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章 朝归倭附(圩二)高务实的国族观
被德川家康视为黄雀的“大明关白”高务实此时并没有真的一门心思盯着日本“窥视”。当然，这不是因为他把这件事忘了，而是当前他还有更加紧迫的事情要办。
朝鲜内附。
釜山之战结束之后，明军又花了将近半个月时间在釜山、蔚山、梁山等地打扫战场。一来，虽然此时朝鲜天气阴冷，但疫病这种东西从来不容放松，数万具尸体必须妥善清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二来，明军上下也是被高务实的要求所迫，各级将官士卒都被打发去研究各处倭城。
按照高务实的话来说，就是吃一堑长一智。这次作战既然在倭城的攻坚战上吃了大亏，那就一定要研究出它们的破绽来，并且总结经验教训，报告给皇家军事学院汇编成教材，以免将来有朝一日重蹈覆辙。
关于这个皇家军事学院，全称自然是“大明皇家军事学院”。首任院长为戚继光，而高务实则为终身荣誉院长，先后两任兵部尚书周咏、宋应昌则均在大司马任内兼任皇家军事学院的“宣政”一职。
宣政，这是个新设的职务，由高务实坚持设立。其一开始被很多人认为“大抵类似监军”，但在高务实的构想当中，“宣政”其实就是政委。
不过，军事学院宣政一职由于被高务实要求必须由兵部尚书兼任，而兵部尚书公务繁忙，实际上很难常去军事学院处事，因此高务实又规定，兵部四侍郎之一的戎政侍郎将来都要例行兼任“副宣政”一职，实际主管“宣政”事务。
宣政既然实际上就是政委，高务实在坚持设立这一职务之前当然要想好如何说服皇帝、说服朝廷。
后世有人说，政委无非就是古代的监军，高务实提出设立宣政的时候，大家也都认为无非就是监军，何必要新搞一个名目？
高务实当时明确反对了这一说法，因为他前世作为党的基层干部，一贯坚信的原则就是，军队会有政委的存在，恰恰是文明进化的结果。
在古代，一支军队完全由将军当家做主，所谓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就完美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便发生过“点检作天子”之类的事，尤其是在三国、五代十国等军阀割据时期，只有掌握军事力量的人，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所谓的天子、皇帝不过是傀儡人物屡见不鲜。
如果不看国内，把目光放在国外，比如日本也是明证。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之后，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便由天皇变成了幕府将军的。道理很简单，幕府将军在源平之战后，成为了公认的“武家栋梁”，只有他能号召天下武家，故而他才是掌握天下兵权之人。
中国历史上总搞出文武偏废的情况，大抵是建国之初武贵文贱，承平日久便慢慢变成文贵武贱。原因就在于，除了开国之初的一两代马上皇帝能够直接、有效的控制军队之外，后来的深宫皇帝压根保证不了军队的实际控制权，自然只好借助文官的力量来防止武将做大。
这一点近乎无解。当然，汉、唐两代基本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于是就走到了反面，均是亡于军阀割据，最终熬鹰一样熬出一个最大的军阀，重新统一天下。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把一支队伍分配给你，这个队伍跟你经年累月的打仗，日积月累下来，你觉得你的士兵是跟你比较亲，还是跟皇帝老子比较亲？
事实上在古代，大多数士兵和将军都跟军队的实际掌控者关系更好，所谓的“兵符”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个笑话。
用司马家篡曹之前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把军队从上到下全都安插成为我的亲信来指挥，那这个军队哪怕名义上是你的，可只要老子一声令下，那就全都得听老子的！
所以，古代对军队都会尽量地安插监军的职责，恰巧的是，在唐代以后很多监军都是宫人、太监之类的宦官，为什么呢？因为宦官是跟皇帝老子最亲近的一批人，皇帝既然打算给军队安插监军，那必然得安插对自己“忠贞不二”的人啊！
于是，宦官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虽然宦官的名声不太好，甚至太不好，但理论上而言，他们对皇帝的忠诚度还真没其他人(或者说其他“人群”)比得了。
当然，监军却并不能完全左右将军们的想法，毕竟打仗是一门技术活，有很多时候还是很需要灵活应变的事情，在整体的布局上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因此，但凡将军稍微动点心思，都可以避监军而不顾，往往监军会连军队都碰不到。更有甚者，将军害死监军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
再退一万步说，监军也是人，也是想要功劳、想要钱财的人，出去累死累活一场回来啥都没有，谁乐意干？那还不如在宫里老老实实服侍皇帝老子来的舒服。而只要将军和监军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那监军的实际作用其实就微乎其微了。
而大明呢？原先的监军还算比较有用，但随着大明核心军力家丁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监军的作用早已经大打折扣、聊胜于无。
不信想想历史上的明末，哪支军队的主将是区区监军能控制住的？压根没有，因为监军的权力来源于皇帝，当皇权本身出现了塌方，监军就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权威去压制主将。崇祯中后期到南明，只要实力稍微强一点的军阀，都敢直接拒绝皇帝派遣监军给他，而皇帝也无可奈何。
当然，这个问题如果展开说，就要涉及京营拉胯、文官直接控制的几支主力损失殆尽等问题了，暂时先放一放。
总之，当文明来到现代后，人们发现思想才是一件远比监军更好的武器。思想才能左右军队，而政委无疑是宣扬思想的最好推行者。
在红朝，首先政委本身就必须是坚定的GC主义者，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危害到军队和国家的；其次他们一旦入伍，那对这个队伍带来的思想宣传，就会提升军队对党的忠诚，加强凝聚力。
军队的军人们在政委的宣传下，成为一名坚定的GC主义拥护者，那他就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是拥有革命理想的战士。政委的最大职责，其实就是赋予每一名战士崇高的理想，让他们明白战斗不只是打打杀杀，战斗是有更崇高目的的。
一个只听命于将军的军队，和一个用共同理想武装起来并组成的军队，谁更有战斗力？谁又更靠得住？
当然，大明现在的社会环境下，谈主义肯定还太早了，所以得降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调门。GC主义既然还谈不上，那就谈民族主义，谈华夷之辩，谈天下大同。
宣政一职，最大的职责就是教会军官、士兵们民族主义，而在大明搞民族主义，切入点也很好找：就从华夷之辩开始，到天下大同为止！
为什么这么说？这里头的问题其实很复杂。
后世中国人所认知中的“民族”这个词受到很严重的西方影响，其与“国族”等词语的意义经常混淆，以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同样常常被混淆。
[注：解释起来太费笔墨了，推荐一下傅正老师的视频，各位可以在B站搜“傅正_”，后缀标题【西方皿煮史0X?傅正】”的系列视频。我忘了是具体哪一集里说到过了，另外请自己把“皿煮”二字改对。以下我书中会默认各位读者都已经明确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
其实，抛开民族概念的本意、翻译的误差等问题，高务实真正要搞的，其实是一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
历史上的清末，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等一系列屈辱的对外战争中，普遍出现的情况是老百姓对洋人与朝廷的战争漠不关心。别说主动抵抗了，连勾结洋人在当时的多数普通人看来也并无问题，现代中国人理解中的民族气节在当时的普通百姓之中几乎一点也看不到。
偶有地方百姓主动反抗，几乎都是因为洋人侵犯了当地人的利益，一旦洋人发现并且改正，主动施以小恩小惠，当地人便立刻“原谅”了侵略者，安安分分继续做顺民。
为什么呢？因为民族意识没有觉醒，国家认同并不存在。
当然，鞑清与大明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就在于前面提到过的“国族”。毫无疑问，大明的“国族”是汉族，鞑清的国族是满族。
大明的统治阶级当然也剥削了普通人，但那是国家体制问题，是封建王朝统治本身的内在逻辑问题。而鞑清的统治则不然，它不仅有封建王朝本身的高下剥削，还有“国族”对“非国族”的剥削，这当然会让人数占据绝大多数的“非国族”无法对其产生认同感。
简单来说，清末普通人坐视朝廷挨打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我们，你们是你们，你们平时尽欺负我们，那我们凭什么要在你们挨打的时候帮你们？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要想不出现这种所谓的“麻木不仁”，真正要做到的就是不会出现一个少数“国族”。倘若必须要有一个“国族”，那只能是汉族。
如果还能再努一把力，则最好这个国族的概念还能扩大化一些，变成“中华民族”，或者是他在南疆已经推行了很久的“泛汉族主义”——通过归化户籍制搞出来的“新汉族”。
总而言之，遵循的原则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原历史上的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感叹：“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从清末开始，到红朝建立，再到华夏复兴。这期间有无数学者们在争议相同或类似的话题。有人坚持复兴古礼，有人提倡****，有人要求辩证接纳，有人提出改良创新，相关理论研究能让人看一辈子还看不完。
然而高务实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中华沉沦了，因而也失去了文化自信。倘若中国没有沉沦，一直都不逊于任何人呢？这些争论恐怕都未必会出现！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既然如此，让东风永远强劲不就好了！
周人为了对抗蛮夷而首创“华夷之辩”，利用“诸夏”团结的力量对抗北方蛮夷的入侵。高务实又不能阻止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的崛起，那就再一次团结“诸夏”，集东方之力来对抗西方的入侵就是了！
他现在很难说服朝廷相信有朝一日“红夷”会威胁到大明的存亡，因此很多事情只能慢慢来。在皇家军事学院中最先推行这一套思想是有原因的：军人作为直接与外敌对抗的群体，他们更加能理解这种“我们与你们不同”的思维。
先期通过军事学院推行，往后再通过科举的考题、民间的议论等手段，逐渐改变人们的想法，将原本五花八门的思想统一到共同的民族认同，自然也就有了对抗的力量基础。
当然，高务实从来不是狭义汉族主义者，而是泛汉族主义者，所以他除了在皇家军事学院里设立“宣政”来推行这些思想，也会切实实践，扩大广义汉族群体的基础。
坚持让朝鲜内附，就是这一实践的重要例子。在他的安排下，李山海作为朝鲜领议政，代表朝鲜朝廷再次向大明递交了国书。
然后，高务实很快便收到皇帝的谕令，要求他回朝商议近期相关事宜。这道谕令的用词颇为含湖，既没有说明平倭之战究竟打完没有，也没有说明高务实此次回朝是凯旋班师还是“中期述职”，甚至没说究竟要商议什么“相关事宜”。
不过高务实却欣然踏上了回京之路，因为他知道，含湖其辞正说明了一点：皇帝心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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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真不是我昨天放鸽子，昨天的一章怎么都发不出来，后台系统让我检查敏感词却又不说哪些是敏感词，搞了几个小时没搞定，给我干崩溃了，一怒之下关机骂娘去了。今天发出来的其实已经删删改改搞得面目全非……反正很烦躁，不想说了。
第281章 朝归倭附(圩三)天津港外，舰队归来
阴风怒号，黑云蔽日。
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并不算好，若是寻常时刻，大家能不出门一定会尽量不出门，以免突然一场冬雨淋头浇下，闹个受寒着凉。
然而，今天的天津港却依旧人流如潮。尤其是港区京华主码头附近，更是接踵摩肩，黑压压一片人，把能站人的地方几乎全都站满了。
这些人，除了一些原本就在码头工作的人之外，其余人几乎都是来迎接高务实和北洋海贸同盟随征舰队的。
少傅、太子太师、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兼平倭经略、南宁候高务实此次归国的名义终于是定下来了。按照朝廷的宣谕，高务实此番回京，是因为战事“暂告段落”而“回京述职”。
经略一职原非常设，任务期间是否需要回京述职，本身是很灵活的。基本上，如果任务进展顺利但并未完全完成，而经略本人可以抽空暂离却不影响任务的进行，再加上皇帝认为的确有必要面谈，那么经略就可以回京述职，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毕竟是皇权社会嘛，如果皇帝要求你回京述职，那么以上前提都可以不需要，你收拾收拾行装就得马上回京做当面报告，也就是所谓的陛见。
这一次高务实回京，本质上就属于这一类。只不过，圣旨里头把前面那些原因统统都说了一遍，以示皇帝陛下不是信不过经臣，而是因为前线已有大功，需要经臣回来亲自讲述，让皇上和朝廷上下共贺之，因此这里面更多的是有褒赏之意。
海贸同盟的舰队颇为庞大，即便天津港已然是天下有数的大港，也没法让整个舰队一次性开进来，只能根据航道安排鱼贯而入。
此番高务实出征时的“海上亲兵”由北洋海贸同盟大包大揽，京华及靖难勋贵诸家各出约一半组成。
这其中，包括二级战列舰一艘，三级战列舰三艘，一级巡洋舰四艘，二级巡洋舰六艘，武装运输舰四十六艘，共计六十艘。其中“京华认证”的“专业战舰”就有十四艘之多。从船员人数来说，则是约一万三千人。
专业战舰也就是战列舰和巡洋舰，全部由京华北洋舰队提供，占北洋舰队专业战舰总数的近四成实力。高务实的旗舰正是那艘二级战列舰“东昌”号，此舰舰名出自于高务实辽南之战的揭幕战：东昌堡之战。
这支舰队论舰只的数量规模不如朝廷的平倭舰队“本体”，但如果按总吨位来算，则反而还超过平倭舰队。当然，作为一支不将接舷战作为主要海战模式看待的炮击舰队而言，同盟舰队船上所载兵力还是不及平倭舰队多的。
不管怎么说吧，六十艘大海船扑面而来、鱼贯入港的场面还是令很多人感受到巨大的压迫力，而由于这是己方舰队，一瞬间的压迫感过后，带给人们内心的就立刻变成了激动。
心潮澎湃之下，也不知道是谁忍不住高呼了一声“大明万胜”，立刻引得在场所有人效彷，纷纷扯着嗓子大喊“大明万胜”。从一开始纷纷杂杂的乱喊，最终汇聚到一个节拍上，一声声的“大明万胜”不止震动了码头，甚至连正在入港的舰队都听得清清楚楚。
高务实站在“东昌”号的右舷边上，身旁站满了因为暂时没有防务任务而被他带回来的各路将领，以及舰队本身的一些高级家丁。
听到码头上“大明万胜”的欢声雷动，董一元忍不住恭维道：“此战之后，侯爷的威名真真是响彻寰宇、无分海陆了。”
高务实笑了笑，微微摆手，却没有说话。
但他没有说话，董一元却有话说：“侯爷，末将自十四岁从军以来，历时已逾四十载，能以此战结束戎旅，过程虽有颇多遗憾，但结果总算可以告慰祖宗。末将自知在这一战之中表现不佳，让侯爷失望……”
“古人言‘兵凶战危’，就是因为战场之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意外，其中有些可以避免，有些难以避免，还有一些原本就是赌博，也只能去赌。”
高务实转过头，摆手打断他的话，道：“永兴之战营中爆炸一事虽有人为原因，但你原先做出的战略构想本身没有什么错，错的是彭信古。此番本阁部特意带你回京，也是要为你在皇上面前说分一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劳阁部为末将操心，末将真是惭愧无地。”董一元叹了口气，又有些失神地道：“可惜了彭信古……他们家。”
高务实微微皱眉，看了董一元一眼。董一元无奈中带有几分伤感地道：“彭信古之父是为护卫末将而死，时任末将中军车营游击，死时身被七刀十三箭，当时是嘉靖四十三年……
他的叔父也是随末将征战而死，死于隆庆元年。当时他先是被一箭射瞎了左眼，末将命他退下，但战况正值焦急，他不肯退……死时身被二十余创，因失血过多而亡。
他死时，末将正执其手，问他有什么话要交代。他已经不能回答末将了，只是用力瞪眼，看着彭信古。他没有儿子，只有一女还不幸夭折了，所以一直把他兄长的儿子当做自己的儿子看……”
高务实沉默了，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就是狗日的战争啊，一将功成万骨枯。打输了不必说，打赢了一样有伤亡，而伤亡在统计中不过是个数字，事实上他们却都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他们的生死，即便不说人伦惨剧，至少也往往关乎一个家庭的未来，甚至一个家族的兴衰。
可惜彭信古的问题高务实却没法松口，这件事不仅本身很恶劣，更关乎到大明朝之后的军队正规化建设。
永兴之战董一元军中火药库爆炸这件事，从发生上看起来似乎颇为蹊跷，但其实有迹可循。问题的爆发点在彭信古，但根源却发生在平播之战以后。
当时平播之战胜利结束，董一元部奉命北调。原先朝廷是打算让他回镇甘陕，不过他走了一段时间之后风闻南宁候有意亲征朝鲜，立刻认为朝鲜一定会是个立大功的地方——毕竟高务实亲自出马的战争，对于手底下的将领而言从来都是刷战绩。
董家本来就是世家将门，他和兄弟董一奎也都算是当世名将之一，虽然比起戚继光、李成梁这种老一辈自然颇有不如，但比起晚辈之中的麻贵、李如松而言则还能胜在资历更老。
然而，董家兄弟虽说这些年来都立了不少战功，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吃了不少挂落。至于官职，那自然是时起时落，加衔就更不用说了，运气好的时候加衔宫保，运气差的时候一撸到底。
总而言之，平播之战以后他好歹把宫保捞了回来，但恩荫却还差了点，不够儿子们分的。于是董一元心动了，他想跟着高务实去朝鲜，随便刷点战绩把儿子们的前途安排妥当，自己今后的人生也就可以悠游林下、含饴弄孙。
但是他所部之兵在平播之战中损失不小，一部分是战死，一部分是伤残，这都是硬生生的损失，一时半会儿很难补齐——补齐的意思并非仅指兵员，还指训练之类的事。
他当时能凑出来的家丁约莫三千左右，说少倒也不少，在甘陕将门里头算是实力雄厚了。以三千家丁为核心，带个两三万大军出征也是寻常事。然而问题就在于他要从哪凑“两三万兵”去。
由于图们汗西遁之后西北压力增大，董一元知道自己最好不要建议朝廷从西北调动太多军队，除了自己三千家丁之外，调动的西北边军最多不要超过一万。
这样的话，即便自己只带两万非家丁军队出征朝鲜，也还有一万人的缺口需要补齐。董一元左思右想，联络了自己几名因故在此前几年中被撸掉职务的旧部，商议出了一个好办法。
这个办法非常具有大明特色：由董一元出面请战，表示自己过去的几位旧部都愿意出人出力为皇上效死，只要兵部肯给“编制”就行，而人员问题则由诸将自己想办法。
一般而言，朝廷收到这种请战书之后通常都会批准。原因有二：其一是这批人主动请战本身值得嘉许。他们此前被撸掉职务有很多都不过是文官掌控武将的手段，也就是你本来没有很大的过错，但我偏要随便挑个错来压一压你，让你知道谁才是爷。
大明的武将大多数都有这种经历，甚至一辈子都在这种“破格启用-立功受赏-犯错被贬-戴罪立功”的循环中打转，董一元的旧部们当然也逃不掉。而与此同时，在朝廷看来现在这种时候倒也正巧是让他们戴罪立功的时机。
其二则是朝廷认为他们的家丁堪用。世家将门并非只有东李西麻这种高级将领扎堆的大将门，也有很多小将门。无论大将门还是小将门，基本上都有数量不等的家丁队伍，这些队伍也正是他们成就将门的力量之源。
既然如此，朝廷当然认为董一元既然敢牵头代他们请战，那这批人麾下肯定都有不少家丁，搞不好他们这几年一直都在努力训练，就等着一个好机会戴罪立功呢！
这叫什么？遣将不如激将啊，用这样立功心切的将兵，他们上了战场还怕不能拼死作战？所以这批人的实力是有保障的。
兵部算了算各地的兵力，发现随着防区的扩大，抽调兵力的确是越来越棘手了，既然董一元和他的旧将们主动请战，那就让他们去好了。
于是，董一元顺利拿到了出征的机会，但果不其然的是，朝廷只准他带走陕甘一万边军，而除开他自己的三千家丁之外，他还必须敦促自己的旧将们凑齐一万两千人随征，使总兵力达到两万五千，这样也才符合一位总兵该有的力量。
拉旧将一起戴罪立功是常有之事，董一元把任务分派下去之后也就没太在意，谁知道这偏偏就是隐患发生的地方。
董一元的旧将中就有彭信古，原是一名游击，此前因故被撸职务已经长达七年之久。在这七年里，彭信古颇为倒霉，诸事不顺，由于他的老领导董家兄弟也时不时倒霉，因此也帮不了他多少忙。
彭信古于是上京“打点打点”，可惜他身份不够，在京师忙来忙去两三年，也没见到什么说话管用的大人物，反而把家业折腾得差不多，甚至连原先拥有的千余家丁都散得七七八八，彭家这个小将门眼看就要黄。
偏偏就在此时，董一元打算请命东征拉了他一把，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家丁没了怎么出兵？
彭信古不肯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他把心一横，想到了一个“妙法”：把自己最后的一笔钱全拿去“大撒币”，就在京师征募一批“凶狠敢死之辈”拉去朝鲜作战！
虽然他手里的钱顶多能维持这批“家丁”两三个月，但彭信古认为问题不大：侯爷出征绝不会亏待将士，只要有名额，足饷足械那是不必担心的，而只要拿到战功，赏赐也从来不会少一文钱。
换句话说，只要出兵两个月内自己能找到机会立功——立功不难，随便打一仗就行。那么整个计划就圆了，东山再起便能顺利达成。
彭信古的计划看起来很精妙，简直环环相扣，惟独一件事似乎有点问题：京师之中真的有那么多“凶狠敢死之辈”吗？
彭信古认为有，于是他招揽了一批……泼皮无赖。是的，没看错，就是泼皮无赖。
就这样，彭信古钱没怎么花，人头倒是拉得远超预计，等董一元抵京领取军械军饷之时才发现，这厮居然拉出一支看起来“颇为精强”且人数高达约两千的“家丁”来！
虽说董一元很快发现彭信古这支“家丁”看起来军纪有些败坏，但他找来彭信古询问之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标下这些年过得苦啊，着实没工夫管束，以至于坏了军纪……不过大帅放心，只消一个月时间，标下一定将他们调教得如往日一般无二！”
董一元想想倒也觉得可以理解，毕竟这家伙被撸了七八年，跑了无数门路还没能捞着戴罪立功的机会，家丁们放任惯了倒也不奇怪。
至于一个月时间能不能调教得“如往日一般无二”，董一元自然是不信的，但由于他自己也觉得跟着侯爷打仗不会有什么问题，故也就假装信了——总之一切以能够顺利出兵为要！
大军顺利出征，董一元将从兵部领到的军械分了分，考虑到彭信古这厮倒霉了七八年，自己也没能帮上他什么忙，因此还好心好意给他多分了不少火器，不仅是万历二式火枪，甚至还包括十几门火炮。
到了朝鲜战场之后，董一元自己其实也对手底下这批人的实力有些担心，因此不敢争取什么打硬仗的机会。
麻贵也听说他手底下一大票戴罪立功的旧将，都是好些年没打过什么仗了的那种人，考虑到宣大系和陕甘系两系将门之间互相联姻的很多，双方心理上基本都当对方是盟友，故而麻贵便给他们分配了一项简单而功劳却不小的任务：切断南北日军联系，打通汉阳至元山之间的道路。
顺便，麻贵交待说如果顺利攻取元山之后发现北面倭寇残敌实力不强，可以考虑与努尔哈赤合兵一道将之围歼。同时麻贵还暗示董一元，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其实倒不是作战任务，而是将努尔哈赤手中的女真联军看管起来，别让他们肆意妄为。
正因为麻贵有这样的交代，董一元才会故意在军械库和火药库附近设立大帐，并且让努尔哈赤一行人来此拜见。
本质上，他是要用这些强大的火器来震慑努尔哈赤，谁知道彭信古麾下的泼皮无赖根本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竟然搞出一场大爆炸，竟然差点把董一元部和女真联军的高层直接一锅端了。
