当然具体的情况有些差别。本部堂的意思是，在禁卫军中每一个职务除了正式的那一人之外，还设立一个见习军官。”
他说到这里，指了指麻承宣，道：“比如说麻协统，你是协统身份，如今禁卫军满编，本部堂也不可能毫无理由地把你调离，安排另一个人来取代你。可是如果本部堂又需要同时锻炼另一员将领，怎么办呢？
就可以在你的协统职务之外再设立一位‘见习协统’，这位见习协统并不是真正的军事主官，他留在你身边的主要意义就是向你学习，学你如何训练、如何带兵、如何处理一协军中的各种事务。
而你呢，也有责任和义务带好他，因为将来他的表现是和你挂钩的——换句话说，他在你身边见习，将来如果立功，那么他立的功就有你一份；如果他兵败，那么他的罪责也就有你一份了……本部堂这么说，二位明白了吗？”
戚继光笑道：“大司农说得透彻，深入浅出，末将虽然愚钝，也还是能够听明白的。”然后顿了一顿，思索着道：“大司农的计划高屋建瓴，末将以为极其有用。但有一件事，末将还是想问明白一些。”
高务实点头道：“南塘公但说无妨。”
戚继光道：“这见习军官……他的本身实职是否也与内阁观政进士一般，远低于他所学习的对象？”
高务实笑道：“南塘公是担心我让连长去跟着协统见习？那自然不会。本部堂的意思是，比如说有荫官子弟原本来禁卫军，要给他一个协统，但禁卫军岂是说来便来的？都需要先经过见习，见习时间并不短，至少也需要两三年。
见习完成之后，禁卫军承认他的军官资格，可以以其见习军官本职——如见习协统的本职便是协统——来外调其余各镇各军。”
“哦……”麻承宣忽的恍然大悟，道：“就是说，他来禁卫军锻炼，禁卫军给他锻炼的机会，但他的职务并不真的在禁卫军中，将来见习完成，他可以凭借在禁卫军中的资历外调地方。”
高务实淡淡地道：“不错。”
麻承宣欲言又止，高务实微微挑眉：“你是不是说，恐怕这样一来，很多人就会觉得来禁卫军锻炼没有意义，于是就干脆不来了？”
麻承宣有些尴尬，但还是没辩解，那也就是变相承认了。
高务实摇头道：“不会的，禁卫军中见习完成，外调之时必然高升，这一条本部堂一定会给皇上分说明白。”
戚继光心中一动，问道：“呀，这是不是数年前大司农便曾经与末将说过的‘军校’？”
高务实闻言哈哈一笑，点头道：“虽有不同，大致如此。”
戚继光叹道：“可惜，大司农若在戎政侍郎任上……哎呀，看末将这老糊涂，大司农高升，末将该恭贺才是。”
高务实摆手道：“无妨，我虽离任，也会推动此事的，南塘公不必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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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昨天本来打算把和戚继光会面这一章留白的，但想想还是写一下，朝局的事押后一点，留在和勋贵们去谈。
第134章 朝局变化(下)
由于新任戎政侍郎尚未任命，高务实在兵部的值房就不着急让出来，至少他今天和戚继光与麻承宣多说一会儿话是肯定没问题的。
等他们两人告辞而去，高务实便也去和梁梦龙以及兵部的同僚、僚属们作别。
高务实如今身为大司农，本就是各部都要巴结的对象，他来告别自然得到了热烈回应，纷纷半开玩笑地向他表示，希望将来户部能多关照关照兵部，关照关照他们。
高务实这次不同以往，答应得异常痛快。众人都有些惊奇，因为一般来说大司农在这个问题上都会表现得很矜持，不会轻易答应给某个衙门特殊照顾，却不知道高务实今天这话是随口说说还是真有这般意思。
不过他不会解释，众人也不敢多问，只有梁梦龙捻须微笑，知道高务实的话绝非作伪。高务实历来重视军务，以前自己不管着户部，不好直接插手，现在他既然做了大司农，很多事情自然就要按他自己的意思来展布了。
如今的内阁与朝廷七卿局面又出现了新的变化，高务实作为七卿之一，算是正式进入了朝廷的决策层——以前他也经常参与决策，但那与今日之局面显然不同。
如今的内阁，一共有六位阁臣，按照排序依次是中极殿大学士首辅申时行、建极殿大学士次辅许国、文华殿大学士张学颜、武英殿大学士吴兑、文渊阁大学士王家屏、东阁大学士王锡爵。
王锡爵士林地位虽高，但士林地位毕竟带不进内阁，进了内阁还是得老老实实按照排序来，目前只能代替过去的王家屏吊车尾。
内阁的排序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这样按部就班，只有极个别的时候会出现不同，比如这位阁臣不是初进而是起复，又或者皇帝在诏书中明确指定排位——高拱就被指定过。
指定排序与中旨入阁不是同一码事，后者会被士林鄙夷，而前者不会。盖因为皇帝在指定排序之前，该阁臣也是通过了廷议的，并不会让人质疑他的资格。
王锡爵与朱翊钧的关系显然好不到那一步，不足以让朱翊钧特意为他指定一个位置，因此只好作为群辅之末。
朝廷七卿的变化也不小，如今分别是吏部尚书杨巍、户部尚书高务实、礼部尚书徐学谟、兵部尚书梁梦龙、刑部尚书舒化、工部尚书石星、左都御史沈鲤。
不过，“朝廷七卿”虽然按照习惯是把左都御史摆在最后，但请千万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说左都御史的真正地位排在六部尚书之后。
左都御史是都察院的管院，号称总宪、大都宪、亚相，地位非常特殊，但很难明确排序。因为左都御史的职责是监督百官，风纪天下，因此其权威与任职者的个性、风格关系非常大。
总的来说，左都御史如果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那这位总宪大人多半是人见人怕、鬼见鬼愁，地位想不煊赫都难；反之，左都御史倘若是一位好好先生，这位总宪大人虽然肯定到处被人称颂，但实际地位就很堪忧了，甚至搞不好根本没什么存在感。
沈鲤会打算做一个什么样的左都御史，现在没人能知道，包括高务实在内。
此外，石星转任工部尚书一事也颇有影响。石星这个人出身大名府东明县，单从地域来看似乎天然应该亲近高党或者说现在的实学派。
其实不然，石星早年的座师并非高拱、郭朴一派，而且离开政坛很早，以至于他年轻时口无遮拦，有些新进士的傲气，干了点蠢事，被高拱压制了一波。
事情是这样的：嘉靖三十八年，年仅二十二岁的石星考中进士(前文有述，明代大部分进士都在三十岁左右)，成绩还比较靠前，于是进入内阁当值观政，后被授予行人司行人。
隆庆元年十月，石星被擢拔为吏科给事中。穆宗隆庆帝即位后，石星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莫名其妙的上疏切谏，提出了规谏六条，即养圣功、讲圣学、勤视朝、速俞允、广听纳、察谗谮。
本来这种奏疏大可以写得很“格式化”，皇帝看完基本不当回事，但石星不然，他奏疏中的立场就有点问题，像是在把隆庆帝先当做恶人看待了，用词又很冲。
这就坏菜了，隆庆帝本来脾气很好，结果看了之后都勃然大怒，给石星宸断了一个“讪上罪”，处以六十杖刑，贬斥为民。
作为帝师的高拱当时虽非首辅，但按照一般情况来看，他是可以并且通常应该出面维护一下石星的，谁料石星的那奏疏里还带了点隐含的指责，仿佛是说隆庆帝如此不堪，高拱这位帝师当负全责。
高拱本来以为这只是石星搞不清状况，想忍下来，谁料门下弟子一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徐阶当时操控言路和高拱斗法，石星虽然本来不是徐阶的嫡系，但他作为年轻言官，在众口铄金之下真的以为高拱就是徐阶口中的不识好歹、恩将仇报之辈，于是愤而上疏，明着骂皇帝，实则骂高拱。这一下子就把高拱惹毛了。
高拱的脾气本来就不好，又正值与徐阶斗法的紧要关头，石星这毛头小子自己跳出来做炮灰，高拱可不就干脆成全他得了？于是高拱也就不再顾及石星什么“北榜后进”，更不考虑提携一把，直接了当地在皇帝的降罪圣旨上附署了。
于是石星挨了六十廷杖，当场罢官，贬斥为民。
想想看一位书生在正常情况下挨六十廷杖是什么概念——二十廷杖认真打就足以打死人了，石星挨了六十廷杖，居然只是昏迷过去。
其实这是当时高拱给时任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孟冲打了招呼，让他安排一下，教训一下可以，不要出人命。孟冲是高拱推荐上位的，自然不敢违逆高拱的意思，这件事干得很漂亮。
再说石星本人，他在同乡好友穆文熙的护持下，经过一昼夜的照料总算苏醒过来。
此时石星本以为自己应该是徐阶眼中的可朔之才了，谁知道徐阶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就当没这回事。
石星得知消息，当场凉了半截腰，差点气死。不过他那时的确很有脾气，虽然重伤在身，也不肯在京师逗留，与穆文熙两人同舟回归故里。高拱后来自己被徐阶整懵，回乡一年多才回京，回京后以阁臣兼天官，忙得不可开交，也就把石星给忘了，没想起来在徐阶倒台之后给石星平反什么的。
时间到了隆庆六年六月，隆庆驾崩，万历即位。吏部按照习惯提出起用隆庆年间因言获罪的官员，石星名列其中，高拱看了才想起他，不过没有阻拦，因此石星得以官复原职。
同年八月，石星抵京，此时高拱早已气消，反而还“补偿”了石星一下，让他由原官给事中晋升为尚宝司少卿。
万历二年八月，石星因为此时已经磨平了棱角，又知道了徐阶当年与高拱之争的内情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对高党的态度开始出现变化，于是由尚宝司少卿改任大理寺右寺丞，不久又升为大理寺左寺丞。
这当然是高拱的意志体现，因为尚宝司是个清水衙门，但级别还可以，高拱把石星放在尚宝司，一则是从品级上补偿一下，一则也是观察一下石星的态度。如果石星还冥顽不灵、死不悔改，高拱当然也有办法整治。
不过既然石星已经“知错”，高拱当然还是秉承提携后辈的原则，又用了他。
然而，之前的打压对于石星来说或许并不能完全释怀，他此后虽然从整体上偏向实学派，但个别时候也不完全站在实学派一边，尤其是在高拱去世之后。
比如说他在兵部的时候就曾经弹劾过时任辽东巡抚的高务实：当时高务实计杀叶赫二贝勒，石星弹劾他擅起边衅。石星认为叶赫的事情根本没到需要用这种方式杀人的地步，高务实这一杀有“不教而诛”之意。
这道弹劾没起什么鸟用，朱翊钧既没有同意，但也没有直接处理石星，只是把弹章留中了。
这事高务实是知情的，不过他知道朱翊钧当时的意思：石星整体来说干得还不错，只是他当初被打压了一番之后，虽然偶尔还会有些书生意气，但在大政看法上却似乎有些转向“鸽派”，出了名的不喜欢看见“不必要的战争”。
当时兵部全是主战派，朱翊钧认为留着一个主和派多少也能有点警醒作用，于是就没处理这茬，只是把事情和高务实私下说了说，免得高务实不明圣意。
后来高务实自己进了兵部，曾找机会和石星聊起这件事，石星表示他倒也不是一味主和，而是他生怕当时这一仗导致辽东大战，女真各部彻底反了。这里的前提人尽皆知——那年朝廷没钱了，再打大仗会出大问题。
总体来说，高务实觉得石星基本上算是略微倾向实学派的中立官员，但他内心深处对高家人可能仍有些介怀。不算大事，也不能算没事。
如今石星做了工部尚书，会不会对朝局有什么影响，实学派内部也还需要讨论。高务实也好，梁梦龙也罢，对此都不是很吃得准。
唯一的好消息大概就是如今皇帝的寿宫(万历定陵)正修到紧要关头，石星这位工部尚书肯定马上要加“总督陵工”，在寿宫修建完成并验收之前，他大概没什么工夫插手其他事。
沈鲤、石星的问题暂且打住，接下去还有两位“老七卿”也得关注一下。
之前说过，吏部尚书天官杨巍本身是个中立派，因为与张四维交情非常好，所以一贯表现得就像是个实学派官员一般。
然而这位天官大人的年纪是个问题——他还有两年就到了应该按例致仕的年纪，然而实学派内部目前似乎找不出一个非常适合的吏部尚书人选。
本来，是不会出现这种尴尬事的，因为实学派内部早前的计划是让沈鲤在户部尚书位置上好好干一任，等杨巍致仕之时便正好顶上这个缺。谁知道沈鲤虽然为人正直，但确实不大会理财，在这次开藩禁和西北之乱同时需要大笔银子的时候，他拿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于是被皇帝给嫌弃了。
要不是照顾实学派的颜面，沈鲤这次能不能“平调”左都御史都有点悬，想要两年后去接任天官，目前看来恐怕也不是很稳妥。
再有最后一个需要关注的对象就是刑部尚书舒化。舒化的问题比较简单，主要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实在堪忧，目前已经是小病都能变大病的状态，一次风寒着凉就差点去了，皇帝都担心他会不会说没就没了，目前正在悄然观察谁能接替他——这话是陈矩此前悄悄告知高务实的，但陈矩也不知道皇帝观察的结果，不知道皇帝看中了谁。
刑部本来并非实学派的主阵地，高务实他们倒也不至于非要拿到这个位置，不过这种事嘛……我拿不到没关系，但最好心学派也别拿到。
这是想法总肯定的，所以高务实也不得不考虑一二。
从兵部出来，天色已然晚了，去户部也没有意义，反正今天本就只是交接兵部的权责，不是他这位大司农上任的日子，于是高务实便直接回了昭回靖恭坊。
高务实在昭回靖恭坊的这所宅府数年来多次改名，今天圣旨下来之后，京华以其高效的运作，居然在高务实回来之前就把牌匾换好了。
现在大门口的牌匾已经换成了“尚书高府”四个大字。
字以馆阁体写成，方正而圆融，高务实在门口看得有些疑惑，又仔细看了一眼，才发现是自己的笔迹，不由得一怔。
神出鬼没的高陌忽然迎了出来，见老爷盯着门匾发呆，连忙解释道：“此是老爷真迹，只不过是从老爷的墨宝中由书匠临摹而出，难怪老爷见疑。”
哦，原来如此。高务实点了点头，问道：“府上可有客人？”
高陌苦笑道：“有，老大一帮国公爷、侯爷、伯爷，老奴差点招呼不过来。”
高务实以手扶额，叹道：“这帮人啊……得，我知道他们怕什么，这就去安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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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章 蚁穴
今日傍晚的“尚书高府”果然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真是“高朋”，个个都是勋贵，人人与国同休，这还能不“高”吗？
高务实花厅一看，好家伙，将近二十位勋贵，从公爷到侯爷，从侯爷到伯爷，凡是今日在京的靖难系勋贵，怕不是全都到齐了。甚至就连除了大朝站在班首之外寻常难得一见的定国公徐文璧都亲自来了。
徐文璧是大朝时武将那一列的“班首重臣”，地位超然不群——与他面对面站着的是首辅申时行。
这位国公爷身体一直不太好，但是有一点很神奇，经常生病的人有时候反而活得久，高务实记得历史上他似乎活到了万历三十年以后。
因为多病，徐文璧除了大朝之外很少露面，以前有事和高务实商议也都是派他的长孙徐希臯出面(他的长子死在他前面了)，但今天不同，他亲自来了。
徐文璧都亲自来了，自然意味着今天要谈的事情“兹事体大”，靖难系勋贵的老前辈都得出面坐镇。
高务实一进花厅，笑着作了个四方揖：“劳诸位久等，务实甚是过意不去，万乞海涵。”
大明的勋贵地位尊贵毋庸置疑，但那是在平时，此刻在高务实这位北洋海贸同盟的实际盟主面前，勋贵们也不过是小股东见了董事长，哪敢生受这一礼？
连徐文璧在内，所有人都笑着站起身来，拱手向高务实回礼。
徐文璧既然是班首重臣，自然要第一个开口。只见他呵呵笑着，尽量大声道：“大司农履新，自然公务繁忙，须臾不得清闲。倒是我等，不过富贵闲人罢了，纵在此坐上一日，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司农不必如此。”
咦，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呢。知道自己虽然是班首重臣，但归根结底还真就只是“富贵闲人”。
