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马六甲？龙牙城！
热带雨林气候的马来半岛在中国古籍中常称龙牙半岛，而龙牙古称如今在此再现神采——随着西班牙无敌舰队惨败于英格兰的消息传至南亚印度半岛，葡萄牙果阿总督再无迟疑，全面接受黄芷汀提出的马六甲城移交协议。
同时，在黄芷汀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暹罗、安南、柬埔寨、南掌、勃固、吕宋与葡萄牙王国贸易合作协定》，简称《七国协定》。
《协定》约定，缔约各方互为贸易最惠国，关税及海关税按照详细约定，维持在5%-15%之间，其中最高税率15%仅限于奢侈品关税。
考虑到“六国集团”方面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在做京华的白手套，而京华的货物之中来自于大明的丝绸与瓷器仍然占据相当份额。
这两类产品都是被归纳为奢侈品的，故葡萄牙方面理论上获利更大，因此双方另外约定，葡萄牙王国开放其在印度的诸据点准许京华船只使用，使用过程中一切权利按照葡萄牙王国本国船只计算。
葡萄牙王国顺利得到“六国集团”允许其自由传教的承诺，而其所谓的天主教“保教权”，由于教宗在东方并无实际影响力，因此也被高务实授意“六国集团”承认。
这两条换回来的则是葡萄牙“理解并遵行《龙牙海峡通航制度》”的申明，并再次重申“尊重大明帝国对南洋各国、各地区之宗主权不容侵犯”的立场，还将这两句话都写进了《七国协定》当中。
然后黄芷汀亲率军队进驻马六甲城，当日便代表其夫君高务实宣布：马六甲城更名为龙牙城，所在半岛正式定名为龙牙半岛，所临海峡正式定名为龙牙海峡。
整个龙牙半岛在归属上被暹罗王国摘取，但暹罗王摩诃·坦马罗阇的诏书已经随军带来，诏书中宣布暹罗王国将整个龙牙半岛设为“代管领”，由京华集团全面代管，无论政治、军制及其他一切事物皆由京华自定。
紧接着，黄芷汀宣布高务实的任命状：高瑞雏任龙牙代管领首任巡阅使，木萨利任龙牙代管领首任镇守使。原龙牙半岛上存在的柔佛等苏丹国，苏洛鬲等城邦国要么是葡萄牙的傀儡国，要么是缓冲国，此刻随着京华的大军南下，自然尽数撤销，宣告灭亡。
由于高务实、黄芷汀夫妇成功的经济诱惑、政治胁迫、军事威胁三管齐下，京华集团完成了一次兵不血刃拿下约24万平方公里领地的壮举！
龙牙龙牙，巨龙之牙！
这颗牙，向南是后世的印尼群岛，向西便是印度半岛。
不过高务实一贯不打无准备之仗，南洋诸小国虽然从军事上而言应该不难征服，但如果二话不说就直接开片，将来的统治成本就可能很高，颇不划算。再加上他最近被皇帝警告了一番，两个人之间互相摸了摸底，暂时而言最好不要在南疆方面有太大的军事动作，以免刺激皇帝。
至于印度，那就更不能着急了。虽说莫卧儿作为“游牧遗民”征服了印度北部，目前正是开国初期，上升势头很明显，但游牧民族嘛……过了那短短的开国初期之后，众所周知也就那么回事了。
所以这事不着急，不妨等他们自行消耗完动能再说。当然，京华也不是说就百事不管，要真是不闻不问的话，京华找葡萄牙要来驻港权做什么？
且慢慢来，先派人开始在印度半岛做生意，顺便摸清印度各国(尤其南方很多小国)的情况，无论政治军事经济，还是地理风俗历史，总之先把情报网摊开来，然后再论其余。
总之暂时来说，高务实的主要目标还是南洋，因为在他的眼里，将来南疆的基本盘差不多就是后世的南疆南洋地区。
根据刘馨作为京华秘书处秘书长近期抽空专门写给高务实的《南疆南洋地区资源概述》来看，这一基本盘还是非常重要的。
南疆南洋地区位于向东南东移动的欧亚板块、向北东移动的印度一澳大利亚板块、向西北西移动的菲律宾板块交汇处。从元古代至今，经历了陆核的形成、板块活动、板内活动、陆内汇聚等多个演化阶段，是全球板块活动最强烈地区之一。
由于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强烈，南疆南洋地区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相当丰富，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资源宝库之一。其优势矿产为铜、铅锌、金、铁、锡、铬、镍、铝土矿及钾盐等，其中铜、铬、镍、铝土矿和钾盐等矿产资源为后世红朝所紧缺资源，换句话说就是和大明有较强的互补性。
后世的东盟有约4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过高务实不打算把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单独分开，所以他心目中的南疆南洋地区面积还要再扩大一些，已经超过500万平方公里。
除了资源与面积，这一地区又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两大洋的十字路口，区位优势也很重要。对于高务实来说，这个优势既有利于贸易，又有利于帮大明或者广义上的中国遮蔽西方殖民狂潮带来的负面影响。
目前南洋还未到手暂且不说，单看如今已经囊括整个东南半岛的南疆，高务实认为已经可以开始先期推行一体化了。
毫无疑问，政治方面的一体化由于所谓的“定南都护府”没有真正成立，所以还需要慢慢来，但经济方面的一体化却可以先行。
不过，托了刘馨的福，这一次高务实不需要从零开始亲力亲为，先期的规划主要由刘馨牵头搞出个草案来，高务实只需要负责最后的订正和拍板。
军事方面的布置则由秘书处的陆、海两位军务秘书额尔德木图和阮福源先期编个草案，交给秘书长刘馨审视过后，再由刘馨去和黄芷汀联络，最后由高务实决定。
基本上而言，龙牙警备军是肯定要新设的，而且陆师方面势必会以原先的暹南独立守备师为基础，目前主要的争论在于龙牙警备军的编制情况，也就是到底需要几个镇。
至于海军问题则更复杂一些，尤其是既然原马六甲城到手，鉴于其地理位置之关键，南洋舰队是否需要将母港设去龙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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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2章 新的阴谋(上)
金秋时节，万户农忙。户部由于管着秋粮仓储，也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节之一。
虽说大明全国上下已有一半以上地区改行了一条鞭法，对于田赋不再征收米麦实物而收银钱，但仍有近一半地区继续实行实物征收，故秋粮的收储仍是头等大事。
尤其是整个西北地区，以及除成都一府之外的其他西南地区，这半壁江山依旧得靠着老规矩行事。此外已经改行一条鞭法的地区，则要开始征收金花银——也就是税银，而税银又存在中枢和地方分账以及转运等事。
以上种种，每一件事都是大事，都需要身为户部尚书的高务实亲自关照留意。
如果以大明朝自建立至今这个整体时间段来统算，明朝每年的田赋平均约在2950万石，这其中除去地方衙门留存的1200万石之外，剩余的1750万石要运到京师。
在这1750万石当中，有大约750万石是在北方征收的，这些粮食大多作为九边地区的军粮。剩下的约1000万石，则作为明朝中枢的收入。
另外，因为大明实行两京制度，政治中枢分为南京和北京，所以在这1000万石中又有120万石是给南京的，另外820万石给北京。
在这些税收当中，大约有400万石是来自于南方省份。因此在明朝中期，朝廷便将这400万石按照四石粮食折一两银子的折算比例，大约折成100万两金花银。由此，金花银便成为田赋税银的专用名词。
如上所述，大明原先所有的田赋当中，南方所占的比重要高于北方。但是由于南方到京师路途遥远，运输不便，从南方运到北方的损耗是相当大的，损耗比例大约在一成左右，也就是十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每运送十石粮食就有一石白白消耗掉了。
按照大明从南方运1000万石税粮来算，则仅在路上便要损耗100万石，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想想看日本刚刚过去不久小田原之战就知道，海贸同盟支援北条家两万石大米，北条家面对丰臣秀吉的二十余万大军都能多挺两三个月。
那么一百万石呢？呆板一点计算的话，那够五十个小田原城吃两三个月，而敌方需要出动的兵力居然要一千万人以上。现实中固然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但足以证明一百万石粮食这个概念绝对不是说笑的。
除了损耗之外，漕运能力有限也是一大问题。根据后世一位黄先生的计算，大明最大的漕运能力为每年400万石到500万石之间，每年从南方运往北方的820万石粮食当中，大约有400万无法通过内河航运运往京师，因此也就导致了大明朝廷不得不把这400万石粮食变成银两。
其实按照高务实穿越以来的情况来看，在隆万之交那段时间里，如果不是京华崛起得快的话，朝廷连运送420万石南方粮食去北方都很难做到。因为那时候黄河连年有险情，几乎每年都要淹至少几个县，然后自然是断绝航道，漕船无法通过。
在那段时间里，高务实推动了高拱进行海运，京华本身也承担了其中一部分。但说实话，京华当时承运原先的那些漕粮几乎没挣什么钱，朝廷征集的南方海船也同样没在运粮上面挣钱。
大家挣钱的部分几乎都是夹带私货和返程载货。夹带私活是指从南方运粮去北方的时候，船上不止装粮食，顺便还带上一些南方特产，无论是什么湖丝苏绣，还是纸张砚台都行，反正就是不能只运粮。
至于京华方面，除了同样在这件事上挣钱之外，还因为海运的关系发展了当时刚刚兴建的天津港。并且由于京华还控制着开平“工业区”和土默特的碱湖与牛羊马匹，因此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如果把大明南方和北方强行看做两个独立经济体的话，北方地区降低贸易逆差可真是大半都靠京华这一家巨无霸大集团的优异发挥了。
不过，后来一条鞭法推进加速，南方的东部、中部各省逐渐开始全面征收金花银，运粮这个差事就算是交卸了。但粮食不运对京华也好，南方的船东、船家也罢，都不是问题，因为不运粮反而更能空出吨位来载货，加速商品流通，大家赚得更多了。
而此时就存在一个问题：金花银由谁来运？
毫无疑问，这笔生意连江南财阀们都不愿意跟京华争，毕竟要去天津港交货，那可是京华的第一个私港，驻泊费用全看京华的心情。这样一来，运送南方金花银的买卖就成了京华的一项垄断性生意，南方各地衙门也不得不每年拿出一笔钱来支付运费。
且慢，为何是南方各地衙门拿钱给京华？这笔钱不是应该算作“中央税”吗？不是应该由作为中枢财政的户部出钱吗？
还真不是，这笔钱在大明朝从头到尾都是归地方来出的，具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大明户部统计各省纳税额。朝廷每年要根据上一年度的税收数额，对本年度的纳税数额进行统计。并将每个省份本年度应该缴纳的金花银下发给地方，后期各地方衙门根据户部下发的要求征收金花银。这是金花银征收过程中，所有步骤的起始环节。
第二步，地方衙门发出“由单”。地方衙门根据户部给予的纳税数额，将本省总的纳税数额进行分割，分配给不同的地方衙门。
各级衙门一层层下发，最后由县衙向具体的纳税人发出“由单”，也就是类似于应缴税务清单之类的东西。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通过这一步实现了将纳税数额进行分配的任务。
第三步，纳税人包封银两。比如某位粮长(注：“粮长”下文再说)在收到由单以后，按照自己的纳税数额，把银两包封起来，并把银两按照相应的办法上缴至县府。通过这一步，纳税人实现了纳税的过程。
第四步，地方衙门把金花银运输到京师。其实地方衙门把金花银运输到中枢的过程，是整个金花银征收过程中最复杂的一个环节。
在地方衙门运输金花银的过程中，以往一般实行两层管理制度。所谓的两层管理，就是指地方衙门掌管金花银的文书工作，而具体的运输工作则交代给民间的代理人。
这种代理人其实很类似于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镖局，按现代语言来说可以叫做快递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地方衙门安排纳银数量较多的粮长来承担运输的任务。
到了后期，这种粮长负责运输税粮或者金花银的方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封建劳役，运输的负担逐渐落到平民百姓的头上，具体情况下文会说。
第五步，户部检查核对。在地方把金花银运到京师以后，一般是由户部对银两进行核对清查。如果数额和户部下达的纳税数额一致的话，这些金花银就会被放入国库。从而实现了金花银征收的所有过程。
步骤一摆明就能说清情况了：运粮也好，运金花银也罢，在大明朝一直都是地方衙门的工作，中枢方面只管坐地收货。货保质保量的送到了还好说，只要货没送到，或者货不对数，其责任都全在地方。
京华显然是大明朝最强大的物流集团，在“运输承包商”这个位置上的地位不可动摇，而且收费也相对比较公道，深受各地衙门的信赖。
这种情况到了今年，可能是由于高务实已经坐稳了户部尚书位置，各地衙门或者说各地主官忽然不约而同地开始鼓噪一件事：取消粮长运输制度，全国上下的金花银和实物粮税改由京华统一运送。
这件事来势汹涌，朝廷在一个月内收到七十多封来自于各地衙门的奏疏，清一色都是说这件事。高务实发现，最开始的鼓噪这件事的是江南地区，以心学派官员为主，但到了后来却连实学派官员和中立派官员都开始跟进，造成了现在这种满朝呼声的局面。
按理说，生意上门应该是好事，毕竟京华虽然收费不高，但既然是买卖，就一定是有利润的，何况京华的运输力量本来就强，闲着也是闲着，多点生意有什么不好？
然而高务实却警惕起来，总觉得这件事的背后是有人推动的。而至于原因，则或许是多方面交织形成。要解释高务实这种警惕甚至怀疑，必须先说一下那个具有大明特色的粮长制度。
大明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朱元璋颁布了《蠲两浙秋粮诏》，首次搞出来一个“粮长制”。该制度简单的说就是朝廷不再派遣官吏收粮，而把征缴重任交给村德高望重的村民，是为粮长。此诏中谕令：“……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
粮长制度首先在浙江实施，后来推行全国，成为了大明的一项重要制度。问题来了，老朱为什么要搞粮长制呢？
其实老朱自己在诏书中说得还挺明白的，搞出粮长制的基本原因出自“兼以贪官污吏害民肥己四载于兹，朕深悯焉”。
元代官场腐败严重，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本来朝廷各种杂税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官吏们又借着征粮中饱私囊，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天然地对官吏带有仇恨，所以他出于爱护百姓的目的，就让民间自己收税。
按照老朱的想法，大家乡里乡亲的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向自己人收税，肯定不会太为难。此所谓“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同时搞粮长还有个好处，就是减少了公务员的配额，可以给国家节省开支。
因此，老朱在他的大诰中说：“粮长之设，便于有司，便于细民。所以便于有司，且如一县该粮十万，止设粮长十人，正副不过二十人。依期办足，勤劳在乎粮长，有司不过议差部粮官一员赴某处交纳。”
你瞧瞧，多好的政策！原来要养十个人、二十个人才能办好的差事，现在交给民间自己办了，只要派个人过去交接一下拿回来就完事。真是省人又省力，还不会出现什么欺男霸女的丑事，多么伟大光明正确。从大诰、诏书的字里行间，但凡识字的人都能看得出老朱对他的粮长制有多么满意。
于是乎，粮长制开始推而广之。大概是因为要产粮大户多承担社会责任的缘由，“田土多者”为粮长，粮长职位当然就落到了地主乡绅的手上。
毫无疑问，在封建专制社会，权利必然带来好处，而当权利给了有资源的人，自然就更是大大的好处。地主乡绅本来就是掌握相当社会资源的人，再坐上了粮长的位置，有了征粮的权利，诚可谓是如虎添翼，能得到大大的好处。
这好处首先就是可以借着做粮长中饱私囊。粮长的主要职责，是粮税的催征、经收、解运。按照规定，粮长先要领到官府的勘合，之后按照要求给里长下达征粮指标，然后里长再把任务布置给甲长，甲长再挨户征粮。
甲长收到的粮食之后，汇总给里长，里长汇总给粮长，粮长清点汇总完成之后，还要负责押运至指定地点，这样才算是完差。
很显然，在这样多层次的办事过程中，大可以发挥聪明才智，通过各种方法巧立名目，营私舞弊，获取暴利。
比如就在洪武年间，就有个粮长叫邾阿乃的，他巧立名目搞出了一大堆名堂，诸如收舡脚米、车脚钱、脱夫钱、造册钱、粮局知房钱、看米样中米等等。本来朝廷给他的收税定额只有一万石大米，结果这厮不仅收了三万两千石大米，还收了一万一千一百贯铜钱——他当然不是为了混个业绩出色，一万石大米之外的多余部分显然全部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这可不是个例，比如又有嘉定县粮长金仲芳等人，私自附加了十八项税种，同样捞得盆满钵满。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朱元璋治贪极严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所以粮长腐败者，都会剥皮揎草。但是与其他贪腐情况一样，即便是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仍有不少人铤而走险，可以见得其中的油水有多厚。
对了，粮长除了收粮这个主业之外，朝廷还会经常性给他们摊派一些别的任务。比如参与清查核实土地、编制鱼鳞图册、带领民众开垦荒地、甚至对乡里百姓进行道德劝化，乃至参加司法诉讼，做“陪审员”。这些职位都大有油水，即使没有油水的部分，至少也可以对百姓呼来唤去，高台教化，好不威风。
此外，粮长还享有一些政治特权。比如粮长犯了某些罪，是可以罪减一等，乃至花钱免刑的。《明实录》载：“洪武八年十二月癸巳，上谕御史台曰：‘比设粮长，令其掌牧民租，免有司科扰之弊，于民便甚。自今粮长有杂犯死罪及流、徒者，止杖之，免其输作。’御史台臣言：‘粮长有犯，许纳钞赎罪。’制可。”
诚然，这里说的犯罪不包括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这些职务犯罪，只能赎免“杂犯”，但即便如此，也已经是高人一等了。
不仅如此，大明早年的粮长每年还要由官员带领，将他们送到京城“验明正身”，然后朝拜皇帝。
这可就厉害了，乡下的土财主居然能见到皇帝，那可不是荣幸之至，能吹上一辈子牛么？而此时，皇帝看了官员对粮长的考核报告之后，还会对优秀的粮长给与赏赐，有的甚至直接封官。
例如浙江乌程人严震直，原先就是个粮长，其进京述职时候朱元璋说他办得好，直接给了他一个正五品的通政司参议，诚可谓是青云直上，一步登天。
总而言之，大明初年的粮长在地方上，那真是既有权又有势，实在是大大的好差事，人人爱当，人人想当。当上了的绝不肯让给别家，只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做下去，所以那时候的粮长都是“永充”的。
不过正所谓花无百日红，到了后来，做粮长居然变成了一件要命的差事。
时人顾元庆在《夷白斋诗话》中就说，常熟有个暴发户，买了一大片田。这时候来了一个道士找他化缘，暴发户不肯给，道士就在他家墙上题了一首诗：“多买田庄笑汝痴，解头粮长后边随。看他耕种几年去，交付儿孙卖与谁？”
你现在买田买地闹腾得欢，但等以后做了粮长，那可有你哭的时候。这话可不是胡说八道，当时吴中人“畏(粮长)役如畏死”，宁死都不做粮长。
万历十六年举人朱国桢在他的《涌幢小品》中说，“民避粮长之役，甚于谪戍”。他还讲了个故事，说长洲知县郭波与退休的老尚书刘缨有隙，于是就给刘缨家里的七口人都安排上了粮长，结果老尚书知道后，居然活活给气死了。
从人人趋之若鹜，被视为乡下权力与名望的巅峰，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这粮长一职在大明朝两百年的历史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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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昨天的一章估计是因为某宗教原因被屏蔽了，我改了一下提交解禁，依然被判违规。呵呵……好像48小时内还不能再次申请解禁，等过几天我再看看吧。
第262章 新的阴谋(下)
高务实一直认为，所谓“张居正改革”不仅用词过于狭隘，本应该归于“嘉隆万大改革”之中却仅仅提到一人，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治标不治本，根本没有深入，无非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整体上来看，明明从始而终都是想要为国家财政续命，却又根本不敢挤破脓包再上药，最终自然只能半途而废。
这场针对已然满身肿瘤的大明朝的手术，其失败根源不在于主治医师张居正之死，而在于这位主治医师一开始就决定只进行保守治疗，不进行手术切除肿瘤、不进行放疗化疗，而是给点消炎药、止痛药就算了事，撑不撑得下去全看体格、意志，以及老天爷。
但凡还有其他办法可想，拼运气就从来不是高务实的选择项，所以他选择提前摁死张居正，亲自操刀进行系统性治疗，也就是“深化改革”。
从军工体制到驿站系统，从一条鞭法到商税必缴，从开关通商到收拢财权……高务实一步一步坚定地走来，虽然成效卓然，但也逐渐艰难。
眼下摆在他面前的粮长制度，便是改革深化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拦路虎。实际上，粮长制虽然在朱元璋刚刚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但其从人人趋之若鹜演变成如今的唯恐避之不及，本身也昭示着大明朝内部的问题愈发严重，几近于病入膏肓。
首先就是土地的不断兼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权贵有办法避税，导致公粮越来越难收。大明养了一堆王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朱生小朱，朱越来越多。王爷们的土地有多少，前文已经多次举例，此处不再赘述。
与此同时，官僚、勋贵集团也仗着手中的势力不断地抢占土地，徐阶在老家松江的那档子事想必不用再次介绍。这些权贵享有各种政治特权，可以减免赋税，甚至不必纳税。
又或者有些大太监，因其权势滔天，地方官府不敢收他们家的税，但在高拱的考课法之下又不得不保证足额，于是官老爷们便把损失转嫁给当地寻常百姓。