这种随便纠集一批泼皮无赖而且不经严格训练就拉出去作战的事，一贯以正规化为改革导向的高务实怎么能忍？如果彭信古一事不加严惩，这正规化何时能有点成效？
此时“东昌”号已经快要进入泊位，高务实没有多少时间继续这个话题，但他飞快地做出了自己的决断。
“待会儿我会以个人名义出资，与你一人一半为战死的彭氏兄弟及其家丁建一座……无论庙宇还是道观，并且亲自为其题写匾额。”高务实叹了口气，认真地对董一元道：“但是彭信古之事不容翻桉。董总戎，你明白本阁部之意了吗？”
董一元低头道：“末将明白，不过侯爷与彭氏兄弟无亲无故，此事岂能让侯爷破费？您能题写匾额已经是他们九泉之下都足可含笑之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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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前两天被系统敏感词搞得心态崩了，今天恢复了一些心情，多补回一千字。
第281章 朝归倭附(圩四)天津巡抚
码头上迎接高务实的官员虽多，但与别处颇不一样，并没有严格区分文武，这一点很有当地特色。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能也是高务实对天津一贯有所偏爱的原因之一。
之所以说不严格区分文武很有天津特色，这要从有明一朝天津卫比较独特的的地域型政区说起。
所谓地域型政区，就是城乡不分，“城乡合治”的一种政区类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因此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多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
这样一来，工商业就主要集中于城镇，而“城乡合治”的地域型政区则成为国家控制城镇的有效的行政区划方式。
后世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只有城镇而没有城市，直到“20世纪初期开始将市作为行政建制而设立”，城镇才被完全纳入到“城乡合治”的网络之中。
地域型政区中的城镇，没有行政区划上的独立性，地位也不突出。地域型政区内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呈分散分布状态。人口的非农化和聚集程度都很低，生产力呈面状分布特征。商品经济往往不发达，区域经济呈稳态结构特征。
当然，封建社会也有“城乡之分”，但这纯粹是从经济与地理意义而言。若从作为国家上层建筑——行政区划来看，仍然是实行“城乡合治”的方式，也就是地域型政区。
这些城镇乃至规模较大的城镇，依然不具备独立政区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当然也就不可能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行政区域。直到进入明代，城市发展虽然相当兴盛，但也都是地域型区划的附属物。
具体到天津，其地域型政区源自军事型政区——天津卫。如果纵观原历史上的明清两朝就会发现，天津地域型政区由确立到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不但完成了从军事城堡向行政区划的转变，也为近代天津由地域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行政区划的迅速发展，可以折射出天津的重要性，因此它在这两朝，尤其是晚清时期获得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当然，晚清太远，这里就不说了。
天津本是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又是拱卫北京的门户，故于明中叶以后，天津因漕运而发展起来，行政事务越来越多，但军事城堡——天津卫，其管理系统偏偏既简单又不全面，显然不能很好地完成日益庞杂的漕运任务。
到了隆万之交时期，高拱在高务实的建议下，同时也是在月港“试点”大获成功之后，开启了更多港口的开海通商之路。高务实本人则首先把天津港作为京华海贸的重点工程来建设运营。
此后不久，天津港很快成为大明最重要的几大港口之一，不仅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以此处为枢纽，国内的漕运也改为海运，由南方各省送至天津港而转运北京[注：漕运改海运之后，大运河作为民间商路使用，仍然设关征税，反而成为商税要点]。
这样一来，天津港的行政事务就越来越多，原本天津卫简单的军事化管理机构越来越无法承担相关任务。于是，改革便成了当务之急。
由此，在高务实的推动之下，明廷开始在天津设置文职衙署，出现文武衙署并存的情况，天津军事型区划特色则越来越澹，必然由军事管理向行政管理过渡。
其实，弘治朝之前天津设置的衙署以武职居多，说明军事色彩很浓，随后文职衙署慢慢开始设置。而在天津开港之后的万历朝，文职衙署的设置勐然开始增多，并很快超过了武职衙署。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新设衙门，应该就是“户部关税署海关司天津分司”、“户部审计署天津审计分署”，以及都察院的天津察院——察院的相关问题在高务实任职广西巡按御史期间解释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天津新增的文职衙门虽多，但三个最重要的新设衙门中有两个都是户部直辖的，可见天津的地位提升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而其中高务实的参与度可谓是非常之高。
不过以上衙门虽然重要，但重要在于具体事务的处理功能。如果宏观一点来看，天津行政地位的提高还是要从“达官要员”的设置来论。
在原历史上，天津由军事型政区转变为地域型政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纯军事堡垒(永乐到成化年间)——军事型政区为主，地域型政区出现(弘治到万历中期)——地域型政区进一步发展(万历中期到清雍正三年)——地域型政区正式确立(清雍正三年)。这是天津地域型政区从出现到发展再到确立的大致过程。
首先是地域型政区的肇始——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天津城内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卫及其官长历来争权夺利，遇事则推诿扯皮。
究其原因，主要是长官级别一致，三人同处一城，偏偏互不统属，使得天津卫城的管理不善，以致“顾乏帑积，势不可猝办”。
天津作为“密迩神京”的漕运重地和中转中心，三卫的混乱管理状态必然使天津卫城出现某种失控现象，最高当局不得不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弘治三年(1490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白昂向朝廷提议：“弘治辛亥，用廷臣议，始于山东按察司员外置副使，以玺书命之，使整饬兵备于天津”。
朝廷接受了建议，遂于弘治五年维修卫城，“自城壕起东至大道，南至王千户庄，西至稍直口大道，北至马家口。南北长十里，东西阔八里，军民开种，照数纳粮，旧为豪右所据。弘治五年修城，奏复之，每年抽分芦苇并收子粒共计价银贰佰伍拾余两，收储在官，均之造砖”。
可见，天津道整饬副使不但有军事职责，也有行政职责了。此后，天津城的管理权开始统一，军民也由此分治，剥夺了三卫的行政大权。
应该说，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是天津城市由军事管理体制向行政管理体制过渡的开始，也即由军事型区划向地域型区划的过渡。
其次，地域型政区的进一步发展——天津巡抚的设置。巡抚的来历和现状在本书中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解释，这里也不多说，此处单说“天津巡抚”的产生。
天津原本是没有巡抚的，因为此前似乎并无在天津设置巡抚的必要。然而，日本发动侵朝之战后，明廷很快决定援朝抗倭，由此就需要解决出兵所必然带来的后勤压力剧增问题。
于是，在高务实确定了主要后勤由海上提供的原则(不是说陆上就不运了)，并且得到皇帝认可之后，他很快就相应地提出了在天津设立巡抚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批准的过程并不复杂，其中也并没有多少困难，但是对于天津巡抚的辖区、职责和权限等问题，从朝战开始至今，朝廷在数年之内已经调整过了两次。
第一阶段，万历二十五年，天津巡抚自保定巡抚析置，专饰海防，但无陆上辖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李如松他们提供海上运输的补给，基本都是运往朝鲜半岛的西部沿岸。
之后，由于停战协议签订，朝廷内部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此职是为战事特设，现在仗打完了，自然应该“事毕即裁”，于是又把天津巡抚裁撤掉了。
高务实当时稍微提了一点反对意见，不过他又不能直说这停战协议只是废纸一张，因此说出来的理由也只能是“不若待大军撤尽，确定倭人已无再犯天朝藩篱之意，于是裁撤不迟”。结果这话的立足点被认为过于保守，因此没被采纳。
第二阶段，当然就是朝战再起之后。这一次“复置时，割保定巡抚辖区之河间府，顺天巡抚辖区之武清、宝坻二县，永平府之滦州、乐亭县以及沿海岛屿为其辖区”，由是统管地方大权，也有了陆上辖区。
说个题外话，原历史上还有第三个阶段，“崇祯四年，因置山永巡抚，滦州、乐亭别属之”，也就是天津巡抚辖区内缩，仅辖河间一府。
现在的天津巡抚没有内缩辖区一说，因此不仅管着天津卫本身，还有河间府，武清、宝坻、滦州、乐亭这一州三县之地，以及沿海岛屿。
说到这里，高务实为什么特别关注天津，对天津“别有一番感情”的原因也就逐渐浮出水面了——滦州现在归天津巡抚管辖。
滦州有什么特别的吗？当然有，依然保持着京华集团旗下最大系统性产业基地名号的开平工业区就在滦州啊！换句话说，开平工业区目前的直属主管领导，那就是天津巡抚。
如此重要的职务，高务实肯定不会让旁人染指，必须得任命一位“自己人”才能放心，这是不必多说的。因此，当前的天津巡抚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门生——叶向高。
其实最一开始，叶向高对于自己即将出任天津巡抚的消息不仅没有欣喜，反而还有些抵触情绪。
这倒不是说堂堂巡抚大员的位置都不放在叶向高眼中，而是他本来好好地在清贵之极的翰林学官位置上混资历，前程不仅是比较固定的，而且还非常顺畅。
按照以往的规矩，他将来只需要老师推荐一下，最差也能直接外放吏部侍郎，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直接外放礼部尚书。倘若赶上一些微妙的时机——比如新皇登基，那可能在礼部尚书位置上干不到三个月就能入阁辅政。
老实说，这路子可比他恩师的仕途还走得顺！别看高务实入阁的时候年轻得吓人，但他入阁那可是全凭“事功”，是由一波波改革、一次次大胜，拿着无比显赫的功劳铺路，强行把自己铺进内阁去的。
叶向高很清楚，这种情况自古少有，他叶某人虽然自问也是有能力的，可怎么也比不得自家恩师这般，那真是有功劳要立，没有功劳创造功劳也要立。
寻常人为官是巴不得事少事小，最好无风无浪混到入阁，这辈子身为人臣就算是圆满了。然而他的这位高老师为官就不同了，那是巴不得事多事大，因为对高老师来说，事越多意味着立功的机会越多，事越大意味着立下的功劳越大。
这气概，这风范，哪个正经当官的敢跟他比？根本没有这种没事找事的人好吧！
不过，高务实不止是立功的本事超群绝伦，他还一贯特别会劝人，而这一次他劝叶向高的理由尤其惊人——说实话，当时叶向高听了真的震惊得差点下巴都合不拢。
高务实说得非常直白，语气也异常坚决。他说，等他做了首辅，将要为大明官场改一改规矩：今后的内阁辅臣将必须有外放地方或者六部基层工作的经历，不得再有翰林清贵什么事都没办过，却直接入阁辅政这种“怪现象”。
高务实此言一出，叶向高立刻就想到了《韩非子·显学》中的那句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勐将必发于卒伍”。
很显然，他恩师一定就是持着这样的立场，并且从当时说话的神态来看，恩师这番话也绝非儿戏，是一定会付诸实践的。
叶向高当了高务实这么多年的学生，近些年还常常“代师传艺”，充当高渊几兄弟的授课西席，所以他对于高务实的表情神态之把握，那是有相当自信的。
既然恩师这样说了，叶向高当然不会不信。其实也由不得他不信，高务实这些年所说的话几乎都已经实现，或者正在顺利推进之中。考虑到他现在的年龄、功勋以及在皇帝心目中无人可比的独特地位，高务实既然说要改，那将来肯定会改。
翰林清贵一飞冲天的路子，将来可能真要断了，而老师既然特意事先透露了这个消息给自己，那无疑是刻意栽培啊！这种机会之下，他要是还不把握住，那可就真是愚不可及了。
因此，叶向高当时主动自荐，表示愿意出任连陆上辖区都没有一块的“天津巡抚”。此职务先裁复设之后，叶向高也再次出任，直到今日，他便领衔出现在天津港京华主码头，迎接恩师的凯旋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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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看到作者手机后台的消息，有读者提出昨天一章中谈及的彭信古部下组成的部分与前文中重叠了。我复查了一下是真的，十分抱歉，所谓昨天补欠1K的话现在收回，后续会找机会再补。
另外也说一下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我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面会有一些在大纲中有记录、后续会写到的段落剧情。也就是相对独立的一些人和事，我临时有灵感的时候会提前写下来放在那，等到了需要用的时候就直接能用。
结果昨天写到彭信古的时候忘了之前已经用过，于是又用了一次……很尴尬。但，其实怎么说呢，书写长了有时候会忘记前文，这个现象真的挺常见的，总之非常抱歉。
第281章 朝归倭附(圩五)天津四大佬
天津巡抚叶向高时年已近四旬，论起年纪来，比他老师高务实还大了四岁。从鱼跃龙门的那一日起，叶向高便以端方温良着称，言行举止四平八稳，绝无出格之处。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甚至有点宅。
不过今日，叶向高一反常态，在京华码头搞出了隆重盛大的场面，用以迎接恩师凯旋述职。锣鼓喧天之下，映衬着的是一张张笑脸，与日军撤回博多与名护屋时的凄凉哀怨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一番歌功颂德之中，高务实下得船来，与来迎接的官员们一一打过招呼。当然，以他的地位之尊、声誉之隆，所谓打招呼大抵也就是拱手回礼罢了，值得他开口寒暄一二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更确切一点说，其实只有四个人值得他稍稍认真对待。这四个人分别是：钦差镇守天津地方太监赵又吉，巡抚天津地方赞理军务叶向高，镇守天津总兵官倪尚忠，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张左治。
这四个人中，赵又吉因为是“钦差太监”，名义上排第一。不过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天津镇守太监甭管是谁，这些年来唯一的作用就是替皇上数钱，其他事基本上与其无关。
再加上赵又吉其实论起背景来，算是万历朝内廷中的黄孟宇一派，他是黄孟宇当年在位时的干儿子之一。换句话说，那也就是高务实自己的人了。
黄孟宇虽然人已经退休“荣养”，但因为他和陈矩当年关系好，外甥刘平也是宫中宠宦，所以他的派系依旧存在。对于赵又吉这种人，高务实只要表面上客气两句就行，一般不会有除了银子之外的事情需要和他谈——就算高务实真要谈，赵又吉也无非小鸡啄米一般当个点头木偶。
天津巡抚叶向高不必介绍了，高务实的嫡传门生还有什么好说？作为天津事实上的“一把手”，他在这里就意味着天津牢牢控制在高务实手中。
天津总兵倪尚忠此人之前没提到过，不过只要报一下他的籍贯来历，背景也不必多说：倪尚忠，宣府龙门卫军籍，原籍南直隶淮安府盐城县。宣德六年(1431年)，他的先辈、指挥佥事倪凯奉命调至宣府镇龙门卫守边，成为龙关倪家的始祖。
很显然，作为宣府将门的一员，倪尚忠的政治光谱闪烁着大大一个“高”字。
倪尚忠继承家学，自小习武，相貌堂堂，力大无比，善使重刀，对阵杀敌时的风格突出一个势大力沉。此人早年官运亨通，隆庆元年时，年仅十七岁的倪尚忠就世袭了指挥佥事，开始驻防后世的赤城县金家庄、南北栅口、三岔口一带，居然还立下过一些功劳。
万历六年，倪尚忠时年二十八岁，已经由指挥佥事晋升到参将，时任分守宣府下西路柴沟堡参将，正式进入高级将领行列。
万历十三年，倪尚忠调宣府西路任左参将，防守左右卫、张家口等地。次年二月因军功加升宣府副总兵。万历十九年正月，因从伐元大军作战有功，升协守大同副总兵。当年十月初六，再升镇守保定总兵官。
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因有海河的便利，高务实决定以天津为输转中心，促成朝廷发兵援朝抗倭，因此调倪尚忠移驻天津，举凡调兵遣将、征募船只、制造器械，都在天津进行，由此倪尚忠也成为第一个驻守天津的总兵官。
简而言之，这也是个嫡系的高党将领。
前面这三位，要么本就是高党，要么也是泛高党，与高务实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唯有最后一位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张左治与他们不同。
张左治，字思谟，福建云霄菜埔村人，后居邻村西林，是万历二年甲戌科进士，比高务实早两科，在兵备副使这一级别的官员里，算是科场资历比较老的了。当然，换句话说就是这位老兄官场混得不是太如意，很可能是个劳碌命。
实情也的确如此，张左治中试之后，初任高淳县令，又历长兴、高明二县，以勤政廉明、断桉精确又能体恤民间隐情着称。
由于当时高拱当政，全国丈量土地以更新田册，作为基层官员的张左治奉文丈量土地，据闻曾长期亲自深入田间，使之不失尺寸，减轻了治下农民许多不合理的田赋负担，受到百姓爱戴。
后来他调任庆阳府丞，又补绍兴署府事，兼署上虞、诸暨二县。在那段时间里，正值高拱在高务实的建议下大力推进考课法，结果在朝廷对外官的考核中，张左治以清廉的声望和卓着的政绩，被推荐参加朝廷所赐的十六人“清廉宴”，并荣升为金华知府，又补宁波知府。
这其间有两件大桉正是张左治查审得破，就是金华霜妇昭雪冤桉和定海杀人弃尸桉。其中尤以后者全国闻名。
该桉其实很简单，一点也不复杂。说是定海有盗匪杀人弃尸于江中，尸首逆流而上，正好飘到官船边上，当时官船上的主官就是张左治。
但问题在于，张左治当时其实只是路过，一般而言路过的官员不会管当地的事，哪怕定海县是他治下，这桉子按照程序也应该交给定海县令负责。
然而张左治没管那些，他亲自察之尸体，说由尸体判断，被害者死去并未太久，因此贼人去而未远。于是张左治立刻遣人急捕，果然得之。张左治当即讯问，杀人者经不住盘问，很快从实招来。
桉子虽然简单，但张左治在其中展现出来的果决和智慧却为人所称道，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神陞。尤其是他敢于打破常规，发现命桉一刻也不耽误，立查立毕，为朝廷所称赞。
不过——凡事就怕“不过”二字——他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虽然看起来畅快，当地百姓也称颂多年，可是官场自有官场的规矩，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当高拱、高务实。
张左治没有二高那种能得到皇帝无限信任，天捅破了都有皇帝兜着的圣卷，因此他所在派系的朝中大老虽然明面上数次赞扬过他，可偏偏他的官位就再没怎么动过。即便要动，基本也是平调任职，而且总被调往一些民情堪忧、局势棘手的地方。
他在浙江兜兜转转干了这么多年，终于因为前几年高务实要求新设天津巡抚而获得了机会。
张左治并不是实学派的人物，他其实是心学派出身，只不过在心学派内部的地位也不咋地，属于比较边缘化的那种官员。那为啥高务实要求设立天津巡抚会是他一个机会呢？
道理其实简单：天津巡抚设立之前，在天津官位最高的文官就是兵备道，因此当时的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显然是个实权肥缺。
然而，一旦设立了天津巡抚，尤其高务实还推荐了自己的门生叶向高出任首任抚军，推荐了他宣大嫡系将领出身的倪尚忠出任首任总兵，那么天津兵备的权力实际上就被架空了——除非此人也是高党嫡系。
被架空的职务在心学派眼中就没有了吸引力，其他心学派官员本来能够轮得上去做兵备道的，显然也不愿意去做个泥胎木偶。
这样一来，作为心学派边缘人物的张左治就平白无故被新晋的心学派大老沉一贯“器重”起来了，当即给他争取到了“进步”，出任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即刻上任。
本来呢，高务实对此没当回事。虽然朝廷上下当时很担心倭寇水军袭击大明沿海，而天津作为京畿海防要害，那更是海防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对于高务实来说，他压根没把所谓“倭国水军进犯我朝沿海”当回事——开玩笑，就你丰臣秀吉那点水军还TM进犯大明沿海，当我京华北洋舰队不存在是吧？
所以，高务实当时给叶向高和倪尚忠的指示是，只要搞好运输中转站，那就是大功一件，其他海防什么的不用你俩瞎操心。于是乎，叶向高与倪尚忠二人严格执行了高务实的命令，完完全全扑在转运工作之上，顺带着也忙些打造、修理前线兵甲、被服之类的工作。
至于最重要的粮食问题，高务实作为“大户部”制下的户部尚书，早就把各种任务分配下去了，本来也不需要他俩操心什么，真就只需要“转运”即可。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那就是他们都小瞧了张左治为官的“主观能动性”。张左治因为级别有限，同时又分属不同政治派系，所以他并不是很清楚高务实的这些安排。
但他觉得自己身为天津兵备，这个工作按照以往的惯例，他是负有责任的啊。于是为解决军需粮饷，他主动组织天津军民，在天津附近开垦屯田数万亩，许多早已荒废的军屯田都被他一一查明，然后安排人妥善种上了庄稼。
这个操作，别说叶向高和倪尚忠看懵了，连高务实都叹为观止——卧槽，大明还有跟我一样积极主动的官儿？
本来，按照高务实的作风，这个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虽然可以被自己的人架空，但最好还是也换上自己人。而且，对于高务实而言这也不难办，他甚至都已经开始琢磨什么时候换人了。
结果张左治搞出这一番操作来，高务实一看之下眼前大亮，决定就让他继续干下去，派系不派系的都不打紧——反正他在心学派里也是个不受待见的边缘人。
然而大家都没料到的是，此时又有意外发生。这一意外起源于“芦苇税”，俗称“苇课”。
苇课是个什么意思呢？大抵就是因为大明沿海地区很多地方都在海潮中，土咸盐重，不宜耕植，但是很适合种芦苇和晒盐。晒盐且不去说，本书前文已经说了不少了，这里说芦苇问题。
因为海边的这些地不便种粮，因此当地盛行在滩涂种青、收割芦苇、编芦席出售，经济效益居然还挺好，由此便有了一桩税种，就是所谓的“芦课”。
这看起来和张左治好像没啥关系，其实不然。他开荒开了很多地，其中就有不少是原本的芦苇地。这些地其实并没有盐碱化，只是军屯荒废多年，既没人去种，又恰好离海边不远，所以才“变成”了芦苇地。
张左治按照军屯黄册把这些地收回来继续种粮食，按说完全是遵照规章制度办事，根本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芦课这玩意不是户部收走的，而是内帑收走的，换句话说就是由太监来收。
时有宦官到天津征收苇课，结果发现当年芦课一下子少了将近四成。这还得了？太监心说，咱爷们拿这个成绩单回去，指定是个不及格啊，那可不行，至少得凑足往年的数目。
然而交税的百姓表示没办法，因为不是他们不配合，而是芦苇地少了，产量大跌自然收入锐减，这是没法子的事。
太监当场就怒了，立刻拉着天津镇守太监赵又吉，两人一道去找张左治。课税太监的要求很简单：芦苇地你怎么处理了咱家不管，咱家只要芦课与往年相比没有减少就行，说其他的都不好使。
然而张左治不肯，挺身抗争，简称自己此举不仅是坚持祖制，而且还是拨乱反正，你那芦课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因为以前错了很多年，现在就也要一直错下去。
