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7章 战后波澜(廿三)盛大郊迎
万历二十年，九月，丁巳朔。
此日乃钦天监选定的大吉之日，由钦天监报内阁，内阁转呈皇帝，最终由皇帝圣裁，定为伐元凯旋、天子郊迎之日。
是日，蒙元经略高务实携麾下禁卫军司令戚继光等一众总兵、副总兵、参将等，又有大明金国顺义王把汉那吉、左军都督佥事伊勒都齐等一并来朝。
京师内外在这段时间里全城动员，京兆尹及宛平、大兴两县官吏忙了个脚不点地，将所有目之所及之处该翻新的翻新，该洗刷的洗刷，不仅各街各坊的卫生责任落实到户，甚至连路边的树木都雇人整治了一番，当真是以“崭新的面貌”来示人了。
皇宫也不轻松，操作得比春闱还要隆重，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整理了个遍。说个细节，不少只是略有裂痕的琉璃瓦，这次都被直接换掉，居然用掉了三万多斤新瓦。细节抓到这般程度，满朝文武原本不当回事的这下也不由得或紧张或激动了起来，分明感受到自己将要见证历史了。
最神奇的是，这些举动很多都是来自于司礼监的直接命令，而司礼监的命令……毫无疑问那就是圣意，可见皇上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不是高，是异常的高。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皇帝本来并没有想到这些，他是接受了陈矩的劝说。
陈矩的原话是：“非如此，何以奖司徒之荣？非如此，何以彰陛下之功？”
朱翊钧大为震动，当下便让陈矩大操大办起来。而且，这一次皇帝出手极其阔绰，甚至还让外廷一句屁话都没说——毕竟司礼监说了，这笔开支由内帑包圆，不假外廷一文。
事实上，陈矩的想法也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他是在悄悄去找已经隐居“休病”的黄孟宇密会之后，得黄孟宇指点才提出这个建议的。至于黄孟宇背后是否还有高人，那就无人得知了。总之，内帑为了展现皇帝要求的气派，为此花费了七万多两银子。
当然，朱翊钧现在还真不缺区区七万两，别的且不去说，他光是去年在辽南盐场的分红就已经高达二十九万余两，今年那是肯定要破三十万两的。
除了这些做派之外，军事方面也做了不少准备——当然这里是指仪仗方面。首先是在京的锦衣卫通过精挑细选，重新编练了一番包括大汉将军在内的仪仗，又派人检点了他们的衣甲、武器及一些马军的战马、具装。
毫不客气地的说，如果单看卖相，即便现在号称“天下第一军”的禁卫军摆在他们面前，也只能说在大炮拥有量方面稍胜一筹，论光鲜亮丽恐怕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好在锦衣卫鱼龙混杂太久，挑选出这么一批帅哥也不容易，最终只凑出三千人作为距离皇帝最近的“亲兵”装点场面。要真是再多点人，光是置换他们身上这批行头，怕不是就又得让皇帝陛下再破费一大笔了。
其次就是满朝文武也得了一点好处，全部额外新发了一套官服官帽，武将们更爽，直接新发一套甲胄——这玩意可真不便宜，甚至皇帝都不肯捡账，而是接口官服问题归户部管，赖账给了户部。
好在户部是“自己人”，在高务实离京之后实际上“代户部尚书”的户部左侍郎程文没说半句废话，直接应承了下来。而其余官员这一次倒也很配合，没有一人表示异议——呐，毕竟是给自己发衣服嘛，不要白不要。
要知道，明代的官服制度很有“朱元璋范”，那就是对应的官服品类，朝廷都是只发一套的。你这玩意儿要是穿坏了，那可不好意思，得你自己去做。做也就算了，由于这东西不算常见款式，各种制度又还严格得很，因此缝制价格相当昂贵。
所以你看，海瑞当年的官服缝缝补补穿那么多年，那还真不是逢场作戏，以他老人家的俸禄，要是一个位置上呆久了，这官服恐怕还真换不起。
这些事情之外，还要准备物资，这包括旌旗、酒水、食材、临时军营各类供应(给两部蒙古军的)等，也都要提前置办好。至于赏赐，那更不必说，禁卫军的赏赐或许还能押后一段时间，到时候交给高务实自己去办，反正明联储的小额银票归他负责。
但是，蒙古两部的赏赐可不好和禁卫军一样打白条，毕竟明联储虽然准备在归化设点，可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办么？所以蒙古人这边的赏赐只能给实物——实物比较好办，大明内部货物是足够充裕的，现在明联储又能拿银票买货，这就很好周转。只是，银子本身断不能给，因为大明也缺。
其实皇帝也很奇怪这一现象，他是读过高务实悄悄递给他的简化版“财报”的，按理说现在每年从海外流入的白银就已经几乎称得上是天量了，可是大明居然始终表现出一种银子不够多的样子。
高务实倒是给他解释过什么“通货紧缩”之类的词汇，可是其中的原理他还是没想透彻，只好认定高务实的话：反正就是大明的生产力发展了，而且发展太快，以至于创造出的东西价值太高，银子的总量没法满足就对了。
至于怎么办……他当然不知道，但是也不要紧，皇帝有个最简单的思路：这些事情交给高务实就好，务实总能搞定的。
文武百官、锦衣亲卫、以及同样换上了最新最好鸳鸯战袍的数万京营生产建设兵团士兵基本组成了郊迎的队伍。
这些队伍摆在京城西郊，红赤赤一片如同岩浆铺地，远远望去仿佛映得周围的山河树木都带着血色，正如伐元大军的战功是由鲜血染成一般，相映成景。
远处的地平线上尚未出现凯旋归来的大军，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震颤，没有经验的人莫名其妙有些心慌起来，而有经验的文臣武将则开始安慰身边众人：“不必担心，这是大队骑兵踢踏之声，看来高经略马上就要到了，快快整肃衣冠，今日非同寻常，可切莫失了气度、弱了威风。”
所有人都忙不迭开始整肃冠带，甚至连皇帝陛下都不能免俗，下意识低头正了正腰间的玉带。他身旁的陈矩也立刻上前，为他仔仔细细再调整了一番，确保每一处衣服、配饰都穿戴得完美无缺。
就在此时，远处宽阔的官道上出现了两前一后三面大纛，前者较大，一面上书“钦差经略蒙元节制诸镇高”，一面上书“太子太师户部尚书高”。而后面较小一些的大纛上则书曰“太子少保禁卫军司令戚”。
此时还只看见高务实、戚继光二人的大纛，待得人流向前，金甲银盔如潮涌，铁骑踢踏震山河。六万余禁卫军在预留的郊野空地开始向两翼横向延展，形成中军与左右两翼之后，在三大阵之间留出的空处逐渐由后方涌上的两支骑兵占据。
这两支骑兵，左侧那支打着大纛，上书“大明顺义王把汉那吉”；右侧那支也打着大纛，上书“大明左军都督佥事伊勒都齐”。这两面大纛看起来格外新，参迎官员大多猜测应该是最近赶制的——当然，赶制的原因多半不是原先没有，而是他们很可能是故意在头衔前面加上了“大明”二字。
这两个字其实不符规制，高务实和戚继光的大纛就明显没有嘛。但是大家都很理解，甚至非常满意这两面新的大纛——这不就是土默特与鄂尔多斯二部彻底臣服大明的表现么？干得漂亮啊高经略！
皇帝虽然力保矜持，但此时也着实按捺不住，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难以抑制的兴奋笑容，气息也变得略微粗重了一些。
此刻他已经能看清诸军，禁卫军方面果然是沉肃如山，虽然只是缓缓推进，却犹如排山倒海的狂澜巨浪，让人看一眼就觉得自己简直不该身处他们的面前。
错非是清楚知道他们都是自己的兵，朱翊钧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先回宫去。毕竟这压迫感实在太强，而自己身边这批衣甲鲜亮的锦衣卫……好看是好看，却着实没有任何杀气可言。
朱翊钧心情复杂地揣测，这要是两军对阵，估摸着也就是对面禁卫军一个冲锋就该结束的战斗吧？务实说得对啊，戚继光练兵之能的确天下无二，可惜他掌禁卫军已经太久，久到务实都认为该换了，要不然国朝规制何在？这样一支强兵精兵，着实不能久握于一人之手。
皇帝闭了闭眼，将心思放了放，又睁开眼打量起间杂于禁卫军三阵之间的两支蒙古骑兵。这两支骑兵看来也整理过一番，至少没有显得风尘仆仆，衣袍和身上的轻甲看来都经过了仔细打理，不过他们的服装甲胄居然并不统一，看起来的气势就着实弱了许多。
好在衣甲不足自信来补，这些蒙古骑兵依然有着草原战士的豪气，顾盼见自有一份桀骜，即便望向皇帝的锦衣亲兵，目光中也是质疑多于羡慕。只有当他们下意识朝中军中的禁卫军望去时，尤其是看到中军头前三面大纛时，眼神中才会流露出一抹小心翼翼地恭谨和谦卑。
甚至有不少人在望向高务实所在的位置时，会不由自主地在马上做出弯腰低头的动作，还伴随着口中念念有词，那模样就像是虔诚的信徒在乞求神佛的赐福。
朱翊钧看了好些蒙古骑兵都有这个举动，这才恍然大悟：是了，这群蒙古人还真当务实是什么降三世明王了。
哈，有意思，有意思，看来只要务实在朝一日，这些蒙古人就断然不敢胡来。也是，人或许还有机会战胜，可是对于信众而言，明王作为佛的忿怒身，那岂是他们胆敢反抗的？恐怕别说反抗了，稍有不敬都是弥天大罪啊！
此时的朱翊钧彻底明白了高务实当年大力支持喇嘛北进蒙古草原的大智慧，果然如他所言：以力服人不如以利服人；以利服人不如以理服人。他所谓的理，朕原本还以为是理学，真想不到啊，竟然是……哈哈哈哈！
随着皇帝一时出神，待他清醒过来时却发现“两军”相距已经只剩约莫一里之遥，而正是因为走在阵前的高务实忽然一勒马缰，扬鞭顿势，数万人的凯旋大军如臂使指地瞬间止步。
“臣高务实奉旨，犁庭扫穴，荡平残元，出征半载，幸不辱命。今领军归来，交还虎符，恭贺吾皇……”他微微一顿，深吸一口气，大声高呼：“……天威浩荡，大明永昌！”
禁卫军犹如得了令旨，随即齐声高呼：“天威浩荡，大明永昌！天威浩荡，大明永昌！”
土默特、鄂尔多斯二部蒙古骑兵随即操着或熟练、或生疏的汉语跟着高呼：“天威浩荡，大明永昌！天威浩荡，大明永昌！”
这山呼海啸的声浪直击心灵，气氛一下子沸腾起来，在禁卫军与蒙古二部齐声高呼了几句之后，另一边数年来一直受着高务实恩惠的生产建设兵团士兵也忍不住了，自发地跟着高呼：“天威浩荡，大明永昌！天威浩荡，大明永昌！”
紧接着，被他们围绕起来的锦衣亲卫和大汉将军们，也终究逃不过天性中的男儿血气，有样学样地高举右手中的各种兵器，高呼：“天威浩荡，大明永昌！天威浩荡，大明永昌！”
如此山呼海啸，谁能置身其外？即便是那些早就不会打仗的武臣勋贵们，此时此刻也如祖先英灵附体，同样跟着高呼起来：“天威浩荡，大明永昌！天威浩荡，大明永昌！”
终于，文臣们不知是受到感染，还是要证明自己同样忠于大明、终于当今圣上这位中兴明君，也一样高呼起来：“天威浩荡，大明永昌！天威浩荡，大明永昌！”
朱翊钧浑身颤抖，犹如烈酒浇头，醺醺然仿佛置身云中雾里，脑海中一时浮现出先帝谆谆善诱的慈祥，一时浮现出先师高文正公的穆肃，一时又浮现出发小同窗高务实的……温和笑容。
他不知道为何高务实此刻在他脑海中的形象只是极其温和的一张笑脸，既不是万事智珠在握的胸有成竹，也不是战无不胜的杀伐果决，更不是陶朱再世的精明算计。
为何只是一张温和的笑脸？
朱翊钧不知道。但他深深地知道，今日这万众高呼与往常不同，它是那么直抒胸臆，那么直击心灵。它不是平时听到的那种套话，随口说说无人当真，它是因为胜利而生出的豪迈与自信，它是所有人对于巨大胜利的最后回应！
朱翊钧在御台上缓缓走了几步，直到边缘，左手扶住漆金栏杆，右手高举，所有人的声音很快停了下来，十余万双眼睛无论远近，都在这一刻之间投注到他脸上。
皇帝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高呼：“天威浩荡，大明永昌！”
这一声立刻引爆全场，所有人见皇帝也高呼起这句口号，更是对自己的嘶吼丝毫不加任何限制，全场响彻一片却只有一个声音：“天威浩荡，大明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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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如昨晚所言，这一章还是在凌晨赶出来了，而且还纠结了一番。看看时间，快六点半，感觉天都要亮了。
第277章 战后波澜(廿四)南宁候！
震天的欢呼良久不息，直到文臣们喊累了，才由礼部尚书徐学谟悄悄向太常司卿眼神示意了一下，不久后百乐齐鸣，示意郊迎正式开始。
高务实不是周瑜，可没有“曲有误，周郎顾”的能耐，但今日所奏之乐他却非常熟悉，而且让他大吃一惊——乃是中和韶乐之一的《太和之曲》！
有明一朝因为建立在驱除鞑奴，恢复中华的基础上，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礼仪的恢复极其看重。礼仪在古中国常以“礼乐”指代，因此朱元璋也非常重视礼乐的建设和使用，早在初克金陵时，他务未遑，便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厘定祀典，诏修礼书，重定雅乐。其在位三十二年，每遇祭祀、斋戒、省牲，都必诚必敬。
为了告诫自己，他特意命太常寺做了块牌子，将圜丘、方泽、社稷、宗庙、先农、风雨雷师、马祖等一应祭祀时间写在牌子上，挂在东耳房前时刻提醒。又命礼部铸一铜人，手执简书曰“斋戒三日”，祭祀之前放在他面前，使其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又令各衙门设木斋牌，上刻“各有常宪，神有监焉。”以便在祭祀时提醒百官。
为了表示对神的敬意，他特意设立神乐观，以“务为清净”的道流掌祭祀雅乐，正如王直所说，“国朝于祀事为最重，凡殷荐天地、祖考，皆有乐，而作乐者，必谨择其人，以学老子法者清静淳一为可用，于是慎选其徒，处之神乐观，俾专事焉。”正是由于对祭祀的重视，明代太常乐官的职能相对前代便变得更为单一，只掌各类祭祀礼乐，用现代语言表示便是“高度专业化”。
当然，这里不必详述有明一朝那极其复杂的乐官制度，只说祭祀与大典所用乐曲本身(任何典礼都需要祭祀，故祭祀用乐基本上就是典礼用乐)。
明代的祭祀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等：大祀有圜丘、方泽、宗庙、社稷等；中祀包括朝日、夕月、先农、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命、司民、司禄、寿星等；诸神为小祀。
与祭祀等级相应，祭祀音乐分为四等：九奏，用祀天地；八奏，用祀神祇、太岁；七奏，用祀大明、太社、太稷、帝王；六奏，用祀夜明、帝社、帝稷、宗庙、先师。
祭祀音乐主要有两种：中和韶乐和文庙大乐。中和韶乐广泛的用于朝廷重要的祭祀大典，规模很大。明代祭祀乐章都有“和”字，如《中和之曲》、《广和之曲》。不同等级的祭祀典礼，所配合使用的是不同乐曲。
以上所说的九奏、八奏、七奏等，大抵相当于完成典礼所需要的几次奏乐，而每一次奏乐则相当于典礼的一个阶段。越是隆重盛大、级别规格高的典礼，奏乐次数便越多。
大抵九奏分为以下九步：迎神，奠玉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徹馔，送神，望燎。每一步奏乐又可以从第一奏之曲目来大致判断祭祀的级别——这当然不是非常准确，因为在一大堆各种档次的祭祀中，首奏《中和之曲》的时候特别多。
然而，首奏《太和之曲》的却很少见，通常情况下为祭祀太庙。这也是高务实很熟悉此刻这支曲子的原因，而这一祭祀奏乐为八奏，档次可谓非常高了。
或许有人会问，凯旋归来本就是要献俘太庙的，那此刻使用祭祀太庙的乐曲不是很合适吗？那可不然，献俘太庙与祭祀太庙是两码事，在礼仪制度极其严格的大明朝，完全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者如果并论，会有一种后世子孙自认为能比肩祖宗的狂悖感，这谁敢乱来？
然而此刻太常寺所奏的第一曲偏偏就是祭祀太庙首奏的《太和之乐》，可见今天的典礼仪式要么就是生搬祭祀太庙的档次，要么就是直接新创一个档次。
此时的高务实是不能随意乱动的，而是在乐曲响起之后立刻脸色一正，下马向前走出人群，而他身侧的戚继光比他还麻利，下马还要更快，然后等高务实上前时紧紧跟上，立南而望北。
待礼官唱喏之后，高务实与戚继光便立即跪下——不止他二人，事实上是场中所有人都已经跪下，全都是面北而跪，包括皇帝在内，也包括蒙古人在内。
弯腰磕头状的高务实悄悄瞥了一眼司仪台，发现已经礼官面色肃然地捧出金盘，上置各类宝册，一排九人庄严肃穆地站好等待下一步行动。此时高务实终于可以肯定了，今日所用的礼仪就是祭太庙！
祭太庙的第二步不是奠玉帛，而是“奉册宝”，现在宝册已经端了出来，可见不会错了。如果真要再稳妥一点，那就看下一曲奏的是什么乐。
此时高务实也跟着礼官的唱喏随之念祷祝词，这个祝词很长，一句一句要念很久，此处便不细说。等到祝词逐句逐句念完，仪式正式进入下一步，奉宝册之礼官直接将宝册往北进献——但问题在于此处不是太庙，高务实也很好奇他们要怎么做。
结果倒真是有些新意，众礼官朝着太庙方向早已搭建的一排香案遥遥献上宝册。高务实虽然离得远，但估计香案上都有大明历代皇帝的灵位。这……或许算是朱翊钧把祖宗们请出来阅兵了吧，这没准还真是建国以来的头一遭。
而此时的乐曲也已经换了，所奏为《熙和之曲》，完美符合祭祀太庙的用乐。
后续的程序依旧异常复杂，同样无须详述，总之接下来的六奏如下：进俎，《凝和之曲》；初献，《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终献，《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彻豆，《雍和之曲》；送神，《安和之曲》。
这一长串流程走完，所有人都已经跪到麻木了，像是许国之类年近七旬的老臣更是跪得颤颤巍巍、东摇西摆，但却无一人敢中途罢礼，甚至不敢让人搀扶——也没人敢去扶。
朱翊钧本人看起来也不好受，他历来有“足疾”，很多祭祀都是派勋贵、阁臣代祭，这一次毫不奇怪地跪得满头大汗。他能享受到的唯一优待，大概就是礼毕之后有司礼监的太监们飞快爬起来搀扶他起身。
方才的祝祷词中有一段是由礼官代皇帝念圣旨，圣旨写的则是本次祭祀的原因和理由。这里也有异于往常之处，那就是祭太庙作为儿孙晚辈皇帝祭祀祖宗皇帝的大典，圣旨中通常是以晚辈身份向祖宗报告自己的成绩，其中即便提到臣子，也只是不点名的一笔带过。
然而这次不同，高务实发现自己的名字直接光明正大的出现了三次，分别说了三点：学识、文治、武功。
学识没得说，着重指出他是大明朝二百二十四年以来唯一一位六首状元；文治则重点说了他“继文正公遗志”治理财政弊端，使得朝廷岁入于去年首达开国之最；武功方面则更是今日大典的重中之重，详细历数了他出仕以来的历次大功。
这里不仅有漠南之战、辽南之战、平定西北、北伐残元这四场大战之功，甚至把平缅一战也给他算上了“运筹帷幄，粮山粟海虽远必至；决胜万里，金珠玉器不减反增”这样的调度之功……呃，后半句大概不止是调度，而是掠夺别国了。当然，名义上那是他向失败的侵略者索要到的赔款，这个嘛……在名义上倒也没问题。
学识、文治、武功无一不出众，无一不超绝。由此说来，高务实简直青史难寻，足可见皇帝对他评价之高。
因此，这里万历天子朱翊钧也小小的“膨胀”了一把，引用了《群书治要·魏志下》中的一句话：“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来概括这些成就。
好在，这话如果是他自己自夸当然过于狂悖，但他这里用得很巧妙，因为他在这前面加了一句：“昔日先帝曾谆谆教导……”，又在后面加了一句：“……今虽不及，勉可告慰。”这样一来，狂悖就不见了，反而显得他异常重视先帝的教导，时刻以先帝期许为己任，而如今总算有了些成绩，可以来告慰父皇——这，又是孝道的绝佳体现。
不得不说，朱翊钧的这番操作，连高务实都只能翘起大拇指说干得漂亮——不愧是自己十年的同窗，那脸皮之厚、运用之妙，着实已经融为一体，堪称炉火纯青。
流程走完，高务实起身，手捧虎符、关防等物走向皇帝缴还。皇帝这会儿已经从跪到麻木的状态下恢复过来，春风满面地将之前定好的礼仪给乱了套——本来按照礼部定的流程，他应该在点将台上等高务实在台下缴还象征兵权的信物，然后皇帝夸他一句，继而由司礼监代宣封赏圣旨。
可是朱翊钧之前答应得好好的，临到这会儿却不照办，而是在高务实走过来之后便一脸笑容地从台上走了下去，当场将高务实亲手扶起，又把自己的披风解了下来披到高务实背上。
先前将高务实扶起的时候，高务实犹豫了一下，还是起身了。可这披风往他身上一披却把他吓得连忙又拜了下去，慌慌张张——至少看起来慌慌张张——地表示臣不敢受。
不仅于此，他甚至还把推辞的话说得颇有些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这实在是朱翊钧打从认识他起头一回见到他如此举止失措。
但朱翊钧很高兴，再次强行将他扶起，笑吟了一首诗，道：“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然后用力紧了紧系给高务实的披风，笑眯眯地道：“这披风是朕让御用监单为你连夜赶制的，安心披着便是。诶，你要是再推辞，那朕可就只能说‘此乃君赐，不得推辞’了。”
高务实呆了一呆，他刚才也没看这披风的样式，不知道是不是皇帝之制，但此刻他也不好扯下来细看，而皇帝既然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再拒绝显然就成了抗旨不遵，那也是不行的，因此呆了一呆，只好再次下拜，口称谢主隆恩。
高务实三拜，朱翊钧三扶，然后一甩袍袖走回点将台上，吩咐道：“陈矩，宣旨！”
这道圣旨极长，不便详述，只略择一二：“户部尚书高务实……器本高明，才兼谋断，爰从讲幄，入赞机廷。以部堂之任而握财柄，清余欠而积万金；自治理之余而领重兵，则殊功更见大明。
其人有忧国家之心兼负济天下之具，南征北战使四夷拜服，边氓安枕，所全生灵何止数百万。此皆力为区画，卓有主持，当其成败利钝之未形，不顾毁誉身家而独任。
冲年入仕，十年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钱至六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干才也。开诚布公，容贤逮佞，持止足之，戒惇宽大之风，虽古贤臣何以加焉？宜加封赏之典，以劝任事之臣……”
因为此前已经宣召过他的武功，这几段则可谓重点在表彰他的文治，不过无论如何，皆是铺垫而已，算起来都是为了最后这句“宜加封赏之典，以劝任事之臣。”
此时全场肃静，无论文臣武将，不管明军蒙军，都已经竖起耳朵在听，想知道皇帝最终会给高务实一个什么样的封赏。
