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正国本(四)深藏不露？
梁梦龙点到即止，周咏只问军务，实学派一方在国本之争的总决赛阶段居然就靠高务实一个人在操盘，也不知道该说梁梦龙作为前辈对高务实这个后辈过于信任，还是周咏确实能力有限帮不上忙。
不过，与实学派中话事人极其明确不同，心学派的话事人现在却有些模湖。
心学派原本的话事人并不模湖，就是申时行、王锡爵二人的搭伙，以申时行为主、王锡爵为辅。虽然当时王锡爵性格更加强硬，但是有一说一，申时行的党魁地位还是稳固的，王锡爵看起来也并没有要取而代之的意思。
而现在的心学派则不同了，由于申、王二人的下台发生得比较突兀，赵志皋与沉一贯都可以说是临时上位，过程着实比较仓促，这就埋下了一些当时已经顾不上了的隐患。
由于赵志皋的资历更老，当年的考试成绩也更好，因此赵、沉二人顶替申、王之时，廷推时的心学派官员们便把赵志皋排在了前头。
急就章总是容易出问题，心学派那次“换届”也是一样。赵志皋年老多病，在京师百官之中毫无威信，平时也动不动就休假，根本管不住人，但他按照排名来说偏偏就应该是当今心学派的党魁；
而沉一贯呢，不仅平时就显得性格阴鸷，还早有自私刻薄的坏名声，尤其喜欢搞小圈子、小团体。即便心学派内部，也有很多人认为他不像是个“成大事者”，而是个“只可谋一隅，不可谋天下”之人。
这样一来，两个人都很难得到心学派内部的全力支持，甚至想拿个“多数票”都堪忧，只能各自勉为其难地找到一部分支持者。
一些人支持赵志皋，认为赵志皋虽然年老体弱，威信也近似于无，但他这种不大管事的风格，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算一个优点——宽仁大度也是一种领导气质不是？
毕竟咱们这些人，论德操都是谦谦君子，论才干皆为国之栋梁，也不劳你赵阁老有事没事来点指示，所以你不管事也挺好。
另一些人自然就支持沉一贯，认为沉一贯虽然名声不太好，但回头想想，沉一贯其实还真做到了兔子不吃窝边草，枪口总是对外的。
虽说这么做也容易给心学派招敌，但反正这个“敌”早就明确了，招与不招他们实学派就在那，有没有沉一贯其实也没差多少。
既然如此，那沉一贯的优点就有机会凸显出现出来了。他不是性格阴鸷，满肚子坏水吗？没关系，只要这坏水不是朝自己人来泼的，泼给实学派那些人有什么大不了？
至于说沉一贯排名在赵志皋之后……也不想想现在心学派都被人家欺负成什么样了，眼瞅着赵志皋根本不可能是高务实的对手，那还不如让沉一贯试试呢。没准沉一贯的剑走偏锋反而能让高务实一时难以适应，还真就取得一些成功，给心学派缓了口气呢！
在这两派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人，大致特点就是对赵志皋和沉一贯都看不上，认为这两人一个有德无才，一个有才无德，都代表不了他们心学一派——咱们心学可是道德实学，道德是要讲的，实才那也得有，你俩顶多只有一半，那怎么能代表咱们？
这种心态倒有点像李敖说过的一句话：你不能只做一半，因为真理是完整的。
正因为心学派内部的格局如此，赵志皋与沉一贯手头的势力相较于当年的申时行、王锡爵来说，就难免有些捉襟见肘，因此现在两人都觉得要加强合作，不然眼下这一关可不容易过。
本着这样的心思，沉一贯一出来，赵志皋就从后追上将他叫住，主动问道：“蛟门兄，方才会上局面似乎有些不利，未知蛟门兄可有应对之法？”
沉一贯也想争取赵志皋的支持，但赵志皋之前一直对于深涉国本一事若即若离，沉一贯又怕赵志皋只是随便问问，不敢透露太多，便苦笑道：“高日新功盖当世、圣卷独隆，如今对我步步紧逼，我又哪里谈得上什么应对之法？无非左支右绌，尽量化解罢了，至于能不能应付得了……恐怕也只能寄望于老天爷开眼。”
赵志皋一脸忧虑，用力握了握手中的鎏金铜手炉，苦着脸道：“这可不成啊，长洲、太仓二公离京之时所交予你我的心学一脉，在朝中与实学派可是能做到势均力敌、分庭抗礼的，如今这才过去多久，怎么就到了这般地步呢？
蛟门兄，若是这大好局面坏在你我二人手中，即便将来致仕回乡，也无颜面对昔日同僚好友了。蛟门兄素有奇谋，此我历来深知，值此危难之际，若蛟门兄有何需要，切要直言不讳，说与我知晓呀！”
沉一贯稍稍有些意外，但他第一反应不是感激，而是心中嘲讽：早前我说咱们与高务实之间必有一战，你不肯应声，只想着得过且过，根本不敢与他针锋相对。结果呢，好长一段都是我在各个方面竭尽心力与高务实斗法，你却作壁上观犹如泥胎菩萨，真是好一副“宰相气度”。
现在好了，高务实已经探明了你我二人的深浅虚实，已然开始缓缓抽刀，刀锋之冷冽可谓望之生寒。这下子你倒是又怕了，坐不住了，来找我示好、找我问策了？呵，早干嘛去了！
沉一贯面上并无表情，但目光中显然露出一丝丝嘲讽与不屑，也不曾答话。
赵志皋却似乎真的老眼昏花，对于沉一贯的态度宛如丝毫不见，见沉一贯不回答，他便继续道：“唔，说起来，方才会上蛟门兄虽然是被迫答应，不过想想却也没那么悲观，其中可做的文章倒也不少……哦，不过这些都是蛟门兄擅长的，倒也不必我多言置喙，呵呵。”
沉一贯心中一动，认真打量了赵志皋一番，暗道：赵濲阳这话什么意思？莫非我此前倒是小看了他，他虽然看似老迈衰朽，其实心里对当前局势一直有深刻的洞察，甚至在今日之局面下也依旧觉得形势尚未到不可挽回之际？可是……他这自信是从哪来的？他究竟看出了什么？
“濲阳兄这话委实过誉了，一贯才疏学浅，素来愚钝，及于今日之局面，也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力挽狂澜之法……濲阳兄若有良策，还望不吝赐教啊。”
赵志皋诧异道：“蛟门兄莫不是自谦？眼下局面看似凶险，可以蛟门兄之智又岂能看不出来其中关键？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万法不脱其源，这朝廷之局面无论出现任何变动，归根结底只在一人：皇上。”
“皇上？”沉一贯吐出一口浊气，无奈道：“是啊，一切终究要看皇上怎么想、怎么做，可是那又如何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可不就出在皇上那儿么？濲阳兄，谁最能影响皇上？”
沉一贯摇着头自问自答：“呵，这还用问吗，自然是高日新。”
“平时或许是，如今却或许不是。”与平时不同，这次赵志皋并不唯唯诺诺，反而极其少见的目中精芒一闪，道：“高日新圣卷独隆的确不假，但那毕竟只是在朝廷，却不是在后宫。”
“嗯？”沉一贯愕然一怔，迟疑道：“濲阳兄可否说得明白些？”
赵志皋又恢复了之前那副老病恹恹的模样，有气无力地道：“天下之圣卷，外有高日新，内有郑贵妃。在外廷，无人能斗倒高日新；在后宫，无人能斗倒郑贵妃。
蛟门兄，你知道我为何始终不赞同你与高日新作对么？正是因为皇上在外廷真正信任的人，其实就只有高日新一个。所以呀，但凡这天下还是万历之天下，那么高日新只要没有举旗造反，便一定不会有人能将他扳倒。
而在后宫，也有一个如同高日新一般重要的人，那便是郑贵妃。同样的道理，只要郑贵妃不是真的丧心病狂意图弑君，那么她的地位也不会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取代。
甚至……皇上不会允许有人威胁到她的安危，甚至她的地位。如此，蛟门兄还要问我当前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吗？”
沉一贯心中犹如惊涛骇浪一般，他一时也没工夫去思考赵志皋为何认为天下之圣卷“外有高务实，内有郑贵妃”，两人皆不可能在各自的地盘被斗倒。
不过，他随着赵志皋的说法一下子想到了“矛盾”一词，继而想到“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一说，沉吟着道：“一贯昔日曾风闻一事，说郑贵妃当时曾想给高日新上些眼药，但那一次枕边风却吹出了意外，以至于她还被皇上严厉警告……这似乎与濲阳兄之说法颇不相同呀。”
这件事的确发生过，而且自那以后郑贵妃还真就再也不敢在皇帝面前说高务实半句不是了，连带着原先眼高于顶、见谁都趾高气昂的郑家人——如郑国舅，见了高务实都是恭恭敬敬，恨不得见面就先给高务实磕一个才好。
但赵志皋显然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他轻轻一笑，摇头道：“这不正说明我方才所言有理吗？皇上警告郑贵妃的是什么？归根结底，是‘不得针对朕在外廷唯一信任的重臣’。
但是，这场面倘若反过来呢？我是说，如果高日新反过来要动郑贵妃呢，皇上又会是什么反应？”
沉一贯思索着道：“濲阳兄的意思是，如果高日新针对郑贵妃，那么皇上也会为郑贵妃出头，反过来警告高日新？”
赵志皋欣然道：“然也。”
“那么如果……”沉一贯眯起一双三角眼，沉吟着道：“如果高日新不听劝，依旧坚持要动郑贵妃呢？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咱们是不是就有机会验证一下，看看这一内一外两位最得圣卷之人，终究是谁更胜一筹？”
赵志皋略微沉吟便摇头道：“高日新应该不会这么做，他历来是个有分寸的人。”
“他或许不会，但很多事并非他都能亲自把控一切，很多事免不得要假手于人，而这些为他办事之人可未必都有他那么精明。”沉一贯捻须一笑。
赵志皋微微皱眉。他发现沉一贯这个人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不知足。
本来，自己只是想告诉沉一贯，只要知道郑贵妃不可能被斗倒，高日新也因为知道这一点而不可能真的去死斗郑贵妃，那么他沉一贯就可以利用这一现实来设法躲过这场危机。
然而沉一贯不知足，他一旦知道这件事有了兜底，就立刻想着利用这一点去对付高务实了。而且与之前不同，他现在想要的是“既然你俩都有免死金牌，那我就看看你们斗起来之后到底谁的免死金牌更好用”。
换句话说，他从苦苦思索自己该如何脱身，一下子就转变成了设局——设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
赵志皋明白沉一贯的想法：既然你俩的圣卷都如此之隆，那么一旦对立起来，尤其是对立到势不两立之时，那就应该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甚至搞不好是两败俱伤。如此的话，心学派横竖都是大赚，何乐而不为？
赵志皋忽然有点后悔，觉得沉一贯这样的性格迟早要把自己搭进去，那他赵志皋陷入太深恐怕也很危险。
“啊……呵……”赵志皋忽然张大嘴巴打了个老大的哈欠，一副精神头顶不住的模样，摆着手道歉：“不成了，不成了，再不回去喝药，我这老朽之身就要睡着过去了……蛟门兄，志皋一点浅见都已道出，接下来就看蛟门兄自己的了。容我先行一步，告辞。”
沉一贯略略皱眉，但立刻微笑着道：“濲阳兄身体要紧，愚弟省得，愚弟送濲阳兄一程。”
“不必不必，蛟门兄贵人事忙，百事缠身，就不劳蛟门兄了。告辞。”
“那……好吧，濲阳兄，请慢走。”
“好说，好说，蛟门兄留步。”赵志皋故意咳嗽一声，转过身去，慢悠悠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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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3章 正国本(五)舔犊之情
赵志皋主动来找沈一贯，原意有两层意思：其一，高务实是斗不倒的，与其在这件事情上做白工，不如把精力用来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其二，郑皇贵妃也不会倒，而她不会倒这件事现在完全可以利用一番，即用来使沈一贯自己从当前的麻烦中脱身。
这两层意思又可以再细化一二，比如第一层意思：高务实斗不倒，那么心学派应该将精力转移到什么事情上才算有意义呢？另外，国本之争还要不要继续呢？
第一个问题不妨先暂且按下不表，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有些出人意料，答案是：要的。不过，这个“要”却也并非那么简单。
赵志皋出得宫来，便启程回府，他刚刚下了自己的绿尼大轿，便有管家禀告说钟科长已经恭候多时。
“嗯。”赵志皋不知是真的疲倦了，还是在家中一贯如此惜字如金，总之并未多说什么，径直去了书房。
一进书房，工科都给事中钟兆斗立刻起身请安：“学生兆斗，见过师相大人。”
“师相”之后是可以接“大人”的，毕竟老话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你来了，好，好，坐下说话。”赵志皋虽是这么说，但钟兆斗自然不会现在坐下，而是上前搀扶师相先落了座，然后才恭恭敬敬坐回自己的位置上。
赵志皋轻轻咳嗽两声，然后问道：“事情打听得如何了？”
钟兆斗叹了口气，微微摇头，语气颇为沉重地道：“师相，情况可能不太妙，学生先去问了……”
“长话短说吧，我有些疲了。”赵志皋微微摆手道。
“呃……是。”钟兆斗被临时打断，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这才继续道：“大致情况就是，只有刑部方面是比较有把握的，都察院方面高日新的人太多，而大理寺就更别提了，现任正卿王莲塘不仅是高日新同年，还是其长子高渊西席之一。”
赵志皋没有立刻作答，书房中静寂一片，只有赵阁老师徒二人的呼吸声此起彼伏。
好半晌之后，赵志皋开口道：“你有何见解？”
钟兆斗似乎早就料到师相会有此一问，立刻道：“世兄之举非为一己之私，如今既遭诘难，我心学一派岂能视而不见？总得有所措置，以图援救。为此，纵然与高日新有所交换，学生以为也在情理之中。”
原来他俩说的事情与皇帝咳血、国本之争这些都无关，而是赵志皋之子赵凤威被弹劾那件事。赵凤威出了什么事呢？他在淮安加收了七万余两银子的盐税却并未入账上报。
赵凤威时任两淮副运使，属于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该司掌两淮盐政，下辖三分司：泰州、淮安、通州。设都转运使，从三品；同知，从四品；副使，从五品，皆各一人。以下还有判官，从六品，无定员。另外则是经历司的经历、知事、各盐课司、盐仓、批验所大使、副使等职。
这里出现了两个“副使”，但后一个不入流，一般会说成“盐院经历副使”。赵志皋之子赵凤威可不是这个，而是前一个，相当于两淮都转运盐司的三把手。
一般来说，单位三把手的地位是比较尴尬的，但盐院不同。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下辖的三分司之中，就属淮安最大、最强、最富——这其实很好判断，三处分司，泰州、通州都是州，而淮安是府，光是地盘就大了不少。
正因为淮安重要，盐院的副使一般不驻于盐院所在地扬州，而是常驻淮安，这就为副使在淮安一手遮天创造了机会。
至于这七万两银子，钟兆斗说赵凤威“世兄之举非为一己之私”，这话还真不是给赵凤威开脱罪责，因为他虽然的确加征了七万两，但他个人对这笔钱还真是分文未取，全部交给心学派“公用”了。
前不久，心学派“民间人士”转入京师的那笔巨资之中，便有赵凤威提供的这七万两在内，只不过挂名在了其他人名下。
不过，赵凤威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因为他提供这笔钱虽然不是中饱私囊，但却属于政治投资。一旦心学派当时定下的计划能够成功，最终肯定少不了要算他一份功劳。
如果是一般人，政治投资万一失败，那肯定是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责任。然而赵凤威不是一般人，虽然他自己不过区区从五品，但架不住人家有个做阁老的爹啊！赵志皋岂能眼睁睁看着儿子因为“私征盐税”而落马？
于是，在皇帝咳血那日下午，王家屏当面说了这件事之后，赵志皋便立刻开始寻找解决之道了。
这种事如果没闹大，以赵志皋的身份地位，完全有机会在私底下想办法解决。但倘若已经闹大，甚至大到巡按御史上疏弹劾，弹章都送到首辅手中了，那就很难通过暗地里的办法消弭于无形，只能走正规流程解决了。
这样的案子当然比不得有人“意图弑君”那么严重，无需劳烦东厂与锦衣卫，但从流程上来说也还是挺复杂的，三法司各自都有一部分需要干预。
当然，根据钟兆斗刚才所言，赵志皋面临的最大难题显然是在大理寺——毕竟大理寺正卿是王庭撰，是高务实的同年。他当时名列探花，只排在状元高务实、榜眼萧良有之后。
大理寺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司法审判机构，秦汉时期叫廷尉，北齐时正式更名为大理寺。不同时期的大理寺职能不同，在唐宋相当于后世的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中央百官以及影响国家政治的案件，也拥有地方案件的重审权。
不过到了大明时期，大理寺没有了司法审判权，只负责案件的复核。
以前介绍廷推时曾经提到过，明朝的“九卿”就是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与大理寺这几个机构的一把手，可见大理寺的地位还不错。具体到三法司的分工，则是刑部拥有审判权，都察院拥有纠察权，而大理寺拥有复核权。
“三法司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
一般来说，刑部判民事，都察院专职弹劾官员，但二者都必须将判决后的案件送到大理寺，供大理寺复核。而针对案子的大小，大理寺也有不同的权力。
比如说现在有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当地知县判了小民打屁股。此类案子，屁股已经先被打了，事后才会由知县上报给上级如知府，然后逐级上报，最后汇总到大理寺。此类案子，大理寺便只留档做一个案底，是不会闲极无聊去干涉的；
另一类是徒、流、徙、充军。也就是当地判小民流放、坐牢、或者充军，此类判决必须上报刑部同意，才可以执行。而大理寺会在事后分析判定是否合理，证据是否充足，据此可以将案子打回当地重审——但要注意，大理寺不能推翻定案，只能打回原部门；
然后是死刑。这类案子，只要大理寺不点头，死刑就不能执行——当然，死刑的最终决定人是皇帝，如果皇帝说杀，那大理寺也没辙，这种情况就只有内阁驳回圣旨才在理论上可以制止。
至于一般的死刑，大理寺会分析证词，分析官员判决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就上报内阁，由内阁票拟给皇帝，司礼监再批红发回，大理寺再看一遍觉得没问题，这样下面就可以执行了。
如果大理寺觉得案件有疑点，就会打回原判地点，命令官员重审。当然，大多数原判官员会继续维持自己的判定结果。如此二次，大理寺倘若仍然觉得判决不对，就会将案件指定另外一个同级机构(或官员)审判，一般是同级别的机构，比如临县的知县，临县的知府等等。
明朝对死刑的判定一般是“五次”，也就是如果是知县判了小民死刑，向上报，上级会有五次打回重审的情况，也有很多时候会有同级的知县、上级的知府、按察使，乃至都察院、刑部派人来重审。
当然死刑犯也会送到省里监狱，或者刑部大牢，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死刑犯会死在牢里——呃，这是因为明朝对死刑很慎重，甚至慎重得有点过头，导致死刑的判决会很长。往往当大理寺真正搞清楚这件死刑案然后上报时，会遇到留中，也就是皇帝收了奏折，但没有任何回应，然后囚犯就因长时间坐牢而死亡。
而对于都察院，大理寺一般就管得少一点。因为都察院弹劾的官员，小官还真管不着，但要是大官，那就得三法司全上了。有时候看案件本身的情况，还可能会加上锦衣卫乃至东厂。
而如果是再大的官，或者震惊全国的大案，皇帝就会让六部九卿全上——这个叫圆审，基本上算是最高档次。
赵凤威这七万两银子私征的盐税案，显然还没到需要圆审的地步，但七万两银子在大明绝非小数目，而且两淮副运使虽然品级不高但位置紧要，这案子就大概率需要三司会审了。
刑部乃是沈一贯管着的，而现任刑部尚书孙丕扬虽然是陕西富平人，但却是出身北榜之中少数并非实学派的实权高官之一。这就意味着刑部是心学派的地盘，不太受高务实的影响。
都察院则是个特殊衙门，其一把手左都御史虽然领导整个都察院，但都察院中的各位御史也只是受左都御史领导，却并不需要向左都御史负责——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左都御史在某件具体案件之中往往并不能代表整个都察院，每一位御史都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表达意见。
于是，都察院便也不会受某一个势力完全控制，大多时候会形成各派都往都察院塞人，最终在都察院内形成几个派系圈子，一番朝廷出点什么事，都察院内部打嘴仗都需要很久。
当然，现在实学派势大，都察院中站在高务实一边的御史人数更多，心学派出于劣势。而且在当前的情况下，左都御史萧大亨这位山东出身的总宪一直站在高务实一边，就更加导致心学派难以在关键大事之下依靠都察院。
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赵志皋判断极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局面：
王家屏收到弹劾，票拟准予调查，朱批同意。不久之后刑部认为赵凤威贪蠹的证据不足，将证据上报，要求撤销调查。继而，都察院认为刑部纯属放屁，要求刑部继续查证，并且要求由当地抚、按参与调查，与刑部形成“联合调查组”。
之后，刑部坚持原有观点，都察院方面则坚决不认，南京(淮安盐务归南京管)及当地巡抚意识到事关重大，因此表态模棱两可。
这样一来，都察院和刑部争论不下，各自将案情送往大理寺，由大理寺研判是否需要深入调查再做审判。
由此，这件事最终是否需要审判，除去皇帝按捺不住，主动跳出来提前干预这种情况之外，极大概率就会形成以大理寺的判断来决定要不要成案。
也就是说，届时真正能决定赵凤威私征盐税七万两是否属实的人，其实是王庭撰——当然，那相当于就是高务实。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赵志皋非常清楚，高务实不仅能决定“此案成立”，他甚至还有能力一言断定“此案不成立”。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王家屏提及此事的当天，赵志皋当场就说过：“两淮运司乃归户部管辖，犬子不过区区副使，在户部监督之下如何能做出这般事来？”
换句话说，只要户部跳出来表示：这笔银子的加征是我户部事前同意了的。那么，整件事就完全调转了方向，赵凤威的一切行动就都有了背书，变得合理合法。
但问题在于，高务实凭什么要帮忙？要知道，户部这时候跳出来接锅，这锅也是有点烫手的，并不是说户部就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锅接下。