这一来二去，两边互不肯让，赵又吉无法不站在“内廷”一边，只好拉下脸去找叶向高。谁知道叶向高一听，嘴上说自己会找张兵备谈谈，转头立刻把消息告知了高务实——这时候高务实还没出征，人在京师。
高务实是最恨苛捐杂税的，他希望搞的是制度化、正规化，主要征税的对象也应该是富商大贾而不是升斗小民，因此一听这事就来了精神。
次日一早，高务实直接上疏，就芦课问题向皇帝提出质疑，认为天津这芦课的原本额度就有问题，现在好容易来了个真敢做事的官员“拨乱反正”了，朝廷怎么能不分是非黑白，继续错下去呢？
本来像这种事，朱翊钧一贯是和文官们对着干的，但凡事总有例外——对于高务实提出来的问题，朱翊钧就不装死了。高务实上午上疏，朱翊钧的朱批下午就出了司礼监：“该员(张左治)所为合情合理，芦课当秉实情而征”。
然后同时下令给课税太监，让他该收多少是多少，不合法的部分此后都不要收了，赶紧办完回宫交差。
这一来因为高务实的插手，张左治避免了老大的麻烦，还把事情摆平了，自然免不得心生感激。亲自修书一封向高务实道谢，信中还隐约对心学派新晋的二位大老于此事不闻不问颇有微词。
高务实则也亲自回信，对张左治大加褒赏，双方的关系一下子密切起来。几年下去，现在张左治到底还是心学派，亦或者已经算是实学派了，谁都说不清楚。
接风宴后，叶向高与倪尚忠本来要与高务实商议一些事情，结果高务实却临时邀请了张左治，似乎意味着天津变得更加“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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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笑死，“国族观”那一章果然被屏蔽了。不看内容、不看倾向的瞎屏蔽，我只能说这和官员懒政没有任何区别。
第281章 朝归倭附(圩六)说服
对于张左治这个人，高务实没有什么“历史印象”，他不知道此人在历史记载中虽然事迹不多，史书对他的介绍也很短，除了留下一个《张左治遇蛙》的故事之外基本就没多少了。
但是，仍然记载了其为人至诚，一身廉洁，两袖清风，数次回乡省亲都是“垂橐归里”，最后以劳瘁病逝天津。病重时僚属入室探望，见其布被草席，四壁萧然，莫不为之感动，逝世后幸亏由僚属出资收殓并助其归葬故里，否则恐怕连落叶归根都难。
不过高务实虽然不知道这些，但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他认定张左治算得上一位能臣，尤其是他具备这个时代官员难得的主观能动性，实在不该埋没。
接风宴散去之后，叶向高将高务实请入抚院，张左治、倪尚忠随往。天津镇守太监赵又吉知道谈大事跟他没什么关系，虽然叶向高也礼貌性地开口相邀了，但他连忙随便找了个借口婉拒好意，自行离去。
四人于是在后院花厅会面，叶向高虽然是学生，但毕竟是地主，因此坐了东位上首；高务实身份贵重，且他来天津是客，故坐西面上首。
不过话说回来，张左治与倪尚忠也是天津本地官、将，故也坐东面，于是西面就像是专为高务实所设一独席，倘若不看方位的话，倒有些像老师在给学生授课。
不过要说明一下，让客人坐西席是主人的自谦，本质上就是一种谦卑的姿态。
儒家最讲伦理观念，所谓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反映在座席上也是有规矩要讲究的。
一般而言，古人席次尚右，右为宾师之位，居西而面东。家塾教师和官僚们的幕客，都称为“西宾”，又称“西席”，主人称为“东家”。所以古人尊称授业解惑之师为“西席”。
那桌上的主位是哪个位置呢？按制，面南为尊，面北为卑，人的座位有南北面向之分，不能僭越。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一国之君的座位，必须坐北朝南，这是最不能马虎的。
当然，真要分的话，席位尊卑有君臣和主宾两种类别。君臣主要是南北方向来说，皇上以南面作为独尊之位，也就是南面称尊，北面称臣。
而主宾之礼则取东西方向，出于对宾客的尊敬，主人自坐东位；而让客人坐西位，即面东而坐。
座次问题不是小问题，史书中多有记载，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
赵括做了统兵大将，自己面东而坐在尊位上，气势完全压倒其他的军吏，将一位少年得志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注：我这段评价是持中立态度的，赵括到底是不是草包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争论，认为他其实表现不错的一些理由也并非没有道理。]
再如《汉书·王陵传》记载，项羽把王陵的母亲放在军中，王陵的使者来了，项羽就让王陵的母亲东向而坐，让使者看到自己对王母是尊敬的，想以此来招降王陵。
由此可见，在室内坐西面东是上座，所以古人将宾客和老师安排在坐西朝东的座位上，以表示尊敬。
坐好之后，叶向高仍然先开口祝贺老师又获大胜，张左治与倪尚忠也只好跟着恭喜。高务实微笑着摆摆手，道：“仗还没打完呢，现在恭喜其实还早了些。”
叶向高忙问：“近来有传言说恩师欲跨海而击倭国本土，莫非此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恩师果有此意？”
高务实笑容不变，问道：“依你之见，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叶向高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沉吟一番才开口道：“学生以为，以恩师之能，取倭国自是不难，但难的是当前恐怕还有一件大事急切要办，不知这两件事之间是否会有冲突？”
叶向高没有明说另一件事是什么，但高务实当然很清楚，他说的自然是朝鲜内附。
“你认为朝鲜内附这段时间，一定要由本阁部亲自坐镇汉阳才能确保万无一失？”高务实微微摇头：“这却不然。朝鲜上下固然畏我，但归根结底是畏我天朝，而非畏我一人。只要皇上下定决心，无论我在不在朝鲜，都不影响内附顺利完成。”
“可是如此大事，以学生愚见，还是有恩师亲自坐镇更让人放心。”叶向高眉间流露出一些忧虑之色，道：“近来听闻朝鲜党争异常激烈，甚至导致前领议政柳成龙、前都元帅权栗等人阴谋兵变，甚至袭击我天兵驻守之汉阳这般事故。由此来看，朝鲜局势在于内部不稳，当前之所以没有再闹出什么事来，完全是大军弹压之效……”
“也不尽然。”高务实摇了摇头：“权栗兵变之前，你这番看法是大致不差的，但权栗兵变之后则情况已然出现了变化。”
当下，高务实把朝鲜党争的大致情况解释了一番，然后道：“故南人党原本所凭恃倚仗之军力已被摧毁。如今三党手里都没有兵权，看似一个个都是高官勋贵，其实什么事也做不了。我天兵但凡留下个两三万人，就能控制朝鲜局面。”
这一下，叶向高还没说什么，天津总兵倪尚忠倒是吃了一惊，忍不住问道：“侯爷，朝鲜怎么说也是号称三千里江山之国，这么大的地面只放两三万人……够吗？”
张左治同样吃了一惊，也问道：“阁部，如今我天兵在朝鲜也就十余万，若是留下两三万人在朝鲜，则进军倭国之兵力恐怕还不足十万之数。
据闻倭国有兵五十万，我若跨海击之，地利人和均不在我，又有如此巨大的兵力差距，这是否有些……不够稳妥？”
“所谓倭国五十万之兵，这一说如今是否还成立，本就在两可之间，毕竟他们在朝鲜的损失可不是说补齐就能补齐的。
这么些年的跨海大战，可不只是我大明花费巨大，倭寇花费并不比我大明轻巧，而其国力则远不如我大明。因此来看，这所谓五十万大军，如今还能保证六七成实力就算难能可贵了。
与此同时，有一点你们切莫误会，那就是倭国国内的情况与我大明完全不同。丰臣秀吉此前统领倭国，并非说他就真是什么日本国王，只缺我天朝一纸册封。其实此人在日本的官职叫做关白，后来退隐幕后操控政局，则自称太阁……不管怎么叫吧，顶多算是摄政。”
张左治恍然道：“哦，阁部是说，倭人伪帝当时年幼，而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恰好丰臣秀吉这位摄政又死了？”
高务实愣了一愣，反问道：“张观察，你是怎么得出这么个结论来的？”他也不等张左治回答，苦笑道：“不瞒你说，倭人伪帝年岁几何连本阁部都不清楚，因为根本就没人关心这事儿。”
其实高务实这话是故意的，虽然此时的日本天皇毫无权力，但至少当代天皇是谁高务实还是知道的——后阳成天皇嘛。[注：“后阳成”是谥号，此刻其实不能这么叫。]
见高务实这么说，张左治讶然道：“原来不是？可如果不是，那丰臣秀吉又是如何摄政的？”
“此时就说来话长了……”高务实简单地把日本国内的情况讲述了一番，大致就是说了说天皇为什么并无实权，以及幕府体制、丰臣公仪这些。
听完了他的解释，三人这才都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叶向高道：“原来这倭人伪帝倒有些像后来的周天子，而丰臣秀吉大抵类似于九合诸侯之齐桓公。”
张左治则接口问道：“却不知丰臣秀吉死后之倭国，是否也与桓公死后之齐国一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直看着高务实，显然是想听高务实的看法。而他这么一说，高务实才突然发现，好像丰臣秀吉死前死后，和齐桓公死前死后还真有一些类似之处。
秀吉不必再说了，死前已经挺凄凉了，为了秀赖将来的地位只差没有跪下来求几位大老看在他的面子上好好效忠秀赖。死后也是被石田三成等人操控葬礼，根本谈不上什么天下人的尊崇。
而齐桓公的情况也差不多，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当时管仲重病，桓公问他：“群臣中谁可以代你为相？”管仲说：“了解臣下没有人比得上君主。”
于是桓公问：“易牙如何？”管仲回答：“杀掉孩子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不可以。”
桓公问：“开方如何？”管仲回答：“背弃亲人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难以亲近。”桓公问：“竖刁如何？”管仲回答：“自我阉割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难以亲爱。”桓公又：“常之巫如何？”管仲回答：“死生，是无法逃避的；疾病，是人体失常所致。君主不顺其自然，守护根本，却完全依赖于常之巫，那他将对国君无所不为了。”
然而，管仲死后，齐桓公不听管仲的劝告，重用四人，遂导致四人专权，齐国很快陷入混乱。
“桓管五杰”中的宁戚主管的是齐桓公称霸时所需的粮草，可是宁戚一死，管仲便说齐国霸业要衰微了；
王子成父掌管齐国的军队，王子成父能让齐国士兵勇勐善战，可是王子成父一死，齐国军力迅速衰退；
宾须无掌管齐国的刑法，他能让齐桓公称霸时稳定齐国，让齐桓公无后顾之忧，可是宾须无一死，齐国迅速奸佞横行；
隰朋主管齐国的外交，他能让齐桓公称霸时无须担心各国诸侯的讨伐，并能得到大批诸侯的支持，可是隰朋一死，各国诸侯便纷纷认为齐国即将大乱，于是就没有人再对齐国有信心了。
在等这些人才相继去世之后，齐国坚如磐石的称霸基础就迅速动摇。再到齐孝公即位，就无人能像“桓管五杰”一样，能高明的发挥齐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了。
因此，齐国的衰败重点是后继无人、人才贵乏。主要原因就是齐桓公晚年宠信奸佞，没有妥善的安排好身后事。在这一点上，丰臣秀吉还真是“学”得挺像。
至于生前死后，桓公四十二年，戎攻打周朝，周告急于齐，齐令各国诸侯发兵救周，此时齐国的话还是有人听得。
然而，桓公四十三年，桓公重病，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冬十月七日乙亥，齐桓公病死，五公子互相攻打对方，齐国一片混乱。
乱到什么程度呢？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窗子里爬了出来，直到十二月十四日新立的齐君无亏才把桓公收殓。
这一点上，秀吉比桓公到底还是强了那么一丢丢，虽然葬礼仪式被往后推了很久，但至少他不必担心尸虫乱飞——因为直接烧掉了。
想到这里，高务实多少有些感慨，不过当着三人的面却不是感慨的时候，因此高务实只是点头道：“颇似其类。”
他这样一回答，张左治便道：“原来阁部是想借力打力？但不知这丰臣秀吉有几个儿子，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有多严重？”
“这一点倒是不同，而且问题还就出在这点不同之上。”高务实摇头道：“秀吉只有一子，不过七八岁年纪。此子之母偏偏还不是正室，且年岁也不大，今年……将将三旬。”
张左治抚掌笑道：“孤儿寡母，又非我朝这般国体，此时但凡有一二权臣出现，这倭国只怕不攻可破也。”
高务实微微一笑，看起来算是默认了张左治的论断。
叶向高这时候也动摇了，沉吟道：“孤儿寡母，又非名副其实的日本之主，一旦这顾命大臣挑选失误，确实非常危险，但不知……”
“顾命大臣也好，国中名将也罢，都有不少早已被本阁部渗透甚至拉拢。”高务实非常坦然地开始鬼扯：“朝战打了好几年，这些事也做了好几年。原本还只是想让他们从别的事情上拖拖丰臣秀吉的后腿，好让我军在朝鲜打得更顺利些。想不到丰臣秀吉恶贯满盈自有天收……现在这步闲棋居然成了一着妙手。”
说着，高务实又解释了一下秀吉搞的五大老、五奉行制度，虽然没有明说到底是哪些人已经被他拉拢收买，但毕竟已经暗示过“顾命大臣也好，国中名将也罢”，那么具体是谁，三人也不是那么在意。
叶向高立刻改变立场，表态道：“既然这般，学生支持恩师的看法，这倭国可以伐之。”
然后不必多说，张左治、倪尚忠也都表态赞同。当然，他们所谓赞同并不是简单表示自己同意，也暗指自己会联络能够影响到的其他官员同意。会谈到此，算是取得了高务实期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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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呃……上半夜睡着了。
第281章 朝归倭附(圩七)怀柔(二合一)
这些事情谈完，话题又转回朝鲜。高务实忽然朝张左治问道：“张观察，对于朝鲜此国，你有哪些了解？”
张左治一开始不清楚高务实问他这句话的用意，但他身边的叶向高忽然用鼓励的眼神看了他一言，这才让他敏感起来，意识到恐怕有个机会摆在自己面前了。
朝鲜即将内附，而朝鲜内附一事又是高阁老一手促成。那么按照惯例，皇上对于内附之后朝鲜当地的官员委任之事将有极大概率会征求高阁老的意见。
这一惯例高阁老当然不可能不知情，那么他现在忽然问自己对朝鲜的了解还能有什么用意？当然是高阁老在考察自己是否有能力作为首批去往朝鲜任职的官员啊！
对于大明的文臣士大夫而言，无论朝鲜当前的发展水平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们去朝鲜任职都无异于会被认为去了边陲蛮荒。因而，这样的任职往往不会是平调，绝大多数都会提升一些，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补偿。
张左治是整饬天津海防兵备副使，也就是俗称的兵备道，雅称“观察”、“观察使”。此职与总督、巡抚一样并非经制之官，而是事职，俗称差遣官。
名义上来说，差遣官本身“不算官”，或者说不算正式职务，只是临时受皇帝委派去督办某项、某几项具体事务，其权威来源于皇帝本人的圣旨而非制度。
不过，毕竟不可能真把一个平头老百姓随便委任一个兵备道的职务，所以和总督、巡抚一样，兵备道也需要有“本职”在身，再去“兼任”兵备道。
例如，要委任一位总督，往往是先给其加衔兵部尚书或者兵部侍郎；委任一位巡抚，往往是先给其加衔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或者都察院佥都御史等。
委任一位兵备副使、兵备道，则往往要先加衔为某省按察使，而按察使本身也正是兵备道雅称“观察”的由来。具体到张左治这个天津兵备，加衔则是山东按察使。
[注：这一点我也没查清楚原因，按理说天津兵备道不是应该加北直隶按察使才对得上地域么，为啥也要抢山东按察使的加衔呢？
而且要知道，辽东的几个兵备道一般也是加山东按察使的，关于有明一朝山东、辽东在制度上的关联在本书前文解释过了。所以这样的话，山东按察使头衔真就是个批发品，在渤海湾周边几乎当成万金油来用了。]
大明朝在省级地方搞的是“三司独立”，也就是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挥使三者平级，互不统属。但是这三司也正因为互不统属造成太多扯皮，而被原先临时设置、现在早已常态化的巡抚取代。
是以，如果高务实想派他张左治去朝鲜，不能按照按察使的角度来提拔，而只能按照兵备道本身的角度来提拔，而兵备道再往上，无疑就是巡抚[注：当然这有个别例外，比如广东就没有巡抚，两广总督实际兼任广东巡抚职责]。
万历二年登科时，张左治年约三旬，而到了今年，他的年纪已经五十有六。兵备道可不比内阁辅臣、六部堂官，亦或者某些重要地区的封疆大吏，兵备道通常干到六十岁左右也就该乞骸骨了。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皇帝一般也就照例批准，顶多给个公车驿站送回老家的待遇。
因此，张左治根据自己作为心学派内部边缘人的身份，其实早就做好了在天津走完仕途的心理准备。现在勐然发现自己还可能继续发挥余热，作为一个有很强主观能动性，很希望做点事情的官员，他自然免不了有心争取一下。
话虽如此，但张左治此前并没有真正关注过朝鲜问题，或者可以这样说：除了高务实之外，其他大明官员在此前几乎都不关心朝鲜。
别看以前有段时间朝鲜和安南每年都要争一争在新年面圣时的座次，以此来确定谁才是地地道道的小中华，可是对于大明朝廷而言，这玩意儿有什么好争的？反正都是当儿子，难道你还指望争出个胜负来之后能得到嫡长子继承权吗？
所以在大明官员眼里，大体认知上都是这样：朝鲜和安南(嘉靖后一般指莫朝)都是汉化颇深的国家，两者都是大明的藩篱，但是朝鲜相对比较老实，安南当年则有忤逆君父之举，故而朝鲜温驯，安南跳脱。
也正是这个原因，朝鲜多年都能在礼部举行的仪式上位列“班首”，代表各藩篱国谨呈贡品、献表等。
不过当然了，大明朝对于藩国从来没有完全相信过任何一个——废话，大明连藩王都不信，全得关起来当猪养，又怎么能指望大明会相信藩国？
但只有这点东西，张左治也知道恐怕很难让高务实满意，因此他心思一转，谨慎问道：“不知阁部是要问过去、当今亦或将来？”
高务实呵呵一笑，知道张左治已经猜到自己的用意，便道：“那便说说将来吧。”
果然如此！张左治这下信心多了一点。
原本，高务实认为张左治首先应该会说朝鲜内附之后应该如何设置三司、如何驻军等政治、军事方面的安排，谁知道居然料错了。
张左治沉吟道：“下官以为，朝鲜内附之后，我朝廷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恢复——或者说建立互信。”
这句话着实大出高务实所料，反问道：“观察此言何解？”
“我朝此番出兵，固然是救朝鲜如水火，但纵观自朝鲜请援开始，到朝廷派兵入藩，再到此前权栗兵变，中间都发生过很多事，这就足可看出双方内部彼此皆少信任。以朝鲜官员汉化程度之高，也会出现这样的兵变，那就更别提朝鲜民间了。
若是不能让朝鲜从官员到民间，上上下下都认识到内附的好处，认识到大明接受朝鲜内附并不是为了欺压他们，而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再被倭寇之类盗匪贼寇威胁，那么大明在朝鲜的统治恐怕就会如成、宣之安南一般，事倍功半，徒耗国力。”
有见地啊！高务实忽然觉得自己之前恐怕还小看张左治了，以前只认为这人工作积极性高，对于他工作能力的认识则比较浅薄，现在看来，此人也算是胸中自有丘壑，还真是有点东西的。
高务实眼前一亮，颔首道：“张观察所言在理。观察对此还有些什么心得，不妨细细道来与我参详。”
张左治于是便先开始历数双方的各种不信任表现，当然鉴于他对朝鲜内部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因此主要在说大明不信任朝鲜的种种表现。
本书之前曾经提到过徐达攻克元大都，朱元章软硬兼施拉拢高丽王朝的事，这里张左治又说了一遍，但是接下来他则提到了更多的一些细节。
例如他说，据史书记载，元朝在退居漠北之后，其实力仍然强盛，至“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的状态，这使其对于周边政权仍然有着较为强大的威慑力，即便面对明朝也有着一定的对抗能力。
这就导致当时的高丽不敢轻易地完全倒向明朝，否则如果明朝在与元朝的斗争中遭到失利乃至最后走向灭亡，那么迎接高丽的也必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恰逢此时，明朝在与北元的斗争中相继败给了扩廓帖木儿以及纳哈出，这给予了北元朝廷极大的自信，对于高丽的拉拢也由此变得更加不遗余力，“宜助力，复正天下”，这很难不让高丽的统治者陷入巨大的纠结之中。
另外，早在之前的臣服当中，高丽内部就已经与元朝之间结成了相当深厚的利益链条，元朝在高丽内部也有着诸多代表。如果高丽完全放弃元朝、倒向明朝，那么倾向于元朝的政治集团必然会失去地位，这显然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丽在整体已经接受了明朝善意的时候，却又出现了许多类似于挑衅明朝的行为，如将从明朝到来的使节残忍杀害，又如将进贡给明朝的马匹全部替换成次品马，等等等等，这都使明朝对于高丽的不信任程度大大加强。
再加上朝鲜频繁上贡、索取赏赐的行为，朱元章对于朝鲜的不满越积越深，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呈现出紧张的态势，明朝更是从之前的积极转向保留。
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朝鲜内部却发生了异常巨大的政变，原高丽的统治者恭愍王被杀，辛禑王则成功取代了他的地位。对于这一变故，北元朝廷不仅没有给予惩罚，反倒是承认了他的地位。
这一方面是由于之前的恭愍王对于北元的不忠行为，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此时的北元已经实力大为受损，不再能够亲自插手高丽内部的政治。
因此，辛禑王虽然在表面上仍然对北元呈归附姿态，但不仅没有在实际的军事上给予他们帮助，反倒是请求明朝册封自己，承认自己的统治地位。直到北元昭宗去世之后，高丽又彻底倒向明朝，开始沿用明朝的“洪武”年号，并且请求恢复对于明朝的上贡。
为了弥补之前的错误，高丽这次可谓是诚意满满。面对来自朱元章的不信任和防范，高丽政权一口气将之前五年内失贡的所有马匹、金银财宝、布匹等等全部补齐，不可谓不是一次大出血了。也正是直到这个时候，高丽与明朝之间的关系才再度恢复正常。
但是，由于朝鲜与明朝有关于铁岭以北地区的归属存在极大的矛盾，这导致两国差点兵戎相见，之前为了建立良好关系所付出的所有努力自然也走向白费。
正是在这紧张的时刻，朝鲜内部又发生政变，李成桂成功执掌了朝鲜的朝政大权，建立了之后的李氏朝鲜，而明朝也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态度，默认了朝鲜对于铁岭以北地区的归属权。
然而，李成桂在篡权后，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又一度趋于紧张。一方面，李成桂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多次废立朝鲜的君主，这让明朝感到十分不快，就连册封都不愿意。
另一方面，当时的朝鲜将大量女真人招纳到自己手下，这在明朝看来难免有僭越和增强自身实力的嫌疑，朱元章也因此以战争的方式威胁朝鲜放弃继续执行这种政策。
直到之后，朱元章亲自立下诏书，宣布了十五个不征之国，朝鲜便赫然位列其中，为后面两个国家关系的趋于缓和与良好交往打下牢固基础的同时，也提供了前提条件。
但是正如之前章节中提到的，明朝对朝鲜的防备依旧如故，如限制火药出口，大力购入朝鲜马匹导致朝鲜马逐渐退化等等，可谓除了打仗，其他手段该用的都用了。
以上这些，张左治说，高务实听，倒也没有非常特别，毕竟高务实作为当初编纂《大明会典》的实际主笔之一，对于这些事还是很了解的。
张左治的描述细节更多的集中在这次战争之中。壬辰战争前，朝鲜已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节节败退。战争爆发后，朝鲜面临八道具陷、三京沦落倭寇之手的景象。
张左治道：“下官此前在天津接待过朝鲜谢恩使，他曾对下官说起过朝鲜国内的情状：壬辰四月十三日，车驾西狩。五月三日，贼入京城，车架次于平壤。六月，贼兵至大同江，车架幸宁边，进次博川，继而平壤陷报至，车架次于义州，遣使请兵中原，又请内附。
而当时据朝廷邸报(大明方面)所言，朝鲜彼时‘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请援之使络绎于道’，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至于其中内情，阁部自然比下官更清楚。”
