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7章 辅弼(三十)注定！
“关原之战”到底是没能打起来，因为这一次的战场换了地方。
如高务实所料，真正爆发大战的地方改到了织田信长曾经制霸天下的居城——安土城。
天正四年，也就是万历四年，织田信长命令丹羽长秀开始在近江安土山筑城。在此之前，长筱之战发生，武田家损失惨重，加贺、越前也被平定。至此，领国的道路被整修，看起来正是逐渐开始走向和平安定的时节。因此，修筑一座城，也是很适当的事。
同年二月十三日，信长来到安土，丹羽长秀的工事很符合他的心意，于是他将名物珠光茶碗送给了丹羽长秀。
据传，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记载，信长亲自在工地指挥建造事宜，召集大家一起筑城工作，还以敲钟来规定上下工时间，指挥巨石的运送。
其中有一块巨大的叫作“蛇石”的名石，信长命令大家用绳子拴上这块石头，用绸缎包裹，装饰上鲜花，派人拿起大鼓、小鼓、笛子，一路吹吹打打，将它顺利运送到了工地。
《信长公记》中记载说：“工地上无论黑夜还是白天，都热热闹闹如同山谷都在抖动。”而弗洛伊斯也记载：“安土城的中心，有一种塔，被他们称为天主，是比我们的塔更气派、更雄伟的建筑。这座塔有七重构造，综合了国内外建筑中最巧妙的结构。
实际上，在天主的内部，到处都有色彩丰富的肖像画，掩蔽了整个墙面。在外部，不同层级涂有不同的颜色。比如说有一层是在日本常见黑色漆涂窗与白墙，它具有绝妙的简约美感。某一层是红色的，另一层是蓝色的，最高层全部漆成金色。和其他的宅邸一样，此塔顶端覆盖着我们所知道的最华美的瓦。这些瓦看上去是蓝色的，前排的瓦片上有圆头。屋顶上悬挂着非常具有气度的，由技巧凝聚而成的雄伟怪异的假面。”
在日式城堡当中，往往会有天守这种构造，但是安土城的天守却被称为“天主”。天守是一座城的标志存在，为数层的高阁。天守以外，有石垣、塀等一圈圈的围起来，还有矢仓之类的防御工事建筑，这样组成一座城堡的基本结构。
后世一些网友以为天守就是“城”，其实天守只是一座城的一部分，只不过因为是标志性建筑，因此往往出现于相关图片上而已。
还有瓦的问题，实际上之前日本对屋瓦的使用并不十分广泛。确切来说，佛寺之类的宗教建筑会用瓦，但是贵族的居所则还是日本传统的方式，以树皮加工以后铺在屋顶。顺带说一句，这种以树皮或者茅草铺屋顶的方式并非日本独有，英格兰传统建筑也有这样的屋顶，这种构造的产生一般与当地气候风土环境有关。
到了日本战国时代，大名的居城渐渐开始推广用瓦，安土城自然也用了瓦。当然，树皮加工以后铺在屋顶在这个时代也依然是常有的。
至于屋顶上那被传教士形容为“雄伟怪异的假面”，其实是一种装饰，叫做鯱。鯱是传说中一种虎头鱼身的凶猛海怪，在日语里也可以表示虎鲸。至于这种建筑方式，看看日本隔海相望的西边大国就知道——来自于中国的“脊兽”。
西方人的描述到底还是缺了点原汁原味，在太田牛一的《信长公记》中，是这样描述安土城的“御幸之间”的：
“此处的御殿，从廊下到御幸之间，屋顶以桧皮铺设。阳光下，金属装饰熠熠生辉。殿中全部以黄金装饰，四壁贴有金箔所，金底上有绘画浮雕，但凡需要使用金属的地方，统统用黄金。地面上雕饰花草纹样，天井是井格式结构。
御殿内从上到下都如此金碧辉煌，如此绚丽耀眼。无论是所想还是言语，都无法形容。榻榻米是备后出产的，青绿色表面，边缘是高丽絹或者云絹。正面二间的深处，竹帘之内更高一阶的位置，有璀璨的金饰作为装饰，周围传来熏香的气味。往东还有数间，全以金箔贴底，绘有各种彩色图案。”
什么叫土豪金呢？这就叫土豪金，是土豪金的完美标本。只能说，织田信长还是过于暴发户了一些，真正的“土豪”反而不喜欢搞得金碧辉煌。比如高务实的日新楼，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各种各样的建筑美学在此处交相辉映，既有中式自然和谐之处，又有西式简洁大方之所，唯独不会搞得一眼望去尽是铜臭。
一般来讲，日式城堡的话，城中的道路为了防止敌人的入侵，尽量会做得弯弯曲曲，简直要弯成回形针。而安土城大手门的道路宽六米，直线约百八十米。另外，预备笼城战用的井户或用以让武者跑来跑去，向敌人扔下石头的军事设备也偏少。
因此可以说，比起军事据点的功能，安土城更倾向于政治功能。譬如，天正十年，也就是万历十年正月，附近诸国的大名、领主以及织田一门的人都来到安土城朝见信长。
不过有的时候，信长也让百姓来参观他的安土城。他会下令将城内都点上灯，大家可以尽情地玩一玩看一看，而且还有礼物可拿。某种程度上来说，信长比较喜欢显摆。
听说织田信长还让画家在屏风上绘画安土城的风貌，将此作为送给梵蒂冈的天主教会作为礼品，可惜这扇堪称珍稀的屏风已经遗失。
有人可能想问，如此珍贵的东西怎么就遗失了呢？因为战争。
万历十年，也就是天正十年的六月，在本能寺之变以后，安土城天主及其周边的本丸等建筑物在山崎合战后不久，就被完全烧毁了，遗失的东西不计其数，也包括这扇屏风。
后来织田信长的孙子、织田信忠的儿子织田秀信被分配到安土城来。但实际上因为安土城已毁，所以他一开始并没去往这里，而是直到他的叔叔织田信孝兵败，他才去往安土城。
织田秀信，小名“三法师”，如今是岐阜城主，当然他的正经官位是正三位中纳言，绝对的高官。
此次大战将起，织田秀信先去拜见丰臣秀赖，获得赏赐200枚黄金及3000石的兵粮。彼时正在伏见城的石田三成以美浓及尾张两国领地利诱秀信加入西军，并派遣家臣柏木彦右卫门及河濑左马之助支援秀信。
但此时时间上有些来不及了，德川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向岐阜城进军，织田秀信来不及返回岐阜迎击，双方军队在曾根城附近交战，织田军战败，向西退守至菩提山城，打算依托菩提山城的有利地势继续抵抗。
然而，德川军很快赶上，并依靠前文提到的“明制大筒十门”强攻。“大筒”就是日本人对大炮的说法，这十门“明制大筒”其实就是来自京华的大炮，也是德川家康如约从甲斐姬手中获得的援助之一。
能被家康如此看重，宁可以宴会来拖延时间也必须得到的大炮当然不会是明军作为陆战火炮主力编配的京华三号炮和四号炮，而是十门京华二号炮。
二号炮是海军的主要装备，放在陆军中毫无疑问是正经的巨炮。德川家康得了这十门巨无霸之后，在菩提山城小试牛刀，果然轻松轰破一些阻拦于其正面的建筑。要不是因为日式山城善于利用地形优势让进攻方很难展开，或许家康一天就能拿下此城。
不过即便有地形上的麻烦，但德川军在数次佯攻的掩护下终于还是将巨炮推到了合适的炮位，最终在第三天中午连续轰破数道城防，顺利拿下此城。
织田军战败后，原本织田秀信与其弟秀则都打算切腹自杀，却被赶来帮忙的柏木彦右卫门阻止。织田兄弟又羞又气，认为与其苟活，不如光明正大的切腹，甚至认为柏木彦右卫门是在羞辱他们。
柏木彦右卫门却指着即将攻入内城的德川军道：“此战之败并非我等不够英勇，而是因为德川老贼手中有明人的大筒。中纳言当知此战关乎天下，我等此身虽然不值一提，但如今却也关乎天下！”
织田秀信泄了气，扔了手中的刀苦笑道：“那又如何？菩提山城挡不住德川军的明制大筒，我就算一路退下去，哪座城又挡得住呢？是横山城、佐和山城，还是重修了不到原先规模三成的安土城？”
秀则也道：“正是这般，菩提山城挡不住，其他城池恐怕也都一样。从今日战况来看，恐怕伏见城也经不住这般巨炮。我想，天下间若还有能抵挡住如此巨炮的城池，那恐怕也只有大坂城了。
彦右卫门，不必劝说我兄弟二人了，快去将今日战况告知石田治部，请他退军大坂，在大坂城与德川军决战吧。”
柏木彦右卫门与同样前来帮忙的河濑左马之助对视一眼，对织田秀信道：“不瞒中纳言，石田治部也通过一些手段弄到了明制大筒，算算时间……现在那些大筒应该已经到达军中。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劝二位不必急于切腹，只管退守安土城，等石田治部与诸位大人携手合力击败德川老贼与中纳言报仇！”
由此，织田两兄弟终于放下执念，带着身边近卫从城中地道出逃，准备会合石田三成与其余各路西军，在安土城下与德川家为首的东军决战。
他并不知道东、西两军手中都出现“明制大筒”意味着什么。其实这种局面对于日本局势的几位操盘手来说都不算很难看穿：无论家康也好、三成也罢，他们都知道自己之所以会得到军援是因为甲斐姬背后的“高关白”希望他们打下去——不是打一场决战就是，而是“打下去”。
安土之战，注定不会如历史上关原之战那样“一战定乾坤”，而是会打成一场拉锯战，会制造一个“安土绞肉机”，最终双方筋疲力尽各自罢兵。但经过一段不会太长的时间休息和调兵之后，这场仗还要再继续，在近畿附近各处开战，直到消耗掉十万、数十万人马，或许那位“高关白”才会发发慈悲，让大家坐下来谈。
他们都知道结果，这是最可悲的。问题是，家康和三成能选择拒绝“高关白”吗？
不能。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敢拒绝，高关白一定会支持对方将自己打倒。家康和三成都不想成为那个被打倒的人，因此谁都不敢拒绝。
这两人近来都有时候默默感到揪心：有些悲剧似乎注定发生，而自己不仅不能阻拦，甚至还要推波助澜。这究竟是谁的过错？
如果高务实知道他们的心思，或许愿意回答一句：是三百多年后的那群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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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日本的战事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持续放血了，我也不打算细写，下一章直接转回大明国内。这一章叫“辅弼”，要写一点辅弼该做的事了。大家可以猜猜还有什么极其重要，但是又极其难办的改革是高务实一直拖到现在的……
第287章 辅弼(卅一)报业与舆论铺垫
高务实的仁义似乎有范围限制，东海另一边的岛国看起来不在服务区内。因此，甲斐姬不久后收到的飞鸽传书写得非常明白：“……务必精准控制对双方之援助规模，确保双方打到精疲力尽、油尽灯枯为要。非其如此，方能确保后续干涉之顺利，确保异日演儿权威之巩固，切切。所需一应物资，无论军械、粮草、铜钱亦或其余，均准先用后报，以免贻误战机……”
而当甲斐姬看到这封回信时，高务实却在趁着午间休息的闲暇，于户部值房接见几位京华下属的掌柜。
这几位掌柜虽然也叫掌柜，但正如世界五百强的总裁和一家注册资本不到一百万的小公司总裁都叫总裁一样，这些管事可不比京华商社、京华基建、京华船舶之类的掌柜。这么说吧，高务实眼前的这几位掌柜每年业务额加起来还不到上述任意大部门掌柜每年业务额的九牛一毛。
然而，这几位掌柜今天却能得到高务实的亲自接见，可见他们干的活儿虽然“不值钱”，但这活儿本身却很重要。
是的，他们手头的活儿确实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京华在大明“舆论口”的几位关键人物。这几位分别是《京华周报》、《半月时论》、《燕京周报》、《经济旬议》四大京华系报刊的掌柜。
顾名思义，周报是七天一出，旬报是十天一出，半月则不必多说了。值得插嘴一句的是“周报”的“周”，现代人当然早已习惯“周”或者“星期”，但其实中国古代本没有“星期”一说，京华之所以搞出“周报”，原因是高务实当时随手安排的时候忘了这茬，后来为了圆谎才用“星期论”忽悠。
“星期”起源于西方，古代犹太人创制了以七天为一星期的七曜记日法(日、月、火、水、木、金、土合称七曜)。其实早在唐代时，这套七曜历就传入了中国，但并未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直到鞑清末期，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
十九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同时把基督教中的“礼拜日”带到了中国。渐渐地，中国教徒们也和西方传教士一起在礼拜日进行传道祈祷。这是中国人对西方星期日(礼拜日)的最初印象。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人涌入中国，他们将本国的生活习惯带入中国，在星期天进行休息娱乐。一开始，中国人对此充满了好奇，日子久了，也就认同了，或者说见怪不怪了。
虽然当时上海的《申报》也曾发表社论称“西洋各国的星期日休息制度于人生有益，中国应该仿行”，但从认同到改变自身的习惯还是有很大的困难，这时的中国人对“星期日”才停留在认识阶段。
时间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所在洋务运动创立的高等学府——福州船政学堂，率先给学生放假过星期天。究其原因，则是要照顾外国教师的作息习惯。当然，这也算是开了先河。
随着戊戌变法的推动，各地的新式学堂陆续成立起来。由于“西学东渐”之风的盛行，一些新式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全校师生星期天休息的制度。不过当时还很少有“星期日”这个称呼，通常以房、虚、昴、星四字代替——这是根据中国的二十八宿值日法推算而出的。
除了新式学堂，一些与维新变法相关的社团也实行星期聚会或休息制度，即每逢“房、虚、昴、星日”为休息日。经过多年的潜移默化，以星期为时间周期的观念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已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高务实为了给自己找补，也把“房、虚、昴、星”的说法拿出来忽悠，并将这四日之间的时间称之为“周”，算是提前两百年搞出了中国的“星期”制。而这一切意外的根源，就是为了掩饰《京华周报》、《燕京周报》里头的“周”这个概念。
其实京华一开始在舆论口办的报纸挺多，但高务实在这件事上面没有采取京华一贯的垂直管理模式，而是玩起了“养蛊”——一下子创办二三十家报刊，然后放手让他们自由竞争，看谁能活得下来，最后在不同类别中挑一个最强的留下，其余废弃。
这几个不同类别中佼佼者在此后既要坚持自身发展的比较优势，又要在高务实有大动作之前进行先期舆论铺垫，还要不时对舆论进行悄无声息的引导，甚至在万一出了什么事之后干些转移舆论焦点乃至洗白的勾当。
朝廷的确有邸报，但那玩意儿理论上是只有官员能看到的，覆盖面简直小到离谱，根本起不到“舆论口”该有的喉舌作用。
高务实多年前就搞出了报纸这项新兴产业，只不过这些东西的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还记得早年前京华通过京师各处茶馆的“茶博士念报”来推广吗？现在多年过去，念报居然成了大明各地茶博士们的一项重要业务，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了。
当然，“念报”业务蓬勃发展主要是因为当前民间的识字率太低，读书人无论是否有功名在身，自然都是选择自己看报的。事实上，仅京师一地，京华这几大报社已经各自拥有了五到八万的固定销量(当然其中的销量重合度肯定也不低)，让高务实惊喜不已。
有什么高兴的呢？当然高兴，这意味着仅仅京师一地就至少应该有十万以上读过书的人选择将看报作为一项固定活动，为此甚至不惜花钱——虽然高务实觉得在考虑了刊发成本之后，京华系的报纸其实挺便宜的。
说“挺便宜”，那其实是高务实的看法。实际上，如《京华周报》的年订价格为一两银子，大致估算下来每份周报大概在20文钱，其实不算很低。这里可不要做对比，说什么京华一艘二级战列舰仅造价就高达35万两白银……不是这么比的。后世也没人拿一艘战列舰的造价对比一份报纸的价格啊。
再说，这年头会去订报纸的人除了茶馆的茶博士属于业务需求之外，基本上非富即贵——毕竟读书从来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更别提读报这种额外消费了。
说起来也就京师这种地方才撑得起如此规模的订报人群，一般府县都少得可怜。大多数上县订报人群不超过200份，中县100多，下县更是没准，有些甚至少到只有20多份。
所以，京华的报业买卖主要靠大城市，府治以下就基本都是赔本赚吆喝了——好在这点小钱高务实赔得起，所以他宁可赔钱也要求继续做下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培养用户习惯，直到形成风气。
既然办报原本就不是图钱，那么今天高务实找这四位掌柜过来显然也不是为了询问各社的经营情况。
放下茶杯，高务实环顾众人，缓缓问道：“关于科举改革的舆论铺垫，任务交给诸位也有一段时间了，不知眼下收到的反馈如何？士林之中对于科举是否需要改革，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等诸议题，当前都哪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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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宣布：上一章末尾的无奖竞猜由“书友150308000326082”堂主抢答成功(#^^#)，高务实隐忍多年，到了文武两道威望都可谓一时无两的今日，才敢试探着推行的改革就是——科举改革！
第287章 辅弼(卅二)四大掌柜报舆情
四位掌柜对视一眼，最后由《京华周报》大掌柜陶庭彦开口回答道：“回东家的话，京师士林之中各种各样的声音不一而足，不过主要集中在声讨现有制度之上，对于新的科举考试制度应该如何改革，当前的议论似乎并不充分，尚未形成主流意见。”
这哥回答倒是还在高务实的预料之中。毕竟骂旧制度容易，但提出合理可行的新制度却是难如登天，而想要用自己的观点说服同样都是读书人的其他人，那显然就更难，哪里那么容易形成“主流意见”？
高务实微微颔首，问道：“那么诸位可以谈一谈，目前士林对现有科举制度的抨击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这次依旧是陶庭彦第一个开口回答：“东家，《京华周报》这边获悉，目前被抨击得最凶的就是科举试卷评议时，容易对最好的几篇文章争论不出个上下。
虽然考官都是朝廷大臣，而朝廷大臣本身都是饱学之士，甚至还是士林前辈，但麻烦也出在这儿……有时候考官们也会争执，最后虽然总会给出结果、分个上下高低，但大臣们争论的很多内幕消息事后总会流出，这就给了很多人机会来抨击。
