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4章 言出法随(下)
皇帝的御驾正走在通往乾清宫的路上，御辇中的皇帝忽然掀开轿帘，朝随行的陈矩问道：“陈矩，慈圣太后方才的话你也听到了，你觉得朕的回答如何？”
陈矩脚步不停，但同时却微微躬身，语气神情带着几分惶恐，答道：“皇爷天纵英明，回答自然是极好的，奴婢岂敢置喙？”
“既然‘奴婢’不敢，那么‘臣’呢？”朱翊钧淡淡地问道，看来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
有明一朝的宦官地位在朱元璋死后，尤其是永乐期间开始大幅度提升，不仅渐渐掌握内廷实权，也逐渐侵入锦衣卫，并最终形成“厂卫”体系，甚至个别时候还有一些太监能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军队的指挥权。
称呼随这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大明朝的宦官到达一定的地位、掌握一定的权力之后，便有了在皇帝面前自称为臣的权力，而不仅仅只是家仆奴才身份。这一点，看看郑和写给皇帝的奏疏就很清楚。
当然，郑和多少有些算是特例，但即便不算郑和，永乐以后的很多宦官们也一样得以用很平常的语气自称是臣，而朝廷之中无论皇帝还是百官，也都承认这种称呼。如史载中许多圣旨、公文里头都把各地镇守太监称之为“镇守内臣”，把东厂提督称之为“厂臣”等等即是明证。
既然是臣，对皇帝就不仅仅负有照顾起居等“初级责任”，而是与百官一样具备辅弼理政之责。陈矩虽然长期自谦自守，以奴婢自称，但他的地位是明确的，无论怎么看都是担当得起“内臣”二字的。
但宦官毕竟还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畸形的产物，世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被净身者从此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也从此失去了为人夫的资格，心理上的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除极少人心底善良之外，大部分都是人渣，是一群头上生疮，脚下流浓的坏蛋。
这么想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在等级森严的宦官队伍中，刚进宫的小太监还得为有地位的大太监服务，端茶送水，倒尿盆子，甚至洗衣擦背，拧脚按摩，为了讨好和钻营，他们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他们的心底异常阴暗并不奇怪。
尔虞我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者大有人在，这些人惯于当面甜如密，脚下使蹶子。
要细论的话，秦和两汉时的宦官，虽然大多数是阉人，但也还引用一部分士人。而从东汉以后，宦官大都“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从此宦官与皇室、皇权形成一体。
大明朝在后世经常有“宦官专权”的标签贴在脑门上，对此本书前文曾经分析过，大明的所谓“宦官专权”远不及汉唐之时，尤其是唐代中后期掌握神策军、废立皇帝如同喝水吃饭一般轻而易举的大太监们。
中明以后，大明朝的宦官们其实也有不少自警自省，比如陈矩就相当规矩，当了这么多年东厂提督，一件主动打压文官的事情都没做过。这是因为，此时的宦官们对于自身定位、权力、下场等，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这些认识的起源则大抵都自王振始。
正统时的太监王振，河北蔚县人，曾在家乡读过书。王振自宫进入皇宫，授宫人书。当时一般小太监虽然也在内书堂读书，由大学士陈山执教，但比起王振来，要逊色得多。而且王振原本就在官场上混过，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因此在舞文弄墨和玩弄权术上，其他宦官都无法与之相比。
宣宗死，英宗年幼，继位后他敬畏王振，竟呼先生而不名。王振也颇有韬晦之计，故作良善姿态，耍弄权术，以取得当时阁臣“三杨”的好感。
某日，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振至而止”。次日，朱祁镇在阁中，王振跪奏曰：“皇帝为一棋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作出了一副耿耿忠心的样子，从而感动了三杨，感叹道“不意内官中宁有是人”，从此改变了三杨对他的看法。
还有个传说，说英宗即位后的一天，张太后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濙召到便殿，对朱祁镇说：这五人是‘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
接着又把王振找来说：“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经过朱祁镇和在场大臣的请求，才宽免了王振，规定“此后不可令干国事。”
人谓太皇太后前面对新即位的皇帝，强调要听顾命五臣的劝谏，后面是对王振的警告，可见英明。但此事多半不真：其时王振入宫不久，劣迹未露，张太后根本没有如此做的必要，此事已有后来人考证，就不多说了。
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臣，此驿臣是阁臣杨溥的乡里，而廖谟则是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溥要为驿臣报仇，欲置廖谟于死地。而杨士奇则千方百计，设法庇护廖谟。以“因公杀人”为名，争议不决，请裁于太后。
王振乘机对太后道：“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后从之，后来降廖谟为同知。太后看王振处理事情“秉公无私”，渐渐信任了他。
自来奸滑之人，并不是脸上贴着标签的，让你一看就清楚。他们表面一片忠心，内心却藏着阴谋，这种人条件不成熟时，就潜伏韬晦，一旦得势就拉党结派，为所欲为。
正统六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的修建工程完工，朱祁镇大宴百官。根据大明礼制，“宦者虽宠，不得预王廷宴”。但英宗怕王振不高兴，派人私下里去察看。
果然王振大发雷霆，自比周公，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坐乎！”英宗连忙派人打开东华门正门，让王振来参加宴会，在座百官也赶忙起身迎谒。
说起来，三杨虽然名为贤相，但在王振羽翼未丰时不能识破他的为人，是为不能鉴人；在他还未得势时，不能及时阻止，是不能除病患于初萌。
后来张太后病死，杨荣先卒，杨士奇又因为其子杨稷杀人而被捕入狱，坚卧不出以消极抵抗。三杨中此时只有杨溥在朝，而且年老势孤，王振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他先是摘掉了朱元璋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从此越发胆大妄为，不可收拾，械系大臣，无所不为。
工部郎中王祐，放在后世的话也算是厅级干部了，竟无耻地认贼作父，自称为王振的义子，后来魏忠贤义子满朝大抵便由此肇始。由此可见当时王振的权势熏天，而大明所谓的宦官专权，也正从王振始。
但王振的下场也成为后来大宦官们提醒自己的前车之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二十万京营主力被击溃，王振终恶有恶报死于乱军之中，而从征的数十位文武大臣几乎全部战死沙场。消息传到京师，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
后来，皇太后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镒面奏郕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灭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这里。”说罢跪地不起。
此时，王振的死党马顺还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见马顺还在装腔作势，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愤怒的人们又当场打死了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随。
事已至此，朱祁钰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
虽然英宗复辟之后又为王振平反正名，并以香木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天顺元年，英宗还在京城智化寺北院为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亡灵。然而此时此刻，天下人早已为王振盖棺定论，即便英宗如此做了，也只是被看做他在为自己当年之事挽回颜面。
王振败亡，刘瑾又继，但相对而言刘瑾的权势其实不如王振，而其死则比王振更惨。故而从那以后，大宦官们一来因为嘉靖、隆庆二帝都不太给宦官们放权过甚，二来也因为前两位“前辈”的下场而警醒，因此即便是原历史上的冯保等人，也再没敢对文官集团太过强硬，直到魏忠贤的出现才打破“传统”——不过魏忠贤的结局人所共知，照样没逃出那两位“前辈”的模式，这就不细说了。
总之，陈矩本身便是个“老实人”，又深以“前辈”们下场为鉴，因此面对皇帝这般发问，顿时惊出了一身毛毛汗，小心翼翼地道：“臣愚钝，未曾深谙大道，只知君臣和济乃是天下之福。”
皇帝“哦”了一声，也不知是信了还是不信，但皇帝很快又问道：“那依你之见，朕方才这些话，慈圣太后信是不信？”
陈矩一怔，诧异道：“太后怎会不信？”
“哈，天下人都像你这么老实就好了。”朱翊钧轻笑一声，摇着头，稍稍压低声音道：“朕方才的话本不是说给太后听的，太后听来怕是只觉得奇怪，恐怕多半是不信的。”
陈矩吃了一惊，道：“不是说给太后听的？”然后陡然毛骨悚然，颤声问道：“那皇爷这话是说给……”
朱翊钧瞥了他一眼，若无其事地道：“自然是说给务实听的。”
陈矩悄悄吞咽了一口吐沫：“方才是慈宁宫中……”
“朕在慈宁宫中说的话，若是无关紧要也就罢了，既然事涉务实，想必他应该会获悉详情的，你说是不是呀？”朱翊钧继续轻笑着道。
陈矩思来想去不是路，终于下定决心，先是叫停了天子仪仗，然后跪下俯首道：“皇爷，臣蒙信任，掌东厂十余载，历来也与高司徒有些私交。若皇爷是指宫中有人与外廷私通款曲、内外勾连，则臣首当其冲、其罪难赦。请皇爷降罪，臣愿一死以谢君恩。”
朱翊钧认真打量了他片刻，道：“起来吧，朕知道了。”