这些事情被发现过一些，大多数得到了惩处，但高务实知道，发现的那些不过是冰山一角，没有发现的还有不知多少！而这些问题想要解决，根子上在于士绅优待，亦或者说是“功名特权”——而这，对于高务实这位六首状元而言，其实正是最不方便动刀的地方之一。
总之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富的人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穷，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纳税或者只需要纳很少的税，而穷人们又交不起税。
如此，税收开始下降，但开支却逐渐增多。尤其是嘉靖中后期以来，南倭北虏之下，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大。局面如此，粮长的任务指标加重，但却越来越难以完成，不少人只好拿倒贴自己的家产来应付。于是如朱国桢所说“家有千金之产，当一年(粮长)即为乞丐矣；家有壮丁十余，当一年即为乞丐矣。”
做粮长会做得自己倾家荡产，那自然没人愿意做。
此外，粮长的特权也在逐渐缩小。粮长制刚刚开始施行时，统筹十里八乡粮食征收，虽然弊端很多，至少权力很大。后来朝廷就把粮长职权给拆分了，有“催办粮长”、“兑收粮长”和“长运粮长”，由原本的一人包揽，变成数人乃至数十人分工。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相对来说就不太好再伸手乱来。
成祖以后，粮长定期入京述职面圣的制度也逐渐废弛，做粮长见到皇帝被夸奖而授官的机会也没有了。
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发现做粮长不仅要赔钱，权力也小，原先乡里的土豪劣绅们自然不肯再做这赔本买卖，就互相把粮长这个差事推来推去，最终形成一些潜规则。比如粮长由几家大户轮流来当，这样粮长也就由原来的“永充”变成了“轮充”。
但即便如此，大户们也还是不高兴，于是后来又变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摊的“朋充”，“朋充”之下的粮长，就连小户人家也要做——既然大伙都要倒霉，那看起来反而似乎就公平了。
可惜这种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黄世仁找杨白劳收税，杨白劳显然不敢不给，给不起也只好把喜儿送了；但你如果反过来让杨白劳找黄世仁收税，他杨白劳能够收得到？
于是，收不到税粮或者金花银的粮长们就只能纷纷“告脱”，提桶跑路去了。
实际上由于实学改革的原因，当代的粮长们情况比嘉靖末年多少还是好了一些。然而，正如之前批评张居正改革浮于表面一样，实学改革作为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到目前为止也还没能深入地方体系，尤其是没能深入社会基层。因此，在“皇权不下县”的大明朝来说，粮长问题依旧是广大农村存在严重问题的其中一个代表现象。
问题既然存在，高务实这个被看做是激进改革派的户部尚书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问。不过这件事爆发得过于突然，让高务实很难不怀疑其中有诈。
诈从何来，这需要反向推断，也是高务实一贯比较擅长的思路。比如粮长制，原先它导致很多粮长提桶跑路的一个大问题，是粮长往京师运粮的运输费需要粮长自己来出。
大明在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方粮长们原本只需要把运到南京，之后居然要运到北京，这当真是亏到姥姥家去了。但是自一条鞭法广泛施行以来，田赋税粮可以折算成金花银上缴，粮长们除掉当地衙门留存的部分之外，剩余需要上缴中枢的那部分便可以直接带银子上京，也可以交由京华来“托运”，比起原本押送大量现粮真是方便了一百倍。
但是这件事并不是完全解决了，因为即便是南方地区，也不是所有省份都改成了一条鞭法，西南方面只有一个成都府是收银子的，其他地区依然全部是收粮食。
另外，京华的“托运”也不是如后世红朝的快递业那般全国铺开，很多地区其实没有的，或者即便有，覆盖面也不大。
打个比方，京华在江南大部分地区或许一个县就会设一个类似于菜鸟驿站的托运代办点，但在西南很多地区，哪怕一个府也未必有一个，经常是两三个甚至三四个府共用一个托运代办点。
这就是私人资本不如国营资本的地方所在，即便高务实也无法例外。同样的情况就好比后世红朝和米帝在网络覆盖率方面的区别，米帝虽然是所谓发达国家、全球一哥，但在乡下那些人口少的地区网络覆盖率远低于红朝。
有些人一说某些发达国家网络平均速度高于红朝就很兴奋，却闭口不言他们的网速之所以快，是因为这些私营的网络供应商只覆盖“重点地区”，而红朝即便某个村只有几户人家也得保证他们不断网。(电力等系统也是一样。)
所以这能比吗？谁才是更在乎人民利益的啊？
可是如今京华也是私营的，高务实也做不到无视亏损全国铺开粮税及金花银托运。如果一来，假如真的全面取消粮长制，将来的税粮及金花银运输一旦出现问题，他这个户部尚书一定难辞其咎。
倘若为了避免出现那样的乱子，高务实就只能不惜成本地把京华的托运业务无序铺开，这又势必给京华本身造成很大的财务压力。
要知道，如今京华的托运业务主要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在南方，主要靠着河流水运，最终转向海运北上天津港；一条是在北方，主要靠着京华日益壮大的马队，负责区域则以九边沿线和相邻内陆省份为主，而黄河流域倒也能以水运做一定的补充，但并非主力。
在这样的规划下，西南山区甚至包括湖广的西南部——即后世湖南西部，都是京华很难深入开展业务的。当地倒也有不少水系，只是当地水系很多河流的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尤其是作为上游地区，一些地区的河流宽但是浅，一些地区水够深但是河道窄、流速急，总之不是很方便建立统一体系。
京华喜欢的模式是一条船从上货到卸货中途无须转运，比如在武昌起运，直接驶往苏州卸货(此时的苏州府地域划分与现代有所区别，长江口附近的常熟县、嘉定县都属于苏州府)，这就可以省时省力省成本。
倘若是西南内陆，就有可能哪怕是同一河流都得分段，中间有些地方需要改陆路走一节甚至一会儿水路，一会儿陆路，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在管理上也十分不便。
以上还只是各类成本上的麻烦，除此之外高务实还认为有其他的阴谋可能。
比如说，全国田赋无论是实物粮税还是金花银都由京华统一托运，这说出来都叫人寝食难安啊——你京华万一忽然卷款逃跑，我大明朝明年怎么办，全国官员和军队都得饿肚子吗？当官的还可能不至于饿到造反，可那当兵的要是全都饿肚子了……谁能负得起这个责？
一旦京华真的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按照“不吝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这个态度看，京华就能以此倒逼朝廷，迫使朝廷对它进行各种让步。
或许高务实根本不会这样想，但别人要这样揣度的话，高务实也没法自证清白啊。毕竟我不是说你一定会这样做，我说的是你有这样做的能力——万一呢？
高部堂想到这一层，当真是惊出自己一身冷汗。如果这一手当真是有人故意设计，那此计可真是太过歹毒了！
如果高务实不是穿越者而真是这个时代的官僚，恐怕很难拒绝这种一旦成功就能拥有足以倒逼朝廷妥协的力量，这其中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有道是“皇帝不差饿兵”，如果户部的钱粮能否到位都得看京华的脸色，可想而知京华会有很多办法影响朝政。考虑到高务实本身的政治地位，甚至把“影响”换成“控制”也未必有多夸张。
皇帝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吗？显然不能！只要皇帝还没糊涂，就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局面出现，哪怕那个人是高务实也不行。
然而，目前风潮已经掀起，高务实作为“激进改革派”的一面旗帜，从政治影响上而言，根本容不得他有所退却。
名望可以为一位领袖人物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以此为后盾便能凝聚人心，为人所不能为之大事。可是反过来，名望有时候也会逼得人做出违背本心的举动，在不合适的时候做出原本应该合适的决策。
此次阴谋的设计者是谁，高务实还不清楚，但他清楚此人下了一步好棋。
此计狠在哪里？狠就狠在如果没看穿，高务实这一脚踏下去，不仅经济上要吃大亏，政治上也要吃大亏；而即便看穿了，不踩这一脚，经济上不吃亏了，政治上还是要吃亏。
经济上不必再解释，只说政治上。
前一个吃亏，是指京华接下这个差事就必然被皇帝惦记，其最糟糕的结果或许能到“莫须有”的程度；后一个吃亏，是指京华不接这个差事，那么高务实手中这面改革旗帜就举不稳了，只能被迫交出政治主动权。他手头那“三代元辅之恩荫”的政治力量都可能出现严重动摇。
好算计啊，好算计！
不过，既然你如此瞧得起我，高某人又岂好让你失望？
我实学本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出现和存在的，我高务实能有今日，可也不是只靠父辈三位元辅之恩荫！我能入仕不到十年便为户部尚书，你真以为只是靠着圣眷？
那你就错了，我依靠的是每次都能解决问题！
高务实心中有了定计，却并不急于出手，反而又沉默了一段时间，耐心等待此次“废除粮长”事件持续发酵。
到了八月中旬，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恰逢万圣节(朱翊钧生日)是八月十七，皇帝都觉得这事得先有个说法，不然这万寿都过不痛快，天天光看着各种奏疏扯皮了。
有的说粮长制早就不可救药必须废除，有的说那是太祖祖制焉能轻易，有的说即便维持粮长存在也要更易职责，有的说此乃旧疾，医之宜缓。
皇帝看了半个月奏疏，大多都是说这事的，终于搞得头大如斗。在始终等不到高务实反应的情况下，他也知道高务实的为难，可是事情也不能再拖了，因此只好亲自下了一道手谕送到户部衙门，语气委婉地问高部堂对于近来粮长制存废之争有何看法。
“爱卿倘有建言，无问其余，切切道来便是，朕必深审细查。”
高务实看了手谕，发现这道手谕居然是御笔，不由微微一笑，心道：火候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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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3章 大明联合驿站(上)
对于皇帝的金口玉言亲自催促，高部堂还是很给面子的。次日一早，由户部尚书高务实领衔主笔、兵部尚书周咏联名附署递呈的《为遵圣意纾民困省耗费请革新驿站并议邮传诸事疏》便送进了内阁，简称《革新驿站疏》。
当日内阁的主笔阁臣恰好是首辅申时行，他一看到这道《革新驿站疏》居然写了洋洋洒洒两万余言，立刻就知道正戏来了。申元辅飞快地把这道疏文自己先看了一遍，看完后深吸一口气，闭目思索了一下，立刻派人将王锡爵找来议事。
没错，此前的“废除粮长制”风波正是由王锡爵提议、申时行拍板，然后两人合作暗中推动的。目的当然毫无疑问，就是针对高务实。
申元辅值房之中的其他人早已被请了出去，整间房里只有他一人，雍容平和地端坐不动，真个是宰相气度。
王锡爵进来左右扫了一眼，面上露出微笑，道：“看元辅这架势，想是高日新终于肯应战了？”
“嗯。”申时行点了点头，伸手虚做一个请式，道：“元驭兄请坐。”
王锡爵道了声谢，自行落座，又问道：“不知我所预料的那上中下三策，高日新是选了哪一策？”
“如我所料，高日新选了上策。”申时行微微一笑：“元驭兄，我记得你此前刚刚回京入阁的时候，我便和你说过，高日新虽然年轻，但他在十几年前就表现得如同一只老狐狸了，你若只把他当做小狐狸看，那是真要走眼的。”
王锡爵听了申时行的话，居然也没有太意外，颔首道：“元辅所言甚是。这一次他都能放弃下策与中策，可见此子不仅聪慧，而且极有定力。
不瞒元辅，我曾以此策问及犬子，让犬子站在高日新的立场来思考如何应对我所设计的这一局面。当时犬子先想了一会儿，回答正是下策。我又指点了几句，犬子再三思考，也才想到中策。”
王锡爵叹息一声：“非是锡爵自夸，犬子论读书还是不错的，可惜在这些事上与高日新一比，两相差距实不能以道理计。”
王锡爵之子王衡曾获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因为有人嫉妒，污蔑此次考试有舞弊情况，王锡爵一怒之下当众表示自己退休之前儿子不再应试。所以历史上王衡是在万历二十九年才再次参加科举，一考便是第二名，与乃父当年一样成为榜眼，同时为自己当年的解元正了名。
此刻王锡爵说他“读书还是不错的”，那真不叫自夸，甚至还太谦虚了点。不过，王锡爵评价他在政治上的水平不行，从其只想到“预定三策”中的下策，甚至经过指点也只想到中策来看，似乎……也不算妄自菲薄，基本就是事实。
不过申时行还是劝他看开点，苦笑道：“令郎尚未出仕，不知宦海凶险，能想到下策已经不错了。犬子入仕经年，我同样也以此计考他，他想了一整晚，也不过想到中策。”
王锡爵摇了摇头，道：“我所料之下策，是以京华之雄厚财力，强行接下各地粮税及金花银之解运。此策之中所包含的考量与权衡，在于京华是否能够接得下此事，以及接下此事之后所造成之影响。
犬子当时报了几个数，大概意思便是京华只需要投入天津、上海、宁波三港或最多再加上广州港在内四大港之年入，便能接下此事。在他看来，能够接下如此重任，实在是为朝廷、为皇上分忧，必能让皇上高看，从此倚重更甚，善莫大焉。
而后我便提示他说，倘若京华一力掌控天下财赋之转运，朝廷一举一动都要仰仗其力，则天下之权究竟在谁？”
“犬子被我问得怔住，好半晌才回过神来。”王阁老叹息一声，道：“然后他又说，既是如此，那便接不得这个差事，不如发动言论，以祖制不可轻易而推脱。
另外他又说，江南等地自一条鞭法施行之后，解运粮税变成了解运金花银，为各地粮长省去许多麻烦和耗费。是以大可继续将一条鞭法推广天下，待到两京十三省都只需粮长们解运金花银，这耗费自然也就下来了，粮长之制也就勉强还能继续维持……呵呵，委实天真。”
申时行无奈道：“小辈尚难担当重任，我辈除了悉心教导，又能如何？”
说完这话，申元辅自嘲似的摇了摇头，又道：“不过话说回来，这中策虽然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患，但若是为免朝局动荡而考虑，其实倒也算是一次太极推手。此策虽不治本，好歹也能治个标，俟得将来格局变化再做打算，本也不能说错，还算是慎重之谋了。”
“慎重之谋？”王锡爵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森然道：“高日新若只如犬子这般能耐，漫说是挑了下策，便是挑了这中策，我都有至少三种办法让他威信扫地，不仅在皇上眼里大失能臣气象，在实学派内部也要被许维桢、沈仲化抓到机会，狠狠地打击一番。
说不定到那个时候，高日新便要丢了他那‘天下文胆’的虚名，也将再不复‘三代首辅之所望’的地位！若能如此，我心学内部至少便能得数年喘息之机，遴选后进、着重培养，将来再与实学相争，便不愁无人能继了。”
申时行露出一脸苦笑，叹息道：“可他毕竟是高日新啊。元驭兄，他是八岁便做了太子伴读的人，到如今其实差不多已经出仕二十年了，岂能把他看做那些不及而立之年的新科士子？”
王锡爵眉头一挑，问道：“那么这位‘老臣’此番到底是打算如何应对？可是如我所料的那样，拿驿站出来顶替京华如今在解运诸事上的用处？”
“他么……算是吧。”申时行点头道。
王锡爵这次总算笑了起来，道：“好，好，好。虽然他这么做逃过了最大的陷阱，不过用驿站取代京华的船队马队，一来是他京华依旧要损失一笔收入，二来那驿站之事涉及甚广，要协调好可不容易，咱们有的是办法继续给他制造麻烦。
只要麻烦一多，纵然他生了一颗比干般的七窍玲珑心，也免不得会有忙中出错的可能，到时候……哼！”
申时行看来却没王锡爵这般乐观，他皱着眉头，扬了扬手中的那道奏疏道：“驿站之事自然是牵涉甚广，不过从他今日这道奏疏来看……他似乎并不怕牵涉甚广，甚至还有些生怕牵涉不够广似的。”
申元辅说着，把手中的奏疏朝王锡爵递了过去。
“哦？”王锡爵的表情看来有些意外，微微皱眉接过奏疏，道：“我且看看。”申时行点头道：“元驭兄请自便。”
王锡爵看这道奏疏看得十分仔细，不仅一字不漏，而且时不时还会沉吟不动片刻，甚至倒回去再看上文。
申时行的耐心极好，完全对得起“首辅气度”四字，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别说催促了，就连多余的动作和声音都没有半点。
好不容易等到王锡爵看完奏疏，申时行依旧不曾主动开口询问，而只是看着王锡爵面带思索地将奏疏放在一旁。申时行面色如常地看着他，等他先说话。
谁知道这次王锡爵竟然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论及己方的应对之策，反而捻须夸赞道：“倘若不问立场，高日新以其魄力才干而言，诚可谓不世之王佐。”说着，用手指点了点被他放在案上的奏疏，再次赞道：“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
申时行沉默了一下，轻声道：“惜非同道。”
王锡爵面色一滞，幽幽长叹，道：“是啊，惜非同道。”
他方才所赞高务实的“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乃出自曹植，是曹植称赞荀彧的话，出自其《光禄大夫荀侯诔》。
曹植当时的原句是“如冰之清，如玉之絜(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百寮士庶，歔欷沾缨，机女投杼，农夫辍耕，轮给辄而不转，马悲鸣而倚衡。”——显然这是曹植在荀彧去世之后写来纪念和赞颂他的，性质上属于盖棺定论。
以王锡爵当年三鼎甲级别的学霸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偏偏用这样一句对荀彧的“盖棺定论”用在年纪轻轻的高务实身上。
考虑到他说这句话的语境不像是反讽，那只能说明他看完《革新驿站疏》之后，是真的被高务实的举动震撼了，所以才有这样过分的夸赞。
在后世，连诸葛亮都有人质疑，反倒是对于曹操阵营的荀彧，几乎所有人都不吝赞其一句王佐之才，可见其才能之高，品行之正。大明以降，除了红朝首任总理之外，怕是很难再找出这样一块无暇之璧。
不过，要说王锡爵忽然之间对高务实评价如此之高的原因，还得先说一下他之前提到的驿站之事“牵连甚广”的根源。
大明驿站的建立、平时的制度、出现的问题等，本书前文已经提到过[注：参见本书卷二，冠京华，第045章，谕德上疏]，此处不再赘述，且说几点尚未提到的。
早在元朝的时候，驿站叫做“站赤”，有马、车、牛、驴、船、狗、轿等多种方式，马匹是最主要的，牛、车、船亦为数不少。
种类一多，管理起来就很麻烦。于是朱元璋把元代繁琐的驿站分类进行简化和归类，将马站、船站合为水马驿，牛、骡、驴、驼这些大牲口和运夫单独析出，设为递运所，再加上从元朝继承而来的急递铺，此三者便组成了大明驿站的三大部分。
那么，明代的驿站是归属于哪个衙门管理呢？这就要说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了。大明没有“高官”的转运部门，宋、金的转运司在明朝是不存在的。
结果就是明代解运物资，是以州县为单位。这属于明代财政制度的一个方面，此处不做过多解释，只说一点：这个现实存在，导致了明代驿站三大体系是直接隶属于中枢的，而具体来说，属于兵部车驾司。
大明废中书省而权归六部，兵部理论上是归皇帝直接领导的，兵部车驾司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也就是管理皇帝仪仗、车驾，同时管理驿站系统。
而地方的驿站，管事的叫驿丞，衙门是挂在州县衙门，所以驿丞往往也算在州县的官吏里，驿站的办公经费是从州县财政里调拨，所谓“支直于府若州县，而籍其出入”是也。
但是大明的正税并不包含这一项，所以对于驿站的经费，是要单独征收的，这在后世有个专用词叫“摊派”。比如说，这一年驿站一共花了一千两银子，本县有五千户人口，那就是每家摊派二钱银子。
以上是驿站整体的情况，但光说整体不能深入问题的复杂性，还得单独具体的说一下这三种体系。
水马驿前面说了，分为水驿、马驿，水马设驿往往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两地之间正好是一天的路程，这在高务实初任广西巡按御史的时候就提到过。
也就是说，你今天一早从这个驿站出发，走一天，到下午的时候肯定能赶到下一个驿站。这两地之间的距离，马驿是六十到八十里，水驿是一百到一百二十里。这个时代骑兵部队每天行进速度一般是在七十里(不考虑特殊情况，比如精锐骑兵脱离辎重奔袭等)。
在没有改变主要交通工具的前提下，这个速度一直到后来抗战的时候仍是如此，而驿站同样遵循这个原则。
急递铺起源于宋，在宋朝叫“急脚递”。金、元沿袭了这一制度，并在元朝发扬光大，正式成为制度。明朝也继承了元代急递铺的制度，并将其再次发扬光大。
元代急递铺之间的距离尚不固定，“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而明代则在洪武元年正月建国的时候就出台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
实际操作中，限于地形因素，当然也并非真的就如此整齐划一，但多数还是遵循此规定的。后世很多地方有一些地名，比如叫八里铺、十里铺、十八里铺、三十里铺之类的，大多都是这种急递铺的历史遗存。
递运所则是大明首创，其实就是把元代站赤中的牛、骡、驴、驼等几种站单独析出而设。前面说了，大明没有省一级的递运部门，所有的解运都是以州县为单位分开递运。
明初的时候就是如此，是以各地卫所的驻军来运送，后来朱元璋觉得这样容易影响地方戍军的战斗力，所以就单独设立了一个体系叫递运所，每个城池一处。
而平时所说的驿站，一般往往单指马驿，或者顶多加上水驿，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驿站体系属于国家、朝廷，其设置的初衷就是为朝廷服务，可并非是为社会提供便利的，因此此时的驿站本身是不允许个人使用的。
大明的水马驿，主要作用是接待往来朝廷官、吏、兵(不是打仗的兵，算是通信兵)，而这些公职人员，需要拿一个驿符，这个是朝廷按需配发的信物。
比如说你是行人司的一名行人，这是明代的一个官职，品级不大，一般负责传旨——之前说过大明并不是由太监专门负责传旨——现在你是行人司的行人，你从北京出发，前往云南省城，给镇守当地的黔国公宣旨，告诉他说皇帝念沐公爷你久镇边疆功高劳苦，特意升官一级。
那么你在出发之前，就需要去兵部车驾司领取一个驿符，上面会写上你是谁，要去哪儿，办什么事，属于哪个衙门。这些都写清楚了，你才能拿着走人，沿途驿站才会为你服务。