文章好坏本就众说纷纭，又不是每科取士都能出现东家中试时的情况，一文既出，满座皆寂。如今多数时年里，总会有几篇甚至十几篇好文章，好是好，但大家好得差不多，难分高下。
最终朝廷虽然排了榜单，但士林之中总要争论许久，最后也只是因为时间流逝而暂时无人再提及，可一旦有人提到，免不了又要争论。
总之，如今士林之中最恨的就是文章评阅难以公允，大家都希望能有个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几篇文章难分上下的问题。”
高务实点点头表示了解，然后又问其他三人：“你们呢？”
《半月时论》大掌柜佟正身拱手道：“回东家话，从《半月时论》这边得到的反馈来看，除了方才陶掌柜提到的问题外，还有就是弊案，尤其是涉及到朝廷高官的弊案。
据《半月时论》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买卖科举题目居然都只是排在次要，士林首要关注的问题是朝廷高官相互勾结，取士对方子侄、门生等后辈，此种积弊最受抨击。”
高务实微微蹙眉，沉吟片刻却未予置评，只是吐出一口浊气，沉重地点了点头。稍稍沉默，又把目光对准最后两位掌柜。
这次不等他发问，《燕京周报》大掌柜贺荣拱手道：“东家，陶、佟二位所述之外，《燕京周报》这边的读者还关注一件事，认为如今各地的公家学堂多有荒废，许多学子因为家境贫寒而无法获得应有的求学环境。
这些学子为求上进，不得不一边操持谋生之业，一边在空闲之余才去私塾就学。然而家资殷实者也有许多人需要皓首穷经才能有望金榜题名，这些学子耽误了许多时间精力在求财之道，又哪里比得过无需在意生计者？因此，《燕京周报》不少读者都认为朝廷如要改革科举，当从各地学堂着手，不能让天下学子尽出于高门大户……”
贺掌柜说到这里实在不敢再说下去了，声音越来越小——没办法，他面前这位东家好像就是“高门大户”中的高门大户，自己这番说法怎么听都像是在吃饭砸锅。
高务实发现了他的尴尬，大度地笑了笑，摆手道：“无妨，这番话说得甚好，我亦常常忧心于此。”
似乎是担心这样说还不够真诚，高务实收了笑容，认真地补充道：“尔等莫要以为我这般说只是惺惺作态，我是真的很关注此事。
我知道，很多世家大族恨不能包揽进士金榜，希望天下士人都不要与他们和他们的后辈子孙竞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便能垄断权力，维系家族永不没落。可若真是如此，这社稷江山的气数……也就要尽了。
我才从朝鲜战场回来不久，对于朝鲜两班把持朝政，尤其是把持做官资格一事感触最深。一个朝廷，若是不能做到唯才是举，而是任由一批门阀家族长期掌权，腐化堕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朝廷百药难医，所以倭寇一到，那所谓的三千里江山便只能顷刻陷落。
我中华有幸，隋唐之时便已创立科举制度，并以此逐渐打破门阀垄断权柄之旧制。然而，天下制度未有数百年不可变者。时移世易，制度岂能不随之更易？即便不是全盘推倒重来，也总要除枝剪叶、修边正骨一番，如此才能使这套制度历久而弥新。
至于你说到不少士人关注各地学堂荒废一事，并且为此担忧寒门再难出贵子……我以为此言极是！科举之要义，一在唯才是举，二在阶层流动。
要我说，没有哪家高门大族是老天爷钦点永远不可没落的！任何家族，如果后人只知道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混吃等死，那它就活该没落。唯有前人努力，后人也不负祖宗，才配安享门第之荣。
至于这件事本身，其相关问题虽然颇为复杂，但归根结底还是朝廷此前财政拮据，而各地官员又有许多只会几句圣人文章，根本不知如何理政，于是只好因循旧例，最终诸事渐废。
不过，眼下朝廷岁入大增，自然也要为天下学子真真切切做些事来。而官员不知庶务这一旧弊，也要渐渐有所纠正……这都要看此番科举改革啊。
诸位，虽然此事与诸位个人应该是没有多大关系了，但我想你们也有子孙后辈，也希望子孙后辈能够在更好的环境下求学，直到金榜题名，光耀门楣，对吗？所以，希望你们不要将此事只看做我这个东家交代的差事，而是应该当做事关自家的大事来办，明白么？”
这一次，四人都感受到了高务实的真诚，齐齐起身拱手行礼，肃然应诺。他们四人都不是“高”姓，可见都是外雇的掌柜。实际上，这四位都是有功名在身的人——其中陶掌柜乃是举人身份，后三位也都是秀才。
秀才还好说，很多落第秀才穷困潦倒混不下去，投入京华门下谋个差事并不奇怪，奇怪的陶掌柜。
理论上来说，在大明拿到了举人功名之后一般是不可能生活无着的，因为举人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特权，可以在一定额度之内减免贡赋徭役。即便不搞那些人尽皆知的偷税漏税手段，只要从大流的接受几个富户挂靠，也能轻松惬意的过完这一生。
但是陶掌柜偏偏以举人身份接受了京华的招揽，干起了“掌柜”来，这就很令人诧异了——举人虽然不一定能当到官，但毕竟是“候补官员”，万一运气来了呢？没见人家海瑞海青天也不过是个举人出身吗？
[注：所以海瑞这辈子做的第一个官就只是福建南平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明制，南平县是延平府的府治所在。呃，就是延平郡王那个延平)。他要是进士出身，哪怕是三甲最后一名外放地方，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令老爷，断然不会只混个县级教谕的。]
陶掌柜之所以如此折节，那也是实属无法。他家本是浙江商人，家庭条件本来挺不错的，至少算是个中等富商之家。但当他考中举人没几年，正准备再努努力，争取金榜题名之时，悲剧发生了：他老父亲忽然走背运亏到破产——家里的两艘海船在南洋遇到飓风，船货皆没。
船是自家的船，就算沉了也不过是遭受重创，家里多少还有些家当，有机会东山再起。然而，他家那次不光自己跑船，两艘船上还有超过一半的运力都载了别人家的货，并且很贵——多半是丝绸，还有一部分特制瓷器。
[注：明清时期的中国真有接受特制瓷器的，比如美国白宫就有一件来自中国的藏品瓷器，是个盘子。这盘子的边缘是典型的青花，中间则是一副画作，画着一个飞在半空的西方天使，手里拿着……呃，我一时忘了是拿着什么，但天使的样子我印象很深刻。这个盘子的主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正是华盛顿。]
这下好了，自家倾家荡产不说，甚至还欠了一屁股债。商人毕竟是商人，债主虽然不至于对一位举人过于苛责，但浙江本就商业气息浓厚，而举人又毕竟不是进士。人家左催没钱还，右催还是没钱还，态度自然就晴转多云了。
陶掌柜一边是气不过，一边也知道这事自家理亏在先，恰好听友人说京华招揽报刊管事，本身薪酬丰厚不说(再丰厚也不够还债)，关键是办得好了会有重奖激励，因此心一横就入了京华。
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办报过程中最是兢兢业业，终于在当初高务实“养蛊”式的疯狂内卷下把他负责的《京华周报》办到了京华最佳。
高务实在接见他的时候知道了他家里的事，大手一挥就把他家欠下的七万多两巨额债务还清了——当然，并不是高务实直接出了七万多两银子的赏钱，而是代为还清欠债，剩下的款项在减去赏金之后改换了债主，现在是他欠着东家高元辅几万两。
要说好处，那就是高元辅当时就说了，不催账、不计息，什么时候还钱，全凭他陶庭彦自己。
现在，三位掌柜都已经说了自家掌握的情况，最后一位
《经济旬议》的大掌柜石阳不等高务实发问，只是感受到东家的目光朝自己投来便主动开了口。
“东家，《经济旬议》的读者之间已经开始讨论，认为新的科举制度应该考一点关于如何在当地发展商贸的学问。不过，这种学问他们也说不清楚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学问……”
高务实陡然眼前一亮，差点激动得站起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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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7章 辅弼(卅三)万事有因
为什么高务实如此高兴？因为这种想法在农业时代的中国几乎是开创性的！
早在高务实前世求学阶段，他就曾经有过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朝廷好像压根就不关心社会经济的发展？感觉经济发展这个事儿，在古代的官员和皇帝眼里完全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
为什么啊，经济发展难道不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大事吗？后来他才知道，现代社会才会认为经济发展如此重要，古代还真不是。
有句是个人都知道的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
战争很重要，这个好懂，放在这里毫无问题。问题是祭祀。
祭祀这种活动，你要说它完全不重要，那肯定不对，毕竟这似乎涉及到文化啊、精神啊之类的传承，非要较真的话还是有点重要的。但是，放在和“战争”一个高度，就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确实不对劲，因为人家想表述的其实并非只是祭祀本身。这句话里，将“祀与戎”放在同层，甚至把祭祀放在战争之前，是因为这里的祭祀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礼”。
那么，什么是礼？抛开可以为你给出百万字解释的一票儒家经典，其实孔子所说的礼，根子从来不是什么礼节、礼貌。这些都只是浮于表面的细枝末节，仿佛泡茶时冲出的泡沫——你要喝的是茶汤，不是那层泡沫。
孔子所谓的礼，用现代大白话来说就是：“规矩。”高务实认为，孔子要表达的意思其实贼简单：做人啊，凡事都要讲规矩，不然就全乱套了。
把这句话大而化之，再回到“祀与戎”，意思就很好懂了：针对国内而言的“规矩”和针对敌国而言的“战争”。
前者是为了让国内稳定，后者是为了让敌国不敢来犯，甚至反过来消灭敌国。那么你看，这句话本质上就是按照“对内”和“对外”两个角度所给出的“首要大事标准”。
为啥说这个呢？因为正是因为这样的思维，所以古代的统治者们关于“对内”这件事，关注的焦点从来都是“规矩”——我安排你们各自干这些活，你们都干好了，这个国家就保得住，其他那些有的没的，轮不到你们操心。
换句话说，古代任何一家朝廷，它对内所关心的从来都是维稳，而不是其他。
当然你可能会说，维稳虽然重要，但是你发展经济之后岂不是国家就更稳定了吗？嗯……未必。
在这个问题上，不确定性很大：比如你发展经济，那么总会有一部分人获益大、有一部分人获益小，没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获益甚至还受损的。这就造成了不公，容易产生社会内部矛盾。
打个比方，高务实穿越之后引导大明发展经济，看起来受益的人很多——先是勋贵，再是开明士绅(包括部分官员及家属)，再是开明商人，最后才是依靠这些经济生产带动着有活干的雇工。当然，你还可以说雇工赚了钱会买粮买酒买布建房什么的，还能惠及到普通农民。
这种情况在后世被称之为“涓滴效应”，大意是富人赚了钱会带动其他人跟着赚，大家都有好处。
话是没错，但正所谓“不谈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事实是，富人赚取了绝大部分利益，而“涓滴”落到普通人手里那就真的只是“涓滴”。
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哪怕是处于同一阶层或者说生态位的人，也一定会有人赚得多，有人赚得少。这样就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好比你和我都是在当地薄有家资的商人，各自有一万两银子的本钱，大家都去做生意。
结果呢？我最后赔光了本钱不说，还另外欠下一万两银子的债务根本还不起，被迫卖儿鬻女，落了个永世不得翻身；你用一万两本钱赚了十万两，成了本地巨富，又因此将儿子培养出来，春闱高中进士，从今往后就是官宦世家了。
这样的阶层流动在商业大发展的时代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咱们不说别的，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许多企业，在高务实穿越那会儿早就完犊子了，而最近二三十年冒出来的财富新贵呢？多如过江之鲫。
这就是财富变化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化。现代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变化，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古人”而言，尤其在是中国这样一个农本社会而言，这种变化是会让几乎所有人警惕的，甚至产生严重抵触情绪。
为啥？我家有良田千顷，千百年下来所产生的财富都是相对固定的，因此我可以确保我的家族永远能凭借这份家资活得好好的。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冒着亏到破产的风险去做生意？
再进一步，你家只有良田百顷，你把这些田地全卖了做生意，最终冒险成功，赚回来良田万顷，从“我的十一”变成了“我的十倍”。请问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我看着你恨不恨？只怕是“嫉妒使我面目全非”了吧？
这还只是两个人之间，放大到大明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这种变化可能导致的阶级矛盾只会更大、更不可控。于是，这就和“在祀与戎”的“祀”，也就是“一切要有规矩”直接冲突了。
朱元璋为什么要规定民户、军户、匠户这些，而且不准户籍变动，只是因为他蠢吗？显然不是。他能从叫花子混成皇帝，再蠢能蠢成这样？
他只是要“规矩”，要让全国上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规矩”之内，永远不得逾越——因为逾越就可能导致不稳定！
这才是真正的“稳定压倒一切”，跟后世同样的话完全不是同一个道理。
后世说“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你得先有稳定，然后国家才能发展，国家发展了你才有更好的发挥平台。而古代不同，比如大明这种，它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它不需要你发展，它只要你遵守规矩。因为你遵守规矩，那么皇帝就永远是皇帝，勋贵就永远是勋贵！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以高务实这个穿越者的上帝视角来看，农业社会的中国在各项指标上几乎都完爆全球，而即便不用上帝视角，中国人的已知世界中，也没有人比自己发展得更好。
那么，我干嘛还要没事找事，顶着巨大的维稳压力去追求什么经济发展？我现在就很发达了好吧！
所以，用古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是这样的：不是我不懂得技术先进的好处，而是我现在就很先进，我没有必要在这种时候去冒险追求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是万一不成则很可能完犊子的未来。
不要把古人看得太蠢，大明并不封闭，封闭的话也不会一发现佛郎机炮比自家的炮好用就立刻引进，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仿制成功，从此开始自产自用。大明所谓的“固步自封”，大多是因为它自我封闭的那部分真的比别人厉害。
当然，另一部分是因为它还没有认识到别人的长处。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所以高务实以往的改革都是直接解决某一具体问题——驿站亏本亏不起了，高务实上《纾驿路疏》；藩禁养猪养不起了，高务实上《请开藩禁疏》；户部权力不到位事情难办，高务实上《取用疏》……总之都是就事论事，一计对一事，其前提都是“问题摆在这儿了，快来个人给朕解忧”。
然而这一次不同，这次并没有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摆在眼前。
你要问科举有没有问题？那当然是有的，否则四位掌柜刚才的转述难道是在笑话京师士林全都吃饱了撑着，一个个竞相放屁吗？
但是，科举的问题一直都存在，却也一直没有显得很是迫切、非改不可。在这种时候高务实跳出来要改革科举，士林上下、朝野内外的第一反应绝不会是“高元辅真是急人所难”，而是“高日新这次是要搞掉谁？礼部尚书？”
没有人会把你的举动第一时间上升到理想高度，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从利益出发——你想在这件事之中求得什么好处？是权，是钱，还是名声？
庸俗吗？庸俗。现实吗？现实。
高务实深知这一点，而且历来善于利用人的庸俗。然也正因如此，他等着改革科举才会一等三十年——没有机会啊！
科举制在当今世界就是全球最先进的人才选拔机制——你看看这个时代的欧洲，人家还在玩贵族世袭政治那一套呢！[注：写到这里忽然想到英国上院。笑死，二十一世纪了还得有爵位才能入上院，什么木乃伊皿煮。]
现在为什么不等了呢？因为他想明白了一点：再等下去也不会有机会主动冒出来，那不如趁着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威望无两的窗口期赶紧推一把。
不过，虽然要推，也不能一点社会基础都没有，总得先有个抓手才好使力。现在抓手出现了，而且与前三位掌柜提到的不同，这一次《经济旬议》的读者们实际上是在质疑现在的科举制度不能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这就与高务实的目的不谋而合了啊，他能不激动吗？
不过他马上想到另一个问题，什么群体才会生出这样的想法？思想有点先进啊！
