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京师大局
不同于前次回乡在路上的各种装低调，这一次高务实是护送高拱灵柩回乡，沿途大张旗鼓不说，遇到有地方官绅拜会，他也都笑吟吟地一一接见，哪怕对方搞界迎，他也都很淡定地接受了。
倒不是说高务实飘了，而是这次回乡的情况和上次不同，现在高拱去世了，他也辞官了，根本不怕有人弹劾——有本事你说我是因为我那便宜老爹的原因才被人这么高抬高捧的。
这可真是无官一身轻呐。
而且，沿途官绅的拜访，对他而言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某些人不要产生误判，以为高拱不在了，他们就可以随便搞事情了——虎死不倒威，高拱死了，可不代表高党就死了。
高务实离京之前，根据两宫太后和皇帝的上谕，内阁已经完成了调整，其实也就是所有人向前挪一步，只有一个例外。
郭朴从次辅位进首辅，即中极殿大学士；吕调阳刚位进次辅，就以病请辞，致仕回籍；张四维于是位进次辅，即建极殿大学士；马自强由文渊阁大学士进武英殿大学士；申时行由东阁大学士进文渊阁大学士。
内阁六个正式的大学士名额，现在占了四个，还空着两个，排名第三的武英殿大学士和排名第六的东阁大学士空缺。
此前吕调阳的入阁，有一点妥协的意味，因为他也是心学门人。当时张居正倒台之后，朝中心学大臣们比较紧张，虽然张居正与高拱此前一直关系密切不假，但他怎么说也还是徐阶的弟子，心学门人在高拱当政时，勉勉强强能够捏着鼻子跟张居正。
张居正一倒，这些人都比较惊惶，所以为了大局稳定考虑，高拱便举荐了吕调阳入阁补上一个位置。吕调阳虽然是心学永康派大佬程文德的弟子，但至少比较清廉耿直，历史上他在张居正当政之时，还顶住压力没让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取得进士，风骨还是有的。
不过吕调阳年纪不小，早前几次就已经提出过请辞，这次高拱去世，他不知是从什么方面考虑，更是非常坚决的请辞，朱翊钧在与郭朴商议之后，又请示了两宫太后，最终批准了。
张四维则是在万历三年入的阁，其实在吕调阳入阁之后，高拱就有意举荐张四维入阁，但张四维那几年身体一直有些时好时坏，到了万历二年的下半年才算大好，于是拖到万历三年才总算晋了礼部尚书，加东阁大学士入阁。
张四维当然是铁杆高党，而且还是核心成员，而马自强也差不多。马自强是陕西人，家里也是大商人出身，张四维、王崇古、马自强三家家族基本控制着北方盐业的至少半壁江山，他如果不是和张四维同一阵营，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他也是个高党。
另外，马自强的幼子马慥与高务实也算交情匪浅，当年穆宗挑选太子伴读的时候他俩就认识了，后来俺答封贡之后，高务实扩大京华商队的贸易网络，开始往陕西、甘肃发展，作为地头蛇的马家在其中也出了不少力，马慥甚至亲自赶回陕西坐镇帮忙，所以马自强不仅是高党，甚至到了万历时代，已经可以算是核心成员了。
只不过马自强年纪也不小，和高拱同龄，今年六十五了，而且从平时的身体状况来看其实还不如高拱，历史上他也是死在万历六年，只是高务实记不清月份而已。
高务实离京之前和郭朴商议过马自强的身体状况这件事，对于万一马自强也去世的话，高党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给过一点建议。
现在略有点麻烦的是申时行。申时行也是心学门人，但高拱仍然在今年三月引荐他入阁了，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吕调阳身体不佳，隔三差五要上疏告假，心学门人都很担心吕调阳随时要死——其实这位虽然多病，但历史上他致仕之后仍然活了两年——所以很希望能有一位年轻的心学派大臣入阁。
二是申时行在朱翊钧做太子的时候，就是“同知太子经筵事”，算是高拱和朱希忠名义上的副手、实际上太子经筵的主管官，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朱翊钧的老师。现在学生当皇帝都六七年了，他这个老师资历着实也混够了，的确是该入阁了。
这样一来，大明的内阁四辅臣，现在有三个实学派的，都可以算高党大佬，一个心学派的申时行充作凤尾。
不过申时行此人虽然是个心学门人，但却不好把他简单的化为高党的对立派，因为他本身是个性格比较温和的人，政治立场也不是格外分明和坚定，按照高务实的观点，他有点像是个“少了几分阴狠的徐阶”。
当然，申时行固然少了几分徐阶式的阴狠，倒也不能说他就是个完全的官僚，他也有他的政治理念，那就是朝廷要团结。
这话他倒是没有跟任何别的人说过，高务实之所以清楚，完全是因为他知道历史上申时行的表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是申时行在历史上留给后人的印象，但其实那正是他为了保证朝廷团结才不得不为之的。
历史上的后张居正时代，保张和倒张两派人斗得不亦乐乎，朝政大事根本很少有人从事情的对错出发来考虑，而是从双方的立场来考虑。
申时行那时接替丁忧回乡然后又暴病而亡的张四维为首辅，挣扎在两派人之间和稀泥七八年，只在最后一两年实在没法子的情况下才表明立场，结果被迫致仕。所以高务实觉得申时行这个人，其实还是有点大局观的，只是他的权威和个性都让他做不了强势首辅罢了。
既然做首辅都强势不了，那做群辅就更不必担心了。
因此就算现在高拱已经去世，高务实也离开了中枢，但他一点都不担心高党的反对派们能把申时行挑拨得跳出来与高党为敌，高党改革派在朝廷仍然完全掌握着大局。
更何况，退一万步说，就算高党在内阁崩了，高务实也不是很担心。因为除了两宫和皇帝，以及黄孟宇和陈矩之外，高务实在万历五年年初就已经做了其他的安排，留下了后手。
第106章 郑王使者
河南布政使司，卫辉府，获嘉县。高务实的护柩马队要在此处暂住一宿。
这是高务实掐着时间定好的行程，因为护送高拱灵柩回乡之事肯定不能耽搁，而从京师南下回新郑又会经过卫辉，如果不亲自视察一下自己的产业，顺便与卫辉及邻近府、县的官绅见见面，拉拉感情，对务实来说简直是一种浪费。
做生意就得有做生意的态度，没赚到就等于是亏了。士林养望也同样如此，到了一地，却未与该地官员士绅交流感情，不能让他们对自己有所亲近，也等于是亏了。所以高务实一行特意调整过行程，在这天夜里留宿获嘉县，与卫辉及附近府县的官绅吃个饭，吹会儿牛，大家相互捧个场……
当然，这种面子工程的流程是很容易走的，高务实早已轻车熟路，具体细节不必多言。今天他非要留宿在获嘉，主要还是因为要见一个人——确切的说，是这个人的全权代表。
河南居然还有人在高务实面前摆架子，不亲自来见却派个代表前来的？
还真有，但并不是摆架子，而是不能亲自来。
因为高务实要见的，是郑王府的人，是郑王朱厚烷的全权代表。郑王是藩王，当然不得随意离开封地。
当代郑王朱厚烷是个不错的人，他至少有一件事是高务实颇为钦佩的：当年世宗嘉靖帝沉迷道术，郑王朱厚烷明知嘉靖是个根本不听劝的人，仍然坚持亲自上疏，劝嘉靖帝以国家大事、祖宗基业为重，不要沉迷修道，更不要胡乱服用丹药以求长生。
嘉靖帝很果断，立刻下旨将朱厚烷降为庶人，发宗人府，禁锢于高墙之内。朱厚烷的长子也朱载堉也跟着倒霉，被革除王子身份，贬为庶人。
直到穆宗隆庆继位，才把这场冤狱平反，恢复了郑王和郑王世子的身份爵位，当时高拱在此事之上是帮郑王一脉说过好话的，所以郑王府和新郑高氏自隆庆年间起，关系就一直不错。
高务实考中生员之后回京，在卫辉上演了“散财童子”、“万家生佛”大戏之后，在卫辉府获嘉县与怀庆府修武县附近兴办实业，开了几个矿，办了几个厂，妥善安置了河南大量的流民，不仅在官场上刷了一波声望，在当地也被很多人交口称赞。
官场上的称赞有真有假，但当地官绅对高务实的感情是非常真实的，和真金白银一样真实——因为高务实的确让他们赚到了真金白银。
高务实开矿办厂为什么让当地官绅赚到了真金白银？
这事儿说起来真是太简单了，后世之人可能人人都懂这个道理：大批流民被安置在这里之后，这么多人需要吃、需要穿、需要用度，而这些东西高务实的厂、矿可不出产，他们只能向周边府县去买，而周边府县的粮食、布帛以及各类生活用品，其大头还不是都掌握在这些当地官绅之手？
所以，高务实硬生生的把一群对他们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隐患的流民给变成了一个稳定而且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不是万家生佛是什么？
更何况，高务实在他们眼里还是一个非常乐意照顾乡梓的大善人，当这些厂、矿开始生产并找到销路，开始稳定盈利之后，高务实便通过他母亲张氏出面，力邀卫辉、怀庆两府士绅大贾参股。
本来两府官绅大贾觉得借钱好办，毕竟高务实背后相当于有长芦盐场给他兜底，不怕还不起钱，但参股就有点犹豫了，因为高务实在这里开的厂矿规模实在有点大，万一要是亏了，那可不是小数。
不过当时正巧张居正倒台，高党在朝廷取得全面优势，河南这边的两府乡绅大贾一琢磨，就把入股当成请高党关照的保护费了，于是纷纷入股。
不过既然只是为了给高拱面子而入股，他们最终入股的资金占总股份的比值也就没高到哪去，加在一块儿也就百分之十七。
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高务实发明了水泥，而获嘉和修武两县附近有大储量的石灰石矿、煤矿和铁矿等，所以这里新建的京华水泥厂河南分厂一下子成了香饽饽，河总方面第一年就从此处购买了价值高达十一万两的水泥，后来随着全国财政的逐步改善，河工经费也逐年提升，万历五年时，河总方面在京华水泥厂河南分厂买了十九万两白银的水泥！
该厂也不是只做河总一家的生意，要知道这两县离黄河本来就不远，黄河沿线乃至流域内的各相通水系，都可以很方便的获得水泥，因为运输成本很低！
如此一来，卫辉、怀庆两府的士绅大贾绝大多数都跟着赚了钱，对高务实的感情那自然是跟真金白银一样真实了。
而郑王府这次联络高务实，则是因为此前郑王被圈禁之时郑王府损失巨大，一百五十年来(初代郑王是仁宗次子)积累的财富流散许多，急着想要回血，而高务实又正巧看中了郑王名下的一些地皮——郑王封地怀庆，怀庆府很多地皮都是他家的。
虽然理论上来说，由于文官当权已久，现在的很多王府名下的田产都不是直接掌控，而是地方官府负责代为给予收益，但其实就和官员士绅家的隐田一样，王府的隐田也很多，再加上历代皇帝的赏赐以及历代诸王的巧取豪夺，没有哪家王府不存在大量不在黄册的地皮。
郑王这儿还算好的了，主要地皮基本都在怀庆府，要换成蜀王的话，别的地方先不说了，光是成都，蜀王府占地就达到70%……
至于高务实想要的地块，那不用说，翻开地图就知道，肯定是后世焦作附近啊！
焦作这地方，不仅拥有储量巨大的优质煤矿，还有不小的铁矿，以及生产纯碱、水泥都需要的大量优质石灰石矿，还有河流直通黄河，简直是这个年代搞初级工业的理想之地，怎么能够错过这种赚钱良机？
除了商议郑王府以土地形式入股的事情之外，高务实对于此次郑王派来的使者也很关注，因为他就是郑王世子——好吧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叫朱载堉。
朱载堉何许人也，竟然被高务实这般重视？他在后世被中西方许多专家学者称之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甚至被称之为“律圣”！
第107章 科学巨匠(上)
由于获嘉县属于卫辉府，乃是怀庆府的临府之地，虽然朱载堉只是郑王世子，但未免朝中有人多嘴，所以他仍然是选择悄然而来，没有惊动任何人。