具体来说格式一般是这样的，上面写着：“皇帝圣旨：公差人员经过驿站，持此符验，方许应付马匹。如无此符，擅便给驿，各驿官吏不行执法徇情应付者，俱各治以重罪，宜令准此。某年某月某日。”在这道驿符中间还画着一匹马。
然后从北京到昆明这五千多里的路，你大概要走两个月，其间换乘马匹、船只，包括吃住费用，都完全由各处驿站承包，你个人通通不用管。
如果你没有这个驿符呢？那很抱歉，你是不能使用驿站的。
当然，之前说过明朝中后期很多制度都被阳奉阴违搞得名存实亡了，驿符也不例外。不是说这东西没了，而是经常变成了一种礼物，成为居家旅行走亲访友必备。
比如徐霞客写他的游记需要满天下跑，其间就没少用这个——然而他并没有官职，理论上根本不应该能用上这个东西。
于是这样一来，地方驿站的经费一年比一年高，财政压力一年比一年大，最后崇祯说干脆把驿站取消一部分吧。
其实崇祯只是裁撤了三成的驿站，并没有废弃整个驿站体系。但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有个陕西米脂县银川马驿的驿卒就失业了，没几天就干起了造反的好买卖——他叫李自成。
不过，这个问题在隆庆末、万历初的那几年得到了不小的改善。隆庆五年六月初二，时任太子伴读、假翰林院侍读学士、詹事府左春坊左谕德的高务实上了一道奏疏，叫做《为遵祖训原意请整肃驿站以纾驿路疏》。
经过一系列斗争和运作，最终这道疏文中提出的主要措施，基本在高拱、郭朴两任首辅的任期内得到执行。
这些措施之中最为关键的有两点：其一，取消驿站向地方征收税款、征发徭役的权力，由地方官府代收一笔驿税，该驿税根据驿站规模大小、设施好坏、人员众寡来定；其次，驿站实际情况的监督，一是由朝廷委派专员每年进行至少一次不定期突击检查，二是由当地官府切实督查。
当时高务实的这两个举措，最直接导致的一个中枢层面的变化，就是从那之后户部也涉及到了驿站的管理体系之内，驿站不再是由兵部单管，而户部的主要职责是包括查账在内的各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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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明天去做核酸，确定阴性之后要回长沙，不然小家伙不满居家隔离时间就没法上学……希望排队的时间不会太长。
第263章 大明联合驿站(中)
一直以来，大明都有一个颇具特色的政治现象，那就是具有监督权的职务通过时间的发酵，久而久之就会变成被监督者实际上的上司。
这一现象在很多职务上都有显著的体现，比如巡抚，一开始就是由中枢下派，以都御史身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若干级别)监督省一级行政官员及军事将领而出现的，后来形成惯例且常驻地方，就成为了现如今的一省最高长官。
又比如巡按御史，这个职务相比巡抚而言，迄今为止还保留着较强的“中枢特派”或“钦差”性质，但是其在地方上的实权表现，则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品级，以至于某些性格稍微强势一点的巡按御史，就能以正七品的身份把堂堂从二品的布政使呼来喝去，犹如属吏一般。
结果布政使们面对这样的巡按御史，还就真的只能唯唯诺诺，稍不如意就可能吃弹劾，严重影响仕途，甚至倒台。
要知道，从二品那是什么概念？六部侍郎号称堂上官，也不过正三品罢了！即使六部尚书，若无加衔的话，本衔也只是正二品。
倘若碰巧遇到高务实数年前的际遇，赶上总督不在本省，而巡抚又因故不能理事，则此巡按御史甚至就能代行巡抚职能。
巡抚有多大的权力？大明的巡抚可不是鞑清的巡抚，大明的巡抚举凡地方政务、军务、财务，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特殊事务如盐政、茶政、马政等等，他全都能管！
不仅如此，一些边疆地区的巡抚倘有个性强势者，甚至能主动发动战争——如辽东巡抚就经常干这事，高务实任辽抚时也照干不误。
能发动战争，意味着其职务本身具备这样的权力。但巡抚原本只是一介文官，什么时候有了发动战争这种按理说应该只属于朝廷中枢的战和大权的？
这个权力的来源大概要上溯至正统二年五月。当时英宗接受三杨内阁的建议，任命兵部尚书王骥总理甘肃边务，在给王骥的敕书中有这样两句话：“边务，国家大事，而甘肃尤为要冲。比者将非其人，兵备废弛。今特命卿往，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务一一区划允当，听卿便宜施行，仍具奏闻。”
请注意“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这一句。之前说过地方三大佬为巡抚、总兵、镇守太监。由于巡抚在大明中后期，已经力压总兵和镇守太监掌握地方实权了，他去和后二者开会议事，就好比后世的书记碰头会，那肯定是一把手才能拍板啊，你两个副书记建议是能提，但提了建议能不能算数，那不还得看书记是不是认可么？
于是巡抚就具备了这个“会议”的决定权，而这个会议是干嘛的？是负责制定“战守方略”的——守不必说，战就很厉害了，因为“战”就是指主动开战。
当然，根据大明的实际情况和心态而言，套用后世的一个名词，这种主动开战应该都属于“预防性战争”。即我通过各种情况判断，认为你可能侵犯我，故我先发制人把你揍一顿再说，以此确保你不会具备侵犯我的能力。
回过头来说，一个原先只是为了监督地方官员的职务，到最后居然权力大到能和周边势力开战，可见大明朝的监督体系……确实非常有特色。
说巡抚和巡按，其实就是要说户部监督驿站的这个新体系。这个体系目前也正在朝巡抚、巡按权力扩大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在去年高务实收拢财权之后，户部外派到各地驿站进行监督的官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省级驿站体系一把手”的苗头，而且这个苗头的出现本身就有高务实故意纵容的因素存在。
怎么纵容？好办。
举个例子，高务实以户部尚书身份委派户部山西清吏司员外郎赵某，前往山西“审计山西驿站”，为期一年或两年、三年都行。
如此一来，这位赵员外郎便在此“为期”以内，具备了山西一省驿站的全面审计之权，整个山西布政使司境内的驿站都归他负责审计，也就意味着他有了固定区域的驿站监督权。
户部原本不设员外郎，只有郎中、主事两级，后来在宣德七年曾经设置过三个员外郎，其中一个在中枢打杂，剩下两个是为四川清吏司、云南清吏司特设。但这两个职务也没设立太久便重新革除，至此户部就只剩一个在中枢的员外郎，成为夹在一大堆郎中(上级)和主事(下级)中间的特殊存在。
去年高务实收拢财权，除了搞出户部四侍郎制，新设两署十三司之外，还在户部原先的架构下设立了一批员外郎，这些员外郎因此就以从五品的身份外派，去地方专司驿站监督。
考虑到兵部车驾司一共只有四名官员(正五品郎中二人，正六品主事二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外派人手分别管理各地驿站，故户部派出的这些员外郎，显然就成为各省架构下驿站驿丞们的顶头上司。
正因如此，这次《革新驿站疏》才会是由高务实这个户部尚书领衔主笔，理论上驿站体系的大老板、兵部尚书周咏反而只能附署联名——当然，这和高务实与周咏两人在实学派内部乃至于整个大明政坛的威望差距也有一定关系。
不过事情还没有这样简单，因为之前说了，大明的驿站体系分为“三驾马车”，除了水马驿之外，还有急递铺和递运所。
这个急递铺非常有意思，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听说，所以要重点说一下。
急递铺的主要职责是用来传递消息。每个铺有专门的小房子，修得很简陋，但却是统一制式：“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铺门置绰楔一座，常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
绰楔其实就是明清的官署牌坊，按后世的话来说，急递铺就是门口一个衙门牌坊，屋里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墙上挂一块钟表，桌子上放两个笔记本。这就是基本情况，至于其他设施设备……欠奉。
急递铺的递送人员叫做铺兵，明袭元制未改。《元史》里对铺兵的装束是这样描绘的：“铺兵每各备夹板、攀铃各一副，缨枪一，软绢三尺。衣一领，回历一本。”又说：“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前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大明时期也同样如此，“各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鸣铃走递”。
那么急递铺是怎么运行的呢？是“前铺闻铃，铺司须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紧，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毋致迷失停滞。”
刚才说过，铺兵的“装备”里有个铃铛，这是一个专门的铃铛，就如同现在的汽车喇叭似的，老远听到汽车的喇叭响了，你不会认为是有人骑自行车来的，铺兵的铃铛同样如此。
比如说你现在是八里铺的铺兵，你在铺里上班。这一天你正在屋里坐着，听到外边由远及近一阵熟悉的铃铛声，你连忙起身出门查看，果然就看见一个背着包袱、拎着长枪、挂着铃铛的哥们气喘吁吁冲你来了。
这时候你该怎么做呢？首先，把这哥们包袱接过来，包袱里是个夹板，夹板里是写好的消息——消息可能是前线军情，也可能是朝廷的紧急命令，但是这都与你无关。
你要做的是把包袱接过来背在自己身上，在那个哥们拿着的的小回历本上签字，表示签收——跟后世的快递签收是一样的。
小回历本就是物流单，你需要在这个上面写上你签收的时间——前面说了，屋里挂着钟表呢，你只要脑子没糊涂眼睛没瞎，那就断然不会签错。
写清楚时间，再写上你的名字，比如“万历二十年八月十五辰时三刻顺天府逐鹿马驿八里铺高务实收”这样的。写好之后，拿上墙边你的一把缨枪和一条棍子，然后就该出门了，必须一路跑步直奔十八里铺。
为啥要强调一路跑步呢？因为你需要赶紧走——按照一铺十里地的规定，这个距离之下传递时间是固定的——凡递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三百里。但遇公文至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
把这个时间和距离换算一下，大概相当于你要在四十五分钟左右走五公里，可以提前但不能延误。后世正常成年人步行的速度，一般就是每小时五公里左右，慢跑速度大概在九公里左右，快跑速度是十二公里。那么按每小时九公里的慢跑速度，五公里大约只要三十五分钟，算起来这个时间足够了。
其实不然。
要知道后世的这个标准，其前提条件大有不同。现代人跑步是在马路上，硬质柏油马路或者软基水泥路，出去搞个锻炼一般都是阳光正好、微风拂面，脚下穿着新买的运动缓冲跑鞋，身上穿的是透气排汗速干的运动T恤，一边听着音乐轻松惬意地跑。
然而铺兵那是在明朝，且不说地形如何，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山路烂路。单说路况，很多人老家村里当年没修公路的时候那种泥土路，跑步的速度都是要降低的。
每三刻行一铺这个速度限制是固定的，风和日丽是这个标准，狂风暴雨也是这个标准。无论你迟到的原因如何正当，由于朱元璋定的规矩没有什么弹性，所以该罚就还得罚，你要讲道理恐怕得去南京孝陵“面圣”。
再说了，这个规定不仅是狂风暴雨你也得递送，哪怕三更半夜，你接到东西也是需要递送的。在最坏的情况下，你这个倒霉催可能在凌晨三点收到件，然后冒着狂风暴雨，顶着闪电惊雷，走着泥泞不堪的山路，赶上十里地，传递到下一个铺子。
所以说铺兵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而这种辛苦，换来的就是消息昼夜传递三百里的效率。
之前说过，骑兵每天的行进速度是七十里，再快的话马匹就可能受不了，而且马匹受天气、地形因素影响太大，比如在河北可能表现很好，但你换做是在云南就直接拉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急递铺这种完全人工传递的方式，反而成为了最快、最及时的方式，昼夜三百里，从北京到昆明的五千里地，十六天就到了。也就是说，在如今大明这个年代，云南如有突发军情，皇帝最快可以在十六天之后得知消息。
但是问题来了，急递铺全部采用人力，而且每个急递铺全天十二时辰不能缺人，需要N班倒的有人值班，且设置密度高达十里一铺，那么全国需要多少人为急递铺服务才算够用？如此巨大的人员配置又需要发多少薪酬才能维持？
更糟糕的是，急递铺与水马驿不同，水马驿在高务实前一次《纾驿路疏》改革之后有了一定的创收能力——就是当做沿途的国营招待所来办。然而急递铺没有这项能力，如果把它当成一家企业来看，那就是迄今为止都还处在纯亏损状态，没有丝毫盈利能力。
高务实此次在《革新驿站疏》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且提出必须使急递铺拥有自己的财源，不能始终全靠财政拨付来维持。
但如果仅仅如此，甚至哪怕他想到了解决办法，王锡爵夸他一句王佐之才也就完全够了，不至于用曹植所谓“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来称赞他的品行。
之所以王锡爵会如此称赞自己的政敌，是因为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中提到的办法是主动让出京华自身已经执天下牛耳的一项能力。
高务实表示，京华在这些年里靠着自己的物流体系，兼行了一套“邮传投递”之法，即在某个区域范围之内统一接受信件及重量有限的包裹，再根据寄件者所寄信件或包裹之重量、路途之远近来收取相应的费用。
京华方面会提前与寄件者约定，在某个时间段内确保该信件或包裹完好无损的投递至目标人手中。高务实认为，依托急递铺在全国各地均有铺开的优势，这一收费投递的邮传买卖完全可以实行，且急递铺相对于京华的物流体系还会具备一些优势。
哪些优势？首先就是全国铺开这一优势。京华作为“私企”，就算财力再强也不可能十里一铺开满全国，而急递铺的这一优势已经天然存在。
其次，京华的邮传投递是依托本身的物流体系来进行，它不是专业的，所以速度方面其实并不能算快。比如从苏州往京师投递，可能需要等几艘货船都基本满载之后才会出发，因为这才能确保航行安全，而这就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
急递铺如果来做邮传投递，就没有这种劣势了。全国的铺兵们实际上是在搞“接力赛”，完全可以随到随送。
或者哪怕考虑到人需要休息，也可以做出一个限制，比如一天之内至少需要送五个铺、六个铺之类的。每位铺兵每送一次都可以单独按件计价来获得报酬，这个报酬，铺兵与急递铺可以分账，比如七三分，铺兵拿七成、铺里拿三成，具体比例可以另行商议……如此按月结算，朝廷、铺子、铺兵三方都有好处，而寄件者与收件者也获得了方便，完全是皆大欢喜。
当然，唯一应该不欢喜的大概就是京华自身，因为这个革新一旦施行，它显然是唯一一个利益受损者。
王锡爵赞叹的就是这一点，割自己的肉来完善国家的制度，这不是“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是什么？
而且该夸的事情还没完，因为还没说到高务实针对递运所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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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本书中涉及到改革的各种政策这一块，真的是我格外用心的方面。尤其是大家可能会发现，我在写某些不由高务实亲自指挥的战争时，经常性使用“留白”写法，对比一下就看得出来我写改革是真的上心。
第263章 大明联合驿站(下)
十多年前高务实便开始针对水马驿进行改革，到去年他就任户部尚书收拢财权并顺势完成户部对水马驿系统的监督为止，基本实现了水马驿的“双领导制”构架完成。
这个体制在本质上来说，可以看做是兵部拥有水马驿的名义所有权，而户部拥有水马驿的实际运营权。
如此一来，户部在某种程度上就承担了“国资委”的部分职能——当然并未照抄，因为国家体制的差异是客观现实，有些东西想抄也抄不了，高务实也只得尽可能的“拟神”。
而此次他针对急递铺的革新提议，则是在把急递铺往国家邮政局的路子上引。在高务实的设想中，急递铺将来的主要运营思路，将是以民间信件和轻量包裹的投递收入来养活原本为朝廷传递信息的国家职能。
换句话说，国家职能依旧是其基本功能，但为了确保这一基本功能不紊乱失序、不给国家本身造成严重财政压力，故朝廷准许急递铺利用国家早年投入的基本设施和组织，来开展民间业务，以民间业务的收入来缓解其浩大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
国家投入的基本设施和组织是什么？最明显的基本设施当然是修了全国无数个“铺”，而所谓组织则是朝廷一直养着的这许多铺兵。但事实上，道路本身也是基本设施啊，虽然有些地方的山路比较糟糕，但再糟糕也是当年修过的，不能因为档次差点就不算投入了。
而这些设施投入和组织构成，便是朝廷可以与铺子、铺兵进行三级分账的基础。按照高务实目前的想法，朝廷到时候可以占“邮费收入”的三成，各急递铺占两成，执行邮递任务的铺兵本人占一半且实行多劳多得制度。
另外高务实还在《革新驿站疏》里写明了，朝廷拿的这三成应该有一个基本原则，即专款专用，不得随意挪用。这笔钱除了确保各急递铺房屋等设施的新建、维修等，还应该用作养路、修路、轮渡、建桥等相关事宜。
按照高务实在疏文中所言，这笔钱在维护现有设施之外肯定会有盈余，那些盈余部分日积月累用于可以方便民间的路、桥等设施，本身也是朝廷的利民之举，久而久之，必能让天下百姓“见路见桥，皆念君恩”。
水马驿解决的是人的出行问题，急递铺解决的是信件包裹的投递问题，此时……似乎还差了点什么？
没错，还差货物运送。
大明驿站体系三驾马车的最后一驾便是递运所，递运所原本便是明代运输物资的体系，主要是负责军事物资和朝廷征收的钱粮赋税，所以递运所跟后世的水运一样，属于运量大、但不太追求速度的运输体系。
按照大明早期的规定，递运所“置船，俱饰以红。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
陆递运所，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头，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头。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
早年间的递运所有专门负责的吏员，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另外还设有百夫长。运输任务在陆驿由军卒承担，水路则由各地船户负责。
这种递运运输，基本上采取定点、定线，兼以接力的方法。作为专职的递运业务，递运所把陆路运输和海、河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算得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很可惜，和朱元璋制定的很多其他制度一样，递运所制度也没能坚持住，其在弘治年间时，全国递运所曾高达到324处。然而进入万历年间，高务实经过统计发现，全国的递运所数目早已骤减，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已经只剩100多处，差不多到了消亡的边缘。
而略有些尴尬的是，高务实发现朝廷裁撤递运所最快的时期，正是先帝穆宗隆庆年间。仅仅高拱起复回京之后的两年，全国上下便裁撤了113处递运所。
不过，高务实没有因为事涉自家三伯高文正公便讳莫如深，而是详细分析了这种情况的由来和影响。
按照高务实的分析，高拱当初裁撤这些递运所的主要原因其实很简单：嘉靖年间留下的旧账实在太多，朝廷严重亏空，仅拖欠的官员俸禄和各军军饷加在一块儿就高达一千多万两。
考虑到当时朝廷正经的岁入只有四百来万两(地方留存和直接转运九边的田赋粮税是不算的)，去掉正常开支之后，每年不过勉强维持罢了。倘若如此下去而不加以改变，那就意味着这笔旧账恐怕要欠到天荒地老。
所谓财政，归根结底就两点：收与支。财政出现了问题，解决办法也只有两个：开源和节流。
高拱的做法是开源节流双管齐下。
开源方面，一边丈量田地，同时推行一条鞭法从国内征银；一边开海开关(关，指俺答封贡之后的边关)征收关税；还从已经初见规模的京华各个产业开始立榜样收商税等等。
节流方面，不仅耗费巨大的递运所被裁撤许多使用率低下的部分，甚至后来连隆庆帝的陵寝都是直接用了嘉靖修给乃父的那处，搞出孙子用爷爷陵寝的怪事(当然嘉靖当年修了之后实际上没把老爹的陵迁过来)，诸如此类之事，高拱顶着压力干了许多。
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里表示，如果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批评高文正公当年的处置，那是非常不公道的。因为，在高文正公秉政的八年里，朝廷不仅填补上了一千多万两的巨大亏空，而且基本建设完成了九边的新防御体系(指谭纶、戚继光提出的空心敌台体系)，这其中前前后后花费的约两千万两银子，若不靠开源节流，难道指望天上掉下来？
但前人有前人该做的事，今人也有今人必须承担的责任。递运所在当年是不撤不行，而在如今，却也需要思考该如何继续。
乍一看，递运所的问题想要解决，也可以按照此前急递铺的思路来，即开放民用服务，以之赚取资金维持国家公共职责。好比急递铺既然可以为民间送信，那么递运所当然也可以为民间送货，看起来完全是一回事啊，能有多难？
然而递运所的情况还真有不同，原因出在递运所的人员来历，以及其在地方上的所属管辖部门完全有别于水马驿和急递铺。
刚才说过，递运所有个职务叫做“百夫长”。百夫长，这个词一听就是军方体系的。
没错，递运所的主要人员的确来自于军方，确切的说，是主要来自于地方卫所，但它的管理权又不太统一。
何谓“管理权不统一”？作为驿传系统的一部分，递运所在朝廷层面也一样归属兵部车驾司管理，但它在具体运行中，则由所在地的府、州、县、卫管辖。
如成化年间，山西共有21个递运所，其中12个归属所在县管辖，6个归属所在散州管辖，2个归属所在直隶州管辖，1个由府管辖。
而在实土卫所地区，递运所则归属所在地的卫所管辖，初刊于弘治元年(1488年)的《辽东志》里记载的辽东地区33个递运所，就全都由卫所“带管”。
本来就挺复杂了，却还有更扯皮的。比如这种归属还时有调整，如永乐四年(1406年)，原属于高邮州的界首递运所、属于江都县的邵伯递运所，就忽然被划归扬州府管辖去了。
卫所管辖的递运所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永乐五年(1407年)普定卫的尾洒递运所改由安南卫管辖。