“……朕已命大小九卿廷议高务实入阁之资。泱泱大才，岂不效廷辅之力，以为更著之功？又念祖宗封爵之意，奖赏忠进之心，不敢稍违。故此册封：高务实封南宁候，世袭罔替。又，国朝封爵多为武勋，而高务实不在此列，其封如韩国公故事。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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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战后波澜(廿五)谢主隆恩
封侯！世袭罔替！
这圣旨一出，全场先是一阵死寂，汇十余万人而鸦雀无声。继而，忽有人用苍老而厚重的嗓音大声赞道：“《书》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赏。圣上不吝封侯之赏，非寄望于高南宁一人，实乃期许于满朝之文武也……老臣为高南宁贺，为圣天子贺，为圣祖神孙贺，为社稷江山贺！”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注发声之处，却见老态龙钟、颤颤巍巍地老定国公徐文璧上前一步，推金山倒玉柱地跪拜下去，俯身一动不动，这才发觉自己已然迟了一步。
定国公徐文璧者，大明朝中山王徐达八世孙、定国公徐增寿七世孙。其于隆庆二年袭封定国公。隆庆五年，在廷议中赞同俺答封贡。朱翊钧即位后，改掌后军都督府事。
徐文壁为人小心谨畏，甚受今上亲信，久为“班首重臣”，屡代其郊天、祭祖，更是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的首任司令，累加至太傅兼太子太傅，堪称在世武臣、勋贵之第一人。
高务实凯旋归来之前，刘馨、高陌等私下联络各方，惟徐文璧不曾给予明确答复，而是言辞闪烁、含糊其辞，让刘馨等人误以为这老狐狸打算明哲保身到底。
谁曾想，他老人家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王炸。其以顶尖勋贵之爵、班首重臣之尊，一番话不仅将皇帝重赏高务实的性质从“任人唯亲”上拉走，而且上升到对满朝文武实心任事的期许上。
然后他明确表态，用“为某贺”，一步步从高务实本人，到皇帝，到列祖列宗，直到天下社稷“贺”了个遍。不消说，这就是最明确的表态，最坚定的站队。
文官们此时仍然震惊于皇帝那句“其封如韩国公故事”之中不可自拔，发生徐文璧带头肯定这么大的变故依然脑子发僵，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而武臣勋贵们可不会考虑那么多，尤其是朱应桢和张元功二人，真是差点没气炸了肺。
当然，他们不是气高务实封了爵，而是气徐文璧抢功。这老不死的明明是北洋海贸同盟的核心大佬之一，平时却偏偏做出一副和高务实交情泛泛的模样，但到了有这般“首倡之功”时却是一刻也不肯落后，急吼吼地第一个跳出来摘桃子——您老不是缠绵病榻一年多了吗，怎么这会儿如此动作迅捷啊？
“臣附议！”朱应桢与张元功急不可耐地连忙跟进一步，宛如有过无数次排练一般齐齐拜倒，连口里说的话都异常同步：“高司徒封侯不仅是天下之望，更是陛下对群臣殷殷之盼，臣等皆以为大善！”
朱翊钧见三大国公先后表态，大喜过望，刚要夸他们几句，却见他们三人之后二十余名候、伯也都踏前一步，口中高声附和道：“臣等附议！为司徒贺，为圣上贺，为天下贺！”
“好好好，看来列位爱卿果然与朕同心，好！”朱翊钧说着，目光朝另一边扫去。
另一边自然便是文臣班列，不过朱翊钧眼神扫过的时候，发现在武臣勋贵班尾处居然还跪着须发斑白但魁梧矍铄的李成梁，心中不觉一动，暗暗称奇。只是李成梁看来十分老实，俯身跪在自己的位置上，别说不曾抬头，甚至整个人都纹风不动，因此倒也瞧不见他的神情。
当朱翊钧的目光彻底转向文臣班列，站在班首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便瞬间坐蜡了。
皇帝封高务实为南宁候，申时行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世袭罔替，申时行也可以接受。然而，“其封如韩国公故事”就万万不能接受了！
因为，韩国公李善长是开国封爵之中的文官之首，同时也是文臣封爵这一类在大明朝极其少见、仅止于开国前期的特例之一。文臣封爵最大的优点，便是即便封爵也依然可以在朝中担任文官，理论上便能以勋贵身份而宰执天下，绝非武臣封爵那般要被限制在五军都督府这个清水衙门里吃干饭！
在事前申时行与王锡爵的推断和预估当中，高务实伐元凯旋之后对他们最坏的一种可能便是其以文臣封爵，但两人都觉得这事儿发生的概率极低极低——毕竟这先例实在太少了，而且高务实这一次大功毕竟是战功啊，你皇上怎么能视而不见，非要给他以文官身份封爵呢？这……这简直不合祖制啊！
然而，尽管有一百万个不情愿，但眼下想要说出“臣反对”这三个字却实在太难！
申时行一瞬间便想明白了整个这件事之中的好几处关键：首先，皇上为何要搞出如此大的排场，以祭太庙之礼，八奏而郊迎？皇帝为的是造势，造最大的势给高务实和他自己表功！
一战而达成二祖列宗之夙愿，为大明取代前元的合法性彻底正名。这样的功劳谁敢说不重要，其中的意义谁敢说不重大？在“足可告慰二祖列宗”的情况下，以孝治天下的大明皇帝给立下首功的高务实封个爵又如何？封个“文爵”又如何？你敢说当不起吗？
谁敢说这话，那可不只是打皇帝的脸，那是在打二祖列宗的脸！试问尔等有几颗脑袋够砍？怕不是想落个诛十族的下场！
其次，这次凯旋原本高务实是打算悄然一身回京，结果才到延庆州便被皇帝叫停。皇帝不仅让他把禁卫军带回来，后来甚至干脆让他一并将把汉那吉等蒙古首脑携来。
申时行原先以为皇帝只是想树立权威，让蒙古人从此彻底认识到天命以变，全在大明，今后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效忠于大明而已。
然而此时他却恍然大悟，皇帝这一手至少是一箭双雕，除了前面这一条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当他当众宣布对高务实的文臣封爵之赏后，哪个文官敢当着蒙古人的面反对皇帝的圣旨？
这可是自揭其短于异族眼前，要论起性质来……廷杖杖毙只怕都嫌轻！
再次，在武臣勋贵们由班首重臣领头，另两大国公立刻附议，其余勋贵一个不落全都表示完全赞成的情况下，皇帝意味深长地说了那句“列位爱卿果然与朕同心”。
这话什么意思还听不出来么？这封赏就是皇上的本意，赞成封赏就是与皇帝“同心”！那么反过来呢？武臣勋贵们个个与皇帝同心了，你们文臣莫不是偏要与朕“离心”？
可别忘了，在此时此刻，皇帝正由“与朕同心”的十余万大军拱卫着，是其君威最盛之时！此刻表现出与皇帝“离心”，恐怕下一刻就有人能想办法让“三军震怒”，然后这“离心之臣”便只能血溅五步了。
申时行不禁有些恍惚，当年那个战战兢兢的小皇帝，曾几何时已然如此深谋远虑，甚至称得上老奸巨猾，可以在悄然之间将如此多文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了？
想当初，即便是世庙，也不是依靠这种手段啊！至于先帝穆庙，更是全凭高拱一人支撑，而皇上……申时行忍不住抬头看了皇帝一眼，却只见朱翊钧微微抬着下巴，脸上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似乎有一种猫戏耗子的戏谑。
申时行很是忿忿不平，但却不敢久与皇帝对视，只能立刻垂下首来，思绪百转却一筹莫展。就在此时，他忽然听见背后传来王锡爵轻轻一咳的声音。申时行猛然警醒，此时所有人都在等着他表态，他焉能迟迟不语？
申元辅心中一声长叹，整个人宛如被抽掉脊骨的蛇，软塌塌地拜倒下去，口中道：“臣……附议。”
申时行的声音实在有些虚弱，只有离点将台最近处的阁部、部堂等高官才听得清他的话，但只要听到他的话，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浊气。这些叹气的声音各不相同，有些是放下心来，有些是忿忿不平，有些是怅然若失，有些是……一言难尽。
“申先生也同意，那就最好了。”朱翊钧呵呵一笑，明明语气中听不出任何一丝煞气，甚至显得有些过于温和，但偏偏他的每字每句传到众人耳中，却皆如刀锋般冷冽：“……那么其余列位臣工呢？”
“臣等……”有些人还在犹豫，而吴兑、梁梦龙等人已经准备表态，可是还只说了两个字，就被一阵惊涛骇浪般的声音打断：“吾皇圣明！吾皇圣明！……吾皇圣明！”
众臣大吃一惊，这怒涛般的声音居然是从点将台最近处的锦衣卫开始喊起，然后传导一般的引起生产建设兵团跟着喊，最后是不远处的禁卫军，乃至于蒙古二部骑兵，最终演化成十几万大军全部高声欢呼。
不少文官心中大骂：你们这群丘八懂个屁，跟着乱喊什么圣明！
可惜，再如何硬气的文臣，在十几万大军的欢呼中也绝不敢说半个“不”字，何况这些人还都是站在皇帝同一个立场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杨贵妃当年也只能去死，何况他们这些人谁有杨贵妃那般的恩宠圣眷？
吴兑与梁梦龙悄然对视，趁着“吾皇圣明”欢呼声的间隙，齐齐大声道：“臣等附议，吾皇圣明！”
他俩一开口，势头就更止不住了，实学派文官们纷纷高呼“臣等附议，吾皇圣明”。紧接着，早已发觉大势不可阻止的中立派官员也顺水推舟开始“臣等附议”。到最后，早已看出大势已去的王锡爵也不再犹豫，一样表示附议。
开国初期之后，除英宗复辟之外，第一个以文臣之身而封爵的侯爷就此诞生：南宁候高务实正式受封！
朱翊钧毕竟尚不及而立之年，想到自己精心设计的这出大戏终于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唱到终场，难掩心中的痛快，仰天大笑三声。然后他快步走到高务实面前，又从身旁的陈矩手中接过金盘，打量了一眼上面摆放着的免死铁券等物，畅然笑着道：“南宁候平身，接旨受封吧。”
然而没有人料到，事到如今居然还能出意外——高务实定定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动不动，口中却道：“臣自问确有微薄之功，但恐不足获此厚赏，请陛下三思。”说罢，砰砰砰磕了三下，看起来着实情真意切。
朱翊钧皱眉道：“伐元之功何其大焉，岂不足区区一候？错非爱卿出仕才止十余年，依朕之意，即便国公之赏亦是够的。”
“然此着实破格，或恐为后世忧。”高务实的语气十分平静，但似乎很坚决。
朱翊钧也不知道高务实卖什么关子，心中暗道：莫非我这次设计没有完全向务实明言，以至于让他有了什么误会？
这可不行，朱翊钧立刻决定换一个劝说思路，轻轻一叹，道：“务实，你还记得那年你我二人正读《吕氏春秋》，先帝忽然不宣而至，然后考校你我的那次么？”
高务实显然愣了一愣，然后才答道：“回陛下，自然记得。”
“好，那日我们在读什么？”朱翊钧问道。
“在读《先识览·察微篇》。”高务实说道，看来他还真记得。
朱翊钧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慨然叹息道：“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他说到此处，将金盘复还与陈矩，亲自上前将高务实扶了起来，正色道：“此南宁候之封，爱卿取之无损于行，岂能效子贡之失，至我大明‘鲁人不赎人’之境耶？”
高务实原先的坚定之色果然动摇起来，眉头深皱。朱翊钧却不再多言，转身从陈矩手中将金盘夺来，硬塞到高务实面前，小声道：“叫你拿着，你就拿着。等这件事弄完，朝廷还有好几桩麻烦要你摆平呢，可耽误不得了。”
高务实一时无语，抬头和朱翊钧对视一眼，却见朱翊钧瞪了瞪眼：“你再说一个不字试试？”
“臣……”高务实苦笑道：“臣，谢主隆恩。”说着，这才再次拜服下去。南宁候封赏之礼，至此告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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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战后波澜(廿六)侯爷请留步
高务实爵封南宁候乃是今日真正的重头戏，不过却也并非唯一一件大事。除了皇帝要以此战凯旋来告慰二祖列宗并顺便捞一波巨大的政治资本之外，还有几件同为赏功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仅次于高务实封爵之后的另一件喜事居然也是爵赏：戚继光封了宁海伯！
高务实封的是候，因此对应一府之地，皇帝挑中“南宁”，是因为南宁属广西，而广西是高务实仕途真正发迹之处；而宁海是个县，正好对应戚继光的伯爵，之所以选择此地，则是因为宁海县属于台州府，而戚继光早年名动天下的一仗便是台州大捷。
因此说，高务实与戚继光的封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是所封都带有一个“宁”字，而选择的名义封地又是他们仕途的发迹之地，这是强调他们的功劳都是为大明朝带来了“宁”的效应。
不同的则有至少两点，一是爵级不同，一个是候、一个是伯；二是高务实的南宁候带了后缀“世袭罔替”，这种爵位叫做世爵；戚继光的宁海伯没有后缀，也就说这爵位不能世袭，一般称之为流爵。在大明的爵位制度下，他二人的爵位都属于功臣爵(另一类属于外戚爵)，而区别就是“世”与“不世”。
世袭或不世袭，看起来这个差距非常大，但其实从实际操作中可能也没有一般人想象中那么大的鸿沟。
举个例子，李成梁在万历七年时，因为他万历六年的战功而受封宁远伯，当时一开始也不是世袭的。但是当时的李成梁还非常能打，继续战功连连，因此没过多久他就又因功再次获赏，在宁远伯之后加上了世袭罔替。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戚继光在此后再立新功，还是很有可能继续获赏，最后也拿到铁券的——流爵有诰无券，世爵有诰有券。
两个封爵是单独诰赏的，封爵之后还有其余功赏，这一次就不必单列了，而是一道圣旨搞定：
录平元大捷功，加太子太师户部尚书南宁候高务实少傅，赏银五百两，荫一子世袭南宁卫指挥使；总督蓟辽都御史蹇达、巡抚辽东都御史顾养谦各赏银一百两，达荫一子锦衣卫百户世袭，养谦男原荫武职升一级世袭，仍各赐敕奖励；总督宣大兵部侍郎萧大亨、巡抚宣府都御史王世扬各赏银一百两，荫一子锦衣卫百户世袭；
辽东总兵宁远伯应袭李如松赏大红纻丝蟒衣一袭，赏银二百两，荫一子本卫指挥使世袭；大同总兵麻贵、蓟镇总兵曹簠、宣府总兵麻承恩等各赏银一百两，荫一子本卫指挥使世袭；
辽东副总兵萧如薰等各副总兵，各赏银八十两，荫一子本卫指挥佥事；与战参将、游击等各升级、给赏有差；
各分守副使、分巡兵备佥事、管粮郎中等各赏银二十两；出边官军血战者升赏如例；原任XX(戴罪立功)等皆复职，仍发马价银二百两，差兵部司官一员前去，会同抚按官给赏将士；
以本兵周咏调度有功，赏银五十两，荫一子入监读书；兵部侍郎韩楫、宋应昌各升俸一级，赏银三十两；本司郎中升俸一级，赏银十两；
以五军都督府转运有功(因为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关内运输)，班首左都督定国公徐文璧赏银四百两；各都督赏银三百两、都督佥事赏银两百两，余者赏银各有差。
总的来说，这是一份皆大欢喜的恩赏旨意，直接升官的虽然少，但恩荫、赏银的很多。尤其是赏银，可以说远比过去大方不少——毕竟戚继光当年各种大捷还只是赏银十两、二十两、三十两呢。
另外还有一个与以往有别之处，便是在最后加上了对五军都督府的赏赐。别看打仗给五军都督府赏赐理论上来看好像理所应当，但其实根本不是——以前各种大胜其实都没五军都督府什么事！
这一次五军都督府居然能拿到赏赐，虽然只是赏点银子，对于这些人而言根本不算什么鸟事，但其中意义却称得上非凡。正因如此，在诏书宣布到此处之后，武臣勋贵们望向高务实的神色变得更加亲热——可惜高务实因为再次领赏而跪在头一个，却是看不见这些了。
这其中有不少该领赏的人并不在场，不过无所谓，宣布这道诏书本质上是个象征性的政治举动，具体的赏赐还会有后续每个人能单独拿到的圣旨。
以上流程走完，便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件大事：大明皇帝接受顺义王等臣朝觐。
把汉那吉今天穿着一身王袍，带着鄂尔多斯部代表伊勒都齐以及自家土默特麾下一票首领，在满朝文武的注视之下，以纯正的明臣汉礼觐见天子，五拜三叩。
这里特别提一下，三跪九叩在明朝时仅用于祭天，后来泛滥是由于鞑清胡搞，所以此时把汉那吉不可能对朱翊钧三跪九叩，只能是五拜三叩。
有明一朝的五拜三叩，《会典》中有明确说明：“稽首顿首五拜，乃臣下见君上之礼。先拜手稽首四拜，后一拜叩头成礼。”就是说先拱手，作揖，下拜，前四拜使用稽首拜，最后一拜为叩首拜。
紧接着，朱翊钧面色肃然地接受蒙古二部再次表明臣服的上表，而后命陈矩宣召给赏。以顺义王、忠顺夫人为首的土默特各部首领获赏颇丰，伊勒都齐等鄂尔多斯部由于此前博硕克图的叛逆之举而获赏不如土默特，但也得到了一些财物，以及今年边贸额度的提高等。
不过，这次封赏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则是在于对额尔德木图的封赏。朱翊钧以大明皇帝的身份明确册封其为顺义王世子，同时还任命了一个极有大明范的职务：和林总兵官。与此同时，又命他在外喀尔喀境内“择机建立卫所，报兵部题奏”。
前者只是“补个手续”，因为大明这边称呼他为顺义王世子已经有点时间了，只是没有正式册封，这次算是走完了全部程序，今后他作为把汉那吉的继承人便彻底合法化了。
后者则是开了个先河：俺答封贡的时候其实早就说好了，土默特也即“大明金国”的内部事务由顺义王独断，大明朝廷这边是不插手的。然而这一次显然是大明打破了这一规矩，直接插手其内部权力分配。
然而，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存在法理问题，那就是外喀尔喀部领地到底是不是属于“大明金国”。如果它属于大明金国，大明朝廷直接干涉其行政权、军事权等权力，当然与理不符，可如果它不属于大明金国呢？
灭元之战是大明发起的，攻下和守住外喀尔喀部的仗则是麻贵和把汉那吉联手打的，其中麻贵为实际主将。既然如此，倘若不论及外喀尔喀部原是蒙古人控制的蒙古地盘这个历史客观事实，那么这一地区显然就是单纯的大明战利品。
战利品如何分配，当然是由大明决定，而现在大明的决定相当于说我不直接控制，我把它交给你们蒙古人，但我要保留此地归属大明这个名义。
这个做法其实远远超出把汉那吉的预料之外，但把汉那吉并没有太纠结名义问题，反而觉得这样做对自己的计划颇有好处。
首先就是自己可以通过大明皇帝的圣旨将外喀尔喀部领地合理合法的拿下，从此拥有统治正统性；其次则是不必担心内部分配争议——有不服的自己去找皇帝申述嘛，本王只是遵旨行事呀；再次则是无论名义如何，长子额尔德木图都会从此拥有他自己的部众，而不是只靠父王从西哨本部给他支持，这对于今后他对蒙古的统治必有好处。谷
当然，把汉那吉虽然不那么重视名义，但并不是说他对名义的作用有所轻视，毕竟蒙古的黄金家族之所以始终能掌握绝大部分权力，靠的就是名义的作用。
因此，把汉那吉也意识到，大明对于外喀尔喀部领地的这套新制度是有挖坑的。总兵这个官职从来都是大明制度下的产物，而大明的总兵并不具备地方行政权，他名义上与巡抚、镇守太监对等，其实最终说了算的从来都是巡抚，更别提有时候还有总督。
现在大明给外喀尔喀部领地设置了和林总兵，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加设巡抚、加派镇守太监呢？到了那个时候，外喀尔喀部到底谁说了算，把汉那吉这个顺义王可就不敢保证了。
然而此时大明军威极盛，土默特的经济又早已完全绑定大明，让把汉那吉因为将来的不可预计而对大明皇帝说不，显然不可能。把汉那吉只能寄希望于大明觉得自己直接掌管外喀尔喀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于是便将如今这样的设置长期沿用。惟其如此，外喀尔喀部才算得上是自己此战真正的收获。
无论如何，把汉那吉还是一本正经地接下了皇帝的诏书，带领伊勒都齐等人鱼贯退下。接下来，司礼监宣布了对今日参加郊迎及祭太庙大典的各军之赏赐。
这个赏赐简单的说就是发钱，而且其实发得也不多，基本上就是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八两、十两这几个档次，其中绝大部分是一两。不过因为发赏之前先申明过，今日之赏赐与兵部之后的按例赏赐不冲突，因此与会各军相当满意，纷纷欢呼“吾皇万岁”。
看来，钱的确是个好东西。
再之后表示赐宴，不过大军肯定不能参加，得先安置下来。只有各级文武官员才能参加大宴。
宫中举行大筵宴礼的流程是有严格制度的，比如今日便是尚宝司设御座于奉王殿，锦衣卫设黄麾于殿外的东西两面，金吾等卫设护卫官二十四人于殿的东西分立。
在殿内教坊司设九奏乐歌，其中设大乐于殿外，将三舞杂队排立在殿下。光禄寺设酒亭于御座下的西面，膳亭设在御座下的东面，珍馐醯醢亭摆在酒膳亭的东西两面。
设御筵于御座的东西，设皇太子座于御座的东面(即便空设)，面向西，诸王的座位以次往南排列，东西相向(即便空设，但也未必非要设)。文武群臣四品以上者座位设在殿内，五品以下者设座位于东西廊下，司壶、尚酒、尚食等在旁侍候。
宴桌摆设完毕，一切就绪后，仪礼司官员请升座。顷刻间，鼓乐齐鸣。
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皇帝升入宝座，乐止。鸣鞭，皇太子(暂无)、皇子、亲王(在京者也无)上殿就座。接着文武官四品以上者由东西门鱼贯而入，站立殿中，五品以下各官站立丹墀，续之是赞礼官赞行礼如仪，文武百官向皇帝赞拜。
光禄寺进御筵，开始奏乐。御宴进摆完毕，乐止。内官向皇帝进花。光禄寺开爵注酒，到御座前，进献第一爵酒。
这时教坊奏《炎精之曲》(宴会不奏各类“和”字曲)。伴随乐声，内外官员都跪下，教坊司跪奏进酒。饮毕，乐止。众官俯伏在地行礼，饮酒，叩谢圣上恩典。然后各就各位，序班向群臣散花。
进第二爵酒时，教坊司奏《皇风之曲》，随着乐声，光禄寺官员酌酒到御前，序班给群臣斟酒。皇帝高举酒爵，群臣也高高举起酒爵饮用，乐止。
接着是进汤仪式，鼓吹响节前导，到殿外时，停止鼓吹。殿上开始奏乐，群臣起立，光禄寺官给皇帝进汤毕，群臣坐下，序班给群臣进汤，皇帝举箸，群臣也举箸，赞馔成，停止奏乐。此时武舞表演开始，奏《平定天下之舞》。
进第三爵酒时奏《眷皇明之曲》，乐声悠扬，进酒仪礼如第一次。乐止之后，演奏《抚安四夷之舞》。