当然，这话徐文璧自谦可以，高务实当然不能就势而言，马上“反驳”了几句，然后才道：“诸位今日来此……”
“自然是为了大司农履新一事。”徐文璧继续接着话头说道：“一则是亲自上门恭贺大司农履新，二则是为了戎政侍郎出缺之后的隐忧，来向大司农讨个万全之策。”
高务实瞥了一眼他身边的成国公朱应桢、英国公张元功等人，忽然一笑：“什么隐忧？”
朱应桢和张元功辈分比徐文璧低了两辈，闻言只是朝徐文璧望去，徐文璧微微一笑：“看大司农这般轻松，想必对戎政侍郎的举荐有足够的信心能让皇上接受？”
高务实摇头道：“恩赏简拔，自有圣心独断，又岂是我辈臣子所能左右？不过，我意天下大势如江河涛涛，自有脉络，皇上圣明，自然不会做那逆流之举。
京营规制自此前更张，如今各项事务已入佳境，皇上明察秋毫之末，自然也是认可的，又岂会容人轻易动摇？诸位若是为此担忧，我以为大可不必。”
徐文璧笑了笑，似乎对这个回答并不意外，但他却又道：“即便制度不改，京营依旧两分，然则这生产建设兵团有很多事原先都是倚仗大司农从中协调，这才能不受外界干扰。如今大司农高升自然是天下之喜，可建设兵团这边却好比是暴雨失伞，越冬无衣。
比方说如今陵工告紧，工部若要调用兵团协助，却又拿不出启用兵团所需的银子，这事换做大司农仍在戎政侍郎任上时自然无碍，可眼下却就难说了。”
高务实微微蹙眉，问道：“老公爷可是听了什么传言？”
“恐怕并非传言。”徐文璧寿眉微微一抖，凝眸盯着高务实，缓缓道：“石东泉这个人，本国公虽然和他打的交道不多，但却知道他是个很重视节约钱粮之人。
上月，生产建设兵团奉大司农(指高务实)之命为京营提供了一笔火药款，总额是五万七千两银子，这件事是大司农出征前所下达，大司农应该还记得吧？”
高务实微微颔首：“自然记得。前次出征，我所领禁卫军携带了大量火器，禁卫军军备仓库搬空了不少，是以下令补齐——但我记得这件事办成了呀，怎么，其中还有什么问题？”
“事情自然是办成了，不过其中还真有些插曲。”徐文璧才说了这么些话，似乎就有些不舒服，朝身后伸手，马上便有一名仆从递过一壶不知什么东西到他手上。
徐文璧接过，打开来喝了两口又还给他。高务实闻到一些带着药香的酒味，不禁有些诧异，心说这是什么玩意？难道是某种药酒？
但徐文璧没解释，只是清了清嗓子，继续道：“为着此事，石星密奏皇上，劝皇上对禁卫军及生产建设兵团的钱财用度加以限制。”
高务实顿时皱眉：“消息属实？”
徐文璧微微摊了摊手，朝朱应桢示意了一下，朱应桢立刻接口道：“此是锦衣卫的消息，确定属实。”
高务实点了点头，暂时没说话。
朱应桢说是锦衣卫的消息，这话肯定靠谱。他叔爷爷朱希孝就是当年的锦衣卫都督，在陆炳死后干了那么多年，提拔过的人不知有多少，而自刘守有被掀翻之后，锦衣卫现在是没有都督的，只有指挥使等官，以及南北镇抚在任。
这些人里头除了高务实安排的高务本、王之祯以外，还有很多都是和成国公府关系密切之人。有些什么事，稍稍知会一下成国公，那简直是理所当然——这又不是建国之初，还真指望锦衣卫只听皇帝招呼，没点其他的后台靠山么？那可太天真了。
如果是事关谋逆什么的，锦衣卫可能不敢轻易泄露，但像今天所说的这种事，锦衣卫的某些人泄露起来怕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但问题是，石星是吃饱了闲得慌吗，他向皇帝密奏这事干嘛？
高务实的一贯思考方式都是先考虑“利益攸关”，比如说石星如果的确密奏了什么事，那么这件事肯定应该是和他有利益关联才对，他一个堂堂兵部侍郎不可能毫无理由地搞“密奏”——密奏在大明官场可不是什么司空见惯的手段。
文臣君子嘛，做事情当然都是讲究堂堂正正的，密奏什么的，那是东厂和锦衣卫才喜欢的勾当啊。
想了一会儿，高务实还是有些不可理解，眉头越皱越深。徐文璧见火候差不多了，这才微微一笑，问道：“大司农是不是觉得此事透着诡异，怎么想都觉得‘不通不通’？”
高务实从思绪中被他惊动，呵呵一笑：“是有些不太寻常。”
徐文璧捻须微笑，道：“本国公再告知大司农一件事，想必大司农就会有所了解了。”
高务实微微挑眉，来了些兴趣：“务实洗耳恭听。”
徐文璧道：“刚才这件事发生之前，申元辅曾经单独召对。”
召对，这个词是“专用”的，即皇帝找他问对。单独召对，意味着当时要么是皇帝主动，要么是申时行题请，让其余“闲杂人等”都离开了。
这种情况高务实经历过很多回，一点也不陌生，简而言之一句话：肯定是有极为重大而且机密的事情要谈。
但徐文璧说这件事不会是无的放矢，肯定意味着那天的对话与后来石星的密奏有关系，至少徐文璧认为一定有关系。
高务实未置可否，心里却飞快地盘算起来。
申时行和石星，他们两人现在搭上了？理论上来说这似乎并不应该。
石星虽然是中立派，但既然他能出任兵部左侍郎，并且当时排名还在高务实之前，乃是兵部的“常务副”，那就说明他过去这些年都是比较明显倾向于实学派一边的。不说与心学派势不两立，至少在大多数时候都肯定“划清界限”了，否则实学派怎可能让他坐到这个位置上去？
如此来说，申时行和石星实在不应该轻易勾结上才对——这又不是年轻男女一见钟情那样不需要什么理由的事。两个对立派系的重要人物想要联起手来，不仅需要在某件事上利益一致，还需要有一定的机缘巧合，能够把他们两人串联起来。否则的话，他们平时都未必会有私下的联系，这时候到底谁先联系谁？对方又是否会相信？
徐文璧年老成精，一直细细观察高务实的神色，此时又开口了：“这件事过去两天之后，皇上向陈厂督问起了石东泉，当时的问题是：‘听说石星此前曾主持修建古北口等地新堡，颇见成效。陈矩，你可知道此事？’
陈厂督当时不明所以，便答道：‘石东泉为人老成，办事一贯稳重，修建新堡等事据说是做得不错的。’皇上听后稍稍颔首，没有再说其他。”
高务实目中精芒一闪，凝声道：“有点意思……老公爷的意思是说，是申元辅举荐了石东泉为大司空？”
徐文璧呵呵一笑：“我都老糊涂了，哪里知道这些？刚才说的这番话，也都是道听途说，未必能当真。不过，大司农神机妙算举世皆知，想必只要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大司农都是能顺藤摸瓜的。”
好你个老狐狸，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倒要把自己摘出去？怎么着，这场斗法您老打算坐山观虎斗，装一装世外高人？
高务实呵呵一笑：“大司空这个位置，说起来石东泉倒也是能够胜任的，学生此前虽然对圣心独断此事也有些意外，不过倒也没有深究。如今看来，还是老公爷见微知著，一下子就找到了根源，当真令学生佩服。”
徐文璧连连摆手：“诶，诶，大司农莫要捧我，老朽有几斤几两自己还不清楚么？也就是仗着祖宗余荫，在宫里认得几个闲人罢了，算得了什么事？”
他稍稍一顿：“不过，这件事其中还有些诡异之处，老朽是个糊涂人，想也想不明白，只能希望大司农善加思索了。”
高务实客气了两句，心中暗忖：这件事其中当然还有诡异之处，关键就在于申时行和石星是怎么勾搭上的。如果他两个之前没有任何“关联”，申时行这一手棋就未免下得有些惊险，相当于是在对赌——赌的就是石星会不会记他这一恩。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尤其是这样的顶端政治人物而言，这个举动实在有些过于危险。这种危险倒不是说申时行会因此遭殃，而是一旦石星不记他这一恩，申时行不仅是做了白工，而且很难和心学派内部做交待。
这就像当年徐阶举荐高拱入阁一样，徐阶以为高拱会记他的恩情，却不知高拱身为隆庆最亲近的帝师，在新君御极之后，入阁本就是顺理成章之事，有没有徐阶推荐根本无关紧要。
如此，他自然不会把这举荐当成什么恩情，反而还认为徐阶这人投机取巧，搞这种小手段世恩他人，为自己造势，非常瞧不起徐阶。
如今申时行这一手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石星的想法和当时的高拱类似，那申时行这一手就纯属是给实学派“送人头”——搭上了工部，简直是给自己树敌。
以高务实对申时行的了解来看，他不太会搞这种危险举动。他如果做了，那就说明他和石星之间已经取得了共识，或者至少取得了某种默契。
他们既然不便直接联系，那么这其中就一定得有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才是促成此事的关键。
如果事情果然如此，那么实学派这次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中计了：实学派一直认为石星是明显倾向于自己一边的，因此对于“圣心独断”让石星出任工部尚书一职很欢迎，在这次事件中个个都是举双手赞成的。
而如果石星与申时行有勾搭，则可想而知在他上任之后会给实学派“找麻烦”。
徐文璧之所以和这么多勋贵一起来见自己，甚至冒着明显的身体不适都要亲自和自己谈及此事，大概也有提醒自己千万注意的意思，毕竟他身份尊贵，地位特殊。
至于为什么，很简单：石星出任工部尚书之后最大的一件工作就是陵工，这件事的重要性不必解释，连高务实都不敢耽误。于是，一旦石星借口陵工工期太紧，以目前的修建力度难以正常完成，必须让生产建设兵团帮忙，而偏偏工部已经没有余钱了，那么……怎么办？
皇帝有可能“破例”让生产建设兵团白白帮这个忙，结果就在不经意之间打破了高务实定下的规矩。
这件事看起来问题不大，仿佛只是一次“特例”，然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这次可以破例，下一次为什么就不可以？
这样一来，高务实京营改革就从基础上被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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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章 兵来将挡
徐文璧或许是身体确实坚持不住，只和高务实谈了这件事，之后便离开了尚书府，回府休息去了。
朱应桢等人却留了下来，先与高务实闲聊了几句近来生产建设兵团的经营情况。
高务实的这次京营改革很有些意思，其最大的特点早已说过，就是禁卫军这支真正的作战部队与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后勤部”分割开来。
禁卫军那边没什么好说，皇帝拥有最高统兵权、指挥权以及全部人员的任免权，但平时将这些权力“下放”到兵部戎政侍郎手里，由戎政侍郎代行大部分权力，尤其是统兵权。而真正的指挥权倒还是保留在禁卫军司令手中，只不过禁卫军司令只能指挥，却无调兵之权——调兵权就是统兵权。
与此同时，这支军队忠诚的另一个重要保障，就是后勤分离给了生产建设兵团。
所谓后勤，不仅仅是军粮供给，其他如营房也好，行军帐篷也罢，包括衣甲、被服等其他各项物资，都归生产建设兵团提供。而且，如军粮等主要消耗物，平时禁卫军只能领半个月所需，超额不允。这和高务实控制京华南疆各警备军的手法类似。
以上这些算是军需，此外还有军械。禁卫军的军械仓库采取了“仿虎符制”，即仓库钥匙一分为二，禁卫军与生产建设兵团的库管人员各持一半，只有两片钥匙都开锁，仓库才能顺利开启。
而禁卫军平时的训练，兵器发放也是有规定的，其中五分之四为冷兵器，五分之一为火器。火器为什么较少呢？就是为了防止生变，但这样一来就不符合高务实加大火器比例的要求，所以禁卫军的火器训练采用轮训制——东西就是这么多，大家轮流来训练，换人不换枪。
当然，不换枪只是个说法，其实还是要换着打的，只不过这一批打过了，就要和生产建设兵团做交接，换来另一批使用。
这其中当然还有很多细节，比如禁卫军方面每次接收军械都要仔细检查，要不然到时候训练损毁是要记账的；生产建设兵团方面也一样，每一支枪都得仔细检查，否则一旦没有当面点清，下一次给禁卫军的时候人家发现不对自然不收，那这账就记到生产建设兵团头上了。
由于双方现在没有真正的上下级关系，那么平时当然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盯紧对方，如此一来也就达到了高务实的期望，形成了他希望的“互相监督”。
利益的驱动力在这个时代显然百倍于所谓的“责任”、“荣誉”，高务实宁可让他们因为利益而互相监督，也不指望他们能认识到什么国家责任、民族大义。
生产建设兵团方面是由勋贵掌握的，而勋贵本身是皇权的延伸，五军都督府的任何任免当然也都由皇帝决定，所以皇帝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权力源泉。
皇帝给了他们权力，他们回报以忠诚，同时还回报以金钱——即提供给禁卫军的那些。
然而高务实当时作为“协理京营戎政”，当然不能把自己给忘了，所以戎政侍郎就是代表皇帝监督生产建设兵团的。
“监督”这个词很有意思，尤其是在大明来说。
巡抚监督一地官员，渐渐成了一地封疆；东厂提督监督锦衣卫，渐渐成了锦衣卫的上司。
戎政侍郎监督生产建设兵团，当然也就实际上成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把手”。如此，再加上戎政侍郎对于禁卫军司令有代皇帝行使的各项大权，所以京营的两个部分实际上都掌握在戎政侍郎手里。
但戎政侍郎本身只是个文官，他的职务是皇帝任免的，而与其他圣旨一样，这种任免需要内阁、六科的附署，于是文官集团也掌握了重要权力。
为什么京营改制这么大的事，在文官集团内部遭到的反对声音很小？原因就在这里了——文官集团是受益方，通过这次改制，文官集团彻底凌驾在了武臣包括勋贵集团的头上。
但这就有两点很奇怪了：一是高务实本身并不赞同“文视武如狗”的模式，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二是勋贵及武臣集团为什么没有反对。
第一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只有两点原因：其一，高务实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现在不能让文官集团认为他是个“反骨仔”，他必须坚持表现出自己始终在为文官集团谋利，官场的道路才能走得下去。
其二，戎政侍郎虽然有这么大的权力，但事实上还是因人而异的。换句话说，他高务实在任，戎政侍郎就能完全凌驾于禁卫军与生产建设兵团的头上，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可一旦换了人，那位戎装侍郎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理由何在？一是圣眷不同，二是对勋贵们的控制力不同。圣眷完全无需解释，对勋贵的控制力其实也不必过多解释：北洋海贸同盟是一方面，生产建设兵团的很多买卖和京华牵扯不断则是另一方面。
这是高务实对生产建设兵团的影响，他对禁卫军其实也有影响——禁卫军的军官们从戚继光这位司令开始算，其下一直到营级，哪一个不是高务实挑的人？
下一任戎政侍郎就算再厉害，还能直接无视高务实的存在，把禁卫军从上到下全给撸了，然后换成他的人不成？
不换人，高务实的影响力就一定还在，因为他又不是致仕回乡了，他高司农的前途好得很，禁卫军的人也不傻。
整体来说，高务实的京营改革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后门”，那就是按照他现在的做法，生产建设兵团本身在财务上实现了基本独立，而且这个独立是自外于朝廷财政体系的。
高务实也不是圣人，他也有自己的利益：当时他需要生产建设兵团财务独立，不受户部的影响——因为受户部影响也就是受内阁影响，而内阁首辅毕竟是申时行。
不过，高务实也没料到自己居然来做户部尚书了，因此有些事又得变化一点。比如说这个财政权，现在就有必要收回到户部手上了。