“罪臣不敢。”
“朕让你起来！”朱翊钧语气加重了一些，又重复一遍：“起来说话。”
陈矩一时不知皇帝心意，只好先站起身来，但仍一副垂首肃立，等候发落的模样。
朱翊钧却道：“近前来。”陈矩上前。
“再近些。”陈矩再次上前一步，已经到了伸头即可与皇帝耳语的距离。
朱翊钧这才放低了声音，道：“朕问你，你自问可曾对朕不忠？”
陈矩摇头道：“回皇爷，不曾。”
“朕也知道你不曾这般做，既然如此，你有何该死之罪？”
陈矩一愣，回答道：“但臣实与外廷大臣交情匪浅，此乃……”
“此乃什么？朕也与务实交情匪浅。”皇帝这话显然就是强词夺理了，但他没给陈矩多话的机会，而是立刻继续道：“朕不是瞎子聋子，更不是傻子，内廷与外廷交情匪浅者，历朝历代不知凡几，何曾有一朝能够禁绝！”
陈矩默然。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以皇帝的精明不可能不知。
朱翊钧轻哼一声，然后又叹了口气，道：“治天下如治河，堵与疏不可偏废，人之常情也不可能一令禁绝。正如这宫中，说是大内禁地，其实与街头巷尾何异？朕一言一行，非独务实可知，外廷诸臣工必然也能知晓，无非有个先后之别罢了。
方才太后提起那些事，朕本可以不答，但朕以为答比不答更好。有些事藏着掖着大家都难受，可若真说开了，其实也就那样。只不过，这‘说开’本身得有些讲究，朕若现在去乾清宫与诸位先生如此说，那自然不可，但若是内廷悄然流出的消息……你现在明白朕的意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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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5章 进与退(上)
在朱翊钧与陈矩谈话的同时，高务实也在日新楼商议当前局势。不过，他主要的议题已经不再是皇帝对他的信任程度，而是更加具体一些的方面。比如吏部尚书的接任能否继续由实学派成功举荐，而万一不能成功举荐又该如何应对等等。
当然，也不仅仅是朝廷方面的事要商议，前不久形成的一些决策也都需要落实下去，比如吕宋战略的收尾工作、日本战略尤其是关东战略的展开等等。
这是一次内部会议，由高务实、黄芷汀以主公、主母身份召集会议，刚刚从开平回来的刘馨则以京华秘书处秘书长身份主持此次会议。
京华财务总监兼京华银行行长高国彦，内务部主管高陌，商贸秘书曹恪，军务秘书额尔德木图、阮福源，财务秘书高务忠，情报秘书高杞，无职见习秘书高务正、高务若参加会议。
除了另一名商贸秘书马怡尚未抵京而缺席之外，京华秘书处全员参加了会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刘馨此前提出的“秘书处内阁化”战略的某种体现。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原本不够资格但被特许列席会议者，乃是在之前吕宋海战中立下大功的左翼轻骑兵号舰长罗远。
由于吕宋方面已经没有北洋舰队太多的战斗任务，因此罗远作为高速侦察舰的舰长便开始充当信使，此前已经两次奉命回京汇报战况。
这一次他回京正是为了报告吕宋最新局势，之后高务实下令“左翼轻骑兵”号停在天津港待命，让他来京师接受新命令。其于前日抵京，今日又被破格准许参加这样级别的会议，京华内部都估计他应该是走了好运，要被老爷提拔重用了。
会议其实分作两个部分，前半场会议除了高务实夫妇之外，只有刘馨、高国彦、高陌三人参加，后半场则是全员参加。
前半场会议实际是由高务实亲自主持的，他先把这段时间朝廷的变化大致说明了一番，让大家自由发言。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情况在京华内部而言尚属首次，因为此前事关政坛的事务基本都是高务实自己独自决断，顶多也就是刘馨来京之后会和高务实交流一二。
黄芷汀过去很少过问大明官场上的详细情况，这么做既是相信高务实有能力应付，也是担心高务实对她插手这些事情不满意。
高陌倒是一直很清楚高务实做了哪些事——无论朝廷方面还是京华内部、南疆等各个方面，高务实很少有对他保密的事。不过作为情报头子，高陌的表现很自觉，只要高务实不曾直接向他征询意见，他从来不发表任何看法，只是老老实实按照高务实的吩咐去办事。
高国彦的地位倒是相当高的，因为他不仅是高务实的堂兄，而且身份京华财务总监、京华银行杭州，同时还成了明联储实际上的首席执行官，对于财务方面的影响非常大，经过这些年的锻炼，能力上也足够专业。
不过，他以往的工作特性是只对高务实一人负责，并且管辖范围非常明确，即只负责财务工作，其他项目从不参与，如此次参加这样的全面性会议还真是头一回。
或是因为照顾到刘馨刚刚从开平回来，而高国彦过去不怎么参与全面性——尤其是朝廷方面的事务，因此高务实做的介绍颇为详细，前前后后花了超过半个时辰。
等到他让大伙儿自由发言时，刘馨、高国彦、高陌都先把目光投之于黄芷汀面上，但黄芷汀摇了摇头，道：“你们说吧，朝廷的事务我不是很了解。”
刘馨见她不说，想了想发现好像自己这个秘书长没有推脱的理由，便道：“既然老爷认为皇上的‘考验’已经结束，那么从今日皇上的举动而言，我认为皇上这是在许诺了——实际上皇上今日此举，即所谓设立定南都护府，应该更多的是一种如‘复燕云者封王’性质的许诺，而并非是真的打算现在就设立定南都护府。”
高国彦本来对于朝政方面兴趣不大，但听了这话却又有些不明白，问道：“如果只是许诺，那又何必以制诰的形式来做呢？何况这诰命没有得到内阁的附署，根本没有意义。”
刘馨笑道：“总监说的不错，诰命这样下达的确没有什么实际效用，可是这也正是皇帝的用意所在。首先，诰命的严肃性是最高的，以诰命形式说这件事，算是对此番许诺的某种保证，而且既然是诰命，哪怕没有内阁附署，也必发给京中各部院，以至于全天下人都会认为皇帝有了这样的考虑。
其次呢，诰命没有内阁附署，无法形成效力不说，还必然会引起内阁的强烈反弹——总监注意，这一点正是皇上的用以所在，他正是要以内阁的强烈反弹来否决他的这道诰命。”
“这是为什么，被内阁封还诰命难道很有面子？”
“折了面子是不假，但这样一来皇帝才能有足够的理由收回成命啊。”刘馨呵呵笑了笑，道：“皇上还需要老爷为他做很多事，不可能现在就把老爷放去南疆不管。哪怕他在这道诰命中说让老爷‘遥领’定南都护，实际上则是让夫人以副都护身份权知都护事，但正如老爷推辞任命的理由之一，‘定南都护职责重大，其职何当遥领’。
那么，这就意味着老爷如果要就任定南都护，必然要卸任户部尚书并亲自前往南疆，您觉得皇上现在能同意么？”
“那不可能，察哈尔克复之前，皇上绝对不会放日新离开中枢。”这几乎是绝对的，所以高国彦被刘馨说服了。
高陌则更关心另一个要点，思索着问道：“秘书长认为定南都护一职是如同‘复燕云者封王’一般的许诺，这一点除了诰命本身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佐证？”
“没有实际的佐证，我也只是推论，不过我认为这个推论应该是合理的。”刘馨回答道。
高陌简单地道：“愿闻其详。”
愿闻其详，那也就是找刘馨要解释了。诰命本身的意义刚才刘馨已经讲过，此时无须再提，因此刘馨道：“无他，实力耳。”
她顿了顿，道：“从皇上近年来的表现看，他必然是打算做一做大明朝的中兴之主，换句话说，就是要做一代圣君。何谓圣君？即便太祖皇帝，因为晚年屠戮功臣之故，在士林、民间也未必被真心诚意奉为圣君。
至于成祖，无论再如何强调靖难之役发动的被逼无奈，但其本质和结果都不可避免的会被认为是以下犯上，是污点而非荣耀。
二祖都谈不上圣君，宣德、弘治自然也只好等而下之。在这般局面下，皇上若想将来被称为圣君，其所需要的，除了荡平漠北、覆灭残元的绝大武勋之外，还需要在治世之功上显露非常之能。
诸位，若不能妥善处理功臣问题，恐怕很难称之为圣君吧？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老爷作为大明对察哈尔发动决战时的领兵大帅一事，几乎已经铁板钉钉。因此我认为，对于将来如何处理老爷的封赏，已经是皇上不得不考虑的大事了，而定南都护，恐怕正是皇上想到的解决之法。至于我说实力……这一点似乎不必解释。”
高陌颔首道：“秘书长所言甚是。”
黄芷汀此时插了句嘴，道：“我想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但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会不会有更坏的情况出现？”
刘馨稍稍沉吟了一下，回答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我认为这主要处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是皇上拥有何等程度的力量和自信，其二是京华的实力在他完成封赏时处于何等水平。
这两个条件都是变量，也就是说并非一成不变的。如果在皇上完成封赏时，他自认为所掌握的实力足以压服定南都护府，那么多半就不会太过于担心，至少在圣君二字的诱惑下，他即便有所担心也会坚持这样做。
反过来，如果在他完成封赏之前，就觉得定南都护府的实力能够对大明形成巨大的威胁，那么他的决定恐怕就会变得很慎重，最终也就可能会放弃这样做。到那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坏情况’就不好说了。”
“那么你觉得这其中的‘度’该如何掌握？”黄芷汀郑重问道。
然而刘馨却摇了摇头，道：“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皇上拥有十分深刻的了解，我无法作答。我想，老爷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合适人选。”
黄芷汀只好朝高务实望来，但她心里始终觉得高务实对皇帝的判断有些过于乐观，因此目光中带着些许担忧。
高务实沉吟道：“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我觉得不仅包括秘书长所言的力量对比，还要包括一些影响力。通常我会把秘书长提到的‘力量’称之为硬实力，而将包括名望在内的一些影响力称之为软实力。
相对而言，硬实力是可以简单通过数据对比来进行判断的，而软实力则复杂很多。我举个例子，建文削藩之时，恐怕并没有想到靖难之役爆发之后许多藩王会持观望态度，因为在他的思维当中，皇帝要做什么都是可以的，都是拥有大义名分的，各地藩王应该无条件服从、无条件支持他。
但事实是，各地藩王都知道燕王不过是削藩政策下的头号受害者，一旦建文完成对燕王的削藩或镇压，接下来必定一个个轮到他们。
因此，在战场上一旦出现了朝廷可能失败的迹象，他们听命于朝廷的决心就会大大的动摇。而当燕王攻入南京，大家也很快就能接受，根本不会出现什么大规模的反叛。
成祖能达成这一点，靠的是什么？是血统，是能力，是战绩，而当这些东西累积在一起，便是威望。
但威望这个东西是很难精确判断的，就好比以秘书长方才所言为基础来论，皇上如何判断他自己的威望，又如何判断我在朝野民间的威望，这是很难做出准确预估的。
如果在察哈尔决战胜利之后，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四海归心，是天下人共同承认的圣主，那么他对自己的威望判定就会很高，相应的也就可能将我的威望判定得低一些。