但高务实在应酬完两府官绅大贾之后，仍然按照此时能够展现的最高礼节，不仅特意焚香沐浴了一番，还派出骑兵家丁在当地富绅借他暂住的别院门外清了场，然后大开中门，亲自恭候在门口，等待这位郑王世子朱载堉。
高务实虽然只是个生员，可在他士林中的声望可是相当不低！
他不仅是《龙文鞭影》、《新郑对韵》、等传世之作的作者，还与许多颇负盛名的文人雅士交情甚笃！
然而此刻，他却一脸肃然地走到一辆遮盖得严严实实的马车前，亲自为马车中的客人掀开车帘，恭恭敬敬地鞠躬道：“末学后进新郑高务实，见过九峰先生。先生此番能来，真是学生三生之幸！先生，请。”
“咦？高龙文何以如此？”从马车上下来的这位，年约四旬，面容清癯，身穿深褐色直缀，头戴东坡巾，一副普通中年文士的模样。
这位高务实口中的“九峰先生”，便是郑王世子朱载堉，他有个别号就叫九峰山人。
“九峰先生天下律宗，听说如今正在撰写《律历融通》，务实虽不才，也心向往之。”
朱载堉站定，盯着高务实看了一会儿，忽然展颜一笑：“听说京华格致学堂这几年来一直在不断搜罗天下数术英才，原先我还以为只是传言，现在看来，还真不是。”
高务实笑了笑，没说话，也没有顺势提出什么邀请——人家是王世子，就算他愿意去，也去不了京师的。
但朱载堉的脸色很快又沉了下来，道：“不过《律历融通》之事，即便连我身边亲信都不甚清楚，高龙文却能一语道破，看来当年有些人的怀疑还真不是没有道理，现在的东厂和锦衣卫恐怕已经不知道姓什么了。”
高务实却哈哈一笑，摇头道：“此事是皇上告诉学生的，九峰先生可莫要误会。”
朱载堉面色微变，他知道这话不能接了。他本来就是个深居简出之人，根本不像是个什么王世子，但皇帝人在京师，居然知道他的学问研究做到哪一步了，这……能多嘴吗？
朱载堉究竟何人，能让高务实如此礼重？
在晚明时期，李贽作为异端思想家，徐光启、宋应星作为科学家，汤显祖作为剧作家，徐霞客作为地理学家，李时珍作为医药学家，个个都声名显赫地走进了中国史册。
可是，如果不是看过红朝第三代核心在国外的一次演讲，将朱载堉誉为中国影响世界的历史名人之一，高务实居然根本不知道还有朱载堉这样一位天才大家！
为什么会这样？查过这位天才大家的资料之后，高务实越发惊奇，这人简直是中国的达芬奇啊！
早在高务实出生前几百年前，西方人就将他的“十二平均律”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承认是他揭开了音乐世界的新篇章，口服心服地认可。没有十二平均律，由Ｃ大调到Ｇ大调的演唱就无法巧妙过渡；没有十二平均律，键盘乐器就无法调音；没有十二平均律，被称做乐器之王的钢琴演奏曲就不能问世……
还有，在十二平均律之外，朱载堉还保持着第一个制造出定音乐器——弦准；第一个用珠算进行开方；第一个创立‘舞学’并为这一学科规定内容大纲等一系列的世界第一的荣誉。他在天文、历法、数学、物理、计算学领域的研究至今仍然影响荡漾。
他首创的等比数列解法，比荷兰数学家斯特芬早十几；。他的十二平均律，比法国科学家默森早五十五年；他提出的管乐器校正方法和公式，比西方同样理论早三百年；他谱写的大量的旋宫乐谱，比世界上认为最早的德国作曲家的《平均律钢琴集》早三百年；他的《乐律全书》，完全可以和同时代的巨著《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等比肩而立……可为什么他就默默无闻了呢？
哦，原来是因为鞑清。
自从明清易代，对待明朝三个世纪里的各行业牛人，鞑清的态度，大多还是认账的。就连明末时那些浴血抗清的英雄们，大多也在清代得到了纪念。
但是，对于一位明朝十六世纪时的奇人，鞑清几代帝王的态度，却是相当的例外——不但要封杀，还一定要“搞臭”！
在这件事上，鞑清康熙、乾隆等“圣君”，都花了巨大的力气。多次组织身朝中大臣，对这位百多年前的明朝王子发起“围殴”，甚至还亲自上阵。比如鞑清的“十全老人”乾隆，就亲笔写了多篇文章，对这位明朝奇人破口大骂，给他罗列了“十大罪状”，从鞑清乾隆的，可以看到他的怒火那真是喷薄而来。
如此能叫鞑清虏酋们花大力气打压的明朝奇人，正是高务实眼前这位中年文士、世界科学史上公认巨匠：朱载堉。
比如在天文方面，朱载堉就找到了历代中国天文的测算漏洞，重新设置了计算回归年长度公式。他对1581年回归年长度的计算结果，仅比现代高科技测算结果误差21秒。甚至大明都城北京的地理位置，也被朱载堉精确测量出来，数据与现代经纬度分毫不差：北纬39°56′，东经116°20′。
在作为科学基础的数学领域，朱载堉的成果更堪称井喷：他开发了一系列管口校正的计算公式，准确测出了水银的密度。还创造性的用珠算来开平方，他首创的数列等式，更是解决了不同进位置的小数换算。这些计算方法，不但现代科学中还经常沿用，更代表了当时世界科学的巅峰。也同样凭着登峰造极的数学能力，喜好音律的朱载堉，也完成了一项影响深远，且在鞑清很“拉仇恨”的重大成就：十二平均律。
十二平均律，又叫十二等程律，是在音乐里，将一组八度音分成十二个半音音程的律制。这个新颖的律制，是朱载堉以81档的超大算盘，采用领先当时世界的开立方计算方法艰难得出。在世界音乐史上，更有跨时代的意义：千年来音乐里五度律和纯律不能返宫的难题，就此漂亮解决。音乐家的创作和现代音乐的发展，从此有了更广阔平台。可待到明清易代，这个伟大创造，却叫鞑清气得七窍生烟。
因为音乐在鞑清，并不是个娱乐问题，却是个关乎礼制典章的重大问题。所以朱载堉的新创造，放在鞑清皇帝眼里，就是严重的离经叛道。于是虏酋康熙一边在其作品《律吕正义》里，拼命剽窃朱载堉的成果，一边拼命歪曲攻击。到了乾隆年间，虏酋乾隆除了亲写文章，把朱载堉抹黑成“臆说”，更下旨王杰、彭元瑞、董诰等大臣，发起对朱载堉的痛批。于是，这位伟大科学家和他的成果，也就在滚滚骂声中，悲情隐没于中国历史。
第107章 科学巨匠(下)
大明养的废物藩王的确很多，但至少朱载堉一定是个例外！
虏酋乾隆以及那些参与“围殴”的大臣们不会想到，就在同一个时代，地球那边的欧洲大陆上，这位叫他们咬牙切齿的大明王子朱载堉，掀起的却是另一场完全不同与中国狂澜！
在朱载堉去世后不久，这凝结着他一生智慧的《十二平均律》，就由传教士带到了欧洲，紧接着，就先叫欧洲音乐界轰动：这个全新的乐制，不但解决了音乐界的千年难题，更叫音乐创作解开了锁链，变得更加自由开阔。
于是新型的音乐创造如雨后春笋，德国音乐界泰斗巴赫，正是根据《十二平均律》定音，造出了世界第一架钢琴。从此之后，欧洲近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乐器，也都是以《十二平均律》定音。近代音乐，就此红红火火发展。
以这个意义说，朱载堉就是近代西方音乐的奠基者。
而事实上，享尽《十二平均律》成果的欧洲音乐家们，也是毫无压力就给《十二平均律》加足了“欧洲头衔”——“标准调音”、“标准西方音调”等。
而同样深远的影响，还在西方科学界。
《十二平均律》不止是一种音乐律制。它的诞生，更是建立在强大数学测算能力之上。于是，与《十二平均律》有关的东方数学“开平方”、“开立方”等理论，也迅速被欧洲学术界接受，更立刻助推了欧洲科学家们的头脑风暴。新颖的数学理念，推动了近代欧洲天文物理等多项成果，赫尔姆霍茨等近代科学家们，更是一个个都成了朱载堉的铁粉。赫尔姆霍茨就赞叹说：“(十二平均律)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
甚至许多西方学者也是大惑不解，为什么对近代西方科学有重大贡献的朱载堉，会在鞑清时代的中国落到这般境地。以至于英国学者李约瑟的感叹说，这真是“具有奇妙讽刺意义”。
高务实当时就感慨：我们研究历史，对《几何原本》引入中国夸耀万分，然后一边说中国没有值得一提的“真科学”，一边却连中国真正的科学毫无了解。
而现在，这位绝对当得起“伟大”一词的科学巨匠就站在高务实面前，高务实宛如数十年的铁杆粉丝见到偶像，自然是能拿出什么礼节，就拿出什么礼节了。
高务实见朱载堉闭口不言，略带歉意地道：“九峰先生勿怪，学生对先生敬慕已久，实无半分恶意，倘有唐突之处，还请先生海涵。”
朱载堉笑了一笑，指了指高务实借住别院大开的中门，道：“看得出来。”
然后又道：“高龙文，你是大忙人，我呢……不瞒你说，也挺忙的，所以咱们就不要站在这门口闲叙了，如何？”
高务实哈哈一笑：“九峰先生快人快语，学生佩服之至，先生请。”
朱载堉也不管高务实为什么动不动就佩服，闻言却也不多客气，举步便走。
到了会客花厅，两人分宾主做好，朱载堉便主动开口道：“听父王说，高龙文有意与郑王府做一笔交易，而且指定要我前来商议，现在我人也来了，有什么交易，高龙文不妨直言。”
咦，看来您的确挺忙呀，这说话的风格，还真不愧是早年曾经自号“狂生”的人物。
高务实笑了笑：“拿这些俗事打搅九峰先生清净，是学生不对。不过，先生若是以为学生请先生来，只是为了双方合伙多赚些钱，那九峰先生可就小看学生了。”
朱载堉略微有些诧异：“不是为了赚钱？可我听说令堂派往郑王府的管事说，你高龙文此番是有意让我郑王府以土地入股，好扩大诸矿规模，为水泥厂和铁厂扩产做准备，难道此言不实？”
“此事自然不假。”高务实解释道：“不过那说的只是做法，而不是目的。”
“目的？”朱载堉笑了笑：“办厂开矿，不是为了赚钱，难道是为了再安置一波流民？这几年虽然河南也偶有水旱蝗灾，但相比前些年可是好了不少，尤其是危害最大的水灾，因为潘印川的束水冲沙之法确有实效，又有高龙文你的水泥相助，不少危险地段的河堤都有所加固，这几年的水灾无论是决堤的次数，还是灾情的严重，都已经比前些年好了不少，恐怕不至于再有那么多的灾民流离失所了吧？”
高务实道：“如果学生说，最迟从万历八年开始，北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四地，将出现严重的灾荒并引发鼠疫……九峰先生会信吗？”
朱载堉原本带着笑容的脸很快沉了下来，皱着眉头，盯着高务实的眼睛：“子不语怪力乱神，高龙文出身中州高氏，乃是实学宗门，何以说出这等无稽之言？若果，载堉需问一句：高龙文此言有何根由？”
哪知高务实很严肃地道：“自然有所根由，否则学生怎敢乱言天灾之变？”
朱载堉这下倒是惊讶多过于怀疑，问道：“如此，倒要请教。”
“天道有常，周行不殆。”高务实道：“学生知道，九峰先生长于历法(这里指天文历法)，精于数术，想必先生一定知道，天下万物虽各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每一项变化，其中都有规律可循。”
朱载堉皱着眉头：“高龙文此言，我的确颇为认可，但这与方才你所言之灾害有何关系？难说，灾害也有规律？”
“有。”高务实叹了口气，道：“在于先生论及这个话题之前，学生需要先向先生介绍一个新词：小冰河期。”
“请讲。”朱载堉虽然从没听过这个词，但或许是出于科学家的慎重，他丝毫没有抵触。
但高务实虽然说要解释小冰河期，却没有直接解释，而是道：“我华夏数千年，曾经历了至少三次小冰河期。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年，是第三次小冰河期……这三次小冰河期，都导致了气温剧降，造成了北方干旱，粮食大量减产，形成至少数十年的社会剧烈动荡乃至战乱。”
“这是你计算出来的？”朱载堉的脸色突然变得极其严肃甚至可以说是难看起来，倒抽了一口凉气：“你是说，现在大明要面对第四次这个……小冰河期了？”
高务实的脸色也同样严肃异常，反问道：“九峰先生不妨仔细想一想近年的气候和灾害……学生怀疑，咱们恐怕不能说‘即将面对’，而是已经一只脚踏进第四次小冰河期了。”
第108章 关键在粮？