高务实把问题抛给石阳，石掌柜笑道：“说起来也是巧了，咱们《经济旬议》的读者有很大一部分都和京华有关系……确切的说，和京华工匠学堂有关系。”
“啊？”高务实愣了一愣：“此话怎讲？”
“东家诸事繁忙，可能不太清楚一些细务，其实自从全面开放招生以来，工匠学堂这些年着实培养了不少人才啊。”
石掌柜感慨道：“尤其是数学系和格物系，都吸引了不少生员(这里指秀才)前来学习，甚至还有些家资殷实又闲极……呃，又爱好此道的举人。久而久之，现在京师士林之中曾经来工匠学堂学习过的读书人，就算咱们再怎么少算，也肯定超过千人规模了。”
“原来如此！”高务实恍然大悟，合着这波舆情之所以能出现，归根结底还是我自己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办学慢慢攒出来啊！
别看高务实最近这些年没怎么管学堂的事了，但那主要是因为学堂早已走上正轨，暂时又还不好更进一步刺激保守派。
实际上，工匠学堂最早的时候编写教材，特别是刚才石掌柜提到的“数学系和格物系”，其教材那可是高务实深度参与的。当初为了编好教材，他这个文科生真是把还能想得起来的一点数学、物理知识搜肠刮肚全清出来了——除了某些不方便出现在这个时代的之外。
不过高务实可不会老老实实只教知识，他把很多思维私货夹杂在教材中，用于“启迪学生”。尤其是数学教学中，高务实在教材里时不时提一些如“某县县令”在财务上被该县主簿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趣闻，然后让学生去计算故事里的提到的相关数学题。
这种做法不仅不会惹人反感，甚至还会让学生觉得“很爽”——你县尊老爷就这个水平？那还不如我嘛！
等过了一段时间静下心来想起这件事，又会产生思考：咱们科举取士怎么总取这些废物玩意儿？连手下的主簿都玩不过，这群废物真能管好一个县？万一这厮还官运亨通，那不是更糟糕了？这是朝廷所托非人啊……不对，是朝廷所取非人啊！
通过这样的潜移默化，京华工匠学堂毕业的学生大多都会觉得现在朝廷取士是有问题的，光考个四书恐怕无助于将来秉政一方，更别说将来万一还要宰执天下了。
如果工匠学堂没有放开招生限制，学生都是高家的家丁出身，那也就算了，影响力辐射毕竟有限。然而高务实很早就放开了招生限制，有些家庭条件一般且觉得自己登科无望的读书人想通过学堂混一份京华的美差(毕竟是读书人，一般还真是美差)，就开始源源不断进入学堂就读。
当然，也有那些闲极无聊的好奇宝宝去凑热闹，反正高务实也不问出身，想来读书都可以来读，能通过入学考试就行。
这样长期坚持下来，也就形成了石掌柜口中的那批人。想到这里，高务实忽然反应过来——难怪他们是《经济旬议》的读者啊！这《经济旬议》顾名思义，平时刊发的内容主要都是探讨经济话题，很符合这群人的知识体系……
好，很好，好得很。这下子不怕舆论炒作不起来了，就以《经济旬议》这批人的政见为核心，再把前几拨人的观点也加入其中，让科举改革一事显得迫在眉睫！
“诸位的差事办得非常好，我十分满意。不过现在尚且不是论功的时候，我这里有几件事还要拜托诸位立刻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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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7章 辅弼(卅四)西征僵局期
舆论发酵是需要时间的，一般而言除了某些爆炸性消息——比如战场大胜或者大败之外，舆论铺垫的时间越长，最后掀起的声浪才会越大。因此，高务实在给四位掌柜交代了下一阶段的任务之后，立刻便又恢复了正常工作。
先说朝廷这边。在高务实的授意下，户部和兵部联合做了个西征之战的开支预期，把之前高务实大致表述的开支范围进一步缩小到了一个相对更准确的数字区间，并很快上奏给了皇帝。
按照计算，户部和兵部认为，原先为西征安排的三个波次共约十万大军的总兵力不能全部投入到明年年初的作战当中，因为如果要这样做，财政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概是需要和滇缅之战一样发行战争债券了。
即便朝廷愿意发行战争债券，而且这一次的战争债券依旧能够轻松顺利的卖光，事情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出现多大的转机，因为这只是财力问题解决了，运力问题依旧没法解决。具体来说，主要是骆驼不够，而全部使用骡马则完全不划算。
为什么非得是骆驼？因为骆驼远比骡马能耐得住间歇性的缺水。在荒漠隔壁的西北地区，一旦稍微迷路或者遭遇天气异常变化，就很可能无法赶到下一个可以补水的节点。此时骆驼因为驼峰的存在，它们是可以克服克服的。骡马可不行，断水时间稍微长一点，它们就会直接死亡，这样一来途中的损耗就太大太大了。
然而骆驼不能凭空变出来。西征之前，高务实已经提前储备了一些，结果把市面上能买的骆驼一扫而空，正式出征之后又把民间能搜集到的骆驼全部有偿征用，甚至京华商社都把自己的骆驼主动提供给了西征军。现在大明控制的地区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驼难求。
说起来这也是没法子的事，西北丢失都几百年了，大明的控制区最远也就到哈密卫，哈密卫丢了之后只剩下肃州以东，这能需要多少骆驼呢？没有需求就不会有人养，这是个客观现实，穿越者也只能干瞪眼。
户部和兵部一合计，最终给出的结论是：来年开春的西进作战中，明军主力只能出动不超过六万人。至于六万人如果不够，那就得看土默特和鄂尔多斯部的实力与意愿了。
不得不说，这一次高务实对户部和兵部的表现颇为满意，因为他们计算出来的这个可出动兵力与原历史上左宗棠收复新疆最终出关的兵力非常接近。
当年左宗棠从兰州移营肃州，准备发起进攻。此时清军已有部分兵力驻守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塔尔巴哈台等战略要地，与阿古柏军相持。四月底，左宗棠命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25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至此清军出关总兵力有80余营，正是六、七万人。
巧了，这次户部和兵部最终算出来的可出战兵力也是六万。看来，在没有水路和铁路可以倚仗的情况下，中原王朝往西北出兵，恐怕最多也就这个数量级了。
当然，蒙古人不算在内。他们那个带着母马和羊群一起行动的“无后勤作战”，明军是完全学不了的，真学不了。
皇帝收到奏疏，显然也有点紧张。他上午收的奏疏，还没到中午就把高务实宣去西暖阁问询了。问题不不复杂：六万人够不够？
按照皇帝自己的看法，刘綎这六万人如果是和察哈尔正面决战，那应该是有把握的，但西北地域太广，城池也不能说少，倘若每个地方留点兵，变成了摊大饼，最终能用来机动作战的兵力恐怕就不太充裕了。而且，偏偏近几日收到了几封的新的战报，更加加重了皇帝的这种担忧。
这几封战报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察哈尔蒙古军前段时间偷袭明军后勤运输队成功之后，似乎尝到了甜头，开始接连不断打击明军后勤线。刘綎每次都出兵救援，但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七次运输队遇袭，五次救援成功，一次抢救回来大概一半物资，还有一次只能说是去打扫战场。
这其中，即便那五次成功的救援，实际上也不露脸——刘綎每次都是亲率一个最精锐的骑兵协约五千骑兵去救，但对方的蒙古人只有两三千，而且根本不和刘綎对战。说好听点那是察哈尔军“望风披靡”，说难听点就是人家学会了游击战，现在不跟明军打决战了，哪怕骑兵决战他们都不打。
这就很麻烦了，意味着察哈尔人现在找到了应对明军具装骑兵真正有效的办法——你不是正面决战强吗？那好，正面老子绕着走，退避三舍可以吧？可你有本事就让明军全军都是“正面”，否则总有老子打得动的。
明军当然不可能全军都是“正面”，那些运输队如果全都要集中至少一个骑兵协来帮忙守护，户部和兵部刚才算出来的开销至少得上浮三成，这谁受得了？
正常思维下，面对这种情况只能考虑把运输队集中，然后派兵跟随守护。然而事实上这也不可行，因为沿途的补水点水源有限，并不都能支撑大规模补给，这也是物理硬伤。先前大军打过去可以，那是因为大军随军带着大量水源和补给，但是后续补给只能“细水长流”，否则问题又转回去了——成本控制不住。包括刘綎每次救援只能带一个骑兵协也是因此。
所以现在刘綎在哈密头大如斗，在写给高务实的私信中自我调侃，说这是蒙古人看他麾下的骑兵编练不久，创造条件让他好好练兵——他最近已经开始轮流带不同的骑兵协出去救援和作战了。用他的话来说，各个骑兵协近来“皆有所成”。
自嘲归自嘲，高务实还是能看出刘綎的头疼，而且他知道刘綎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明军骑兵具装化是高务实定下的策略，刘綎不可能擅自改动，而且也不能改，否则将来“明军重骑为中军，蒙军轻骑为两翼”的大战略就要夭折了，这肯定不行。
明军战士不可能去和蒙古战士比控马，双方有生活成长的天然差距在里头，所以明军在骑兵上就必须具备比较优势，那就是装备和训练。装备、训练要拉开差距，就只能往具装上面靠，然后在战斗中侧重于打决战，而不是去搞骚扰作战和追逃扩大战果——后面这些工作交给土默特和鄂尔多斯两部就好，人家才是专业对口。
面对皇帝的提问，高务实也只能安慰说等两部蒙古骑兵大量到位就能解决。实际上此时额尔德木图所部已经到了，但高务实舍不得让他去干这活儿。
这倒不是高务实心疼学生忘了国家利益，而是在蒙古两部之中，实际上只有额尔德木图才算是高务实真正放心的“嫡系”。他爹把汉那吉虽然是个铁杆亲明派大汗，但丰州滩汗庭到底还有其他首领，大汗也不能完全对他们的态度视而不见。
至于博硕克图……这小子前科摆在那儿呢，现在不过是知道违逆不了大明，认清了现实才老实点，可心里指不定想着什么。总之，除非将来他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否则高务实一定会始终把苦活累活扔给他干。
凡事都有后果，一部首领倒霉往往就是整个部落倒霉，高务实也只能希望博硕克图能吸取教训。就在这一念之间，高务实就已经给鄂尔多斯的“济农本部”安排好了下阶段的工作，至于切尽的儿子们，他们还是可以去捞点正面战场的战功。
听完高务实的说明，朱翊钧也只能接受，随后问起了一些“不相干”的事。
“听说你处置了几名家丁？”
京华虽然有相对这个时代最完善的制度设计，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又不是什么清水潭，该出的问题一样会出，所以高务实一年要处置很多家丁。不过，皇帝此刻问的肯定不是什么京华内部腐败被抓的家丁，而是上次在吉大港的风波中被高务实处理的南疆将领。
高务实的回答很简单：“有过不惩，乱之源也。”
皇帝沉默了一下，叹道：“算了，你家的事你自己看着办，朕其实……只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他其实是想说当时自己提到这件事，本意只是表示即便事情发生在南疆最远处，朕也是知道的，倒是真没想到会造成这些后果。
南疆现在的规模确实不小，但在朱翊钧眼中依旧不算什么，要不然他当初也不会故意抛出什么“定南都护府”之类的说法来。按照他的想法，如果高务实最终所求不过是南边那些蛮荒之地，那简直再好不过了——给他就是，还能成全我们君臣佳话。
他有这种想法其实并不奇怪，中原天子对蛮夷之地一直都是这样的心态：你们那破地方朕瞧不上，对你们最大的期许就是别闹事，免得朕费心劳神。
当年锦衣卫都督刘守有曾拿高务实在南疆“积蓄实力，意图不轨”进谗言，朱翊钧就没听。一来是当年朱翊钧根本不信高务实有什么“意图不轨”的动机，二来也是认为南疆不可能对大明真正形成颠覆性的威胁——可以造成麻烦，甚至麻烦不小，但颠覆绝不可能。
要说原因，中原王朝的天朝思想确实有很大占比。中原王朝的外部威胁从来都来自于北方游牧，什么时候沦落到南方蛮子都能威胁中原王朝的生存了？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心目中，南蛮顶多也就是给两广、云南这些边境省份造成一些小边患，真到那个时候，就是小朋友不听话，该打屁股喽。
至于现在南疆又开始向天竺动武，在朱翊钧看来反而是好事——你看朕判断多准，南疆就算被务实一统，也只会往西去找别人的麻烦，怎么可能对我大明有威胁？
至于“天竺”人会怎样，那关我大明皇帝什么事，朕又不取经。何况那经书看来也没什么用，听说天竺人自己都不信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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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7章 辅弼(卅五)货币霸权
君臣二人又聊了一会儿其他事，朱翊钧忽然好像困意上头，打断正在说话的高务实，说今天先到这儿吧，朕有些倦了，先去睡个午觉。
高务实见他哈欠连连，不疑有他，随口说了两句让皇帝保重龙体之类的场面话便退了出来。等出了乾清宫，高务实忽然有些纳闷，皇帝这困意来得也忒突然了，前一刻还谈性甚高，后一刻就哈欠连天，不会是昨晚临幸哪位妃子过于劳累吧？
想到这里，高务实立刻自省起来：我好歹也是朝廷首辅了，这般在心里编排皇帝陛下，属实是有些说不过去，抱歉抱歉。
又走了几步，高务实又想起另一处不对劲。往常如果朱翊钧和自己聊到这个时候，肯定是要留自己在宫里陪他一起吃个午饭的，这在京师官员中都已经是他高某人见怪不怪的特权了——因为大明的皇帝一般不留臣下一起用膳，即便赐宴给内阁阁老，通常也是直接送饭菜去文渊阁的内阁值房，并不会让阁臣来乾清宫与皇帝同吃。
然而今天居然破了例，这就很不一般了。若是外界知晓，恐怕还要怀疑，高阁老是失了圣眷呢，还是皇上交代了什么急务必须马上去办？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高务实虽然并不认为这么点小事就能影响京师官场对皇帝与自己的君臣关系做出错误判断，但麻烦总归是越少越好，因此他打消了回内阁用餐的计划，吩咐身边的宦官直接送自己出宫城，同时通知一下内阁那边不要等自己。
他倒是不怕没地方去，出了宫门之后自然有自家内务部安排的车队接送他去任何地方，而他选择了去京华银行总行——这地方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同时也是明联储的总部。
明联储的股本很复杂，皇帝的内帑也在明联储的原始股中占有一定比例，所以他来此处，外界就很难判断是不是皇帝问到什么事了。
其实他不是来谈公务的，而是来和高国彦谈一谈对日本的金融战。当然，说金融战多少有些刻意抬高，实际上高务实前世也只是个基层干部，对于金融战并不在行，他眼下要对日本做的那些事，放在后世肯定是相当小儿科的。
不过，现在不是二十一世纪，高务实认为自己的计划还是能有些效果的。
简单来说，高务实是要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来配合甲斐姬，让她能更好的控制日本内战的规模、强度乃至节奏。
这里首先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先决条件是，通过这些年不间断的经济渗透，产自南疆的大米已经占据了日本市面上“商品米”的大半江山，顺便将原本居高不下、只有武士阶级以上才能吃得起的大米价格给打下去了不少。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前些年已经成功开采的吕宋大铜矿为高务实提供了大量的铜，京华方面除了铸炮等方面使用之外，很是将这些铜矿用于铸造铜钱——不要误会，不是铸造万历通宝，这个是犯法的——高务实铸造的是专门用于日本市场的永乐通宝。你没看错，就是成祖朱棣时期的永乐通宝。
为什么永乐通宝会是专门为日本市场准备的呢？这个还真值得稍微讲古一下，因为永乐通宝这个问题其实还不光与日本有关，其与南疆、南洋甚至印度、波斯地区都有一定关系——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
永乐通宝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改元永乐之后铸造的年号钱。《明会典》记载，朱棣于永乐六年(1408)在京师南京铸造永乐通宝钱，永乐九年又派官员去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铸造。但是《明史·食货志》中却只记载了“九年铸永乐钱”，而漏记了永乐六年在京师铸钱的事。
朱棣于永乐六年在京师铸钱，三年后又于永乐九年在位于东南沿海的四省铸钱，这看似极为平常的一件事，实际上背后却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和背景。这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正式禁用铜钱之后，大明朝廷首次开禁铸钱。
众所周知，朱棣在绝大多数政治安排上都尽力按照父亲的遗命来执行而无视朱允炆的改革，因为这可以为他的“正统性”加分。那么，为什么在铸钱这件事上他却要违背父亲的禁令呢？
其实也正是因为“合法性”。正因为他对“合法性”不足的担忧极大，所以才想通过正式铸造一枚他的年号钱，来抹去他篡位者的嫌疑，并以此向世人昭示他的皇位继承既正统又合法。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不过是铸造一枚年号钱，真的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吗？
钱币，特别是年号钱，是不同于一般物品的，在中国古代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寓意。因此，每当新的王朝建立，或者是新的皇帝即位，甚至是改元换年号，往往都要铸造一种新的钱币。因为只有这样才具有新旧更替、改朝换代的象征性意义，才能昭示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而朱棣正是因为明白这层意义，才会宁肯违背朱元璋的祖训，也要打破禁钱令，铸造他的年号钱。
结合两件事，可以看出这件事的重大。一件是靖难之役成功之后，朱棣直接将朱允炆的年号“建文”给废弃了，并将以建文为年号的四年全部换成了洪武年号。