进第四爵酒时奏《天道传之曲》，进酒，接着演奏《车书会同之舞》。
进献第五爵酒时奏《振皇纲之曲》，演奏《百戏承应舞》。
进第六爵酒奏《金陵之曲》，进献酒、汤仪礼如初次，演奏《八蛮献宝舞》。
第七爵酒奏《长杨之曲》，演奏《采莲队子舞》。
进献第八爵酒时奏《芳醴之曲》，进酒、汤，演奏《鱼跃于渊舞》。
献第九爵酒时奏《驾六龙之曲》。
皇帝、群臣用完酒后，光禄寺官员收回御爵，序班收回群臣的酒盏。接着开始给皇帝进汤、进大膳，这时鼓乐齐鸣，群臣起立。进完汤膳后，群臣再坐下，之后，序班要为群臣进献饭食，进毕，要举行赞膳成礼，乐止。撤膳时，演奏百花队舞。
赞撤案，光禄寺官员撤御案，之后序班再撤群臣的饭案。赞宴成时，群臣都出席，面向北立。赞拜皇帝时，群臣分东西而立，向皇帝行三拜九叩之礼，仪礼司官员奏礼完毕后，皇帝起驾回宫，教坊司停止奏乐，大臣依次离席而去。
这一整套流程，与其说是吃饭，不如说是吃个排场，除了皇帝本人可能真敢正儿八经吃点东西，其余众臣基本上都是小心翼翼看着皇帝的动作来进行自己相应的动作，生怕搞出个“君前失仪”来，被巡场的御史抓到小辫子，根本不可能好好吃点东西。
因此，散场之后早已饿得饥肠辘辘的高务实，带着几个帮他捧着免死铁券、诰书、新官服(少傅赐服)等物的小宦官，只想赶紧出宫回府吃饭。谁知道没走几步，便有司礼监小黄门匆匆前来叫住他：“侯爷请留步，皇上宣召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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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援朝抗倭(一)条陈
“听司礼监的人说，外廷有句话叫做‘赐宴蜻蜓点水，大宴装模作样’。所以我猜，你刚才肯定是没吃什么东西的。”乾清宫东暖阁里，朱翊钧笑眯眯地伸手一指早已备好的一桌酒菜道：“这不，我就特意给你开个小灶让你垫垫肚子，顺便陪我喝几杯——作为庆祝。”
皇帝特意给人开小灶，这待遇可不得了，但高务实估摸着也是猜到朱翊钧今天心情极好，和他开起了玩笑，道：“臣在民间听说过一个《京师名实相违》之条目，叫做‘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盖讥名实之不称也——皇上这小灶可别是光禄寺和尚膳监的水准吧？”
“你家的厨子自然是好，光禄寺和尚膳监肯定比不了。不过这小灶是内庖做的，倒也差不到哪去。”朱翊钧果然并不在意高务实鄙视名义上最正宗的“御膳”，反而笑道：“再说御膳虽然不行，御酒却是历来不差……来来来，坐下来再说。”
有明一代没有一个称作“御膳房”的机构，烹饪皇室饮食的地方名为尚膳监。它和光禄寺的关系有点意思，大抵就是光禄寺负责采买和决定菜单，尚膳监负责做菜，还另外有个机构叫尚食局，专门负责伺候吃，但它们三者并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其中光禄寺是外廷机构，属于正规的国家单位，尚膳监、尚食局属于内监系统，归司礼监领导。
开始的时候光禄寺的存在感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光禄寺可不仅负责给皇帝一个人做饭，它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忙。
例如，宫中的各种大宴都由光禄寺一手操办，凡遇正旦、圣节、冬至、或吉庆筵宴、所用诸品膳羞酒醴、并须提调光禄寺供办。经筵、日讲结束之后赏赐大臣的酒饭，也由光禄寺负责办理。而且光禄寺还负责办祭品，在各种祭祀仪式上献“福胙”和“福酒”，给先皇们的陵寝“陈设牲醴”……
另外，到了一定的节日，光禄寺也会准备不同的吃食以赐群臣：立春则吃春饼，正月元夕吃元宵圆子，四月八日吃不落夹，五月端午吃粽子，九月重阳吃糕，腊月八日吃腊面……
因此光禄寺的饭菜，无论是献给死人还是供应活人，无论是生的还是熟的，那工作都是有政治意义的。各地进贡的方物，如茶叶、新笋、鱼干、肉干，也是由光禄寺来收纳并处理。所以说光禄寺这个机构，和后世人眼里的“御膳房”职能确实有重叠之处，但并不能直接等同。
前期大明的皇帝基本上都老老实实吃光禄寺做的饭，所以光禄寺这地方，也确实是个肥缺，全国各地进献的食材都经过它呢。
然而到了大明后期，皇帝们渐渐就不爱吃光禄寺的饭了，为何？因为它难吃啊！比如谢肇淛就说：“今大官进御饮食之属，皆无珍错殊味，不过鱼肉牲牢，以燔炙酿厚为胜耳。”
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今光禄寺做给皇上吃的“御膳”，也无非就是大鱼大肉，然后猛烧、猛煮、猛加调料罢了。
列位想想，这玩意不就是食堂大锅菜么？你说什么，皇帝怎么可能是这个待遇？诶，别不信，来看一张永乐二年郊祀结束后的庆成宴菜单就知道这话成色十足：
上桌：按酒五般，果子五般，茶食五般，烧煠五般，汤三品，双下馒头，马肉饭，酒五钟。中桌：按酒四般，果子四般，汤三品，双下馒头，马猪羊肉饭，酒五钟。随驾将军：按酒一般，粉汤，双下馒头，猪肉饭，酒一钟。
看看这些菜品，是不是和列位读者诸君心目中山珍海味的“御膳”大相径庭？别说心目中的御膳了，这看起来只怕还不如现代社会的单位食堂——除了一般不配酒水之外。
高务实刚才所说的“京师名实相违四条”也是真事，可见光禄寺饭菜之坑爹，已经在整个京城都出了名。
于是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有些制度也就出现了变化。比如原先光禄寺给参与经筵、日讲的讲官准备的酒席就取消了，改为直接把膳席折合成银两给讲官们——这事还就发生在去年，是高务实亲自下令办的，极受翰林院与詹事府支持，连内阁都无一人反对。
光禄寺做饭不行，大明朝的祖制又不是轻易可改，那么皇帝吃饭怎么办呢？当然是一贯的老办法：绕过祖制——这里就是直接交给太监们负责。
来看《酌中志》中的记载：“凡圣驾每日所进之膳，俱司礼监掌印、秉笔、掌东厂者二、三人轮办之。近年改由此监(这里指尚膳监)，亦节省意。至十三年，复令司礼掌印、掌厂、秉笔照先年例，挨月轮流办膳，仍遵祖制也。”
这就离了个大谱，难道除了尚膳监这个宫里的“正规食堂”之外，竟然还要司礼监掌印大太监、秉笔兼东厂提督来给皇帝做饭？记性好的读者恐怕这会儿能想起一件事，二十多年前高务实刚刚随高拱进京那会儿的掌印太监孟冲，就是厨师出身，掌尚膳监起家的，对吧？
但是，以上所言其实并非真让司礼监的大太监们亲自给皇帝做菜，而是由太监手下的家厨操办——这就是皇帝刚才提及的“内庖”。
你想，这些太监手握大权，又没后代，有钱有闲，如何消遣？那就只好把大笔的银子用在口腹之欲上，所以太监往往是最追逐美食的一群人。
正所谓“凡攒坐饮食之际，其固获扬饭流歠，共食求饱，咤食啮骨……如有吃素之人，修善念佛，亦必罗列果品，饮茶久坐，或至求精争胜，多不以箪食瓢饮为美。”
这就有点像后世寻常人印象中的所谓法式大餐，谓吃东西不能光只是吃，还得讲究个逼格。也可见大明朝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从国朝早期那种朴实演进到了虚华。
不过高务实倒不排斥饮**美，他只排斥大规模的铺张浪费。因为饮食本身也是文化，而且还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越是历史悠久、光辉璀璨的文明，在饮食上就越发多姿多彩、精雕细琢，这是历史的沉淀、文明的结晶。
只有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那种铺张浪费，才是高务实坚决反对的。例如杀上百头羊，只取羊身上最鲜美的一两条肉做菜，剩下部分直接扔掉，这是高务实严厉批判过的，他自己也从不允许高家有这样的行为。
皇帝说“坐下来再说”，高务实还真不客气，先是坐了下来，然后便开始说：“可见这宫里的事还是花宫里的钱去办，内外互不牵涉，才好办得妥帖。”
朱翊钧端起一壶宫里自酿的竹叶青，给自己斟了一杯，然后朝高务实晃了晃，问道：“竹叶青还是？”
“可有秋露白？”高务实问道。
“有！竹叶青、秋露白、荷花蕊、寒潭香、金茎露都有，倒是太禧白今年似乎不太够。”朱翊钧起身道：“你等等，我去拿。”
高务实笑着起身道：“还是臣自己来吧……可在老地方？”
“在啊，一直都和十年前放在同样的位置。”高务实不太像个好客人，朱翊钧也不像个好主人，随意伸手一指，同时说道：“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念旧。”
高务实当然听得出这话的言外之意，但他直到从书架底部的柜子中提出一壶秋露白走了回来，这才施施然道：“所以皇上今天才非要给臣封侯，甚至不惜为此力排众议？”
“力排众议？我什么时候力排众议了？”朱翊钧微微挑眉，端起自己的竹叶青喝了一口，道：“你见着今儿个有谁表示不同意了吗？”
高务实哂然一笑，摇头道：“那是皇上设计得巧妙，借了一切可借之势。当是时，自然无人方便反对，但这可并不意味着他们心底里也是赞成的。”
“我需要他们心底里赞成吗？笑话！这天底下什么时候、什么事情能够得到朝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人都一致赞成的？有这种事吗？没有，也绝不会有！”
高务实哈哈一笑，道：“皇上如今这是接受臣那套‘辨证论’了？”他看起来很高兴，很难得地主动给自己斟起了酒。
朱翊钧远比他好酒，见状立刻主动举杯示意，高务实端起酒杯，略微压低杯口位置与他轻轻一碰，痛快地一饮而尽。
朱翊钧却笑道：“你那套把戏休想再用——猛干几杯就说自己醉了，今儿个可不兴这样耍赖。你现在可已经是南宁候，真真正正是和朕休戚与共的人了，朕喝到什么时候，你就得陪到什么时候，想要半路开溜朕可不答应。”
好嘛，朱翊钧现在算是在“我”和“朕”之间练就了随意切换的本事了。
高务实道：“小饮怡情，只要皇上不是海饮，臣陪着就陪着。不过，皇上毕竟是天下至尊，如今大敌虽平，但天下依旧多事，我君臣尚不到可以放松警惕之时。”
“好！”朱翊钧正色道：“既然你说到正事，咱们就说说正事，也免得你又劝谏什么为君者不可玩物丧志之类。”
朱翊钧顿了一顿，慢慢收敛了笑容，说道：“现在朝廷面临三件大事：江南漕军骚乱，播州杨贼反叛，倭寇席卷朝鲜。这三件大事，件件都不好办，你有什么想法？”
高务实非常简单地道：“先除江南之患，次平播州之叛，再定朝鲜之乱。”
“理由呢？”朱翊钧皱眉道：“现在听到的消息都说朝鲜一败涂地，二十余万大军被倭寇打得丢盔弃甲、一路溃退。我瞧着，再照这样下去，过不了几日只怕连汉城都要丢了。”
高务实平静地道：“汉城丢了又如何？”
朱翊钧听得明显一怔，愕然道：“汉城都丢了，李昖这个朝鲜国王还做得下去么？”
“皇上说他做得，他再做不得，也依然做得；皇上说他做不得，他再做得，也依然做不得。”高务实微微一笑，道：“这和汉城暂时落在谁手里，又有何干系？”
朱翊钧苦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现在愁的是打仗——不错，就算李昖只身逃来大明，只要朕坚持他是朝鲜国王，他就始终可以是朝鲜国王。可是，朝鲜故土总不能就扔给倭寇不管了吧？朕若真要坚持让李昖做这个朝鲜国王，他朝鲜故土不还得朕来想法子给他弄回来？”
他顿了一顿，目光中杀机一闪，道：“朕听说，日本那个丰臣秀吉野心极大，攻朝不过小试牛刀，他想要的是攻略我大明。”
高务实点头道：“这个消息前不久臣从海贸同盟也得到过示警，只是当时以为这……着实太过天荒夜谈，因此没能好好重视，请皇上恕罪。”
“原来这厮早有异动？好啊，还是处心积虑的，那更不能轻易放过了。”朱翊钧摆手道：“不过你在这里头却谈不上什么罪不罪的，似倭国这等蕞尔小邦，谁会信他有这般野心？就算换做是朕，错非朝鲜已然一败涂地，朕也一样不信这是真的。”
“谢皇上宽仁。”高务实小饮一口，道：“不过倭国丰臣秀吉虽然终须严惩，但事有轻重缓急，平倭一事虽大，却不能急于求成。皇上，江南是我朝财赋重地，万万不容有失，如今虽然漕军与南兵只是遥遥对峙、并未交战，但其威胁仍然是三件大事之中最大的，必须头一个解决。”
朱翊钧沉吟一下，皱眉问道：“你有没有觉得，漕军这件事本身就出现得很有问题？”
“皇上明见万里，此中确实大有问题。”高务实从怀里摸出一封条陈递给朱翊钧，口中则道：“这是京华宁波港主管吴逊的调查报告，皇上可以一观。此人乃吴阁老之子，素有才干，可惜行文缺些天赋，难以科考求仕，故臣用其于商道，也算人尽其才。”
朱翊钧点了点头，没有对此多做评论，只是打开条陈看了起来。才扫了几眼，朱翊钧就明显变得严肃起来。再看几眼，更是脸色铁青，待看完全文，朱翊钧深吸一口气，将条陈用力拍在桌上，恨声问道：“此事有几成把握？”
“臣不敢保证，但臣愿将现有证据、线索一并交给皇上。至于接下去的事，皇上可密遣厂卫悉心调查。若有误，可还人清白；若无误，则……”
“则如何？”朱翊钧端起酒杯，冷冷地道：“你不好说，朕来说——则攘外必先安内，朕再不砍几颗脑袋，有些人看来是真不知道这天下姓甚名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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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援朝抗倭(二)鸡与猴
“有些人看来是真不知道这天下姓甚名谁了！”当朱翊钧说起这句话的时候，高务实忽然有些恍惚。
他想起了自己幼时第一次见到尚为太子的小朱翊钧时，曾经谈及厂卫的监督权。当时朱翊钧听他和冯保讨论厂卫监督群臣其实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年幼无知的朱翊钧异常不满，脱口而出说了一句很要命的话：“……当年设立锦衣卫、设立东厂，目的不就是要监督天下么？父皇要查他们做得好不好，他们也敢说不对了？这天下还姓不姓朱了？”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恍然如梦。今日朱翊钧再次提到“天下谁属”，却早已“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当年那个权倾内廷，一个眼神就能吓得小朱翊钧瑟瑟缩缩的大伴冯保早已被罚往南京孝陵卫种菜，不久后抑郁而终，死于孝陵之南的梅花山下；
当年那个懵懵懂懂，只以儿子身份想着为爹爹分忧一二的纯孝太子，早已君临天下二十载，由“万事尽托先生”的稚子，到机关算尽满朝文武，随心所欲绕过祖制，册封自己想要的“文候”……朱翊钧的政治手段早已成熟，政治思想也基本定型。
或许，自己能影响他的地方其实已然不多了？高务实不禁想道。
啊，不，自己对他应该依然有着很强的影响，倘若不然，为何他今日仍会留下自己“陪朕喝酒”？
有明一朝的皇帝们个个善饮，即便是崇祯，也只是自律甚严，所以尽量少饮。但朱翊钧绝非真的需要一个人陪他喝酒，留下陪他喝酒不过是个说辞，他真正想要的，还是自己的建议。
换句话说，即便伐元大胜之后，他的君威已然凌驾四海九州，但当面临大事之时，他仍然会下意识依赖自己最为信重的大臣——也就是我高务实。
想到这里，再想起册封仪式最后朱翊钧说“等这件事弄完，朝廷还有好几桩麻烦要你摆平呢，可耽误不得了”，高务实忽然意识到，或许他坚持要封给自己这个“南宁候”，除了赏功和念旧之外，也同样还包括需要自己继续为他效力这一因素在内。
看来，自己之前一直担心的鸟尽弓藏，似乎还没到那个地步。至少暂时来看，这天下局势仍是飞鸟未尽，弓不可藏。高务实悄然吐出一口浊气。
朱翊钧见了，还以为他想到了什么主意，目光炯炯地看着他，问道：“务实计将安出？”
“啊？”高务实被问得一愣，心说：你没问策啊，我有什么“计将安出”的？
这时朱翊钧才发现自己可能理会偏了，但他也不在意，干脆明言道：“我是问你，现在是否正是杀一儆百的好机会？”
高务实明白过来，略一思索，却问道：“皇上要杀谁，鸡还是猴？”
“呃……”朱翊钧被他问得一时语塞，皱眉想了想，再问道：“你看……杀鸡能够儆猴么？”从他的语气和神态来看，这是一句疑问句，而非反问句，可见他是真不确定。
高务实倒是神色坦然，但口中所说的话却很犀利，堪称一针见血：“皇上，臣以为首先咱们要弄明白的是，究竟谁才是鸡，谁才是猴。”
“自然是身居高位者为猴。”朱翊钧纳闷道：“这还要想？”
“通常如此，但有时候却也未必。”高务实瘪了瘪嘴，极其大胆地拿自己做比道：“如坊间传言当今朝廷除了程朱理学之外，还有陆王心学、王高实学两派，而实学派中官位最高者乃是许阁老，可是却有几人认为许阁老乃是实学本宗？”
朱翊钧哈哈一笑，道：“许先生学问还是好的，不过若说实学本宗，有你高务实在，自然还轮不到他。王高实学嘛，文正公仙逝之后自然以你为本宗。”
这里要补叙一下，“王高实学”这个说法在原历史上应该说是没有的，现在有是因为高务实的蝴蝶翅膀扇动得太狠，让高拱干满了十年，而不是隆庆一死就“中道崩殂”。
正因为他干满了十年，后续又有郭朴、张四维继续秉承其法，最后由高务实“接班”，这实学的大旗才被坚持举了二十多年，终于真正形成即有上层建筑，又有下层基础的大学派、大政派。
在没有高务实影响的原历史中，实学一般就被叫做“经世实学”，或者更广义一点则叫“明清实学”。这其中的领袖人物虽然很多，但本身只能算是一种思潮，绝无政治派系所必须的所谓“组织结构”。
所谓明清实学，其实就是从明朝正德以后到鞑清鸦片战争前夕，儒学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它摒弃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空疏的学风，提倡“崇实黜虚”，在一切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中，全力突出一个“实”字，强调经世致用，而成为那个时代的主**神之一。
明清实学既然是广义说法，那它当然是可以细分的，其细分便大致可以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科学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五大类。
实体实学，是就明清实学的基础而言的。它包括以“气”这一物质实体为本的本体论，以实践(力行)为基础的认识论，以“性气相资”为基本内容的自然人性论，以“实功”为主要修养方法的道德论，以利游欲为基础的理欲(包括义利)统一说等等内容。其主要代表有罗钦顺、王廷相、崔铣、杨慎、高拱、吴廷翰、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等。
经世实学，是就明清实学的社会政治内容而言的。它既包括对社会弊病的揭露和批判，也包括对拯救时弊方案的构思与实施。其主要代表人物便有高拱、张居正、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全祖望、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
科学实学，是就明清实学的科学内容而言的。它既包括中国古典科学，也包括从欧洲输入的西学。其代表人物有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梅文鼎等。
考据实学，是就明清实学的经学研究而言的。明中叶以后，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在经学研究领域里，出现了汉学和子学的复兴，以子学研究代替独尊经学，以专事训诂名物的汉学代替以己意解经的宋学。其代表人物有方以智、传山、顾炎武、毛奇龄、戴震、汪中、焦循、阮元等。
启蒙实学，则是就明清实学的市民意识而言的。主要反映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艮、何心隐、李贽、汤显祖、黄宗羲等。
说到这里，读者诸君可能已经发现了，不少心学派代表人物也被后人划分进了这几大实学类别之中，比如大名鼎鼎的何心隐便是一例。
这并不奇怪，毕竟心学门人一直坚持认为他们也是“实学”，只不过是“道德实学”罢了。但这个问题本书前文有述，再细论既无必要，也太复杂，就不赘述了。谷
总之，明清实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逻辑结果。其理论价值在于它不但对宋明理学所讨论的范畴和命题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反映市民阶层利益和要求的新范畴、新命题，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理论先驱。
但是到了这里问题就来了，既然按照正常发展，经世实学广义化之后便是这个“明清实学”，那现在为什么已经被冠名为“王高实学”了呢？这里的“王、高”又是指谁？
所谓王高实学，王是指王廷相，而高——至少在目前的大明，一般认为是指高拱。但在很大程度上，“王高实学”这个名词的出现，有一种故意与“陆王心学”相呼应的意思在里头。
回头看看上面对于明清实学的划分就会发现，王廷相被列为“实体实学”的先驱和代表之一，而高拱则在“实体实学”和“经世实学”两类之中被列为代表人物。
高拱在河南读书时，便深受王廷相实学思想影响，摒弃老旧的程朱理学，认为这种思想完全不切实际；也厌恶逐渐变质的陆王心学，认为心学末流几入狂禅。
于是，高拱先是研究了王廷相的气本论，通过批判程朱的“理本论”和陆王的“心本论”，明确地阐发了“天地之间惟一气”的气本论。再以此为基础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一切为了“经世致用”服务的经世实学。
事实上，高拱这里所谓的“气”，如果用后世的语言来表述，那么他很大程度上说的就是“物质本源”——你甭管这个本源是原子还是分子，或是其他什么，总而言之高拱认为是物质。换句话说，高拱其实可以算是个唯物主义者。
当然，中国古代的学界思想总会神奇的辩证，高拱也不例外，他的“气本论”也很复杂。例如高拱的气本论有三个方面：
在宇宙发生论上是“常久不息，化生万物”的元气本原论，提出了“一(元气)——二(天和地或阴阳二气)——万(宇宙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
在宇宙构成论上是“气具夫理，气即是理；理具于气，理即是气”的气本体论，阐发了气本理末、气先理后的观点。