而反过来，如果在察哈尔决战之后，士林民间都只顾着宣扬我的所谓赫赫战功，而忽略了皇上的运筹帷幄和对我的支持所起到的作用，那么就可能导致他不够自信，反过来过于高看了我的威望，同时也就高看了我对他的威胁。”
刘馨被他一提醒，立刻道：“哦，我明白老爷的意思了。老爷是说，将来应该想办法多夸夸皇上，而少宣扬一些你自己的功劳，对吧？”
高务实颔首道：“不错，正是如此。”
黄芷汀则迟疑道：“这就够了吗？”
高务实一摊手：“够自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多管齐下，不过这个做法对于我而言……是成本最低的。”
刘馨在一边听得差点笑出声，轻咳一下掩盖过去，然后道：“那么，现阶段怎么办？我是说眼前——内阁去叩阙，如今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了。”
高务实道：“这个结果其实不难猜：皇上会尽量安抚内阁情绪，但是对于收回成命会表现得非常为难，但他最终会收回成命，并与内阁达成一个协议。”
“什么样的协议？”黄芷汀问道。
高务实笑了笑，道：“具体怎样我不知道，但大抵应该是各退一步。这是老传统了，就好比一群人在一间房子里，本来其他人对于这间房子挺满意，但你说光线太暗，坚持要把墙壁拆了，其他人肯定不同意。此时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大家各退一步，开个窗吧，然后你们就达成了一致。”
黄芷汀本来一直有些忧虑，听了这个被高务实套用的鲁迅先生之经典说法，也忍不住噗嗤一笑，道：“老爷果然看得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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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发这章的时候我才发现昨天的一章发迟了1分钟，过了0点，真是淦……不过回头一想，反正现在也没有全勤奖，似乎也没什么大事，毕竟我只是发迟了，又不是不更。
第255章 进与退(中)
到了会议的下半场，秘书处众秘书与左翼轻骑兵号舰长罗远也加入了进来，高务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高陌之外，与会人员年龄最大的也只有一个高国彦是三十几岁，其余全都在三十岁以下，而他的庶弟高务正、高务若两人甚至分别只有十九岁和十八岁。
会议开始后，先是由罗远当众汇报吕宋群岛战役方面的情况。罗远向高务实等人致敬之后，脱稿汇报道：“经过数月作战，截止卑职离开吕宋返京之日，此次作战行动已经基本宣告结束。
去年十月十七，我远征军海陆两军彻底击溃并清剿吕宋大岛西班牙残敌及西班牙从属部落武装并往南进发；接下来我军分作四股，一路攻击民都洛岛，一路攻击班乃岛，一路攻击马斯巴岛，一路攻击萨马岛，十一月九日，我军完成四岛清剿。
十一月十二日，我军经过短暂休整再次出发，兵分三路，一路攻击内格罗斯岛，一路攻击莱特岛，另一路为作为主力进攻群岛最南端的大岛棉兰老岛。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军主力于棉兰老岛击溃西班牙陆军约八百余人，西班牙军主力至此损失大半，我军为吕宋王国收复棉兰老岛。
至此我军已完成对西班牙殖民军最后据点，即其当年入侵吕宋之落脚点宿雾岛的岛屿包围，该岛之敌军于宿雾城死守待援。
卑职北返之前，远征军舰队高振炘司令与远征军暂编第一镇高逸民统制经过详细查探，发现宿雾城作为西班牙人最后的据点，十分易守难攻。
高振炘司令表示，舰队方面因为火炮射程缘故，无法对该城城防体系发动有效打击，认为除非将舰炮拆卸并运往城下，否则舰队无法提供有效协助。但由于我方收到消息，葡萄牙人在马六甲-东帝汶航线往返频繁，我舰队不能确定对方是否怀有敌意，故不便拆卸舰载火炮，对攻城一事爱莫能助。
高逸民统制方面认为，因宿雾城是一座规模较大、设施也较齐备的标准棱堡，强攻恐怕会使我军承受不必要的重大伤亡。因此，他认为除非暂编第一镇获得至少二十门一号炮及充足火药、弹丸支援，否则不适合发动强攻。
高逸民统制建议，鉴于宿雾城虽然是一座军事化要塞，但城中守军大部分是由北而南逃回，在逃回的过程中也颇为仓促，故宿雾城中的粮食及其他生活物资或不甚充沛，我军可以考虑采用长期围困之法，使其不攻自破。
另外，高逸民统制上交了两份地图，一份是宿雾岛整体形势图，另一份是宿雾城棱堡形势及西班牙守军大致布防图，请老爷、夫人及诸位过目。”
高务实看了一下两幅地图，见图页颇大，干脆让罗远把它们挂了起来，让大家一起看。
他本人其实一贯不擅于具体的战术指挥，野战方面多少还能靠着对敌军主将的心理判断来彰显一下实力，但对于攻城战他就真没有什么好主意了——按他一贯的思路，攻城就是拿炮轰，具体战术什么的……委实比较外行。
等大伙儿都看了一会儿，高务实便问道：“各位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可能在暂编第一镇现有实力之下尽早攻陷此城，结束吕宋战役？”
他本来认为，以黄芷汀和刘馨的经验，多半会抢先提出自己的看法，谁知道第一个开口的居然是额尔德木图。
京华秘书处有三位军事秘书，其中一个是刘馨兼任的，另外两个就是额尔德木图和阮福源。不过阮福源主要负责海军方面，既然高振炘已经表示舰队除非拆炮协助，否则帮不上忙，那阮福源自然就不会多话。
额尔德木图却觉得自己不能一言不发——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他认为本身就是对他的一次考验，怎么能不说话呢？
于是他最先开口，道：“老师，如图所示，该城位于宿雾岛南部沿海平原，其西、北皆为山地，南面是大海，东面也是平原，我军目前正占据宿雾城东部平原，并在此处建设了一座临时港口。
这意味着只要我陆师继续占据此处，舰队则封锁南部沿海，则西班牙守军便是插翅难飞……在这般情况下，既然高逸民统制判断城中补给不甚充足，那么应该说，围困的确是降低我军损失却又能达成作战目标的最佳部署。
不过老师问的是能否尽早攻陷此城，那么学生建议，不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边做出长期围困的态势，一边垒山建造居高临下的炮台，以在避免棱堡交叉火力的情况下提高火炮射程。
不过这两条都是明线，学生还建议在此之外想办法挖掘地道，使用墙角引爆之法，崩塌城墙一角，然后强行破城。”
高务实点了点头，又转头朝刘馨望去，问：“秘书长可有什么补充？”
刘馨想了想，指着地图中位于宿雾城附近的一条河流问罗远道：“此河水文情况如何，有没有可能如马尼拉之战一般拦水筑坝，然后引水淹城？”
罗远抱拳道：“回秘书长，这恐怕很难，这条河既不宽，水流也比较缓……关键是附近也没有适合储水的地形，如果全部依靠人力筑成储水大坝，恐怕费时费力。”
刘馨蹙眉道：“额尔德木图的想法本身不错，但沿海平原地形如果挖地道，很有可能在一丈之内就挖出地下水，这样的话是很难达成墙下爆破的。”
此言一出，大家才发现忽视了地形条件，不禁都陷入思考。黄芷汀想了想，道：“攻城既然不便，有没有可能考虑攻心？”
她看了一眼高务实，道：“老爷之前曾有预计，认为西班牙人在欧罗巴对英格兰的远征大概率会失败，并且损失惨重，在这样的局面下，宿雾的西班牙人不可能等到本土援军。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根本就是一支被抛弃的孤军，而且由于其位于吕宋的海上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他们甚至连补给都无法得到。
在这样的局面下，我认为完全可以试探着与他们联络，让他们体面的投降——或者用一个更体面的办法：他们向我们移交宿雾城，来换取我们对他们的宽大处理。”
本质上来说，额尔德木图是不太乐意用这样的方式结束战斗的，他虽然是高务实的门生，但毕竟是个蒙古人，还是土默特彻辰汗的长子，他下意识里更希望以一场全面的胜利来为吕宋战役结尾。
不过现在条件已经被卡死，高务实显然是不想继续为吕宋方面增兵或者再调拨一批重型火炮，而且他希望快速结束战斗，那么既然难以速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西班牙人自己投降。
西班牙人的士气现在肯定是低落的，一旦他们发现援军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低落变成崩溃便有很大的概率出现。
高务实最终下达了命令，要求以攻心为第一目标，条件是准许西班牙军事人员离开整个吕宋群岛，并且可以答应他们的其他非武装人员留在马尼拉、宿雾等地进行贸易。至于天主教的各传教士，他也准许其自由传教，但提出了一个要求，即不得擅自接受任何土地类捐赠。
同时高务实也命令，如果西班牙人冥顽不灵，则准许暂编第一镇执行作战计划。作战计划以额尔德木图的提议为蓝本，允许高逸民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在商讨完这件事之后，高务实便将日本方面的情况向与会众人做了一番介绍，然后道：“吕宋方面，已经无须我北洋舰队主力长期驻守，今后会将海上防务交给南洋舰队接手，如此便可以先调离部分力量转至日本。
恰好，为了避免丰臣秀吉将我北洋舰队视为最大的威胁，我亦不打算将舰队主力派出，所以打算编成一支分舰队，这支分舰队甚至不能叫日本分舰队……我打算组建北洋舰队关东分舰队，明面上的目标就是保护必须拿到的三崎城——尤其是城之岛。”
罗远心中一跳，还没来得及仔细琢磨，已经听到高务实道：“罗远。”
罗远连忙起身：“到！”
“任命你为关东分舰队司令，但你的旗舰依旧是‘左翼轻骑兵’号，麾下所属为三十艘武装运输舰。”
“是，卑职领命！”罗远大声回答道。
高务实点了点头，又道：“我要提醒你，日本不仅有许多所谓‘水军’，而且丰臣秀吉向我京华购入了三十艘武装运输舰，虽然是无炮运输舰，但舰体强度与你麾下的这些舰船并无二致。
至于那些水军，虽然单论起来都是不足挂齿的小船，但架不住他们的数量非常庞大，据内线报告，仅熊野水军就有三四百艘战船……”
罗远傲然抬了抬下巴，道：“老爷放心，卑职和这些水军打过照面，以他们的实力，除非卑职蠢到被他们以火船偷袭港口，否则万无一失。至于港口，不知老爷是否有安排陆师与卑职配合？”
“有，但不是配合。”高务实道：“我将给你一个海军陆战标，大概一千八百人(实际1756人)，标统叫高云平，该标将直接接受你的指挥。”
罗远听得一怔，迟疑道：“高云平……是台湾岛上的高标统么？”
“不错，是他。”高务实微微一笑：“怎么，你也听过他的名头了？”
罗远挠了挠头，道：“有所耳闻，听说他是四爷(高务俭)的爱将，在台湾……威名赫赫。”
高务实笑骂道：“什么威名赫赫，凶名赫赫还差不多。不过你不必担心太多，他虽然杀心有些重，但老四说他对于执行命令还是很坚决的，而且也从不讨价还价。这样一个部下，对你的任务来说应该很有帮助。”
高务实说这个高云平凶名赫赫是有原因的，此人是最早一批陆战队的家丁头目，在开辟台湾“根据地”的过程中手段强硬，不少当地土人部落因为桀骜难驯，被他直接杀了个一干二净。