与管辖权相伴，递运所大使也得跟着本所一起，归入所在地的府、卫官员序列。除了少量发配的罪囚之外，递运夫、防夫都主要从民户或军户中佥派，归入州县的驿传徭役之中。
递运起夫的总原则是随田粮佥派，陆递运所的递运夫由十五石以下粮户内点充，共同造车，每人提供牛一头，若不及十五石，则由若干户凑粮共当；
水递运所递运夫由五石以下粮户内点差，与驾船人数相同，每十三、十二、十一、十名递运夫共同置办六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三百料船只，若船只损坏，则由有司“委官计料修补”。
车、船显然建造花费都很不菲，朝廷也有意缓解百姓的负担，因此“法司录有罪之人买船递运以自赎”、“以附近之民及犯徒流罪者备之车牛”的情况时有出现。
即便如此，车、船、牛的建造或供应，仍然成为应役百姓的沉重负担。而朝廷和地方衙门为了保证递运所的运行，各地在实际执行中便逐渐改为平摊入地方徭役中，使得一方百姓“无分彼此，均出钱给领”。
递运所所需的经费，也往往被分摊入周边数个州县的赋税之中，其名目有递运人夫、水夫、防夫以及车、船等项。
由于递运所规模各异，所需经费也各不相同。以大兴递运所为例，其编制为“车五十辆，防夫三十名”，规模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万历初年时，大兴递运所每年需银2280两，由真定、广平、顺德、大名、河间五府一同提供。
一个中游水平的递运所每年花费2000多两，全国剩下一百多不到两百个递运所，按照一百五十个来算并以此均价计费的话，一年就要耗费至少三十万两，且这是纯粹的支出，毫无半分银子收入。
三十万两啊，这还是高拱当年裁撤了一大批之后的结果。想想看，二十年前高拱刚刚秉政那会儿，朝廷岁入还只有不到四百万两，光一个递运所就要花掉差不多一成，这朝廷能不穷死？
但有人会发现问题，说这笔钱既然是地方出的，那关中枢什么事？关当时的高拱、现在的高务实什么事？这想法未免有些天真。
朝廷的田赋是按照中枢和地方进行分账的，并且每个地方的分账比例还不同(比如苏州就一直被朝廷重课，中枢分账比例特别高)。
而且之前说过，朱元璋的小农意识导致大明朝廷一开始就缺乏财政中枢调控能力，地方分账严重缺乏后世那种转移支付的手段，它是先为地方留存，剩下的部分再解送中枢。由于中枢一直没钱，也就不可能以富裕地区的税收去补贴发展贫困地区，导致富则恒富，穷则恒穷。
在这种落后过时的财政体系之下，再加上大明政权的地方衙门自主权很大，导致很多地方会罗列一大堆自己需要支出的名目上报给中枢，然后自说自话地大量“留存”，最后解送给中枢的款子被搞得像是打发叫花子。
高务实一贯认为，在通讯手段还没有达到电子化的即时通讯时代之前，朝廷的管理制度最好不要太复杂，尤其不能一地一策——那玩意是后世才玩得转的，大明根本玩不转。在后世那叫因地制宜、先进管理，在大明那叫好高骛远、扯皮管理。
高司徒在《革新驿站疏》中明确说了，必须首先统一管理权，把递运所改成和水马驿、急递铺一般模样，然后三驾马车合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机构和层级，避免令出多门，出了事连个负责的人都找不到，尽扯皮去了。
但是话容易说，事可不好办。首先第一个拦路虎就不小：递运所的人员除了部分是罪犯以外，大多来自于各地卫所。你高司徒要统一管辖权，这管辖权难道还能归你户部不成？
哦，财权归你，兵权你还要拿？皇极殿的那把龙椅你要不要啊？
好在这个道理高务实显然也是懂的，所以他提出的是兵部要深化对驿站系统的管理，确保车驾司能够统合管理整个驿站体系。换句话说，车驾司的权力要增加，官员估计也要增加。
这个买卖大家觉得可行：车驾司加几个官，下头的机构少了一大批，从财政角度来看是划算的，从士林文人将来的就业机会来看更是划算的。
但是高务实又说了，兵部车驾司的权力扩大，单独掌握革新后庞大的驿站体系有悖于祖制的初衷——初衷就是要互相牵制和监督嘛！所以高司徒建议，暂时仍如水马驿一般由户部派员监督，待将来革新基本完成，朝廷再视情况推出新的组织架构。
实际上高务实在这里已经是开始下一盘大棋了，这一盘大棋简单的说就是“增部”——六部制已经跟不上时代，改革后的大明需要更多的部。
驿站这一块，就是高务实计划中将来要设的邮传部。不过这事得慢慢来，先把基础打牢固，将来才好顺势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现在么，高务实提出的说法叫做“大明联合驿站”，是集人员走动、信件投递与货物输送为一体的三大板块联合驿站制度。
王锡爵不得不感慨高务实的手段和气魄，乃至于胸襟品行。他为了实实在在解决朝廷难题，是真的能够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已经到手，并且几乎处于垄断地位的利益，而且在“革新”的过程中也不吃独食，是真的为了长治久安来考虑。
王阁老幽幽叹了口气，语气沉重地喃喃道：“惜非同道，惜非同道……”
申时行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良久之后，终于也只是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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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核酸检测阴性，明天回长沙了。
第264章 内部(上)
高务实的上疏时机挑得极好，其时间是万寿节前两日。
前两日为何是个好时间呢？因为大明朝的万寿节是与“元旦”和冬至一并重要的“三大节”之一，万寿节全国放假三天——皇帝圣节(生辰)的前一日和后一日都是放假的。
也就是说，高务实上疏之后只要内阁和皇帝当日没有完成票拟和御批流程，那么《革新驿站疏》到底能不能被朝廷接受，就要推辞到节后才会有定论。
万寿节的这三天时间，实际上是高务实特意留给朝廷仔细审视此疏内容的。当然，圣节正日可能没那心思，因为那一天有大朝。
这里要先明确一下有明一代早朝的定义，大明的朝会分为三种，分别是大朝、朔望朝和常朝。
朔望朝是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举行，其性质如同大朝，也在皇极殿(原奉天殿，由嘉靖改名)，但只是朝贺，不讨论政事。
常朝即经常所说的早朝，明代的早朝日其实还有午朝甚至晚朝，但晚朝因为并不是常态化的，故无须多做解释。单说常朝，它其实就在奉天门举行(嘉靖时改名皇极门，即现在故宫太和门)，这个是正经处理政事的“朝”。
而大朝则是只在正旦、冬至、万寿节举行特殊朝会，其性质就是百官向皇帝朝贺，属于礼节性的，规模一般都很大，但通常是不会处理政务的。
顺便说一句，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三大殿因为再次被雷火烧毁，而且蔓延的更广，使得文楼(今体仁阁)、武楼(今弘义阁)，奉天门(今太和门)，左顺门(今协和门)、右顺门(今熙和门)及午门外左、右廊亦被烧毁。事后，嘉靖帝不得不设朝于端门并下令重修遭到损毁的各建筑，嘉靖四十一年(1562)九月重修完毕。
但是这次重修，极大的缩小了原三大殿的体量，以致建筑与三层月台比例关系失调。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大概率应该是当时朝廷由于南倭北虏而财政亏空严重，而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心态，在重修完成之后，嘉靖就给三大殿改了名。
缩小后的奉天殿，嘉靖帝下令改名叫“皇极殿”，华盖殿改叫“中极殿”，谨身殿改叫“建极殿”。很显然，除了代表皇权的皇极殿之外，三大殿的另外两大殿都有一位冠以其名的大学士：首辅从此之后都是“中极殿大学士”，而次辅便固定为“建极殿大学士”。
万寿节大朝还有一日才到，众臣工相对而言还算有空，可以忙一点私事。但真正有空忙私事的官员其实也不多，稍微上点档次、进入权力核心或者核心边缘的官员们在这一日都很忙碌，他们都忙着串联商议在万寿节后应该拿出什么立场来面对本次高司徒所上的《革新驿站疏》。
先说实学派自家这边。原本高务实这道疏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割自己京华的肉来配合朝廷改革，理论上大家应该都是表示夸赞的才对，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顺利，不少实学派官员对此持保留态度。
这是为何？当然也是因为利益。
京华是一个巨无霸级别的商业集团，它的主体当然是高务实“全资”的京华本身，但平时所称的“京华”其实模糊了一个概念，即此刻的京华实际上分为狭义上的京华和广义上的京华。
狭义上的京华就是高务实全资的这个京华，包括其名下各个产业，如各类矿场、铁厂、造船厂、水泥厂、港口、舰队、瓷器厂、柞丝厂、盐场乃至于商社、银行、物流等一大批工商实体，甚至还可以包括极具京华特色的“顾问团”——南疆各国的太上皇机构。
这些实体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务实的决定即最终决定，理论上他做任何决定都无须过问其他任何人。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在这些实体当中，他个人持股100%，所以他的决定等同于整个股东大会的决定。
但除了狭义上的京华之外，还有广义上的京华。何谓广义上的京华？比如北洋海贸同盟虽然是一个“同盟”组织，但是毫无疑问在一般情况下还是高务实说了算的，这个组织也一贯被视为“京华系”。
可是北洋海贸同盟真的就是任由高务实怎么处置都可以的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同盟还有其他“持股人”和“代持股人”，这些人都是有自己的利益考虑的，高务实即便拥有决策权，也不可能完全不在乎他们的想法，很多事情的决断也就都需要考虑他们的利益。
这个道理很简单，高务实若不能用利益说服他们，去年远征吕宋的就不应该是海贸同盟而是单单的京华自家了。
不如回顾一下去年的吕宋远征，看看海贸同盟中除了京华之外的大股东们出力多少吧。
当时，靖难系各家勋贵有三国公、十三候(包括外戚封侯)、二十一伯(也包括外戚，但未包括李成梁)。高务实说服了他们，因此那次出兵吕宋，勋贵们一共贡献了武装运输舰96艘，合计共有舰载火炮高达2600多门，其中二号长重炮就有768门。
这个力量有多大？高务实敢这样说，在排除如当年“神风”那种极端情况之后，即便如今的日本数十家水军全绑在一块儿，正常来讲也打不过这支“勋贵舰队”。
而且这还可以对比一下，京华本身当时出动了北洋舰队的主力，其核心为一艘三级风帆战列舰、两级四艘风帆巡洋舰，另外按计划出动了49艘武装运输舰，最后额外出动了新下水服役不久的两艘实验性高速侦察舰“左翼轻骑兵”号和“右翼轻骑兵”号。
以京华之强大，如果不算七艘纯军舰的话，其出动的武装运输舰也差不多只有“勋贵舰队”的一半。
窥一斑而见全豹，如今依附于京华这一主体之上的利益相关者，其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不独商业船队方面是如此，其他产业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就说这次《革新驿站疏》中所提到的一些方面吧，受到高务实所提议影响的最大产业便是京华自家的物流体系，但京华的物流体系并非自家单干。
虽然绝大部分船队、马队都是京华的，可是之前说过，作为一家私营商业企业，京华是要考虑成本的，其在各个地区设置物流节点的密度并不相同。
好比说在陕西，京华的马队在西安府、汉中府、临洮府、庆阳府设下四大节点，而延安府、平凉府、巩昌府、凤翔府则没有设立。
那么如延安府要进行物流该怎么办呢？当地出身的实学派官员中就有人与京华合作，承接了从延安府往庆阳府、西安府这两个设立了京华大节点运送物资的买卖，成为名义上的合作伙伴，也就是实际上成为了京华“供应链”的一部分。
延安府只是举例，其他各地的情况基本类似。
另外，京华由于在北方的根基比较强、合作伙伴实力相对较弱，还算是拥有比较强势的地位，但在南方比如江浙地区的“合作”，就比北方更加细致，也不如北方那样强势。
如京华和出身于浙江绍兴山阴的吴兑家族在物流方面也有合作，在这个合作中，京华自身处理的业务范围就更低——京华在整个浙江只设立了杭州、宁波、温州三处府一级的物流大节点，其余业务都“外包”给了山阴吴家，吴家又将自身不直接覆盖业务的地区“分包”给了浙江实学派官员中的一些人。
就这样，在京华这艘巨舰周围，早已有了很大一群人跟着吃肉喝汤。虽然说朝廷驿站改革之后也并不代表京华的物流买卖就没得做了，但利益受到影响总是肯定的。
作为广义上“大京华”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京华赚得少了，他们自然也就赚得少，因此对于高务实此次提出的《革新驿站疏》，他们当然会不那么高兴。
改革改到开始往自己身上动刀，毫无疑问就意味着进入了“深水区”，这是最考验改革决策者的时候。毕竟给别人做手术容易，给自己做手术困难。
高务实今天就迎来了吴兑的拜访。这位前不久刚刚由武英殿大学士进位文华殿大学士的高拱门生，在自家“世兄”、小师弟高务实面前并不掩饰他的担忧。
在日新楼高务实书房之中，双方分宾主坐好，吴兑与高务实先寒暄了几句，然后便切入正题，道：“求真贤弟，你也知道我虽是文官，但经年在外皆为疆臣，在内又理军务，实在是个直肠子，有些话我就不多和你兜圈子了。我此来主要是想问你对此番驿站改革之后，与京华相关的物流买卖有何措置。”
不等高务实回答，吴兑便先提出了担忧：“浙江的情况你是知晓的，我实学派官员原就不多，你此前以京华的各类买卖为引线，将他们系附于京华周围，使整个浙江实学派拧成一股绳，拥有了与心学党徒们抗衡的实力——至少不被继续侵蚀和打压，这很好。
但此番《革新驿站疏》一上，不少人就找到愚兄，说如此革新于朝廷或是好事，于他们却是灭顶之灾。财帛固然庸俗，但读书也是要花钱的。
各人家中族中子弟都需要花钱培养，以此才能确保咱们在朝中的力量逐渐增强，或说至少不会趋于孱弱。但物流这一块，最主要的收入就来源于货运，你此番将递运所一改制，朝廷驿站将很有可能依靠成本优势从他们手中抢夺市场份额，造成他们的严重损失，而这就会影响到我实学派的后继之力……”
高务实轻叹一声，颔首道：“此中道理，小弟自然是明白的。”
吴兑又等了一下，见高务实说完这句就没了下文，不由得暗暗皱眉，无奈道：“求真，你不要误会愚兄，其实自犬子加入京华以后，愚兄对于银子便看得不重。浙江的物流买卖，愚兄在其中一年多赚几千两，甚至万余两，那又如何？少赚这笔银子也穷不了愚兄。
愚兄眼下是真的担心你此番做法有动摇根基之患呐。你想想，自心斋公(张学颜)归乡，内阁之中便只有愚兄和乾吉(梁梦龙字)二人是确定能够支持你的，但愚兄虽然顶了心斋公的位置，在内阁里也只排到第三，依旧只是群辅罢了。
乾吉才刚刚入阁，更是排名最末。错非因为我二人都是实学一员，如今恐怕就只做得个举手阁老，哪里能与申、王二公相提并论？
然而实学之强少不得天下实学官员之盛，我等在南方原本就不及心学基础之牢、规模之巨，若是因为此番驿站改革之故，反而动摇了我等根本，谁知这些官员会不会转而依附他人？
且不说他们去改投心学吧，便是改投许维桢(许国)门下，对求真你来说恐怕也是大大的坏事。如今许维桢与沈龙江(沈鲤)走得甚近，沈龙江又是总宪(左都御史)，倘若他们再趁此机会拉拢了一大批后起之秀，即便将来你能顺利入阁辅政，可是手里又有多少人能用呢？故以愚兄浅见，此番驿站改革之事尚需慎重。”
高务实再次点了点头，道：“师兄担心的是，南方一直是我实学派之软肋，惨淡经营多年才有如今之景象，若是因为驿站改革之事被人摘了桃子去，实属重大失策。”
他顿了一顿，又道：“不过具体到买卖上，小弟倒有些个人浅见，也想借此机会与师兄交流交流，从师兄处得些指点。”
“求真说笑了，买卖上的事，愚兄哪能指点得了你。”吴兑连连摆手，示意不敢当，然后才又道：“不过求真若有什么话要通过愚兄向浙江出身的一些同僚转达，愚兄虽不才，还是愿意出些闲力的。”
“师兄过谦了。”高务实笑了笑，话锋切入正题，道：“师兄可知晓，小弟此番愿意做出如此割肉之举的根本原因，其实并非驿站改革只能按照《革新驿站疏》中这些办法来做，而是别有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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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4章 内部(下)
“别有缘故？”吴兑面现思索之色，斟酌着问道：“求真可是担心皇上那儿……”
高务实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道：“近来小弟悟通了一件事，早年间我常闻一语，曰：‘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是故，董仲舒曾言：‘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这话吴兑自然也知道，点头道：“拔葵去织，确有此说，不过如今能这般做的人不说早已绝迹，至少凤毛麟角。况且愚兄记得，求真你并不同意这话的意思吧？”
高务实刚才那段话的意思是，吃国家俸禄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争夺利益。从古至今，“不与民争利”都是最基本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史记》里讲，公仪休担任鲁相后，规定所有为官者不得经营产业、与民争利，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当公仪休吃到自家种的爽口蔬菜，就“拔其园葵而弃之”；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织布，立即“疾出其家妇，燔其机”，还十分生气地说：“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自此，“拔葵去织”便成为一个流传千古的成语，屡屡被后来者引以为戒。
如《隋书》记载，当时因百官所需费用不足，中枢和地方都设置用以放债的公款，“以息取给”。时任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此乃官府与民众争利，“非兴化之道”，就“上表请罢之，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
《资治通鉴》里也讲，说武则天垂拱年间，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监裴匪躬建议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场上去卖，“以收其利”。时任宰相的苏良嗣断然叫停：“昔公仪相鲁，犹能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
按理说，自家织点布、种点菜，官府放贷收息，吃不完的果蔬拿去卖，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但从公仪休、苏孝慈到苏良嗣，何以个个大发雷霆“小题大作”呢？
道理很简单，意蕴也很深远。从表面上看，这样做会对民生造成一定的冲击和伤害。但深层次的危害在于，他们认为这个口子一旦打开，以后只会越开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跟进和效仿。
而且在古代社会，政府和官员手中都握有权力，以这样的公权力与“手无寸铁”的百姓“争利”，孰强孰弱高下立见。如是长此以往，弱肉强食之下便可能是民不聊生，最终必然百弊丛生、积重难返。
更为可怕的是，“争利”开始往往是公开的、含蓄的，但逐渐就演变为敲诈，甚至抢劫了。如《梵天庐丛录》载，鞑清时某太监打着“老佛爷”的旗号，到开封为宫廷征取过冬用炭，对县令说：“汝需备炭三十斤。”
这事并不难，可他随即提出苛刻条件：“每枝长须一尺五寸，圆一寸五分”，且“不可有节”、“不可有裂纹”。当县令面露难色时，太监就恫吓道：“万一老佛爷冻着，汝罪不小！”
此时自然有人出来打圆场，道：“有银子便好商量。”结果县令便被敲去一千多两白银。从这个故事表达的意义上讲，“拔葵去织”、“罢公廨钱”都是未雨绸缪之举，目的是把祸患消除于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治国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为什么“与民争利”被视为最低下的经济政策？这是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人心，其实正是最大的政治。
“若争小可，便失大道。”与民争利无异于竭泽而渔，是对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伤害，争到的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唐太宗舟水之喻，兴衰之理，不能不令人警醒。
高务实把这番道理说与吴兑听了，吴兑的脸色便有些将信将疑，犹豫片刻，沉吟道：“求真是说，你我做这些物流买卖，也是与民争利，因此本就应该罢手？
倘若道理如此，则你将此买卖转而让给朝廷，那不还是与民争利？无非这争利之人由你我换成朝廷罢了——可朝廷归根结底乃是皇上啊，皇上与民争利，岂非更大的坏事？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盐铁论》则言：‘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若你我及诸官都不能行此‘争利’之举，皇上又因何可为？”
高务实早料到吴兑听完自己那番话之后必称孟子，不错，孟子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成了后世儒生三句不离嘴的名言。
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作为一个皇帝，你不要总是去把利益什么的挂在嘴边，这太庸俗了，你应该每时每刻都把仁义放在心里，这才是人们喜欢的好皇帝。
《盐铁论》当中的儒生贤良说得更清楚一些：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
按理说这话的道理其实没错，如果皇帝不与民争利，而且把仁义时刻挂在心里，那么天下也会因此而过得很好了。但问题是这句话到了明朝，因为对于一个字的理解的差异，导致了满口仁义的明朝文官亲手毁掉了大明王朝！
哪个字？“民”字。
何为民？
一个现代人看到这个字，自然会想到公民即为民，换句话说，普通老百姓便是“民”。
然而这个观点在古代可未必是真理，不说一定是错的，但至少一定有争议，一定可以混淆。
刚才提到过的亚圣孟子，除了表达过一大堆的“民本”思想之外，他其实还说过一句可能“不太出名”的话：“为政不难，无获罪于巨室。”