这事本来还挺麻烦，但现在反而因祸得福——勋贵们主动求上门了。
因为担心皇上被石星这个十有八九成了反骨仔的家伙蒙蔽，勋贵们生怕自己的利益受损，主动跑来告知他们了解的情况，同时希望高务实搭救他们一把。
机会来了。
高务实听完朱应桢等人唉声叹气的担忧，一脸郑重地道：“你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陵工这件事非比其他，但凡是大明臣子，谁都不敢在这件事上推三阻四。”
朱应桢与张元功等人对视一眼，小心翼翼地道：“可是求真，这制度可是你定下来的……”
高务实一摊手：“那也没法子啊，小弟面子再大，那也大不过皇上去。更何况我高家历代深受皇恩，这皇上的寿宫若是真有需要，哪怕让小弟自己纳捐，也是要鼎力支持的，何况定下的制度稍稍破例？”
“是是是，道理自然是这个道理。如果需要的话，咱们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也是愿意为皇上分忧的……”朱应桢说着，顿了一顿，尴尬道：“可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使用若是开了这个口子，将来的事就难办了啊。”
高务实打量了他一眼，忽然笑了笑，道：“小弟听说生产建设兵团上个月盈利超过十万两？”
朱应桢知道高务实此前是可以查账的，自然不敢隐瞒，干笑道：“是……上个月一共盈利十一万三千七百两。”
高务实笑了笑：“按此算来，生产建设兵团一年的盈利可就超过一百三十万两了，难怪诸位生怕将来又恢复到随时可能被打秋风的境地。”
所以说解放生产力很重要，按照以前的搞法，京营一来是被朝廷“剥削”，二来勋贵们又是在自家掌握的军籍、军屯中私下中饱私囊。大家一来必须维持旧的垃圾制度，二来不敢摆在台面上大搞特搞，下面的人也毫无生产积极性，自然就导致各个层级都效率低下，收益也就极低。
现在这样则有些类似于在生产建设兵团的高层实行了股份分红制，而在基层实行了“联产承包制”，上上下下都有干劲，都在想方设法增产增收，效率一下就起来了，收入自然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在这种时候，勋贵们忽然发现好日子可能要到头，那谁受得了？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何况还是这么大一笔财？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此时朱应桢误会了高务实的意思，听他这么一说之后，朱应桢立刻和张元功等人飞快的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陪着笑道：“这其实都是求真你的功劳，咱们和某些人不同，知恩图报那是写进骨子里的……所以咱们商量过了，这些钱都应该有求真你的一份。”
高务实稍稍一怔，才知道这群人是打算拿一笔分红来收买自己帮忙处理这次的麻烦，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说实话，他京华现在虽然也陷入了财务紧张期，但他还真不至于被这点钱收买——生产建设兵团就算一年收入一百三四十万又如何，他们那么多人，能给自己分多少？顶破天给他十分之一，那么一年也就十三四万罢了。
十几万两放在哪都不是小钱，但在京华的东家高务实面前，还真就只是那么回事。
举个例子，就说京华近来本打算建造但目前暂时停止了计划的三级战列舰计划，那三级战列舰是什么标准和价位？
京华内部定档的三级风帆战列舰，设计排水量为1600吨(3200料)，采用两层甲板炮规格，拥有各类火炮72门，全舰定员460人，单艘造价高达24万两白银。【注：此造价如前文一般，参考英国皇家海军基本同时期木质风帆战舰的造价换算，并根据本书中京华所拥有的成本优势进行一定程度减幅而得。至于为何总是拿英国皇家海军做参照，那是因为只有他们家的记载最清楚，而且相对好查。】
虽然京华此前的建造计划也只有三艘，而且暂时还把计划给停了，但那不是关键，关键就是这个总造价——单艘二十四万两！
这种完全为作战打造的战列舰，吞金能力就是这么恐怖，所以说海军这玩意真不是弱国小国玩得起的。京华这么大的贸易体量，一旦财政吃紧，也不得不暂停建造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但是话说回来，京华之前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看出高务实肯定不会在意每年十多万两银子的“小收益”。
高务实于是笑了一笑：“好意心领，不过这倒不必。”然后他伸手拦住了要说话的朱应桢，安慰道：“其实此事虽然为难，不过巧合小弟现在去了户部，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一用，只是……”
“只是什么？”一众勋贵全都坐直了身子，微微前倾，异口同声的问出这四个字，然后等着高务实的回答。
高务实微微一笑：“只是不知道诸位信不信得过小弟。”
“这叫什么话？”朱应桢一脸诧异：“咱们若是连你都信不过，那还能信得过谁去？人家季布一诺也不过是千金，你一诺……那是三十万两啊！”
张元功也连连点头，无比确定地道：“这种话就不必问了，这天底下咱们最信得过的人就是你高求真，十几年的交情不说，就说这些年和你一起做的那些买卖，你什么时候让咱们吃亏过？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的话，我瞧着这人就算是没救了。”
高务实便又朝其余勋贵环视了一眼，众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自然纷纷表示完全信得过，咱们对你高求真的信任那比相信亲爹还来得肯定。
高务实见状，也就点了点头，面色一肃，道：“这个办法就是，生产建设兵团的财务收入先上缴户部，再由户部按照兵团及禁卫军之所需返还兵团。惟其如此，我才能有理由为你们把工部的要求推回去。换句话说就是一旦如此，则工部如果要用兵团，首先得过我户部这一关——哪怕皇上想用，也要先来与我说。”
勋贵们没法反对皇帝，皇帝说什么他们就只能做什么，但文官不同，文官把皇帝的意思顶回去又不是什么稀奇事。
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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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7章 水来土掩
文官的确经常把皇帝的意思顶回去，至于手段，那是硬的软的都有，不过眼下这局面与寻常可不大一样啊。
这群勋贵们虽然论起打仗来，只怕个个都靠不住，全是各种各样的渣，但若是论起官场上这些事，那怕是人均白金，各种道道门清。
这件事为什么与众不同，原因其实刚才高务实自己说过，那就是“陵工非比寻常”。
怎么个非比寻常，这根源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因为儒家传统的关系，其实对于信神信佛这些东西一贯比较表象化，很多人看起来仿佛是信的，实际上是“灵则信，不灵则弃”。
我求了有用，我就来还个愿，意思是你还有点用，所以我来感谢一下你；我求了没用，我就直接当你不存在，今后也懒得再搭理你了，爱谁谁。信神信佛，在中国人这里宛如一笔生意，只是交换罢了，绝无其他文明那种愿意为了自己的神甘愿奉献一切的“精神”。
人总要有点信仰，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既然都不是真的信仰神佛，那中国人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中国人尤其是传统文人，只有两种真正的崇拜，即“天崇拜”和“祖先崇拜”。
什么叫天崇拜？
中国的神话传说可能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一个，在一大堆独特的神话中，有一位神灵是可以称得上最为独特的。这位神灵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与西方神话中的上帝是划上等号的，但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神话传说对这位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神灵有过任何详细的描述，“他”也是中华民族众多神话故事里唯一一个没有被脸谱化或者图腾化的神灵，我们甚至连他究竟是否应该用一位、一尊还是一个都没有办法搞清楚。
是的，这位奇特的存在，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老天爷”。外国人感觉自己非常幸运时会说“感谢上帝”，而中国人呢？
“老天爷保佑。”
中国的神话故事是非常连贯的，就像在叙述一段不可知的历史一样，从“盘古开天”到“女娲造人”，到“十日齐出”，再从“后羿射日”到“嫦娥奔月”，又从“共工怒触不周山”到“女娲补天”，紧接着就是“大禹治水”等等等等，似乎从来就没有一个名为“天”的神灵直接参与其中，但就是这么一个无法考证跟脚的神灵，却偏偏被老百姓崇拜了五千年。
有人说“天”就是“天帝”，乍一听似乎有那么点道理，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中国神话的人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古代君王都称自己为“天子”似乎只要与“天”相关，那就是正统了。然而神奇的是，中国的文学传说对于中国神话中的“天庭”、“天帝”、“玉帝”等真正实指了的对象，就完全没有那么尊敬了。
先不提《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只要读过《封神榜》就知道，神的位格是低于仙的，而仙的最高成就就是“长生不死”，是“寿与天齐”。如此可知，“天”是远远高于“天庭”众神的一个存在。
又有人说，“天”指的是“天道”，这种说法要比“天帝”说靠谱很多。但如果仔细推敲，却还是有很大的漏洞。
“天道”或者说“道”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而中国人的“天”崇拜则是远远早于此既形成的。事实上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天”崇拜就已经存在了，而从“老天爷”、“天子”等称呼中，从“人在做，天在看”、“老天有眼”等俚语中不难发现，对于中国人的先祖而言，“天”是某件或者某位被神化的存在，而绝非虚无缥缈的“天道”。
那么天究竟是什么？迄今没人能说出一个人人信服的观点，只能大致认为“老天爷”是“天道”的具体显化——但是也没能“具体”到某个特地的形象。以至于中国人祭天的时候，从来没有在人们面前摆出一尊神像，说：“这就是天”。
但祖先崇拜就比天崇拜具体多了。学界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TribeSystem)，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Shamanismrationalized)。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
思想史学家认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化无可争辩的重大原始现象之一，就是祖先崇拜。其他文化也多有祖先崇拜，然而中国的祖先崇拜有其独有的特征。
思想史学者们的说法对于常人而言，算是用词比较生僻，这里就不多谈，咱们“说人话”。其中一个重要关键是，自原始时代的“家为巫史”转到“绝地天通”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领)的特权职能。这种“巫君合一”(即****)与祖先——天神崇拜合一(即人神合一)，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它经由漫长过程，尽管王权日益压倒并取代神权，但二者的一致和结合却始终未曾解体。
这也就是说，从远古时代的大巫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有这些著名的远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还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内，都是集政治统治权(王权)与精神统治权(神权)于一身的大巫。这和王权压倒神权之后，“巫”成为民间傩文化后有明显区别。
众所周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喜欢“封神”，把一些曾经的杰出古人尊封为神祗。但是一般人不会去考虑这件事的基础是什么——即为什么皇帝有权力封神。
因为他是“天子”，代表的是“老天爷”，而这种思想的起源，至少就可以追溯到“巫君合一”时代去。
到周初，这个中国上古“由巫而史”的进程，出现了质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周公旦的“制礼作乐”。它最终完成了“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根本。
“德”与“礼”思想的行成，就是这一理性化完成形态的标志。
“德”是由巫的神奇魔力和循行“巫术礼仪”规范等含义，逐渐转化成君王行为、品格的含义，最终才变为个体心性道德的含义。
周初讲的“德”，处在第二个阶段上，“德”在那里指的是君王的一套行为，但不是一般的行为，而主要是祭祀、出征等重大政治行为。
日久天长，它与祖先祭祀活动的巫术礼仪结合在一起，逐渐演变而成为维系氏族、部落、酋邦生存发展的一整套的社会规范、秩序、要求、习惯。
也就是说“德”首先是与“祀”、“戎”等氏族、部落、酋邦重大活动相关的非成文法规。“德”在周初被提到空前的高度位置，与周公当时全面建立以王的政治行为为核心的氏族——部落——国家的整套规范体制，即“制礼作乐”有关。
这个“制礼作乐”的“德政”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敬”与“礼”。
接下来，孔子细化并升华了“德”与“礼”的要求，这里又要把出自《左传》的那句经典拿出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然而“祀”有个前提，先人的墓穴你总得给他建好并细细维护，先人的灵位你总得有地方认真供奉。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很害怕离开“祖宗之地”？因为祖宗就在那里，你不能守着祖先的墓穴认真祭祀，那你这个人就是“缺德”的。而不是说中国人害怕陌生环境，不敢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没那一说，中国人的开拓性本来是很强的。
如是，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事死如事生，民间如此，皇家更是如此。
文化根源说清楚了，回头看看就很明白“陵工”为什么重要了。
皇帝的陵工，与其说最重要的是给皇帝本人死后享受，其实不如说是给后来的子子孙孙辈皇帝们一个可以“祀”的地方。