尤其是当高务俭抵达台湾并接过“开化”任务之后，由于其本身年轻，在当地的推进手段也非常血腥，这就更使得高云平有了倚仗。
在高务俭的支持下，此人曾经创下“六日灭七部”的震撼记录，把他里雾、柴里斗(大致在后世台中偏南)等地杀了个血流漂杵，将当地的大河浊水溪变成了血水溪，一时使得当地土人闻其名而色变，几乎和死神划等号。
不过高务实挑中他去日本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杀心重，而是此人的战绩表明他非常善于率领小规模精锐作战，而且因为台湾攻略的性质就是以据点为中心扩张，所以他对于关键要地的守备经验也非常丰富，十分适合去镇守三崎城这样的要地。
原本之前黄芷汀认为三崎城最好有八千到一万军队镇守，不过高务实觉得这么多军队调过去恐怕会过度刺激丰臣秀吉，因此他的意思是先派出这将近两千善守的陆战标，用以确保三崎城城之岛。
如果丰臣秀吉默认了北条家将三崎城“租借”给京华的举动，那么三崎城本身就不需要太多的兵力也能确保稳固；反之，如果丰臣秀吉不认可北条家的做法，强行攻打三崎城的话，那么罗远和高云平也可以依靠手里的力量确保城之岛不失，继而等待高务实的后续增援或者其他计划实施。
要知道漂洋过海的远距离驻军，在没有掌握当地政权的情况下毕竟是非常耗钱的事，高务实觉得还是能省则省，不能省再说。
不过这件事不光是打仗的问题，更关键的其实是交涉。高务实看中罗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前次作战打得颇为聪明，而通过两次来京汇报战况，也让高务实发现他的确是个机灵人，口才也不差，非常适合去和北条、丰臣双方进行交涉。
因此，在任命结束之后，高务实便开始指点他和两家交涉的一些重点，好在罗远是北洋舰队的人，以前就多次到过日本，对于日本的情况还算比较了解，让高务实的指点省了不少口舌。
会议快结束时，高务实安排阮福源去负责为罗远调配分舰队组成的舰船，众人发现一直不曾插嘴的居然全是高家的人：高务忠、高杞、高务正、高务若。不过大家心里了解，高务实让他们也出席会议，恐怕只是让他们多学习学习，顺便也算是提高了资历，至于参加正经议论，恐怕高务实还没有这个打算。
会议刚毕，乾清宫的消息传了过来，说皇上接见了五位阁老，并且收回成命安抚内阁，不过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明确——因为皇帝在接见之时把其余不相干之人全都赶了出来。
而一同传出的消息还果然包括了之前慈宁宫中太后与皇帝的谈话。听到太后与皇帝的那些对话，高务实一时陷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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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5章 进与退(下)
正如皇帝所料，高务实不仅能得知慈宁宫中的消息，也能猜到皇帝当时与慈圣太后说那番话的意思。
在高务实看来，皇帝最重要、最关键的有三句话。
“漫说定南都护，倘若将来他果为朕克复漠北，封狼居胥，朕何吝封侯赐国之赏”；
“朕若真站在这般假设上来看，也以为云、桂之地很难挡得住他。可是对于有功之臣，朕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朕以为，只要朕与大司徒这份君臣情谊始终维持着，双方‘君君臣臣’，至少在朕与他尚在之时，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这三句话，前一句比较独立，意思很明确，就是封官许愿，把功赏酬劳直接摆在明面上，只要完成，朕就给你。
但是这个许诺并不完全，因为当他这段话说完之后，太后就立刻就表达了怀疑。
太后认为高务实在南疆的实力、影响与南北二京其余勋贵都不同，皇帝所谓“赐国”——即封国公，不可能和其他国公一样只给个名号就完事，而是只能真正裂土封王一般的“赐国”。
然后呢？然后皇帝只是笑了笑，没有更进一步的明确回答。这就意味着，要么皇帝心里有一个计划但现在不方便说，要么就是皇帝心里其实也还没有定论，事情存在不小的变数。
至于第二句和第三句，则都是皇帝对于太后怀疑高务实在南疆实力太强的回答，本质上是针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反应。
上句的潜台词是“朕也知道他在南疆很强很强”，下句的潜台词是“朕认为他能把握这其中的度。”
什么度？有两个度：本身实力的强度以及对皇帝、朝廷的态度。
态度方面，皇帝看起来比较有把握，因此他是明说“至少在朕与他尚在之时，这些事情不会发生”；然而在南疆京华之实力方面，皇帝只是点明京华的确很强，却没有进一步去肯定高务实会如何如何，反而说了一个“可是”。
“可是对于有功之臣，朕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前者用所谓语法来说，就是祈使句，也叫命令句，表达了完全的肯定；后者的这个“可是”则不然，因为他不仅用了“可是”，并且用上了“不认为非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那就是说，还是有机会“要以欲加之罪而陷之”的。
作为前世一位秘书出身的基层干部，高务实对于“指示精神”的敏感度绝非寻常可比，漫说是遣词造句出现了如此大的变化，就算只是一个字的变化，他都能准确发现并且迅速进行分析，以此来确保自己不会领会错误。
皇帝这番话，意味着他也不能确定高务实在南疆的实力——尤其是兵力，是否会出现进一步的膨胀，而对于万一出现了进一步膨胀之后他该如何应对，皇帝心里也不是很有把握：说不定只好“以欲加之罪而陷之”。
对于高务实而言，这相当于是一个警告，甚至是划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并不是非常明确，即南疆的兵力红线到底是多少人——然而，它一定是存在的。
不过，皇帝的最后一句关键的话里，却又透露出另一条隐藏信息，即皇帝同意了慈圣太后之前的一个观点：南疆强，关键是高务实本人强，一旦高务实本人不存在，则南疆对于朝廷的威胁就大大降低了。
慈圣太后有这样的理解不难解释，甚至皇帝会同意她的看法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人都认可一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除了这句话，中国自古以来还有一句更通俗的表述：“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因此从古至今莫不强调名将的作用，而纵观军事史，似乎也表明了这句话、这个思想的正确性。
然而目前的大明朝，至少有两个人“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这两个人，一个是戚继光，一个就是高务实。
一场战争的胜利，背后的原因是极其多样化的，主帅的英明神武只是其中之一。在拉拢人才时，君主可能会搬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说法，突出强调关键人才的重要性，但真正的战争绝不会这样简单。
可惜，现在这话说得太多，以至于连皇帝或者说统治阶层自己都完全相信了。
英雄、战神的故事确实吸引人，故“军易将难”的说法越来越流行，似乎所有的军事对抗，就是战神、兵圣们展现天才的舞台。
总之，只要你有了个战神，你的军事行动就会一马平川，你的军队就会所向披靡。而反之，你如果打了败仗，肯定是因为你的将军都是驴球蛋子，或者是敌方出了碾压你方将领的战神。
然而，在高务实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还是后勤。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能打得匈奴哇哇叫，固然和他俩卓越的个人能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依然是汉武帝肯烧钱，并且有钱烧。
这个“千军”，如果是纣王驱使的奴隶，如果是大宋养的家猪禁军，如果是凯申物流拉来的壮丁，那自然相当“易得”。然而也因此很难打胜仗，其肉食者不谋不察，反而感叹没有名将导致失败，仿佛只要天上掉下个诸葛亮到自己一方就赢定了似的。
在此时绝大多数统治者、统治阶层眼里，士兵根本不是活生生的人，不过是田里、山里捉来的野怪，漫山遍野都是，那自然“千军易得”。
然而这千军被抽鞭子驱使，被当贼一样防着，同时还指望他们给自己卖命，便真有一二名将又能怎样呢？因此高素质的士兵其实也很重要，并且这在高务实眼里依然属于“后勤”的范畴，而并非只有物资保障才算后勤。
一方的士兵身体强壮、训练有素，另一方都是老弱病残、乌合之众。这样打起来，胜利的一方真需要什么“战神”来领导吗？
可是高素质士兵怎么来呢？表面上当然很简单，严格挑选兵源，加上科学练兵即可。
吴起在魏国选“武卒”，要求能全副武装、带三日口粮、半日内跑完百里；西晋马隆在选拔去打鲜卑的士兵时，要求能拉三十六钧弩和四钧弓；戚继光在义乌选兵，则更加提高了要求，不光要身体强壮，还要人老实，听命令。
有了强壮的士兵，接着就是严格训练了。练兵的窍门自然要高深一些，但也绝不是非天才不可的。《武经七书》里就有不少关于练兵的篇幅，戚继光也在早些年就完成了《练兵实纪》。
按理说，就算你没有戚继光的本事，能够有什么“开创性”，但照本宣科总应该不难吧？可是后来的将军们为什么不能照葫芦画瓢呢？为什么依旧只有少数军事天才能练出虎狼之师呢？
故此，选兵、练兵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那可太难了，因为除了按照标准挑选兵员之外，它们的背后都有三个关键条件：第一个是钱；第二个也是钱；第三个还是钱！
吴起、马隆、戚继光选兵，条件那么苛刻，却都能选出几千部队，那么这些报名参选的人至少得有几万人。
这几万候选人，难道是被逼着参选的吗？显然不是，只能是自愿的。因为如果是被逼的，那他跑步的时候故意慢一点，拉弓的时候故意拉不开，这不就很容易被淘汰了吗？
考状元当然很难，可总不能考个落榜还很难吧？
况且“虎狼之师”打仗固然厉害，但是需要的“打赏”也必然更多，身为君主或者统帅，必须要掏出一大笔钱来维持这支“虎狼之师”的运作。比如什么兵器装备之类的，没有足够的银子来支持，任你是百炼钢，也要退化成绕指柔。
可是以太后与皇帝今日的对话来看，他们母子俩对高务实在军事上的个人能力绝对是高看了——至少高务实自己坚持这么认为。
做一个最简单的假设：如果没有早些年高拱将宣大将门收为“嫡系”，便于了后来漠南之战时高务实如臂使指的指挥；如果没有军工私营之后宣大边军鸟枪换炮，拥有了足以以步制骑的火力和刺刀阵体系；如果高务实不曾获得指挥数镇边军，并对麾下各镇边军拥有先斩后奏之权；如果没有“隆万大改革”加强朝廷财力，使边军作战时粮饷不亏、军械能换；如果没有多年俺答封贡，使土默特根本不能离开大明贸易体系……
如果没有这一切，高务实拿头去和十几万骑兵打漠南之战？要知道在打那场仗的时候，辛爱和图们都是打出了真火，已经不惜伤亡了的，可不是原先的躲猫猫之战了。
所以，高务实一直认为他的战绩虽然耀眼，但那绝非是他个人才能真的碾压了谁谁谁，而是他的布局够早、够全！他所擅长的，始终是“内功”多过“外功”，始终是“战略”胜过“战术”。
