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3章 大战之前(中)
高务实的所谓私事自然都与京华有关，这几件也是一样。
第一件事来自于南疆，事关两处：龙牙城和虎州城，也就是后世的马六甲城和新加坡。这两地都是南洋计划的关键地区，其中龙牙城是作为马六甲海峡商业主城来规划，虎州城则是作为南洋舰队将来的主港口来规划。
虎州城即后世的新加坡，是众所周知的商业港口城市，其发展程度在东盟一票发展中国家中鹤立鸡群。有人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这个说法其实有些偏颇。
固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新加坡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说只靠地理位置就能成功，那马六甲海峡地区同样具备优势地理的位置的又不是只有它一处，凭什么就只有它成功了？
新加坡的成功原因其实有很多分析都讲得挺清楚，既有老天爷赏饭的原因，也有执行了正确发展道路和牢牢抓住机会等因素，这里无须多说。不过，新加坡的经济在高务实穿越前已经出现了一些隐忧，这才是高务实不把虎州城作为主要经济发展城市而当做南洋舰队主军港的原因。
后世新加坡因为人口增长的原因，不得已为淡水供给花了海量金钱和无数精力，高务实可没那么大兴趣投资这些原本不需要花的成本。只要不把它当做主要经济城市，只当做军港型城市，其人口决定不可能那样膨胀，供水等压力也断然不会那么巨大。
而龙牙城则不然，这片地区地势较平坦，大部分是平原，只是东境有一些丘陵，而水资源也足够丰富。其西部有宁宜河、中部有马六甲河、东部有吉山河，三条河流皆流入马六甲海峡。
当然，因为高务实的命令，南疆已经将几乎所有的“马六甲”都改称“龙牙”，所以在京华的各种文书交流之中，马六甲河变成了龙牙河，马六甲海峡变成了龙牙海峡，甚至马来半岛都被改回了中式称呼“龙牙半岛”。
沿海城市三面有河，不仅代表水资源足够撑得住一个大型城市的兴起，也代表着它的交通足够便利，这在机械化大生产到来之前绝对是巨大的优势，而且现在高务实要发展龙牙城也没有内部掣肘——毕竟此处现在就是海峡附近最大的城市，不发展它发展哪？
至于虎州城那儿，这座岛上只有些原柔佛苏丹国的当地人，不仅人口不多，文化也落后得没眼看。当京华千帆覆海的庞大舰队和火枪大军南下，唤醒了他们对大明天朝百多年前的记忆之后，轻轻松松便被收入囊中。至于当地人，高瑞雏秉承高务实的意志，下令打散安置到了龙牙半岛各地。
不过这不代表龙牙半岛就没有麻烦了，麻烦还是有的，而且并不小。最大的麻烦是什么？是人口和统治政策。
京华在南疆一直执行的是“移民加归化”的汉化政策，这个政策目前来看执行得还不错，但如果细看的话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其中最关键也最凸显的问题就是汉化不均衡。
以整个南疆来看，汉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无疑是安南北部和中部，即从黄芷汀的“封地”海东府到中部的金港，成为全南疆汉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在这一地区，广义汉人(即汉族和从广西、云南等地南下的僮、苗、瑶等，只要会说汉语则在南疆统一算作汉族)和归化汉人占比已经接近六成。考虑到这片地区做到这一步只花了十年左右，实可谓是成效卓著。
但是这一地区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汉化，可不只是政策得力之故，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历史。众所周知，安南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历朝领土，到明初又回归了一段时间。后来虽然自立但连科举都几乎是照搬大明，读书人读的也都是孔孟，可以说上流社会的文化完全是中华文化，汉字本来就是官方文字。在这种情况下推广汉化，那当然是事半功倍的。
然而，出了这片地区可就不同了。虽然缅甸、南掌等地作为当年的“三宣六慰”一部分，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也很深，但毕竟没有达到安南的地步，京华的汉化政策虽然贯彻得很实在，但效果就比安南差远了。
黄芷汀、高孟男这次提交的南疆工作报告里就列出了比较详细的数字，表示南掌的汉化比例(广义汉人和归化汉人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1%(阿拉伯数字和百分比概念已经引入京华体系数年)；柬埔寨汉化比例只有7%；安南南部汉化比例只有9%；勃固(缅甸南部，因为北部名义上还是大明属国)的汉化比例也是7%；暹罗汉化比例是除了安南北部之外最高的，达到了16%，但主要是因为大量广义汉人涌入定南城所造成，而暹罗其他地区的汉化比例也一样很低，最多不超过10%。
作为一个穿越前经常嘲笑印度种姓制度的人，高务实的南疆汉化政策本质上不是为了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但事实上目前还真的就搞出等级差来了。
虽然黄芷汀和高孟男的报告中表示这种等级差在南疆各国原本就存在，但高务实知道那个等级差实际上是“阶级差”，比如贵族、僧侣、地主豪商和普通农奴(不是农民，真的是农奴)肯定不是同一个阶级，然而现在汉化政策居然又造就了另一种等级差：汉人和非汉人——这就很有隐忧了。
这种政策如果是换到印度去，那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高务实只要宣布一句汉人是婆罗门或者刹帝利，就能直接解决全部问题，下层的吠舍、首陀罗和达利特(贱民，不可接触者)根本不会有任何反抗。然而，南疆毕竟不是印度啊！
根据报告，南疆各国的零星叛乱并不少见，平均一个月要发生1.7起。虽然这些叛乱规模都不大，人数一般只在两三百人左右，规模最大的也就千把人，少的甚至只有几十个，在各大警备军的降维打击之下完全不成气候。然而，高务实认为这种局面是很糟糕的，而且也大大提高了统治成本，导致京华必须长期在南疆维持规模庞大的六大警备军。
要知道，京华的六大警备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火器化，火器化军队对这些当地叛乱而言是完完全全的降维打击了。对比一下看，清末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在北越大举增兵之后也不过3.5万人，平时在整个印度支那联邦(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驻军差不多也就两万多而已，这个差别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就说这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三国，基本也就相当于南疆的安南、南掌、柬埔寨，京华在此三处现在驻军有多少？有四个警备军：升龙警备军、金港警备军、万象警备军、金边警备军。
根据去年底、今年初高务实的整编命令，这四个警备军的整体实力调整了一番，兵力配置为：升龙警备军四镇，兵力50800人；金港警备军四镇，兵力50800人；金边警备军三镇，兵力38100人；万象警备军两镇，兵力25400人。合计四大警备军共有十三个镇，总兵力高达165100人！
虽说这些兵力不光是京华自己出钱，还会要求各傀儡王国承担全部军粮共计，以及一部分军饷等开支。然而，这毕竟是十六万多人的火器化部队，要是不打仗(平叛)还好，只要出动作战就是流水一般的花钱，地主家也没这么多余粮啊！
何况勃固警备军也是四个镇五万多人，而定南更不止有“定南五镇”，还有王宫近卫军8000，暹南独立守备师9000，合计八万多军队。如今拿下了龙牙半岛，南疆方面还要编练龙牙警备军……
在这种情况下，南疆现在是一边要汉化，一边要养兵，一边还要建设。京华赚钱虽然狠，可这花钱的速度那也是没谁了，以至于黄芷汀和高孟男的报告中都不得不建议把南洋攻略的后续步伐先缓上一缓，甚至虎州军港的建设都要缓一缓。
按照南疆方面的计算，光是将原暹南独立守备师扩编为龙牙警备军，以及龙牙城的新城规划与建设第一期这两件事，就要花费70到90万两库平银。
龙牙警备军建成之后也是纯花钱，这就不必说了，即便是龙牙城重新规划与扩建完成之后，那也不是立刻就能回本的，综合估算至少十年才能回本，和定南城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南疆方面只能递交报告请高务实决断，同时还询问了一下日本方面的情况——原因毫不意外，今年以来京华在日本也花了不少钱，甚至还直接从南疆运了不少粮食送去日本。鉴于京华的属性完全是高务实的一言堂，黄芷汀和高孟男虽说不至于表达不满，但显然少不得“报以关注”。
日本方面的问题因此也就是高务实近期的第二件“私事”。
基本上而言，日本方面的问题现在还算情况不错。成田家的新领地玉绳城与京华直接掌握的三崎城加在一起，让京华在实际上控制了整个三浦半岛，“关东分舰队”的实力也足够控扼后世的东京湾、如今的江户湾，并在整个日本东部海域享有霸权。
不过，海上力量的强大并不代表一切。小田原征伐过后，成田家由于财力有限，肯定不会维持战时兵力，将家中常备兵力降至一千人——他家原本在非战时也就一千左右兵力，所以当时成田氏长带走一半去了小田原城，忍城老家就只剩80名武士和400多普通士兵，剩下的都是临时参与防守的农民。
这样一来，即便加上三崎城的京华正规陆战队一千八百人，整个三浦半岛的陆战兵力居然还不到三千。平时号称的“近万”纯属虚张声势，因为那剩下的部分其实都是舰队的水手。
好在刚刚移封至关东的德川家康还顾不上他们，他先是放弃了将治所放在小田原城的打算而定在江户城——名义上说是离三浦半岛太近，实际上高务实很清楚，德川家康在原历史上就没选择小田原城，因为他认为只有定在江户，才能更方便的将力量辐射整个关东地区。
眼下德川家康一边忙着搬家，一边忙着镇压各地零星的忠于北条家势力闹事，对三浦半岛的京华、成田态度非常和善，甚至还力邀京华去江户设立各种店铺、产业。
京华关东方面由于没搞清自家老爷对德川家康的态度，采取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一边先稳住德川家康，一边紧急派人回京，请示下一步行动和面对各方时的态度。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日本方面还有个更加“私事”的事情必须高务实亲自拿主意，就是甲斐姬的问题。
根据罗远的汇报，甲斐姬在成田家现在极有威望，一方面是由于她在忍城之战中惊艳的战斗表现，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已经成了高务实的妾侍，身份十分特殊。
罗远表示，成田家出自藤原北家，家格非常高，其从日本习惯而言虽然并非五摄家之一，但从血统和家格而言，甚至是可以合法出任摄政与关白的。
如今成田氏长有三女二子，长女即是成田甲斐，而二子一名氏范，但早夭，另一子名氏宗，不是他的亲儿子，是从堂弟成田长忠那儿过继的，本来是长忠的次子。
过继本来也没什么，反正日本人重视的家名而不是血统嘛！但问题在于成田氏长属于“早婚晚育”，他今年都已经五十岁了，长女还不到二十岁，而近来这位玉绳城主居然还病了。
成田氏长这一病可不得了，动起歪主意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其中最关键的一个不是别人，正是关白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作何打算没人知道，只知道这猴子忽然授了成田氏长“从五位下相模守”的职务。然后特意派人探视他的病情，之后又以成田氏移封属于加恩(石高增加了)为名，“建议”他去拜见天皇，之后则可以去大坂城治病休养。
由于打出了拜见天皇的旗号，再加上成田氏这次移封的确是增加了石高，成田氏长作为藤原北家嫡流实在找不到理由推辞，因此急得上火。
日本人重视家名延续甚于一切，氏长生怕自己这一去要是死在京都或者大坂，儿子偏偏不是亲生的，到时万一出了意外可怎么办？
别以为氏长是担心堂弟们会夺位，其实要真是他们，氏长反而不担心，因为堂弟至少也姓成田，家名延续不成问题。成田氏长真正担心的反而是京华。
日本与大明不同，日本人是允许女婿继承的，虽然一般来说会要求这位女儿是女婿正室，可是这一条在现实中却并不那么严格。如果这位女婿的力量足够强大，强行继承的情况在日本可不少见。
至于你要问明明自家女儿还有继兄(成田长宗这一年24岁，比成田甲斐还大)，凭什么女婿能继承？嗯，当女婿足够强大时，女儿的兄弟莫名其妙死掉有什么好稀奇的？
哦，你又要问女儿自己的态度，以为她应该会力保自己的继兄？这可真是抱歉得很，日本武士家族最常见的教育思想其实是出嫁从夫，要求以夫家的利益为重，虽然未必人人都能做到，但绝大多数女子至少表面上是不会违背这一宗旨的。
换句话说，倘若高务实在成田氏长死后坚持要吞并玉绳城，理论上成田甲斐只能表示赞成——何况成田长宗还不是她的亲生兄长，这就更加危险了。
成田家自从忍城之战以来，原本就有明显的阴盛阳衰之势，虽然家族中的男丁还有好几个，但无人能与甲斐姬比威望。如此情形，再加上京华实力之强大，成田氏长的担忧根本掩饰不了。
罗远在给高务实的报告里表示，成田氏长现在最有可能的计划是提前退位隐居幕后，让成田长宗继承家主。他询问自家老爷是否要阻止这件事。
罗远之所以有此一问，主要还是担心成田家换了家主会影响京华对三浦半岛的控制，毕竟现在大家关系紧密是因为成田甲斐挂了个高务实妾侍的身份。
罗远毕竟不是日本人，按照他的思维，成田长宗和成田甲斐不过是堂兄妹，这要是在大明的话，成田氏长一死他们就要分家，是两家人而不是一家人，到时候京华和成田家的关系顿时就疏远了。
罗远自己的态度更有意思，他认为既然日本人和大明的土司一样，是能接受女家督的，那么干脆把甲斐姬推上成田家家主之位也未尝不可。
而且他提供的还不止这一个方案，他表示成田氏长虽然病了，但也未必一定就会很快死掉。因此，也可以考虑另一个办法，就是老爷马上把成田甲斐接回京师，“俟麟儿出，可以成田苗字承袭玉绳，事成之后改回高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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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3章 大战之前(下)
如果要问高务实对于罗远这个异想天开的方案第一感想是什么，那大概就是无语。不知道罗远是不是因为玉绳城的历史地位而产生了某些联想，因此才下意识里很想将其直接纳入京华的治下，为此甚至不惜让自家老爷未出生的庶子玩一出日本式的改姓继承。
为什么玉绳城会让人有“某些联想”？答案很简单，此时的玉绳城其实原本有一个响亮百倍的名字：镰仓。
镰仓这个地名一般和什么词连在一起？大概有两个：镰仓幕府、镰仓公方。
幕府大家都懂，指的是统治日本的一个机关，这个机关架空了天皇的朝廷，并且全部都是由武士掌握，是类似于军政府一样的存在。日本第二个幕府室町幕府，就是镰仓幕府倒台之后的第二个幕府。
在镰仓幕府末期，幕府将军的家臣“御家人”势力衰弱，后醍醐天皇掀起倒幕运动，许多武士都加入了进来，推翻了镰仓幕府。
然而，后醍醐天皇在夺回大权以后施行的“建武新政”偏偏是倒行逆施，使得许多对朝廷不满的武士又聚集在了当初的倒幕功臣足利尊氏身边，最终拥戴另一系皇族为天皇，建立起了室町幕府。
被赶下天皇皇位的后醍醐天皇不得不逃到了大和国的吉野，建立起一个据点，宣称足利尊氏等人此举是谋反，武士们拥戴的天皇是“伪朝”。待发展到了后来，这个伪朝就变成了北朝，而后醍醐天皇所在的自然就是南朝了，此时便进入了日本的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代一直持续了数十年，直到后醍醐天皇、足利尊氏等人都过世以后，才在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手上统一。
不过，室町幕府虽然统一了日本，但是幕府本质上是一个以幕府将军为首，由足利氏一门以及各地有力守护组成的一个联合政权。因为《建武式目》等幕府法的发布以及施行，后人并不能否认室町幕府是一个统一政权，虽然大部分中国人都比较难理解日本以及西欧的那种真正“封建”的制度为什么会长期存在——中国的“封建”其实和“封建”这个词的原意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它的中央集权非常强大。
在第三代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以及之后的三任将军手上，幕府将军专制的体制得到了发展。然而，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统治之时，室町幕府盛极而衰，各地守护之间分成了许多派系，争斗不休，最终因为将军的处置不当，引发了“嘉吉之乱”，幕府将军足利义教被有力守护赤松满祐暗杀。
在这之后，年幼的将军继位，使得室町幕府日薄西山，进入战国时代，最终苟延残喘了将近一百年左右灭亡。
不过这里没必要从头细说日本战国，这里要说的话题是围绕“镰仓”而来。
镰仓幕府的建立者是大名鼎鼎的源赖朝，后来日本武士家族论起家格，很多著名人物的头衔里都有一个“源朝臣某某”，这个“源朝臣”的“源”字大多都和这位源赖朝大将军有关。
源赖朝消灭平氏后成为左右日本政局的头号人物，但是他并没有接管京都朝廷，而是致力于在关东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内战中他就确定形势险要的镰仓(后世神奈川县东南部)为根据地。
约一百四十年后，镰仓幕府被室町幕府替代。在室町幕府建立之初，因为室町幕府设立在了京都，考虑到关东的重要性，因此在关东的镰仓设立了一个负责管理关东十国的“关东管领”职役。
第一任关东管领由室町幕府初代将军之子、后来成为室町幕府第二代将军的足利义诠出任，在足利尊氏的弟弟足利直义于幕府失势以后，足利义诠上洛顶替了足利直义在幕府的位置，而足利义诠的弟弟足利基氏则作为新任关东管领前往关东。这位足利基氏便是后来关东足利家的家祖。
在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权势熏天的足利义满开始自称起“公方”来，而关东足利家便也有样学样，自称公方，从此“关东公方”便诞生了。当然，其在室町幕府的正式职役仍然是“关东管领”。
“公方”这个词的含义，后世众说纷纭，如果站在日本所受中国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那么“公方”的意义可能与赵宋时的“官家”有些类似。足利家的领袖自称“公方”，好比在中国有人自称“官家”，基本上算是彻底没把朝廷放在眼里了。
足利尊氏设立关东管领早期，也曾设立一个关东执事，类似幕府的执事(即管领)一样，作为关东管领的副官，由上杉氏的嫡流、山内上杉家与庶流犬悬上杉家轮流出任。
自从关东管领僭越升级成为关东公方以后，这位关东执事便也自然而然地升级为“关东管领”了。关东管领统辖关东的根据地正是镰仓，而在这里同样也像京都的幕府一样设有政所、侍所、问注所等机构。
这其中，侍所所司由关东名门千叶氏世袭，并且镰仓府还模仿幕府的“三管四职”，将千叶氏与小山氏、长沼氏、结城氏、佐竹氏、小田氏、宇都宫氏、那须氏八家名门并称为“坂东八屋形”——大概意思就是关东八将。
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关东管领实际上只传了四代，在第四代足利持氏时期关东管领遭到了室町幕府的讨伐，兵败身亡。
在战国时代前夕，足利持氏之子足利成氏复归镰仓就任关东管领，但是却因为杀父之仇与执事上杉氏矛盾重重，最终酿成了享德大乱，足利成氏不得不逃到支持者更多的古河抵抗上杉氏。
在战国时代，关东足利家的据点从镰仓变为了古河，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古河公方”。自此，镰仓的地位才逐渐下降，人们开始以此地新建的玉绳城来称呼这个原本极为重要的原政治中心。
正是因为镰仓历史辉煌，而且其中饱含政治意味，罗远根据高务实此前交待的一些任务来推测，认为自家老爷对日本是“大有所图”的，于是对玉绳城产生了强烈的觊觎之心。
原本因为成田甲斐成了老爷的侧室，罗远对玉绳城倒还没有什么想法。然而情况一旦生变，成田家的未来走向似乎变得不那么确定，他对玉绳城便生出了别样心思：既然你们成田家的人靠不住，那不如还是让京华自己拿着。
镰仓府玉绳城，这地方虽然已经不如多年前那样敏感，但毕竟仍然是天下武士之乡。京华或许可以租借三崎城，但显然不可能把镰仓旧地玉绳城也“租借”了，否则天下武家何以自处？因此他便想到了这么一出偷梁换柱的把戏。
罗远的报告送来京师时，虽然高务实第一反应是觉得很无语，但作为秘书长的刘馨却认为这主意很不错，至少是一个可以作为预案的存在。
她甚至毫不客气地表示，高务实的无语本质上是对“冠姓权”的过激反应，换句话说就是认为自己那个还不存在的庶子不应该为了玉绳城改换姓氏——哪怕只是过渡一下也不行。刘馨认为这“很不务实”，为此她提出了三点理由以期说服高务实。
第一条理由是，成田甲斐将来就算生下儿子，那也只是庶子，而庶子在大明是没什么地位的。别说最重出身的大明了，中国历朝历代对嫡庶之别都很看重，比如唐高祖李渊其实有22个儿子，但只有四个嫡子有继承皇位的机会。由于玄霸夭折，因此便只有建成、世民、元吉有资格争嫡，其余儿子们在史书中连捞个露面的机会都很难。
那么按照大明的传统，高务实将来的家业就算再大，归根结底都是嫡长子一个人的，就算高渊有亲弟弟，都很难分到一杯羹，何况庶弟？
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庶弟去稍微牺牲一下，为高家换来一个政治意义非常重要的镰仓玉绳城，反过来对他将来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条理由是，日本的风俗习惯对这样的操作完全认可，这可以让成田家的家臣甚至领民们对此不会产生抗拒心态，让京华能够轻易的用如此简单的政治手段把一个敏感而重要的地区收入囊中，这难道不是你高司徒平时最喜欢玩的政治征服吗？
不仅成田家这边没话说，甚至日本朝廷、丰臣公仪对此也找不出理由来反对。毕竟成田甲斐血统明确，她的儿子要改苗字继承成田家的家名家业属于成田家内部的事，在日本这个“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国度，外人对此没有置喙之权。