在人性问题上是“人只是一个性，此言气质之性”的气质人性论，认为性即是气，心也是气，“惟明道先生有言，性即气，气即性，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有合孔子之旨”。
他提出彻底的人性论是一元的，不是二元的，宋儒所谓“不在形气之中”的“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高拱的人性一元论，其实际作用就是要把心性之学从道学家那种空寂寡实的悬浮状态中拉回到实地上来，使其同现实的人生更贴近，同人的自然性情更合拍。
那高拱为啥要搞出这个气本论呢？因为这是理论奠基，是为其“实政哲学”奠定本体论基础，所以后世认为其在宋明气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这么一说就比较明白了，所谓“王高实学”，王廷相主要是做了理论奠基，高拱进一步进行理论奠基工作，并且通过其执政生涯，逐步阐述并完善了其经世致用的经世实学思想。
正如陆王心学之大成在王阳明，王高实学之大成则在高拱。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高务实出力甚大，尤其是在经世实学的广义化过程中，高务实可以说居功至伟。
方才说过，高拱的经世实学本质上是“实政哲学”，而因为高务实的关系，才逐渐扩大到了更多的方方面面。
例如科学实学，高务实建立京华工匠学堂，设立那么多的学系，几乎都属于科学应用一类。由于他是高拱的衣钵传人，这个举动就明显扩大了经世实学的范畴，将科学实学也纳入其中。
当然，对于考据实学、启蒙史学这两类，高务实目前涉及还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他精力不够，必须讲究轻重缓急——正如他方才对于朱翊钧提出的三件大事，就会立刻定下处置顺序一样，这是他一直以来做事的习惯。
朱翊钧此时毫不犹豫地表示“王高实学”在“文正公仙逝之后自然以你为本宗”，也正说明了高务实继承高拱实学宗门地位这件事已经得到公认。
“许阁老为朝廷次辅，位高权重，但天下人乃至于皇上都以臣为实学本宗，可见鸡与猴并非一定要看官位。以此为基，佐以此道条陈来看，漕军骚动一事之背后，江南财阀介入甚深，并且打出了某些位高权重之人的名义。假使……啊，臣说的是假使。
假使情况属实，便会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即这件事的幕后之人便是那位高权重者，然则事实果然如此否？未必。”
朱翊钧皱眉道：“你是说江南财阀扯虎皮做大旗，事实上那些作为并不关那‘位高权重者’的事？”
“不，臣的意思是，关不关那位‘位高权重者’的事本身并不要紧，因为既然他的虎皮能被江南财阀扯出来用，用完之后也没有见他对江南财阀做出什么惩罚，那就证明江南财阀能够随意动用这张虎皮——换句话说，江南财阀才是这张虎皮的真正拥有者！”高务实一脸严肃地分析道。
朱翊钧果然脸色一黑，虎着脸道：“所以你是说，江南财阀们才是猴，对么？”
“然也。”高务实道：“故此眼下的问题在于，鸡只是猴推上台前的棋子，杀鸡儆猴则猴未必惧之，无非再推一鸡上台前罢了；杀猴儆鸡则不然，鸡为猴所推，猴之有难，鸡必然竭尽全力提供庇护。
猴不死，鸡纵有一时之难而久必获利；猴若死，鸡失其食，岂能奄奄苟活？”
朱翊钧沉默半晌，轻轻点头道：“我明白了，此事我会安排厂卫调查。倘若罪证确凿，当此紧要关头，势要猴鸡并惩，以为后世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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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援朝抗倭(三)双刃剑
朱翊钧这话说得颇重，不过方寸感掌握得不错，因为他并不是直接就信了高务实手里的这道条陈，而是先表示要派厂卫去查证。
对于这种做派，高务实不仅不恼，反而非常欣赏，因为以他的观念而言，讲证据就是尊重事实，这是做事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做事只会陷入虚妄，变成堂吉诃德战风车。
“鸡与猴的问题弄清楚，就会发现这件事的严重性更加突出了。”高务实接口道：“这意味着朝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财阀势力操纵——或者至少说是渗透。
皇上，倘若阁部、部堂级高官都已经被财阀势力严重影响，甚至在财阀势力做出危害国家安全之举动时知情不报、装聋作哑，乃至于主动为财阀遮掩隐瞒、蒙蔽圣聪，那后果将会何其严重？”
朱翊钧眉头皱成深深的川字，手里的御贡竹叶青都似乎不香了，端着酒杯半晌未动。又过了良久，他才问道：“务实，你说这江南财阀为何总不老实？太祖开国之时就对苏州课以重税，结果苏州之富依旧冠绝天下，而由苏州蔓延至大半个江南的商帮势力反而不断增强，到最后就成了你口中所谓的财阀。
这财阀一旦生成，便更加不老实了。以前我不懂为何江南官员坚持不能开放海禁，而北方官员——如令伯文正高公便赞同开海，后来才知道这其中的复杂。
江南财阀早年要求禁海，只是不满当年朝廷舰队都是天家所为，朝贡贸易之收入也几乎都归了天家所有，他们几乎一无所得，自然眼红、自然反对。
后来禁了海，他们却开始走私，靠着禁海禁了竞争对手，自己却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自然更不愿意朝廷开海了。于是这又搞出了倭寇，大乱沿海数十年，远超开国时那些小打小闹的真倭。
朝廷左支右绌，终于在战争中锻炼出几支精兵，遴选出几员干才，将倭寇之乱平定得七七八八。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说，倭寇之乱激化，非为其他，实乃海禁所致，由此朝廷争议不断，直到文正公一锤定音，试以漳州月港开海通商。
而你也很快加入其中，并且在月港开海收到实效之后劝文正公增设港口。由此不过数年，倭寇绝迹、海关税收在朝廷岁入之比重逐年上升。终于，朝廷渐渐可以积盈余，整边务，开藩禁，伐北元，直到如今。
然而，这些江南财阀仍不老实，竟然做出这等事来！他们今日敢挑唆漕军，明日是不是便敢挑唆卫所、挑唆班军、挑唆边军，甚至挑唆禁卫军！”朱翊钧说到此处，右手猛然一拍桌子，然后一口饮尽左手杯中之酒，目光中有丝毫不加隐藏的怒火与煞气。
看来调查归调查，但他心底里其实早已信了，江南财阀在漕军骚动事件中绝对逃不脱干系。所谓调查，无非是去把罪证牢牢控制在手中。
不过关于皇帝的问题，也就是“江南财阀为何总不老实”这一点，高务实有些犹豫到底该不该给他详细解释。听皇帝的意思，似乎觉得江南当地人天生邪恶一般，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是对的，但并不完整。事实上，人类社会本质上就是经济社会，而人类自然也就成为经济动物，一切行为都逃不出经济规律影响。某个地区的人如果有某种共性，那绝不可能是什么遗传基因导致，而一定是与当地在整个大市场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这个关系很有意思，就好比后世有一种说法，叫做世界贸易体系内的分工，即本国在世界经济链中的位置。
稍微懂点经济知识的人都知道“微笑曲线”，即在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也就是设计(研发)和销售，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眼下的大明虽然说是说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但大抵也可以套用一下这个微笑曲线。套用之后就会发现，至少在京华崛起于北方之前，江南地区强大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步：
它在整个产业链中，控制着利润率最高的设计研发(知识产权)和另一端的市场销售，同时它甚至还控制着生产！
你看当时大明的江南地区都控制了哪些产业？数一数，有丝绸(包括其他各类纺织品如锦、缎、纱、帛、棉等)、瓷器、茶叶、造纸、船舶、糖、盐……除了不肯种粮食，其他什么赚钱它做什么，还几乎都做到了顶端。甚至，哪怕江南不是酿酒的最佳之地，但它的名酒居然都不少。
这是什么？这TM就是全产业链最强，彻底让别人无路可走了啊！意思是大明这旮沓，其他事情我江南包圆了，你们只要种点粮食、养点猪羊，供我们好吃好喝就行了。
这能不出问题？这在后世来说，就意味着大明出现了极其、极其、极其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啊！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江南人认为自己只是在做好自己的事，可在其他人看来，乃至于在皇帝看来，自然就变成了：“Howoldareyou？”[注：网络梗：怎么老是你？]
高务实想了想，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道：“此事说来话长，不知皇上是否注意到，唐朝初期之前，华夏历代所有的博弈都是按照姓氏来区分的，每次一出场都是一大家子的人。
譬如西汉，吕雉和吕泽、吕禄、吕产、吕台；窦漪房和窦长君、窦广国、窦婴；卫子夫和卫青、霍去病、霍光……可是到了宋朝之后，姓氏之间的博弈，却逐渐转变为地域之间的争斗。”
朱翊钧听得一怔，下意识应了一声：“哦？”
高务实一看就知道朱翊钧不曾细细想过这个情况，当然更可能是根本未曾注意到，因此便道：“譬如宋末的新党和旧党之争，在臣看来就根本不是什么理念之争，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博弈。如果查一下诸人履历就会发现，旧党大佬们一色都是北方人和内陆省份出身，而新党大佬则几乎清一色来源于东南沿海。
譬如旧党的领军人物中，韩琦是河北人，司马光和文彦博是山西人，富弼是河南人，欧阳修是四川人。而王安石的新党中，大佬们几乎一色都是南方人，王安石、曾布是江西人，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都是福建人。
甚至后期围剿新党的，也变成了各省组成的联盟。譬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党(山西)，以二程代表的洛党(河南)，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党(四川)。皇上想想，臣所言是否属实？”
“是。”朱翊钧点头表示同意，但马上又问：“可这是为什么呢？”
高务实叹了口气，道：“这是因为从北宋中期开始，资本的萌发迅速发展，各省内部形成了代表着各自利益的财阀，而台上的政治人物不过是各地利益的代理人，也就很少再出现父子相承的情况。
在财阀政治下，各地选择的是朝中帮助自身推行经济政策的代理人，代理人的博弈也都是利益之间的博弈。
这个情况从经济的角度很容易解释，例如王安石的变法遭受到巨大的反噬，本质就是南方人推行有利于南方而不利于北方和内陆的政策，自然就遭遇到了北方和内陆省份的集体围剿。”
对于这件事，高务实前世在工作时曾经这样理解王安石改革的困难：一个南方人搞一刀切的全国大下岗。这个措施在南方可能没事，因为他当时的南方全是个体户、私人企业主，但是那时候的北方如果全是大国企，私企压根没有，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很显然，他必然会被北方人骂出翔。
不过，即便如此解释了，朱翊钧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仔细想了一会儿才问道：“务实，按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唐朝和唐朝以前，天下大势是门阀很强，但到了宋朝就变成财阀很强了……那如果这样，我就想问，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
“问得好，皇上这一问也算是追根溯源了。”高务实先赞了一句，然后道：“由门阀向财阀的转变，是由很多原因共同决定的，这其中有两个特别有趣：一个是宋朝开始全面执行的科举制，而另一个则是宋朝首创了‘不杀士大夫’的原则。”
高务实说到科举制时，朱翊钧尚且没有什么大反应，但说到“不杀士大夫”时，朱翊钧却很惊讶，一脸诧异地道：“不杀士大夫也不对？”
“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高务实摇头道：“在宋朝之前，官员和地主们都是没有人身以及财产安全保障的，因此只能依附于能强大到能跟皇权博弈的门阀，以保全自身以及财产安全。可是随着宋朝优待士大夫，地主阶级迅速解除了束缚，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同样，过去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人才的向上进阶，只可能通过依附于门阀达成，而普通民众被死死的框在土地上，根本没有向上晋升的机会。可是科举制的全面铺开，使得地主阶级迅速拥有了直接参与政治的阶梯。
因此，北宋的政治领域改革实际上就是让科举制在经济领域来了一次‘解放生产力’，让普通人尤其是地主阶级多了一条进身之阶，而不杀士大夫则相当于‘保护私有财产’，让人放心经营，不必依赖别人——比如门阀。”
“你是说这不好？”朱翊钧显然有些疑惑，因为他的思路无论如何比高务实局限得多，因此他听了这些之后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你家不也是科举起来的吗？怎么你会反对？
“请皇上听臣把话说完。”高务实大摇其头，道：“臣常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主阶级们崛起之后，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权力的不平衡。
呃，臣此前为皇上解释过近几十年北方为何越来越冷这件事，皇上记得吧？”
“记得，你说了一些……什么周期、小冰河时期、降雨线之类的。”朱翊钧点头道。
“没错，其实北宋那会儿也有这个问题，当然，没有如今这样严重和明显。”高务实解释道：“随着北宋降雨线南移和气温的下降，江南地区的人口与经济飞速崛起，这才诞生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
这些利益集团形成之后，必然要寻求朝廷的政策向其倾斜，因此就会跟北方以及西部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形成激烈的政策冲突，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就会逐步演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虽然高务实让皇帝听他把话说完，但皇帝听到这里已经忍不住了，伸手打断道：“这不还是坏事吗？”
高务实有些无奈，但好在他在皇帝面前地位特殊，这时干脆也任性一下，把手一摊，没好气地道：“朝廷去年在南方诸港收了差不多一百七十万两银子，皇上觉得这也是坏事吗？如果臣说，以现在江南的富庶程度，只要朝廷操作得法，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地区安靖的前提下每年多收千万之巨，皇上也觉得这是坏事吗？”
“呃……这肯定是好事。”朱翊钧悻悻道。又瞥眼发现高务实一脸不高兴，连忙赔着笑给他斟了一杯秋露白，再举起自己的酒杯：“刚才是我失礼了，务实莫要见怪，你请继续说。”
皇帝都主动认错了，高务实也就不继续作态，解释道：“所以这种财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会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不自觉地导致社会发展不平衡，使矛盾迅速激化。”
一说双刃剑，朱翊钧的经验就能起到作用了，当下恍然道：“哦，也就是说，朕需要在他们这两种……两种表现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争取尽量多的发挥他们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又尽量降低他们对于激化矛盾的影响，是这个意思吧？”
那当然是这个意思，你这种思维方式都是我多年来刻意灌输的，那还能错？
“然也。”高务实果然表示肯定。
朱翊钧松了口气，但马上又皱起眉头：“可这该从何处下手呢？朕……朕骤闻此事，着实毫无头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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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援朝抗倭(四)先后
朱翊钧觉得毫无头绪是理所当然的，以他的政治思想基础而言，显然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他的毫无头绪对于高务实而言却可能不算什么难题，因为高务实手里有直接的办法。
这个办法不是高务实自己想出来的，他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恰好站在了一位与朱翊钧同姓的伟人肩上。那位伟大的改革家顶着国际国内巨大的压力，为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改出了光明璀璨的未来，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办法主要就是两个：分税制和转移支付。
在高务实看来，财政事务是理解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切入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财政行为本质上就是治理行为，甚至治理行为本质上都是财政行为。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每次财政制度改革，都会对央地关系、区域关系、乃至于后世的****产生重要影响。
有明一朝早期的财政体系与后世红朝早期的财政体系几乎正好相反，大明是中枢财政能力极差而且财权还少得可怜，这一点在本书前文中已经反复强调，这里不再赘述。
红朝早期则是中枢高度集权、大包大揽的“统收统支”财政制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统一上缴中枢，地方支出再统一由中枢拨付。当时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是为了解决革M战争中形成的分散管理、分散经营的财政经济状况，筹集新中国早期所必须的建设资金。
但在80年后，红朝采取了相对分权的“包干制”财政制度，原则是“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与之配套的是“利改税”制度。
这个改革的背景是70年代地方出现了财政赤字，再加之改开之后需要配套的财政制度，给予地方经济自主性同时给予财政自主性，于是有了“交齐国家，剩下都是地方”的分灶吃饭做法。
利改税是将国企原来向国家上交利润的大部分改为征收所得税，从而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法固定下来。但是很显然，这项制度并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于是94年后，红朝采取的是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分税制改革”，与之配套的是成立了“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系统。
改革的直接导火索是80年代中枢穷到曾两次向地方借款，而根本原因则是中枢为了提高“两个比重”，即税收占GDP的比重和中央税收占全国税收的比重。
请注意，在80年后到94年前这个时间段，红朝的情况就和大明“大户部改革”之前有些相似了。
世界银行在2002年2月的时候曾经表示，认为那段时间的红朝财政体系是一个“环环相套的财政联邦制”。它的说法是这样的：“尽管中枢政府确定了该体系宽泛的轮廓，但它仅与各省直接打交道。
例如，它设置了与各省收入分享的规则；接着，各省分别与其下辖市确定收入分享体系，市再与县，这样依次进行。支出的划分同样如此。因此，尽管红朝是单一制的政府体系，但这些制度安排却使其具有强烈的联邦制特征。”
“联邦”这个词用在此处，其表述的主要意义在于：中枢拥有理论上的绝对权力，但地方拥有实际上的较高自主性——这是不是很“大明”？
红朝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分税制的细节远比大明复杂，这里不多表述。但是，其结果必须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的财政能力被削弱，依赖上级拨付。
这种“拨付”，实际上就是中枢基于地方的补助，一般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又分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一般转移支付，又称均衡性转移支付或财力性转移支付。它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目的是为了均衡地区间财政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