朱载堉沉默不语，苦苦思索了良久，才慎重地道：“大致上看，似乎有些道理，而且近些年的确要比以前更冷一点，不过气候温差这种事……高龙文，你和我说说也就罢了，咱们只当是讨论研究，却不要随意宣扬，毕竟天人感应之说还是有许多拥趸的。”
高务实心里松了口气，看来不管朱载堉是否相信小冰河期这个说法，至少他应该认为自己是个肯思考的人，所以他甚至会关心一下自己。
不过高务实却笑了笑，道：“多谢九峰先生提点，不过这事儿无妨，我实学一脉，从王浚川公到我三伯高中玄公，可是向来反对天人感应说的，也没见谁把咱们喊打喊杀了。”
高务实这话还真不是胡说，明代实学，尤其是王廷相和高拱这一脉(高拱算是继承王廷相这一脉的)的实学大家们一直都是明确反对天人感应和各种鬼神之说的，不仅口头反对，而且写进著作，乃至于写进奏章，这么多年下来，还真没有因此被喊打喊杀过。
当然，学术争论肯定是有的，但那基本上是打嘴仗，了不起打笔战，升华不到哪去。
这也不奇怪，像李贽那样的异端思想家都能活得好好的，足以证明大明根本没有什么舆论管制，尤其是对于士大夫们来说，除了高呼“打倒朱家残暴统治”可能会有些麻烦，其他都属于学术争论范畴，不会上纲上线的。
要知道，相比于经世实学而言，李贽那个自号“儒家异端”的家伙，思想可是更加激进，他甚至敢公开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将程朱理学贬斥为伪道学，他还提倡人类平等、尊重妇女、婚姻自由、个***……甚至还提倡无政府主义！
李贽都没死，他高务实怕个毛线？
至于天人感应乃至程朱理学的问题，也没放在高务实眼中，原因就是身份！如果让戚继光、俞大猷、马芳、刘显等人站出来说反对程朱理学，那肯定要被批倒批臭，但他高务实站出来说反对程朱理学，就一定不会！
世人谁都知道他是高拱的衣钵传人，而高拱的实学思想师承王廷相，王廷相是怎么批判程朱理学的？他说程朱理学是“伪儒学”！高拱也是一样，直斥程朱理学是“远人情以为天理”！
高务实也不怕批判心学，因为王廷相照样抨击心学的心本论是异端！什么心外无物，在王廷相看来全是瞎扯，实学派认为万物由“气”构成，而“气”分阴阳二态，又可化为不同形态，所以“气”本身就是实物——这思想都快接近元素说了。
不过看起来，朱载堉虽然是律圣，但他限于身份，是不怎么研究这些可能“涉政”的话题的，高务实想了想，决定稍微给他介绍一下。
“昔年王浚川公便认为天气和星象不可推测人事，他说：‘日月薄食。星纬慧孛，历家可以逆而推之……既可以推而知之，是天道一定之度当然，谓应人主之行政，岂不诬乎？此则其说不可通也’。
又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九峰先生既知学生出身新郑高氏，实学传家，当知学生立场。”
朱载堉听罢大笑：“如此，倒是朱某多虑了。”不过笑也只是这么一笑便罢，很快他就严肃下来：“既然如此，且先不论这小冰河期是否确有其事，姑且算是有的吧，可那与郑王府同你高龙文的合作又有何关系？”
高务实叹道：“一旦真出现那样的情况，肯定又是流民四起，一旦流民过多，朝廷如何应对？前几年学生招揽流民开矿办厂的法子，本来是事出无奈，后来回过头一看，却似乎也是条路子……”
朱载堉却微微摇头：“前次和这次恐怕有所不同，前次的流民其实是山东、淮北一代而来，而河南本省受灾并不严重，你以河南开矿办厂盈利来养活这些人之所以可行，也在于河南其实是有粮食的，只是那些流民原本买不起。但他们受了你的招揽之后，有了事做，有了积蓄，这才能有钱买粮。”
朱载堉面色严峻：“可是，照你刚才的说法，一旦灾害四起，不仅是河南，连北直隶、山西、陕西等地都要大范围受灾，到时候北方诸省恐怕都要缺粮……你就算招揽再多的流民，开办再多的矿山、工场，买不到粮食不是照样要出乱子么？”
这算是说到关键点了，小冰河期本身并不要命，至少不是说小冰河期直接冻死了多少人。真正要命的是小冰河期的灾害严重影响了北方的粮食生产，原本北方的粮食产量就比不得南方，否则京师搞什么漕粮制度？所以如果北方还严重遭灾，那肯定会出现巨大的缺口啊！
不管土地怎么分配，北方地面所生产的粮食不足以养活北方这么多人，才是北方出现乱子的根源。而这个缺额越大，乱子肯定也就越大。
玉米、红薯、马铃薯这南美三大高产农作物，高务实当然是知道的，但他在南方的势力不足，派出的人到现在也没能搞到种子，只是查明了吕宋那边的佛郎机人手头似乎有大少爷提到的这三样东西，现在还在想法子看能不能偷带一些出来。
这个情况高务实倒是有了解：所谓吕宋的佛郎机人，其实就是西班牙人，不过眼下还没有正式的“西班牙”这个称呼，目前的西班牙其实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以及尼德兰低地领地组成的共君联邦。但是，只有卡斯蒂利亚王国拥有海外殖民之权。
现在的西班牙可不是后世的二流强国，而是真正的王者，其前任君主查理五世曾说：“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所以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就是它。
此时的西班牙，论陆战有吊打欧洲的西班牙大方阵，论海战有举世皆知的无敌舰队，正是高光时刻——不过，把西班牙拖得半死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再过十来年，无敌舰队将会吃到它的第一场大败，莫里斯方阵也会取代西班牙大方阵……但那都是后话了。
而根据《托德西拉斯条约》的规定，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把除巴西之外的整个美洲全部划分给了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吕宋的这些西班牙人就是从太平洋东边的美洲一路向西过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美洲高产作物的种子。
然而西班牙人来吕宋也还没多少年份，甚至还没有全面占领这块后世的菲律宾领土，美洲高产作物的种子还被他们严密监控着。
高务实在大明的南方都没有多少势力，就更没法子把手伸到吕宋去了。
第109章 粮在湖广
美洲三大神器当然是救明的关键法宝，但其实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搞到种子就够了吗？
高务实前世在党校进修的时候，曾听党校老师粗粗地讲过一下三大高产农作物在中国的推广，听完之后，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三大农作物能够很快的在中华大地上全面铺开。
这个理由要说明白，得从这三大农作物的引进说起。玉米何时被引入中国，后世观点不一。有观点认为，玉米早在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之前就已经被引入了。当然，主流观点是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之后才传入的。
然而，具体的时间点还是有分歧。有1500年、1531年、1560年、1572年等多种说法，其流通渠道的说法也很不一致，有经过西北(西班牙-麦加-中亚细亚-西北)、西南(西班牙-印度、缅甸-西南)、东南海路(西班牙-菲律宾-中国商人-东南沿海地区)三大观点及三大观点的组合。
高务实当时是去进修经济课程，对此研究不深或者干脆说根本没有研究，其实就是听老师提了这么一嘴，所以他也没法判断到底哪一条才是真的。不过单从感觉上来说，他觉得海路似乎可能性更大，只是这玩意光靠“感觉”可没用。
反正，玉米直到鞑清前期，虽然全国各地都已经有了种植，但是并不普及，这一点是肯定的。真正被大规模推广时间是在乾隆、嘉庆年间，因为人口大规模增长的压力下，鞑清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推广。相对来说，南方早于北方普遍种植，北方甚至到了清末、民国初年才开始大规模推广。
那么，番薯呢？以前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在汉晋时期就已经有了番薯。但农业史普遍不认可这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汉晋时期发现的是甘薯，也就是山药。真正的番薯引入中国的时间，最早认为洪武二十年(1387年)引入，但同意的人也很少，主流观点还是认为万历年间中国才引入了此物种。
番薯到了明末，在福建、广东有大规模种植，江苏、浙江有少量种植，也就是说在鞑清前期之前，番薯只在长江以南地区广泛种植。乾隆时期因为人口压力，除了边疆地区和甘肃(包括现在宁夏在内)等外，才开始了全国性种植。于是到了嘉庆、道光时期，番薯成为主粮之一。
再说马铃薯。此物引入中国时间最早应该也是万历年间，但因为证据比较模糊，学术界公认的是清初，具体时间是台湾省在1650年的种植记录。而其最晚的引入时间记载，是晋商通过俄罗斯经商从哈萨克传入，也有人认为“回回山药”也即马铃薯是回族同胞从西北引入的。
可是，因马铃薯的属种的退化问题，经过多次、各种途径引入，同样是到了乾隆时期，才获得大规模推广。
也正是因为这三大神器都是经过多年发酵，到了乾隆时期才发的威，所以虏酋乾隆明明是个败家子，却居然能混成某些人口中的圣君，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
反过来看，引入三大神器的明末也是够倒霉，没扛到三大神器认主就先一命呜呼了。
正因为知道这些情况，明白新物种推广不易，甭管是因为属种退化还是老百姓需要接受时间，反正这事儿肯定不是三年五载能办成的，因此高务实也只能一边派人搜集种子，一边另想它法缓解北方灾情引发的动荡。
能有什么办法呢？无非是南粮北调。因为哪怕就是小冰河期最严重的时段，南方受到的影响也不大，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减产。
但南粮北调可不是容易的事，朝廷为了南粮北调，每年花那么大工夫维护运河、管控漕运，最后还是不得不另开海运，而哪怕开了海运，到现在也只是维持局面——当然，这个局面比历史同期要好一些。
这么一看，朝廷可没有余力继续南粮北调了啊，要加大这个“调”的力度，需要搞定的方方面面可是太多了。比如这些漕粮，虽然南直隶已经几乎全面普及了一条鞭法，改交粮为交银，但拿着银子可以买粮，而南方粮价低于北方，即便加上运输消耗和花费，也比在北方买粮划算。
这还是单从经济效益来看，如果换个角度，这笔钱直接押解进京，在北方买粮，那北方就更缺粮了！所以漕运海运的南粮北调绝不能动摇，不仅不能动摇，可以的话甚至还要加强。
然而这是不够的！这些粮食主要作用不过是供应京畿，京畿之外的地区可享受不到多少好处，一旦大规模天灾爆发，该缺粮仍然要缺，朝廷不会有那个余力去广泛赈灾的，了不起给个别受灾严重的地区“免赋三年”之类的待遇，别的就只能大眼瞪小眼了。
而且，目前漕粮大半是从南直隶一代往北送，但实际上南直隶的粮价也不算特别便宜。因为所谓南直隶就是后世的苏南、皖南一代，这片区域虽然土地好，但由于是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纺织业十分发达，所以很多的土地其实都没有用来种粮食，而是去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了，所以继续从南直隶这一片搞南粮北调是很困难也很不划算的。
现在真正能够提供余粮支持北方的，只有湖广和四川。