这件事的思想高度不是在于奉承当今天子，而是在于为天下垂范祭祀之“德”。
儒家治理天下的时代，任何事只要和“德”挂钩上了，那就一定不是小事，何况这里的“德”还不是个人修养的那个“德”，而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那个天下之德。
这谁敢轻忽，谁敢反对？敢把这事不当回事，不配合、不尽力的人，结果怕只能是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了。
但高务实把这作死的差事接了过去，表示他可以顶在前面，扛住工部可能的要挟，甚至让皇帝亲自找他。
这么牛逼的吗？
眼见得这一大堆勋贵们白日见鬼一样的神情，高务实也有些暗爽，心道：老子的手段岂是你们能一眼看穿的？儒家说德，可儒家到了现在几乎只搞“纲领”，具体的事情还不是咱们这些披着儒皮的法家人在做？
法家讲究什么？讲究只要事情办好，手段不重要啊！酷烈也好，权谋也罢，哪怕是毫无底线的妥协，法家其实根本不在意好吗！历史上法家出名的是酷烈，那只是因为当时环境下，酷烈最见成效罢了。
至于儒家的“德”，你工部能讲，我高务实一个六首状元就不能讲？这里头能扯皮的地方多了去了，难道理学一开始就是正统？心学派和实学派都是凭空冒出来的？
讲道理嘛，你有你一套，我有我一套，你说按时修好是德，那我说慢工出细活，这就不是德了？我又不说不修！
高务实笑而不语成竹在胸的样子到底让勋贵们有了点底气，众人面面相窥一会儿，朱应桢问道：“求真，这事你想清楚了？不会连累你吧？”
他这一问，倒让高务实有点感动，十几年的交情总算不是白给，他首先想到的居然不是自己能不能办好这件事，挽救他们将来的利益，而是担心他高某人会不会被连累。
虽然说高务实真要被连累的话，他们今后的情况可能更糟糕，不过人家能这样一问，高务实还是领情的。
“成国公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这手棋既然被老公爷看穿，特意来提醒了我，不至于再打我一个措手不及，那就没什么可怕。”高务实微笑道：“如今戎政侍郎暂时出缺，若是工部此时出手，诸位的确不好应对，但石星既然……呵呵，我却不能不有所回应。诸位只管把财务诸事上交户部处理，我这里会新定制度，断不会有户部对此雁过拔毛之虞。”
有高务实出手，朱应桢他们还真不担心高务实会以此为难他们——高务实能为难他们的地方那是太多了，也不差这一手。但户部雁过拔毛他们还真有些慌，毕竟这年头的衙门谁都一样黑，没理由户部就特别干净。
不过，既然高务实这么说了，他们心里就有了底。倒不是说因为有了高务实的存在，户部立刻就能干净起来，就算他有这样的手段，也总得一定时间才能见效。他们之所以心里有底，是因为高务实迄今为止搞的制度都挺靠谱，要规避他设置的那些障碍来玩手段会比以往难上许多，这样一来即便户部里头还是会有人稍微动点手脚，影响也就不大了。
而且，至少高务实本人不会在这里头搞鬼，那么下面的人再怎么搞也只能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
等到勋贵们和高务实达成一致，已经是连饭都吃完了，华灯初上之际才纷纷离开。
当天夜里很多人都得知了大群勋贵集体拜访高务实的消息，一个个要么开始打探消息，要么开始猜测怀疑，都想知道这是在玩哪一出。
勋贵交通重臣还是重臣交通勋贵？这种事可大可小，虽然大批勋贵公开拜访一般不会被视为“勋贵交通重臣”或者“重臣交通勋贵”，但那也一定会在事后有个说法。
如今高务实刚刚卸任戎政侍郎，这么大一群勋贵去拜访他，总不能只是简单的恭贺他履新，那么说……最合理的解释恐怕就是勋贵们劝他留任。虽说这种事也不是他高务实想留任就能留任的，但整个靖难系勋贵的集体之力却不是开玩笑，连皇帝都要考虑考虑影响。
难道是这样？那高务实会怎么选？
整个京师，便在这一片疑惑中度过了一夜，所有人都在等明日高务实的动向。
明日，便是高务实正式上任户部尚书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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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户部尚书任上的第一个对决已经铺垫下去了，明天去算是“船新副本”了。
第138章 果然不出朕所料
新官上任三把火，历代均有此说，高务实虽然在改革上偶尔显得特立独行，但在这些传统上还是比较“顺应潮流”的，是以他这大司农履新当然也有三把火要烧。
原本高务实对大明的财政体系这一块有很多的槽点想要一吐为快，不过他也知道一口吃不成胖子，强行一次塞太多进嘴，不但贪多嚼不烂，而且还容易噎死。
改革这种事，高屋建瓴当然有必要，但真正实操的时候还得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才算妥当。所以，三把火要烧，但不能指望举火撩天，搞个星星之火迟早也是能燎原的，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星星之火要确定可以保存住。
关心他这三把火的人很多，除了宫外的百官，宫里的人也同样关心，比如说那位年轻的九五之尊，当今圣上万历天子朱翊钧。
不过，朱翊钧今日并不留宿在乾清宫，而是翊坤宫。
翊坤宫，位于永寿宫之北，储秀宫之南，长春宫之东。大明东西十二宫以东为尊，以靠近中轴线为尊，以靠近乾清宫为尊，是以翊坤宫是后宫中除皇后所居坤宁宫之外颇为尊贵的一处宫殿。
“翊”的解释为辅佐，由于皇后的寝宫为坤宁宫，翊坤即辅佐皇后管理六宫之意。
大概也正因如此，翊坤宫的主人是皇贵妃郑氏，皇三子朱常洵之母。
另外，翊坤宫紧邻永宁公主所居的长春宫，这其中也别有用意，两座宫殿的主人都明白，但似乎双方并没有因此有太多交集。
朱翊钧今夜仍如绝大多数时候一样留在翊坤宫中，而郑皇贵妃也如往常一样侍候在侧。
此时的皇帝正在看一本画册，画册是郑皇贵妃的家人从外面买来送给她的，她觉得新奇，便又呈给皇帝看。
这画册是舶来品，据说是西洋人之物，不过并非人物画，而全是静物。朱翊钧看了一会儿，只觉得画技与大明不同，但却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不免有些兴趣缺缺。
郑皇贵妃见了，脸上露出一抹娇艳地偷笑，悄悄附耳在皇帝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引得朱翊钧一脸诧异：“求真还有……呃，那种图？”
郑皇贵妃抿嘴偷笑，仿佛有些娇羞地偏过头，但却仍然答道：“怎会没有？大明所有的西洋画都是他的船队弄来的，市面上也有流传，我也是前年省亲才听妯娌私下提起才知道的。皇上您想，既然所有的画都是他弄来的，他自己怎么可能没有？”
朱翊钧先是一脸恍然，但马上又摇头道：“不对，他的船队贩卖这些东西，不代表他自己也有，我看他对这些东西应该兴趣不大。”
郑皇贵妃诧异道：“皇上这么肯定？”
“他家里我去过——哦，我是说白玉楼。”朱翊钧摇头道：“外头有些人把白玉楼说得和鹿台一般，但其实只是个石头房子，里头的装潢虽然精致，不过却也没有什么舞姬成群之类的情况。至于有人说里头有不少LUO像，朕也看过，全是背生双翼的小男孩雕像，怪是有些奇怪，却绝无Y秽。”
郑皇贵妃微微噘嘴：“皇上可信任他，您怎么知道他不是因为皇上去了，才把某些人藏起来。”
朱翊钧顿时皱眉，之前地轻松神态开始变得严厉起来，转头看着郑皇贵妃，微愠道：“阁部重臣，岂是后宫可以非议？”
他把画册朝郑妃面前一扔，“啪”地摔在她面前的桌子上，看也不再看上一眼，却转而从旁边一张用钿螺、玛瑙、翡翠和汉玉镶嵌成一幅鱼戏彩莲图的紫檀木茶几上端起一只碧玉杯，喝了一口热茶，轻轻地嘘口闷气。
气氛变化得太快，以至于整个翊坤宫从郑妃到宫女和太监们都开始提心吊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
郑皇贵妃心里也有些慌乱，但她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受宠，靠的就是不与其他嫔妃一般事事顺着皇帝，因此平时她偶有小过，也不会立刻道歉，或者如其他嫔妃一般说什么“臣妾罪该万死”之类的话。
通常来讲，皇帝也并不介意，即便当时有些生气，过不了片刻也就作罢了。不过今天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对，皇帝偏过头去不理她已经好一会儿，整个翊坤宫静悄悄的，这种气氛甚至让她想起小时候偷偷溜到自家祠堂的时候，那祠堂里面的阴森可怖。
大明朝后宫规矩极严，不要说她是妃子，就是皇后，也严禁对国事插嘴半句。不过这条规矩此前在郑皇贵妃这里并不是特别管用，皇帝总能很快网开一面，惟独这一次，皇帝似乎动了真怒。
郑皇贵妃此时才想起家里人曾经对她的警告，高务实这个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寻常，甚至有可能比潞王还要重要。
郑皇贵妃本来还想由着性子继续与皇帝冷战，但陡然间，朱翊钧冷冷地“哼”了一声，站起身来欲走。
“皇上！”郑皇贵妃这时才知道坏了，连忙如往常一般快步上前拉住他的衣袖，委委屈屈地道：“臣妾知错了。”
皇帝到底也是真心钟爱面前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子的，闻言深吸一口气，强作严厉地道：“国法无儿戏。祖宗规矩两百年，即便朕也要遵行，何况后宫？高务实乃朕幼时伴读，人品端正，才冠天下，朕深知之！”
他这话本来是故作严厉，但说着说着，尤其是说到高务实之后，居然又动了真怒，语调之中宛如夹着万钧雷霆，似乎已是暴雨欲来时黑云压城城欲摧之状。
满殿宫女太监被皇帝如吼一般的声音吓得浑身发抖，其中不少甚至下意识“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连郑皇贵妃身边的亲信宫女也一个个噤若寒蝉，瑟瑟发抖。
郑皇贵妃泫然欲泣，眼眶也红了，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但皇帝这次可能是提到高务实“乃朕幼时伴读，人品端正，才冠天下，朕深知之”之后想到了这些年的情谊，似乎真的动了真火，依然冷冷地盯着郑皇贵妃的眼睛。
这一刻，郑皇贵妃忽然真的怕了，她从皇帝眼中看出了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那是一种不可形容的感觉，但她却很清晰的发现，在皇帝的心目中地位，即便是她也比不上高务实来得重要。
她在皇帝眼中看到的不止是情谊，还有一种独特的信任，那是一种可以将一切放心托付的信任，不掺杂任何其他缘由。
郑皇贵妃忽然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该听信某些人的话，来试探皇上对高务实的看法。
这真是个愚蠢之极的试探！高务实在皇上心目中简直就是孔子在世，完美无缺了！
该死，罪该万死！
郑皇贵妃自己也不知道心里这句罪该万死到底是说谁，是高务实，还是怂恿她来试探的那人。
“皇上，臣妾再不敢了，您消消气吧。”郑皇贵妃的眼泪掉了下来，扑簌扑簌的，如断线的珍珠，一张宜喜宜嗔地脸蛋如梨花带雨，惹人垂怜。
皇帝眼中的冷厉消散了大半，但不知出于什么缘由，他只是木然点了点头，道：“朕会等着看。”
然后稍稍转头，朝陈矩道：“去乾清……坤宁宫。”
郑皇贵妃拉着他袖子的手恍如突然失去力气一般的松开，任由皇帝离去，她再没有往日的活力和信心，能上前巧笑倩兮地将他拉回来。
没有人敢劝一句，连陈矩都是小心翼翼地弓着身子在前头引路，恨不得每一步都得悄无声息，不会引起皇上注意一般。
但皇帝才刚刚走出正殿几步，便忍不住开口问话了：“陈矩，求真今晚是在昭回靖恭坊还是在白玉楼？”
陈矩连忙站住回头，躬身答道：“回皇爷，是在昭回靖恭坊。”
朱翊钧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道：“也是，他明日正式履新，得比寻常时候更早些到户部点卯，若是今晚去白玉楼的话就有些远了。”
陈矩陪话道：“是，皇爷见事极准。”
朱翊钧深吸一口气，摆了摆手，有些烦恼地道：“你说，求真会不会恼我？”
陈矩小心翼翼地道：“今晚的事，一会儿奴婢去叮嘱一下，定然不会有只字片语外泄，大司农那里也一定不会知晓。”
“我不是说这个！”朱翊钧忽然有些生气，甚至跺了跺脚，语带愠怒地道：“朕好像中计了，石星这厮居然不是求真他们的人，要是他搞出什么妖蛾子，你说求真会不会以为是朕故意这么做的？他会不会……”
陈矩忙道：“皇爷！”
朱翊钧没把话接着说下去，只是用力吐出一口粗气。
陈矩咽了口吐沫，似乎觉得嗓子都有些不舒服了，悄悄清了清嗓，这才压低声音道：“皇爷您也说了，大司农人品端正，才冠天下。以他老人家的才智，就算某些事真的发生了，他也一定能看穿其背后的伎俩，魑魅魍魉无所遁形，怎么会迁怒到皇爷身上？
再者说，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以大司农之忠心，又岂会因此心怀怨望？皇爷可还记得那年大司农外任广西之事？天下间多少人以为大司农要变成第二个杨升庵，心怀怨望，以文嘲上，却不思政务，把一身本事全给荒废掉？
可是大司农是怎么做的？他在广西不仅代张任抚治地方，解决了土司之患，还帮朝廷收复了安南，甚至连财赋之事也办得极好。奴婢听说广西去年的赋税已达广东六成，尤其是商税一块，甚至还反超了广东！
不瞒皇爷说，奴婢听到这消息的时候真是连下巴都要惊掉了！广东那般富裕，这商税居然能被广西反超？”
朱翊钧听了这番话，心情好了很多，点头道：“是有这事，据说主要是糖税和木税之功……哦，对了，求真自己也缴纳了不少，好像说光是什么车船税他就缴了五万多两？”
“对，对，皇爷记性是真的好，就是车船税。”陈矩叹息一声：“说来也是有意思，这税以前根本不存在，还是大司农当时自己提出来说要有的。
其实就广西那地方，除了京华之外，其他人能有多少可以达到缴纳车船税标准的？他这税几乎就是为他自己设置的。奴婢昔年在上书房也是读过几本史书的，当真是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有人这么干。”
“是啊，是啊。”朱翊钧慨然一叹：“天予求真来辅佐于朕，昔日皇考慧眼识珠，简拔而遗朕，朕若不珍惜，天岂不惩？”
没等陈矩答话，他又继续道：“不过朕方才生气得很，未及细思，如今回头想想，郑妃今日之举动甚不寻常……”
陈矩也觉得郑皇贵妃今天的举动不对头，但却仍然装作很惊讶的样子“啊”了一声。
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身为皇帝身边的人，这种话既不能听了毫无反应，又不能胡乱接茬，而陈矩显然是个中高手，只用了一个带着惊讶的“啊”字，便把这话稳稳的接住了。
果然，皇帝顺着这话就分析了下去，微微眯着眼道：“郑妃是知道朕和求真的关系的，过去即便提到求真，也只恭喜朕有这样的臣子辅佐，实在是社稷之福。怎的今日忽然转了性子，居然暗示求真会对朕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这话若不是有人教她，便是有人怂恿……
哼，好得很呐！朝堂上有人设计求真，宫里头居然也有人伸出黑手。朕看，只怕是有人担心求真管了户部，这地官大人的三把火要烧到他们头上，这才按捺不住，纷纷跳了出来。”
陈矩心中松了口气，面上却无比严肃，连连点头：“皇爷圣明烛照，奴婢怎么就没想到呢！”
朱翊钧听了这话，却又忍不住批评他，道：“你也是，东厂是干什么吃的，这么要紧的事你们就只打探到那么点水花？勋贵们递拜贴去求真府上，这能有什么大不了，无非京营那点事，你们倒派了二十几个人去监视，监视什么啊？这么大一群人公然拜访，那还能是图谋不轨不成？