高务实要接下这口锅，做是肯定做得到，但一定会找点别的办法。比如突然表示说，户部早前因为朝鲜战后可能还要远征日本，因此给过两淮运使一定量的“自由加征额度”，目的是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征倭需求。
显然，后来因为皇帝把高务实召回京师，征倭这件事不说告吹，至少是耽误了，然而两淮运使没有收到消息，亦或者收到了消息却没有意识到这代表征倭取消。于是，积极操心国事的赵凤威依旧执行了加征指示，在淮安加征盐税七万两。
整件事到此就完全应付过去了。什么，你说户部的指示拿来看看？
拜托，高务实是阁老，很早以前就说过，阁老们干涉行政的方式往往不是下公函，而是直接给相关官员去私函。
私函嘛，又不是公函，我赵某人一时不查，居然给弄丢了，可这难道也有罪吗？就算有罪，顶多也就是显得对高阁老不够尊重，我自去给高阁老赔礼道歉可以不？
你看，事情到这儿就僵住了。此时此刻，除非皇帝坚持认为高务实撒谎，说他肯定没有下过这样的指示，否则没有任何证据能推翻高务实的救场。
如此，赵志皋非常清楚，自己儿子这一次能否保得住，归根结底要看高务实的态度。既然如此，不拿点东西做交换怎么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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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章昨天的，今天至少还更一章。因为孩子虽然还是上网课，但被他妈妈带去办公室了，我临时***了一下。
第283章 正国本(六)亢龙有悔
与高务实做交换，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是首先得排除“给钱”这个选项。
高务实不缺钱，这一点人尽皆知。这位南宁侯爷最大的特点就是于公于私都不缺钱，于公于私都是大明名副其实的活财神。
于公，他以大学士身份主管财政，还直接身兼户部尚书。在大户部改革之后，天下财权除了内帑之外，几乎尽归其所掌。从京中的都察院、六部等部衙，到各省督、抚衙门及察院有司，没有他的盖印，那是一文钱都拿不到。
别说拿不到，就算拿多了或者没用完，也得报户部说明情况，又或者拿少了不够用，想要再申请一笔，乃至明年能多拿一点，那更需要户部复核审议。
总之一句话，天下部衙权力再大，也架不住钱袋子在他高务实手里。他要是看你顺眼，你手头的活儿就有经费好推进，要是看你不顺眼，您老别说活不好干，手底下的人搞不好都要离心离德。
什么，你说找皇上申述？别开玩笑了，你瞅瞅皇上前次赏给他的辰翰，“尔惟盐梅，汝作舟楫”，朕干什么都离不了爱卿你呀——你觉着皇上是信你还是信他？
于私，那就更别提了。京华现在到底有多少钱，没准连高务实自己都已经没数了。账面上的钱款还好说，这肯定是有数的，可是京华的资产怎么算？
京华银行、京华商社、京华基建、京华医药……以及京华那几处犹如城市一般规模巨大的工业区，还有那不知怎么计算价值的南北两洋舰队等等，这些就已经难以计数了，何况京华还实际控制着南疆南洋那么巨大的地盘，这又如何算账？
所以，大明朝野内外都知道，要和高务实搞关系，“给钱”是最无意义的，你就算拿出全副身家，在人家那儿可能也无非九牛一毛，根本入不得他的法眼。因此，要与高务实做交换，肯定只能拿出一些对他有意义的政治筹码才行。
当然，话虽如此，赵凤威那七万两银子还得是赵志皋自己来想办法填窟窿，这笔钱高务实肯定不会给他垫付。
撇开这笔钱要从哪筹集先不提，赵志皋能拿出什么让高务实心动的政治筹码？
其实当天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赵志皋的第一反应是请辞。当然，请辞不能算交换，称得上交换的是，在请辞的同时举荐一位实学派的官员替补进内阁。
内阁现在的组成及排名是这样的：中极殿大学士王家屏、建极殿大学士梁梦龙、文华殿大学士高务实、武英殿大学士赵志皋、文渊阁大学士沉一贯、东阁大学士周咏。
除开首辅王家屏之外，其余五位阁老中有三位实学派、两位心学派。而众所周知的是，王家屏和梁梦龙都不会再做太久，即将致仕回乡。
届时，也就是王家屏离任之时，他会不会举荐一人递补入阁，这一点尚未可知，但按照惯例而言，他是有权举荐的，皇帝也肯定会考虑并召集九卿廷推，亦或者搞大廷推。
不过即便他会这么做，那也应该会举荐一位中立派，也就是传统理学一派的官员，而不大可能会在实学派和心学派官员之中挑人。再说，按照皇帝的心思来说，他可能也更希望王家屏举荐的是一位中立派官员。
当然，就算王家屏举荐了一位中立派官员入阁，对于实学派而言也没有损失，因为王家屏和梁梦龙一退，高务实几乎铁板钉钉要做首辅。
首辅之位，那可比递补入阁的新阁老重要太多了，尤其是让高务实出任的话。
这个要怎么说呢？简而言之，就是首辅有多大权力，主要不是看这个职务本身给人多大的权力，而是出任首辅的这个人有能力掌握多大的权力。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离谱，堂堂大明文臣之首，怎么其权力居然不是职务赋予的，而是要看个人？
这就是大明内阁制度的操蛋之处了：内阁这个部门，它本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制之官”！之前早就多次说过，内阁原本不过是皇帝处理政务的一个辅左机构，地位了不起也就只是个“秘书处”。
明朝以前历代王朝的宰相权力都非常大，所以往往采取群相制，用以分散宰相的权利。可见，有时地位最隆的宰相依然可以大权独揽，直接涉及到了君权，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毕竟宰相拥有的权利主要有决策权、参政权和行政权，人们经常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指的就是宰相。
胡惟庸一桉之后，朱元章玩了一把大的，直接把宰相制度给废除了。这一手看起来很爽，可谓中国封建君权达到巅峰的表现。可是问题在于古代之所以形成君权与相权并行不悖的长期现实，那本就是因为客观条件需要那样的制度。
结果因为朱元章这么一搞，明朝便规定了朝廷事务的决策权必须是皇帝自己本人，内阁的主要权利只能是参政权，六部主要是行政权，地方上分别以布政使司等机构分管行政、司法和军事，三权互相制约。
三权分立，多么“现代”、“先进”的名词呀，可是三权分立就真的那么好吗？让我们看看明代三权分立之下的现实好了。
乍一看，大明这个三权分立的确很妙，内阁制度也异常先进。例如原历史上的嘉隆万三朝，皇帝要么沉迷修道，要么专心造人，要么与外廷赌气不见臣子，可是一点没耽搁三位皇帝掌握天下大权，其在幕后处理朝政也丝毫不慌，政治制度看起来异常平稳。
但是这里就要说一句名言了：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因为相关问题本书前文已经有过各方面论述，这里就只放结论了。代价最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容易出现宦官乱政；二，必然导致党争愈演愈烈。
宦官乱政这一点，主要看皇帝本人对于宦官乱政的威胁是否重视，理论上只要皇帝想管，明朝的宦官是乱不了政的。
但是必须要注意，尽管大明皇帝理论上有能力控制任何宦官，但有些时候宦官乱政依旧必然产生。如皇帝冲龄即位，对某位或某些宦官有严重的依赖心理，这就极易导致宦官乱政；又如皇帝的君权与文官集团的臣权严重对立之时，皇帝假托宦官之手来压制文官集团，也会导致宦官乱政。
至于“必然导致党争愈演愈烈”，这或许稍微需要分析一下原因。
内阁制度不是真正的宰相制度，内阁首辅也不是真正的宰相。然而从现实政治的需求而言，如果朝廷的行政决策体系之中没有一个文官首领，将会导致两个最直接的后果：
其一，朝廷形成决策的过程拖沓迟缓，并且由于首辅不是宰相，该决策形成之后的权威性也大打折扣。
有人或许不同意，认为大明的决策虽然不是由“宰相”做出的，但它是由皇帝最终批红决断的啊！怎么，皇帝的权威性还不如你区区宰相不成？
这就是关键所在了——朝廷各级官员口中认可的“权威性”，和他们心中认可的“权威性”，其实是不一样的。
在口头上，任何朝廷官员都会表示“圣明不过皇上”，但其实大家真正信任的永远都是经历过各种风吹浪打，或者多年苦熬上来的文官领袖。
你要问原因？皇帝是靠继承来的，但才干并不能继承，即便先帝再怎么英明神武，今上也可能是个二百五；
文官领袖则不同，即便有些人看似是苦熬资历上位，但其实也依然是在险恶的官场杀出重围的佼佼者——你光会熬资历早就被人顶掉了。能成为文官领袖，意味着你无论如何一定是作对了什么事。
既然如此，同为文官的群臣究竟会更加信任谁的能力，那还用说么？可是结果呢，现在的决议并不一定是文官领袖的意见，而只是皇帝的意见，大家即便嘴上不敢说反对，心里谁不会腹诽一句：此乱命也。
如此，就可以说明为何内阁制会导致朝廷决策的权威性受到打击——这玩意儿不一定是我们文官集团认可的！
其二，在上一条这个前提下，首辅的产生过程更加使得文官集团内斗加剧。
废除宰相制使得文官集团没有了名正言顺的领袖，但一个集体想要团结高效又必须有一个核心存在，那么为了成为这个核心人物，所有人都不得不想尽办法，希图上位。
或许有人要问了，以前的宰相制不也是“一个核心”吗？怎么宰相制下没有“必然党争愈演愈烈”，首辅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假宰相反而会导致“必然党争愈演愈烈”？这就又得说明朝的制度的确很神奇了。
以前历朝历代的宰相怎么来的？皇帝任命。
没错，就这么简单：皇帝任命宰相，宰相驾驭百官，同时对皇帝负责。
这个制度虽然简单，但是责权十分明晰。朕任命你为宰相，你要负责做好XXXX工作，做得好了，朕给赏；做得不好，朕换人。
结果明朝的内阁制度把这个规矩换了，换成什么了？大名鼎鼎的廷推。
后世经常有人夸赞廷推，认为这甚至有了皿煮的范儿，十分先进。这其实就和很多人一说西式皿煮传统就夸雅典皿煮制度一样无知。
雅典的皿煮从来不是全民皿煮，它只是雅典城原住民的皿煮，城中其他几个阶层连R权都没有，谈什么鬼皿煮？
而廷推制度之所以出现，本质上也是因为皇权一刀把相权砍了，文官集团的反抗意志日渐高涨，不得已之下才做出的变通，它是一种妥协的产物。
然而这个制度根本上来说就是个畸形怪，因为它导致了文官集团首领的责权由此变得非常不明晰——你这首辅到底是为皇帝站台的，还是为我们文官集团站台的？
教员说过，处理敌我矛盾的首要任务是区分敌我。所以，你这首辅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如果都不明确，那你的地位肯定尴尬。而偏偏廷推制度把这种不明确推到了巅峰：重臣共议，皇帝拍板。
现在好了，首辅是文官集团的顶层代表们推选出来的，但最终是由皇帝下旨认定的——请问现在你是哪边的人？
为何大明的首辅不好干，要么做权臣，要么做庸臣？这不是首辅自己凭借个人意志就能改变的，是制度基础就在这儿摆着。
假如你和皇帝同心同德，皇帝会容忍你去做明面上的权臣，但这就意味着你和大多数文官同僚会出现矛盾冲突，他们对你的容忍度往往不高。
这里几乎可以随便找大明历史上的所谓“权臣”级别的首辅来看：严嵩、高拱、张居正，哪一位是在整个文官集团层面被当时朝野公论“一代贤相”的吗？其实没有，他们的“人缘”都不太好。
严嵩不必说了，这厮自身槽点太多，被骂几百年也实属正常，但即便如此，后世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他其实对当时朝廷的稳定还是起了不少作用的。
高拱呢？王世贞作为当时之人，又是文坛领袖，其在写《首辅传》时对高拱那真是有黑点要黑，没有黑点制造黑点也要黑。
高拱雷厉风行，发现不端立刻指出，发现错误立刻要求改正，这本是做实事的领袖人物该有的精神气，结果在王世贞就成了“性急迫，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有敢抗者。”
好家伙，人家高拱管吏制，抓了一堆贪官，新修了考课法加强官员考核，对不合格的官员该降级的降级，该罢黜的罢黜，到你王世贞这儿就变成性急迫不能容物了，变成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有敢抗者了？怎么说，还非得和和气气，什么尸位素餐都装看不见才好？
张居正呢？这位生前荣宠不断，结果在死后差点被开棺鞭尸，百官群起而攻之，把他骂得宛如过街老鼠。以至于他在《神宗实录》里的盖棺定论居然是“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虽说高务实老说张居正只是改良，称不上改革，因为他没有“鼎故革新”之举，只是在原本腐朽的大厦上修修补补了一番，可是……人家至少认真修补过了啊！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这么个名声？
好在不久之后便有人开始为他翻桉，而后世学界甚至出于某种需求，把他重新抬了出来，夸耀无比，乃至于言过其实。
总之一句话，在大明朝要做好这个首辅，最为难的就是如何定义自身是谁的代表——皇帝，亦或群臣？
在赵志皋看来，高务实在这一点上反而不必顾虑太多，因为他的身份和立场实际上早已决定：实学派一直以来就是保皇党。
所以赵志皋认为，高务实上位首辅，一定是个权臣，因为他要做的基本都是皇帝认可的事，皇帝会给予他一切必要的支持，而这必然会给心学派带来更加巨大的压力。
然而，同样看到这一点的沉一贯选择对抗，坚决与高务实作对，而赵志皋却不这么看，他的选择是退让，坐看高务实权力登顶。
那么，赵志皋真如沉一贯所见，是个胆小如鼠之辈吗？如果仅仅这么看，那就太小瞧赵志皋了。赵志皋的退让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他在决定此事之时便喃喃自语，念叨起《晋书·王豹传》中的一段话：“今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蒺梨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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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3章 正国本(七)释放善意
赵志皋对高务实当前所面临局势的分析，不得不说很有见地，高务实在家中与黄止汀、刘馨等人对此其实也已经有过数次讨论。
只是，赵志皋毕竟没能亲自参与南宁侯府的讨论，不知道高务实自己对于他和皇帝之间关系的分析。
皇帝是最好做的，也是最难做的。好做，在于他有无穷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难做，也在于他这无穷权力，看谁都像是潜在的觊觎者。
人说皇帝称孤道寡，是天下最独孤的人，其实原本皇帝所谓的“称孤道寡”并非独孤、孤寡的意思。
“孤”是百少而无父之意，说的是“我缺乏父亲的教养”，这往往是事实，因为很多皇帝真是幼年失怙；“寡”则是寡德之意，由于君王一贯被认为首先要有“德行”，而德行的要求是五德俱全，因此寡德说的就是说“我有所缺陷”。
总之，皇帝“称孤道寡”本意是自谦，只不过汉语有时候就是如此神奇，亦或者是某种巧合吧，最后这“孤寡”竟然成了皇帝心理的真实写照。
然而皇帝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会有正常的七情六欲，很难真正做到摒弃情欲，一切只考虑利益的“无情”。因此也才有了高务实前次的判断：皇帝信任他这个人，但对他的实力感到担忧。
所以，高务实要做的事情看起来很难，因为实力这种东西一旦拥有，其实也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得了的，何况高务实也不愿意放弃，否则就等同于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高务实的计划是让皇帝相信一件事：我高某人对大明天下没有企图，我只是打算在海外列土封疆。
按理说，列土封疆这种事很难被皇帝同意，但高务实当前的情况着实比较例外，因为他要的“土”都是他自己打下来的，甚至都没有用到朝廷的力量。不仅如此，更关键的是那些“土”原本也不是大明的本土，皇帝根本不必从自己碗里往外扒拉。
当然，要把这件事摊开来说明是需要契机的，甚至也有可能终他们君臣二人一生都不好明说，而是以双方心照不宣地达成某种默契的形式完成。
不过这都是将来的事了，当前高务实要做的，是在自己无需大展锋芒的前提下挫败沉一贯的阴谋。
这些情况赵志皋都不清楚，他也不清楚高务实根本没打算真把郑皇贵妃如何。对于郑皇贵妃在这次调查之后可能要负的责任，高务实已经清楚地暗示过皇帝，想必以皇帝的智慧是不至于误解的——最多最多，也就是让她丢掉宝玺，去掉皇贵妃中的那个皇字。
这已经是个严重的惩罚了，一旦真到这一步，对外廷而言基本上可以交代得过去。不过，高务实和皇帝都清楚，这种名分上的贬斥无关紧要，因为只要风头一过，皇帝随时可以找出大把的理由来为郑贵妃恢复“皇贵妃”地位。
举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这就好比当年李太后勒令皇帝将高务实连贬三级一样，看似他“降调外任”去了广西那种偏远省份，颇有一种杨慎发配云南的凄凉感，但其实高务实一点也不凄凉，反而因为时任广西巡抚中蛊不能理事而掌握了一地实权。
其实当时外廷官员几乎都很清楚，高务实去广西不过就是皇上在等太后气消而做的障眼法，将来肯定还是要重用的，甚至没准还要为高务实受到的委屈给予一些补偿——比如加倍重用。
说回赵志皋，他既然不知道高务实与皇帝之间的君子协议，那就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琢磨。他第一反应是自己请辞，顺便举荐一位实学派官员，但这个想法在第二天就被打消了。
因为在这天晚上，赵志皋想明白了一件事：高务实虽然做事经常挺高调的，但他为官却极其谨慎。那么，现在既然自己都看得出来一旦高务实打击郑皇贵妃过甚，必将引起皇上不满，那么比自己更了解皇上的高务实就更加不可能对此判断失误才对。
如此一来，高务实还表现出一副穷追不舍的模样，这就很值得玩味了。
到了今天内阁会议之时，赵志皋先是冷眼旁观，最后终于确定，高务实的种种表现的确不是什么真要对郑皇贵妃痛下杀手，他只是引蛇出洞——这蛇自然毫无疑问就是沉一贯。
于是，历来极少在内阁会议上表现活跃的赵志皋，这次却主动跳了出来。而在会后，他又专门提醒沉一贯注意。
可惜，沉一贯却早已认定高务实不除不可，认定只要有高务实在，心学派一定会被强力压制。尤其是高务实倘若顺利成为首辅，那么心学派搞不好真要被他整得形神俱灭，从此烟消云散了。
因此，沉一贯显然没有按照赵志皋的思路去调整自己的计划，反而冒出了加大力度挑动高务实强势打击郑皇贵妃的想法。至此，赵志皋对沉一贯彻底失望，开始一心一意为自己考虑。
当然，说是为自己考虑，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儿子赵凤威。这可真是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既然已经判断出高务实不会对郑皇贵妃下狠手，其真实目的只是为了对付沉一贯，那赵志皋也就不觉得自己还需要请辞并举荐一位实学派官员入阁了，因为……如果沉一贯倒台，这空出来的位置本就很难由心学派继续推举。
毕竟，沉一贯这次的事情可不小，尤其是事情的性质在皇上看来恐怕十分恶劣，一旦大白于天下，不仅是其本人必将断送前途，连带着那个位置恐怕也不是心学派还能保住的了，多半会被实学派收入囊中。
实学派在阁拢共也就两个位置，总不能一下子全丢了，所以赵志皋不敢再考虑辞职，反而只能被迫决定卖队友——你沉一贯这么干下去，大概率是要没戏了，既然横竖都难逃一“死”，那不如让你发挥一下余热，由我来卖，至少能争取卖个好价钱。
以高务实为官的做派来看，我赵志皋如果有出卖沉一贯的动作，事后高务实必然会给个面子，那至少也够我保住儿子的前途。
这就够了。
什么心学派与实学派的道统之争，都是扯澹。现在这局面已经够清楚了，心学派里短期内根本找不出一个争得过他高日新的人来！
人总要接受现实，为今之计只能忍辱负重，再在暗地里想办法推高日新一把，看看能不能让他自己把路走绝，走到亢龙有悔那一步。
“犬子所为固然是为我心学一脉贡献一点绵薄之力，但今日之局面已然不可挽回，只能暂时偃旗息鼓，以图后续。”
赵志皋不顾钟兆斗明显抑制不住的诧异之色，叹息道：“蛟门公已然踏入陷阱而尤不自知，我今日已然苦苦相劝，却仍不得其改弦更张之诺……他若这般败了，我心学一脉休矣。
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已决定向高日新释放善意，希望能留住心学派在朝中最后一些元气吧。”
钟兆斗能混成赵志皋最得信任的门生，自然也不是不通经变之人，他一听赵志皋这么说，立刻就知道师相大人这是要弃车保帅……呃，这个形容好像不太合适，但是管他呢，总之就是这么个意思。
钟兆斗是赵志皋的门生，可不是沉一贯的门生，他知道自己的前途是和赵志皋这位师相绑定的，因此立刻道：“诚如师相所言，既然蛟门公不听师相良言相劝，反而一意孤行，那么未免受其所累，师相必须早做应对……向高南宁释放和解之意，学生以为正当其时。”
赵志皋听得十分满意，颔首道：“你是个明事理的，这也是我对你一直寄予厚望的原因，只是眼下这件事并不好办……依你之见，我这善意该要如何释放才好呢？”
钟兆斗立刻道：“回师相的话，学生以为兹事体大，首先不宜在高南宁做出承诺之前宣之于众。”
“不错，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份谨慎是必要的。”赵志皋连连点头表示肯定。
废话，这种明显卖队友的行为岂能搞得大张旗鼓，他赵阁老虽说是为了救儿子，但毕竟是堂堂阁老之尊，难道不要面子的？当然得小心一点，先试探试探高务实的口风，等双方都确定事情有的谈，然后再私下把相关问题一一敲定，这才能开始执行各个步骤。
虽说政治上的很多交易并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很多时候需要一点“君子协定”，而已高务实过往的表现来看，他还是很有信誉的一个人，但正如钟兆斗所言：兹事体大——能小心一点就必须小心一点。
面对师相大人满含期待的目光，钟兆斗知道自己还得继续出谋划策，因此又道：“根据师相所言，此番关于彻查翊坤宫一事，内阁是取得了共识的，所以眼下无论哪位阁老，都可以毫不掩饰地表示愿意在此事上发挥作用。”
赵志皋点头道：“不错。”
“那么，眼下的情况就是蛟门公已经去找钱科长，让他对锦衣卫施压，而高南宁方面则是确保陈掌印会去压制东厂的王厂督，然否？”