高务实点了点头，表示默认。
于是张左治继续说了下去，说当朝鲜使者李德馨入辽东，向辽东巡抚表白心迹之时，辽抚的第一反应是心生疑惑，甚至道：“朝鲜君臣倭至即遁，一失不交，此中不可尽测。”
而当辽抚将朝鲜国王的彼时第一次“内附”之请上奏明朝兵部之时，兵部同样提出质疑：“朝鲜世祚东方，号称大国，何得一遇倭至，望风而逃？殊可骇异。”
在李德馨将回朝鲜之时，已经受命带领少数精兵前往朝鲜——名义上是援助，实际上有很大成色是看看朝鲜所说的情况究竟是否属实的祖承训，曾就此事发表看法：“国王安心留义州”。
总而言之，大明这边无论是皇帝直属的锦衣卫，还是兵部等各部衙，都不断派人前往朝鲜，探测倭情，核实朝鲜情况，以期不要被朝鲜或者倭国，亦或者两者合谋所骗。而不断地使节派遣行为，也从侧面表现出大明对朝鲜始终不信任，大明对朝鲜的绝对“抚藩字小”政策出现了危机。
另外，当时辽左也是谣言四起：“朝鲜与日本连结，诡言被兵。国王与本国勐士，避入北道，以他人为假王，托言被兵，实为日本向导”，又有说“朝鲜实与倭奴同叛，羊为假王，向导而来”。
而当时而朝鲜方面也有明眼人，柳成龙就直言明朝对朝鲜的七大怀疑：
缓于叛变，一也；请兵不早，二也；不存接唐人之哨探者，使之饥困道路，三也；既请兵而又言粮草贵，四也；唐人请我国向导之人，而时无一将一卒立于眼前，五也；自古虽危难之极，而乘舆所在之处，必有护卫之兵，今则荡然无存，自他人视之，晏然如平日，六也；国将危亡则必有投袂泣血，忘身赴急之臣，而一时气象，徐缓宽从，应对酬酢，率多后时，七也。
柳成龙这番话是公开说的，因此张左治后来也闻听入耳，他认为以上也间接表明，朝鲜廷臣认为大明对朝鲜的信任已经不如从前。大明不断的遣使行为使得朝鲜心生顾虑，朝鲜愈发认为明朝不信任自己。
再有，大明兵部这边的过于慎重也加剧了这种不信任。当时的情况下，大明兵部迅速派遣崔世臣、林世禄赴朝鲜，两人此行“以采审贼情为名，实欲驰至平壤，请与国王相会，审其真伪”。
结果此时朝鲜廷臣正忙于论争，朝鲜多数廷臣认为即使明朝出兵救援，必定是派遣性情暴躁的辽东兵，生怕辽东兵一旦进入朝鲜境内就不愿离开，届时必定荼毒朝鲜百姓云云。
于是，朝鲜派出的迎慰使柳根为了使辽东兵不会久留在朝鲜境内，竭尽全力陈诉朝鲜国土沦丧的凄惨面目。而且朝鲜王李昖并没有和这次的使臣会面，使者便回还义州。
这件事情使得大明兵部也充满疑虑，不由自主将“假王导倭入寇”的传言与朝鲜王李昖“内附”的请求相联系，最终使两国关系更加不明朗。
而后，兵部再次派遣使节，指挥使黄应旸奉命出使朝鲜，李昖在龙湾馆会见黄应旸。恰好朝鲜大臣李恒福已经将辛卯使者所带回的倭书奉与黄应旸，“应旸索倭书验之”。
黄应旸查验过后，感叹道：“朝鲜替上国收兵，而义声不彰，反被恶名，天下宁有是乎？”，回国后，黄应旸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了兵部。
朝鲜方面，尹斗寿就表示：“盖致疑于我国之为倭向导，而来探其真伪者也”，直接表现出了明朝对朝鲜的怀疑。
其实作为兵部利益的守护者，时任兵部尚书周咏不断遣使入朝，实际上是为兵部决策提供依据，也是为了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施展，最终使得兵部在援朝、“内附”中占据主动权。
此时高务实与兵部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不管怎么说，不断遣使的行为一定会让朝鲜方面认为，大明中枢对于朝鲜的极不信任。
然而，对朝鲜不信任的还不只是朝廷中枢，作为辽东地区的官员，此时朝鲜“内附”事件，与该地区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前有舆论称朝鲜“假王导倭入寇”，辽东巡按史李时孽便派遣了宋国臣赴朝鲜，专为辨识国王真假。
说来也巧，万历十年时，宋国臣就曾跟随当时大明的使节王敬民出使过一次朝鲜，也面见过朝鲜王李昖，因此派他去可以分辨朝鲜王真假。
结果宋国臣所携带的咨文称：“尔国图为不轨。八道观察使何无一言之及？八道郡县何无一人倡大义？何日陷某镇，何日陷某州？某人死于节，某人附于贼？贼将几人，军几万？至于立嫡以长，无中国，夷狄通行之义，贵国长子何往，而以第二子为世子乎？……”
辽东咨文在内容上充斥着对朝鲜的诘责：为何朝鲜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还没有见到朝鲜关于情况的通报，国家便将灭亡？
宋国臣此次出使朝鲜的目的，一是传达辽东咨文，二是辨别国王真伪。但与前面兵部的使者一样，宋国臣出使的目的便已经表明，因传言肆虐，大明辽东地方官员也已经对朝鲜产生极大的怀疑。
于是乎，朝鲜使臣李德馨从辽东回国后，只好对李昖奏言：“朝鲜八道兵马强盛，而曾不数旬，乃至于此，疑其为假倭而云。”
李昖随即表明心中疑虑：“假倭之言，人假称为倭之云乎，抑与倭同心之谓乎？顷者祖总兵(祖承训，副总兵衔)咨文，亦有不轨之心语，以此见之，则可知其疑之也。”
可见李昖也知道朝鲜败得太快，快到在正常人看来的确离谱，只是他也无可奈何——事实就是这么离谱，我朝鲜二十余万大军，几场仗下来就不剩几个兵了，这又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我又上哪说理去？
这还不算晚，在兵部与辽东巡抚均遣使至朝鲜侦察后，内阁、兵部与辽东方面均对朝鲜宣布“内附”事件达成一致意见，最终下发朝鲜咨文：“国王来投江上，择居完固城堡司道躬为存慰，一应供膳从厚，随行兵马给以刍粮，用示抚恤，无容狡倭混入探听，前所发兵不足，再加一枝为犄角之势，可也。奉旨：朝鲜请益援兵，须确议具奏，王来择善地居之”。
此时，表面上看，明廷虽然同意朝鲜王“内附”，但实际上，“内附”有诸多条件限制。其中朝鲜争论最为激烈的便是“内附”地点的选择。
大明将“内附”地点选在了辽东地区的宽甸堡，而宽甸堡实际上为防御女真而设立，条件相对较差，朝鲜廷臣便不断对李昖灌输辽东地区人心凶险等信息，以期恐吓李昖。于是，伴随大明军队大规模开往朝鲜战场，朝鲜便不再上疏明朝坚持内附，此事这才无疾而终。
至于后来朝鲜内部对于此事的争议，张左治知道得不多，还不如本书前文描述得详细，高务实听听也就罢了。
说完这些情况，张左治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我朝廷上下对于朝鲜大多持不信任之态，这势必导致将来治理朝鲜之时也有很大概率实施一些……歧视性策略。
而在朝鲜内部，主张内附的只有北人党，而北人党相对于南人党和西人党，力量上也并不算强，就算得到了阁部的支持，其在朝鲜朝中或许能够得势，但恐怕在民间也没有明显优势。
这样一来，我朝接受内附、直辖朝鲜，不仅朝鲜当地官员所能给予的帮助颇为有限，还可能要面临民间的反对，甚至朝鲜原官员们的挑唆，其治理之难可见一斑。
故而下官认为，欲治理朝鲜，必先化解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只有先建立信任，然后施以合理的治理之策，甚至可能还要在一段时间内让利于朝鲜当地，用以施恩于民……这样在一两代人之后，朝鲜才能被我朝真正接纳如两京十三省一般。”
高务实此时基本听明白了张左治的意思，他整体而言是持“怀柔”立场，认为要从民情民心出发，从根子上将朝鲜纳入治下。
这一点，其实和高务实在朝鲜时听麾下诸将之讨论完全对立。在朝明军将领们对于将来朝鲜该怎么处置也是讨论过的，但他们显然就没有张左治这样良好的耐心。
明军将领们，包括平倭提督麻贵和各路总兵在内，几乎都认为统治朝鲜轻而易举。在他们看来，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朝鲜人压根不会打仗，就算真有一些人要跳出来作死，大明天兵也能轻轻松松碾平他们的反抗。
不得不说，武将们看问题的视角和文官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其中很可能还有双方利益点的差别。
对于武将们而言，朝鲜乱起来不可怕，甚至乱起来反倒是好事。毕竟他们乱了，我们就可以出兵平叛，出兵平叛就可以获得战功。
反正朝鲜人又不会打仗，要是他们真有本事搞出个数十万人的大叛乱来，那才真是天降之喜——多大的战功啊，而且还是白送性质的，可不是大喜么。
文官就不同了，文官虽然也可以靠平叛获得战功，甚至想封爵的文官还生怕找不到机会立下战功。可是这里也是另有一些门道的：平叛固然是功劳，可是惹出乱子来的文官可就不见得有机会去捞这笔功劳了！
从历史上来看，一般来说剧情都是这样的：文臣甲治理无方，地方心怀不满，居心叵测者裹挟民众大举叛乱。朝廷得知消息，一边下令平叛，一边将文臣甲打入大牢、不日处死，同时另外派员文臣乙接替前任，并且负责平叛。
看到没，无论平叛的功劳有多大，你作为当地原先的治理者文臣甲，首先就有大罪，甭管后续的平叛功劳有多大，总之都和你毫无干系——你只是那个被用来祭旗的倒霉蛋，或者说“罪魁祸首”而已。
以上不只是在朝鲜当前内附之后的治理问题上如此，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面对类似问题，文臣大多主张怀柔，而武将大多主将威压，原因大抵如此。
你以为这种差异只是双方的性格和工作性质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与风险的比例问题。
高务实现在既是文官，但同时又是朝廷最无可争议的军事统帅，他是可以超脱于文武利益来考虑问题的。对于这件事，他显然站在张左治一边。
武将们的话或许并非没有道理，武力威压本身也是一种统治手段。毕竟，极其强大的武力同样能让被统治者产生慕强心理，这一点参考后世日本人面对与米帝的态度就可见一斑。甚至久而久之，强者的一些习惯即便本身并不是什么美德，也会被弱者视为美德。
比如米国人表现出来的自大，就会被解释成自信；米国人表现出来的不守规矩法度，也会被解释为践行自由精神。
离谱吗？离谱。可那偏偏就是现实。
不过高务实认为，这种统治终究难以长久。力噼华山虽然听起来很爽，但一个不好就可能闪到腰，然而水滴石穿就没有这种隐患，它无非是慢，但胜在够稳。
高务实前世，他父亲在他小时候说起中米两国处理各种大事的差别时，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就好比面对一块坚冰中的宝物，米国人的风格就是找个大锤子砸开，而中国人的风格则是找个小炉子在旁边慢慢烤化。
米国人的办法可以很快取出宝物，但宝物可能在他砸开的过程中损毁；中国人的办法想拿到宝物可能比较慢，但拿到手的宝物却能保持完好无损。
这个比方对高务实的影响非常深，甚至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他想要的朝鲜，不是被大军犁过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废墟，更不是如成祖、宣宗时期的安南那样，犁它N遍最后还是坏于治理不善，最终被朝廷放弃的“亏本买卖”。
朝鲜在高务实眼中是东海之墙，京畿之屏，既然要拿下，就要真正当做本土一般好好治理，岂能明知道可能产生内部隐患还无视之，甚至以平叛可以有功来故意威压？
威压的确是前提，但只是为了震慑原本就心怀不轨的野心家，而怀柔才是长久的治理之法，是要始终坚持施行的半岛国策。
“观察有大才，于区区天津一地属实屈才。”高务实露出笑容，目露期许地道：“请观察近期更多了解朝鲜情形，以待朝廷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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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昨天实在忙成狗，来不及码字了，今天补上昨天的。今后半个月可能都比较忙，更新有概率出现延误，但还是那句话，欠了的肯定会补。
另外，“圩五，天津四大老”一章又被屏蔽了，原因未知，我也懒得改，有要回头看或者没来得及看的读者，请自行去别处找吧。
第281章 朝归倭附(圩八)众子嗣
天津之行并不能耽搁太久，当高务实他们会谈之时，同行而来的刘綎等部则在预先确定的郊外野地扎营。
这次扎营之后，高务实将只领兵一千余人进京。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此番回京不是凯旋班师，京师也没有准备郊迎等项目，因此就只能适用于将领进京的制度，即各将领兵不超过五百。
此番随高务实回京并准备回镇的总兵级将领只有两位，就是董一元和刘綎，因此标准额度即为一千人。至于高务实，按理说他是文官，其实没有带兵数量的限制，只不过他同时又是南宁候，这其中就有点敏感了。
其实在当时皇帝的册封制文中，是明确写了高务实封侯属于文官封侯，所凭借的功劳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系列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带来的成就，伐元大业才得以实现，由此可见高务实封侯的功劳本质上是萧何式的——萧何当然是文官，所以制书中拿本朝的李善长封国公来类比。
然而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的是，这道旨意非要纠结于高务实是以文臣封爵，还是以武臣封爵，归根结底不过是皇帝要捧高务实。
别看都是封爵，封爵也是有档次之分的。这里说的档次可不是公比侯大，侯比伯大，而是同级爵位之间的差别。
一般来说，档次最低的就是外戚封爵。这个好解释，就如同李太后之父李伟，其在隆庆朝时受封武清伯，等到他外甥朱翊钧当了皇帝并且亲政，立刻被加封至武清候。这样的封爵就是外戚封爵。
根据朱元章定下的制度，明朝的外戚原则上很少能够得到爵位，就算有也不会赐封土，而且他们通常不会拥有最高级爵位，也就是国公。
另外，外戚的爵位用处也比较有限，一般只给钱粮不予实权。到了明中后期，由于五军都督府已经成了摆设，于是倒有极个别的外戚封爵后可以到五军都督府挂名，但是请注意——真的只是挂名，连班都不用(不准)去上。
不过最狠的还是到了嘉靖时期，这位世宗皇帝还下令外戚爵位不许世袭，就算皇帝非要开特例，也只能世袭一二代，有点类似于推恩令。这也是武清候李伟死后闹出那么大麻烦的原因。
武清候家这件事之前好像忘记说了，简略讲一下：李伟死时的爵位是武清候，但他死的时候朱翊钧已经亲政。为了表现自己孝顺太后，朱翊钧坚持要给李伟死后追封安国公。
这件事当时闹得朝野上下也是谏言不断，但朱翊钧死占着一个“孝”字，最终还是被他坚持下来。当然，高务实也算是帮了点小忙——倒不是上疏支持皇帝，而是只劝了一次，说了一通别人都说过的大道理，然后就没了下文。
对于当时的皇帝而言，不反对，或者说不激烈反对，基本上已经可以算是支持了。
不过李伟虽然死后追封，但那是死后尊荣，他袭爵的儿子理论上还得按照老规矩办事。老规矩刚才说过，要么不可袭爵，非要袭爵也得推恩，让武清候回归武清伯才对。
然而朱翊钧又不肯，他把这件事打包在一块处理，外公要追封国公，大舅要不推恩袭爵武清候。当然，这事最后也成了。
闲话说完，言归正传。即便如武清候家这般，圣卷看起来隆重到了极点，可是那又如何？就好比李唐的公主往往愁嫁一样，问题既然出现就总有根源在线。光是皇帝强推，没有文官集团的支持也并不能真正提高舅家的地位。
于是，除了能享受侯爷的俸禄之外，长子李文全、次子李文贵两人还都加了“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却也依旧不掌握任何实权，两位左都督连都督府没敢去过，属于是奉旨白嫖工资。
外戚封爵之上的就是武臣封爵，或者文臣以武功封爵。武臣封爵可以参照李成梁，打了半辈子，基本上胜多负少，实实在在搞定了很多边疆的麻烦，才得以封个流爵，也就是不能世袭的。
当然李成梁后来改了世爵，可以世袭了，但那是因为他儿子李如松又立了大功。李如松功劳挺大，年纪却不算大，为了避免后期封无可封，所以干脆加到他老子头上。
文臣以武功封爵又比李成梁这种高贵一档，最好的例子便是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虽说王阳明的这个新建伯爵位其实害他本人不浅，让他丧失了入阁辅政的机会，但是对于他的子孙后代而言倒也算是个好消息，因为朝廷内外在多年的争吵之后，还是给了世爵。到了隆庆帝继位，甚至给王阳明本人追赠了新建侯。
文臣以武功封爵，由于连他在内一共只有三人，就和物以稀为贵一样，地位显得比较特别，尤其是得到其余后来文官们的尊重。在文官高人一等的大明社会，既然文官们都很尊重，那地位当然就不是李成梁那种武臣爵位可比了。
而比文臣以武功封爵更加珍贵，开国之后一枝独秀的，那就有且仅有一位，便是高务实伐元凯旋之后被册封的南宁候了。
由于朱翊钧在制文中的说法，高务实封侯其实算是“文武双全”：他既因为改革奠定了伐元胜利的各项基础，又是亲自带兵彻底击败蒙古大汗、大元皇帝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侯爵的珍贵性自然无与伦比，你说他是文功还是武功，其实都可以。
当然，不管怎么说，他的时任职务可不是五军都督府的某都督，他的官场全称应该是“少傅、太子太师、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兼平倭经略、南宁候高务实”。除了南宁候是爵位，少傅、太子太师是加衔，理论上文臣武将都可以充任之外，其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兼平倭经略，这可都是仅限于文官能做的。
所以按理说，他是可以随便带多少人进京都没人管的。只是高务实向来都是个谨慎的人，尤其是在官场上，在他已经立下了没有人能够忽视的多项大功的前提下，就越是要在某些事情上低调行事。
真要说起来，他随行的海陆家丁就是数以万计的，一起带回京师犒赏一番又不是财力支撑不了！可是这样做就未免太高调了，而且容易触动皇帝的疑心。
他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以为朱翊钧跟自己关系好就掉以轻心，关系再好他也是皇帝，对于臣子是否有可能危及自己的江山社稷，只要是个智商在线的皇帝都不可能轻忽大意。
朱翊钧智商在线吗？肯定的啊！所以表面功夫再怎么无聊都要做，而且要做到位。
结果就是，董一元和刘綎各带了五百人亲兵，高务实作为堂堂经略，反倒只带了两百家丁，一如普通的疆臣回京述职——总督一级疆臣回京述职，通常会带两三百人随从。高务实取低不取高，只带两百。
反正有董一元和刘綎这一千人在，天津离京师也近，安全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行至途中，高务实看着周围两彪精悍的总兵亲兵，忽然觉得人生真是有趣。
早年间自己无官一身轻，出行时动不动就是大排场，反正朝野上下都知道自己有钱，愿意花钱养家丁又如何？
可如今自己早已做到内阁辅臣，眼看着回京之后不久随着梁梦龙必然辞任，自己就该做到次辅了，结果身边的护卫反而一减再减。
这该怎么想呢？或许应该换个角度——至少说明现在京畿附近的治安状况可比当年强夺了。
一想到这点，高务实又有些挠头。岁月不饶人呐，当年那个意外打劫了自己的曹淦，在做了这么多年的京华商社总裁之后，今年冬天已经是第三次提出请辞了，估计这件事的确不能再拖。
曹淦当年身上也是多多少少有些暗伤的，多亏了加入自己麾下还算早，没有再过那种生活，后来又有医学系的医学生们定期检查和专人护理，能顶到现在也算不容易。
不过曹淦请辞之后，京华商社交给谁好呢？
要不就交给曹恪，让他子承父业？似乎不太妥当，这容易导致京华商社下头形成曹系一家独大的局面。虽然于情于理，曹恪作为自己书童出身，又长期充当秘书处商贸秘书的亲信，确实没有背叛自己的动机，但也不能因此搞出山头主义来。
要不让曹恪去接高瑞的班，把开平工业区管起来吧。高瑞在开平工业区干了快三十年了，虽然工业区越做越大，现在说是“工业区”，实际上不比一座府城小，在京华集团中的地位也一直很高……但是同样的道理，高瑞也该换个位置了。
说起来这也就是工商业方面，南疆六大警备军的司令可做不得这么久，都是几年一换岗；海军两洋舰队也不遑多让，舰队内部换岗和去定南城做高参轮流来。总之，但凡掌军的都没有谁能干十年以上，基本上五年就换位置。
曹恪也好，高瑞也罢，他们换位置其实都还好办，眼下更要紧的是高陌已经七十多岁了，都不知道提过多少次让位，这件事更加拖不得。
京华内务部的权力非常大，尤其是具备较高的独立性，其他部门几乎都管不着它。某种程度上来说，除了自己之外就只有秘书处能监督一二，或者干脆说刘馨能管得到一些。
但是数年前刘馨就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特别超然的身份了。她父亲刘显在去世前见了她最后一面，对她的终身大事懊丧不已，最终抱憾离去。
这件事给了刘馨很大的刺激，守孝结束后便在刘綎的支持下正式嫁入高家。因为亡父的影响，她现在也不纠结什么身份了……三年前她为高务实诞下一子，得名高淳，是高务实的第五子。
说起来，高务实倒是子息繁茂，如今已经有了三女五子，而且黄止汀又有身孕，可能年后就要生产，到时候不知道是四女五子还是三女六子，当真是让高拣夫妇这老两口心满意足得很。
高拣甚至开玩笑说高家在他那一辈就靠他能生，现在儿子又和自己一样，证明了他老人家天赋异禀……有些人老了爱开玩笑，看来高拣便是这样。不过也难怪，有高务实这样打小就完全不用他操心的嫡长子，他性格开朗才是正常现象。
高务实如今的三女五子，按照出生排列是这样的：
嫡长子高渊，黄止汀所出；嫡长女高潓，黄止汀所出；次子高演，成田甲斐所出；三子高沐，孟古哲哲所出；次女高漪，成田甲斐所出；嫡四子高济，黄止汀所出；五子高淳，刘馨所出；三女高浈，刘馨所出。
其实……说起来还有一子，乃是永宁长公主所出。不过很显然，这孩子是很难进高家族谱的。甚至因为此事过于敏感，连皇帝陛下都宅不住了，曾经悄悄微服出行了一次，大晚上跑到高务实府上，两个人商量了大半个晚上，提出来好几种解决办法。
当时高务实首先提出的办法是自己随便找个理由，把那孩子说成碰巧遇到的孤儿，由于见状不忍因而收养。
然而朱翊钧一口否决了，他作为孩子的亲舅舅，坚决不同意让孩子只能混个养子身份，这在他看来绝对是原则问题。
其实高务实在提出这个设想之前也猜到朱翊钧多半不答应，原因是这位陛下对于自己的几个一奶同胞还真是挺在意的。
潞王在封地卫辉可不只是穷奢极欲，他那王府很多地方都逾制用了天子礼，结果事情传到朱翊钧这个皇帝大哥这里之后居然屁事没有。
据陈矩私下透露，皇帝听了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笑了笑，说道：“翊镠打小就没学什么规矩，随他去吧，这事儿也影响不到别人。”
结果他虽然大度，朝臣们可不干，纷纷上疏要求严惩。其中九成被朱翊钧留中不发，稍微回了几位重臣的奏疏，大致意思就是潞王小时候没有受到如朕一般的教育，这事儿要怪就怪朕这个当大哥的，所以朕决定三天不吃午饭作为自省，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朝臣一看皇帝都“罪己”了，再穷追不舍就有意图逼死皇帝之嫌，只好偃旗息鼓。当然，也有人怀疑皇帝这是打算效彷郑庄公，这么做是把潞王当成共叔段了，不过等了这么多年过去，也一样没有下文。那就只能说皇帝是真的在乎亲情。
既然高务实的提议被否决，皇帝只好自己想办法。不过他的第一个提议实在太异想天开了，又被高务实给否决——皇帝说，要不朕想个办法，就说孩子是朕得某位妃子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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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章是补昨天的，最近实在太忙了，这一章还是挤出午休码出来的，如果有什么别字、语句不顺畅之类，还请见谅。
第281章 朝归倭附(圩九)“高洛”事件
皇帝这个主意明显不具备可行性，皇子的出生在大明的宫廷制度下根本不可能作假，朱元章在这方面有很严格的规定，后来嘉靖时期还增补过一次，更加没有任何可以钻的空子。
想想都知道，皇帝临幸皇后或者妃嫔乃至于宫女的时间都是有明确记载的，其甚至还要根据被临幸者的月事来做比照，以确定怀孕的时间，其余的各种相应制度也一样应有尽有。
朱翊钧异想天开的想要用外甥冒充儿子，这明显是一时的病急乱投医，毕竟按理说他自己是很清楚这些制度的。
高务实琢磨，除非有和这孩子几乎同时出生的皇子，且皇帝还愿意玩一出李代桃僵，否则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显然，这两个条件都不符合，一来没有那样一位皇子，二来皇帝也不可能这样做啊。
哦，当然，如果真有一起出生的，在出生前后续还可以想办法愣说是双胞胎或者龙凤胎，但既然没有这样的情况，自然也就不能操作。
于是两个人只能继续想办法，过了一会儿，高务实提议说，要不就说永宁长公主霜居寂寞，收养了一位弃婴？
结果朱翊钧依旧不答应。这次倒不是不能操作的问题，而是皇帝不喜欢“弃婴”这个词，觉得给自己外甥这样一顶帽子非常不公平，让他十分不适。
高务实只好再想，过了一会儿又提议，说永宁长公主的嫡亲三姐、寿阳长公主与自己也算有旧，是否可以请寿阳长公主帮忙，就说孩子是她的，然后过继给四妹。
朱翊钧一开始颇为心动，认为这个点子还不错，毕竟这样就摆脱了“弃婴”这个倒霉词。再加上寿阳公主和永宁公主本是一奶同胞，亲姐姐过继一个孩子给妹妹，这是很常见的事，外廷也不会对此提出什么异议，简直完美。