至于第三条理由，那就是对于“姓氏”和“苗字”关系的认定。后世日本人是把苗字当做姓的，其依据是明治天皇的《苗字必称令》。然而，在此刻的日本，苗字到底算不算姓氏那可不一定。
打个比方，原历史上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丙戌发布的《平倭诏》中是如何称呼丰臣秀吉的？“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看清楚，是平秀吉而不是丰臣秀吉！
之后还有提到日本被俘将领的地方是如何表述的呢？“……仍槛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弃尸稿街，传首天下”——依然是以“平”为姓。“平”就是“源平大战”中那个与源赖朝的源氏其名的“平氏”。由此可见，在大明这边获得认可的“姓氏”根本不是苗字。
当然，此时日本人对于姓氏的区分本来也没有获得大明的认可。以“德川次郎三郎源朝臣家康”为例，德川是苗字，而且是家康自己改的，他家原本的苗字是松平；次郎三郎是他们家族嫡子的专称，跟老二老三无关，家康他爹也是“次郎三郎”，但本质上“次郎三郎”也可以算作苗字；“家康”就不必说了，就是名。
而关键在于“源朝臣”，这三个字其实分作两个词：“源”在日本是氏名，“朝臣”反倒是姓。
中国此时早就不兴“氏”这个概念了，所以日本这习惯要“换算”来大明就会很麻烦，而且你“朝臣”是姓的话，大明这边一看没准要懵：怎么抓到的所有日本将领全姓“朝臣”？我这是捅到朝臣窝了吗？
因此大明便把日本的“氏名”当做他们的姓，丰臣秀吉于是就成了“平秀吉”，其余人等以此类推，反正能混到值得一提的肯定都是源、平、橘、藤原四氏贵族之一。至于丰臣，本来日本天皇是将其作为氏名赐予秀吉的，但……可能大明不承认，上溯了一下历史就仍然让秀吉姓平了吧。
总而言之，刘馨的意思很简单：反正大明根本不认可苗字这玩意，你将来那位庶子就算去搞了个成田苗字，那也只在日本有用，所以他连高姓都不必改，你高司徒就不要那么纠结冠姓权这种事了，只当儿子自己取了个号便是。
要说这道理倒也能说得过去，但高务实也有他的无奈之处，苦笑道：“你们怎么就好像能确定甲斐姬一怀就怀个儿子？这事能说得准吗，如果生个女儿呢？就算是日本人，女儿要继承家业，那也得是他们成田家死到没有其他男丁了才行的，而他们家光从同辈来说就有好几个男丁。”
谁知刘馨根本不在乎，摇头道：“甲斐姬有亲儿子固然是最好的，但日本人同样也不拒绝养子，养子同样享有继承权，所以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另外塞个儿子作为甲斐姬的养子去继承镰仓。”
顿了一顿，刘秘书长忽然忍不住噗嗤一笑，半是调侃地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家你这个生儿子的任务现在完成度实在有点低。作为京华的秘书长，我有责任认真进谏……”
“光进谏管什么用啊？”高务实白眼一翻：“要不秘书长牺牲一下小我？”
刘馨玉面飞霞，偏过头去，飞快起身道：“东家既然对此事没有其他反对意见，那我先去回复罗远，让他尽早安排甲斐姬来京。”说罢不等高务实多说，飞也似地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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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4章 蒙元经略(上)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丁亥朔，上命户部尚书高务实经略蒙元诸事，督禁卫军及蓟辽宣大七镇，兼管天津备战。赐尚方剑，诸将官不用命者军法从事，毋庸报闻。
消息一出，原先还只在私下议论的关于“开春伐元”之事便直接摆在了台面之上，而对于高务实“二任经略”，也难免议论纷纷。
前一次高务实任经略，本质上是朝廷虚张声势吓唬人。因此，那次虽然创下了一个记录，即他在名义上掌握七镇边军的同时居然不曾卸任戎政侍郎，边军京营一把抓，但因为那一次他甚至根本不打算离京，故而朝廷百官也没有太大的反应。虽然也有人上疏表示如此作为会导致隐患，但基本上没闹出多大声响。
然而这一次可不同了，这次高务实手里掌握的力量甚至比上次虚张声势的更加庞大，立刻就引起很多官员上疏表示反对。
要说权力大，其实也的确大：禁卫军不必说了，这几年来朝廷费尽心力打造的核心精锐，全军虽然只有六万余人，但火炮配备达到同等兵力边军的两倍以上，禁卫军中的骑兵部队一人三马，可谓全大明最富；
蓟辽四镇为蓟镇、辽东、昌平、保定，其中辽东有兵十八万，蓟州有兵十八万，昌平有兵六万，保定有兵四万，这就高达四十六万大军。
另外还有个天津被单独开列，这天津镇是由于天津港越发重要之后新设的，还没有被划归蓟辽总督管辖，所以这个镇稍微有点例外。它的马步军只有两万左右，但却有一支水师。不过圣旨只说让高务实兼管天津备战，考虑到水师不可能去察哈尔，高务实也不差那两万步骑，因此天津镇大概不会真正参与作战。
宣大那边和之前差不多，宣府有兵十三万，大同有兵十二万，山西有兵七万，合计是三十二万大军。如此算来，高务实如上次一般，手底下依然是八十多万大军，好像没什么区别才对，怎么就不同了呢？
且不说上次只是虚张声势，而这次是实打实的要“督”军，实际上后面那句赐尚方剑的表述才是更让人震撼的。
本来大明的文官地位就高，专门派去边疆督军作战的总督乃至巡抚都经常有被赐予尚方剑的时候，以便能对麾下将领形成足够的威慑。然而，以往在赐尚方剑时的表述都是“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军法从事”，而这次高务实的待遇却明显不同了，他是“诸将官不用命者军法从事”，并且“毋庸报闻”。
首先最明显的差别就是，高务实有权在他认定对方“不用命”的时候阵斩总兵这大明最高一级的将领，不仅能斩，甚至还“毋庸报闻”。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杀了白杀，连上报都不用，朝廷全面放权，对他不加丝毫制约。
另外还有一点，这句话说得不够确切，是能够引起歧义的。“诸将官”这三个字是应该理解为“所有将官”，还是理解为“所有将、官”？这个差别可是天上地下，前者仅指武将，那倒也无所谓，就算真杀了哪个倒霉总兵，朝中诸公心底里恐怕也谈不上多么心疼。然而万一要是后者那可就不行了，那是要包括文臣的！
怎么能杀文臣呢！这是暴政啊！
虽然圣旨里这话有点含糊，但京中百官显然绝不含糊，纷纷上疏要求皇帝释疑，必须把这事说清楚——说清楚当然不是根本，根本问题是必须保证没有人可以擅杀文臣！
事情到了这一步，甚至连实学派的官员们都无法善了，部分人也跟着上疏表示擅杀文臣是不对的，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仔细看看就会发现，除了高务实这一系的嫡流大部分立场尴尬只能保持沉默之外，几乎处于满朝反对的局面。高务实本人也连着上了两道奏疏，第一道奏疏表示自己绝不会胡乱加罪于文官；第二道奏疏则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自己也不同意经略获得处置文臣的权力，并且强调此乃天子之权，即便是天子下赐了天子(尚方)剑，为臣者也不敢擅专云云。
本来这事按说只是一个字的问题，宫里随便回应一句也就是了。然而不知为何，一连等了三天皇帝都没有传出任何消息来，所有的奏疏如同泥牛入海，一点回应都没等到。
就当外廷的发酵已经有些过度，内阁绝大多数阁老都觉得必须再以请辞来提醒皇帝了，宫里却突然往内阁递了条手谕。这道手谕谈不上命令，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皇帝在手谕中问了阁老们四个问题：“经略何职？所负何责？当予何权？其司何毕？”
经略是个什么职务？经略要对什么事情负责？该给予经略何等权力？经略的任务做到什么程度算是完成？
这看似是四个明确的问题，但阁老们都是人精，知道从表面推及内在，实际上皇帝这四个问题都是指向一件事：如何定义“经略”。
说起来，这可能是大明一贯以来的某种痼疾。有明一代，始终缺乏军事高级长官的经制官职设置，朝廷文官被派遣到地方上，大都是以兵部、都察院等挂衔的特殊身份，驾凌于三司之上。
巡抚、总督两职的来历和差别此前已有所述，两者都不是“经制之官”，本质上都是“事职”，权力来源并非朝廷架构，而是皇帝的临时委任。而“经略”也同样如此，甚至与总督、巡抚已然常设化相比，它既不常设，职司也从来没有准确定义。
换句话说，经略这个职务，它的功能、权力、运作等等，完全取决于皇帝如何安排。
这里又要鞭打一下《明史》了，因为《明史》中说：“天启元年，置辽东经略。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暨后杨镐。至天启元年，又以内阁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称枢辅。崇祯四年并入总督。十一年又增设总督于保定。”
所以说《明史》经常不靠谱，这里就显然错了。从《明实录》中的记载来看，最早的经略并不是出现于天启年间。当然，这里可以将“经略”理解为动词，作为“经营军务负责功略”之类的意思来理解。
如弘治十八年六月丙辰：经略山海关工部左侍郎李鐩回京，上经略事迹。起庙山口迄于密云墓田谷关，展出荒地五十顷二十庙，修边墙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余丈、糠沟三千三百余丈、墩台、敌台、城楼、营堡等项共一百七十余座，营房三百八十余间。(《武宗实录》)
正德十三年正月癸卯：鞑贼五赤金率众往牧河套，将入寇延绥，守臣以闻。兵部议令:“延绥副总兵朱銮、参将杭雄、游击周政、刘玉军安边营等处，纪世楹、冯大经以次东驻便利城堡;总兵柳涌守镇城相机发兵，宁夏总兵安国守镇城，副总兵路英、游击李永定军清水营、花马池、定边营等处，与东路参将各饬兵巡哨、应援，陕西总兵赵文、都御史郑杨驻固原经略。请将俱听自为战守，不必遥制。”从之。(《武宗实录》)
正德十六年七月庚午：兵部奏:“居庸、紫荆、倒马三关修筑墩堡、城楼、墙壕凡九百有奇。都御史李瓒所经略也。”(《世宗实录》)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甲申：起都察院右都御史蹇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右佥都御史户应元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神宗实录》)
当然《明史》也有其他的记载，如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巡抚天津佥都御史万世德经略朝鲜。
在以上这些可以看到，工部侍郎也可以就任“经略”一职，因此“经略”的实际最低“标配”大概可以看做是侍郎。换句话说，就是六部堂上官及以上的大臣即可以在皇帝认为有需要的情况下出任“经略”。
而明史中提到的杨镐，则是在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起升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神宗实录》)
从字面上来理解，杨镐的实际职务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经略辽东”，“经略”在这里当成动词来理解更为合适。
这样理解并没有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总督和经略都常常作为动词混淆在一起使用。如《明史》记载，万历二十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鲜使来请援。二月丙寅，复议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南北诸军。三月乙巳，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己未，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
咦？这里的邢玠就更有意思了，他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既担任了总督，又担任了经略。
那么综上所述，“经略”这个事职实在是非常笼统、模糊，定义十分不明确。皇帝以手谕形式向内阁“询问”这个“经略”到底算什么、是什么，实际上是反将一军：
你们说朕给的权力太过了，但经略本来就是皇帝临时委任的事职，给多少权力是从任务本身的重要性和完成任务所需的权力来综合衡量的，作为大明立国二百多年以来针对蒙古的“最后一战”，那是何等的兹事体大！朕给予“蒙元经略”超出以往各经略的权力有什么不对？
这四问，或者说这一问，着实是把众阁老给问住了。倒不是说找不到话来回答，而是无论怎么回答都很难把这话说得滴水不漏。
文官重不重要？在阁老们看来当然无比重要，完全是大是大非方面的政治正确。然而，皇帝的意思也没错啊，消灭蒙元对于大明而言同样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正确，谁敢反对这个观点，去孝陵或者长陵面前享受凌迟待遇应该是很合适的。
你要问为什么？因为大明朝的“得国之正”就是来自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大明朝的统治正当性的根本注脚。
既然无法做出比较性、选择性的回答，因此内阁只好运用“答题技巧”，避免谈论“哪个更重要”，反而转移关注点，开始讨论“经略”这个职务是否需要明确定义，以及如果需要则该如何定义，甚至还要讨论事职与经制官之间的关系该不该做出某些改变。
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无论是心学派的申时行、王锡爵，还是实学派高党的吴兑、梁梦龙都不打算“抢答”，最后居然是王家屏先开口了。
王家屏的风格一如既往，有事说事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将经略这个不常设的事职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就是说经略一职乃是因事而设，国家哪里出了比较严重的事务需要有方面大员临时坐镇，那么就设置一个专门的“经略”，事毕即罢。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经略一般权力很大，临时设置也就罢了，万一常设，谁来监督他，谁来制衡他啊？
王家屏的立场一贯比较中立，甚至相对来说他对实学派还有些许倾向，这话说出来虽然是针对了高务实，但本质上的确不是针对高务实这个具体的人去的，这一点连吴兑和梁梦龙都很清楚，因此两人也没有跳出来反驳，而是打算等等，先看申元辅怎么回答。
谁知道申元辅还没回答，许次辅居然很少见的主动掺和了进来，明确表示赞同王家屏的意见。他认为经略因事而设、事毕则罢的机制非常好，不仅可以灵活处理各种因为意外而发生、根本不可预料的大麻烦，而且不会导致结构性的权力失衡，从而避免给国家带来隐患。
申次辅意味深长地表示，诸公还是要就事论事，不要动不动就无限拔高——比如说当前这个问题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嘛，只要搞明白一件事就好：欲打赢此仗，真的需要经略拥有斩杀前线文官的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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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键盘的N键似乎有点不灵了，如果出现比较神奇的别字、别词，请大家海涵并提醒我改正。
第274章 蒙元经略(中)
许次辅忽然跳出来提醒大家要就事论事，但仅仅只是这个举动，在场的人精们便立刻开始揣摩他这样做的用意。
要不怎么说成功的政治家都仿佛学过犯罪心理学一样呢，因为在政治家的眼中，另一个政治人物无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首先需要思考的都是对方的动机。
许国的动机并不难猜。他和沈鲤的同盟虽然也称得上实学派内的一方势力，但毕竟依靠的只是他们两位招牌人物，两人手底下的得力干将着实太少。错非两人都身居高位，否则断然不能与高务实手下三届首辅之余荫相抗衡。
更何况除了三首辅余荫，高务实也早已展现出他的文武全才，在九边武将之中的名望举世无双。除非朝廷已经安逸得毫无边患，否则他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绝不会动摇。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次辅作为实学派内部的另一派，不可能指望打倒高务实，而只能寄希望于不让高务实的权力地位继续膨胀。因此，他跳出来说这番话必然是不愿意见到蒙元经略的职权太过膨胀。
吴兑立刻发话了，轻咳一声，慢条斯理地道：“次辅所言极是，就事论事才是正理。不过依我看，眼下的问题倒并不在蒙元经略这个事职的权力边界之上，而是尚方剑的权力是否该有限制……若诸公以为当有，又是因何道理。”
许国一听便有些皱眉，心里有些怀疑吴兑的用意：莫非你想说皇权不可限？
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吴兑应该不会这样无视“原则”——你也是个文官，皇权要不要限制、可不可以限制，难道你不知道？大明的皇权这两百年来不正是我们文官一直在努力限制的？只不过这话不能明说罢了，毕竟皇帝本身就是“天”的具象化，在道理上是不可违背、至高无上的。
不过即便如此，代表皇帝的尚方剑是否也意味着享有全部的皇权，这一点就很值得商榷了，毕竟那只是皇帝赐予的一把剑，不仅效用有时限，行使权力的覆盖面也有规定范畴，那么其代表的皇权本身也自然是不完整的。
在场诸位都是饱学之士，“尚方”的来历他们个个都是清楚的。所谓“尚方”，昔日原是皇宫里掌管皇帝和皇室贵族衣、食、住、行、用具的官署“少府”辖管的一个部门，负责官员称“尚方令”(不是尚书令)，专门掌管皇帝御用刀剑之类器物。
该机构始于战国，秦汉以后相沿，《后汉书》中就有“尚方令一人，六百石”的记载。可见所谓尚方剑、尚方宝剑，就是从皇宫里铸造出来的上等宝剑。这种剑平时藏在尚方，用料精选，做工讲究，绘有龙凤图案，锋利无比，一剑出鞘，可以立毙骡马性命，故汉代称“尚方斩马剑”。
据《汉书·朱云传》记载，朱云曾上书皇帝：“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这段史料说的是汉成帝的老师、丞相、安昌侯张禹贪赃枉法，广占良田、欺压百姓，朱云请求皇帝赐下尚方斩马剑斩杀张禹，以收杀一儆百的功效。
不过这事没成，成帝认为他是以下犯上，一怒之下吩咐侍卫把朱云拖出去斩首。朱云死抱皇宫栏杆不放，侍卫用力过猛，居然把他和栏杆一起扯断。幸亏当时旁边有正直官员为朱云说好话，这才免去杀身之祸。而“朱云折栏”便成为忠臣敢谏的成语典故。
由此可见，尚方剑在两汉时是不会被轻易赐用的。《后汉书·蔡伦传》也记载，帝令中常侍蔡伦(就是改进造纸术那位)升官尚方令，监制尚方剑。而蔡伦后来还说过“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等话。
至于说尚方剑所代表的权力，直至唐代，被皇帝授予尚方剑的官员大都还没有不请示皇帝便能自主决断杀人之权。
到了北宋，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后，开始施行尚方剑特权，赋予少数高级将领“如朕亲临，违法专杀”的权力。据宋《武经备要》记载：“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
不止是宋，辽、金二朝也都有过运用赐剑专杀权的事例，不过多在军政领域，主要是为了解决武将外出征战过程中，距离京师朝廷远，每事奏请，恐失战机的实际问题，这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由来。
但宋、元之前皇帝对尚方宝剑秉持慎用、军用的准则，武将的专杀权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宋史·陈执中传》中就讲，赵匡胤赐大将曹彬尚方剑时吩咐：“副将以下，不听命者可斩”。
后世拍电视剧，最先出名的大概就是青天大老爷包拯，但其实宋代在司法领域并不使用“尚方剑”，或者说专诛特权。
开封府尹包拯断案理刑用的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分别处置违法乱纪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和地痞恶霸。而电视剧中又说开封府尹包公就有一把“上斩昏君、下斩佞臣”的尚方宝剑，这显然是过度的艺术加工渲染出的结果。
究其根源，大概是由于历史上确曾有尚方宝剑，加之民众对清官的无比崇敬和期盼包青天惩恶扬善的心理所致，事实上宋代尚方剑使用并不常见。
元朝时也有尚方宝剑，不过更多是作为皇权的象征和赏赐品，且有隆重的授剑仪式。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道士张留孙以神奇医道治愈皇后的病，帝后大悦，尊其为天师。张留孙固辞不敢当，乃号上卿，命尚方铸宝剑以赐，建崇真宫于西京，专掌祠事。可见此时尚方剑还没有广泛用于国家政务和军事征伐。
至元七年(1270年)时，四川、陕西发生反抗蒙古的武装叛乱，中书省臣异常忧虑，“请专戮其尤者以止盗，朝议将从之。”也就是说中书高官官丞相建议授予出征将帅尚方宝剑“专杀”权力来镇压盗寇，朝议准备采纳。
不过此时翰林学士、侍御史高鸣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元制令天下上报死囚犯，必须报批才准行刑，这是慎重用刑、顾惜民生的做法。现在如果听从中书省的请求，“是开天下擅杀之路，害仁政甚大”。忽必烈采纳高鸣不能乱开杀戒镇压民众的建议，没有授予征伐将帅“专戮”特权。
前朝的尚方剑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大明呢？诸位阁老一回顾，发现尚方剑真正开始“发威”还真就是从大明始。
大明一开始的时候，大将出征的权力象征主要是皇帝赐予王命旗牌，不过王命旗牌只能便宜行事，并无专杀之权。
