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9章 风箱里的老鼠
潘晟的这一次请辞，暂时还不能视为投降，因为正常来讲，即便阁臣受到弹劾，第一反应也是主动请辞，以示清白。
甚至可以说此处还不该用“即便”，而应该用“但凡”，因为越是地位高的文臣，在受到弹劾时，就越应该及时请辞，用以昭示立场。
通常来说，皇帝在这种时刻肯定不会批准，大抵都是“温言挽留”，更有那些极受宠信的阁臣在被弹劾之后一边被皇帝温言挽留，一边还有皇帝下旨切责弹劾者，就好比高拱当年就多次受到这样的待遇。
不过，潘晟在朱翊钧的心目中地位显然没有那么高，他得到的就是单纯的“温言挽留”，既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责备弹劾者。
潘晟虽然以唾面自干著称，但终归还是要脸的，皇帝这种反应，他显然不能将之当做诚恳挽留，只好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谢客。
这也是常规操作，甚至高务实上次都搞过，意思就是我现在自己“停职反省”了，你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我已经不具备干涉能力，绝对不会妨碍司法公正。
于是皇帝也只好跟着“常规操作”一番，下旨让他“出而视事”。
一般到了这一步，如果外界对他没有继续穷追猛打，那么他就可以重新回到内阁当值了，也就意味着这次风波基本上已经安稳渡过。
然而高务实既然动了手，当然不会让他如此轻易过关——这又不是过家家，意思意思就算完了。
于是就在皇帝命潘晟“出而视事”的当天，又有弹劾递进了通政司。
这一次上疏弹劾的人比萧良誉、王庭谕两人资历稍微老一点，乃是万历五年进士、时任贵州道监察御史的李弘道。
李弘道这个贵州道监察御史为何能弹劾潘晟呢？因为按明制，监察御史的所谓某“道”，除了该省布政司外，还有兼管。比如说贵州道监察御史，按《大明会典》记录，他的职责就是“掌理贵州布政司、按察司及都指挥司，协管吏部及直隶苏州、河间、顺德三府督察事。”(注：其余各道也都有不同的“协管”，此制度是为了避免某部、某地只需要面临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监督的人多了，就不好“打点”了。)
李弘道所以弹劾潘晟，正是因为他协管苏州府。他弹劾的理由是，发现潘晟的侄儿近期平白得了一批海船，并且停靠在苏州的某处私港。(注：此时的苏州辖区与后世有所差异，简单的说就是大了一些，有河口港。)
李弘道就此认为其中必有问题，因此弹劾潘晟借身份权位谋取私利。
大明朝的监察御史历来有很多特权，这是此前多次提过的，比如此番就是典型的“风闻奏事”——李弘道没有拿出任何确凿证据，仅仅是听说潘家多了一批海船，就能名正言顺的弹劾一位堂堂阁臣。
不过，其实李弘道并不是拿不出证据，如果有必要的话，高务实完全有能力提供给他更加详细的数据，甚至可以帮他搞到参与此事的某些中间人的口供，乃至于让这些人反水、出面作证都。
这种罪名对于中间人来说是不致命的，高务实完全可以花钱“说服”他们，他们也一定乐意被高务实如此说服。
只不过没必要罢了。
高务实要造成的结果仅仅是坐实潘晟的丑行，而不是现在就把整个心学派拉出来决战，所以现在隐隐约约一些会更好，反正对皇帝来说，他只要知道潘晟不干净就行了，具体怎样的不干净反倒不是重点。
有人说“难得糊涂”，这种思想放于此处就非常合适，因为皇帝也知道有些事不能真的彻查到底，否则一旦牵连太广，到时候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但凡一个政权建立日久，这种情况基本就难以避免，所以通常从上到下都会尽量避免扩大化，皇帝本人也会装傻，因为朝局动荡对皇帝而言显然也不是好事。
李弘道的弹劾一上去，潘晟当然就没法“出而视事”了，不仅出不得，反而还得在家里继续写自辩疏和辞呈。
但这次和上一次不同，皇帝没有继续“温言挽留”，而只是下旨安慰了几句，同时却让内阁行文给都察院，要求都察院查清问题，洗刷潘阁老的清白。
洗刷清白云云，当然是客气话，不能傻乎乎的只看字面意思。皇帝的实际意思就是让都察院把这事“调查清楚”。
这一来，就有人急了。
急了的人倒还不是潘晟，因为潘晟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都已经在考虑如何回乡的事了。
急了的人是申时行。
以浙江海商之力逼得潘晟让贤给王锡爵，是他在和张诚一番恳谈后，又思考很久才想出来的一手妙棋。这一手不仅完美地用了一招“乾坤大挪移”，把海商们带给他的压力转移到了潘晟头上，而且还顺势解决了自己在内阁缺乏帮手的窘境，简直两全其美。
申时行和潘晟对实学派可能出现的反应，大致上持相同或说相近的观点，都认为这一次不会彻底激怒实学派，因为张四维刚刚丁忧，实学派面临这么大的变局，肯定要先完成内部调整，然后才能统一对外。
申时行认为，在内部调整完成之前，实学派应该都会谨慎的面对此时的任何朝局变动，尤其是对于没有直接给他们造成伤害的变动，更应该暂时视而不见，以免出现盲动，导致意想不到的坏结果。
然而潘晟既然算错，申时行当然也算错了，高务实很不给面子的选择了直接反击。
但申时行现在没工夫细细思索高务实为何如此，他只知道自己绝不能让潘晟在推荐王锡爵接替自己之前意外倒台！
虽说他本人就是首辅，而首辅本身就可以直接推荐阁臣，哪怕潘晟倒台了，他也可以自己出面推荐王锡爵。
但事实上，王锡爵入阁是潘晟举荐的，还是申时行举荐的，其中大有差别。
潘晟举荐的话，一点事都没有，因为潘晟是个中立派，不论他举荐谁——除非是他自己的门生——都不会引起朝野反弹。
但如果是申时行自己举荐王锡爵，那就有可能被人指责，说他是“任人唯亲”甚至“暗植党羽”。
这种说法只要皇帝不当回事，那就并不致命，只不过却也会影响他申元辅的威望。
和高务实一样，申时行也极不愿意看见声望受损的事发生。
所以到了这一步，申时行比潘晟本人反而着急得多，当天就悄悄派了自己的内府管家私访潘大学士府。
申府管家带给潘晟的话，是申时行提醒他切记不可坐以待毙，更不要寄希望于实学派此番会给他留什么颜面。
申时行强调，既然对方在如此时刻依然发动猛烈反击，最大的可能就是实学派内部的主战派已经占据了明显上风，倘若还祈盼对方会放自己一马，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申时行提出，潘晟最好赶紧发动自己在朝中的力量进行辩解——倘若不好辩解，至少也要把水搅浑，比如搞出另一件大事，转移朝廷的注意力。
这一来，潘晟也犹豫了。
虽然申时行没有指名道姓，但潘晟当然知道申时行口里的“主战派”必然是以高务实为首的。因为许国一直都是主和派、稳健派，而实学派内部目前又没有第三个峰头，既然不是许国，那当然就是高务实。
可是，时至今日，高务实都没有要和自己谈一谈的意思，反而有条不紊的继续推动此次劾案，显然是不打算和谈了。
可以预料的是，高务实手里肯定还有后手，因为直到现在，出面弹劾他潘晟的都还是言官，实学派内部的高层并没有谁跟着上疏论劾自己。
高务实肯定是有能力让实学派内部的高层人士出面论劾的，之所以现在还没有，那只是火候未到。
潘晟几乎可以肯定，如果自己通过任何手段把李弘道所弹劾的事压下去，高务实都会继续发动进一步的打击，而且出动的人物多半就不是寻常的监察御史，而多半会是朝廷高官出马了。
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潘晟就真的卷入了这次党争，而且很不幸地站在了风暴的中心，到时候还想全身而退，那就几乎真的是在做梦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潘晟慨然长叹：怎么就搞成现在这样了呢？老夫不过是把最后两年仕途生涯卖给了心学一派，而且这也不是老夫本来就乐意的啊。高求真啊高求真，老夫此前可没有得罪你，你就不能高抬贵手，让老夫混个光荣致仕吗？
可惜感慨没什么用，高务实怎么做，他还真没办法改变。
潘晟思来想去，又觉得申时行的主张也暗藏私心：自己现在开始反击，甚至去把水搅浑，到时候申时行会不会亲自下场？
他如果亲自下场，那就坐实了自己这次是真的彻底背叛了中立原则，站到了心学派一边，如此高务实的打击只会来得更猛烈、更彻底。
到时候，申时行背后好歹是整个心学一派，即便打不过高务实，起码自保是绰绰有余的，可他潘晟在实学派面前算什么？就和孤家寡人没多大区别，一旦申时行略有不支，转身就能把他卖了当炮灰，到时候他潘某人找谁哭去？
而如果申时行本人不下场，那就更扯淡了，就凭他潘晟和自己门下那几个还能使唤得动的门生们，也配和实学派的“嫡系继承人”高务实交手？
潘阁老不怀好意地想道：没准申时行这么做只是想投石问路，而我潘某人不过就是那颗石头罢了。他的目的，多半就是为了看看高务实到底掌握了实学派多少家底，能够发动起多大规模的劾案。
凭什么啊？
你申时行想要知己知彼，想去称一称高务实的斤两，所以就拿老夫当秤砣？
高务实仗着三代首辅的余荫和皇帝的圣眷，不把我潘某人当回事也就罢了，你申时行有谁的余荫啊？
不错，你是已经做到首辅了，可你这个首辅能和高拱当年的情况相比吗？高拱可以把与他政见不同的人排除出内阁，你申时行也能做到？老夫被你们害成这样，你不考虑千金买马骨，赶紧先救了老夫再论其他，反而指望老夫来给你当秤砣，掂量掂量高务实的斤两？
就你这气魄，老夫瞧着也不像是个能成大事的主，顶多有点修修补补的本事罢了！
潘阁老闷在书房发了一通脾气，心情倒是畅快了不少，可是问题一点都没解决。
他发现自己现在真是前狼后虎、进退两难，简直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有心想要豁出去干一把，干脆就听了申时行的建议，去看看高务实究竟能厉害到哪去。可是一想到实学派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京华集团的势力更是无孔不入，他又有些提不起胆气。
有心想要去和高务实认个怂，寄望于高务实毕竟是个“讲道理”的人，只要把自己的情况说得惨一点，没准他多少继承了他老师郭朴的半分仁厚，也就放了自己一马。可一想到这次浙商联盟是要挖高务实的根，要在商场上和高务实死磕……
潘阁老由己及人，又觉得高务实恐怕也大度不到这样的地步，把数百万的买卖不当数。
难啊！
仅仅两三天的时间，一直以老当益壮著称的潘阁老，竟然连头发都白了七成。看起来这件事再纠缠下去，只怕迟早把他逼死。
不过潘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收到申时行的警告之后又犹豫了两天，最终让申时行沉不住气了。
九月十四，申时行以首辅身份上疏，言徐学谟既然升任礼部尚书，则其出缺的刑部左侍郎一职不可就悬，因此举荐时任吏部右侍郎宋之韩升任。
宋之韩是高党骨干，申时行这么做当然不是要送高务实一个人情，而是他又提出了另外一点：既然宋之韩由吏部右侍郎升迁刑部左侍郎(注：明制，左尊于右。)，那么吏部右侍郎也该补上。
申时行推荐南京吏部右侍郎赵志皋继任。
赵志皋，浙江兰溪人(属金华府)，隆庆二年进士，年纪虽然不小了，但辈分不算高，也是心学派的“后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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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0章 立威(上)
“赵兰溪？”
高务实是在兵部衙门得知申元辅今天的上疏的，彼时他正在和前来讨论禁卫军军饷支给问题的戚继光议事，忽然被梁梦龙请了过去，梁梦龙便告诉他申时行今天的上疏举荐一事。
看着一脸慎重的梁梦龙，高务实忽然笑了起来。
梁梦龙诧异道：“求真，何故发笑？”
高务实一脸轻松地笑道：“我笑申长洲(注：申时行籍贯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病急乱投医，眼看得咱们要提前把王太仓回朝的路给截了，居然不先想着如何确保王太仓能够顺利回朝，反而‘虑胜先虑败’，打算把赵兰溪先弄回神京再说。”
但梁梦龙还没有从中发觉申时行这个做法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这样做难道不是很稳健么？
“虑胜先虑败，申瑶泉这个做法有何不妥？”
高务实摇头道：“虑胜先虑败本身并无不妥，但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机去做，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如申元辅此番的时机就挑得很不恰当。”
他稍稍一顿，道：“潘新昌此次之事，明眼人都知道是代人受过，按理说申元辅应该大力搭救才对，既可以显示他关心同僚，是一位可靠的首辅，同时又可以千金买马骨，为他心学一派乃至于他个人挣个好名声。
可申元辅倒好，不仅没有出来申救，反而继续推行此前的计划，急于给他自己找帮手。只不过是稍稍变换了一下先后顺序，将王太仓回朝一事往后挪了挪，而将赵兰溪北调之事提前。
如此做法，不仅会让潘新昌后悔不迭，而且难免让旁人齿冷，这对他申元辅有什么好处呢？更何况他挑的是赵兰溪，而赵兰溪此人……呵呵。”
前面的意思，梁梦龙听懂了，不过赵志皋有什么问题？
“赵兰溪怎么了？”他问道。
高务实稍稍扬眉：“倘他日申长洲去位而以赵兰溪代之，则心学一派必为我实学一派力压之。”
“哦？何以见得？”梁梦龙有些诧异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高务实当然不能告诉他说这是“历史已经证明”赵志皋这人“软而懦”，只能道：“鸣泉公在翰林院为时颇短，似乎只有馆学一段时间？”
梁梦龙点了点头，答道：“不错，我庶吉士散馆之后便去做了兵科给事中，在翰林院的时间很短。”
高务实笑道：“而且鸣泉公馆学颇早，是以不知赵兰溪在翰林院时，曾有人给他取过一个绰号，叫做‘赵阿婆’。”
梁梦龙一愣，继而皱眉道：“堂堂翰林院，怎会有人如此讥讽同僚？”
咦，你的思路有问题啊大司马！
高务实不接这个茬，只是微笑着摇头，道：“晚生在翰林院时日也不长，为何会有此番情形，倒也不太清楚……不过，鸣泉公难道不觉得，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赵兰溪此人缺乏魄力和手腕么？”
梁梦龙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高务实关注的重点是这个。
“原来如此。”他沉吟着点了点头，缓缓地道：“常言说得好，名字或会取错，绰号却难失真。看来赵兰溪此人在外界传言中的‘老成持重’，只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辞罢了。倘是如此，让他回京倒是没什么大不了。”
“正是。”高务实点头道：“别说他回京只不过做个吏部侍郎，就算过几年让他入阁，晚生也并不过于担心。因此申元辅此举，在晚生看来并无什么意义，反倒是可能给我等防止王太仓回朝又创造了一些机会。”
梁梦龙暂时没接这个茬，反而笑问道：“一个吏部右侍郎让出去你或许不怕，可要是将来让他接任了吏部尚书呢？”
高务实倒没有表示吏部尚书也无所谓——那真的有所谓，很有所谓。
他沉吟了一下，摇头道：“吏部尚书自然不能轻易让出去，只不过那也得看情况，要看对方拿什么来换，以及是谁来做这个天官——若是让赵兰溪来做，那还是可以谈的，但倘若他们要让王太仓来做，那就没得谈了。”
王锡爵比赵志皋硬气十倍，让他做吏部尚书，那实学派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尤其是万一还赶上京察之年，非得被王锡爵整死一大波人不可。
梁梦龙点了点头，又道：“这么说，赵兰溪北调一事咱们可以默认了，不过说起来，我还是觉得拿一个吏部右侍郎去换刑部左侍郎……似乎并不太划算，尤其是现在的天官也不能算咱们的人。”
“鸣泉公是担心吏部失控？”高务实问道。
梁梦龙并不否认，微微点头：“我知杨天官历官宣、大、晋、陕多年，与凤磐公也素来交好，但是求真，今时毕竟不同往日……”
高务实摇头道：“梦山公三辞本兼各官回乡赡养老母，前后相加足有十余年，前次若非元辅(指张四维)再三相邀，只怕他都不肯再入朝为官了。这样的人……晚生以为至少不会被人收买了去。”
杨巍也是著名的孝子，曾经在仕途顺遂的时候三次辞官回乡照料母亲，最后其母亲以超过百岁高龄才安详离世，使他极得世人称赞。前次张四维就是因为他老母去世三年已满，才亲自修书多次与他，请他出山，他才受邀回朝出任吏部尚书的。
高务实从各个方面——包括他的任官经历等——仔细思索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杨巍或许不是正经的实学派，但他从实际意义上来说，是免不了一个“晋党”标签的。
既然肯定被外人划为晋党，那和直接划为实学派也就相差不大了，毕竟现在的晋党和历史上的晋党已经完全不同，算是整体加入了以高党为核心的实学派一系。
因此，杨巍看似中立，不群不党，但其实绝对是站在实学派立场上的伪中立。
梁梦龙是张居正的门生出身，对于晋党的这些“旧闻”不是特别了解，但既然高务实如此肯定，他也只好选择相信。
于是他换了个话题，问道：“申长洲的这个交换，咱们可以答应下来，不过潘新昌的事接下去该怎样？要不要趁申长洲对他不管不顾的机会，再把他拉过来，也好让王太仓即便回朝，也没有机会入阁？”
这个嘛，要做倒是可以做的，不过高务实却不打算这样办。
高务实摇了摇头：“这次情况与过去不同，潘新昌的劾免，已经不能再回头了。”
“为何？”梁梦龙问道。按照梁梦龙对高务实的了解，他觉得高务实在很多事情上都是用一种生意人的态度来行事，生意人是什么态度？态度就是只要利益到位，没什么不能谈的。
打垮潘新昌或许不难，但打垮他之后，实学派似乎也未见得能捞到什么实际利益。按照梁梦龙对高务实的了解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稳住潘新昌，甚至把他拉拢过来，利益应该更大，高务实应该不会拒绝才对。
但高务实却道：“此前晚生便说过，这一次对付潘新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让心学一派的人知道，咱们就算现在没有了首辅压阵，却也一样不可欺、不可辱。这就意味着，这一次不能随便妥协，一定要打出声威来。”
他顿了一顿，微微眯起眼睛：“况且，我料申元辅此次之所以不救潘新昌，多半是想掂量一下我的斤两。呵呵，我这位座师倒也是个不打无准备之仗的人……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了解一下，下一次做好准备再来一战吧。”
梁梦龙当然不会傻到把这番话完全当真，他可不信高务实真是想要把底牌都亮出来给申时行看个明白，然后跟他堂堂正正一战。
这哪是高务实的风格？
梁梦龙有十足的把握，高务实所谓的“让他了解一下”，绝对是计算好了的，所有能让申时行了解到的东西，都是他希望申时行能够了解的。
这些东西，或许是真，或许是假，或许是真假参半，但那都不重要。
至于原因，梁梦龙当然也猜不得那么具体，但大致上来说总逃不了“挖坑”二字。
他点了点头，道：“既如此，接下去该谁来上疏论劾他了？是不是该换一位够分量的重臣了？”
高务实笑了起来，点头道：“鸣泉公所言极是……这次论劾他的人，足够分量。”
梁梦龙微微挑眉：“是哪位？”
高务实道：“确庵公。”
“呀！”梁梦龙惊讶道：“魏确庵远在南京，你这么快便联系到他，甚至能上疏论劾潘新昌了？”
高务实心道：那当然，你该不会以为我真是等到重阳大会那天议论完，这才开始执行计划的吧？前头那段时间我难道全在睡大觉？
他笑了笑，没有解释这其中的细节，只是道：“确庵公前次因为丁忧，回朝的时机不太好，朝中没有了空缺，只好去南京做个南京户部尚书，这次却是碰巧了。他前段时间调查应天、浙江等地的赋税情况，发现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极好，但赋税却低得让人目瞪口呆，因此就顺便查了一下当地的一些事，结果便发现了不少弊案……”
高务实这番话，梁梦龙显然也不会全信。比如魏学曾做了南京户部尚书之后调查应天、浙江的赋税情况，这或许是真的，但他“碰巧”查到某些弊案就很不对劲——这天下哪有那么多碰巧？
梁梦龙觉得，极有可能这“碰巧”完全就是高务实安排或者授意魏学曾的。
至于原因么……浙江海商又不是今天才跟京华作对，包括应天的大商人们在内，他们明里暗里抵制京华的“入侵”至少得有十年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次刘守有的事情，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而江浙大商人们既然视京华为仇寇，京华又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说不定早就在搜集他们的罪证了。
其实梁梦龙的猜想基本属实，不过他高看了高务实的精力。
自从金榜题名以来，这几年高务实一直在忙，根本空不出手来针对东南商帮搞多少反制。
京华真正开始调查应天、浙江等地的大商人，还是前次吴兑携其子吴逊和高务实一番谈话之后才出现的。而负责这件事的人，也正是京华宁波港同管吴逊。
次日一早，通政司按例整理好各地、各衙门送来的奏疏递呈内阁。申时行申元辅早早就来当值，在自己的值房之中一边喝着肯定是真品的西湖龙井，一边开始审阅各类奏疏。
看了没一会儿，写了几道票拟，翻开下一本奏疏时忽然面色一僵，随即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
这本奏疏的抬头写着《劾大学士潘晟并请加宁波等地粮赋亦或提高商税税率疏》。
弹劾潘晟和在宁波等地加税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申时行还没看正文就猜到这道疏文极不寻常，他立刻看了一眼上疏之人，结果赫然写着“南京户部尚书臣魏学曾”！
申时行倒抽一口凉气——魏学曾远在南京，怎么这么快就上疏弹劾潘晟了？这不可能是凑巧啊！
再一看正文内容，申时行的脸色越发难看，很快便面沉如水。
魏学曾在奏疏里表示，他在调查应天、浙江等地田赋、商税等情况时发现，如宁波等地明明民间十分富庶，但田赋收得极低，而商税(不包括港口)的比例则低得可怜。