但是四川的地形谁都知道，从四川盆地运粮出川到北方，那可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差不多就是诸葛亮北伐的难度。就算舍得大本钱强行去运，效率也肯定是惨不忍睹，哪怕放宽裕了想，也顶多能支援陕西一些了罢了。
所以主要目光只能放在湖广。
高务实的这个思路，可不光是因为他知道“湖广熟，天下足”，而是有实际数据做支撑的，这个数据就来自于高拱在万历朝这六年的清丈田亩工作。
高拱的清丈田亩与历史上的张居正清丈田亩得到的数据大致类似。本次清丈其实是自“洪武清丈”之后，大明朝廷第二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耕地普查。在这次清丈后，朝廷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较明初的《赋役黄册》更加完备，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土地清丈比较彻底。这次不止百姓的土地，宗室、亲王的占地也被重新丈量，高拱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令是：“丈国均粮，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由于此前就先给了地方官“考课法”强大的政治压力，最终保证了土地清丈的顺利实施，一共清理出1.55亿亩的瞒报土地。
其次是统一了亩制。原先北方存在“大、小亩”现象，这次高拱借“土地清丈”统一了全国的亩制，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统一亩制”减少了税粮征收的麻烦，基本杜绝了底层官员利用“大小亩”牟利的漏洞。
再次则是简化了赋税征收规则。土地清丈后，朝廷将土地分成三等：上等水源肥田、中等瘠薄田、下等无水高田。交税的时候，无论官田还是民田，规则一样，上等田1亩实为1亩、中等田以1.5亩折为1亩、下等田以2亩折为1亩。
这次清丈后，两京、十三布政司的耕地总面积为7.58亿亩，较洪武14年第一次土地清丈增加了3.91亿亩。而从结果看，湖广、山东、四川的土地瞒报最为严重，分别清查出5519万亩、3658万亩、2645万亩的耕地。
根据这个数据，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摆出来了：湖广的粮食一定是充足的！
但问题在于，这并不代表湖广的粮食是凭空多在市面上了，而是多在掌握田地的官绅地主、勋臣王室手中，朝廷现在不过是能在这里头多征收一点税罢了，真正要想做到湖广支援中原，关键问题在于怎么把这些人手里的粮食弄出来。
第110章 创造需求
粮食有用什么用？
这个问题简直弱智，因为谁都知道粮食是用来吃的。但问题是，如果粮食已经吃不完了呢？
哦，那可以储存一部分用来备荒。然而，粮食不是黄金，它是有保质期的，所以备荒也得有个限度，如果储粮备荒之后，还是吃不完呢？
那就是现在湖广的情况——得卖掉，要不然就只能烂掉了。
卖也有讲究，比如湖广的粮食，主要就是卖去江南。
这里必须要说明一下，江南地区在有明一朝的早期，是主要的粮食产地，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但到了中期乃至晚期，这话就没人提了，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因为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简而言之就是，江南地区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变成了以商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大量过去的良田，从栽种粮食变成了栽种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为主，因而形成了以苏州为核心的几个大型棉纺、丝绸中心，同时商业活动大大加强，又形成了商贸核心。
有道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江南地区既有工，又有商，但竟然却缺了农。
好在这不要紧，因为湖广和江西得到了大开发，农业生产快步提升，已经可以取代江南地区成为粮食主产区了。而又因为长江水道的关系，从湖广、江西运粮去江南卖，成本不算太高。
江南有工有商，自然是不缺钱的，所以湖广的粮食既然有余，自然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卖去江南。
但现在高务实需要的不是湖广的粮食往江南走，而是需要它们北上支援中原、河北地区，这就比较麻烦了。
北方这几个省，不管论工业还是论商业，都远不能和江南地区相比，而从交通而言，也没有长江水道运输便利的巨大优势。湖广商人只要不是脑子坏掉，怎么可能不把粮食卖去江南，而是跑到河南、陕西甚至北直隶、山西去？
而从经济结构而言，湖广的“土豪”们需要的外来商品其实并不多，因为在小农经济时代，湖广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它几乎啥都不缺。
哪怕是江南地区的拳头产品丝绸和棉布，湖广自己也能产出。棉布不用特殊介绍，而丝绸的话，湘绣可是跟苏绣齐名的四大名绣之一啊，你说湖广在丝绸上的对外需求能多大？虽然其丝绸产量比不得江南，但满足自身那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至于瓷器，湖广的醴陵也是八大瓷器中心之一，尤其是釉下彩瓷，哪怕在后世都是驰享誉全球的硬扎货，可见湖广也不缺瓷器。总的来说，就是湖广对外来商品的依赖度很低。
那么它缺什么呢？它可能只缺钱……
因为湖广的一些经济发达府、县，现在也已经进行了一条鞭法的改革，比如汉阳府、武昌府、岳州府、长沙府等地，都已经从过去的实物税改成了折银缴税，所以现在湖广缺的不是物资，而是银钱。
然而在银钱方面，河南等省肯定干不过江南啊，所以这条路也不通。
所以如此一来，按照正常思路操作已经没有办法可想了，高务实唯有按照后世的思路来办，那就是……没有需求，我给你创造需求！
湖广缺的东西少，但不代表它就没有麻烦了，湖广目前的麻烦主要有两件。
一是长江流域也有水灾。长江流域的水灾历来就有，只不过目前洞庭湖和鄱阳湖的面积还没有大减，多少能有些蓄洪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代表长江流域就没有水灾了，大大小小的水灾仍然时有发生。
之前就说过，大明朝廷基本是既没钱赈灾，也没钱大修水利的，都是靠地方官府小打小闹搞一点。既然只是小打小闹，当然很难成什么气候，也没有什么整体规划可言，因此该有水灾的时候照样会有，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再一个麻烦，就是治安问题。鄂、豫、陕、川四省交界的内地边区，因山多林密、人口不多，明初采取了“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的措施。但到明中期，这里还是酿成荆襄流民变乱。在平定变乱后，明中央决定在这里新置郧阳府、湖广行都司等机构以加强管理，并设置郧阳抚治(巡抚)来统辖，从此“边区”演化为“政区”。
然而，那并不代表这片区域就长治久安了，事实上这里一直到清朝前期，都是动乱的常发区，一直都不太平。民乱频发是一个方面，土匪山贼则是另一个方面。
不过，这个方面不好利用，高务实难道要跟湖广的地方衙门说：我派家丁来帮你们剿匪，你们给我粮食？
所以这第二条暂时利用不上，只能从第一条来想办法：湖广如果大力整修水利，肯定是有好处的，既可以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又可以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这两条对于掌握当地大量田地的“土豪”们都是有利的。
而高务实能从中为北方带来的收益，显然就是搭便车卖水泥了，因为水泥的出现，使得堤坝的加固比以前更简单、更高效也更坚固，所以现在连河总衙门都早已在大量采购。换句话说，如果湖广也大修水利，肯定也会考虑大购水泥，这是肯定的。
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于，湖广的地方衙门有能力、有动力去做这件事吗？
放在以前，那是肯定不会的。湖广的地方衙门和大明其他地区的地方衙门一样，一来经费极其有限，二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凭什么他们的觉悟就格外高，跟人民公仆似的整天想法子到处干工程？没道理啊！
但是现在却不同了，现在的湖广地方官——不对，现在全大明的地方官，只要是还对自己的仕途有所希望的，甚至是只要没想着挂冠而去的，几乎都想着要做事，尤其是能切切实实提高政绩的事！
这看起来很奇怪，大明的地方官怎么突然变得勤政起来了？
其实这事要归功于高拱那个加入了高务实“政绩量化”思路的考课法。
第111章 一举三得[第4更]
高拱的考课法，与张居正的考成法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高拱并不是把某地官员每年必须完成的事项全部定义出固定标准。
虽然，该地官员每年有多少件事情是必须办的，这一条考课法与考成法是一致的，但一些细节处却很不同。
比如考成法要求某地上缴的税额，基本是一成不变的，朝廷一旦规定你这个府今年交多少税，那么张居正就只看你这个知府交没交足这个数，交足了就是考成合格，交不足就是不合格，基本不问其他缘由。
高拱的考课法就不同了，他结合了此前高务实给他的建议，采用了一种浮动数值的考量方式。就随便以武昌府来举例吧，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先把武昌府前十年的缴税总额算出来，取一个年缴税平均值，然后以这个平均值为基点，明年武昌府的缴税额超过了这个平均值，那就至少算是合格，如果超过了5%，则算良好；超过了10%，那就算优秀了。
但这只是考课法所考的其中一项，同时还要综合其他项目来评价，比如说地区稳定。地区稳定是个大项目，其下又包括民变、骚乱、土匪、流寇、杀人案、抢劫案等各类治安事件的考察。
当然粗略一点来说，可以概括为“经济(赋税)要提高，动乱要减少！”
这就狠了。
按照大明或者其他封建王朝的一贯规律，所谓提高赋税，方式无非就是压榨得更狠，而压榨这种事，最后十有八九都是平头老百姓倒霉，然后就是官逼民反、社会动荡。
现在又要提高赋税，又不能搞得官逼民反，否则都是考课不合格，因此考课法刚刚推行的时候，大明的官员一时之间都有些发懵，这他娘的要怎么搞？
那段时间，高拱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各种弹劾、申诉如雪片一般飞往通政司，堆满了内阁，连两宫都不得不私下宣召高拱问明情况。
但高拱是何等样人？他认定了的改革路线，哪能因为一些弹劾、质疑就半途而废？
天官一发威，官帽落成堆！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许多上疏之时言辞激烈的官员就吃了大亏，革职候勘、回籍闲住、冠带闲住、降级贬官、降调外任、调外任……各种轻重不一的处理决定，以圣旨的名义从吏部发往各衙门、各地方，全天下的大明官员都充分见识了顾命首辅的威严！