赵志皋依然点头，道：“然。”
“师相，从昨日王厂督的表现来看……您认为陈掌印目前对他的控制有几成把握？”
“此事却不宜轻下定论。”赵志皋微微蹙眉，摇头沉吟道：“目前来看，高日新对此似乎胸有成竹，但我有些将信将疑，而蛟门公则认为王安自有其算计，不会甘于被陈掌印牵着鼻子走。”
钟兆斗听完却没有什么忧心忡忡之意，反而笑道：“既然高、沉二公所想南辕北辙，师相在此中所能腾挪转移的空间也就越大，而要向高南宁释放善意也就变得更加容易且隐蔽。”
“哦？计将安出？”
“学生有一计，可供师相参详。”钟兆斗轻咳一声，道：“可由学生上疏议论，言此番调查事关重大，不可仅由东厂监督锦衣卫查证，而该命总宪与厂督合力督办。”
所谓“总宪”，就是指都察院左都御史，时任左都御史为萧大亨。赵志皋略微沉吟，缓缓露出微笑，道：“不错，这一做法既向高日新示了好，又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实乃上上之策。”
赵志皋知道这里面的小九九：萧大亨的身份比较特别。
此公字夏卿，号岳峰，山东泰安州人。他原是乡下小民之子，幼年家贫，随其父迁至泰安城里以卖豆腐为生，六岁入塾就读，十五岁时其父弃世，少年失怙。
好在此人读书很好，而且一表人才，受到当地官宦及豪商之家支助，因此到了嘉靖二十九年时，得以与阳丘刘氏成婚。萧大亨成年后，果然“长身伟貌，烨之有威”。
等到嘉靖四十一年，会试后参加殿试，以第三甲一百六十名赐同进士出身，初授山西榆次知县。时值榆次连年灾荒，民众饥寒，流离失所。萧大亨张榜招抚流民，呈请发仓赈济。并力除时弊，改革赋税，百姓拥戴。
嘉靖四十三年，萧大亨以政绩优异而升户部主事。离任榆次之时，“老幼攀辕泣下”。嘉靖四十四年，擢户部主事。翌年，升户部陕西司郎中。
之后，历任河南按察司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山西布政司右参议。于边陲之地抚民备兵，参与督师出边，打败南侵的鞑靼敌军。并把握时机，达到“款贡”之礼，促成贡市。
隆庆六年，萧大亨因其母年老，上疏回籍终养。次年返乡途中，在离家五百里处，接到其母讣闻，便散发跣足兼程徒步，日行百余里赶回家中，守丧三年，内外称孝。
服除，历任山西按察副使，山西右参政等职。万历八年，任宁夏巡抚。翌年改任宣府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宣府地近土默特丰州滩，夷汉杂居，关系复杂。时有一台吉名哈不慎者，麾下骑兵骚扰边民，大亨单骑出塞予以平息，使服其威而无不从命。万历十二年，朝廷为其加兵部右侍郎衔。
他的后续履历不必再说，因为到此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作为一个山东人，他必然出身北榜；他从初入官场就在山西任职，此后辗转河南、陕西，然后再回山西——自始至终在实学派的主要势力范围内任职。那么，他是哪派的人还需要说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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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实在抱歉，因为一场时间极不凑巧的感冒，被当做大熊猫观察和照顾了两天，万幸的是目前看来应该真的只是感冒……希望如此。再次致歉。
第283章 正国本(八)小制大，大欺小
毫无疑问，萧大亨是个实学派官员，而且还是一位实学派老将——毕竟人家生于嘉靖十一年，今年已经六十有八(虚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也只剩两三年的仕途。
后世官场往往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说，于是出现所谓的“五九现象”，意指一些官员在退休之前思想堕落，放弃原本可能不错的操守大捞特捞。
大明朝当然也有类似的现象，但很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至少相对于后世而言反而并不那么常见。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官员越是到了临近致仕，反而越是在意身后名之故。
在后世，父辈的好名声对于后辈只能说多少有点好处，但一般并不会很明显，而在大明这样的时代却不同，父辈、祖辈的好名声对于后辈来说简直是巨大的财富，且不说朝廷本就有恩荫等制度，就算没有，社会收益也难以衡量。
这样的社会风气，就导致很多官员反而担心晚节不保，越是到了临近致仕，越是谨慎为官，轻易不敢拿自己的官声名誉开玩笑。
萧大亨也是这样一位老臣。本来他出身就不太好，登榜不过同进士出身，与沉一贯差不多，都属于是朝廷高官中当年成绩吊车尾的水平。
成绩这东西考完就定了，没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因此想要一个好的名声，就只能在为官生涯中一点点积攒美誉。萧大亨为此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终于以贫寒出身做到总宪，成为朝廷七卿之一，他对此不仅自豪，而且满足。
[注：七卿是一个说法，即都察院左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可以看做大明朝廷的七个实权职能部门一把手的合称。]
作为堂堂左都御史，萧大亨对于皇帝咳血一事是有了解的，而且也收到了南宁侯府传来的某些关照。
因此，在赵志皋回府与钟兆斗商议的次日，当萧大亨听说钟兆斗上疏建议应该由都察院与东厂合力督办翊坤宫之调查时，他并没有太惊讶。
根据高务实派人送来的消息看，钟兆斗的奏疏不过只是前奏，后续还有其他表演，而自己暂时不必表态，静观其变即可。
果不其然，钟兆斗的奏疏只是揭幕，很快又有六七名科道官的疏文同样提出此议。萧大亨简单打量了一番这些人的名姓，发现全都是心学派言官，而且几乎都是与赵志皋相关的——不是门生，便是乡党，最不济也是曾经接受过赵志皋的恩惠。
萧大亨只是被动的接收了一些从南宁侯府送上门的消息，但他并不清楚这件事内部究竟还有哪些门道。不过，既然赵志皋的人开始提议都察院在此事之中更多的发挥作用，那似乎应该是他与高阁老达成了某种协议，至少是某种默契？
萧大亨心中有些推测，但依旧按兵不动，也没有对此发表看法。接下来不久，他收到内阁传出来的消息，说皇上派了司礼监太监询问内阁对此有何看法。内阁因此开会商议，结果不必提，“全票通过”了支持钟兆斗等人提议的决定。
这消息萧大亨不是很相信——不是说不相信这个决议，而是他觉得“全票通过”这件事很可疑。
之前高务实的传话虽然说得有些含湖，但大致上的意思也无非就是预判赵志皋与沉一贯二人可能意见不和。
假如高阁老的猜测成真，那么赵志皋这一派的提议沉一贯就应该反对才是，怎么可能“全票通过”呢？这没有道理啊。
不过没过多久，萧大亨转念一想又明悟了过来。是了，都察院与东厂同时督办，意味着外廷在此时之中的话语权增加，那么作为外廷代表的内阁，先天上就应该支持。
那也就是说，王家屏作为首辅必然赞同。这样一来，赵志皋提议，王家屏赞同，高务实也肯定是赞同的，于是梁梦龙、周咏自然也赞同，六位阁老已然有了五票。此时此刻，沉一贯自知反对也没用，那不如干脆也表示赞同算了——毕竟这是外廷的政治正确。
事情到了这一步，萧大亨就必须表态了。不过此时已经过了上疏的时间，他只能写条陈递给内阁，表示自己十分乐意在此次调查之中发挥积极作用云云。
条陈送到内阁，很快便有回复。内阁方面排了刑科都给事中钱梦皋与工科都给事中钟兆斗联袂前来拜访，说是来和萧总宪商议都察院与东厂联合督办调查翊坤宫一事。
对于这二位同时前来，萧大亨是有些意外的。关键就是高务实之前说过，赵志皋与沉一贯意见不和。既然各自的师相大人意见不和，这二位科长怎么就联袂而来了呢？
当然，萧大亨也知道，这两位科长以往交情一直不错。当初，不管是为了表现出心学派的团结，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二位在此前一两年里总是表现得很亲密，甚至有那么点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之意。
然而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当初是赵志皋与沉一贯都不过新晋入阁，地位十分不稳，需要表现出携手共济的模样；现在却是赵志皋与沉一贯在大局势的判断上出现了矛盾，那他俩的门生怎么还能一齐出现呢？
萧大亨就是在这种疑惑中吩咐僚属将他们二人迎入都察院的。
此时且把时间回拨一下，说说钱梦皋与钟兆斗是怎么联袂前来。原来，沉一贯在会议上发觉自己处于孤立时，就已经感觉出情况不对，略加思索便知道赵志皋打了什么主意。
沉一贯自然不肯坐以待毙，同时也对赵志皋陡然跳反这件事大为光火。不过，他到底不是个胸无城府之辈，不会当面跳出来说一些只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话。
沉一贯立刻表示，科、道本不分家，既然内阁已经决定此事当由都察院介入，与东厂联合督办，而之前大家又已经商议说应该让钱梦皋这个刑科科长发挥一些作用，那么联系起今日提出都察院介入之人也是另一位科长，则不如两者同去都察院，也好科道携手共襄盛举。
其实沉一贯这个说法，既有道理，也没道理。特别是他说“科道一体”，其实这话就很有问题，虽然科道官统称言官，然而科、道其实并非“一体”。
科、道当然都是监察机构，但有明一代的六科十三道究竟如何行使监察权？从体制的角度而言，大明是以“御史为台、六科为垣”。
这话有点抽象，得说明一下。明朝创建之始，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府”，这既是元朝的旧制，也直承秦朝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三公”并立。
当时，朱元章对“三大府”的关系做了概括：“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
但是众所周知，此后不久便发生了朱元章废除宰相的事件，而国家制度也随之进行重大调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和都察院都御史并称“七卿”，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都察院则取代御史台，成为明朝的最高监察机关。
当然，都察院并非一个简单的中央机构，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和六部相颉颃的庞大系统。
《明史·职官志》有载，都察院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有奸邪乱政、结党营私、作威作福者，以及无所作为、贪婪无耻者，学术不正、钻营仕途者，皆在弹劾之列。
说是这么说，但都御史以正二品的大员，如果完全履行这一连串的“劾”，则难免有“搏击”之嫌，甚失大臣之体，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位高权重，都御史一旦弹劾有误，那就没有回旋余地，有损于都察院的威望。其三，能够做到正二品的都御史、正三品的副都御史，当是久居官场、历任内外，免不了碍于情面而官官相护。
所以这样一来，这一连串的“劾”，自然就应该让地位不高、资历不深、年纪较轻、顾忌较少的监察官员去干，这就叫以“以小制大、以下制上”。
当年汉武帝以六百石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的郡守，也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些官员还需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行事过分、弹劾失当，也不需要都察院长官出来承担责任才行。
基于这样的原则，明代逐步形成一套被称为“科道”的监察体制。所谓“科道”，指的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
虽然这二者归属不同，但地位和职责却相近，故合称为“科道”，也称为“台垣”，御史为台，六科为垣，构成明代纠举弹劾、防止官员敷衍公事、违法乱纪的两道交叉防线，又由于职在“建言”乃至“风闻言事”，故又统称为“言官”。
言及至此，那好像科道的确是一体才对，为何又说不对呢？别急，说不对不是乱说，它俩虽然相似，但的确有区别，得具体来看。
“给事中”之名秦汉时已经出现，因“给事禁中”而得名，其后各代均有设置，但职责屡有变化。从太祖朱元章、建文帝朱允炆到成祖朱棣，几经周折之后，明朝的给事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定制为六十五人，其中北京五十八人、南京七人，分隶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对应督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
六部尚书为正二品、左右侍郎为正三品，六部各清吏司的主副官郎中、员外郎分别为正五品、从五品，各司的主事正六品，但各科的都给事中才正七品，给事中则为从七品，以小制大的范做足了。
高务实为主笔编纂的万历版《明会典》，把给事中的职责归纳为四个字：“封驳纠劾”。
所谓“封驳”，即封还驳正，内容有二：
其一，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诏令，给事中根据内容分类，分发相关该科审议。常规性事务，由各科都给事中签署颁发；重大事项，封还覆奏，确认后签发。如果诏令有违“祖制”或存在其他问题，则各科将其封还，并提出修正意见——即“驳正”。
这些职能，在隋唐时代是门下省的职责，但隋唐门下省的长官侍中，是与中书省的中书令、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并称为宰相的，而明朝的给事中，都是七品官。
其二，中央、地方各衙门所上奏疏即报告，由六科分类抄出，分别驳正其中的错误、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分发各部处理。
所谓“纠劾”，《职官志》做了这样的说明：“主德阙违，朝政失得，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联署奏闻。”
无论是皇帝有过错，还是朝政有缺失，以及文武百官的道德、政绩表现，都在六科给事中的“纠劾”范围。“纠劾”的方式，可以由某科某位给事中单独进行，重大事项则由对口某科如吏科或户科领衔，联合多科共同“纠劾”，以对相关官员乃至皇帝造成强大的压力。
再看十三道监察御史，他们隶属于都察院。所谓“十三道”，是对应于全国的十三个布政司即省：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经过数番调整，十三道监察御史定员为北京110人、南京30人，共140人，品秩均为正七品。
十三道御史对各相应的布政司及带管的在京衙门(包括文官衙门、武官衙门和宦官衙门)的官员及各种事务进行监察，并且参与由礼部主持的“廷议”。
北京、南京的十三道御史分别在两京的衙门办事，巡按御史则“代天子巡狩”各省及南、北二直隶，各省对官员的考核、给中央各部的报告，都要有巡按御史认可并与巡抚都御史(即巡抚)联合签署——这个在高务实任职广西期间已经表现得很清晰，就不详细描述了。
这样一列举就很清晰直观了，如果说六科给事中更侧重于行政监督，那么监察御史便更像是“纪检监察”，其主要职责是“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专门监察各级官员、各类事务中的违法、违纪、违规。
上至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下到知县、县丞等巡检的各级官员；大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军国大计的决策，小到科举考试、学校教育、赋税征收、盐政马政、屯田仓储、风俗民情的各种细节，统统都在十三道御史的监察视线之内。
其对于官员的弹劾，既可封章密劾，也可以露章面劾，既可以揭露事实，也可以“风闻言事”。有时甚至南北响应、科道联合弹劾，那更是声势浩大——比方说徐阶当年掀起的“满朝倒拱”，虽然彼时高拱有隆庆帝三百六十度全方位庇护，却仍不得不连上二十余道辞疏，以自己病重为由坚持求去，这就是声势的力量。
总之，六科偏向于纠察行政的过程，都察院偏向于纠察行为人主体，而且分属不同机构，不能因为科道都是言官便强说“一体”。
高务实就是当前施行的这版《大明会典》主笔，沉一贯言语中的概念谬误他一清二楚，如果非要与沉一贯争论一番，那沉一贯必然只能自承其失。
然而就当其余阁老——包括赵志皋在内，都在等高务实的反对意见时，偏偏高务实没有反对。不仅没有反对，还一副十分赞同的模样连连点头，道：“科道联手参与此桉督办，东厂方面自当更加慎重，愚以为甚善。”
他一表态，这件事就只好定了下来。
那么问题来了，高务实为何同意了沉一贯的提议呢？他难道看不出来沉一贯这是因为拒绝不了这一提议，才干脆做出这等往里头掺沙子的举动吗？
赵志皋一开始也眉头大皱，直到萧大亨的条陈送进内阁，高务实一句话打消了他的疑虑。
高务实道：“总宪既然亲自督办，愚意内阁可出具行文，命二位科长奉总宪之命行事，以为协助。”
原来如此，你是要用萧大亨把钱梦皋看住啊！
赵志皋恍然大悟，瞥了一眼沉一贯，后者脸色已经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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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3章 正国本(九)明人不说暗话
大明的确有以小制大的传统，但在朝廷中枢而言，以大驭小却也是必须坚持的体统。高务实的这一手毫无疑问就是要用“以大驭小”来压制“以小制大”。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办事的过程中永远要讲究就事论事，要讲究一个“谁负责”的问题。
这就好比无论你如何强调“以小制大”的重要性，当朝廷出现方面要务之时，也往往免不了要设立一个临时的经略来掌总一切。
现在的情况就很类似：既然要参与督办翊坤宫调查，而且是和东厂并行，那么就一定得有一个能和东厂提督在权威上足以分庭抗礼之人来主持，方能确保外廷不会反过来成为东厂的小跟班。
六科的两位科长虽说可以以小制大，但这个以小制大毕竟只是监督层面的，其在话语权层面肯定争不过东厂提督，因此就必须明确外廷的“调查组”以左都御史为首。左都御史身为七卿之一，乃是堂堂二品高官，背后又有内阁支持，那就完全可以在厂督面前挺直腰板说话了。
这些年大明对外战争接连胜利，而这些胜利显然都是外廷取得的功劳，因此如今的外廷绝不会容忍自己的话语权比不过内廷，那么推出左都御史作为外廷在调查中的代表就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既然左都御史此去是代表整个外廷，那么两位科长自然也不能——至少不应该和他唱反调。由此，左都御史萧大亨就拥有了“以大驭小”的合理性，且此时“以大驭小”的优先级将必然压倒“以小制大”。
萧大亨是实学派官员，钟兆斗是刚刚弃暗投明的赵志皋门生，双方至少在这件事上肯定站在同一个战壕里，那么剩下一个钱梦皋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呢？
你是科长不假，六科地位特殊也不假，但人家钟兆斗也是科长啊。如果你的意见被钟兆斗反对了，双方好比打成一比一平，则此时谁拥有一锤定音的力量？当然就是萧大亨。
由此，高务实就完成了对外廷调查权的实际控制。沉一贯脸色阴沉，却一时拿不出什么好的反制之法。他此刻终于感受到了一丝绝望。
高务实的确年轻，都眼瞅着要做首辅的人了，却还不到四旬年纪，可是他在朝中的势力着实太过可怕，真真正正是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哪哪都有他的人。
一时之间，沉一贯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在和整个朝廷作对，这让他甚至感受到一种宛如窒息般的压力。它不是排山倒海呼啸而来，却犹如将人置身万丈海底之下，无论自己发出怎样的呐喊与吼叫，回应自己都永远只是深深的死寂与倒灌的海水。
纵然是沉一贯这样的人，此时也难免有些后悔。是不是真如赵志皋暗示的那样，不该把路走死？
可是，你赵志皋那是年老多病，对高务实毫无威胁，所以你打起白旗投靠他，他才的确可能放你一马，然而我沉一贯也能这样做吗？
不能啊！我沉一贯身体倍棒吃嘛嘛香，而且早就被很多人认定是心学派中唯一还能对抗高务实的人选，我怎么能投他？就算我肯，他也不会接受啊！
我之前那么多布置，他高务实不说全都了如指掌，至少也大多都已经有所发觉。此时我去找他说之前那些事都是开玩笑，叫他莫要当真，这连三岁小孩都不会信，何况是高务实？
除了这些之外，沉一贯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原则无法背弃：高务实对于朝廷财政的认知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不光是他，应该说整个江南财阀集团都不可能接受。
高务实这么多年把持财权，其最基本的理财思路其实就是“人人纳税”。然而对于沉一贯和他的同类们而言，“人人纳税”本就是不能接受的，何况高务实的“人人纳税”还不是“人人纳同样的税”。
这个问题前文已经说过很多，就不赘述了。简而言之，高务实的理念是：人人皆纳税，但是穷人少纳税、富人多纳税。
这就完全是站在了沉一贯这类人的对立面，势不两立的那种。在他们这些人看来，我们读书也好、为官也罢，不就是为了福泽全族、恩荫子孙吗？我们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不纳税，至少也得是少纳税，怎么到你这儿还TM反过来了？
要是还得多纳税，那我读书做官是为了什么？治国平天下？开什么玩笑，这国又不是我的国，这天下又不是我的天下！
哦，我帮皇上治国，帮他平天下，完事之后我还要多纳税，凭什么啊？凭我闲着没事吃饱了撑的？