反倒是该早些查明的事拖拖拉拉，半个多月了还查不出个底细！朕问你，石星到底什么时候和……形成默契的？他们有没有私下会面？还是说有什么中人？”
陈矩连忙一下子跪倒地上，飞快地答道：“奴婢死罪，奴婢死罪。不过东厂和锦衣卫已经查到了一点，请皇爷再给奴婢一点时间继续追查，一定能查明真相。”
朱翊钧深吸一口气，道：“现在查明了什么，说。”
陈矩道：“由于东厂和锦衣卫平素并不敢监视辅臣，是以只能迂回一下，通过某些门子等小人物来查证……”
“朕问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是，是。”陈矩道：“回皇爷，应该没有私下会面，这其中一定有个中人，目前虽然没有查清楚，但各条线索均指向宫里。”
朱翊钧的瞳孔微微一缩，冷冷地道：“哼，果然不出朕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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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章 两位侍郎
承天门与大明门中间的御街两旁，分别安置朝廷文武衙门。御街以西主要是五军都督府与锦衣卫衙门，太常寺与通政司也在这边；御街以东则是宗人府和五部(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单独开列，位于皇城西南的阜财坊)，以及翰林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
通常来说，除了翰林院是个例外，这些衙门是越靠近御街则越尊贵，或者说地位越显赫。
户部衙门就体现了它的尊贵与显赫——正临御街，且面积居御街东侧文官衙门之首。在户部衙门以北的是吏部，吏部再北则是宗人府。
这样的设置明显是有象征意义的：由于宗人府管理宗亲事务，故朱元璋定宗人府为天下首衙，所以它不仅放在文官一侧，而且最为靠近皇宫，与它对应的武臣衙门是中军都督府。
宗人府以下便是吏部，再次便轮到户部了。不过吏部虽然尊贵，但和宗人府一样，占地面积倒是不大，这两个衙门加在一起甚至都还比户部略小一点，由此可见户部衙门的规模何等惊人。
从今日起，高务实便是这六部最大衙门户部站在正中心位置的堂上官了。
古往今来任何衙门或单位的一把手履新都不是小事，即便朱元璋设立了一大堆针对文官的规矩，但只要他一死，这些死规矩自然也拦不住活着的官员们。
大明朝廷虽然规矩一大堆，理论上也不准在堂上官履新时大操大办，可是有些程序其实真的是有需要的，比如一场“见面会”就完全有必要。
面对明显“大扫除”之后干干净净的户部衙门，以及满院的官员僚属，高务实当然也要发表一番领导讲话。
不过他没有喊什么大口号，只是提了一个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朝廷开藩禁的这三年里，户部能够全力保障朝廷财政状况良好，尽量消除如此次西北之乱爆发的前因——前因就是削减军饷嘛，这个大伙儿早就知道了。
这个目标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但大家还算能够接受和理解。本来嘛，现在朝廷对户部的要求差不多也就是这样，毕竟再来一次西北之乱的话，受牵连的人可能就不是前一次那么少了。
这一次西北之乱多亏了高务实平定得快，虽然当时震动很大，但战功也足，把很多事情给掩盖了下来，否则大伙儿都不好收场。
你看，真要追究责任的话，地方上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梁问孟这个巡抚岂止是革职？而小乱酿成大乱，郜光先还能混个冠带闲住？
别说他们两了，连巡按只怕都跑不掉。至于地方上那些布政司、按察司等的官员，每一个都能找到办事不力的责任，跟着被牵连。
而这件事真的只是地方上的问题吗？那可不是，你兵部没有责任？户部没有责任？甚至连吏部都有责任啊！
兵部早前为什么同意了这个幅度的军饷削减啊？你们的计算是不是失误了，高估了地方上的“抗压能力”？
户部为什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来，以至于只能把压力转给地方？你们户部的工作是不是不够“卓有成效”啊？
还有吏部，你们吏部选官怎么回事？梁问孟严苛，郜光先懦弱，你们怎么挑的地方主官？西北那种地方适合这样的官员来主政一方吗？
以上这些，别管有道理没道理，真要计较的起来，都可以拿出来问责。甚至如果“不畏天颜”，连皇帝都能攀扯进去——削军饷这事说到底是你皇帝批准啊，你堂堂天子就不能负个领导责任了？
当然，一般来说大家还是有默契的，通常不会扯上皇帝陛下。不过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只是说这问题一旦牵连大了就有可能失控。
如今西北之乱虽然已经基本告定，不过前事不忘后事师，西北能因为军饷不足闹出乱子，其他地方就一定能万无一失了吗？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所以目前户部的压力是很大的，必须想方设法搞钱来消除这些隐患。
沈鲤调任左都御史虽然不是降职，但大家几乎都能猜到背后的隐情——肯定是因为理财不利才被调职的嘛，要不然为什么现在换来的人是高务实这个点金圣手？据说前次阁议，让高务实来做大司农甚至是圣上亲自提出的，这意图还不明显么？
因此，大伙对于高务实今天简单的讲话还是比较理解的，并不认为他有恃宠而骄故意要给大伙儿一个下马威的意思。
当然，户部本来就是实学派的势力范围，高务实也的确犯不着这样做。
见面会人太多，好几十号人，高务实当然也没法说得太具体，何况按照他的习惯，也不会在没有摸清户部底细的情况下就开展什么大的行动，那不是个好领导该有的习惯。
后世有个讽刺的说法专门用来形容这种领导，叫做“一拍脑袋，有了；一拍胸脯，干了；一拍大腿，坏了；一拍屁股，走了。”高务实过去虽然只是个基层干部，但对此还是引以为戒的。
开完大会开小会，例行惯例。见面会开完，就该户部三位堂上官来个高层会议了，大抵相当于后世地方上的书记碰头会。正所谓人多的会议不重要，重要的会议人不多，这也算是古往今来的固有特色。
户部不像兵部，没有四侍郎制，只有左右两位侍郎，分别是左侍郎程文、右侍郎胡执礼。
程文是嘉靖四十四年的金榜，那一年主考官就是高拱，而高拱是曾经亲自教导高务实读书的，因此程文虽然大了高务实二十多岁，但在正式场合经常称呼高务实为“世兄”，而高务实也以“师兄”称之。
他们两人认识很早，昔日高拱起复回京，高务实随同而来，不久便认识了程文，当时程文是吏科给事中。后来高务实做了观政，第一次代表太子出使大同时，程文便是正使，两人的交情可谓极好。
后来程文历经多职，在此前高务实回京的那次重阳大会讨论道统问题时，程文便已经是户部左侍郎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程文算是户部的地主。而他之所以能出任如此要职，一来在于户部是实学派的基本盘之一，需要有“看家大将”镇守；二来也说明他的能力还是不错的——毕竟尚书调任有时候政治因素更大于其他，而左侍郎则是“常务副”，很多时候要在实际上“主持全面工作”。
虽说沈鲤算是因为工作不力而被调职的，但这事其实怪不到程文头上，毕竟他不是主政者，有很多事只能跟着沈鲤的脚步走。沈鲤一旦拿不出魄力，程文也不好强出头——官场上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要是表现得比一把手还厉害，偏偏自己已经是二把手了，那这一把手会怎么看你？所以程文只能老老实实跟着沈鲤的指挥棒办事。
因为程文和高务实的关系亲密，所以这些情况高务实是知道的，但当时高务实也没什么好法子。
毕竟沈鲤不是许国，高务实可以和许国悄悄争一争实学派的党魁究竟是谁，但却不好对沈鲤这么做。
如果他给予程文全力支持，让程文自己搞自己的一套，那么一方面是沈鲤的局面会很尴尬，另一方面外界看了也会笑话实学派内部倾轧，甚至因此生出别的事端来，岂非大大的不美？
现在高务实自己做了户部尚书，这种情况就显然可以得到改善了，他也相信凭自己和程文的关系，程文是能够全力支持自己的工作的。
至于胡执礼，他的资历就更老了，不仅历任多职，而且算是一位“老户部”。
胡执礼字汝立，号雅斋，其人为永昌人但祖籍在兰州，是从其父开始隶籍永昌。
胡执礼九岁时就已经聪慧出众，备受时人赞赏，称为神童(明朝果然盛产神童)；十一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七岁中举人；二十一岁中嘉靖三十八年已未科进士，进入官场。
前文曾说过，有明一朝的进士大多是三十多岁取得，像胡执礼这种二十啷当就考中进士的，基本都会被重点培养。但是很可惜，胡执礼虽然考中进士，但他当时的名次却不太靠前——他的同科现在有人做到阁老，就是吴兑，其为二甲“赐进士出身”。而胡执礼不仅名列三甲，甚至还是三甲第七十九名。
这个名次显然也就与翰林院无缘了，于是胡执礼被任命为保宁府推官。
推官是各府衙掌理刑狱的官，相当于后世的地方中级法院院长，在明代还兼有审计的职能，为正七品。时任知府罗廷绅视其稚气未脱，便有些轻视怠慢。
当时胡执礼来到他府上，罗府君却不动声色，仿佛自言自语地道：“如此年轻就中得进士，又擢我保宁府推官，想必是朝中有靠山吧？”
胡执礼答道：“如今朝廷大臣，大半江南中原名人，我辈祖籍甘肃，学生即使想攀附也不知能找何人！”
罗府君又笑道：“当今世风日下，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胡执礼正言对答：“府君此言差矣。一则学生家境贫寒，无钱贿及朝臣；二则自幼受父母教诲，师尊明训，行贿乃为不义之举。大人若视学生年幼，可还曾记否秦之甘罗、西汉去病、东吴周瑜？他们年未及冠，即成大用。学生自愧不才，二十有余，尚才涉事，今又被大人讥笑，实在羞愧。”
罗廷绅听说他家境贫寒，略有尴尬，笑道：“如此说来，老夫年过半百，也才作个知府，更是无地自容了。”
这个保宁府可以稍稍介绍一下，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至民国元年，阆中作为保宁府治长达六百三十六年之久。明朝时，川北分守道、川北分巡道、川北兵备道均治阆中。
川北道又辖保宁府、顺庆府、龙安府和潼川州共三十一州县，其中保宁府辖二州八县（即：剑州、巴州；阆中、苍溪、南部、广元、昭化、梓潼、通江、南江诸县），在清末曾广泛流传在地方的川剧中，有句唱腔后又演变为俗言便是“官司打到保宁府也不怕”，足见其当时在川内的地位及影响。
胡执礼走马上任伊始，不顾鞍马劳顿，便将府辖二州八县历年旧案一一翻检。三日后，他带着全部旧案文牍一百余件去拜见知府，罗廷绅大为疑惑：“难道这么神速就阅完了全部卷宗？”
胡执礼答道：“府君如有不信，可随意抽查。”
罗府君还真不信，于是随便翻了几卷，便问胡执礼：“看完卷后，有何想法？”
胡执礼答：“有三十六卷，判决有误，须重新审理。尤以剑州赵廷强奸民女、逼死人命一案，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此案若不纠正就难以伸张我大明王法。”
这位知府罗廷绅系陕西淳化人氏，于嘉靖二十五年中举后，宦海沉浮，好不容易熬到五十出头，于一五五三年才由主事官升至保宁知府，平常除用心于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外，更多的热衷于雀麻牌和金石、文物(平生所著《小山志》也在日后失传)。
他对于政务擅于敷衍、推诿、阿谀，日子也算混得四平八稳。想不到如今遇上个初生牛犊，既不谙事理，又不通人情，还执意较真，并扬言要扶正祛邪、除暴安良。更要命的是他所提到这赵廷，乃是时任兵部侍郎赵炳然的公子。
罗府君本想从中作鲠阻绕，却被“胡书呆子”不软不硬顶了回去，只好借故身体不适，需调理一些日子而予回避。
其实，赵廷系何人，胡执礼完全知道，但他更清楚赵炳然是一位武能治国、文能安邦的当朝重臣，曾平定云南边境叛乱，率骑入大漠立过战功。
此公巡按江浙时又协助副总兵戚继光抗击倭寇，战功卓著，口碑甚佳。先后任顺天府巡按御史、江西监察御史、宣化大同总督等，多次受到皇上奖赐的白金、彩帛。
胡执礼暗自思忖：赵炳然为官清正、爱民如子、蜚声朝野，绝不会姑息其子败坏朝纲、损其名节。于是，胡亲自重审该案，当所有证人、证物俱在时，飞扬跋扈的赵廷还想百般抵赖，但已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
胡执礼又担心此案会株连到赵炳然，遂决定将案卷送往刑部后，再到兵部面见赵炳然予以说明，以免佞臣伺隙攻击。
正欲起身，时任四川巡抚张时又亲临到保宁府，声色俱厉地斥责胡执礼：“赵廷一案已结，且报刑部批示，今何以又作折腾？”
胡执礼回答道：“案虽已结，但审之不公，而今重审，正是为正国法、雪民冤，有何不可？”
张时说道：“重审此案，到底受何人指使？”
胡执礼答道：“全是下官的主意。”
张时便冷笑着道：“你违抗刑部批示，擅自重审旧案，该当何罪？”
胡执礼道：“除暴安良，为民雪冤，乃我大明王法之宗旨，况刑律一百二十条中有‘审冤案，先不经刑部’之定法，抚台该不会忘记吧？”张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随后胡执礼抓紧备好呈报文书，昼夜兼程赶往京城，及时与刑部尚书郑晓交换了意见，并反复强调“赵廷逼死人命，当问斩刑。况此人一贯作恶乡里，鱼肉百姓，实属恶贯满盈，不杀不足以告慰冤魂和平息民惯”。
当他又到兵部拜见赵炳然并将实情相告后，这位少司马沉默良久，忽然哽咽道：“都怪老夫教子无方。孽子犯罪，按王法处置，决不姑息纵容……”。后又写了亲笔信，让胡转交张时——这位昔日受赵炳然举荐到四川任巡抚的旧友。
张时阅罢信函，只好同意将事先已带走的赵廷押解到保宁府，当年秋天便问斩于剑州。罗廷绅见胡执礼如此厉害，心中畏惧，干脆决定“送瘟神”，便主动向朝廷举荐，不久胡被提升为刑部主事。
胡执礼进京之后，曾先后担任过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文选郎中、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太仆侍卿、光禄侍卿、太常侍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兼南京户部右侍郎等职，直到又从南京调回北京，遂为今日的户部右侍郎。
以上二人，便是高务实在户部的左膀右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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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章 威势渐成
户部小议事堂里，高务实与程文、胡执礼分主次坐好，三人手边的黄梨花木茶几上早已有呈上的香茗，正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制成九宫格形状的小食盘里则放着切得整齐的时鲜瓜果，还有些瓜子、蜜饯、酥糖等小食，只不过三人现在都没有要品上一品的意思。
高务实面带微笑，语气诚恳地道：“小子才浅德薄，忝居此位，甚是惶恐。二位都是士林前辈，又久任地曹(户部别称)，熟知民事，功勋卓著。将来我等共事一衙，还望二位不吝指点，于君于民，庶几两便。”
程文是左侍郎，于是先开口道：“司徒抬举了，文不过庸碌之辈，协理户部以来一事无成，惟谨奉圣意、台命行事，劳或有一二，功则愧不敢言。司徒雄才，文韬武略，今至地曹，实乃天下之福。文虽百无一用，愿附司徒骥尾。”说罢拱了拱手。