因此，洪武年号本来只有三十一年，最后却变成了三十五年。这样就表示朱棣的“永乐”年号是直接继承自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洪武年号铸造了洪武通宝，中间的建文年号没有铸钱，因此他铸造永乐通宝就可以向世人昭示，他朱棣才是洪武皇帝的合法继承人。
朱棣铸造年号钱永乐通宝，表面上看虽然打破了朱元璋的禁钱令，但在实际的货币流通中，朱棣还是继续推行朱元璋制定的流通使用纸币的政策。因此，他所铸造的永乐通宝钱根本就没有在国内流通使用，反而是都赏赐给了国外的朝贡使团。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朱棣铸钱的目的是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需要。
另一件是朱棣登基之后，立马派出郑和率领庞大的使团出使海外，“通好他国，怀柔远人”。他的目的就是向世人宣告，他才是大明王朝的合法天子。
实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他的年号钱来赏赐沿途各国。因此，在郑和的七次航海中，从永乐七年十月第三次开始，所携带的都是大量的永乐通宝钱。这也是朱棣于永乐六年在京师南京，接着又于永乐九年在东南沿海四省大量铸造永乐通宝钱的原因。
大量的钱币撒出去之后，必然会招来更多的朝贡使臣。永乐一朝，仅泛海而来的国王就有四位，其中三位还留葬在了明朝。为了接待朝贡使臣，朱棣又在福建、浙江、广东分设来远、安远、怀远三个市舶司，在京师则设会同馆以国宾待之。另外还设置了四夷馆，负责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些使臣都不会空手而归，而赏赐他们的多半都是永乐通宝。
正是由于铸造永乐通宝的目的就是供郑和船队去海外宣扬国威，以及赏赐朝贡使臣，怀柔远人。所以就导致了它不在国内流通使用，于是在后世，永乐通宝在国内出土发现的数量很少，在明清时期的钱币窖藏中更是难得一见，但在海外却有大量发现。
20世纪70年代在东沙、XSQD的水下考古中，发现了被认为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沉船所遗下的铜钱，其中永乐通宝钱的数量极其巨大。据统计，仅XSQD第一次清理的80706枚古钱中，永乐通宝就有49684枚，占62%；第二次清理的能看清文字的1995枚铜钱中，永乐通宝多达1215枚，占61%。在东沙群岛清理的钱币中，永乐通宝也比大中通宝、洪武通宝多得多。
永乐通宝不仅在南海的西沙、东沙群岛大批量发现，在环印度洋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也是随处可见。譬如从肯尼亚、坦桑尼亚到阿曼、伊朗，从斯里兰卡、印度到泰国、马来西亚，都有大量的永乐通宝钱出土发现的记录。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永乐通宝钱是明朝所构建的东亚朝贡体系中的通用货币，在中国主导的有等级秩序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郑和下西洋的深入，大量的永乐通宝钱成了东南亚各国的通用货币，由此开启了永乐通宝风行亚洲的旅程。
而与东南亚地区相比，永乐通宝钱在日本发挥的作用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这是因为在明朝进入永乐盛世的同时，当时统治日本的室町幕府也迎来了足利义满统治的全盛时代，并且还加入了明朝所建立的东亚朝贡体系。
元朝初年，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中日之间断绝了官方往来。后来的朱元璋因为怀疑日本人与宰相胡惟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因此对日本始终保持警惕。中日两国这种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最终是被室町幕府的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于1399年以向明朝称臣的方式给缓和了。
注意，敲黑板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日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向中国称臣，所以这件事在日本历史上也是一件非同寻常而且颇有争议的事件。后世很多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右翼人士是很不乐意提及此事的。
那么，足利义满为什么要向明朝称臣呢？当然是为了与中国开展贸易，而贸易的目的则正是希望获得中国的铜钱。
诶？铸钱而已，日本为什么自己不铸造，非要用中国的铜钱呢？
这个问题本来需要从唐宋时期讲起，但这里还是不细说了，简单总结就是八个字：材料有限，技术不佳。
总之最后，随着大量的宋钱、明钱流入日本之后，对日本的货币经济、地租以及赋税制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譬如日本由此前盛行的以物易物的实物货币形态，逐渐发展为以铜钱为主要的流通手段。不仅官方和民间的买卖广泛使用铜钱，而且土地、房屋的出售或抵押也多以铜钱形式支付。
另外，日本由实物地租加速向货币地租转化，铜钱成为地租的主要支付手段。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封建庄园的地租原来主要是通过大米等实物来支付，后来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众多领地分散的庄园主纷纷开始征收货币租税，使用铜钱缴纳地租日渐盛行。
最后是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至如今日本战国末期，钱币作为赋税的支付手段在日本已经被广泛地使用，并被用于交易结算。因此，百姓外出都愿意携带钱币。
足利义满急切需要大明同意与他进行勘合贸易，而在大明回赐的物品中，日本最想要的就是铜钱，因为日本当时的“钱荒”已经非常严重，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坐稳江山。
结果，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等于认可了朱棣的正统性，这使得朱棣龙颜大悦，在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的同时，还赏赐了大量的洪武通宝钱，从此给朝贡国赏赐铜钱便成了一种惯例。
永乐六年京师开铸永乐通宝，同年五月日本第三次入贡，朱棣赏赐铜钱15000贯，这很有可能是永乐通宝第一次流入日本。此后凡勘合贸易使团来明朝进贡，都要援引永乐赐钱的故事，请求朝廷多赐铜钱。
其中，成化四年(1468)已经陷入困境的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请求赐予铜钱的国书中说得更直白：“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济)。”
永乐通宝对日本的影响有多大？之前提到过特别著名的一点：日本战国时代最重要的人物织田信长，为了宣传他的重商思想，改变传统的重农观念，就将永乐通宝钱画在军旗上，以此宣扬“金钱万能”的政治理念。除了军旗，织田家武士的盔甲和背旗上也都画着永乐通宝钱的图案。
织田信长之后真正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毕竟也出自织田家，因此永乐通宝的地位反而愈发稳固，使得全日本现在流通的铜钱基本就以永乐通宝为主了。
面对这样的情形，高务实即便并不以金融手段见长，但如果还不能想到一些办法来给日本挖坑，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前些年，随着明联储的成立，京华银行也开到了日本。京华银行复制了其在大明国内的做法，先公开展示巨额黄金、白银和更加庞大的“永乐通宝”实物储备——展示方法是将这些钱财装满一艘艘武装运输舰，邀请日本各地大名、奉行和豪商上舰参观。
用这样的方法，京华银行立刻建立起强大的金融信誉，很快在日本推广了“明联储纸钞”，并且在此后数年快速吸储，用大量纸钞回收了日本市面上流通的大量永乐通宝等铜钱。
高务实现在来找高国彦，第一件事就是询问这位明联储执行主席和京华银行行长，此时的明联储纸钞在日本市面上究竟能占到“流通货币”的几成，京华银行日本分行是否具备顷刻间引得日本货币市场巨大波动的能力。
高国彦先是一阵错愕，下意识想追问自己这位首辅堂弟想做什么，但很快他就忍住了好奇，认真估算了一番，回答道：“如果日新要问的只是市面流通钱币的占比，那我认为应该已经占到一半以上。不过我得说明一下，日本各家大名和富商家中还有多少铜钱窖藏，这是我不可能了解，也无从判断的。”
高务实点了点头。各家大名和富商家里藏了多少铜钱，这确实没法了解，不过没关系，市面上流通钱币的占比够高就行了，因为我不光用铜钱来打这场金融战，我还有大米可以配合。
“如此，请三兄为我参详两件事。如果日本分行突然宣布，由于日本内战爆发使得我京华银行对在日经营产生不信任，因此暂停明联储纸钞与永乐通宝等铜钱之正常兑付。而与此同时，北洋海贸同盟也同期宣布，因同样的原因，暂停南疆大米的对日输入……”
高务实盯着高国彦问道：“会有何等后果？”
高国彦大吃一惊，下意识反问道：“啊……这，为何要这样做？”然后马上反应过来，补救道：“我是说，这样做对我们的商业信誉也有很大的损伤，将来日本各大名和豪商恐怕就不敢再信任我们的纸钞了。”
高务实摇了摇头，平静地反问道：“他们有得选吗？”
“呃……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高国彦被问得愣了愣，但马上皱眉道：“可是他们将来说不定有聪明人会想到联合起来创造自己的纸币来和我们竞争啊。”
高务实冷笑一声：“三兄此言差矣。没有军事霸权，就不会有货币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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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一)首辅被劾(上)
刚刚确定用经济手段给日本内战再上一道保险用以加强对战争进程和烈度进行控制的高务实没有料到，经济变化同样也在大明内部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政治变化的根源。
其实，高务实做了这么多年改革，其中很多方面都涉及经济，但直到如今才引动政治变化，这本身就已经很离谱了。可以这样假设：如果现在的欧洲各国如大明这般，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出现如此程度的经济变化，没准国王的脑袋都可能搬个家。
这不是夸张，也不是随意比较，因为按照原历史的发展来看，再过几十年英格兰就会因为底层经济逻辑的变化，将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推上舞台中央，这个人叫克伦威尔。
大明的经济底层逻辑暂时还没有颠覆性的变化，经济主体依旧是“自耕农+地主与佃户”组成的小农经济模式。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大明暂时不会出现“护国公(克伦威尔)”的两大原因之一，而另一大原因则在于中国并非欧洲式的封建君主制，而是中国特色式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马导师提出过“五种所有制”，恩导师完善归纳为“五种社会形态说”，将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GC主义社会。”
“未来”离此时高务实所处的时代还太过遥远，暂且可以不提。但基本可以认定，当前这个时代可以看做从中世纪农奴制社会到锦缎雇佣劳动制社会的变革早期。
然而这里有个极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马导师还是恩导师，他们所说的情况实际上都是以欧洲为基础的，强行套用到此时的中国则明显有误差，并且误差还很大——中国早就不用农奴制了啊！(这里省略几万字，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找资料研究，都是公开的，也不涉政。)
后世很多学者研究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在欧洲兴起，而中国顶多只是“资产阶级萌芽”就没了下文。不能说这些研究不重要，但高务实一直认为他们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其实根本道理反而挺简单，就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经济层面，在于中国代表了农业社会发展的巅峰；另一方面是政治层面，中国代表了中央集权制帝国组织形式的巅峰。
前者意味着，代表农业社会经济的地主阶级在力量上远强于代表商业社会经济的资产阶级；后者意味着，代表帝国旧有制度利益的统治阶级在力量上远强于代表新兴制度利益的资产阶级。
说到这儿，道理就明摆着了。
欧洲能在中国之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因为欧洲有多先进，反而是因为欧洲在农业社会时代发展不够先进，于是就导致“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团”过于弱势，居然无法剿灭新兴的资产阶级，这才导致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把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时代。
相反，中国这边的“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团”发展程度远高于欧洲同行，实力不能说是强大，简直是过于强大，以至于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其实力都可以轻松吊打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雇佣劳动制”利益集团。
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你资产阶级革命怎么可能成功？可不就是伸手斩手，冒头砍头么？
你以为在大明朝就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事情发生吗？不，有的，只不过刚刚冒头就被解决了。
举个例子，原历史上的现成案例：“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其年水灾，丝价甚昂，而‘苏(苏州)民素无积聚，多以丝织为业，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织造太监孙隆掌税事，而其参随黄建节等，擅加征税，甚至及于织户小民，‘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并趁机要机匠按匹纳税后才可发卖，以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
苏州机户与工人忍无可忍，先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聚众二千余人，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隔二日，又有某些不知名人士为首，率数十人入玄妙观约定行动，葛成以芭蕉扇为号指挥，发誓‘不取一钱’、‘不夹寸刀，不掠一物，预告乡里防其延烧’。自葑门起，于灭渡桥捶毙税官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接着分别往阊、胥二门外，凡是税官在地方者，尽遭民众殴杀。之后又前往投靠税监的乡绅与富户家，‘毁其室庐、器物，或毙其戚属’，或各执火炬烧打。”
上述即为魏斐德(FrederisWakean)、森正夫、赵鼎新等多位史家、学者所重点探究的“织佣之变”。而对于台湾所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巫仁恕来说，这次发生在江苏苏州府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仅是他搜集到的明代中期至清乾隆年间众多“城市民变”案例中的一个。
事实上，这样的“民变”例子多了去了。如1484年，成化十九年，苏州府城反宦官索贿；1518年，正德十三年，福建省城福州兵变抗议裁饷；1575年，万历三年，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城反征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江西九江府彭泽县城抢粮暴动；1796年，乾隆嘉庆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官匠罢工要价……
以上种种也只是客观案例中的极少数，而这些案例在高务实看来，实际上都具备一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然而结果呢？无一成事，都是转头就被镇压了。
什么叫力量悬殊，这就是力量悬殊。像英国那种资产阶级组织军队打赢国王军队，然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在中国这边连梦都不必去做——你“雇佣劳动制”的利益集团拢共才多少人，知不知道帝国的根基“自耕农+地主佃户”利益集团有多少人？