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服务于中枢的特定政策目标，一般与地方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结合，需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来进行使用。
高务实当时作为在基层政府工作过多年的年轻干部，算是亲身参与了这方面的实践，再加上他是学法律出身，后来又进修的经济，因此对这些事情算得上门清。
当时的分税原则有五级财政体系的分税，其中每一层级的上级政府都有权制定与下一层级的分税制方案。其共同规律是：财权层层上解，事权层层下压，越是末端层级的政府，其财政状况越是窘迫。
正因如此，当时高务实在基层听人开玩笑说过，“中枢富丽堂皇、省里风风光光、市里摇摇晃晃、县里拆东墙补西墙、镇里全是哭爹喊娘”。
不过这个说法只是基层干部自嘲，其实大家都开过无数的会议，早就统一了思想，也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所以，自嘲归自嘲，倒也没什么人是真从思想上抵触这一改革的。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人完全没有理由自卑，至少这样的精神在国外就几乎没几个官员能够具备。
中国人从古至今都一直坚信，舍小家为大家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以至于很不理解西方人那种“只要我自己高兴，管别人死活作甚”的所谓自由。
转移支付，就是这种思想的升华。所谓转移支付，用最朴实的语言来表述，大抵就是从富裕地区收税，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基础建设之中，以此来尽力拉近地区发展水平，抵御地区发展在过度自由下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打造一个更加公平、稳定的社会大环境。
红朝这么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这本来就是它的理想和目标；大明也得这么做，但原因显然没有那样伟大，只是因为不这么做会出大麻烦——比如江南财阀逐渐渗透和控制朝廷话语权。
如果没有高务实的干预，原历史上后来的东林党不就这么做了吗？大明不就这么完蛋了吗？
高务实之所以坚持认为朱翊钧提到的三件大事里头，漕军骚动是必须第一个摆平的问题，正是因为他希望趁着伐元胜利的威望正在顶点，而且播州和朝鲜都有大战需要面对的这个当口，戳破财阀间接干政的真相，给他们以政治上的打击，并且从此为他们画下一道红线。
只有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做这件事，自己手里的权力才会最大化，面临的阻力才会最小化，因此最后的效果必然最佳。要是换个时间点，恐怕多多少少都会差点意思。
因此高务实用尽量简单的语言向朱翊钧解释了一番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并且尽量将之说得更符合这个时代的思想主流。
于是朱翊钧听完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劫富济贫吗？这事我看可行，而且完全应当——不能总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务实，你这番抱负也正是朕之抱负！”
两个人于是又就一些相关细节讨论了一会儿，都喝下去了半壶酒。过了一段时间，朱翊钧看看沙漏，发觉时间紧张，生怕事情讨论不完，连忙先把这个话题止住，转移到了第二件事上，问道：“江南的事情先说到这儿，接下来你认为应该先平播州而不是朝鲜，这又是为何？”
“有两点，第一点皇上应该能猜到：攘外必先安内。”高务实道：“播州不靖，不仅西南难安，而且那儿本来就归南京管，这又会影响到咱们从南方调集军力财力支援入朝作战……”
“且慢！”朱翊钧睁大眼睛，很有些不解地问道：“你说要在南方调集财力，这我倒还可以理解，但为何要从南方调集军力？倭寇有多少兵力啊，咱们九边百万大军，随便抽调一些就应该能把倭寇一路赶下海喂鱼了吧？”
高务实微微挑眉，道：“好教皇上得知，倭国当前的总兵力大概在五十万左右，这还是在没有进行大规模征兵的前提下。”
朱翊钧果然大吃一惊，下意识“啊”了一声，然后不可置信地问道：“倭国居然有如此大军，朕此前为何不曾听闻？”
“倭国此前经历了长期内战，大抵有些像是春秋战国的局面，因此各地都有大军，如今被丰臣秀吉一统，加总在一块儿也就多了。同时也正因为兵力太多，丰臣秀吉无法养活他们，所以得想个办法……他发动此次大战，多少也与此有关。”
高务实叹息一声，道：“臣此前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好还在戎政侍郎任上，由是还就此与成国公等人商议。成国公表示，他此前发现过有人向倭国出售了一些旧炮……”
朱翊钧脸色一垮，面现愠色道：“火炮都敢卖，朝廷法度岂是儿戏！”
高务实苦笑道：“此事自是有错，但……”他说到这里，忽然面现尴尬。
朱翊钧心中一动，迟疑道：“该不会你也卖了吧？”
高务实叹了口气：“臣自己没卖，可人家卖的火炮都是京华卖给他们的。皇上，事情是这样：他们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谎称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导致需要换装新炮，于是重新从京华订购，却把那些半新不旧的老炮拆下来卖给了倭国……”
朱翊钧听说高务实自己没参与，心里大是松了口气，摆手道：“只要你没参与就好说，他们这么做也是欺你没空过问自家那许多产业——毕竟你是大司徒，国务军务都已经足够繁忙了嘛。”
高务实还没来得及谢恩，朱翊钧却已经继续接着说了下去，而且语气一下子严厉起来：“不过，那些卖炮的人我看就是钻进钱眼里出不来了！”
谁知道高务实的脸色依然有些尴尬，闹得朱翊钧又有点不自信起来，眼色不定地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高务实轻咳一声，苦笑道：“皇上有所不知，问题是此前朝廷只有对蒙古、女真乃至朝鲜等有着禁售的限制，这里头……偏巧没有倭国。”
“啊？”朱翊钧顿时傻了眼，愣了半晌才问道：“这是为何？”
“我大明与倭国在宁波事件之后，原是中断了贸易的，但自从朝廷开海，倭国就在自由贸易的范畴之内。当时由于倭国还在内乱，卖些兵甲是能赚银子的，也能给朝廷带来收益，因此就没有对倭国制定严格的禁售令。
而之后……呃，毕竟谁也没料到倭国竟然如此狗胆包天，敢来捋大明之虎须，于是事情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高务实这番话整体都是半真半假，大抵真实的一面占了七八成，遮掩的一面占了二三成，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勋贵们开脱责任——毕竟卖炮这事，据高务实所知，勋贵们干得实在不少。
倒也不是高务实非要救他们，而是救他们就是救海贸同盟，要不然这一次海贸同盟虽然因为自己的关系不会死，但估摸着必然要被狠狠地削一刀。
虽说这一刀多半会削到勋贵们的头上，跟他高某人关系应该不大，可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勋贵们的实力至少现在还不能削弱——不然高务实怎么对抗江南财阀？
光靠皇帝的力量对他们进行行政打压，只会让江南财阀暂时蛰伏，而要将财阀引入良性发展道路，这还需要高务实利用经济手段来软硬兼施。既然如此，那当然就不能在达成目的之前，先让皇帝把自己的盟友给整了。
不过，朱翊钧毕竟还是那个朱翊钧，那个在历史上就以“贪财”闻名的万历皇帝。他一听说之前卖炮给日本是因为贸易，而贸易是能给国库增收的，居然一下子就转变了态度，从一脸恶狠狠变成了“理解万岁”，面色缓和下来道：“原来如此，那倒也算是……嗯，也算是情有可原了。”
话虽如此，朱翊钧还是有些不爽，又道：“可就算倭国有了些火炮，而且兵力也不弱，但我九边百万大军，难道还平不了区区一个朝鲜——倭寇五十万大军总不能连老巢都不顾了，全扔到那个弹丸之地去吧？”
高务实干咳一声，道：“可咱们新定蒙古，这万里草原也得看着啊。何况图们西遁之后，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有机会立足西域，东窥中原？”
毕竟是两百年死敌，朱翊钧一听这话，总算是安静了下来，不再坚持说入朝抗倭是个只需要从九边抽调部分兵力就能轻松摆平的事。
“那依你之见，如何早日平定播州，并从南方各省调集财力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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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援朝抗倭(五)平播策
“平定播州之计略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军事，一部分为政治。”高务实对这件事早有定计，因此说起来丝毫不怵，但在顿了顿之后却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归根结底都是财务。”
“怎么会是财务？”朱翊钧愣了一愣，他显然还是逃脱不了当下的思维，觉得打仗归打仗，说和政治有关还勉勉强强，但怎么会“归根结底都是财务”呢？
高务实淡淡一笑，少见地主动举杯敬酒，朱翊钧大感意外，连忙也举杯示意，两人各饮一口，然后便听见高务实问道：“土司何以存在？”
朱翊钧又是一怔，愕然道：“土司历来就存在啊。”
高务实哈哈大笑，笑得朱翊钧都有些挂不住了，纳闷地道：“我说错了吗？播州在川贵交界之地，于唐代始设。杨氏先祖杨端，祖籍太原，因南诏国攻陷播州，杨端领兵收复，且在播州治政有方，颇得人心，故而杨氏一脉在播州落地生根。
唐亡宋建，播州杨氏归附中央，于此置遵义军；到了元代，杨氏被封为播国公；大明肇始，洪武年间，杨氏再次内附，得授播州宣慰使。
至先帝隆庆五年，杨应龙世袭父职。又至我万历朝，杨氏在播州这块地面上已经传承了二十九代，历七百余年——要说起来，可比尊夫人黄氏那六百年世家还要久远呢。”
高务实沉吟了一下，缓缓问道：“说到拙荆，皇上可知当年臣是如何说服她，让她劝说黄家放弃桂南祖地的？”
“关于此事……呵呵，实不相瞒，务实，你若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开口问你。”这次轮到朱翊钧笑起来了，道：“其实我只是不好太见外罢了，其实我一直都对此事颇为好奇的。”
有道是“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作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大土司家族，黄氏在明代即便不是其家族最高光的时期，但也是桂南地区的真正土皇帝。高务实去到广西之时，除了南宁府之外，桂南其他地区即便不是黄家直接控制着的，也是间接控制着的，可谓是桂南独尊。
在这种局面下，高务实居然能说动黄家放弃桂南祖业而同意移封安南，这事本来就很玄乎，当时在京师也传言甚多。
有人说这是因为高务实在安南给黄家划出的领地比他们在广西的更大，刮地皮可以更狠；有人说移封安南可以让黄家额外再统治数十万安南人，算是让黄家实力大增；有人说高务实是为了让妻家代其掌握安南核心地区，乃是别有居心；甚至还有人说高务实纯属是施了美男计，所以让牝鸡司晨的黄家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这些林林总总的说法在当时的京师流传着至少十多种，以上几种还算是多少有点影子，至少勉强能够自圆其说的。其余一些简直更加离谱，比如其中有一种，说是高务实强占了黄芷汀，因此黄芷汀只能任由高务实摆布。
这个说法虽然离谱，但在市井之中流传居然还很广，可见寻常人总有一种窥私欲，还喜欢自度度人，以为汉人女子迫于礼教，大抵都认同失身事小、失节事大，所以一旦被“强占”就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而其他民族的女子也必然一样。
事实上显然并非如此，僮人土司虽然汉化程度非常高，且黄氏土司从血缘上来说很可能本就是汉人。但是，僮人土司在这一类礼教方面其实远不如汉人严格——要是严格的话，女土司怎么会成为常见现象？
要知道，汉人的千年帝制传承之中，也就只出了一个武瞾啊！何况武瞾当时能称帝，还有好几个千年难遇的特殊性作为前提呢。
所以退一万步说，哪怕高务实真的“强占”过黄芷汀，他能得到的也绝非黄家的俯首帖耳，而是恰恰相反——黄家只会一怒之下举兵造反。要真是那样，高务实想保住人头都只能寄希望于朱翊钧极端念旧，捅出这么大的篓子都不肯杀了自己的发小。
总之，黄家带头接受移封安南的举动，当时在朝廷和民间都是引起过热议的。
情况如此反常，影响如此巨大，朱翊钧当然也很好奇，但是正如他此刻所言，他并不好直接去问高务实原因。
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以他和高务实的关系，如果这件事的内幕是可以说的，那么高务实应该会主动跟他说。高务实没说，那就意味着此事可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幕，因此他如果主动问起，一来显得对高务实不够信任，二来也怕真把高务实问尴尬了，那就大家一起尴尬了。
但此时高务实的神色却极其平静，甚至平静地有些冷酷，他毫无表情地道：“臣和黄家说，在臣给广西奠定了那几项产业基础之后，广西巡抚将来掌控的财力将大大增强，最多十年时间之后，广西巡抚手中便会具备远超彼时的实力。
这个实力有多强？强到他可以不向朝廷要求一兵一卒、一米一黍，仅凭广西流官治下之军便压着黄家打，而最终则一定会导致整个桂南地区在接下去数年或最多十年之内全面改土归流，同时黄氏土司也将彻底不复存在。”
高务实提到的这种“前景”，朱翊钧根本没有想过，显然高务实也没有和他商议过，因此他立刻挑了挑眉，问道：“你这是在恐吓他们？”
高务实点了点头：“然。”
“可从后来你与尊夫人完婚来看，你二人当时应该已然相识了才对呀？”朱翊钧好奇地问道。
“皇上的意思是，臣那时对拙荆已有好感，因此不该做出这样的事，是么？”高务实笑了笑，问道。
朱翊钧伸手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道：“你可别误会，我没有任何‘意有所指’。”
高务实呵呵一笑，道：“这两件事并不冲突，让黄家让出桂南，使朝廷在当地改土归流，这不仅是对朝廷有好处，对黄家而言移封安南本身也有好处，即臣常常说的双赢。
反之，黄家若坚持留在桂南，则势必影响改土归流，而臣必然不能接受，且也认为他们这么做是螳臂当车，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因此，臣竭力说服也是为两全而计。”
“原来如此。”朱翊钧点了点头，又问：“但你刚才问‘土司何以存在’，这个问题与你如何说服尊夫人及家族有何关联？”谷
“这关联臣其实方才已经说过了：广西何时适合对桂南改土归流？答曰：当广西当地官军就能力压土司之时。”高务实认真地道：“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臣也说了：臣给广西奠定的那几项产业基础。”
朱翊钧这下总算明白过来，恍然道：“因为那几项产业足够赚钱？”
“不错，皇上所见极是。”高务实道：“广西以往每年缴纳的赋税还不及朝廷对它的拨款。自建国以来，其缴税额度最高的一年也不过折合十八万两不到，这就是说朝廷统治广西好比一桩亏本买卖。
皇上，错非是国土不比产业，祖宗基业也不能随意割舍，否则这广西单从统治成本的角度上来说几乎是个应该丢掉的部分了。但是，这一尴尬局面随着臣——呃，臣不是在自夸……”
“哈哈哈哈，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么多年来你也从来没有邀功过嘛，对此就不必多解释啦。”朱翊钧忍不住大笑起来。
“咳，那臣接着说。”高务实挠了挠头，道：“有了这几项优势产业，广西的局势便得到了直接改变，以流官为代表的的朝廷势力首次在不依靠朝廷支援的情况下对土司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除此之外，还能确保即便击败土司，也能对当地土司原有领地进行有效且不亏本的统治——这就是一切的关键。”
朱翊钧这下子宛如拨云见日，恍然大悟：“哦，难怪你说一切的根本都在于财务！”
既然朱翊钧已经在原理上明白了这个问题的关键，高务实便可以把其中一些道理再做进一步梳理，为他一点点解释清楚了。
概括性的讲，历史上的元、明、清三朝对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集区都很难进行“不亏本统治”，因此只得对其原有统治文化进行保留。
因为西南、西北等地民族结构复杂，道路艰险，社会经济效益低下，文化风俗迥异，使得中枢政府很难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即便强行直辖管理，往往也会陷入越管越亏的窘况，于是只好进行妥协，对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给予一定的自治权。其推选出来的地方主官，由中枢授予官职，对辖区有世袭的统治权。
“越管越亏”在大明朝甚至还有直接案例，而且离广西还贼近，就是安南。安南在原历史上为什么最终会丢？其根本原因，说到底就是这个“越管越亏”。
朝廷在安南根本没几个钱可收，每年还得搭进去几十万两。这要是一年两年也就算了，连续许多年一直如此，完全搞成了无底洞，那谁赔得起？换了谁来都得止损离场不是？
不过，现在高务实显然有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先解决当地统治会亏本的问题。这个解题思路在广西、在安南都已经得到了验证，事实证明确实可行，所以他现在才敢说：播州问题归根结底也是财务问题。只要解决了“统治等于亏本”的麻烦，播州之乱轻松可平。
高务实一番讲解让朱翊钧如获至宝，他学了二十多年的所谓“圣学”，翻来覆去就是什么仁义之道、君子之道、王政之道一类，从来没有哪个“道”为他清楚的说明“统治”到底是个啥玩意。
现在，高务实却把统治的根本给他摊开来说明白了。这个统治之道说穿了根本不稀罕，就是想办法让统治始终维持在有利可图的范畴之内，宛如做一笔买卖总得有钱可赚才能持续一般。
当然，这个道理如果深化下去，还要面临诸如刮地皮太狠导致地方动乱之类，但事实上道理没变：导致动乱还是说明统治成本没有得到有效平衡，说明当地产出不足而朝廷索取过多。
总而言之朱翊钧的理解就是，高务实的解决办法在于提高当地的经济实力，这是一切统治的前提。
“道理我明白了，不过对于播州……咱们现在还没办法做这些改变吧？”朱翊钧明悟过后又生出了些许疑惑。
高务实却笑着道：“现在播州在杨应龙手里，咱们自然没法子改变，不过咱们却可以反过来用计：让播州百姓感受到，跟随杨应龙与朝廷作对是不划算的。”
咦，这做法真的“很高务实”，有内味儿了。
朱翊钧立刻问道：“计将安出？”
“当前第一步措施就是封锁要道，完全切断播州与外界一切联络。无论是粒米半黍，还是尺绢寸布，从现在起皆不得进入播州一步！”高务实一脸冷厉地道。
这套办法不仅高务实熟，朱翊钧也不陌生。他见过高务实太多的经济手段了，如今这一条完全在他的理解范畴之内，因此连连点头，然后又问道：“好计，不过……播州既然原本就很封闭，他们现在就算被封锁，真的就过不下去吗？”
“不至于完全过不下去，但是……会疼。”高务实很有把握地道：“皇上知道，臣自就任户部尚书以来，新设了审计署，向全国各地派出了许多审计官员，所以臣敢大言不惭地说一句：对全国各地经济运行之了解，古往今来无人更甚于臣。
播州虽然封闭，但它臣服大明二百余年，与周边地区总有不少交易。这些交易或是与朝廷流官直辖之地进行的，或是与其他土司进行的，单看每一笔交易量确实都不大，可如果汇总到一块儿，那也不是什么小数目了。
只要朝廷断了它与外界的互通有无，播州盛产之物无法出境，所需之物又无法入境，当地民生军需势必出现混乱……而混乱一旦发生，便是刘綎用兵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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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援朝抗倭(六)议入朝
朱翊钧注意到，高务实提到用兵不是说宋良佐用兵之机，而是刘綎用兵之机，不免心中一动，试探着问：“播州平乱由刘綎负责？”
这句话看似直白，其实也有一点隐晦之处。那就是按照传统而言，宋良佐作为“巡抚四川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乃是名副其实的“抚军”，在平定播州出兵出力的诸省之中又以四川为首，那么宋良佐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统帅，何以高务实的说法却不以他为首，反而以刘綎为首？
刘綎与高务实的关系，朱翊钧是清楚的，这其中包括刘馨作为京华秘书处秘书长，长期住在尚书高府——哦，今日之后应该改叫南宁候府了。
朱翊钧倒不是很关心高务实与刘馨之间是否有男女关系，哪怕他的胞妹永宁长公主与高务实……也有关系，但他作为皇帝是不会在意这种事的。作为皇帝，他在意的实际上是“实学派党魁”与“南军重要将门”之间的内在利益联系。
刘綎乃至于其父刘显，多年来一直跻身于实学派门下，或者更准确的说就是“高家门下”，可以看做是高务实在南军之中的头号大将，故而高务实愿意重用刘綎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皇帝不解的地方在于，难道刘綎在高务实心目中的地位甚至高于同为实学派要员的宋良佐？
高务实当然能听出皇帝的疑问，但他的回答来得非常快：“军事攻略由刘綎负责，宋守忠(宋良佐，字守忠)负责政治、经济攻略，也就是方才臣与皇上所议，包括宣传渗透、经济封锁等方面——皇上，这些事极其重要，只能让宋守忠去办，刘綎那厮只会打仗，可干不来这些。”