司徒、大司徒，也是户部尚书的尊称，与司农无异。
胡执礼面色肃然，见程文拱手了，他也拱了拱手，这才道：“司徒此来，是为我户部解急来了。今年大局困顿，户部整日被各部衙像催债一般追着问银子，早已是焦头烂额。地方上又不安靖，前番才有西北之乱，昨日收到的消息，说周、鲁二王对开藩禁一事颇有不满……”
高务实见他说到此处便闭口不言，似乎颇有隐情，不禁问道：“此处只我三人，雅斋公不妨明言，此二王待遇优厚，开藩禁一事对他们也无影响，何至于不满？”
胡执礼虽是北人，又在户部为官多年，但其实他并不是正经的实学派官员，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中立派，只不过这些年的为官经历让他明显倾向于实学派的施政方略，对于以南方官员尤其是江南官员为主的心学派不是很感冒。
然而，派系毕竟是派系，他不是实学派中之人，有些事就不便如程文那样说得直接，没有得到高务实的首肯，自然不好开口。
此时高务实既然问了，他便不再藏着掖着，说道：“周王和鲁王本来是无影响，但他们两家的情况大司徒你也知道，世袭两百年来早已开枝散叶得极广，纵然是近支也有许多。更不必说此二王子嗣甚多，但偏偏巧得很，二王最宠爱的儿子都不是长子……”
这么一说高务实就明白了，轻哼一声：“意思是他们对‘爱子’的补偿不满？”
胡执礼笑了一笑，却又叹了口气，点头道：“其实这等事，即便在民间也甚是常见，只不过当其对象是藩王之时，意义却就大不相同了。”
高务实只是点了点头，还没来得及说话，却不料胡执礼却继续道：“而且此时还有一点格外引人担忧。”
“哪一点？”高务实问道。
胡执礼的面色一下子变得格外严肃起来，沉声道：“若藩王之爱子可以破国法之例，则皇上之爱子又当何如？如今皇长子稍有体弱，而皇次子强健，皇长子之母不得圣眷，皇次子之母……”
高务实没料到他会联想到这一块来，不过转念一想却也有些道理。大明最重嫡庶之分、长幼之别，如今皇帝无嫡子，那么群臣自然把焦点放在长幼之别这上头，但凡有个什么事都会往这方面去想，至少他们肯定比高务实对此要在乎得多。
高务实毕竟是个穿越者，他那个年代的同龄人一来多为独生子，二来即便家里有两兄弟，但只要家长稍微开明一些，也会在生活中尽量坚持“一碗水端平”，怎么说也不会有大明这个时代的区分那么大。
大明的区分有多大？几乎就是个零和游戏：我是长子，一切继承权归我，你们这些弟弟们是几乎啥都没有的。
我若是高兴，就从指缝里漏一点给你；我若是不高兴，你除了朝廷规定的降等及宗禄之外，就什么都别指望了。
可是，这种长子继承一切的制度本身是人为规定的，此所谓祖宗规矩，并不代表当事人自己的喜爱程度。比如周王、鲁王，大抵便是如此。
做父母的人，若像后世那样“没得挑”，那也还罢了，现在不仅有得挑，还有很多可以挑，那自然会偏向自己最喜欢的儿子。即便他不是长子，按照原先的做法，他们也一定会将更多的财富想方设法提前赐予爱子，以免他将来“受苦”。
但如今高务实不和他们玩这一套，在那道使他为士林称之为“天下文胆”的《为解民困丰国用亲宗室请开藩禁疏》中，高务实几乎把一切都限制死了。
他这道奏疏中“讲道理”的部分暂时不谈，就说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摆在头一条的就是限封爵。
“查得嘉靖中议者请行限子之法，而世庙未允，臣谓生不必限，封则可限。今国朝历世二百余年，以亲论之，亦递降矣，除初封亲王姑照例袭封侯，三世而后再加详议外，其累朝所封宜立为限制。
如亲王嫡长子例袭亲王矣，嫡庶次子许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长子例袭郡王矣，嫡庶次子许封其二，共三位焉。镇辅奉国将军有嫡子许封其二，无嫡子止许以庶子一人请封。镇辅奉国中尉，不论嫡庶，许封一子。以上各爵职，如有生子，数多不得尽封者，照旧请名。
有志读书者，与民间俊秀子弟，一体入学，应举登名科甲者，一如亲王事例，止外任官。其他力田通工等业，从便生理可也，如虑其力不能谋生，宜量为给资。
亲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十六，赐之冠带，给银六百两；郡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二十，赐之冠带，给银四百两；将军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学，赐之衣巾，与各子俱给银二百两。则或仕或不仕，咸可无失所之虞。
倘其中更有游荡废业者，则譬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
……
且闻今之贫宗慵工，隶卒无所不为，匿名执役，甘心捶楚，若显拔缙绅之列，而均受举劾之公，分授四民之业，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何辱之有！”
这里头，他就明确提出了要“限封”，也正是因为限封，所以才需要“给资”。
不过高务实本来觉得他提出的这个“限封”其实还挺宽大的，比如周王、鲁王都是亲王，按照他的《开藩禁疏》，“如亲王嫡长子例袭亲王矣，嫡庶次子许封其四，共五位焉。”
这已经有四个除长子之外的“爱子”名额给你们降等袭封了，怎么还不满？你们是下猪仔一样的生了好几十个吗？
然而胡执礼告诉他：不好意思，人家真的生了几十个……
卧槽！
高务实忍不住翻白眼，恨不得说：“你们TMD天天窝在家里就真的只是一门心思搞女人吗？”
不过想了想，还是算了。
按照大明朝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一位亲王真的只是“天天窝在家里搞女人”，那他不仅不坏，甚至还完全称得上是一位贤王。因为比这不肖、比这更糟糕十倍的王爷大有人在。
这是什么鬼世道……好吧，我怎么就没穿越成一位贤王呢？搞得现在每天殚精竭虑都是想着怎么把这个国家搞好，偏偏这国家又不是我的……
咳，不好意思，觉悟下滑了，是我的错，我自我反省。
不过高务实想了想，还是摇头：“亲王余子封四位，已是皇上隆恩，国家也只能承受到这般程度……周王、鲁王之事，究竟是走什么渠道使京师获悉的？”
胡执礼面色稍稍释然，虽然高务实没有就“皇帝爱子”的问题发表看法，但他坚持他此前的限封策略，分明也是在实际上支持了自己的意见，即不允许“长幼不分”。
面对高务实的询问，胡执礼答道：“二王不满之事来源倒是不尽相同，周王的消息据说是河南镇守太监传来的，本来是应该直达宫中，但不知为何，却走漏了风声，以至于连我都风闻了。而鲁王消息的来源则是山东巡按——该按当时正巧按临兖州，查得鲁王前几日在王府醉酒，说了些……不太好的话。”
高务实听得目光一凝，淡淡地问道：“哦？鲁藩说了什么呀？”
他倒是“淡淡地问”，但他毕竟是带兵打过这么多大胜仗的文帅，身上自有一股军旅之中带出来的煞气。这目光一凝之下，即便胡执礼问心无愧，也不禁感到心中一寒，仿佛一把尖刀陡然刺至胸前了一般。
别说正对着他的胡执礼，便是在一侧旁观的程文也感到头皮发麻，背后凉飕飕的，大气都不敢出。
西北之乱平定以后，已经被京中民间某些好事之辈称为“天下第一文帅”的高务实，威望已经渐渐养成，便是部堂同僚都已经不敢直撄其锋。
定了定神，胡执礼才道：“这个……鲁藩当时醉酒……”
“我只问他说了什么。”高务实伸手制止着道，面上已无笑容。
“咳！”胡执礼叹息一声，道：“鲁藩当时说：‘庆藩之失，孤看不在于其他，只在不曾与哱拜好好谈谈’。”
高务实冷笑出声：“哦？鲁藩倒是很有见地嘛，他认为庆藩应该与哱拜好好谈谈，然后二人互相利用，他借名与哱拜，哱拜借兵与他，二者合力，对抗朝廷？好啊，好得很，看来鲁藩计议已定，打算这么来一场了？”
胡执礼略有些尴尬，解释道：“恐怕只是酒后胡言乱语，山东巡按已经呈报，言鲁藩除此之外别无任何举动，平素也未曾见过什么外人，尤其是山东总兵及各卫将领。止于其王府卫兵也止于朝廷准允之数，不仅不曾超额，甚至还缺了三十多个。”
高务实轻哼一声：“镇守山东总兵官为何不驻济南而驻兖州，我希望鲁藩对此有足够清醒之认识。”
胡执礼苦笑道：“惟愿如此。”
高务实想了想，又问：“皇上知道这两件事了没有？”
胡执礼道：“应该是已经知晓了。”
“有何谕旨？”
“尚不曾有。”
高务实微微皱眉，稍稍思索，点头道：“此事本部堂会上疏题请，周王那边只需训诫一番即可。鲁藩酒后胡言虽不必当真，然其身为朝廷亲王而言语无状，不仅涉及朝政，甚至还涉及叛逆，当削爵一等。”
这下不仅胡执礼大吃一惊，连程文也吓了一跳，忙道：“司徒且慢。”
高务实便目视程文，等他的下文。程文轻咳一声，苦笑道：“司徒此举，缘由我自然理会得，不过朝廷于诸藩一贯宽厚，这鲁王一脉乃是国初所封，历代忠贞，而鲁藩本人也颇有美名……”
高务实不由一怔：“他还颇有美名？”
程文道：“不错，鲁藩少时即有孝行，袭封之后曾捐邸中田湖，以赡贫民，又辞常禄，分给贫宗。自嘉靖、隆庆至今，三代天子已前后六赐玺书以嘉其劳。”
这倒是个新鲜事，高务实也不禁有些意外。他平素也不是很关心这些藩王的具体表现，反正在他眼里绝大多数都不咋地，想不到这个酒后胡言乱语的鲁藩居然还真有些贤明之举。
高务实仔细回忆了一下，想起来这位鲁王殿下好像年纪不小了，他个人应该不大可能真有什么造反的心思，搞不好只是因为儿子们的袭封与降等袭封诸事吵得他心情不快，然后酒后失言，把某些心里话给说了出来。
这样的话在后世是不打紧的，了不起拘留一下，不过古人可没有“不因言获罪”的习惯，毕竟古人讲究“言扬行举”，话说得好都要大肆表彰，那么说得不好当然也会因此获罪。
但既然鲁藩袭封几十年来都没有什么不轨的举动，甚至还数次得到表彰，高务实也就不好因为他偶尔一次酒后失言就非要题请皇帝给他降爵一等——这就真有点严苛了。
因此他稍稍摇头：“既然如此，这次就先放过，也请皇上下旨切责即是。”
程文和胡执礼都松了口气，却不料高务实却又道：“顺便，户部把今年鲁藩一系的宗禄、给资全部暂扣，告诉他们，明年再给。若他们不服气，便说是本部堂的意思。哼，本部堂倒想看看，这些人敢不敢跟我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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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上)
周王、鲁王敢不敢跟高务实跳脚？
答案肯定是不敢的，至少在扣他们这两支一年的宗禄和“给资”一事上，这两位王爷一定不敢怎么着，更别提高务实这里的跳脚还是特指——大概就是说：有种造反给我看看？
造反？
这俩位王爷府上的护卫都只有五百人左右，而且水平顶破天就是“内地卫所兵”这个档次，拿什么玩意儿造反？这点人马别说高务实懒得多看一眼，就算当地总兵搞不好都不必出面，辖区内的兵备道下一道命令就能轻松搞定。
所以，只要这两位不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那就肯定不敢跳脚，只能忍下来。
至于说堂堂王爷被官员给欺负了……嗯，那不是常事吗？这可不是寻常官员，这是部堂！是圣眷最隆的高部堂！
张居正家里把辽王欺负成什么样了，有事吗？屁事没有！原历史上要不是张居正死后被朱翊钧清算，辽王那档子事连个水花都起不了。这一世张居正依然搞定了辽王，而且由于高拱当权，高务实主张放过张居正，结果辽王案现在也没人去翻案。
当然了，辽王本人并不冤枉，他是死有余辜的。只不过当初张居正在其中赚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王府作为自家宅邸，这是纯赚——高务实南下广西的途中还曾去过张府，那府邸便是过去的辽王府。
说起这位辽王老兄，也是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
小时候，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后来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呗！
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
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别说十年了，对于张居正而言，就算三十年也不晚。
当时还只是隆庆二年，高拱还在家里闲住，未曾起复。张居正彼时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已经完全绰绰有余了。
于是在他的暗示下，很快湖广巡按御史以及各类朝中御史突然暴起，共同弹劾辽王。辽王老兄玩了这么多年，各种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于是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
穆宗隆庆虽然对藩王一向也不怎么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好歹也得查一查再说，便派了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
张居正本来是想授意洪朝选给辽王上一大堆的罪名的，其中包括了谋逆。不过洪朝选不肯附张居正给辽王栽赃、坐以“谋反”之意，严词拒绝在锻炼成狱的成案上签字。他据实勘查，最后以“**有实，谋反无据”、“法可正，国不可除”而复命。这件事惹怒了张居正，后来被张居正借京察的机会把洪朝选罢官归里——这只是顺带提一句。
既然顺带提了这句，干脆再顺带提一句：辽王案爆发时的湖广巡按不是别人，正是这次西北之乱爆发时的三边总督郜光先。
郜光先那时候与高拱比较亲近，但高拱彼时正被徐阶逼退，在老家新郑闲住。郜光先还只是个巡按御史，朝里没有别的靠山，考虑到张居正一直都是高拱的密友，因此便听了他的吩咐。
对了，洪朝选不肯附张居正还有点细节。当时洪朝选是正使，还有一位副使叫做施笃臣。两个人是一起前往江陵核查的，而这位施笃臣则是张居正的人。
施笃臣来到江陵，伪造了一份辽王朱宪?与洪朝选的书信，想以此要挟朱宪?。朱宪?一辈子没受过这种委屈，所以他直接选择了反抗。
不过这位王爷反抗的方式有点特别，他竖起一面大白旗，上书“讼冤之纛”。施笃臣见状，也不知是真没看清还是故意没看清，反正当场惊呼一声：“辽王造反了！”于是带着五百人把王府围得水泄不通。
辽王一个纨绔子弟，本身也不是真打算造反，自然只能当场被擒获，这个过程没什么好说的。
回到朝廷后，施笃臣按张居正的指示，想以谋反罪起诉朱宪?，可是洪朝选却坚决反对，这个刚才说过。由于洪朝选的坚持，辽王朱宪?逃过一死，被废为庶人圈禁于凤阳。
之前说过，辽王这档子事一则是张居正要报仇，二则是他看上了辽王府，但辽王本身并不冤枉，这厮罪证确凿的地方很多。
这家伙可以随便在大街上抓人杀人(一名醉汉)；看上的女子，不论身份一律**；与宗亲女子乱伦；僭越修建宫观等等。总之是死有余辜。
然而问题在于，辽王虽然哪怕在王爷里头都算是败类了，可是比他好的王爷其实也没好到哪去。
现在在位的周王叫做朱肃溱，平时没有什么恶名，同样也没有什么美名，按照高务实一贯的了解，这种王爷只是没人查，一查肯定屁股不干净。
鲁王倒是有些美名的，但说实话，鲁王府在山东两百年，阡陌相连、店面数千，他拿出几百亩下田分给穷人也好，放弃自己那点宗禄而让同宗穷亲戚去领也罢，算得了什么？背后干了什么事谁知道啊？
非要说他有什么特别，大抵更多的是会给自己弄个贤王名头，免得遭朝廷惦记，受了什么无妄之灾。还是那句话，高务实相信这些王府都是不查相安无事，一查全军覆没。
把周王、鲁王的事情强硬“摆平”之后，高务实便说起了今天的首要正事。