可是，不懂军务的慈圣太后不这么看，身患“高务实依赖症”的皇帝也不这么看，他们二位都认为厉害的是高务实这个人，而不是那些已经几乎称得上脱胎换骨的边军战士。
可笑吗？可笑。
可悲吗？也挺可悲。
但问题是，不仅事情现在已经这样了，甚至高务实还不方便解释，因为朝廷正在开藩禁。
在举国上下都坚信“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情况下，朝廷需要高务实这么一位“天下第一文帅”坐镇中枢，震慑各地藩王、宗室及个别野心家不敢轻举妄动。
尴尬啊！要命啊！养望养了这么多年，忽然发现这“望”居然养过头了！
小会议室里，散会过后留下的除了高务实本人之外，依旧只是黄芷汀、刘馨和高陌三人。而听完高务实的抱怨，三人都有些面面相窥。
黄芷汀是最坚定不同意高务实“自谦”的，她认为高务实所说的准备充分本身就是最典型的“帅才”体现。想想看，以他早年那个年纪，能够推动和引领如此高层面、大范围的战略准备，这还不是帅才那什么配叫帅才？
不惟她如此看，刘馨和高陌也持这一观点，只不过既然如此，那就意味着高务实这个“一将”的确是十分“难求”的，也就不能说太后和皇帝的担忧没有道理。
三人苦思半天，刘馨很难得小心翼翼地道：“如果……我是说如果，老爷不去指挥察哈尔之战的话，会不会让朝臣中出现一位能与老爷齐名的文帅，继而为老爷减轻压力？”
黄芷汀微微蹙眉，但没有说什么；高陌倒是看似有些意动，眼珠转了转。两个人都同时朝高务实望来。
高务实略微思索，眉头皱成川字，轻叹道：“此事恐怕不易。”
“哪方面的不易？”刘馨问道。
“各方面都不易。”高务实微微摇头：“首先，察哈尔决战这件事一直都是我在推动，也是我把局面定格在如今这个条件之下，不仅皇上早已做了这样的准备，而且还形成了朝野共识，骤然改变的话，恐令各方无所适从。
其次呢，虽然我不认为我真是什么名帅名将，但我也不能妄自菲薄，至少在眼下朝廷里头，确实找不出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主帅——除非皇上御驾亲征。可惜就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经过土木之变的大明，无论朝野都绝对不会同意再出现一次御驾亲征了。
最后一点则是，我若真的找借口拒绝领兵出战，皇上会怎么想？他是会认为我在撂挑子要挟他，还是认为我对他已经完全不信任，认为一旦我再立新功，他就要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恐怕会认为我这是在侮辱他，那麻烦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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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6章 靴子落地(上)
忧心忡忡的不止高务实和他身边的人，心学派、实学派、中立派，有一个算一个，都因为昨天皇帝那道“诰命”而提心吊胆，随着今日皇帝与内阁阁臣的陛见，第一支靴子已经落地了，但大家显然都在等待靴子落地的第二声。
靴子落地是一个寓言故事，在高务实魂穿大明之前经常在各种媒体看见这个词。这个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个老人的卧室楼上住着一位年轻人，年轻人往往深夜归来。进房脱下靴子，往地下重重一扔，嘭当一声，声震全屋，把楼下老人从梦中惊醒，接着又嘭当一声，另一只靴子又重重落地，而老人这才能辗转反侧又重寻梦境。
久而久之，老人形成了条件反射，每晚都要等到两声响过之后才能入睡。有次老人实在忍无可忍，就上楼向年轻人提出抗议。年轻人这才知道自己随心所欲的举止伤害了别人，于是满口答应今后改正。
第二天晚上，年轻人依旧深夜回房，又是“嘭当”一声，一只靴子落地了。老人忍住怒气等待着另一只靴子落地，可是左等右等，再也没有声息，但又不敢安睡，生怕忽然“嘭当”一声不期而至。
但这一声始终不曾想起，老人一直熬到天明，整夜失眠。当他满腹狐疑地上楼查问，才知道原来是年轻人照老习惯扔下一只靴子后忽然想起老人的抗议，赶紧把第二只靴子轻轻地放到地上，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却不料反而害得老人一宵失眠。
后世，在政府很多重大决策出台以后，媒体经常使用“靴子落地”这个词来形容，它是什么意思？事实上“等待靴子落地”是一种急切、观望的心理。
在一项新政或经济指标出台以前，人们对该项政策或业绩已经有了预期，比如说最敏感的就是表现在金融市场上，即对证券的提前买卖，造成效应的提前释放。于此以来，反而在新政正式出台后可能造成政策或经济结果与政策所依据的理论相背离的现象。
眼下的朝廷百官就处于等待靴子落地的情况下，前前后后可以简单地捋一捋：
最开始，就是皇帝在不经内阁的情况下，忽然以诰命形式宣布设立定南都护府。这件事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诰命本身绕过了内阁，造成内阁的巨大尴尬——请注意，这绝不只是面子上的尴尬，实际上它代表的是内阁地位严重动摇。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理解，那就是皇权试图绕过文官集团事实上的最高议政机关直接下达顶级行政指令。
那它如果成功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内阁被皇权彻底架空，意味着内阁所实际领导的文官集团大大小小衙门从此不再具备任何程度的“议政权”——更别提决策权了，它们将只剩下执行权。
众所周知，文官集团在大明开国时期本没有什么议政权，几乎所有的大事都由太祖、成祖这两位强势皇帝一言而决，在经过长期时间发酵和一系列变故之后，文官集团才逐渐争取到一定的议政权，以及在极个别时期(如皇帝年幼、绝嗣等)代替皇权行使决策权的权利和地位。
须知中国的君主制在儒家思想下从来就不是也不该是皇权操纵一切的，这个问题早已有过说明，故不赘述。简单表述就是：在儒家思想下最完美的制度，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你这皇帝不能真的去做“独夫”。
故而，文官集团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局面出现。而这，也正是近些年来内阁头一次不分派系，全员叩阙请辞以威胁皇帝的原因所在。同样，也正是高务实连诰命都不得不坚决拒绝的原因所在。
什么叫“没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这就是了。
你又不是皇帝，那你背叛自己的阶级去和皇帝共情，你是不是有病？但更关键的是，你有病不打紧，问题是你的所作所为如果害了你同阶级的所有人，那你这就是自绝于“人民”啊！
因此高务实当场拒绝领旨，因此内阁集体叩阙请辞。
定南都护府是不是该设？不重要！至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不能绕开内阁下达诰命！
前者只不过是具体的事务，甚至还只是一件不涉及大明核心区域“两京十三省”的“番邦事务”。所以它是设立都护府也好，都统使司也罢，或者节度使什么的都无所谓，至少在“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根本大事面前，它不值一提！
好在，皇帝虽然在当天拒绝接见内阁诸位辅臣，但到了次日，也就是今天上午，他还是接受了阁臣们的陛见，据说认真地听取了各位阁臣的谏言，并且表示愿意收回成命。
事情这就完了吗？没有。因为皇帝也不愿意自食其言，他当时实际表达的态度是：理解内阁拒绝附署，理解六科驳回诰命。
诶？这好像是一回事啊，不都是收回成命、诰命作废吗？
不然，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是皇帝自己收回诰命，意味着他承认这件事是他这个皇帝彻头彻尾的做错了，所以不得不主动撤回。
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表示理解内阁拒绝附署，并且暗示六科可以驳回这道诰命。这种方式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皇帝还是很重视祖制的。你看，祖制允许内阁在不同意诰命时可以拒绝附署，现在内阁这么做了，朕就承认了吧？
你看，祖制赋予了六科封驳圣旨的特权，现在六科这么做了，朕也承认了吧？
朕是很尊重祖制的啊，是很尊重天下臣工的啊！
这样一来，他既避免了身为皇帝却朝令夕改、自食其言、自损威望的举动，又表达了对文官集团的理解和尊重，简直完美操作。
可是，正因为皇帝在阁臣全体叩阙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还能进行完美操作的表现，让京中百官都越发紧张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两点：一，皇帝早有预谋，早已料到内阁的反应，同时也早已有了应对之策；二，皇帝对于这些原本是文官集团最为擅长的政治手段已经炉火纯青。
那么在这两点基础之上，再考虑一下这位皇帝的性格，百官立刻意识到：此非穆庙，此乃世庙再临也。
先帝隆庆是个“好欺负”的皇帝，虽然他在位期间奠定了很多大事的基础，完成了诸如俺答封贡、开海开关之类的壮举。然而单从他的统治风格而言，他是个“好欺负”的，文官集团从来没有认为他对自己造成了什么威胁。
没错，他是很依赖实学派、依赖高拱，可实学派也好，高拱也罢，那也是文官集团的一个部分啊！穆庙依然是按照文官集团所希望的那样放权给文官集团在统治啊！
但今上现在的表现却不同了，他搞出“设立定南都护府”一事，连预定的都护高务实本人都不知道消息，而且还把内阁及高务实本人的反应早已预计好了，不慌不忙地接下了大臣们随之而来的招式，并且在此过程中达成了他想要达成的全部目的。
他不是真的打算现在就设立定南都护府，结果定南都护府果然没成，而他却通过此事明确地在全天下面前为高务实画了个饼。
这个饼在理论上绝对符合文官集团的理想：功懋懋赏。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文官集团在面临皇权威压时的确团结一致，但在皇帝偏向某一方进行恩赐之时，却是会引起其他人嫉妒的。因为嫉妒，就会反对，哪怕反对不成，也会时刻盯着，准备挑错。
换句话说，皇帝这样来一手之后，所有人都知道皇帝要把南疆整个“赐封”给高务实了。这个情况，实学派其他人怎么想还不好说，但很显然心学派绝对不会高兴，其他中立派没准也开心不到哪去。
不高兴，不开心，那就要挑刺啊，要找麻烦啊，而这些的前提都是要对高务实的一举一动实行更严密的监视，甚至对南疆的一举一动也要加强监视，争取发现问题。
这样一来，高务实就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南疆也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而皇帝不费一兵一卒就完成了对大局的掌控。