这其实很正常，毕竟中国历代都有个基本思想叫做“人命关天”。你要问这种思想的表现在哪？在明朝来说，就是如果要处死罪犯，一般是需要皇帝御笔朱批的——赐尚方剑便是给了官员直接杀人的权力，这当然是很大很大的权限。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有明一代赐尚方剑虽然不像过去历朝那样稀罕，但真正开始频繁赐予尚方剑并给予专杀之权，正是从万历朝始。再仔细一点，可以说正是从“万历三大征”开始。
如原历史上记载最为明确的赐尚方剑，就是从孛拜之乱时赐予魏学曾尚方剑。《神宗实录》的原文是这样的：“……并赐魏学曾尚方剑斩临阵不用命者以肃军法。上切责学曾讨贼数月未平，致虏助逆，威令不肃，诸将生玩其间，复有希功忌能观望之念。以方用兵，姑与更新，赐学曾剑一口，将帅不用命者军前斩首。”
之前多次说万历帝有个特点，就是一旦决定用人，给权方面绝不含糊，而且不会因为早期失利而动摇。除非此人拿着大权而长期办事不利，那才会引得皇帝震怒，然后该罢的罢，该杀的杀。
高务实以往出征也有获赐尚方剑的时候，但权限同样是被限制在武将之内，所以朝中文官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就像历史上平孛拜的魏学曾一般。
后来赐尚方剑就开始变多了，三大征时的文官主帅几乎全都被赐了尚方剑。如平杨应龙时的总督李化龙、朝鲜经略邢玠等都在其中。当然万历末年获赐尚方剑的大臣中最出名的大概是杨镐，由于这事过于出名，应该不必赘述。
不过万历朝赐尚方剑好歹都是真碰上了大事，要打大仗，需要调动多方兵马于一人麾下，因此赐尚方剑倒也好理解。然而事情发展到明末就有些不对劲了，尤其是圣天子崇祯帝，赐剑搞得跟赐大白菜似的，终于导致了一个直到后世都争论不休的事，便是袁崇焕杀毛文龙。
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这件事，本质上就是“尚方剑权限”的界定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袁崇焕手里的尚方剑到底能不能杀毛文龙——问题不在于杀得对不对，而是能不能。
正是由于尚方剑的特权没有明文规定，因此事实上每一把下赐的尚方剑权力都不一定相同，具体要看皇帝圣旨中是怎么说的。
在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前，能够看到记载的尚方剑特权大致区别不大。万历末年杨镐的尚方剑，一开始是有人为杨镐申请赐剑，当时官方记载的是“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得以军法从事”，不过皇帝对这次申请虽然批准，但后来赐予尚方宝剑时的授权说明则改为“将帅以下有不用命者先斩后奏”。
虽然前提都是“有不用命者”，但是范围从“总兵以下”改成了“将帅以下”，权利由“军法从事”改成了“先斩后奏”。杨镐的这一把尚方宝剑，在授予“先斩后奏”的权利，并指出“不用命者”这个前提时，还使用了好大一段文字，从当时的背景和君臣往复陈述来表明什么叫“不用命者”——事实上主要针对的是贪生怕死和做逃兵两类。
天启初年熊廷弼的尚方宝剑，官方记载的申请文字是“……甲辰上谕：阁臣请以经略尚书熊廷弼奉命专征，宜重事权，兼隆礼数，除专敕外加赐敕书一道，尚方剑一把，将士不用命者，副总兵而下先斩后奏”。
但是皇帝对这次申请批准后赐予尚方宝剑时的授权说明则改为“熊廷弼仍赐剑一口，将帅以下不用命者先斩后奏”。虽然前提依旧是“不用命者”这一点没有改变，但是授权范围则由申请时的“副总兵而下”改成了“将帅以下”。
袁应泰的那把，则多了一个可先斩后奏的前提。因为他是先向皇帝道过苦水，说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于是皇帝稍谕安慰，赐尚方宝剑说“将帅以下有违节制、不用命者先斩后奏”，依然包含“不用命”这个前提，但是多给了一个“有违节制”。
那么这里第一个问题来了，“将帅以下”到底是个什么范围？其实就是总兵以下——没见过哪位参将被人称作大帅吧？
毛文龙当然是总兵，而且不仅仅是总兵。总兵只是事职，更关键的是毛文龙的经制官已经做到头了——他是左都督，武将顶级。除此之外更吊诡的是，毛文龙自己也有一把尚方剑！
尚方剑对尚方剑，按说那不是一回事吗？然而真不是，文官袁崇焕请出尚方剑，当着毛文龙麾下一大批骄兵悍将的面，面色淡定地杀了他们的主帅。
全场没有人敢跳出来反对，甚至连毛文龙自己都没敢动，就这样任由袁崇焕生生斩了！
是不是有点背脊生寒？但是，这就是文官，就是法度未废时的文官。
文官杀武将如杀猪狗，朝廷诸公不会有什么异议，然而莫名其妙的是在袁崇焕上疏向朝廷报告此事并表示引罪之后，崇祯居然对这样的行为表示了认可：“……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
杀得对不对，后人各有论断，但崇祯帝认为袁崇焕有这个权力杀，这算是官方定性。至于定性得准不准，导致了什么严重后果，其实都是题外话了。反正后来到了杨嗣昌去剿贼时，他干脆自己给自己定了规矩，说总兵“不用命”也不杀，只夺帅印以一副将代之——可见袁崇焕杀毛文龙捅了多大的篓子，造成多严重的影响，以至于另一位顶级文官要自己给自己限制权力。
众阁老历史精熟，各种制度乱熟于胸，都能从自己需要的立场来找到理由。
许次辅道：“前朝俱无此滥权者也，我朝何独之？”
吴阁老便道：“经略蒙元乃二祖列宗之所望，天下中兴在此一举，敢问前朝可有故事以拟耶？”
争到后来申时行终于打了圆场，一如既往地和稀泥道：“诸公各有其理，何不变通一二？我意督抚不用命者，立解其兵柄，简一监司代之；副使不用命，立摘其乌纱，简一属官代之；余者悉以尚方剑从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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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4章 蒙元经略(下)
申时行在后世被称为“八面玲珑”的确是有原因的，这个建议就很好的避免了矛盾激化，同时又不会导致“蒙元经略”加上“尚方剑特权”之后高务实手中的权力出现失控。
尚方剑的特权来自于皇帝的赐予，理论上是皇权的临时让渡，如此一来无论是“怎么让”还是“让多少”，其实都跟别人无关，只要皇帝乐意就行，因此直接反对其实找不到绝对站得住脚的道理。
既然如此，承认皇帝赐予的特权就是无可避免的，何况现在内阁中还有如吴兑这样明确站在高务实一边的阁僚。不过申时行仍然四两拨千斤地处置好了这一问题：你说要“一切为了彻底战胜蒙元”，这我不能反对，但我可以控制力度——即便有人不听令、不用命，也未见得要当时就杀，我准许你临时夺了他的权柄，这不就行了？
至于那个人怎么办，朝廷自然可以“容后再议”，如此主动权便回到了内阁手里。虽说高务实在朝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只要那个被他撤换的人没死，事情就还有转圜的机会。
就算再不济，那也可以另调他职，不至于一下就折损掉了——“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话在任何时代其实都是适用的，真不是胡说八道。
到此，内阁终于勉强取得了一致，站出来就近几日朝廷百官关心的问题做出了一个“总建议”，由首辅申时行亲自撰文、全体阁臣联名附署上奏皇帝。
这一次皇帝的态度也温和了下来，用大加赞扬的语气肯定了内阁众爱卿公忠体国、着眼全局的优良作风。同时，皇帝按照内阁的提议，重新确定了一下高务实这位“蒙元经略”受赐尚方剑后具有的权威。
不过皇帝的决定固然已经下来，作为当事人的高务实还是要按例请辞一番。这属于常规套路，最后肯定是皇帝不允，而高务实勉为其难、战战兢兢接受，因此过程就不多说了。
消息传到尚书高府，刘馨便有些感慨，摇着头道：“以往我对‘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还谈不上太有感触，现在看来还真是这样……难道所有的事情无论对错，只要有两派强大的政治力量相争，最后就只能互相妥协？”
高务实耸了耸肩：“政治这东西，之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说是最肮脏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它与善恶对错无关，唯一与之相关的就是利益。当然，最终妥协成什么样，还与利益相关各方所具备的力量有关。”
刘馨瘪了瘪嘴：“从这件事上看，你的力量似乎倒已经超过心学派了——你看，虽然你不能杀了反对你的人，但至少可以夺了他们的权柄，这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你的意志了。相反，申时行做了这样的让步之后，我想那位蓟辽总督一定要睡不安稳了。”
“未必是我的力量超过心学派。”高务实摇了摇头：“一个人在政治上拥有的力量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量值，申元辅此次妥协并不代表他们整体力量衰退，而只是在此次作战这个特殊事件中不便与我正面交锋罢了。”
“但是不论怎么说，他们现在妥协到这个地步，心学派在此次作战中能捣乱的机会可就大大减少了。”刘馨皱眉道：“可若是他们不捣乱，此战一旦大明完胜，你的声望必定一时无两，到时候他们还怎么遏制你？”
“你说的捣乱，大概仅止于李制军和李总戎二位吧？”高务实摸了摸下巴，道：“他俩当面和我唱反调的可能其实原本就不大，多了这把尚方剑也只能说会让他们更加规矩一些。不过，真要和我捣乱的话又何必非得是前线的制军与总戎？”
“你是说在后方捣乱？”刘馨偏着头琢磨了一下，摇头道：“可是看皇帝的态度，他恐怕绝难容忍有人在此次大战背后搞事，谁这么大胆子敢越这个雷池？再说了，你自己是户部尚书，兵部周本兵也不可能不好好配合你，这种情况下外人又如何给你们捣乱？”
高务实摇了摇头：“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在我觉得可能出问题的方面提前布置，但他们最后会怎么做，现在我也拿不准……你知道，王阁老的胆量可比申元辅大得多，而现在许次辅的危机感恐怕也非常强。他们两方会不会联合起来一致对我，亦或者即便不说联合，互有默契地做出什么事那也是很有可能的，对吧？”
“所以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应对吗？”刘馨问道。
高务实继续摇头：“没有。有些事情很难在事前就安排得天衣无缝，还是要见招拆招。”
刘馨不禁叹了口气，换过话题，问道：“成田甲斐的船预计明天就要到天津了，秘书处已经安排了迎接，另外还根据夫人前次的吩咐为她安排了礼仪教习，所以她大概会在天津呆两三天再来京师。”
高务实“哦”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刘馨见状，微微挑眉：“你没有什么要交待的吗？”
“你们都安排好了，我还要交待什么？”高务实摆摆手，道：“与其关心什么礼仪，我倒是更关心日本方面的动向，尤其是上个月报告的那件事，我总觉得其中有些不对劲。”
“上个月？”刘馨微微蹙眉，道：“你是说丰臣秀吉派人跟着海贸同盟的船队去朝鲜买高丽参和貂皮的事？”
“不错，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件事有问题。”高务实左手五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扶手，缓缓道：“日本虽然以往也和朝鲜有过直接贸易，但基本上是通过对马守宗义智来进行，这一次换成了毛利家派船和我们的贸易舰队同去，为什么？”
“你怀疑其中有问题？”刘馨想了想，蹙眉道：“毛利家的水军在日本算是不弱，但这次不过派了一艘船而已。考虑到人参貂皮都是贵重货物，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高务实道：“历史上丰臣秀吉出征朝鲜之前，也是先派人去和朝鲜谈过的，虽说朝鲜对他的无礼举动明确表示了拒绝，但从流程而言……”
“你觉得丰臣秀吉依然会这么做？”刘馨有些不信，摇头道：“可是我们安排的人回报说丰臣秀吉自从去年死了次子(丰臣鹤松)，整个人现在就关心两件事，一是各种祭奠死去的次子，在全日本搞了许多活动；二是再生一个儿子，和那位淀夫人热火朝天准备再生一个……”似乎察觉到这话有些不雅，刘馨轻咳一声，没有继续。
丰臣秀吉在小田原之战后从远征凯旋回到聚乐第，次年一月，丰臣鹤松不到两岁就生病了。丰臣秀吉命令全国的神社佛阁祈祷病愈，并再次向春日神社捐赠300石进行祈祷，不久丰臣鹤松就恢复了。
但是到了八月，丰臣鹤松又生了病。丰臣秀吉再次命令全国的神社佛阁祈祷病愈，向春日神社捐赠了治愈的上一次祈祷的剩余700石，以及天正十六年大政所生病时祈祷的剩余七千石，还有新的一千石。除此之外，丰臣秀吉云集天下名医为儿子看诊治疗。
秀吉本人也跑去东福寺祈祷，但在三天后的八月初五，丰臣鹤松仍于淀城去世，其遗骸被运往东福寺。由于鹤松不仅是他唯一的亲儿子，而且还是老来得子，因此他的死让丰臣秀吉受到巨大打击。
一日之后，丰臣秀吉便在东福寺剪了髻服丧。德川家康、毛利辉元等诸大名和近习也尽其所能剃发，头发束成了冢形。傅役石川光重对妙心寺58世南化玄兴心服口服，因此建议在该寺举行葬礼，丰臣秀吉同意了，为死去的次子在妙心寺举行葬礼，并将其葬在该寺。
次日，丰臣秀吉在清水寺平复心情，从九日开始前往有马温泉进行温泉疗养，但整个人依旧浑浑噩噩，时不时哀叹悲凄。
之后，丰臣秀吉决定在东山大佛殿旁边建立祥云寺作为丰臣鹤松的菩提寺，以南化为开山迎接。不过由于丰臣秀吉对此寺的要求非常高，目前据说还在全日本收集建筑原料，甚至派人找到海贸同盟，要买一些珍贵建筑材料。
总体来看，丰臣秀吉基本上还处在严重的丧子之痛当中，应该没有太多的心情考虑什么出征才对。然而原历史上丰臣秀吉同样悲痛，可依旧在“悲痛”之中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可见这两件事之间并无太多关系。
高务实对刘馨说的这些情况不以为然，摇头道：“急着生孩子也不至于其他什么事都不关心，祭奠爱子同样如此。另外，德川家康那边传来的消息不也说了，丰臣家暗中要求毛利家提高石见银山的产出，然后又和咱们联系进口南疆的大米吗？他要那么多大米做什么？”
“日本不是一直比较缺粮吗，买大米或许只是他想要用大米拉拢部下，或者新降服的陆奥诸大名呢？”刘馨皱眉问道：“你是怀疑他在囤积粮食，为出征做准备？”
高务实手头也没有什么直接证据，只能答道：“无论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总之不能不防。你安排一下，通知去朝鲜的那支分舰队注意毛利家的人，看看他们是否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动向，如果有的话，必须及时报告。”
刘馨应了一声，问道：“还有其他事么？”
“你哥哥到叙州了没有？”高务实问道。
“哪有那么快呀，他驻扎滇西南那么久，现在突然要移防，不仅所部需要打包各种物什，而且也不能说走就走，还得等人先过来接替他才行。”刘馨笑了笑：“我估摸他现在能出发就算不错了，甚至就算真走得特别急，现在应该也还出不了云南。”
高务实想了想，又问道：“令尊是从四川起家的，又在贵州立下平蛮大功，当时令兄也参战了，算起来对贵州的人文地理情况都应该十分了解，对吧？”
刘馨点了点头，很有信心地回答道：“这一点你放心，当年家父家兄在贵州大开杀戒，刘家军的名头响亮得很。尤其是家兄，当时他才十三岁便立下那么大的战功，而且好几次是冲锋陷阵手刃数十蛮子，贵州土人与蛮子多有联系，对家兄十分畏惧。我个人甚至怀疑，家兄去了叙州之后，杨应龙没准就不敢反了。”
高务实当然知道刘綎在当地的杀名，但他可不敢如此乐观，虽然点了点头，但想想还是有些不解，道：“有件事其实我一直都有所怀疑，就是关于杨应龙的兵力问题。”
“怎么说？”刘馨问道。
高务实道：“我记得史书记载，杨应龙造反之后似乎有八万兵，但根据这些年我多方派人侦查，无论明的暗的，似乎他手里都应该只有两万多人。即便如当年广西岑黄两家那般来算，土司战时能动员不少土民参战，可是杨应龙手里也不应该凑出超过五万兵马才对。这么说……那另外三万人是从哪来的？”
刘馨皱起眉头，想了一下道：“这很难说，没准是其他小土司跟着他反了，也没准是因为土司治下的土民有很多根本就是‘黑户’，朝廷这边掌握的情况失真严重。”
高务实沉吟片刻，问道：“令兄麾下有多少人？”
“你是问刘家军本部？”刘馨略一思索，答道：“本部的话，不超过两万，但这几年下来通过重新整训与编练，光是降倭夷丁就有差不多一万了。”
高务实不禁一怔：“总兵力怎么还变少了？降倭夷丁又为何变多了？”
刘馨耸了耸肩，解释道：“总兵力变少是因为精兵化。在你的支援下，刘家军现在也算鸟枪换炮，装备比以前爹爹不疼姥姥不爱的时候强多了，但火器化程度提高之后，刘家军却养不起那么多人，因此只好缩编。
至于降倭夷丁编制扩大，那倒不是编练的新倭寇，其实大多都只是‘夷丁’，与‘降倭’没什么关系。这些新加入的人有不少是我前次从南疆那批俘虏中挑选出来送给家兄的，至于后来他如何遴选与编练，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高务实听了不好说其他，只能提醒道：“这些人既然是缅甸和暹罗所出，又在滇西南与缅北训练了几年，想必对山地战应该有些心得，我就不多说了。不过你最好派人给令兄递个口信，让他不要懈怠。播州杨家自唐末便成了当地土司，论历史比岑黄两家还要悠久，号召力可能非常强。”
刘馨见他很是郑重，也收敛了轻松的姿态，正色点头道：“知道了，我会提醒家兄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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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5章 开春
禁卫军司令部在民间俗称京北大营。经过几年时间的修建，如今已经是最能代表京师强大武力的象征。禁卫军这几年来足额足饷、精兵精械，又有戚继光这种顶级练兵专家长期训练，论战斗力比老京营剩下的生产建设兵团高了不啻十倍，也绝不是锦衣卫大汉将军和阉宦组成的净军能够相提并论的。
这一次灭元之战，皇帝对高务实的最大支持不仅仅是给了蒙元经略的头衔，给了迄今为止权限最大的一次“尚方剑特权”，更直接的一点便是将六万余禁卫军一个不剩全交给了他作为蒙元经略的中军核心。
不过，虽说是开春即开战，但由于这些年越来越冷，开春的时间却有一年更比一年延后的迹象，以至于朝廷拖到二月中旬才正式举办了赐剑礼，将尚方剑赐予高务实作为权威象征。
又次日，才在京北大营举行了誓师大会，授予高务实经略帅印、王命旗牌、禁卫军虎符等一应权物。
与此同时，禁卫军也进行几场简单的演练，为难得来一趟京北大营的皇帝与朝廷百官展示了一些诸如队列变换、三段击排枪打把、火炮阵齐射、骑兵射击接冲阵等常见战术动作。
看着大批草人被打得残腿断臂乱飞，无论皇帝还是衮衮诸公，对于禁卫军的表现都非常满意——虽然高务实觉得其中绝大多数人根本没看懂个中门道，无非图个气势宏大罢了，但并不妨碍他作为蒙元经略为禁卫军提前混点福利，以禁卫军上下苦练有功为由请皇帝赏赐。
皇帝虽然是皇帝，毕竟也是正常的年轻男人，好观兵是肯定的，因此心情极其高兴，十分好说话。
本来高务实心里的想法是让皇帝顺水推舟，说一句“着户部厚赏”就行，反正这波赏赐的钱帛物资他高司徒早就准备好了。哪知道年轻皇帝一高兴，没说让户部赏赐，反而大手一挥，下了口谕：“取内帑银三十万两分赐尔等，朕在京师候吾三军凯旋！”
这兵都还没出呢，三十万两银子已经洒水似的下去了。大明万历天子的王霸之气充斥京北大营，激起禁卫军震天的欢呼，“吾皇万岁”之声响彻云霄！
志得意满的皇帝陛下昂首挺胸，欣然接受了禁卫军的顶礼膜拜，离去的时候整个人走路带风，足疾什么的好像根本不曾有过。
内帑这笔银子属于意外之喜，皇帝来之前其实也没准备，所以司礼监还得赶紧去协调一下，今天肯定是下发不了的。不过高务实也没有因为皇帝额外赏赐就偷偷摸摸省下一笔，在皇帝和百官走后，依旧宣布了他的赏赐。
当然，高务实的赏赐是以蒙元经略的身份下达的，走户部的账，不可能也给三十万两现银，而是给“明联储”小额银票，面值一两，每人两张；给猪五百头，鸡两千只，棉衣一件。银票和棉衣人人有份，猪、鸡则当场宰杀，为今日伙食加餐。
正经来讲，这里面的大头还是发钱，不过给银票和给现银实际上大大的不同，道理之前说过，这种大范围的以银票取代现银是可以提升明联储银票——也即纸币信誉度的，当然前提是能够兑付。
十二万两银子当然可以兑付，何况明联储不仅仅是个金融机构，它运行的一年以来还有整个京华及北方大商人集团的集体背书。什么叫集体背书？就是拿着银票去京华或者海贸同盟等泛京华系商家处买东西，这银票确定能足额买到相应的货物，这就是背书。
如果这个道理还不懂，想想后世某段时间红朝如何帮米帝稳定肆意泛滥的米元超发导致的危机就知道了。货币发多了，如果货物不足就会引起通胀，但有一个货物超级生产国在不断提供物美价廉的货物，这种超发的通胀影响便会被相应抵消。
大明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通胀基础，因为市面上的货币一直不足，这也是历史上明朝中后期成为白银无底洞的原因。它是生产力相对于货币出现了过剩，其实一直都在通缩之中。万历朝物价如此便宜，一头牛最贵的时候不超过四两银子，最便宜时居然只要二两多，这就是典型的通缩。
正因如此，高务实现在根本不担心银票超发，甚至还要想方设法多发点银票下去。不仅在大明国内大量投入纸质货币，他同时还在搞另一种针对周边国家的金融战。
比如日本方面，高务实一边以强大的贸易力量从日本赚取大量白银和一些黄金，同时又在大明国内制造永乐通宝去日本市场花掉——之前说过，永乐通宝因为质量好，在日本是绝对的硬通货。
这样一来二去之间，日本白银大量流出成为明联储的储备金，明联储按照比例超发部分银票，便能缓解大明国内的通缩。不过某种程度上而言日本也没亏，因为日本自己造的铜钱质量很差，市面上也一直存在货币荒，现在正品永乐通宝大量涌入，倒也能稳定日本的货币市场。
不过这并不是计划的全部，接下来——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京华会逐步与日本大商人们使用明联储银票结算贸易，慢慢再推广到日本全国，最终形成明联储银票成为日本事实法定货币这一局面。到了那个时候……嗯，能做的事就很多了。
试想一下将来某天，日本朝廷、各路大名以及大商人手里掌握着海量的明联储银票，此时高务实忽然威胁一句：“若尔等如何如何，则明联储不予兑换”。
那个场面……啧啧，简直美得不敢想象。当然，以高务实的做派，肯定不会对所有势力一起威胁，而是单独威胁其中某一部分，试问被威胁者能如何反抗？
倘若高务实再加上一句，“日本其余诸大名若能取其银票来换，我明联储依旧兑付”，那被拒绝兑付的倒霉蛋怕不是只能被其他大名分尸了。
所以说生产力就是战斗力，因为生产力可以支撑起金融能力，而用金融手段控制敌对方，既不必死很多自己人，还能“文明”的收割韭菜，甚至掌控对方生死，比打仗的危险性小多了，代价也同样小多了。