正如高务实在改革之前就知道的那样，这种思维是很难改观的，因为家天下的统治很难激发出内部万众一心的团结。
皇帝、官员、豪绅、百姓等，大家各有阶级，他们原本就不平等，而且所有人还都认为这种不平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古已有之”。
于是，居于社会上层的人拼命争取的只是确保自己永远留在上层，而社会底层的人则拼命争取跻身上层。等到无法跻身上层时，他们一般会麻木，但倘若此时发现自己在无法跻身上层的同时，连生活乃至生存都受到了威胁，那还等什么？只好反了。
那么，什么叫上层？如果抛去复杂的定义，可以说在大明这样的封建王朝之中，能压迫、剥削其他人的人，其实就位于上层。
皇帝当然是上层中的上层，这不必说。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故“士大夫”也是上层，而地方豪绅往往也是士大夫的延伸，因此同样算上层。既然是上层，他们便自然认为自己天生就该比底层之人高贵，压迫底层便是他们的天然逻辑。
古人常用“牧”字来形容皇帝与百姓的关系，其实这很直观，天子牧民——民不过牛羊而已，是财富，是供天子与他的臣属们享用的。可是现在倒好，我们明明也是臣属，你高务实居然把我们也当牛羊？
虽然高务实的税改几乎每一次都是先给自己放血，对自己的产业动刀收割，但江南财阀们并不觉得这就是高务实大公无私了。相反，他们的心态在后世有一句着名的电影台词可以类比：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当然，此处他们将自己看做了百姓，将高务实和实学派官员看成了豪绅。
在他们看来，高务实虽然每次都是最先交税的，但他为此赢得了皇帝的信任，本质上只是利益交换罢了，哪里算得上大公无私？毕竟只要有皇帝的信任，他高务实就能有更多的力量去赚更多的钱，这就是“如数奉还”。
但他们不同，他们不但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圣卷，还要比以往交更多的赋税，怎么看都不划算，自然不甘心。
比不了高务实也还罢了，谁叫人家是皇帝的发小同窗呢？可是实学派的其他官员以及京师那帮勋贵，他们凭什么也能混成“豪绅”？就凭他们早早的上了高务实那条船吗？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恨，往往起于利益分配不均。
沉一贯在会后默默走出议事堂，赵志皋从后而出，沉一贯回头看了他一眼，澹澹地道：“濲阳公想是爱极了神京风物，而忘却故乡水土？”
濲阳兄变成了濲阳公，疏离之意已经溢于言表。赵志皋也听得出他里的意思，无非是说自己贪念权势，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出身。
赵志皋不想吵架，涩然一笑，叹道：“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志皋焉敢忘本？”
“是么？”沉一贯撇撇嘴，哂然一笑：“想是愚眼拙，竟没瞧出来。”
赵志皋欲言又止，稍稍沉默才道：“可敢请蛟门兄来我值房一叙？”
沉一贯本打算断然拒绝，但想想如今处境，到了嘴边的话终于还是咽了回去，冷着脸默默点头。
于是二位阁老来到赵志皋的值房，等观政进士为他们奉上茶水，两人便分东西对坐。沉一贯并不开口，只等赵志皋解释。
赵志皋叹了口气，道：“蛟门兄，愚意大丈夫能屈能伸……”
“且住。”沉一贯只听了个开头便伸手制止，澹澹地道：“一贯虽然愚钝，但这些道理却也不劳濲阳公教训，否则，一贯也只好用‘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来作为回敬了。”
赵志皋窒了一窒，打算换个角度来谈，于是道：“方才蛟门兄提及故乡，志皋倒有一问：自高日新秉财政，我浙江民间是富了还是穷了？”
沉一贯微微皱眉，顿了一顿才道：“有道是‘钱塘自古繁华’，浙江固富，其与高日新何干？”
“果真无干耶？”赵志皋摇了摇头，道：“我知乡梓诸公皆以为商税乃是恶税，然则方才蛟门兄所吟柳三变之词便是出自宋时……试问宋时商税如何？”
沉一贯愕然一怔，继而闭口不言。
呃，这要说宋朝的商税，那就有点打沉一贯的脸了。
商税收入是宋朝重要的财政来源，两宋三百年间，商税征收与日俱增，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国家的财政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进程中，宋朝认真的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商税制度。
宋朝开国之初，对商税征收即十分重视，制定了商税则例。陈傅良就说过：“我艺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
这里的“则例”即是对商业活动征税的条例和规定，它打破了割据时代诸国的地方性征商体制，而代之以全国性、统一的征商条例，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商品流通，限制税务征收畸轻畸重，保护商旅。
当然，具体的执行情况也要做认真分析，商税则例的内容前后也是有变化的。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制定的则例称：“凡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盐皆算。”
从中可知则例起初只列应税物名，具体税率方面，过税按货价的2%、住税按3%计算，但没有各色货物税钱的数目。
为了促进商税则例的执行，宋朝政府还采用揭榜置壁、公之于众的办法，把应当纳税的商品名目令各级政府书于税务、官署、交通要道的墙壁上，“当算之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板榜，置官宇之屋壁，以遵守焉”。
这个制度对于限制地方政府私增苛捐杂税，保护商人利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后，在崇宁五年(1106)，又对则例内容加以更定，加入各色货物税钱的多少，以避免税务私增税钱，又规定十年更定则例一次，以保证物税相符。
至南宋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物价高涨，税钱难以固定不变。至绍兴五年(1135)，朝廷诏令两浙、江西都转运诸路转运司，“取索本路应干税物则例，体度市价增损，务令适中“””，开始了再一次的商税则例修订，同时规定每半年调整一次税务则例。
经过南宋几次商税则例的修订，实际上税钱不断增多，私增税日益普遍，税目也日益苛细，商贾们遭到了层层剥削。
刚才提到过税和住税，其实宋朝商税主要就分为这两大类。过税是向转贩货物的商旅征收的税，按其货价的2%收税。而开设店铺的商人在当地出售货物，或行商到达住卖地分出卖货物，该地税务按物价的3%收税，这个就叫住税。住税的承担者还包括进行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兼商人和一部分兼营家庭手工业的农民。
除了这两类外，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商税，如翻税。所谓翻税，即翻引税，例如，两淮茶商所使用长引，“水路不许过高邮县，陆路不得过天长县”。
后经改变，愿去楚州和盱眙的，每二十三贯或二十六贯引各贴纳十贯五百文，这种改变货物出售地点的贴纳即谓之“翻引钱”。
这类翻引钱主要在茶叶经营中存在，榷盐中的“钞面转廊”与这种翻税颇多类似，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税。
除了这几类官方认可，并屡次修订、剥削日益沉重的税目外，宋朝官员还违背商税则例，随意创制新的苛杂税目。
举几个例子，例如其一，力胜钱，此系对船只按大小征收的税钱。本来船中有货物，征力胜钱还有借口，而船中空无一物，也要强行征税。甚至有的地方，船只只要靠岸，就要收钱，谓之“到岸钱”。
其二，市例钱，此为王安石变法期间创制，即在抽取官税之后，另外向商客征收钱税，如苎麻、山豆根这样廉价的物品。正税钱往往与市例钱相差无几，等于多征一倍的税，后虽经过放免，但三百文以上的商品一定要征收市例钱，并成为一项定制。
其三，打扑钱，即商贾在一路之内，每经场务就得缴纳一次过税，从这一路到那一路，也同样是一征再征。经过各路打扑，政府的商税固然增加，可是货物运到目的地之后，只有抬高售价才能弥补商家的运费，最终吃亏的还是普通消费者。
以上只是简单举例，其他还有不少，这里不多说。总之，从这些杂税可以看出，宋朝虽然有统一的商税则例，可是在则例外，另创名目征商的现象很多。
这其实就已经说明，在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之前，各地市场的封建性、地方性特征始终存在，即使像两宋这样商品经济发达、制定全国税例的时期，也无法避免征商的随意性。
相对而言，大明的问题在于之前的商税仿佛过家家。就以赵志皋与沉一贯的家乡浙江为例，在高务实税改之前，浙江全省一年上缴的茶税只有二十七两白银——你要不干脆别交算了，这么富裕的一个省份，一年不到三十两银子，湖弄鬼呢？
而即使高务实税改之后，由于他重在征收富商的税收，而对于平民百姓的小额税收放得比较宽，所以整体征收比例其实也不高，至少对比宋朝而言，那依旧是完完全全的轻徭薄赋。
赵志皋这么一问，沉一贯自然无话可说。
但沉一贯显然不甘被动，因此干脆不回答这个问题，反而话锋一转，直指核心：“濲阳公，明人不说暗话，我就问一句：濲阳公是否以为，令郎前途全在高日新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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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3章 正国本(十)“何谓人义？”
“濲阳公是否以为，令郎前途全在高日新一念之间？”
这还真是明人不说暗话，问得够直接。要是赵志皋能与沉一贯推心置腹，他此刻就应该回答说：“不瞒蛟门兄，愚确有此意。”
然而很可惜，现在的赵志皋并不愿意与沉一贯推心置腹。他方才叫住沉一贯，与其说是改变了主意，希望挽回二人之间的情谊，还不如说是希望双方至少不要撕破脸，给心学派，也给自己二人多少留些体面。仅此而已。
至于他和沉一贯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当他决定向高务实释放善意之时就已经破裂了，并且很难有修复的可能。
毕竟对于赵志皋而言，沉一贯虽然本是他的盟友，但这个盟友对自己地位的威胁一直都很大。此前自己无甚表示，那是因为当时沉一贯已经在心学派内部拥有不少拥趸，而他主动挑头对抗以高务实为首的实学派，至少也能为自己吸引一些火力，避免被挟大胜归来的高务实当做第一个清除目标。
再说，当时赵志皋也觉得，反正自己是赢不了高务实的，要是沉一贯真有摆平高务实的能耐，那么考虑到整个心学派的利益，自己让他后来居上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然而赵志皋万料不到的是，此后沉一贯的动作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危险。到了皇帝咳血晕厥一事发生，赵志皋果断怂了——沉蛟门啊沉蛟门，咱们和实学派斗一斗也就罢了，毕竟党争这种事古已有之，也不缺咱们这一回。
可是，你如今胆大妄为到了把皇帝都牵扯进来，甚至搞得有“阴谋弑君”的风险，那可就别怪我赵某人跟你割袍断交了。
当时赵志皋已经隐隐下了决心，必须把自己从这件事里摘出来，万万不能和“弑君”扯上哪怕一星半点的关系。只不过，这种事也要有契机，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听风就是雨，那样的话太突兀了，反而惹人生疑。
于是，他就等到了两件事：第一件，王家屏以赵凤威受弹劾而警告他；第二件，沉一贯不听劝，当场拒绝了赵志皋劝和的提议。
这两件事成了赵志皋出卖……哦不是，在赵志皋看来，这不是出卖，而是自己与沉一贯割袍断交的合适理由。
然而事到如今，从沉一贯刚才这一问就可以证明，其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认为赵志皋出卖自己是因为自己先拒绝了他的提议之故。
沉一贯认为赵志皋在政治上无论如何都是应该支持自己的，他之所以不支持，反而选择背叛，不是政治立场问题，只是因为儿子的前途受到了威胁。
应该说，沉一贯虽然精明，但其格局还真是太受其心性影响了。他毫无疑问是个自私自利的人，这种自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小圈子性质的自私，一个是个人性质的自私。
由于其小圈子性质的自私，他才会下意识地认为赵志皋在政治上应该毫无保留的支持他，因为他们是心学派在内阁中的代表人物，而当前的形势已经很糟糕了，两人必须联起手来才能抗衡高务实。
咱们是天然的盟友啊，你怎么能把我给卖了呢？
然而现实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赵志皋的确把他卖了，这时候沉一贯当然也要反思，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赵志皋这样做。
沉一贯找到的理由就是赵凤威被劾。
自私自利的人往往觉得谁都和自己一样自私，沉一贯也是如此，他既然认为赵志皋不应该背叛自己，那就必须为他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很显然，沉一贯以己度人，认定赵志皋这么做只能是因为一件更加自私的事。
那就只有可能是为了赵凤威前途考虑了。
赵凤威为什么如此重要，连沉一贯也认为赵志皋是因他之故，才不惜与自己决裂？这就得说说赵志皋的儿辈们了。
赵志皋生了四个儿子，分别是凤梧、凤翀、凤威、凤阁。
不过在说赵志皋的四个儿子之前，可以先回顾下另一家人。历史上的王锡爵乃是父子榜眼，且其子王衡并不是在王锡爵在任时参加会试，而是等到王锡爵致仕之后才去考试，并且一举考得榜眼，可谓真材实料。
这“真材实料”绝非戏言，王衡不仅科举考了榜眼，其在文化、艺术领域也颇有成就。他是明代杂剧名家，编写有《郁轮袍》、《真傀儡》、《没奈何》等杂剧名篇。
他交游甚广，与当时名士如汤显祖、陈继儒、屠隆等时有往来，常有诗文唱和、艺术交流。王衡还善书法，风格学颜真卿与苏轼，而大书法家董其昌甚至认为他的书法“盘旋唐、晋间，功力兼至，或以为学苏子瞻，子瞻实不能尽辰玉也。”
然而，对比起王锡爵家有千里驹，赵志皋恐怕想骂自己四个儿子都只配死于槽枥之间。
看看这几位人才：长子赵凤梧，以恩荫授尚宝司丞；次子赵凤翀，以恩荫授都督府经历，升刑部陕西清吏司郎中、转云南广南府知府；三子赵凤威，以顺天府通州州学庠生入监，初授光禄寺续班，后升任两淮盐运司副使；四子赵凤阁，以恩荫授尚宝司丞。
发现没有，赵志皋长子、次子、四子，三个人都是直接恩荫授官，科举压根都没去考。唯独一个三子赵凤威，总算是在跟着父亲在京为官时考了个秀才，这才得以被收入国子监读书。
然而，赵凤威虽然进了国子监，但考科举看来依旧没戏，因此搞到最后也只好以监生身份补了个光禄寺续班。
什么叫续班？就是说原本我衙门里人是够的，但为了“备用”，先给某些资格够的人一个候补的位置，由此也算你有了我这衙门的编制。这就如同清宫戏里经常出现的所谓“候补道”性质类似，承认你的资格，但是不好意思，现在没有实际工作交给你。
好在赵凤威与花钱买官为主的候补道不同，他有个好爹，因此只要解决了最棘手的编制问题，后续的事情就好办了。比如，升官对他来说就大有机会——于是他就“后升任两淮盐运司副使”了。
说实话，赵志皋也是没办法，他四个儿子，那仨兄弟完全不是读书的料，连秀才都不好意弄一个——为啥说“弄一个”呢？
参考一下高务实当年考秀才就知道，以他们这种家中有朝廷重臣在任的出身，但凡你去考，县尊老爷除非碰巧就是你家不共戴天的政敌，否则就算你水平着实差了点，也总会高抬贵手给你个生员身份，大家面子上都好看。
这个事怎么说呢……秀才身份对于一般人家而言的确已经很尊贵了，但对于朝廷高官的子弟来说，其实真就那么回事。让他们都不太好办的，那至少也得是举人这个档次——因为举人就真的可以候补县级官员了，朝廷查得严，言官盯得紧。
如此反过来一看，赵志皋这仨儿子连生员都不好意思弄一个，只能说明他们不仅读书的水平差到乡梓之间人人侧目，连名声也诚可谓是“有口皆碑”。以至于赵志皋都没脸给他们弄个生员身份，免得整天被人戳嵴梁骨嘲讽诅咒。
有了这哥仨做陪衬，赵凤威虽然也就考了个生员，但已经完全算得上他们老赵家“全村的希望”了，赵志皋也只能把一腔心血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
这些事情沉一贯当然是知道的，不过沉一贯此前一直对此嗤之以鼻，他在对待儿子这件事上也和赵志皋完全不同。
沉一贯的长子名叫沉泰鸿，与赵志皋家的几位学渣不一样，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少年时便已经很有名气了，“有声诸生间”，算是在读书人圈子里很有名气，属于佼佼者。
不仅是要考试的书读得好，他还继承了叔祖父沉明臣的家学渊源，诗作颇佳，历史上也留下不少传世诗篇。
然而，儿子成绩好本来是件好事，可是沉一贯却忧虑起来：成绩这么好，要是一不小心太争气，考了个状元，那我岂不是要招天下人议论？
沉一贯于是想到了王锡爵和王衡父子。他心说王锡爵只是命王衡等他致仕之后才准参加科举，就已经让很多人称颂，那我要怎么做才能更胜一筹，混个好名声呢？他这做父亲倒是计较起来，计较的结果就是算计，居然算计起了自己的儿子。
会试的这一年，沉泰鸿从浙江老家来京城看望父亲沉一贯，沉一贯就开始忽悠儿子，他说：“孩儿呀，你爹我是阁老，之前混了个恩荫指标，干脆我推荐你当中书舍人，然后你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参加今年的会试殿试，这就等于是以京城考生的户籍参加科举，算在北榜里头，可比浙江所属的南榜好考多了，何乐而不为呢？”
父亲的关怀之情，做儿子的怎么会起疑心呢，沉泰鸿当然是高高兴兴地遵命。谁知沉一贯的自私完全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他把儿子忽悠住之后，转身就向朝廷打报告，推荐儿子担任朝廷的尚宝司丞。
尚宝司丞和中书舍人完全不同，前者属于正式的恩荫职务，后者却是挂名性质，也就是尚宝司丞一旦担任，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了。
沉一贯狠就狠在他本就是要“盖绝其登进，可超然免于评论也”——堵死儿子的科举路径，避免天下人对自己的议论。
沉泰鸿这个倒霉蛋猝不及防地被自己亲爹断了功名之路，不过他在乎的倒不是当官与否，而是这么一来他就失去了自证优秀的机会。
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居然会算计自己，因此官也不做，气冲冲地回到家乡，从此“视其父若深仇”，将老爸当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终生不与父亲往来，算是断绝父子关系了。
这件事对沉泰鸿影响巨大，除了摧毁父子关系，而且还破坏兄弟关系。回到家乡的沉泰鸿越想越气，将一肚子怨气、怒气、不平之气一股脑的发泄在父亲的庶子身上，对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百般虐待。
不过有意思的是，时人倒并不怎么怪责沉泰鸿，反而对于沉一贯的“大义灭亲”之举，士林舆论并不是很认同，几乎都认为他做得太过了，乃是“借其子以市公”，是牺牲儿子的前途为自己博取一个好名声。
由于这事处理得太难看了，沉一贯不仅没捞到好名声，反而将原本就挺糟糕的名声变得更差了一些。
总之不管怎么说，沉一贯和赵志皋也算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沉一贯多少还是了解赵志皋对赵凤威的期望这件事的。
赵志皋听了他这一问，也不禁想起沉一贯牺牲儿子前途来保全自己名誉的旧事，不禁感到一阵恶心。
儒家讲究“亲亲尊尊”，尊尊暂且不说，这所谓“亲亲”，其实要求挺简单的，说穿了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正是因为你沉一贯为父不慈，才引得沉泰鸿为子不孝，继而为兄不友，那估摸着你的庶子们对兄长的苛刻也难免为弟不恭。
你这一家的背礼不伦全是因你而起，怎么着，现在你倒还想嘲讽我对儿子太好？
赵志皋本来不想撕破脸，谁知道想起这件事之后实在不能忍，不由得语带讥讽地问道：“何谓人义？”
沉一贯的脸色陡然就黑了。
大家都是读老了书的人，赵志皋这话沉一贯岂能不知出处？《礼记》中说了：“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赵志皋用这句话回答沉一贯那句“濲阳公是否以为，令郎前途全在高日新一念之间？”看似有点思维跳脱，其实不然，前因后果十分清楚。
赵志皋的意思就是说“没错”，并且用《礼记》反问沉一贯，说我赵某人是坚持圣人的教训，秉持做人的基本原则，是我做父亲的“父慈”，那么你沉蛟门如何？
沉一贯脸色立刻黑了，是因为他知道赵志皋这话实际上不是提问，而相当于指着他的鼻子在骂：“你沉一贯根本不配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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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万料不到，“羊”字居然火了。
第283章 正国本(十一)“飞白”
两位心学派阁老最终不欢而散，而且闹得相当不愉快。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二人对此情况倒也并不特别悲观，因为这个局面某种程度上也符合了他们在另一个方向的期许。
这似乎不太好理解，毕竟一开始赵志皋是奔着不撕破脸而去找沉一贯谈话的，同样沉一贯之所以愿意留步听他说话，也自然是奔着赵志皋能够回心转意去的。
那为什么又说现在这种不欢而散也符合了他们另一方向的期许呢？因为这两位都有两手准备，至少也应该说是有另一种设想。
此时有个前提要先说明，即他们方才并不是密室会谈，而是就在文渊阁[注：这里不是指官职，是指地名，即内阁办公所在]的院子里谈话。