眼见得硬扛不是办法的大明官员们，不得已只好另觅他法，开始真正琢磨起怎么完成这个该死的考课法来。
这时候，高拱的各种私信又开始寄往各地。私信政治是大明内阁制的一种特色，就是辅臣不通过正式途径下文，而通过私信的方式告诉或者暗示地方官员该怎么办，这其实是内阁大学士不能真正成为宰相而不得已行之的一种变通办法。
然而，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打个招呼，古今一贯如此，所以高拱的私信效果奇佳——收到信的官员们顿时就知道首辅大人的意思了：收商税啊！
农民起义在中国见得多了，商人起义在中国有吗？
君不见嘉靖朝最大的海商(海盗)五峰船主汪直都心心念念想着被朝廷招安吗？
几十年后还有个更牛逼的海商郑芝龙，一样是想方设法觅招安呢！
各地的地方官员得到暗示，心领神会，虽然明知道动商人的蛋糕会有不小的麻烦，但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却也不得不想办法动上一动了！
不过，这些官员也分不同的情况，但凡是自家家境富裕的那种，一般来说动得就比较轻微，略微加一点点商税意思意思也就是了，因为他们只要稳住乌纱帽不掉，反正也不是很缺钱。
如果是那种寒门学子出身，家境一般的官员，通常就更有往上爬的意愿，动起手来刀子就下得比较狠。不过这么做也有危险，因为碰到某些地方商人或者经常卖粮的富绅势力较大的时候，可能会酿成一些小骚乱。
不过还是那句话，他们也就敢搞点什么聚众抗税、聚众罢市之类的名堂，在考课法中虽然也要扣分，但比出现民变、造反之类的情况扣分轻得多。
这些官员事后一计算才发现，一年哪怕出现三次这种罢市之类的骚乱所扣的分，也不如多收税所加的分多啊！那还犹豫什么，加啊！
当然大家也是会算账的，知道一年不能加得太多，因为今年加多了，明年想要超过今年这个基数可就难了。
于是，仿佛市场调节的大手一般，很多地方衙门都开始逐步而缓慢的开始加收商税，不求多，但求稳！
既然各地都加，那湖广当然也加。但是，商税的比例好加，商业规模的总值却不好提高，如果总值不提高，那商税想要连年增加就难办了，势必造成商人压力越来越大，慢慢地说不定做生意的人都会越来越少，那就麻烦大了。
所以，提高商业总值也就成了地方官必须考虑的问题。湖广虽然既有棉布又有丝绸，但规模却没法跟江南一带相比，所以要论优势产业，数来数去还是粮食。
怎么提高粮食产量，现在已经成了湖广官员心里的一件大事——粮食从湖广卖出去，那是要经过钞关缴纳商税的！
这可是政绩啊！是自己的乌纱帽能不能保住、能不能变大的关键啊！怎么能不重视？
所以高务实的机会就来了，他要向湖广官员兜售大修水利这个好办法，因为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买卖！
大修水利如何一举三得？
首先，兴修水利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政绩的体现，而且还能邀名——“苏堤春晓”知道么？苏堤就是苏东坡修的啊！后人一提到苏堤春晓，可不就得想起他苏东坡的政绩？更别提李冰父子的都江堰了，那真是千古美名啊！
其次，兴修水利可以得利。就像都江堰一样，让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湖广本来就有大片好田，如果再加强水利建设，灾害减少，那粮食产量不就要继续增长？增产之后不就要加大外售？外售不就要提高商税总额了？
再次，可以降低民变、骚乱爆发的几率。大兴水利虽然要花钱，但首先也要有人去修才行，这年头没有机械化作业，动大工需要的劳动力可不是少数。而闲置劳动力既然被大量雇去做工去了，各种治安犯罪的几率当然也就降低了。
如果非要说兴修水利还有什么难题，那倒是也有一条：钱够吗？
所以当高务实把整个计划告诉朱载堉的时候，朱载堉想了一会儿，也皱着眉头问出了这个问题：“兴修水利自然是利国利民之举，如果可行的话，朱某自然是完全赞同也愿意出一份力的，可是……湖广各地衙门上哪弄这么多钱来兴修水利？而且，即便他们向咱们求购大量水泥，可是这对北方灾情到底有什么帮助？”
第112章 我愿意借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朱载堉要是不问的话，高务实反而不知道怎么继续接下来的话题了。
不过，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
于是高务实笑道：“九峰先生，这是两个问题，不过没关系，学生一个个来回答。”
“首先，关于湖广的各地方衙门从哪弄钱兴修水利。”高务实道：“往常咱们各地衙门兴修水利，要么是衙门略有盈余，主动自行开工，但是一般而言……嗯，先生也知道，绝大多数地方衙门其实都没什么钱，就算兴修水利，基本也只能修修补补一番，干不出什么名堂。真要动大一点的工程，只能向户部申请，而户部也不富裕，除非当地真是灾害过于频繁，才会想法子凑一点拨下去，杯水车薪不说，时间还拖得很长，效率极低。”
“再有一种，就是由衙门牵头，联络当地富绅大贾一同出资兴修水利。这种的话，一般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规模和质量相对而言也更有保障一些。但同时，这种兴修的办法也经常会弄出一些麻烦，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一地只管一地’上面。”
“既然是当地富绅大贾出了钱，那他们的主要考虑方向，肯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大会顾及相邻的府、县。比如说，甲县富绅大贾集资修建一条引水渠，他们就十有八九不会考虑临近的乙县在他们这条引水渠修完之后会不会缺水的问题，很多时候这就会造成两县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使得这个引水渠工程没有真正发挥最大的效用。”
朱载堉心中暗暗称奇：这些年许多京官暗地里把这少年称之为小阁老，原本还以为他和严世藩一样，只是仗着家长的权势胡作非为。可今日得见真容才知道，这少年居然真是认认真真在思考怎么施政的！这可了不得啊，他才多大年纪，十五还是十六？脑子里竟然全想着这些事？高新郑把他当做衣钵传人来培养，看来倒是有些道理了。唔，先帝让他陪今上读书，看来也是一步好棋。
高务实倒不知道朱载堉有些走神，依然在继续分析：“所以说，这两种修建方式都有问题，一是资金不足，开不了大工，效率还低；二是考虑不周全，局限于一城一地，没有最大化发挥水利设施应有的效果。”
朱载堉来了兴趣，问道：“高龙文的分析诚然透彻，那么敢问有何办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高务实笑了笑，道：“如果有人愿意借钱给地方衙门，并且统一规划这些水利工程，以达到‘一处工程、多处受益’的效果，这些事情就都解决了。”
朱载堉呆了一呆：“谁能借钱给衙门？”
“为什么不能借钱给衙门呢？”高务实哈哈一笑：“九峰先生是担心衙门不还钱吗？”
“呃，这个……”朱载堉有些错愕，又有些迟疑地道：“衙门应该是会还钱的……吧？不过，就算衙门肯还，可万一他们没钱还，那怎么办呢？”
“好办啊。”高务实笑道：“抵押钞关商税就好——如果他们一时拿不出钱，就把商税抵押给借钱给他们的人，每年还一部分，直到还完为止。当然，这些商税也未必要全额抵押，也可是抵押一部分，譬如抵押一半、抵押三成之类都行，具体的情况，可以具体商议嘛。”
“这……借钱给衙门，似乎有些……”朱载堉虽然是大科学家，但显然从来没有考虑还能这么玩。中国历代都是威权政治，可不是商人政治，所以朱载堉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衙门怎么可能欠个人的钱？
这么干的话，那个肯借钱的人岂不是成了衙门的债主了！衙门的脸往哪放啊？
高务实笑着问道：“九峰先生是觉得衙门找人借钱，实在是有些不像话？”
“呃，这个……是有点，有点难堪。”朱载堉一时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说法，只能将就着用了一个“有点难堪”。
高务实却摇头道：“其实个人借钱给衙门这种事，是古已有之的。”
朱载堉诧异道：“是么？可有例证？”
“当然有了。”高务实微笑着道：“譬如《史记》中就曾经记载过，汉景帝三年，为了平定诸侯叛乱，需要大量经费，汉朝领军将领不得不去向商人借钱，而且是借高利贷。不过，很多商人因为担心那次声势浩大的叛乱能否平息，所以都不肯借钱。”
高务实顿了一顿，眨了眨眼：“可是，有一位无盐氏却愿意借钱给朝廷，不过此人要价十分狠，他要十倍的利息！为了平叛，汉朝朝廷最后还是不得不借了这笔钱，结果三个月后，吴楚之乱就得到了平定，无盐氏如期收回了本金和利息，一举成为长安巨富。由此，放贷甚至成了西汉高官家族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之一。”
这么一说，朱载堉立刻明白了，道：“这是汉时的‘子钱家’(高利贷商人)！如果这么说的话，历朝历代都有这种人，比如宋时有‘行钱’；元时有‘羊羔利’，关汉卿《救风尘》里就说‘干家的乾落得淘闲气，买虚的看些取羊羔利’，赵翼也有诗云‘绝似贫人还宿债，羊羔利较本钱多’。”
高务实点点头：“嗯……有些类似。”
朱载堉急道：“可是本朝不准啊！我朝《大明律》有明文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脏，重者坐脏论！”
高务实笑了笑：“所以学生刚才说的只是‘有些类似’，没说一样啊！”他伸出三根手指：“如果借钱给官府的这个人，就只收三分利呢？甚至，说不定还可以更少一点呢？这总不犯法了吧？”
“呃……”朱载堉呆了一呆，迟疑道：“这倒应该不犯法了。”但是他又想起一个大问题，睁大眼睛道：“可咱们这是在说大修水利啊，这需要的钱可不是小数！那无盐氏借给汉朝朝廷的钱也不过只是区区一千金罢了，可这……在湖广兴修水利，哪里是一千金打得住的？一万金也打不住啊，搞不好甚至要十万金！谁肯借这么大一笔钱出来？又有谁能借这么多钱出来？”
“九峰先生问得好呀！”高务实哈哈一笑：“区区新郑高务实不才，愿意借这笔钱，而且……也借得出来。”
第113章 京华银行
“区区新郑高务实不才，愿意借这笔钱，而且……也借得出来。”
此言一出，朱载堉就有些目瞪口呆了。
高务实有钱，这一点朱载堉也知道，虽然他是个潜心研究学问的人，平时也不慕奢华，但他毕竟是郑王世子，住在郑王府中，各种生活待遇自然差不了。既然如此，京华香皂厂的国士香皂自然也是他的常用之物，如此又怎么会不知道高务实的身家？
而且，高务实的京华水泥河南分厂就在他家郑王府的地面附近，不少原料都是从怀庆府出产的，这些厂矿赚不赚钱朱载堉岂能不知？更不用提前几年那次让高务实名扬天下的“三十万两安流民”事件了。
金银价比值虽然时不时有些变动，但大体看做一比十问题不大，那么十万金就是足足一百万两银子，顶得上去年朝廷收入的五分之一了！
当然，大明天下除了朝廷真的有些穷之外，其实有钱的人还是很多的，大盐商们就不说了，光是王公勋臣们，有钱的就很多。
勋臣如南京的魏国公府，小半个南京城只怕都可以算是他家的产业了，到了现在可能是嫌钱多没地方花，只好大修园林。西园、凤台园、魏公南园、四锦衣东园、万竹园、三锦衣北园、金盘李园、九公子家园、莫愁湖园……等等，南京名园十六所，其中有十所都是他家修的名园。