以宁波为例，如今朝廷最大的一笔收入居然是当地的几个私港。但私港所纳的关税恐怕也有很大的问题：单个私港规模最大的京华宁波港一年上缴的关税高达两万七千两，而宁波其他几个私港加起来，论规模是京华宁波港的两倍多，可上缴的赋税反而只有一万九千多两。
大明朝的关税，现在所执行的是当初高务实给高拱建议的那套办法，也就是不管货物，只按船只大小来论。所以京华宁波港既然规模相对其他私港的总和要小，那么按理说纳税也应该更少才对，为何现在京华每年缴税两万七千两，其他私港加起来却还比京华少了八千两？
至于这件事怎么又和潘晟挂钩了呢？这个简单：魏学曾查到，潘晟的侄儿潘益忽然成了某处私港的大东家。
看到此处，申时行立刻坐立不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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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0章 立威(中)
让申时行坐立不安的，并不是高务实已经够资格让魏学曾出面帮他——虽然这本身也是一件很具有代表性的事。
魏学曾是什么人？隆庆年间高拱回朝，以次辅兼掌吏部尚书，彼时魏学曾便已经是吏部左侍郎，是高拱实际上的“第一助手”。
换句话说，他是和高拱一辈的。只是他这个人的官运说好也不太好，当时如果正常发展的话，他其实是挺有希望赶在许国之前入阁的，谁知道……丁忧了。
后来回朝几年，其中还经历了高务实中状元等事，原以为这次该入阁了，结果不仅没入阁，还又丁忧了，最后就导致现在这个局面。
等他丁忧完要回朝，燕京方面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都处在满编状态，张四维实在没办法给他弄回燕京(他资历太高，不可能降级用为侍郎)。万般无奈之下，便只好让他去南京先做一任南京户部尚书，等京师出缺再北调回来。
谁料，接下来张四维自己丁忧了。
不管怎么说，魏学曾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他即便不是现在的实学三阁老之一，但其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绝对不弱于现在的许国、张学颜和吴兑。
高务实能请动魏学曾为他站台、办事，足以说明高拱、郭朴、张四维三代首辅所留给他的政治资源已经被他完全掌控。
可以说，随着魏学曾的上疏，申时行“掂量高务实斤两”的计划算是已经完成，他已经知道了高务实的实力，知道他在实学派内部的实际地位不会弱于许国这个名义上的党魁。
但对于高务实现在这样的实力，申时行好歹也是有心理准备的，虽然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会让他叹息一声，却不至于感到惊惧。
让他惊惧到坐立不安的，是魏学曾这道上疏的矛头所指。
这道奏疏，咋一看是弹劾潘晟，但申时行敏锐的发现那并不是魏学曾的重点。魏学曾其实只是顺便弹劾了一下潘晟，他真正要做的是在应天、浙江一带重新拟定税率。
大明朝的税率基本上是太祖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定下的，它不像后世的税率那样拥有全国统一性，而是一地一税，以开国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根基搞出来的，后续调整的幅度非常小。
理论上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固定的税制肯定会逐渐积累越来越多的问题。既然如此，那就该多调整调整，让税率始终符合各地的实际水平和承受能力。有些地方发展快了，这税率就可以稍稍提高；有些地区发展慢了，这税率就应该稍稍降低。
但以大明朝廷在财政问题上的一贯僵化表现，这种想法显然是在做梦。简单的说是怎样呢？不管你朝廷想提高哪一地的税率，当地(本县、本府、本布政使司)都势必跳出一大堆人来哭穷卖惨，只有朝廷表示要降税、免税什么的，才会听见歌功颂德的声音。
为何大明收税越收越少，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具体到应天、浙江等地，提高税率这种事就更是以往碰都没人敢碰的禁忌话题。
为什么？因为这些地区虽然经济最发达，可是它们培养出来的官员也最多，朝廷中当政的大佬们一抓一大把，你要在他老家提高税率？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你！
即便朝廷搞出了科举南北榜来平衡官员选拔的地域问题，但这种局面的改观也不是很大，因为东南官员背后依靠着全国经济最强的地区，该地区的大商人们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损害，都在背地里出资支持本地官员的“发展”，这个问题前文有述，此处不赘言。
于是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些很不好的结果：大家的出身本就有了差别(南榜看不起北榜，除非你是三鼎甲)，现在双方所受到的额外支持还不对等，那当然是南榜进士更容易混出头。
于是这般一来，两百年过去了，东南一带虽然富冠天下，但其税率却始终不见上调，反而有个别地区居然还下调了一部分。
然而这种“大好局面”在高拱推进商税改革之后，终于出现了一点松动。
首先就是关税的征收问题。高拱主持了隆庆开海，一开始没敢大搞，只是在月港搞试点，用开海来换取征收关税——以前当地照样出海，但毕竟说起来都是违法的。高拱的这个开海实际上就是收一笔钱来交换他们合法出海经商的权力。
这笔关税的税率此前已经说过，不仅本身就定得很低，而且高务实考虑到“社会压力”问题，还给高拱建议了一套按船征税而不是按货征税的办法。这套办法其实是暗中给了船主合法避税的空间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海关机构不至于在草创期间被沿海大海商们联合起来整崩了、喷没了。
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高拱接下去就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扩大“盘子”，一开始只有一个区位优势比较一般，港口也不阔大的月港，逐渐发展到现在的一长串港口。
郭朴主政偏稳健，与高拱处于萧规曹随的状态，没有开创性的搞其他路数，只是继续扩大港口数量。
但到了张四维，上一次他就利用局势和心学派达成了一笔交易，在东南沿海地区开收商税——这个是陆地上的，不是关税。这笔商税的税率依然定得极低，平均算下来只有百三(百分之三)罢了。
然而仅仅就是这百分之三的商税，却搞得东南怨声载道——当然，具体哪些人怨声载道就不必细说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
那件事给申时行、余有丁等人带去了很大的压力，后来余有丁之所以会支持刘守有干的那些事，除了两派本来就有党争的趋势之外，东南方面带给他的压力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同样，申时行没有明确反对此事，而是选择默认，也正是由于他知道这些内幕。
由此可见，只要朝廷方面考虑在东南沿海征收额外的税收，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名目，最终都会导致反弹。这反弹最先影响到的人，也正是如申时行、余有丁这样的东南籍贯官员。
他们本就是这些人在朝廷的代理人，这种时候当然要出面维护“东家”的利益。
东南沿海商业发展的水平在后世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种金元政治本身也算是资本主义的特性之一。
此番魏学曾的上疏，刀锋所向便正是东南一带的税率问题。而且魏学曾的胆子格外大，他不像高拱当年开海那样又是试点，又是特意定下有漏洞可钻的税法，也不像张四维那样通过政治交易达成目的。
他居然打算以这次潘晟事件为契机，直接对东南的田赋动手！
他居然想要调整东南某些地区不合理的低田赋政策！
申时行目瞪口呆了一会儿，脑子里嗡嗡直响，这响声最后汇聚成一句话：魏学曾，你这厮是想翻天！
田赋啊，田赋你都敢动？！
不错，东南最有钱的不是大地主而是大商人，尤其是大海商，可是……这天底下出了高务实那个奇葩之外，哪家大海商没有大量的良田？
你要问为什么大海商也有大量良田？笑话，在大明朝没有大量良田，你的社会属性就是单纯的商人，而不是地主士绅！
大明朝的商人有多少社会地位谁不知道啊？不是地主士绅，靠什么跟官面上打交道啊？
你当人人都是高务实，自家就是实学宗门，根本不担心门第问题啊？
人家高务实不担心门第，是因为他家本就是世宦，而他伯父是文正公，他自己还是“两百年来真魁首”的六首状元啊！
你又是谁，也配跟他比？
所以魏学曾这一手，让申时行震惊得无以复加。
可问题在于，魏学曾一个人就敢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吗？他的背后站着谁？这么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按照当前的局面来看，魏学曾背后的那个人十有八九是高务实，只有他有这样的胆气敢搞出这样的举动来，其他人……呵呵，不是我申时行小瞧了天下英雄，这种事除了高务实之外，根本没人敢做，甚至提都不敢提！
可是，高务实真的要借此机会调整东南税率吗？他有这样的把握？
他应该很清楚，从这个方面动手的话，那心学派和他们实学派的斗争就不得不全面打响了，而其不仅是打响，甚至连调和的余地都没有了——幕后金主全被你得罪了，我不应战都不行啊，不死战也不行啊！
申时行急得不仅是额头冒了冷汗，甚至不一会儿工夫连脚底都汗湿了。
他现在突然觉得很后悔，原以为实学派这次突然失去了核心，许国和高务实之间这种“双核心”必然不稳固，搞不好甚至会出现一定规模的内斗，正是自己浑水摸鱼的好时机。
谁料许国根本就是空有其名，高务实看似平时不声不响，实际上他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稳固得很，一旦出事，立刻就能调集资源、集中火力来反击。
而更没料到的则是高务实的反应，明明这小子一贯谨慎，偏偏这次跟吃了火药似的一点就炸。现在更好，他居然连东南的田赋都惦记上了！
为什么啊？难道他知道浙商联盟的事了？
一想到浙商联盟打算跟高务实在东南商场上开战的事，申时行忽然觉得自己抓住了关键——对啊，浙商联盟要跟京华开战，高务实自然不肯坐以待毙，但高务实的根基在北方，他在东南跟浙商联盟开战明显不占优势。
既然如此，先出一套“乱拳”来搅动局势，打浙商联盟一个措手不及，那又有何不可呢？
申时行逼着自己站在高务实的角度来思考，如果自己是高务实，现在这一手的目的何在？
想了一会儿，他自觉有所收获：我且把东南的水搅浑，让朝廷上下都把目光聚集在东南的税率问题上，到时候潘晟的事情就变成小事了，而心学派这边为了确保东南根基不坏，肯定没有余力去估计区区一个潘晟，到时候大有可能放弃潘晟，先保住东南根基再说。
如此一来，潘晟必死无疑，这个阁老位置肯定等不到王锡爵来接任，到时候混乱之下搞不好就便宜了高务实安排的人。而与此同时，东南税率没人敢提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即便这次事件只是高务实虚晃一枪，不一定非要真的取得成效，但只要有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无数次，也就不奇怪了。
这样搞下去，迟早有一天会让高务实得逞！
申时行想明白这些，只觉得自己手足发麻，口中干得冒烟，也顾不得讲究什么了，拿起一杯早已放到凉透的冷茶就灌。
一大杯茶水惯了进去，脑子也清醒了不少，他忽然下定决心：丢掉一个潘晟不打紧，甚至丢掉王锡爵这次进京取代潘晟阁老位置一事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提议改革东南税率”这个话题蔓延开来！
这玩意简直就是绝症，一定要防范于未然，一定要扼杀于萌芽！
申时行不再犹豫，甚至也不急于在这道奏疏上做票拟，而是直接派人把自家的随从叫了过来，当场写下一封拜帖交给他，让他立刻送去给人在兵部衙门的高务实。
半个时辰之后，高务实在兵部衙门值房接到申大学士府送来的拜帖，这拜帖居然还是申时行的亲笔。拜帖中没有提及什么正事，只是表示申元辅觉得近来天气甚好、秋高气爽，希望在今晚拜会高宫保于白玉楼，同赏明月。
高务实面色平静地看完拜帖，对申府下人道：“师相(申时行名义上是高务实的座师)莅临，学生万分荣幸，白玉楼蓬荜生辉。请转告师相，便说学生今夜一定扫榻相迎。”
他的表现至始至终都很是镇定，直到那申府下人走出院子，他才猛然站立起来，用力一捏拳头，大笑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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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章 立威
从申时行的拜帖送到自己面前开始，主导了这次潘晟劾案事件的高务实总算放下心来。
申时行堂堂首辅，又是在眼下这种时刻，该他去忙的事情多了去了，当然不会是因为眼馋白玉楼的景致，真要和他去赏花赏月赏秋香。
申时行主动要求拜会，唯一的可能就是要和谈，这一点高务实完全可以确定。
虽然还不清楚申元辅打算拿什么条件来交换，但有一点很明确：只要是他急着来谈，这事情的主动权就算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当然了，谈判归谈判，对方毕竟是自己的“师相”，该做的表面工作还是要做到位，因此高务实马上派人回去通知白玉楼做些待客的准备，不过这些事倒不必细说。
高务实主管京营，但京营不仅包含现在新编的禁卫军，还有之前所说的农、匠等部分，他倒也不愁没事做，这些天一直在和朱应桢等人商议，怎么把这些人利用好，创造更大的收益。
拿国家的“经制之军”去创造收益，这种事也就高务实不仅敢做，而且敢说了。他不仅是公开的做，而且公开的说——打的旗号是“秉承太祖遗志”。
太祖什么遗志啊，居然拿军队赚钱？
还真有。
太祖说过，他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米一黍。换句话说，太祖的遗志就是军队应该自己养活自己。
既然要养活自己，赚钱当然就是正当行为。没理由说他们搞军屯可以，搞其他的就不行啊。
所以，现在既然京营已经开始分工，禁卫军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常规作战任务(无论这个任务是不是存在)，那么剩下的人，当然就该承担赚钱养军的任务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高务实也是这么安排计划的，不过他对朝廷只说京营会尽最大的努力自己养活自己，却没说具体的标准，也没说万一养活自己之后还有富余又该怎么办。
朝廷方面，上至皇帝，下到吏员，都没人察觉出高务实在这话里所挖下的坑。
不过此事先不必细说，且先说高务实与申时行的会晤。
高务实下值之后便径直回了白玉楼，虽然申时行没有表示要来他这里吃晚饭，不过考虑到大明朝晚上是要闭城和宵禁的，他估计申时行即便地位特殊，恐怕也不会久留城外，来吃晚饭的几率很大，因此还是回去等着。
没过多久，便有骑丁跑来传讯，说申元辅的车仗已经出了德胜门，正往白玉楼而来。
高务实在见心斋放着三千武装家丁，当然不愁打探不到这点情况，因此申时行只要出城，就等于已经处在高务实的监控之下了，这消息肯定是确定的。
高务实立刻下令备宴，不过考虑到申时行大概没有心思大吃大喝，所以这宴分为两个部分，他和申时行两人单独设一小宴，而给申府下人们设了一桌大宴，两席完全分开。
等到申时行来的时候，高务实已经大开中门，亲自站在门前迎候了，“学生”的姿态可谓做得无比到位，给足了申时行座师的面子。
“学生见过师相。”
申时行才刚下轿子，高务实便迎了上去，躬身一揖：“师相莅临，实令寒舍蓬荜生辉。”
“求真客气了。”申时行的宰相气度倒也不错，甚至还微笑着开了个玩笑：“你这白玉楼若还是‘寒舍’，老夫家里怕是不能住人了。”
高务实笑道：“师相这是批评学生呀，学生知错了。”然后伸手虚引，“师相里边请。”
申时行一边走，一边摇头道：“老夫可没批评你，以你的身家而言，只有见心斋、三慎园两处别业，已经算是难能可贵。据老夫所知，南北二京的勋亲贵戚之中，不知多少家都有着十几处乃至于几十处别业的。听说前次魏国公又修了一座园子，花了十几万两还只修成不到一半……你这白玉楼花了多少银子呀？”
高务实倒也不避讳，答道：“前后大概二十来万两。”
“咦？”申时行诧异地打量了一眼周围，尤其是看了看高大的主楼建筑群，有些不可置信地道：“这白玉楼只花了二十万两？求真，你可别欺老夫不懂行啊。”
高务实只好又把前次曾给朱翊钧解释过的道理再向申时行解释了一遍，然后叹道：“其实学生一直秉承一种观点：事要办好，钱要少花。”
“哟，这可不容易呀。”申时行呵呵笑道。
高务实一边将申时行引进小宴会厅，亲自给他拉开椅子，请他落座，一边笑答道：“师相有所不知，这些事看起来难办，其实倒也容易，只是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来审视，不能陷入先人经验之桎梏。”
“是吗？”申时行微微眯起眼睛，话里有话地问道：“既是先人之经验，何以又成了桎梏？”
高务实却假装没有听懂他的意有所指，而是答道：“师相此问，学生确有几点愚见，便以这白玉楼为例试言之。”
申时行想听的当然不是这个，不过高务实这样说了，他也不好反对，便微微颔首：“愿闻高论。”
高务实道：“世人以珍贵木料为建房之极材，却不知木料虽好，毕竟难用百年。学生研习西洋历史文化，发现西洋人虽在道之一事上不及我中国甚多，但其于建筑、机巧等事，倒也颇有可观之处。
譬如这房屋，我中国历朝多用木质，乃是从五行相生、阴阳和谐而考虑，然西洋人则追求永恒不朽。早在西洋大秦(罗马)时期，其国建筑大匠便提出‘坚固、实用、美观’三大原则，因此西洋人便有许多古建筑一直流传至今。而我中国便无此等情形——阿旁宫名动天下，其见之者谁？”
申时行微微蹙眉：“求真，你既是六首状元，自然知道这五行相生、阴阳调和的道理，难道……却不同意？”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高务实的白玉楼名动九州，但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仿白玉楼这般西洋建筑的。只有在安南，或是安南在京师的安南会馆，才有一些模仿。
其实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一个重土木，一个重石，并不是建筑水平上又很大的差异，而是一个文化取向方面的问题。
西方人对石头有着特殊的爱好。古代希腊神话中，遭遇大洪水的人类，是通过石头再造出来的，石头是创造人类的物质，因而用石头建造最重要的建筑，是合情合理的。
中世纪的学徒之人，被看作是未经雕琢的石头，而学成有为之人，被看作是柱石之材，因此可以推测，在西方人的文化象征谱系中，石头处于较高的层位，如西方神庙与教堂中的圣坛，都是用石头雕琢的。
而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古代中国人讲求阴阳五行。五行中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对应五个方位(西、东、北、南、中)。
这其中，土代表中央，代表负载万物、养育万物的大地。因此，土德就具有了很高的地位，如大明朝象征“中央”的紫禁城三大殿，就是建立在一个“土”字形的三重汉白玉台基上，而代表国家的社稷坛，也是用“五色土”来象征的。
五行中的木，代表的则是春天，是东方，是象征生命与生长的力量。
此外，五行中的金象征西方，也象征武力与刑杀，所以，凡是与武有关的建筑，如紫禁城的武英殿、京师内城的宣武门等，都在城市或宫殿中轴线的西侧。
而五行中的水象征北方，紫禁城中轴线北端的钦安殿，便是供奉水神玄武大帝的，也具有厌火的象征。此外，建筑物内部用的藻井装饰，建筑屋脊上用的鸱吻装饰，都具有与水相关联的厌火性象征功能。
所以很显然，五行中所代表的中国人最崇尚的五种材料中，只有剩下的土与木是最适合建造为“人”居住的房屋的，因此，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材料，就是“土木”。人是居住在由“土”(台基)承载，由木(柱子、梁架)环绕的空间中的。
面对申时行的这个问题，高务实笑了一笑，淡然道：“不知师相是否知晓学生名、字之意？”
申时行的眉头皱得越发深了起来。他当然知道务实、求真的意思，只不过他却没料到高务实还真把这个看得挺重要。
他沉声问道：“五行相生、阴阳和谐，难道便不实、不真了吗？”
高务实却没他那么严肃，而是轻笑道：“或许真、或许实，不过师相可能误会了学生的意思。”
“你是何意？”申时行此时依然显得很严肃，或许在他此刻的心中，这番对话已经有了维护道统的意义。
但高务实却很简单地道：“学生的意思很简单：避免浪费。”
申时行一愣：“避免浪费？”
“是。”高务实道：“朱子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须知木质建筑不易保存，若要长久，便不能不定期重修。且不说其他，便是三大殿，两百年来整修过多少次，花费了多少银子？
而学生虽富，不敢浪费物力。情愿不论五行生克，不顾阴阳调理，只为天下人做一表率。房子这事物，只要经济耐用便好，倘还有些余钱，便考虑一下美观；倘若没有余钱，那也不过是个存身之所罢了，何须顾忌许多？这，便是务实，便是求真。”
这下子，申时行倒没话好说了。正如高务实所言，他足够富裕，即便见心斋是土木所制，他每年把见心斋翻修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现在他宁愿住在“一堆石头”之中，乃是以自身为表率，号召天下人求真务实，这还有什么好说？
按照他所言，他不是不懂，他是为天下人节省物力——这简直是圣人所为了！
申时行一时语塞，终于觉得自己不该在这件事上浪费口舌，干脆点了点头算是默认，然后便把话题引回到他关心的事情上，干咳一声，问道：“近日以来，朝中颇有纷扰……”