与此同时，他以完全符合祖制的方式“收回成命”，把自己的威望损失降低到最低——其实甚至没有降低，因为大明朝的皇帝连被喷都是常事，除了“二祖”之外，有几个皇帝不曾被内阁、六科等封驳过圣意？
但他这么做，偏偏又绕回去解决了内阁要挟他的根本理由，即皇帝不遵祖制，无视内阁等等。
这位皇帝已经拥有了世宗嘉靖帝一般的权谋手腕，且他手里的牌远远超过继位初期的嘉靖帝。这个威胁对于文官集团而言有多大？
难以估量，但至少王锡爵认为，皇帝不会虎头蛇尾，这一次权谋的应用必定还有一个更明显、更一目了然的直接结果，而这个结果……他认为多半会落到自己头上，或者说心学派头上。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皇帝不肯“早正国本”，而心学派偏偏是号召“早正国本”的主力，所以在这件事上，皇帝对心学派肯定是不满的。
固然，王锡爵很清楚，在实学派——尤其是实学派高党——掌握着朝廷大多数重要事权之时，皇帝几乎不可能把心学派打压到底，而一定会保留着心学派的架子，交于他们一些重要的监督权，以确保实学派不失控、朝廷不会变成实学派一言堂。
然而，作为心学派的两大柱石之一，他还是要不断的试探皇帝的底线，即皇帝心目中对于“朝中平衡”的判断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心学派取得更多的权利。
至于他坚持早正国本，这件事倒不只是郑皇贵妃之流所想的那般肤浅。早正国本这事其实对王锡爵而言，个人利益并不大，了不起就是当时取得一些声望。
他这么做真正的原因，是满足心学派的政治需要：心学是道德实学，若不坚持道德正确，那就完蛋了啊！根子都烂掉的树木还能存活吗？
这就好比实学派若是不能做事，或是做出的事情什么都改变不了，朝廷该穷还是穷，该打败仗还是打败仗，那它实学派不也得完蛋吗？
什么叫政治正确？这就是了。政治正确古往今来任何时期都有，绝非后世专享。
米帝白左难道不知道纵容某些族群会导致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么？他们当然知道，但是他们如果不继续坚持白左、坚持圣母下去，他们自己搞不好就先完蛋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啊，对立党派的威胁可比国家衰败的威胁大了去了——这个道理看看明末的东林党就知道。
一个即将没落的政权从来都有相似的麻烦，即“我知道问题在哪，但我不能去改变，因为我一旦去改变，首先我自己就完蛋了”。
这个道理，后世有学者总结为利益集团纠缠压制下的“不可作为”。就好比原历史上明末的“江南士绅抗税(不一定都是暴力抗税)”，明末根本解决不了，因为大量当权派都是江南利益集团的人。
到了鞑清初年，这件事得到了暂时的结果，但原因是当时的鞑清上层统治阶级与江南士绅没有多少利益纠葛，江南不交税损失的是他们的利益，故他们能毫不客气地打压。某位榜眼仅仅因为一文钱的欠税没有补齐，就被革去功名，以至于世人言“榜眼不值一文”。
然后呢？到了鞑清中后期，江南抗税再次成为主流，并且宣告抢救无效：因为那个时候的上层统治阶级和江南士绅的利益已经捆绑住了，不可能对自己动刀。
实学派之所以能强行在江南清丈田亩，一方面是托了海瑞的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高拱不是江南出身的首辅。之所以能在江南征收商税也是同样的道理——高务实领导的是北方商业联盟，又不是南方商业联盟，他压制南方豪绅富商毫无心理压力。
而且本身高务实作为一个在此时代归属感比较有限的穿越者，他对于国家利益的看重远高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人，因此他带头缴纳了大量税收。
北方商业其他巨头们衡量利弊之后发现，即便缴税也还是跟着高务实赚得更多，于是也只好认可了缴税。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商帮拒绝缴税的合法性也几乎消失殆尽。
所以，能在大明已经建国两百多年、各种利益集团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完成这么多改革，不客气的说，无论是历史上的高拱、张居正，还是这个时代的高拱他们那一辈，都只能开个头，多半不可能彻底。
只有高务实才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既可以带领旁人创造和收获更多财富，又能够以超脱时代局限的层次来放弃一部分原本可以自己获取的利益。换了旁人，这两点总有一点做不到，然后就只能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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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半个月仔细研究了一些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经济史以及米帝搞成现在这副局面的历史发展过程，以至于这一章写着写着差点跑题了……不过说实话，米帝现在的局面和明末真的非常像，我个人浅见是他们基本没救了(本章中其实已经暗喻)——别看他们现在还很强，但萨尔浒之前的大明谁又觉得不强呢？
第256章 靴子落地(中)
高务实头上的标签早已是实学改革激进派，而改革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改革的目的或者说目标是什么。
说高务实的改革就是为了“出海”，这显然不对，出海是手段，是过程，但绝非目的。
改革的目标只有两个字，两个字可以组成一个词，即：富强。
大明在改革之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富强的：财富生产能力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百万大军的规模在全世界依然首屈一指。
但这种富强是一种虚胖式的富强，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表现很多。譬如民间的确有钱，但财富集中于权贵阶层，且全国不同地域地区的贫富差距非常巨大——苏州、两京等处城市之中随便打个短工都能月入四两到八两银子，而陕甘川滇绝大多数农民可能一辈子没在手里摸到过“银两”是个什么东西。
至于强大的军队，那就看你要怎么比。论规模，大明的确天下无敌，可惜规模这东西有时候并不代表战斗力。
高务实在约二十年前即隆庆年间有过估计，认为当时大明勉强具备对外作战之野战能力的军队不超过二十万，而这其中真正的精锐不超过一半，也即十万左右——几乎全是家丁或家丁式的军队。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大明的所谓富强，归根结底只是建立在巨大的国家体量上而言，绝非高务实所认同的富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体量巨大而实际效能很差，这就是说国家对于基本国力的转化能力太差。
换句话说，朝廷在制度上有严重的问题，所以高务实选择改制。
改制针对的是当前，他也是依靠皇帝、朝廷对于当前局面的不满意，才得以顺利推进那些改制。然而光面对当前而不面向未来，这样的改制归根结底只是在“末”上面动脑筋，而非涉及于“本”。
这个“本”是什么？换句话说，未来是什么？对于此时被后人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大明而言，当然是工业化。
何谓工业化？不是说他派人开了不少矿，建起了在当前算得上先进的铁厂、船厂之类就算工业化了，那太肤浅太肤浅。
工业化的本质上是建立规模化的市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产业生态。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生态”二字，也就是说这些产业需要成体系，要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有机体。
但是，建立规模化的市场，在后世来说，那需要进行昂贵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铁路、公路来降低物流成本。这实际上是一笔巨大的“沉没成本”，而且收益不高，所以这些都不是私人资本愿意干的事。
以高务实的京华这样强大的财力，修一个定南城都差点要勒紧裤腰带，指望他去修这个时代的高速公路那不是要了老命？
至于铁路，眼下连蒸汽机都没有，钢铁产能也达不到那个地步，根本就是基础产业不过关，现在自然提都不必提。所以此时京华的对外扩张、据点建设全都是依托海港来进行，就是这个原因——高务实付不起这样巨大的“沉没成本”。
按照后世经济学上的理论，要建立和发展产业生态，需要使得实体产业有利润空间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资本增密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能力，这其中包括人、财、物的资源聚集。
在后世，通过引进成套技术来迅速建立产业生态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当然这个一般不能算沉没成本，因为这个投入产出还是非常可观的。红朝建国后，从教员时代到改开之初的四次经济层面遇到的危机基本与此有关。
高务实面对的情况与那个时候略有不同，因为红朝建立之时不仅经济一穷二白，也没有对外扩张——当然也不具备那个条件，故不可能通过欧洲列强式的掠夺模式完成资本积累。
好在高务实面对的情况比那时候总好了不少，他可以通过穿越者的技术优势在国内完成资本积累，可以通过身份地位优势结合之前的资本积累拉拢一批旧利益集团，继而形成合力开始对外扩张。
但是，扩张的目的，于欧洲而言只有掠夺，于高务实而言则还有更高需求，他需要的不是殖民地式的扩张，他需要的是“建立根据地”。
这就意味着他不能一味掠夺，他要同化当地原住民，用“归化户籍制”来将原住民转化为可以作为统治基础的“汉人”。也意味着他需要建设当地，而不是只把当地作为“单一原材料生产基地”来建设。
为什么后世在二战后独立的绝大多数国家最终都不能完成工业化？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就是“单一原材料生产基地”，不具备全面性，不能形成自己的工业体系，没有所谓产业链这种东西。
他们的一切生产，实际上都是由米帝所安排的，是米帝自身世界帝国体系内的一部分，只要米帝对他们的表现有所不满，或者到了该割韭菜的时候，米帝就可以轻易卡住他们咽喉，而他们只能任人宰割。
红朝之所以能摆脱这种最悲催的局面，原因是红朝在被称为立国之战的朝战打完后，虽然很快面临鹰、熊两大势力集团的孤立，几乎成了世界孤儿，但偏偏坚持住了，没有崩溃，结果成功的完成了“去依附”，形成了自己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