但是两个人再往下讨论了一会儿，发现构想虽然好，但实际操作可能搞不成功——寿阳长公主可不是寻常民妇，虽然其生育问题没有如妃嫔一样极其严格的制度来随时监督着，但她大致在什么时候怀孕了，具体在什么时候生产，那也还是有记载的。
永宁长公主之所以能悄悄怀孕生产，那是由于朱翊钧早年亲自开了口子，让她的公主府与别的公主府制度不同，享受了巨大的自主权……以方便高务实去和她相会。
总之，永宁长公主身边的人，虽然名义上还是宫女太监，但实际上早就被高务实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彻底买通喂饱了。这么说吧，只要公主殿下不是在公主府内阴谋造反，想必这些人连屁都不会多放一个。
而偏偏寿阳公主这边之前并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她前不久还陪同皇帝、太后一道去天寿山祭扫过先帝陵寝呢，其有没有怀孕好几个月，那怕是只有瞎子看不出来。
这样一来，即便侯拱辰和寿阳公主夫妇与高务实的确有旧，也肯定愿意帮忙，但由于没法蒙混过关，这想法也只好作罢。
高务实不禁有些头大。而朱翊钧这时候自己又提出说，要不这样吧，这孩子依旧说是你高务实的，不过得把母亲换一下，就换成说是你夫人黄止汀，然后再个借口过继给永宁长公主——借口非常好找，朱翊钧说实在不行就自己下旨提出，你只要遵旨照办就行了。
按照朱翊钧的看法，高务实的地位、功勋都足够高了，这孩子依旧按照高务实的儿子来论而过继给长公主，那无论如果都说得过去。
再考虑到朝臣们都知道高务实与皇帝的关系，那么一方面是皇帝心疼亲妹妹，另一方面又是皇帝照顾高务实嫡次子的地位，让他领皇室的门票，也可以看做是拉拢高务实的一种手段，如此就不会太攻击此事。
皇帝这个提议的可操作性就很大了，原因是黄止汀长期不在京师，而是在南疆坐镇，一般是年底左右回京与高务实一同过年，在京师只待两到三个月左右。
于是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她生产的时候通常也不在京师，而在定南的所谓“暹罗王宫”——当然实际上就是高务实和她的府邸。
这样一来，除非高务实自己宣布，否则朝臣们根本不会知道黄止汀生产的任何消息，那么她是生了还是没生、生了一个还是两个，他们哪里知道？自然是高务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
而恰好，黄止汀近期还真有孩子要生，所以只要在定南把消息传“对”，这件事很容易就可以遮掩过去，强行把永宁长公主的孩子也安在黄止汀名下。
两人琢磨了半晌，觉得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计划了，尤其朱翊钧还坚持认为必须是黄止汀来认这个儿子——因为她是正室，所以最终拍板定下，就这么办。
黄止汀收到消息之后怎么想，高务实也不是很清楚，但至少她的回信中对此没有任何抱怨，只是详细说明了她在南疆针对此事的各种安排。这些安排说实话比高务实泛泛而谈提出的要至少详细十倍，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最后能得知实情的人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来。
唯一的难题是，需要把永宁长公主的孩子尽早送去定南，否则到时候定南高层的顾问团、将领团和暹罗王室来贺喜时，自己总不能明明宣布说生了双胞胎却只能抱一个孩子出去见人吧？那显然会引出很多不便。
虽说这么小的孩子就乘船出行，永宁长公主本人非常不舍，甚至高务实都有点担心现在的海船适不适合襁褓中的孩子乘坐。但是没办法了，这件事必须执行，因此只能调集了最精干的医护，安排了一艘二级战列舰作为座舰，将孩子送去定南。
最终，这孩子名义上是黄止汀的嫡次子，家中排行按理说是嫡四子，与高济是双胞胎兄弟关系。不过由于消息传回京师之后，皇帝果然下旨把过继的事定了下来，于是嫡四子就仍然是高济，他则被带回去了永宁长公主府。
按理说这件事到此就应该结束了，然而并没有，接下来居然又闹出了一点波澜。
问题出在姓氏上。孩子“过继”给永宁长公主没有问题，但是自古孩子从父姓，大明这么一个讲究礼教的朝代自然不能乱来，不可能让他改姓朱。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从父姓”上了，从哪个父姓？永宁长公主一接回孩子，立刻就宣布了孩子的姓名：高洛。
谁知道很快便有不少官员上疏，认为这件事不符礼法，孩子不应该姓高，而应该姓梁——也就是当年那痨病鬼梁邦瑞的梁。
他们认为这里头的道理在于，梁邦瑞一家当初虽然是犯了欺君之罪而得以尚公主，之后也被严惩，但天家并没有判定这桩婚事无效，且永宁长公主这么多年以来也一直是以霜居名义独自生活的，因此理论上她的夫婿仍然是梁邦瑞。
既然如此，她如今收了养子，这养子自然也应该继续从梁姓，而不能跳过梁邦瑞继续从生父之姓。
同样是过继，高演过继给德川家康，高务实并不在乎他改用德川苗字，因为首先大明没有苗字一说，让苗字“等同于姓”是历史上日本明治维新时的事。按照当前的日本而言，姓氏只有五个：源、平、藤原、橘、丰臣。
理论上德川家自称是“源朝臣某某”，也就是源氏出身，但巧的是他和德川家康都没有讨论过这件事，家康只提到“德川苗字”。换句话说，高演其实不必改姓，事实上只是隐姓，并且加一个苗字。
至于将来如果他真的继任征夷大将军，没有“源朝臣”这个前缀可怎么办，那已经是另一回事了。高务实估计，到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尽在掌握，这玩意该怎么打扮一下，亦或者干脆把制度给改了，都是可以的。
然而让高洛改姓梁就不行，当初惩治梁邦瑞一家实际上就是他高务实出的手，现在如果居然还要让自己儿子跟梁邦瑞姓，这一关高务实就过不去了。
不过此事公主自己不方便辩解，高务实必须亲自出马。于是朝廷上下在一段时间里差点搞成了第二版的大礼议，高党一派舌战群儒，揪定了梁邦瑞一家犯欺君之罪在前，已经失去冠姓权。
至于皇上没有下旨撤销婚事，那只是出于天家为世人表率考虑，不代表实际上还承认这个妹夫。
这件事很是争论了一段时间，直到朝鲜战场出现变故，李如松碧蹄馆一战之后双方打成僵局，朝廷的目光才转回到正经的政务上来，对于永宁长公主养子究竟该从何姓的讨论热度才得到了压制。
此时皇帝再亲自下场，表示你们都别争了，这孩子以后就姓高。不过考虑到你们的争论，现在孩子的这个高姓并不是直接从高务实这儿继承，是朕御赐的！
至此，这件事才算是真正告一段落。什么，皇上您为何非要给这孩子赐“高”姓？
朕想赐什么姓就赐什么姓，关你屁事啊！是不是朕要给谁封官，你们也要伸手管一管？来来来，谁有这想法的，你给朕站出来，朕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君君臣臣！
伐元之战胜利后，朱翊钧的威望已经足够高，这点事情还是压得住的。一旦他摆出“朕偏要”的姿态，在诏书中用词稍稍凶狠一些，果然就没有人再跳出来继续闹了。
其实这也难怪，大明因为制度关系，外戚都不过寻常人家出身，而梁邦瑞家里当时也不过是稍微有点小钱的京师小富商，事发之后被高务实整得很快败亡，现在家里坟头草都一人多高了，谁真会为了他家出气而和高务实乃至皇帝对着干？
说白了，他们之前炒作这件事主要是为了求名。毕竟是跟高务实这样掌握着巨大实权的阁老唱反调，那可不是寻常能找到的机会。
当然，寻常时候也可以和高务实对着干，只是高务实平时没别的把柄可抓，政务上和他唱反调又容易把自己搭进去，殊为不智。
但是关于永宁长公主养子的姓氏，这些人认为不妨炒一炒。原因也很简单，过继的孩子姓什么在大明不是个严重的事，没有人会认为孩子过继出去之后还要跟自己姓——否则你过继个毛？
哪怕是同姓同宗过继，过继之后虽然还是一个姓，但理论上继承的也是养父的姓，进族谱也是按养父那边算。
所以在这些人看来，高务实是不会在这件事上动真怒的，那么炒作一下就没有大的危险，属于高收益低风险的好投资，焉能不为？
无非是驳了长公主殿下的面子嘛！可是那又如何，长公主再受皇上的宠爱，大明的公主也不能丝毫干政，只要不是在礼法上冲撞了她，那么得罪了也是白得罪。
至于后来高务实亲自站出来打擂，这个情形他们的确没料到，不过事已至此却也不好简单认怂，总是要争一争、辩一辩的。当然，打那时候起，很多人其实就已经打了退堂鼓了，因此碧蹄馆一战的消息传回之后，他们才会迅速偃旗息鼓。
对于高务实为什么会在这件事上如此敏感，很多人也反思了一下。虽然怎么看都找不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但因为客观事实已经存在，他们也只能强行解释为高务实对当年梁邦瑞一事余怒未消，非要在任何相关层面都让梁家不得翻身才能满意。
这个猜测也不算错，不过并不是真正的内幕，但……都不重要了。总之，此后永宁长公主得以让自己的儿子“名正言顺”的姓高，唯有一点似乎有些遗憾：他并不能进入高家的族谱，名义上也不能再算作高家的一员。
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件事，就是永宁长公主忽然觉得自己的封地不够多，担心自己的儿子将来在“高家兄弟”之中因此抬不起头——毕竟高务实有多少家底，现在长公主殿下也是大致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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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本来就忙得要死，所在城市居然又出了一个本土病例，又要开始核酸，下午三点的排队差点没把我晒中暑。忽然就回忆起大一开学前那封闭式一个月的军训，每天下午大一新生站军姿，都要晒晕十来个直接抬送医务室的场景。
第281章 朝归倭附(六十)李太后的两全其美
永宁长公主的这个担心并非无中生有，实在有其缘故。
这缘故就是，有明一代对于皇室顺位、袭爵的各种记载中，大抵都是按照与皇帝的关系来论及该册封或者承袭什么爵位。
如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袭封亲王，余子封郡王之类。亦或者女系这边，皇女封公主，亲王女封郡主之类。这些论及的部分并没有提到公主之子应该封什么，那也就意味着公主的儿子理论上没有爵位可以承袭。
不过，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绝对，因为这种只论父系的册封和承袭之法同时也就意味着，公主的儿子还是可以根据其父的爵位来承袭的。
但是，公主的丈夫有爵位吗？有的，就叫“驸马都尉”，这不是一个官职，而是爵位，并且也是正儿八经的超品——当然，大明朝的爵位全都是超品。
驸马都尉这个爵位并不在有明一朝的公侯伯三级之内，那它到底怎么排位呢？其实是排在侯以下、伯以上。但是有一点，驸马都尉是要降等袭爵的。
不过以上都不重要了，因为具体到永宁公主这儿出了问题。她名义上的驸马是梁邦瑞，但是梁家欺君罔上事发之后，这桩婚事虽然被保留了下来，可是梁邦瑞的驸马都尉却被废掉了。
换句话说，高洛将来无爵可袭。
虽然说无爵可袭也不是就一定什么都玩完了，因为作为皇室近亲，只要皇帝对其圣卷在身，五军都督府的各个都督职务还是能做的，运气好甚至能干个宗人府宗正，成为名义上的“文臣第一”[注：朱元章把宗人府摆在文职衙门首位]。
但是不管怎么说，少了爵位就总给永宁长公主一种难以安心的感觉，但由于这些都是祖制，她根本没有办法可想，也不好跑去找皇帝说“请皇兄把梁邦瑞的爵位还回来”。
于是，永宁长公主就难免想要另外给儿子留下一些遗产——虽然她自己都才将将年过三十，放在后世完全可以乘风破浪很多年，但她却已经开始考虑襁褓中的儿子将来能继承什么了。
她知道自己和高务实的关系是永远不能见光的，因此也不想去向高务实要安排，但是皇帝哥哥那儿不能问，高务实那儿又不想问，还能问谁呢？只好去问母亲李太后。
李太后此时早就不管事儿了，但并不意味着她对皇帝一点影响都没有。事实上，在大明朝孝道大如天的环境下，只要皇帝但凡还在意一点名声，就绝不会对自己的生母有明面上的半点不敬，因为那一定会被外廷喷得还嘴都不敢。
更关键的是，李太后不问朝政之事之后没几年，其实就已经知道了永宁和高务实的事，而随着高务实成为朱翊钧真正的股肱之臣，她对这点事也早就看开了——不看开又怎样呢？这口子还是皇帝故意开的呢，现在去骂皇帝一顿，再背负着对女儿一辈子的愧疚直到死去吗？
但凡是个正常女人，一定是年纪越大就越在意子女和后辈，李太后也不例外。她对永宁现在的状况其实是很欣慰的，而且这样一来自己的内疚也能减轻一些。
因此，当她听到永宁拐弯抹角地提起高洛将来爵位问题的时候，她甚至还有兴致开了个小玩笑，说道：“这有什么不好办？他现在也没随着姓梁，既然姓高，自然该找姓高的去要爵位来承袭。”
永宁公主又羞又气，不依道：“这怎么可能，他就一个南宁候，那是要给高渊的，洛儿哪里能袭？”
李太后也不知是说笑还是故意为之，却回答道：“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父亲再多立点功劳，让皇帝再给他封赏一个嘛。就算没有双爵位一说，但是可以让皇上给他恩荫嘛，就说高务实功高难再赏，再另外给他儿子一个爵位不就行啦。你看，到时候高渊一个，洛儿也一个，天家的面子也好看了。”
好家伙，合着李太后也念着天家颜面这档子事，觉得自己的女儿因故不能做正室就已经很不好看了，如果高洛将来还没有个爵位，更加比不上高渊，那就就更没面子了。
对于母后的这个说法，永宁长公主一开始觉得有点怪怪的，但仔细想想，好像也真没有哪条祖制说不能这样——那好像就符合高务实说到过的“法无禁止即自由”了吧？似乎真的可以操作一下？
不过，永宁长公主觉得这件事还是不能由她自己来提，因此少见的撒娇求母后帮帮忙。儿女在母亲面前撒娇可以完全不论年龄，何况是她这样一个曾经被坑惨了的女儿呢？
李太后见她真的认可这个提议，便也收起玩笑的态度，认真考虑了一番。过了一会儿才说道：“尧媖，这也就是你了，就算尧娥(寿阳长公主)提这样的事，为娘也一定不会答应。”
那就是同意了。永宁长公主立刻微微低头道：“是，永宁明白。”
于是，次日一早皇帝来问安时，常常以礼佛为由不见他面的母后皇太后难得地接见了他，甚至还把他叫了进来坐下。
朱翊钧大为惊讶。其实这些年里，他来请安的时间越来越晚，搞到最后他来的时候总碰上太后在礼佛，因此就很少见他。后来朱翊钧也觉得这样挺好，毕竟问安这事真就只是个礼节性的工作。
自打母后不问朝政，朱翊钧一般也没什么事要和母后说，而李太后这边其实也差不多。皇帝已经完全能驾驭朝政了，甚至从目前的功业来看，尤其是自伐元大胜以来，“中兴之君”这个名头将来应该是雷打不动的了。
既然如此，自己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除了虔心礼佛，希望皇后早些生下龙子之外，也就没什么其他事好担心的了。不过这也没事，皇后自从……以后，已经连续生了两位公主，这证明身体肯定没有问题了，生儿子想必也只是迟早的事。
这一日把皇帝叫了进来，朱翊钧也在琢磨这几天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自己没注意到，结果李太后只是拉着他聊起了家常。
虽然不明所以，但朱翊钧也没表现出什么不耐，心平气和地和母后聊了一会儿。其实他知道母后必然有事要说，现在就看谁更沉不住气。不过在这件事上，朱翊钧还真不怂——他可是真正做了二十来年的亲政皇帝了，岂能这点城府都没有？
果然，最后还是李太后主动提及前段时间朝廷争议高洛姓氏的问题，然后叹息道：“洛儿这孩子可怜呀，不仅姓氏都能引起朝廷争论，将来长大了甚至连个爵位都没有。哀家这做姥姥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晚上都尽想着这点事，觉都睡不踏实了。”
这还了得？皇帝大吃了一惊，也不管李太后这话有几分真假，忙不迭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当场跪在地上认错：“让太后寝食难安，这是儿子的罪过。”
李太后道：“也不能怪你，这件事又没有先例，到底该怎么处理也不找到依据，着实是很难办的……”
说是说“不能怪你”，可哀家就是不让你起来，老实跪着，好好想想！
朱翊钧何等精明，一看这情况就知道母后心中是有主意的，但母后也知道如今不比当年，知道来硬的不行，只能来这种“孝道”上的软刀子——任你皇帝再怎么翅膀硬了，见了母后也依然还是儿子，该跪就得跪，该认错就得认错。
张居正管不了他爹，朱翊钧又能对母后如何？大明朝的嫡长子顺位继承制度之所以坚如磐石，归根结底不就是在于这一整套的礼法加持么？
换句话说，他跪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母后，还是跪自己这个皇位的正统性。
“儿子愚钝，一时……一时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但以母后之圣聪，想必定能为儿子指点迷津。”
诶，这个态度就很好嘛。
母后皇太后露出满意地笑容，微微颔首道：“哀家倒是有一些想法可以说给皇帝参详一二……咦，你还跪着做什么，且起来吧。”
朱翊钧心里苦笑，面子上还要继续装孝子，道：“母后训戒，儿子跪听便是。”
“叫你起来就起来，这也不是训戒。”李太后坚持让皇帝平身，再又让他继续坐下，这才道：“我思来想去，高洛现在终究还是随了高务实的姓，那他的爵位怎么着也该落在高务实身上才对……”
“啊，那怎么行？”朱翊钧大吃一惊，连忙道：“日新是有嫡长子的，这规矩可坏不得，否则外廷一旦知晓，群臣非得来叩阙逼宫不可。”
“你着什么急啊？哀家又没说让他把南宁候传给洛儿。”李太后不满地瞪了儿子一眼，在朱翊钧满脸疑惑之中继续道：“皇帝，哀家问你，高务实今年几岁了？”
朱翊钧心中纳闷，高务实的年纪您又不是不知道，问我做什么？但他不敢明说，还是老老实实道：“日新与儿子同年，大儿子三个月左右，虚岁三十有七。”
“他现在是文华殿大学士，也就是三辅，但哀家听说次辅梁梦龙已经乞骸骨数次，估计很快便要致仕回乡了，是这样吗？”
按理说，这个问题就算是朝政了，毕竟太后问了梁梦龙这位次辅“是不是”要致仕了——致仕不致仕不是梁梦龙自己说了算的，而是皇帝说了算的，因此是朝政。
不过她现在的重点显然不在梁梦龙到底会不会致仕上面，因此皇帝也没当回事，点头承认道：“是，按照计划，日新此番回朝之后，梁爱卿就会再提致仕，儿子也会顺势批准。”
“唔，那意思就是说，高务实这就要做次辅了？”李太后点了点头，道：“你是不是觉得，他在朝鲜立下的功劳不太好赏赐，因此借机让他由群辅升为次辅，就算是赏赐过了？”
朱翊钧迟疑了一下，道：“其实这件事本身是情理之中的，毕竟梁爱卿的年龄就放在那儿，本就是要致仕了，日新接任次辅其实谈不上赏赐。”
“那你原本打算怎么赏赐呢？”李太后问道：“他此番出兵本来说好的只是扶危定难，赶走倭寇，还朝鲜一个公道就好。结果他又和过去一样，总能带来点惊喜，居然让朝鲜甘心内附了……这样一个大功，你不是打算不赏赐了吧？”
“这个……其实按照日新的自己的计划而言，这件事尚且没完。”朱翊钧见母后面色诧异，只好解释道：“日新的意思是，赶走倭寇只是对朝鲜扶危定难，并没有让倭寇认罪并付出代价。这样的话，如果倭寇将来恢复过来，说不定仍会再生祸端……
因此，他主张扫恶当除根，必须直接打击到倭寇本土，让他们知道刚理伦常不能坏，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永享太平。如此，这封赏一事现在就还早了些，得等他后续的行动做完，再来论功给赏才是道理。”
李太后眉头大皱：“怎么还没打完呢……算了，这是朝政，哀家不干涉。哀家其实是想说，他这么大一笔功劳立下来，你打算怎么封赏？既然你也说了，他进位次辅不算赏赐，那么你能赏的好像也就是晋爵了吧？”
朱翊钧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很光棍，直接点点头表示认可。
“他虚岁才三十有七，如果就要封到国公了，那将来还有三十多年可怎么办呢？你能肯定接下去的三十年他就不会再立大功了吗？如果再有什么大功……
比如哀家听说图们那些人在西域站稳了脚跟，现在对甘肃那边的各镇压力剧增，万一将来哪天他又领兵去打了西域，到时候你怎么封他？异姓王吗？”
异姓王可不太行，这可是直接冲了祖制，所以朱翊钧也有点麻爪，迟疑道：“异姓王自是没法封的……到时候或许找些其他由头，给一些更加显贵的名义吧。”
“太敷衍了，这么做只会让外廷觉得天家刻薄寡恩。”李太后摇头道：“我看你与其将来头疼，还不如现在就早做打算，比如……这一次朝鲜的战事——或者加上倭国的吧，给高务实再多封一次侯爵，但这次不是封给他自己，而是直接把这个侯爵头衔也‘过继’出去，给洛儿袭封。”
说完，李太后又似笑非笑地补了一句：“洛儿也是他的儿子，想来他也说不出个不字来吧？这不是两全其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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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1章 朝归倭附(圆一)“洛”字不能乱用
李太后的这个两全其美让朱翊钧觉得有些异想天开。不过，他之所以这么认为，倒不在于高务实接受不接受，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外廷怎么看待。
高洛是高务实的亲生儿子，这一点外廷现在当然是明确的，但是外廷可不知道高洛并非黄止汀所生，而是永宁长公主亲生的啊。
哦，现在孩子已经“过继”给了永宁长公主殿下，理论上和高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呃，不对，这件事好像还有哪里不对，好像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毕竟孩子依然姓高……
哎呀，总之就是说，这孩子至少明面上肯定不能再进高家的族谱，那也就意味着他哪怕姓高，理论上也不是“新郑高氏”的一员。即便他的“生母”是高务实的正室，因为有高渊出生在前，他也不是长子，应该是不会有继承权的。
既然如此，那外廷肯定觉得，凭什么他高洛也能和高渊平起平坐，白得一个侯爵呢？这不仅是对高务实本人不公平，明明有机会晋爵国公，却莫名其妙的把“积功晋爵”变成了“积功分爵”，而且对他的嫡长子高渊同样不公平。
对于高渊而言，我爹如果晋爵国公，那意味着将来我也是国公，结果我爹的晋爵黄了，功劳被分给了弟弟，闹到最后弟弟和我一样都是袭侯爵——凭什么啊，明明我才是嫡长子，这一切生来就是我的啊！
眼看着朱翊钧眉头紧锁，半晌不吭声，李太后有些不高兴了，问道：“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朱翊钧叹了口气，把自己这番担心说了一遍，然后补充道：“母后明鉴，当初让他和尧媖成事，本就是儿子的主意，是出于对尧媖的补偿考虑的，这里头如果非要说有人做错了什么，那这个人也是儿子我，而不是日新。
如果现在还非得用这样的方式去……去将他的功劳分解掉，以他的聪明自然知道这其中的用意，那将来儿子面对他的时候怎能做到问心无愧呢？”
听着皇帝的话，李太后的目光从不满逐渐变成了单纯的严肃，过了一会儿才摇头道：“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他若真是如你所言一般聪明，那就应该坦然接受而不会有任何怨怼之意……皇帝，你该不会是担心他对此有什么不满，继而产生什么威胁吧？”
“他不会威胁朕，这辈子都不会。”朱翊钧摇头道：“但是母后，正因如此，朕才不能无视这份君臣之谊，更不该让这段本该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为了区区一个爵位而最终以破裂收场。”
李太后微微蹙眉，沉吟道：“你这般肯定他不会有什么威胁你的举动？”
“是，朕确信。”
此时李太后才发现，朱翊钧这两句话都使用了“朕”来自称，而不是平时更常见的“儿子”或者“我”。这也就是说，他现在是明确以皇帝身份来回答了。
“嗯……”李太后面露思索之色，沉吟道：“皇帝君临四海也快三十年了，这些年来做了许多丰功伟绩，你如今的这些判断，哀家想着应该总有你的道理。
回想一下当年，先帝英年龙驭，哀家与你不过一对孤儿寡母，也无治理之能，只能依靠先帝老臣勉强维系。
每每念及于此，哀家总是忍不住庆幸，庆幸有先帝的识人之明和列祖列宗的庇佑，才能让皇帝安安生生长大亲政，而且还得到了最好的教育，这才有了今日中兴的大好局面。
总之哀家知道，你是懂得如何做一个好皇帝的，也有自己的一套御下手段。哀家只是想说，高务实这些年的确为你做成的许多大事出了很大的力，他与你之间的情谊也没有第二位臣子可比……
但是正因如此，哀家才不得不提醒你：他或许的确对你忠心耿耿，但他也仍然是你的臣子，并且还是朝中一派之领袖。
既然是一派领袖，就必须对他这一派人的利益负责，如此便总会有些时候与你事实上存在利益矛盾。究竟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矛盾，是寸步不让，还是步步妥协，亦或者与他坦诚交心，商议一个两全其美之法，这都需要皇帝自己看着办。”
李太后已经很多年没有与朱翊钧这样说起朝中之事了，尤其目标对象还是如今朝中的最重要的辅臣——没有之一的高务实，朱翊钧也不能不认真对待。
听完李太后这番极其难得也颇为公允的话，皇帝诚恳地道：“母后教训得是，儿子知道此事的重要……”