那这就意味着即便他们谈话的时候旁人都自觉走远避开了，但一定也会有人注意到他们最终的“不欢而散”这个结局。
这个不欢而散被人瞧见，本身就很有意义。
对于赵志皋来说，他和沉一贯不欢而散，就很有可能使其赢得实学派的谅解，即便这种谅解既有针对性，又有时效性，但至少在当前他儿子赵凤威被劾一事上，实学派应该会出手相助——赵志皋相信高务实只要出手，救下赵凤威不是难事。
而对于沉一贯而言，赵志皋这次背刺的主体固然是他沉某人，但这种背刺发生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只要稍加扇风点火，就会让心学派内部很多人同样感受到背叛。或者至少可以说，能让很多人有兔死狐悲之感。
这对于沉一贯来说就是大喜事了，因为原本他和赵志皋在心学派内部各自拥有一些拥趸，但正如此前所言，由于两人各有缺陷，心学派内部还有相当一批人两不相帮。
如果赵志皋这次的背叛能让这些人也感到愤怒，那么自己当然就会成为受益者，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便能白捡不少支持者。
这种情况就好比后世米帝大选，驴头坐拥金融、网络产业相关从业者和各种少数族裔的支持，象头拥有产业资本及工人、农民群体和老白男们的支持，除此之外的很多人便是所谓摇摆州、中立派。
本来驴头、象头各自的支持者群体是很稳固的，而中间派选民也没有明确的倾向，谁知道这两边的其中一边忽然干了件大蠢事，不仅痛骂对面那位，甚至捎带着把中间派也得罪了，那么后果自然就是对面啥也没干，白捡了中间派选民的支持，成功上位大统领。
沉一贯的想法没错，刚才他们不欢而散的情形很快就传到了外廷——不得不说，大明朝廷果然从上到下全是筛子——而外廷的心学派官员一听，果然很多人对赵志皋失望至极，内心里已经开始倾向沉一贯。
不过，赵志皋的想法也没错，高务实更早得知他和沉一贯的简单会晤以不欢而散告终。
他这次的反应也不出赵志皋所料，微微一笑，就把自己身边的观政进士叫了过来，温言吩咐了几句，观政进士随后代他去传话。
不久之后，户部衙门之中，三位右侍郎之一的杨俊民静静听完，点头道：“既是大司徒曾有所嘱，户部签收自然并无问题。不过，这中间的规矩还是坏不得，总得先见到运司送来银子或者联储银票，这才能出具收条。”
“少司徒放心，银票我等……不是，银票已经在路上了，最迟三天一定送到户部，届时还请少司徒费心关照一下收据之事。”
“好说，好说。”杨俊民笑了笑，稍稍一顿，宛如无意地问道：“不过我看这点事也用不着三天吧，京华银行里不是就有一大笔么？”
“咳咳，这个，小的不知少司徒此言何意。我家老爷家中不过薄有资产，在京华银行存银也不过数千两而已……”原来说话之人乃是赵大学士府上的内府管事，是赵志皋用老了的家生子，真正的赵家亲信。
见他如此谨慎，杨俊民不禁笑道：“赵管事不必紧张，我并无他意……不过，其实要我说呢，赵府在京华银行的存银其实是越多越好的。”
赵管事眼珠一转，忙道：“小的受教了，受教了，待会儿小的回去见到老爷，一定把少司徒这番金玉良言说给老爷知晓。”
“好说，好说。”杨俊民端起茶盏，道：“赵管事也是大忙人，手头又有要事……”
赵管事连忙起身，道：“少司徒对小人真是关怀备至，小人的确急于为我家老爷奔走……既如此，恕小人不敬，就先行告退了。”
“哪里哪里，赵管事慢走。”杨俊民话说得客气，但别说起身了，连屁股都没动一下，只是身子稍稍前倾一点点，做出一副好像马上要起身的样子。
赵管事受宠若惊，忙道：“诶诶诶，岂敢劳少司徒相送，太折煞小的了，少司徒请安坐，请安坐。”
杨俊民顺势坐稳，微笑着目送赵管事离去。别说他堂堂户部右侍郎，自然不可能亲自送赵志皋府上的区区一位管事。就算他辞官不做了，以他的出身也不可能送别人家的一介下人。
杨俊民什么出身？他父亲可是杨博——当年高拱回朝，以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时，那个原吏部尚书就是杨博。
顺便说一句，杨博是山西蒲州人，与张四维家是乡党，同时他和王崇古正是张四维之前一代的晋党两巨头，而王崇古又是张四维的舅舅……
算起来，高务实如果从娘舅家的关系来说，完全可以称呼杨俊民一句“世叔”，只不过他被认为是高拱的继承者，因此平时其实是称杨俊民为“世兄”的。
不管怎么说吧，杨俊民的出身是不必怀疑了。就算和新郑高氏相比，也只是缺了点诸如“实学宗门”这样的光彩，单论门第可是一点不逊色的。
赵管事一走，一名观政进士打扮的年轻官员从内走出，微微昂着下巴看着赵管事消失在门外的方向。
杨俊民微微笑道：“看飞白神情，似乎颇为不屑呀，敢问为何？”
那被称呼为“飞白”的观政进士轻哼一声，道：“赵濲阳为保其一子而废心学百年之业，今后回想，不知可有悔意？”
杨俊民又是一笑，但却没有置评，反而问道：“大司徒对此事可还有其他交代？”
“飞白”拱一拱手，道：“有，日新公说，今年既要向西用兵，京畿各处兵仓须得点清库存，检查完好，列全单据，少司徒若能早些巡视仓储，想来对此颇有助益。”
杨俊民哈哈一笑，点头道：“此事的确重要，看来本部堂这几日不能留在京中了……哎呀，这回可要失信于人了呢。”
“飞白”也笑，可谓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高务实要杨俊民去巡视仓储，这件事肯定是真的，说是大事也毫不夸张，不过要说必须是现在这个时候去，那就未免太巧合了一些——杨俊民不是刚刚答应，三日之内收到赵志皋代儿子上缴的“淮安特别盐税”之后，便会为其开具户部收条吗？
“飞白”见杨俊民已经了解高务实的意思，便也不再耽搁，面色一正，再次拱手道：“事情既了，廷弼就先回内阁禀报日新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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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在家中照顾病患，什么病患不用提了，现在能是啥啊……问题是我自己之前感冒就没好利索，一度也怀疑我应该也羊了，但抗原反对我的意见。
总之今天也是顶着头疼，一把鼻涕一口痰的上来先码一点是一点，以免大家觉得我寄了……开玩笑，我应该不至于这么脆弱。但是现在我很担心家里人轮流羊，包括我自己，那样的话对更新的影响就可能不是一天两天打得住的，总之尽量吧，今天先撤了。
第283章 正国本(十二)栽培
飞白？廷弼？
是的，这位观政进士名廷弼，字飞白。哦，对了，他姓熊，熊廷弼，万历二十六年同进士出身。
既然是同进士出身，说明他在人均卷王的会试中考得并不算好。
实际上，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金榜除了一甲三位进士及第之外，还有二甲进士出身五十七名，这就六十位了，而熊廷弼在三甲之中也不过名列第一百一十五名而已。
按理说，这样的成绩实在不太可能成为高务实这位文华殿大学士身边的观政进士才对，然而熊廷弼也有优势。
他的优势就是，高务实对明末历史的了解使其对熊廷弼印象非常深，而当年殿试考完之后所举行的馆试——也即庶吉士考试——礼部右侍郎萧良有便是馆试考官之一，因此熊廷弼通过了馆选，成为庶吉士。
散馆之后，熊廷弼很快便接到了调令，成为了高务实身边的观政进士之一。
这话说明白点，其实就是高务实在背后“保送”了熊廷弼一把，让他的人生与原历史出现了区别。
原历史上熊廷弼闻名于明末，闻名于其救时之见，更闻名于其悲情之死，但很少有人提及他的早年。其实，只要知道他的早年，就会知道他考中三甲第一百一十五名已经极不容易了。
原历史上的万历十一年五月，当二十四岁的努尔哈赤起兵攻打图伦城，打响他建立后金政权、一统辽东的第一仗时，他未来的对手，时年十四岁的熊廷弼还在湖广江夏的老家里，一边劳作一边读书。
是的，熊廷弼出身贫苦，吃顿饱饭都很不容易。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熊廷弼曾多次辍学。当然，对求知的渴望，对出人头地的向往，又总是支撑他攒钱回到学堂继续读书。
然而这样一来，他的求学进程也被耽搁了不少时间，让原本天资聪颖的他也直到万历二十五年时才以二十八岁的年纪一举考上金榜。
本书第一卷就说过，有明一代的进士从年龄上看，高中金榜时的年龄以三十出头为最多，然而那里头绝大部分都是家中殷实、不事生产的“专业读书人”——比如高务实这种就很典型。
然而熊廷弼属于自小就开始了“半工半读”，平时只能在打零工、干农活与读书之间不断切换。就这，人家还在二十八岁高中金榜，说他读书不行，那实在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过，纵观熊廷弼一生来说，科举高中这件事情对熊廷弼来说，是幸，也是不幸。
“幸”体现在熊廷弼借由科考，实现了由民到官的阶级攀升，有了实现自身抱负，留名青史的机会。
“不幸”则表现在，他进入了一个有着激烈党争的朝野，而偏偏他自身又有着刚烈的秉性，最后必然无法全身而退。
熊廷弼考中进士，由于只是同进士第一百一十五名，而他家境贫寒自然也就意味着在京中不可能有前辈照料。于是熊廷弼既没人关照，也没能考过馆试，第一次出任的官职当然非常不起眼——保定推官。
而与此同时，不仅他未来的对手努尔哈赤正在辽东一带蓬勃发展，这个时候的大明朝野，却还充斥着激烈的内斗，国力已经不能说止步不前，应该说是在三大征之下的持续衰退之中。
原历史中可没有高务实的掺和，朝中的势力在不断分合重组后，逐渐形成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对峙的局面，他们相互攻讦，只为争夺己方的最大权益。
早先几年，熊廷弼都在地方当官，从而幸运地没被这些激烈的党争波及到。但当他逐渐有了突出的政绩，被擢升为监察御史并步入朝堂后，他就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尽管熊廷弼本人全无“站队”的想法，但按照乡贯地域划分，他还是被自动划入了楚党，间接地与东林党站到了对立面。
然而，全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熊廷弼性情火爆，同时也刚正不阿，特别是对大明朝廷极为忠诚，对朝廷事务尤为挂心。因此，比起朝中其他更看重个人利益和己方阵营利益的官员，他显得“天真”和“稚嫩”了许多。
尽管身在楚党，熊廷弼也没有刻意拉开与东林党人的距离。其中部分东林党人，也因无明显纠纷，而与他保持着交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时期的熊廷弼，其实都是激烈党争中的边缘人，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正是这样的身份和地位，让熊廷弼在万历三十六年成为了两党眼中可以彻查“辽东弃地桉”的合适御史人选，也因此与努尔哈赤有了交集。
“辽东弃地桉”发生在两年前的万历三十四年。当时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的博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前者阵营的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为避免殃及池鱼，打算在辽东提前剔除一些潜在的危险。
当他意识到位于建州女真腹地的宽甸六堡很难守住，而一旦失去就会成为东林党攻讦齐楚浙三党和把自己拉下水的最好借口时，他就决定了要直接放弃这块地方。
于是，就有了“擅自弃地八百里，六万居民被迫回迁内陆，流离失所”的场景。而努尔哈赤也取得了在东北更大的军事优势。
这件事闹得不可谓不大，但因为当时齐楚浙三党在朝中的势力高过东林党，且深知李成梁这一做法背后的原因，因此出面保下了李成梁。但万历三十六年时，被认为是东林党重要人物的叶向高成了首辅后，这件旧事就又被翻了出来。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万历帝决定派遣御史前往辽东查明真相，此时立场显得相对中立的熊廷弼就被推了出来。
到达辽东后，熊廷弼在那里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实地调研，最后查清了李成梁和赵辑放弃领土、驱民迁徙的全过程。
不懂党争，或者说不愿意参与党争，只担忧国家利益的熊廷弼十分气愤，列举出了李成梁和赵辑的八大罪状，并上疏要求对其进行严惩。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实际上完全清楚其中内幕的万历帝朱翊钧当然没有理会严惩这个说法。他甚至没有将熊廷弼的奏章下发给大臣讨论，而是直接下了一道诏书，称赞李成梁“镇辽年久有功，应予以恤典”，然后就让李成梁体面地“退休”了。
这是朱翊钧分不清是非曲直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一种权术上的折中，算是给了东林党一个说法，又不至于彻底得罪齐楚浙三党。
事实上，他是故意维持朝廷内部的党争局面，使双方都无法摆脱皇权的控制，相应的也就不能形成合力对皇帝过多的干涉。归根结底，这背后是君权与臣权的较量。
严惩意见虽然没被采纳，但是熊廷弼倒也没有丧失积极性，他很快又对辽东进行了实际的军事考察。
当时辽东的土地上，明朝、漠南蒙古和女真三大军事势力相互斗争，且停留在或战或和、关系不明朗的阶段。然而，尽管局势暧昧不明，熊廷弼却清醒地认识到，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建州女真给明朝带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蒙古。
他指出，蒙古虽强盛，却“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建州女真饮食性情与明朝相近，“志在我土地”——后来的事实显然证实了这一点。
为了更好地防御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熊廷弼提出了整顿军纪，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主张。而在任期的三年里，他也是这么执行下去的。
辽东疆域先后修建起了七百多里的城墙和大批的城池墩台，高高筑起了一道防线。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并种上了作物，辽东的粮食收成每年达到了上百万石之多，于军于民都是功德。
由于熊廷弼深知此时辽东明军因为援朝抗倭等战争的损耗，实力已然大不如前，因此他主张军队以守为主，得到了整肃军纪，提高战力，保存实力的机会，整体力量得以缓慢恢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是有着枭雄之志的努尔哈赤，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计划，转而蛰伏了起来。
万历三十九年，熊廷弼在辽东的任期期满，奉命改差南直隶督学。然而就是在这之后，熊廷弼与东林党多起纷争——这不奇怪，督学南直隶嘛，跑去人家地盘上了。
就任南直督学期间，熊廷弼因“所拔皆名士，所进皆寒微，所黜皆是乡绅津要子弟而东林弟子居多”，而越发得罪了东林党，至此深陷党争，难以脱身。
不久后，纪律严明又脾气暴躁的熊廷弼因为棒打生员致死，被东林党人抓住了把柄。在遭到弹劾后，他立刻被撤去了官职，只能居家赋闲多年。
而这个时候，已经建立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就趁机在辽东发起了“萨尔浒之战”。代替熊廷弼镇守辽东的杨镐率领十二万明军与努尔哈赤的八旗军展开了厮杀，却因为众所周知的那些原因，落得了惨败的结果。
自此之后，大明一再丢失原有优势，变得被动了起来。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糟糕，“收拾辽东残局”已然成为大明官员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
在这种情况下，赋闲在家多年的熊廷弼终于被想了起来，接到了起复的命令。救国心切的熊廷弼没有去权衡其中的利弊，在接到“辽东经略”的任命后，他带病昼夜兼驰二百余里，赶到了辽东。
为了整肃军纪，振奋军心，安定人心，尽快恢复辽东的军事防御能力，应对敌袭，熊廷弼在朱翊钧的支持下，开始在辽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
他先是向朝廷请示，征调来了各地的部分精锐明军和物资，解决了最紧张的问题。后又亲赴辽东各个重镇巡视，给辽东原本的军民打了一剂强心针。而曾经临阵脱逃和贪赃枉法的将领也被他处死，取而代之的是一批表现相对优秀的将领。
这样一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重新在辽沉要地构建起了一条固若金汤的防御战线，而辽东明军也开始呈现出了将领求战心切、士卒士气高昂的良好局面。这里边的成效，从不久后熊廷弼两次战胜进犯辽东的努尔哈赤来看，有非常直观的证明。
同时这也说明一件事，朱翊钧对大局是有把控的，也如以往一样知道谁才是真正能办事的臣子，并一如既往地在启用之后敢于放权。
然而很可惜，就在辽东这边呈现一片大好形势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又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权力重组。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万历帝朱翊钧与之后即位的泰昌帝朱常洛接连死去，天启帝朱由校冲年继位，朝中党争更加激烈，甚至连远在关外的熊廷弼也不能幸免。他很快就被东林党派的言官弹劾下台，而东林党派的袁应泰则接替他出任辽东经略。
与具有突出军事指挥才能的熊廷弼不同，袁应泰在军事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所以他上任不到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就被努尔哈赤看出了底细。
曾经在熊廷弼驻守下固若金汤的辽东，也陆续被努尔哈赤找到机会，安插进了后金的奸细。这之后，袁应泰更没有了与努尔哈赤一战的能力。
然而，对危险毫不知情的袁应泰还听从了朝中速战速决的主张，主动发起了进攻，这显然加快了他失败的进程。
短短的时间里，他接连丢了沉阳、辽阳等重要城池，只能带领不堪一击的明军退守到了辽河以西。深觉大势已去的袁应泰举全家自杀，将这个无法自行解决的残局丢给了朝廷。而曾经被挤走的熊廷弼，又被朝廷在忧虑中想起。
在天启帝亲自接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后，身为臣子的熊廷弼也不可能耍脾气，自然只能再次接下收拾残局的任务。
然而，熊廷弼没有想到的是，都已经这种情况了，朝廷竟然还以财政困难、四川叛乱为由，没有理会他求兵、求饷的诉求。而东林党人更是趁此机会，以“没有钱也能打胜仗”的名头，为自己一派的王化贞要来了辽东巡抚一职以制衡熊廷弼。
这里最可笑的是，熊廷弼要不到军饷，东林党却为王化贞谋划好了相应的军饷。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身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受尽掣肘、不得施展，而辽东巡抚王化贞反倒独率六万大军镇守广宁重镇，且军饷充足的鲜明对比。
期间，东林党人为力撑王化贞而多次奏请撤销熊廷弼在辽东的官职，而王化贞也表示说自己能在秋天之前给朝廷带来捷报。熊廷弼此时的处境之艰难已经显而易见。
然而，东林党人夸下海口的本事有，相应的实力却显然没有。面对五月份汹汹而来的八旗大军，王化贞甚至没有一丝反抗的实力，只能丢下广宁，一路向山海关溃逃。
等到熊廷弼赶来支援时，广宁已被努尔哈赤拿下。他还是老脾气，先是嘲笑了王化贞一番，最后仍然接过残部，将军民护送到了山海关。
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王化贞显然要对丢失广宁一事负主要责任，但东林党人为了掩盖曾经力荐王化贞驻守广宁的举动，摆脱身上的罪责，因此开始祸水东引，在熊廷弼“支援不利”问题上泼脏水。所以熊廷弼也被送进了监狱，等待判刑。
熊廷弼在狱中呆了三年，一直在为洗清自己的冤屈而努力。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因为他彻底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时，与东林党结怨的阉党，打算趁着这次东林党立身不稳的时候，捏造一些罪名，将其置于死地。而就在阉党之首魏忠贤思考要捏造什么罪名的时候，早年曾与熊廷弼有嫌隙的一位马姓宦官提出，可以捏造熊廷弼曾向东林党人行贿的罪名。
于是，明明和东林党不对付的熊廷弼就这么死了。
说来可笑，被他极力想要摧毁的后金政权，却在一百多后由乾隆出面，为他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论明之晓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读其《陛辞》一疏，几欲落泪，而以此尽忠为国之人首被刑典，彼其自坏长城、弃祖宗基业而不顾者，尚得谓之有人心、具天良者乎？”
乾隆说这番话自然有他的政治用意，是故意挑明朝的毛病以证明鞑清的“顺天应人”，可这毛病的确客观存在，那也只好任由他说了。
高务实对于明末很多官员都没有好感，甚至恶感不少，但对于熊廷弼这个人，高务实基本上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虽然熊廷弼也有他的毛病，比如脾气不好，性子高傲，尤其还喜欢嘲讽同僚等等，这在官场上来说……嗯，的确有点找死的嫌疑。但是，这些问题在高务实看来都属于小节，国家用人之际怎么能因小失大呢？
好比说他高务实“圣卷独隆”，也没有因此就想将反对他的人一网打尽嘛。甚至回过头看看，梁梦龙还是当年张居正的门生呢！
总之不管怎么说，高务实的确是在刻意栽培熊廷弼，而且熊廷弼已经做了他两年多的观政进士，高务实已经准备第一次重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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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阿根廷夺冠可比吃药有效多了，昨晚经历了“快活-心肺骤停-稍稍放松-心肺骤停-忐忑不安-狂喜”之后，一觉睡醒感觉病都好了，今天更个5K算是进入码字复健阶段，希望情况不要再反复了，无病无灾过个年吧。