“二位昨夜想必也听到过风声，五府的都督们联袂夜访寒舍。”高务实笑了笑：“他们打算给户部送点钱来了。”
靖难系勋贵几乎一个不落的联袂拜访已经卸任戎政侍郎的高务实，这是昨晚最大的新闻，身为户部侍郎，程文与胡执礼当然是有所耳闻的。毕竟，连这么大的消息都不能及时得到的话，在京师可不大好混。只不过，高务实的话却让他们闻之愕然。
目前京中对于此事最主流的猜测，都是京中勋贵生怕失了靠山，多半是想劝高务实留任，当然这很困难，不过也有一种转圜的办法。
比如说，高务实作为前任，举荐一位能够完全“萧规曹随”的实学派官员来出任此职，那也不失为一种合情合理的通融之策，而且可操作性极高。
谁知道高务实根本不提这个，反而说京营要给户部送钱。
这就奇了怪了，户部给京营送钱倒是正常操作，哪有京营给户部送钱的道理？哪怕现在京营已经改制，生产建设兵团几乎是财政独立了，但至少他们的俸禄还是户部给发的，怎么就轮到他们给户部送钱了？
程文忍不住问道：“司徒此言何意？京营两分这才多久，生产建设兵团就能反哺朝廷了不成？”
哟，你倒是挺会想，反哺朝廷？你瞅瞅那帮勋贵，他们有这样的爱国主义情操？
“那倒不是。”高务实摇头道：“只是我昨晚与他们说了，让他们把生产建设兵团的财务事宜交给户部统一管理。”
别说程文，就连胡执礼都把眼睛瞪得老大，不可置信地问道：“勋贵们同意了？”
高务实笑了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勋贵们与国同休，自然也是讲道理的。他们现在每年毛利大概能超过一百三十万两，去掉禁卫军的开支和他们自身的开支，我预计还能剩出个三五十万两，也能顶点事。”
程文惊讶道：“有这么多？”
胡执礼则是另一种意外，他问道：“即便如此，这笔余银他们能同意上缴户部使用？”
高务实笑了笑：“有这么多不奇怪，生产建设兵团手里可是有此前五府名下大量地产的，以前这些田地都是军屯，多余的那些闲地则没什么作用。
如今生产建设兵团与京华有不少合作，开发了其中一些，有的山地产矿、产木，有些地离城近或者位置不错，则被用来建设尖馆(交通要道的歇脚处)，等等诸如此类的各项开发都有进行。
况且改做生产建设兵团之后，以前的军屯方式已经变了，眼下他们所行的一套法子是本部堂提供的思路，名字叫做‘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
胡执礼立刻问道：“这办法是怎么回事，大司徒可能详细说说？”
这个办法，高务实作为当年的基层干部当然很熟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红朝是村、组，生产建设兵团是卫、所——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
土地好理解，“等生产资料”则是卫所所有的那些农具，由于按照以前的制度，这些农具都是卫所的，不属于军户，所以现在也是“承包”性质。
不过，由于高务实信不过基层卫所的操守，因此这些东西的承包现在是直接免费，军户们不必为此花钱，只是在农具损毁时才必须赔偿。
这个赔偿也很有意思，高务实生怕基层卫所坑害军户，因此不准他们收钱，只准收赔偿的农具。他又考虑到，某些没良心的东西可能用这些农具不合格来为难军户，因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规定：只要该农具是京华所产的新农具，有京华出示的售卖单据，则生产建设兵团基层卫所便不得拒收，违则上报兵团。
上报兵团肯定没有好下场，这个大家都清楚，因为这里头大家都逃不掉“京华”两个字的影响——你TM连京华的东西都敢拒收？反了你了！
你知不知道兵团高层的勋贵们也是能从这些农具里分红的？您老人家的脑袋和他们一样与国同休了吗？
这个制度是后世红朝实施的，要说全面在大明铺开，那可能比较难，因为地方上的地主豪强以及他们背后的读书人都肯定不同意，可能会搞出很大的乱子来——动摇朝廷根基的那个级别。
但是，这项制度在“军屯”范围内却是完全可行的。为什么？因为军屯的田是两百年前朱元璋就划分给了卫所的，京营本身也是以五军都督府的名义控制着大量军屯地的“集体大地主”。
既然是集体，而且理论上这都是皇帝的地，那就好办了，因为它不是私有性质，朝廷今天可以这样搞，明天也可以那样搞。高务实代表朝廷这么改，皇帝既然同意了，谁也没有二话好说。
再说，勋贵们作为皇帝以前实际上的“白手套”，他们也同意了啊，那还说什么？
与红朝一样，在改制后的军屯田地，农业生产中军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承包经营生产建设兵团集体的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人劳比例分到农户经营，与红朝一致)，然后按照契约规定，自主地进行生产和经营。
至于其经营收入，除按契约规定上缴一部分给生产建设兵团集体及缴纳田赋(这个田赋是不同于寻常田赋的，相对来说非常低)之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于军户。生产建设兵团集体作为发包方，除进行必要的协调管理和经营某些副业以外，主要是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也就是提供农具、种子之类的，偶尔还会在高务实的要求下修一修水利设施。
听完高务实的解释，程文和胡执礼拍手叫好。胡执礼感慨道：“司徒果然是点金圣手，下官昔日家中也是务农出身，若是有地主老爷肯给这么好的条件，哪还有不精心伺候那十几亩地的？也难怪这京营军屯过去空有偌大土地，每年上报的时候居然亏得多，动不动便需要户部接济。原先下官还以为只是因着卫所贪墨太多，现在想来，恐怕不止是贪墨，更多的是军户们根本不肯做呀！累死累活得到的是那么多，偷奸耍滑得到的也是那么多，换了谁去会愿意干？”
程文家里倒是境况不错，他没有这样的体会，不过却也思索着问道：“生产建设兵团所拿的那部分，是按照固定比例来拿还是有个定数？若是遇到荒年则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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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生产建设兵团所拿的那部分，是按照固定比例来拿还是有个定数？若是遇到荒年则如何？”
不得不说，程文虽然出身富裕，但作为户部左侍郎，他也算是能够一眼看到问题的关键的。这个专门推行于京营军屯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虽然看起来一切都好，但它目前的好有两个关键：一是今年的年景看来不错，雨水丰沛、日照充足，气候也难得的表现正常；二是生产建设兵团所拿走的那部分“地租”既然是高务实所定，看来肯定是定得不高的。
但既然如此，那么一旦有问题，也就只能是这两点出现变数。比如遭遇灾害，成了“荒年”，那就意味着收成降低。运气好是小降，运气差是大降，运气糟糕透顶的话，颗粒无收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就牵扯到了“地租”，即生产建设兵团所拿的那部分。这一部分如果高务实是定的固定数额，也就是我不管你生产出多少粮食，我固定拿一个数。比如一亩地我收五十斤，你生产出了三百斤也好，四百斤也罢，那都和我没关系，反正我就要这五十斤。
在定额不高的情况下，这种制度看起来挺好，操作也特别方便——兵团方面只要将土地的大小丈量清楚就行了，非常容易计算。
但程文知道这是容易出事的，比如说遇到荒年，这家军户倒霉透顶、颗粒无收。此时，他家如果承包了十亩地，则需要缴纳五百斤粮食产出，试问他拿什么给？人头吗？
这么看的话，按比例收取就比较“人性化”了，比如某家军户原本每年产出两千斤粮食，他需要上缴四百斤，但这一年运气不好遇到荒年了，减产成了一千斤，那他就只需要上缴两百斤。
虽然倒霉始终还是倒霉，但至少比前一种要好。因为他哪怕遇到极端年份，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也至少不必倒贴。
然而，高务实告诉他的消息却似乎不那么仁慈，因为高务实说道：“是固定数额。”
程文马上显得忧心忡忡，胡执礼就更直接了，皱眉道：“如此一来万一遇到灾荒亦或者兵灾之类，农田被毁、颗粒无收，则这些军户免不了又要卖儿鬻女，甚至逃亡江湖……”
“不至于。”高务实摇头道：“这一规定是有配套措施的，比如这个定额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按照不同的区域，在每一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其调整日期都在抢收完成的前半个月。
与此同时，这个调整的数量也有标准，即‘固定上限制度’——丰年最高不超过当年大致亩产的三成，灾年、荒年最高不超过当年大致亩产的两成，重大灾害年份或地区最低甚至可以不收。”
然后高务实又和他们解释了一下灾年、荒年的灾害程度如何划分，以及他所提到的“大致亩产”是如何得来的等各种细节。
这些细节可不是高务实坐在家里一拍脑袋就决定下来的，这都是京华的人——尤其是他在三慎园的农户根据自己多年的体会所提供的数据，然后汇总到京华，再经过高务实自己的详细计算得出来的。
高务实作为一个前世的乡镇基层干部，搞这个倒几乎可以说是本行，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他过去曾经遇到或者至少曾经听说过的，干起来倒比打仗还有信心。
他定下的这些制度，已经详细到了新任戎政侍郎都不必插手多少的程度，其所能调整的范围并不大——说实话高务实一早就考虑过自己迟早卸任的问题，所以才会这么干，以免后来的和尚念歪经。
听完这些，别说程文佩服得五体投地，就算胡执礼也感慨万千，道：“下官出仕近四十年，不是没见过为民请命的好官，但即便是海刚峰当年，也拿不出如此仁厚而切实可行的办法。
以下官想来，海刚峰虽然一心为民，但手段毕竟失之强硬，且他的做法归根结底不过是‘劫富济贫’，看似公正，其实根本不可持久。盖因为天下之财有数，贫者多取，富者必定少拿，然富者背后必有亲朋好友在朝为官……”
胡执礼说到此处，惊觉自己说得过了，马上把话锋一转：“然则司徒却不然。司徒理政，关键从不在于这等多拿少拿之无用之举，而是先将这‘天下之财’由一化为二，由二化为三，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如此，天下之财既然倍增，这分配多寡便不再那么敏感，或多一些，或少一些，其实并无大碍。司徒，下官忽然想起万历八年时，你的廷试策论——《大患在贫》。”
“哦？”高务实都没想到他忽然提起自己当年那篇争议极大的策论来。
胡执礼却似乎颇为激动，以至于站起身来，高声诵道：“今天下之大患在于贫：吏贫则黩，民贫则盗，军贫则闹，国贫则弱。
古之言贫，首言不俭，乃以为俭则自富，富则自安，臣独不以为然也。
所谓贫也，于小民而言，其产不足自给，其易(贸易)不足自用，如是究其所源，无非生产不丰、交易不畅。
所谓贫也，于国家而言，其榷不足岁出，其费远超岁入。官吏低俸而欲活，如何不贪？小民低产而欲活，如何不盗？军饷不足而欲活，如何不闹？国家歉收而欲活，如何不弱？
因是故，欲使官吏不贪，先加其俸；欲使小民不盗，先富其收；欲使士卒不闹，先足其饷；欲使国家不弱，先丰其库。
陛下或问：此皆费也，国用既不足，何以为之？若征其赋，官或足俸、兵或足饷、国或足库，而民岂益困乎？
臣闻历代榷税之少，无过本朝。前宋南渡，偏安江南一隅，岁入尚以千万计；本朝两京十三省，朝贡之国数十，远迈汉唐，奈何岁入不过五百万耳。华夏自古富庶，何以本朝独贫？”
胡执礼将高务实那篇文章的开头这一部分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然后长叹一声，忽然朝高务实深深鞠躬一礼，道：“昔日此文出时，执礼未能甚解其意，曾于私下诋毁，以为此策断难施行。
如今看来，司徒胸中韬略远非执礼所能度量。过往种种，实是班门弄斧、孔庙题词，着实教执礼惭愧无地……请司徒恕罪。”
高务实连忙起身将他扶起，道：“雅斋公切莫折煞学生，您是士林前辈，品评晚生文章，那是学生的福分，这又有何不可，何至于此？”
胡执礼见他也立刻退后两步，拱手肃然还礼，心中不觉更加畅快，笑道：“司徒昔日年幼，便有人以‘小阁老’戏言之，虽不知当时这话当不当得真，但就如今看来，司徒已有宰相气度也。”
高务实自然连道不敢，双方又互相客气了几句。待得再次坐定，胡执礼便又说起了正事，问道：“司徒方才说了生产建设兵团为何会有这样的收益，却不知他们何以愿意将这偌大款项上缴户部？另外……呃，下官还想多嘴问一句，这笔款项到了户部，户部是否可以稍加利用？”
这才是戏肉，为什么生产建设兵团有那么多钱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怎么肯交，以及咱们拿这笔钱是否能用。
高务实笑道：“这其中的确有些缘故……”于是便把勋贵们的担忧说了一遍，几乎没有什么隐瞒。
程文听了不禁皱眉：“这群……还真是好算计，司徒为了京营改制的成果能够保存，就得为他们遮风挡雨？”
高务实还没说话，程文却又接着道：“依下官之见，忙是可以帮，但这忙可不小，白帮却不是个道理。”说罢却不是朝高务实望去，反而看了看胡执礼。
胡执礼当然知道程文的意思，不过他却也同意，于是道：“不错，下官也是这般看法。司徒，如今户部正是急着用钱，既然生产建设兵团这笔款项如此之大，但他们一时半会儿却又用不着，那户部暂且用来腾挪一下总是可以的吧？”
高务实笑了笑，简单地回答道：“可以。”
嗯？
程文和胡执礼都有些发愣，这么简单，这么好说话？
也不怪他俩诧异，其实如今在外人眼中，京营那块儿，甭管是禁卫军还是生产建设兵团，其脑门上都贴着斗大一个“高”字，说是高务实的嫡系都不为过。
毕竟，除了高务实，谁能搞定京营那个烂摊子？君不见京营改制那么多次，每次都是稀泥巴扶不上壁，始终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也就是高务实这次改制见效最快，简直立竿见影。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务实本人对其影响之巨大，几乎无可替代——禁卫军不仅人员全是高务实选定的，而且依靠的是生产建设兵团的钱财供应，而生产建设兵团要想能够供应得上，不仅是依靠高务实定下的各种章程，还十分依赖和京华的合作。
转了一圈，绳子还是抓在高务实手里的。如此，旁人怎么会不认为京营其实就是高务实的嫡系？至少，除非是皇上有旨，否则他的影响力无人可比。
既然如此，高务实居然肯让户部挪用这笔钱，这还不奇怪吗？
他这么一承诺，反而是程文和胡执礼有点不那么自信了，两人对视一眼，终于还是提出这话头的程文先开口，道：“这个……司徒，这笔银子毕竟事关京营稳定，户部每年的入库银子基本上是固定的，若是生产建设兵团这笔银子拿去填了其他的窟窿，到时候一旦不能按时补足，生产建设兵团那里恐怕……”
恐怕什么？无非是生产建设兵团拿不出钱给禁卫军，然后禁卫军闹饷呗！
禁卫军这六万人可不是过去的京营、十二团营、十团营、三大营，这六万人的战斗力从这次平定西北之乱就已经可以初见端倪，恐怕不会比宣大、蓟辽边军弱了。这么一支就摆在京师的大军要是闹饷，万一搞出个什么“京师震动”的举动来，这后果谁承担得起？
多的不敢说，户部掉几颗脑袋怕是问题不大。
但程文和胡执礼心中有数，高务实的脑袋稳当得很，因为真到了那个时候，怕是皇上都只能请他出马才能把禁卫军安抚得下来。可是他们两个的脑袋就相当不稳了——你们两个一唱一和提出要“腾挪”的嘛！