谁料这话才刚开了头，高务实便接了过去，轻笑一声，道：“不知师相说的是潘阁老的事，还是魏部堂的事？”
“呃……”申时行支吾了一下，有些狼狈地咳了一声，小声道：“这个，都有些纷扰。”
高务实呵呵一笑，道：“这两件事，学生刚才已经表明态度了。”
申时行闻言，顿时一怔，诧异道：“什么时候？”
高务实轻轻一挑眉：“便是学生的名与字啊。”
申时行愕然道：“你的名字与这两件事有何瓜葛？”
高务实一脸无奈，道：“师相，学生方才说的虽是建筑，但也已经说明了学生处事的态度。”
申时行见他不像说笑，不禁沉吟起来，片刻之后才皱眉道：“你自然是‘有余钱’的，所以现在不光要求‘经济耐用’，而且还要‘美观’？”
看来申时行这下子是理解高务实刚才说那一通建筑方面的“闲话”用意何在了，换句话说就是高务实现在不光要里子，而且还要面子。
以申时行的理解，高务实言下之意，就是不仅潘晟的位置他要了，而且这次争锋他一定要名正言顺的“取胜”。
申元辅看了看笑而不语的高务实，心里一阵不悦，但此时却也不敢表现出来，只是沉声问道：“潘新昌的事可以谈，魏泾阳(魏学曾为陕西泾阳人)的事，老夫以为就不必谈了。”
咦，你申元辅原来也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呀？
高务实笑了一笑：“这样吧，一件一件来……师相觉得潘新昌的事应该如何谈？”
申时行不敢与他对视，目光一转，叹了口气道：“高文正公的几位门生，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的。”
高务实懂了，心学派的底线就是潘晟的位置不能由实学派嫡系官员出任。
他也不着急，只是笑了笑，问道：“元辅以为谁合适？”
申时行这次没有一点废话，直截了当地道：“王山阴。”
高务实道：“就依师相。”
申时行这里所说的王山阴，其“山阴”不是浙江绍兴之山阴，而是山西朔州之山阴，王山阴就是王家屏。
不过王家屏这人性格很强势，他虽是山西人，却并非实际意义上的晋党，反而更像是个中立派，申时行之所以提出让王家屏来代替潘晟，就是因为这一点。
而高务实之所以同意，则是因为王家屏固然性格强势，也不是正经晋党，但他毕竟是山西人出身，对于东南一带的官员并无好感，换了他上，自己还是有机会在大事上争取他的。
况且他既然是山西人，一旦他上去了，外界还是会认为这是实学派的胜利，也就拿到了高务实刚才所说的“面子”。
申时行虽然有些担心高务实答应得这么直截了当，会不会是其中有诈，但话已经说到这般地步，再反悔却也不是他的风格，只好道：“那么魏泾阳提到的事……”
高务实淡淡地道：“只要师相能答应学生一件事，确庵公那边，学生倒也可以做个中人，劝他慎重。”
申时行悄悄深吸了一口气，问道：“不知求真所言何事？”
高务实道：“朝廷的事朝廷解决，商场的事商场解决。”
申时行张了张嘴，却又似乎有些犹豫，迟疑了片刻才道：“这般大事，商场之上恐怕不好解决吧？”
高务实摇头道：“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申时行迟疑半晌，见高务实态度丝毫没有软化，长叹一声：“长江后浪推前浪……便依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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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1章 朝廷的事朝廷办(上)
高务实虽然说“扫榻相迎”，但申时行显然不会在他白玉楼过夜，要不然传出去心学、实学两派都会犯嘀咕，实在大为不美。既然正事已经谈完，晚宴过后申时行便起身告辞了。
高务实完全没有刚才谈判时的凌厉，客客气气——甚至可以说是恭恭敬敬地将他这位“师相”一路送出府门外。等申时行的绿尼大轿都得近乎看不到了，他才转身回去，做足了门生弟子的恭谦模样。
申时行在回城的路上已经听下人报告了高务实刚才的举动，这让他更加神思不定。
在申时行看来，高务实这小子实在太难对付了。一般的年轻人虽然冲劲足，但弱点也很明显，大抵都是顺境中得意忘形，逆境下颓废自弃。然而在高务实身上，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过。
从高务实过去的“小阁老”时期开始，申时行就是他的老师，已经很多次观察过高务实。当时高务实就顶着神童的名声成为太子伴读，又是当朝首辅的嫡亲侄儿，还因为京华香皂的爆火赚得盆满钵满。
顺境之顺，简直无以复加。可是申时行注意到，即便在那个时候，高务实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得意忘形的模样，甚至可以说谨慎得过分——申时行有时候觉得，即便换了自己是他，恐怕也没法比他更小心翼翼了。
当时申时行以为这应该是由于高拱的反复交待，不过这个想法在高拱去世之后，他又有些动摇了——因为那时候的高务实依然保持谨慎。
这是顺境中不得意忘形，还有逆境中不颓废自弃。
高务实也是经历过逆境的。当初他以六首状元入翰林院，又有“二百年来真魁首，朕为文曲落书丹”的加持，简直是光芒万丈。
全天下人——包括申时行在内的心学派官员都认为他的前途一片大好，甚至觉得根本没有任何人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然而偏偏就在这种时候，他却莫名其妙地被贬官乃至外任了，还被派去了在京官们眼中鸟不拉屎的广西。这般局面，比之当年的杨升庵也没强到哪去。
可是要知道，杨升庵当年被贬，后来可是大半辈子全耽搁在云南了呀！高务实会不会也落个这样的下场？朝野上下众说纷纭。
但被贬至广西的高务实却丝毫没有半分气馁，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风格做事。他不仅很快将广西内部多年的纷争逐一解决，甚至还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把安南给收复了。
这样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人，本来就已经极难对付了，偏偏他还政商两道通吃，动他任意一道都已经难以下手了，两道相加之下简直无懈可击。
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儿，既然政商两道相加的高务实几乎无懈可击了，他为何还要主动要求“朝廷的事朝廷解决，商场的事商场解决”呢？
按照申时行的想法，浙江、应天两地财阀联合起来与京华为敌，从账面数据来说，只要这场“战争”是在东南进行，江浙财阀应该还是赢面更大的。
如此情况之下，高务实却愿意“商场的事商场办”，这实在有些不合情理。
然而申时行本身并不很懂商场，他思来想去也没想明白这件事高务实究竟是怎么看待的、怎么计划的，到了最后也只能放弃，打算赶紧派人通知一下江浙的财阀们也就是了。
他申元辅本人，还是先应付一下“朝廷的事朝廷办”。
虽然“朝廷的事朝廷办”随着今晚他与高务实“君子协议”的达成，大致走向已经是很明确的了，不过具体的操作还是要小心一些。
此时申时行开始后悔自己给潘晟的建议，要是潘晟真听了自己的话，忽然跳出来要把水搅浑，那就坏事了。而且还不知道万一真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高务实那边会怎么想。
但申时行还是小看了高务实的动作之快，也高看了潘晟的胆量。
潘阁老最终还是没敢在两大派系之间作死一般的搞出某些骚操作来，依然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自我停职反省。
而实学一派在得到了申时行的默认之后，突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次日仅一个上午，弹劾潘晟的奏疏如雪片一般飞入通政司，又从通政司递呈内阁，继而进入司礼监。
申时行派身边的观政进士数了数，发现潘阁老可能无意中创造了一项记录：一上午的时间，他被弹劾了四十三次。弹劾他的人从科道到翰林院，无所不包；从七品到一品，一级不落！
这局面到了下午，甚至还变得更加失控，乃至于连高务实本人都有些懵了。
因为他发现，下午的时候不仅实学派的官员在他的示意下正在继续掀起狂风巨浪，甚至还有其他人加入了战团——比如说他的同年顾宪成。
顾宪成这个人在后世非常有名，原因在于他是“东林先生”——东林党的前身东林书院就是他建立起来的。
高务实纠结的一点在于，他个人很不屑后期的东林党，乃至于一听东林二字就反感，可是此时的东林先生顾宪成偏偏是个明显倾向于实学的年轻官员，他高务实作为实学派的实际主导者，又好像没有立场能拒绝此人。
这次的情况也是一样，顾宪成虽然和高务实一样不过是万历八年的金榜，为官资历浅薄，地位也不高，只是区区一个户部主事，但他上疏论劾潘晟时的语气却十分激烈。疏文中直接抨击潘晟“执掌礼部，未见其节；称老阁中，未见其德。臣不知此等老朽，以何面目忝居其位！”
其言语之激烈，论劾之酷厉，比起实学派的嫡系官员都是有过而无不及。
高务实不得不仔细思考起顾宪成这个人的使用问题来。
他忽然想到一个大问题：明末的东林与早期的东林，真的是同一回事吗？只怕不然。
最起码现在顾宪成批评心学的劲头，怕是不比他高务实来得差。
高务实仔细回想了一下，好像历史上早期的东林党人，尤以顾宪成、高攀龙的思想最具代表性。而顾、高二人一直都明确表示对王守仁至善学说不满，指责王守仁“无善无恶”是释禅空学，败坏了儒家实学风气。其中尤以顾宪成的批评最为激烈。
不过顾宪成倒也并不是不同意道体之至善，而是不同意至善为无善无恶。就此他提出了道体的实与空的概念，进而形成其实教概念。由此也就展示了他的实学观。
然而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即顾宪成的“实学”与高拱、高务实他们这一派的经世实学不同，顾宪成讲的是“道德实学”。(这一点前文有述，就是重阳大会前的那一章。)
此前也说过，心学本来也是“实学”大概念下的一类，它早前也是“道德实学”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只是走着走着就岔了。
现在顾宪成这个“新道德实学派”冒出来，一门心思跟心学这个“老道德实学派”争个你死我活，到底关不关“经世实学派”的高务实什么事？
其实高务实不是不明白，同佛、老的对抗使宋、明儒学都变成了广义上的“实学”，而历史上东林党人对王阳明的批判部分是出于误解。在实学意义上，他们仍是一家人，而且同属于“道德实学”这个流派。
他们同佛家辩论时，都回到孟子告子之争，因为他们看到这两次争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意味着“性善”与“性无善无恶”之争，也就是性实与性虚之争。
只不过在孟子时，并没有佛家虚或空的概念出现，因此孟子也就没有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实之概念。只有佛家思想泛滥的宋、明时代，才有了实之概念。
如是，从概念上说，实学是在宋明才产生的；而从本质上说，孔孟儒学本身就是实学。
那么也就是说，在儒家性善实学总特征下，又表现出各种不同层次的实学。按照体用合一的原则，道或性本体会散入万事万物当中。这样，无论是性本体，还是寻常日用，就皆是实学了。
而寻常日用，就包含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既包括道德文章，也包括世俗功业；既有格物穷理之学，也有经世治国之术。
这样，宋明儒者在儒学旗帜下所做的所有事情，就都可以称为实学了。
这一时期有着五花八门的实学概念，有的提倡儒学之实效性，如徐光启；有的提倡儒学之格物穷理特征，如李之藻；有的提倡儒学之性学特征，如杨廷筠；有的提倡儒学性善一元论，如黄宗羲。不管他们偏重于那一方面，看上去好像互相矛盾，但都属于儒学实学化总倾向中的一部分。
在以上这些人里头，高务实当然更认可徐光启，因为理论上来说徐光启就是他高氏经世实学的后继者之一，讲究的是学问要看到实效。
但此时高务实不能不思索另一个问题：这五花八门的“实学”，究竟有没有希望统一？又究竟有没有必要统一？
学术这种东西，按照高务实的看法，本身是应该“百花齐放”的，即便他不认可如今的心学末流，但也不好说心学末流里头就没有一点好东西了。
同样的，东林党难道就只有“头皮痒”、只有“水太凉”？早期的东林党人里头，气节盈胸的可也不少啊！
我到底应该怎么区分，怎么对待？
高务实很少见的坐在自己值房中发起了呆，而且这一“呆”就是一个多时辰。
直到有人来告诉他，说潘阁老一天之内连续上了三道奏疏，每一道都是坚决请辞，高务实才慢慢回过神来。
一天之内，三疏求退？
看来潘晟是彻底认栽了，不过这倒也不奇怪，申时行不救他，他拿什么勇气和实力来与实学派的“倒潘”大潮对抗？
三疏求退才是给自己留最后一点颜面，否则要是皇帝下旨夺职，那可就真是和严嵩一样的待遇了。
高务实没有料错，又过了大概只有半个时辰不到的时间，司礼监方面加急送出了今天的朱批，其中就有朱翊钧对潘晟三疏求退的批复。
潘晟第一疏求退，用的是“因疾求退”的理由，而朱翊钧的批复是“潘先生年老违和，着太医院派员详细诊治。所请不允。”
潘晟第二疏求退，除了“因疾”，还说自己近来精力不济，恐怕是油尽灯枯之兆，不如早归，因此乞骸骨。
这次朱翊钧的批复是“已着太医院诊治。所请不允。”
而到了下午的第三疏求退，那是包括顾宪成等非实学派官员也开始参战之后的事了，这次潘晟除了前两疏的理由之外，又加了一条，大致意思就是老臣既然已经失去了同僚朝臣的信任，为自清故，不得不退。
这一次朱翊钧的批复就有些意思了，他先是不轻不重的夸奖了潘晟几句，当然无非是几句套话，然后表示“潘先生求退之切，朕已详知。虽心中留恋，亦不得不体谅先生之情。准潘先生辞，赐传驿送归。”
客套话不必多看，总之就是同意了。不过朱翊钧还是遵照了传统，给阁臣留了颜面，不仅用的是准许请辞这种说法，而且还特赐了车马——赐传驿送归就是要求沿途驿站公费送潘晟回家。
至此，高务实的“倒潘”行动完美收官。潘晟在王锡爵还没守制结束之前便早早的下台去职，回乡养老去了。
不过，这次事件却还没有完全告终，因为根据他昨日和申时行的“君子协议”，潘晟致仕之后所留下的那个阁臣位置还没有尘埃落定。
“朝廷的事朝廷办”，也还要继续办下去——至少也得等这个阁臣位置定下来才算完。
于是次日一早，申时行以首辅身份上疏，言潘晟既然致仕，内阁辅臣不宜虚悬太久，请求皇帝同意廷推阁臣。
朱翊钧很快做了批复，对这个要求表示同意，下令准备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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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1章 朝廷的事朝廷办(下)
廷推这个制度，后世有人将之看做是某种程度上的皿煮选拔制，但本书前文中对此已有所述，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至少有明一代的廷推与皿煮基本没关系。
不过大明一朝还是很喜欢用推举这个手段来展示官员得位之正的，于是廷推就与类推、部推、敕推一起，构成了明代官僚铨选最重要的部分。
理论上来说，廷推的推举对象通常是大九卿和巡抚，而参与者是阁臣与大九卿。以参议推升之官员票决的结果，作为皇帝参考的主要依据。
这与类推(参与者为吏部，推举在内六品以下与在外五品以下官员)、部推(参与者为吏部，推举小九卿、方面[如兵备道]、知府等)、敕推(参与者为九卿、科道，推举阁臣、吏兵二部尚书、总督)相结合，形成了公意表达的递升。
考虑到科道官僚的选举亦参照公意，明代的铨选同时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公意表达的循环，并凭此作为对抗皇帝特简的办法——皇帝拒绝廷推结果，实际上是间接否定部推、类推的结果，并可能影响敕推的合理性。
这么一说明，诸位看官可能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推荐阁臣不是应该叫敕推吗？
是的，正式来讲的确叫敕推，只是后来这两者有合二为一的趋势，慢慢的就都以廷推来一概而论了。
这种推举制度之所以能形成并且延续下来，其实有两点最根本的原因，这两个根本原因都出在皇帝身上。
其一是，推举制度方便省事。这个其实很简单，满朝上下那么多臣子，作为皇帝而言，他可能连“全部认识”都做不到，遑论知根知底了，因此有些职位并不一定都要仔细考虑。让大臣们拟定几个人选，大致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这有点儿像后世的人们用电脑，当懒得动脑子、或者面对无关紧要的问题时，电脑会为人们推荐几个选项，人们只要作个简单的选择就可以了，相当体贴。而对皇帝而言，推举出来的这几个人选可能在他的印象中都差不多，用谁不是用？
从这一点上来看，还能顺便想明白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明代中后期的内阁阁臣绝大多数都有“帝师”经历(这里是指做过日讲官)。
答案很简单：你做过日讲官，皇帝对你印象比较深刻，至少大致上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你相较于其他仅在皇帝脑海中存留一个名字作为符号的官员来说，优势当然大了无数倍。
推举制度可以形成并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二，则是对于皇帝而言，这种制度并未削弱皇帝的人事任免权。
这是该制度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一个地方。事实上，明代的廷推其实只是个推荐过程，而并非参与讨论和推举的大臣们有最后决定权。关键的决定权始终还是在皇帝的手里。
之所以容易引起误解，是因为在后世的现代社会中，实行君主立宪的皿煮国家也会搞这一套。譬如英国女王，不要说英国本国的首相，就是前几年的澳大利亚总理已经选出来了，但也必须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批准，才算是正式生效。
当然了，英国这个做法基本已经只是法律上的一个形式而已，还从没听说过“从善如流”的女王陛下有不批准的时候。
然而在大明就完全不同了，最大的差异也是两点：
一则廷推所推举出来的人选不会只有一个，通常是两、三人，而最后由皇帝做最后定夺。换句话说，即便你入围了，成为了被推举的人选，也不是说那位置就已经是你的了，你还是有竞争者存在的。
再对比英国来看，你肯定没听说过近现代社会还能推出两、三名英国首相候选人，然后再让女王来选的事情吧？假设真有这种情况的话，你还会觉得英国女王只是个摆设吗？
二则廷推的人选是可以被驳回，甚至被直接跳过的。这一条本书前文有述，此处只简单举例：嘉靖时的张璁就是被中旨特简入阁，隆庆时殷士儋也是中旨特简入阁，这都是跳过廷推的例子。
至于驳回，也是有的，原历史上的朱翊钧就干过这事：当时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万历二十二年，朝廷廷推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朱翊钧所厌恶的，于是触怒了皇帝，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而那一次的廷推人选也被皇帝驳回，要求吏部重新拟定。
所以综上所述，廷推作为一种制度来说，其象征意义更大一些，真正的最终决断权始终掌握在皇帝的手里。
当然这并不是说廷推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廷推的重要性还是很高的，甚至可以说意义重大。
这个意义的来源，在于明代士绅对于公意的坚持——“天子不能夺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夺之愚夫愚妇”。
这种思想，使得皇帝的独裁始终处于一种在道义上不被接受的状态，因此哪怕是天下至尊的皇帝，贸然对抗公意也是很危险的。
传统中国的政治期许，在于希望皇帝劳于求人、逸于使人，而非威福自专、权不下移。而在官僚系统高度体系化的明代，皇帝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最重要的齿轮，因此他对于官僚集团达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须抱持肯定态度，因为如果他否定其他齿轮的意志，就可能导致官僚系统运转不良。
为了维护皇权而跟官僚集团敌对，从协调者变为对抗者，先不说长远来看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因为其自曝了独裁者本质。甚至短期的代价就非常大，是很容易被官僚集团抵制乃至抛弃的——别忘了万历后期官员解印自去的风潮，以及崇祯后期孤家寡人的态势。
万历遭遇的是抵制，是因为国本之争而导致的一种君臣之间互相的“非暴力不合作”；而崇祯就更严重了，那真的就是被官僚集团给抛弃了，甚至不仅仅是文官，他竟然被武将集团也一同抛弃。把明朝这种体制下的皇帝做到那个程度，也是没谁了，死得真不冤。
当然现在的万历还没有遭到明显的抵制，因此这次廷推在他的谕旨之下，很快便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了。
即便是廷推阁臣，首先也是吏部先圈定人选。在某些强势吏部尚书掌权的时代，这个圈定人选是不容易受到其他干涉的。
不过现在么，就不同了。从严嵩之后直到如今，基本上都算是内阁强势时期，吏部方面只能紧跟内阁的指示行事。
而具体到眼下，也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吏部整体来说是实学派当权的状态。这当然有历史原因，主要就是当年高拱以首辅之尊兼掌吏部，由于他独掌铨务八年，导致吏部从此贴上了高党的标签。
如今的天官虽然是杨巍这个貌似中立而实际上的晋党，但反正在张四维丁忧之后，高党、晋党其实已经没法分家了——都是高务实说了算，因此吏部推出的人选当然会秉承高务实的意志。
只是，这次所谓高务实的意志也不是他的意志，这只是个妥协产物，唯一聊以**的是这次的妥协是申时行退让更多，高务实好歹还略占便宜。