“那厮”通常是一种不太客气的说法，但高务实用在于皇帝的对话中则是另一种意思，意在不否认他与刘綎的亲密关系，无论是他故作坦荡还是真个坦荡，那就看皇帝如何理解了。
朱翊钧的反应果然在高务实的预料之中，他立刻表示了理解，道：“原来如此。你说得对，这些政略上的事刘綎从未涉足，而且也不在其职权之内，自然是要巡抚亲力亲为才是。”
皇帝说完，沉吟了一下，又补充问道：“现在他们手里的实力够用么？实不相瞒，此前两次进剿失利，让我都有点怀疑南军的能力了。”
呃，南军嘛，整体实力肯定是不如北军的，毕竟北军绝大部分都是边军，此前两百年几乎长期处于战争中或者战争边缘，得到的锻炼远胜于南军。
南军前一次高光时刻，亦或者说是得到了相对比较充分的时刻，大抵还是倭寇侵扰最严重的那段时间。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名将都是在这段时间里打出声威来的，同时也练就了几支精兵。
不过南军的这几支精兵虽然能战，但因为其家丁军属性，所以规模都不大。比如戚继光的戚家军当年就长期维持在三千到四千左右，直到北调蓟镇才略有增长；
俞家军兵力波动略大，主要原因是其成分不像戚家军那么明确，并非专精陆战，而是一支水陆兼备的部队，但一般认为最多时也不过数千；
刘家军的人数反而最多，仅大名鼎鼎的降倭夷丁，在刘显辞任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就有三千余，全军大概有七八千。
然而也正是因为刘家军总兵力较多，刘显又是个纯粹靠打仗才起家的将领，得不到南京高官、勋贵的支持，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家军都被指控军纪糟糕。当时的刘家军几乎每战必抢，还常常隐瞒缴获，直到投身高拱、高务实麾下才逐渐改善。
除了他们这三支精兵之外，也不是说就再没有能打的军队了。只是一般而言，剩下能打的军队要么兵力更少，大多只有“千余”甚至“数百”，要么就干脆不是汉兵——比如广西狼兵，贵州、湘西苗兵等。
另外，云南土司也有精兵，但由于云南的内外情况更复杂，所以其土司兵马就相对较少外调使用。
这么一算，南军中如果不算土司兵，真正能打且有名有姓的精兵居然不超过三四万。这就太糟糕了，要知道这同时期的北军，那可是光李家军嫡系就有四万精锐，而且将门之多也远超南军。如果九边诸镇全加在一块儿，大大小小的将门全算上，那么北军光是家丁精锐可能都有二十万上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南军前两次进剿全都惨败而归，皇帝怀疑南军太弱就着实不算奇怪了。
高务实略微思索了一下，道：“按理说如今几路大军的兵力应该已经够用了，何况这一次战略也与前两次不同，并不打算齐头并进。
本次围剿，其余几路的任务是坚守要道，缓慢推进，以求稳为先、控扼为主；主力只有刘綎本部一路，该部兵力虽然大概只与杨应龙播州军相当，甚至在播州军扩军之后还可能居于劣势。
但是，刘綎部大多都是百战精兵，所部汉兵约占半数，另外半数有两个来源，一部分即是大名鼎鼎的降倭夷丁，另一部分则是南疆夷丁，总体而言都比较悍不畏死……”
“且慢。”朱翊钧伸手制止了一下，打岔问道：“降倭夷丁悍不畏死我是有所了解的，但南疆夷丁不至于吧？我看你当年打安南也好，后来滇缅之战时刘綎、邓子龙以及尊夫人打缅甸、暹罗等国也罢，几乎都是势如破竹，可见南疆兵丁并不太能打啊。”
“兵丁是否能打，有时候也要看是谁统带、如何统带。”高务实笑了笑道：“以缅甸为例，莽应龙时期，金楼白象王不仅横扫南疆，我云南边军和土司兵也几乎被他压着打。
可是到了莽应里时期，缅军战斗力就出现了明显下滑，不仅在我天兵精锐反击之下被打得大败亏输，甚至连云南边军和土司兵也打不过了。”
“你是说，这些南疆降军到了刘綎手里，战斗力就大大提升了？”朱翊钧有些好奇，问道：“戚继光练兵的厉害我是知道的，却没听说刘綎也善练兵啊，他不是一直以悍将著称？”
高务实哑然失笑，道：“皇上，悍将之悍只是个人性格，又不是能力限制。刘綎也好，其父刘显也罢，要是仅仅只有勇悍，其所部也不可能有今日之盛。
不过话说回来，刘綎治军之能与戚帅还是有不少差距的。其部得之于勇，失之于宽，若要类比，大抵与李家军相类。”
朱翊钧闻言恍然，想了想，颔首道：“你这么一对比，我就了解了，想必刘綎与李如松在性子上也应该很相似，都是那种一门心思只想战场决胜的家伙，是吧？”
高务实哈哈一笑，道：“臣以为皇上这番猜测，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难怪你喜欢用他，这种将领的确好用。”朱翊钧听得很是满意，下了决心，道：“那这件事就这般决定了，你回头去和大司马交待一下。”高务实应了。谷
朱翊钧又主动和高务实碰了下杯，各自小饮一口，然后再次说起朝鲜问题：“第三个问题，朝鲜。你的意思似乎是……先不着急？”
高务实道：“不是不着急，而是咱们刚打完蒙古，现在各部兵力尚未完成回调，下一步部署更未曾到位，急也急不来，只会造成麻烦或者隐患。所以，臣以为暂时只能先稳住阵脚，等部署到位、准备妥当之后，再谋定而动。”
“可是，在你回京之前朝廷已经下令让辽东选调两支精兵入援朝鲜了！”朱翊钧睁大眼睛道：“照你所言，那不是要出问题了？”
“两支精兵？”高务实皱了皱眉，问道：“收到朝廷诏命之时，辽东似乎还空虚得很，算算时间，萧如薰部可能都才刚刚回镇，甚至可能还没完全回镇啊，这从哪找两支精兵去入援朝鲜？还有，皇上所说的两支精兵，究竟是多少人马？”
“呃，这个……朝廷也知道当时局面，所以并未言明派遣多少兵力，实际上是让蹇达、顾养谦二人看着办。”
蹇达和顾养谦一个是蓟辽总督，一个是辽东巡抚。督抚封疆对于相关边务可以“自己看着办”，这在大明是很常见的。别说督抚了，高务实当年做巡按御史都敢“自己看着办”呢。
然而此刻，高务实一听就知道坏事了。看来历史这玩意儿可能真有什么惯性，这波入援朝鲜搞不好又会跟原历史一样，刚开战就先给对方送一波人头。
人家日军出兵三十万，已经入朝的已经二十余万，而明军头一次入朝才五千人，且领兵的祖承训认为他历来都是和蒙古、女真交手，麾下兵丁战斗力远超日军，收拾一下倭寇就跟玩儿一样。
再加上朝鲜官员为了尽早让大明天兵投入战斗，骗他说平壤日军兵力很少，因此他被蛊惑之后轻敌冒进，以其部五千人进攻平壤，果不其然大败而归。
高务实沉吟片刻，道：“萧如薰以善守著称，想必蹇、顾二公不太可能命其入朝，而将用以守卫我与朝鲜之交界并震慑女真诸部。如此，入朝之兵恐怕多半还是会用辽西之兵。
然而，辽西李如松部千里回镇，总得整休一番才好再战，于是能派出入援的兵马必不会太多，臣料多半只有数千。
倭兵大举入朝，此前的消息是汉城已失，而臣恐音书往返之间，如今平壤没准也已经丢了。那么，辽东军入朝之后，朝鲜最急切需要他们帮助的，大概就是收复平壤。
平壤为朝鲜北部重镇，地位类比我朝南京，我入援将领无论是谁，也势必要争一争这偌大战功。然而正因为平壤地位紧要，倭兵也一定会以重兵驻守。如此一来，平壤将有一大战也。”
高务实眉头深皱的模样让朱翊钧有些紧张，心里咯噔了一下，不太自信地问道：“你是说此战我军……恐有不利？”
高务实没有立刻回答这句话，反而问道：“对了皇上，如今正值秋收前后，辽东当地必忙碌于收粮征粮，以补充此前伐元大战之消耗，想必很难立刻调运足够入援朝鲜所需，那么这‘两支精锐’在朝鲜的补给是如何安排的？”
这件事朱翊钧倒是清楚，笑道：“我军入朝助其抵御倭寇，兵甲固然自备，可这粮饷等事自然要由朝鲜负担。李昖也算明白事理，主动表示粮饷问题由朝鲜朝廷解决，务实不必过虑。”
屁的不必过虑！我TM担心的就是“粮饷问题由朝鲜朝廷解决”！
朝鲜朝廷啊，这朝廷你都敢信任？这朝廷的腐败程度、无能程度根本就是没有下限的好吗！由他们解决的结果必然是明军大大咧咧入朝，一看补给当场傻眼，然后饿着肚子打仗，你信不信？
朱翊钧听完高务实一顿抱怨和示警，也不禁有些慌了神，手足无措地道：“不会这么糟糕吧？朝鲜承平百年，怎么着也该有些积蓄。且若如你所言，我军这次入援顶多也才数千人马，这点人马的粮饷他们都供应不上么？”
高务实叹道：“看似这么回事，可朝鲜朝廷要真有本事，何至于他们与攻朝倭军兵力相当，却被人轻易击溃、一泻千里？
皇上，这绝非仅仅只是军队不济，实际上一定是内政混乱所致。也正因如此，我军出兵入援朝鲜，绝不能指望朝鲜人能帮得上什么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甚至包括各种倭军情报，都不能过于轻信朝鲜人的说辞。
臣想了想，朝鲜人勉强可能帮得上一些忙的地方，大概也就只剩下提供山川地势之类消息了。”
朱翊钧愕然无语，过了一会儿才弱弱地补充道：“这个，朝鲜虽然无能，但我记得他们有个叫李什么臣的水军将领表现优异，已经连续战胜倭寇水军数次了。”
“这些消息臣听说了，不过……呵呵。”高务实撇了撇嘴，道：“目前与他交锋的倭寇水师并非倭军主力，他们的主力还在日本未曾出动。”
朱翊钧诧异道：“不会吧，倭寇既然已经大举入朝，水师主力不去击败朝鲜水军，留在日本做什么？”
高务实微微沉下面色，缓缓道：“因为……海贸同盟有一支分舰队还在倭国驻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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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援朝抗倭(七)盘点倭国水师
高务实有一支舰队留在日本，这事儿皇帝其实是知道的。不仅如此，连高务实留了少量武装家丁(陆师)在日本的情况，皇帝同样有所了解。然而，这里有个理解差异。
在舰队问题上，朱翊钧历来没把海贸同盟的舰队当成武装力量来看。在他眼里，京华的海上武力只有最近几年新造的那些正经军舰才算数，所以拢共也没几艘。而根据他所获得的情报，海贸同盟京华关东分舰队里头，是只有一艘战舰的，其余全部都只是武装运输舰，故而战斗力什么的恐怕很是堪忧。
可能是武装运输舰的“运输”二字太有误导性，反正在朱翊钧的心目中，那支分舰队大概也就能打打海盗，正经作战跟他们没啥关系。这个误会有多大，那简直不必分析了。
而在陆师问题上，朱翊钧当初得到的情报是：“大司徒留家丁一千八百于临海之三崎城，为其姻家成田氏玉绳城之奥援。”
也就是说，朱翊钧只知道高务实留了一千八百人的武装家丁在三崎城，而目的则是给妾室成田甲斐的娘家、成田氏的玉绳城壮胆。
有一说一，如果是早几年的时候，朱翊钧一定会觉得一千八百人的家丁军实力不菲，但是由于这次大明伐元之战规模太大，出动了足足六十万大军，这导致皇帝竟然在战后变得对数字不太敏感了。
才一千八百人，那能干得了什么事，难怪只能给成田家壮壮胆！这就让朱翊钧对这支所谓的陆师也明显过于轻视了，认为这不过就是送过去一些人帮成田家看看家，顶多给三崎城这个海贸同盟在日本关东的主锚地增添一些防御力量，其余什么的大可以忽略不计。
但事实上呢？日本人认为京华分舰队的实力是“巨舰三十余艘，铁炮精兵近万，拥坚城，立大筒，不可轻克”。
实际上这个估算在总人数方面还算比较准确，因为当时派来的正规兵力即陆战队虽然只有一千八百人左右，但海军人员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十艘武装运输舰的随舰人员。
按照京华武装运输舰的编制，每艘武装运输舰定员180人，三十艘就是5400人，再加上关东分舰队旗舰“左翼轻骑兵”号定员约300人，这就接近6000了。
除此之外，由于早有预计，当时罗远认为自己要么需要改建三崎城，要么需要直接在城之岛布防，故而还经高务实批准，调了一千多名京华基建的设计工匠和强壮劳力，实际上全舰队带来了约9000人。
只不过，日本人不太清楚各舰的实际船员人数，所以估算偏低了一点点，但也无伤大雅。
至于这些人的战斗力，问问当初断了四根肋骨的丰臣秀胜，想必他会比较有发言权。
朱翊钧没把这支关东分舰队当多大事，反而问起了高务实口中的倭国水师主力，希望高务实能给他一个比较准确的倭国水师实力判断。
这一点高务实其实多少有点不好明言，因为现在回头一看，所谓“倭国水师主力”，搞不好核心力量都是京华帮他们建立起来的！
当初丰臣秀吉主动找京华密议，希望用玉绳城交换忍城，并且请京华不再支持小田原城，为此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丰臣秀长去和罗远会晤，很是达成了一些合作条款。
丰臣秀长在会晤中提到一笔大生意，他代表丰臣家向海贸同盟正式提出军购！
没错，就是尽人皆知的那种军购：买军舰、买火炮、买火枪、买火药……甚至他还想引进一些生产线——当然他不知道生产线这个词，但他的表述无疑就是这个意思：
“为我方建设可修造相关军舰、火炮、火枪等物之一应设施工具，如需教授训练匠人，亦请贵方派员指导，我方愿为此支付相应现银。”然后还补充了一句：“价钱好商量。”
可惜罗司令干净利落地拒绝了他，道：“在下只是关东分舰队司令，具体商务事宜极少涉足，但据我所知，我京华各厂均只出售产品，并未有过出售生产技术等事。”
丰臣秀长明显有些失望，不过话说回来，失望归失望，其实也在他的预料之中，所以也有后备计划。后备计划很简单，生产线暂时买不到也没法子，先买一些成品应应急也是好的。只不过，这些成品属于“定制服务”，也必须与京华详谈。
以军舰为例，京华过去只对大明国内的海商出售武装运输舰，而由于高务实看重制式标准(这是从成本考虑，包括生产和维护两个方面)，因此京华的武装运输舰全部是一个规格，非常统一。
当然，具体来说也还有一定的“定制服务”，不过这种定制服务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载炮量的差异，分为标准载炮、中量载炮、少量载炮、无载炮四类——此前丰臣秀吉订购的三十艘武装运输舰就是最低标准的无载炮型号，当然那主要是因为高务实不肯卖炮给他。
但此次丰臣家提出要购买的军舰却连型号都要定制，因为他们觉得武装运输舰太大了，各类成本算起来有些贵，他们需要小一些的军舰。
日本水军因为大多是由收编海盗升级而来，他们习惯了使用较小型的船只，而且他们目前还没有“巨舰大炮”主义思想，故认为全部换装京华制式的武装运输舰比较不划算，所以就提出了两款定制战舰的计划，希望京华能专门为其设计建造一批。
按照丰臣秀长当时提出的计划，丰臣家首先需要以安宅船大小为大致标准，请京华为其设计建造一批新式安宅船，主要的要求是在不降低其防御力和运载量的基础上明显提高航速。
第二个定制战舰就是新式关船，要求则与新式安宅船相反，是在保持其航速的基础上强化防御力，最好还能提高一些运载量。
理论上而言，如果造舰技术达到一定的水准，这三个标准之间无非就是你强我就弱，你弱我就强，不存在维持一个或两个维度的前提下还能提高另一个维度。但问题是，日本的造舰技术此时颇为落后，安宅船和关船的技术水平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实际上京华是有能力为它们进行技术升级的。
这种技术升级甚至不需要京华花费太大的工夫，因为此刻大明除了京华之外，本身的造舰水平就几乎能够满足丰臣家提出的要求——当然这是指大明正规水师的军舰水平，而非指民间造船厂的产品，那个就太复杂，而且有些良莠不齐了。
京华可以用大明常见的福船(有多种，挑选其中两种)稍加改良来满足日本的需求，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价格。
罗远在去日本之前，高务实是亲自向他面授机宜过的，之后便授予了他相当不小的权限，其中包括军火交易的权限。
不过高务实给他的权限不是允许他交易什么，而是告诉他哪些不能交易。高务实最开始的原话是“我之重器，不可授人”。
然而罗远是头一次担负方面重任，生怕理解上有所偏差，于是追问“何为重器”。高务实回答道：“警备军所配属之器械中最强、最新的那些便是重器。”这下罗远算是放心了。
按照高务实的这一交待，罗远认为丰臣家提出的军购整体可行——因为他们要的最大战舰也不到武装运输舰的大小，而舰上武备当然也就等而下之，至少不可能装载一号炮。
一号炮是当前京华系警备军和大明境内各支武装家丁所装备的最大火炮，一般用于关键地区的棱堡防卫，主要在南疆。
当然，将来更多的可能会装在战舰上——纯军舰系才会装载，武装运输舰是不装的，因为火炮甲板的承重力不够，齐射时可能把甲板震坏。由于纯军舰目前数量有限，所以一号炮的“生产线”一直不多，产能也比较有限。
二号炮在罗远看来，已经不在高务实的禁售范畴之中了，是可以卖给丰臣家的——实际上丰臣家本来就从海贸同盟中某些勋贵手里搞到了一些，实际上禁不禁恐怕差别也不大。
于是罗远详细问了一下丰臣秀长，后者表示他们要的新式大福船应该搭载二十门巨型大筒(二号炮)，但罗远根据他本人的专业眼光告诉丰臣秀长，以新式大福船的体量不可能装载超过十八门火炮，否则一来有开炮则甲板碎裂之虞，二来恐怕也会影响航速及适航性，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丰臣秀长一开始以为罗远只是敝帚自珍，不希望日本获得更多的火炮，仔细一问才发现罗远说得头头是道，很多说法他根本没听懂——但是“不明觉厉”，因此最后采纳了罗远的意见，将大福船的载炮量定为十八门，其中二号炮六门，三号炮十二门。
新式小福船其实也不小，比日本国内的寻常关船都大一号，最后确定为装载两门二号炮和十门三号炮。
接下来就该谈价格了。罗远虽然不是造船厂的人，但他此前一路从京华的寻常技术雇员混到纯军舰“左翼轻骑兵”号的舰长，对于船只成本价和出厂价那是了如指掌。因此他首先报价：新式大福船单艘售价六万两库平银，新式小福船单艘售价四万两库平银。
丰臣秀长当时听得吓了一跳，问罗远怎么这么贵？罗远道：“毕竟是定制的，京华还得专门重新设计并组成新的生产体系才能建造，这价格自然就贵了一些。”
好一个贵了“一些”，武装运输舰比新式大福船大了三成左右，载炮二十八门，其中八门二号炮，但是单舰售价也不过五万五千两。比它明显小了一圈的新式大福船，他居然报价六万两，而只有武装运输舰五分之二大小的新式小福船，他居然报价四万两。
这不是宰人，这是杀猪啊！
但是，丰臣秀长却是做过功课的，知道武装运输舰在大明内部的售价，因此立刻提出了委婉的质疑。然而罗远却面不红心不跳地振振有词道：“大纳言阁下这话说得就有些外行了，我家老爷又不是吾皇陛下，这出售军国利器与邻国的大事，岂有不上下打点的道理？这打点有多费钱，大纳言不妨想想日本公卿们。”
丰臣秀长愕然无语。你说得好有道理，我竟然无言以对。不过他最终还是抛出了一个杀手锏，道：“若我丰臣家大量采购呢？这总可以在价格上稍加通融了吧？”
罗远等“大量采购”这四个字很久了，听丰臣秀长这么一说，他立刻问道：“何为大量？这个大量究竟是多少？”
丰臣秀长哈哈一笑，豪气干云地回答：“殿下，实不相瞒，这两型新式福船京华能造多少，我丰臣家便要多少！”
钱财生意方面，由于罗远没有最终决定权，因此双方当时只能大致确定意向。价格方面，最终谈下来的结果是新式大福船五万五千两每艘，新式小福船三万两每艘。
大福船的降价幅度不算大，居然仍旧维持在了武装运输舰的价位上；不过小福船的确太小，武备水平在罗远看来也实在不怎么样，价格上压缩得就狠一些，从喊价的四万两直降了一万，最终三万两每艘其实也不便宜。
当然，罗远敢答应这样的买卖，另一个关键就在于丰臣家是真正的大买家，他们双方达成的意向是京华每年交货大福船二十艘，小福船四十艘，合计总价值高达二百三十万两库平银！
这个“意向”最终得到了海贸同盟的批准——其实高务实当时是有过犹豫的，后来因为勋贵们清一色的大力支持批准，再加上《万历二十年京华两洋舰队建制愿景》中，“关东分舰队”的实力也会大增，因此高务实最终同意了下来。
正是由于京华的“大力支持”，日本水师真正的核心主力就远不是原历史上那些次品，而是三十艘京华武装运输舰(无原装舰炮，但日本秘密改进过，实际主要增加了铁片蒙皮)、二十艘京华改大福船、四十艘京华改小福船。
这些新式战船，还没有任何一艘出现在朝鲜战场，而它们才是日本水军真正的杀手锏！
想不到倭国水师主力居然出自京华之手，朱翊钧的面色不禁沉凝起来，半晌不曾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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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援朝抗倭(八)援朝备倭水师提督
在朱翊钧的心目中，倭国原在大明的“不征之国”之列，早前没有对其进行军事禁售，因此才有了这一步麻烦，可是却怪不得海贸同盟。
做生意嘛，你之前没有规定说不可以，那肯定就法无禁止即自由了。这事没法倒回去追究，否则责任人岂不是成了太祖爷？所以现在只能考虑亡羊补牢。
“这事朝廷要下旨，严禁后续给倭国出售那些涉军产品，具体项目等你入阁之后，先由你上疏题请，列名条目。”朱翊钧严肃地说道。
“是，臣遵旨。”高务实也没多话，甚至没有就“等你入阁之后”提出什么“臣难以胜任”之类的说辞——那话原本就是说给别人看的，但皇帝不算别人。
他俩既是君臣，实际上也是政治盟友，无须点破却众所周知的那种。高务实入阁这件事，可以说早在二十年前，尚且十分幼稚的小朱翊钧就有了这个“目标”，即便是二十年过去也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可以说目标越发坚定了。
“除此之外……”朱翊钧沉吟着道：“既然倭国水师之主力是北洋海贸同盟为他们打造出来的，那么想必他们有哪些弱点，务实你应该也是非常清楚的喽？”
“臣的确有所了解，甚至可以说……臣有刻意引导其水师走入歧途。”高务实拱手作答。
“哦？”这回答果然让朱翊钧有些意料之外的惊喜，问道：“如何误入歧途？”
高务实道：“皇上，俞虚江(俞大猷)善海战这您是知道的，他对水战有过一句一针见血的论断：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
“嗯，这句话我看到过，俞大猷自己在题奏里写过，兵部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朱翊钧点头道：“怎样，他这话说得对么？”
“当然对。”高务实笑了笑，道：“海战所恃，坚船利炮尔。”
“所以呢？”朱翊钧迟疑道：“你给倭国造的战船，不至于故意给他们造得不坚固吧？”
“那倒不至于，而且也很难这样做。毕竟倭国是个岛国，其水军虽然造舰能力有限，但分辨一下船体是否坚固的能耐还是具备的。”高务实摇头道。
“那怎么引入歧途？”朱翊钧就很纳闷了。
“其一，京华本身不卖原装舰载火炮给他们，他们如果要装火炮，必须自行改建。”