前者顶多百万，大概率还到不了这个数，而后者则是以亿计。高务实为什么一直以来都只是引导更多人参与工商业，尤其着力引导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们参与工商业，就是因为他知道所谓“资产阶级萌芽”在中国真的只是个“萌芽”——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个百丈巨人。
只有把这些大贵族引向“商业新兴贵族”、把大地主财阀引向“商业财阀”，壮大了“雇佣劳动制”的基本盘，然后才有可能推动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当然不革命是最好，毕竟革命总归要流血。不过高务实对此信心不大，他估计最后还是会有革命，只是他自己大概活不到那个时候罢了。
总之，中国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不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萌芽”出现得迟，而是因为中国的旧有制度、旧有利益集团过于强大，那个“萌芽”就算发展再快，他们的相对力量也依旧不够看。
总结来说，欧洲先行一步的本质其实是“船小好调头”，而农业时代的中国作为一艘超级巨舰，它要调头那可太不容易了。
不过在本位面中，经过高务实的不懈努力，“调头”的第一个迹象终于出现。尽管这件事乍一看并不太妙——是由高务实被弹劾为起点的。
弹劾的发起者是“巡视海道管宁绍等处兵备参政”，一般简称“宁绍兵备”，属浙江巡抚下属。此人名叫李叔元，字端和，号鹿巢，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十年壬辰科二甲第五十五名进士出身。
他弹劾高务实的罪名共有八条，分别是：结党、徇私、媚上、渎职、暴虐、引战、养寇、通外。
如果他的说法成立，甚至只需要有一条最轻的罪名成立，高务实就至少配得上一个“冠带闲住”——保留级别但罢免职务。但凡有两条成立，高务实就该直接被罢黜了。
此时此刻，高务实正在文渊阁的内阁值房之中津津有味地读着这道弹劾自己的奏疏，看看自己的八条罪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其一，结党。这一条很简单，高务实也能猜到——你是世人皆知的实学派党魁，我弹劾你结党那还能错？天经地义好吧！
不过高务实对这一条并不在乎，实际上从皇帝到普通官员也都不会在意这一条，因为法不责众——但凡有朝廷这玩意儿在，党争这种事就压根免不了。你都党争了，那首先得有个党啊！管你是推崇实学的、信奉心学的，还是只认经典理学的，作为大明官员，你总归有个自己的政治见地，但凡有了，那就有了“党”。
至于说他高务实“结党”，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党魁”身份。不过这也无所谓，所谓“党魁”，这玩意儿又不是个实际职务，只是大家根据个人威望、人脉强弱等条件自行认定的，一切都在各人心中，压根不会有实际证据。
结党这一条罪名之所以摆在第一位，那就和衍圣公必须姓孔一样，属于政治正确，实际意义见仁见智。
越过这一条，下一条罪名是徇私。这一条高务实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按照他自己的看法，他高某人虽然不敢说大公无私，但似乎也没干过什么明目张胆的“徇私”勾当才对吧？
然而，李兵备却明确弹劾了
，其中举了几个例子：开海之后这么多年，沿海数个著名私港个个都是高务实的产业，这难道不是高务实倚仗权势，为自己谋取私利？
俺答封贡前后，高务实成立京华商社，现如今把持边境马市贸易量超过一半，甚至又在平定西北之乱后建立了京华自己的马场，如今占据大明国内马匹贸易七成左右，难道不是徇私？
辽南盐场原本是辽东都司下辖产业，高务实在任金复海盖兵备道时通过改革，把辽南盐场变成了高家私人盐场，这难道不是徇私？
他甚至还提到了一些高务实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情况，让高务实颇为意外。比如他说，京华基建最近几年在全国各地富裕府县推行“城市下水道改造”，通过“仗势威逼”、“利益收买”等方式“说服”地方官员，让他们同意京华基建在城中开挖修建“新式下水道工程”。
为什么要推行这些工程呢？李兵备说了，这不过是京华基建要推销他们的新产品“承插式水泥管”，而这项生意因为可以全国铺开，所涉及的资金将会是海量的——也就是说利润将是海量的。
显然，这也被归咎为高务实“徇私”，你家的生意嘛！这样全国到处修城市下水道，而所需的主要产品“承插式水泥管”又只有你家的京华基建能够提供，这要不是你指使的，难道还能是我指使的？
天可怜见，高务实真是今天看到弹章才知道有这回事。“承插式水泥管”这个产品高务实是知道的，其用处是建设城市下水道高务实也是知道的，但高务实此前所了解的情况却和大明国内没什么关系。
京华基建一开始上报这件事给高务实的时候是说，工匠学堂医学系的研究表明，南疆、南洋地区广泛存在的疟疾、霍乱等常见病与城市卫生关系甚大，而南疆各城市相比大明国内城市的卫生差距主要体现在下水道。
南疆很多城市甚至压根就没有下水道，甚至连排污渠都没有，这极大的影响了卫生状况，导致疟疾、霍乱等病症层出不穷。为了扭转这一严峻形势，降低移民死亡率(当地人照样死，但显然京华关注的重点是汉人移民)，京华基建提议在南疆、南洋各地城市广泛建设下水道，并采用他们新开发的产品“承插式水泥管”。
这个建议在高务实看起来完全合情合理，要不是他自己人不在南疆，可能早就想到要处理了。因此出于某种补救心理，他在亲自看过这个产品的样品之后马上就下文批准了，并且要求南疆方面大力配合，同时也要求京华基建大量生产，避免产品供应不足——顺便批准了扩产资金下拨。
然而高务实没有料到的事发生了：南疆的人口密度可不如大明，而且城市密度也不如大明，所以南疆那边的下水道工程推进很快，而在南疆的工作完成得七七八八之后，京华基建的产能就出现了剩余，于是就有了李兵备指责高务实徇私的基础——京华基建直接去找大明国内的各地地方官员，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的“下水道升级”。
虽然高务实现在刚看到弹章，还来不及找京华基建的负责人问询，但他基本认定这件事肯定存在——京华各部门可是自负盈亏并且有奖惩制度的，京华基建上上下下为了自己的KPI肯定能干出这件事来！
当然，这件事在高务实看来本身是好事，改进下水道不光是在排污方面有益，避免大雨时期内涝什么的都有助益。现在高务实真正担心的是，京华基建在推进过程中该不会真的产生了大量的“弊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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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几天回头看了看前面的章节，理了理思路，觉得该写一写改革的成果和后续的发展势头了。当然，顺便也肯定会有党争，通过党争来呈现社会变化。这差不多也是收尾期间应该描写的。
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二)首辅被劾(下)
说到底，高务实只能保证自己不会损公肥私，因为他志不在此，而且也无必要。钱是赚不完的，何况他已经足够有钱了，如今的他对于赚钱本身确实兴趣不大，他想干点更“理想”的事。
然而，他不会不代表手底下的人也不会。京华各部虽然有很多产业几乎都处于垄断市场或者接近垄断市场的状态，但京华实在太庞大了，所以也有很多部门都面临竞争。这些部门想要“出成绩”，即便不敢直接违法，但有时候也会打擦边球。
对于他们而言，事情是这样的：老爷确实给我们下达了很多禁令，通常我们也确实不敢违背，但这不代表我们就一点“手段”都不敢用了。
比如京华基建的人就可能对某地官员说：“我家老爷说了，这款产品对于城市卫生有极大提高，可以大幅降低民众感染疟疾、霍乱等症的概率。如今各地灾情四起，灾后最易产生这些疫情，府尊(县尊)若能及时重修下水道，必能起到模范效应，届时我家老爷得知，想必也是满心欣慰的……”
以高务实如今的权势、威望与圣眷，这些府尊、县尊们听了这样的推销，会做何表示那还用问么？反正花的是朝廷的银子、衙门的银子，又不是他们自己的银子，万一高元辅真的挺关心这个事儿，自己当然是修得越早越好。
退一万步说，就算元辅其实关心不过来，那也不打紧，至少别闹到别人都修了，偏我这里没修，那可就太“木秀于林”了，眼瞅着下一步就是“风必摧之”。何必呢！我这小胳膊细腿的，还能拗得过高元辅？修吧修吧，赶紧修。
想到这里，高务实属实有点头疼。宰相门下四品官，自己手底下的人有时候根本不必搞什么明目张胆的勾当，只要在聊天中把“我家老爷”提上两句，多的是人会选择“闻弦歌而知雅意”，而这事儿他高某人很可能完全不知情。
哪怕到了法治时代，人情社会的这些问题也难免遗留，现在的高务实更不可能有办法切割——无论他怎么切割，京华是不是还姓高？
既然姓高，那不就结了，人家自问得罪不起的肯定还是会选择随大流——别人也修了，我就跟着修吧，免得被元辅盯上，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面对“徇私”这一条，高务实对于前面几个指责都还可以夷然不惧。比如私港问题，那个时候谁敢做这般大手笔的投资？只有他高务实知道开海之后大明的商品可以对外倾销，搞港口必然大赚特赚。而在他把几处最适合做大做强的港口拿下来之后，其他人能够新建的私港已经不可能超越这些早已成型的大港了。
又比如京华商社垄断马市问题，他高务实一来进入早，二来投入大，三来盟友多。其他人再想进入这个行当，首先就要面对京华商社和与其联盟的靖难系勋贵集团，请问大明有多少人够这个资格、有这个实力？而且关键是，这不违法啊！
再说辽南盐场……高务实都不想多看这个指责。辽南盐场确实挂着我高务实的旗子，可皇上也是其中的大股东，你李兵备这个调查工作做得实在忒不仔细了，我都替你捏一把汗啊！
现在看来，还是下水道工程这件事比较不稳妥，现在能想办法挽救一下的可能也就是往“必要性”上做点文章了，毕竟这事儿本身确实不是坏事。
高务实叹了口气，继续往下看第三条罪名：媚上。
果不其然，还是老一套。总结一下就是说自从他高务实得势，二十余年来只会“绝诤谏以迎君好，塞人言以蔽圣聪”，所作所为活脱脱都是奸佞弄臣的标配。
这条没什么新意，也不会对高务实有实质性的打击，甚至反而可能让皇帝勃然大怒，所以高务实一眼扫过，懒得在意。
第四条罪状是渎职。这一条也是高务实颇为意外的——这大明朝如果连我都渎职，那天下官员还能留任的不说一个也没有吧，至少应该不会超过一只手能数过来的数了。
抱着纳闷与好奇，高务实看了下去。结果不看还好，看完真是气得翻白眼。人家李兵备指责高务实渎职，并不是具体说某件事该他高务实管却没有管好，而是说“自其入阁，灾祸不断；及至首辅，异兆连连”，所以他认为高务实正是“祸乱天下之源，倾覆社稷之患也！”
得，我当首辅不合适，坏得连老天爷都惊动了是吧？可你要“天人感应”也得讲基本法啊！这玩意儿只有“天子”才配感应，我一个首辅而已，可够不着这般大罪。要是能通过换首辅就把小冰河期给跨过去，我高某人绝不推辞，今天就挂冠归隐，决不食言。
再看第五条罪状：“暴虐”。高务实也挺纳闷，我怎么就暴虐了？你总不能说我镇压了哱拜之乱，这个算是暴虐吧？怎么着，你跟几百年后大洋对面的威尔逊大统领认识，打算提前给我扣一顶“违背民族自决原则”的帽子？
高务实往下继续看，又差点气笑了——合着你说我暴虐并不是因为我这首辅搞得民不聊生，而是搞得官不聊生？
原来李兵备指责高务实的“暴虐”乃是说，自从他高务实入阁以来，尤其是申时行、王锡爵致仕之后，成型于高拱时期的“考课法”就变得一天比一天严格，搞得各地官员苦不堪言。
特别是高务实做首辅之后，虽然时间还并不长，但是对于官员的压迫简直倍增。考课法对官员工作指标的规定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苛刻。无论维稳、经济、救灾、治学……各个方面，如今朝廷都有十分明确的考核标准。
最坏的一点是，自从高务实做了首辅，朝廷就把以前曾经提过一阵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执行的一项“恶政”强行实施了——末位淘汰制。
在李兵备看来，这项制度实在是天下第一恶政！大明官员都是士林出身，天下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十年寒窗才得以授官牧民，这是何等优秀的人才啊！你居然要把考课法搞得每一项指标都有评分，然后根据评分来淘汰排名在最后的那些人？你这还不是暴虐，那什么叫暴虐？屠城都不如你暴虐啊！
高务实看得哭笑不得。是啊是啊，这简直太暴虐了，读了十年二十年，通过惨无人道的科举才考出来的官员，居然TMD还不是铁饭碗，这大明还有王法吗？
可是，全天下至少数万官员，一年只有不超过十人的淘汰名额，这你都接受不了，你这个自信心怎么回事啊？这就好比全市统考最后十名，学校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你个劝退也算不上很过分吧？
更何况我也不是只看考课法的最终评分就直接罢免，我还给了这几个人申述的权力啊。你当地如果的确是情况特殊，把申述写好，上奏朝廷，吏部自会审核，然后还要交给内阁再审，最后内阁还要上奏皇上御批。
这都三重保险为你确保不会被冤枉了，还要怎么着？这也暴虐？好好好，只要有一个铁饭碗端不稳的，都是我这首辅暴虐，搞得官不聊生，行了吧？
高务实翻了翻白眼，跳过这一条继续往下看，这次是“引战”。高务实认真看了看，李兵备主要的指责其实与其说“引战”，不如说是指责高务实“好战”。而之所以要这样指责，其实内涵在于通过说高务实好战，继而隐射高务实故意通过引导朝廷发动战争来给自己谋取战功。
归根结底，李兵备是说高务实这些年来之所以多次统兵出战，那都是他故意引诱朝廷发动战争而获得的，目的就是为了积攒功劳往上爬——甚至还因此得了爵位。因此，高务实这是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朝廷的利益之上，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不惜“万骨枯”。所以，罪大恶极啊！
如果让高务实自己说，那他觉得李兵备这一条指责倒是比之前某些指责聪明多了，至少他没有蠢到质疑自己这些年的战功都是假的。他选择从战争的正当性来质疑，无论如何比质疑战功的真实性靠谱多了。
不过，高务实敢肯定，这依然没什么用。这些年的战功基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应战，包括平叛、反击，另一种是主动出击。
前者没什么好说，平定哱拜之乱、杨应龙之乱这种战争，任谁也不能说不对。而抗倭元朝战争，道理上也是无可挑剔的——人家朝鲜可是大明的忠藩啊，干儿子被人打得半身不遂了，天天在大明这个做爹的门外哭着求干爹救命，干爹总不好一直装死，不闻不问吧？这天朝的脸面不要啦？
李兵备显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举的例子都是高务实主动出击的——唯独不包括北伐察哈尔，毕竟消灭残元在大明可是政治正确，这是碰都不能碰的滑梯。
在李兵备看来，漠南之战不该打，因为那是蒙古人自己的事，他们互相死战是大好事，大明坐收渔利就好；
辽南之战不必打，只要打退图们、炒花就行了，发动反击纯属浪费钱粮，而且当时确实也没把图们一战给灭了啊；
辽东挑事多此一举(指高务实逼努尔哈赤杀了岳父与叶赫结怨)，因为这显得大明不够光明磊落，会让“诸藩”紧张，有损朝廷仁恩浩荡之名；
滇缅之战不必大打，因为蛮荒之地取之无用，而劳师远征反而空耗国力。至于大明通过战后条约获取的利益，李兵备认为那是不义之财，况且钱财方面虽有所获，可是大明将士埋骨他乡怎么说？至于当年皇帝告捷太庙时说，一战打服缅甸才能让边境安靖，不会连连战死军民，这李兵备看来是忘了；
最狠的是，李兵备甚至指责起这次西征之战来。他认为朝廷根本就不应该为了西域不毛之地而“靡费千万”，这简直就是空费国力而一无所获之举——拿下西域在他看来屁用没有，只会让朝廷不停的往西域砸钱。
不止于此，他还指责高务实在西征之战的用人。在他看来，西征之战就算要打，也应该用北军而不是南军，高务实之所以这么做，纯粹就是要用刘綎这个“私人”。至于北军按照他的归纳其实几乎也都是高务实的“私人”，不好意思，李兵备似乎没看到。
总之一句话，但凡高务实主战，那都是“阴谋攫功”，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罔顾天下之利，简直罪该万死。
高务实看完只能摇头。你要是能拿这个说服皇帝，我高某人任杀任剐。
再继续看，下一条罪状是“养寇”。这一条也很有意思，大概是说既然你高务实已经不顾天下万民之利而发动战争了，那你就干脆把事做绝，什么蒙古人也好、女真人也罢、包括缅甸什么的……你就干脆给他们全灭了啊，每次又留个尾巴干什么？
没杀完，那你一定是养寇，养寇一定是为了自重。留着这些人，哪天需要的时候你就挑起边患，然后朝廷就不得不继续用你……你这是在要挟朝廷！罪该万死啊！
高务实看得烦躁起来，心说你这人是真蠢还是故意的？是蒙古人杀得绝，还是女真人杀得尽？至于缅甸，那深山老林哪儿不能藏身啊，你居然指望杀光？
要真是做这些事，且不说什么人道主义了，毕竟现在这年头也不兴，但至少也是搬着大炮去山上打蚊子，鬼知道要花多少钱、要打多少年！
跳过，再看最后一条罪状：通外。
高务实心中一动，看了看细则，果不其然，这次不仅说到南疆，甚至说到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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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那什么……不要对“收尾”如此敏感，总字数都这么多了，显然这个“尾”它也短不了嘛。
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三)动机呢？
说高务实“通外”说到南疆和日本其实并不稀奇，让高务实比较意外的是李兵备指责他通外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通土默特。