不过这次吏部推举还是挺有意思的，高务实摆明了不给面子，或者说他真的贯彻了自己和申时行对话时表达的意思：这次的面子里子我都要拿！
因此吏部推荐的三个人选，几乎都和高务实有关。
这三个人选分别是王家屏、陈经邦、于慎行。
王家屏，山西人，不管他自己怎么看，在外界眼里山西人就是自然而然的晋党；
陈经邦虽然是福建人，但他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就是说高拱是陈经邦的座师。当初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陈经邦才成为朱翊钧太子时期的第一批讲官。换句话说，他既是高务实的老师，又是高务实师兄……某种程度上有种代师授艺的感觉。
至于于慎行，他是高务实乡试的宗师，高务实的解元就是他点的。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渊源：于慎行其实是张居正的学生。
当初张居正倒台之后，门生们由于地位大多都不高，倒没有怎么被高拱打压，而且其中爬得最快的梁梦龙现在还成了高务实的盟友，直接加入了实学派，因此于慎行的背景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来，三个人选里头除了真正打算推上去的王家屏之外，后面两人都是高务实和朱翊钧过去的老师——当然，王家屏后来也是做过讲师的，只是并非第一批罢了。
这个推荐送到皇帝手里的时候，并非表示现在就让皇帝拿主意，这只是第一次过目，之后如果皇帝同意，就会让内阁与“大九卿”廷推。
朱翊钧对这三个人选基本都还满意，因为三人都是做过他讲师的人，他对他们还算了解。
只是朱翊钧有些奇怪，因为按照一般情况来看，陈经邦和于慎行现在即便要简拔，似乎也就在尚书一级打止了，直接推上阁老好像还差了点资历。
他想了想，觉得吏部实际上的意思就应该是主推王家屏，否则不会把他排在首位。
朱翊钧其实也不清楚王家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晋党，他只是琢磨王家屏既然是山西人，那么把他补进内阁倒也算是不错，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顶了张四维留下的缺。
于是皇帝很快通知内阁，就以吏部报上的三位臣工作为廷推的举荐对象举行会推，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意见。
有明一朝有“大九卿”和“小九卿”之分。其中“大九卿”就是六部尚书加上左都御史，再加上大理寺卿和通政使；“小九卿”则是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詹事、翰林学士、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苑马寺卿和尚宝司卿。
有资格廷推阁臣的是内阁大学士和大九卿，因此高务实也没有资格参加，他只能老老实实等会推的结果——虽然这基本上不可能出现意外。
参与这次会推的，便是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许国、张学颜、吴兑四位阁老，再加上吏部尚书杨巍，户部尚书沈鲤，礼部尚书徐学谟，兵部尚书梁梦龙，刑部尚书舒化，工部尚书杨兆，左都御史赵锦，大理寺卿李世达，通政使张孟男，一共十三人。
其余人前文都已有述，惟独大理寺卿李世达没有提到过，这里补述一句：这位老兄是陕西泾阳人，和魏学曾是同乡……补述完毕。
廷推虽然是在内阁值房的大通房举行，离六部比较远(内阁在宫里，六部在宫外)，不过高务实得到消息一贯很快，在内阁廷推结果出来不到半个时辰之后，高务实就知道了结果。
丝毫没有意外的，王家屏得到了与会大佬们的一致赞誉，被“公推”为新任阁臣的最佳人选。
这其实真的不会有什么意外，看看与会众人的派系就知道，几乎不是实学派就是心学派，两派实际上的掌权者既然达成了君子协议，这次会议还能有什么变数？
廷推结果由申时行、许国两人共同送去文华殿给提早在那等着的朱翊钧，朱翊钧对此结果也一点不意外，只是朝申时行和许国问道：“朕觉得廷推的结果可以，不过王家屏现在还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如要入阁，总得先调六部，二位先生以为该如何调任？”
这话朱翊钧虽然说是“入阁要先调六部”，其实这只是个统称，实际上翰林史官入阁之前，先调的去处一般只有两个，要么吏部，要么礼部，这和张学颜、吴兑入阁的路线是不同的。
申时行早有准备，闻言立刻回答道：“可先外任吏部左侍郎。”
其实吏部左侍郎现在并没有空缺，不过入阁前的这个加官有特殊性，偶尔并不需要实任。
朱翊钧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直接便道：“那就请申先生代朕拟旨，王家屏升任吏部左侍郎，加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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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2章 商场的事商场办(上)
朝廷的事办得快，那是由于没有距离限制，申时行与高务实达成一致之后，顶多花一天时间就能通知本派系的官员们知晓，接着按部就班举行廷推就行了。
相比之下，商场的事办起来就没那么快，因为这次商战的主战场远在江南。
申时行显然不会知道后来有个叫罗斯柴尔德的家族发家就是靠着信息迅速之故，因此他虽然在与高务实会晤后的次日便派人往江南送信，但却没有太重视传递消息的速度，以至于其门下信使选择了走便民驿路。
便民驿路是早年经过高务实的《纾驿路疏》，朝廷推动驿站改革后的产物，当时这项改革由郭朴负责，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进行，一共费时八年才全面完成的。
而“便民驿路”则正是后一个阶段的改革重点。这项便民驿路改革的核心就是将原本属于朝廷的驿站半商业化。
此事若详细解释未免太费笔墨，因此大致说一下就好。简单来讲就是经过这次改革，驿站变成了一个有着招待所功能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朝廷官员、往来公文以及军情通报等，还是按照之前的标准(第一阶段改革后的标准)，由朝廷和相关衙门各自负责各自的部分。
而与此同时，驿站也开始对民间开放，民间人士只要出示相关文书(以路引为主)，便可以使用驿站，享受相关服务——包括且不限于住宿、车马、餐饮等。
至于价格嘛，相比于可以公费报销的价格要高一点，但依旧会比自行赶路、打尖来得便宜，且安全更有保障——因为驿站的收费是按照高务实的要求明码实价且随时接受举报的。
不过这项改革当初还曾引起过一定的争议，有不少官员表示半商业化后挤压了他们本有的服务，经常出现驿站房间被占用、车马不足等情况。还有一些官员认为官民同宿不妥，简直“有失体统”。
但他们显然小看了商业化之后驿站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多驿站后来都自行扩建，通常是扩建民用部分，这就大大减轻了新驿站系统在官僚体系内部遭受抨击的压力，最终定了下来。
说起来，这项改革还是高拱、郭朴与高务实的一大政绩，因为现在的驿站系统每年花费朝廷的银子已经很少了，尤其是几条主干道上的驿站，甚至每年还能上缴部分盈余给朝廷。
要不是因为一些边陲驿站民用体系开发不足——如甘肃等地区就始终还在亏损——搞不好现在整个驿站体系都能自给自足。
不过高务实相信，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大明的商业活性逐渐提高，这个新驿站系统迟早有一天是能够盈利的，只是具体时间说不准，连他也算不出来。
申时行的门下信使选用便民驿路本来很正常，因为眼下绝大多数民间远行都会这样选择，只是他低估了高务实对信息传递的重视程度。
高务实有陆海两条信息传递链，海路不必说了，肯定是十分快捷的，不过海路有时候会有限制，如只送沿海地区，如需要风向等等(硬帆船风向不对也能走，但速度会下降)。而在陆路，高务实的优势也非常大。
因为高务实不缺马。
作为顺义王把汉那吉的安答、右翼蒙古的降三世明王转世，高务实早就是蒙古马贸易的头号中间商，虽然他本人很少过问这些事务，但曹淦这个当年的马匪头子却把这些边贸买卖打理得非常好，京华根本不缺好马。
不缺马的京华当然会给高务实十分重视的信息传递留下好马，尤其是从京师送往各地的信，京华的信使虽然也走驿站，但他们都是用自己的马，一般是以寻常旅人两倍以上的速度赶路，相当于朝廷的六百里加急。
如此一来，等高务实发出的消息已经送达到上海港和宁波港的时候，申时行的信使才刚刚过了山东，进入徐州境内，几乎就是慢了一半。
此时，京华坐镇于松江的是京华海港同管兼上海私港主管帅嘉谟——就是当初徽州丝绢案时被高务实拉过来的那位数学人才。
帅嘉谟由于本身是南方人，所以在天津港锻炼多年之后，被派往松江主持上海港的建设和发展事务，而在前不久又被高务实提拔了一下，加上了“海港同管”一职，也就是所有京华在大明内的海港，他都有插手的权利。
京华海港主管也是有的，不过只是挂名——高务实的四弟高务俭为京华海港主管，但他其实就呆在京师，还不管事。高务实正在派人给他慢慢讲解海港方面的各类事务，打算过一两年再让他去天津上任。
接到高务实加急密信的帅嘉谟十分振奋，这一次行动是他期盼许久的，而且高务实也对他十分放心，让他主持此次“商场的事商场办”行动。
虽然在高务俭出任了海港主管之后，帅嘉谟估计自己在京华的职务已经不可能再提高了，但他也要为将来考虑：老爷的弟弟们可不少，而且听说夫人好像也已经有孕了，所以东家这个六房将来一定会变得更庞大。如果自己不展现出足够的能力，那不是迟早有一天要被取代么？
帅嘉谟是此次的总负责人，在他之下还有一位副手，也是熟人——吴兑之子吴逊，时任宁波港同管。
他们两人就是要为京华掀起这波商业巨浪的正副手。
如果是在后世的商业化时代，京华作为大明商场上的头号霸主，会有很多的办法可以选择，比如最简单粗暴的一种：竞争太麻烦，那我就买下你。
但这种办法在大明就不太好使，因为此时的人非常重视“祖产”，不到万不得已，那是绝对不肯出售祖产的，你想收购他家的祖产，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挖他家的祖坟性质差不多。
所以收购不是好主意，得另想办法才行。
本来帅嘉谟是有好几个预案的，不过由于高务实临时传来的命令让他不得把事情捅到官府层面，导致一部分预案直接胎死腹中，现在能够执行的就只剩几个纯商业手段的预案了。
好在帅嘉谟想了想之后觉得，就凭商业手段也应该够让对方喝一壶了。
他以海船快信通知了宁波港的吴逊之后，自己抢先出手。
九月二十一，京华上海港突然宣布：由于缅甸、暹罗等地局势紧张的影响，京华两洋舰队需要调集大量舰只前往护航。因此，大明本土各港口的护航舰队将会同时缩编，不再接受非京华系港口舰只的护航业务，所有非京华系港口的商船将无法再得到京华两洋舰队的护航。
与此同时，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京华将收回此前发放的“书剑旗”，凡不是从京华各私港出海的商船，将不允许再悬挂“书与剑”旗帜——这意味着京华不再为他们提供保护，也不再提供追还被劫掠货物等服务。
由此，京华的海上保险业务也同时宣告暂停，原先已经买下保险时限的商船虽然保留保险剩余期限，但却暂停服务，“直至局面改善”。
消息传出，东南沿海商家一时哗然。
这些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京华的护航业务，现在突然之下失去了京华的护航，那感觉就像洗澡的时候房子塌了，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有一种无处藏身之感。
包括徐家私港在内的江浙一带私港拥有者连忙联系帅嘉谟、吴逊等人，询问南洋到底出了什么大事，为什么京华突然来了这么一手？
帅嘉谟与吴逊的回答当然是：“实在抱歉，事关机密，在下无可奉告。”
大海商们对于这样的答复当然不能满意，又追问到底如何才能知悉内幕，两人便很默契地向他们表示：需要直接向京师咨询。
换句话说，这得问东家，咱们两个打工仔只是奉命行事，哪里知道其中详情？
他们俩当然不着急，但大海商们不能不着急。货物囤在这里看似无所谓，但不卖出去就没有进项不说，就说囤在这里本身也是有耗费的啊，每耽误一天都相当于是在往外流银子，这谁受得了？
于是大家飞快达成统一意见，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去京师，直接找高宫保求问情况，并且催促他早日解决问题，恢复护航。
甚至有部分海商们私下商议，认为现在外海的海盗们已经被京华在前些年清剿得差不多了，眼下京华才刚刚宣布停止护航，海盗们肯定还得不到消息，要不然咱们就赌一把，在没有京华护航的情况下直接出海如何？
大部分海商们对这个提议都不太看好，原因是外海的大股海盗们虽然被京华清理得七七八八了，但也有不少是被京华临时打散了，现在分化成了七零八落的小股海盗。
这下小股海盗虽然不比以前的大股海盗那样凶猛，打劫的时候敢一口吃下整个船队，但他们一次出手搞下两三条海船还是有不少成算的。
虽然大海商们如果结成队伍一起出海，每次丢两三条船问题也不大，可是账不是这样算的。
他们虽然号称联盟，但却不像京华一样是一家整体，这两三条船损失了算谁的？是算整个联盟的损失，大家一起来承担，还是丢了谁的就算谁倒霉？
如果算整个联盟的损失，且不说大伙儿答应不答应，至少船上的货物是要提前公示吧？
谁愿意公示？
要知道，由于朝廷征收关税只论船只大小，不问货物多少，大家都是悄悄咪咪搞了各种小动作的，这些小动作显然只能自家知道，哪怕是联盟内部也不可能“分享”。
这要是公示出来，你偷运了生铁，他偷运了硝石，大家还怎么愉快地自称君子？将来万一内部出现矛盾，或者干脆联盟内部出了叛徒，将之报告给官府，那又怎么收场？
所以这事不能这么办。
既然不能一起承担，那就只好各顾各的，但各顾各也有问题。一些手头上船只建造时间比较长，在海上跑得比较慢的海商就强烈反对——万一碰到海盗，你们仗着船新先跑了，留下老子的人落海喂鱼？
于是双方吵了一阵之后不欢而散，议论的事情也就没了下文。
大家没柰何，只好安静下来等候京华总部的答复。
但他们还没等到答复，京华的第二波攻势又到了。京华方面突然又宣布，因为缅甸和约的关系，现在有大量的云南贸易单子需要赶紧处置，因此京华内陆的物流系统将会把重心向西南倾斜。
向西南倾斜似乎不关这些大海商的事，但他们没料到的是，京华的这个倾斜对他们真的有影响——因为京华要提前把东南的“单子”先完成，于是加快了之前约定的货物运送，甚至把本该在明年年中才需要送达江南的货物提前送来了，预计全部送到江南只需要再有一两个月时间。
这就要了老命了！
原先大海商们下单子的时候都是按照一般的送货速度来下定的，但是这个年代基本只担心送货太慢，还没有人考虑过对方送货太快会导致什么后果，结果就是现在他们板着指头一算——糟糕，早了半年多抵达的货物将会第自己的存储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由于现在的货物无法出海，这种压力还要翻倍！
去你奶奶的，这可真是日了狗了，货多了也要命啊！这么多货全送来了，老子要堆在哪儿去？
大家顿时急得口舌生疮，互相打探了一下，发现全是难兄难弟。
终于有人想起一件事来：京华的港口修建得有大规模的“标准仓库”，而现在京华自家的船还是可以出海的，他们的仓库岂不是就有盈余吗？咱们实在不行就去租用他们的仓库，至少先渡过眼前这道难关呀！
于是大家只好再次去找帅嘉谟和吴逊，不管是松江还是宁波，大海商们几乎都把他们两个的住所围了个水泄不通。
然而帅嘉谟和吴逊却客客气气地回绝了他们的请求，原因是“由于京华正在按照合约要求，快速建设暹罗定南城，因此仓库中早已存满了京华基建要转运去暹罗的水泥等物资，现在没有余力相助各位，实在万分抱歉。”
江浙海商们倒抽一口凉气，心道：这下坏了，怎么这么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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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2章 商场的事商场办(下)
虽说无巧不成书，但江浙海商们倒霉竟然倒得如此密集、如此环环相扣，那显然就不会是单纯的倒霉，而是京华在故意针对他们了。
这些大海商们本身也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自然也发觉出了其中的不对劲，于是私下一串联，最后便决定去太仓开个会。
之所以要去太仓开会，主要是由于王锡爵的关系。王锡爵乃是苏州首富，只要南京的魏国公府不出来争抢名号，那他大概率也是东南首富，妥妥的江南商道扛把子级别的人物。
不过这并不是江浙海商去太仓州开会的主因，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王锡爵本人目前仍处于丁忧之中，他确实没法在此时离开家乡——这种举动对于他天下至孝的名声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就只好让别人来迁就他了。
不过，众海商一到太仓就赶上了一条大消息传来：申时行的信使虽然姗姗来迟，但总归是到了，并且带来了京华的“宣战书”。
一阵哗然之后，海商们分成了两派。
大多数江浙海商对于京华的狂妄显得义愤填膺，纷纷叫嚷着要让京华好看。主流说法是：高求真竟敢以眇眇之身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乃取死之道也，吾等此番便要一正天下公理，膺惩此獠！
客气一点的说法则是：高龙文此举属实不智，但恐怕是有小人游说其中。然我等谦谦君子，岂能效那匹夫之举，动辄喊打喊杀？不如先联名致书白玉楼，使高龙文知晓其中利害，如此或可使他回心转意，庶几两全其美。
只不过，在这两派的背后，还有一些人嘴上或支持膺惩派，或支持协商派，可心里却早已打了退堂鼓，觉得己方根本斗不过京华，还不如早些投降，干脆遂了高务实的意算了。
这最后一种人其实并不笨，也不是天生软骨头，只是他们的生意实在离不开京华。
江浙海商并不是个个都以贩卖丝绸为生，还有很多人从事的买卖是需要从其他地区拿货的。譬如说瓷器，就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从景德镇运过来，而长江航运的霸主毫无疑问也是京华。
用京华的内河航船运输物资，不仅船只优异、运输价格波动小，而且京华的面子也足够大，沿线各地都不会有人敢对它设关设卡，这些优势都是其他航船远不及的。
甚至还不止是有景德镇的瓷器，京华自家的禹瓷(钧瓷，避讳朱翊钧)也是被追捧上天的热门好货，这让瓷器海商们怎么敢轻易和京华撕破脸？
义愤填膺又如何，难道真就有那么大的决心，因为一时气愤，便敢说老子不吃这口饭了？
更不要说朝廷搞漕运海运并行之后，一旦黄河有事，江浙海商还有不少人搞运粮的买卖，而江浙一带的农业，现在实际上以经济作物的种植为主，大部分的粮食要从湖广一带运来。
这就又转回了长江航道的问题，一旦京华不供货，他们要运什么？运沙子去燕京，插标卖首送人头吗？
所以这样一来，其实只有丝绸海商们是“不怕事大”的，因为京华至少现在还并未涉及丝绸产业——其实有也是有的，不过京华做的是辽东的柞丝，双方的产品档次不同，针对的买家不同，跟他们不存在直接竞争。
这样一来，与会众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搞得王锡爵这个地主头大如斗。
王锡爵本人当然是强硬派，他是苏州首富嘛，是大明苏丝、苏绣产业的霸主，他又不需要看高务实的脸色吃饭。
只是他的身份却严重限制了他，使他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
一来他作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必须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不能仅凭自己一时喜怒而表态。
二来他和高务实不同，高务实作为经世实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平时就敢展现自己有钱这个事实，甚至把赚钱当成一种实践其经世实学理论的手段。
可他王锡爵是心学大佬，之前已经说过心学属于“道德实学”，重点在于道德，所以他历来都是表现出一副视钱财如粪土的形象。如果因为京华现在的做法他就立刻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要与之一战，则多年辛苦建立的形象就全毁了。
由此可见名声有时候真是一把双刃剑，高务实偶尔都要受其所迫，又何况王锡爵这种身份？
再加上王锡爵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回朝之路被高务实几近堵死，对高务实更是暗恨不已。
因此这次会议中的王锡爵简直憋屈得想揍人，明明恨不得跟京华来个总决战，但偏偏还要把话说得极其委婉、极其圆融、极其“顾全大局”，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不过王锡爵到底是王锡爵，他知道此时绝不能激化内部矛盾，只能先尽可能的把人团结起来，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这样才能有资本和高务实较劲。否则丝绸海商与其他海商一个谈不拢直接一拍两散，到时候光凭丝绸一行，肯定斗不过京华。
所以他先劝大伙儿平静下来，且先在他这里休息一日，好好思索其中的利害关系，等明日大家再议。
一般来讲，对于他一个强硬派来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在冲动之下，其勇气是倍增的，王锡爵如果想要更多人同意向京华“宣战”，那就应该趁今天很多人被愤怒冲昏头脑之际来行事，甚至最好搞一个表决，搞一个联名信之类的东西出来，白纸黑字就没法抵赖了，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干。