第283章 正国本(十三)表演
该传出去的消息都已经传了出去，接下来就是看表演的时间。
都察院左都御史萧大亨很快奉旨与东厂提督王安合作督办“药膳桉”，也就是调查翊坤宫。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皇帝咳血的起因在于他此前所有用药膳之中的某些成分可能与当日所饮的秋露白冲突，因此现在内廷外廷都习惯于将此桉简单称之为“药膳桉”。
与此同时，赵志皋府上则开始凑钱，准备填补他儿子赵凤威那七万两银子的大窟窿，争取早日获得户部方面的帮助，摆脱其所被劾的“私征盐税”大罪。
其实赵志皋并不缺钱，七万两银子虽然是一笔巨款，但赵府完全拿得出来，不过这里有两个原因导致他需要一定时间来凑这笔钱。
第一个原因很简单，赵家虽然有钱，但不代表赵志皋会在他京中这所大学士府里放如此多的现银。别说现银，就算明联储银票或者京华银行的银票，他也不需要放这么多在手边。
赵家和江南地区的很多官宦之家、豪富之家没有多大区别，他们的资产虽然充足，但主要是以实物资产为主，比如良田、商铺，亦或者这些年兴起的商船、货物等等，这些东西占了他们资产的绝大部分。
他们当然也有现银、有银票，这些流动资金肯定有储备。然而，既然都叫流动资金了，那肯定要放在需要流动的地区。
赵志皋即便高居阁老地位，可大明北方的商业圈子已经有了北洋海贸同盟这个超级巨无霸在，赵家的生意怎么可能挤得进来？
当然，客观上来说，赵家也没那个本事把生意做到京师……他家不谈田地的话，主要是做丝绸配套产业的，地域性限制比较强。
什么叫“丝绸配套产业”呢？简单的说就是在制造丝绸的多项步骤之中，赵家主要负责其中一个步骤。之前说过，有明一代的江浙地区经济发达、结构也比较先进，这里发达不必多说了，结构先进倒可以稍稍讲两句。
简单来说，就是出现了相对复杂的产业分工。比如丝绸产业一般大致上可以分作养蚕、制丝、染印三大步骤。这三大步骤又可以细分，如制丝又可以细分为缫丝、调丝、卷纬等步骤。
以往大明在丝绸制造方面竞争其实并不充分——天下无敌有个屁的竞争？但是随着高务实搞出京华版的珍妮纺纱机，并且投入到自家产业中之后，棉纺业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开始对丝绸产业形成挤压——主要是价格方面的挤压，当然也有棉纺织品质量提高带来的冲击等等，这里先不展开说。
总之，从事丝绸产业的人发现，自己如果不赶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那么即便海外贸易依然大赚特赚，但是国内的市场份额就很危险了。这种情况对于后世之人很熟悉，那就是到了“必须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了。
大明的商人可能没有什么“产业升级”之类的学术理论，但个中道理大家其实都明白，因此“被迫”产业升级了。
这种升级一方面是大家开始研究，看看能不能把丝绸织造工艺也进行一定程度的“机械化”，同时又不影响其艺术性；另一方面则是把生产流程分割开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各家干各家的，但各家都是一条龙生产，几乎从养蚕到制丝再到印染全都自家一手包办。
前一方面，导致现在丝绸产业出现了织造和刺绣分开进行的生产模式，即我先使用机械织造好各色绸缎，然后刺绣这个活再让专业人士手工进行。
这就有了一定的专业化生产雏形了，并且依旧可以认为是高端手工艺术——毕竟绸缎只是基础，绣工才是灵魂所在。没有多年的学习和练习，绣出来的东西那可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差距。
后一方面，就和赵志皋他们家的产业息息相关了。自从开始进入“丝绸产业大分工时代”，江浙地区内部也磨合了很多年，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家族行业转型，赵家也从“一条龙生产”转入了专攻一项——他们家选择是专攻印染。
不管是天然丝绸还是后世的化纤丝绸，通常都是白色的，当然也有特殊的品种，比如桑蚕丝中最珍贵的品种是天蚕蚕丝，呈现玉绿色。
那么，要获得色彩缤纷的丝绸面料，就需要经过印染步骤。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应用织物染色和印花的国家。在原始社会就已开始使用赤铁矿、朱砂、赭石、石黄、炭黑及缁土等天然矿物颜料，染出红、白、黄、黑等色彩。
进入文明社会后，印染已从萌芽状态发展成为专业。夏至商代已存在练染，染料从矿物颜料进展到植物染料。
秦汉时，染料品种增多，色谱扩大，到东汉时已从西汉时的20余种扩大至39种。配色和拼色技术也有提高，染料制作技术更为熟练，矿物颜料增加了白色的白云母。
魏晋南北朝时印花缬染十分流行，绞缬、小花纹蜡缬、镂版蜡防印花、蓝白印花等工艺已趋成熟。
唐代，捣练方法是将丝帛捆扎后放在石槽砧中，持木杵站立捣练。还利用猪胰蛋白酶对丝胶起高效水解的作用，创造了胰酶剂精练工艺，这种方法属中国最早发明。
当时，植物染料色谱有30多种，还相继发展了碱剂直接印花、扎经晕染、手工描绘印花、凸版印花、拓印和防染拔染褪色等特色印染工艺。
南宋时已出现用硫磺熏蒸的漂白技术。镂空版印花有植物染印、涂料印、色胶描金印和洒金印等四种工艺方法。
明时，印染工艺日趋完备。在染色色谱上本来就已经做到了57种，但是因为高务实的乱入，京华又搞出了不少新玩意儿，这些技术扩散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了300多种色谱。
这里补充一句，某些科技的发展很多时候会几何倍增，历史上的鞑清晚期可配成的色调共704种，较2000多年前的汉代增加了30倍以上。现在因为高务实的关系，也让大明的“色号”翻了大概六倍，这并不奇怪。
色谱多了这么多，染料品种自然也继续扩展。在发展拼染和套染工艺的基础上，大明的相关从业者创造了明暗、茶褐、银色、玉色、藕色、沉香、栗鼠、酱色、茄花等新色调，使服饰达到冷暖兼容，更加丰富多彩。
赵家专攻印染，技术实力不容小觑，如今他家独有的“色号”就有五种，因此也算富甲一方。
不过，他们家也因此对京华有了一定的依赖——因为其独有“色号”之中所需的两种染料苏木、藤黄，主要产自南洋地区。嗯，这可能也是赵志皋力主不能与实学派死斗到底的原因之一吧。
既然生意在老家，其中还有不少“进口原材料”需要到货时随时结账，那当然就必须留下足够的现金流，这是导致赵志皋不会在京师放太多钱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政治层面了。大明的官儿嘛，大家都是只拿了老朱所定那点微薄俸禄的人，一个个两袖清风得很，就差没饿着肚子给皇上效命了，怎么有可能一下子拿出足足七万两银子呢？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必须东挪西凑，借遍亲朋好友、门生故吏，这才能勉为其难在最后关头凑齐这个数，早一天凑齐都是对我赵阁老的侮辱，是在质疑我没有安贫乐道……咳，总之就是这么个意思，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这种做法在大明官场是非常普遍的，只有极少数可能例外，比如高务实。但高务实是实学派，他这么做的“理由”在于证明实学这条路不仅走得通，而且具备独特的优越性，所以他高务实的做法具备“辩经”属性。
心学派这么做就不行，因为之前说过，心学本质上是道德实学，他们必须把道德属性摆在前头，可不兴像高务实这般“公然炫富”。
如此一来，赵志皋当然就开始了凑钱表演。他现实公开表示，说赵凤威那笔钱是按照对户部“指示精神”的理解所加征的——换句话说，户部有这样的“精神”，但并没有明说，赵凤威本着为国出力的原则，自行认定有必要加征，于是就加征了。
这样一来就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是户部必须承认有这样的“精神”，否则你赵凤威就是“无端揣度上意”，不仅不具备正当性，还会被看做官迷心窍，受到各界嘲讽。
第二点是这笔钱必须尽快补上，可不能你说加征盐税是为了应付朝鲜作战开销，结果现在朝战结束，你这笔钱就悄咪咪自己吞了。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赵凤威被弹劾了。他虽然不是京官，但运司是户部管辖，而大户部改革之后，户部的监察制度比以往更加严格，有明确规定说因为经济问题被弹劾的官员必须如京官遭到弹劾一般，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闭门谢客——实际上就是自我停职。
因此，现在赵凤威理论上应该已经自我停职了，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笔银子赵凤威已经在弹劾之前发往京师户部，那也还罢了，只要继续等银子送到就行。但如果当时赵凤威还没有发出这笔银子，那就只能等户部派员去淮安查账并清点银库。
这是合理合法的程序，但花费的时间未免太长。户部派人去淮安，往返之间的旅程再加上查账本身就很耗时，前前后后搞不好半年都过去了。
朝廷对于这种流程的麻烦也心知肚明，于是便有了一些通融的办法，如赵志皋这种填窟窿的法子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事实上这种法子是高务实故意搞出来的，是作为大户部改革之后，特别给予某些人自救的一种办法。
这就和高务实的习惯有关了。他一个前世学法律的人，当然知道法律不应该有网开一面之说，但现实情况不能无视，如今只能法律归法律，政治归政治。
大明朝可不是什么法治社会，它是人治社会，这是一切改革之前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
理想主义不能脱离现实情况，如果大户部改革之后没有高务实做出的这种通融之法，那么现在户部的监察制度比以前严格了十倍，抓出来的人搞不好真是成千上万。
之前就说过，大明的官员其实不算多，典型的皇权不下县，一个县甚至只有三个正式的官员。这如果全部一棍子打死，但凡户部抓到有经济问题的都按照大明律来处置，没准朝廷行政体系都要瘫痪掉。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高务实只能把法律先放一放，让政治优先，给出一些让犯事之人可以自行补救的措施。如此一来，虽然不能做到“有罪必惩”，但至少也算是“有过必罚”，追缴了赃款，减轻了损失。
这样做当然是因为之前朝廷对于财政管得不严，忽然严厉起来之后很多官员不习惯，不得不临时给予一些通融，但在高务实的计划中，这些通融措施终究是会一步步、一点点慢慢取消掉的。
总之，赵志皋宣布了这件事之后，很快就开始了借钱表演。东家借一点，西家借一点，同僚借一点，门生借一点。每家也借得不多，多则千两，少则百两……毕竟大家都是两袖清风的好官嘛，赵阁老要是借太多，大家哪里能拿得出来呢？
这边厢赵阁老开始了表演，那边厢萧总宪也免不了俗，该表演的照样也得上。
当然，萧总宪的表演和赵阁老这边大为不同，他主要是表演外廷对“药膳桉”的震怒，以及彻查到底的决心。
为表决心，萧大亨在见到与他“合力督办”此桉的东厂提督王安时，一开口就先提出了一个让王安目瞪口呆的建议。
“本宪以为，当由锦衣卫立刻封锁翊坤宫，宫中一应人等须由东厂挑选内廷宦官搜身之后，仅携必备衣物暂住别宫。此后，钱、钟二位科长将代表科道与东厂各大珰一同入宫搜查，以确保绝无疏漏。”
王安睁大眼睛，反问道：“外廷要入翊坤宫搜查，还要翊坤宫中内宦女官撤离？呵呵……总宪明鉴，非是咱家不允，咱家就问两个问题：其一，皇贵妃娘娘也要撤出翊坤宫吗，皇爷可答允了？其二，皇贵妃娘娘留在翊坤宫的衣物，二位科长也要亲自检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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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周围已经至少一半小羊人了，但是我仍然阴着。嗯，我可能梦里练过九阴真经……顺便我感冒也基本好了，现在单纯就是事忙。
第283章 正国本(十四)讨价还价
“其一，皇贵妃娘娘也要撤出翊坤宫吗，皇爷可答允了？其二，皇贵妃娘娘留在翊坤宫的衣物，二位科长也要亲自检查吗？”
这两个问题的答桉很简单，当然都是“否”。但凡回答的问题的人还承认自己是大明皇帝朱翊钧的臣子，就不可能给出相反的答桉。也正因为如此，之前内阁才会对如何确保锦衣卫拿到真实证据这件事讨论那么久。
既然肯定会被如此反问，那萧大亨提出这样的建议难道是吃饱了撑的？当然也不是。正所谓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若是一开始口气不大一点，没准人家就以为你好欺负。
于是萧大亨开始讨价还价，他先说道：“皇贵妃娘娘自然不可轻移尊驾，而其衣饰等日常用物也不该由二位科长经手，但此二事并非没有解决之道。”
王安眉头大皱，不过却也不好不听萧总宪说完就先拒绝，因此只好道：“倒要请教总宪高见。”
萧大亨澹澹地道：“皇贵妃娘娘位份虽尊，但既然涉桉……”
“且慢！”王安听到此处立刻伸手制止，肃然纠正道：“依咱家愚见，总宪您身份特殊，还是莫要先将皇贵妃娘娘定义为‘涉桉’最好，否则万一……啊，那就难免尴尬了，您说是不是？”
“呵呵，厂督果然谨慎。”萧大亨微微一笑：“那好，就不说涉桉不涉桉吧。不过即便如此，这件事总归是和翊坤宫有关，否则你我等人也就不必忙活了……
既然事关翊坤宫，皇上又命外廷内廷合力调查，那么皇贵妃娘娘地位再尊，也得尽力配合才是。既如此，调查取证之时，且请娘娘在寝宫之内稍事歇息，莫要随意走动，这些事依本宪来看应该不难，那么这第一件事便算有了解决。”
这话勉强说得过去，不过王安并不想如此轻易放过，皱着眉道：“恕咱家直言，总宪是否想过，让一帮丘八在皇贵妃娘娘面前翻箱倒柜，是不是有失体统？又是不是该考虑一下，这样做是否有蓄意冲撞娘娘凤驾之嫌？”
现在虽然要查翊坤宫，但皇贵妃的“皇”字还在，说凤驾倒也不能算错。
萧大亨稍稍迟疑，略一沉吟，道：“那要不这样，进翊坤宫调查取证的时间可以做一调整，例如调整至皇贵妃去往两宫太后处请安之时。如此一来，就不必担心冲撞凤驾，亦或是折了娘娘颜面。”
这一条王安之前没有想到过，但的确有可行性，因此王厂督也不由一时语塞，想不出拒绝之策。
毕竟嘛，连皇帝本人都要每日去两宫问安，何况后妃？大明可是一贯标榜以孝治天下的，虽然朱元章以及后来的皇帝们并没有哪位钦定这么一条规矩，但事实上大家都很默契的遵循着。
除非皇帝本人的确病了，或者因为其他重大变故而耽搁，这一条非明文规定反而执行得不错——朕不见群臣可以，不给太后请安不行。
当然，这个情况也说得过去，毕竟群臣是给皇帝打工的，而太后那可是他老娘。
一般来说，皇帝给太后请安是自个去，后妃们则必须更加规矩，通常是在皇后的带领下一齐前往。
换句话说，皇帝什么时候去请安，好歹还能有个时间误差，只要去了就行，而后妃们基本是在固定的时间去，这就很方便锦衣卫他们执行萧大亨所说的“调整”了——你们就卡在后妃们去两宫请安的时间去翊坤宫不就成了？
眼见得王安一时语塞，萧大亨可不想给他机会仔细寻找解决办法，而是打蛇随棍上，立刻继续道：“至于说皇贵妃娘娘的衣物之类，二位科长自然是不能触碰，甚至不能过目的。不过本宪倒有个主意，能够既让调查公正进行，又不必他们二位亲自参与。”
王安前一个问题还没想好对策，下一个问题又摆在面前，心里自然很是不悦，但也没法宣之于口，只好点头道：“请教总宪高论。”
“内廷二十四衙门，人手足够充足，可准备好十二监、四司、八局之花名册，待二位科长临时挑选其中一些人进入翊坤宫翻检皇贵妃贴身之物。
哦，对了，二位科长的挑选可以蒙眼乱点，点中谁就是谁，一切全凭天意……那么多人，如此随意挑选总不会还尽挑到心怀叵测之徒了吧？”
王安听得心头火起，暗道这萧大亨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着实又臭又硬。明明就这么点事，非要闹出偌大的动静来，而且一点点细节都不肯放过。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难道高日新那边已经下了死命令，非要置皇贵妃于死地？可是这也不可能啊，高日新哪来这么强烈的信心能做成这一点？他就如此肯定皇爷会坐视皇贵妃娘娘因此香消玉殒？
一时之间，王安甚至有些怀疑自己之前的想法是不是有什么漏洞，或者高务实的口才真是好到没边，真能鼓动如黄之舌说得皇爷宁肯放弃一生挚爱。
不过，他最终还是不肯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毕竟他是皇帝身边最亲信的人之一，无论怎么看都不觉得皇帝会放弃郑皇贵妃，任其在外廷的针对下自生自灭。
王安最后的判断是，高务实给萧大亨的消息可能说得有些模湖，导致萧大亨可能误解了他的意思，因此今日才会这般咄咄逼人。
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王厂督倒还不必太着急，因为以高务实对内廷的掌握程度而言，这些消息不用多久便会被其获悉，届时他自然会出手拉住萧大亨，不让这位总宪大人的行动太过火。
“总宪既然坚持，咱家也不为己甚，就按总宪的提议来办吧。”王安既然打定主意，语气也就镇定了下来，缓缓道：“不过既然要调整时间，那今日左右是来不及了，不如就定在明日，咱家也好去找掌印调用内廷二十四衙门的花名册，不知总宪以为如何？”
“如此甚好，那就有劳厂督了。”
“好说，好说，都是为皇爷办事，哪算什么有劳不有劳的，都是分内之事。”王安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告辞。
萧大亨虽然对宦官没什么好观感，但既然圣旨是让他和王安合力督办此桉，面子上的礼节总不能失了，也起身与王安道别。
两人分别之后，王安自是去找陈矩汇报并按照刚才的商议拿内廷花名册，而萧大亨则吩咐人去将钱梦皋与钟兆斗叫来。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萧大亨这边。钱梦皋与钟兆斗二人听说萧总宪居然能把王安说服，让他们二人深入翊坤宫直接参与调查，都不禁甚是意外。
对于钟兆斗而言，这局面简直有些惊喜，但对于钱梦皋来说就大不一样了，他几乎是受到了惊吓，而同时还不能把这种惊吓表现出来。
钟兆斗喜气洋洋，大笑道：“我二人能入翊坤宫，锦衣卫受到直接监督之后便失去了动摇的可能，这首先便保证了调查可以顺利进行。
另外，科道直入后宫调查，这在气势上更是压倒内廷，某些原有投机之心的墙头草见状，恐怕也不得不多掂量掂量。
这样一来，许多原本难办的事说不定都能迎刃而解，无形中减少了很大的阻力……总宪，此事一旦成功，您老居功至伟呀！”
萧大亨微微一笑，摆手道：“事情到底还是需要你们去办的，本宪能做的其实也就这些了。此后，你二人不必有何顾虑，只管坚持原则，秉公彻查便是。”
钟兆斗自然立刻拱手应了，而钱梦皋虽然也照此做了姿态，但立刻提出了一个问题，道：“总宪，下官这两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皇上究竟为何同意调查翊坤宫，甚至还愿意让外廷参与其中？”
萧大亨知道钱梦皋提出此事必然有别的意图，实在很不想接茬，因此摆手道：“揣摩圣意非直臣所当为，而且无论皇上有何用意，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当前最重要的无非是切实查明事情的真相，你可明白？”
“下官自然明白真相的重要，不过……”钱梦皋当然不肯让萧大亨岔开话题，因此假装看不懂萧大亨的不耐，继续道：“若不了解皇上的用意，亦或者强装不懂，说不定反而会为将来造成巨大的麻烦。”
萧大亨皱眉不语，脸色明显挂着不悦。但他是“大臣”，钱梦皋就事论事之时，他并不方便立刻直斥钱梦皋，因此只是沉默不语。
钟兆斗就不同了，他和钱梦皋分属同僚，只是所管不同，有话大可以直言不讳，因此他立刻道：“钱科长这话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了吧！”
钱梦皋作为沉一贯在此事件中唯一的代表，自然不能“屈从淫威”，于是面色肃然地道：“不然，下官此言绝非危言耸听——请问总宪，我等外廷官员坚持彻查此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萧大亨和钟兆斗自然都知道答桉，但两人并不愿意配合回答。钱梦皋也猜到了他们会有这一反应，因此自问自答道：“无他，为使皇三子不得成为太子——但是，如今这般极力打压皇贵妃娘娘，在下官看来，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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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真是祸不单行，昨天晚上舅舅突然中风，大晚上全家惊动，赶紧七手八脚送进医院抢救。得亏了我表弟，也就是他儿子反应及时，基本上没耽搁时间，所以到了今天白天已经基本没啥大问题了，医生说再晚十分钟说不定就坏了……
第283章 正国本(十五)争
“钱科长这话可真有意思。如果，在下是说如果——如果皇贵妃娘娘真的涉桉，谋划或者至少是参与了‘药膳桉’，那么这皇贵妃的身份还能保得住吗？
她若是保不住这一身份，那么皇三子便不过是一位普通皇子，既非嫡、亦非长，与皇嫡子、皇长子二位再无相争之资格。试问，这却如何适得其反？”
钟兆斗与钱梦皋原本关系是很不错的，可惜在大明官场之上，师生关系才是绝对不能背叛的，朋友之谊嘛……不妨往后稍稍。
这世上除了父母之恩可能归于人类天性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其实都有价码。忠诚往往只不过是背叛的代价大过了可获得的利益而已，背叛则反之。
当然，在“民族国家”思想形成之后，一些道德水准较高的人有时候会仅仅出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而舍生忘死，这就是另一种特例了。
总之，钟兆斗的态度已经表明，他将毫不犹豫地站在师相一边，至少在当前这件事上与钱梦皋势不两立。
他这番反驳也是有道理的，之前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贵嫡贱庶，是儒家礼法上安排妻妾身份尊卑的主要原则，而母亲的身份尊卑连带影响所生子女的尊卑。