作为霸权，一定要善用自己的力量。强如某个时期的带英，不也被布尔战争坑得灰头土脸么？大明现在的军事实力相对而言还不如那个时期的带英呢，使用这种力量必然不能没有限制。在山旮旯里花二十年砸进两万亿却一事无成这种蠢事……高务实表示敬谢不敏。
户部的银子和物资发完，高务实却没有留下来与禁卫军同乐，而是去了离京北大营不远的见心斋别院。
自从蒙元经略的帽子戴上，由于天气原因又不能立刻出兵，高务实有了公然翘班的理由——住在见心斋离京北大营近嘛，就不必天天去户部办公了。于是自从成田甲斐抵达京师起，他基本上都住在见心斋。
黄芷汀那边也适时传来新的消息，因为去年她虽然回京的时间不算很短，但却没有怀孕，所以这一次特别叮嘱说成田甲斐年近双十，即便按照夫君的说法也是适合成孕的年纪，所以……总之就是子嗣不够，夫君要多多努力。
高务实对甲斐姬倒也满意，毕竟是“东国第一美女”嘛。而且，她一个能上阵斩将的姬武士，身高虽然比高务实矮了一个头，但在寻常日本人里已经超过许多成年男子了，这一点让高务实见到她的时候很是松了口气。
更让高务实满意的一点则是甲斐姬居然还会汉语，虽然有点磕磕巴巴，但至少能够交流。高务实问过之后才知道，她其实小时候就学过一些汉语的，但侧重点是书面而不是口语，因为日本此时有许多书都是纯汉语。
作为家格甚高的藤原北家流公主，甲斐姬五岁就开始学习汉语了，但因为平时也顶多就是看看书，很少有机会用汉语与人交流，口语能力很差。
到了成田家谈妥将她嫁给高务实这件大事之后，甲斐姬趁着不必马上来大明的机会恶补了一下口语。她请罗远帮忙买了好几个汉女做丫鬟，天天和她们用汉语交流，等到来见高务实时基本上就不必为语言问题纠结了。
高务实反倒对甲斐姬说话的风格别有一番喜爱，因为相对于汉语有四个声调，日语的特点是它几乎全部是轻音，而且元音与辅音的比例很好，听起来软软糯糯的，颇有吴侬软语的风格，在高务实看来很适合这个年代的女子。
习惯了这种发音的甲斐姬在说汉语时也依然软糯轻柔，让高务实听着每每有种昔日看动漫时的错觉。要不是高务实并不打算学日语，没准会让甲斐姬干脆就说日语算了，也算是一种缅怀过往的方式。
不过，日语可以不学，日本的许多一手情报他还是要了解的。高务实比较关心的两个人，一个是丰臣秀吉，一个是德川家康。不过甲斐姬对丰臣秀吉了解不多，对德川家康的了解也只能说泛泛，大抵是家康在本能寺之变后占据了武田旧领，与北条家成了姻亲、与成田家也差不多成了近邻之后才听说过一些的。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关于德川家康的情报甲斐姬了解也不多，只知道家康一边安抚当地，一边准备治水，其他方面不是很了解。非要说还有什么，大概是听说他也在拉拢三崎城的海贸同盟关东舰队——但这个不必甲斐姬说，高务实比她清楚多了。
然而有一件发生在关东周边的事情，甲斐姬带来的消息倒比关东舰队提交的报告更清楚一些，那就是葛西·大崎一揆事件。
早在日本天正十八年十月初，大崎旧领即木村氏现领地的中新田米泉一带，就因传马役的赋课问题导致古奉公人(大崎旧臣)和当地人不满，其中三十余人被杀，此事被甲斐姬认为是大崎葛西一揆的前兆。
后来不少大崎、葛西旧臣没有离开本领，遭到了木村家臣的上门征税，导致这些旧臣不满的堆积。首先是胆泽郡的柏山一带爆发一揆，杀死木村家臣，后来扩展到气仙、磐井、玉造郡等地。部分木村家臣脱逃，半路又遭到一揆的袭击。在大崎家旧臣、亲伊达方的氏家兼继的帮助下逃入伊达领。
甲斐姬说，在十月十八日伊达政宗给前田利家家臣德山秀现的文书中只提到仙北一揆而没有大崎葛西一揆，但在二十三日有所提到，或许十八日时伊达政宗还不知道大崎葛西领内爆发了一揆，亦或者装不知道。
得到消息的政宗立即组织兵力出阵，并计划于二十六日亲自出阵；而奉丰臣秀吉命令新移封过去的蒲生氏乡在二十六日得到消息后计划于一日出阵。氏乡给政宗的信中之意，是想让政宗伺机而动，而政宗也在不断调略一揆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不知怎的，蒲生氏乡似乎无法信任伊达政宗，拖到十一月五日才出阵，在十一月二十日拿下名生城后就托病不出。二十四日，木村父子被伊达军救出，二十八日，政宗和氏乡交换起请文。
甲斐姬认为，木村氏统治对于大崎葛西旧臣的压制，使得当地势力结成一揆反抗，此时似乎看不到政宗的实际参与。但在伊达、蒲生相继出兵后，双方无法有效的取信于对方，导致氏乡对于政宗的很不放心，双方都到了交换起请文的地步。
而且对政宗怀恨在心的须田伯耆向氏乡密告政宗与一揆有往来。甲斐姬认为这里又分为两种可能，一是须田伯耆怀恨在心，因此诬陷政宗；二是除了须田伯耆外还有曾根四郎助，此人为政宗右笔，有机会接触伊达家的文书，因此政宗或许有可能确实与大崎葛西方的势力有往来，例如大崎旧臣中目重种以及一揆方的板元都休斋等人后来都投靠了政宗——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单纯的投降。
总而言之，甲斐姬认为此时关东东北方向的局面很不稳定，丰臣秀吉那边不知道为何，一直也没有太大的动作，甚至都没怎么表态。而与此同时，德川家康虽然也没有表态，但看起来似乎比较紧张，据说往东北方向调动了部分人马，摆出小心防御的态势。
甲斐姬虽然表达了一些个人猜测，但没有用上一句肯定的话，而把判断权交给了高务实。
高务实踩着化了一半的积雪，走了没几步便停了下来，微微摇头道：“丰臣秀吉故作镇静，德川家康故作紧张，有意思。”
甲斐姬只用略微惊讶的声音“诶”了一声，却没有多问，只是眼睛里有些疑惑。
高务实哈哈一笑，对她道：“丰臣秀吉故意让蒲生氏乡压一压伊达政宗，这是为了树立蒲生氏乡的威望，毕竟他也是将来要看着德川家康的重要人物之一；德川家康忙着开发关东，又生怕丰臣秀吉太惦记他，故而装作紧张兮兮的模样，这一是为了安秀吉的心，二是为了把自己撇清在无关事务之外……”
“老爷真是睿智呀！”甲斐姬很日式的恭维道。
高务实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才苦笑道：“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话的方式很想是说反话？就是说很像嘲讽。”
甲斐姬很是吃了一惊：“怎么会呢？”
高务实又笑起来，摇了摇头道：“过几日我便出征了，你可以多和刘秘书长……以及孟古哲哲多聊聊，有些语境方面的问题，熟悉了就明白了。”
“哈依……哦，是的老爷，我会照您吩咐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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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伐元(一)戚帅
禁卫军的六万大军终于出发了。这一次出动，在高务实的建议之下，朝廷特意张榜宣告出兵时间，并准许京师及周边百姓可至京北大营附近参观，引来了超过十万人的民众围观，以及数以百计的藩属国使节——他们都是年前来上贡拜年的使者团队，被特意留到此时的。
这不止是一次简单的战争，不是一次简单的出兵，高务实要以这样公开的方式来宣扬大明的国威与军威。
这几年逐个创办起来的《京华时报》、《海贸周刊》、《实学动态》对此次出兵提前进行了密集报道，且以京师各茶楼的“茶博士读报”体系为手段，将此战的起因、准备、战前分析、战后前景等方面进行了各种分析。
这些分析当然不全是基于真实情况而来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战略欺骗必不可少，不过其中仍有七成为真，尤其是对于当前局势的各种分析列项方面，几乎都是真实的。
这其中不仅包含了朝廷自俺答封贡后二十年来的各种振兴改革，甚至还包括了本次出兵可能动用的兵力——其实也没什么值得隐瞒，几家报刊创办都几年了，一些基本情况早已公开，根本没什么可以保密。
如宣府有兵十三万，大同有兵十二万，山西有兵七万，辽东有兵十八万，蓟州有兵十八万，昌平有兵六万，保定有兵四万以及禁卫军有兵六万这些情况，即便京师百姓也是如数家珍。
如果说真有什么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大概也只有如“各镇究竟会出兵几何”，以及“高经略多久能够荡平蒙元”之类。总体来看，京师的舆论基本被控制得很好，民众没有谁认为这场仗会打输，问题不过是如何赢、多久凯旋之类。
高务实当然知道这会对自己形成某种压力，不过他关心的点也不是自己的压力，而是希望籍此一战改变民间对于国家战争与自己无关的旧思维——这种思维在鞑清末期被称之为麻木。
换句话说，高务实是要用这一战唤醒民族精神，凝聚社会共识。为达成这一目的，自己承受一些压力在他看来是完全值得的。
与此同时，高务实也要用这次出兵震慑各藩属、羁縻，让他们知道大明的强大不是嘴上随便说一句“我大明带甲百万”。他要让他们清楚的了解到，这“带甲百万”是何等精锐，是何等实打实的摆在他们面前，成为一道他们跨不过的高山。
别说跨不过，你们连想都不该朝这个方向去想！你们应该哪怕只是想一想，都觉得两股战战，几难人立！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禁卫军此次出兵几乎当众摆出了全部家当。
禁卫军自编成之后也做过小幅度的加强调整，现在拥有第一至第五共五个镇，每镇官兵定额12512人，各由步、马、炮、工、辎五大兵种组成。
禁卫军司令部编有军指挥部一个、军直属警卫标(相当于团)一个、军直属骑兵侦察营一个、军直属独立火炮营(为重炮加强营)两个、军直属工兵营两个。
整体上来说，全军五个镇共计62560人，军直属部队5630人，实际出兵68190人。其实不是六万，应该说是七万。
那么各镇在装备方面的具体实力如何呢？
以禁卫军第一镇为例，全镇装备万历二式刺刀款步枪6880支、万历二式骑枪1680支，京华产陆军三号炮54门，京华产陆军二号炮24门，京华产陆军一号炮6门(此次未携带)，战马、挽马6712匹(骑兵人均3.2匹，实际配属3匹，剩余为军直属预备和炮兵拖车使用)，偏厢战车及辎重车826辆，全员被甲(因兵种差异而有多种款式，包括轻、重、长、短各类)。
简单地说，这个配置如果把枪支、火炮的水平提升一下，仅从配备比例而言，别说现在还是1592年了，就算放到1892年，那也是列强主力部队的级别。
于是京师百姓和各藩属国、羁縻地区的使者就看到了数百门源源不断的轻重火炮炮车在步兵、炮兵的护卫下向北进发。
八千多名身着明光罩甲、骑跨具装战马的重装骑兵簇拥着军指挥部，中军主阵一面“蒙元经略高”、一面“大明禁卫军司令戚”的醒目大纛，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高高飘扬。
中军主阵中虽然有一辆气派华贵的马车，但马车的主人，被称之为“天下第一文帅”的蒙元经略高务实却并未端坐车中。此行他穿着一身大红坐蟒曳撒，骑在一匹高骏的金甲白马之上，与身旁一身戎装的禁卫军司令戚继光大帅并辔而行。
当然，说是并辔而行，但眼尖的看客一定能发现，骑术极佳的戚大帅始终能控马走在稍稍落后高经略的位置，至始至终绝无分毫逾越。
唯一与众看客原先所想有些差别的，大概是这二位的神色。
大明朝也是有“刻板印象”这东西的。常人一般认为文官大臣面对武将就该是一脸严肃，仿佛对方欠了他几万两银子还不出来的模；而武将面对文官大臣则应该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腰都得时刻弓着，回答问话时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才对。
然而众人惊讶的发现，此行一路上戚大帅都是面色严肃郑重的模样，而高经略反而面带微笑，一路谈笑风生。看高经略的动作神色，似乎一直在评点禁卫军的军容军貌且评价颇高，旁边的戚大帅虽然在回话时经常微微躬身点头，但面上却并无谄媚。
这可着实让普通人开了眼，联想到茶博士们读报时常说，高经略反对“视武将如走狗”，强调“凡为国出力，即当栋梁待之”的话，不由多了几分思考和钦佩。
连绵不绝的大炮，寒光闪烁的刺刀，川流不息的战马，飞舞飘扬的军旗，一切的威武强大都已在不言之中述说着大明的威严，刺激着吃瓜群众们的感官。
很多人开始不由自主地振臂高呼：“大明——威武！”
终于，所有的“大明——威武”开始变成齐声高呼，一时之间声势滔天，震得许多使节耳膜轰隆，面色微变。
当安南使者头一个跟着举起右臂，大喊“大明——威武”之后，大明金国、朝鲜王国、南疆诸国、女真各部以及朵甘都司、乌斯藏都司等处使者，也都忙不迭跟着“欢腾”起来。这其中甚至还有不少南洋小国的使者，以及代表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异母弟穆尔哈齐。
“堂堂战阵出塞北……”禁卫军中军之中，戚继光大帅感慨道：“二十年前，末将岂敢有如此奢想？我大明能有今日威势，故有先恩相文正公开风气之先，恩相东野、凤磐二公萧规曹随之为，而实赖司徒之力也。继光不才，惟一命以效之。”
“戚帅言重了。”高务实依旧面带微笑，说道：“天下施政，其策当久，若无三代首辅之奠基，谈何今日之军威？我常想，执国柄者当怀一念：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若能以此行政，何愁万民不服、社稷不固、四方不靖？故若此战功成，三位前相之功尤当铭记。”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戚继光喃喃念了一遍，立时肃然道：“末将曾闻，‘审格局，决一世之荣枯；观气色，定行年之休咎。’今聆司徒教训，方知鸿鹄高志，继光受教了。”
“学生岂敢言教。”高务实摇摇头，也收敛起了笑容，正色道：“戚帅与学生相交多年，当知学生或于战略稍有心得，但于战术却并无深研。故此战学生虽为经略，兵事细务仍需戚帅不吝指点……如今开战在即，敢请戚帅高见？”
戚继光当然知道高务实这话只能听一半，毕竟如此一场决定大明声威的大决战，又是在多年以前就开始潜心谋划的大战，以高司徒行事的风范哪能没有定策？不仅肯定有战略规划，甚至作战计划都绝对不止一个两个。
不过他觉得，高司徒这样说也不完全是谦虚。毕竟，掌握数十万大军的经略不可能去为每一位将领的作战任务思考具体战法，这个层面本就该是一线将领们自己的事。而说到一线作战，戚继光若谦称第二，此刻的大明恐怕没人敢说自己第一。
戚继光对此其实也是有预案的，因此听了高务实的话便道：“不知司徒以为察哈尔会如何应对此战？”
高务实道：“我意察哈尔只有三种可能的应对之法：其一，集中兵力，专打一路，辗转周旋，以疲我而胜；其二，如永乐时残元故智，我进则退避三舍，我退则重据旧地，如此我军劳师远征损耗巨大，察哈尔看似狼狈却难伤根本；其三，不与我战，远遁外喀尔喀和林旧都，保存实力觅势再起。”
戚继光微微一笑：“如此说来，其此战除却第一条之外，后两条法子都是避免与我军作战，意图以拖垮我补给线为法宝，留待将来再作计较。而且即便第一条法子，最终还是要避开我军主力锋芒，以拖取胜。至于打我一路，无非展现其不肯示弱之心。”
高务实点头道：“我军此番足以集结数路大军，而每军不少于十万，即便单路对上察哈尔及外喀尔喀全军亦不落下风。如此环环相扣而互为犄角，但凡不露破绽，其实图们想先破一路也是难上加难。”
“那也就是说，图们最有可能的选择仍是避开我军绞杀，重现成祖伐北时胜而难灭，蒙古总能死灰复燃之境况。”戚继光道：“既然如此，我军此战之要义便很明确了，那便是不可满足于击溃或驱逐，而必须加以歼灭或成建制降服！”
“然也。”高务实欣然道：“欲成此势，戚帅有何高论？”
戚继光叹道：“原本最好的法子其实是效李卫公故智，不仅八方四路张网合围，且以一路精兵突袭汗庭，杀人斩首，一击制敌。
不过，鞑虏虽拙于智计，如今却偏有布日哈图此等英才。依末将观之，此人或曾读到此战而着意防备，因此突袭之策虽未必不可用，却不可如李卫公一般仅以三千精骑为之，否则一旦遭布日哈图看穿，此行凶矣。”
高务实对戚继光的回答毫不意外，微笑道：“戚帅所言甚是……但不知可有后文？”
戚继光笑道：“观今日盛大出兵，末将以为我军此战即便确有奇计可行，司徒也必不肯为之。”
“哦？戚帅何以有此一说？”高务实笑问。
“无他，只因司徒此战不仅求胜，更欲为大明造势也。”戚继光目光炯炯，说道：“兵法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末将观司徒今日出兵，不止是为伐灭北元，更是欲以此胜而威震八荒，慑诸蛮夷于乱前。既如此，若我出兵数十万，最终却只靠一场偷袭而致胜，则何以布我天威于四海？
惟设天罗地网，使北元走投无路，乃至拼死一搏亦无济于事，只能引颈而就戮，如此才能威加海内，万邦臣妾。
故此，末将斗胆一猜：司徒此战必不以奇技妙策为然，而将狮子搏兔，四面张网，以堂堂之阵力破之！”
高务实哈哈长笑，虚指了指戚继光，赞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戚帅。”戚继光连道不敢，高务实又道：“戚帅既知我意，想必亦有全我此意之策。”
戚继光道：“此战之重要，末将以为图们、布日哈图亦是心知肚明且早有准备。彼在北而我在南，即便我军势大，所谓四面合围也难以布置，其实多半只能形成东西南三路夹击。
如此北路一空，便成了围三阙一之势，其仍有机会伺机攻我一部，以观我军虚实，或以小胜振奋其军心，以便长期周旋。此时我北路既空，彼等仍有机会依靠骑兵优势逃出生天，则我军追之甚难，数十万大军难以奏效。
为免这般局面发生，末将以为此战之关键便在于设法以一路强军悄然北上，堵死其北逃之路，守株待兔，等着图们一头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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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伐元(一)四路大军
高务实率领禁卫军北上的同时，受他所辖的各镇、各势力也早已在他的先期命令之下行动起来，整个伐元之战由西到东大抵可以看做四路大军。
第一路，大同出兵六万，会同土默特四万、鄂尔多斯两万，共计十二万，合兵于归化。这一路军的任务目标，在京师报界中流传的说法是“该军北上大沙窝以西，切断察哈尔与外喀尔喀之联系”。
第二路，宣府出兵六万，太原出兵四万，共计十万，合兵于龙门卫，预计往北出独石口。京师报界流传的说法是“该军北上遮蔽归化以东，并东进压迫察哈尔蒙军活动空间”。
第三路即高务实本部，也被称之为中路。此路中军实力最强，有禁卫军约七万，蓟镇八万、昌平三万、保定两万，共计二十万，合兵于密云、遵化两县。
这两县都是军事要地，密云是蓟辽总督主要驻地之一，遵化是顺天巡抚主要驻地之一。本来两县都是很能驻扎大军的，但二十万大军实在太多，因此被分作两处，高务实本人带着禁卫军去了遵化。
这一路既是中军所在，又离京师最近，显然是京师报界最为关注的对象。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高经略本人所在的遵化将是主力所在，预计禁卫军与蓟镇精兵都会集结于此，或将高达十五万之多。
遵化这一路将“出喜峰口至大宁，以大宁城为伐元之战核心支点，经臣亲自坐镇运筹”。而密云的五万大军虽然也不弱，但在这种时候也只能甘当绿叶。报界认为“该军将出古北口，占据哈喇河套、白马川、小兴州一线，为京师屏障，并与大宁互为犄角之势。”
总而言之，报界的这些看法基本上认为中军虽然强大，但由于背后就是京师，肯定不会做轻易之举，搞出什么鲁莽操作。
高务实堂堂蒙元经略，当然不能轻易涉险，因此他率军十五万坐镇大宁，侧翼有密云过来的昌平、保定两军五万人，如此既能对东北方向的察罕浩特形成威逼和压迫，也能看住京师门户，诚然万全之策——说人话就是稳如老狗。
最后一路自然便是辽东军。辽东这边本来从地理角度而言是辽东总兵李如松驻地广宁最接近察罕浩特，但考虑到此次出兵会集合辽东周边大量仆从军，而这些仆从军所在地区都偏东北，因此集合地点改在了沈阳——其实一开始是考虑在阜新集合的，但阜新城人口主要来自于移民，目前城池规模不够，所以只好去沈阳。
这一路军的单从人数来说，几乎不弱于高经略亲自坐镇的中军。它有辽西李如松部六万——这里要着重强调，李如松的确是个豪爽人，出手绝不抠抠搜搜，这六万大军里他自家的家丁精锐就占了一半，剩下三万人里又有接近两万是他麾下其他将领们的家丁。
换句话说，这六万大军里将近五万都是家丁级别的精锐部队。假设这支军队全部损失掉，辽西防务差不多就可以看做是彻底崩了，效果基本等同于原历史上萨尔浒之战后的辽东。
除了辽西李如松本部，辽河以东的萧如薰集团或者说实学派高党嫡系也几乎主力尽出，萧如薰、麻承勋、马栋等部纷纷调集麾下精锐，合计出兵五万。同时，京华方面还提供了一万支援，让辽东能与辽西在兵力上势均力敌。
这样一来，辽东辽西两方合计高达十二万之多——要知道辽东明军总兵力也不过就是十八万，这一次直接拉出十一万(不算京华)，意思显然是能够野战的兵力全部用上了。
但辽东军的实力并不止于明军本部，在高务实特意营造的“禁卫军出征仪式”震慑下，女真各部凡有一战之力的部落全都收到了来自于蒙元经略的命令，要求各部检点人马随军出征，高务实在命令中明文肃令：“凡违令者，皆以忤逆论罪”。
很难说是大明的威势太盛还是高务实本人的威势太盛，亦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总之这些命令传达到各部，根本没有人胆敢明抗此令。不仅被一贯视为大明忠犬的哈达、叶赫二部立刻表示“恭领经略钧令”，连地处颇远的乌拉部都连忙派了人去开原，表示自家正在集合部众，一定“竭诚尽心为朝廷出力”。
最具代表意义的则是建州左卫努尔哈赤方面，他也很快上书辽阳，表示愿意遵命随征。虽说这厮的回信里说了一大堆困难，比如“建州二分”之后他所部辖区“蛮荒偏僻”，穷得叮当响；又扯淡说长白山三部当时针对他搞封锁，逼得他只能出兵，结果又花掉了很多积累，如今全族都是勒紧裤腰带勉强糊口云云……
但是归根结底一句话，困难虽然很大，他还是愿意出兵的，只是希望经略大人能网开一面，准他建州左卫自由马市——其实不久前高务实已经准许他们去宽甸贸易了，但宽甸马市不是常开的，一个月才开一次，一次只有三天，所以现在他还想去鸦鹘关。
当然，由于高务实这次的命令极其严厉，努尔哈赤这些话也没敢摆出“你不答应我就不出兵”的态度，而是先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愿意出兵，只是希望经略大人看在他们家“历代忠良”的份上考虑一下他的诉求。
整体上来说，努尔哈赤的态度还是放得很低的，以至于高务实收到报告的时候都不由得有些感慨：历史上能有大成就的人果然都不是什么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只能是有着远大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就如同现在的努尔哈赤一般，明明心里肯定已经有了统一满洲的理想，但既然人在屋檐下，就一定会老实低头。他绝不会蠢到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得罪大明、得罪高务实，以免在不久的将来被大明拉着全满洲乃至于东蒙古各部围殴至死。