但王锡爵显然有他的考量。
他不是单纯的苏州首富，他是士林大儒、朝廷重臣，论名望、论资历、轮人脉，他都是很有希望入阁的人。
对于这样一个人而言，钱虽然不能说可有可无，但至少其重要性肯定比不上入阁这个前途。
王锡爵出身于中国历史上传承千年的顶级豪族之一太原王氏，其先祖在元末“红巾起义”中，为躲避战火而弃官逃到江南，其后代中的一支在弘治年间进入太仓，便是王锡爵这一支的来历。
王锡爵的祖父王涌善于经营，成为一代巨富，晚年更是问鼎苏州首富。其父王梦祥早年中秀才，入过南监为监生(南监就是南京国子监)。不过后来因为官司纠纷，被迫弃儒经商操持家业，但却也因此让王梦祥认识到在大明朝光有钱是不行的，官场地位的重要性比有钱更甚，所以立志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材。
这种思维严重影响了童年、少年时代的王锡爵，以至于他从小就表现得“视钱财如粪土”。当时王氏族人之中有两兄弟争家产，其中一人为了取得王梦祥这个家主的支持，悄悄包了一封红包给王锡爵，请王锡爵代为说情。
结果王锡爵勃然大怒，当众把那包银子丢进河里去了，还责骂那位堂兄弟：“你敢看不起我？”——意思是我王锡爵怎么可能把钱当一回事。
不仅品行表现极佳，王锡爵读书的本事更是了得，他不负父祖之望，在嘉靖四十一年会试名列第一为会元，廷试的时候名列第二为榜眼，仅次于申时行——而且王锡爵本人对此还不怎么满意，因为他自觉落后于申时行是因为自己容貌不及后者——晚明史学家、崇祯朝署南京户、工部尚书何乔远在《王文肃公像赞》中形容王锡爵“赤眼黄须，病鹤瘦龟”。
鹤与龟本来是褒义词，但病与廋显然不算，这还是人家带着恭维来说的话，可见王锡爵的长相恐怕是过于“清癯”了一些，而赤眼黄须……这就更加不符合寻常审美了。
因此王锡爵甚至对申时行的学问不都太服气，，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国朝栋梁。
这样一个人，他真正想要的显然是官居一品、宰执天下，以此重振太原王氏的家声，舍此之外的事，都是小事。
因此他劝海商们先休息一晚，是为了将来不被人说是挟众意而启衅。但与此同时，王锡爵也不是真的就打算让他们老老实实认怂，明天一早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被京华整成这样也不吭声。
他首先是把众丝商悄悄请到他后院议事，等送走他们之后，又把几家涉及造船的大商人请来，最后则把与长江航道有关的瓷商、粮商等再请来。
前前后后一共请了几批人，商议到子时都过了才算告终。
等到了翌日清早，王锡爵身着孝服，再次出席并主持了海商大会。
由于昨天的夜谈，今天大多数人都表现得比较沉默，只有一批实在跟京华无法脱钩的商人们还在吵吵着京华不可战胜，不如干脆“投降输一半”得了，免得真把京华惹毛了，到时候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不说别的，没有京华的两洋舰队轮番护航，这出海的生意怎么做？
去日本，日本本来就有一堆的倭寇海盗，甚至一些大名白天是诸侯，晚上就变成海盗了，没有京华的“书剑旗”罩着，去日本也是免费送货。他们这些人又不是当年的净海王汪直，可没有本事震慑住那些大名。恰恰相反，现在唯一能震慑住他们的正是高务实的京华。
日本去不了，南洋就更别想了。闽海海盗集团前两年被京华打败之后虽然大部分都被京华给遣散，其中少部分被收编，但还有不少人星散四处，现在都是零星海盗。
京华可以无视这些海盗，因为京华习惯于编成大编队出动以方便护航，动辄几十艘大海船的编队根本不是那些零散海盗敢于觊觎的。
但现在京华不带他们玩了，那他们这些人怎么办？
更何况下南洋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闽海海盗，广东沿海也有、吕宋也有，整个南洋地区那就更多了。除了海盗之外，那些番人(欧洲人)也经常打劫过往商船——这些殖民者的风格谁不知道啊？都是好抢的就抢，不好抢的才老老实实做生意。
王锡爵淡定地听他们说完，这才环顾四周，问道：“诸位还有什么疑虑，不妨一一说来我听。”
朝廷大员说话的气魄就是不同，一副接见上访群众的态势。
不过这是大明，大家还真就吃这套。于是又有几个海商提出了一些比较细节的小问题，王锡爵轻轻颔首，面带微笑地听完，这才缓缓站起身来。
王锡爵的个子并不高大，甚至还显得有些瘦弱，但他的气场很足，双手微微抬起，然后轻轻下压，众人就都安静下来，屏息凝神听他说话。
“诸位所忧心之事，锡爵昨夜已有考量。”他伸手朝场中几人示意了一下，道：“王、徐、陈、张等七家家主昨夜已经达成协议，将会联手创办一家船厂，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批内河航船，为诸位从沿江各地运送货物，摆脱对京华的依赖。”
这条消息算是比较震撼，不过集七家之力，实力的确不小，即便不能与早已问鼎造船之王的京华造船厂相比，但只供江浙海商的话，似乎还是可以期待的。
只是这还不够，有人又问：“内河航船，七大家自行打造也还罢了，那大海船却只怕没有那般容易吧？在下倒不是说七大家造不了海船，毕竟这手艺也不是今天才说要学的，但海船上的火枪火炮怎么说？荆石公(王锡爵号荆石)该不会要说七大家还打算自创一个火枪厂、一个火炮厂吧？这可不比造船，咱们谁也没干过这买卖。”
王锡爵早有所料，捻须笑道：“彭兄所虑甚是，我等七家的确没有哪家能立刻建起火枪厂、火炮厂来，不过这火枪火炮倒也未必只能找京华才拿得到——王某自有手段，管教各位将来的海船不至于无炮可用。不知王某此言，彭兄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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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商场这一章虽然我两章就给它结了，但从剧情来说显然还没写完，此处属于留白，过段时间等事情进行到重要的时候再捡起来插叙一下，呃……主要是避免在这里着墨太多。
第033章 京营生产建设兵团
江浙一带商战骤起，京师的风波倒是大致过去了，至少是恢复了表面上的和谐。
王家屏对于自己的意外入阁表现得比较淡定，依然坚持自己做人做官的原则。即便他已经从自己的渠道得知了此次入阁是高务实所推动的，却也没有跑过去向高务实道谢。
高务实也懒得计较，反正他早就知道王家屏这人比较拧巴，能够顶了潘晟的位置入阁，本身也就是个妥协的结果。
再说高务实也不着急，王家屏一个山西人，就算在内阁表现得不偏不倚，他也得不到心学派的真正认可。况且心学派的官员除了最上层的几个人之外，其他人也谈不上有多少全局战略思维，搞不好还会莫名其妙地针对王家屏，到时候王家屏就知道谁能依靠了。
当然，王家屏自己也知道现在朝廷就是实学、心学两派之争，他一个无依无靠的空头阁老怕是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再加上自己刚刚入阁，很多“业务”都还需要一个熟悉过程，因此倒也没有怎么冒头，暂时只能算是充当一个举手工具。
至于申时行那边，或许是这次事情给了他一些震动，这位上台不久的元辅也收起了前段时间浑水摸鱼的心态，开始变得小心起来，在内阁里处理事情也会象征性地多征求张学颜和吴兑的意见。
整体来说，朝廷已经算是度过了张四维突然丁忧而带来的混乱期，重新进入正轨。
一时间，大家都沉静了下来，惟独高务实与过去无异——他既没有突然搞得跟销声匿迹一般，也没有刻意高调、处处露脸，而是秉承他一贯的风格：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作为协理京营戎政的兵部左侍郎，高调做事当然只能是有关京营的事。
在接下来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高务实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京营成立了一个很新鲜的组织：“京营生产建设兵团”；二是禁卫军初步完成了预定编制。
说来惭愧，高务实这个“禁卫军缔造者”居然再次做起了甩手掌柜，从募兵到安顿，从安顿到训练，他全部丢给了禁卫军第一任司令戚继光。至于他自己，则只是“打打下手”——好吧，简单的说就是负责提供钱。
当然，这钱肯定不是高务实自己出，他是负责帮禁卫军搞到钱。
搞钱有两条门路，一条是找“上头”要，另一条是自己挣。
但高务实决定双管齐下。
所谓找上头要，实际上兵部本身就是禁卫军乃至于京营的“上头”，但兵部的钱是从户部拨过来的，是以归根结底，这笔钱主要得去和户部扯皮。
按照一般理解，户部是实学派的大本营之一，户部尚书沈鲤更是高务实的师兄，要钱这种事应该比较好办才对。
但其实不然，这笔钱并不好要。
屁股决定脑袋这个道理在哪都说得通，沈鲤虽然是实学派出身的重臣之一，但他既然做了户部尚书，就不可能不为自己掌握的衙门考虑。虽然今年滇缅之战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被高务实用滇战宝钞等手段消除了不少，但眼下朝廷的收支情况依然很紧张。
此时兵部忽然提出要钱，他作为户部尚书当然要慎重，不能因为你是我实学派内部公认的“未来魁首”我就要无条件听你安排——我这里要是出了大纰漏，责任可还是我沈某人来担的，我总不能倒在入阁前的最后一关上。
即便是给足了高务实面子，又得到高务实的保证说户部要真是有事，我高务实绝不袖手旁观，但沈鲤最终也只拿出十二万两银子来，并且首批到位的只有八万两——这笔钱是用来给禁卫军更换武器装备的。
京营的武库其实听起来挺不错，毕竟之前各种换装都是把京营排得很靠前的，但听起来是一回事，真实情况又是另一回事。
高务实亲自查验了京营的武库之后才知道，除了近几年从京华直接购买并调拨给京营的武器装备还“尚可一用”之外，以前的武备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那其中的数目倒没有太大的不对，至少勉强让人可以对得清账，可保养水平就着实令人瞠目结舌了——有些铠甲已经烂得拿手一提甲片哗啦啦掉一地的程度。
至于武器的保养水平，那也差不多，比如说高务实亲自查验的至少四万把雁翎腰刀就锈蚀得能不能砍柴都要打个巨大的问号。
这种玩意儿高务实怎么肯拿去给禁卫军用？所以这些基本装备差不多全部要重新采购。结果一算账，就算暂时不给禁卫军多少备用武器和装备，仅仅六万人的换装就要差不多三十万两。
三十万两现在肯定拿不出来，所以高务实只好自己破费了一下，上疏给朱翊钧说兵部打算先赊账从京华火枪厂和京华火炮厂拿一批军火，分两年或三年付清，京华此次不收利息。
朱翊钧倒是挺感动的，当天就批准了，谁料大明朝的言官生怕自己被忽视，居然一下子跳出来四五个科道官上疏弹劾高务实，说他这么做是以权谋私。
按照他们的说法，京营的武备是天底下最好的，即便新练禁卫军也大可够用，毕竟禁卫军才六万人，以过去四十多万人的武备来武装区区六万人，怎么可能不够？怎么可能还需要再次购入？因此这里头肯定是高务实动了手脚，他是为了给京华的军工招揽生意。
如此指责一位立过重大军功的文官重臣，按理说当然需要确凿的证据，但大明朝的言官并不需要，因为他们“风闻奏事”，只需要说自己“听说”京营武备充沛就行了，实际情况什么的……那不归他们管。
高务实只好上疏请辞，同时自请皇帝派员彻查，顺便把自己关在见心斋“不予视事”。
朱翊钧对高务实的态度那可比对潘晟好太多了，在收到高务实的请辞之后当场就发了火——“上震怒，御文华殿，召诸大学士至，斥言路放纵，毁谤重臣，论罪当诛。姑念祖宗有制，今且权寄彼等人头于项上，俱降三级外任。倘再有不知收敛者，不问今居何职，皆流三千里。”
朱翊钧这一通火发得有些大，尤其是几个用词显得杀气腾腾，“论罪当诛”、“权寄彼等人头于项上”、“不问今居何职，皆流三千里”。
回想一下，自从今上继位以来，这好像是对言路最严厉的警告了。
于此同时，朱翊钧也下旨温言勉慰高务实，在先夸了高务实一大通之后，要他“即出视事”。
但高务实还是得照大明朝惯有的剧本演，因此还是继续上疏以求皇上彻查，同时继续留在家中“读书自省”。
朱翊钧没法，也只好继续配合演出，再次下旨温言勉慰，也再一次要求他“即出视事，切莫负朕衷心之望。”
这下子戏就演到位了，高务实正式回到兵部“视事”，同时请梁梦龙以兵部尚书名义行文，“打白条”给京华两大军工厂调拨枪支火炮，补足禁卫军所需(在高务实的要求下，禁卫军的火器化程度相当高)。同时又拿真金白银找王家的兵工厂购入一批新的罩甲、棉甲等物，勉强算是凑足了禁卫军当前所需。
这样一来，禁卫军的武备问题算是初步得到了解决，但是养兵的钱就没了着落，于是高务实又打起了京营的主意。
对于世代管理京营的这批勋贵，高务实现在已经了解很深了。这批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建功立业之心——因为他们建功立业也没什么鸟用，祖上的成就便已经决定了他们现在的地位，而要超过祖上的功业，那……也太为难人了。
因为没有建功立业之心，同时又不敢真正揽权以免遭到文官们的围攻，因此他们的习性其实很好摸清：确保地位尊贵的同时又能够捞到金钱上的实惠，那就是他们最大的期盼。
高务实有本事帮他们这个忙，同时解决禁卫军军饷不够的麻烦。
“京营生产建设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产物。
这个名字当然是高务实直接照抄了红朝某地区的编制，其工作性质倒也和红朝相似而略微简单。这个“京营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任务当然就是生产和建设，不过更通俗的说也就是赚钱。
高务实和朱应桢他们商议了多次，最后决定还是要发挥现有优势，利用京营“有人有地”的优势来赚钱。具体到短期内的做法，则还是免不得要和京华联手合作。
由于京营本身属于五军都督府，而燕京的五军都督府管理着京师周边许多军屯和各类国初就划给军方的土地，因此其手中是有资本的。
只不过，原先由于这群勋贵也就认得几亩田，所以京营也是守着金山讨饭吃。实际上属于各京畿地区卫所的土地很是不少，其中根据高务实依稀的记忆，有很多也是很有用的。
但有用归有用，高务实不可能买下所有的地然后自己去挖，这其中有一个成本问题。譬如说各类灰岩、大理石、汉白玉之类的产区，高务实就不是很有兴趣直接买地。
但对于京华基建而言，这些产地的重要性又是很突出的，现在京华基建手头的任务也很重，尤其是暹罗那边在大力建设定南城，对于基建原料用量很大，京华基建已经数次建议高务实扩大该系统在京华体系内的编制规模，打算亲自下场组织原材料产出。
然而高务实思考之后觉得现在京华的业务范围已经覆盖得太宽，如果连这些材料都要自己一手搞定，恐怕要不了多少年，京华的各类雇工加起来非超过百万不可，那太恐怖了，也容易引起朝廷警惕——尤其是言官们没事找事。
所以该放手的时候要懂得放手，类似这些基础材料的产出，京华完全可以交给比较靠谱的合作伙伴来搞，就像他在广西和安南找土司们提供木料一样。
京华不需要完全控制，只需要控制其物流环节，那么上游的供货商为了不积压货物、下游的销售商为了不被切断货源，就都不得不重视京华的态度。
这就行了。
更何况具体到基建这一块，京华除了物流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掌握加工的生意——比如说各类灰岩，除了京华要过去有用，其他人买这玩意纯属银子多了没地方花，他们又生产不了各种水泥、熔剂、耐火材料之类的东西。
因此京华和掌握了土地和人丁的京营是有很广阔的合作前景的。
京营生产建设兵团因此首先成立了开采部，以往农闲时无事可做的军户们大多捞到了“就业机会”，纷纷在京华矿业的简单培训之后开始进入采矿业。
不过高务实被这群勋贵的吸血特性搞怕了，还特意和他们协商出一个基本薪酬标准，用以确保他们不会把军户当奴隶使唤。
高务实甚至还给他们集体“开了一堂课”，特意为他们讲解“生产积极性”方面的问题，并以京华自身举例来说明“多劳多得”的好处，而不是搞奴隶关系——那玩意只会束缚生产力的解放。
或许是高务实口才了得，也或许是高务实的以身说法让他们信服，他的这堂课还真说服了勋贵们，定出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十分仁慈的“多劳多得”原则：所有军户的生产所得，七成归五军都督府与他们的所属卫所，三成归他们自己。
不过，显然这些吸血鬼还要玩点花样，所以又规定他们所拿到的这三成所得不能自行销售，得由卫所计算，然后折价给银。
高务实当然知道这里头有鬼，比如卫所方面故意压一压价格，军户们就得被剥削，不过他也实在管不了那么宽，只能安慰自己：至少这样一来，他们总还是能靠着努力多得到一些报酬，比以前白白帮这些勋贵做事要强多了。
高务实的这些做法，由于和朝廷本身关系不大，而军户的管理又是国初时就归五军都督府负责的，因此并没有在朝中引起多大的反响。
然而高务实自己知道，这件事的影响远比看起来大得多。
事实上，他甚至可以说自己的这些做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五军都督府的性质，这意味着经世实学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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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4章 军制改革的第一步
高务实之所以自认为他在兵部一阵捣鼓之后，经世实学改革便已经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也是有原因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随着京营被分为禁卫军和生产建设兵团，五军都督府的性质出现了变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连朱元璋定下的“军籍”制度都被他悄悄动摇了。
众所周知，大明军民分籍。所谓军民分籍，就是把老百姓分为两种。一种是“军”：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个人当兵或军官。另一种是“民”：世世代代均免除兵役，除非是自愿投军的。
朝廷的户籍因此也有两套，一套是军户，一套是民户。
这是来元璋所手创的奇特制度，总的来说综合了汉的屯田、唐的府兵，与宋的尺籍。朱元璋本人很以此种军民分籍自豪。他说：“朕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钱。”
朱元璋早在占有和州之时，就开始试行军士屯田：拿下了南京及其外围以后，更是十分注意于此。他的军队，从不缺乏粮饷，因此才能做到对人民秋毫无犯，到哪里都受欢迎。
洪武元年，天下事已经大定，他开始考虑如何于胜利以后，安顿庞大数量的军官与兵士。
裁减，编遣，复员，都不是好办法。
裁谁？不裁谁？编谁？遣谁？复员，复到哪里去？复到农村，农村吃不消；“退伍军人”无田，无牛，无农具，无种子，也复不进农村！真要去了，那全都是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朱元璋想出了这个军民分籍的办法，不仅安顿了兵士，酬庸了军官，而且替他自己与他的子孙保存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替大明帝国维持了长治久安的国防军。
当时朱元璋的办法大体是这样的：兵士，每人赏官田五十亩。条件是当兵到老(六十岁)；老了或死了以后，由儿子孙子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每代只须有长子一人服役，次子以下作为“余丁”，也就是补缺的兵。不过这五十亩田也要纳税(称做粮)，每亩二斗四升，但并不运到中枢朝廷或地方官府，而是集中储藏起来，预留为可能出现战事时的军粮军饷。
军官，每人封一个“世官”：最高的是指挥使，管一个卫，其次有“千户”、“百户”，管千户所与百户所，最小的是镇抚，有资格管一个总旗或小旗。千户有正有副，百户之下有所谓“试百户”。指挥使与正千户之间，有所谓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
总而言之一共分作九等。
至于大军官有大功劳的，封为指挥使不够，那便封国公、封侯、封伯、封子、封男。这五等封爵，不属于“卫所体系”以内(后来不封子、男两级了)。
卫所的军官与兵士，分别居住于指定的地区以内，遍于全国。而全国的卫所，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共有四百九十三个卫，卫之下各有若干千户所、百户所。独立的干户所有三百五十九个。
此外，属于羁縻性质的边境卫所，也有四百多个。“世官”的总数，在洪武二十三年，有一万六千五百名左右。“世兵”的总数，有一百二十万名左右。
当时大明全国的总人口，依照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是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注：不确定这个数据的“人口”是不是仅指丁口)。
军籍单独开列于民籍之外(其实还有匠籍，属工部管理)，这为“大都督府-五军都督府”前期的强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都督府的往事，限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说了，单说五军都督府。五府的设立，始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大都督府事权太重，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十三年，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
虽然五府的设置目的是为了分化兵权，但这仅仅是对于军事系统内部的调整，而且朝廷五府所掌管的仍然是一支实力雄厚，能征善战的卫所军队，其在权力基础上与大都督府时期并没有改变，所以五府还是继承了大都督府的一些权力，只是具体到高级将领们手头的权力，则相应地被分化了一些。