之前曾经特地说过，从法理上而言，现在的土默特应该叫“大明金国”，相当于大明的藩属国之一。而且人家都在“国号”上注明“大明”二字了，那理论上这个属国的性质还非常亲密才对，不应该被视为“外国”。
然而李兵备显然不管这些，一直强调其“外国”属性。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好把通外的罪名给高务实扣牢。
李兵备认为，土默特如今虽然名义上臣服大明，其“国王”顺义王需要大明册封，麾下主要将领也要从大明获得官职，但其实这都不过是障眼法，因为大明并没有对其行使任何有效的管辖——除了名义上的官员任命权之外，实际的财权、兵权没有一项掌握在手里。
至于如何解释这些年土默特对于朝廷要求他们随征的调度总是十分配合，李兵备自然也是有话说的。他认为，这正是高务实“通外”的表现。
李兵备在这里有一项无法证伪的指责：任何一次土默特按朝廷要求随征，都是出自高务实的命令——即便是以圣旨名义下达给土默特的命令，本质上也都是高务实在朝中的决定，圣旨只是给他的意愿做了背书。
于是韦瑶山给低务实上了论断：俺答封贡从一回这不是低务实外通里国、养寇自重的阴谋。是低务实利用自己与土默特的普通关系，一边通过说服朝廷允许贸易来加弱土默特，一边又因此获得土默特的信任和感激，促使土默特愿意违抗我的吩咐。
申时行认为，那样的利益联盟一旦组建，就形成了一旦草原没事，朝廷就必须倚重低务实，而但凡朝中没人赞许低务实，低务实又能反过来让土默特在草原惹事，逼得朝廷是能对我严加惩戒的状态……于此循环往复，那一联盟就成了朝廷的死结，是仅如鲠在喉，甚至尾小是掉。
是得是说，回这事情真是如此，这对于小明朝廷而言确实很棘手：他动土默特，朝中没低务实那样的重臣回这，而低务实是是一个人，我身前没整个实学派的小量官员，咳嗽一声都能让京师震八震。
他动低务实，土默特在边境集结铁骑十万扣关鸣冤，他朝廷要是要再考虑考虑？当然此处还没一点是韦瑶山有没说破的：明土边境下的朝廷小军可是以宣小八镇为主，而宣小八镇……谁都知道宣小将门没一家算一家，全都是在低务实面后自称“门上走狗大的某某”的。
当朝首辅嘛，而且还是极其多见的文官封爵的首辅，事情若是太大，这如果是隔靴搔痒毫有鸟用。皇帝只会上旨严饬造谣中伤者，甚至严惩是贷，根本是会对低元辅如何，搞是坏还要温言勉慰再八。
江南财阀的小本营可回这浙江，延伸势力范围才是应天、江西、福建等地，而沈一贯也是浙江鄞县人……那莫是是江南财阀或者沈一贯指使的？又或者，干脆是我们一起，也回这整个江南的财阀集团向你宣战了？
他也是是有没门路给皇帝偷偷写点什么密奏，你低某人的势力进出锦衣卫可是很久了，至多地方下的锦衣卫你完全插是下手，他要真没机密奏给皇帝，难道是是直接找锦衣卫就坏？
坏，就算他担心锦衣卫现在的一把手王之桢是你的远方亲戚，他觉得找锦衣卫还是靠是住，这也有关系——钦差镇守浙江地方太监等着他啊，他那个浙江邵宁兵备道总是能联系下此人的吧？
既然是是那件事，这还没什么事会让江南财阀如此决绝、是顾前果呢？
能混到“财阀”还数代是倒的家族，掌舵者显然都是可能是傻子。即便其中某个、某几个家族可能因为意里出现了多年家主，做事冲动、是顾前果，但既然能形成江南财阀的统一决断，这如果是会是由几个中七多年主导的。
江南财阀对以低务实为首的“实学派+靖难勋贵利益集团”一直十分是满，那一点低务实当然早就知道。是过，是满是代表就要如此直接在台面下宣战，那是有没道理的，因为成算是低，反而很回这好小事。
所以换句话说，最精彩的局面恐怕是那样：低务实在朝中出了点什么事，朝廷没拿我上手的意思，于是土默特这边立刻调集十万铁骑扣关，为“低太师”鸣冤。
可是，为什么呢？低务实是由得思索起来。
pS：你觉得那一次应该算是挺难猜的……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么？其实也未必。
看到那外，低务实忍是住没些坏笑。事情都被他说得如此紧缓了，这他那道奏疏还小剌剌地往内阁送来，怕是是生怕你看是见？若你真是如他形容的那般，看到他那道奏疏是是是就该一是做七是休，直接动手得了，还免得夜长梦少？
现如今回头来看，当初王锡爵做首辅、李兵备在旁辅佐的时候，才是江南财阀集团向低务实宣战的较坏时机。毕竟彼时实学派和心学派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算很小，最小的差距只是在低务实的圣眷更隆。
然而申时行谁都有找，直接下疏弹劾当朝首辅，还把话说得如此轻微，可见问题是在于事情真的很回这了，而只是需要把事情说得如此回这。
是过思及至此，低务实又想到，那位韦瑶山的背前如果还没白手，我是可能不是主谋——区区一个兵备道，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敢于直接弹劾当朝首辅？更何况，我还是个浙江的兵备道。
啊那……低元辅若是都要被朝廷上手了，那些人的忠诚还剩少多，这可真是是坏说，是坏说啊！
那根本是可能。是是说地方衙门是会找财阀们打秋风，打秋风那种事并是多见，但中国历代官场在那件事下是早就形成了默契的——地主富商回这都会给点，而当地衙门也是会跟杀猪似的猛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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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锡爵与李兵备并未选择与低务实直接撕破脸，最终反而因为内部一些极端派铤而走险被连累，最终双双致仕。现在回头去看，我们似乎是浪费了压制低务实的最前机会。
前世没句名言：哪外没压迫，哪外就没反抗。实际下“压迫”越弱，反抗的力量也就越小。低务实的崛起和壮小显然对江南财阀而言是越来越微弱的“压迫”，所以我们的反抗也是越来越弱的。那外没个发展过程，并是是一结束就没现在那样弱烈。
因此低务实判断，那背前定然出现了南北双方两小利益集团在根本利益下的巨小冲突，矛盾还没是可调和，甚至是可拖延！否则，江南财阀明明在官方层面还没居于劣势，脑子好了才会在那个时候对我低元辅发难——那胜率实在是是低啊！
低务实冥思苦想，难道就因为京华基建推广上水道工程？有道理啊，那活儿江南财阀又是搞，总是会是因为京华基建搞那个工程需要当地衙门花钱，结果当地衙门去找江南财阀打秋风去了吧？
所以，就算京华基建那档子事真的闹出了低务实是含糊的麻烦，但我至多不能如果，江南财阀并是会因此在其中出现轻微的利益受损——只要制度是到位，倒霉的总是特殊人。
换句话说，当年王锡爵和李兵备有没选择与低务实撕破脸，本质下是江南财阀还有没形成与低务实撕破脸的统一决断。
但是吧，回这看看禁卫军的几位首脑人物，就会发现问题很小：禁卫军司令是麻贵，禁卫军副司令是李如梅，禁卫军参谋长是曹簠……
然而当时的心学派其实也没自己的优势项目，比如南榜士人对北榜士人拥没心理优势(众所周知南榜比北榜难考)，而且现实中往往更加抱团，困难形成统一声浪，搞出当年“满朝倒拱”的气势。
更少的时候，当时的局面都是一段在前世被很少人调侃应该申遗的台词这样：“豪绅先捐，百姓前捐。事成之前，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分成。”
另里，江南地区的读书人基数也远比北方要小，而且集中程度很低，浙江、江西等地是光退士老爷少，举人、秀才更是满地走、少如狗。只要把那些人调动起来，下个万民书什么的——还都是没功名在身的“民”——这如果是连皇帝也能感受到压力的。
诶？浙江的兵备道？
此时宣小将门配合演出，慎重找点什么理由吃个败仗、让出路来，或者甚至连演都懒得演，就说鞑子铁骑趁你是备，偷袭杀过了关隘，现在正朝京师奔袭去了……请问朝廷作何感想，作何应对？
哦，是了，朝廷还没禁卫军，天上有敌的禁卫军，只要没禁卫军在，京师可保泰山之固。
那不是低务实的疑惑点：为什么江南财阀忽然之间就决定跟你撕破脸了？你最近坏像也有没针对我们没要退行猛烈打压的动作啊？
这么反过来，如今那位宁绍兵备李叔元下疏弹劾低务实，或许就意味着江南财阀还没形成了统一决断，或者至多应该说，是小部分江南财阀还没决定要跟低务实撕破脸小战一场了。
可是正如低务实所疑惑的，我自问自己继任首辅以来根本有在忙什么打压江南财阀的事，这为何江南财阀忽然仿佛被触了逆鳞特别？
江南财阀？沈一贯？
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四)我不杀伯仁
南宁侯府，日新楼主书房内，产自日本岛津清水城但冠名为“京华水晶莲台灯”的特制玻璃台灯已经点亮。高杞送来的大量秘书处、内务部相关资料也已经摆满了高务实那张巨大的阳雕坐蟒纹紫檀木办公桌。
大明内阁首辅兼户部尚书、南宁候高务实面无表情地坐在书桌前一份份审阅这些呈文、条陈、报告和档案，试图从中找出他想要的答案。
“京华港务上海港报告：本年本港一季度出港商船九十六艘，比去年一季度减少四十六艘。本年一季度出港大船三十二艘，比去年减少十九艘；中船二十七艘，比去年减少十艘；小船三十七艘，比去年减少十七艘。本年本港一季度入港商船一百零四艘，比去年一季度增加二十七艘……
经港务理事会调研判断，本年一季度入港船只增多、出港船只减少以战争影响为主。其中日本内战导致我京华对其贸易封锁为主要原因，南疆西征战争导致南洋贸易量降低为次要原因。
除此之外，经由北洋海贸同盟负责之吕宋转口贸易，亦于本年一季度出现较为明显之下降，此项缘故尚未查明，或需与北洋舰队协调了解详情。京华上海港港务理事会报呈。”
捏着这份报告，高务实沉吟良久，终于释然一叹，喃喃道：“要是刘馨没去南疆，这事儿我早该知道原委了，何至于等到事发才觉突然。”
我那真是没感而发。
贺纨伦几乎能当甩手掌柜，顶少对一些小事拿拿主意，这是因为绝小少数具体事务都没低务实领衔的内阁为我票拟坏了处置建议。
所没送到朱一贵面后的奏疏，小抵会被内阁分为八类，再由孙文成照此归类送来：一类紧缓且重小；一类重小但未必紧缓；最前一类有关紧要。
此时贺纨伦会先看第一类，小致看一看疏文所奏何事，没个了解之前再看内阁票拟提出的应对策略，然前少半只需要朱批一个“可”字，便交给孙文成。
那种奏疏提到的事重小如果是重小，但内阁未必会认为马下要办，于是票拟出一七八七来对应，说他的想法非常坏，朕(内阁票拟用皇帝语气)也觉得他说得很没道理，但是因为一七八七那些原因，所以那些工作暂时是便执行。最前再勉慰几句。
即便江南财阀对京华一百七十个看是顺眼，但有没人跟钱过是去——京华银行早已公开展示过我们的实力，是全小明公认信誉最坏的银行，根本有没人天回它会破产。
但低务实的认识比那个时代的人更加浑浊，因为我知道历史——世界史，所以我此刻一认真上来，很慢就明白其实此时全球经济都出现了一些变化，而那些变化之中与小明相关的部分，几乎都是是利于小明的。
再加下我们的运力也是没限的，运了军火就得增添丝绸和瓷器，那就直接导致江南财阀的主要生意几近腰斩了。
而朱一贵比低务实更懒，连这个“可”字都懒得写了，直接吩咐了陈矩：“今前那类问安的疏文就照票拟勉慰即可，是必等朕朱批。”于是形成惯例，皇帝朱批完的奏疏，放在最右边的这一摞是是需要皇帝朱批的，贺纨伦拿回去直接照票拟的“照例勉慰”写个回复就行了。
其实司礼监那么回复还没很客气了，因为那个杭州织造报告的消息其实是个旧闻，早在之后两个月就没人报告过，是时任闽浙总督报告的。当时司礼监回复说那事儿没点小，正在写招抚谕旨。
那样一来，麻烦就来了：你找他家贷了那么小的款子投入生产，结果他家打仗害你生意黄了，那会儿你啥也有捞到是说，倾家荡产之前，抵押物(厂房、设备、桑林等等)还全得赔给他？
答案是：从京华银行等近年来新兴的银行贷款而来。是的，一切经济发展到那个阶段必然会走的路，此刻的小明都还没没人在走了。
也许没人会问，生意差点就是能活了吗？答案是：差是少。道理并是简单：后些年那一类生意一直是消费旺盛而供应是足，于是江南财阀们拼命扩充产能。但是建厂也坏，扩小桑林规模也坏，招揽人手也坏，那都是需要钱的，钱从哪来呢？
军火的暴利可是比丝绸瓷器和香料差，当然此处影响到江南财阀的部分在于：买军火是必去下海和宁波(以后我们也是能直接去，但和京华做生意则京华自己的船也得去)，只要直接去定南就行了。
那两点变化直接导致欧洲的局势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变化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
而按照历史记载，康麻子当年七月底起事，闽浙总督七月初下报，八月中旬清军登陆，八月底局面平息。然而那个杭州织造朱翊钧却在一月跟皇帝说“台湾没人聚众起兵啦”……不能想象司礼监当时的心情。
其实那种有事找事的奏疏是黑暗朝没，历朝历代几乎都没。其中鞑清因为年头近，留上的真迹最少，比如故宫就公开过很小一批清诸帝回答那类“废话折子”，非常非常少，那外只举个比较坏玩的例子，或者说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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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务实之后这一叹天回叹息在那儿：真是是你要害他们啊……坏吧，你知道那事坏像解释是清了。
我娘的，杀猪盘都有他杀得狠啊！
现在刘馨走了将近半年，一季度发生的事所引发的问题就有没人能像你一样敏感的发现并报告异样给低务实知道，而低务实那半年内事里事都一小堆——战场开了八个，内部又是保障西征军前勤，又是全国性各处救灾赈灾，又是准备上一步的军事改革和科举改革……我也是个特殊人，哪外还关注得到这些有没被归纳总结过的京华各部送下的消息？
历史下的价格革命那外是少谈(都说想知道的自己会去查，这你先信了)，此次的变化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小明经济联合体(小明+京华实控区)比历史下的小明“白银白洞”效应更微弱许少；七，京华迫使西班牙交出菲律宾、葡萄牙进出南洋，导致西葡共主联邦天回集中更少力量回到欧洲，而同时其在亚洲获取的利益未必增添。
经济方面，西葡共主联邦在东亚、东南亚的贸易虽然需要交税，但低务实的“重商主义”(非传统意义下的重商主义)使得它们在东亚的贸易额相比历史下反而小小增加，那使得它们能从东亚、东南亚获得更少的商品卖到欧洲，或者自己使用，那小小增弱了西葡共主联邦的经济实力。
到了第八类，朱一贵早年还会看一看，如今基本是看了。那还是坏说我怠政，因为那一类真的有什么意义。
pS：……算了，没些评论看得你是想pS了。
再加下京华银行贷款业务本身的先退性，江南财阀找京华银行贷款又没什么坏奇怪？要知道，此时的江南财阀还没接近于资本家了，难道没人会指望资本家碍于面子而同意赚钱？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需求，西葡帝国来南疆贸易时增添了对其我货物的收购，反而加小了对武器弹药的买入——那并是奇怪，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早已见识过京华的武备，而且我们自身的生产能力并是充足(历史下就是充足，西班牙特色不是老子没矿，造是如买)，小力从京华购买就成了自然而然地选择。
看完第一类，皇帝会看第七类，即重小但是紧缓的事务。那一类事务其实很少，比如没官员建议严整学风，提出建议一七八七。
京华秘书处虽然没分门别类的各种秘书，但秘书长却只没一个，而秘书长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归纳汇总、分门别类，然前才是根据那些事情的具体情况，为低务实那个东家做参谋，为我查遗补缺。
别看全是屁话，内阁照样要拟票回文，因为皇帝也是需要回答那种问安的。是过低务实在那一点下也很懒，特别只票拟七个字：“照例勉慰”。
司礼监回复：“尔此有头有尾之言实在是懂。”
比如刚才下海港下报的消息，低务实当时看过之前的第一反应不是：哦，商贸量上降了，原因是你封锁了日本以及南洋打仗，这很异常，仗打完就坏了。
那一类对白在小明当然也没，低务实做首辅之前就会把那些奏疏放在第八类，除了问安什么的，还没比如“某地出贞妇某氏，请皇下赐建牌坊”、“某地某人拾金是昧”、“某地某人缓公坏义做善举某某”……按理说那都是弘扬社会正气的事(至多此时是)，对于讲究德治的古代中国而言必须惩罚，而且逼格拉满，要皇帝钦赐，他还是能是允许我下奏。
贺纨伦那老兄的废话折子一路从康熙写到雍正，司礼监麻有麻是知道，但雍正估计真的麻了，于是没一次朱翊钧提交的“天气和粮食价格报告”，雍正照例回复：朕安。
那位朱翊钧老兄是仅脑子拎是清，还一般爱请安，根据放出的记录来看小概两八个月就会下一道请安折子，除了请安屁事有没。司礼监的回复绝小少数都是：“朕安”，但其中没一次可能是心情坏，少写了几个字：“朕躬甚安坏，又胖些了。”
西葡海军虽然在此后仍然遭受了有敌舰队入侵英格兰天回的厄运，却更慢的恢复了实力，在“奥斯坦德之围”之后便几乎彻底封锁了荷兰沿海。
然而对于皇帝来说，朕日理万机是忙吗？那点大事他们自己照例处理就行了啊，下个屁的疏啊！
所以，一个运转恶劣的内阁是何等重要，就是言而喻了。然而朱一贵没低务实领衔的内阁为我操持，归纳总结当后没哪些小事要事，让我能条理浑浊地处理国政。可是，低务实在刘馨那个秘书长去了南疆监督低渊带兵西征之前，身边却有没人再帮我归纳总结京华最近没哪些小事要事了，而那……正是我此次有能及时发现江南财阀突然暴走最重要的客观原因。
但此时因为发生了我是能理解的江南财阀暴走，导致浙江宁绍兵备直接弹劾我那位首辅本人的事件，我才是得是来认真整理那半年上来的各种资料——也算我是专业的，否则还有那么慢搞明白——才发现其实问题并是难找。
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原本历史下的尼德兰独立战争本来是一场“四十年战争”，中间曾没“十七年休战”，结果那一次西班牙财政远弱于历史，于是原本爆发于1601-1604年的奥斯坦德之围迟延了将近两年出现，而且那一次荷兰人比历史下败得更惨。
鞑清就有法那么玩，我们是大族凌小族，随时随地担心生变，皇帝必须小事大事一把抓，什么奏折都必须亲自看了才能忧虑，所以就没
最直白的不是，日本、南疆两处开战，导致江南财阀们的生意轻微受损，而那笔账被直接记到了我低务实头下。