朱翊钧还是没想明白，问道：“这不过是多费些手脚的事呀，之前你不是说了么，有其他人悄悄卖炮给他们——就算是旧炮，但也能用不是吗？”
“但臣悄悄提前给倭国提供了一些可供他们私下招募的工匠，‘指导’他们改建。”高务实笑了笑，道：“这些工匠提供的加装火炮办法，是有缺陷的——简单来说就是，不够牢固，不能支撑起全舷齐射。”
“什么叫全舷齐射？”朱翊钧愣了一愣，他不知道这些专门的战术用词。
高务实道：“当前海战，一般采用较多并且双方都要争取使用的战术，叫做‘侧舷齐射’，即指战船一侧所有火炮同时射击。而全舷齐射则是两侧火炮甚至船头船尾的火炮一齐射击，通常而言只有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做困兽之斗才会出现。”
朱翊钧想了想，问道：“倘若被包围，那似乎原本也没什么好法子可想了，这‘歧路’虽然有用，但适用范围并不大啊。再说，这‘不够坚固’究竟会导致什么结果？”
高务实道：“轻则导致火炮脱离炮位，不能继续使用；重则震裂火炮甲板，造成战舰火炮层严重混乱，甚至影响船只本身的安全。”
针对适用范围，高务实也补充道：“另外，倭国水师战船比朝鲜虽然是更多，但其规模与我大明不能相比，所以这就意味着他们和朝鲜人打的时候虽然不大可能出现上述问题，但只要我大明水师参战，倭国水师陷入包围、诱发以上问题的可能性便将大增。”
朱翊钧思索着道：“也就是说，一旦我朝水师参战，就该冲着包围倭寇水师而去，从而让他们的战船出现问题，这就能大大加快我军击败他们的速度，是吧？”
“大抵如此。”高务实道：“不过这只是臣所布置的其中一项。”
“还有其他的？”朱翊钧有些惊喜了，问道：“还有什么？”
“倭国水师最大的战船，其实就是去掉了火炮的京华武装运输舰。”高务实道：“根据倭国传统，同时臣再让那些在倭的京华工匠想了些主意，成功让倭人对这些战舰的改装思路也走入歧途：减少火炮、加强防御。”
朱翊钧先是听得很开心，但听到最后一句却很纳闷：“减少火炮肯定不利，但加强防御为何是歧途？”
高务实稍稍挑眉，答道：“因为倭国购买的武装运输舰不可能连舰体大小也能有大幅改动，那就是说改装的前提是舰体不变。那么，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火力与装甲这两项其实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原装的京华武装运输舰，其实就是最为均衡的设计布置。卖给倭国的那些因为原先不曾载炮，他们的火炮来源又很复杂，拿到的火炮质量参差不齐，因此被削减了大约一半甚至更多的舰载火炮，却把剩下的空余载重量用于加强防御。
皇上可能觉得，既然是空余载重，那么加强防御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其实不然。船舶设计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船只的重心在设计之初就是计算好了的，后期的改装很容易影响到它，造成重心转移，继而影响适航性——简单的说就是这船会很难开。
船难开，又会导致火炮命中率进一步下降，影响战斗力。而且船上的水手也会因为这些重心上的变化而导致很多问题，诸如船只颠簸影响平时休息，影响战斗效率等等，总之会有一系列的麻烦，综合而言便更加糟糕了。”
“原来如此！”朱翊钧很是满意地颔首认可，其实他并没有因为高务实的解释而切实了解到这些影响有多严重，但他了解高务实的为人，既然高务实敢说，那这些东西必然有不小的影响。
不过朱翊钧也有他真正关注的重点，他顿了一顿，问道：“既然原先大明对倭国并无军事禁售，为何你会提前对他们搞出这么多花样？”
高务实却早料到皇帝可能会有这一问，因此毫不迟疑地回答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臣是海贸同盟话事人，需要为同盟获利考虑，因此一些该卖的东西是要卖的；但臣更是大明臣子，卖的东西是否会导致其对大明构成严重威胁，也自然是臣需要考虑清楚的。
即便这种可能在当时来看实在很难成为现实，但臣也必须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以免日后真出了什么事，于上愧对君父，于中愧对同僚，于下愧对百姓。”
“要都跟你一样，我朝廷要少多少麻烦，唉。”朱翊钧叹了口气，但很快又想起一件事来，对高务实道：“对了，说到海战，你推举的那个水师提督陈璘提出了一个——或者说两个……很有意思的请求。”
高务实毕竟今天才抵京，虽然他消息灵通，也不至于事无巨细什么都清楚，比如皇帝提到的陈璘所提出的请求，高务实就尚未收到消息，因此愣了一愣，问道：“什么请求？”
朱翊钧微微挑眉，道：“他提出请辞援朝备倭水师提督一职，但表示愿意出任副职，同时并请朝廷另行指派一员北京勋臣为水师提督。”
高务实心中一动，还没回话，朱翊钧又施施然接着道：“如果不然，那他就请求朝廷给他权限，允许他在广东全权自行征募‘本省海船’北上迎敌，且要求‘本省海船’不得拒绝征募，违者视同抗旨。”
看着朱翊钧明显带有调侃意味的微笑，高务实也不得不露出苦笑，无奈道：“这厮倒是个胆大的，竟然把主意打到臣头上来了。”
朱翊钧哈哈大笑，指着高务实道：“怎样，你也没料到吧？哈，你推荐的人却打你的主意，有何感想啊？”
高务实抽了抽鼻子，道：“虽然说起来这事他干得不太地道，但也说明他在大势上还是有准确判断的，也会利用朝廷现有条件达成战略目标。”
朱翊钧却仍然笑着问：“那你觉得我该怎么批复？”
高务实没好气地道：“这是皇上您该圣裁的，臣岂敢越俎代庖？”
“说一说嘛，你都是要成为阁老的人了，议政不是理所当然嘛！”朱翊钧嘿嘿笑着，道：“是北洋舰队出力呢，还是南洋舰队出力？”
朱翊钧这话算是点明了陈璘的心思，他这两个要求其实说穿了很简单，前者就是让北洋舰队出力，后者就是让南洋舰队出力。
前者，既然水师提督换了北京勋臣，那此人必然是北洋海贸同盟的一员，要出征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这就一定会至少带上自家船队。
北洋海贸同盟的那些勋贵之中能够配当这次水师提督之人，不说他去找整个同盟借一些力量，就算只论自家的船队，少不得也有十几二十艘京华武装运输舰，而且是原装正版的那种，完全可以充当舰队核心力量。
有了这批力量存在，再加上大明自己能抽调的战船，去和日本水军交锋自然胜率大增。
后者，如果朝廷允许陈璘在广东征募“本省海船”参战，那意味着他可以征募京华南洋舰队中很大一部分力量，实际上甚至还能在民间征召更多的京华制武装运输舰——这一点前文中早有说明，京华在大明国内卖船都是制式的，尤其以武装运输舰为主。
广东作为大明南洋贸易最为核心的部分，在广州港等珠三角地区拥有数量庞大的民间船队。无论是当年高务实攻略安南，还是后来黄芷汀远征缅甸、暹罗，广东等地的海商都有许多人参与其中。
所以可以这样说，他们不仅硬件实力足够强大，甚至还TM拥有实战经验。只要朝廷能够准他陈璘任意征募来用，他甚至敢夸个海口：“臣只要带着广东征募舰队北上，就能击败日本水军”。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朱翊钧没有足够重视，那就是陈璘一门心思在打京华的主意，却没有太在乎大明水师，这是不是说明大明水师不足为提？
倒也不至于如此不堪，但与京华所造的舰船相比，也确实已经有些落后了。此时大明官军水师的装备主要以福船为主，这是诞生于福建沿海的一种船型的统称，其底尖上阔，首尖尾宽两头翘。建材主要为福建的松、杉、樟、楠木，共有六种型号。
海战用的福船，特指一号和二号。按戚继光当年在浙江时所言：“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船自来矮小如我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在斗人力。”其海战观点与俞大猷基本一致，当然与高务实也基本一致。
据《武备志》云：“用火器与浪漕间，起伏荡漾，未必能中贼。即使中矣，亦无几何，但可假次以吓敌人之心胆耳。所恃者有二：发射佛朗机。是惟不中，中则无船不粉，一也。以火球之类于船头，相遇之时，从高掷下，火发而贼船焚，二也。”
由此可见，明军水师相比日本水军来说，也具备船型大，干舷高，能冲撞等近战场合的明显优势。不过相比与京华武装运输舰来说，则因为火炮威力不足，还是装备的老式佛郎机炮而稍显落后。
这些大福船之中，一号称大福船，柁楼三重，底尖上阔，首尾高昂，能容百人“吃水太深，起止迟重”，机动性相对较差。二号称福船，较一号稍小，“合常用之”——常用其实主要出于经费考虑。
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底尖上阔，船首昂起张开，尾部高耸，吃水约3.5米，舰首备头炮1门、两侧装备千斤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迅雷炮20门，喷筒60个，火铳10支，弩箭500支，火药弩10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及冷兵器上千。乘员64人，水手9人，战士55人。
同样据《武备志》描述，这种巨船设楼三层于上．其傍皆护板，护以茅竹，竖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有四层。下层装压舱石，第三臣放置淡水柜，第二层为士兵居住的地方。最上一层为露台，需从第三层的梯爬上，两旁用板翼作栏，人靠在上面作战，矢石火炮皆俯瞰而发，实为海战利器。
这里的楼层，与京华采用的西式说法不同，如京华所谓“二层甲板炮”指的是可以发射火炮的甲板有两层，是没有算甲板以下的。
但这两类大福船的共同缺点是机动性能不好，“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顺风顺潮，而回翔有所不便，又其吃水深，惟利空阔大洋，在里海则易胶浅，须跟哨船接济”。（《续文献通考》）
福船后几种因为一般不用于远海作战，此处不必多说。但仅从以上这些就能看出几点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京华武装运输舰比大福船还大，却没有机动性不好的问题，可见京华搞出的船型在兼容西式战船设计优点之后更胜福船，船上人员、武备也更强。
这些问题陈璘作为一个广东将领，当然看得分明，因此他才会提出那两个请求。
既然皇帝非要让高务实自己选，那高务实也只好选一个了。他想了想，道：“既然如此，还是从勋臣之中挑选一人作为此战水师提督好了——北洋毕竟靠得近，方便调度。”
这话没出朱翊钧意料，于是皇帝颔首认可，又问道：“你认为选谁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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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南方码字狗，手已冻僵，勿念。
第277章 援朝抗倭(九)任职建议
选谁比较好？老实说，高务实认为选谁都差不多，因为当前可选的这些勋贵们，其实任谁都没有什么战争经验，更别提海战经验了，不管选谁还不都是菜鸟一只？
不过，皇帝能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高务实与他的特殊关系，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为高务实在军中的威望，以及他北洋海贸同盟掌舵人的身份。
军中的威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宫里放出话去，说某某出任本次援朝备倭水师提督乃是高务实的举荐，至少军中敢提出质疑的人就肯定不多。再加上勋贵出任提督这种事一看就知道其中必然有政治因素，这位提督很有可能只是挂名，未必会真的去指挥一线作战。
所以，通常内廷外廷、文臣武将们在看到这一幕时，一开始都不会傻兮兮地先开喷，就算要喷，也一定得是战况不利的消息传回京师之后才会出现。
如此一来，其实也就反过来意味着高务实只要挑个吉祥物就好。这个吉祥物在作战方面最好不要随意发表意见，所有作战都应该由身为其名义副手的陈璘来指挥。
但此处有个问题，按照高务实此前的推荐，他的意思是让陈璘为水军主帅，邓子龙做他的副手。
如果现在让一位勋臣做了主帅，陈璘只能做副手，那邓子龙怎么办？给他安排一个所谓的先锋大将吗？这可不行，先锋和副手任务可是大不相同的。
而且，高务实此战要用陈璘，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陈璘适合这一职务，而且还和自己出任阁臣之后，实学派即将全面拓展南方势力的大局有关。前者无须解释，而对于后者，回顾一下陈璘的前半生也就知道为什么了。
公元1543年，也就是嘉靖二十二年，陈璘出生在广东韶州翁源县龙田铺。史书中记载陈璘年少时便胸怀大志，勤习武艺，熟读兵法。此时的大明，全国各地变乱迭起，尤其是广东一带，除了深受倭寇之乱的影响，还有当地人形成的武装割据集团，可以说是情况极其复杂。
嘉靖四十一年，也即是公元1562年，广东连江、潮州一带发生了以张琏、林朝曦为首的大规模的变乱，参与者一度达到了数万人[注：此事在本书卷一写曹淦的时候就提到了]。
消息传到了北京，朝廷震动，急忙命令广东当地官员尽快予以平定。当时广东官府之中由于没有善战之人，便贴出“谙兵法者，爵万户”的榜文，当时年仅十九岁的陈璘在看到榜文之后，随即应征参军，开启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年轻的陈璘参军之后便屡次献计，使得广东的明军逐渐稳定住了当时局面，史书记载“公(陈璘)献策军门凿凿中款，张公奇之，即署把总，领兵事”，虽然把总只是一个正七品的武官，但是也足以看出年轻时的陈璘有着优秀的军事素养。
当年十月，陈璘跟随大军一起出征讨伐林朝曦所部。胆大心细的陈璘决定只身前往林朝曦的军营劝降，“公单骑往砦中，谕以朝廷威信，诸党皆散，遂计擒朝曦、朝敬，磔于市”，短短一句话就可以看出陈璘的勇气和智谋。
此后的两年内陈璘又多次成功平定叛乱，这也使得他在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升任韶州所指挥佥事一职。
一年后的嘉靖四十四年，广东再次出现变乱。山贼卓文胜等人，劫掠乳源、英德等县并且修筑巢穴对抗官府。当时一位冯姓佥事被俘，卓文胜便坐地起价，要求官府支付大量赎金。
就在众人皆无计可施的时候，陈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决定单刀赴会，以自己作为人质换出冯佥事，陈璘在单枪匹马来到敌巢后便告诉那些山贼，自己乃是都护陈璘，如果放了冯佥事将他留下来，他们将会得到更多的赎金。
求财心切的卓文胜等人居然相信了陈璘的说法，深入敌巢的陈璘并没有慌张，而是跟看守他的人有说有笑。几日之后，陈璘觉得冯佥事应该已经成功脱险，便开始了自己的逃跑计划。
他先是利用博彩的小把戏来诱惑这些山贼，同时山贼也认为自己的巢穴万无一失，便放松了守备，陈璘抓住机会悄然脱身。此时的陈璘不但自己重新获得了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详细掌握了这伙山贼巢穴内部的情报。
于是，他在返回之后带领明军一举击溃敌人，生擒了卓文胜。此后多年，陈璘一直身处广东平乱的第一线，并且多次领兵击败当地贼寇。
时间来到万历元年，那时候的陈璘凭借着自己的军功，已经升任广东都司佥事，成为了一员高级武将。陈璘刚一到任，便组织了对于贼寇邓胜龙的征剿行动，这也是陈璘军旅生涯中第一次单独主持的军事行动。凭借自己丰富的军事经验，陈璘利用提前布置好的埋伏，生擒邓胜龙大胜而归。
万历二年，陈璘再次领兵参与了对粤东大盗诸良宝的作战行动。诸良宝早在隆庆年间就作为盗匪受到过朝廷的打击，随后选择归顺朝廷，并且接受了巨额的封赏。
可是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诸良宝就再次复叛为匪，当地明军难以与之匹敌，粤东一带再次陷入动荡之中，诸良宝还大兴土木，修筑了易守难攻的城寨用来对抗官军。
当年春天，陈璘自告奋勇，愿意率领3000明军平定诸良宝。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殷正茂大喜过望，为了保证作战的顺利，还特意授予陈璘“一切机宜，毫不中制”的战场处置权，同时允诺如果此战成功就向朝廷奏请升任陈璘为参将。
殷正茂此人本书前文有述，他本来不算高党(此时指高拱门下或盟友)，但后来由于高拱外举不避仇，举荐他为两广总督，继而开始渐渐走近高党一边。
这有点像原本张居正的门生梁梦龙，后者也是因为高拱不看关系看能力的公平任用而逐渐成了实学派，而且还是铁杆高党，对高务实后来帮助甚大。
言归正传，三四月间，陈璘领兵来到褚良宝的城寨之外，他选择先行建造高大的望楼用以观察敌巢内的具体情况，同时又命令士卒每人准备一束干草用来填平周边的淤泥。
在充分了解敌情的情况下，陈璘决定兵分两路、南北夹击，其中他本人亲自率领军队从北路仰攻。同时利用风向果断发起火攻，使得褚良宝自以为牢不可破的城寨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此战仅陈璘本人及其家丁亲兵就斩杀贼匪“二百二十四级”，褚良宝也葬身火海之中。而陈璘为了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很长时间不曾卸甲，两鬓头发也开始显出了花白之色。
万历三年，由于粤东一带的战事暂时停歇，殷正茂便将视野投向了粤西一带的罗旁地区，陈璘作为广东区域的一员战将自然也被调往粤西，担任广东肇庆游击将军，随后又任高州参将。谷
罗旁地区自古就是瑶民的聚居区，早年间朝廷在当地设立了土司进行治理，但是到了明中期，当地瑶民叛乱导致两广地区的交通出现阻碍，虽然之前也进行过清剿，但是由于地形、兵力等多方面原因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随着广东其余地区的形势有所缓解，朝廷在时任首辅高拱的决策下，终于决定全力解决罗旁地区的问题。
万历四年，新任两广总督的凌云翼制定了进攻罗旁的作战计划，他将广东原先的四处参将合并为两处，一处专守高州、一处专守肇庆，而陈璘就负责高州地区的军事行动。
一年后的万历五年，罗旁地区的叛乱终被平定，此后罗旁地区被划为了一州两县，其中的一州就为罗定州。陈璘因平乱有功升任副总兵，署任东安参将，数年一直驻守罗定。
不过到了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陈璘因为克扣军饷导致士兵哗变，虽然后来被他弹压，但仍然遭到广东巡按的弹劾。
按台弹劾总有奇效，朱翊钧二话不说将其革职，不过考虑到罗定的特殊性，准陈璘戴罪任职，罚俸半年，令其戴罪立功。这一次，算是陈璘遭遇了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两年后的万历十三年，陈璘选择了辞官闲居于罗定，而这一下就让他赋闲了七年之久，直到公元1592年，也就是万历二十年，陈璘的命运因为一件大事得以改变——援朝抗倭。
在原历史上，之所以这次战争会启用陈璘这么一个已经赋闲了足足七年的老将，当然是有历史原因的。原因就在于大明一听倭寇侵犯朝鲜，首先担心的是自家沿海各省，因此在各省都要求严防死守，避免被倭寇从海上侵扰，广东当然也不例外。
但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即沿海各省拥有水师之利，却因为要守土而难以调动兵力出国作战。于是，朝廷就开始想办法启用一些“离退休老干部”和因为犯错而“冠带闲住”的沿海将领，陈璘便如此因为早年一系列的战功而被选中。
眼下的情况与原历史在这一点上差别不大，朝廷在高务实尚未回京之前就已经做出了让沿海各省加强防备的决定。
兵部方面也由于高务实来不及遥控指挥，很快根据皇帝和内阁的要求制定了针对各省的命令。临时改变大政方针是中枢政府最为忌讳的事之一，所以等高务实得知消息，也不好对此妄加更易，只能顺着毛摸——于是便提出让陈璘作为水军提督的举荐。
到了这里，再回头看看陈璘的履历：他进入高级将领序列靠的是谁的赏识？是殷正茂，一个并非实学派却最终亲近实学派，尤其是亲近高党的老一辈部堂级文臣。
但是很显然，当时的陈璘还没有明确投入谁门下——或者说他甚至还没有那个重要性，因此后来他又在凌云翼的指挥下取得了大胜，并被凌云翼举荐，镇守罗定多年。
罗定作为凌云翼功业的最大展示之地，其担任当地镇守武将之人显然要得到其认可，故此时的陈璘事实上已经算是凌云翼的人了。
可是凌云翼在不久之后就因为得罪了高务实，被高某人一怒之下用来立威，瞬间倒台。这一下子，陈璘这个刚抱上大腿的倒霉蛋就傻了眼——被按死在罗定多年不说，后来还闹出了事，克扣军饷惹出骚动。
没人知道原先并不克扣军饷，只是一门心思打仗立功的陈璘为何此时“堕落”了，但从正常思路推测，他很有可能是希望攒点钱，上下打点一番，试图改变自己的倒霉运。
可惜他当时作为区区广东一地的将领，还没有进入更高层面的视野。实际上他那点钱能翻出的水花也着实太小，就算打点也打点不到高务实这个层面上来，甚至都没法让人出面来高务实跟前为他求个情，算是白花钱了。
于是，陈璘在不久之后灰心丧气，干脆辞官不做，赋闲在家七年。然而，高务实其实是知道陈璘的情况的。只是，政治人物做事不能光凭喜怒，就算高务实知道陈璘的倒霉纯属被凌云翼一事殃及池鱼，也不会主动跳出来拉陈璘一把，否则他在官场中的威严何在？——除非陈璘也有个妹妹叫陈馨什么的……
那件事过去了七年，风头到现在完全可以说是过去了，况且高务实如今的威严已经不必再担忧。有灭元之功在手，朝野上下、内廷外廷，高务实一时风头无两，重新启用陈璘已经没有任何阻碍。
如今的大明比原历史上的大明更强，陈璘又主动提出借用京华的力量，这说明两件事：一是陈璘的思维依旧清晰，一眼看出力量对比的差距，知道如何取胜；二是他在以此向高务实交投名状，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希望投入高务实麾下。
借用我京华的力量，事后你上疏表功敢不把这功劳分润出来？不管高务实在乎不在乎这份功劳，至少这一定是陈璘的态度。
作为广东本地元老级的高级将领，陈璘明确投入高务实麾下显然大有意义，所以高务实也就反过来必须确保陈璘在此战之中的地位，不能因为多了一位武臣勋贵做提督，就弱了陈璘本人的功劳。