造园林花钱多厉害，想想慈禧修园子就能略窥一斑，虽然徐家造园子终究不能和颐和园相比，但人家数代人不停的造园子，那也只能说是钱多得没地方花了。
勋贵厉害，藩王们可也不差，虽然明代最著名的巨富藩王福王现在还没出生，但其他传承比较久的藩王，只要封地位置不是特别坑的，都算是比较富裕，比魏国公徐家是比不了，但能像高务实这样说拿一百万两出来就拿一百万两出来的，至少也在十位以上。
当然，有钱的只是藩王，一些血脉比较远的宗亲可就不行了。虽然每年花在供养宗室上的钱粮早就成了朝廷的大负担，可那些低级宗亲的生活条件其实相当糟糕，尤其是山西、河南、山东、陕西这四省的宗亲，更是穷得已经几乎揭不开锅了。历史上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朱翊钧甚至不得不拿内帑的钱出来赈济这些穷亲戚们。
宗室俸禄问题其实早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早在弘治年间时，朝廷为此就开始限制宗室娶老婆的数量；嘉靖年间出台了《宗藩条例》，进一步对宗室进行限制。
到万历年间，高拱虽然忙着一些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改革，但也对宗室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限制爵位基层。
不过高务实觉得还不够，一直希望把这个问题继续“分步走”，比如现在就可以考虑历史上在天启年间开始采用俸禄包干制：不管你家生几个，费用总包干。
至于再往后的步骤，高务实也有考虑，但究竟这个分步走要分多少步，一步走多远，还是要看当时的实际情况。
然而，大明的有钱人虽然有这许多，朱载堉却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家会像高务实一样，一开口就说拿出一百万两来借给湖广的各地衙门，尤其还是借给他们去兴修水利！
这不光是有钱没钱的问题，甚至不光是什么“财不可露白”的问题，而是这笔钱如此用法，朝廷会怎么看？
难道，高务实就不怕朝廷对他的财富“另眼相看”吗？
朱载堉现在真是有些佩服高务实的这种志向了，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破家救国啊！所以被感动的科学家王子拐弯抹角地向高务实问了这个问题。
高务实听完，却笑眯眯地道：“九峰先生误会了，这笔钱可不是学生一个人借出去，是由很多人一起借。”
朱载堉大为诧异，问道：“还有很多人愿意做这样的好事？”
高务实眨了眨眼，笑道：“为什么不呢？这不是还有稳定的利息来源么？当然，三成利息未免太高了，学生以为有个半成利息就很了不得啦！”
半成？朱载堉心道：放高利贷只放半成利息的可有点少见啊。
高务实仿佛成了朱载堉肚子里的蛔虫，又笑道：“九峰先生觉得这半成利息太少？”
“呃……”朱载堉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是个实诚人，心里觉得对于高利贷而言，半成利息的确太少，可是他也不能说应该多收点利息去坑各地衙门，不禁有些为难。
高务实笑道：“学生这么问吧……如果九峰先生现在成了京华水泥厂的股东，京华水泥厂现在又需要湖广的这笔大生意，可是呢，湖广地方衙门没那么多钱，除非咱们先借钱给湖给他们……这个时候，您会在意咱们只收他们半成利息么？”
“哦，这样的话，那倒是不会，毕竟这买卖本就大有利润，那些利息无论多少都是白赚的了。”朱载堉说到此处，忽然睁大眼睛：“啊，你是说肯借钱给他们的，全是京华水泥厂的股东？”
高务实颔首微笑：“不错，京华水泥厂的股东人数可不少，学生在离京之前已经安排人和他们商议过了，他们都是肯借的……九峰先生，郑王府一旦和学生达成合作协议，也会是京华水泥厂的股东，郑王府肯和学生一道借钱给湖广的地方衙门么？”
“我却是不管王府这些庶务的。”朱载堉微微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不过，想必父王应该是会答应的。另外，我听说京华水泥厂股东挺多，不光有勋贵，而且……”他伸手指了指头顶：“宫里也有？”
高务实笑了笑：“九峰先生虽然不问庶务，但是看起来消息还是很灵通的。不错，宫里也有股份，不过先生弄错了一点……宫里拿的是京华基建的股份，可不只是京华水泥厂。”
朱载堉沉吟道：“如果宫里不介意的话，我父王应该会很乐意……不过，这笔借款怎么算呢？这么多人的股份，光是算账都有些麻烦吧？”
高务实摇头道：“那个好办，因为咱们不是以京华基建或者京华水泥厂的名义把钱借给湖广各衙门，而是以另外一个‘身份’借给他们。”
“什么身份？”朱载堉皱眉道：“为何要搞得这么复杂？”
高务实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只是回答道：“借钱给湖广各衙门的这个身份，叫做‘京华银行’。”
第114章 新的时代
七月十九，中州名门新郑高氏所有在家各房的高氏族人全体出动，迎接高氏迄今为止成就最大的族人高拱之灵柩归乡。
新郑高氏，累世官宦之族，礼仪规矩自然严格。高务实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都被指使得团团转，连续赶路一千四百多里而来的他感觉自己差点被累死。
就这还没完，还得在家停灵，等着从各地赶着前来参加葬礼的高氏门生故吏、姻亲旧友与高拱做最后的告别，还有无数本人虽来不了却送来了祭文的儒门大贤、士林名流……
总而言之三个字：事极多。
幸好，高务实这次稍稍被解放了一下，至少前来拜别高拱遗体的那些人，不用高务实一一磕头回礼了——高务实的二弟高务观被族中确定过继给高拱，所以现在磕头磕得腰都直不起来的人换成了高务观。
不过，高务观倒也不亏，由于过继给高拱，他得了高拱的恩荫，官荫尚宝司少卿。
高务实看着在那咬牙坚持给来宾回礼的二弟，心中暗暗道：兄弟，要不是有你大哥我，你现在可混不到尚宝司少卿，而是只能混个尚宝司丞啊！
要知道，正常来讲，到了明代中后期，恩荫制度已经严格起来了，历史上高务观就是正常恩荫为尚宝司丞，甚至张居正那么牛，也只是恩荫一子尚宝司丞。所以这次高务观的恩荫，算是特旨恩荫，非常非常难得地从正六品提到了从五品，当然这也有个前提，就是高拱因为没有被打倒，活着干到了太师。
不过说实话，尚宝司少卿也好，尚宝司丞也罢，在高务实看来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冗官，因为尚宝司无非就是负责盖个章，连文件都不用看，这事有必要让五六品的文官干么？
况且，尚宝司还分内外司，内廷的太监们也有一份，属于内尚宝司，外廷的文官们再一份，就是高务观现在的这个衙门了，除了表示对文官大佬们的关照就没有别的意义了。
所以要是有把握考中进士的话，这官还不如不当。毕竟恩荫官没有什么进步空间，了不起就是升到太常寺去，而且只能靠着混时间混进去，九年考满升一阶。
这二弟算是废了，也不知道他将来有没有胆色直接辞官不做，或是去考进士，或是自己创业——哦，也不算自己创业，应该说是来给我这个大哥打工，虽然无品无级不是官，可你大哥我开工资可比我那皇帝同学大方得多了。
除了高务观这个嗣子成荫尚宝司少卿之外，高拱还给新郑高氏挣来了两个恩荫名额，都是恩荫国子监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荫一子国子监读书”，说是“一子”，其实未必是子，侄儿也行、甚至孙儿、侄孙都行。
然而高务实回来一问，族里没人肯去。
倒不是高氏后辈都不愿意读书了，恰恰相反，大家是觉得现在的国子监生混日子的居多，真正肯读书的很少，所以国子监学风不佳，去国子监读书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读，高氏族学看起来居然比国子监好像还更靠谱一点。
这个高务实就没办法了，不过没关系，这个名额是可以保留的，只是到底可以保留多久似乎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无所谓，高务实觉得有自己在，自己这些兄弟甚至将来的子侄们大概也不需要在意区区一个国子监生的身份。
前前后后忙了好几天，高拱的葬礼才总算是完成了。
站在高拱的坟前，高务实情绪有些低落。忽然想起当初三伯跟他说的一段话来。
“我高拱自问一心为国，又何惧污言秽语？务实，你务必谨记：瞻前顾后、忧谗畏讥，此辈或可窃当时官声，却难得万世贤名；负天下望，开风气先，此辈或将受当时攻讧，却必揽千秋赞颂！人生在世，草木几秋，何以留痕作影？既非权势，亦非财帛——任你有广夏万间，所睡无非一床；任你有良田万顷，埋骨不过一方。悠悠千百年后，人所能记者无非两种：忠，奸。”
三伯，以您这一世的作为，该是毫无争议的大忠臣了吧？
至于负天下望，开风气先……三伯，您也都做到了。
安息吧，三伯。后面的事，交给侄儿了。
侄儿不孝，受您大恩，却不能为您结庐守孝三年。不过，想必您老在意的也不是这个，而是侄儿将要去办的事。至于孝庐这边，务观现在是您的嗣子，他会好好陪您三年的。
三伯，您不知道，在我原本的历史中，张居正后来被人说是给大明续命了五十年。姑且不论这话有没有道理，但他干了十年万历首辅，只是给大明续命五十年，侄儿却相信您这六年万历首辅做下来，至少也给大明续命了六十年……总比张居正强一点吧。
呵呵，或许您早就不想争这些了，又或许您一开始就没打算争，要不然，为什么您得知张居正郁郁而死的消息会那么激动呢？您是想起了和张居正多年的情谊，还是想起了张居正其实是被侄儿我给暗害才会不光彩的“被致仕”？
但是您不需要有任何内疚，因为我知道他能为大明做的事情也就那么些了，真的不如你我伯侄二人。
现在朝中有我老师坐镇，他的身体好得很，只要他自己不请辞，还能干很多年的，您的改革成果一定会得到保留，甚至还能继续推进。
只是，我不知道我那大舅将来能不能依序接任首辅干下去，虽然我都特意把李时珍诓到京师去了，但他说我大舅自来体弱，身体元气早已伤得不成样子，如果能一直保持心态平和，或许能争取多活几年，而如果有太多的大喜大悲的话。
唉，也不知道我那外公外婆会不会还和原先的历史上一样先后离世，如果仍然如此，只怕大舅终不免悲极伤身……您说，我要不要请李时珍去一趟蒲州，给我外公外婆看看？
不过三伯，您放心吧，就算大舅的命运仍和历史上一样，我也不会有事的，我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就算“高党”的大权断档十年，也出不了什么意外……
我一定能将大明的命运挽回，让中华沉沦的悲剧不再重演。
三伯，您英灵不远，请一定相信我，保佑我……
第115章 别院如堡
新郑县北，轩辕湖岸，龙文雅苑。
此处是前年是高家六房新建的一所别院，从“龙文”二字就能看出，是以高务实的名义修建的，不过实际上高务实这几年根本没有回乡，这别院其实是高务实的母亲张氏一手操办建起来的。
项王曾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但高务实和项王不同，他对富贵还乡没有什么感觉，只是他也拗不过母亲，想着反正不过一所别院而已，建了也就建了，犯不着为这点事让母亲不高兴。
不过意外总是来得很突然，原本高务实以为新郑区区一个县城，这别院又在县城外头，虽然是近郊，应该也花不了几个钱。谁知道新郑地价虽然便宜，但这别院造价却很贵，前前后后花了足足十七万两银子才建完，把接到报账的高务实惊得目瞪口呆。
有没有搞错！历史上张居正独断天下之时在老家修宅子，据说修得比王府还气派，也不过就花了二三十万两，我他娘的修个别院居然花了十七万？我这是修了个别院，还是重新翻修了新郑县城啊？便宜老妈是不是被坑了啊？