但五府分权并没有彻底打消朱元璋对于军权过重的顾虑。用于分治兵权的办法，除了五府五军相制这种武臣互制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利用文官系统中的兵部去制衡五府。
其实，早在中书省和大都督府尚未废除之时，这种相制之法就己开始实施。当时，命中书省兵部定给武官诰敕之制。在程序方面不但需要由大都督府将武官资料转交兵部，又考功监察对其资格审査，再移交翰林院撰文，司文监校勘，中书舍人书写然后在交由承敕、考功二监等等，一系列繁杂的文移手续之后，兵部才能给予升授。整个过程当中，兵部和大都督府都不可以专擅武官的选用。
最重要的是，兵部设立之后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统兵权，五府有统兵之权而无权调兵，“凡军制内外相维，武官不得辄下符朝廷征发”。遇有战事发生，由皇帝命将为帅，兵部奉旨调兵，调五府所掌辖卫所之兵佩印出征。军还即归印于朝，兵回卫所。
在这样的模式下，最大限度朝廷的避免了武将专权的可能性，也使得文武相制的原则在国家制度朝廷层面上确定下来。
总体说来，五府在洪武年间还是具有一定的权势和地位，由于五府堂上官皆由公侯伯推选，掌握五府机构运转的主要官员均为武臣，所以五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即为武臣势力在中枢的代表。
五府代表着武臣在国家当中所占有的地位，其品级高于六部，拥有参政权，可以统辖当时大明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也为朱元璋所认可，并定以为制。
然而，在众所周知的大肆杀戮功臣之后，五府的力量大为削弱。比如在胡惟庸之狱中被诛杀的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和吉安侯陆仲亨，就曾任大都督府同知、佥事。以及在蓝玉党案中被诛杀的蓝玉本人，以及鹤寿侯张翼、舶胪侯朱寿、定远侯王弼，都曾就任大都督府高级长官(同知、佥事)。
因此也可以说，朱元璋对武臣大加杀戮，背后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五府军权的掌控。
再然后，到了英宗土木之变，随着张辅之死，五府的势力在朝廷中枢几乎被一扫而空。而与此同时，中枢之中由文官所掌握的兵部从于谦设置团营起，重要性开始出现飞跃，就更加使得五府的地位一蹶不振。这两点本书前文有述，就不多说了。
但是，五府的衰落绝不仅仅只是由于其首脑人物被打压或者战死，其中还有更加深刻的内在因素，而这个内在因素才是眼下高务实关注的重点。
内在因素是什么？是卫所的衰落，是军户的逃亡、不堪一战。
按照高务实的理解，明代的以文制武政策固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削弱了五府的地位和权力，但是对于五府为代表的卫所军事体系来说，只能算是一种相对的外部作用，而其在内部的因素亦有深刻影响。
明初，“五府—都司—卫所”建立起来的卫所军制，在洪武至正统时期承担了最主要的军事职能，自朱元璋着手统一战争开始，至正统年间的屡次军事行动，无不由卫所军队为主力进行。
直到正统十四年，王振挟英宗出征瓦剌所统帅的五十万京军，仍然是以卫所军制为基础的。所以，在如此情况之下，作为卫所军队的主要领导机构，五府权力势必不容小觑。
然而土木之变以后，中枢决策核心便完全集中于以文官为主的内阁和以内臣为主司礼监之上，武臣对于国家政策的干预亦不复存在。
出现这种现象，除了皇帝使用以文制武的政策之外，一个主要的内部动因便是卫所制度的不断瓦解。卫所官军已逐渐不能担任国家作战的主力，从而被募兵制所取代，导致五府在此过程中丧失了权力基础。
为什么大明对于京营的改制从来没有停过，但却始终改不出个效果？原因也就在于此。
你五府掌握的直属卫所本身都已经糜烂不堪了，怎么指望从这些卫所里挑选出来的京营能有战斗力？
而且，朝廷还长期随意使用五府统帅的军户、工匠等来做事，尤其是京畿附近有什么工程，几乎都会使用到军户。这就让京畿卫所的战斗属性越发不明显，越发显得像是一支在编奴隶。
但现在就不同了。
第一个不同，是禁卫军彻底不要军户，而是直接向民间募兵，其做法与各地边将招揽武装家丁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禁卫军募集的兵马不属于将领本人。
第二个不同，是军户身份的“老京营”从此不问战事，专心专意负责屯垦等工作，实际上成了“后勤部”。
五军都督府成为单纯的“后勤部”，这还不算从本质上动摇了朱元璋定下的制度吗？
不过，高务实很清楚，他现在还只是刚刚对军制进行了初步的改动，这可不算完。
事实上，他对于这些京中勋贵谈不上很大的恶感，主要的观感是“怒其不争”，同时伴有一定的“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这个不必解释；哀其不幸，则是因为以文御武的确是时代潮流，哪怕到了高务实穿越前的那个时代也不例外。
但这不意味着五军都督府就活该是个摆设，它还是有必要发挥一些作用的——搞后勤也是发挥作用啊，总比一事无成好吧？
更何况随着热兵器时代即将到来，后勤的作用只会日渐提高，即便五军都督府“废物利用”之后也只能供一支禁卫军，但它的作用也会很明显。
高务实一直认为大明对武臣压制得太狠，但光凭他一个人空口白话并不能提高武臣的地位，只有逐渐恢复武臣的作用，他们的地位才会相应的提升。
试想一下，当一支能征善战的禁卫军是靠五军都督府养活的，这五军都督府还能被当做一个纯粹的摆设吗？
当然，五军都督府的改革只是现阶段的，以后在边军中也会有相应的变动，不过那都是将来的事了，高务实眼下的权限仅止于京营，当然是先做好手头的工作再说。
京营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和京华合作开采各类矿产，所赚的银钱按照高务实与朱应桢等人早前约定的比例开始供给禁卫军，禁卫军也因而逐渐稳定下来，在戚继光的主持下开始了新兵训练。
两个月后，已到年尾，戚继光在向高务实的汇报中表示，现在的禁卫军看起来总算像一支军队了。
言下之意，并非是说禁卫军已经“可堪一战”，大抵应该是指“可以一观”。
这个消息让高务实多少有些欣慰，花了这么大的工夫，踩钢丝一般的搞了这些改革，现在总算是有了点效果。他和戚继光商议，既然队列、纪律等问题基本搞定，那就尽快进入作战训练，争取到将来对图们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禁卫军已经可以拉出去见见仗。
戚继光便问高务实，朝廷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对图们出兵？他需要有个比较明确的时间，才方便对禁卫军的训练计划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但这个问题高务实偏偏回答不了。
高务实苦笑道：“南塘公，实不相瞒，对于什么时候能够出征察哈尔，目前真的的麻烦并不在于兵力、战力这些，而是在于户部什么时候能够凑出钱来。”
戚继光皱眉问道：“听说太仓都要见底了，如果指望户部攒够银子才开战……似乎有些碍难。”
高务实叹了口气，点头道：“谁说不是呢，可这也没有法子。”
戚继光有些意外，问道：“少司马点石成金，居然都说没有法子？”
“我倒是……”高务实张了张嘴，又摇了摇头，叹道：“我毕竟是兵部的堂上官，而不是户部的啊。再说眼下最大的问题，一是朝廷对于民间灾害的赈济开始关注起来，不光免赋减赋，而且还动辄拨银，以至于户部压力颇大；二是潞王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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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5章 潞王背后有太后
潞王那边？
戚继光听到“潞王”二字的第一反应就是“潞王又出什么妖蛾子了？”
高务实从他的脸色就看出了他的想法，但这次戚继光倒是误会了。
“这次倒不是潞王做了什么。”高务实笑着摇了摇头，道：“是有礼部的官员上疏，论及潞王早该之国，但却至今留在京师，未免于礼不合。因此，便向皇上询问潞王之国的具体时间。”
戚继光问道：“那皇上如何答复？”
高务实微微挑眉：“皇上当然没有立刻答复，不过据我所知，皇上拿着礼部的奏疏去请示慈圣太后了。”
“太后的意思是？”戚继光又问道。
“太后能有什么意思。”高务实摇摇头：“她自然是恨不得潞王干脆就别走了……”
戚继光眉头大皱：“这恐怕不成吧？”
“当然不成了，国朝的祖制摆在这儿，哪有藩王成年而不之国的道理？昔年朱高煦之祸是怎么生来，就算太后不知道，难道皇上也不知道？”
然而戚继光却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才叹息道：“皇上或许知道，但此前潞王大婚，皇上用了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余颗，珊瑚珍珠两万四千余颗，银十万两……合计一共花了九十多万两白银，这些事少司马你也是知道的。”
高务实轻轻闭眼，但没有回答。
戚继光又轻叹一声，道：“眼下潞王府也修得差不多了，据说光是修房子就又花了五六十多万两了？这还不算土地，毕竟土地是赐的……末将就是担心，这潞王迟迟不肯之国就藩，那他的王府只怕也会一直就这么修着，到时候还要花多少钱？”
高务实依旧闭着眼睛，但却回答道：“潞王府的预算是六十七万多两银子，不过这个数目肯定打不住，就算下头的人控制着修，最终竣工也肯定得超过七十万两……七十万若能打住，那也还算不错，我就怕皇上心里的底线恐怕还不止七十万，说不定还要再加十万。”
戚继光捏了捏拳头，压住气道：“这次滇缅一战，咱们也没花八十万两吧？”
那肯定没有。在高务实的操作之下，朝廷打这场仗实际上只是临时花了些钱，长期来看甚至还盈余了不少。
况且就算是临时花费的部分，也没有超过八十万两——准备的军饷倒是差不多这个数，但由于刘綎和邓子龙所部只开进到阿瓦城附近，南部和中部的主要战事是由黄芷汀率领的安南远征军完成，所以那笔饷银其实远没有花完。
高务实淡淡地道：“正儿八经花掉的部分，大概只有三十七万多两，后来犒赏什么的又花了一些，拢共就算四十万两好了。”
戚继光嘴角抽了抽，慨叹道：“如此一场灭国之战也不过花了四十万两，潞王修个王府倒要七八十万两之巨，这可……唉，末将心里似乎总有些话想说，仔细想想却又无从说起。”
高务实当然知道戚继光想说什么，这钱要是朝廷拿来养兵练兵，今年就……哦今年不行，现在已经入冬了，不适合出塞作战——但明年开春之后拿着这笔钱，只怕都够进军察罕浩特了。
“南塘公，有些事，你我都知道症结所在，但知道症结所在未必就能对症下药。这就好比我是一位郎中，我知道某人患疾，但那人若不肯请我医治，甚或觉得我只是在危言耸听，我总不能冲过去把他给绑了，然后强行给他医治，你说是么？”
道理自然是这个道理，戚继光也明白，所以他只是微微摇头：“倘若少司马都无从着手，那看来这件事是真的没有指望了。”
“君子思不出其位。”高务实说道：“我毕竟只是兵部侍郎，眼下能出力的地方也就是尽量把禁卫军的事办妥，待到朝廷能发动雷霆一击之时，禁卫军也能出关塞外，扬威于草原。”
戚继光点了点头，道：“末将自当尽力练兵，以期不负少司马之望。”
高务实道：“此非我一人之望，实朝野之众望。”然后顿了一顿：“刚才说到哪了？”
戚继光答道：“说到皇上去请示慈圣太后了。”
“哦，对。”高务实点点头，忽然笑了起来：“南塘公不妨猜猜看慈圣太后说了什么。”
戚继光摇头道：“少司马，这个末将可不敢乱猜。”
高务实便轻笑一声：“好吧，那我就直说了——慈圣太后说：‘藩王之国虽未限制年龄，但大抵是在大婚之后，这一点哀家是明白的。不过，之国就藩虽是祖制，但此前皇帝说把景王的产业转给潞王，不知道潞王现在拿到了没有？若是拿到了，那哀家没什么好说，当然同意潞王就藩。可要是没拿到……皇帝，你不会看着亲弟弟去卫辉喝西北风吧？”
戚继光一听，脸色立刻就变了，沉声道：“景王的产业现在还在朝廷手里？末将怎么听说……”
高务实淡淡地道：“景王的产业早就没了，都还籍给当地百姓了。”
戚继光愣住了，迟疑道：“此事慈圣太后可知晓？”
“若不知晓，她何必有此一问？”高务实撇撇嘴道：“若是我所料不差，这件事恐怕有人在背后给太后出主意。至于原因么，一是拖延潞王之国的时间，二是即便拖不下去，也可以使潞王财囊丰厚、满心欢喜的就藩。”
戚继光怔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却没有再说话。
其实关于潞王在历史上到底拿到多少赏赐的产业，高务实是仔细回忆过的，他甚至把整件事认认真真理了好几遍。
大明早年间是很少有给王府额外赏赐产业的，一切都按照朱元璋定下的标准来办，然而也就在明初，便已经渐开奏请和赏赐土地之例，只是数量不大且未成为定制。
宣德以后，由于靖难之役和高煦叛乱的经验教训，朝廷对宗室的防范政策越来越严，各藩护卫军和兵权相继被削夺，在政治上便基本上是“徒拥虚名坐靡厚禄”。
各亲王、郡王在政治上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作为，所以便转而向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扩置庄业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的朝廷也乐于给各王府优厚的禄赐，从而剥夺其政治上的权利，所以奏请之风渐盛，赏赐土地的数量亦逐渐加大。
在这样的形势下，早封王府利用特权以奏讨、纳献、侵占等手段兼并大量土地。后封诸王便在产业上向早封王府看齐，力图于就藩前后赶上或超过早封王府。
成化年间就藩的德、崇、吉、徽诸王请乞并得到钦准的土地数额已达数千顷，各王府兼并土地的步伐大大加快。
至嘉靖朝的景恭王朱载圳(就是和裕王时期的隆庆争宠的那位)，以世宗的宠爱，利用之国之机，以奏讨手段获得四万顷土地及大量的房租坑矿盐税。
不管当时的朝臣们如何反对抵制，嘉靖都没搭理，因此景王依然开了通过奏请大规模获得土地的先例。
眼下潞王乃是朱翊钧的唯一同母弟，朝野称之为“诸藩之首”，“诸藩观瞻”，论恩宠优渥，比景恭王朱载圳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务实记得，在原历史上潞王可不是现在就藩的，他在万历十七年时才正式就藩，同时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援景王之先例，奏请景王遗业。
朱翊钧对于潞王的奏请向来是有求必应的，这次当然也是如数准给，并令有关院、司、道、府从户部抄出原来景府庄田的数额转行各县，丈勘定界，议处应纳钱粮之数。
问题在于当初在景王之时，因奸民的混淆投献，徒张虚名，其名下产业之虚额己是甚大。时为黄陂知县的洪其道称：“先年景府奏讨，多有奸民投献，隐有民田在内。”
且从景藩国除至潞王之国，这中间已过去二十四年，原属景王的实数肯定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多。《明史》载：“已而景王之藩，病薨。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
景府的虚额原为四万顷，又于其国除后被徐阶“奏夺数万顷还之民”，说明基本上全部——或者至少是绝大部分都还给了原来的业主，或田归佃种者纳课当差。
比如黄陂县，于景王薨后“田归民间”，历史上的万历九年，通过丈量土地之后，已经“悉入版籍”。说明原景藩的土地已入国家版册，田归民间纳税当差。
因此当潞王奏讨景王遗业之时，“院、司、道、府准户部抄出景府庄田等各项数目，转行本县丈勘定界。”而该县“于摄源乡近株木岭查照部额采割租田六百零七顷”，遵照原景府收租龙票收租。
所以，潞王府庄田的拨勘工作实际上系执景府原来的虚额，按照户部档案的记载，于原有景府庄田的县份内无中生有地强行刮夺民业！此举引起了朝野的强烈抵制。
而乡民则“闻之色变”，集合绪绅会议上请府、县，请求改派或减免；府、县令则联名上请有司处理解决，在朝廷则有司反复题奏进行抵制。
万历十六年八月，户部在上疏的题覆中指出：欲把原来景府奏讨的原系民间佃种的纳粮地土“复归潞王府，恐上亏国课，下病民生。”要求将“其湖广湖地、河泊、州坑原系民产者仍还业主。”
但是，为了这个“诸藩观瞻”，朱翊钧不顾地方和部臣的反对，谕旨：“庄田准给，抚按官与丈勘立界，以便永远遵守。”并且还让“再查相应地土，不妨数外加给，副朕友爱同气至意。”
在具体的拨勘工作中，要把数十年的虚额变为实数，虽有明旨，仍非易事，困难和阻力仍然很大，不能顺利进行。
万历为此龙颜震怒，夺监、司以下官员俸禄，并波及到有关府县官吏，“如布政司左布政司王应乾、分守武昌道左参政赵钦汤等”及有关官员，均被停发俸禄。
在此压力下，被夺俸的有关大小臣工不得不“仰体皇上友爱周亲之意”，“清查备极苦心”，“在各官业已智尽力索，在地方见为竭泽而渔”的情况下，终于变景府的虚数为潞府的实数。
至万历二十一年，户部题：“潞府奏讨景府遗业，已经道、府查补派租明白，请开住俸官员俸。从之。”由此可知，拨勘工作最后使潞王和皇帝满意后，被停发工资的官员才重新开俸。
这样，从万历十六年八月潞王奏讨开始，至二十一年十月拨勘工作结束，共历时五年，潞王终于获得了四万顷土地和大量的房租、坑矿、盐税。
实际上，自明中期以后，投献之风愈来愈盛。早年景王之国时，投献的数量已相当惊人。
万历年间，投献之风更烈，以至在万历三十四年《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中还特别提出：“小民因差役苦累，将田产投进王府以希影射。……百姓不许私卖田产予王府，除以前置买者，姑听家人看守。如仍踵前弊，百姓着有司究惩，宗室长史启王戒谕铃束。”足见投献已为朝廷严重关切的问题。
而投献主要集中的目标是享有特权的王府。时为诸藩之首的潞府，纳献当不在少数。此外，各王府夺买和侵占民产之事史不绝书，于各王庄所在地方普遍存在。
《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中亦谓：“有等豪暴强宗，往往擅离封城，于各州县吞占田产，有司知而不问。”
而潞府庄田分布很广，与民田犬牙交错，奸陌相连，夺买、侵占民田之事也会经常发生。
胡仲澜在《王庄议》一疏中以黄陂县摄源乡为例说：潞府奏讨景王遗产，在该乡七十里之内刮得607顷田地，但“(潞府)佃户苦于租重，所争疆界七十里，不思七十里之内有民田数十顷亩。景府原额不过陆佰柒顷，岂得界七十里之多？在佃民多欲增田以减租，在百姓又不欲割地以重差。数年以来，此所以纷纷难定也。”
潞府的佃民尚依七十里之名争夺民产，何况潞王府呢？若无潞王府作后台，岂能因佃民争之而使有司数年不能处理解决？不过是胡仲澜只敢讲佃民，不敢讲潞府罢了。
由此可知，潞府夺买、侵占民产之事当亦不在少数。王毓铨说，“明代亲王获得庄田的途径不外这么几条：钦赐、奏讨、纳献、夺买、直接侵占。”综观潞王府庄田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也不外乎这么几条。其中以潞王奏讨，朱翊钧钦准的四万顷土地为主，其次当有一定数量的纳献和侵占。
这其中的弯弯道道如此之多，李太后一个从小就入王府侍候的女人哪里知道得那么清楚？所以高务实才说有人在背后给李太后出主意。
两人同时沉默了一会儿，戚继光终于还是忍不住了，问道：“太后背后那人，可是李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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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本书早期时便有朋友问潞王到底费了明朝多少钱，我当时表示后续会写到……嗯，这章算是基本答复了。
第036章 戚继光的彩虹屁
戚继光不愧是个早在外地为边帅时便于中枢埋有线报的武将，他居然能猜到在李太后背后出主意的人是李文进。高务实听了也不禁有些意外，光凭这政治眼光，戚继光就算做个文臣，恐怕也不会混得太差了。
当然，原历史上的戚继光就可以说是他同时代名将中，政治眼光最靠谱的一个，所谓俞龙戚虎北马南刘，可不是他混得最好？至于万历十年之后被调任广东，以至于郁郁而终的问题，那实在怪不得他的政治眼光——谁能知道张居正死得那么早？戚继光又不是李时珍，怎么可能有这个本事。
说起来，戚继光是高务实穿越以来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后世不怎么研究历史的人想起戚继光，脑子里大抵只有“抗击倭寇，民族英雄”八个字，但其实戚继光远不是如此“简单”的一个人，他十分复杂。
在高务实看来，土生土长于大明的戚继光，身上居然有着和自己这个穿越者类似的特质，这一点最有意思不过了。
抛开民族英雄这一条众所周知的情况不多说，戚继光这个人最“矛盾”的一点便是终身贪腐却又一世清廉。
这仿佛是个笑话，在历史与现实中似乎不应该又这样矛盾的人。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尤其是在大明这样有着各自扭曲祖制的体制下，要想做官、为将，如果从不贪污、受贿，还想要做成一番事业，那其实才是真不太可能的。
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个硬骨头的海瑞，这是大明树立起来的第一清官。按记载来看，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清官。但是除了海瑞之外，实在再难找到几个这样的清官了，况且海瑞虽然自己官做得不小，但到底算不算成就了一番事业，其实也很难定义。