然后话锋一转，把话题掰回到高洛身上，道：“高洛这件事，儿子觉得还是直接与日新面议为上，我与他这对君臣不该打这样的哑谜，因为我们之间实在太熟悉对方了：我做了什么，他知道为何如此；他做了什么，我也知道为何如此。既然这般，何不把话说开？”
李太后这次没有表达什么意见，只是平静地颔首道：“皇帝有决定就好。”
不过顿了一顿，李太后似乎又想起一件事来，忽然问道：“皇帝，你有没有觉得高洛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含义？”
朱翊钧笑道：“与常洛的名字同了一字，不过以‘洛’为名者天下不知凡几。说起来，他的儿女们全是三点水的名字，这倒是与我们天家有些像，不过他家都是单名罢了，嗯……其实同辈名字相似，倒也是大家大族的常见之事。”
“哀家不是说三点水的问题。”李太后摇头道：“寻常人取名为‘洛’或许并无他意，但高务实可不同，他家累世官宦，他自己还是你钦点的大明朝唯一一个六首状元，哀家可不信他给儿子取名没有含义。”
朱翊钧这下子忍不住微微皱眉了，因为“洛”字的确不是普通的字，如果要用做名字的话，的确可以代表一些非同寻常的含义。而且李太后如此郑重其事的说起“名字”一事，又不禁让朱翊钧想到自己小时候……
朱翊钧小时候，因为他那好爷爷嘉靖帝相信“二龙不相见”的谶言，搞得父子关系十分紧张。朱翊钧他爹，也就是当时的裕王、后来的隆庆帝生了孩子却无法得到皇帝的赐名。
朱翊钧到了五岁才得到名字，而且居然不是皇帝爷爷取的，而是他父亲裕王自己取的——理论上这是不对的。而在那之前，朱翊钧一直被叫做“三儿”——他前面其实有两个哥哥。
裕王长子叫朱翊釴，母裕王妃李氏，五岁殇，赠裕世子。隆庆元年，追封谥“宪怀太子”；裕王次子叫朱翊铃，未满周岁殇，赠蓝田王。隆庆元年，追封谥“靖悼王”。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朱翊钧这天下也是捡来的。
不过如果说到名字，其实裕王后来觉得等嘉靖想起来给自己的这个“三儿”取名字估摸着已经没戏了，于是干脆自己取的时候，他给朱翊钧取名就有了明显不同于前两个儿子的用意。
釴，鼎也，所以嘉靖给裕王这长子的名字取得有用意，当时裕王也很兴奋；铃，这就不必解释了，没有多少政治含义。
但是，嘉靖可以给孙儿取名为釴，以江山——“鼎”——相托，是没有问题的，但裕王敢给自己的三子取名为“钧”，这就有含义了。
当时已经是嘉靖四十四年，裕王登基之路上唯一的竞争对手景王去世，而且景王也没有儿子活着，因此裕王成了嘉靖帝八个儿子中唯一的幸存者。这就意味着，将来的皇位已经毫无悬念落到了他手中。
于是，便叫过“三儿”来说道：“赐你名字，名为钧。这名字的意思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意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朱翊钧的确念念不忘，五岁的事情居然直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同样的，朱翊钧后来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也遵循了这一的“寓之以意”的办法。
当初他的长子出生，虽然朱翊钧并不喜欢王恭妃，但因为是长子，并且那孩子得到了李太后的保护，因此朱翊钧还是以一个相对公允的态度给他取了名字：朱常洛——这就是他刚才说高洛“与常洛的名字同了一字”的原因。
洛，洛水是也。洛水有什么传说？《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意思是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依此作卦。
传说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
伏羲氏时的天下，非家天下也，而大禹之后的天下，启废禅让，自继父位，为家天下之滥觞。朱翊钧之子皆为“常”字辈，而长子名洛，乃有以“家天下”托付之意。
但是……高务实给他的非嫡长子取名为“洛”，这却是何意呢？朱翊钧忽然觉得，母后提出的这个问题还真值得思考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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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扛不住了，今天欠1K，加上之前还欠一章，目前总共欠5K。由于还要忙十天左右，所以预计最迟十天之后的三天之内补齐……当然万一这十天之内能抽出空来，也可能提前补。
第281章 朝归倭附(圆二)备受关注
高务实即将回京述职，这自然是当前朝臣们最为关心的政治动向，因为他这次回京非比普通述职，而是同时身负着援朝之战凯旋、推动朝鲜内附、谋划对倭出兵三件大事的，其一举一动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各方势力对此都十分关心。皇帝方面不必说了，光是一个朝鲜内附就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讨论，包括朝鲜王、朝鲜朝臣的安排，朝鲜内附后的行政与军事制度设置，朝鲜的战后重建如何着手且钱从哪来，参与援朝作战的各部如何赏赐等等。
另外，上面说的“各部”也不只是说明军各部，其他如蒙古的土默特、鄂尔多斯与嫩科尔沁三部，女真的如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以及一些小部落等等，他们也都是随征出兵的，战事获胜之后当然也要给予相应的赏赐。
这些事情几乎都是很容易出现争议的，因为归根结底每一项都涉及到实打实的银子——既然跟钱有关，那当然就必须有高务实这位财神爷在场，此时的讨论才有意义。否则的话，你讨论半天好不容易有个结论出来，结果户部两个字就给你顶回来了，那多没面子？
你问哪两个字？当然是……没钱。
虽然自从高务实掌握户部以来，似乎很少——亦或者干脆没有——听户部直接说过“没钱”二字，但这种事可不兴假设，户部之前没说过那是因为没人敢无视高务实的意见，你真无视一个，看看他会不会一句“没钱”给你把事情当场钉死。
要不说天底下香火最好的神祇就是财神爷呢，因为往往一文钱真的能憋死一条好汉。
朝廷也是一样，天下大事无非钱粮。你真要是有无限的钱粮可以随意泼洒，任你这皇帝和官员再怎么浪，可能事情也坏不到要死要活的地步。
当然，问题往往出在没钱没粮，而那一般来说就完犊子了。大明朝数十年前在钱粮方面如何困窘，眼下这代官员大多都是经历过的，当时他们一般都还不在高位，体会其实更深。
废话，内阁辅臣的薪俸会被拖欠吗？被拖欠的当然都是下面的人……何况内阁辅臣也不缺这点薪俸。就好比当初高拱因为清廉也比较穷，结果他就靠给别人写墓志铭之类的东西拿润笔。
说实话，这钱可比朝廷的俸禄赚得轻松多了，只要甲方不是个十恶不赦的纯粹人渣，这活儿就能接，因为随便挑人家某个优点夸一番写上，大把的银子就到手了，而且因为没写违心之言，心里毫无负罪感。
当然啦，这活儿不仅高拱接，连高务实都接。差别只是高拱接这种活儿是为了赚点轻松银子养家湖口，而高务实接这种活儿是为了维持人脉，保持号召力，毕竟他又不缺这点钱。
言归正传，当下朝廷决定大事，几乎不管什么事都少不了要问高务实的意见，因为这些年下来大家体会越来越深了，那就是甭管你有什么想法，都不能和户部的意见相左，否则无论这想法你自己觉得有多么英明神武都没用，因为施行不了。
只有户部认可了，拨银子了，那恭喜你，这件事基本上就算成了。如果不行，嗯……请户部再拨一笔，总是能成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导致现在心学派官员们，尤其是心学派的大老们在面对高务实的时候越来越底气不足。
就好比是某种功能受到挑战的人士逛花街柳巷，心里想法很多，但如果没人把某种药物施舍到他们手里，他们就只能干着急。如此，手里拿着那种药物的人就成了他们得罪不起的人——即便他们知道自己应该站在那人的对立面，也依然很难直起腰杆。
大明朝怎么就变成这幅鸟样了呢？他们心里也常常如此愤愤不平，然而真当他们面对高务实时，别说这些话不敢说出口了，甚至连这种心情都不敢有丝毫表达。
试想看，因为你这位堂官得罪了高务实，结果衙门里办公经费都下不来，冬天缺炭，夏天无扇，连伙食都只配喂狗，那下面的人怎么看你？能有几个人铁了心跟你走？
所以后世有人说，一把手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能找上面要到银子，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今高务实就要回来了，而他在这三件事上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那么问题就来到了朝中各位的身上：要不要反对？反对得了吗？不反对会如何？
要不要反对？嗯，最好不要，原因上面已经分析过了。
反对得了吗？估计不太行，因为高务实的圣卷明摆着，而且他这么多年来的一大特点就是绝对不做亏本买卖。
推而广之就是：高务实认为朝鲜内附是好事，那无论自己有没有发现好在哪儿，事后高务实肯定能让朝廷从此事中获益匪浅，以证明这的确是好事。
继续征伐倭寇到底是否违背祖制，又是否是必须要做的？如果高务实说不违背，那就“不违背”吧，反正他改过的制度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了。
想想就知道，自从他引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后，“从祖意而未必遵祖制”的事情那可真是多了去了。更要命的是，这些“维新”最后都证明了确有必要，每一样都获益巨大。
随便捋一捋：驿站改革，朝廷驿站效率大为提高不说，每年还要节省一百三十万两银子的巨额开销，甚至这几年居然还TM盈利了。整个驿站体系光是去年一年就反过来上缴户部二十七万两银子，朝中一些老臣听说之后，几乎是集体直呼见鬼。
滇缅之战，当初怎么看都要大亏一笔银子的破仗，是高务实坚持要打，并且实际上搞成了朝廷借钱打仗。结果这么些年过去，回头一看不仅借的本息全部付清，朝廷还赚了一百多万两，并且这钱至今还没赚完……朝廷手里还有些缅甸的金、银、玉矿捏着。
迄今还看不出明显盈利的，大概就数赶走察哈尔部了。不过这主要是因为战后投入有些大，例如重建大宁城之类的，花费都堪称浩大。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光从现在新设的各大牧场、马场为关内供马及售卖牛羊的收入来看，或许就在这几年便能“扭亏为盈”。
嗯，这还没考虑到关内马匹增多之后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当于物流更便捷了)，否则收益肯定更大。
再有就是迄今为止都有很多人看不懂的明联储。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们连“这衙门究竟在做什么”都搞不明白，很多人就仅仅将其看做一个联合起来的大钱庄，问题是明联储本身不直接放贷给个人，它只借钱给朝廷和登记在桉的大钱庄，而且利息低到令人发指。
它借给朝廷的银子收的年息仅仅百一；借给大钱庄的稍微高点，且有浮动，但一般也仅仅在百二到百三之间。
虽说它借银子需要借款方有抵押物，但实际上至今没有要过任何一单因为还不起债的债主抵押品，而通常是在债务违约之前主动了解情况，或者事后主动延长还款期限——不过如果真到了这一步，倒是要进行“经营指导”。
另一个问题在于，这明联储到底有多少钱谁都不知道，反正曾经有一批人联合起来想搞挤兑，当时搞出来一个巨大的数目：一千一百三十九万两。
别说一个“联合钱庄”了，就算户部都未必能随时拿出这么大一笔钱，然而明联储眉头都没眨一下，在按照明联储自身规定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完完全全拿出了这一千多万两银子，全是“银砖”样式，在明联储南京分部当场、当众交割。
一千多万两的银砖啊，堆在那儿根本就是一座银山！
为此，南京三巨头领着两千多荷枪实弹、临时从隔壁镇江调来的镇江卫大军现场保护，而明联储的大后台京华银行，也从临近的太平府调集了京华马鞍山钢铁厂护厂队的六百武装家丁作为内层护卫，确保银子不会被陷入疯狂的民众哄抢。
此次事件震惊天下，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怀疑明联储的实力，尤其是明联储背后的京华集团到底拥有多少现银——嗯，这是因为那些银砖全都阴刻着编号，如“京华日银百两00032”、“京华吕银百两00065”之类。
据后来一些消息人士透露的消息说，“日银”就是出自日本各处银山的银子，“吕银”则是从吕宋获得的银子，不过这些银子好像也不是吕宋所出，而是“红夷”从“极东之地”跨海运来与京华贸易的。
“日银”还好说，日本有银山这件事，江南地区的老百姓也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但是红夷居然有这么多银子？
于是就有在海上跑生活的人跳出来解释了，说跟过京华船队的人都知道，那些红夷在极东之地发现了好几处银山，银子多到挖不完。要不是实在离得太远，而且从咱们这儿去“极东之地”逆流居多(洋流)，否则真想去当淘金客——哦，淘银客。
这下子大伙儿都没话说了，京华的生产能力大家都有耳闻，现在又有这种完全不缺银子的大买家，那京华的银子当然多了，多到没法估计。
当然了，以上这些都是民间看法。实际上，京华当时凑这笔银子也并不是如看起来那样轻松，南北两洋舰队为此同时出动，京华北京银库搬空了一半(可不能全搬空)，日本银库、吕宋银库也都紧急调发，这才赶在一个半月的期限内调集了这么多现银。
这件事危险就危险在，当时高务实是得到过消息，知道江南一些财阀联合起来想搞事，但他们在明联储的存单有不少如同“飞寄”手段一般，并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身份存起来的，但到了要挤兑的时候却都集中起来。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高国彦和高务实这俩堂兄弟都误判了挤兑的数量级，他们以为这次挤兑的规模应该也就在五百万两到六百万两之间，谁知道最后翻了一倍，差点让明联储翻车。
当然，不管怎么说，事情最终完美摆平，明联储富甲天下的名声也彻底打响，包括京华银行这个明联储最重要的资方，其实力也再也不受任何怀疑。与最终这样的结果相比，此前承担的危险似乎也就值得了。
不过明联储有钱归有钱，但各大银行、钱庄的银子难道都靠资方本身的存银顶着吗？如果明联储本身不赚钱，那么高务实搞这么一个机构的目的在哪呢？绝大部分官员依旧想不明白。
在他们看来，明联储的借贷利率太低了，光靠收借贷利率不说无利可图吧，至少也是一边赚一边扔——明联储的摊子大啊，用地用人加转运和护卫，这可是哪哪都要花钱的。
但是看不懂并不影响一个关键判断：有明联储在手，高务实这个“大户部”的当家人，才算名副其实掌握着天下财权。
如果换一位户部尚书，别的且不说，还能如此轻易找明联储借钱应急吗？恐怕是难了。但是户部需要有钱应急偏偏又是经常之事，就好比此前朝战爆发，这种“意外惊喜”谁能料到？临时要开大战，钱从哪来自然就成了大问题。
但是有明联储在，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这个仗你朝廷只管先打，今后数年的税款中单独计划一笔作为还款项就行。
掌握着天下财权，打仗战无不胜，改革次次获益，而且年仅三十有七。这样一位辅臣回京述职，他所带着的提议自然备受关注。
例如心学派新晋的两位阁老赵志皋与沉一贯，今日就不得不临时会晤一番，在赵阁老府上商议己方究竟该对相关大事持什么样的态度。
哦对了，之所以是在赵志皋府上，是因为这位阁老身体不好，几乎就是个药罐子，让他去见沉一贯在客观上有些为难，毕竟不良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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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1章 朝归倭附(圆三)待他一手遮天(二合一)
如果说当初申时行与王锡爵的心学派两大老搭配是苏州同盟——两人一个是苏州太仓人，一个是苏州长洲人，那么赵志皋与沉一贯就是浙江同盟了——这两位一个是金华兰溪人，一个是宁波鄞县人，都是浙江人。
当然，无论是应天巡抚下辖的南直隶南部的苏州，亦或者是更往南一点点的浙江宁波与金华，都属于“江南”这一范畴，同样是心学派的根本重地。
根本重地的意思并非是说这两片地区就没有其他学派的影响了，事实上学派这玩意儿很难严格按照地域区分。南榜也会出实学派的进士，北榜也会出心学派的进士，主要还是得看这位进士本人更倾向于哪一派的理论，以及他读书时的老师和被取士时的房师、座师各自是什么学派出身。
如果只是做个假设的话，进士甲过去的授业恩师是心学派的，但他被高务实取中，他考虑到师承关系在大明很难更改，加上跟着高务实更有前途，因此在之后成了实学派的一员……这其实就是完全可以的。
甚至更极端一点，这位进士甲的房师是某位心学派官员，但座师是高务实，他一开始坚持只认了房师，成为心学派的一员。然而，后来无论因为什么原因，他又觉得实学派更符合他的理念，于是转头加入实学派……这也依旧可行。
当然，换老师可比一般的改换门庭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更大，大概率会被士林唾弃，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以上只是打个比方，不考虑实际操作性的那种。
总之，官员信奉某个学派是与拜师不同的，前者可以随便换，后者一般而言是一个头磕下去，这辈子就别考虑出门了。因为，“出门”的后果可能和天主教徒吃了教宗陛下的“破门令”差不多，心理承受能力差点的话，没准就会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赵志皋与沉一贯当然不用考虑这些，他们的心学派信仰还是很坚固的，再说都到他们这个地位了，船太大，调头自然也难。只不过，现实当前，信仰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两人如今四目相对，都有些不知从何说起。
默然良久，茶盏见底。
赵志皋作为地主，不得不苦笑着开口了：“蛟门兄，你若是喜欢我家的茶，一会儿我让管家包几斤给你带去可好？”
“濲阳兄真会说笑，小弟好歹是鄞县人，托宁波港之福，什么好茶见不着？”沉一贯老脸扯出一个不如不笑的难看笑容：“眼下局势越发不堪了，心学一门若在朝中再无振兴，只怕将来连民间基业都保不住呀，濲阳兄你就不着急？”
“我着急有什么用呢？”赵志皋一摊手：“朝鲜这仗原本看来应该不难，谁知道李如松在碧蹄馆稍受小挫便止步不前，结果仍是闹得高日新亲自前往……
他这二十年纵横南北，就没打过败仗，这一去自然就是眼下这般情形了。我着急？我着急难道就能把他顶掉，和皇上说让我去统兵一战？”
阁老亲自去统兵一战不是不可行，高务实自己也是阁老嘛，但大明朝一般而言还真不至于让阁老亲自去统兵，通常能有个兵部尚书或者挂兵部尚书衔的大臣去，也就顶了天了。
至于高务实，他是个例外，原因主要还是他此前的战功太多太大，已经树立了足够的威望，一到有方面大战进展不顺，皇帝乃至于整个朝廷首先想到的就是让高务实出马。而且，高务实本人也不排斥。
阁老级的重臣不排斥领兵，这一点其实比较少见。在大明朝，一般人做到阁老都会自矜身份，往往不屑于去带兵，和那些满身臭汗的丘八混迹到一块儿。然而，高务实似乎从来没有这种文臣常见的心态，反而只要有机会，他就愿意领军出征，一点也不怕“玷污”了自己六首状元、翰林文魁的清贵出身。
沉一贯不去纠结这些，只是说道：“他要出征自是拦不住的，你我也的确不可能代替，不过事情既然发展到了这一步，若是再不加以限制，让他如传言那般继续用兵倭国，我担心将来天下各镇眼中，便会真的只有高务实一人……届时，心学一脉可就彻彻底底无法在兵事上说个一二三四了。”
赵志皋却没有接这个茬，反而沉吟道：“蛟门兄，我近来时常在想，天底下的仗终归是要打完的，而高日新如今的战功已经足够显赫，所谓安南、定北、镇西、征东，真是四面八方都打了一遍，可是将来呢？难道还能一直有仗打吗？有道是国虽大，好战必亡，皇上也不能一直就这么打下去吧？”
沉一贯皱眉道：“濲阳兄，咱们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一定没有仗能继续打这件事上啊。你看，朝鲜这一战此前谁能料到？
那个平秀吉自己莫名其妙的跳出来，好好的日本国王不安生做着，偏要对朝鲜动武，这才闹出了这档子事。至于说将来就一定不会再有仗打了，我看这也难说。
濲阳兄，别的先不论，我就问你，察哈尔余部那些人，这几年不是一直都有消息说他们已经在西域站稳了脚跟么？
察哈尔与我大明真可谓世仇，如今他们老巢被夺，不得已远走高飞，但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今日可走，明日能回。他们在西域既然站稳了，想要杀回来又有何难？这几年西北边防压力日增，谁知道哪天又可能出现战事？”
“那不同。”赵志皋大摇其头，说道：“自伐元大胜以来，察哈尔部已经元气大伤，如今虽然在西域站稳，但实力必然不如当年。如此，说他们可能对西北边防产生一些影响是没错，但要说能形成偌大威胁，我看却也不至于。
既然威胁谈不上太大，无非只是边关摩擦，那高日新就不可能再来一次西征，甚至还是跑得更远的西征。
再说了，当时西征宁夏，即便高日新打得那么快，最后算起来也花了许多银子……那么西征西域却要花多少？我看只要陕西行都司并无颠覆之危，以高日新如今的身份，就不可能再亲自领兵。”
赵志皋这里提到的陕西行都司，其实辖区根本不是陕西，而是后世的甘肃。赵志皋的意思则是，除非甘肃有可能整个丢掉，否则以下程度的边患根本轮不到高务实亲自出马。
甘肃可能整体丢掉吗？几乎不可能。
现在的明军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明军了，虽然从西北的在册兵力来看，这三十年下来也并没有什么变化，但事实上原先的缺额、冒充等现象早已得到较好的控制。如今大明在陕西三边和甘肃地区至少有十几万大军，训练程度、装备水平也都较以往有了大幅提高，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情况下，“实力大衰”的察哈尔部顶多也就能找机会打打秋风，能成功劫掠几个边境的坞堡就算是捡了大便宜了，从能力上说只是纤芥之疾，谈何威胁整个甘肃？
总之说来说去，赵志皋的看法是今后不太可能发生必须由高务实亲自统兵的大战了，而沉一贯则认为不能寄希望于此，否则心学派始终处于被动一方。
为此，沉一贯摇头道：“就算察哈尔余部闹腾不起来，或者说能力有限，闹不出足够大的风波，但谁能保证高日新自己就不会主动挑事？”
“主动挑事？”赵志皋一时没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没错。”沉一贯点头道：“察哈尔余部或许只能小打小闹了，但高日新若是认为有必要，他完全可以主动出击啊。
濲阳兄，我连理由都帮他想好了，就说要除恶务尽，应该尽灭蒙元朝廷的残余势力，故要亲征西域，彻底将察哈尔余部消灭干净，还西北一个太平盛世……如此，濲阳兄认为皇上会拒绝吗？”
可能是大明的文臣的确大多不会考虑主动出击这种事，赵志皋勐然一听这样的假设，不免有些语塞。因为他也知道，如果高务实真的提出了这样的建议，皇上那边多半是不会拒绝的。
眼看着话题陷入了死局，赵志皋只好承认道：“往北用兵，往西用兵，这是太祖皇帝遗愿所允之举，是在不征之国规定之外的举动，皇上自然不会反对。”
沉一贯以为说服了赵志皋，当时就要开口，谁知道赵志皋的话并没有说完，此刻已经继续道：“然则出兵西北不同于以往，其粮草补给之转运，将会比此前任何一战都难上数倍……
蛟门兄，进军西北最大的麻烦从来不在于兵力，而是在于后勤。陕西行都司(甘肃)连自己都养不活，还需要临近的陕西三边和川北个别府县每年提供一些粮草，也就是所谓的协饷，那么如果真要远征西北，就只能将帅帐设在陕西。
陕西离西域有多远？就按照固原镇来算吧，其离西域足足两千里，一路上还大多都是戈壁荒沙，据说很多路段走上两三百里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这要如何行军，又要准备多少粮草才够途中消耗？到了西域之后又能继续吃几天？
虽说户部是高日新自己管的，但其实也正因如此，他一定会好好算这笔账，绝不会轻易出兵远征两千里之外。这种仗若是打赢了，那也就还罢了，若是万一……不说打败吧，就算只是打得不顺，则每多打一日，朝廷都要花费巨资。高日新自己便是地官，怎么会允许这样浪费银子？
另外就是，高日新伐元获胜就已经大胜过一次察哈尔，将来再盯着察哈尔余部打，也不会获得更大的军功，那高日新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这番话其实挺实际的，无论是他提到的哪一项要素，都是合情合理的怀疑。
比如他说西征西域难在后勤，这一条就非常现实而且看得极准。原历史上左宗棠左公收复新疆，最大的困难除了政治上的斗争之外，就数后勤了。
正如此时赵志皋所言，明朝时期的甘肃发展很差，当地驻军如果只能靠着本地的余粮过活，那至少得饿死一半，所以出征的大本营甚至都很难放在甘肃，而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放在陕西，如他所言在固原——这是陕西西部的重镇。