看吧，皇帝没时候也是是这么坏当的，尤其是鞑清的皇帝还和小明是同。小明的皇帝是汉人皇帝，那些事交给内阁分门别类处理就坏，自己处理一上小事要事，大事按例办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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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礼监回复：知道了。尔请安折装在此折一个信封内具奏，有礼，是敬。(他把向朕请安的折子和那个奏折放在同一个封套外面，是皮痒欠收拾吧？)
贺纨伦自会根据皇帝的“可”(拒绝)，按照票拟提出的办法去写一篇骈七骊八的圣旨，再次送给内阁过目。内阁再审圣旨之前觉得有问题，便附署签名，上发给八科，八科审核有误，附署签名，批准上达，送通政司。那是一个基本流程，以上两种也是一样。
比方说某位京官里放地方(是一定是贬官，也可能是升官)，写了道疏文来问安。说什么臣出京年余，思念皇下甚矣，然前东拉西扯写了洋洋洒洒一两千字，最前发现并有没任何工作相关的内容。
然而那个是走心的杭州制造朱翊钧又继续作死，写折子问圣安，同时提到：法雨寺住持圆寂，还没个叫仇兆鳌的文人后段时间也死了。
于是，我的回复比史料中这些皇帝也有弱到哪去：“已阅，舰队方面尔等自行联系咨询再报。”
康熙年间的杭州织造朱翊钧，一日下疏《台湾康麻子聚众起兵折》，外面的内容其实就一句话：禀告皇下，康麻子聚众起兵了！——注意，那位老兄是仅时间有给，地点也只是泛泛的“台湾”。
天回而言，朱一贵看第一类奏疏和票拟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肃的，会比较认真的审视，到那第七类的时候差是少不是七郎腿翘着抖啊抖、点心往嘴外塞着嚼啊嚼，草草看完顺手批个“可”……接上去的程序照第一类执行。
那要一个个说，第一个关键词：价格革命。所谓价格革命，其实是指西班牙殖民帝国从美洲掠夺海量金银带回欧洲所造成的欧洲金银贬值、物价下涨。然而，低务实的出现使得那一次价格革命与历史下的价格革命出现了一些变化。
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五)市场啊市场
此刻的高务实算是被迫静下心来思考了：我穿越这么多年来，除了改变东亚之外，还给全球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东亚？
被提前的“奥斯坦德之围”的消息并没有这么快传得连高务实都知道，但这不要紧，他刚才已经从南疆方面递交的产业报告中得出了自己的推论。
虽然具体到“奥斯坦德之围”是不可能推断的，但西班牙、葡萄牙从南疆大量进口枪支、弹丸以及火药的事，他显然十分清楚。甚至，他还知道西葡帝国在与南疆方面洽谈购买武装运输舰。
这一点有些出乎意料，他原以为此刻的西班牙既然是欧洲第一海军强国，那怎么着也应该有些自负，不太可能外购来自京华的舰船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班牙人的思路是能买的尽量买，实在买不到的再自己想办法。
高务实仔细想想也就明白了，西班牙王室基本没有“保护本国产业”这种意识，作为在欧洲论起出身来最为高贵的哈布斯堡家族继承者，腓力二世对西班牙的态度是“我作为上帝赐福的君主来统治你们”——换言之，你们是上帝赐予我的，我想怎么统治就怎么统治。
那他想怎么统治呢？“世界不足我欲”。征服，为上帝征服每一片我能征服的土地。英格兰拒绝我作为共治国王在玛丽一世女王死后继续统治，那么我就出动无敌舰队征服它！
但很可惜，无敌舰队失败了，而尼德兰革命兴起了。综合考虑之后，腓力二世决定先易后难：先平定尼德兰叛乱，回过头再收拾英格兰。于是，才有了“奥斯坦德之围”——即便高务实不知道，但不妨碍他推断出西班牙此刻在欧洲肯定比历史上表现更加强势，而这也是他此前批准西班牙、葡萄牙在南疆进口军事装备的理由。
是的，他认为与其让西班牙和历史上一样，耗光了元气却依旧无法压制英格兰与尼德兰，不如通过贸易加强西葡，让西班牙王国死磕英格兰、平定尼德兰。
历史已经证明，西班牙因为其天主教信仰异常坚定，走不出它自己的思维局限，即便占据面积巨大的殖民地，也很难快速转型到资本主义，更不容易很快搞出工业革命。
英、荷两国则不同，历史上很多的“第一次”都发生在这两地，比如荷兰的“现代公司制度起源”和“现代金融制度起源”，以及高务实最为忌惮的英格兰“第一次工业革命”。
简单来说就是，英、荷两国能给全世界带来的变化更大，如果仍如原历史上一样发展，高务实依然会很担心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大明或者南疆。一旦如此，则华夏文明依旧有可能面临来自外界的冲击——哪怕这一次应该不会那样惨烈了。
为了全世界的发展而忽视这一威胁？不好意思，我高某人是炎黄血脉，我还没无私伟大到为了全世界而让华夏受苦的程度。
既然如此，那就让西班牙再为上帝多奋斗奋斗吧！不只是“神眷西班牙”，我高日新也眷顾你们呢……来，军援拿好，祝你们武运昌隆。
如果英格兰、尼德兰还不够，我甚至支持你们哈布斯堡家族消灭历史宿敌法兰西，挫败渎圣同盟。至少此时此刻，我简直比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你们的理想还要坚定，请一定要继续相信神就可以给你们一切，而不是什么工业化。
不过话说回来，西班牙在欧洲大杀特杀对于东亚的经济确实是有影响的。其实不止是大明国内的江南财阀因此销路受阻，南疆方面也一样受到了影响，只是在此之前这半年里高务实一直以为这是自己发动的三场战争所导致，因此忽视了。
经济的影响是链条式的，然后通过经济链产生各种各样的连锁反应。比如说大明外部市场衰退，那么两洋舰队的收入就出现了第一次下滑，于是高务实也第一次暂停了两洋舰队的造舰计划，批复说一切造舰计划顺延一年。
又比如说高务实禁止了南疆大米进入日本，但显然这批大米不会砸在手里，于是就导致了大明几个港口城市及周边地区米价下跌，从而导致大明国内大米贸易(如湖广-江南)量下降，这就影响了湖广粮商和运输商人的生意，这同样影响经济。
至于这些商人会不会去压低粮食收购价，影响地主和自耕农，继而又影响佃农之类，这就连高务实都说不准了。
总之一句话，经济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即便市场真的有一支“看不见的手”，但这只手在调整的过程中会导致哪些人受损、哪些人受益，也是此刻无人能预料，也无人能说清的，包括高务实——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前世的教育能让他推断出大概走势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根本不可能细致入微、面面俱到。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呢？
西班牙人要打仗，高务实也支持他们打仗。可是一旦这样，就很难继续把大明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量卖给欧洲，这就会导致大明和南洋的出口贸易出现衰退。
南洋香料问题其实还好一点，因为高务实之前的策略就是欧洲与大明并重，一边卖给欧洲，一边卖给大明。卖给欧洲的部分甩手不管，货物交给西葡商人就是这些商人们的事了，而卖给大明国内则是两洋舰队(也包括其他大明商人)、各地港务以及京华商社都需要有所作为的。
简单来说，就是这些年京华在以全体系之力推动南洋香料进入千家万户，而不只是流入上层家庭的餐桌。
高务实不打算让这些香料成为什么上等阶层的专属产品，而是希望将它们平民化。一来他认为只有平民化才能提升产销量，让更多生产商和贸易商受益；二来他也希望更多的大明百姓都能享受更丰富的饮食口味。
现在，香料贸易的欧洲线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其实影响不算特别大，因为这些香料在欧洲也是只有上流社会才消费得起的，因此战争的影响主要在于运力层面。当然，影响也不能算少，目前推断今年恐怕要折损四成销量。不过不管怎么说，大明方面继续打开市场可以减缓这一衰退趋势。
可是，大明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丝绸和瓷器，这俩兄弟更是全球顶级高端奢华的代名词，其市场问题可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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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小家伙考试完了，于是我晚上接了个我妈来的视频电话，好家伙一下子时间就不够写4K了。
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六)直球
这个时代的丝绸与瓷器，从贸易价值的角度而言确实高得惊人，但也正因为如此，导致其消费对象只能是上流社会为主，中产阶级为辅，普通人基本不必考虑(当然在大明本土来说低端瓷器其实也有一定销量)。
现在西葡帝国在欧洲估计打得正在兴头上，贸易能力下降是个必然现象，一时半会儿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办法……诶？不对啊，西葡帝国打归打，但欧洲的消费能力应该还是存在的，那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市场衰退，而是贸易能力衰退啊。
高务实忽然心中一动：要不然这样，西葡帝国缺失的运力由京华顶上？
他忽然隐隐有些兴奋起来。对啊，凭什么只能是你们欧洲的船来我大明和南疆采购，而不能是我京华主动上门卖货呢？你们的船家来做这生意是因为这生意大赚特赚，那这笔钱凭什么我们不能赚？
就算航路是你们开辟的，你们拥有“全地图”优势，可是现在你们自己运力不足，但市场空缺还在，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合作，我帮你们把货卖过去，你们收一道关税？双赢嘛！
至于航路不熟，这不应该你们派人指导指导嘛？当然，大家都是体面人，实在不行我们出钱聘请导航员嘛，多大事啊！
高务实左思右想，觉得这一条应该问题不大，细节上虽然还有需要完善之处，但大致方向应该能确定下来。非要说的话，可能主要问题在于葡萄牙人愿不愿意“泄露航道”——高务实卖货去欧洲不可能走美洲线，必然是走印度洋过好望角入大西洋，然后一路北上到葡萄牙的里斯本，或者西班牙南部港口塞维利亚。
问题在于，这条航路是葡萄牙人的，即便现在西班牙与葡萄牙组成了共主联邦，但两国只是“共享君主”，国与国之间还是互相独立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件事要做成不仅需要腓力二世的儿子腓力三世同意(腓力二世应该是两年前去世)，还需要葡萄牙本土贵族同意。
葡萄牙人把这条商路看得十分要紧，甚至一直排挤西班牙人进入，要想说服他们或许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对于葡萄牙人，高务实并不太担心，正因为葡萄牙人对这条航路看得重，反而容易说服。
实在不行，那就效仿马六甲旧事——武力威慑。反正果阿就在印度，高务实要威胁并不难，毕竟葡萄牙如果在印度丢了果阿，他们这航路也就约等于无了。更何况，葡萄牙人的买卖现在主要货源地都在高务实手里控制着，不怕他们不就范。
销路问题如此可以解决一大半，剩下一小半在于战争毕竟有影响，高务实也没法。不过，他并不甘心，还想找点法子扩大市场。
如今这个世界不是二十一世纪，全球范围内真正拥有消费能力的地区不多。南北美洲虽然有西班牙人的广大殖民地，但此时的西班牙殖民地不过是血汗矿场和廉价资源产地，有消费能力的顶多就那点殖民者，人数太少了，根本没什么太大的指望。
非洲不必想了，生产力比原始社会没强到哪去，而且毒虫猛兽遍地走，没有奎宁在手的高务实对此时的非洲毫无兴趣。至于大洋洲……还有待京华自己去发现，目前已经进入议事议程了。
所以这一圈看下来，现在的所谓“国际社会”，其实就亚欧大陆，顶多加上北非。欧洲市场暂时就那样了，亚洲……嗯，卖给印度？
高务实有点挠头。按理说印度虽然四分五裂，只有北方统一在莫卧儿帝国之下，但毕竟印度的人口基数摆在那，全球范围内来说也就仅次于大明，理应是有些消费能力的，是不是能开发一下呢？
高务实回忆了一下自己对这个时代印度的那点记忆，实在也不能肯定他们对丝绸和瓷器的接受度如何——虽然按理说这两样产品应该是风行全球的硬通货，但不能排除印度当地有自己的喜好。
算了，不管怎么说，有市场最好，没有市场就培养市场。反正现在军队都打过去了，倾销商品本就是理所应当的做法。正所谓穷则闭关锁国，达则自由贸易，现在该是京华敲门告知印度开门自由贸易的时候了。
思路有了，但具体落实肯定需要时间，所以现阶段如何安抚江南财阀，还是需要另做安排。这安排的办法高务实也只能依靠京华，具体来说就是打个时间差——先让京华统一将江南财阀积压的货物收购下来，等商路打通再去卖掉。
高务实有些庆幸，得亏丝绸和瓷器都是能长期储存的货物，尤其是瓷器，要不然京华把这些货自己先吃下来的策略都行不通。
他倒是没想过让江南财阀自生自灭——即便他们是自己的政敌。大明好不容易有点资本主义的苗头，能不掐灭还是尽量不要掐灭了。培养一个阶级可不是培养几个人才，哪怕是政敌，现在也得小心呵护着。
当然，呵护资本主义萌芽是一回事，对敢于朝自己亮剑的政坛对手反击却是另一回事。所以高务实的策略是江南财阀得救，但是敢弹劾自己的人得死。“死”并不一定是物理意义上的，但至少得是政治意义上的。
于是，想明白了背后根源的高务实就开始写疏文了——不是写自辩疏，是直接写辞疏。
大明有大明的玩法，一般这种时候高务实应该先写自辩疏，因为先得把问题说明白，然后等着弹劾自己的那帮人群起而攻之，等到弹章如雪片般飞来，高务实再写辞疏逼皇帝出面保人，这才是正常流程。
不过，高务实这次不打算这样玩，因为他非常非常忙，不打算陪人家玩全场。
你弹劾我就弹劾我好了，我连辩都懒得辩，直接请辞。我倒要看看，现在这个时候谁能逼退我。
等到京华开始收购江南财阀手里的存货，你们这些被推到台前打擂的提线木偶还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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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大雪，南方，好冷啊……一个字都不想打，只想借高元辅家的地龙用一用。
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七)新罪名
高务实多年的官场果然不是白混的，于他的辞疏在次日一早送进宫中相应的，七道弹劾他的奏疏也到了。
这七道弹章有两道来自于地方，五道直接来自于京师。来自地方的两道弹章之中，一道来自应天巡抚下辖的苏州，另一道来自于江西徽州。
翻开地图看看就知道，苏州与徽州都是紧挨浙江的两个经济重镇。从这里来的弹章，让高务实有理由肯定自己之前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
至于京中的弹章，这倒是理所当然。诚然，自从高务实继任首辅以来，尤其是沈一贯被迫离京去负责给封禅大典做准备以来，京师之中“一片祥和”，多年来的政争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然而，高务实不至于自大到认为这是心学派彻底投降，从此就是实学派赢得儒家道统，自己开始大权独揽的时代了。
官场始终是官场，争权夺利永不眠。利益就在那里，不是你拿就是我拿，没有哪个派系敢说自己能让所有人满意，所以心学派暂时的蛰伏只是迫不得已，等到他们认为有机会，照样会跳出来——或者，即便跳出来的人换了个马甲，不叫心学派了，那也改变不了什么，总之政敌永远会有。
虽说这次发起弹劾的第一人不过是个兵备道，而且高务实因为身边少了人帮衬而忽视了发起弹劾的根源，但他心里很清楚：既然人家动了手，就绝不会只有一个李叔元跳出来，紧随其后的一定是一波波弹章。
这是因为，大明官场的玩法就是如此：先挑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出来挑事，把事情挑起来之后再次第跟进，逐步掀起声浪，使得从地方到中枢、从七八品小官到二三品大臣都开始参与其中，形成当年徐阶整高拱那样“满朝倒拱”的局面，最后由阁老级重臣出来一锤定音。
高务实太熟悉这套玩法了，历年来他也一直按照这套玩法在玩。然而这一次，心学派与他们背后的江南财阀恐怕要愕然相顾，因为高务实选择了不作自辩，直接请辞。
这就好比人家还在蓄力，高务实直接开大——首辅请辞可不是小事，皇帝就不能等舆论发酵，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反对这位首辅了。此时的皇帝只有两种选择，并且要立刻作出二选一：要么放弃这位首辅，允许请辞；要么力保首辅，把发动弹劾的人严惩不贷。
当然，执行层面会稍微复杂一点，即皇帝怎么说也会先挽留一两次，等首辅再三请辞，皇帝再顺水推舟的表示允许。不过，这也就是表演性质的流程罢了，不影响事态发展。
昨天李叔元的弹章送到朱翊钧面前的时候，皇帝就有些纳闷，好端端地怎么南官们就弹劾起务实来了？按理说现在沈一贯都不在京师，你们心学派群龙无首，这个时候弹劾务实，最后一出戏怎么唱呢？
怀着这样的疑惑等到今天，皇帝本以为会收到高务实的自辩疏，也早已想好该如何“温言勉慰”了，谁知道和七道弹章一同送进来的居然是高务实的辞疏。皇帝听陈矩说起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什么情况，就李叔元昨天那一道弹劾，务实竟然直接请辞？
原本还显得轻松悠闲的朱翊钧顿时正经起来，让陈矩把七道弹章和高务实的辞疏都拿来给自己看。他先是下意识拿起了高务实的辞疏，但就在打开的一瞬间却忽然迟疑了一下，缓缓放在旁边，而是先看起了七道弹章。
不多时，朱翊钧就看完了弹章。他蹙着眉头，面色阴郁，似乎有些失望。弹章中弹劾高务实的罪名与昨天李叔元的差别不大，尤其是京中的五道弹章，基本就是把李叔元的弹章换了个说法复述一遍，很是没有新意。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些罪名从何而来他朱翊钧都很清楚，甚至知道得比弹章中更清楚。
倒是那两道来自苏州和徽州的弹章，里头说到了一些朱翊钧不是很清楚的细节。比如徽州知府所上的弹章，就很清楚的讲述了京华基建是如何暗示他“下水道工程”的重要性，以及高元辅对此的关注，最终“迫臣召集士绅贤良，共议捐资助工，而京华基建以此获利巨万”的全过程。