至于后来毛熊崩溃，红朝以极大的战略智慧，韬光养晦加入米帝体系，在默默承受双重剥削的情况下，假意达成与米帝的所谓“战略互补”，以至于当时米帝金融集团兴奋到公然宣称什么“中美国(注：即Chimerica，又译中美共同体)”，什么“G2”……
但那种模式显然不能长久，不可能我红朝负责赚钱而你米帝负责花钱，因此十年后……大家都知道了。
高务实面对的情况也比当时的红朝好了不少，至少他不必面对一个真正的霸主级对手，更不必因为暂时无法挑战而只能先委曲求全。他的背后，大明依然拥有这个世界最为巨大的体量，而他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这种体量。
但是，出于对大明特色政治的担忧，他很难全心全意将自己的力量完全与大明融为一体，他需要拥有自己更加独立自主的力量，于是“南疆”这个概念就出现了。
南疆概念的出现，不代表高务实认为南疆已经能够自外于大明体系，且不说大明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根本无可替代，就只看看南疆各国的汉人人口比例，高务实也绝不会现在就接受什么“赐国”，去做什么定南都护。
好在皇帝也不是真打算现在就这么做，因此在等到皇帝与内阁达成妥协之后，高务实也算是松了口气。要知道，现在京华在南疆的统治看似稳固，但这其中可不仅仅只是京华本身的武力在发挥作用，大明“百万天兵”本身就是一种对南疆各国的强大威慑。
原先的大明，那是它不插手南疆各国的事，它要真插手，哪一国的人自认为真的能够抵挡？所以京华现在的统治，虽然不能说是狐假虎威，但仗势欺人那是真有的。
不过皇帝这一手也给高务实提了个醒，他觉得既然已经被皇帝、太后关注，而且恐怕还免不了要被朝廷其他派系官员惦记，那么继续武力扩张看来暂时是不能为之了。就算要扩张，也只能另外想办法。
他和黄芷汀、刘馨、高陌商议了一番，三人都提出了一些建议。
黄芷汀的提议有点意思，她认为可以组建当地民兵剿匪——南疆各国的统治制度大多是学的中国历代，也一样是“皇权不下县”风格，所以民间豪族和部落式土匪相当普遍。
因此黄芷汀建议，通过遴选民兵并派遣他们作为剿匪主力清剿一些地方势力是两全其美的。这样做既可以强化京华对各地的统治，使统治力量渗透进南疆各国根部，又可以在这些小规模战争中培养先进分子，让他们获得“归化汉人”地位，强化统治力量基本盘。
刘馨或是早就考虑到黄芷汀会偏向于军事方面进行提议，因此她的提议则偏重于政治经济层面，她有三条建议：
首先是借皇帝的势，放出皇帝“差点”封高务实为定南都护的消息，让南疆各国上上下下先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然后京华则悄悄开始进行着手在南疆建立统一的行政体系——名头可以定小一些，但实权方面要开始布局，总之就是提前先把“定南都护府”的架子实际上搭建起来，等将来皇帝真的册封，南疆可以直接变成定南都护府，一刻也不耽误。
接下来是建设任务。既然将来迟早有一天要变成“定南都护府”，那也就是说“南疆一体化”，那么同样可以提前布局。
比如说南疆各国之间乱七八糟的道路体系，就可以进行统一规划，建设一个合适的道路交通网。
她和高务实都是长在红旗下的，当然深知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再加上她这一世又是出身将门，自己还曾亲自领兵征战南疆，对于南疆的情况十分熟悉，故而很快在地图上当场规划出了几条“骨干道路网”供高务实夫妇参考。
高务实问她资金怎么办，她更是提出了一个乍看让人匪夷所思，细看却让人拍案叫绝的方案，她道：“为何京华要自己出钱修建？修路难道不是证明臣服、证明自己向往归化的一种投名状么？
依我之见，可以让那些投靠我们的大小势力，通过修路获得诸如‘归化积分’之类的东西。只要经过我们京华基建的验收，就给他们记下积分，等累积到若干积分，便可以按照标准获得归化汉人资格。”
高务实眼前一亮，但很快想到一个问题，问道：“可是一个家族所需要归化汉人总是有限的，比如一个当地贵族，他可能只需要自己一家几口人或者几十口人获得归化汉人资格，麾下的农奴根本没有必要。这就不至于需要太多‘归化积分’，那他自然也就不需要修太长的路。”
刘馨道：“这却不然，归化户籍制下，南疆各国的征税又不是无上限的按户降低征收比例，我们大可以调整出很多层次。比如户主是归化汉人，减税百五(5%)，而如果他家有一百名农奴可以获得归化汉人身份——当然归化汉人不能为奴，他们至少得提升为佃农——此时我们根据这一百名归化汉人佃农的比例，再给他家减免百一(1%)，那这个贵族户主能不乐意吗？”
这真是个好想法，高务实当即答应下来。不过，高务实也提出了一个补充，即这种按比例减免所需的“归化汉人佃户”比例必须是递增式的，比如额外减免1%-5%，按照100户一跳，到了6%-10%这个层次，就要加码到200户甚至300户一跳。
同时又加了两条限定：其一是最高减免比例为15%田赋，商税是另外的，不计其内；其二是规划汉人佃农户籍是可以自由变更的，也就是说佃农是可以自行脱离原户主的，脱离之后的次年，该户主就不享受此佃户带给他的减免效用。至于自行脱离的具体办法，南疆方面会制定指导办法。
刘馨的第三个建议，则是重构南疆的经济结构，尤其是“新兴产业”结构——也就是高务实在大明境内搞的那些。按照刘馨的说法，是既然迟早要自成一体，那现在就该提前建设，不能始终依赖于大明本土。
不仅如此，她还建议高务实考虑一下，让京华瓷器派人去南疆各地考察，看看哪里有优质的高岭土适合做瓷器基地，建立南疆自己的瓷器产业。至于纺织方面也是一样，看看能不能在大明之外再搞个南疆“副中心”出来。
不过，这一系列建议高务实暂时只接受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也就是瓷器丝绸部分，高务实表示还要审慎考虑，但他对于建立棉纺织、麻纺织基地这一部分表示同意。
等到高陌做建议，他表示夫人之前提到葡萄牙可能被迫移交马六甲城，这件事一旦真的成功，南疆或许可以利用大明原先在南洋的影响力，在无须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进入南洋群岛，不说立刻全面占领，至少可以先取得几个桥头堡。
这个思路高务实也比较赞赏，他自己也曾经思考过这种方式，但目前由于京华的扩张太快，他又一时想不出一个适合掌总南洋群岛攻略的主将，因此才没有主动提出。
高陌此时却有个建议，他认为台湾攻略的早期攻略到此基本已经完成了，接下去基本上都是建设任务，故四爷(高务俭)可以南调，负责南洋攻略——南洋和台湾颇有类似之处，四爷的相关经验正好可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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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6章 靴子落地(下)
高家六房的“四爷”高务俭，已经负责台湾攻略好几年时间，在对于建立、巩固和扩大据点方面拥有足够的经验。
不顾高务俭在台湾时面临的情况，在高务实看来还是比将来去南洋要简单不少。这主要是因为台湾此时基本处于“无主”状态，当地的原住民文明程度相当低，简单的说就是还在部落文明这个层次，连城市都没有，了不起有一些聚落、小寨。
高务俭这位“四爷”是高务实的嫡亲弟弟，而且是高务实最小的嫡亲弟弟，身份当然非常非常与众不同，所以他在台湾的行动自由度极高。
可以这么说，只要在战略层面没有违背高务实的指令，那些被指派给他的高家家丁头目，就不会有任何违背他命令的可能。换句话说，他在台湾的扩张几乎能用随心所欲来形容。
一个年仅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掌握了一支在台湾无数部落中可以横着走的精锐力量，他的扩张风格如何，那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好在这支力量虽然精锐，到底数量还是有限，因此高务俭还是用了脑筋的。他并没有简单的选择一路平推，而是经常稳住一部、打击一部，要么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要么二桃杀三士，总之也算是在智慧层面碾压了当地土人。
原历史上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也在台湾建立过短暂的殖民统治，如果没有高务实的干涉，台湾本来会在约三十年后受到西班牙和荷兰的争夺。
17世纪初期，荷兰的不断崛起，使得以西班牙为中心的南洋国家贸易开始走向了衰落。到了1624年，荷兰成功的占据了台湾，西班牙就开始着急了，因为一旦荷兰势力在台湾确立，西班牙的海外贸易尤其是亚洲贸易就会受到严重打击。
所以，西班牙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它不仅需要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殖民地，而且需要将荷兰人驱逐出台湾，因此它也将目光转向了台湾。
1626年，西班牙集结了大量的军队，从马尼拉出发，绕过台湾的背面，发现了基隆这个城市，并且成功的在基隆登陆了。
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顺利，而且他们还在基隆发现了一座天然的小岛，这个小岛就是一个很好的屏障。之后西班牙人在这座岛屿上建立了一个堡垒，并且派遣一小部分的兵力驻扎在这里进行防御。
1629年，西班牙开始向台湾的西北航行，不断的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而且还发现了一条淡水河。要是一切顺利的话，那么西班牙就会以淡水为中心建立自己的殖民地领土。台湾岛的面积足够大，所以从事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是非常便利的，要是控制了淡水，那么就没必要担心荷兰人了。
但是，西班牙的美梦并没有实现，它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失误所在，那就是：台湾并不是一个很多势力争夺的地方，全岛开发的并不多，且开发的难度非常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可以，而想要得到的回报，则需要很长的周期。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本土还有一些土著居民的存在，这些土著人口并不算特别少，又不像美洲原住民那样受文化影响而对白人有某种神秘的畏惧，台湾土人对白人的观感就是两个字：异类。
异类，意味着双方必须经过战争才能确立胜负关系、统属关系，这样一个强硬的土人势力，对于西班牙而言是非常难以对付的。