高务实见状不禁心中好笑，不过面色却很严肃，摇头安慰道：“不必着急，一来这笔钱肯定不能都被挪用了，二来这挪用的一部分只是暂且用来应急，很快我便会另有办法弄一笔银子来补上这个窟窿。”
二人大为讶异，户部的银子每年能有多少入库，这是大家都有个大概的，因为全是国朝规制下早就固定了的。天下田亩就这么多，清丈也已经完成了，就算全天下今年都被老天爷眷顾，各地都是风调雨顺，其实也多不了几个钱。
大明朝廷这时候基本上没有多少国家层面的救灾能力了，因此它们本来就不会为此多付出。那么反过来，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也无非就是多了些原本按例需要减免的，那笔银子每年顶破天三十万两——可见农税这块的增长点真的不多了，除非改掉朱元璋的祖制，但那也不可能，因为农民穷不是因为皇帝收得多，而是中间的官僚地主阶层收得多。
高务实看出他们的不解，便道：“二位不必惊讶，这笔钱的确是有着落的——本部堂已经决定，今年要大规模打击奸商，严查偷税漏税。”
一提偷税漏税，两位侍郎首先想到的都是田赋，差点一齐开口劝说。但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了——高务实一直以来根本不怎么在意田赋，他刚才又提到‘打击奸商’，那么这句‘严查偷税漏税’所针对的就不是地主，而是富商大贾！
天底下第一“富商大贾”就是高务实自己，但他每年交的税多得吓死人，这打击肯定不会对着他自己去，那么……
程文和胡执礼忽然就感到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抑感了。
作为实学派重要人物之一的程文还好一点，无非是和心学派再干一场，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胡执礼就不得不担忧朝廷出现大的变数了，连忙道：“商税之事，国初原不曾有，如今虽渐次推广，但毕竟时日有限，倘若忽然严厉，下官担心……”
“国初之制便不得更易么？”高务实肃然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既然旧制不足，正该早易新制才是，若是人人不敢言之、不敢行之，天下人要我等父母之官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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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 从祖意，未必行祖法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不是高务实的“原创”，此处乃是引用。此言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本是一组歌颂周文王的诗篇，其开篇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这话的大意是：周文王神灵在天，光明显耀。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于“新”。这里的“新”，既可以作动词，表示“革新”；也可以作形容词，表示保持一种常“新”的状态。
众所周知，周国的历史很悠久，故此处称其为“旧邦”。商朝后期，周成为商朝政权下的一个强大方国，臣服于商，但商对它并不放心，曾囚禁文王于羑里。传说中“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这时候的事。
文王回到周国后，一方面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扩张地盘，久而久之，国力大增。到他儿子武王时，已经强大到“天下三分有其二”，终于灭了商朝，建立周朝。
可以说，周文王是商亡周兴的关键人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即指周文王带领周这个“旧邦”崛起建立新朝的历史功绩。到了后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被人们赋予新的含义，形容我华夏虽然是个古国，但其使命却在于维新，应该并一直通过改革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诗经》是孔子非常推崇的古籍，因此其“官方地位”也很高，高务实引用这句话作为自己改革的依凭之一，至少从“理论”上很难被反驳。
事实上，要从其他方面找依凭也不是不可以，比如高务实的本经是《易》，而《易经·系辞下》中就有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的核心便是“变”。
为什么要变呢？因为要适应。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发展的，各方面的情况是永远处在变化之中，你若不变，就很可能适应不了，就会出乱子。
你三岁时穿的衣服，到了三十岁时难道还能穿吗？
如果说《诗经》的地位虽高，毕竟还不够“正统”，怎么办？
没有关系，《礼记·大学》中也曾记载，说商汤王在浴盆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铭文，用以提醒自己要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
自朱熹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之后，《大学》早已是儒家主要经典之一，也是当今大明科举“必考科目”。大明民间虽有学人反对程朱理学，但至少还没人跳出来反对四书本身，所以高务实并不担心没法给自己的改革找到依据。
至于他刚才提到的另一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则是出自《商君书·更法》。这句话就说得更加直白而且直接，意思是治国之道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非要拘泥于古法旧制。
《更法》是《商君书》中的第一篇，主要反映商鞅反古易礼、推行新法、施行新政的变法思想。高务实在此引用是有深意的，而且他确定眼前这两位同僚肯定能听懂——都是堂堂进士老爷出身，总不可能连《商君书》都没读过。
具体到《更法》这一篇，它是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秦国变法前夕，商鞅同甘龙、杜挚针对“是否变法”这一问题在朝堂上进行的一次论战。
当时秦孝公首先提出议题：“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
甘龙首先表态，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也表示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商鞅当然反对甘龙、杜挚这样的论调，于是反问二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这便是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断，它表达了坚持变革，反对因循守旧、勇于进取的革新精神。
商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了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称王天下；齐桓、晋文等之所以称霸诸侯，也是因为各自法度不同——如果各国法度一致，凭什么就是他们称霸了呢？因此商鞅论断：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妨大胆改革，无须效法什么古制。
为什么高务实忽然要抛出这两句话？因为这两句话这就是他为实学派找出来的“政治纲领”——什么叫实学派？心学也自称是“道德实学派”，我们如何与他们区分开来？
这就是区分。
我们这个实学派是经世致用实学派，讲究的是做实事、求实效。做得好与不好，不是看口号喊得响不响亮，听起来高不高尚，我们是要见真章的。
什么是真章呢？
高务实稍稍停顿，道：“实学派走到今日，有些目标必须要更加明确了。我们不是为了与谁争权、夺利，我们的目标是至少要在天下承平的基础上，让朝廷有更强大的财力来维持军力之盛，保护大明百姓之利益不受侵犯；要让朝廷有余力兴修水利、赈济灾民；要让民间经济日益充满活力，百姓安居乐业，不挨饿、不受冻；要让商人在缴纳一定赋税的基础上合法经营，不受恶意盘剥，不受恶意欺凌；甚至我们还要让更多的人能够习得圣人教导，懂得礼义廉耻，懂得自立自强。”
程文还能理解高务实提出这些主张的用意，而胡执礼虽然也对他的说法感到高兴、心中认同，但也难免怀疑他在自己面前提这些的意图。
强逼着自己在脑海中抛去高务实这番话里那些煽动性很强的理想，胡执礼注意到高务实在这里居然也提到“商人”。
之前高务实说，他要打击奸商，此处却又说要保护商人“不受恶意盘剥、不受恶意欺凌”，这……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然而高务实宛如学成了佛家的“他心通”，风轻云淡地继续道：“雅斋公是不是有些犹疑，我何以一边说打击奸商，又说保护商人？”
胡执礼确实怀疑，但高务实既然问了，他也不好直言，只好答道：“想必司徒以为商人也有好人？”
这话倘若在后世说出来，肯定惹来一片骂声：什么叫想必商人也有好人？难道商人全是坏蛋？
没错，后世不会认为商人全是坏蛋，合法做买卖的商人肯定占绝大多数，这才是事实，也是主流观点。
然而这个观点在大明并不“主流”，主流的观点是“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奸者，奸诈也，显然不是个褒义词。
如果只是民间持这样的观点，那还好办，关键是大明的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也是极端仇商的人，这就导致官方层面也不得不长期跟随这一“传统”而抨击商人，纵然到了现在这个时期，很多官员的背后都有大商人的影子，但至少在官面上他们仍要时不时对商人表达一下鄙夷之情。
嘴上说不而身体很诚实，这又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
然而高务实想要改变商人的地位，朱元璋的极端仇商却是一个绕不开的坎。
虽说“重农抑商”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基本国策，但是朱元璋开创的大明王朝却是打击商人最严重的。
那么，为什么朱元璋相对于其他开国皇帝，是最打心底里仇视商人呢？高务实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朱元璋就是穷人出身，且直到做了皇帝，对于早年的记忆也依旧无比深刻。
老朱是最底层的穷人，别说上不起学是肯定的了，他早年又是放牛又是当和尚，结果闹饥荒时连和尚都当不下去，只能去沿街乞讨。
那个年代的仇富心理几乎是根深蒂固在每一个穷苦人民的心中的。对于吃不上饭，只能沿路乞讨的朱元璋来说，他非常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那些富人、商人越是在闹饥荒的时候，还越要抬高粮价，甚至宁愿倒掉、给家里的鸡鸭猪狗吃，也不愿意施舍给贫民百姓。
咦，这个剧情似乎很熟悉：资本家倾倒牛奶、淹死牲畜、点燃棉花……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这可是高中历史必修啊。
太有画面感了，这不就是同一出戏吗！
可是，这事的论证结果真的是“资本家乃万恶之源”么？恐怕不一定，这是市场经济规律所导致的，无论古、今、中、外，其实都一样。
然而市场经济理论对于朱元璋而言既没有听过，大概也不认同，他一直把自己当做穷人的代表，而在穷人眼里，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很简单：根源就是他们这些可恶的商人，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心，眼里只有钱！
那怎么办？穷人只能选择造反，所以朱元璋在当了皇帝之后，也是一个处处维护农民，想方设法打压乃至于反过来剥削商人的“农民皇帝”。
翻身农奴把歌唱嘛，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至于第二个原因，则在于他的主要对手张士诚、方国珍都是商人出身。
张士诚、方国珍这俩人都是盐贩子出身，张士诚在江浙一带自称吴王，因其为人慷慨仗义，在当地百姓之中有很高的威望。即便后来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实力大增，但江南沿海地区的人们还是更中意张士诚，反而对朱元璋这个“土老帽”不屑一顾。
并且更糟糕的是，张士诚还来了个誓死不肯投降——当时朱元璋好说歹说，张士诚都不肯答应。走投无路之下，竟然还是选择了自缢，表示士可杀不可辱。可想而知当时一心希望得到江浙一带民心拥戴的朱元璋有多么恼羞成怒。
至于方国珍，看看朱元璋对他的评价就知道了：“方国珍鱼盐负贩，呰窳偷生，观望从违，志怀首鼠。”——这个人就是一会儿降元一会儿反元，一会儿降朱一会儿反朱，十分不讲信用。
那么推而广之，朱元璋得出的结论就很明显了：但凡商人都不是好东西，全是些混账王八蛋，根本无可救药。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个喜欢迁怒的人，因此朱元璋甚至对于“盛产商人”的江浙一带整体都很恼火，以至于在开国后，在其他地区都轻徭薄赋、免租低税的情况下，却惟独对江浙百姓课以重税。
只不过他在这事上搞混了一个概念，导致某些很搞笑的阴差阳错：他当时不承认商人身份，导致不承认“商籍”，而既然商籍都不是朝廷所承认的，那么商税自然也就收无可收。
结果这重税不仅没有“害”到江浙一带原有的商人，反而逼得那一带原本不是商人的很多农民也纷纷“改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去从商了。
这也是为何原本的“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种粮食不划算了啊，我种桑养蚕多好？再不然，那就去跟着人家当“倭寇”，做那无本生意算了！
“穷则变，变则通”，江南百姓哪怕没读过书，但这道理显然大家都懂。
问题的根源是找出来了，可是要怎么改变呢？高务实又不会招魂，不可能把朱元璋从孝陵里请出来，跟他把这些道理掰扯明白。
那就只有双管齐下，一是拿儒家经典为自己的做法找理论依据，二是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念歪经。
前者他方才已经简单阐述过了，程文和胡执礼肯定都懂。后者他其实也颇有经验——他此前搞“军工私营”和上《纾驿路疏》时都干过。
一言以蔽之：吾欲从祖宗之本意，未必行祖宗之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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