什么意思？意思是治理国家很简单，只要你不得罪那些大家族就好了，有他们的支持，你就可以无往而不利。
科举制实行之前，对于当时那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只要他们替各自的家族发声，他们就可以在官场上稳如泰山。哪怕是偶尔被罢官了，过不久又会有人把他举荐上去。
隋唐以降，科举成了当官的必经之路，情况因而发生了一些改变，世家大族如果不能长期在科举一道上保持兴盛，往往也会家道中落。但也正因如此，越是在位秉权的官员就越发有敛财之心，因为越是将财力投入在子孙后辈的教育上，便越能确保自己家族的长盛不衰。
在现代汉语里，“人民”是一个词汇，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但在古代社会，比如现今的大明，“人”与“民”并不是同一个意思，它们所表达的含义其实是不同的。
与此类似的还有“群众”，在后世那是连起来表达同一个意思的词，但在古代社会亦不然：群就是群，众就是众，两者并不统一。
甲骨文中的“人”字，是一眼就能看出其表达意思的，“可以直立并走动的”就是人。因此你在人字右边加一个木字，木是障碍物，所以“休”，停止走动了；你在人字右边加一个言字，那就是这个人去带话，就是“信”，口信的信。
所以，人是自由的，拥有自行决定行止的个体。
民则不然，民在甲骨文中是先画一个眼睛，由眼睛再衍申而出整体。郭沫若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民”是“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故古训言‘民者盲也’。”
郭沫若认为，在殷商时期，“民”字这个象形字就是用一个锥子刺瞎左眼，这样的人就是民，而民也就是奴隶。
但后来有些学者开始提出质疑，并且提出了新的说法，认为该象形字的意思，那个所谓的“锥子”其实指代的是“目光”，目光向下即为民。
什么叫目光向下？就是低着头看地面，指不敢抬头平视——当然，不敢平视的对象是指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
于是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人”的地位高于“民”。
这不是随便说说，看看经常性的组词就知道，“仁人志士”、“人定胜天”、“敢为人先”等，都包含着强烈的褒义，而民字固然也有褒义的地方，但更多的却是如“贱民”、“草民”、“暴民”等这类贬义组词。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古人取名的时候是很少使用“民”字的，这和红朝以后的取名风格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
但也可能有人会问，那“李世民”怎么解释？他被取名的时候固然还不是秦王，更不是皇帝，可陇西李氏当时也是八柱国级别的门阀啊，为何就有了“民”字在他这个世家公子的名字里头？
那是因为李世民的“世民”绝非“世代为民”，它的本意是“经世济民”——济民啊，什么叫济？救济的济，其代表的意思是拯救万民。
正因为“人”与“民”在古代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无论在《论语》还是先秦的其他文献中，“人”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人”指区别于万物的“人”，所有的“人”；狭义的“人”是指与“民”相对的“士”以上阶层的“贵族”。而“民”则是指除狭义的“人”以外的平民百姓。
古汉语中“诲”字从言，与“言语”有关，“教”从反“文”，与“武力”有关。孔子“诲”的对象是“人”，“诲”的内容是“知(智)”；“教”的对象是“民”，“教”的内容是“戎”与“战”。
搞明白这些就会发现，原来对于“人”，孔子主张“诲人不倦”，对于“民”，孔子则主张“不可使知之”。可见《论语》中“诲人”和“教民”的结构泾渭分明，孔子对此二者绝不相混。
到了大明朝，由于文官集团已经牢牢掌控了社会话语权，并且用各种民本思想来限制和约束皇权，故而对于“民”的归属，他们也出现了态度上的变化，有时候甚至有些精神分裂。
比如在说“教化万民”的时候，文人士大夫们是把自己排除在“民”以外的，认为自己高“民”一等，是教化者而非受教化者。
但如果牵涉到利益，尤其是与皇权冲突的利益时，文人士大夫们的态度就变了，认为自己是“民”——我连爵位都没有，官职也不能世袭，显然不属于“贵族”，那我凭什么不是“民”呢？
因为我就是民，所以你皇帝不能与我争利。这也正是历史上东林党认为收他们商税就是“与民争利”的基本思想来源。
至于你要问，那为何田赋又能收呢？嗯，因为田赋是历朝历代一直都要交的，是有历史的惯性的，而且他东林党本身又不需要交田赋，即便要交也交得极少，那当然没有问题。你要是跟东林党说以后官绅一体纳粮，你看东林党会有什么反应。
然而眼下摆在高务实面前的难题在于，东林党是利益集团的朝中代表，实学派难道就不是利益集团了？
显然不可能，实学派本身也逃不出利益集团这个窠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初以高拱为首的实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皇党”性质，其利益在早期基本依附于皇权而形成。
在高拱时代，实学派依靠皇权取得官位、取得朝堂上的话语权，但经过郭朴、张四维时代，实学派已然逐渐做大，此时又怎么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这时候大家发现，要想利益最大化，有一个现成的门路，只要搭上这艘大船，利益就能确保——这艘大船就是京华。
依托高务实点石成金般的神奇力量，实学派官员逐渐进入“泛京华”体系，如果京华是一棵树的主干，那么他们就逐渐成为了枝和叶。
“师兄家中别院可有园丁？”高务实问道：“园丁剪除冗枝杂叶，是为了整棵树能够长得更加干高叶茂。”
吴兑眉头大皱，道：“那这些‘冗枝杂叶’你又打算如何处置呢？愚兄方才已经说过，你若弃而不用，只怕有的是人愿意收拢起来。”
高务实道：“岂能弃而不用？小弟不是也说了么，去掉冗枝杂叶是为了主干更高——师兄，我们在江南地区要和那些人见真章了。”
第265章 寿宴上的争论(上)
为期三天的万寿节，正节即皇帝生辰，亦称圣节。这一日朝廷大朝，百官齐至皇极殿献呈贺表，为皇帝贺，为天下贺。这一流程的礼仪极其复杂繁琐，即便多年老臣也未必全然记得清楚，故有专门的礼仪官负责喊礼。
这些流程麻烦到什么程度？光是参见皇帝，就有鞠躬、拜兴、再拜兴、平身、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头、山呼万岁、再三呼、跪右膝、出笏等，而对于这些动作，具体要求还有不少，实在无须一一说明。
至于皇帝什么时候出场，出场之后又要做些什么，那些礼仪真是把细节规定到了极致，不说也罢。
头一回参加这种大节的官员或许心情激动，但对于经年老臣——如高务实年纪虽轻但也完全算是老臣了——他们走这些流程自然是心如止水。例如高务实，他的心思就根本不在朝贺之礼上，而是等着后续的大宴仪。
大宴仪不用换去别处，就在皇极殿举行，一应臣工行宴的位置基本按照平时上朝排班的位序，行大宴仪的准备工作由尚宝司负责，如今的尚宝司卿乃是高务实的亲弟弟高务观(但过继给了高拱)，他已经连续多年负责这档子事，礼仪上面绝不会出任何岔子。
朝贺一罢，尚宝司的人先在殿上摆好御座，铺上黄麾，召金吾卫设护卫官二十四人伺立。教坊司设九奏乐歌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舞杂队候在殿外。光禄寺设酒亭于御座西，设膳亭于御座东，设珍羞美味亭(原文是古字，难写，大意如此)于酒膳亭东西侧。
御筵摆在御座的东西一方，皇太子虽未册封，但仍设座位于御座东，西向，诸皇子、诸王以次由南而东西相向设座。
群臣四品及以上者在皇极殿内设席，五品及以下者在殿外招待，另安排司壶、尚酒、尚食等一班人等伺候。
待到开宴，由仪礼司奏请皇帝升座。朱翊钧满脸红光地走出，丝毫不见足疾模样，大乐也立即奏响。
待皇帝升座之后，乐止。随后鞭炮鸣响，诸皇子、亲王等依次上殿——襁褓中的皇子不能自行，但也不会由生母或嬷嬷带着，而是由各自的“大伴”或牵或抱带上殿来。
再下来，四品以上文武官员由东西入，立殿中，五品以下则只能立于殿下。百官再次行赞拜大礼，礼罢，光禄寺鱼贯而入，大乐再度奏响，行至御前时，乐止。然后光禄寺开爵注酒，首先向皇帝敬酒。
敬第一轮酒时，教坊司奏《炎精之曲》。乐起，全体皆跪，教坊司当然也得跪奏。皇帝举杯饮毕，乐止。众官俯伏，再行赞拜礼，然后各就位坐。
第二轮敬酒时，乐队奏《皇风之曲》。乐起，光禄寺为皇帝酌酒，序班酌群臣酒。待皇帝举酒后，群臣亦举酒，乐止。
接下来进汤，鼓吹乐前导，光禄寺行至殿外，鼓吹止，殿上乐起，群臣起立，由光禄寺官向皇帝进汤，进罢，群臣复坐，然后序班供群臣汤。
这时皇帝举箸，群臣亦举箸，这也有个讲究，叫赞馔。接下来便是舞蹈登场，头一个通常是武舞，按现代说法就是劲舞，叫做《平定天下之舞》。
再往下就到了第三轮，乐队奏《眷皇明之曲》，跳《抚安四夷之舞》。第四轮，奏《天道传之曲》，跳《车书会同之舞》。第五轮，奏《振皇纲之曲》，跳《百戏承应舞》。第六轮，奏《金陵之曲》，跳《八蛮献宝舞》。第七轮，奏《长杨之曲》，跳《采莲队子舞》。第八轮，奏《芳醴之曲》，跳《鱼跃于渊舞》。第九轮，奏《驾六龙之曲》。
以上这每一论敬酒，仪式同初轮相同，都是依样画瓢作一遍。待得九轮之后，光禄寺收御爵，序班收群臣盏，进汤。
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被折腾的饥肠辘辘，胃口也自然大开，于是终于轮到了进大膳的时刻。大乐奏响，群臣起立，谢恩之后复坐，序班开始上菜。
宴饮食物原料均是四方珍异，从全国各地水陆远送到京。有的时鲜食物用驿马加急快递。经由御膳房名厨精心烹制，当然都是绝佳上品。
按照大明的习惯，凡事都要有规矩，所以有明一朝无论任何“国家级”的庆典，连菜谱都是固定的，其中大多数都是洪武、永乐二朝所定制。具体到万寿节的圣节赐宴，乃是永乐十三年(1415年)定制。
这个定制规定：上桌按酒五盘，果子五盘，茶食烧炸凤鸡，双棒子骨，大银锭，大油饼，汤三品，双下馒头，马肉饭，酒五盅。
上中桌按酒四盘，果子四盘，烧炸，银锭油饼，双棒子骨，汤三品，双下馒头，马肉饭，酒三盅。
中桌按酒四盘，果子四盘，烧炸，茶食，汤二品，双下馒头，羊肉饭，酒三盅。
僧官等用素席，按酒五盘，果子，茶食，烧炸，汤三品，双下馒头，蜂糖糕饭。
将军按酒一盘，寿面，双下馒头，马肉饭，酒一盅。
金枪甲士、象奴、校尉，双下馒头，酒一盅。
教坊司乐人，按酒一盘，粉汤，双下馒头，酒一盅。
给食表内官内使，上桌按酒五盘，果子，汤二品，小馒头，酒三盅。中桌按酒四盘，果子，汤二品，小馒头。
高务实职官正二品，加衔从一品，当然属于“上桌”，不过马肉饭这东西后来因为大明缺马，实际上早就换成了驴肉饭。
席面的安排也有意思，内阁诸位阁老地位最高，单独一桌；六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左都御史乃是“朝廷七卿”，也单独一桌；以下便是各部侍郎组成两桌——早前是一大桌，但现在因为户部、兵部都是四侍郎制，一大桌未免拥挤，故分了两桌。如今是户部、兵部八位侍郎一桌，其余侍郎又一桌。
再往后就是按照大九卿、小九卿中除了前面这批大佬以后再去“拼桌”，总之就是尽可能的把地位类似的官员安排在一桌或者并列的桌。
由于皇帝是高高在上的单独一席，基本上不存在“与民同乐”，所以到了开席的时候，礼仪的性质就淡化了下去，同桌的同僚们就有了说话的机会。
高务实这一桌是六部尚书与左都御史，隔壁桌是内阁阁老，这两桌人算得上是大明朝除了皇帝之外最顶级的权力中心人物，所以此刻如果有个“上帝视角”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与其他桌相距比较大，以至于在物理上都形成了等级隔阂。
不过这样一来，两桌人如果想要互相说说话，那倒是十分方便。至于吃饭本身，大家都知道大明宫廷里的赐宴只能填个肚子，远不如自家的伙食靠谱。
如高务实这等豪富，更是随便吃了几块鸡肉，喝了一小盅汤便算了事。这等大宴虽然有赐酒，但大家通常不会敞开了喝，以免万一醉酒，闹出个君前失仪就大大的不美了。不过大家还是会时不时举杯，沾唇即止——反正要拖时间嘛。
此时此刻，闲聊才是正事。
如今的朝廷七卿是这几位：吏部尚书陈于陛，户部尚书高务实，礼部尚书徐学谟，兵部尚书周咏，刑部尚书舒化，工部尚书石星，左都御史沈鲤。
内阁这一桌则是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建极殿大学士许国，文华殿大学士吴兑，武英殿大学士王家屏，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以及新入阁的东阁大学士梁梦龙。
七卿这一桌先开始闲聊，首先说话的是理论上这一桌的大佬——天官陈于陛。
陈于陛作为吏部尚书，当然选择从人事编制方面开始谈，他在一轮互相敬酒之后放下犀角爵，直接朝高务实发问道：“求真，我日前看了你的《革新驿站疏》，感慨之余有些疑问，不知能否请你解惑？”
虽说陈于陛实际上已经从属于实学派，但他的根基来自于其父陈以勤(隆庆朝武英殿大学士)，陈于陛此前也算是“陈党”的核心，此时从亲密程度而言，也只能说是实学派的外围力量，高务实是一定会给他足够的面子的。
所以高务实立刻放下犀角爵，客气地道：“元忠兄客气了，有何疑问但请道来，务实必然知无不言。”其他人见戏肉来了，也都住箸停杯，听他二人相谈。
陈于陛并不拐弯抹角，很是直接地问道：“若此疏得行，户部十余名员外郎分管各省驿站，但于中枢而言，驿站却又归属于兵部车驾司管辖。如此一来，驿站之事在将来究竟是车驾司说了算，还是户部诸员外郎说了算？本部堂忝掌铨务，对此不得不有所了解。”
“元忠兄所虑正当所宜，不过此事我与大司马曾有讨论。”高务实说着一转头，对周咏道：“养思兄(周咏字养思，号乐轩)，还是请你来分说如何？”
周咏与陈于陛不同，他是真正的实学派出身，而且还是河南延津县人，与高拱、高务实乃是乡党。周咏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壬戌科三甲第五十七名进士，考得并不算好，按理说一般很难混到顶层，但此人虽然成绩不佳，能力也只是平平，但偏偏官运特别好。
什么叫官运好呢？打个比方，每当你作为下级三年考满，恰好此时你的上司要么出事要么高升，把位置空出来给你，这就是典型的官运好。
周咏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他以区区三甲之资格，十五年便混到了辽东巡抚，不到二十年混上蓟辽总督，然后因为此前张学颜请辞归乡，得以回部任大司马。
众所周知，大明官场非常重视“学历”，一甲的三位“天上神仙”怎么捧都可以，好比高务实升官之快屡创纪录，但没有人说他不够格，顶多有些议论他年纪太轻——其他进士中试大多是三十岁左右，你这十八岁中状元实在太开挂了。导致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能够中试的年纪，他已经做到了户部尚书。
不到十年，从新科状元到户部尚书，甚至中间还出现过一次“连贬三级”，这就是状元公的底气，谁也不好质疑他的资格。
相反，三甲进士在资格上就比一甲二甲差不少了，因为一甲叫“进士及第”，二甲叫“进士出身”。及第不必说了，出身也意味着这个身份是名副其实的，但三甲就明显差了，叫做“同进士出身”——勉强把你们算做进士出身。
顶着这样的资格还能混得好的，在大明官场少之又少。原历史上这段时期还有一个三甲大佬是沈一贯，不过沈一贯也比周咏硬气，因为他首先是大诗人沈明臣的侄儿，且自己虽然考到三甲去了，但馆选的时候考上了庶吉士，依旧算是有了翰林身份的。
周咏“学历”不太行但官运好，再加上他到了辽抚位置之后，碰巧实学派“青黄不接”，只能重用于他，因此一来二去居然就做到了大司马。
基础不扎实的后果就是，他这个大司马在高务实这个大司徒面前实在不怎么有面儿，在很多人看来，他是已经打定主意做个高务实应声虫了。
此时也不例外，高务实一要他说，他立刻便接过话头，替高务实解释道：“陈天官有所不知，高司徒疏中所言乃是一时权宜之举，驿站由始至终都归兵部车驾司管理，户部派驻之员外郎只是监督财务。
另外，高司徒还有言在先，待将来驿站方面能够自负盈亏，甚至有贡献于财政之后，户部会支持车驾司扩编，如今日户部一般设立各省驿站主官，以此强化归属管辖之权。”
陈于陛这一问，其实本就是配合高务实说明情况，三个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礼部尚书徐学谟忍不住道：“驿站之事缘由如何，本非礼部当管，但如此各部连年加设，今日先设十余官，明日又设十余官，何时是个头？天下黎庶供养百官，若这官员无休止地增设，难道不是在渔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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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5章 寿宴上的争论(中)
徐学谟所谓“各部连年加设，今日先设十余官，明日又设十余官，何时是个头？”之说，其实非常有中国历代朝廷的特色，典型思路就是坚持搞“小政府”，不搞大政府。
小政府和大政府，归根结底就是有限责任政府和无限责任政府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本书前文曾经简单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而按照高务实的看法，以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而言，其实是更适合大政府的，但那只是从思想体系而言，在实际操作中未必如此，因为条件有限。
什么条件？发展程度。
发展程度是一个很大的词，代表着方方面面，社会制度体系也好，科技水平高低也罢，都属于发展程度问题，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国家财政水平之类。
大明朝从国家建制上来讲，算是绝对君权制度，理论上是完全可以搞大政府的，但中国历代“皇权不下县”也有其原因，那就是国家财力不足以支持“把支部建在村里”的制度。
想想看，有明一朝县级衙门的正式官员才几个人？
有原文在此作证：“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债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薮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
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纳。如无县丞，或无主簿，则分领丞簿职。县丞、主簿，添革不一。若编户不及二十里者并裁。”
换句话说，一个县的正是官员只有几个人：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其属，典史一人。
正式编制就这些，拢共四个人。倘若是小县，那还要少一些，没有主薄或没有县丞，甚至都没有。当然，县里还有其他所谓的“吏”，但吏从来是不属于正式官员，是不归朝廷财政负责养活的，理论上是由当地“留存”的田赋养活。
这么几个人，能管理好一个县的事务吗？放在后世那肯定不能，因为后世的政府要管的事太多了，这几个人就算三头六臂都管不过来百分之一。
那这一对比就很令人诧异了，大明朝一个县才四个官，是如何管过来的？
其实就两条，一是靠乡绅自治，二是……能不管的尽量不管，此所谓“民不举官不究”，只要没人来喊冤，我就当这个县是路不拾遗、朗朗乾坤，至于私底下有多少罪恶丑陋，那不关我事。
这种现象的形成除了国家财力不足以养活那么多行政官员之外，还有一个相对更深层次的思想来源，即汉初曾经非常盛行的黄老思想。
在西方，黄老道家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这些东西过于形而上，不如说点现实的。譬如其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认为君主应该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提倡“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这些主张特别是其中的休养生息，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良性影响，结果出现了文景之治等盛世，也因此对后来的历朝历代造成影响。
但是，这种思想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是靠自发的。譬如一座城市的出现，它不需要规划，全靠自发形成、自发发展而来。
在高务实看来，城市发展由自发而进入规划，是一种必然出现的进步行为，在国家有能力进行规划的时候，规划总比不规划要好。例如唐代长安城规划出了东西二市，商品经济发展很快，这才出现了用“东西”指代物品的新词汇。
只不过在古代社会，能够规划一下首都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要规划更多的城市之细节可能的确力不能及。
高务实始终认为，力不能及就该尽量想办法加强这种“力”，而不应该坐等着这种“力”自然形成——或许有一天会形成，但未免太慢。
黄老思想的优势的一面是允许民间自由发展，劣势的一面则是放任民间无序发展。
高务实作为穿越者当然很清楚，自由发展有利于提升社会活力，但他同样知道无序发展必将带来的隐患。后世西方很多国家所施行的制度就是自由发展，但因为没有足够的引导和限制，就经常要承担无序发展带来的恶果——例如经济危机。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小政府也好，大政府也罢，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让社会发展在保持活力的同时，又不会如洪水泛滥一般无法收拾。
大明朝廷如今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文官集团实际上对皇权极端不信任，而朝廷这个统治机构本身也被他们看做是皇权的衍申，故而哪怕他们自身就在这个机构之内供职，依旧会因为这个机构的扩编而怀疑其正当性。
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动摇了“屁股决定脑袋”这一真理，但其实不然，并没有任何破坏，因为绝大多数官僚的第一属性并不是朝廷臣子，而是地主、富商或他们的代言人。
你朝廷管的事越多，我家族在乡梓的地位岂不是就越发下降了？我这个官又不能世袭，很显然家族延续、家族利益才是我最重视的东西，你皇帝怎么能和我抢这个！