而确实做成了一番事业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他肯定不属于清官这个行列，但是他确实又是清廉一生。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一书中这样评价戚继光：“戚继光——一个善于搞关系、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派的人。在无数史书中，戚继光是英勇无畏的化身，他能谋善断，所向无敌，这一切都是事实，但他也有另一面，比如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去拜码头，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一通，然后再认同族找祖宗，大家就算是兄弟了，但是依照他的工资，绝不可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花销，所以结论就是：戚继光是一个既收礼又行贿的人。”
虽然当年明月用了很通俗的说法来评价戚继光，而且也并没有真正拿出证据，只是“因为所以”了一番，但这个评价其实基本是属实的。
大明这样的体制，从来不是搞什么“高薪养廉”，它只能是“低薪养贪”，因为大明的官员俸禄十分低下。
你要是在大明为官，而且并不打算拿自家的钱来填坑的话，那么你不贪污、不受贿、甚至不接受各种孝敬，最后只有一种结果：不但不能维持官场的各种关系，甚至连养家糊口都会感觉困难。
在朝廷中枢为官，比如当初高务实在翰林院的时候那样，如果他不是曾经的小阁老、实学一派的未来之星，其实他倒也可以比较省钱。只不过，那也是建立在无须太多应酬的基础上，而实际上除了翰林院之外，大明很少有不需要太多应酬的官。
如戚继光这样的武将，倘若不贪污、不受贿、甚至不接受孝敬，别说手底下凑不出一支精兵来，甚至只能够像海瑞那样，不但自己成为一个叫化子式的官员，同时还要让自己一家人都过着叫化子式的生活。穷到了一年到头连一斤猪肉都买不起，偶尔买上一斤猪肉，竟然会成为轰动全城的新闻。
事实上，像海瑞这样的清官，只能够成为被朝廷大力表彰的人物，他的官场地位才能不被动摇。但是这样的人物从来只有特例，而不可能有什么普遍性，正如高拱最后把海瑞“高高挂起”一样——你只适合做个楷模，绝不适合真正使用。
大明的官场复杂险恶，之前已经解释过。在大明为官，如果没有派别支持、没有老师照顾、没有同年帮衬、没有足够的钱财来疏通人脉、打通关系，你还想做到官运亨通，安然无恙，能够保官保命，基本上不太可能。
因此戚继光早就丢掉了祖训，入乡随俗，到什么山便唱什么歌。既然进入了大明官场，也只好当贪官。
可是，戚继光确实不想贪污、不想受贿，因为他的确是一个有志向的人，正如他自己的诗中所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事实上也是如此。
戚继光一生历官无数，转战大半个大明，南到福建、广东、海南，北到蒙古、辽东、穷处、富地，他都待过；小将、大帅，他都做过。但是，他每离开一个地方，都是身无分文，净身而出，甚至也没有为自己的后代留下什么遗产。
由此可见，戚继光贪污也好、受贿也罢，但是基本上是左手进、右手出。到手的钱在一个地方离任之前会全部都花光、用光、送光，他不是要做守财奴，他贪污受贿来的钱，除了用来养兵之外，就是用来为自己的官场生涯架桥铺路了。
就好比高务实根本不缺钱，但戚继光从来没有在任何重要节日，包括高务实的生辰漏掉过哪怕一份礼物——即便他知道高务实的家底和为人，给高务实送的礼物可以不必在意礼物本身的价值，但他也从来不会少送一次。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看看他的上司，同为抗倭英雄的胡宗宪的命运就不难明白，官场关系十分复杂微妙，稍有不慎，不但官做不成，甚至脑袋也要搬家。
胡宗宪当年想要做官，想要做一番事业，几乎只有投靠严嵩父子一条路。而戚继光为了自己的前途，先是巴结自己的上官谭纶，在自己地位提升之后又靠上刚刚成为阁老的张居正，最后在张居正被高务实弄下台之后，又彻底投到了实学派门下。
倘若单以个人节操而言，戚继光是不符合中国历代称颂之标准的，他的为官风格也是风吹两边倒，谁强跟谁混，但高务实却非常理解他的做法。
因为高务实觉得戚继光和他自己一样，“只要我的志向没有改变，具体手段是可以商榷的，阶段性的妥协也并无不可”。
什么叫务实，这就是务实。天下间很多事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要不然原历史中怎么可能出现国本之争？皇帝都有许多事没法坚持本意，何况他们这些为臣子的。
也正是因为“本意”，高务实才没有对朱翊钧不断加恩潞王的做法过于计较，甚至没有特意去干涉。
为什么？因为朱翊钧这样不断的加恩，未见得是他的本意，他其实也只是因为皇帝加儿子加兄长这个三重身份，而不得不如此做。
做给母后看，做给天下人看。
谁让大明讲究以孝治天下，讲究兄友弟恭呢？他为什么在诏书中不断强调“副朕友爱同气至意”？原因便是：即便他这个皇帝，也怕天下人说他不孝。
在大明，没有人能承担“不孝”这个罪名，一旦被打上“不孝”的标签，任你有千般能耐、万种变化，等待你的都只能是被鄙夷、被嘲讽乃至被声讨。
杨巍被张四维请回朝廷为天官，主要是因为孝名动天下，所以他回朝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反对；王锡爵之所以此前被心学派内定接替潘晟，也主要是因为孝名动天下。
如今换到了朱翊钧身上，其实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他对潞王的恩宠，十有八九来自于他必须顺着李太后的意。这一点有个很明显的证据：原历史上李太后一死，潞王既惊又哀，没多久自己也病死了——他知道一旦没了母后的护佑，他的皇兄很可能就会改变态度。
所以高务实觉得，朱翊钧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是出于本意，他只是不得不作秀，哪怕作这个秀的成本很高昂，也没办法不做。
只要是吃政治这碗饭，天下谁人不作秀？不仅朱翊钧要做、戚继光要做，他高务实难道就能不做？
高务实淡淡地道：“李文进深知太后宠爱幼子，他自己又一贯是靠着太后才有如今风光的人，自然要顺着太后的意思，想方设法将潞王留下了。至于景王遗业，那便是他拿来堵塞天下人悠悠之口的工具。”
戚继光张了张嘴，似乎有话想说，但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沉默了下来。
高务实瞥了他一眼，问道：“南塘公想说什么？”
戚继光苦笑道：“末将只是担心，这潞王之国就藩的事不办下来，怕是朝廷始终没有对图们发起最后一击的本钱。”
高务实知道他这话还有保留，于是平静地道：“如果皇上非要凑足了景王遗业的实数给潞王，我看也不是办不下来，到时候终归还是能在咱们手里完成对图们最后一击的。”
戚继光苦笑道：“少司马刚过弱冠之年，自然是能等到那一天的，但末将的年纪却已不小了。若是以北马南刘两位大帅的情况来看，再过个三四年，末将怕是也该请辞本兼各职，回乡悠游林下去了。”
哦，原来你是担心这个。
高务实心里点了点头，暗道：这倒是很“戚继光”，他担心的是自己赶不上这场对北元最后的一仗。也是，他这样一个想要做大事业的人，怎么会甘心不在这样一场重要战争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只是潞王这件事……朱翊钧不大可能妥协啊。
或许是看见高务实似乎若有所思，戚继光燃起了一些希望，小声问道：“少司马历来一步三计，这些年来什么样的难事到了您手里就没有办不下来的，您看这件事……是不是也还有机会改变？”
高务实嘴角轻轻一抽，暗道：嗯，果然是戚继光本尊，这彩虹屁简直要把我吹上天了。
不过他的确不想拒绝戚继光，毕竟戚继光的出发点并不坏，而且他想在对图们的战争中表现一把本身也很合理——“西怀东制”这么多年，他一直让着李成梁在辽东大杀四方，自己却只能守着京师门户，换了谁也不甘心啊。
再说高务实自己也觉得应该赶紧让戚继光表现表现，因为现在李成梁看起来已经铁了心投靠申时行了，倘若戚继光再不表现一下，到时候可别一场仗打下来首功真的归了心学派，那我高某人岂不是也得坐蜡？
他终于有些坐不住了，站起身，踱起方步。戚继光从来不会失礼，也立刻起身，恭恭敬敬站在一旁，等着高务实想办法。
不知道过了多久，高务实才忽然站住，似乎是在对戚继光说话，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潞王之国不能成行的原因，看似是由于景王遗业拿不到手，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利益本身。”
戚继光刚才自己也在思考，一时没跟上高务实的思路，下意识道：“利益本身？”
“不错，利益本身。”高务实肯定地道：“其实潞王也好，太后也罢，真正关心的未必在于他拿到的是不是景王的遗业，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拿到的实惠不能少于景王遗业那个数。”
戚继光皱眉道：“可这不还是一样么，景王遗业已经还给了民间，现在朝廷拿不出来了，而要另给一个‘景王遗业’的财富，户部恐怕也照样抓瞎。”
高务实摇头道：“不然，这里头只要可以变通，那事情就还有希望改变。怕就怕皇上或者太后认死理，非要揪着景王遗业不松口，那才让人头疼。”
戚继光一听有希望，也懒得再问高务实其他了，直接问道：“少司马可是有了办法？”
高务实沉吟着道：“主意是有了一个，不过这法子恐怕又要‘开风气之先’了，不知道能不能说服太后与潞王母子……看来我得亲自与太后和潞王谈谈。”
戚继光立刻奉上彩虹屁：“有少司马出手，天下还有什么难事？末将这厢就先预祝少司马马到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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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提前剧透一点：潞王这件事不光是单一事件，还会引出宗室问题。
第037章 高忽悠再次上线
高务实现在身为外廷臣子，和当初做太子伴读以及观政的时候就不同了，想见已经交权给了皇帝的慈圣太后并不容易，因此第二日白天当值的时候他就派人联系了潞王那边，下值之后便去潞王府与朱翊鏐见面。
高务实对朱翊鏐本身倒也谈不上有什么恶感，毕竟他们两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偶尔见面又多半是朱翊钧也在场的情况下，自然都是“礼尚往来”的状态，双方都很客气。
反而朱翊鏐对高务实倒是观感不错，或许是因为朱翊钧夸得多的缘故，潞王殿下一直认为高务实乃是天下奇才，若不是肯定没戏，他还真希望高务实能做他的潞王府长史才好。
因为这样的心态，当高务实派人送来拜帖的时候，潞王殿下兴奋得一蹦三尺高，把王府上上下下的属官全叫了过来训话，让他们切实安排好晚上的接待。
王府属官都是些没背景的官儿，就像当初在裕王府当差的高拱和张居正一样，基本都是些边缘人物，潞王府中偶有一两个实学派和心学派的官员，也都是出于“为策万全”而安排进去的人物，但也同样是地位不高的那种。
这一堆边缘人物得知高宫保要来拜访，哪里还需要朱翊鏐啰嗦，一个个早就干劲十足了，就指望给高宫保留个好印象，将来要是有机会被他保举，一两句话之间就能让自己脱离王府这个火坑。
王府官地位一般，升迁又没戏，一贯不是官员们想去的地方，除非那种混吃等死型的官员，否则基本不会有主动想要做王府官的。
隆庆当年算是半个意外，高拱、张居正、陈以勤等人的水平倒是都不差，之所以说是“半个意外”，则是因为嘉靖帝虽然不肯立太子，但他心里其实还是有所准备的。嘉靖知道万一裕王或者景王将来继承大宝，身边熟知的官员却都是一群饭桶的话，那就没法玩了，这皇帝肯定被朝臣玩得团团转。
因此，不立太子归不立太子，但对裕王和景王的属官，嘉靖还是很费了些心思的。
但眼下的潞王则不同，他出阁读书的时候朱翊钧已经掌权了，而朱翊钧是他的哥哥，又不是老爸，当然不会考虑培养弟弟的政治水平，因此对于王府官的选拔就没太在意能力，考虑的都是所谓品行——换句话说，你们把朕这弟弟忽悠得老老实实的就行了，能力培养什么的那都不重要。
毕竟是靖难以后的王爷嘛，不需要什么能力，只需要乖乖的就好。
说起来，崇祯圣君之所以是历史上那般表现，很可能也和这一点有莫大的关系——瞧瞧他那治理水平就知道，各个方面都完全是被忽悠瘸了的表现。
隆庆帝当时的治政水平本身也一般，但架不住他有个好老师，而且自己也慢慢摸索到了一些关键，所以他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教导朱翊钧，大意就是说治理天下只要找准了对的人，让他们去搞就行，至于皇帝本人，只需要抓稳厂卫和军权就行了。
眼下的潞王没有好老师，一群可怜巴巴的王府属官只想巴结好高宫保，以求万一得到他的赏识，让自己能够脱离苦海，因此别的不说，对晚宴还是非常用心的。
潞王毕竟是“诸藩观瞻”，又有个疼他的母后，因此政治上虽然没什么发言权，但经济待遇比裕王当年就强了十倍还不止，搞个接待工作还是可以搞得有模有样的。
这一来，高务实赶到潞王府的时候就对王府的隆重其事有些意外。他看了看几乎是列队欢迎自己的王府属官们，又看了看明显搞了临时“大扫除”、只差没有张灯结彩的王府，心里慢慢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当着众人的面，高务实马上露出平易近人的笑容，把王府属官挨个夸奖了一番。似乎这批人比朝廷上当班当值的衮衮诸公都要能干一般，听得大伙儿眉开眼笑，就差抓耳挠腮了。
为了迎接高宫保的大驾，潞王殿下也很是费了些心思，甚至在征求了长史等人的意见之后，他居然大开中门，亲自恭候在王府的大门外迎接，把高务实吓了一大跳，忙不迭从轿子里下来连连自责。
嗯，这是没法子的事。潞王殿下可以礼贤下士，他高某人可不能顺着杆子往上爬，今天这会面本来就是公开的，他要是敢这么做，明天就要被人骂到臭大街。
为什么？因为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摆在那儿，亲王的尊崇“下天子一等”，远远高于各种朝臣。不管他朱翊鏐有权无权，至少这份尊崇是不能被无视的。
起码表面上不能。
两人客套了一番，朱翊鏐喜滋滋地亲自引着高务实入府，两人到了偏厅落座，王府长史等人也跟着伺候在一旁。
这是规矩，高务实知道，不过这规矩有点麻烦，因为高务实今天要找潞王说的事，在没有确定下来之前，最好不要流传出去。
“皇上常常在小王面前称赞高宫保忠满乾坤、才冠天下，小王一直希望能得到高宫保的教诲，不想今日终于得偿所愿，真教小王欢喜之至。”
高务实自然先谦虚了一番，然后才问道：“今日臣来拜见殿下，是想问一下景王遗业相关的问题，不知道殿下是否方便一叙？”
“哦，景王遗业的事呀。”朱翊鏐的政治经验果然不丰富，“表演水平”也不到位，高务实一眼就看出他目光闪动了一下。
不过朱翊鏐还是很快回答：“这件事小王了解得也不太多，不知道高宫保具体要问些什么？”
两人似乎都跳过了“景王遗业关你高务实屁事”这个问题。毕竟他虽然是戎政侍郎，但却有另一个身份：实学派的实际掌舵者。
也就是说，他今天问的话和表的态，不见得只是代表他个人来了解，很可能代表的是整个实学派官员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高务实不想多耽误，直接问道：“殿下可知道景王遗业具体有哪些、值多少，以及它能给殿下带来何等样的收益？”
朱翊鏐眼光中闪过一抹谨慎，小心地道：“这个嘛……户部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条陈来，小王并不是很清楚。”
这个答案高务实并不满意，追问道：“大概情况也不了解么？殿下，恕臣冒昧，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啊，这……”朱翊鏐稍稍迟疑了一下，看了长史一眼，可惜长史马上把目光垂下了，一点表示也没有。
朱翊鏐又看了看高务实，在他的目光之下，只好干咳一声，道：“呃……大致上，小王听说至少应该有四万顷良田？”
高务实心里一翻白眼：你特么在做梦呢？四万顷这个数的确天下皆知，可你说四万顷全是“良田”，莫不是把老子当白痴？
他呵呵一笑，淡淡地道：“臣带着诚意而来，希望殿下也以诚意待臣。”
朱翊鏐果然脸色一变。
高务实这话，说起来有些逾越了。
不过，高务实的厉害他是知道的，朱翊鏐还真有些怵他。因此他挤出一丝笑容，略显尴尬地道：“高宫保言重了，小王岂敢慢待高宫保的诚意？不过高宫保所问之事小王确实不是很清楚，不知道高宫保这边是不是有更详细的情况能够告知小王？”
高务实假意沉吟了一下，然后道：“具体的那些东西说起来也挺麻烦，要不然臣直接告诉殿下一个数目如何？”
“什么数目？”朱翊鏐问道。
“景王遗业即便全部实数，每年可以带给殿下的收益数额。”
朱翊鏐愕然道：“高宫保连这都知道？”
高务实淡淡地道：“殿下应该知道，京华还是挺擅长算账的。”
哦，京华……难怪。
朱翊鏐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理解了，然后沉吟道：“既然如此，便请高宫保见告。”
高务实道：“寻常年景之下，景王遗业按全部实数来计算，每年大概能给殿下带来五万三千四百二十七两银子的收益。”
朱翊鏐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呼吸都有些急促了：“这么多？”
谁知道高务实却没搭理他，而是继续道：“倘若这一年，遗业所处的各地皆是风调雨顺，则这个数目还能有些增长，其收益大概能上升到五万七千多两银子。”
接近六万两，而且是年收益，这的确很高了。因为景王遗业是以田产、矿产乃至于渔获等收益为主，肯定不能去和海贸比盈利能力。
此前一直都有说种田的收益其实非常差，通常一亩地买下来，单靠种田本身来“回本”的话，即便风调雨顺也要三十年以上，景王遗业一年能有将近六万两的年收入，的确已经非常了得，难怪朱翊鏐吃惊。
不过朱翊鏐还是吃惊得太早了些，因为高务实下面的话马上让他更吃惊了。
高务实叹息着，摇头道：“恕臣直言，景王这些产业看起来倒是庞大，不过盈利水平实在太差了，若是臣名下有这么些产业的话，肯定要想方设法趁早脱手卖掉。”
朱翊鏐整个呆住了，愣了好半晌才问道：“这……这是为何？一年五六万两银子还算盈利太差？”
“当然，太差了。”高务实一脸惋惜地道：“景王这些产业，若算全是实数，那它的总价值大概能有一百六十万两银子……殿下，一百六十万两的本钱，一年居然只能赚不到六万两？啧啧。”
高务实轻哼一声，一脸鄙夷地道：“京华下属的各大掌柜、主管，无论是哪一行哪一业，如果臣给了他们一百六十万两的本钱，他却只能给臣每年六万两的收益，哈……第二年他就别想再吃京华的饭了。”
朱翊钧吃惊地道：“啊，这，这不是已经赚了不少了吗？”
高务实摇头道：“三十年才能回本的买卖，也叫赚了不少？殿下，恕臣狂妄，若是京华用这样的速度赚钱，您觉得今日之京华，能有多大的规模？一个京华香皂厂恐怕就要打住了吧？”
呃……好像也是这个道理？京华香皂厂早年的投入好像只有几千两，现在也就搞了十几年而已，按照这个盈利速度来说，它现在能有几万两的规模就不错了啊。
可实际上呢？京华香皂厂的分红他是有些了解的，按照那些勋贵们的说法来算，整个香皂厂每年的盈利好像都应该超过十万两了啊！
超过十万两……
朱翊鏐忽然眼睛都红了，一个京华香皂厂居然比本王将来的产业还要赚钱？这世道到底怎么了啊？本王不是诸藩之首吗？不是诸藩观瞻吗？怎么本王会这么穷？
高务实仿佛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此时恰好又说话了：“哦，对了，京华香皂厂现在的总本，大概也就值个四十万两左右，最多不会超过四十五万两——臣是指如果变卖的话。”
朱翊鏐立刻瞪大了眼睛：“不会吧？京华香皂厂这么便宜？”
高务实呵呵笑了起来，道：“这是按总本的价值来算，但并不代表臣会卖它呀。”他顿了一顿，解释道：“总本是总本，盈利是盈利。殿下，正因为香皂厂总本不高但盈利颇佳，所以臣才不可能卖它，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啊，那当然，这样一只下金蛋的鸡，傻子才会卖掉嘛。
朱翊鏐连连点头。
高务实笑道：“所以啊殿下，这么一对比来看，景王遗业一百六十万两左右的总本，一年居然只能赚五六万两——就按六万两算，它不也是个没用的？要换了是臣，早就直接变现，拿这钱去做其他事了，干点什么不比这个来钱？”
“是是是。”朱翊鏐连连点头：“这玩意来钱真是太慢了……诶等等，不对不对。”
高务实问道：“怎么不对？”
朱翊鏐很没形象的挠了挠头，皱着眉头道：“一百六十万两拿在你高宫保的手里当然能赚大钱，可……这个，这个……小王却不会啊。”
高务实哈哈一笑：“殿下，您觉得您不会这些，可这很重要吗？您想想看，成国公、英国公他们，难道就很会这些吗？”
朱翊鏐愣住了，迟疑道：“哦？也是啊，他们应该也不会啊……”
没错，大家都不会啊，可凭什么你们不会做生意也能赚钱，到了本王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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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8章 不是为了忽悠
潞王殿下心里很是吃味。
在他看来，这些勋贵们和他其实差不多，都是光挂名不办事的主，凭什么他们可以加入那个北洋海贸同盟，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本王就只能靠着那盈利极差的景王遗业度日？
何况这景王遗业水分极大，自己能不能拿到实数还不好说，母后虽然私底下已经答应了自己，可毕竟眼下这个大明，真正当家的已经是皇兄了。
皇兄要是好说话也就罢了，万一不好说话，或者不想为自己顶下外廷的压力，那自己岂不是一年五六万两都拿不到？
我这也叫诸藩观瞻？观瞻现在的王爷们有多穷困潦倒吗？
眼看着潞王殿下的脸色越来越差，高务实知道火候差不多了，不过这下面的话最好还是不要由自己先开口，得等潞王主动提及才合适。
于是他装作口渴的模样轻轻咳嗽一声，端起桌上的茶盏，举止优雅地拿着杯盖轻拭了两下根本不存在的茶沫，施施然小饮一口。
这个举动没有惊醒正在出神的潞王殿下，却惊动了潞王府长史。这长史生怕怠慢了高务实，一见这个动作，马上小声问道：“高宫保，茶汤可凉了？”
高务实有些无语，你好歹也是王府属官之首，曾经身登金榜的正儿八经文臣，怎么这话问得像是要亲自来给我斟茶似的？就算你好意思来斟，我也得好意思接啊。
高务实刚刚微笑摆手，还没来得及客气，潞王殿下倒是被他的长史这话给惊醒了，忽然问道：“高宫保，你刚才的话虽然很有道理，但本王突然想到一个麻烦。”