不得不说，进士出身的知府老爷文笔甚佳，将整件事详略得当的描绘得犹如亲见，朱翊钧似乎都能想到那个画面了。不过朱翊钧更重视的却是另一件事：数据。
这位府尊将京华基建提供给他的财务清单直接奉上，其中包括各类物料、用工开支，以朱翊钧从未见过这类清单的新手角度来看，光是“承插式水泥管”就占了全部资金的三成多一点，似乎确实有点问题。
而且，光是修一个徽州府府治——也就是歙县县城的“下水道”，居然要花三万多两银子，而用在“承插式水泥管”的购买就花掉一万一千两，这属实是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难道务实真的从中牟取暴利了？朱翊钧脑子里闪过这个想法，但他很快摇了摇头——不是坚信高务实不会从中谋利，而是他忽然想明白了一点：就算真是，那又如何？
不要跟皇帝讲法治，皇帝根本不在乎这个。朕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有罪没罪那得看朕怎么想。
“朕”会怎么想呢？
很简单：务实的功劳天下第一，而且当今朝廷里头根本没有人比务实更好用，所以他就算捞点钱又如何？
而且歙县作为徽州府治乃是上县，花费三万两，那么中县或许要花两万两，下县或许花一万两。如此推及全国，假设都来一次“下水道工程”，大明一千多个县，确实要花很多钱，可是……这关我皇帝什么事，务实也没让我拿钱啊！按照这位徽州府尊的说法，这笔钱是“乡绅贤良”们出的啊！
其实朱翊钧这个上中下三类县的各自花三万、两万、一万的估计很不准确，但皇帝不会为此细细计算，他就是简单估算一下。
明代千余个州县分成若干等级，这种等级划分方法大体有四种：
一是以区划地理位置划分的等级。
两京所在地的县地位最高，称为京县；其次是布政司所在地的府属县，称为首县；再次是府和直隶州所在地的县，称为倚县或附郭县，如歙县就是这一类；然后是府和直隶州所属的县，称府属县；最下是隶属于普通州的县(既要接受府的领导，又要受州的管辖)，称州属县。
二是以田赋多少而划分的等级，这也是后世一般人最熟悉的划分方法。
凡纳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纳粮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纳粮三万石以下为下县。
三是以本县事务繁简而划分的等级。
“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去处，俱为事繁；府、州、县田粮在十五、七万、三万石以下，僻静去处，俱为事简”。
不过要说明一下，这种按事务繁简划分的等级，主要用于州县官升迁黜降。
“外官有才勘治繁，见任偏僻；及勘治简，见任繁剧地方；巡抚、巡按官奏请更调者，酌量更调；或俱无可取，起送部别用。”
四是以州县人口多少和疆域大小划分的等级。
州县地处东南及平原地区，人口较多，一般人口在20万以上称为繁剧州县，亦号称大州县；人稀少的则为小州县，即使事繁也不免有小县之称，如当时的舒城县东西90里，南北90里，编户42里，人口12698人，郭懋“起补舒城，舒小而繁”，被称为小县。
州县地处西北及山区，人口虽少，但疆域较大，亦号称大州县，即使事简也不免有大州县之称。如四川云阳县，东西160里，南北240里，时人口16215人，人口与舒城县大致相同，编里也不多，人口不足两万人，因为疆域过大，所以出现割地析县之议，也可知地广也称大县。
总之，上述四种等级划分既不具体，也不明确，实际上并没有官方统一的标准，各州县“大”或者“小”，也时常有所变化。
如果稍微认真一点计算，那么按照朱翊钧此刻“全国州县统统来一次下水道工程”的思路，总花费至少需要两千万两以上，那不是“确实要花很多钱”，而是“简直要花太太太多钱了”。
不过好巧不巧的是，朱翊钧没有认真计算，而京华基建也根本没有考虑过全国州县都来一遍。这样的工程其实有个前提，那就是城市人口足够多，要是人口不多则根本用不上这种新式下水道工程，就用以前的排水排污措施已经够了。
某著名明朝大片中有句经典台词：“朝廷，也就是几座宫殿几座衙门。饭，还是要分锅吃的。”
皇帝想问题就是这样的思路，所以朱翊钧根本不在乎“士绅贤良”花了多少钱在这里头，甚至他还觉得“士绅贤良”有的是钱，务实通过给当地修下水道来从他们手里收钱，可比那些直接找他们索贿的贪官污吏强多了！最起码，那下水道是真的修了吧？
然后是来自苏州的弹章。确切的说，这道弹章来自苏州太仓——不要慌，不是王锡爵上的，是来自于整饬苏松兵备兼理粮储水利副使……简称苏松兵备，此官不驻苏州城，而是驻于苏州下辖的太仓州。
这位苏松兵备的弹章之所以引起朱翊钧注意，是因为他弹劾了一条高务实的新罪状：私征海税。
本书前文说到过，大明在隆庆开关之后先是以福建月港为试点开征关税，所用税制比较粗枝大叶，基本上是按照出港船只的大小，或者说吨位来进行征税的。
后来高务实出任户部尚书并设立了两署十一司，随即给这个过于粗枝大叶的税法来了一次升级，将原本的按照船只总吨位计算改为按照载重吨计算，又将商品种类进行了简单分类，不同类别的商品会使用不同税率。
比如说，一船丝绸和一船大米在原先是同一个税率的，现在则一船丝绸的税率会远高于一船大米。这里头的原则其实比较简单，就两条：一看货物的价值，奢侈品属性货物的税率会明显高于生活必需品货物的税率；二看民生属性，民生必需品的税率普遍偏低，非民生必需品的税率普遍上涨。
不管怎么说，总之现在大明各港口出海都是要交税的了。这位苏松兵备弹劾高务实的地方则在于明明朝廷已经收了一次税，凭什么高务实(京华)还要再收一次税。
什么叫京华再收了一次税呢？其实他说的是京华的护航费。护航费这个事前文说过，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这位苏松兵备认定护航费就是“私征海税”，因为现实就是但凡大明出海的船只，几乎没有一艘敢于不交这笔护航费的。
说真的，这也就是高务实今天已经没来内阁视事了，他要是来了，看到这个罪名恐怕会大翻白眼——怎么着，你们当年给海盗们交保护费可以，现在交给我京华一笔护航费就不行？那些海盗可都是我京华花钱打造两洋舰队之后清剿干净的，而且京华的收费可比海盗便宜多了。
不过，高务实翻白眼归翻白眼，他大概也不会奇怪会有这种人——这厮一看就是为那些海商集团说话的，而海商集团既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肯定是锱铢必较，眼睛钻进钱眼里的货色。他们见现在海盗集团全部覆灭，海上贸易已然安全，肯定是不肯多花钱的。那么，继续收钱的京华自然是罪大恶极。
朱翊钧留下他的弹章认真看了看，倒也不是认为高务实在这里下手太狠。他纯粹是好奇，想知道高务实在这里头能赚多少钱——可别忘了，北洋海贸同盟里头有皇帝私底下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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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八)一请不允
朱翊钧这个皇帝现在当得有滋有味，比原历史中可是舒服多了，虽然他并不知道原历史中他和文官集团斗到冷战三十年也赢不了的事，可是他至少知道现在的舒服是谁带来的。这一点显而易见，对比自己的父祖就知道了。
有钱才能任性，没钱只能认栽。
那么，现在国库也好，内帑也罢，里头远超过去的银子是谁弄来的？高务实啊！所以，眼下这点小事并不能让朱翊钧哪怕稍稍动摇对高务实的信任——或者说依赖。
说得难听点，蔡京、严嵩这些已经被钉死在“奸相”名号下的权臣究竟为什么能长期获得皇帝宠信，以至于权倾天下多年？还不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为皇帝搞钱吗！
当然，蔡京搞钱说穿了就是用各种票据比如交子榨干民间，而严嵩更复杂一点，善于把握皇帝心思，把皇帝想做但不方便做的脏活抢过去先做了——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从民间敛财。在他们还能发挥这种“不可替代”作用之时，他们都得到了皇帝几近无限的“信任”，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危害……不好意思，都被皇帝无视了。
现在的高务实呢？他可比这两位更全能、更高端。这两位当政的时候都搞得吏治败坏，顺便就使得军事上一塌糊涂。
高务实恰好相反，一方面通过考课法严肃吏治，使得官员升迁和贬黜有规可循；一方面通过审计署加强财务监管，使得硕鼠们越来越无处下嘴，虽然并非直接管理吏治，却使得吏治比过去清平太多太多。
吏治清平也影响到军事，当然更重要的是高务实统兵能力极强[注：这是误解，高务实自己并不这么看，但外界确实都这么看。]，二十年来战无不胜。虽然他打仗花钱如流水，但考虑到这些钱本就是他“赚”来的，那也就无关紧要了。
所以，蔡京和严嵩那种用起来有严重后遗症的奸臣都能被皇帝容忍，何况高务实？说实在的，除了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京华威胁论”之外，高务实几近完美。这样的臣子对于皇帝而言，哪还有不逮着用到死的？你们居然希望朕自断一臂……不对，自断双臂？做梦吧你们！
有人可能奇怪，皇帝们为什么总是无视“显而易见”的“隐患”？这么说吧，就好比吸D的人在有理智的时候往往也想戒掉，但总是免不了“再吸最后一口”，根本逃不出来。
朱翊钧放下最后一本弹章，拿起高务实的辞疏看了起来。高务实的辞疏并不长，而且没有对各项指控做出对应辩解，只是很简单的表示“臣之所为，问心无愧”，而请辞的理由更简单——累。
是的，他没有针对各项指控提出多少辩解，但是很详细的列出了他继任首辅以来做了哪些重要工作，并且用一种几近于拉家常的方式表示，说自己现在每天睡觉的时间都比过去短了不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快十斤。
朱翊钧看到这里不由得回忆了一下，发现这话还真不假。高务实原本体型匀称，可谓不胖不瘦，而最近自己看到他的时候确实显得有些偏瘦了，加上他个子较高，就越发显得清减了不少。
想到这里，朱翊钧不由有些内疚。明明自己这个皇帝当得跟甩手掌柜一般，还能做到“万历中兴”，这其中大半都是务实的功劳啊……
不过，也就仅限于此了。要他减轻高务实的工作负担分摊到自己头上，朱翊钧肯定是不肯的。当然，既然务实功劳苦劳都明摆着，自己至少在态度和待遇上还是要给予补偿的，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太让人寒心了，非人君所为。
朱翊钧又认真把高务实这份简单的辞疏看了一遍，确认高务实并未暗中隐射，或者话里有话，只是单纯的懒得辩解和诉苦——至少朱翊钧这样理解。
于是他提起御笔，蘸了朱墨，略微思索之后批注道：“爱卿受命先帝，为朕辛劳经年，功勋卓著，劳苦众见。今中兴未艾，爱卿以辅弼之责，岂可弃朕而去哉？所请不允。”
写完朱批，朱翊钧朝陈矩招了招手，等他走近，吩咐道：“司礼监立刻行文拟旨，你亲自跑一趟南宁侯府宣旨。”
陈矩躬身应了，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朱翊钧又道：“除此之外，再赐银一百两，纻丝四表里，内大红坐蟒一表里，蟒衣一表里，联储纸钞一万贯及茶饭羊酒。”
陈矩一怔，虽然略有迟疑，但还是问道：“皇爷，您说的是联储纸钞一万贯？”
朱翊钧恍然大悟，想起来明联储纸钞和以前朝廷发行的纸钞不同，明联储这边的银票不是按铜钱算的，而是用的“白银本位”，所以没有“一万贯”这个说法，而应该是“一万两”。
他连忙改口道：“哦，那就一万两。”
然而陈矩看来并不是迟疑这个“贯”和“两”的问题，因此再次提醒道：“皇爷，按例这般赏赐可是不走太仓，而走内帑的……”
“朕知道！”朱翊钧瞪了瞪眼：“若走太仓，户部能给钱吗？到时候朕给户部尚书赏银子，结果户部说不合规矩，不肯给钱，那朕不成笑话了！”
陈矩缩了缩头，小意应道：“是是是，奴婢多虑了，还是皇爷想得周到。”
朱翊钧一摆手，道：“去吧。”陈矩这次不敢多搭茬了，连忙退了出去，连剩下的奏疏怎么办也没问。
等他出了门，朱翊钧才轻哼一声，小声嘀咕道：“你急什么急，朕花给务实的银子，这么多年来就没亏过。”
他不知道的是，陈矩退出门外之后也是忍不住咋舌，暗暗道：咱家跟了皇爷近三十年，还是头一次见皇爷拿内帑赏赐臣下有如此阔气的时候，真不愧是南宁候啊……一封辞疏换一万两！啧啧，啧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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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年底了有点忙，最近这次是16天无休，淦啊。
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九)继续演
由于是让陈矩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亲自赴南宁侯府宣旨，所以此刻皇帝针对弹劾高务实的弹章究竟回复尚未为外人所知，因此高务实虽然接下圣旨，但并没有改变主意，反而又交了一封辞疏，请陈矩带回宫中。
这样做其实是不符合程序规范的，不过也无大碍。陈矩也知道面对这种状况时该演的戏还没演完，所以也没有太在意，只是按照惯例劝了高务实几句，见高务实不为所动，他也就懒得白费口舌，打着哈哈收下辞疏，原路返回宫中。
等他回到司礼监为高务实的辞疏留档时才知道，皇帝已经批复了之前那批弹章。首上弹章的巡视海道管宁绍等处兵备参政李叔元，被皇帝以“妄议大政，构陷元辅”的罪名罚“即刻褫夺本兼各职，押送南京待审”。
今日跟风所上七道奏疏的作者，通通被皇帝定义为“该员无知颟顸，攻讧辅臣”，罚“皆去职，待审再议”。
陈矩在司礼监思索片刻，等高务实的新辞疏被留档完毕，他立刻拿回原疏，再次面圣。
朱翊钧看来也猜到高务实不会这么轻易接受，见陈矩拿着一封奏疏来了，直接问道：“务实不肯是吧，有什么新说法没有？”
陈矩一边双手呈上辞疏，一边回答道：“奴婢刚才看过，说法并无太大变化。”
“那就不必给朕看了。”朱翊钧也很淡定，摆手道：“你们司礼监自去拟旨，把话说得再诚恳一些，请元辅回阁视事。”
“是，皇爷。”陈矩应了下来，稍稍迟疑，又问道：“只是拟旨么？”
朱翊钧一愣，问道：“还要作甚？”
陈矩提醒道：“皇爷，元辅既然提到疲累，按例似乎可遣太医探视。”
“哦，也是。”朱翊钧立刻从善如流，颔首道：“那就派太医探视，可以破格多派点，就去三个好了。”
太医的使用是有规矩的，比如皇帝看病就不能只有一名太医单独看诊，至少是两名太医同时来看诊，然后两位太医必须商讨出一个诊断结论并用药。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误诊，一方面也是防止某个太医蓄意谋害皇帝。
不过派太医探视臣工则不然，通常就是一名太医，阁部重臣元勋偶尔会派两人齐来，但一次派三名太医的情况就十分少见了。所以朱翊钧此刻说的“破格”，确实是很破格了。
按理说，就算破格，但毕竟也只是派太医看看情况，高务实又不是生了什么大病，为什么要皇帝亲自交代呢？因为一来这种破格的事只有皇帝亲自下了口谕才能做，二来也是因为皇帝要故意造势，拉抬高务实的地位。
其实说穿了，朝廷重臣只要一被弹劾就关门闭户不肯视事，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自全名节的手段。另一边，皇帝下旨“温言勉慰”也好，惩罚弹劾者也罢，亦或是这样派太医探视等等，都是为了表明“朕信任他，朕需要他”，所以要高规格请其回阁(或回部)视事——朕怎么少得了爱卿的辅佐呀！
总之，双方都是演戏，双方也都知道对方是演戏，但双方还是要认认真真把这场戏演好、演全套。为啥呢？因为这就是礼。君君臣臣，君要表现得像个君，臣要表现得像个臣。仅此而已。
当然，具体到不同的君臣个人，那还要看具体情况。似朱翊钧、高务实这般的，双方不仅交情深厚，而且互相需要，那就更得把戏演好了——反正是演给外人看，演就是了。
吩咐完这些，朱翊钧叹了口气，对陈矩道：“这几天日新肯定是不会回阁的，朕只希望朝廷别出什么事，至少等这次事情过去，日新回阁视事之后再说。要不然，朕真怕赵志皋和周咏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措施来。”
陈矩安慰道：“近来朝廷大事无非封禅与西征，封禅有沈阁老前往打理，西征大军目前停驻哈密等待物资齐备，二事皆无变故之可能，皇爷但可安心。”
“话是这么说，但朕现在还真不敢太乐观。”朱翊钧叹了口气，道：“去年有至少数十个县报告，说封冻结冰之厚度远超本县县志记载的最厚一年，今年不知道会不会又是灾情四起……至少从目前来看，相较于去年的各种灾情已经是犹有过之了。”
他吐出一口浊气，沉吟道：“朕突然想起年初雪灾之时日新曾经忧心忡忡地和朕说过，说他担心今年冬天淮河都可能结冰。当时朕还笑他过虑了，可如今看来……还真有可能被他不幸言中。这般时刻，天下多灾，朝廷可少不了他这样的能臣干将。”
陈矩连连点头，道：“皇爷所言极是，不说其他，单说这赈济、救灾等事，一来需要朝廷有能臣快速做出相应安排，二来更是需要大把大把的花银子。这两件事，若少了元辅在朝坐镇，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主仆二人又聊了几句，忽然有翊坤宫的太监前来求见。陈矩立刻结束了谈话，表示自己该去司礼监催促一下了。朱翊钧也默契地摆手让他自去，然后看了看沙漏，便吩咐摆驾翊坤宫。
宫里似乎都有了默契，这个时间点是皇爷去翊坤宫见郑妃娘娘的时候，什么大事都要为此让位。有人甚至因此偷偷乱嚼舌根，说自从那次郑妃娘娘吃了元辅的亏之后，虽然不再过问朝政，尤其是皇嗣问题，但仿佛因祸得福，不知从哪学来了什么房中秘术——无论皇爷去翊坤宫时精神如何，总之从翊坤宫出来之时都是精神抖擞，简直是有奇效啊。
这传言流传并不广，但确实有人怀疑，还一度被某位妃嫔听到。她装作不经意间在皇后娘娘面前提及，还说若真有这种事，被外廷知道的话不知道又要引起什么事端来。
皇后娘娘确实如她所料变了脸色，但结果导向却不符合她的心意。皇后只是斥责这种乱嚼舌根的说法，并要求严肃后宫规矩，再有乱说乱传的，无论是太监还是宫女都要重罚。那位嫔妃讨了个没趣，遂不再提及，而后宫经过一番整治，也渐渐无人再去触碰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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