这一通操作下来，女真各部便开始东拼西凑。大部如叶赫、乌拉、哈达者出兵均达万余，一些小部则可能出个百十号人也算出兵——毕竟有些部落总人口也只有千把人。女真嘛，现在就是这么裂得犹如神罗，强弱悬殊也很大。
最终的结果是，女真各部汇总随征的兵力将近五万。这个结果让高务实颇为吃惊，因为这次的命令虽然女真各部不敢违背是几乎可以肯定的，但能凑出差不多五万人还是超过他的预计，毕竟他们不可能把全部兵力都拉出来随征。
没有拉出全部兵力居然能接近五万人，这和高务实原先印象中实在有些出入，要知道历史上满洲八旗很长时间里可能也就五万左右的兵力。
清军入关前，满洲八旗牛录总数是318个，当时一牛录人丁标准是300人，但事实上大量的牛录并不满员，以至于有些地方100人也可编成一牛录。入关前八旗满洲有丁55330余人(仅指丁男)，那么即使是全军齐出不留一个男人，满洲八旗军总数也只能是五万多人。
当然大明方面的记载中，满洲八旗的兵力不止这点。如萨尔浒之战前，辽东巡抚周永春的奏疏里说：闻奴兵骁勇贯战者约有五、六万，掳掠中国民兵亦有二三万，总之不下八九万。
《神宗实录》中则记载，“兵部尚书黄嘉善言，经略杨镐咨称奴酋精兵约六万余”。在一年之后，杨镐在萨尔浒之战后的报告中说：“盖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七万余，岂能相敌？”
而熊廷弼在万历四十七年出任辽东经略后写的《敬陈战守大略疏》中则说：“今贼改元僭号，已并有两关、灰扒、鱼皮、鸟喇、恶古里、亏知介、何伊难一带，海东诸国兵众。又令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开铁降兵万人，计兵已近十万。”
《三朝辽事实录》中也有记载：“时奴兵日盛，每与八子登山，密谋计定，碎发疾如风雨，兼与宰媛合众，近十万。”
萨尔浒之战后，朝鲜派出郑忠信出使建州，他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报告：“后金其兵有八部，二十五哨为一部，四百人为一哨。……一部兵凡一万二千人，八部大约九万六千骑也。”这个报告虽然可能不太准确，但也可当做一家之言。
如果粗略概论，大概可以这样说：其一是努尔哈赤手中的核心满洲八旗长期处在“近六万”这个数目上；其二是随着战争俘获增多，非女真人投靠其麾下的兵力日渐增强。
眼下的女真各部之中当然没有几个汉人从军，能够拉出来随征的军队都是女真人。换句话说，女真各部现在的人口应该比原历史上努尔哈赤统一满洲之后的人口更多一些，否则在各部都留有部分兵力看家的情况下，怎么能凑出将近五万人来随征？
由此高务实得出一个结论：努尔哈赤统一满洲的过程虽然仅从史书记载上看是相当顺利的，遇到的阻力仿佛也谈不上很大，但实际上依然损失了不少女真人口，因此当前女真各部从人口角度而言要胜过原历史上萨尔浒战前的满洲。
嗯……那意味着可以考虑削弱削弱。
除了女真各部的近五万仆从军，科尔沁部这次也毫不意外地站在了大明一边，不过由于前一次科尔沁部遭到的损失不算小，这次他们出兵的规模却不及上回，不再是全族尽出，而只是凑足一万，多的就没有了——这也可以理解嘛，毕竟再来一次损失惨重的话，科尔沁部差不多就完犊子了。
于是乎，辽东方面的女真、蒙古仆从军总兵力便高达六万，加上辽西六万、辽东六万，辽东一镇出兵居然高达十八万之多，为此次作战单镇出兵人数之首，相当于辽东全镇总兵力——仆从军人数正好抵消了不能出兵野战的卫所军总数。
在这些情况都被京师报界得知之后，整个京师无论民间还是官场，都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前景足够看好，认为这已经不可能会输了。与此同时，高务实需要的“民族自信心”也的确得到了提振，大家都在掰着指头计算本次伐元之战规模之大。
四路大军，一路十二万，二路十万，三路二十万，四路十八万，全军合计高达六十万之巨！并且高经略的习惯大家现在都知道了，他是不喜欢“号称”的，出兵多少就是多少，六十万就是六十万！
大明励精图治二十年，积累的家底果然丰厚，竟能一战摆出六十万大军，试问天下谁能相抗？
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对于实学派这二十年的改革终于也有了一个更清晰、更全面的认识。尤其是相较于嘉靖末年时的惨相，偌大一个“带甲百万”的大明，居然被只有十万骑兵的“土默特-鄂尔多斯右翼蒙古联合体”吊打，实在是让人悲愤交加。
现在呢？但凡是个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说实学派这二十年没有功劳。高务实给自己揽上如此大的压力，把这一仗拔高到“许胜不许败”的地步，难道不也有这原因在内么？
京师报界汇总了这些消息之后，又“认真分析”此战的打法，认为高经略此战应该是最西一路明蒙联军切断察哈尔与外喀尔喀部联系，这一路实际上应该算作北路；东路辽东军和西路宣府军负责左右夹击，中军即南路高经略本部攻守兼顾，在整个大局上形成“围三阙一”，只留给察哈尔军北逃一条出路。
然而，察哈尔北逃如果不能去西北方向的外喀尔喀，那就只能去好尔趁，甚至北山女真占据的那些既冷得要命又荒无人烟的真正蛮荒之地(在今呼伦贝尔地区、大兴安岭西北及俄罗斯阿穆尔州西北部)。
可以说，察哈尔部要真去了那里，大概……也就没什么威胁了，因为那儿在这个时代可不是什么能养活太多人口的好地方。到时候即便大明不去追剿，只要能逼得他们一年不能南下，等冬天一到，他们自己就得饿死冻死七七八八，剩下大猫小猫三两只，便全然不足为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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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伐元(三)不为遥制
六十万大军，这样的规模在古代战争中是很难进行集中指挥的，即便强行集中，带来的更多也可能只是指挥失灵等各种灾难性境况频发。而且从物资补给的角度而言，六十万大军的供应堆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更是灾难中的灾难了。
不过即便高务实将六十万大军分作四路，但他本人所处的这一路仍然兵力雄厚。哪怕分出五万遮蔽侧翼之后，十五万大军进驻大宁也不是玩笑事，这对于重建不过数年的大宁城来说也是相当大的考验。
大宁城中本来就有部分驻军，高务实切实带来的只有十三万左右。从喜峰口来大宁，这条路线是去年秋冬时曹簠走过一次的，这次高务实领军前来同样也由曹簠伴随，当然中军之中则依然高高飘扬着“禁卫军司令戚”的大纛。
大宁城自去年起便已经开始做屯驻大军的准备，城中的储粮十分充裕，即便之后没有额外输入，光是储粮便已经足够二十万大军食用两年之久，另外还储存了一些腌肉、鱼干、风干肉之类，可以说不惧坚守。
二十年的长期积累，数年来的专门囤积，这才是高务实敢于一次动员六十万大军打一场浩大决战的底气。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场仗的军事属性远不及政治宣誓重要，因为一场战争的准备充分到如此程度，装备也占据优势，兵力更是悬殊到几乎十倍的决战已经基本上不存在输的可能，唯一要考虑的就是“需要一场什么样的胜利”。
正如之前戚继光所言，打游牧的最佳办法是一次绝佳的战术欺骗加上突然袭击，完成霍去病式或者李靖式的犁庭扫穴，要尽量争取一锅端。
不过，对于“中兴大明”的一场宣誓性战争，高务实需要这次胜利具有更多政治意义，才会不断加强对皇帝的劝诱，让他认为只有大军围剿方能充分展示大明的威严。
这显然给军事指挥带来严重困扰，毕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单独战场上没有直接指挥几十万人和几百万人的例子，因为军队根本无法展开，而且军粮消耗也是问题，所以都不可能脱离补给线带五六十万人或上百万人在一个地方作战。
即便是人类大规模作战的巅峰，二战时期苏德战场几百万大军厮杀，那也是在极其宽大的正面展开，是由多个战役共同组成的，不能看做单独战场。
二战时期已经是机械化大生产到达较高水平时发生的战争，在农业社会则绝无可能。整个战争投入人力达到几十万人或几百万人，有还是有过的，不过纯战斗人员几百万人就没有过。即使几十万人的战争，在封建社会晚期也需要举全国之力，哪怕大明这种大一统集权下的农业社会，其动员能力是有极限的。
事实古代战争并没有想象的复杂，因为通讯手段非常有限，除了靠喊、靠望就是靠脚来准确传达讯息。
因此一般而言，一场地区性战役里能指挥的人数十万就已经非常非常高，就古代生产力与运输能力来说，超过二十万在一个地区上就没有办法有效控制军队。更有甚者，前线指挥官增多等于意见的不统一，增添大量不必要的意外，故而有时候人数反而是混乱的来源。
也正因如此，大明才会在大规模战争爆发时由皇帝赐予主帅尚方剑来确保全军能够统一思想，避免指挥紊乱。
一场战斗中，一个地方能塞下的人是有限的，不会因为国力与将领领导力而可以进行压缩或提高。冷兵器时代大部分战争，都是以几千人为一个部分做单位运动，过万人则是一整只军队，过十万那一定就达到了战役级的水平。
一个地区战役里，一个指挥官统领几万人，之后分为几个数千人或万余人的分队，每个分队由指挥官的嫡系人马指挥，而地方上的战斗几千人就是极限，更多的人则意味着更大的战场。
比如一支五万人的部队，分为八个五千人队，依次序对最高指挥官负责。地区战役的指挥官按照他对地形的理解分配这些五千人队，之后自己的本部兵马坐镇在可以随时支援各地要冲的位置。
此时可能会面临有大量道路而战略任务是防守而非进攻，于是很可能八个五千人队全部分出去纵向防御避免敌人迂回包抄；也有可能地形是狭窄的，兵力无法展开，一个通道只能放一个五千人队或者两个，其余的则要拉开一定距离方便有缓冲空间。
由于开打后基本不可能及时、准确的传达命令，所以大部分时候，命令都是提前得到了预知，指挥官会把自己对战局的理解和战略需求讲解给嫡系的将领，而显然指挥官不可能亲身考察所有地形，因此前方战场就有赖于一线将领的执行能力。
比如东线的预期情况是防守，西线则是进攻，指挥官最初的命令是这样的，并且给出了减少损失和如果作战不利可以撤退或停止进攻的保底标准，那么前线将领就不会傻到拼死作战，而是执行指挥官的战略需求。
这时候就主要考验地方指挥官对前线的控制力了，而除非有特殊情况与意外，否则大部分情况下传令兵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因为的确很难做到实时传送命令。假设是必须进攻打下来或死守的情况下，在开战前都做过交底，基本不会在战役开打后开所谓的指挥系统来调度部队。
当然，让预备队进行战术支援是可以的，可如果指挥官观测或无法判断前线情况，那还是要依赖最前线的部队靠传令兵来寻求救援，这样一来一回，命令的延时性就往往会导致前线出现各自变化。
这就是一个局部的地区战役全貌，它由大量前线战场汇聚而出，而整个战争，就是大量的地区战役所组成的全局。这其中通常有一方会是主力，但也不会过度密集的聚集在一个地区，多个战场的指挥官要向最高的军事领袖负责。
大致上的逻辑和模式，都跟地区指挥官与前线将领的指挥体系差不多。即都是在开战前军事领袖就对这些派出去的指挥官们交过底，解释了战略思维与需求，当然也有一些是没有交过底但突然因为被人进攻而卷入进来的，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依靠前线将领的判断，要么死战等援兵，要么狭路相逢勇者胜反而击退敌军乃至大获全胜，再不然就只能战败撤退了。
假设一次战斗，可能有三个方向的局部战场组成整个战役，互相之间没有办法快速支援或连接，而每个地区都部署五万甚至十万以上的兵力。那么在开战之前，军队最高领袖通常就只能告知地方指挥官自己想要的军事战略需求，然后一切就是交给那位将领统管执行。
素以简单的说，就是大部分时候都靠随机应变，真正有决策权的军事领袖分身乏术，指挥是非常有限的。地方的指挥官与前线将领只能依靠之前军事领袖的大致战略部署，还有结合前线实境的情况来见招拆招。
如果前线战果普遍对战争利好，那么战争的赢面就比较大，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
假设双方兵力互相部署拉锯，其中一个局部战役失败，就意味着对方有更多兵力可以抽调来部署进攻，类似于打昆特牌[注：我是不是暴露了什么？]。
也有不少希望集中兵力优势，实现以多打少的例子，红朝太祖最会这一手。不过这事说来容易做来难，几千年来人类战争史中还是有很多明明以多打少结果被反杀的情况。
以多打少为什么也能输？原因其实不少，但其中有很多就是因为战场塞不下那么多人。就算一方人数再多，到了战场上可以包围和接触敌人的，也无非就只有那么一点，土地与道路对人数的承受能力有效，好比一个狭窄的地形一次性能通过两千人，你就算有十万人兵力也是无可奈何。诸如潼关、山海关之类要地之所以重要，这就是根源。
而这类情况还要看士气，一旦前线士气溃败，被敌人精锐反冲锋打垮了前面顶头的精锐部队，后面歪瓜裂枣士气不足，一触即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引发连锁效应就跟淝水之战没区别，看似军威鼎盛结果瞬间主力崩溃乃至于政权覆灭的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
包括动员能力最强的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制度应对战争需求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但战争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
除了相互水平基本持平与前线军事条件对等的消耗外，还有一类寻找机会奔袭，在敌人的布防与战略没展开前，就先绕过军事要地对敌人袭击的手法。白起奔袭魏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类情况下也就不讲究太多指挥体系上的问题，而只求指挥官能力和军队质量来迅速达到战争目的。
同时这也反应了一个问题，即军队的调集是需要动员的，来不及动员部队，就很可能被人打情报差跟时间差的突袭。早期兵农合一，再到后来募兵与军户制度，都是为了方便迅速调动大量人力。
大部分封建朝代地方有自己的兵力构成，中央以南北朝后举例，有府兵一类的中央部队，如果对外有防御或征战，就会开始动员腹地的类似军户出身的农民，平时耕种战时打仗，很快就可以集中一支军队。
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几十万人的战争，大多数是几万人或万余人的纯战斗人员为单位，大量的分布在整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一般到后期决战时，才会出现上十万人的单位大量密集的集中在战略要地，双方主力寻求突破点来决一胜负。
总而言之，高务实现在的情况就是挂名蒙元经略这个最高军事领袖，但实际指挥的军队也就大宁城这十五万人。侧翼不远的那五万人都很难实时掌握，更何况西线的明蒙联军、宣府太原联军以及东线的辽东军。
与京师报界大肆报道的那些“作战猜想”不同，高务实给其余三路大军主将的任务更加具有灵活性，也并没有简单的“任务规定”，主将们的自主度非常高。
大同、土默特、鄂尔多斯三方组成的明蒙联军主将是高务实的铁杆嫡系、大同总兵麻贵，他接受的命令是“北上外喀尔喀部相机作战”。
这可真是既简单又宽泛，甚至根本不像是一个作战任务，因为这个命令连任务目标都不存在。打哪里，怎么打，打成什么样，命令里通通没有交代，全凭麻贵自行判断。
而宣府、太原联军方面，主将依旧出自麻家将，是宣府总兵麻承恩。当初麻贵、麻承恩叔侄二人一个是大同总兵，一个是宣府总兵，在朝中还引起过讨论。不少人认为宣大两镇拥兵二十五万之巨，全都交给麻家非常危险。
不过高务实压下了这些杂音，一边是表示相信麻家的忠诚，一边也为皇帝和一些同僚释疑：宣大将门颇多，其中很多将门根基比麻家还要深厚不少，所以麻家实际上并不具备“一呼百应”的威望。
再加上“麻家将”虽然现在赫赫有名，但“麻家军”由于被家中好些子弟“瓜分”，导致他们家在宣大二镇的嫡系反而相对有限，加起来也只有三万出头，真要论威胁的话，甚至还不如辽东的李如松。
李如松那可是光自家就有四万骑兵，而从属李家军的将领更是一大串，个个都有为数不等的家丁亲军。这一点从李如松本次出兵六万，其中五万都是家丁级别的精锐就看得出来。麻家将全家都不知道能不能凑五万人出来，而且还分散各地，所以李家如果不算威胁，麻家自然也谈不上。
麻承恩接受的命令也很泛泛：“领军确保土默特安全后可东进觅敌”，同样没有明确作战目标，甚至没有说明“确保土默特安全”的标准是什么，全凭麻承恩自行判断。
二麻叔侄都是“自行判断”，那么辽东方面呢？辽东方面的主将当然是辽东总兵李如松，他得到的命令相比二麻更有意思。高务实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李氏久镇辽东，与察哈尔大小数十战，功难复加。今次之战，辽东战守缓急、进退相机，皆委兄自决，务实不为遥制。”
李如松原本还在担心此战自己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压制——毕竟辽东巡抚是实学派的，副总兵也是实学派的，他一个总兵夹在中间很难办。想不到高务实大度如此，竟然把全权交给了他。当时李如松看完信，沉默良久，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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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伐元(四)协同
高务实给其他三路大军的任务都如此“自由”，难道就不怕搞出什么意外吗？说实话，他还真不怕。
此次伐元之战不是历史上的萨尔浒，即便图们和布日哈图做出了“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决策，他们也达不到萨尔浒之战后金军的效果。原因很简单，即便察哈尔与外喀尔喀部合力，也不是任意一路明军的对手。
原先察哈尔六万骑，外喀尔喀大概是察哈尔的一半，但通过上次战争，双方互有损伤，两部联军应该只有八万左右。
这八万人无论对上哪一路明军都没有太大的胜算，因为这次明军出兵不是像前一次救援科尔沁那样只有骑兵或者骑马步兵，这次明军是有完整体系的，不止有骑兵，步炮兵也都齐全。
刺刀空心方阵只要训练到位，部队能够有力执行，根本就不是冷兵器骑兵能破的，任由布日哈图再如何精通兵法也解决不了这种科技代差带来的战斗力差异。本质上来说，这是科技的碾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也不是朝鲜战争那样的装备差，还可以通过巅峰水准的战术穿插与巅峰水准战斗意志来扭转。别说此刻的蒙古人远没有那样的战斗意志，即便他们有，他们胯下的战马也没有且不可能有。至于战术水平……蒙古人打仗其实绝大部分是靠游牧本能的，靠战术的反而是农耕文明的课代表大明。
正因为如此，高务实不必太在意其余三路大军具体怎么打，他为这三路大军真正潜心安排了许久的，是他们的后勤补给。
大明出动了高达六十万大军，而为这六十万大军提供补给可不是玩笑。高务实不仅要求各军自身就要带足辎重兵，而且安排了两段补给。
第一段补给可以称之为“关内补给”，由相关各镇的卫所军负责，并且按照高务实在南疆实验过的办法，将每段任务层层分解、层层包干到人(军官)，那一段出了问题就找哪一段的人负责。同时先说明功赏标准，每十日一结，做到赏罚分明且绝不拖欠。
当然，这些赏赐依旧保持户部近期的特色——只赏小额明联储银票纸钞。
第二段补给就不能交给卫所军来干了，而是“承包”给了两大“国防承包商”：京华与京营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将负责“关外补给”阶段，赏罚制度上与关内阶段一样。
京华商社拥有大量骑丁，负责这件事说得过去，甚至也没人跳出来抢生意，或者说京华不该做这笔买卖。毕竟朝廷也清楚，这买卖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除了京华商社还没人愿意接单。
至于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加入其中实际上是户部和兵部刻意“照顾生意”，因为他们承包的是中军部分，也就是高务实自己这一路的关外补给。
有高务实亲自坐镇，还有戚继光训练数年之久、装备全国顶尖的禁卫军在，朝廷上下都认为他这一路最是安全。图们大汗除非疯了，否则不会考虑去碰这一路，因此负责此路大军的关外补给属于稳赚不赔。
这种好买卖当然要给朝廷嫡系的生产建设兵团，而不是给京华商社。高务实这么做，本身也是为了避免闲言碎语。
抵达大宁城之后的高务实果然并未急于进兵，而是派出大量哨探进行火力侦察。虽然在他的预计中，图们的确不太可能来找他这一路主力的晦气，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侦查妥当还是有必要的，更何况他也要等其他几路的消息汇总，才好做出通盘考虑——毕竟其他几路大军的行动虽然自由度很高，但出兵之后的汇报肯定也得汇报自己的行动计划。
最早等到的汇报来自于麻承恩，他率领的宣府、太原两镇联军在抵达归化城外不久便开始往东移动，同时上报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打算往东北方向进发，抵达内撤之前的原开平左屯卫旧地，与大宁方面形成掎角之势，然后视后续的探查情况与战报来确定后续行止，或转道西北去占据原应昌城，或继续往东北方向去原全宁卫。
以上提到的三处地方都是“原某某”，也就是大明大规模内迁塞外诸卫之前的旧地。这里的原开平左屯卫旧地，大概在后世内蒙古多伦县东部；应昌城在后世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西北部达里湖西岸；全宁卫在后世内蒙古翁牛特旗。
从这一条汇报来看，麻承恩的想法不难推测，他是打算成为高务实这一路中军的北翼，同时主动承揽三个可能的任务：南下支援中军，或者北上截击往外喀尔喀逃窜的图们，亦或者等经略的命令一同东进围剿。
他上报的另一件事倒是与战事关系不大，而更像是一个解释。他说自己迅速东进是因为钟金哈屯认为归化城附近非常安全，为了尽早取得战争胜利，他这一路十万大军没必要在归化城周边耽误时间。
钟金哈屯说是肯定说过这话的，高务实相信麻承恩不敢拿这种一查即知底细的事来撒谎。不过钟金哈屯这话本身肯定另有用意，比如说土默特主力外出，顺义王把汉那吉亲率大军陪着麻贵往北去了，留守在归化城的军队肯定不如麻承恩所部强大，尤其是麻承恩部还有大量火炮。