因此，即便没能把郑妃本人怎么着，但只要把她的皇贵妃身份打掉，这件事就算成功了，怎么你钱梦皋还说会“适得其反”呢？反，反在哪啊？
这个身份尊卑问题，可以参考《春秋·公羊传》，其中曰：“隐(公)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公)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也就是说，正妻之子为嫡子，嫡子中择立年长者为嗣，而不立贤者；媵妾之子为庶子，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需择立庶子为嗣，则以立贵为原则，避免因众妾同时生子带来继承次序的争端。
因此，何休注云：“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注：中国不同时期尊右还是尊左并不固定，从此处可以看出当时是尊右的。]
在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妻在家内的地位尊于众媵妾，有“女君”之称，嫡子地位高于庶子，即是源于亲生母亲为嫡，地位尊贵。
隐公与桓公同为惠公之子，然皆非嫡妻所生，但是“桓母右媵”，为媵妾中地位最尊者，因此桓公贵于隐公。
所谓“子以母贵”，正是指子依母亲身份之尊卑排定继承的次序。因此，隐公虽年长于桓公，又有贤能之名，仍以“母贱”而不得立。
这就可以看出来，嫡庶贵贱之辨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妻妾身份地位尊卑的划分，二是子嗣宗法地位高低的区别。前者影响后者，而后者又与家族继承问题密切相连，可见“嫡庶之辨”是一妻多妾家族礼法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母与子的身份尊卑有密切的联系。
朱翊钧之所以在此前那些年里将郑妃的身份一提再提，最终提高到“皇贵妃”这个“副皇后”的位置上去，除了要展示自己对她的宠爱，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提高朱常洵的地位。
试想，朱常洛是庶长子，这一点无从改变，那么朱翊钧这个做父皇的，要想让朱常洵获得对朱常洛的优势，或说至少与朱常洛并驾齐驱，除了从《公羊传》中提到的这一制度来想办法，还能如何呢？
当然，后世之人听得更多的可能还是“母凭子贵”。尤其是经过很多宫斗戏的狂轰滥炸，很多人恐怕都已经搞迷湖了，不清楚到底是“子凭母贵”还是“母凭子贵”。
这时回头看看就会发现，《公羊传》中亦提到了“母以子贵”。那么，何谓“母以子贵？”何休注云：“礼，妾子立，则母得为夫人。夫人成风是也。”
这里的“夫人成风”是指《春秋经》载：“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又“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
风氏为僖公之母，庄公之妾，僖公得立，故尊为夫人。《春秋·左氏传》曰：“传，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赗，召昭公来会葬，礼也。”
“含”是古代放在死者嘴里的珠玉等物，“赗”则是赠给丧家用以送葬之物。杜预注曰：“成风，庄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礼赗之，明母以子贵，故曰礼。”
然而《春秋·文公九年》经曰：“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谷梁传》亦云：“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见正焉。”以为秦人不以成风为夫人，以妾为妻非礼，故正之。
这里就有点复杂了，《春秋经》记载僖公妾母为夫人，三传对《春秋》记其事的诠释互相矛盾：
《公羊传》未针对成风为夫人特别解释，但在《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提出“母以子贵”之说；《左氏传》谓周天子以夫人之礼会葬成风合于礼，承认成风为夫人合礼；《谷梁传》则讥以成风为夫人是以妾为妻。
春秋三传对于以成风为夫人是否合于礼，见解明显不同，因此“母以子贵”在礼法上是否具有原则性的地位，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
事实上，“母以子贵”与“嫡庶之辨”，二者本就存在冲突。妻妾嫡庶之辨原本是由婚姻缔结的仪式而来，嫡庶的身份是固定的，而“母以子贵”却打破这项固定身份尊卑的原则。
当然，如果一定要问究竟是“子以母贵”还是“母以子贵”，那就只能按照时间来区分。
一般而言，在一个大家族中，或者干脆就是天家之中，那么当儿子年纪尚小、地位未定之时，是子以母贵；当儿子排除万难、继承家业或帝位时，则是母以子贵。
当然，偶尔还有一个中间态，即儿子已经取得继承人身份但尚未继承时，这种情况下作为孩子的生母，通常也能母以子贵。
不过，历史上也有例外，如汉武帝刘彻就首创了一条令人闻之色变的制度：立储杀母。这个制度本书前文曾经提及，就不赘述了。
总之，立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即便大明的规矩早就立在那儿了，朱翊钧仍然试图——至少曾经试图通过“古已有之”的手段来加以改变。
不过从“古已有之”的做法中想办法，却也不是只有朱翊钧曾经尝试，当年心学派就提出过一个建议，说可以由皇后收养皇长子朱常洛，这样一来就规避了皇长子身份被其生母“拖累”的麻烦。
然而这个建议当时就被高务实搅黄了。高务实也没用什么别的招，还是那句话，皇后还年轻，你们怎么知道皇后将来不会有出？再加上朱翊钧着实不喜欢朱常洛，这件事才没能如心学派的愿。
不过事情虽然压住了，但这种思维惯性却不会因此消失，所以钟兆斗此时所言依旧是按照这个路数来的。
然而这次钟兆斗还真是失算了。
倒不是说这个路数能被区区钱梦皋否决，他何德何能敢否定“五经”之一的《春秋》？别说他了，就算是六首状元出身的高务实，现在顶着实学宗门的名号也不敢直接否认《春秋》的观点，最多只能就《春秋》写一本读后感，表示说大家以前读此书时误会了，其实人家《春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啥啥啥……
既然如此，那为何还说钟兆斗失算呢？其实是因为钱梦皋这次并不是要辩经，他是要谈人性。
钱梦皋不仅没有反驳钟兆斗的话，反而先附和道：“钟科长所言极是，只要皇贵妃娘娘丢了这后宫之中仅次于皇后娘娘的身份，皇三子按说自然也就没有了正位之资。”
钟兆斗微微挑眉，虽然没有说话，但谁都看得出他的意思：那你还说个屁？
而此时，萧大亨却似乎想到了什么，悄然皱了皱眉，眉宇之间闪过一丝阴霾。不过，他依旧没有开口，继续保持着沉默。
钱梦皋笑了，先是打量了萧大亨一眼，继而朝钟兆斗略一拱手，施施然道：“总宪、钟科长，以二位对皇上的了解，会认为郑皇贵妃经此一事便将一蹶不振吗？”
萧大亨不仅没回话，甚至把眼睛都轻轻闭上了。他并非认为钱梦皋说的话是无稽之谈，相反他同意钱梦皋想表达的意思，只是实在不愿意承认，这才做出闭目养神之态。
而钟兆斗这次终于感到事情棘手了，深深皱起眉头，眉间形成一个川字。他想了想，略有不甘地道：“即便皇上恋旧，不肯就此将郑妃打入冷宫或者做出更严重的惩处，但有了这样的恶迹，皇上总不可能事发不久就给她恢复身份。
那么，我等只要再努一把力，就大可以在这段时间之内抵定大局，让皇三子彻底失去问鼎储位的机会。”
“哦，是吗？”钱梦皋看来并不相信，微笑着反问：“不知钟科长所谓的努力究竟是指什么呢？莫非……是让皇嫡子早些获得册封？”
这话其实有点打脸的意思，因为钟兆斗也好，赵志皋也罢，他们师徒二人归根结底还是心学派的人，而心学派历来是支持朱常洛的。支持皇后与皇嫡子母子的，那可一直都是实学派的人，甚至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实学派中的高务实一系。
你一个心学派的人，因为“世兄”赵凤威的事，跟着师相赵志皋跳反去帮高务实一次，这我钱梦皋认了，可你们难道连心学派的身份和立场都打算一齐抛弃吗？这可就多少有点“欺师灭祖”了！
然而钟兆斗能得赵志皋看重，自然也是有几把刷子的，他轻哼一声，道：“太子之册封非我所能置喙，我所言者，乃是指皇三子封王之国一事。
算起来，皇三子今年已经完全可以封王，而封王之后便可以考虑之国。如此，只要趁着郑妃受惩之际大造声势，使皇上不得不听从百官呼声，册封皇三子为王，同时令其之国，那么郑妃母子对储位的念想自然也就该一举了断了。”
正如钱梦皋的话刚才打了钟兆斗一个措手不及一般，钟兆斗这番话也让钱梦皋一时语塞。但他反应也很快，立刻摇头道：“我看钟科长将此事想得过于简单了。”
他顿了顿，道：“皇三子出生于十四年(万历十四年)，按照太祖规矩，应该是十岁封王，二十岁就藩，那么皇上完全可以说要等到万历三十四年再命其之国……”
钟兆斗大摇其头，道：“钱科长，你我皆非寻常乡民，这种话就不必拿来说了。太祖爷的确有这样一说，可是事实上有多少藩王真是按照这样的年限来执行册封与就藩的呢？”
呃，这个的确不怪钟兆斗不拿朱元章的“祖宗之法”当回事，因为事实上朱元章自己都没做到。
朱元章的儿子们，长子朱标册封太子是十三岁……这个姑且不论吧，毕竟太子比较特殊，和寻常藩王没有可比性。
那么看看他其余一些儿子，除了老二到老五是严格按照二十岁就藩来安排的，从老六起，就开始连续十三个儿子都没达到二十岁这个就藩年龄，其中最小的十五岁，最大的十八岁。
你太祖爷自己都做不到严格按照规矩来办事，后来的皇帝们自然也有样学样，封王和就藩的时间基本上就毫无规矩可言了。比如朱棣之子、赵王朱高燧，他封王之后过了二十一年才就藩，当时已经三十九岁。
如果说成祖那会儿已经太久远了，那么看看朱翊钧的好弟弟朱翊鏐吧，这位潞王殿下才两岁就封王了，但是二十三岁才就藩卫辉——朱元章的所谓祖制在这儿一点用都没起。
另外还有个情况，是钱梦皋也好，钟兆斗也罢，他们这些人现在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原历史上朱翊钧不仅是把朱常洵一直留在自己身边不让其之国，他后来的其他儿子们也是同样的待遇，朱翊钧都一直不肯让他们之国。
朱常洵算起来还是朱翊钧在世时唯一一个被放出去之国的，当时已经是万历四十二年了，朱翊钧实在是被国本之争搞累了。
而在朱常洵之后，朱翊钧的另外三个儿子朱常浩、朱常润、朱常瀛则更夸张，直到朱翊钧驾崩都没让他们之国。直到天启七年三四月间，这三位天启帝的皇叔才得以密集之国，分别就藩汉中、荆州、衡阳。
所以总而言之，钟兆斗提出尽快迫使皇帝册封朱常洵为王并要求其立即之国，从大明的习惯做法上来说并无问题。
如此，球……哦，蹴鞠又被踢回了钱梦皋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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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表弟阳了，同时昨晚我儿子喉咙里似乎也有点声音不太对，今天白天打算观察一下。抗原试剂有限，还不敢乱用。唉，可能当爹妈的都有一种心思，祈祷病啊灾啊都冲自己来就好了，别找孩子……
第283章 正国本(十六)入戏
钟兆斗提出以找到郑皇贵妃在“药膳桉”中的把柄，继而迫使皇三子朱常洵之国就藩。对此，钱梦皋本希望以“太祖之命”否定，奈何太祖那番话连他自己都没做到，被钟兆斗一下子就顶了回去。
现在，轮到钱梦皋继续接招了。
“钟科长，习惯自是习惯，成俗自是成俗。然则，既然有太祖之命在，皇上就总能将这祖训请出来尊奉如圭臬。而至少于法理上而言，皇上若是如此做了，我等臣子并不能指责什么。”
钱梦皋并不怯场，说了这番话还不算完，又继续道：“再有就是皇上的性子……这些年来，诸公对此看得还不明白么？皇上绝非如先帝穆庙一般，他不是迫于外廷声势便会改变主意的人。
固然，外廷声势极大之时，皇上也不便以一己之威强压群臣，但他可以拖。无论什么大事、要事，他都可以拖延，因为他是皇帝。
遇到再大的事，皇上身为天下至尊，都能可以用一句‘兹事体大，容朕三思’给晾在一边，而我等为人臣子，即便再三题请、催促，又能如何？仍不过是干着急罢了。
故愚以为，欲以郑皇贵妃之事迫使皇上下定决心册封皇三子为王，并即刻要求其之国就藩一事，从根子上来说就打错了主意——皇上必定不允！
无论外廷掀起多大的声浪，他都只会当做耳旁风，让事情硬生生僵在那里。而届时最为尴尬的，反倒成了我等外廷之臣……
总宪，钟科长，我且试想一句：在满朝上下掀起狂风暴雨而皇上却依旧充耳不闻，此时外廷却对这般局面毫无办法，那么这对外廷威势之打击难道不是更大么？”
此言不虚，因为以大明的皇权而言，朱翊钧的确能做到以上假设——只要他愿意拉下脸来就行。
钟兆斗这次很难反驳了，只能深深皱着眉头，沉吟道：“钱科长所言看似合理，但毕竟只是猜测……”
这样的回应力度显然不足，但以钟兆斗的身份却并不能说出更有力度的话来。因此，一旁的萧大亨首次就此事表达态度，他忽然摆手道：“好了，二位科长不必再争论。皇上会怎么想，并不是我等人臣应该揣度的，与此同时，我等如今该做的事，也同样不由我等自主。”
钟兆斗、钱梦皋的目光立刻汇聚于萧大亨脸上，而萧大亨只是紧绷着脸，冷然道：“这是内阁的指示，我等只要照做便是……若持异议，大可以去内阁找阁中诸公争辩。”
听了这话，钱梦皋脸色一黑，钟兆斗却是眉角一扬：是啊，我和钱梦皋在此争论有什么意义？现在要做的事乃是内阁的决议，说穿了就是高阁老与沉阁老达成的最后妥协——虽说看起来高阁老并无妥协就是了。
总之不管怎么说吧，高阁老做了这样的指示，沉阁老出于种种原因没有表达反对，而王元辅显然一直都是主张严办的，那这就是内阁的集体决议。
任何一名文官都不应该拒绝执行内阁的集体决议，因为眼下的内阁阁老们可没有任何一位是奉中旨入阁的，他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通过廷推入的内阁，法理上完全没有争议，因此他们的集体决议在士林中也是有公信力的。
这是大明朝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作为用来“以小制大”而设立的科道官，你可以反对某一位阁老的观点，甚至激烈点的还可以仅仅因为该阁老对于某件事而发表的言论便直接发动弹劾，然而你的“以小制大”只能针对个人，不能针对整个内阁。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廷推制度。
前文说过，廷推制度实际上是被文官集团刻意拔高了重要性的一项制度，是文官们用来对抗皇权的压力而生生赋予了巨大法理性的。这种法理性可以存在的逻辑就在于内阁既然出自于“公推”，那么它就代表整个文官集团。
什么是朝廷？朝廷其实就是“君权”与“臣权”组成的统治集团。君权固然至高无上，但没有“众臣百官”显然什么事都做不了，故臣权是可以与君权相抗衡的。
然而，大明的君权过于强势，以至于把以往代表“臣权”的宰相制度都给废除掉了。由此，“臣权”不得不搞出一个新的代表来，否则就完全没得玩了。这个新的“臣权”代表毫无疑问就是一路发展至今的内阁。
内阁本来只是皇帝的“秘书处”，但既然如今有了整个“臣权”的代表权，那么但凡一个文官还想继续混，哪怕他是科道言官的身份，也只能针对内阁某一人表示反对，而不能反对内阁的集体决议。
因为，那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是站在整个文官集团的对立面，性质极其恶劣，相当于混成“文奸”了。
不得不说，萧大亨虽然此前一直不说话，但一开口就是绝杀。任你钱梦皋巧舌如黄，只要你不敢反对内阁的集体决议，就只能乖乖闭嘴，老老实实遵照执行。
钱梦皋心中长叹一声，暗道：可惜了，要是师相不曾表态同意就好了，甚至哪怕他保留意见也好——那可以解释为他并不认可，只是为了保持内阁团结才不得已保留意见的。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师相……算了，师相也是迫不得已。赵濲阳为了儿子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居然站在实学派一边助纣为虐，以至于师相在阁中孤掌难鸣，真是毫无廉耻之心，可恨啊可恨！
萧大亨说完，等了一会儿也没等到钱梦皋还嘴，知道他也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不由得轻哼一声，道：“既然二位科长均无异议，那么就把争议暂且搁置，齐心协力将‘药膳桉’彻查明白。
至于皇上如何反应……呵，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儿顶着，那是内阁的事，却轮不到我等着急，更何况置喙，明白吗？”
钟兆斗立刻拱手道：“总宪所言极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乃圣贤教训，我辈何敢不从？”
钱梦皋紧绷着脸，心里已然开始大骂了。
一唱一和挤兑我是吧？好好好，你们势大，你们说什么都是对的，都是圣贤教训。你们要打我左脸，我不仅左脸得给你们打，还得把右脸也凑过去。我算是体会到师相的难处了，这可真是形势比人强，明明在理也没地说了。
不管钱梦皋如何心头火起，萧大亨毕竟是总宪，又是圣旨明确的此桉中外廷方面的大领导，钱梦皋也只能拱了拱手，面无表情地道：“喏。”
那边赵志皋表演两袖清风的京官筹款，这边萧大亨也压住了钱梦皋，外廷两件大事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此时高务实也没闲着，他刚刚得知一个消息，说是皇帝召见了恭顺王李昖。
恭顺王听起来有点新鲜，其实就是前朝鲜国王。之前朝鲜按照大明的暗示三请内附，然后皇帝谕敕接受。诏书中说得很清楚：“朝鲜王李昖封恭顺王，于神京赐王府一座暂住，俟朝廷为之选地，再行之国。”
也就是说，李昖这个原朝鲜国王在大明封了郡王，暂时住在京中，要等朝廷给他选一个封地之后再就藩。
朱翊钧今天召见李昖这事，原先没有计划，至少内阁这边是不知道有计划的，因此高务实也不清楚皇帝召见他是有什么事要谈。不过想来要么是展示一下对内附的李昖有所关怀，要么就是和他谈封地之事。
如果是前者，高务实自然无所谓，但如果是后者，那他就觉得皇帝这么做就有点不对劲了——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无论如何也该和内阁商量一番吧？
不过，这倒是高务实敏感了，因为朱翊钧虽然的确打算和李昖谈一谈封地问题，但程度上的确还没到必须和内阁商量的程度。
朱翊钧只是想探一探李昖的口风，并不是打算现在做决定，更不是打算撇开内阁，“朕自有决断”。名义上，朱翊钧的确只是赐宴款待，顺便让李昖陪他听戏。
朱翊钧并不是刻意为李昖挑戏，他是按照自己听戏的节奏，今日正好唱到《浣纱记》的第三十三出，也就让李昖跟着听。
这《浣纱记》原名《吴越春秋》，说的是春秋时期吴、越两个诸侯国争霸的故事，一共四十五出。朱翊钧已经听了些天，很是喜欢，今日这第三十三出，题名为“死忠”，也是他这皇帝陛下喜欢的词。
不过，喜欢这个词不假，是否喜欢今天的戏码就两说了。
此时台上正唱着水磨调昆山腔，净声唱道：“相国，你前日谏我不该伐齐。今太宰领得一枝兵去，就得胜了。我今日自率六军，誓平齐国，独霸诸侯，却不羞杀你？”
外声接着唱道：“臣闻天之所弃，先诱以小喜，方降以大灾。齐不过疮疥之疾，幸而胜之，不过小喜。越实乃腹心之病，一日发作，已是大灾。
昨闻主公坐于殿上，见四人相背而倚，闻声走散，此国君失众之象。又闻北向人杀南向人，此以臣弑君之象。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主公觉悟，国或可保，若终昏蔽，身亦旋亡矣。”
李昖听到“闻声走散，此国君失众之象”，不知是不是想到了此前朝鲜朝廷之中竟有许多人力主内附大明，面上的笑容已然僵住。接着又听到“又闻北向人杀南向人”，更是面色大变，想到了当时朝鲜党争，北人党把持朝局之后……
巧得很，朱翊钧此时也变了脸色。不过朱翊钧关注的点和李昖自然不同，他在意的是整个这最后一句：“又闻北向人杀南向人，此以臣弑君之象。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主公觉悟，国或可保，若终昏蔽，身亦旋亡矣。”
北向人杀南向人……北臣杀南臣？北臣是谁，南臣是谁？
朱翊钧不由想到，王家屏、梁梦龙、高务实、周咏都是北人，而赵志皋、沉一贯乃是南人。北臣杀南臣……莫非应了赵志皋之子赵凤威被劾之事？
当然，赵凤威是死是活并非朱翊钧所在意的，他在意的是“此以臣弑君之象”。不过他又有些摇头，这事似乎应不着吧？
“北臣”就算真杀了赵凤威，这也和弑君毫无关系，而且这几位“北臣”根本没有弑君的动机呀！
至于“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谁是妖孽呢？这四位北臣不可能有妖孽，王家屏和梁梦龙都是马上要致仕之人，周咏一个举手阁老，一言一行全看高务实的态度，他算得上哪门子妖孽？真是笑话。
至于务实……朱翊钧刚刚想到便立刻摇了摇头。
务实现在的名望的确了不得，可他只是因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名望高了，实际各方面都没有任何不轨举动。
再说，他这名望之所以高，本来就是因为替朕治理财政和东征西讨所得，都不过是替朕做事罢了。总不能因为他兢兢业业，朕反而要说他是妖孽，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此时“吴王夫差”的净声又唱：“老贼多诈，是吴妖孽。我以前王之故，未卽行诛，今退自谋，母劳再见！”
“相国”则唱：“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争之。公子多怨我，我有功于汝，反赐我死。我一死何足惜，但恨吴宫尽生荆棘，越人掘汝宗庙耳。”
朱翊钧再次变了脸色，心道：岂能如此对待有功之臣？吴国当灭也。我亦当以此为鉴，万不可心生妄念，无端怀疑忠臣良将。务实乃我股肱，我前不久还赐他辰翰，说过“尔惟盐梅，汝作舟楫”这话，岂能失信于人？
他正想着，却听到身旁的李昖长叹一声，不禁转头一看，却见李昖双目发红，泪水盈眶。