在这种深层思想的影响下，高务实的收权、扩权之举当然会迎来反对之声，这一点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当然，高务实本身并不是想要继续扩大皇权——哪怕现阶段看来是这样，但归根结底他的目标可不是这个。只不过……现在和别人说这个毫无意义，一切还要看他将来的手段。
没有人会把“限制皇权”挂在嘴上，所有文官在论及相关事务时都会拿百姓当做幌子，正如此时徐学谟的质疑：“天下黎庶供养百官，若这官员无休止地增设，难道不是在渔猎百姓？”
面对这个疑问，高务实拿出他一贯的观点来反驳，道：“此前亦有许多人反对开海，如今开海近二十载，朝廷每年可从海外获利二百万两库平银不止，试问开海可曾残虐百姓？”
他见徐学谟张口欲辩，先摆手制止，继续道：“本部堂曾一再论述，天下之财富绝非一成不变的，实如种地一般，多种则多收。故我朝廷所当为者，是想方设法让百姓‘多种、优种’，籍此提高总的产量，而非因循守旧，死抱着原有的那点家当算来算去。
假使我家去年产粮万斤，今年雇工百人新修了水利，合理灌溉之后下田变中田，中田变上田，于是收了两万斤之多，试问大宗伯——我这雇工所费，能算是败家之举么？”
徐学谟皱眉道：“大司徒此言看似合理，但凡事未必有这般顺利。例如那水利修与不修未必能影响如此大的产量，而‘雇工百人’之所费也恐怕需要许多年才能回本，更别说水利一事并非一劳永逸，极可能还要长期维护才能确保使用，如此则成本更高。
况且，大司徒以此做比者，乃是此次为驿站改革所新设之官员，而驿站所赚之钱财并非出自海外，乃是出自我大明本国，即出自天下百姓之钱囊也。因此，无论大司徒如何粉饰，总改不了朝廷从百姓口袋里掏钱这一事实，对么？”
高务实淡淡一笑，道：“大宗伯礼法或称熟稔，但看来并不太关心理财。本部堂此前那道《取用疏》，不知大宗伯是否看过？那道疏文全称叫做《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其中不仅有义利之辨的论述，亦有‘为何征税’之论。
在此疏之中，本部堂便曾说过：‘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
税用于君者，只为使君上切实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税用于臣等，只为使臣等切实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针一线，皆为牧民养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如今为驿站改革设些新官，看似朝廷需花些银子，但原本朝廷每年需在驿站之上花费多少？虽则这些钱原是地方所花，但地方之银难道便是凭空得来的么？归根结底，这笔钱原先也是出自百姓之钱囊。”
徐学谟摇头道：“既然改来改去都是百姓花钱，那还改什么呢？”
“大宗伯谬矣。”高务实连连摆手，道：“原先朝廷养着驿站，驿站所费是地方从百姓手中征得，但驿站不为百姓服务，朝廷徒费钱粮却未能使百姓获得便利。
如今革新之后，驿站对民间开放服务，虽然要收取一定费用，但任何百姓都能自行决定是否使用驿站。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百姓认为通过驿站邮传信件或运送货物并不划算，他们自然不会使用。
反之，既然使用，则必然是因为物有所值，双方皆大欢喜。此所谓双赢也，大宗伯何言‘还改什么’？”
徐学谟一时语塞，想不出如何回答，只好沉默下来。
刑部尚书舒化此时正在抱恙，精神不济，加上此事与他刑部关系不大，因此直到此时也没有要议论的意思。而工部尚书石星却忍不住道：“大司徒此前以水利设施使田地增产而举例，但此时所议之事却与增产何干？如寄信也好，运货也罢，与生产毫无关系，则在天下言，天才之财未变，而百姓之财却为朝廷所赚，岂不仍是与民争利？”
高务实对石星这个从实学派跳槽去心学派的工部尚书观感不佳，闻言淡淡地道：“据闻大司空近来督陵(负责帝陵工程)？想必大司空当知，陵工之中部分石料乃产自江南太湖一带。若按以往之惯例，此事应由户部行文于苏州府或常州府，命此二府贡石材于天寿山。
此二府所距虽远，因忠天子事，故当自行挑选合用之石，遣人千里北运，所费如何皆不足论也。然去年户部收了财权，今年闻之此事，便不曾按此旧制执行，而是出资委托南京户部(注：因为南直隶直属于南京六部管辖)于太湖二府购入石料，以最为廉价之海运托送抵达天津，再雇生产建设兵团代为运抵天寿山。
后来户部算了算，光是运送这批石料，今年所费便比以往历代先帝时皆便宜许多。就其均价而言，约莫只有以往四成左右，省下了两万三千余两银子。由此可见，合适的运输体系虽然不见得增产，但足以减耗。
大司空，所谓财政一道，无非开源与节流，开源固然有利，那节流难道就不算有利了？”
石星此人自出仕以来，先在行人司，后在六科获罪贬为民，起复之后不久改尚宝司，转大理寺，又转南京太仆寺，升左佥都御史、左府都御史协理院事，再升兵部左侍郎，最后改投心学派，当上了工部尚书。
在他这一长串任职里头，基本上没有和财政打交道的，故高务实一旦直接“就事论事”，他也有些措手不及，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
六部尚书里头，礼部尚书徐学谟和工部尚书石星两位是正经的心学派人，舒化虽然也算心学出身，但他一来身体不好，二来作为刑部尚书很难在这些事情上发声，因此他打定主意不插手这事，自然也就没有打算议论什么。
旁边阁老一桌离得很近，刚才高务实虽然谈不上舌战群儒，但已经把两位心学尚书说得理屈词穷，申时行与王锡爵都忍不住皱眉。两位相公互相看了一眼，知道只能亲自出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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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5章 寿宴上的争论(下)
两位尚书吃了瘪，两位相公只好亲自出马，但亲自出马也不是亮个身份就能镇住高务实的，总得拿出点说辞来才行。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两位尚书吃瘪固然是真，但其实已经将平时常用的说辞都用了一遍，什么害民论、无用论，刚才实际上都已经讲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相公又有什么杀手锏呢？
刚刚递补为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锡爵王阁老端坐席间，但上半身却转了过来，朝尚书席面上的高务实笑道：“锡爵久闻大司徒能言善辩，咳唾成珠，不意今日有幸得见，果有诸葛武侯之遗范。
不过大司徒一定知晓，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孔子亦在《论语·里仁》中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在《论语·学而》中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高务实淡淡一笑，朝王锡爵微微拱手，道：“荆石公教训的是。只不过，方才所论之事关乎朝廷大政，务实虽德薄才浅，亦不敢以个人之俗名凌驾于天下之政略。
我实学一宗，素来讲究所为之事必当有利于天下，切忌蚁羶鼠腐，狐媚猿攀，是以但凡论政，务实历来不敢讳言。再有，正所谓灯不拨不亮，理不辨不明。若是辩理无用，我等读书十载，写就时文千篇，所为何来？”
王锡爵心中一凛，暗道：高求真果然善辩！我以君子之方欺他，他根本不肯上当，所言之意无非是说，他因为忠于朝廷、忠于天下之大政，即便舍了这君子之道也在所不惜。
高务实这个回答确实有点说道，因为对于一般的读书人而言，首要的关注点并非自己算不算“能臣”，而是自己算不算“君子”。在此时天下大多数文人的心目中，一个人首先应该是君子，其次才好去争取做个能臣。
王锡爵他们所属的心学派就是这种思路，甚至传统的理学一派，也即通常而言的中立派，其实大多数人也持此态度，惟独实学派里头有些人对此抱有异议——譬如高务实现在就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
当然，高务实的表达其实并非“我哪怕不算君子，但我至少可以做个能臣”。他表达的意思是“如果要我做个选择，那么为了成为能臣，我宁可不做君子。”
这两种意思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有个先后顺序在里头，有个因果、取舍在里头，意义其实就大不一样了。
王锡爵呵呵一笑，道：“大司徒年未而立，学问既精，思虑又疾，以此学问思虑，论辩自然无人可及。不过，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者素来最忌操切。
天下间有许多事原本或许都是好事，许多政策原本或许都是善政，然则一旦操之过急，一应大政累积在一块儿施为，就可能适得其反。
一如此前朝廷急于积攒钱粮，为攻略察哈尔而准备，结果闹出西北之乱。去年大司徒收天下财权于户部一衙，新设两署十三司，此大政也。此大政行之是否有效，是否另有意料之外的变数，这都需要时间长期观察，不能仅以去年收支之数超越以往，便言之凿凿，认为必是善政无疑……”
“施政是否有益，益中是否有弊，的确需要时间来证明。在这一点上，务实完全同意荆石公之论。”高务实点了点头，道：“不过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去年户部收揽天下财权之举，即是为西北之乱‘反求诸己而已矣’。见兔顾犬，亡羊补牢，虽前祸已然，亦可为后患之补也。
至于荆石公所言之中论及今施政操切，务实虽当自省，不过这些‘大政’原本便是环环相扣，互为依存之政。前政即出，后政自当随行，否则瞻前顾后，恐怕反而错过时机，将来再欲行之，条件已然不再，岂不悔之晚矣？”
无论阁老席还是尚书席，见王锡爵与高务实这两位大学霸开始引经据典地对战，都不禁有些暗暗兴奋。说起来，大家都是学霸，这两席之上，当年考试成绩最差的周咏也是三甲同进士出身。
按照科举三年一度，一次约莫取三百人来说，同进士那也是平均每年只在全国挑一百号的人才，那学问能差得了？至于其他诸位就更不必说，基本都是二甲出身，甚至申时行申元辅干脆就是状元公。
习武之人有机会和势均力敌的对手对战，几乎各个都是兴奋不已，摩拳擦掌想要好好较量一番，读书人难道便不是了？无非一个动手，一个动口罢了，而身为内行，能够观摩高层次的对战，原本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何况一般而言到了阁老、部堂这个层次，除非是在御前，否则很少会亲自下场“交手”了，自然更加不容错过。
不过，观战者固然开心，参战者却未必，比如王锡爵此时就有点烦高务实的应对手段。
别以为他俩都是引经据典，就以为两个人是在同一个频道论战，其实不然。双方实际上都是在互相设套，王锡爵的引经据典是为了将高务实拉进他王阁老的主场，反之高务实的引经据典其实也是为了将王锡爵拉进他高部堂的主场。
什么主场？王锡爵的主场叫做“君子德操”，高务实的主场叫做“天下为公”。
例如刚才高务实用孟子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来形容西北之乱以后他出任户部尚书并收拢天下财权之举，其实就是摆明了“我眼里只有‘公德’而无‘私德’，任何私德到了我这里，都是为公德服务的。”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先看看他引用孟子的那句话本意是什么。
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够；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问题；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位——凡是自己的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
其实高务实没有引用完，后面还有一小句，是“《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概意思就是：“《诗经》说：‘常思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天理，以求美好的幸福生活’。”
这段话的本意其实是说人际交往，孟子经常论及这些，比如在《公孙丑上》里，孟子就说过：“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意思都是一样的。
本质上来说，这些话是从个人品质来说的，其主旨提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多作自我批评。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所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但这句话本身也可以升华，例如从治理国家政治说，孟子这番话的意思就可以升华为正己以正人。如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的那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儒家政治历来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所以多与个人品质紧紧连在一起，而自我批评则是其手段之一，其相关论述在《论语》和《孟子》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什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什么“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强调个人操守，那是心学派这个“道德实学”所擅长的主场，而高务实的实学，乃是治国理政之实学，他必须把话题控制在治国理政上头才算主场作战。
因此高务实不等王锡爵出招，便自己反客为主，先用一段讲个人操守的“圣人之言”升华到治国理政，提前把战场给转移了去。
这样一来，王锡爵要么就和高务实在治国理政的细节上和他直接过招，要么就得想法子再把战场转移回去——但高务实这种提前转移战场的行为，本就表明了高务实知道谈个人操守是他王阁老的预定手段，于是高部堂明确表示不打算接这个招：有本事我们就事论事，你别和我玩这套兜圈子的把戏。
于是王阁老就很烦了，在这种对方已经知道自己手段的情况下，还想把战场拉回来几乎不可能。正如万寿节之前申元辅所言，高务实绝对不是官场雏鸟，算起来这小子当了二十年官了，而且早就有“中枢经验”，绝对是站得高看得远的那一类。
因此，如果他王阁老继续把战场拉回个人操守，高部堂一定毫不犹豫又转回到治国理政，那这样一来，双方几乎就只能是鸡同鸭讲自说自话，到最后可能看似争得激烈，其实说完了之后就会发现，两个人实际上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王锡爵失败了，因为高务实其实是先出招的一方——《革新驿站疏》就是他出的招。你王阁老没把《革新驿站疏》给喷掉，当然不可能算你赢了啊。
申元辅作为早年学霸，官场经验也足够丰富，自然一下子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知道再这样继续下去，肯定辩不出个所以然来，必须得换个思路了。
眼下的问题是高务实不谈个人操守，他只谈治国理政，只肯就事论事。
申时行其实早就见识过高务实治国理政的本事——见识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和他谈治国理政，和他就事论事，这种仗实在不好打。
可惜这仗不打还不行，因为心学派不能让《革新驿站疏》里提到的那些做法在高务实的推动下顺利进行下去。
为什么啊？是《革新驿站疏》对心学派有很大的危害么？
那倒不是。本质上来说，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里提到的一些改制办法都是在自折羽翼，颇有一点割肉饲虎的意味，心学派方面反而没有多少损失——毕竟物流这一块原本就是京华系的强项，心学派背后的金主们在这个行当里涉足得很少。
心学派的金主主要是做什么的？田地、蚕桑、纺织、淮盐、海贸等等，其中与京华形成比较强烈对抗的方面其实只有海贸。
但理论上来讲，海贸这一块所谓的与京华对抗，不如说是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基本上还是公平竞争——因为京华并没有恃强凌弱，仗着海上强大的武装实力不准江南海商去哪里哪里行商。
京华了不起也只是收了个保护费，并且这保护费也不是强行收的，你不交也行，只是在外海没有京华舰队的同行，也不准挂京华的书剑旗——那意味着遇到海盗你就自求多福了，所以实际上江南海商们绝大多数愿意交这笔钱。
但为何江南海商们还是把京华看做大敌呢？因为确实竞争不过。
首先，京华从造船水平到贸易规模，全方位碾压了江南海商；其次，在货物本身方面，京华很是拥有一批垄断性的商品不说，其在江南购货进行“外贸出口”的能力也不比江南海商差——因为京华一来物流占优，可以自己去运货，二来市场规模更大，销量方面更有保障。
换了你是一位大丝绸商人或者棉布商人，你也肯定乐意把货物给京华啊，省时省力不说，利润来得几乎是坐享其成。
既然如此，为何申时行还是要反对《革新驿站疏》呢？原因有二。
其一，京华自废武功，往自家物流能力上砍一刀，这事在申时行看来必然有诈。或者不说有诈吧，那至少是一定有其他后手。
什么后手？申时行左思右想，认为高务实不会真的一刀把自家物流砍废，因为京华的物流不是它京华独门独户做起来的，为京华“打下手”的人非常多，这些人的利益高务实不可能不管不顾。
那么，丢掉“革新驿站”里头的那些买卖之后，这股力量要怎么用起来？无非是继续扩大海贸，把这股物流力量加强到在江南地区收购各种货物之上。
这就要了命了，意味着江南财阀们的本地供应链都会受到京华系的强势挤压，双方可能在江南货物供应上打一场大决战。
京华的实力如何？反正申时行绝对不会小看半分，他宁可选择从朝廷层面狙击《革新驿站疏》，也不愿意看到京华在表面上的自废武功之下，却去心学派的江南老巢搅风搅雨。
因此申时行不得不开口了。
只见申元辅哈哈一笑，摆手道：“大司徒说‘前政即出，后政自当随行，否则瞻前顾后，恐怕反而错过时机’，诚哉斯言。不过大司徒近来诸事繁忙，恐怕还不知道锦衣卫日前刚从察哈尔传来的一个消息——这次的时机，怕是真的只好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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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章 申元辅的“第二战场”
王锡爵的本事如何，身为其同年好友的申时行那是太清楚了。既然王锡爵出马都不能把高务实带进沟里，那换了他申元辅亲自上阵，恐怕也不过如此，改变不了局面。
因此，在之前这个战场上想要取得胜利或者至少获得优势，已然只是徒劳，倒不如换一个战场再来过。
后世红朝早年曾经提出过“弯道超车”之说，后来随着国家的发展以及局势的变化，“弯道超车”的说法就变成了“换道超车”。如今申时行的这个举动，事实上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换道超车”。
当然，也可以说是为了打破僵局而开辟第二战场，争取侧面突破。
换道超车也好，第二战场也罢，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在原先的战场上已经难以取得成功，故而主动换上一个己方已经占据优势的战场再行比过。
在申时行这次所换的战场，心学派其实也刚刚才获得优势——托了此前高务实放弃自己在厂卫方面的直接影响之福，没有受过皇帝打压的心学派如今在锦衣卫中反倒比高务实更有影响力了，因此他们更早的获悉了一些从察哈尔传来的情报。
根据锦衣卫的消息，大概在约两个月之前，图们汗携军师布日哈图一道，率领汗庭察哈尔万户主力六万骑倾巢而出，往西北方向潜行急进。
仅仅一月左右，千里奔袭的图们汗大军便突然出现在哈拉和林，外喀尔喀的阿巴岱赛音汗震惊之下，仅率汗庭亲卫出帐相迎，以臣礼事图们汗。
哈拉和林又称和林、和宁，是在草原深处克烈部以及更早时期回鹘都城的基础上创建的蒙古帝国首都、元朝岭北行省首府，是13世纪中叶世界的中心，地缘位置极为重要，有所谓“天策桓桓控上游，边庭都付晋藩筹。河山表带连中夏，风雪洪蒙戍北楼”，“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之称。
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建都于此，其址即后世蒙古国中部鄂尔浑河上游，具体位于后世蒙古国中部后杭爱省杭爱山南麓，额尔浑河上游右岸的额尔德尼召近旁，距乌兰巴托市西南365公里。
哈拉和林所在地区也是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这里森林繁密，盛夏时遍野开花。忽必烈在开平自立为汗并打败阿里不哥后，政治中心南迁汉地，此地不再是首都。元亡后，北元又以此为政治中心，虽然和林仍在不断的内战中逐渐荒废，但如今是外喀尔喀部的汗庭所在。
正是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之故，控制和林则基本上意味着控制了蒙古外喀尔喀部。
但是问题在于，以和林为中心的外喀尔喀部至少在名义上一直都是尊奉左翼蒙古为大汗的——此前西北之乱所以爆发，就是因为布日哈图绕道走外喀尔喀亲赴西北与其联系所致，后来他回返察哈尔，同样也是取道外喀尔喀。
既然如此，图们汗好端端地为什么要带兵去和林？
申时行解释了这一点，他说道：“据说是因为阿巴岱赛音汗拒绝执行《图们汗法典》中的部分条款之故，锦衣卫方面从已经侦知的情报分析，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大概是阿巴岱赛音汗拒绝取消牲殉，因此引来了图们汗的秘密征讨。”
高务实“哦”了一声，心里飞快地审视这条消息。其实他知道申时行的话肯定还没说完，不过仅此一条已经引起了高务实的关注。
说起来，图们汗在蒙古历史中还真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这位蒙古大汗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20岁上任伊始，就谋划着在全蒙古实行新政，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缓和蒙古社会内部的矛盾。
原历史上他在位35年，蒙古社会内部没有大的战争、没有杀戮和流血。图门汗心里琢磨着要想同强大的明王朝抗衡，必须要实现蒙古内部的团结一致，而要达成这一目的，就必须协调好蒙古内部诸部落的关系，照顾各方的利益。