这要是一旦有什么意外，麻承恩调转枪口来打归化城的话，堂堂土默特怕是顶不了几天就完蛋了。这么强大的一支拥有攻坚能力的军队，不管它是否真的有恶意，反正都是早些打发走才能安心。
麻承恩当然知道高务实一眼就能看出其中门道，所以他直接照搬原话，实际上是为自己进军迅速找借口——末将只是没办法，真不是来抢功劳，经略明鉴啊。
高务实当然是明鉴的，因此很快回复了他，准许他继续东进，而且不必局限于原开平左屯卫，可以继续走，直接去全宁卫驻扎待命。
麻承恩之后，第二个送来消息的是辽东军。李如松的报告是他已经在沈阳集合了大军，送来消息的时候大军已经走到阜新与察哈尔的交界处。
李如松汇报说，麾下大军气势极盛，不仅明军东西(辽东辽西)两部战意昂扬，都想着早些平定残元，而且各仆从军也“很有精神”，甚至看起来比明军还急着灭了察哈尔。
这说法一开始高务实还有点意外，但后来想想，好像也不奇怪。
科尔沁和叶赫肯定巴不得察哈尔早死早超生，免得三不五时去打他们的主意；哈达部那是大明忠犬，尤其是现在实力衰退，原有地位岌岌可危，急需一场证明自己忠诚和价值的战争为自己正名。
乌拉、辉发乃至建州等部因为与察哈尔没有直接接壤，以前基本也不受察哈尔军事威胁，本质上无所谓察哈尔的生死。然而，他们现在被高务实一通威逼利诱，立场就难免变化了。
他们一方面担心作战不够积极主动会引来大明制裁(无论动文的还是动武的)；一方面又对大明开出的赏格垂涎三尺——高务实比较大方，一颗蒙军人头能话十两明联储小额银票纸钞，而且表示战后立结，绝不赊欠。
这可是十两一个人头啊！虽然明军自家有时候能开到二十两一颗蒙军脑袋，但那是明军的待遇，他们女真人可是想都不敢想的。
以前跟着明军打仗，战后“结算”时能给他们一两、二两银子一颗脑袋就算是给足脸面了，十两……这他娘的简直是天恩浩荡啊！如此机会若不抓住，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儿了！
所以他们现在对“高太师”的观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对他畏之如虎，觉得他随时可能一道命令下来就把自家整死；一方面又难免眼馋巴巴，满心希望他老人家能从指缝里流点好处出来，让自家也能分润一二，吃个满嘴流油。
以上这些算是军心士气方面，至于战术方面，李如松表示他这边实力足够，哪怕单独灭了察哈尔也不是难事，所以他打算直奔察罕浩特。
不过，他也知道辽东联军实力虽然足够，但图们如果要逃跑却还是挺麻烦的，因此他也设计了此次作战的战术。
按照李如松的计划，他打算把自家从辽西带去的步兵都全交给萧如薰，以萧如薰所部正面向察罕浩特压去。同时，他本人只带李家军精锐骑兵玩一手右勾拳，自东线朝捕鱼儿海快速绕行。
李如松认为，察哈尔及外喀尔喀部联军本身不具备对抗萧如薰所部联军主力的能力，无论他们是选择下打一场再走，还是一仗不打直接开溜，最后极大可能都是往捕鱼儿海逃窜。因此，自己所部骑兵精锐先去堵死这条路，或者说是去守株待兔，总之都是明智之选。
捕鱼儿海又叫清水泊，就是后世的贝尔湖，与呼伦湖为姐妹湖，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西南部边缘。这地方本来倒也不甚出名，直到洪武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蓝玉北伐残元，打出了捕鱼儿海之战，被视为北元灭亡的一战才为天下共知。
那年九月，太祖朱元璋遣永昌侯蓝玉为大将军率军进攻北元。次年四月，兵至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闻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遂掩旗息鼓，兼程而进，元军无所觉察。
大军到后，元太尉蛮子仓促拒战，被杀。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骑遁去。明军获其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一百二十余人，官属三千，军士男女共七万余口，马牛驼羊十五万及宝玺、图书、金银印等。
这次作战使北元主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北元小朝廷也未能幸免于难，当时被视为完全覆灭。至于后来死灰复燃，那已经是后话了。
不管怎么说，捕鱼儿海之战的象征意义非常浓烈，以李如松的个性，他希望在捕鱼儿海复制一场“灭亡北元小朝廷”的心思完全可以理解。
毕竟如果真在捕鱼儿海完成“灭元”，他一定会被视为与蓝玉齐名的大明战神级名将。同时，籍此也可以洗刷他父亲李成梁晚节不保的耻辱，重振李家军声威。
李如松的这点小心思高务实并不在意，甚至认为这种思想还挺好的，至少比李成梁的养寇自重好一百倍。不过李如松的这个战法本身有点冒险，高务实不得不慎重。
他立刻找来了曹簠，把李如松的作战计划拿给曹簠看，然后问道：“曹总戎觉得如何？”
曹簠仔细看了看，又思索了片刻，皱眉道：“李总戎愿意把辽西步军交给萧副戎，这一条倒是令末将颇为佩服。
不过这样一来，他自己所领便只有三万左右，虽然这三万李家军足称精锐，但考虑到图们手中的察哈尔外喀尔喀联军可能仍有八万以上，万一他们根本不与萧副戎交手而直接北逃捕鱼儿海，李总戎即便是守株待兔，恐怕也未见得能胜……呃，末将是说，未见得能轻易战胜。”
高务实微微颔首。他也知道李家军嫡系论能战是的确能战的，但“能”到什么程度，现在却不好说。要是时间倒回去十年，说李家军如果铁了心要血拼，打察哈尔蒙军能以一打二，高务实并不会太惊讶。
可是李家军后来明显堕落了不少，现在虽然李成梁换成了李如松，主帅的战斗意志肯定坚定了很多，但军队本身的战斗力有没有随之提升……这可难说。
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一来李如松的战术计划与高务实的战略计划就出现了一些冲突：高务实的战略是强压，要的不仅是战胜，而且要向天下宣告大明拥有碾压一切的强大力量。他要让察哈尔掀不起任何波澜，生生被彻底覆灭，这样才能震慑四方。
但李如松这个战术安排，却是希望独自揽下至关重要的一功，且其胜利看来还不是特别稳妥，万一要是出现什么闪失，那对大明而言可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而且还破坏了高务实的震慑四方战略。
思索片刻，高务实沉吟道：“如果把麻承勋所部配给李如松，曹总戎以为胜算几何？”
“若仅按纸面实力，胜算可谓大增，末将以为或至九成。”曹簠回答道。
然而高务实一听就知道他不同意，因而反问：“总戎担心麻承勋不配合？”
“有恩堂之令，麻参戎自然不敢不配合。”曹簠摇头道：“但麻参戎虽然愿意配合，李总戎如何看待此令却很难说。”
高务实明白过来。李如松不仅性子高傲得很，而且说实在的，他的确有些喜欢揽功，如果把实学派嫡系的麻承勋派过去，李如松可未必认为自己这是在担心他出事，反而可能认为这是派麻承勋去分润他的大功。
这就不太妙了，谁也说不准李如松会下什么命令，没准让麻承勋直接一边凉快去——那这援军就算是白派了。
高务实沉吟起来，面色不太友好。曹簠想了想，建议道：“麻参戎去支援或许不太合适，但如果是科尔沁、叶赫等部，或许李总戎不会太反感，只不过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如何？无非实学派捞不着直接的大功——当然是指可能的大功。但高务实并不在意这个，他把这场仗当做一个政治战略来执行，才不会纠结于区区某部之战功。
高务实想了想，点头道：“那这样吧，传令下去，让叶赫派费英东为主将，领叶赫、科尔沁……以及哈达部最精锐骑兵一至两万为援军，随李总戎出兵，受李总戎全权指挥。
同时，以我名义给叶赫、科尔沁、哈达三部下令，此次征调遴选必须精中选精，务必确保敢战能战，违者必将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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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伐元(五)播州乱起
高务实要打一场以力造势的灭元之战，这意味着他放弃了兵贵神速的突袭，选择在宽大正面缓缓逼近，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排山倒海无人能挡。
不过，这势虽然造得宏伟，也的确达成了他欲使此战“中外瞩目”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从宣布出兵至今一月有余，他本人也只是从京师抵达大宁，并且在大宁一停就是半个月，至今没有新动向。其余三路大军看来也只是按部就班地进军，四条战线均不曾有过交战。
但“一月有余”这么长的时间，在改革之后的驿站系统运行下，早已将消息传遍天下，各地都知道大明朝最能打的大帅和最能打的军队都已经开往塞外。一些人期盼这一消息犹如久旱而盼甘霖，比如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便是首当其冲的一位。
播州杨氏历史悠久，唐末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入侵并攻占了播州，而当时的唐朝早已不复盛唐之强盛，在朝廷而言有藩镇割据，观民间之状则起义蜂拥，指望中枢派兵去播州这种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收复失地着实困难。
然而地盘也不能就这样丢了，于是在乾符三年（876年），唐熹宗就广募天下勇士前去收复失地，有太原人杨端应募而往，联合当地豪强将南诏击败。此后杨氏就盘踞在了播州，并世袭了下来，长达七百余年之久。高务实此前说播州杨氏的土皇帝史甚至超过黄芷汀她们家，便是由此而来。
一个半独立的政权能存在这么久当然是有原因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杨氏善于抱大腿，抱朝廷的大腿。
唐朝灭亡后，杨氏就抱了宋朝的大腿。宋廷要出兵，杨氏就出兵；宋廷要粮，杨氏就出粮；宋廷要进贡，杨氏就进贡。总之朝廷需要什么，杨氏绝对义不容辞。面对着这样一个听话的乖宝宝，宋廷考虑到那旮沓也不是个动兵的地，自然也就听之任之，让播州杨氏一直存在了下去。
宋朝能容纳播州杨氏的存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杨氏很听话，但另一方面，也和高务实此前和刘馨讨论的“统治成本”问题直接相关。
任何朝廷直接统治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定会有统治成本的，如果一年到头收不上多少税，统治的地方还经常闹事，要不断地军队到地方平叛，那么统治这个地方就反而就会出现亏损。
毕竟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就算不用大炮，大军征剿光是消耗的粮食军饷也是天文数字，对于这种地方而言就更是一个字可以概括：亏。
比如杨氏所在的西南边陲，向来都是贫瘠之地，朝廷就算直辖也收不到多少税，但民族成分却异常复杂，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三天两头就有冲突，统治那样的地方，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就是最典型的赔本买卖了。
因此历朝历代，对于西南边陲之地就经常采取土司管理的制度。说白了就是把一片地划给土司，让他“承包”下来，只要按时向朝廷缴纳承包费就行，当然也可能会要求其出兵随征。
这样一来，不但朝廷省去了治理的麻烦，还能定期收到承包费，也算是一举两得。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相互利用，朝廷有需要土司的地方，土司也有需要朝廷的地方。
杨氏也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宋朝灭亡后很快就投靠了元朝，元朝灭亡后很快又投靠了明朝，如此杨氏才在播州有了七百多年的基业。
可播州杨氏在传到杨应龙这一代的时候，却突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了。刚开始的时候，杨应龙还是很听话的，也帮助明廷平定了几场叛乱，因军功被明廷封为了“骠骑将军”——这可是正二品。
此时的杨氏已经在播州盘踞了七百多年，在当地绝对称得上是根深蒂固，而杨应龙是实实在在的富N代，二十岁就继承了家业，后来又成了名义上朝廷高官、地方大员，自然是春风得意。
春风得意的杨应龙就开始恃功骄蹇、狂妄自大了，居住的地方用龙凤形象作为雕饰，还在辖区内自称“千岁”、“半朝天子”，有了僭越的举动。但好在他那地方着实偏僻，朝廷一般也不会特意派人去查，倒也落得个相安无事。
但同时，杨氏和播州境内其他家族也是势同水火，多有纠纷和争斗。杨应龙在位期间，在播州奢淫无度，作奸犯科，横行霸道，肆意掠夺他人田产，其播州宣慰司所辖五司七姓的百姓也不堪其扰。
而说来令人无语的是，引发杨应龙叛乱的直接导火索，竟然是一场由通奸而引发的血案。
杨应龙的正妻叫做张春花，她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家族的人，不过杨应龙并不喜欢这个妻子，结婚后没多久就对张春花失了兴趣。后来他又看上了田氏，这个田氏本是他族弟杨端龙的未婚妻，杨应龙看到田氏后就一见倾心，强行夺了弟媳。
后来杨应龙发现妻子张春花跟属下私通，一气之下就要杀了张春花，幸得其老母出来求情，才绕过了张春花一命，之后杨应龙就把张春花许给了他的另一个弟弟杨胜龙。
不知道是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后来有次杨应龙喝醉了酒，竟然觉得田氏也跟人通奸，就想杀了田氏。田氏在生死关头就重提了张春花的往事，杨应龙当场气昏了头，命人杀了张春花。
张春花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呼喊其母官氏为其报仇，杨应龙又把张春花的母亲官氏给凌迟了，这就彻底得罪了张氏的母家。龙虎山张氏作为道教领袖之一，在大明朝一贯是颇有地位的，“天师”之称可不是自号，常常是朝廷册封，由此可见其特殊性。
万历十六年，张氏族人头领带着其他饱受杨应龙欺压残害的五司七姓代表到川、湖两地告状，并大胆揭发了杨应龙的种种不法事迹，播州之乱的序幕算起来该是由此开端。而这一年，也正是高务实开始关注播州之肇始。
弹劾杨应龙的奏疏很快就送达了朝廷中枢，朝廷便委派川贵两地抚按官详查勘处。听闻此事的杨应龙勃然大怒，对五司七姓展开了残酷报复，还勾结了苗人以为外援，同时出兵劫掠周边各州县、土司。
当时朝廷对于杨应龙的事情，内部也分成了两派，时任贵州巡抚叶梦熊认为杨应龙罪无可赦，而四川巡按李化龙这个时候正在抵御松藩，需要杨应龙的播州兵帮忙，便建议朝廷暂缓杨应龙的一事，意思是先让他出兵帮我打仗再说，结果朝廷内部两派意见相持不下。
后来高务实从辽东回京，稍稍干预了一下此事，因此明廷要求杨应龙到重庆府听勘，审问的结果是杨应龙其罪当斩。
不过这事后来出了意外，那就是高务实因为西北之乱而去平定孛拜了，由于重庆不是实学派的主阵地，最后不知道闹了些什么妖蛾子，总之杨应龙出了两万两黄金赎命，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等高务实雷霆般的敉平宁夏战事，一回京发现杨应龙居然如此轻松搞定了四川官场，当时虽然没放什么狠话，但手底下的动作毫不迟疑，很快朝廷便派宋良佐到四川担任巡抚。
宋良佐是高拱的门生，不过不算最核心的一批，大抵算是“核心外围圈”，去做这巡抚之前是大理寺右少卿，不过他的资历实在够老，担任巡抚是不缺资格的。
宋良佐到任后便重提杨应龙的事情，要杨应龙再次接受审问。杨应龙一看连巡抚都换了个不认识的，知道自己这一去必然是凶多吉少，也就没听朝廷的诏令，好说歹说弄了一堆的理由，反正就是不肯出来接受审问。
事情到了这一步，宋良佐开始考虑如何引蛇出洞，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杨应龙一听高务实领六十万大军出征伐元，立刻认为朝廷已无余力关注自己。
甚至在他看来，此时此刻只要自己跳出来表现得强硬一些，朝廷为了避免影响伐元大业，只能选择息事宁人，甚至做出重大妥协，将前事也一笔勾销。
于是他选择铤而走险，下令将朝廷派到松坎（播州辖区内）的官兵二百余人全部杀死。对此，杨应龙声称这是苗人做的，跟他杨千岁无关。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分明是要造反了。
历代朝廷包括大明在内，能容纳播州杨氏的存在，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播州杨氏很听话，但一旦不听话，甚至要造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尤其是对于自认要中兴大明的万历天子而言，这种挑衅绝不能姑息。
于是宋良佐的六百里加急飞快报之京师，在高务实未曾来得及做出反应之时，皇帝御笔朱批亲自下达了最终指示：征讨杨应龙。
四川巡抚宋良佐得到了皇帝的允许，以最快速度执行了圣意。立刻兵发三路：北路由郭成领兵5590人，从綦江、安稳、松坎一路进兵；南路由王之翰领兵11400人，从黄平、湄潭一路进兵；西路由副总兵曹希彬领兵9000人，从永宁、缉麻山一路进兵，三路大军计划合围杨应龙。
这里有个问题要说明：出兵的三员将领里头有两个参将，一个副总兵，但是没有四川总兵刘綎在内。原因是刘綎所部虽然在之前已经接受高务实命令转调叙州并计划为播州之事进行准备，但这其中发生了一些人力无法改变的意外：水土不服。
刘綎所部本来有很多人都是四川人，按理说不应该在四川水土不服，但水土不服这事并非那么简单。他所部人马出征缅甸已经是数年前的事了，打完仗之后又一直镇守在那边不曾挪窝，事实上已经习惯了滇缅边界地区的气候和环境。
等到此次忽然长途跋涉到达叙州，虽然看似是从一片山区抵达另一片山区，但气候环境依然有不小的变化，因此军中仍然出现大量的水土不服，甚至不少人上吐下泻失去了战斗力。
这个消息，同为实学派高党一系的宋良佐自然是知道的。不仅如此，他更加清楚的是刘綎胞妹刘馨一直留在高务实身边做“秘书长”。两人之间有没有其他关系不好说，但至少可以肯定她是高司徒身边的绝对亲信，推而广之刘綎的身份自然也就不是寻常武将可比了。
在这种情况下，宋良佐当然不敢冒着危险把刘綎所部派出去带病使用，因此只给刘綎去了一封信，让他早些稳定军中疫情，尽早恢复战斗力，随时补充战线。
三路明军将领也打探到了一些消息，知道刘总戎在四川不仅有其父刘显的余荫(刘显当年也做过很久的四川总兵)，而且据说他家和高司徒、高经略走得很近，再加上他所部一贯号称精锐，当初打缅甸那叫一个砍瓜切菜。所以，一旦他部恢复过来，这场仗没准就没咱们哥仨啥事了，因此三人心照不宣：兵贵神速，这场仗关键就是要快！
说起来，“兵贵神速”还恰好符合之前宋良佐定下的方案。当时新任四川巡抚宋良佐到任，召集一省四品以上官员集会，众人参见过巡抚，宋良佐招呼落座后便说道：“本抚到任之前，便早已听闻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常有狂悖作乱之举。前任巡抚蓄意包庇，蜀中诸位也有一些曾收受播州贿赂，这些本抚都可既往不咎。
本抚亦知贵州那边严勘杨应龙实则是想将播州划入治下，在此敬告诸位，播州归属当各自力争，自有皇上圣断。但杨应龙狼子野心，为害一方如同割据自立，为万世计，必在播州去除杨氏根基方可。黔蜀两省一致，无需异议。
另外，自本抚到任以来便多次再提勘问，杨应龙竟然拒不听令，已露反意，本抚已上疏获得准许，可即刻进剿，且未免耽误伐元大业，此战须得从速。今刘总戎所部远来，正逢军中有疫，只好坐镇叙州恢复。余者可兵分三路，各道进击，诸位有何意见？”
有四川官员劝道：“抚军还请稍安勿躁，杨氏久镇一方七百年，根深蒂固绝非凡与，且播州素来悍勇，兼之占有地利……刘总戎父子昔年曾一战荡平九丝蛮，二战绞杀都掌蛮，威震川贵，诸边土民闻之战栗不敢举目，若有他出兵，此事济矣。如今刘总戎既不便出，我等贸然进兵是否略有不妥？”
宋良佐答道：“尔等不知朝廷大势，本抚也不怪罪。如今天下瞩目者乃是伐灭残元，而播州小事，岂能与伐元争势？故我等切需尽快敉平叛乱，以免误了这天下大事。
我意已决，所谓兵贵神速，攻其不备，再说此番也无须占领播州全境，这三路大军只为占据险要，威慑播州而已。若杨应龙愿出而待审，本抚仍留杨氏基业；若杨氏果敢造反，则等刘总戎安定所部，便是我大军进剿播州之时，届时当不留一丝后患与子孙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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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伐元(六)
宋良佐这边刚刚散会，进剿一事却已被某些四川官员紧急密告播州。杨应龙得知后轻蔑一笑，道：“这新来的宋抚台有些意思，难怪偌大年纪也没能挤进部堂，果然是个不晓事的，竟想以武力逼我就范。孙先生，你对此可有高论？”
这位孙先生名叫孙时泰，颇值得一提。此人乃是浙江余姚人，那一代包括绍兴在内都是在整个大明朝盛产师爷的地方。孙时泰在播州杨氏地位也比较特殊，相当于军师，只有足智多谋的人才能当得起这个大任。
不过孙时泰与寻常师爷不同，他学的是帝王术，而且是其中的“霸道”——帮助他人成就一番霸业的学问。据说孙时泰此前在京城时夜观星象，见西南“客星犯紫微”，认为有改朝换代的变故，于是遍访明主，终于找到了西南的杨应龙。
其实杨应龙早前并无反意，他不过是土皇帝做久了，嚣张跋扈成了习惯，后来闹出事只好把儿子杨可栋当做人质送去重庆。
这里有一段后世基本很少谈起的旧事，但却与杨应龙“造反”关系很大，值得一说。之前已经提到，为了报复五司，杨应龙采取各种手段对付五司，加快了迫害五司的步伐。
由于高务实当年南迁广西众多土司至安南，使广西土司旧地大部分改土归流，朝廷在广西的权威大幅提高，广西的经济发展也在高务实的规划和安排下在近几年快速提升，终于从一个朝廷财政上的无底洞变成了现金池，这给了朝廷将其他土司逐渐改土归流的信心和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杨应龙与播州下辖五司的上述种种矛盾经过发酵，五司将杨应龙罪状上报明廷，时任贵州巡抚叶梦熊立刻上疏要求播州改土归流。
其实播州的问题早在嘉靖时期就已进入朝廷的视野，当时川贵守臣为了本省利益就播州归属问题引发争执。此番播州下属五司奏报送达朝廷，朝廷介入此次播州问题，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同时也使得播州杨氏土司丧失了处置此次问题的主导权。