咦？这位殿下的水平看来比我想象中倒要高那么一点点，居然没有马上向我问计？
“殿下有什么麻烦，不妨说来听听。”
潞王便长叹一声，道：“高宫保虽然点石成金，但且不说小王并无高宫保这般能耐，即便是高宫保愿意指点小王一二，可那也得小王有了本钱才能成事。眼下这景王遗业，户部方面连个条陈都拿不出来，要想全数到位还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了，小王即便再如何心动，却也无能为力呀！”
高务实听了这话，心里不禁冷哼一声，暗道：这小子还没之国就藩便已经如此贪婪了，难怪后来他的陵寝规格严重超标。嘿，我既然亲自来见你，又说了这么一番话，当然是不想你拿到这些景王遗业，给当地百姓造成伤害，也给当地官员造成麻烦，你居然还心心念念要把景王遗业拿到手再说？
你莫不是还想先拿了景王遗业垫底，然后再慢慢投钱进来搭我京华的顺风车？想得倒美。
高务实摇头道：“舍得，舍得，天下之事，必先有所舍，而后有所得。景王遗业名动天下，世上之人皆知其庞大，却少有人知晓他的收益并不突出。如今殿下必欲先取景王遗业，臣以为此乃因小失大之举，实非智者所为。”
高务实不等朱翊鏐发问，继续道：“”臣如此说，殿下或许不以为然，不过无妨，请殿下听臣细细道来。”
朱翊鏐对高务实刚才的这番话的确不以为然，但他不敢对高务实这个人不以为然，因此还是点头正色道：“愿闻宫保高论。”
高务实也不客气，颔首道：“既然天下人都知道景王遗业十分庞大，一旦殿下追讨且要实数，则天下人必视殿下为豪富。如此一来，将来殿下想要再做些什么，便要承受无尽的窥视，所有人都会注意着殿下的一举一动。但凡其中稍有不慎，殿下只怕就要上受朝廷斥责，下遭民间议论……”
潞王的脸色并无太多变化，看来他并不怕这个。
高务实也不意外，只是轻声道：“或许殿下认为，有太后和皇上庇护，这些斥责也好、议论也罢，对殿下而言都不算什么。可是殿下当知天数无穷，而人寿有尽，太后能护佑殿下多久呢？十年、二十年，亦或三十年、四十年？”
朱翊鏐一脸震惊地看着高务实，竟然有些说不出话来了。
这样的话你都敢说？
那位长史更是听得恨不能自己把耳朵割下来才好——我为什么在这里？这是我该听的吗？
但高务实的神情看起来却越发地诚恳了，他叹息道：“此言本非人臣当发，然昔日先帝命臣为太子伴读时曾有叮嘱，‘小高卿家今后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如今先帝言犹在耳，臣不敢不直言正谏，以忠先帝之托也，望殿下海涵。”
先帝说过什么话是有起居注可以查的，既然高务实敢说，朱翊鏐当然不会怀疑。而“先帝”二字摆出来，他当然也没什么好说了，只能点头表示理解。
不过，高务实的话对他震动的确很大。
以朱翊鏐这个年纪，还不会考虑到母后也会有去世的那一天的，这和几百年后的人没什么两样，更何况他母后身体挺好，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大毛病，他就更没有往这个角度思考过。
但现在高务实却直截了当地把这话说了出来，意思简单之极：你是靠着母后庇护才有现在的“无可畏惧”，但你母后毕竟比你年长二十多岁，她终究是会去世的，到时候你要靠谁呢？
靠你皇兄么？理论上当然是这样，可是论真心疼爱，皇兄真的比得上母后吗？
这根本不必求证，朱翊鏐当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诛心一点想，要是皇兄终身无子，他对自己的态度可能会比较好，但那也不是真正可以比拟母后的疼爱，那只是没法子罢了。何况皇兄是有子的，那在他眼里，自己这个弟弟究竟算什么？
自己若老实一些，那就是诸藩观瞻，倘若要是不老实……嘿嘿。
朱翊鏐深吸一口气，脸色开始显得纠结起来，好半晌才道：“小王现在相信高宫保今日的确是带着诚意而来的了，不过高宫保方才说，有舍才有得……若是小王理解得不错，高宫保是想劝小王放弃景王遗业吧？可这景王遗业若舍了，小王究竟能得到什么？”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高务实平静地道：“殿下若能放弃景王遗业，天下称贤那是一定的，但这还不是全部。除了这一条之外，既然天下人皆知殿下放弃了景王遗业，那么殿下通过其他途径赚些银子，岂不是也理所应当？”
潞王皱眉道：“道理自然是这个道理，可这不就绕回来了么？没有景王遗业，小王拿什么去赚银子？”
高务实轻笑一声：“拿眼光，靠先机。”
潞王疑惑道：“未知高宫保所指为何？小王出阁读书时日未久，见识浅薄，还请高宫保说得详细些。”
高务实早有准备，从怀里摸出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从信封里拿出几张纸，选了其中一张递给朱翊鏐，道：“殿下可以和皇上说，为免使民间免于滋扰，殿下的封地虽然不变，但景王遗业却不要了，只拿来换这幅图上标注的那个岛便是。”
谁知道朱翊鏐看了半晌也没看出高务实地图上画的是哪，只好向自己的长史请问。
那长史看了一会儿，也有些诧异，不过还是回答道：“从此图上看，这岛似乎是在广东，而且离珠江口不远。”
高务实笑起来，点头道：“不错，此岛为广东新安县所辖。”
“还不到一个县？”潞王瞪大眼睛看着高务实，不可置信地问道：“高宫保劝小王拿景王遗业换这区区一个小岛为食地？宫保，就算这地方是个渔场，小王将来远在河南卫辉，只怕也吃不到这里的新鲜海鱼。”
这话显然已经带了气，甚至都快要压不住了。
但高务实却一点也不慌忙，而是一脸正经地道：“不错，只要殿下能劝皇上以此岛来交换景王遗业，最迟三年之后，殿下的年收益至少也该在十万两以上。”
“什么？”朱翊鏐震惊万分：“高宫保不是在说笑吧？这小岛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用处大了，这个小岛在后世可是厉害得很呢。
这座小岛在隋唐和隋唐以前的发展比较一般，直到宋元时期，内地人口大量迁至，这才促使当地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其地在元朝时属江西行省，元朝时，在此岛西南的屯门和广州的外港的屯门设了巡检司，长期驻军，防止海盗入侵，拱卫广州地区。
万历年间，从东莞县划出部分地方成立新安县，具体来说，此岛自此由万历元起开始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的。
这座岛屿的名字在后世几乎无人不知：香港是也。
不过在原历史上，英国占领香港前，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荒岛，岛上南部的赤柱、大潭笃和石排湾，东部的阿公岩、水井湾等，只有一些渔民居住。其他黄泥涌、灯第洲、七姊妹等几处，则有一些小村湾，当时岛上的居民只有约3000人。
但英国人当时看中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所以一直着力于从鞑清手中夺取。
大明时期，香港岛上的人口也不多，同样是一个荒凉的渔村小岛。但是和英国人在原历史上的情况一样，高务实也看中了香港。
英国人当时是怎么看中香港的？当时世界已经进入了殖民时代，大英帝国在全球许多地方已建立起了殖民地。不过，此时英国还是一个商人国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进行周密的成本核算，仍然是以考虑成本和收益作为制定对外战略决策的出发点。
究竟是将这个地方变为殖民地，还是保持其原样；是由英国人来直接统治，还是扶植本地代理人，思考这些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成本如何。
所以，当一些地方没有多少人口，缺乏完备的社会组织或政府机关时，英国人可能就会直接占领此地作为殖民地。如果当地有首领——哪怕只是个土酋长，英国也会利用一下这些首领，然后一步步地使这一地方殖民化。
英国人明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完全摧毁其国家机器，进而建立起一个新殖民政府的代价太高，不是它的利益所在。
英国人也承认自己就是商人政府，它当时跟鞑清交战只是先迫使鞑清开放市场。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英国把中国拖入其世界体系的第一步。
英国之所以迫使鞑清割让香港，也是出于此种目的，当年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也是想谋求一块地方作为其商业据点。
马戛尔尼的理由很简单，当年大明给了葡萄牙人一个澳门作为据点，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们英国人一个呢？当时英国人考虑了宁波，考虑了舟山，最后选定了香港。
但高务实本来就有广州私港，他为何也要把香港弄进京华私港链中来呢？
这事和上次黄芷汀与那位西班牙的阿尔法罗会长有关。简单的说，实际上是高务实答应了西班牙人，在大明取代葡萄牙的地位，然而实际上高务实并不打算直接把葡萄牙排挤出去，他希望平衡一下“两牙”的实力，让他们保持竞争——即便现在两牙处于共君联邦关系，但由于各有各的政府，高务实依然可以从中利用。
甚至还可以悄悄挑动他们的矛盾。
因此高务实打算把香港作为西班牙人的落脚点，只是不能用租借之类影响主权的方式，而是必须限定在商业租用上——比如说租给西班牙人一些港区土地，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卸货以方便和广州港交易。
这里要说明一点，按照大明的规矩，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将来的西班牙人，他们都是不允许主动去广州港的，只能由广州港的大明商人去和他们接洽——总之就是他们的船和人不能入大明内地，要交易只能大明主动，因此他们才需要一个离内地很近的落脚点。
高务实看中香港的也正是这里，将香港岛介绍给朱翊鏐的原因也在于此。
朱翊鏐拿到香港岛，只要和西班牙人的贸易顺利开展，别的都不说了，光是收租就肯定比景王遗业的利润要高。
舍得舍得，这就是得。
即便将来西班牙人依旧可能衰落，但香港的地理位置摆在这里，区位优势足够明显，今后哪怕不做西班牙人的生意，自然也还有荷兰人、英国人来代替。
这是一笔绝不会亏本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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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9章 李文进的指点
高务实从潞王府离开之后，潞王殿下就彻底坐不住了。他在书房转了好些圈儿，感觉还是拿不定不主意，于是干脆把自己的几位老师都请了过来，向他们请教高宫保提供的这个建议，看看究竟可不可行。
给潞王殿下配备的先生们学问自然也是不错的，然而术业有专攻，要说理财这样的事……题目就有些超纲了。
不过那没有关系，先生们都是做题高手，转移文章重点这种事他们还是很擅长的，因此从左右长史到正副审理，都没有在潞王最关心的赚钱上下功夫，而是仔细为潞王殿下分析“让出景王遗业”在名声上的好处。
只不过，他们分析来分析去，也无非就是认为让出景王遗业可以使潞王殿下得到一个大明贤王的头衔，可偏偏潞王殿下对贤王不贤王的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高务实提到的“得”。
那个小破岛将来真的会变成一个聚宝盆？
潞王殿下实在看不出来，也着实没有什么信心。
如果非要说有，那还不如说他对高务实的眼光和对京华的能力有信心。
高务实点石成金的名头不是开玩笑的，十几年来还没有失手的时候，换了谁对他在生意上的提议都不得不仔细思考一番，哪怕他的建议听起来完全就是天荒夜谈一样，那也不能例外。
人的名，树的影。什么叫名头？这就叫名头。
就好比在后世的时候，哪怕高务实完全不能理解时间这玩意儿怎么还能倒流，但爱因斯坦说了可以，他就不得不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水平差太远，所以才不能理解，而不是回头去怀疑爱因斯坦胡说八道。
反权威也得有个基础，有些人在某些方面的权威已经高到接近神话的程度，这就很难让人有胆量去反了——你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水平差人家三万英尺，怎么好意思没搞明白就先反对了再说？
潞王现在的心态大抵便是如此，他实在看不出那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破岛有什么“钱途”，但他又不敢随意质疑高务实的说法，而现在几位先生们又一个个顾左右而言他，这简直让他抓狂。
终于等到先生们都说完了，潞王松了口气，道：“诸位先生的意思本王都了解了，此事今天便先议到这儿吧，诸位先生们且去休息，本王也要再好好想想。”
等他们一走，朱翊鏐就立刻站起身来，悄悄叫人过来附耳说了一通话，然后便在王府翻箱倒柜，想找一找广东的堪舆图。
可惜堪舆图这东西在“封建时代”不是大众读物，除了京华内部有不少打着“商道图”旗号的堪舆图之外，一般人是不敢收藏这种东西的，乃至于潞王这座在京的府邸里也没有。
找了半天没找到，朱翊鏐也就放弃了，干脆盯着沙漏等消息。
过了一会儿，之前那人回来了，还带回来另一个身着宦官服色的人。
对于一位还没有之国就藩的王爷而言，朱翊鏐应该是可以把任何宦官视作家奴的，然而这位来者显然是个例外，因为朱翊鏐一看见他便起身迎了过去，甚至还主动打了招呼。
“幺舅来得正好，本王想立刻进宫一趟，但眼下宫门早就关了……只好劳烦幺舅帮忙。”
原来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太后的幼弟李文进。
前文曾经说过，像李文进这样的大宦官并不一定要住在宫里，他们几乎都有外宅，李文进这种搂钱上瘾的人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刚才朱翊鏐便派人去他的外宅请他过来帮忙了。
大明的宫禁规矩一贯很严，朱翊鏐虽然没有之国就藩，但因为已经大婚并且出阁读书，原则上来说就已经不能随意去皇宫了，更何况现在还是宫门早已落锁的大晚上。朱翊鏐虽然得宠，却也不敢拿宫禁这种事开玩笑。
要知道，大明朝廷为了保卫宫廷的安全，皇城内外警卫林立，门禁森严，光是皇城的守卫就由旗手、金吾、羽林等二十个卫来担负。
皇城内每日轮值都督及带刀、千百户各有一人，领申字十七号令牌于内值宿及点各门军士。后更定都督府，改令五府佥书侯、伯，每夜一人轮值。内皇城左右设坐更将军百人，每更二十人轮流值更。四门设走更官八人，交互往来巡逻检查，每更持印官员在巡检簿上加盖印章。
换句话说，只要他潞王殿下这个时间出现在宫门附近，明天一早消息就能传遍整个京师，这些侯、伯勋贵们哪有可能保密？即便他们自己不说，身边的人也保密不了。
那么悄悄溜进去呢？嗯……这是做梦，守卫皇宫的人员素质可能是比国初下降了很多，但宫城守备的制度可没有作废。
宫城城墙与筒子河之间四周设有四十个警卫值班室，每室有十名军士日夜守卫，四周有二十八个铜铃，作为警戒信号。每添初更，从阙右门外第一个值班室发铜铃，值勤士兵手摇铜铃传到第二个值班室，一直接力传递到阙左门外第一个值班室为止，第二天一早再将铜铃传至阙右门第一个值班室重复发铃传递。
而皇城外四周还设有七十二个警卫值班室，每室也是由十名士兵守卫，设七十八个铜铃，每天夜间从长安右门第一个值班室发铜铃，一直传递到长安左门止。除此之外，宫城四周每夜还要派游动巡检官检查士兵值勤情况。
这个制度的来历，应该是肇始于永乐十七年二月，当时成祖朱棣命工部铸造皇城四门铜符和夜巡铜牌，同年三月又铸宫城夜巡铜牌。那皇城铜符上分别铸“承”、“东”、“西”、“北”等字，各代表其城门名。夜间巡检官持左半，守卫者持右半，守官遇到巡官来检查时，铜符相符而从事。
这些严格的警卫规章制度规定：值勤时不许顶替，不得擅离职守，不得拨散队伍，不得过问官员军民奏事，不得索要财物等。眼下的执行情况可能比不上成祖时期了，但毕竟框架还在，没有铜符在手，溜进去是不可能的。
不但皇宫外戒备深严，就是皇宫内也是重兵重重。在高务实搞出禁卫军之前，担负皇帝贴身侍卫的有锦衣卫大汉将军一千五百零七人，府军前卫带刀官四十人，红盔将军两千五百人，把总指挥十六人，明甲将军五百零二人，把总指挥两人，大汉将军八人，五军营叉刀围子手三千人，把总指挥八人，勋卫散骑舍人无定员，旗手等卫带刀官一百八十人，总共有八千三百多人。
当时设有侍卫官六人统领，其中一人管大汉将军及散骑舍人、府军前卫带刀者；一人管五军营叉刀围子手；四人管三千(神枢)营红盔、明甲将军。
侍卫官刚才已经说过，是由公、侯、伯、驸马都尉等勋戚担任。平日里当值将军共有数百人，朝夕分别候等在午门外，夜间则司更。五军营叉刀围子手全部在皇城值宿。掌侍卫官实行轮班制，每日一个，掌锦衣卫大汉将军和叉刀手，每日都要值班。宫廷如举行重大活动时，侍卫亲军便按定制部署警卫。
而在高务实此次进行了京营改革之后，禁卫军成为了京营唯一的野战力量，而生产建设兵团则负责后勤等事，如此一来皇宫的护卫就显得尴尬起来。
最后经过与勋贵们的商议，以及向朱翊钧请示，便搞出了另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宫禁制度，即原先负责宫禁的这些人员继续留任，后续缺员依旧从京营各卫所中选拔，但这些人在“上岗”之前需要去禁卫军的京北大营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特训，以免京营改为生产建设兵团之后选拔的人根本连刀都不会用。
当然，由于禁卫军的改革本身也就刚刚开了个头，所以这些守卫现在都还没有换，依然是原先那批人。
不过规矩虽然严格，但任何规矩执行两百年之后，都肯定会出现松动甚至变形，宫禁规矩当然也是如此，因此潞王虽然自己不敢去大晚上跑去闯宫，但并非没有办法可想，比如请李文进带他进去，那就没关系了。
李文进的特殊性毋庸多言，他不仅是宦官，还是太后的亲弟弟、皇帝的亲舅舅，而且众所周知的是，他平时除了慈宁宫之外，也根本不去其他地方掺和。他既然晚上进宫，肯定是去慈宁宫见慈圣太后，因此他就算带着朱翊鏐进去，旁人也只会认为是太后相召潞王，这就当然没事了。
不得不说，李文进这厮虽然贪钱，但他作为没有生育能力的舅舅，其对姐姐李太后的儿女还是很好的。朱翊鏐这大晚上要进宫，李文进直接就答应了，带着外甥上了自己的马车，一路往皇宫而去。
在路上，他才问起朱翊鏐夜间进宫的原因，朱翊鏐对他很是信任，直接便把高务实刚才和他说起的事转述给李文进听，并且顺便问起李文进对这件事的看法。
原本朱翊鏐以为这样一个难题，幺舅听了也应该要很纠结、很慎重才对，谁知道李文进的反应快到让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李文进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这还有什么好想的？高求真如果认为能赚钱，那就肯定是能赚钱，这是不必有任何怀疑的事。”
朱翊鏐愣了一愣，刚要提醒他那“小破岛”只有几千人口，谁知道李文进的话却还没说完。
只听李文进又接着道：“唯一要搞清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高求真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意思是说，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太好的后果。”
朱翊鏐愕然道：“幺舅此言何意？”
李文进看着自己这个外甥，微微摇头道：“论做买卖，这天底下下没有人能和高求真相提并论，尤其是他的眼光，那更是无人可及，这一点想必你也应该是同意的。
但你要知道，高求真其实并不把做买卖这些事看得多么重要。纵观他这些年来的行事风格就能发现。他做买卖恐怕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家经世实学的理论，对大明天下的确有所助益。”
朱翊鏐迟疑道：“那这……”
“这就是关键了。”李文进思索着道：“他让你辞了景王遗业，然后给你指点了一条赚钱的康庄大道，这对你来说看来是很有好处的，可对他却有什么好处？或者说，他要如何证明这对大明有好处？”
朱翊鏐皱眉道：“无非是户部现在的那些说辞罢了，什么景王遗业之中虚数太多，一一追讨会惹出民怨之类……哼。”
李文进一翻白眼：“高求真现在是户部尚书吗？”
“呃，不是，他是戎政侍郎啊。”朱翊鏐显然没明白舅舅的意思。
“既然他不是户部尚书，户部的麻烦关他屁事？你不会以为沈鲤是实学派的人，他高求真就得事事帮忙吧？我听说前次禁卫军的军饷问题，沈鲤可也谈不上如何帮他了。”
朱翊鏐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才道：“可毕竟他才是实学宗门之后，是高文正公的亲侄儿啊，沈鲤可以不管不顾，他总不能丝毫不顾及团结吧？”
李文进轻哼一声：“殿下还是太年轻了，有个道理你要明白：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就算沈鲤解决不好景王遗业的事，高求真现在也没必要伸手帮忙——等沈鲤真的办砸了差事，他高求真再出手不好么？到时候沈鲤是不是应该更加感恩戴德一些？他高求真的地位是不是就更加稳固了？”
咦？好像是这个道理啊。
朱翊鏐不禁挠了挠头。
李文进见了，知道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说法，这才沉吟着道：“所以我才说，现在最关键的是高求真想要什么——那个什么小岛既然现在荒凉得很，而两广总督张任又是高求真的老同僚，那他如果想买下这个岛，我看应该容易之极。这种情况下，他偏偏要拉上你去发财……凭什么啊？”
朱翊鏐心里有些不服：这叫什么话？我是潞王啊，我是太后最宠爱的儿子、皇帝的同母胞弟，是诸藩之首、诸藩观瞻啊！
但李文进显然没在意他的神色，而是微微眯起眼睛，忽然说道：“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需要殿下你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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