他是长子，张氏今后吃穿都是跟他，肯定不会贪他的钱，但张氏出身巨富之家，万一搞不清行情被人骗了，这个可能还是有的，所以高务实一直在心里记着这件事，打算回来之后要好好看看，到底是怎么修个别院居然花掉十七万两的。
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这所别院的时候，他就服气了——这园子只花了十七万？
这所龙文雅苑占地巨大，竟有三千三百多亩，相当于后世两平方公里还多一点，把后世新郑市轩辕湖湿地公园全部包括进去还多了不少。
简单一点说，这所区区“别院”，比后来慈禧修的颐和园也小不了多少了(颐和园大概4400亩)，当然颐和园那边是京师，地价贵、用工贵，还要养活一大帮子贪官污吏，各种材料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这个没有可比性。
不过名义上归属于高务实的这所龙文雅苑也不是开玩笑的，比大气富贵自然和颐和园没有可比性，但有两点，高务实一眼就看出来比颐和园更强。
这龙文雅苑名为别院，名字还弄得很是雅致，但它其实更像是个堡坞——此地三面环水，只有北面是陆地。根据母亲张氏的介绍，环水的三面修了厚实的水泥高墙，采用的是高务实名下京华基建接边军工程时修堡垒标准，里头横的竖的全是钢筋，整个墙壁厚度为十六尺，也就是后世五米多宽！
而陆地上的正墙更夸张，达到了二十尺的厚度，四舍五入差不多是七米宽，城墙上能跑马！
墙身高度也一点不含糊，统一为四丈，差不多是后世13米多，和眼下京师的城墙差不多高。虽然这并不违制，但……有必要么？
明代京师的城墙其实不是最高、最厚的，整体城防也不是最强的，都不用说别处，光是高务实去过的大同城，其城防就比北京还强。当初俺答大军压境，大同城里上上下下一点也不担心大同有失，也有这个原因在里头。
高务实望着自己这个龙文雅苑，实在有些发懵：我这别院难道不应该是个读书养老之地么，建得能跟边镇雄关比防御有何意义？难道老妈觉得我要造反，提前给我把老家修严实点？
面对儿子的一脸疑惑，张氏笑了笑，道：“你别这么看着为娘，为娘可是根据你的话做出的决定。”
“我的话？”高务实一头雾水：“我说什么了？”
张氏眉头一挑：“不是你说接下去这些年，北方几省的天灾会越来越多，最终可能导致大量流民，甚至可能引发动乱么？所以为娘的才紧赶慢赶把这别院修成堡坞一般，万一将来真那么一天，新郑高氏往这别院里一避，总能免遭很多损失。”
“这……”高务实先是一呆，继而笑道：“娘亲可真是未雨绸缪。”
“那是自然。”张氏有些得意地道：“你以为为娘的怎么会放弃高老庄祖业转来这里？我问过高珗他们那些在戚少保麾下受训的家伙，他们都觉得如果在新郑建堡坞，就属这一块地方最好，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双洎河这里也来不了什么水师水军，真要是有警，只要守好北面就万无一失了！”
张氏笑眯眯地道：“你那个护矿队、护厂队的法子可真是不错，咱们家光在新郑和禹州的几个厂矿，如果把护矿队和护厂队全部聚集起来，就有两千多人，守下这坞堡绰绰有余。”
那是，我这可是两千多家丁啊，如果放在边镇，差不多可以作为两三万大军的核心中坚！用来守个坞堡可不就是固若金汤吗？
可是娘啊，你光守个坞堡顶什么用啊，我新郑、禹州两地的产业怎么办？
那可是煤铁联营的工业集团——虽然是手工业水平，可架不住规模大啊，要是丢了的话，人家一个月能出产精钢三千来斤，上好熟铁四万多斤啊，在眼下这个时代，就只有我自家的开平三大厂能稳压它一头了！你这是严重资敌啊！
不过幸好，河南这边的几个厂矿都不负责火器生产，跟军工有关的产品主要是熟铁片，一般是用来打造盔甲的，好歹没有什么攻击性。这万一是开平三大厂丢了，那乐子才是真的大——隆庆二式火枪、丙子一式虎蹲炮这两样拳头产品都是在那儿生产。
与火枪的命名方式不同，高务实名下推出的火炮系列，是以天干地支纪年命名的，比如“丙子一式虎蹲炮”就是万历四年所定型生产的。万历四年是丙子年，而这炮还没有经过改款，所以叫丙子一式，如果今后改款，可能就是丙子二式、丙子三式这样类推。
这款虎蹲炮是根据蓟镇总兵戚继光的要求设计定型并制造的，结合了戚继光在蓟镇的试验数据，再经过一些改良得来，并且加上了高务实提出创意制造的新式炮架。
虎蹲炮是一种中小型火炮，一般用于随军野战，是戚继光很喜欢的一种炮。
丙子一式这火炮的威力加强倒也不算明显，只是由于开平三大厂的冶铁技术相对靠谱，所以重量下降了一些，稳定性和耐久性则有了明显提升，再加上新的炮架，炮击精度也有一定提高，比较符合戚继光的要求，目前已经被蓟镇采购，第一批采购数量是八十门。
不过这些事情跟张氏说恐怕意义不大，尤其是在自己几个兄弟都留在新郑老家的情况下，万一真出现流民动乱，张氏肯定会选择先保家人族人，厂矿什么的……到时候再收复不迟。
不过高务实想了想，觉得张氏的这个担忧还是有道理的，自己最好先对这些可能出现的意外做个应对安排，要不然到时候厂矿的金钱损失事小，熟练技术工人的损失可伤不起。
第116章 进军瓷器
新郑乃是高氏的根本之地，这个“根本”倒未见得是经济基础上的根本——以前可以算，现在有了高务实就不能这么算了。
高务实在河南有两个“产业集群”：大河以北有卫辉、怀庆，是以水泥为主导，辅之以煤矿铁厂。
此处年产水泥八十多万斤，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其实大概只相当于后世一个大型水泥厂一到两天的产能；除此之外还产农具和煤，农具不必说了，河南历来是农业大省，五花八门的农具都卖得掉，况且高务实也没打算把他在河南的产业军工化，毕竟当地没什么需求，运远了又不划算。
但这一带的煤远比铁多，所以炼铁剩余的大量煤矿就直接通过黄河水运，往西流入洛阳，往东则流入开封。张氏按照高务实的布置，在洛阳和开封都设有蜂窝煤厂，煤矿运抵之后制成蜂窝煤在这两地销售，虽然销售额跟京师相比差了些，但两地相加一年也能进账两三万两银子，实际上也不算小数目了，只是由于在高务实名下，才比较不起眼。
而新郑、禹州一带又有所不同，新郑的煤矿和禹州的铁矿是高务实为了造福乡梓刷名望搞起来的，一开始也以产出农具为主，后来又加入了其他生活铁器，比如铁锅、铁壶之类，再后来又扩大到生产铁片，用以供给军方制造盔甲等，还少量提供箭矢(不管箭杆)。
多余的煤炭依然是制造蜂窝煤，不过基本不看利润，低价出售给附近，只当是在乡邻间刷声望。
后来张氏对这边的产业有些不满，一直写信给高务实，说禹州乃是宋之名瓷钧窑的产地，高家眼下在新郑、禹州一带已经是领袖之族，应该进军瓷器行业，争取恢复钧窑的地位——不过现在不能叫钧窑了，因为要避讳今上(朱翊钧)，所以得改名禹窑。
高务实因为一直觉得中国的瓷器行业不需要他插手推动，所以对这档子事不是很热心，但张氏对此事非常热心——钧窑的贵重可不是说着玩的，中国五大名瓷，钧、汝、官、哥、定，以钧瓷为首，谓瓷之君也。“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这都是打从前宋时就广为流传的话。
所以张氏一直在找机会劝说儿子，同时也不光是等高务实发话，而是先着手准备。
她趁着高拱当政、儿子有钱的优势，一直在河南禹州(钧窑产地)、汝州(汝窑产地)等地招揽制瓷高手，就等着说服儿子批准投资了。
为了说服高务实，她还特意把龙文雅苑中准备给高务实居住的东房(高务实他老爹还在，所以他不能住北房)里几处最显眼的陈设全部换成了钧瓷。
但是很可惜，高务实这厮根本不懂瓷器，在里头转悠了几圈，楞是没把注意力放到瓷器上去。到后来张氏就怒了，老娘为了凑齐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钧瓷，甚至特意写信给三哥(张四教，蒲州张氏里真正负责商业的那位)，让他把张家在扬州最拿得出手的几件宝贝都送来了，甚至为了护送这批国宝级的钧瓷，还从新郑、禹州抽调了足足五百人的护厂家丁一路押运——你个臭小子居然瞎了眼没看见？
张氏带着愠怒把情况一说，高务实就有些懵了，在张氏痛心疾首的介绍下仔细看了看，总算发现了其中的神妙之处，什么“蚯蚓走泥纹”、“似玉非玉腾似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烟光凌空星满天，夕阳紫翠忽成岚”等等。
然后他就一脸恍然地道：“这些钧瓷我在皇宫里见得多了啊！”
张氏怒不可遏：“皇宫里自然多，因为在前宋、前元时只有皇宫里才有，民间哪里能见着几片？这才是珍贵之处啊！”她一脸怒其不争的模样，道：“到了我大明时，禹州钧窑衰落，但钧窑的制法却有一部分散落在宜兴(后世江苏境内)、石湾(后世广东境内)等处，出现了一些钧瓷旁系……务实，这可是咱们中州的名瓷，咱们应该复兴它呀！”
“哦……是这样啊。”高务实想了想，心中暗道：禹州钧窑衰落恐怕与北宋丢了中原有关，后来大明驱逐蒙元之后，由于制瓷高手大多流落南方，而大明对河南也不算很重视，所以钧窑也就一直没怎么复兴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投资一二倒也不是不行。
但他转念一想：投资可以，但不能像以前的钧窑一样只走上层路线，或者干脆说是只走尖端路线。过去钧窑有个说法，叫做“十窑九不成”，这我可受不了，得大大提高成品率和良品率才行。
还有就是，既然要投资进入瓷器行业，那么光琢磨在国内市场混可不行，瓷器这东西在别人眼里如何我管不着，但在我眼里，最大的功能是出口创汇啊！中国的瓷器那可是全球垄断的高科技产品，我不拿这个去剪羊毛，简直天理难容！
想通了这些，高务实对进军瓷器行业也就没有什么抵触了，而且他打算等钧窑的恢复工作略有成效之后，就把骨瓷工艺拿出来，当做新钧窑或者说禹窑的另一门技艺。
反正思路是现成的，传统钧窑可以继续主打高端，而骨瓷则主打中端，至于低端……低端不做。
当然，骨瓷这个名字得换掉，要不然太容易被人发现其中奥妙了，比如叫禹窑轻瓷就不错。骨瓷这东西，真正的优势其实就三样：轻巧、坚固、瑕疵少。至于什么通透性、细腻感、格外洁白之类，中国固有的瓷器其实都能做得出来，之所以经常不做得过于通透，其实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爱玉。
高务实以前看过研究，从中国瓷器表现出来的对于着釉技术来看，中国完全可以制造出玻璃来，可是中国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没有往晶莹剔透的玻璃上发展呢？因为玉并不是通透的，而中国各种技艺都喜仿玉性，所以根本没有考虑做出玻璃那种纯透明的状态。
不过骨瓷的轻巧坚固的确是个优势，尤其是对于出口而言，坚固可以保障运输过程中的损失降到最低，轻便又能降低运输难度，妙啊。
张氏一听高务实答应下来了，立刻转怒为喜，道：“既然这样，为娘马上把几个大匠叫过来见你！”
第117章 振兴北瓷
天下任何事，要想有所成就，必要潜心精研，最怕的就是想当然。
就如同高务实一般，他在今日之前，对于瓷器全无了解，只知道中国瓷器天下无敌，但瓷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譬如当下的瓷器发展、流行风潮乃至于所需原料、技艺要求等等一概不知。
而今日张氏给他介绍的三位“大匠”，则很是给他科普了一番——其实还是皮毛，因为稍微讲细一点他就听不懂了。
细节毋庸赘述，总之高务实弄清楚了几个关键点：大明的瓷器产业，最巅峰的时期是成化朝，此后虽然花样变化渐多，新的技术也有出现，但相较于成化时期而言，整体处于越来越粗制滥造的趋势。