随着解决问题的主导权丧失，杨应龙惧怕外部势力的介入损害播州杨氏土司的利益。在这一时期，杨应龙的行为越来越激进，但激进的行为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将问题上升为播州杨氏土司与朝廷的矛盾，最终导致播州杨氏土司彻底与朝廷决裂。
首先是川黔官员倾轧的问题，贵州建省以后，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逐渐凸显，遂成为贵州守臣争夺的对象。播州地理位置优越，连接湖北、四川、贵州，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播州地处黔北，与四川毗邻，经济开发较早，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贵州其它区域较好。
四川先进的生产方式与人口先入播州，因此播州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有良好的发展。播州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良好，播州土兵实力强大，自然而然成为川黔官员争夺的关键。
其次是周边土司的问题，他们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给了明军一定的机会。播州周边土司中，石柱土司与播州杨氏土司关系较好，双方在杨应龙时期互为姻属。石柱马氏土司(秦良玉的夫家，白杆兵就是他家的)希冀彼此庇护，从而政治联姻播州杨氏土司，杨应龙也希望借助石柱马氏的力量扩充自己的实力。
不过这种关系随着杨应龙反明烟消云散，石柱马氏土司没有与杨应龙一起起兵反明，反而是兵戎相见。原历史上石柱马氏土司在平播战争中出力颇大，甚至有挽救明军危局一事，不过此时宋良佐还没有动用马氏土司的意思。
杨应龙此前被叫去重庆受审，最终是花了两万金，但其中还有玄机前文没有说清。由于此前朝廷一直在准备伐元大决战，对于西南土司的事情基本上是要求能拖则拖，等伐元结束一切都好办。西南官员们得不到朝廷军威支持，只好对杨应龙此前的违法行为示之以威，但难以强迫。
事态僵持到去年五月，重庆知府王士琦单骑赴会，在松坎接见杨应龙。这一次，杨应龙不施展兵法，反倒玩起了演技。他把自己捆绑起来，跪在路旁痛哭请罪，还膝行迎接王士琦，磕头磕到头破血流——补充一下，这一手就是那位孙时泰孙先生教的。
不仅如此，他还献出黄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个替死鬼，抵销自己的罪责，并认罚四万金，协助朝廷采木。最终重庆方面议定杨应龙革职，由其长子杨朝栋代理职务，暂时羁押其次子杨可栋为人质，等杨应龙如数缴纳罚款再行释放。
杨应龙是真心归顺，还是缓兵之计？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当时高务实与诸位实学同僚讨论，认为杨应龙在这段时间以内可能的确有罚款赎罪的打算，否则他不会交出次子为人质。当然，待缴纳罚款、赎回次子之后，他仍有可能再度反叛，但中间应该会有一段相对的和平期，这也是高务实当时只是不紧不慢地召回刘綎去坐镇四川的主要原因。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意外事件发生，扼杀了和平的希望：杨可栋死于狱中。死亡时间在杨应龙和朝廷达成认罪协商、签署赎罪协议后不久，而那时候高务实已经身兼蒙元经略，全副身心都在出兵塞外之上，且这个消息传到京师的速度不够快(因为不是军情)，最终让高务实错过了这条重要信息。
事实上杨可栋的死是自然死亡——不仅重庆官员是如此上报的，从情理上推论也只能如此。因为重庆官方实在没有理由放过杨应龙及嫡长子杨朝栋，舍弃四万金财政收入，只索要相对并不重要的杨可栋性命。要知道，此时杨应龙的罚金还只交了一半，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两万金。
但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杨应龙显然不会这样认为，自觉献策失误的孙时泰也有些恼羞成怒，开始把脏水泼给重庆官方甚至朝廷。
杨应龙强硬要求重庆地方官归还杨可栋的遗体，而官方因为要考虑朝廷威严，显然不能你说如何就如何，便以尚未完成勘报为由拒绝，并敦促播州缴纳赎罪金。
这下杨应龙自然大怒，丢下一句“假如我的儿子复活，银子就能送来”，然后率部驱使一千多名僧侣，举行招魂仪式，驰返播州，他认为这样可以把杨可栋的灵魂带回故乡。
杨应龙也有慈父的悲痛这可以理解，但并不能构成他迁怒于大众的借口，大明朝廷显然也持相同观点。
何为迁怒？他做的恶事太多，这里随便举一例就行了。另一位告发杨应龙叛乱的举报人宋世臣，其父亲宋銮在家中被杨应龙带兵打上门去。
杨应龙的做法是：在父亲面前强奸女儿，当着丈夫的面强暴妻子；强迫俘虏裸体坐在木丛里，当作射箭取乐的活靶子；把蛇塞进男俘虏的菊花、女俘虏的(省略)，然后放火烧蛇尾，着火的蛇吃疼，爬进人的腹中，人蛇一同惨死。
在以上这段时间里，孙时泰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杨应龙本意只想恢复祖业、自保播州不同，孙时泰的目标很明确：问鼎中原改朝换代。他也提出了厚结抚苗、重修海龙屯、招兵买马、整顿内务、出动出击、以攻为守等建议——孙时泰是实实在在的想造反。
一方面丧子之痛难平，一方面深知不交赎金贵州四川两地都不会放过自己。杨应龙终于决定采取行动，而夺地养苗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苗族彪悍好斗，善使刀剑、强弓毒弩、投射，总之和广西狼兵有些类似，是一支作战斗力极强的山地部队。这样一支部队对付五司同姓及贵州部队还是绰绰有余的，杨应龙的“夺地养苗”方针就是把五司七姓的地再次夺过来，分给听他号令的苗人去种。同时被抢夺的还有五司七姓的妻女，一时之间播州成为人间地狱。
孙时泰深知“远交近攻”的道理，在于朝廷尚未开战的空档，他建议杨应龙假意缓和同朝廷关系。故去年年底时，杨应龙与其长子杨朝栋还各进贡巨木20根，供皇帝陵工之用。为此，工部还跳出来为杨应龙很是说了几句好话——现在广西的木材越来越商业化，这种超级巨木已经越来越不好弄到了。
上文讲到过松坎听勘，在那之后，播州所辖的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个长官司地划给贵州。此时在杨应龙强大的武力威慑下，孙时泰开出好条件，鼓励五司七姓重新回归故土……呃，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时五司七姓又部分倒戈播州。
这是贵州不愿看到的，但四川却觉得“关我屁事”，遂不管不问。贵州一看，行啊，你不管我自己管。
于是贵州巡抚江东之忍不住了，可能他觉得自己也能复刻当年高务实的辉煌，轻易降服治下土司，因此下令命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二人率兵三千收复五司失地，进剿杨应龙。杨应龙派遣其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迎战于黄平飞练堡。
飞练堡在后世的瓮安县境内，一瀑飞挂，名飞练泉。此处树木葱茏，地势显要，杨应龙事先在此地设下埋伏。
伏击战说穿了大多都是一个套路，《三国演义》中有着各种各样详尽的描述，无非是先给你点甜头，诱你步步逼进，最后落入圈套。此战结果呢？播州军接战后佯败至天邦囤，将官军引诱到重兵埋伏的战场全歼，三千官军无一生还，包括杨国柱、李廷栋。
这么大的事，发生在去年年底，结果朝廷差点不知道真实情况！
贵州官兵草率出兵导致全军覆没，当然是不大敢向朝廷老实交待，但这么大的事瞒又瞒不住，怎么办呢？当然是玩话术：十二月，贵州方面含含糊糊向朝廷大事轻报，说杨应龙“怙恶不悛，杀害官军”。
然而高务实的皇帝同学并不好忽悠，甚至一眼就看出其中必有猫腻，加急传旨要求贵州详细说明，知情不报或谎报军情者严惩不贷。贵州方面见盖子捂不住了，只好老老实实承认了这场败仗。
皇帝本来一门心思在伐元之上，结果伐元还没出战果，贵州先来了一场大败，让他气得压不住脾气。于是朱翊钧无视内阁和稀泥的惩戒措施，下旨将贵州巡抚江东之等一大帮官员全被罢官为民，以郭子章代任巡抚。同时，又将针对播州的战事交给了军力更强的四川方面处置——宋良佐也是那个时候被紧急派往四川的。
孙时泰这位军师既然是学“霸道”的，对于兵事自然相对比较在行，但不代表他就没有大局观了，因此面对杨应龙的发问，他立刻给于了回答。
孙时泰道：“太师，播州若与官军开战，影响极大，此事个中关系十分敏感。黔蜀两省已下定决心定要改土归流，若太师此时示弱，播州杨氏必被勒令归田务农，从此荣华不再。
此战不得不打，但太师切记，只此一战，战后当立即向朝廷立誓，恳求皇上开恩。能制止两省之人惟有皇上，此后应当谨慎行事，不可再授人以柄，至于后事，当徐徐图之。”
他这里称呼杨应龙为太师，与蒙古人称高务实等封疆大吏为太师不同，这里杨应龙的太师是因为他自称“嗣唐太师三十代孙”，意味着“老子祖上很阔”，孙时泰不过投其所好罢了。
这些年朝廷军威鼎盛，杨应龙还真没觉得自己能取代朱明，也不觉得能长期相抗，他的目的一直都是以进为退，保住家业罢了，于是点头称是。
孙时泰便问应龙准备如何部署，杨应龙答道：“宋良佐兵分三路，兵力分散，可各个击破。我可假意部署主力于一路虚张声势，而在娄山关暗藏伏兵，令人以诈降为诱饵，诱其主力，声东击西。明军主力一溃，其余散兵也将自行退去。届时和谈可也。”
孙时泰认为可行，又表现出师爷的专业，仔仔细细把杨应龙的这番布置细化了一下。孙先生张口即来，说的头头是道，让杨应龙非常满意。
然后杨应龙召集播州兵将，道：“黔蜀两省近来对我播州屡屡刁难，前次贵州之败不远，此次竟还敢擅自出兵犯我辖界。播州自唐宋元以来，战无不胜，尔曹历代先祖皆是播州英雄，也正因此，大明太祖皇帝才招揽我们归顺大明为苗疆土司，世代治理此地。
如今酷吏横行，未经朝廷准许向我们刀兵相向，为保播州一方安宁，本太师愿亲自上阵，击溃敌军。事后再向皇上陈奏，还以播州公道，还请诸位鼎力相助！”
杨应龙说罢，群情激昂。播州军此次也出动五千，弃关设伏。明军北路郭成率领五千余川兵尚不知情，径直行进；南路由王之翰一路万余明军已至播州险要娄山关附近，娄山关苗兵闻风即溃，明军轻易进占，当夜明军令所部于白石口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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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伐元(七)白石口败绩
四川东路游击署都指挥佥事王之翰是这一路主将。此次宋良佐三路围剿，以王之翰这一路兵力最为充裕，高达一万一千余人，其主力来自于贵阳东部的平越卫、兴隆卫和镇远卫。
有一说一，贵阳东部这三卫的实力算是卫所军中相对比较强大的，原因并不复杂，主要就是因为周边土司都很强，它们三卫若是太弱则镇不住场面。
此三卫北部偏东是石阡府、铜仁府、思州府、思南府，这四府都是由当地土知府掌管，情形和早年高务实在广西时的岑、黄等大土司没太多区别；
其南部则是所谓“苗疆腹地”，基本处于“三不管”状态，当年刘显、刘綎父子就去里头剿灭过九丝蛮、掌都蛮，但由于那片地区开发程度极低，平定之后朝廷也没有去建府立县，就那样放着了。
北部不必说了，就是播州杨氏土司，七百年土司世家，跺跺脚西南巨震；西部则是贵阳府，朝廷在贵州的核心地区，也是三卫所重点拱卫的地区。
不过从王之翰的出兵路线来说似乎有些问题，因为他这一路乃是南路，而娄山关其实在播州以北不远，按理说他直接进攻播州倒比向东绕行跑去娄山关还要近一些。
舍近求远，这是为啥呢？王之翰不知兵么？那倒也不是。
播州其实就是后世的遵义，如果熟知教员四渡赤水的真·神操作，并且在卫星地图上仔细对照过地形就会发现，播州南部那片区域即便在民国时期也极其难走，而这一地区在眼下的万历朝那更别提了，根本连条像样的路都找不到。你想大军过境，除非带着大量工兵，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否则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心思吧。
往东绕行则不同，虽然路远了一点，但有一条“7”字型的山间谷地可以先北后西进入播州北部、后世的桐梓县附近(此处也是四渡赤水中一个双方反复争夺的要地)，王之翰就选了这条路，并且很快从此地直接南下，夺取了极其关键的娄山关要害。
娄山关在后世出名主要因为教员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而当时写下这篇不朽之作也正是因为他指挥的娄山关战斗是长征以来首次大捷。当然此处不是要谈诗词，只是表示娄山关对于播州(遵义)的重要性。
王之翰夺取娄山关比红军轻松百倍，但并不是因为战斗力，而是娄山关的苗兵“心无战意”，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就放弃了，直接夺路而逃。
王之翰大喜过望，语属下将校言：“这娄山关位于川黔要道，北拒巴蜀，南扼黔桂，咽喉天险，实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次我军秘密行军，敌猝不及防，娄山关已轻易为我所得。占据此处，则播州便如一半在握。
郭参戎(郭成)所部来得慢了些，我军不妨小憩一夜，明日前出至海龙囤以北，观杨氏成色几何。若杨氏军威仍盛，则待郭参戎合兵击之；若杨氏闻风丧胆，则我军自破之。届时播州指日可平矣。”众将校一齐恭贺，更有甚者认为此战必获首功，全赖王之翰神机妙算。
不过就在王之翰扎营并部署进一步行动之时，忽然闻报外有献降者，王之翰极为吃惊，我部秘密行军，怎会被播州知晓？当下连忙下令将来人押前审问。
来人是个精瘦汉子，皮肤黝黑，目光炯炯，他一见王之翰便叩首言道：“大帅饶命，小人名为穆照，属播州宣慰使杨应龙部下，原是奉命协守娄山关。见官军悄然前来，不敢争锋，遂先退避三舍，然后特来献降。”
王之翰一听大怒，喝道：“大胆蛮子！休得欺瞒本将，我天兵秘密行进，你等怎会知晓？且你不守娄山关天险，分明是已然设下埋伏，再向我诈降，诱我中计。哼，雕虫小技，也敢欺我？还不从实招来！”
穆照立刻喊冤，一边叩头一边叫道：“大帅容秉，大帅容秉，播州苗民常行于山野之间，如履平地，自是官军难以察觉。大帅，杨应龙生性残忍，我播州五司七姓全在其苛政之下苟延残喘。
七姓当中，令狐、成姓、娄姓、梁姓、赵姓、韦姓有四姓皆对其极为不满，只可惜势单力孤，无法于杨氏相提并论。如今天兵到来，播州人心思变，大伙儿一心想助天兵剿贼，也是为我等自家考虑，只求能推翻杨氏……大帅，我父也是死于杨应龙之手，所以闻官军前来并不愿意相抗，今特地赶来献降，请大帅给小人一个投效的机会！”
杨应龙治下残暴，这情况王之翰当然也很清楚，不过战争不是儿戏，焉能轻信？因此王之翰心思一转，再问道：“仅凭你三言两语就想令本将相信，岂非视国家大事于儿戏？本将且问你，所部降兵多少？为何先行弃关又来献降？你又有何凭据可令本将信任？”
穆照答道：“娄山关内原有守兵三百，本就已于杨应龙离心离德，官军前来又怎会顽抗？所以弃关而走。但小人自思弃关之罪在杨氏则定难活命，不如投降朝廷，反得报仇之机，所以说服所部苗兵随我一同降于大帅。
不过，小人还有一个消息必须禀告大帅，这白石屯后三十里有杨应龙驻兵三千，皆是他自家心腹，一旦娄山关有战事即来支援。至于我等是否诚心归降，大帅领天兵一去便知，大帅如若不信，小人情愿自断一指以证清白。”
王之翰听到他最后一句，心中一惊，倒不是惊他要自断一指，而是怎么断——难道自家部下轻忽到这般地步，把人带上来之前都不曾搜身吗？因此王之翰心中一紧，下意识手扶腰刀刀柄，目光死死盯着穆照。
然而穆照却根本没看王之翰，左手一抬，四指皆扣，只伸出一根小指，毫不犹豫伸到自己口中用力一咬！
这一咬“咔嚓”作响，血花飞溅，穆照却无事人一样张口一吐，将整只小指吐了出来。那根小指落到地上还在流血，甚至微微跳了一跳，惊得王之翰头皮发麻，下意识晃了一晃。
穆照此时才倒抽一口凉气，咬牙切齿忍耐剧痛，右手包覆伤口，但鲜血仍然不断涌出。王之翰也很快反应过来，连忙叫人前来帮穆照包扎止血。
穆照一边任由官军随军医师施为，一边气喘不止，但仍连声劝说道：“大帅，天兵来攻，应不止小人一人发觉，晚些时候杨应龙也必将知晓，事关重大，还请大帅早作决断。”
王之翰见他这般表现，当下再也不疑有他，肃然沉声应下，并命医师带他下去好好照顾。
穆照被带下去后，王之翰准备按穆照所说，先秘密接纳穆照部投降，背靠雄关以抵挡敌兵，并令穆照返回传信。其部下有人劝道：“参戎打算相信穆照，标下虽也不知真假，但苦肉计也不能不防，还请参戎小心则个。”
王之翰也认为此言有理，为防万一，便差人向北路的郭成所部联系，提议他加快进军速度立即汇合。
穆照当然是诈降，所以同一时刻杨应龙早已率部枕戈待旦，得穆照传信，知明军已相信诈降之事，且王之翰欲请郭成合兵一处。
杨应龙与孙时泰商议，决定先分一部择机暗夺娄山关，以与自己本部形成前后夹击、关门打狗之势，并命人秘密于白石口布置火点，等待时机。
两日后，紧急加快行军的郭成终于引兵与王之翰会合，明军于白石口内稍行休整，准备前往穆照部所在受降。
王之翰称赞郭成道：“郭参戎于平定哱拜之乱期间立功无数，英勇善战，此次前来剿灭区区播州土司，实在有些大材小用，只是在下为求速胜，不得已请参戎助阵。”
这话当然是奉承，郭成的确参加了平定哱拜之乱，但他是作为川军一部北上的，实际上没遇到过乱军主力，只是收复了一些原本望风归降哱拜的地区。不过官场嘛，从古至今都是这么回事，除非利益冲突严重，否则都是花花轿子人抬人，多一个朋友总好过多一个敌人。
按理说王之翰是参将，郭成也是参将，王之翰一上来就把自己定义为主将，说请对方“助阵”，这似乎有些过分。不过事情没有那么复杂，既然双方都是同级，那就比资历和兵力。
然而这两位资历也相差仿佛，就只好比兵力了——王之翰所部是郭成所部两倍，谁主谁从不必说了。
郭成知道不能和王之翰争这个主将，因此称谢道：“王参戎言重了，平定宁夏之乱时，在下所立些许之功实在微不足道。此战参戎但有所需，在下听凭差遣。”
于是双方一合计，认为既已合兵，两军相加有一万六七，播州军虽然历来号称骁勇，毕竟装备落后，当不是己方对手，因此不论前方到底是何情况，总要先去试一试才好交待。
明军因此开始进军，由北及南沿着山间谷地行进。行不多远，忽然白石口前后烟雾升腾、喊杀声环山而起，王之翰令人察看，乃是播州军以火封堵前后两路，火势猛烈，明军不得进出，随后便是山上两侧万箭齐发，明军惊慌失措无路可逃。
娄山关南这一路都是如此地形，因此明军实际上成了一字长蛇阵，而且过于密集，一时间死伤众多。
王之翰心知中计，急问郭成可有办法应对，郭成不甘向播州示弱，号令全军置之死地而后生，亲自拍马向前，大队明军紧随其后。
王之翰见状也引兵跟进，明军于是不顾身后，更不试图撤退，开始全力向前冒火突进。此时前方烈火熊熊，前队明军触之即伤，其余不敢轻进。
眼见士气受挫，两旁又是箭雨不断，郭成认为官军长于正兵，难以去山间与播州土兵作战，遂号召全军紧随，自己一马当先冲破火墙。王之翰见状也再度鼓舞士气，明军虽然惶恐，然而也受到感召，纷纷随之冲破。
为突破火墙，明军虽暂受鼓舞不畏生死，但毕竟情势危急之下毫无防护准备，以血肉之躯强行冲突，其损失之惨重也是可想而知。
杨应龙亲率的播州军早已严阵以待，见王之翰、郭成率部冲出，立即发令迎战。播州军与岑黄两家类似，历来剽勇善战，尤其是在山林之间，更是与广西狼兵几乎一般无二。而明军冒火冲突，冲出白石口之数不足八千，且烧伤灼伤者极多，至少短时间内再难以与播州军对敌。
杨应龙在山腰观战，见此情况，森然冷笑一声，随即亲自出击，直取郭成。郭成本在山谷之间血战，意图杀穿当面播州军，不意山上冲下亲率本部精锐的杨应龙。
二马相交只差数个呼吸的时间，郭成才发现一标在土司之中极少见的骑兵冲来，领头之人正是有着“播州杨天王”之称的杨应龙本人。
郭成连忙扯偏马缰正面迎敌，但此时他已来不及提速。杨应龙人仗马势，一刀劈下威力极大，郭成举刀相抗，有哪里挡得住数百斤战马冲锋带来的巨力，当下负伤坠马。杨应龙则很快调转马头，回转过来仗着以骑凌步，与郭成相斗数合，郭成饮恨阵亡。
而明军也在播州军攻杀之下越来越难以支撑，好在此时天色却变了，一场甘霖般的春雨淅淅沥沥下了起来，白石口烈焰渐息。杨应龙大怒却无可奈何，他知道没了这些优势，一旦明军有机会重振旗鼓，在山谷间以正兵形态死守，播州军就很难再占优势，因此毫不迟疑领播州军冲入白石口，
明军虽然受益于春雨浇熄了火焰，不必再被火烧乱了阵型，但也因为生路出现而求生意识占到上风，惊惧之下纷纷夺路而逃却忘了成阵型的抵抗。
王之翰本想整肃队形，无奈他毕竟不是戚继光，努力了一番发现无济于事，长叹之下也只得随军还撤。然而撤退也不顺利，没跑出多远便见娄山关早已被杨应龙夺回。
此时明军进退不得，苦战又难战胜，王之翰本人亦中两箭，其中一箭差点射中咽喉。此时明军也都知道无路可逃，哀兵之势顿成，王之翰心知这是转机也是生机，立刻下令死守于娄山关南，列阵以待。
播州军反而没料到这支明军居然有这般气势，冲击了三次都被击退。杨应龙恼羞成怒，正要亲自压阵大举攻杀。
然而孙时泰却知道哀兵之悍勇绝非轻易可敌，遂表示此战明军已然损失近半，剩下之人不过一时血勇，实则几乎个个带伤，即便现在逃回去，没个一年半载也恢复不了。考虑到明军后续还有许多兵力可以抽调，因此播州军要保持军力，眼下不能再战，不如先放他们回去，播州也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布置后续。
杨应龙怒火渐熄，也觉得军师所言有理，因此传令假意保持攻势，却让娄山关方向漏出破绽。王之翰很快发现娄山关守军兵力不足，战意也不强，他顾不得其中缘由，很快抽调最后的力量反过来攻打娄山关，终于重新攻入。
由于损失惨重，后方也无更多援军，王之翰不敢固守娄山关，一路狂奔北撤，居然直接撤到了重庆外围。战报传至成都，宋良佐四肢发凉，呆了半晌说不出话。等回过神来，打了个哆嗦，连忙叫来心腹家丁，写了两封亲笔信命人不分昼夜送往北方。
这两封信，一封是送给京师的兵部尚书周咏，另一封则是送给远在大宁的蒙元经略高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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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伐元(八)挽回之法
由于宋良佐这次的两封信不是上奏给朝廷的正式疏文，因此可以跳过常规，利用京华从成都到京师的一条“西南信鸽通道”来传讯。信鸽的好处不仅是飞行速度快，还有一点是它基本不必绕路，这可以大大降低联络距离。