武臣勋贵嘛，功劳这玩意本身对他们也没多大意义，何不让给拿着这功劳更有价值的人呢？
高务实沉吟半晌，终于道：“皇上，臣建议成国公任水师提督，陈璘任东征舰队司令，邓子龙任东征舰队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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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真的是冷到不想码字了……
第277章 援朝抗倭(十)东华论战
高务实从西暖阁出来时，已经到了宫门将闭之时，但即便时辰已如此之晚，他却仍在东华门碰到了熟人：吴兑、梁梦龙都一脸严肃地在东华门边等候。
他们二位身为阁老，当然不会傻傻站着，而是由值守宫卫准备了两把椅子请他们坐下休息，甚至备了简单的茶品。
高务实一来，正要与二位阁老见礼，不料他们两人反而更快了一步，老远便起身拱手示意，然后便由吴兑先开口了，说道：“日新，司礼监下午送还了皇上对颍阳公辞疏的批复……皇上准了。”
高务实略微一怔，欲言又止。吴兑转身看了一眼周遭的宫卫，对高务实道：“我们出宫步行一段，边走边说吧。”
三人于是离开东华门，各自的家丁负责开路和护卫，将三位大臣远远拱卫在内。
高务实沉吟道：“今日皇上公开说要九卿合议我入阁之事，我便料到内阁必有调整，但说实话，我原本并不认为颍阳公就一定会是那个人。”
梁梦龙道：“日新，你是不是认为皇上应该会对前次李松关闭边境一事彻查到底，然后这件事就顺势牵连到申、王二人，最后有可能让他们二人之中的某一人不得不辞任以谢天下？”
这两位都是完完全全的自己人，高务实对他们并不讳言，点头道：“原本确有此想。”
“皇上对此事未必没有怀疑，但今时今日却恐怕不便如此去做。”吴兑接口道：“以往两派在朝中大抵趋于平衡，如今日新凯旋归来，势必要入阁辅政，倘若所补之缺由心学一派而出，即便不说是顶掉申长洲，哪怕顶掉王太仓的位置，也会造成内阁严重失衡……眼下内外有事，皇上显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
梁梦龙也道：“不错，如今皇上虽然威加海内，但朝廷面临的局面却不太好，东、南、西三面有事，尤其江南还是心学根基之地，更是不能出现太大的变动。
但王山阴(王家屏，大同府山阴县人，不是南方的山阴)的位置更不好动，否则内阁之中便真的非‘心’即‘实’了。如此一来，也只有我们实学三人可以调整，如此我二人其实是沾了日新你的光，这才留了下来。”
吴兑也哈哈一笑，道：“也算是咱们老哥俩最后扶你一把，好风凭借力，送君上青云。”
高务实闻得此言，肃然站定，整冠抬手行了个标准揖礼：“二位深情厚谊，务实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吴兑与梁梦龙一人扶住他一支胳膊，吴兑笑道：“这么说就见外了。”梁梦龙也紧接着笑道：“十几年前梦龙便以为要辞官回乡务农了，是文正公不以门第偏见为念，简拔梦龙于州郡，至有今日。如今能帮衬日新，原也是梦龙所愿，此事于公是为天下改革之助力，于私是梦龙之报与文正公也。”
三人互相客气几句，梁梦龙把话题转回正事，道：“颍阳公致仕回乡之后，若无意外，环洲公当能递补为次辅，二王(王家屏、王锡爵)与我则依次递进。算起来，我实学一派在内阁的基本格局并不会有太大变化，当然……”
“当然，事实上变化不小。”吴兑接口道：“许颍阳这几年与我们不大对付，说是实学同志，其实自外于我等久矣。日新入阁之后，实学一派才算是真正形成合力，可以好好和心学门人论一论儒门道统谁属了。”
高务实此时却道：“大道永恒，其法千变。说是争道统，实则争路线。”
吴兑和梁梦龙都愣了一愣，但仔细想想，两人却也都颔首表示同意。
梁梦龙笑道：“也是，这道统争来争去还是儒门，其实变化的只是如何实现。心学认为万事之基是先做君子，实学认为做好万事自成君子……哈，倒也有些意思。”
他这个总结很直白，但却很精辟，高务实闻言大赞，道：“鸣泉公平时论道不多，却反而深明其中大义，务实拜服也。诚如鸣泉公所言，心学以为欲成其事，必先成君子；实学则以为欲成君子，必先成其事。”
吴兑哈哈一笑，道：“我听着这话有些耳熟，似乎与佛门那大乘小乘之别有些类似。”
高务实也笑了，颔首道：“其实儒、释、道者虽各有所向，却皆有共通之处，其所求者，无非尽善尽美。”
梁梦龙则再次把话题扯了回来，道：“此次内阁调整，廷议在即，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高务实不太方便表态，吴兑则没有这种顾虑，点头道：“应该是不会有的。如今这格局，内阁其实是个旋涡，若无鳌龙之能，入则必死，这局面谁想掺和、谁敢掺和？我看，不等到东南西三面之危结束，且内阁先争出个胜负高下，其他人都是不大敢入场的。”
梁梦龙则道：“入场的确危险，但就怕有人故意搅浑水。”
吴兑想了想，仍然摇头：“现在搅浑水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实学心学不争出个雌雄胜负，其他人怎么搅也没用。而且随着今日皇上这一通操作，日新入阁一事已经板上钉钉，谁敢此时跳出来唱反调，真怕皇上不敢杀鸡儆猴么？”
梁梦龙一想也是，便不再担心廷议，而是问高务实道：“日新，皇上留你在西暖阁，是不是商议当前三方战事？”
高务实颔首道：“是。”
“你如何说？”梁梦龙又问。
“先江南，再播州，最后朝鲜。”高务实回答道：“不过江南之事未必需要大打出手，只要朝廷措施得宜，或可传檄而定；播州之事此前已有布局，只需静待前线刘綎破敌即可；惟独朝鲜一事要复杂一些。”
说到朝鲜，吴兑沉吟了一下，问道：“对于倭国进犯朝鲜，日新，我不信你此前没有丝毫提防。如今变乱已生，你究竟有何打算，是不是也和咱们交个底？”谷
高务实诚恳地道：“倭国有对外用兵之意，这一点我是有所预计的，不过丰臣秀吉这一次出兵的时间如此赶巧，倒是略微出乎我预料之外。
我原本觉得，只要伐元一战打得够快，消息传到倭国总得有些时日，再加上他需要调集兵员物资，还要针对原有水军进行改造，前前后后至少也该耽误一年甚至更久。这样的话，他应该要明年开春才能出兵。
可是我却小看了他，或者说是小看了刚刚完成统一的倭国。此时的倭国，动员能力着实在我预料之上，且其国军队之战斗力也让我略感意外——当然，也可能是朝鲜战力之弱超过了我的预料……总之，最后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以日新所见，平定朝鲜倭军需要多少兵力，花费又需几何？”梁梦龙作为主管军务的阁老不由问道。
“此事却有些复杂，因为其中有些变数，而且这变数还不小。”高务实解释道：“如果只说已经入朝的那约莫二十万倭军，以辽东一镇之能几乎就能胜之。然而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倭国是否还会增兵；其二，辽东军能否全军压上。”
高务实沉肃脸色，道：“我朝历来视倭国为蕞尔小国，但其实以倭国之力，绝非只能出兵二十万的。环洲公、鸣泉公，倭国此前数十年堪称战国，大战小战连连不断，以至于数年前统一于丰臣秀吉之下时，全国有兵约五十万之巨，且大多都可以算是有过实战经验之军，不可轻视。
与此同时，倭国国内土地有限，有功之士难以封赏完全，倘若丰臣秀吉许以朝鲜土地，乃至于许以我朝土地，倭国有的是人愿意为此效命卖力。如此一来，他们或许还能征召更多的兵力用以在朝鲜与我对敌……”
“征兵容易，给饷却难。”梁梦龙皱眉道：“我大明号称带甲百万，可也直到这几年才算是真正有数十万‘带甲’，想那倭国弹丸之地，哪里养得活这许多兵丁？
就算丰臣秀吉对他们许以朝鲜乃至我朝土地，可这土地若是尚不在其手，亦或者在其手却暂时无法耕种收获，他们数十万大军吃什么呢？”
高务实道：“倭国士兵苦惯了，吃得还真比咱们大明士卒更少……当然，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倭人沐猴而冠，常常兽性难改，其如今在朝鲜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二十万大军在朝必是敲骨吸髓，掘地三尺，死多少朝鲜人恐怕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梁梦龙听得懂这话的意思，无非是说倭寇在朝鲜必然以战养战，在饿死最后一个朝鲜人之前，倭寇都不会没饭吃。
对此，梁梦龙也好，吴兑也罢，倒是并不诧异，毕竟高务实这话倒也符合他们对蛮夷的认知。
梁梦龙道：“既如此，我九边之兵近来事忙矣。漠北初定，虽归之令徒，而蒙东旧地尤需驻守；图们西遁，虽顺王可镇，然西北之边仍当警戒。又有女真各部，虽名义归顺，但顺逆之势随时可易，则辽东之兵绝不可倾巢而出，以免腹背受敌……”
吴兑接口道：“然也。如此一来，九边之兵虽多，却也难说充裕，恐怕正如日新所言，是攘外而必先安内也。却不知日新所谓江南传檄而定之事，究竟需要如何操办？”
梁梦龙听他此说，也把目光投到高务实面上，欲听他高见。
高务实道：“江南漕军动乱一事，其实并非偶然，实则有人从中作祟……”他把目前得到的消息又和吴、梁二人说了一遍，然后道：“如此，一来我等需要想办法让厂卫在江南的调查能够顺利进行，二来也要针对漕军做出一些保证。”
“可以不追究漕军此次受人怂恿之过，漕船及物资损毁一事也不是不可以豁免……”梁梦龙说到此处忽然一顿，补充道：“当然，物资之事要户部决断。”
高务实摆手道：“冤有头债有主，那点漕船和物资的损失既然其罪不在漕军，户部倒是可以不做追究。不过，此事虽然需要妥协，但也不能平白让人以为朝廷可辱——谈是要谈的，但谈归谈，朝廷之态度却要立足于打，以打促谈。”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有个经常犯的错误，那就是一旦发现招安好使，就经常把招安当做唯一的手段，一门心思就是去招安。殊不知如果没有足够的武力震慑，招安这种事做得越多，朝廷的威严就越发荡然无存。
到了最后，就算是一群呼啸聚集的山贼土匪，当地官府也只会想着招安了事，久而久之，山贼土匪反而越招越多，甚至很多招而复叛，叛而复招，生生不息了。
高务实好歹是读红太祖文选长大的，以斗争求团结这个要义绝不会忽视，所以他虽然目标是和漕军谈判妥协，但却坚持要摆出一副大打特打、打死打灭的态度出来，而且一定是要等到最后关头，才会勉为其难地接受漕军的“改过自新”。
不过这样的话，就有个麻烦摆在面前了。吴兑皱眉道：“如果要这样做，那朝廷势必还得摆个大场面出来，但南军已经在播州周边调动了二十余万大军，如果在南京附近再来这么一出……嗯，却恐怕不太容易。”
梁梦龙则若有所思，沉吟了一下，迟疑道：“日新，你该不会是想亲自挂帅，吓唬一下骚乱的漕军吧？”
吴兑听了他这个猜测也吓一大跳，睁大眼睛道：“不至于吧？日新，这可不是光挂帅就行的，你如今马上就要入阁，倘若以阁臣挂帅平叛，这阵势无论如何都小不了……”
高务实连忙摆手，道：“我不会亲自挂帅的，况且眼下三面有战，我再挂帅出征，户部也难说能处理得面面俱到。”
“那你的意思是？”吴兑与梁梦龙齐声问道。
高务实笑道：“我不去没关系，现在有一位大帅得空了——戚司令可以跑一趟嘛！以他在南方的威名，只怕人还在路上，漕军便要赶紧请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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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援朝抗倭(十一)京北大营
戚司令今天其实很忙，虽然因为和高务实同一天接受封赏，并且获封宁海伯，但毕竟这一日真正的主角是高务实，或许还可以加上皇帝陛下本人，因此真正落到戚宁海身上的荣光看起来就弱了不少。
然而，风头虽然比不过那二位，但戚继光依旧是今天的大赢家之一，也是隆万以来第二位封爵的武将，从此不再是寻常武臣，而是勋贵一员了。
说来也是巧了，李成梁获封宁远伯，戚继光获封宁海伯，两个人的爵位都带着“宁”字。若是再加上高务实的南宁候，近来功臣封爵似乎都和“宁”字脱不开干系，也不知皇帝陛下何以对此字这般情有独钟。
大典结束后，高务实的忙碌主要是议事，而戚继光的忙碌则主要是安置诸军——不仅包括禁卫军本身，还包括此番同来的顺义王把汉那吉、都督佥事伊勒都齐等部蒙军。
由于此前京营改制，禁卫军的京北大营修得规模庞大，是按照驻扎十万大军修建的，而平时六万多的禁卫军本来就住不满，如今正好安置土默特、鄂尔多斯两部蒙军临时驻扎。
当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把两部蒙军放在禁卫军身边，也有以禁卫军震慑这些草原骄子之意，以免他们干出什么坏事来，到时候不好收场。
既然同住一个大营，招待工作也就一事不烦二主，同样交给了戚继光处理。除了过几天皇帝会召见把汉那吉、伊勒都齐之外，蒙古二部在京期间基本上就都归禁卫军负责招待了。
关于这一点，把汉那吉一开始颇为诧异，在酒席间旁敲侧击问过戚继光之后才知道，没让礼部接待他们并不是怠慢，反而是高务实此前特意交代的。至于原因么，其实也好理解：大明现在并不将把汉那吉视为“外藩”了。
众所周知，大明其实没有“平等外交”一说，在大明朝廷眼里，周边其他国家、部落，要么是敌人，要么是附庸，不存在第三类“邦交国”。对于附庸则也要分类，粗略的说就是外藩和内附两种，都属于朝贡国。
大明的朝贡事务倒的确是由礼部负责的，礼部下设的主客司“分掌诸藩朝贡接待给赐之事。诸蕃朝贡，辨其贡道、贡使、贡物远近多寡丰约之数，以定王若使迎送、宴劳、庐帐、食料之等，赏赉之差。
凡贡必省阅之，然后登内府，有附载物货，则给值。若蕃国请嗣封，则遣颁册于其国。使还，上其风土、方物之宜，赠遗礼文之节。诸蕃有保塞功，则授敕印封之。
各国使人往来，有诰敕则验诰敕，有勘籍则验勘籍，毋令阑人。土官朝贡，亦验勘籍。其返，则以镂金敕谕行之，必与铜符相比。
凡审言语，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凡朝廷赐赉之典，各省土物之贡，咸掌之”。
你瞧瞧，大明一国之外交居然就掌握在区区一个司手里，而且这个司的名字还取得颇不客气：主客司——我永远只是接待，而你们必须来朝觐。
不得不说，这很大明，这很天朝。
当然了，主客司的工作其实也是很复杂的。大明沿袭唐宋旧制，主客司不仅执掌外国的朝贡事务，也负责地方政府、周边少数民族的朝贡事务。
仅就外国的朝贡而言，主客司的具体职责是：其一，“凡四夷归化人员及朝贡使客初至会同馆，主客部官随即到彼，点视正从，定其高下房舍铺陈，一切处分安妥，仍加抚绥，使知朝廷恩泽”。
这是分清来宾的主从地位，给予不同的招待，使之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以体现朝廷恩泽。
其二，“分豁正从人数，札复膳部，五日一次，照例支送酒肉茶面饮食之物”。仍按来宾的主从地位报告饮食部门，按照规定支送食物及饮品。
其三，“量其来人重轻，合与茶饭者，定拟食物桌数，札复膳部照办。主客部官一员，或主席，或分左右随其高下序坐，以礼管待”。这是根据来人的职位高低，是否合与茶饭，然后确定食谱、桌数、陪客人员的座次。
这里多说一句，根据成化年间的规定，朝鲜使臣来朝，由礼部官员招待，属于较高层次的接待，而且似乎还是独一份。
除此之外，制定来朝人员的赏赐标准，也是主客司的职责之一，“凡诸蕃四夷朝贡人员及公侯官员人等，一切给赐，如往年有例者，止照其例；无例者，斟酌高下第等，题请定夺，然后礼部官具本奏闻，关领给赐”。
主客司的职责还有审核朝贡表文，考核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严禁他们与外国贡使私自接触，以防泄露国家机密。
译字生、通事属于从事外事活动的官员，要通晓外事纪律。对他们要经常进行考核、考察，管理十分严格。
贡物的清点，也是主客司的职责之一。收到贡物之后，要登记清点，然后移交内府，由内府估验定价，以确定附载货物的给价、回赐数目。
同时，主客司还保管明朝使臣记录的有关朝贡国风土物产等方面的资料，管理会同馆。除主客司外，礼部的仪制司和精膳司也负责一部分朝贡事务。
依此来看，高务实特意交代让戚继光招待把汉那吉，说起来是有些不符规矩的，但皇帝当时收到高务实的建议之后却同意了，说明皇帝也认可高务实建议中的说法：趁此机会，让蒙古人感到他们与其他外藩不同，甚至让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大明朝廷视为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为啥还要礼部主客司接待呢？你都不是“客”了啊！
戚继光这番解释让把汉那吉十分开心，甚至连伊勒都齐都听得满面春风，一时间居然打心眼里觉得做大明之臣似乎还真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听说过几天皇帝还会另有赏赐之后。
两人心下对比了一下如今跑得不知所踪的图们大汗，当真是心有戚戚焉。还好咱们二十多年前就接受了封贡，现在才有机会在大明京师这等繁华之地等着皇帝召见，要不然鬼知道是生是死，恐怕运气好也只能和图们一起西迁戈壁之中去啃沙子了，要是运气不好，丢了性命也不奇怪，毕竟眼下大明军威之盛已经毋容置疑。
想到这里，把汉那吉忽然想起大明现在军威虽盛，但麻烦倒也不少，忍不住问道：“戚太师……”
“诶！”戚继光连忙伸手阻止，道：“既然已经是自己人了，这见人便称太师的习惯，王爷可该改一改喽。”
“哦，对，你瞧我这张嘴，怎么就是不听招呼呢！”把汉那吉连忙笑道：“伯爷，听说播州那边的乱党如今尚未平息，而朝鲜又被倭国入侵，已经求到我大明这里来了……不知这消息是真是假？”
戚继光也不知道把汉那吉的消息是从哪来的，但这事本来也瞒不住，满京师都知道了嘛，那也只能承认：“不错，这两件事都是真的，王爷有何见教？”
“诶，伯爷这话就说得过了，小王哪敢在您面前说什么见教，小王只是好奇朝廷接下去打算如何处置——毕竟您也知道的，图们西迁之后，将来我土默特西哨的压力就大了。”
把汉那吉这么一说，戚继光马上明白过来。这位顺义王担心的是将来西哨主力不能再如眼下这般长期驻留在归化，而是必须在西哨本部维持强大的力量以避免图们可能的侵扰。
但是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他堂堂顺义王在大明金国的核心中枢之地归化城，力量居然还不如自己的哈屯强大，那这顺义王和忠顺夫人到底谁更大？
力量失衡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个隐忧：布塔施里现在赖在高务实那儿不肯走。虽然把汉那吉左思右想都认为高务实不会放弃自己，但他留着布塔施里在身边，至少对额尔德木图而言肯定不是好事。
儿子的事就是老子的事，把汉那吉不得不为此想点办法，至少也要打听到其中的缘故才行。至于大明的动向，他原先的意思是既然高务实是支持自己的，那么只要大明在土默特周边的力量保持强大，钟金哈屯那边也就不敢有什么异动，自己也就能放心的把西哨主力派回西部防御图们。
戚继光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但要如何回应却也有些两难。一来这种事情在大明其实轮不到武将置喙，二来布塔施里这件事他也有责任，并且现在还不清楚高务实打算如何处置，就算想说点什么也不敢乱说，否则万一到时候高务实的做法与他所言不符，那还不知道把汉那吉会怎么想。
戚继光犹豫了一下，只好玩个迂回，道：“播州之事看起来不小，其实局面完全可控。王爷，之前朝廷两次出兵都未能成功，一则是前线将领心急，总是未曾调集大军便贸然深入，然后被占据地利的叛军占了便宜；二则当时朝廷的主要精力都在伐元之战，对播州的事谈不上尽心尽力……
总之如今伐元事毕，朝廷可以沉下心来应付播州，而前线不仅调集了二十余万大军围剿，且领兵之人更是侯爷的爱将刘綎。以他当初在群山之中大败缅甸来看，他是善于山林作战的，此次出剿播州正得其所。”
把汉那吉其实对于播州平叛本身并不在意，既然戚继光说了朝廷在播州周围已经调集二十余万大军，把汉那吉也就不必担心朝廷要把边军精锐派往西南，面色不禁一松。但他很快想起朝鲜问题，又问道：“那朝鲜的倭寇呢，会影响宣大延绥等地官军之部署么？”
按照大明的军事部署，宣府、大同二镇离归化城最近，因此这两镇兵力是否充裕，直接关系着归化归所感受到的“朝廷威严”之强弱。
“延绥”其实指的是陕西三边，可以看做是大明的西北军区，负责陕西甘肃等地军务，是图们西逃之后大明直面西域首当其冲之地，同时又与土默特西哨接壤，可以并肩御敌。
提到这一茬，戚继光觉得有必要把某些事情稍稍透露，也算给他们一个心理预期，便道：“既是自己人，有些话戚某便直说了：大明在陕西三边的兵力只会增加，不会削减，并且还会将此前主要行之于宣大蓟辽的军改推广过去。总之，陕西三边之军力将会逐步提高。
而在宣大三镇则略有不同。王爷知道，我大明对恭顺者无困不援，朝鲜国王李昖便是个素来恭顺之人，他既有难，皇上必会出兵援救。
然此番伐元之战，辽东大军尽出，酣战半年，尤其辽帅李如松本部更是万里往返，人困马乏。因而此番出兵朝鲜，总不好全由辽东一镇出力，蓟镇、天津、宣府、大同等镇势必出兵相助，故宣大二镇总要抽调兵力之一二，挥刀朝鲜，剑指东瀛。”
戚继光的话说得还有些艺术感，不过对于把汉那吉而言，重点不过一两句话。西北兵力不会降低，只会提高，这是第一句；宣大二镇要抽调“兵力之一二”则是第二句。
“宣大两镇有兵将近三十万，抽调一二便是三至六万……伯爷，小王如此理解应该不差吧？”把汉那吉问道。
戚继光本来是想尽量模糊处理，但谁知道把汉那吉非要精确了解，不禁有些头疼，但正如他自己所言，土默特现在和大明的关系的确是不同了，说是自己人其实也不为过，眼下既然搪塞不过，也只得认下来。
“具体情况眼下朝廷尚无定论，但以侯爷此前与我商议之结果来看，宣大可能要抽调的兵力约在三五万左右，此为两镇合计。”
把汉那吉听了这话，算是吃了颗定心丸，松了口气，道：“如此倒还影响不大。”钟金哈屯手中的人马以精锐著称，但总兵力在这些年其实一直处于缓缓下降趋势，宣大明军的兵力既然在抽调之后依旧可以在其十倍以上，料想其必然不敢造次，那么自己调动西哨主力往西驻牧，也就不必太担心归化城内妻强夫弱了。
当然，这里最大的隐忧还是布塔施里那档子事，看来在自己离京之前，怎么都得去找自己那位把兄弟问一问他的打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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