当时年轻的图门汗琢磨一段时间，找到了一条路子，实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实施图门汗新政。
图门汗新政主要的措施大概有如下几条：
首先是制定法典，即《图门汗法典》，规范、协调蒙古各部落之间、部落内部的关系；
其次是分配权力，即对蒙古汗廷的权力进行了再分配，对察哈尔万户的阿木岱洪台吉、喀尔喀万户的卫征巴苏海台吉、鄂尔多斯万户的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即汉文史料和本书中的切尽黄台吉)等蒙古左右翼各万户的首领，担任汗廷的重要职务，遇有重大事件，召开会议，问计于各部首领，这样就加强了汗权；
再次是缓和关系，重要的是同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的俺答汗缓和矛盾，避免出现蒙古社会分裂的局面；
最后是改税增收，据史料记载，图门汗改变了纳贡兼摊派的赋税徭役制度，并向归附的朱尔奇特(即女真人)、厄里克特和达吉忽尔等三部征收赋税，增加了汗廷的财政收入。
按照后世蒙古国史学界与红朝蒙古史专家们的看法，图门汗在位三十余年，称得上经天纬地，治理有方，所以当时的蒙古社会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
老实说，经天纬地什么的有些过于吹捧，但就总体而言，这位大汗的表现至少在蒙古的统治者里确实还不错。
在眼下这个“历史”里，由于高务实的干涉，图们汗意图缓和与土默特关系的努力已经失败了，蒙古内部的和平目前虽然保持着，但双方在此前已经有过一次大战，将来恐怕还免不了会再出现一次。
故而，从“外交”——也或许应该说“内交”——的角度而言，图们汗改革已然失败了一半。既然如此，那剩下的另一半显然会更加令他重视。
剩下的是什么？基本上来说，大多都可以说是内政。内政中最重要的就两点，一是《图们汗法典》，而是改革财法、增加税收。
财法问题后续再说，此处先说一下《图们汗法典》。在后世，《图们汗法典》主体已经失传，学者们更多的是依靠《阿勒坦汗法典》中的蛛丝马迹来回溯《图们汗法典》。
阿勒坦汗就是俺答汗的蒙语称谓，他的法典就叫《阿勒坦汗法典》。在后世能查到的蒙古史料中，多将《阿勒坦汗法典》称之为“小法”，而将《图们汗法典》称之为大法。
为什么后世能以《阿勒坦汗法典》回溯《图们汗法典》呢？因为在原历史中，俺答汗虽然受大明册封为顺义王，但是并没有完全与图们汗撕破脸，其名义上也尊图们汗为全蒙古的大汗。
因此，俺答汗在其“大明金国”(即土默特部所建之国)内部同时实施了《图们汗法典》和《阿勒坦汗法典》，而且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共通之处。
本书前文早已提到过，俺答汗之所以接受喇嘛教，其中关键性的两大原因一是寻求正统名分，二是希望废除萨满教传统的牲殉——这个制度对于统治者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它会严重损伤国力。
蒙古是游牧国家，而牲殉是杀掉牲畜来给贵人们陪葬。这一做法类似于古早时期中国的活人殉葬，坏处显而易见到甚至不必分析的地步了。
活人殉葬在中国早已废除，不过朱元璋本人开过一次历史的倒车，他死后搞过活人殉葬，好在这属于特例。而蒙古则不然，牲殉制度一直坚持到现在都还有很大的市场。
土默特在俺答汗改教之后已经废除了牲殉，实力逐渐强大，所以同样具备较高政治眼光的图们汗自然坐不住了，对于他《图们汗法典》中废除牲殉的规定日益重视，去年布日哈图从西北回返之后，察哈尔万户本部已经彻底废除牲殉。
只是名义上保持统一的蒙古，要执行某些政策显然并不容易，图们汗能够如臂使指的地区其实也就一个察哈尔万户本部。外喀尔喀部那边，阿巴岱赛音汗对于废除牲殉基本当做耳边风，不仅没有跟进执行，甚至一点反馈都没给，这就惹怒了图们汗。
图们汗似乎也懂得“师出有名”的道理，先给阿巴岱赛音汗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外喀尔喀部立刻废除他们的《白桦法典》，然后统一执行《图们汗法典》。
这道命令最致命的用词是“立刻废除”的“立刻”二字。
众所周知，变法不是请客吃饭，没那么容易说走就走。高务实搞一些变法，好多基础都是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打下，可是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去“变”，也还谈不上瓜熟蒂落，依旧要做出不少斗争才行。
外喀尔喀部的《白桦法典》又不是一张废纸，它也是历史悠久的，历史惯性摆在那儿，哪是你图们大汗说废就废的呢？所以图们汗这道命令本身就不是一道正常的命令，如果阿巴岱赛音汗的政治思维敏锐一些，他在收到这道命令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
可惜，阿巴岱赛音汗相比俺答汗、图们汗而言，真的只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典型蒙古汗王，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近在咫尺，甚至对这道命令不屑一顾。
他认为图们汗如今自顾不暇：明人都已经在大宁重新建城了，下一步目标显然就是察罕浩特，你图们汗有这工夫关心我外喀尔喀的《白桦法典》，还不如赶紧想法子看如何拖住明人北进的脚步，免得到时候只能做个丧家之犬。
当年达赉逊汗因为被俺答汗实力和声威所迫，不得不将察哈尔本部东迁。如今土默特不仅实力更进一步，还有了大明作为靠山。此时此刻，你图们汗的地位，甚至部落安全都已经危如累卵，居然还有工夫管我外喀尔喀的闲事？
然而，阿巴岱赛音汗判断失误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在布日哈图的建议下，图们汗心意已决，不顾自己身体抱恙，率领察哈尔本部主力倾巢而出，一路上连外喀尔喀的哨探游骑都没放走一个，就直接杀到了和林。
和林一落，外喀尔喀部彻底臣服，虽然相距有些遥远，但图们汗仍旧坚持在此建立了相比之前要直接得多的统治。至此，察哈尔本部与外喀尔喀部不再是名义统一，而是迅速达成了实际统一，而《图们汗法典》中的废除牲殉制度也被强势推行了下去。
高务实知道，只要牲殉制度被废除，蒙古不说逐渐强大，至少应该不会持续衰落。统一了外喀尔喀部的图们汗，本身实力也一定会得到显著增强，这对于不久之后的察哈尔决战而言，即便称不上是一大噩耗，至少也肯定是个坏消息。
不止如此，申时行等高务实消化了这个消息之后，紧接着又继续抛出了第二个坏消息：“此后图们汗回师察罕浩特，又决议对科尔沁部以同样的理由发动攻势。这一点已经得到锦衣卫方面的确认——他们是通过科尔沁的女真盟友叶赫部获得的消息。”
申时行轻叹一声，道：“据说叶赫部目前也很紧张，因为科尔沁部是他们的忠实盟友，双方的盟约已经维持了很多年，如果科尔沁部遭到图们汗的讨伐，叶赫部很难置身事外。
再说，从前次图们入侵叶赫的角度来看，此番图们既然进攻科尔沁，则也有很大的可能会顺势再进攻一次叶赫——哦，对了，大司徒有一妾侍便是出自叶赫？嗯，那想必这个消息即便今日本阁部不曾提起，不日之后也将传到大司徒耳中。”
申时行把话说到这个地步，高务实哪里还不知道他开辟“第二战场”的用意？
叶赫部的存在是维持女真平衡的关键棋子，而女真平衡又是确保即将到来的援朝之战不会腹背受敌之关键，所以此时的叶赫绝对不容有失。
这当然不是因为孟古哲哲这个尚未圆房的妾侍，而是因为国策不容轻易！
更直白一点说，那就是随着图们汗方面的这一举动，大明必须立刻把目光聚焦回辽东-女真一线，并且积极准备，确保局势不会失控，叶赫不会灭亡。
甚至对于高务实而言，由于前次辽东再战之后他在科尔沁方面也在悄然渗透，所以最好是科尔沁本身都不会出现什么变故，更不能灭亡。
总之，此时此刻大明要做的就是，绝不能让图们汗继续扩大势力，把他察哈尔本部周边原本只是名义臣服的各个部落实际上统一起来，给将来的察哈尔决战制造麻烦、形成障碍。
既然要集中精力对付这一重大危险，大明内部就当然不该有太大的动作，以免分身乏术，两头顾不过来。
这，就是申时行的“换道超车”和“第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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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7章 圣意：问他。
万寿节这三天假期原是不该讨论政务的，不过规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尤其讨论政务的这十几位大臣胸前全都是仙鹤补子，甚至好些都穿着大红纻丝的蟒衣、斗牛、飞鱼等赐服，那其中的性质就不同了。
在这种局面下，就算是皇帝本人亲自走过来，也必然不会说他们乱了规矩，只能说“诸位爱卿公忠体国，朕心甚慰。”
皇帝虽然坐的远，但毕竟御座的位置最高，内阁与七卿这两桌开始“交头接耳”，他是可以清晰入目的。
若是在往常，这六位阁老加上朝廷七卿共“十三太保”，在这种情况下互相开始“讲小话”，一般只能是临场发挥写颂诗，即写给皇帝的祝寿诗。然而写祝寿诗的话，不会每个人长篇大论——写首诗才几句话，你还临时弄一篇汉乐府吗？
况且大臣们脸上的表情也不对，一个个面色沉肃，全都一副国难当头似的模样，明显不是在说什么令人开心的话题。
皇帝微微蹙眉，先观察了一会儿。从高务实连续与徐学谟、石星、王锡爵舌战的情况，朱翊钧便猜到此时应该是在议论《革新驿站疏》的事。
但直到此时，朱翊钧都清楚的注意到，高务实虽然面临几位重臣的车轮战，但始终泰然自若，一副信心满满地模样。而对他发动攻势的大臣，谈着谈着就闭了嘴。
高下胜负可立判也。朱翊钧对此很是欣慰，心情也轻松起来。
但申时行的亲自下场之后，局面就还是有些不对了。朱翊钧敏感的发现，此时的高务实似乎更多的是在充当一名听众，即便偶有发言，说话的时间也非常短，看起来只是在询问某些细节。
与此同时，申元辅本人的面色也不太对劲。朱翊钧认为，如果申先生也是在谈论《革新驿站疏》的相关问题，那从他与高务实的表情来看，明明已经局面占优，为何脸色也如此凝重？
这显然不合理。
朱翊钧其实一直都是个极聪明的人，他在高务实多年的影响下学到了许多思考方式，尤其善于联系各方面的情报来分析人物，因此他很快想到锦衣卫报告的那件事。
是了，申先生原来并不是真的辩倒了务实，而是使出了拖字诀，用一件大事压下去另一件大事，他是在逼务实权衡哪件事情更重要，或者说……更紧急。
朱翊钧恍然大悟，甚至不需多想就猜到高务实在这件事上会如何抉择。
作为高务实的十年同窗，他太清楚高务实的作风了：和平时必以内政为先；临战时必以克敌为先。
务实一定会选择先把图们的危险遏制住！朱翊钧心中断定。
后世之人对这位万历帝的评价很有意思，如果一个人只读过袁腾飞的书，会认为万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垃圾、守财奴、怠工主义者；如果一个人只读过《明史》，会认为万历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君；如果一个人只读过《明朝那些事儿》，会认为万历是一个不够勇敢、自甘堕落的人；如果一个人只读过《万历十五年》，会认为万历是一个很复杂、很奇怪、经常表现得自相矛盾的人。
可以理解他们，真的，每一种说法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所看到的，的确都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某一方面的表现。
袁腾飞，一个历史老师，一个既得利益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宋粉，一个地地道道的愤青。他站在文官士绅阶层的角度去看待万历，那么万历皇帝确实不是一个好东西。
《明史》本应该是一部信史，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此书中但凡与某些事有关的地方经常都会被恶意刻画。尤其是该书的后半部分，落笔者的丑陋嘴脸与后世的BBC之流简直如同一个模子里刻画出来的一样令人作呕。
当年明月是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文人，在当时的世界上，具有人文情怀的人已经不多，他刚好是一个，非常难得。他站在人性的角度去剖析万历，虽然限于篇幅、限于文体，或许不能说得太多，但依旧从他的角度让其读者认识到了，万历是这个世界上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黄仁宇作为一个学者，抛开对人的偏见，他从大历史的角度去诠释万历一朝，相对透彻，也比较深入。但是很遗憾，在波诡云谲的万历一朝，就连万历帝自己都很难说是不是主角，更大的可能，他也只是一个让后人觉得可惜、可怜甚至可悲的背景板罢了。
倘若没有高务实的干预，万历帝的一生，原是与权臣、文官、士绅集团斗争的一生。既然有斗争，那就必然有输有赢。
遗憾的是，他有他爷爷的智商，却没有他爷爷的坚持；他有他父亲的用人之明，却没有他父亲圆滑容忍；他有成祖般的军事敏感，却没有成祖般的一言九鼎。
所以，如果没有高务实的存在，万历帝的一生注定是个悲剧——哪怕他足够聪明。
他一生的前二十年，被一团名为张江陵的阴影笼罩着，他在权臣的阴影中不断被压迫、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直到他有一天意识到：我是皇帝，我才是皇帝。
于是，他心有不甘，他愤恨着，他隐忍着。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如此勤政，如此努力学习，如此善思明断。而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为了能麻痹那个人，为了能恢复祖先荣光，配得上他的身份。
在他懂事后的世界里，对张江陵的感情从来都只有傀儡皇帝对权臣的感情，表面上他战战兢兢，实际上他杀机盈胸。
他不会去思考张江陵是不是一个能臣，因为这种思考对皇帝而言丝毫没有必要。
历史上的张居正可不同于此时的高务实，张居正是可以被取代的，而高务实至少眼下来看没有人可以取代。
更何况，拿下已经去世的张居正，影响再大也不会大过于拿下此刻的高务实：张居正代表的几乎只是他自己，而高务实代表的却是一个力量巨大的集团。这个集团有文有武，有官有商，动一动就可能是天下大乱。
历史上的万历帝在他20岁的时候发现，这团笼罩在他头上的阴影终于消散了，他迫不及待的去抹掉这个人带给他的屈辱、带给他的一切压迫，仿佛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抹掉了这个人存在过的证据之后，一个20岁的青年迫不及待的想要独揽朝纲、励精图治、振兴大明。
然后，他就被文官集团当头给了一棒。与文官集团的不断斗争使他发现，他虽然是皇帝但却一无是处：他没有自己的班子，之前那个班子，是那个人留给他的，当他清理了那个人的一切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不过是个孤家寡人。
他拿什么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去斗争？他的任何命令只要违背文官集团的意愿，就根本出不了紫禁城。
于是他不甘心，他开始抗争，开始争吵，开始无休无止的与文官集团拉锯，最后他发现根本没人鸟他。虽然文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可是从整体上而言，他却又远远不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对手。
于是他明白了，也妥协了，不是他清洗了那个人存在的一切，只不过是另外一群人想要清洗那个人存在的一切。
他的人生失去了意义，他开始反思自己所作的一切，既然他的存在改变不了什么，那他到底又为何存在呢？他失望了，也失败了，他赌气一般的不去上朝，自己给自己关了禁闭。
既然有我没我都一样，那还要我干嘛？可是人生毕竟很长，经历了漫长的堕落之后，他发现他需要给自己找点存在的意义了，毕竟他还是皇帝，他还是想要为大明、为自己再做点什么。
他总结了许久，发现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人，也没有自己的钱。
没有自己人，就没有话语权；没有钱，在这个世界上就什么事都干不了。大明的窟窿太多了，仿佛一个无底洞一般，而重新有了目标的他还是想要去填一填。
可笑的是，文官集团自从那个人死后就变成了铁板一块——哦，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就算不是铁板一块，也没有一个人是他万历帝的自己人。
他没有他爷爷的运气好，因为他没有找到另一个张璁，他只能找到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阉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斗争，他已经明白了大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本就是个聪明人，所以他想要去改变。
直接向百姓征税是不行的，百姓已经很不容易了；勋贵宗室的钱也白拿不得，因为他们或许不算大明的统治基础，但一定是天家的统治基础；那就只好征士绅的税、地主的税、圈地文官们的税了。
于是他发明了盐矿税监，他派出了自己亲近的太监去收税，去给朕弄钱，有了钱，朕就能跟文官集团掰手腕了。
结果呢？结果太监就被士绅们的家奴打死了，结果士绅们就鼓动家奴佃户闹民变了。
想从我们手里拿钱？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自古皇权不下县，皇上，你越界了！懂吗？
然后，掌握舆论的文官们就再一次开始骂他，当然更骂太监。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哪怕没有太监愿意下去了，他也坚持着，许诺太监们好处，说你们既然冒着生命危险为朕收钱，那咱们就四六开。
终于有人愿意下去了，看着自己的钱一天天变多，他笑了。虽然每次收上来的钱其实并不多，但是大明够大啊，积少可以成多啊。等朕有钱了，朕就有话语权了，朕就可以和文官掰手腕了，朕就可以励精图治，振兴大明了！
但他的运气似乎依旧不太好，连续打了数次大仗，把他辛辛苦苦捞的一点银子花掉大半，虽然钱还是慢慢多了，可惜他也老了。再然后，他死了，他的儿子听信大臣们的忽悠，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他大半辈子的积蓄花了大半……然后儿子就死了。
回顾他的一生，清算张居正一事被人说成是恩将仇报，却不知作为皇帝，张居正对他的“恩”该是从何而来？自古恩自上来而施于下，岂有恩自下来反施于上的道理！
如果有，那就意味着此前的那段时间里，根本就是上下颠倒、君臣易位，哪个皇帝能真心忍受这种鸟气！
收矿税一事更是挖了文官集团的祖坟，因此文官集团直到鞑清时期还在骂他，竟然炮制出“明亡于万历”的神论——别闹了好吗？没有万历出钱打仗，以三大征之全胜为大明朝再续了一波威严，这大明能不能有泰昌朝都难说，就更别提什么天启、崇祯了！
万历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像他爷爷那样固执得如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同时也没有他爹爹那样完全不在乎个人荣辱，更在于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的张璁、高拱。
可是，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因为他的智慧不足，而现在的他，却因为高务实的出现把以上问题都给盖过去了。
他没有嘉靖的强硬，但高务实有足够的手腕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他所对付不了的文官集团现在被高务实弄成了三派，然后拉住一派、打击一派、稳住一派，朝廷政局看似斗争激烈，最终的决断权反而到了他这个皇帝手里。
他没有隆庆隐忍，但高务实却也不是高拱那样的犟脾气直性子。他和高务实都是聪明人，又是多年同窗，两个人互相试探一波底线，很快就达成了妥协。从此你做你的圣君，我做我的贤臣，大家君臣相济，和衷共荣，创个亘古佳话何其美哉！
朱翊钧轻轻吐出一口浊气，转头看了看沙漏，朝伺候在一旁的陈矩招了招手，将他唤过来吩咐道：“待会儿散了席，你派人去见一见务实，把锦衣卫交上来的消息都给他。然后你跟他说……就说朕的意思，下面该怎么办，早些拿个主意来。另外，如果他觉得这事最后要打仗，怎么打就让他安排吧——不过最好让周咏出头来说。”
“是，皇爷，臣明白了。”陈矩这次没有自称奴婢，因为是政事所以用了“臣”，但他又补问了一句：“呃，皇爷……这仗打是不打全问大司徒么？您可有什么要交代的？”
嗯，其实陈矩不是问皇帝“可有什么要交代的”，而是问“可有什么要暗示的”——宦官话术而已。
但朱翊钧只是笑了笑，摇头道：“朕没什么要交代的。这些事情呐，务实一定会比朕考虑得更周详，你只管带话就行。”
“是，皇爷。”陈矩再次躬身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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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8章 意外的困境
此前二十年，陈矩经常到高务实府上拜访，乃是高府常客。不过，自前次皇帝令黄孟宇隐退之后，陈矩就来得极少了，因此他今日前来高府，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算得上破冰之旅——倒不是他与高务实之间有“冰”，而是代皇帝破冰。
司礼监掌印大太监亲自前来“带个话”，意味着皇帝认为他和高务实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此前那些事的影响，君臣二人依旧亲密无比，哪怕是国家大事也能“私下谈”——这是昔日高务实作为伴读时享受的待遇，当时他有个“观政”的帽子带着。
说实话，朱翊钧的这个举动多少有些出乎高务实的意料之外。
按照陈矩直接复述的朱翊钧原话来看，皇帝陛下显然猜到了高务实的立场，那就是朝廷的关注重点要转向辽东方面，而且必须随时做好出战干涉的准备，因此他才会说“如果他觉得这事最后要打仗，怎么打就让他安排吧”这样的话。
但问题在于，高务实现在的本职是户部尚书，既与负责作战事宜的兵部不相关，也与经常挂名外派封疆大吏的都察院不相干——由于大明的官制属于祖制，一般而言不可轻易，故此各镇总督、巡抚都是中枢外派的事官，常常都是挂着兵部尚书、兵部侍郎，以及都察院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衔的。