“粗制滥造”是三位大匠的说法，其实哪怕三位大匠拿出了早已精心准备的一些历朝瓷器给高务实指点着看，高务实也觉得差别不大——确实，如按照大匠们所言，弘治以前注重修胎，接痕不大明显；正德以后，嘉靖、隆庆及近期的万历朝瓷器，则接痕明显，胎体更为厚重粗糙，官窑所产的还略微好一点，民窑所产的，这种情况越发严重，多有“火石红”的现象，大匠们称之为“黄溢”。
只是，高务实觉得大匠们的要求似乎过高了一些，甚至有点吹毛求疵的嫌疑。不过他是个相信专业的人，所以对于这种说法，还是抱持肯定的态度。
三位大匠，一人姓余，两人姓陈。姓陈的两位大匠来自于禹州本地，乃是一对兄弟，算起来是宋时钧窑技术的传人。但据他们二人表示，由于钧窑衰落已久，他们只能掌握大体技术，而有些独特的技艺可能已经失传，他们也只是在族中老人口中听过制造之法，能不能仿制成功还在两可之间。
不过张氏对他们二人的手艺十分推崇，生怕高务实听了这两个老实大匠的话会失望，连忙告诉儿子说她曾经让这二位试制过两批，虽然的确达不到钧窑的巅峰水平，但基本还是可以达到当年钧窑的普遍水准的——钧窑原本就少，而且专出精品，所以这个“普遍水准”其实已经是很高的水准了。
高务实表示认可，但没有过多置评。
姓徐的那位大匠则来自于景德镇。与宋朝时瓷器行业的全面开花不同，明代的瓷器之都已经稳稳的落在了景德镇，其余地方名瓷虽然也都有各自的强项，但不管是论规模、论全面还是论掌握独特技艺之多，景德镇都是当仁不让的霸主。
而这位徐大匠，即便是在景德镇，也是技艺极为出众的一位。只是这位大匠有两个悲剧：一是他只善于技术，而不善于经营，导致他家祖传下来的私窑明明质量极佳，但却被竞争对手挤兑得利润日薄，眼见得连祖产都要守不住了；二是他只有一个独子，偏偏这个独子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就是不务正业，在外头被人设局，欠了一屁股的印子钱，生生把徐大匠给搞破产了。
印子钱就是高利贷，理论上来说大明律是严禁的，但实际上……这都万历朝了，大明早就已经进了中晚期，还有几条法律能正儿八经当真？况且能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什么身份，哪里是他们徐家能够应付？
所幸高务实的母亲张氏正好派人在景德镇物色有本事的大匠，得知这一情况，立刻打着新郑高家的名头把这件事给兜了下来——巧得很，时任江西布政司左参政李纯朴高拱门生，由他出面说和，张氏把徐大匠一家欠的钱本息齐清还完，徐大匠则带着他家私窑的几个族人及弟子全部投入高家门下。
陈家兄弟因为钧窑没落已久，在乡里只能烧些普通瓷器混口饭吃，穷得早就谈不上什么大匠尊严了；徐大匠更不必说，理论上他现在欠高家的钱他三辈子都还不完。
张氏出身巨商大贾之家，在做生意方面可不会讲什么人情，二话不说就把他们三位全都收为家丁了。
家丁其实就是奴仆，甚至更直白一点说，就是主人家的奴隶。
这里需要稍稍解释一下，明代奴仆又称奴婢、臧获、家奴、家僮、僮仆、家人、义男、义女、义妇等等。
大明早期，真正的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俘和罪犯家属，他们的身份是法律认定的，但这种奴隶数量当然很有限。洪武时期，朱元璋曾一再颁布法令，禁止民间自发的良人奴仆化，反对人身买卖，或者私债准折而压良为贱；并且规定功臣勋贵和官员蓄奴的数量。
但规定只是规定，勋臣贵戚和官员们都可以找漏洞避免：比如奴契上不写卖身为奴，只写被某某收为义子、义女，朝廷就只能干瞪眼——高陌、高珗为什么都姓高？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奴契是在高务实的大伯高捷手里的，名义上他们都是高捷的义子，既然是义子，当然得跟“义父”姓了。
主人家对于这一类的奴仆或者说家丁，拥有任意处置的大权——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主人家的财产。
还有一种则稍有不同，是属于雇工性质的奴仆，只不过这个雇工的雇佣期有点长——雇佣一辈子，且没有跳槽的权力。此前张四维转给高务实的三慎园三管事，如沈立安、韦希旻等，就都是这一类的奴仆。
前一类义子义女型的奴仆，主人家可以对其生杀予夺；而后一类的，则达不到生杀予夺这个层面，然而朝廷对这一类奴仆的认定一直没有准确说法，通常来说，主人家只要不直接杀人，其他情况朝廷基本是不问的。
事实上，主人家就算真杀了，朝廷或者说官府会给于的惩罚也十分轻微，对于势力强大的那种主人家，这种惩罚忽略不计就好。
然而明朝家奴对主人家的犯罪，在大明律中是有非常明确、非常严苛的规定的。比如说“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及“凡奴婢骂家长者绞。若雇工人骂家长者，杖八十，徒二年。”
义子义女类的家奴哪怕骂主人一句，就要绞死；如果敢动手打了主人，斩首；如果更厉害，杀了主人，那没得商量，直接凌迟处死。
雇工类的家奴也没强到哪去，骂主人一句，就要杖八十，坐两年牢……
为何明朝后期打仗全靠家丁？原因当然不止一条，但这一条必然不能忽视：主人家对家丁生杀予夺啊！你一个家丁不听主人家的话，人家说杀就杀了啊！
现在这三位大匠就是雇工性质的高家家丁，因此高务实的决定，就相当于他们的圣旨了。
高务实听完三人的讲述，看了母亲一眼，微微皱眉地道：“娘亲，您给儿子一句实话，您让儿子搞禹窑，究竟是只为了赚钱，还是……有更大的期望？”
张氏目光一闪，又坚定了下来，看着高务实，道：“务实，高家也好，张家也罢，都是北人，咱们不能光看着南瓷耀武扬威呀！你现在要钱有钱，要势有势，为什么咱们高家就不能为振兴北瓷做点事呢？”
第118章 差别竞争
振兴北瓷？
不得不说，听到便宜老妈这个说法的高务实真的相当惊讶。他很早就知道张氏有经商的天赋，但却不知道她还有这么大的理想。
景德镇成为瓷都已经很长的时间了，而钧窑的没落则更加久远，想要重振旗鼓可能都挺难的，更别说要想跟景德镇形成南北双雄了。
不过话说回来，竞争可以带来更快的进步和更大的发展，这条理论高务实一直都很赞同，要是真能振兴北瓷，不光是对北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对于景德镇而言恐怕也是一件好事。
成化朝之后的瓷器开始出现“粗制滥造”现象，说不定都有景德镇找不到对手之后的懈怠因素在内，所以给景德镇制造一个北方对手，应该是利大于弊的事，只要宣传到位，景德镇方面一定会有所触动——尤其是这个对手还出现在中国顶尖瓷器钧瓷老家的话。
“嗯……娘亲有这番壮志，做儿子的自然只能全力支持。”高务实先表了个态，然后又微微蹙眉道：“只是这件事恐怕很不容易，就算三位大匠技艺精湛，可是制瓷毕竟是一个行业，而且是一个拥有许多复杂工序的高端行业，所需要的人才很多。除了技艺精湛的工匠之外，还得不断培养大批有前途的学徒，才能保证长盛不衰。另外，还要有人能够善思善试，不断创造新的技艺，不能只靠吃老本，否则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张氏听完大喜，赞道：“吾儿果然大智天成，一眼就看出最关键的问题！不过，务实你不必担心，这些事情为娘的这几年已经妥善考虑过了，咱们不仅要依靠三位大匠培养人才，还要继续从外头引进人才。”
她说到这次，微微一笑：“务实，你可能有所不知，景德镇固强，但那里竞争也格外激烈，其中一部分虽有技艺，却不善经营的，以及一些根底不深的，常常被排挤得做不下去。这可拦不到咱们高家，咱们既不缺钱，也不缺根基——景德镇虽然远在江西，但江西地方上也不是没人帮咱们说话，所以咱们可以专门派人驻留景德镇挖人！”
哦，您不妨干脆说咱们高家有钱有势，在景德镇挖人可以不怕人家报复得了。
高务实故作谨慎之色：“那娘亲一定要交待下去，挖人可以，但切记不可违法，不可仗势欺人。”
“那是自然，为娘自然不会让你难做的。”张氏见儿子答应，喜滋滋地应了，然后又道：“你还有什么别的考虑么？”
高务实想了想，冲三位大匠道：“三位可知，景德镇所出之瓷，最强者在于何处？我是指技艺方面。”
三位大匠对视一眼，还是出自景德镇的徐大匠开了口，道：“大少爷，景德镇最强之处，莫过于青花。青花虽是古法，各地瓷窑均知此法，但惟景德镇之青花可称集大成者，甚至推陈出新，到如今，已远非其他各地所能及。”
“哦？”高务实微微点头，又问道：“那么，咱们就别在青花瓷上面浪费工夫了，把这一块让给景德镇即可，咱们造彩瓷——我刚才听你们介绍，钧瓷主打也是彩瓷？”
显然高务实又弄混了概念，因为多色不代表就是彩瓷，他还以为这是以颜色划分的。
三位大匠连忙给他纠正了一下概念错误，高务实倒也知错就改，笑道：“好吧，是我弄错了……我的意思其实就是避开景德镇最强的矛头，咱们主攻别处，争取也搞出能跟景德镇青花相媲美的特色产品。”
其实高务实真正担心的倒不是搞不出景德镇青花的水平，毕竟以他高氏的财雄势大，挖人的确方便，多花点钱和时间，总有机会的。但他不愿意这么做，他的目的又不是搞垮景德镇，那除非是疯了。他只是顺着张氏“振兴北瓷”的思路想到了差异化发展，你景德镇青花天下无双没关系，我钧瓷窑变也是天下无双啊！对于大明而言，南北瓷各有拳头产品岂不是皆大欢喜？
所以高务实就把这一条给定了下来，然后将三大匠打发下去休息，这才对母亲张氏道：“娘亲，儿子还有一个想法不得不说。”
张氏见他特意把三大匠打发走，知道必有要事，点头道：“此事虽是为娘提出来的，但说到底，这都是你的产业，你有什么想法只管说来便是，不管成是不成，咱们娘俩好好商议就是了。”
“过去的钧窑，产量太低，而且只做精品、绝品，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御贡之物。”高务实摇头道：“这可不行，咱们既然不是官窑，可千万不能这么干，必须立足于赚钱。”
张氏笑了起来：“娘就知道，对于赚钱你一定不会含糊。”
这话都不知道是表演还是批评，不过高务实可不计较，他也笑了笑，道：“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咱们的‘禹窑’也必须遵从两个原则。”
“哪两个原则？”张氏问道。
“其一，将来禹窑出产的瓷器，都必须有‘京华禹窑’四个字，不论这四个字留在器物何处，反正一定要有，这是身份的象征。”
“这个为娘知道。”张氏点点头：“就像你此前说过的，叫做品牌效应。”
咦，您老进步很快啊，这么与时俱进？不过高务实名下各个产业都是遵照这个思路做的，瓷器也如此，倒也不会让张氏感到奇怪。
“其二，咱们得把‘京华禹窑’的产品分几个档次，就像京华香皂一般。”
张氏点了点头，问道：“也是‘御贡’、‘国士’、‘雅士’那样么？”
“唔……这个嘛，倒是可以换个名称。”高务实思索着道：“要不就分四个档次，最高档的那一批叫做‘颂’，除非皇上让我上贡或者让内廷找咱们买，否则不产。”
“为什么叫这么个奇怪的名字？”张氏奇道：“有什么讲究吗？”
高务实哈哈一笑：“娘亲听了其下几款便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哦？”张氏点了点头：“那你说来听听。”
高务实道：“其下分为三档，从高到低分别是：大雅、小雅、国风。”
“明白了。”张氏点了点头，笑道：“风、雅、颂，这是《诗经》，只不过你把大雅、小雅分开来论了。”
高务实眨了眨眼：“档次分得越细，才越好赚钱，因为有买‘国风’实力的，便会想方设法买下‘小雅’，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同样，能买‘小雅’的，则会想着买‘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