从成都到京师走路的话当然很远很远，但其实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就刚刚超过三千里。京华培养的信鸽平均飞行速度大概是半个时辰(一小时)飞两百里，但鸽子毕竟不是永动机，并不能一次飞达，中途还要停留以及换鸽子来搞“接力赛”。但即便如此，消息还是在次日送达了京师。
京华的信鸽体系建立时间也还不长，比如整个大明西南就只有成都有一个“全国辐射”的信鸽站。不过，京师周边相对密集一些，比如去年的救援战中就表明大宁有一个。
如此一来，周咏是在次日中午收到宋良佐的报信，而高务实也在下午收到了这个消息。高务实收到的消息还不止是宋良佐送来的这封，周咏也送来了一封——是他在召集实学派相关官员尤其是兵部官员紧急商议之后写给高务实的。
之所以大家都急急忙忙通知高务实，那倒不是说催他赶紧打完蒙元再去播州，而是现在西南方面的应对太过失败，不得不请他这位“天下第一文帅”给点指导意见。
说实话，西南打了两仗，两仗都是真的拉胯。一战贵州出兵，损失三四千；二战四川出兵，又损失七八千，这前后相加算是直接报销了一万军队。
这不是闹吗？高务实当初打完整场漠南之战都没损失这么多明军，现在他们打个土司居然已经折进去一万人了！这局面已经难看道和日本****时期打不过敌人只能被迫请求上级“战术指导”差不多了。
高务实看了两封信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好家伙，我特意给你把刘綎调过去坐镇，结果你这边因为刘綎所部陷入水土不服导致的某些疫病就直接把人无视了，非要火急火燎去送一波人头？
倒是前线领兵的两个“败军之将”王之翰和郭成其实表现还可以，郭成本人英勇战死这没什么好说，只能是厚赐重抚了；王之翰虽然在宋良佐的信中成了中计的废材，但高务实审视了一番发现他的表现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重大失误。
对于敌方的诈降他是有防备的，即便穆照使出了那样的苦肉计，明军也在合兵之后才出兵向前，而且实际上仅仅走了三十里左右。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失误，那应该是对播州军的军力出现了误判，从其行军表现来看，他似乎认为合兵之后的明军是能稳操胜券的。
王之翰所部平越卫是贵阳东部的明军主力，郭成所部前两年还北上打过哱拜，两支军队算起来都是南方强军了，他有较强的自信可以理解。
误判很大概率应该是出在对播州军的兵力上。播州军和其他土司类似，跟随朝廷出兵的时候一般能派个两三千就算很“给面子”了，而平日里在领地上长期维持的军力可能不超过两三万。
在这种情况下，王之翰极有可能把播州军的总兵力按照两三万来看待，扣除掉一些不能抽调的兵力，他或许认为播州军能动的军队也就一万多，撑死不会超过两万，这就麻烦了。
对土司极其熟悉的高务实很清楚，对于这些大山里的土司而言，他麾下的成年男性土民几乎个个都能随时拉过来变成土兵，而且这些土兵在山区使用竹矛一类武器作战时的战斗力简直好像与生俱来，只要集训一下基本的军规之类就能用与作战。
杨应龙这档子事前后已经有些时间了，人家凭什么不会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先将麾下土民操演操演？当年黄芷汀就说过，她家平时顶多维持两三万狼兵，但真要拼命的话，拉出八万大军那是一点也不奇怪。
高务实当年还问过黄芷汀，说广西土司各大世家的力量相对比播州土司如何？黄芷汀的回答是，从兵力而言播州杨氏略胜岑家，更胜黄家。而且播州杨氏靠近“三不管”的苗疆腹地，历来与苗人关系不错，如果发生战争，杨氏有不小的可能得到苗人相助。
黄芷汀这回答的后半部分是她自己加上去的，原因是她觉得高务实问起这个问题可能是想在播州改土归流，因此得把最坏的可能先告诉他。
换言之，从她的判断来看，播州只靠自家的实力就能做到战时拉出十万以上的土兵来，剩下还有很难准确估算的苗人支援。
她的这个判断高务实是相信的，因为他前世看三大征时期史料的时候看到过，杨应龙在战争最强势之时拥兵高达十六万。也正是因为杨应龙之患十分严重且发生在国内腹地，大明才不得已把一场可以完胜的援朝之战弄得略有些虎头蛇尾——赢是毫无疑问赢了，但总觉得差点意思。
如今杨应龙之乱看来是提前爆发了，这显然打乱了高务实的计划，碰到了他所备“西南预案”中几乎最糟糕的一种。不过，既然有预案，那事情就还可以应对。
高务实出任蒙元经略并未卸任户部尚书，这和前一次他出战宁夏而未卸任戎政侍郎一样，在朝廷而言比较特殊，但这也带来了一些切切实实的好处。比如这一次，他就可以在回信中表示户部所属的西南一些官仓可以开放供应包括军饷、粮食、军械之类物资——其实周咏来信的目的之中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只是不必点穿罢了。
除了资金与物资支持之外，西南方面到底如何用兵，周咏也必须以高务实的意见为主。原因嘛，无非两点：一是高务实在实学派中的名声、地位和能力都超过周咏，如果高务实不答应，西南方面能用上几分力谁也不知道；二是高务实的边功初创于西南，他在西南明显早有布置，而周咏是从辽东巡抚、蓟辽总督升上大司马的，对西南的情况几乎两眼一抹黑，不问高务实的话几乎就只能照着兵部的册子胡乱安排，然后瞎打一气。
那么，高务实有什么奇策妙计能够轻易摆平播州吗？没有。
如果说只要按下播州之乱，那还可能考虑一下利用名望，将杨应龙骗个“调虎离山”，几率虽然难以保证，到底还是可以试一试。
但问题是播州之乱闹到这个地步，实际上已经和贵州改土归流的成败直接挂钩了，那就意味着除非能有法子把杨家一网打尽，否则光杀一个杨应龙毫无意义。他的儿子还在，甚至再不行也还有一溜的侄儿之类亲属，杨家不可能坐视播州土司就此消失，必然抵抗到底。
政治手段失效，经济手段……人家经济基本是自给自足，高务实也不能出钱买他们自己砍了自己的脑袋，所以剩下的也就只有武力征服了。
播州杨氏能凑出十六万大军，这是高务实的“困难程度预计”，虽然现在还未必到达这个数，但料敌从宽，总得按照这个数来计算才稳妥。播州军是内线防御，对兵力的需求相对于进攻方来说还要小一点，那么朝廷出兵可能要超过二十万。
明军在南方要出动二十万以上的大军是非常困难的，就算勉强出了，恐怕其中大多都是只会种田打杂的卫所兵，因此这些兵力是无效兵力，真要出兵二十万，在九边主力不能南下支援的情况下，主要还得从土司方面想办法。
大明的南方土司在战争中表现历来都很抢眼，僮人的狼兵也好，苗兵、瑶兵、土家兵等土兵也罢，都是大明朝廷经常性要求随征的部队，这种情况当然也可以在征讨播州一战中复制。
于是高务实找来京华版的大明堪舆图，从播州周边诸省开始考虑征调土司。不看不打紧，一看吓一跳，播州周边的土司那叫一个多。
播州北方就是重庆，重庆东部有石砫宣慰司、酉阳宣抚司两大家(级别上宣慰司大于宣抚司)，他们所在地再继续往东看就是湖广西南部，也就是“偏沅巡抚”辖地，即后世的湘西地区。这一片更厉害，有两个宣慰司，三个宣抚司，还有一个土州，一个长官司。
贵州本省也了不得，水西土司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田家就在这里。虽然思州、思南田家本家被朝廷多年来拆分得厉害，但受田氏恩惠而类似“推恩”造成的各地土司却依然有一大片，这些力量现在都是朝廷能够调用的。
所谓贵州土司“四大天王”，安、宋、田、杨四大土司没一个好惹，但如今杨氏造反，其余三家显然面临各不相同的选择困难——倒不是说他们敢反对朝廷征调，而是出力程度如何恐怕各有不同。
一些家族与杨氏关系较好，难免会打着出工不出力的想法；一些家族与杨氏关系一般，或许也会因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心思磨洋工；还有一些家族可能与杨氏有冲突，利用起来会顺利一些，但考虑到他们也可能想要尽可能保存实力，同样未必全力以赴，只是对比前两种要好一点。
但无论如此，贵州现在有大大小小数十个长官司，就算他们每家只出兵一百人，那也是好几万大军了，何况还有一些土府，那是不可能拿“百人”这种规模交差的。
播州西边便是四川，川西北的那些土司有边防任务，轻易不能动，但川南的土司显然是随时可以抽调的。川南土司是什么情况？答案是镇雄、乌蒙、乌撒、东川四大军民府再加一个永宁宣抚司，同样是随时能抽调几万大军的规模。
如果这还不够，广西、云南两个土司集群还能作为后备。广西土司虽然被高务实抽走了最强的岑黄两家和他们的一些附属势力，但如赵氏、李氏等大土司和他们的附属势力仍在其中，这些力量显然也能抽调。
而且，广西这些年因为京华的木材、桐油等开发购买，连带着土司们的经济实力也有所增强，自带兵甲干粮随征反而还变轻松了，甚至他们更不敢拒绝朝廷，也更不敢出工不出力。高务实估摸着，如果确实需要的话，从广西再调几万狼兵也不是不行。
至于云南，那更别说了，比如刘綎在滇南、缅北负责镇守之时，自家手里不到三万兵，却在名义上管着辖区内十万土司兵。
于是高务实便按照明军三成、土兵七成的比例，给进攻播州划出了兵员构成。此次全军调集二十四万大军，明军“经制之军”约七万，各路土司兵马约十七万，依旧分成数路前进围剿——这不是不想集中兵力，但山区不便，真集中太多别说山上根本没大路，基本走不动道，后勤方面的压力大到很可能要把大军饿死在路上。
高务实当然也担心被杨应龙玩内线机动、各个击破，所以他的这个计划很像某个时期常凯申的第三次围剿，采用“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战法。
简单说就是其余诸路集结兵力不弱，但不轻易冒进，占据一地巩固一地，层层推进，逐渐缩小包围圈；而以刘綎所部为核心的那一路则是主攻，从北路直插向南，如高悬的利剑向下刺入播州心脏，这同时也是逼杨应龙主力前来决战，意图依靠刘綎所部正面击败播州军核心部队。
毫无疑问，这次作战的核心还是要围绕刘綎所部进行，这也是高务实把刘綎调去四川的目的所在。不过作战规划好办，政治上的麻烦却不那么好办，比如说宋良佐这波浪战送掉了七八千人头，在朝廷得知消息之后肯定掀起轩然大波，实学派将面临巨大压力。
实学派不同于心学派，靠的不是嘴皮子而是实效，打败了就是打败了，求情的意义其实不大。然而，宋良佐还是要保一手的，即便不从政治考虑，也得从军事考虑，此时如果换一个非实学派的官员去做这个四川巡抚，高务实现在定下的围剿策略能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也会存疑。
败绩已然出现，怎么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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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伐元(九)隐患
其实以高务实如今的名声地位乃至于当前所居职务的重要性，他要强保宋良佐并不难。甚至他都不需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直接了当以他“天下第一文帅”的资格写封奏疏送给皇帝，就说宋良佐甫一履新，地方上许多事务难以上下齐心，请皇上给他一点时间，平定播州这件事他一定能办下来——如此几乎就足够了。
安全起见，还可以说宋良佐赴任前就曾经写信给自己，提到过平定播州的办法，自己非常赞同，然后拿出他自己安排给宋良佐的那套计策给皇帝看。倘若还愿意再帮一手，甚至可以说宋良佐此次之败原本就是计划好的，乃是骄兵之计，之所以之前不说，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不过，高务实很清楚朱翊钧的性格和做派，更清楚他的聪明。虽说宋良佐刚一到任就急急忙忙发动了一次失败的进攻，但皇帝知道宋良佐是实学派，而实学派在军事上最终总有他高务实去兜底，故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将宋良佐换掉可能导致的问题明显可能会更大。
实学派会担心宋良佐被换掉，新的四川巡抚未必能有效配合执行实学派的军事计划，但皇帝只会更加担心这一点，因此皇帝不会轻易动摇这个人选。况且如今高务实还在更加重要的灭元战线上领着六十万大军征战，此时把实学派另一战线上的主帅换掉意味着什么？
所以皇帝本身就应该是要保宋良佐的，此刻实学派只要随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让皇帝能够顺着杆子往上爬就行了。
高务实作为朱翊钧的信重之臣，当然会给出这根杆子，因此立刻写了一道奏疏和一封给周咏的答复信件，前者以官方渠道送回京师，后者飞鸽传书给周大司马。
奏疏走得肯定比飞鸽传书要慢不少，周咏接到信之后完全有时间安排各项相关事务，同时想好在朝堂上的应对。
除此之外，针对播州的事情高务实还得另外写封信给刘馨，让她这位秘书长以自己的名义通知京华在西南诸省的力量准备进行相关配合，这些事情过于繁琐，就不必一一展开了。
搞定这些，高务实把心思转回当前的战争形势，但还没沉下心来思考，却忽然想到这些事情的关联性。
似乎……出兵伐元这件事现在成了引蛇出洞的引子，一下子就钓出了偌大一个播州宣慰杨应龙。那么，会不会还有其他原本隐藏在暗处的阴谋家会趁此机会跳出来搞事？亦或者并不直接跳出来，却在暗地里更加肆无忌惮的搅风搅雨？
想了想，高务实觉得这个可能不仅有，而且非常大，至少心学派目前毫无动静的表现就十分不合常理。按照历代正常的党争习惯而言，心学派此时应该深感威胁逼近，然后处心积虑搞破坏才对呀。
也许高务实本质上就是那种“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人”的人，他设身处地站在申时行、王锡爵的立场想了想，实在觉得心学派在当前局面下其实危机四伏，再不动一动就可能出大事了——只要他高务实此战得胜，心学派就不得不面临被实学派全面压制的巨大危险。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实学派——尤其是实学派高党一系，因为掌握六部之中吏部、户部、兵部这三个实权最大的部，导致高务实在朝廷中的施政实力本就超过心学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务实再取得一次大明朝期盼了两百年的胜利，情况将会如何？
极有可能高务实要以未及而立之年跻身内阁，同时在实学派内部全面压制许国-沈鲤联盟，将整个实学派的“江山”一统于麾下。
这意味着什么？至少，首先就意味着沈鲤掌握的都察院被纳入高务实的实际掌握，让高务实在言官体系的话语权得到极大加强。
届时，他不仅实际掌握吏部，还实际掌握言路，则朝廷的用人之权几乎尽操其手——除非皇帝反对他的意见，否则就是他想用谁便用谁，他想黜谁便黜谁，这还得了？
何况以皇帝眼下对他的信任，如果再添那样一场大功，指望皇帝反对他的意见，这本身就已经近乎梦呓了。恐怕到了那个时候，高务实唯一有可能算得上“弱点”的，就只剩一个“功高震主”了。
然而，那还得皇帝真认为他的“功”高到能够“震主”才行，而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似乎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大明朝的权力架构原本就与过去历朝不同。大明连宰相都没有，内阁即便是首辅也没有“开府”之权，朝廷一切的行政、军事、司法大权归根结底全在皇帝一人之手。在这种权力体系之下，高务实拿什么“震主”？
在大明朝，如果光凭声望就能震主，那当年的于谦又怎么会死？要知道，高务实眼下即便立下灭元之功，但这功劳即便再大，性质上也只是锦上添花，于少保当年那可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差不多可以算作是再造大明了呀！
可是于谦的下场如何？英宗复位之后，一个谋反的罪名扣上去，于少保立刻被拿下，最终被判斩绝，而于谦本身也没有任何抵抗之举，甚至连辩驳都没有——他是明白人，知道事已至此，自己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不如不说。
可笑的是，当初迎回英宗这事还是于谦力主的。原本景泰帝朱祁钰是不想将哥哥英宗迎接回来的，是在于谦的极力主张之下，朱祁钰才勉强同意了将英宗迎回。因此，张廷玉在《明史·于谦传》中还特意记载：“卒奉上皇以归，谦力也。”
正因如此，以至于景泰八年代宗朱祁钰病重，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朱祁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虽然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但后来还发生了一点小故事。
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先诬陷于谦等人制造不轨言论，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
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
奏疏上呈后，英宗想起自己能回来也多亏了于谦力主迎接，不免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谦实有功)。”徐有贞连忙进言道，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
事关皇权，英宗也顾不得良心谴责了。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
事实上，于谦被抓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彼时于谦手里仍实际掌握京师大部分兵权，如果他真要反抗，这政变能否成功都很难说。
但无论如何，于谦这一死给大明朝留下某种“政治遗产”式的政治思维，即大明的文官无论看起来拥有多大的权力，在皇帝面前也不会反抗，或者没有反抗的能力。后来的皇帝们之所以越来越敢于向文官放权，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掺杂其中。
那么，既然大明朝上上下下都不会觉得高务实能有“功高震主”的可能性，立下灭元大功之后的高务实岂不就可以算得上无懈可击了？到那个时候，高务实自身无懈可击，那他一旦打击异己，心学派靠什么抵抗？
这就好像两个人决斗，其中一人金刚不坏，他无论是神功精绝还是乱打一气，最终死的都只能是他的对手。这还斗什么斗，不如早早认命拉倒。
申时行愿不愿意认命拉倒或许还不好说，毕竟他这人和徐阶很像，没准能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但以王锡爵的性格来看，他是肯定不会认命的，一定会选择斗到底。
以眼下这般局面，高务实离“金刚不坏”看来已经只差这场胜利了，王锡爵难道真的会傻傻等到他获胜再去反抗？肯定不会，王锡爵要行动必然会选择在高务实获得这场胜利之前就行动——他之前刚刚起复回京就用“正国本”先声夺人，足见其喜欢掌握主动。
当初如此，如今必然也会如此。
不过，他如果要出手，会选择从何处着手呢？高务实不禁陷入了思索。
在这场战争中拖后腿？这似乎很难，毕竟高务实为了确保此战胜利，囤积了足够多的物资，后勤补给线也交给了自己人，王锡爵在这里应该很难上下其手。
至于军事指挥层面，高务实以蒙元经略身份拿着大明朝迄今为止权力最大的一把尚方剑，兵部又是实学派的地盘，似乎也不存在被人插手的可能。
指挥体系不会乱，后勤补给有保障，王锡爵在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都不具备干涉的能力，也就谈不上拖后腿了才对。
且慢，李如松到底还是心学派的人，难道……不对，李如松不是李成梁，他考虑政治问题比李成梁简单得多，让他放弃立下如此大功的机会来和自己捣乱，他肯定不会干。而以李如松的脾气，如果王锡爵真要强迫他，没准这位爷直接反出心学派也说不定，以王锡爵的智慧不会连这点都看不出来。
内部没有破绽，难道是外部？高务实心中一突，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但又觉得不可能——王锡爵再怎么说也是朝廷阁臣，同时他也没在边镇干过，不应该也不可能联系上图们，搞出惊世骇俗的通敌操作。
高务实冥思苦想，依旧不得其解，暗道：这就奇了怪了，各个方面都不可能，王锡爵还有什么办法好想？总不可能扎个小纸人，打算在家咒死我吧？
王锡爵当然不会干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别看他在苏州时似乎也相信了自己女儿“得道成仙”，但那其实只是为了掩饰女儿精神异常而故意为之。想他王阁老堂堂一个心学派的当世大儒，“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道理难道还要别人教？
事实上，王锡爵虽然不出意外地正在想方设法让高务实不能赢得这次战争，但他此时面临的阻力却很大，以至于他能做的事情也着实不多。
这里头还有个相对比较异常的情况：申时行虽然也认为高务实一旦此战获胜，将对心学派带来极其巨大的挑战，但他却不同意王锡爵想法子让高务实战败，他只同意让高务实“难获其胜”。
战败和“难获其胜”当然是有区别的，调动六十万大军却战败，那通常意味着官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申时行虽然是心学派当前的党魁，但他毕竟也做了好些年的首辅了，他的良知不允许自己做出这种卖国之举。
不过“难获其胜”就不同了，比如说高务实那边尚未取胜，便因为某些意外只能撤军返回，这也不失为一种“难获其胜”。所以申时行目前的要求很明确：想办法让高务实无法顺利完成此战，但不允许心学派内部以任何方式故意让高务实战败——无论这做法是否能达成，总之申时行不同意这样操弄。
这无疑给王锡爵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让他只能把目光投向高务实的“大后方”，也就是大明国内。他必须想方设法让大明出现内部麻烦，这麻烦不仅要紧急，而且一旦置之不理危害会很大。如此目标一旦达成，就可以逼迫高务实撤兵回国，把精力用在安定内部上，间接使此番北伐无疾而终。
王锡爵本来是打算从各地藩王身上想办法，比如怂恿某位藩王起兵。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朝廷未免出现又二次“靖难”，大概率会极其重视。
倘若这位藩王起兵之后真的能闹出比较大的动静，皇帝为了避免成为另一个建文帝，多半会需要抽调精锐去平叛。这些叛乱势力究竟是真的强大还是徒有虚名，把高务实调回来一试便知。一旦朝廷这样做了，高务实的各种计划就算是彻底破产。
然而若真是仅仅如此，那就太小看王锡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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