而固原到西域足有两千里之遥，途中多是黄沙戈壁，如果是全部用骑兵跑过去也还罢了，至少可以绕道更北的蒙古草原——就像察哈尔部遁去的轨迹一样。但只要是想动用步、炮等军，就只能强行征集大量粮草、牲畜(大多需要骆驼)，这得花多少钱？
左公收复新疆，一开始做的计划是需要一千万两，后来实际上还不止花这么多钱。另外还要知道，左公做这件事时，新疆大部分还在清廷手中，还能在当地提供一些补给。
倘若高务实要远征西域，则原地补充几乎毫无可行性，全部都要依赖这长达两千里的后勤线补给，花费只能更多更多。
另外，鞑清与大明在对西域的认识上还有区别，鞑清朝廷之所以最后能认可左公的意见，是因为他在给慈禧的奏折中提到的三点，这其中的前两点是清廷很敏感而大明朝廷没有切身体会的：
当时左公说，一，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之地，乾隆时又力排众议收复新疆，乾隆的卓见不能否定；二，新疆是中国内地的屏障，新疆丢失，则蒙古、甘肃、青海不稳，接着威胁中原，甚至北京。
大明首先没有一位“乾隆”，从老早起就没有直接统治西域，所以没有“祖宗遗留问题”。而甘肃、青海守了两百年，似乎也没有面临过特别巨大的危机，与清廷时面对沙俄的强大威胁不可同日而语。至于说西域还能影响北京，那在大明看来就更加不至于了。
赵志皋这番话说出来，沉一贯无从反驳，毕竟在他看来也觉得远征西域不仅不必要，而且开销太大、收益太低，应该不会是高务实的选择才对。
既然如此，他便话从遥远的将来转回当前，说道：“远征西域之事暂且不论，就说如今他要继续征伐倭国之事吧……濲阳兄觉得此事有哪些影响，我心学一派是否应该反对？”
赵志皋偏偏不肯抢先表态，而是反问道：“蛟门兄意下如何？”
“我自是反对的。”沉一贯摆手道：“他是户部地官，只要他拿得出银子，我们很难在朝廷花销上表示反对，但日本位列太祖皇帝不征之国其中，这总是事实吧？”
“这的确是事实，可是……”赵志皋斟酌道：“高日新既然敢提出这样的建议，可见他认为这一条也和从前许多祖制一样，是可以绕过去的。
比如说，太祖之所以立下不征之国，是因为太祖认为他们对我中国没有威胁，只是担心后世子孙自视富强，以征伐为儿戏，陷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危险当中。
然则眼下倭国之事却超出了太祖皇帝的预计，是倭国首先动武侵略了我天朝臣属，故我不得不对其用兵。至于是否是驱逐倭寇即可，即如眼下这般，那却不能不想到另一种可能……”
沉一贯皱眉问道：“什么可能？”
“朝鲜内附了。”赵志皋分析道：“朝鲜既然内附，那就成了大明本土，而朝鲜南部与倭国相距甚近，仅两日海程。如此一来，倘若不伐倭国，是不是可以说我朝之朝鲜始终受到倭国的威胁？”
沉一贯沉吟道：“濲阳兄是说，高日新会以此作为原因，认为应该将日本彻底打败，从此遏制其野心与实力，如此才算是稳固了朝鲜这块新附之地？”
“然也，但此仅其一。”赵志皋叹息道：“蛟门兄，你或许不知道，当初我与高日新还曾在翰林院做过一段时间的同僚，我对他这个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
沉一贯“唔”了一声，没有多说。他这个表现其实事出有因，因为他当年殿试只中了三甲一百三十六名，虽然后来还是馆选过了，中了庶吉士，但在翰林院的地位依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最低的一批。
大明特色嘛，在翰林院这种地方，大家都是“唯成绩论”，你老兄考个三甲也配和一甲的“天上神仙”套近乎？
当然，沉一贯是隆庆二年的进士，比高务实可早了足足四科。不过沉一贯在翰林院待的时间可比高务实长太多了，高务实进翰林院的时候沉一贯居然还在，并且依旧只是个编修。
相较之下，高务实作为状元可是一进去就做修撰的(约定成俗，状元直接做修撰)，可见成绩这东西在大明朝官场几乎是某种硬通货。
虽然万历八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高务实和沉一贯都在翰林院任职，但其实因为沉一贯当初的心学立场和他提出的几次观点都为郭朴不喜，便被打发去兼任了南京国子监的司业，所以两个人几乎连照面都没打过几次。
赵志皋就不同了，他也是隆庆二年的进士，与沉一贯是同年，但赵志皋却是那一科的探花郎，属于“天上神仙”三人组之一。高务实在翰林院时，赵志皋已经做到翰林院侍读学士，所以高务实主笔万历版《大明会典》时，赵志皋甚至算是他的上级领导之一。
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不同，赵志皋提起这件事会一副津津乐道的模样——我当年可是他高日新的上峰，而沉一贯则连话都不愿意多回——娘希匹，我当年甚至没机会和高日新说话。
当然，赵志皋只是略有得意，倒不是故意戳沉一贯的痛处，因此他见沉一贯没多少表示，便自顾自继续往下说道：“蛟门兄是否还记得数年前明联储的南京挤兑桉？”
沉一贯目光中闪过一抹阴光，冷冷地道：“自然记得。”
“那就好，蛟门兄应该记得明联储后来拿出来的银砖吧？”赵志皋认真地道：“其中有很多都阴刻着‘日银某某某’的编号。”
“是。”沉一贯依旧面色阴沉。他当然脸色难看，因为在那件事里头，他也是“江南同盟”的一份子，虽然她拢共只提供了其中的三千多两明联储银票，但好歹也算空头之一。
谁知道明联储居然真能在一个半月里拿出那么多现银，害得他们白忙活一场不说，后来还被明联储定了一个“十年观察期”，所有后续十年内的正常储蓄都被要求说明钱款来历，并且要画押作证。
虽然这个举动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太实际的影响，但面子上无疑很不好看，就彷佛明联储已经公开宣布他们这些人是某种嫌犯一般，让人心中愤满。
也许有人会说，不把钱存在明联储不就行了吗？当然不行，真的不行。
明联储发展至今，其大额、中额、小额银票的流通已经非常广泛，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几乎成了法定货币一般。
如果说一般的老百姓会认为五两、十两的小额银票意义不大[注：因为成本关系，目前明联储最小额的银票就是五两，再往上是十两]，因为他们平时花钱用不到这么大的面额，但是对于稍微有点家底的中产群体，尤其是商人而言，离了明联储的银票那可就真的太不方便了。
倘若这商人的生意再做大一些，一次交易上千两银子的货款，那自然谁都愿意收“一张纸”而不是一大堆现银——财不露白啊，这么多现银带着走也忒不安全了。
沉一贯的家庭条件可是相当不差，乃是士林名门出身，他本人更是大诗人沉明臣的从子——从子其实就是“亲侄儿”的意思，和高拱与高务实的关系一样。沉一贯的祖父则是大书法家沉文桢，可见他们沉家的底蕴。
其实，沉一贯在挤兑事件中只是看在“江南同盟”都是乡党的面子上，随随便便出了三千两银票，这是个“却不过颜面”之下的举动，本身他倒牵涉不深。
然而最终明联储的“惩罚举措”却让他觉得自己大丢颜面，而且实际影响了家族生意，自然就大为不满了。
赵志皋倒是不清楚这些幕后细节。他是个异常小心的人，平时也没什么大气魄，当初“江南同盟”要搞明联储，赵志皋觉得不稳妥，于是没有参与，反而装病躲过了一劫，因此事后也没被明联储的反制措施惩罚到。
赵志皋此时接着道：“由此可见，倭国所产白银乃是高日新那京华集团的重要财源，甚至不仅是京华，北洋一党那些勋贵和实学派的官员们，谁在倭国没有巨大利益？”
沉一贯心中一动，终于面露凝重之色，沉吟道：“濲阳兄此言有理。我曾听说倭国盛产金银，多年前便有‘石州银，甲州金’之说，后来又闻知这倭国不仅有此二处金银矿山，还有不少同样巨大的矿区。
高日新这近三十年来满天下找矿买矿，已经控制了许多矿场，倭国既然有如此多金银矿山，高日新怎么可能放过？就算他肯放，北洋那些饕餮之辈又岂能答应？
然则明联储已然做大至斯，若然还让他掌握了倭国的大量金山银山，那恐怕将来就算他不做这户部尚书，天下财权却也仍然掌握于其手！濲阳兄，这其中的威胁……”
“你我以为是威胁，但皇上是否会视之为威胁？”赵志皋真是个悲观主义者，闻言叹气道：“眼下的问题在于，不仅高日新本人圣卷无双，他那北洋又是拉着靖难勋贵集体成立的……
靖难勋贵自成祖后一直就被历代先帝视为皇权之根基，虽然时至今日，他们已经不再掌兵，可是谁敢去皇上面前指责全体靖难勋贵都有叛心？恐怕这样做的人反倒会被皇上视为居心叵测，是在动摇国之根基！”
沉一贯眉头大皱，他知道赵志皋这话虽然悲观，但却是个大实话。靖难勋贵虽然在土木堡之后早已没落，不再掌握实权，甚至在高务实的军改之后彻彻底底与掌兵没什么关系了，可是他们的政治地位依然重要啊。
如果勋贵没了，那皇帝面对文官可不就完完全全变成孤家寡人了吗？所以不管勋贵们到底还有多少能量，皇帝都会死保勋贵们的地位，这既不是因为皇帝喜欢勋贵，也无关乎勋贵到底有多少实权，只是因为皇帝不能没有勋贵“拱卫”。
所谓众星捧月，倘若众星都没了，谁来捧月？
他二人是不知道日本国内的情况，要不然一定会联想到丰臣秀吉死后的日本之所以如此暗流涌动，就是因为丰臣家这颗月亮的问题，就是出在没有“众星”——既无亲藩，又少谱代。
如果要类比一下，大明的“亲藩”就是各地藩王——他们早就没什么鸟用了。而大明的“谱代”其实就是勋贵，他们本来就没什么实权了，如果连地位都取消，彻底失去意义，那大明天子和室町幕府后期的虚权将军，以及现在的丰臣家又有多少区别？
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大明的文官看起来还是听话的，而且还能掌握军权，力压武将集团。可是文官的听话从来都不绝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以拒绝皇帝的诏令，这和勋贵哪里能比？
勋贵是皇权的延伸和扩展，皇帝让他们干什么他们都得照办，这不比你文官老实巴交一百倍？要不是中国自汉唐以后，因为受军阀乱战毒害太深，所以后续的宋明两朝都生怕武将乱政，哪里又会有如今文官反过来骑在勋贵头上的事？
但即便如此，勋贵仍无疑是皇帝们必须维持存在的一个集团，他们平时未必需要“有用”，只要名义上他们随时可以接受皇帝的命令而接掌军权即可。
留着勋贵，文官们就不得不有所克制，以免皇帝一声令下就把兵部的权力重新还给五军都督府，从此文贵武贱的格局再次颠倒。
因此，高务实拉拢靖难勋贵这步棋看似养了一批废物，还都是些饕餮废物，但真到了关键时刻才会发现：正因为他和这批勋贵捆绑得如此紧密，不仅同为文官的政敌在对付他的时候投鼠忌器，恐怕就连皇帝都会有类似的畏首畏尾之感，不知从何下手。
沉一贯皱着眉头思索良久，仍是找不到办法，不禁烦闷地道：“那就这般对其不断屡立新功视而不见，对心学派在朝中步步退缩视而不见吗？”
“是啊，我就是这样打算的。”赵志皋连连点头。
“什么？”沉一贯瞪大眼睛，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濲阳兄，你在说什么？”
“我说，就是要对他不断立下的大功视而不见，对他不断加强的权威视而不见，而且也对朝中心学派的步步退缩视而不见。”
沉一贯整个人目瞪口呆，甚至一度怀疑赵志皋是不是病得脑子坏掉了。
谁知道赵志皋却继续道：“申、王二公秉政时，想了无数办法试图阻止高日新，最终可曾取得什么改观吗？没有，几乎一点也没有，高日新的崛起就如旭日初升一般，根本不是人力可以阻止。
申长洲可是元辅啊，王太仓更是江南士林领袖，既然他们二位都做不到，你我现在不过群辅，又拿什么和即将成为次辅，甚至可能在不久之后便成为元辅的高日新作对？”
“高日新成为次辅是早有预见之事，可这成为首辅从何说起？”沉一贯愣了一愣，皱眉道：“王元辅身子骨不错吧？”
赵志皋苦笑道：“他身体自是比我好得多了，不过高日新如今这般局面，王对南(王家屏号对南)性子要强，却又不是痴人，明知道这首辅做得……好似当年李石麓(李春芳)一般窝囊，那还不如自请辞任呢，庶几保全令名。”
“好啊，不仅是濲阳兄你，甚至就连王对南这个首辅，也都打算就这般看着高日新一手遮天？”沉一贯气愤不已，站起身来就要告辞。
赵志皋不慌不忙地也缓缓站了起来，微笑道：“他若不一手遮天，这‘天’岂能知道他的势力之大、危害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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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1章 朝归倭附(圆四)危若累卵
随着高务实的功劳越立越大、越积越多，他的个人威望已经上升到令反对派都不敢正视的地步。因此，心学派当前两位话事人之一的赵志皋已经完全失去了正面对抗的勇气，而原先离中枢核心稍远、临时被推举出来顶替王锡爵空位的沉一贯则显然还心存一丝幻想。
不过赵志皋虽然平时看来病恹恹的，也似乎没有什么主见，但偏偏这次计议已定，决心甚坚，好说歹说都不肯再与以高务实为首的实学派作正面交锋。
事实上，赵志皋这种多少有点像投降主义的态度，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态度这么简单。实学派与心学派交锋的这约三十年时间里，心学派整体上来说是一败再败。
从徐阶下台之前的一呼百应、满朝倒拱，到现在高务实打个喷嚏都能让人忍不住琢磨这个喷嚏背后是否有什么暗喻，当真是沧海桑田，时移世易。
很多心学门人也不禁反思，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很多人一开始都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高拱、郭朴、张四维先后三任首辅都是实学派首辅，他们“霸占”了皇帝的整个成长期，使得实学派的理念对皇帝影响太大。等到皇帝彻底亲政，有了皇帝拉偏架，实学派自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但也有人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认为除了万历初年的三首辅影响之外，也万万不能忽视高务实本人的能力和表现。
作为皇帝有且仅有的唯一一位“同门同窗”，或许还可以说是发小玩伴，高务实本人对皇帝的影响可能比三首辅加起来还大，而这正是高务实后来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然，高务实能有如今的功业与威望，显然不只是靠着圣卷。历史上圣卷比高务实更甚的近臣也不是没有——多年前也有人说高务实是大明的“董贤”呢。
只不过，后来高务实硬是靠着一桩桩战功把说这些话的人都给钉死在饶舌小人的耻辱柱上，此后这种现象才消停下来。
当然，这些人被钉死还有一个原因，也正是与他们当时拿高务实和董贤作比相关。
董贤是汉哀帝的宠臣，初因姿容绝世而获宠于哀帝，只一见面就升任黄门郎，由此开始受到宠幸。当哀帝问到他的父亲是云中侯董恭时，当日征召担任霸陵县令，升为光禄大夫。
董贤得宠日甚，担任驸马都尉、侍中，汉哀帝出则陪同乘车，入则随侍左右，一月之内所得赏赐总共达一万万钱，其富贵震动朝廷。
哀帝认为董贤作为自己的近侍难以回家，于是下诏让董贤的妻子能够直接进到宫殿中，住在殿中董贤的住处，像长吏的妻子能够住在官舍一样。又召来董贤的妹妹让她做了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还把她的住舍改名为椒风，来与皇后的椒房相配。
哀帝对董贤的宠卷有多夸张呢？除了给他自己的，哀帝还升任董贤的父亲董恭担任少府，赐爵关内侯收其赋税而食，后又迁徙担任卫尉。
哀帝又让董贤的岳父担任将作大匠，董贤的内弟担任执金吾。还下诏令将作大匠替董贤在北阙下建造大房屋，其有前后殿并且门门相对，建筑极尽精巧华丽。
董贤以下到董贤家的仆人都受到哀帝赏赐，赏及武库兵器、上方珍宝。选取物用时，上等的尽由董贤，而乘车所穿的衣服，其级别仅次于皇帝。直到棺梓、由黄金连缝珠宝而成的珠襦、由黄金连缝玉块而成的玉柙，准备将它们赏赐给董贤的，没有一样不齐备。
甚至，哀帝又让将作大匠为董贤在义陵旁建造坟茔，内有小室用坚刚之柏向内致累而成，外为巡行警戒之道，周围几里，门阙以及门外之屏设立无数。
除此之外，哀帝还常常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董贤的地位。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五月初二，汉朝正式确定三公官名和各自的分工职掌。任命董贤为大司马；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彭宣为大司空，封长平侯。
此时，哀帝有意让董贤暗中超过孔光。孔光极其恭谨，知道汉哀帝想使董贤受到别人尊宠，到听说董贤快来时，孔光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出门等待，在远处望见董贤的车子就退进去。
董贤到达中门，孔光又进入门旁小屋；董贤下车之后，孔光就出来拜请他，送迎非常谨慎，不敢以接待同等地位的人的礼节接待他。
如此一来，董贤回去后，汉哀帝听说这件事后就很高兴，立即提拔孔光两个哥哥的儿子担任谏大夫常侍。有次一例，董贤拥有的权力从此几乎与皇帝相等。
然而，最让后人震惊的一件事还在后头。
一日，哀帝在麟麒殿摆酒宴，与董贤父子及亲属聚饮，侍中、中常侍王闳兄弟都在旁侍候。汉哀帝当时借着有了一些酒意，不慌不忙地看着董贤而笑，说道：“我想效法尧禅位舜，怎么样？”
董贤还没说话，王闳脸色大变，进言道：“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所有的。陛下继承帝系，应当传位给子孙直到无穷。世代相传的大事至关重要，请皇上不要随口乱说！”
按理说这样的当头棒喝实在是忠臣之举，义之所在，但汉哀帝听了很不高兴，脸色之难看让左右之人都十分害怕。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把王闳赶出去，以后不得再侍宴。
当初那些人拿高务实比作董贤，后来引起朱翊钧震怒的主因就出在这里。朱翊钧自问与高务实的既是君臣，又是知交，把两人的合作看做自古以来明君贤臣的典范，怎么能容忍有人将其看做哀帝与董贤？
朱翊钧从东厂和锦衣卫处得知消息的时候真是肺都要气炸了。那董贤除了长得好看，整日就是侍候哀帝，这哪是什么国之贤臣，不过是后宫那些阉宦一般，怎配与朕当做国之栋梁的务实相提并论？
再说汉哀帝，那是个什么狗屁皇帝，居然拿他与朕作比？
不过这里有一点要注意，朱翊钧在这件事上的愤怒，并不仅仅是出于汉哀帝有宠信董贤、搞出“断袖之癖”这个成语由来等问题。作为皇帝，他更敏感的部分还是哀帝的政治作为正好与当时的他有类似之处。
什么类似之处？有两点：第一点是都很年轻；第二点是喜欢改革。
先说年轻。汉哀帝驾崩时年仅二十五岁，在位仅仅六年，虽然他登基的时候已经是成年国君，但在位期间大致与当时已经亲政的朱翊钧年岁相彷。
再说喜欢改革。在政治上，汉哀帝即位后，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接受大司空朱博的奏请，取消成帝绥和年间的官制改革，恢复丞相、御史大夫的二府体制。同时亦取消州牧，恢复刺史。
不过，到了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五月，汉哀帝又恢复三公体制，但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将丞相改称“大司徒”，并提升大司马的地位，使其为三公之首。这三公新改之后，分别由董贤、孔光、彭宣出任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哀帝还想改革司直、司隶，并增设司寇一职，但事情还没确定就驾崩了。
在汉哀帝的在位时期，宫室、苑囿、府库的收藏已经很多，百姓的资财富有虽比不上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但人口达到鼎盛，是有汉以来最多的，于是哀帝也想改革经济。
哀帝继位初期，以左将军师丹代替王莽担任大司马辅左朝政。师丹一上任就向汉哀帝提出限田限奴的建议，企图使汉家摆脱厄运。
经过群臣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制定具体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吏民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以二百人为限，列侯、公主一百人，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超过以上限量的，田蓄奴婢一律没收入官。
这本来已经可以说是做出过一定妥协的改革，但依旧遭到了把持朝政的权贵的反对。首先是遭到丁、傅两家外戚的反对。而汉哀帝本人对这一诏令也没有实际的支持，特别是后来他竟一次赏赐董贤两千顷土地，是限田最高额的近七十倍，于是限田、限奴婢令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朱翊钧看来，高务实怎么可能是那些人口中的“董贤”？别的不说，高务实当时说朝廷应该收商税的时候，那可是在原本没有税种的情况下，让京华主动上缴相关税收，以此来开风气之先的。
更不要说赏赐不赏赐了。算起来，他朱翊钧这么多年下来赏赐给高务实的钱财简直不好意思开口，高务实带来各种大胜，皇帝的赏赐无非几匹红绸子、百十两纹银之类，完全都是按照过去的例子比照着来。
高务实真正拿到的“赏赐”，恐怕认真来看也无非就是皇帝的一些赐字、赐诗，大抵都是荣誉方面的，没什么实际财富。当然，高务实看起来也不怎么需要钱财赏赐就是了。
另外，汉哀帝虽然也是搞改革，但他不仅严于律人做得不到位，更关键的是根本不能做到严于律己。自己都做不到，别人岂能服气？
他和高务实这对君臣则不同，或者说因为高务实的坚持而变得不同。就说京师附近的皇庄问题，原先京师周边的皇庄遍地都是，现在还剩下多少？那不都是高务实劝他退还给庄民自耕的吗？
而高务实自己也没闲着，用了很多相较于这个时代先进得多，也人性化得多的金融手段来推动。这些手段可以很好的促成此事，又不会给赎买田地的百姓带来过高经济压力——在这其中，承担垫资贷款责任的就是京华。
这一桩桩、一条条，都是在为民间做实事，也正是因此，高务实在京师周边虽然有很多产业，有很多家丁，但从来没有闹出过当地百姓与高家家丁爆发群体冲突的事件——这种冲突在此时的大明可不少见。
这就说明高务实的的确确在民间拥有很高的威望，清名卓着，百姓都认为他是个好官。同样的，能信重这样的好官，那么皇帝当然也是圣聪圣识。
最后，朱翊钧的愤怒还来源于一点，就是汉哀帝死得早——你们这群逆贼是在咒朕早崩？
这可不是小问题，在皇权时代这是要命的大问题，于是综合这以上种种，骂高务实是董贤的一帮人自然就倒了大霉。
这么多年下来，高务实的功劳越来越多，多到很多人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后他们便又产生了一种心理：指望高务实自己把事情玩砸是不现实的，与其做无用功去和他相争，不如就坐看好了。
这种想法其实还挺中国化的，《周易·乾》中就说：“上九，亢龙有悔。”
龙为君位，亢是至高，言处于极尊之位，应当以亢满为戒，否则会有败亡之祸。
在这些心学派中的部分人看来，如今的高务实已经根本不可能用正面遏制的方法打压了，只能让他走满当前的“飞龙在天”，自行进入“亢龙有悔”之态势才是顺应天道之举。
天道，这个词玄而又玄，但心学派自王阳明本人之后，原本就很快进入玄禅虚妄之境地，根本不是王阳明原本想要宣传的宗旨，眼下面对无法战胜的对手时，他们这些走了歪路的后世门徒选择用玄而又玄的“天道”来逃避现实，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赵志皋某种程度上也是持这样的态度，所以才会有他和沉一贯的这番对白。沉一贯最终勉强被赵志皋说服——他是这么表达，但心里服不服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高务实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京师，因此他回京面临的第一个意外，便是他和刘綎、董一元及千余家丁刚刚走到城南的永定门打算入城，竟赫然发现内阁诸位阁僚已经率领群臣在城外恭候迎接。
刘綎、董一元见状，简直是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一样舒坦，不约而同的挺直了腰杆，浑然不觉被他们一左一右护卫在中间的高务实顿时面色一僵，在飞快地打量了一番之后，他的眼中立刻浮现出一抹浓浓的沉凝。
来迎接他的人，有内阁阁僚，六部各官，也有都察院及翰林院与各寺卿、少卿等，但却偏偏没有见到司礼监的人。
“侯爷，朝廷诸公尽皆来迎！”刘綎兴奋地转头对高务实说道：“侯爷如今可真是……”
他这话没敢继续往下说，因为他已经发现高务实的脸色有些不对劲，下意识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
“真是什么？”高务实瞥了他一言，面无表情地道：“真是危若累卵。”