这些督抚虽然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但从官制上而言始终属于中枢系统，其权力并非来源于建制，而是来源于圣旨委派。
在这种形制之下，督抚名义上的上司是其上官，如兵部尚书、左都御史，而实际上他们只需要对皇帝负责，因为是皇帝委派的他们。
或许有人想问：那内阁呢？
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后废除了中书省，因此正经的“相权”在制度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如今内阁的权力其实是“代行部分皇权”。归根结底，内阁的权力来源于皇权的让渡——无论这种让渡是基于何种原因出现并持续至今的。
也就是说，正常来讲辽东方面如果要打仗，不管是主动出兵干涉，还是在图们发动对科尔沁乃至叶赫的攻击之后进行救援，与之相关的人只有皇帝、内阁、兵部尚书、左都御史等寥寥几人，与高务实这个户部尚书基本没有关系——除非皇帝宣召问他能不能拿出军饷，那才算和他有相干了，总之打仗肯定不归他管。
不过，皇帝此番乃是私下带话，那就是说让高务实私下把内阁与兵部尚书的活干了，通过兵部尚书的嘴巴提出他的意思，再由皇帝确认下来。
高务实总觉得这似乎有点密室政治的意味，但不确定皇帝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是以此来向高务实表达自己依旧信任他，还是皇帝认为打仗这事就得让高务实拿主意才稳妥，亦或者还有其他目的？
前两者的可能性都很大，没准是二者皆有，但高务实历来是宁可多想不敢少想，因此他还是十分谨慎的思考皇帝这么做是不是还有其他目的。
陈矩走后，高务实站在日新楼面朝什刹海的一面阳台上看似观景，实则脑子里不断推算，好半晌之后想到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是基于当前蓟辽二镇的形势得来。
蓟州、辽东虽然同属蓟辽总督辖区，但他们历来都是两个镇，蓟镇是蓟镇，辽东是辽东。这两镇不光是各有各的总兵，连巡抚也都不相同。
蓟镇从巡抚辖区的角度来说是归顺天巡抚管辖，辽东当然是辽东巡抚来管，而有意思的正是蓟、辽两地当前的主要军政要员分属不同派系。
此刻蓟辽总督是接替周咏的原辽东巡抚李松，所属派系当然是心学派，职责是主管蓟辽两镇军务；顺天巡抚名叫成逊，所属派系为实学派，主管顺天军政；辽东巡抚顾养谦，所属派系为实学派；蓟镇总兵曹簠，所属派系实学派；辽东总兵李如松，所属派系……应该算心学派。
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实学派与心学派的势力在蓟辽二镇犬牙交错。名义上最高的军事主官是李松这个蓟辽总督，但大明的巡抚一贯有管军之权，而当战事真正爆发，直接负责领军的又是各个总兵。
这就意味着，这场仗如果现在打起来，几乎没有人能肯定底下的军队最终是奉了谁的命令在行动。有可能是制军的命令，有可能是抚军的命令，也有可能是总戎的命令……鬼知道下面的人到底该听谁的。
而具体到上面提到的几位蓟辽大员，其他人倒都是老熟人了，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主要说一下顺天巡抚成逊，此人还是头一回出场露面。
成逊，字惟谦，长垣县人。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辛未科进士，初授南阳知县。因有实政，擢升吏部主事，历官山东参议，永平兵备副使，进山西按察使。万历十九年九月己丑，授巡抚顺天至今。
其在家乡，有礼让乡亲，事继母极孝之美名，又教两个弟弟勤学上进，乡中士人争相效仿。其中一弟成道，已中万历己卯(1579年)举人。
长垣县在后世属于河南，不过在明朝却属于北直隶大名府，因此不算高拱、高务实的乡党，但成逊是隆庆五年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张四维。成逊拜了张四维为座师，故成为实学派一员。
既然成了实学派的一员，前首辅张四维的门生，那自然只要自己不出事，前途基本就是看好的。
看他的任职履历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刚刚为官的时候起步标准并不高，没能留在京师而是外放知县，但也算是实权官，并不是很差，况且他任知县的地方是南阳县，这就更有讲究了。
南阳县是南阳府的治所，其地属于河南。河南啊！这一世的隆、万时代，河南代表着着实学派的“本省”，以实学派出身而初任就被外放河南，那可是实学大佬们亲信弟子才有的待遇。
而南阳(府)在汉朝时期就是发达地区，后来随着长江流域的逐渐开发，虽然相比汉时差了一些，但其在河南而言依旧是好地方。作为南阳府治所的南阳县，更是整个南阳府最为发达的地区，在这里干一任知县，显然是最容易“出成绩”的，所以成逊“因有实政，擢升吏部主事”。
成逊在南阳县最大的实政是什么？是在其任内给南阳县引进了京华水泥厂的投资，兴建了京华水泥厂南阳分厂。
南阳那个地方，制造水泥的黏土、大理岩、水泥灰岩等矿产都比较充足，因此高务实让京华水泥厂的第四个分厂设立了过去，与成逊形成了一次双赢格局。
顺便提一句，前文在说玻璃制造时写到的亚洲最大天然碱矿桐柏县吴城碱矿，也属于南阳府辖区，其矿区离府治南阳县仅两百里距离。
高务实小规模开发这座碱矿的时候，还利用了成逊在河南南部的官声民望，使其更加顺利的拿到碱矿所属地区的地皮——毕竟开矿可以带动就业、创利增收，这种好处是不分古今中外都一样共通的。
当然前提是京华这种资本式的真开矿，而不是原历史上万历搞的那种太监监督、皇室开矿(即便矿税大头其实是商税，但挖矿还是真有的)，挖矿是添头，压榨甚至勒索当地富户才是主要“盈利”。
总而言之，成逊就是在实学派一步步的“投资”下创造“实政”而被提拔起来的。当然，这不是说他本人可有可无，一地主官如果没有能力配合，就算高务实愿意投资，他也可能干砸嘛——后世都有不少这种官员，何况十六世纪的中国？所以，没干砸就说明他是有能力的。
不管怎么说，他的身份背景现在已经是很明确的了：张四维的门生、实学派的干将、高务实亲自扶上马的顺天巡抚。
这样一看，光从文官体系的角度而言，蓟辽现在的情况就是挂衔最高的蓟辽总督是心学派的人，蓟镇、辽东两地的巡抚则都是实学派的人，且都是实学派中高务实一系的。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蓟、辽方面发生战争，蓟辽总督李松应该拥有最高指挥权(中枢没有直接干预的话)，但具体到蓟镇和辽东两镇，作为“抚军”的两位实学派巡抚偏偏也能给军队下令——那就看总兵听谁的了。
蓟镇总兵是曹簠，他是高务实从牢里救出来的，后来跟着高务实重回巅峰不说，甚至还得偿所愿做到了总兵官，所以他肯定是听成逊的——也就是听高务实的。
不过他这边有个麻烦，那就是驻地问题。蓟辽总督有两个驻地，一是密云，二是遵化；顺天巡抚的驻地比较稳定，驻在蓟镇；而他这位蓟镇总兵现在反而不驻在蓟镇，也是驻在遵化的。
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原先蓟镇总兵既可以驻在蓟镇，也可以驻在遵化，主要看总兵本人觉得哪里比较危险和薄弱，他就去驻在哪。相对来说遵化更接近边关，以前经常被蒙古人“光顾”，所以驻遵化的总兵比较多——戚继光是个例外，他大多数时候在蓟镇，而蒙古人试过几次之后发现这可能是个圈套，就不爱去他的防区玩了。
后来在高务实的指挥下，戚继光拿下了大宁，大明开始重修大宁城并坚持驻守，此时遵化由于是离大宁最近的边关要地，因此战略地位就更加要紧，蓟镇总兵官遂开始常驻遵化。
好了，说明就是这些，总之现在的局面是这样：顺天巡抚成逊驻在蓟镇，而蓟辽总督、蓟镇总兵、钦差镇守山海关太监这三位大佬则同驻遵化。
因此，曹簠面临的问题就是巡抚太远而总督太近——近到随时可以当面给他下令了。
文官总督当面给麾下总兵下令，这总兵除非不怕当场被总督请出天子剑斩首，否则怕是很难有勇气抗令不遵的。毕竟一个武将被总督请出天子剑以抗令不遵而斩，那可能连高务实都很难给他平反。
辽东的局面也不太妙，总兵李如松的驻地是辽西的广宁，而巡抚顾养谦的驻地是辽东辽阳。这两地直线距离为两百五十里，实际上由于辽河河套地区以前长期不在大明手中，因此现有道路是从沿海附近绕了大圈的，真实距离高达三百几十路将近四百里。
因此，李如松如果愿意，他大可以借口收到的命令不及时而无视抚军的命令抢先行动。考虑到李如松的脾气，这事很有可能发生，然后他甚至可以说自己是先接到了总督的命令。
不过，以上这些都是按照“大明主动进行全面干涉”这一前提来分析的，因此才需要涉及到蓟镇方面。
如果大明不打算全面干涉，那么蓟镇方面一般而言可以不动或者只做佯动，甚至就算李如松作为辽东总兵官而主要负责的辽西地区，也并非是非动不可的。
参考前一次曹簠出兵救援叶赫部的情况来看，倘若辽东副总兵方面以辽河以东的军力就能完成援助任务，倒也可以强压着蓟镇和辽西方面按兵不动，摆出“镇之以静，蓄势待发”的阵势来。
高务实想来想去，觉得这件事多少有些麻烦。虽然从前一次曹簠出兵救援叶赫时察哈尔部表现出的战斗力来看，这一次萧如薰(前文有述，他是接替曹簠任辽东副总兵的)只要能正常发挥辽东战力，救援叶赫就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然而萧如薰和曹簠不可一概而论，萧如薰能突然提拔到现在的位置，靠的是西北之乱时他独守孤城而不落。但这表现出的是守城的能力，他在野战方面的能力到底如何，高务实是不清楚的。
况且萧如薰所部虽然早年就已经算是“泛实学派”了，但延绥那边不算嫡系，他们拿到的新式火器非常有限，对于高务实这些年推动的新式战术体系也未必很熟悉。
这就意味着萧如薰与辽东目前那批熟悉新战法的宣大将领们可能存在战术习惯上的差异，双方能不能完美配合，任谁也不知道。
再有就是科尔沁问题。如果说辽东方面只需要帮叶赫一把，守住叶赫不丢就算赢，那即便萧如薰与宣大将领们配合不熟，只要能正常发挥不乱来，应该说都有很大的把握。
可是叶赫与科尔沁因为地缘关系，实际上在面对图们时，双方是唇齿相依的。即叶赫想要长期和平就必须保证科尔沁不被吞并，否则图们随时都可以长驱直入，而失去了科尔沁掩护的叶赫，图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恐怕会让他们连向大明求救的时间都没有。
高务实眉头大皱，想不到这个问题仔细推敲之后，麻烦竟然出在怎么保住科尔沁上了。
这科尔沁现在可是“真游牧”，要救援他们，几乎不可能派一支步兵为主的部队，只能抽调骑兵……辽东东部这边能抽调多少骑兵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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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9章 战争序曲(一)
或许是由于一路从辽东巡抚、蓟辽总督晋升兵部尚书的关系，履新未久的大司马周咏竟然也在这一日傍晚拜访高府，而此时离圣节大宴礼过去尚且不到三个时辰。
高务实此时正在楼上和刘馨讨论当前在蓟辽动兵的风险，得听大司马到访，刘馨便主动请求回避。高务实点了点头，让她先去隔壁房间休息，自己则先去换了一身宝蓝道袍，再去三楼的小会客室接待周咏。
周咏此来高府，说起来还有点巧，他是在从皇宫回府的路上遇见了陈矩，这才知道陈掌印竟然来了高府。
周部堂略一思索，觉得陈矩此行不简单，极有可能就是为了锦衣卫那些消息以及后续的事情。高司徒是在辽东呆过的，而且立过殊功，皇上如果要了解辽东方面出现这些变局可能导致的影响，派陈掌印向高司徒询问无疑是很合理的事。
高司徒会怎么说？以上一次高司徒力主救援叶赫的情况来看，这一次他仍然有极大的可能会坚持再救一次，如此便涉及军务了，是他周某人的当管。
周咏因为是三甲出身，在朝中显得资历不够，这一点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故而一旦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当然也很上心，这便是他主动前来拜访高务实的动机。
当然，证明自己归证明自己，自知之明还是要有。高务实才是实学派的大老板，而且实学派在辽东的力量几乎全是高务实控制着的，这些情况周咏就很明白，因此辽东那边到底该怎么打，这个决定权只在高务实手中，他周本兵顶多能当个台前木偶，不来找高务实又怎么会知道这出戏该如何唱？
“大司徒，锦衣卫此番若非虚报误报，则我大明恐怕很难置身事外。”虽然知道决定权在高务实，但周咏还是一上来就先表明了自己的判断，正色道：“叶赫乃满洲均势之所系，而科尔沁之存亡又是叶赫安危之所系。故我若不救科尔沁，则叶赫危矣，叶赫危则满洲危矣，满洲危则辽东危矣——此我大明所以必救科尔沁之所在。”
高务实不动声色地反问道：“本兵的意思我明白，但这嫩江科尔沁部……要救他们可不容易呀！未知本兵对此部有多少了解？”
虽然高务实看似随口一问，但周咏知道这番话有考校自己的意思，不敢怠慢，正色答道：“科尔沁部在喜峰口外，其地至京师原是千二百八十里。东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东有邻赉特，西有察哈尔，南临辽东边墙，北抵黑龙江。
昔元太祖削平西北诸国，建王、驸马等世守之，为蒙古所自出。科尔沁始祖曰哈布图哈萨尔，乃元太祖弟，此后科尔沁各部皆其裔也，而此番咏与大司徒所议之科尔沁，乃是其中嫩江科尔沁部……”
周咏这些年的辽东巡抚和蓟辽总督还算没有白干，对于算不上寇边主力的嫩科尔沁部算是有些了解，不过他的解释还是不太详细，当然也可能他只是认为高务实这一问不过是怕他根本不了解嫩科尔沁的情况，自己只要表明一下曾对其有过关注就够了。
事实上科尔沁上溯始祖，至少应该提到所谓的内扎萨克八部，此八部为：科尔沁、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扎赉特、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拉特。
这八部之始祖为哈撒尔，是也速该的次子，也就是成吉思汗的二弟，他从少年时代起辅佐成吉思汗，为“蒙古共同体”的形成和大蒙古国的建立立下了极大的功勋。成吉思汗曾说：“有哈撒尔之射，有别里古台之力，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
当然现在不必多谈哈撒尔，说回科尔沁。“科尔沁”一词源于鲜卑语，意为带弓箭的侍卫，科尔沁早前便为“怯薜”执事之一。
“怯薜”是从各“千户”、“万户”中精选年轻力壮、武术高强、箭法出众者组成二千人的“科尔沁”，连同“各千户内选拣得宿卫八千人”共同组成一万人的亲军。科尔沁这个军事机构，平时是负责护卫帅帐的卫队，战时为冲锋陷阵的主力。
当年，这支侍卫军由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撒尔统领，称为“带弓箭的豁尔臣”。在跟随成吉思汗征战中屡立战功。到了15世纪初，“科尔沁”由军事机构的名称演变成哈撒尔后裔所属各部的泛称，成了科尔沁部。
科尔沁部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和呼伦湖一带，大明洪熙年间因为与瓦剌相争被击败，阿岱汗和阿鲁台太师便率领一部分科尔沁人东迁，到大兴安岭以东的嫩江流域驻牧。从此，这部分科尔沁人就被称为“嫩江科尔沁”，简称“嫩科尔沁”。仍然留驻原地的科尔沁人，则被称为“阿鲁科尔沁”。
达延汗重新统一东部蒙古后，将漠南、漠北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六个万户，分为左右两翼，每翼三万户。重新划分领地时，保留了科尔沁兀鲁斯万户，尊称它为“阿巴嘎科尔沁”(叔王科尔沁)，使之同六万户并立于蒙古。
当时科尔沁兀鲁思万户内部也分左右翼。左翼包括新明安塔奔、茂明安、乌拉特、塔打勒沁、卜打沁、阿勒塔沁、和郭尔罗斯七个部(鄂托克)；右翼包括克里叶特(克列亦惕)、噶滚贺什格、主亦惕、吐亦别滚、伊克明安和萨阿赤惕六个部(鄂托克)。
科尔沁部在蒙古诸部中享有特殊地位，其在军事方面对兀良哈万户有统辖权。大明正德年间，达延汗死，漠北兀良哈万户反叛，发生战乱。为避战乱，嫩科尔沁部于嘉靖年南迁到已西迁的兀良哈三卫之地驻牧，成为叶赫部的近邻，没过多久便和有着部分蒙古血统的叶赫部结成同盟。
前几年，由于图们汗在土默特东部遭到明蒙(土默特)联军的痛击，而后炒花部又很快被高务实彻底覆灭，因此给嫩科尔沁部创造了机会，他们继续往西南扩展。
不过这次扩展不太顺利，遭到扎鲁特等内喀尔喀部(臣服于图们汗)的阻滞，因此只好继续加强与女真叶赫、乌拉等部的联系，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同盟关系。
在此前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嫩科尔沁与察哈尔的关系是时而联合进攻大明边境，时而互相攻伐，总体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
而近几年，尤其是此前图们汗直接穿过嫩科尔沁部名义上的最南端领地攻击叶赫之后，该部与图们汗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首领翁果岱开始接受京华的秘密接触，通过叶赫部周转以及京华在长春的据点(大家没忘记这个点吧？)进行贸易。
因为有了相对比较稳定的大明货物来源，科尔沁部这两年受白灾黑灾的影响较过去小了很多。然而正是因为走过了坦途大路，再让人回去走羊肠小道就无法接受了，故科尔沁更加重视与叶赫的关系，以免被断了这条输血管。
任何关系都是相互的，科尔沁努力维持与叶赫的关系，叶赫自然不能无视。即便不提他们与科尔沁在安全方面的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即便在商业上叶赫也无法做到对科尔沁的危险视而不见。
叶赫本就是做二道贩子的，如果科尔沁这个新开张的大主顾被图们摁死，那叶赫岂不是也被断了一条财路？所以即便叶赫的使者还没赶到京师向高务实直接求援，但高务实在听到锦衣卫的情报之后也可以肯定叶赫会这样做。
现在周咏这样一说，可见对科尔沁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高务实便也放了些心，颔首问道：“本兵既然了解科尔沁的情况，那就再好不过了。如今的问题在于朝廷尚未完成对察哈尔决战的全部准备。
然而此番如果真要出兵干涉，光是暂时逼退图们其实并无意义。科尔沁与叶赫不同，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游牧，非是如叶赫建城营寨而居。如此我军即便出兵，也不可能代其固守某处，以逸待劳痛击图们。
反之，察哈尔也是以游牧为主，此前丢了察罕浩特几日也没见图们心疼。这样一来，只要我军不曾重创图们主力，则图们就不可能真正受到限制——我军出塞，则他大可以退走；我军回师，他却又能再次出击。
本兵当知我军劳师远征所费不菲，但在草原之上却又未必能寻及图们主力予以重创，如此这般来回拉扯，其利在虏而不在我……本兵可有良策？”
周咏这些年都在于军务打交道，至少兵书还是读得挺熟的，因此立刻回答道：“这般局面之下，唯有攻其必救方可引图们上钩，而我军则当于中道设伏，守株待兔以破之。”
高务实哂然一笑，问道：“那么本兵以为，何处是图们之‘必救’？”
“这……正欲与大司徒商议。”周咏略有些尴尬地回答道。
“难就难在此处。”高务实轻叹一声，摇头道：“对于真正的蒙古人而言，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必救’之地。”
顿了一顿，补充道：“或许成吉思汗的陵寝可以算吧，可惜我们并不知其所在，即便知道……那也不可能是在辽东塞外。”
那是当然，成吉思汗陵虽然一直到后世都不能确定其具体位置，但根据鄂尔多斯部这个守陵部落的驻牧地区就知道，大概率是在黄河河套或者附近地区，再怎么说也不会跑去东北。
这就是游牧民族的一大优势，万里草原都是他们的生活区，虽然水草丰美之地总是最好的，但其他地区也并非不能过活，因此当他们在一地处于危险的情况下，只需要避走他地即可，谈何“必救”？
只有反过来，游牧民族看待农耕民族，那才有很多必救之地。比如著名的“燕云十六州”就是其中典型，中原农耕民族只要丢了燕云十六州，多半就是被游牧民族压着打的时代。
总而言之，周咏刚才这话虽然符合兵书之常理，但蒙古人原本就不在“常理”之内。
按照高务实过去的想法，“收服”蒙古人不难，如土默特那样，只要先确保大明自身能够守得住，然后靠着经济影响，就能让蒙古人低头称臣；但是“收复”蒙古却不容易，因为收复意味着你得有能力灭了对方，可是把蒙古人撵走容易，灭掉……你首先得追得上，其次还要守得住，那样才可能啊。
在大草原那种环境下，光是“追得上”就已经难如登天了，更何况守得住？茫茫无际的大草原怎么守？无非你自己也派一支骑兵过去不停的追杀他们，让他们连放牧的机会都没有，这样才能消耗他们的实力，让他们要么选择臣服，要么选择流亡，舍此之外绝无他法。
然而在没有机械动力之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情况只有一个：你的骑兵比蒙古骑兵更强大。
大明准备察哈尔决战之所以费了这么多年，难道真是正面战场打不过么？显然不是，因为漠南之战就已经表明，在正确的火器使用思路之下，火器部队已经具备了与蒙古骑兵正面作战的能力。而在辽南之战、辽北之战结束后，这种优势便表现得更加明显。
可以说，如果能有一场仗是图们拿他的六万铁骑与明军主力打正面决战，高务实一刻都不必等，直接调集蓟辽主力出塞就能一战灭掉察哈尔。
问题是图们又不是傻子，三场大战下来他还看不清这种趋势么？他和布日哈图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试探，更别说决战了。他们只会再次祭起蒙古人的老套路，从整个战略层面都执行“曼古歹”战术。
曼古歹战术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其实就是只有我打你，不让你打我。
所以这些年大明做的准备都是些什么？一方面是继续强化边境防御，另一方面是加强步兵反骑兵，但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借着土默特臣服的利好，不断积攒骑兵，训练培养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
高务实为什么不肯让辽东李家军损失太大，为什么格外重用骑兵将领麻承勋等人？就是因为他们手底下都有很多骑兵苗子。
然而这一次并非要对整个察哈尔进行大决战，考虑到李家军的立场还不明确，自然是能不用最好先不用，那么辽东方面能够用得上的骑兵部队就不是很多了。
高务实刚才和刘馨已经计算过，以麻承勋所部为核心集中辽河以东能够集结的骑兵主力，大概只有八千左右。并不是辽河以东的骑兵总兵力只有这么多，而是只有这些是可以确保随时能出征的。
拿这八千骑兵主力出塞去救援叶赫、救援科尔沁？怎么看都似乎不够稳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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