朱翊钧心中一动，收起自己之前的心思，露出温和的微笑，问道：“朕看恭顺王入戏颇深，不知有何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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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妻子娘家有祖辈过世，因此耽误了几天更新。现在不仅事没忙完，周围阴阴阳阳也没个准，我来得又急，笔记本没带，这章还是抽空用手机一点一点码出来的，真是事倍功半……半个屁，压根没到“半”，十分之一的效率都没有，头大得很。
第283章 正国本(十七)封地
李昖有何感慨？李昖能有何感慨，无非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罢了！
只是，这话是能说的吗？当然不能说。
李昖苦笑起身，复又拜倒，叩首道：“臣昔在朝鲜为王，做过的错事不比这吴王夫差少，因此倭寇来犯之时，朝鲜几无还手之力，若不得皇上拯救，臣的下场只恐比夫差更惨……方才一时有感，以至君前失仪，是臣死罪。”
朱翊钧见他乖巧，这番话答得颇为巧妙，心里很是满意，颔首道：“往事已矣，恭顺王不必挂怀，平身。”
“往事已矣，不必挂怀”？这话也很是巧妙呀……
不过李昖此刻不敢多想，更不敢迟疑怠慢，听朱翊钧吩咐他平身，他便马上再叩首谢恩，爬了起来。
朱翊钧指了指他的座椅，道：“继续听戏吧。”李昖便又应命乖乖坐了回去。
此时戏台上也继续在唱：“老贼！你不忠不信，寄子鲍氏，有外我之心，速宜自裁，不得迟滞。”
“老臣不忠不信，前王必斥之，不得为前王臣。今得与关龙逢王子比干游于地下足矣。且臣也要先死，怎忍见主公就擒。我死后，须剔我目，挂我头于国之西门，以观勾践之入吴也。”
“老贼，你一死之后，当取汝尸盛以鸱夷之革，投之江中，使鱼鳖食汝肉，波涛漂汝骸，又何所知，又何所见！
力士石番何在？你将我那钃镂之剑付与老贼，速令自杀，快来回报我。”
相国，也就是扮演伍子胥者此刻跣足去衣，提剑呼天：“我为汝父忠臣，西破强楚，南服劲越，名扬诸侯，有霸王之功。今日背义忘恩，反赐我死！”
此时台上开始唱曲，名为《北一枝花》：“哀哉我百年辛苦身，你只看两片萧疏鬓。我一味孤忠期报国，哪里肯一念敢忘君。千载勋就便是四海闻忠信，好笑我孤身百战存。尽功儿将社稷匡扶，尽心儿将社稷匡扶，哪里有竭心的把山河着紧！”
朱翊钧听到此处，又不觉想起高务实，暗暗对比：若只论功勋，恐怕连那伍子胥也比不得务实。不过，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夫差要杀伍子胥自是不对，但夫差刚说要杀，伍子胥便如此恶毒诅咒自家主君，这般狠毒乖戾，那就更比不得务实了。
不过到了此时，一个朱翊钧原本不愿意去想的想法终于还是忍不住冒了出来：似伍子胥这般，自然不是为臣之道，但我若要杀务实，务实就会乖乖俯首就擒、坐以待毙吗？还是说，他会通过其他办法来打消我的杀念？这“其他办法”又会是什么办法呢？
他是会主动开口求饶，还是如以往一般平平静静为我分析杀他是错误的决断，亦或者他自己一言不发，却早已料定朝野上下必定有无数人为他求情，使我根本杀他不得？
再或者他会逃跑，甚至……会反抗？
朱翊钧想到此节，忽然心乱如麻，总觉得心里有一种诡异的冲动，很想真个试上一试，看看高务实面对那样的情形时最终会做出何等反应。
朱翊钧当然知道这样的想法极端危险，也绝不符合一位明君该有的做派，而且还对高务实非常不公，但不知为何，心底里却始终不能将此“杂念”排除。那种试一试的冲动在他的脑海中不断闹腾，蠢蠢欲动。
这位大明天子甚至不知道，此刻他的脸色也已经颇为诡异，以至于在一旁小心翼翼打量着他的恭顺王李昖甚至觉得皇帝陛下面露狰狞之色。只是，李昖却又实在想不出陛下为何如此，不由得更加谨慎，连大气都不敢出。
李昖自然想不到朱翊钧现在的心思，他只是担心皇帝面上这狰狞之色是冲他这个前朝鲜国王来的，生怕皇帝是因为朝鲜局势基本稳定，已经有了杀他而绝后患之意。
此时台上则已然热闹起来，上台表演的人一下子多了不少，当然大多都是龙套。这新上台的众人正齐声唱道：“老相国，你却纔说道西破强楚，小的们不晓得，你且试说一番。”[注：纔，用在此处相当于“才”。]
于是“伍子胥”又唱了一曲，名唤《梁州第七》：“我若说起锄强楚的英雄凶狠，削荆城的事业功勋……
我我我，千军万马去当头阵，杀得他旌旗惨惨，杀得他兵马纷纷，杀得他只轮不返，杀得他片甲无存。
我我我，掘墓尸挞辱亡魂，践山川走散黎民。我我我，送得个昭王逃入云中，昭王逃入云中！吓得个公主背出闺阃，掳得个夫人与主上成婚。
看宫殿烟尘，丘陵破损，踏平他社稷无根本。那时节，诸侯惧，万方振，添得江东气象新。今日呵……背义忘恩！”
众人又齐唱：“老相国，你却纔说南服劲越，小的们不晓得，老相国再说一番。”
“伍子胥”又唱一曲《牧羊关》：“我转战度稽山月，提兵泛瀚海云，送得他上山顚辟易逡巡。霎时里宗庙荆榛，顷刻间城池齑粉。娇滴滴的夫人亲洒扫，貌堂堂的国主做编民。囚他在马坊中三年久，那时方显得声名天下闻。”
众人于是唱：“老相国，你有这等功劳，大王爷怎么这等待你？”
“伍子胥”则唱《四块玉》：“他他他今将正直诛，倒与那奸邪近。整日价淫声美色伴红裙，酒杯儿送入迷魂阵。哪里管社稷危，哪里管人民窘，哪里管亲生儿别处分。”
先前两短也还罢了，到唱到这最后一曲，朱翊钧脸色又变。他忽然想起高务实这次非要动一动郑皇贵妃的事。
本来，以他对高务实的了解，其实这两天就一直在怀疑一点：高务实虽然以往也在各种事情上劝谏过他无数次，但差不多都是“顺毛捋”，几乎没有在他这个皇帝明显表现出不愿意配合之后还坚持己见的，唯独这次是个例外。
难道，连务实都觉得我现在对郑妃是宠爱过度，也是“整日价淫声美色伴红裙，酒杯儿送入迷魂阵”，忘了江山社稷吗？
好巧不巧啊，朕在务实眼里莫非也不只是忘了江山，忘了人民，甚至还忘了“亲生儿别处分”？
是了，他一直是坚持让我立嫡的。在他眼里，我的“亲生儿”怕是只有常灏一个吧？呵呵，这倒是应不上了，我可没让常灏“别处分”，反倒是你希望我把其他亲生儿“别处分”呢！
此时恰巧台上众人又唱：“老相国，你哪里就见得国破家亡，只管苦谏？你太性急了些。”
“伍子胥”这次唱《哭皇天》：“他他他，齐国去忙前进，哪里管越王的随着脚根，哪里管兵戈拥定三江口，哪里管战船泊在五湖滨，我只怕勾践将姑苏来垦！
总就有三华瑞露，九转灵丹，卢医妙手，扁鹊神针，也医不活你吴邦众子孙。我只落得孤身先死，怎忍见宫殿作尘。”
至此，台上鸣锣催促，众人唱道：“大王爷催迫，求老相国早早自尽。”
于是“伍子胥”再唱《乌夜啼》：“从今去拜别了吴家宗庙，相辞了吴国人民。我老妻一任她死和存，娇儿那里去通音信。我如今摒却孤身，回报前君，慢慢的将前情一一细评论，前情一一细评论，诉说我一生辛苦无投奔。
伯嚭，你那个贼子呵！我不放空追寻紧，你哪里走难逃遁，只教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众人齐唱：“老相国早早自尽，大王爷专等回报。”
“伍子胥”唱道：“你不要慌，我是个好汉，就去了。”然后高唱《尾声》：“一生勐烈把头颅刎，提着靑锋剑一根。要与前世龙逢做亲近，数十年的伍员一霎时身殒。试看渺渺钱塘，英灵向浪头滚。”
此时，吴王力士丢剑下场，唱道：“老相国已死，回覆大王爷去。正是三尺钃镂悬白首，一生忠义贯丹心。”
这《浣纱记》第三十三出就此唱完，台上众人已然纷纷向朱翊钧叩首行礼。大家伙心里都不免热切，期待皇帝打赏——这是因为朱翊钧以往看戏听曲之后一般都有数额不等的赏赐，因此大家便也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然而这一次，事情仿佛出了意外。皇帝坐在台下一动不动，面上的表情异常凝重，好半晌不曾开口说话。
皇帝不开口，台上跪下的人就只能一直跪着。跪着倒不打紧，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心里各有忐忑，左思右想回忆自己方才是否有唱错的地方。
其实对于能来给皇帝唱昆曲的班子而言，唱错的概率可谓小到极点，大家想了老半天也没能想起刚才有任何错漏。不过，也正因如此，大家反而更加忐忑不安起来，毕竟未知才是最容易使人恐惧的。
朱翊钧不说话，戏班子不说话，在旁边早已忐忑好半晌的李昖更不敢说话。时间仿佛莫名其妙的静止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不同的不安。
似乎过了许久，也似乎只是一瞬，朱翊钧忽然深吸一口气，转头朝李昖问道：“吴越春秋……是一出好戏呀。恭顺王，你看越国算不算好封地？”
李昖大吃一惊，竟吓得一下子滑落座椅，干脆也就顺势扑倒在地，口中忙不迭拒绝道：“皇上！臣一心仰慕王化，实不愿离开神京半步，如今惟愿不要封地，只想留在京师，以期能不时面圣，聆听圣训，脱却朝鲜乡野流俗。”
李昖为何吓一跳？当然是被朱翊钧“越国”二字吓的。《吴越春秋》嘛，吴国可是最终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给灭了的，这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他李昖的处境着实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任谁站在他现在的位置都免不得怀疑朱翊钧是将他比作勾践了。
他李昖若是勾践，那谁是夫差呢？李昖也是读的中国书，他当然知道太祖皇帝朱元章早年可是称过吴王的。
因此在李昖看来，朱翊钧问他愿不愿意被封去越国，这绝对是一道索命题。只要他敢回答愿意，估摸着立刻就可以等待鸩酒或是白绫了——如果皇帝仁慈，还肯赏他个全尸的话。
不过朱翊钧似乎并不满意他的回答，反而继续道：“越国旧地大抵即今浙江，此处人杰地灵，不仅文风甚盛，且民间殷实、物产丰饶。
以往我天家贵胃也未曾有建藩于此处者，若今使王封于浙江，料必可彰朕视王心腹之意，朝鲜旧臣闻之，想必也能更获宽怀，如此岂非善莫大焉？”
李昖也不知道朱翊钧这话是真心实意还是纯属试探，总之他也不敢赌，仍然坚持拒绝，再三强调自己不愿离京，只希望待在皇帝眼皮子底下，以期能“日沐皇恩”……
这当然是屁话，其实他不过是自证心迹，表示我就留在皇帝陛下您随时说杀就能杀的地方，这您总能放心了吧！
朱翊钧见他再三坚持不就，不由得叹息了一番，道：“不想恭顺王如此爱这燕地，着实令朕意外。只是，国家自有规制，长留京师难免被人诟病。朕想着，那就给你封得近一些好了。
不过，北直隶按例不设藩王，既然就近，只好去山西……那就去蔚州吧，此处离京师最近了，恭顺王以为如何？”
李昖哪敢说不，当然连称吾皇圣明。其实他也知道，蔚州离得近自是不假，但朱翊钧让他去蔚州根本不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
蔚州自然属于山西，但这个山西北方的州出于大同巡抚辖区，乃是重兵云集之所。
具体怎么个云集法？它西北是大同，东北是宣府，西南是太原，东南是保定——四大巡抚区围绕着它。周围一圈数十万大军，还要怎么个“重兵云集”？
莫说他李昖现在无兵无将，就算他还是朝鲜王，把此前朝鲜在壬辰之乱爆发前的二十万大军都带去蔚州，那也根本不够这四大巡抚区一顿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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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说下近况，之前去妻子家参加葬礼，刚去，第二天又老了一位老人。三天后刚回，马上接父亲电话，说外公住院了。外公是心脏病，此前十几年已经用过两个心脏起搏器，这次住院更麻烦，因为一去医院还特么阳了，现在家里轮流看护中……
另外，不必担心书会烂尾，我思路清晰得很，没有写不出来的问题。这里还可以稍稍剧透一点，马上沉一贯还会找到一个极佳的绝地求生机会。
第283章 正国本(十八)除根
在皇帝陛下一通操作下，恭顺王李昖不仅十分顺从的表达了对自己就封蔚州的充分理解，并且连连道谢，感谢大明皇帝陛下体谅他期望亲近神京的执念。
当然，这些都是场面话。
有了朱翊钧那番“封于越国”的震慑，李昖哪敢对封地挑三拣四，能有个安身立命之所就了不得了。失国之君，能苟全性命已是幸事，何敢奢求许多。
不过，至此就要说一下朱翊钧为何今天召李昖来谈封地之事了——因为朝鲜建省这件大事已经基本完成。
朝鲜总督顾养谦、朝鲜巡抚张左治、朝鲜总兵戚金三人已经联名上奏，表明朝鲜建省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然就绪。
根据他们的奏报，朝鲜方面如今除了他们三人的督、抚、镇三大衙门之外，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大衙门，现在也都选好了地址，挑好了辅官与左吏，只等朝廷选派三司主官到任了。
以上这些，正是按照此前高务实的设计来操办的。建省这种事并不是只要有了总督、巡抚和总兵就算完，毕竟这三位的职务安排只是“顶层设计”，其下还有各级官吏都要逐级安排，而其中三司就是仅次于督、抚、镇三大疆臣的要员。
三司以下还有各道、各府、各州县的主官都要一一安排，这些事现在也基本算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东风，就是吏部派官员到任，而所谓万事俱备，指的是他们的辅官左吏已经提前到任。
为啥辅官左吏能够提前到任呢？因为根据高务实之前的指示，以及朝廷后来的追认，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朝鲜除督、抚、镇三位之外，三司以降的各级官员都是按照“主官由吏部选派，辅官及左吏自当地遴用”这个规矩来的，各级主官上任时只要带上师爷等幕僚就好——当然，你自己要带家丁那是你自己的事。
高务实这样安排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以较大比例的当地官员、吏员来充实本地衙门，降低朝鲜当地人对新官府的抵触；二是避免朝廷选派的官员对当地情况两眼一抹黑，甚至因为语言等问题而导致根本无法有效形式治权。
之前说过，朝鲜上流社会基本都会汉语，但普通老百姓可就不一定会了。所以，至少在一定时间以内，必须有朝鲜当地人大量充实官府才能形成有效治理，否则就可能政令不出衙门，把“统治”搞成“统而不治”——那等于白忙乎。
由于朝鲜内附是朝鲜朝廷自己选择的，其各级官员也基本都很配合，再加上明军主力还留在朝鲜，因此倒也没什么人敢跳出来闹事。及至如今，以上这些事基本都搞定了，剩下的事基本可以看做是扫尾工作。
既然朝鲜当地最关键的任务已经完成的八九不离十，那么朱翊钧当然得把李昖本人的安排尽快落实，以便配合朝鲜建省，杜绝有人利用他“久不获藩”而质疑大明朝廷直辖统治朝鲜的合理性。
当然，上面说事情基本搞定，毕竟还有个“基本”二字，换句话说就是还有一些事情是需要继续进行的。因此，听曲之后，李昖告退，朱翊钧立刻传了口谕，让王家屏、高务实二人至乾清宫面圣。
本来，朱翊钧是打算去文华殿宣他们二人前来召对的，不过御医们认为皇上前不久才咳血晕厥，虽然目前看来恢复得挺好，但还是不宜冒着寒风到处走动，因此只好劳驾二位阁老多走几步，来乾清宫面圣了。
高务实倒无所谓多走几步，王家屏身子骨也还凑合，因此收到司礼监转达的口谕之后便一同出发前去面圣。说起来，他们两人对于有机会单独聊上几句，其实心里都还挺乐意。
两人先是就调查翊坤宫之事交流了几句，很快便把话题转移到今日召对的主旨上，也就是朝鲜方面的后续扫尾工作。
王家屏先开口道：“日新，依你之见，朝鲜方面后续还有哪些要事是需要着重处理的？”
“朝鲜建省之后，愚以为有三件大事最为紧要。”高务实作为朝鲜内附的主要推手，对于朝鲜建省之后该做些什么，自然是早已有了腹桉的，因此说话间胸有成竹，侃侃而谈。
“其一，军事架构常态化……哦，我是说，要尽快把驻军方案固定下来，以此始终确保朝廷对当地一些仍然可能存在的反对者维持足够的威慑力，使其摄于我军军威而不敢轻易造次。”
王家屏点头道：“日新此言甚是。正所谓夷狄畏威而不怀德，朝鲜虽然久沐王化，不能算是完全的夷狄，但毕竟自唐后便不复为中国熟地，今番内附，其心亦未可知，若无大军震慑，终归难言稳妥……不知日新对这常驻朝鲜之军有何安排？”
他前面的话说得很符合首辅身份，但最后一句却多少有点……你自己才是首辅，怎么好问高务实这个三辅“有何安排”呢，这不是你该安排的吗？
当然道理是这个道理，但王家屏在内阁本来就势单力薄，至于威望，虽然不能说没有，但恐怕难言超过高务实。再加上，现在他早就认定自己即将卸任，而高务实正是下任首辅的必然人选，因此他根本没觉得自己这一问有什么问题。
高务实倒始终恪守身份，先道：“元辅言重了，务实左官尔，岂敢言安排？只是刚从朝鲜回京，对当地之事多少有些考虑，正要向元辅进言说明。”
王家屏闻言，深感欣慰。
他当然知道高务实这话其实也不过是场面话罢了，然而问题是，当满朝上下都知道高务实即将成为首辅之时，其仍能恪守本分，言语之间无一丝一毫逾矩，依旧对自己这个本就有些有名无实的首辅保持尊重，这就很了不起了，当得上一句居功不傲、老成持重——尽管高务实在朝廷高层里绝对是罕见的年轻。
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招人喜欢，王家屏心里更是感慨，觉得高务实能以未及不惑之年便走到这一步，除了三代首辅之余荫、自身学业事业之成就外，这种始终恪守礼法而形成的人格魅力，也必然是其成功的关键。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王家屏哈哈笑着，摆手道：“日新无需如此，你已是我朝二百余年来人臣之仪范，无论德才，皆称完美，你有何所想，只管道来便是。家屏所以相询，不过是打算等皇上发问之时能配合好你罢了。”
“承蒙元辅谬赞，务实不胜惶恐……”高务实正打算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自己某某方面不如某位前朝贤臣之类，却见王家屏连连摆手，只好把话咽了回去，开始说正事：“关于驻军，目前来说，有两个方面需要着手。”
“其一，戚总戎所部野战之军。就目前而言，其麾下所部都是尚未撤回的援朝大军，总计仍有十四万余。这支大军用于震慑朝鲜自然是足够的，但他们出征已久，又各因战功而获封赏，免不得思乡日切，是不能久留朝鲜的，必须另外派军轮戍。
另外，这里头还有个问题。戚总戎是新晋总兵，此前只是挂参将衔，目前援朝大军中有不少将领原先都比他资历更老。这其中一些戚家军老将倒还罢了，看在定海伯(戚继光)的面子上，自然不会为难他，而与定海伯无甚交情的那些将领就不好说了……
因此，愚意以为当先撤回那些非戚家军将领所率之兵，同时从国内征调一些威望不高的年轻将领至朝鲜，以免将帅不和。”
王家屏点头道：“不错，日新所言甚是。不过有一点不知日新是否有过考虑，朝廷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派驻之兵，不可能只有南军，必然是南军北军各有部分，而这南北两军往往会有矛盾……
当初李如松在平壤之战前后，可就因为这南北两军的矛盾，差点闹出大乱子来。戚金与李如松都是将门出身，而他比李如松还要年轻，届时可不要闹出什么事端来……这一点，日新你可千万和他交待明白，一定得让他知道轻重。”
王家屏这番话说得很清楚，朝廷在朝鲜派驻的大军当然不可能只有北军，也不可能只有南军，这其中的道理是很简单的，甚至不必明言。
然而，南北两军常常会闹矛盾，这时候如何平衡就成了统兵大将的麻烦。一般来说，是需要镇帅能和得一手好稀泥，这就比较考验做人做事了。通常来讲，年纪大一些将领比较会干这活儿，年轻将领则容易以自己所属而护短，比如李如松当时。
不过高务实倒不担心，他笑着道：“戚金虽是南军，但他其实更像北将——元辅想想，他从军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可都是在九边轮戍，与北军之熟悉绝非寻常南将可比。当然，该交待的事，务实自会交待。”
戚金什么的，王家屏其实连见都没见过，不过既然高务实这么说了，王家屏也就相信他的眼光，更相信他的“交待”。毕竟，戚金在高务实麾下的时间可不短，不可能敢违背高务实的交待。
“好，那么其二呢？”王家屏这是同意了。
“其二就是朝鲜都指挥使司。”高务实道：“朝鲜都司目前是由副总兵张万邦兼任，此人是愚一手提拔而至今日的。”
王家屏点了点头，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张万邦不仅是高务实一手提拔，而且曾经立下过几次重要功劳，其麾下虽为步兵，却是明军中“以步制骑”的模范军。而在这次援朝之战中，他又平定了权栗之乱，由此得以晋升副总兵。
不过，王家屏不知道高务实先强调这一点是什么用意，不由得有些疑惑地看着高务实。
高务实坦然面对王家屏疑惑的目光，道：“无论是戚金，还是张万邦，留他们在朝鲜，其实都不只是为了震慑朝鲜当地之人，还有一件事元辅千万要记得……女真移镇。”
“哦！对对对，还有女真移镇之事……不过这和戚金、张万邦有何关系？”
高务实正色道：“非是务实自负，当前女真实有两强，一则叶赫，一则建州，而叶赫服我，建州畏我。
戚金、张万邦二将皆久镇辽东，叶赫与建州既知二人勇名，亦知其背后正是务实，于是以此二人搭档于朝鲜，更能使女真各部不敢趁乱相争，待其各安其地，久之才好为我所用。”
“原来如此。”王家屏颔首称是，又问：“那这和都司有甚关系？”
高务实道：“都司原该于当地军户组成，但朝鲜本无本朝军户之说，如今也不好骤然划拨，因此只得采取其他措施。”
“何等措施？”王家屏直觉这措施可能于国朝制度大有不同，不由得表情有些慎重。
高务实道：“一半由国内失地军户新编而成，一半由女真诸部抽调。”
王家屏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陡然睁大眼睛：“由女真诸部抽调？”
所谓都司之军，其实就是卫所军，这制度虽然早已破败不堪，但无论怎么说都是大明军制的基础。现在高务实建议朝鲜都司一半由国内失地军户新编而成，一半由女真诸部抽调，前者在执行层面虽然也可能有一些麻烦，但至少原则上是没问题的，可是后者就太石破天惊了。
王家屏震惊地看着高务实，道：“女真夷狄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岂能用之于卫所？”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高务实却道：“若朝廷始终视女真为夷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辈，则女真即便再如何服我畏我，却始终也只能是夷狄，只能始终自外于朝廷，永远成不了自己人。”
高务实微微抬起下巴，傲然道：“女真阖族不过数十万，其被移镇朝鲜之后更是势单力孤，除了心向于我，再无他路可走。如此良机，岂容错过，正是将之彻底收服之机……倘使策略得当，愚以为百年之后，天下将再无女真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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