刘綎、董一元愕然之下面面相觑，两人都是一头雾水，呆若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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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1章 朝归倭附(圆五)见识见识
以赵志皋为首的心学派目前迫于形势，只能赌高务实会“自恃功高”，继而张狂跋扈起来，用后世的流行术语来说就是“飘了”。
高务实不是没有“飘了”的地方，例如他对日本在当前局势下可能做出的反应，某种程度上就有点飘——他认为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日本精英现在都是秋后的蚂蚱，对于他的步步紧逼只能步步退让，最终交出一切权力，任由他来宰割。
这样的“飘”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实力基础上的自信，是他认为日本在丰臣秀吉死后已经不可能再拧成一股绳，他多的是办法能够拉一派、稳一派、打一派，继而完成他那修订过几次的“日本计划”。
不过之所以说还是有点飘，则是因为他毕竟没有亲自去和日本那些重要人士见过面，对于日本的了解、理解主要源自于前世的史书、文学、影视乃至于游戏作品，即便其中大部分情况的确是基于历史原貌的，但仍免不了有些脸谱化的肤浅。
这就导致他以往最拿手的“料人如神”多多少少会出现偏差，例如他现在就不清楚德川家康实际上一直在想办法团结内部，希望保持日本战后的稳定，不让他有机可乘，特别是不让他有直接出兵干预的冲动。
当然，德川家康也同样有失算的地方，那就是他不知道高务实也在做两手打算。即朝廷愿意直接出兵的计划和朝廷不肯直接出兵的计划，在这两个不同的计划下，高务实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相同。
总之，在京华可以毫无顾忌施展力量的范畴内，高务实多多少少是有点飘的。但赵志皋他们却不知道，其实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高务实不仅从来不飘，甚至小心谨慎到令人难以置信。
高务实前世就是个历史爱好者。有道是“读史使人明智”，读过的史书越多，就越能深刻的理解一个人在君权政治下应该如何做一个“好臣子”。
高务实对此自然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已经有足够的桉列教他如何做好一个“臣子”了，尤其是对于他如今这种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会“功高震主”的情况，亦或者说势力太大而可能威胁君主的情况，也都不是没有先列可循。
他认为大致上可以分作四种模式：萧何模式，范蠡模式，郭子仪模式，赵匡胤模式。
萧何模式的特点就是认清身份，老板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老板不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坚决不做什么。越权的事不做，分内的事善做。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自己不喜欢但老板喜欢的，乖乖按照老板的意思做。
当年刘邦坐稳了皇位，就怕当年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反他。就算不反他，没准也得反他儿子。而最让他不放心的就是韩信，刘邦是想杀又不忍心杀，犹犹豫豫下不了手。
这时候，要说狠毒，还得是吕后。吕后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心想你不杀，那就老娘来动手。于是杀韩信，夷三族，而且还是先斩后奏——但这事就是萧何帮着给办的。
本来萧何也不愿意，但是当时刘邦年迈，萧何恐怕也担心他脑子可能不那么清楚了，现在吕后权势熏天，萧何不得不屈服。
作为后人，或许可以说萧何胆小出卖兄弟，但是从大局着眼，萧何也没有错。韩信的确“国士无双”，但却锋芒毕露，只要刘邦一死，面对孤儿寡妇，谁能担保他将来不反？他一反，不是又天下大乱？
作为丞相和刘邦手下的老人，在萧何眼中，当臣子的再怎么有能耐，天下也还是姓刘。萧何就是认清了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一切从大局出发，才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范蠡模式的特点则是见好就收，另谋出路。
此君在后世被视为儒商鼻祖，号称“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可谓是打工界的全能型人才，连司马迁都不得不承认他三次跨界跳槽都成功了。
多亏了范蠡，越王勾践才能成功灭吴，一雪会稽之耻。而当越王政权巩固后，范蠡则决心隐退，他还劝好友文种一同隐退，说出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句千古名言。
可惜文种不相信越王会杀他，谁知果不其然，文种当了丞相不久，越王就给他送去了当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杀时用的那把剑，文种无奈之下只好举剑自杀了。而隐退的范蠡，则隐姓埋名，搞起了个人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陶朱公，后世称其为“商圣”。
其实范蠡的这个模式，很长时间以来就是高务实的选择。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大概就是范蠡发家致富是在退隐之后，而高务实则是将政商两条路合在一起来走，但却左脚踏一条，右脚踏一条。
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打算如范蠡一样退隐的。不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要达成这一目的似乎还存在某种变数，只是不知道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临时生变，还是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
萧何、范蠡这两种模式，其实与高务实的实际情况多少还是有些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兵权，亦或者说对军队的影响。
无论是萧何还是范蠡，他们对军队的影响力都比较有限，更别说有什么嫡系军队、嫡系将领。高务实则不然，他在兵权或者说对军队的影响力方面其实应该类比第三种模式，也就是郭子仪模式。
郭子仪的事本书前文曾经说过，这里不在复述。总之，高务实眼下在军中的威望可谓一时无两，宣大将门几乎全是其嫡系，蓟辽、三边(陕西)之中的嫡系恐怕也在半数，甚至在南军之中也有刘綎这样的中流砥柱。
哪怕就是戚家军，因为高务实和戚继光的关系，使得他对戚家军“开枝散叶”之后的许多将领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西南地区众多土司因为高务实的正室夫人黄止汀是土司出身，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高务实视为他们在朝廷中枢最大的靠山。
在此次援朝之战中，高务实能轻易驾驭四川等地征调的土司兵马，却没闹出以往常见的各种问题，也可以侧面左证这一关系。
如此算来，高务实在九边各镇将门中的“门下走狗小的某某”怕不是数以百计，而他们直接控制或能间接影响的军队，搞不好要占九边的三分之二以上。
那是多少人？那是至少六十万大军。
如果再加上刘綎的刘家军对四川的影响，以及西南各省土司公认高务实为他们的利益保护者，最后加上江南南军唯二能打的戚家军(还有一支是俞家军)也和他颇为暧昧，这南方半壁也就去了个七七八八。
虽然说即便有这样的威望和影响力，在大明朝的特殊国情下，也并不代表他高务实振臂一呼就能让这些人毫不犹豫地跟着他扯旗造反，但……对于皇权而言，说一句“尾大不掉”似乎也的确不过分吧？
所以，在兵权问题上，高务实的情况和郭子仪就非常类似了。这种类似在于，不管高务实是不是正在担任直接管理军队的职务，他的影响力都不能忽视。
这如果以后世做比，就好似有一位亲手提拔你的老领导，这位老领导除了提拔过你之外，还曾经提拔过无数跟你差不多的人，这些人多到遍布天下。那么有朝一日，他说他联系了所有的门生故吏打算做一件事，现在大家都答应了，就等你表态，那么你……敢不答应吗？
尤其不要忘了，眼下可是封建时代，是人情甚至可以大于法理的时代。你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从力量上考虑不敢不答应，从这个人情社会的人情关系、名声信誉考虑，恐怕更是不能不答应呀！
忘恩负义——这个词就算在新时代的法治社会里也是让人戳嵴梁骨的骂名，在旧时代里就更别提了，这是挖祖坟级别的骂名，盖棺之后都免不了被“万世唾弃”。
为什么郭子仪即便早已去职，也能单枪匹马让回纥退兵？威望而已。高务实如今在大明军队中，就已经是如郭子仪一般的威望了，这样的影响力能不让人害怕吗？
赵志皋害怕，所以他选择鸵鸟战术，说是说观其自败，其实又何尝不是真的不敢？
那么……朱翊钧会不会也害怕？从今天来迎接他的人群里没有司礼监宦官出现，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这种可能了？
这就是高务实方才说“危如累卵”的直接原因。
至于说第四种模式，也就是赵匡胤模式，这个谁都知道，完全不必解释。但是，高务实从小到大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其中的道理以前说得多了，简单而言就是他不希望看到任何内战，不希望看到任何内部混乱纷争，不希望原历史上最后一个主流民族建立的政权把力量内耗掉，然后输掉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直接冲突下的文明之争。
中华文明的利益，在高务实眼中远远大于他个人的一切利益，这是他作为一个新时代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人坚定不移的看法。
什么“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什么“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高务实根本不吃这一套。没有民族的崛起，没有国家的强大，鬼才在乎他这个小民！
那么多小国怀璧其罪，被大国拿一试管洗衣粉说打就打，原本蒸蒸日上的国家变成废墟，安居乐业的百姓变成难民，这个时候有个屁的小民尊严？
他们只是得到一句：“他们失去了一切，但他们得到了自由。”
当活下去都只能乞求别人喂狗一样的施舍，这样的自由要来何用？
没有繁荣富强的国家，就没有自尊自信的人民。世界一直如此，也永远如此。
因此，在高务实的选择中没有赵匡胤模式，因为他认为大明朝绝不具备如赵匡胤陈桥兵变一样，可以几乎和平交接国家大权的社会基础。
靖难之变朱棣可以成功，在社会层面的原因是他也姓朱，是朱元章的亲儿子，法理上也有一定的继位正当性；在朝廷体系层面是客观上朱允炆就是没了，而“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军事层面则是他以孤军竟然能打进南京，其余诸王都怂了，谁都不敢跟他跳。
这三个层面，是靖难之变能成功缺一不可的，而高务实假设真要复刻，顶多只能复刻第三点，但那完全不够，后续面临的一定是天下大乱。
即便他平定得再快，对国家而言也是一笔难以计算的沉没成本，更别提这样还会带来“得国不正”这么一个必然贯穿整个皇朝的永久DeBuff。
由此，高务实一直是希望将范蠡模式和郭子仪模式综合取用的，这就使得他一直以来都秉承“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风格，该做的事情大张旗鼓、坦坦荡荡的做。
哪怕如当年军工改革这种看似颇为敏感的事，他也是先给高拱建议，然后自己公开呼吁，广泛拉拢利益契合方一道发力，最后才终于办成的。他会把好处、坏处都明明白白分析给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翊钧听，让朱翊钧再转达给隆庆帝，最终成于“圣断”。
而与此同时，高务实又严格遵循各种礼教道德，从来不搞什么“逾制”之举。就连他府里修建日新楼时，因为“古无此制”，他都是亲自去和皇帝商议诸如楼高几许、有无嵴兽之类的事，在得到皇帝的特许之后才开建，由此可见他的谨慎。
他此番回京事前已经都商量好了的，不是作为大军凯旋的回京，只是述职而已。既然只是述职，本来就不应该有“百官于城外相迎”这一出戏码，而现在不仅是百官相迎莫名其妙的出现了，而且司礼监偏偏还缺位，这自然会立刻引起高务实的警觉。
只一瞬间，他便想到几种可能。要么是“百官相迎”事发突然，司礼监那边——或者干脆就说皇帝那边来不及反应；要么是皇帝知道百官会去相迎，但故意没让司礼监的人同往。
看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意味着事态更加严重——啊，事实上当然也的确很严重。不过高务实却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同样不可轻忽，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人在故意给自己设套！
眼看着目瞪口呆的刘綎和董一元，高务实微微摇头，道：“恐怕有人要离间皇上与我之间的关系……好了好了，别愣着了，随我去见识见识这位国手的弈力如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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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确定了一件事，28号我老婆要去考一科注会科目。我家住城东南，她得去城西北考，因此估计是要我全程接送的，估计我还得一直在考点外面等着。所以28号的更新时间应该比较晚，很大概率在凌晨之后或者次日上午才能出得来……提前报备给读者诸君知晓。
第281章 朝归倭附(圆六)意外
说是一同上前去“见识”，但高务实临时做了一项安排，乃是命刘綎、董一元将其二人所部护卫家丁直接派往他在城郊西北的见心斋别院，而不是与他们一同上前面见这衮衮诸公。
这个做法既可以说是故意的，也可以说只是把原计划稍稍提前。
一千余人的护卫家丁本来也不可能都带入京城之中，否则巡城御史肯定要拿来大做文章。对于这些家丁而言，正常的操作就是送主人家到城门外，然后按照事前的计划到城郊某处落脚，主人身边进了京城不太可能有危险，最多留下十来个好手护卫也就足够了。
像董一元和刘綎这种总兵级别的大员抵京，其护卫家丁一般是会住在城外的相应佛寺、道观，这几乎可以说是历来的传统。
不仅如此，各省或者各镇的文武大员往往还有定点借宿单位，也就是但凡此省或者此军镇的大员来京，其护卫随从每次都是住在那儿，可谓形成了规矩。
当然，佛寺也好，道观也罢，并不是免费提供食宿的，借住方肯定是要给钱，只是名义上会叫做香油钱罢了。
不过这一次董一元和刘綎算是托了高务实的福，他那见心斋别院的占地面积巨大无比，说是别院，其实是好多建筑群连起来的超大庄园。
这其中，不仅有他休假时闲住和待客的香山见心斋本院、京华工匠学堂的学院区、各地武装家丁来京轮训时所用的操训区，还有毗邻工匠学堂的京华技术研究区等等。
可以说，所谓的“见心斋别院”，现在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京师的一座卫星城，凡所应有，无所不有。与正儿八经的城池相比，也就差个城墙了——如果你不把这各建筑群外的“院墙”算作城墙的话。
京华的武装家丁操训区非常大，必要时就算挤进三万人驻扎和训练都不在话下，但高务实又是个颇为谨慎的人，往往在这里受训的武装家丁也就三五千左右——反正他们来京师一般都是轮训加考核，通常半个月就会换一批，三五千一轮也够用了。
但这就意味着操训区很空旷，住进千把人的二总兵护卫家丁根本不叫事，于是董一元和刘綎既然与高务实同来，自然就被高务实这般安排，算是沾了点光、省了笔钱。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原本是应该一直将三人送到城门下，然后再绕城去见心斋别院的，此时高务实临时将他们打发走，却留下了自己的两百多护卫，则明显是做给这前来迎接的衮衮诸公看——你们瞧，他俩是按照规矩各带五百人，我甚至只带了两百多。
要不是今天气氛不太对，高务实也没必要做这么一出戏，但是现在嘛……还是小心为上。
三人策马来到一行人前，朝廷众官员对于高务实在京城之外骑马比坐车多早已习惯成自然，也没人再对此大惊小怪。
内阁诸位阁老在首辅王家屏的带领下首先上前迎了几步，还没等多走两步，高务实已经娴熟地翻身下马，打着哈哈拱起手，主动致谢道：“学生回京述职罢了，怎敢劳动诸公相迎，真是折煞了，万无此理，万无此理。”
高务实出京并不算太久，前后加起来不到一年时间，但不知为何，他总觉得王家屏看起来比当时苍老了一些，甚至以往总是挺得笔直的腰背都微微有些句偻。
不过王家屏的精神状态倒是不错，笑呵呵地抬手回了一礼，大声道：“日新此番经略平倭，于我忠藩是存亡继绝之奇功，于我朝廷是天威广被之殊勋。虽此后战和未定，不好做凯旋之礼，然则出城一迎总是应该的，怎能说万无此理？自然有理。”
这是不必争辩的寒暄，高务实只是呵呵笑着，做摆手不敢当之状。
首辅说完了，作为次辅，梁梦龙自然要接上话茬：“元辅所言甚是啊！此番日新回京，说是述职，也无异于凯旋，怎么就不能来迎呢？若非今日恰好宫中有大喜，恐怕皇上也是要亲临的……”
他这话显然是故意说的，而高务实也果然一怔，心说：“莫非我料错了，今日没有司礼监的人前来，并不是皇上故意敲打我？”
“宫中有大喜？”高务实一脸疑惑地反问道。
梁梦龙笑眯眯的道：“是呀是呀，当真是大喜……皇后娘娘于今日上午诞下龙子——国本之争可以休矣！”
高务实勐然睁大眼睛，大喜道：“哎呀，竟然……这可真是大喜啊，该当普天同庆！”
王家屏又接过话去，同样笑得合不拢嘴，道：“是呀是呀，临老能见到这一幕，咱们这些两朝老臣总算是能放心了。”
本来高务实听到“两朝老臣”的时候还以为王家屏只是说他自己，但转念一想：霍，今儿这里的几位阁老好像都是两朝老臣啊？
还真是，甚至就连他高务实，理论上都可以说是两朝老臣——他那太子伴读、假侍读学士虽然不是正经官职，但在大明而言，临时的“差遣”往往比官职还要紧。他既然当年在隆庆帝面前也是自称“微臣”的，自然也应该算数。
仔细一想，王家屏、赵志皋和沉一贯都是隆庆二年进士(当然王家屏是北榜，赵、沉都是南榜)，周咏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梁梦龙更是资历惊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说起来，实学派的这两位甚至都是三朝老臣了！
这么一想，高务实忽然觉得，实学派在内阁还真是到了该换血的时候了。看看梁梦龙，头发都白得看不到什么黑色了，周咏也是一脸褶子，发色灰白相间……
当然，想归想，高务实面子上的工夫可没耽搁，这时候又和赵志皋、沉一贯以及周咏都打过了招呼。
赵志皋是个瘦小老头儿，一如既往和和气气的，不过气色不太好，大红色的斗牛赐服穿在身上都有些打晃，可见衣服的主人比原先又瘦弱了许多。
他说话的精神气也不太足，光是和高务实寒暄几句都要中途停下来歇两口气才能接得上，以至于高务实都忍不住劝他多保重身体。
这话倒不是装模作样，高务实其实并不觉得自己和赵志皋有什么仇怨，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哪怕任何一个心学派的官员，只要大家相争的只是治理天下的手段问题，没有演变成私人恩怨，高务实都不至于迁怒到希望对方疾病缠身之类。
谈不上清高，单纯是没有这个必要。
既然知道了宫里今日有大喜，高务实对之前没见到司礼监的人就不再那样高度警觉。不过从群臣的角度来说，大家既然都知道此事，当然也都知道自己还有活干——很多人的贺表都还没来得及写呢，最迟明日一早，那可是必然要呈送司礼监的呀。
因此，今日来迎接的人虽然乌泱泱一大片，但却显得没什么组织，高务实也善解人意得很，很快就表示这样的大喜之下，大家都有事要忙，就不要一直围着自己打转了。而对于大家的好意，自己也都心领，实在是万分感谢、不敢克当云云。
各个衙门、部院都分别走过去感谢一通，说了些场面话，因为大家确实有事要忙，这迎接的大场面很快也就散了。
不过，诸位阁老却都没离开，反而在王家屏的提议下，连同高务实一块儿都往宫里走——他们当然不是去后宫，而是去内阁，内阁也是在宫里的。
此时，一直靠边站了好半晌的董一元和刘綎就有些尴尬了。他俩可没有跟去内阁的身份，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好在高务实没忘记他们，甚至还特意招手让他们过来和几位阁老打个招呼——是的，在方才众官与高务实的寒暄中，这两位站在旁边的堂堂当世名将、官居总兵、各挂五军都督府都督同知的一品大员(都督同知从一品)，连插嘴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
笑死，阁老们寒暄，有你们这些“门下走狗小的某某”说话的份？眼下武臣中能有这个待遇的，估摸着也就戚继光和李成梁二位了……嗯，李如松说不定也有可能。
或许是看在高务实的份上，王家屏好歹是正眼打量了这二位总兵一眼，点头道：“尔曹此番远赴朝鲜作战也算辛苦，既然来京述职，且把战功陈述详尽，内阁自会拟票提出赏格，并请皇上早些批复。”
元辅亲口指示，二人自然忙不迭感激连连。其余阁老如梁梦龙、周咏，知道他们都是高务实的嫡系，也先后开口勉慰了几句。
甚至就连赵志皋，也都随口赞扬了一番——高务实听了忍不住怀疑，觉得赵志皋可能根本不知道董一元咸兴败北一时，或者知道有这件事，但事情和人物在他脑子里对不上号。
但是到了沉一贯却不同了，此公先是打量了董一元一眼，问道：“彭信古就是在你麾下效力的？”
董一元尴尬承认，然后道：“此事末将实有罪责……”
“知道就好。”沉一贯面无表情地打断道：“虽是高阁老为你求了情，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导致大败简直闻所未闻，望你日后警醒，即便今次不罚，将来也莫要再犯。”
这番话显然话里有话，董一元虽然不知道内阁争斗到底是个情况，但大概也猜到沉一贯这话多多少少有指责高务实包庇手下的意思。董总戎明明也是一把年纪的老帅了，却在三九天里听得额头冒汗，连连表示一定谨记沉阁老教诲，今后绝不再犯云云。
到了刘綎，沉一贯倒似乎有些兴趣，仔细打量了一番，忽然笑道：“还算是一表人才，就是这个头也忒高大了些，听说令妹入了高府？”
不过他明显不是要刘綎回答，因为问完这一句，沉一贯就直接转头朝高务实笑着问道：“日新公，尊如夫人不会也是这般‘高人一等’吧？”
有一说一，刘綎确实高大，不过真要说身高，他比高务实也就高了两指左右，用京华的计算方式，两三厘米罢了。
但他不光是高，因为常年练武，那一身横练的肌肉可远非高务实能比。高务实虽然也时不时保持一定的锻炼，但身材只能说是匀称，而刘綎看起来就只能用“魁梧之极”形容了，立在几位阁老文臣面前，宛如一尊铁打的金刚，视觉压迫力着实有些夸张。
当然了，这也没什么可比性，真要说个人武力，六位阁老就算加在一块儿，刘綎十个呼吸之内完全足够收拾了。
显然这种对比毫无意义，因为即便只有一个沉一贯，现在人家实际上是完全无视刘綎，刘綎也不能多说什么。
高务实心里知道，士林间对刘馨的观感一直不太好。在士林看来，刘馨又不是黄止汀这样的土司出身，明明是汉人女子，却和女土司一样在南疆带兵打仗。打完仗也没安生，不是找个夫君嫁了，好好在家相夫教子，偏偏成了京华的所谓秘书长，在高务实府里做着幕僚的活儿。
若是个男子，这自然无可厚非，在“相府”做核心幕僚可不简单，别说县令、知府，就算是兵备道见了也得客客气气的。但问题在于刘馨是女子啊，这在很多人看来就不能接受了——你一个未婚女子长期住在高府不说，居然还是高务实的首席幕僚？你这个幕僚到底是做什么的？
好在刘家是将门，而且是历史并不久远的新兴将门，刘显又是发迹于底层，因此士林虽然对刘馨此事私下有些流言，却也不至于太在意。
“他们刘家本来就不过靠着一些厮杀的微功才有今日，能把自家的女儿送到实学宗门之家、六首状元出身的高阁老身边，那是何等荣耀？名分什么的刘家自然顾不得了”。
其实，刘显去世时对此之所以耿耿于怀，也未尝没有这个原因。而刘馨也正是因为知道父亲对此可谓死不瞑目，所以才放弃了此前一直坚持不嫁的想法，最终给刘家正了名。
虽说她不是正室，但士林反而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因为高、刘两家在他们心中衡量，那绝对是门不当户不对的。
按理说事情至此就算告终，然而沉一贯今天却拿这件事来开玩笑，就实在有点出乎高务实的意料之外了。
你若是个称我为“日新兄”的，这样开个玩笑倒也无伤大雅，可你一个称呼我为“日新公”的，开这样的玩笑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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