因为，这些土人没有接受过文明的洗礼，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的低，和他们根本无法沟通，如此冲突就无法避免了。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西班牙在台湾发展了十多年的时间，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并没有取得西班牙想象中的成就。而且西班牙上层还一直不理解自己为何会失败——为什么他们不肯信上帝？明明美洲人就很好“说服”啊！
他们没有找到自身计划的局限性，就想要控制这个地方，这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而西班牙王室投入这么多，却没有看到回报，于是就将这次行动看做是一场赔钱的买卖。
作为西班牙在台湾的最大对手荷兰，此时也已经占据了台湾的南面，但他们也并没有放弃台湾北部，但他们当时的局面也非常紧张，兵力有限，所以他们则需要用有限的兵力去应付战场。
但到了1640年，西班牙在台湾几乎就要自行崩溃了，很多曾经的军事要塞都裁撤掉了，驻守在此的一些士兵都回到了菲律宾，只留下了不到400人驻扎在台湾。
1641年，荷兰看到了西班牙衰败的局势，于是就试探性的向西班牙遗留下的军队发起了攻击。为了更好的了解西班牙的真正实力，荷兰在台湾总督还写了一封信给西班牙，将自己想要进攻西班牙军队的意图直接告诉了西班牙。
西班牙的回信让荷兰看到了希望，因为荷兰从中看到的最大反击希望，就是“傲慢的口气”和“盲目的自信”。
1642年，荷兰派出一支远征军进攻基隆，369名士兵在基隆成功登陆。这三百多名荷兰士兵知道，他们的对手是400名西班牙士兵和无数台湾土著组成的军队，虽然西班牙的防御措施还算到位，但是荷兰人却事先就占据了岛上的制高点，一开火就炮轰了西班牙的据点。最终经过了6天的战斗，西班牙殖民军投降了。
之后，他们交出了西班牙的国家旗帜和全部的武器，这些投降的士兵都被遣送回了西班牙。由于战斗时间非常仓促，所以菲律宾也没有来得及援助，尽管菲律宾总督因为这场战斗被免职了，但是西班牙却并没有任何反击的打算。
而荷兰在占据了基隆之后，发现基隆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有经营价值，于是也就只是象征性的组建了一支军队在这里防御。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了一个关键点：台湾对于欧洲人而言，统治成本很高，无论西、荷都认为不划算，因此都没有正经地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便长期统治。
这就有点奇怪了，高务实是认为台湾很有统治价值的(前文有述，这里就不说了)，双方的理解为何出现这么大的差别？
道理很简单，西、荷两国占据台湾，一开始就不是冲着开化程度很低的台湾本身去的，这两家占据和争夺台湾，其实本质上都是冲着大明和日本去的。
然后呢？西班牙人通过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间接取得了和大明的贸易资格，而荷兰人争取与大明贸易一直失败，但却成功的获得了在日本的一定贸易许可。
此时此刻，西班牙人占着台湾已经没有意义，当然也就懒得和荷兰人在台湾纠缠。事情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经济不仅决定经济本身，还决定政治走向，决定军事行动。
不过那是原历史，当前的局面和原历史差别就很大了。
首先是因为时间关系，荷兰人还没有过来，欧洲人在东亚、东南亚方面占据贸易领头羊位置的是葡萄牙。葡萄牙与明、日两国的贸易同时存在；西班牙刚刚进来不久，还不曾取得与大明直接贸易的许可(但大明商人可以去菲律宾贸易)，对日本的贸易刚刚起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此时变化来了，高务实用一场吕宋战役告诉了欧洲人：你们所谓的远东，是我大明说了算，我京华说了算。
这次战争本来就是趁着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机会发起的，考虑到西班牙此战的损失，他们即便正处于最骄狂的时代，也不可能考虑反攻菲律宾——其实这也正是葡萄牙方面在不曾取得国王直接授权(因为葡萄牙国王就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兼任)的情况下，果阿总督会派特使到定南商议和平转让马六甲的原因。
葡萄牙人按照自己的习惯理解来做事，所以他们并不知道高务实的举动并不代表“大明帝国”，只以为这是大明帝国在展现自己对东亚各国的宗主权，因此在西班牙都一溃千里的情况下，葡萄牙人直接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根据阿尔弗雷多特使和“黄芷汀女爵阁下”初步达成的口头协议，葡萄牙需要完全放弃在南洋的殖民行为。而以高务实对欧洲人的了解，他认为葡萄牙人极有可能阳奉阴违，通过他们在所谓“香料群岛”的贸易力量暗中干涉，给京华的南洋攻略拖后腿，
当然，葡萄牙人可能会把京华的南洋攻略视为“大明帝国强化其南洋宗主权的行动”，所以在葡萄牙甚至西班牙眼中，这些拖后腿的举动实际是他们与“大明帝国”进行殖民战争的一部分。
南洋地区既有已经形成国家组织很久的亚齐、淡目、万丹、苏门答腊、柔佛、婆罗(文莱)、苏禄等国，也有很多部落或部落联盟集团，总之小国林立。
在京华“南疆共同体”因为大明国内形势无法对南洋进行正式战争的情况下，在这些地区进行扩张就只能尽量舍弃军事手段，而改行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威胁或拉拢手段来灵活应对，这在高务实看来是很需要技巧的，他有些担心高务俭会不会搞砸。
众人商量了许久，尤其是高陌根据内务部的情报，拿着最新的南洋局势图向高务实夫妇和刘馨三人详细说明了南洋目前的复杂情况，最终高务实决定让高务俭先交卸台湾方面的任务，来京向他述职，在述职之后他要亲自和高务俭交流——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面授机宜。
等这些事情谈完，时间已经不早了。四人刚从南洋问题转回到南疆产业布局安排不久，内务部家丁传来消息，汇报了宫里和内阁的最新动向。
司礼监将皇帝最新诰命送至内阁，诰命晋高务实柱国、资政大夫；晋黄芷汀一品夫人，“以原职，权掌暹罗、勃固、缅甸、南掌、柬埔寨等国疏文陛奏”。内阁收到诰命，很快附署通过，并送六科。六科也很快通过，附署画押，形成合法诰命下达。
这一次诰命与前一次诰命最大的不同，就是去掉了有关“定南都护府”相关的几乎全部内容，但是保留了一丁点儿，即那句让黄芷汀“以原职，权掌暹罗、勃固、缅甸、南掌、柬埔寨等国疏文陛奏”。
“以原职”就是说黄芷汀的正式职务依旧是“安南都统使司副都统使”，但是“暂时代管”暹罗、勃固、缅甸、南掌、柬埔寨等国的“疏文陛奏”。
什么叫“疏文陛奏”？就是他们原本需要象征性地给皇帝上奏，说一说国内的情况，请示皇帝该如何如何——这当然都是流于表面的东西，连他们说的是不是实情，皇帝都不会去查。而皇帝的回复一般也都是套话，大抵不过教导他们以仁义治国之类，双方完全是废话对废话。
但是废话归废话，这依旧是“君臣召对”的一种形式，是确定谁为君、谁为臣的重要证据。而此时皇帝让黄芷汀“权掌”——也就是“暂管”此事，却绝非是说让黄芷汀变成司礼监性质。
实际上这意味着今后的南疆除了安南都统司还是由都统使莫茂洽直接上奏皇帝，其他各国就变成了上奏给黄芷汀，而黄芷汀则奉命代表皇帝回复他们。
司礼监也能代表皇帝进行朱批，但司礼监的朱批是必须皇帝同意的，实际上司礼监正经的说，只是帮皇帝签字盖章，本身不具备批复权限——通过其他手段如欺骗皇帝或模糊皇帝口谕用词等手段来达到的不算。
黄芷汀现在享受的权力却不同，她是“暂管”——暂不暂无所谓，反正现在她是“管”，既然是管，就表示她只对皇帝本人负责，具体怎么回答这些国王，那是她的事。
原本皇帝在理论上的确是有权“管理”这些藩属国的，但那仅仅是理论，皇帝在这些地方又不驻军，本人离得又远，这种所谓管理根本不曾有过。
然而这个权力给了黄芷汀就不同了。她夫君的几支警备军是南疆各国实际上的正规军，她本人又代表她夫君坐镇于定南城，这个管本身就是实管，只缺名义，而现在皇帝给了名义。
南疆，实际上已经交给了黄芷汀代表高务实管治，只缺一个统一的行政架构了。
不过这还只是皇帝的第一道诰命，除了这一道诰命之外还有一道诏书：经吏部遴选提名，以陈于陛、陈经邦、徐学谟三人为吏部尚书继任人选举行廷推，廷推日期定在三日之后。
第二只靴子，至此基本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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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7章 换血
陈于陛、陈经邦、徐学谟三人作为吏部尚书候选人举行廷推，这个做法完全符合“程序正确”。只不过，这三位候选人的排序有些问题。
此时此刻，陈于陛的职务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陈经邦是礼部左侍郎，徐学谟是礼部尚书。
这三个职务一摆出来，很显然能看到问题：陈于陛作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身份比较特殊，暂且不说；陈经邦作为礼部左侍郎居然排名在礼部尚书徐学谟之前，这似乎怎么看都有问题，完全不符合历来讲究资历排名的大明官场。
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事实是陈经邦在万历十一年就做过一次礼部尚书，只是时间非常之短，仅仅两个多月便因为丁母忧而辞任回乡。然而丁忧之后他没能及时起复，因为他自己又病了，这么一拖两拖的，最终到了去年才起复回京。
然而此时京中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找不出位置安排他，本来都打算让他去南京六部随便找个堂官位置过渡过渡，恰好空了礼部左侍郎位置出来，于是只好委屈他先补了这个缺。
但补缺归补缺，他的加衔、品阶、文散官等等都是按照他之前礼部尚书的档次来的，又因为他初任礼部尚书的资格比徐学谟更老，因此这次排位就摆在了徐学谟前头。
不过，资历虽然重要，但在需要廷推的重臣职务上，吏部初选的推荐者本身是可以不看资历的，而这个巨大的权力居然完全掌握在吏部文选司郎中手里。
嗯……这很大明。
当然，权力这种东西有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比如原历史上的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万历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这次顾宪成提名的人，因为都是朱翊钧所厌恶的，从而触怒了皇帝(此前不久顾宪成已经触怒过他)，因此被直接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不过这一次吏部文选司挑出的人选，皇帝看起来没有意见，直接下旨廷推了。
高务实深悉朝廷情况，当然知道皇帝为什么没有意见。原因是：陈于陛、陈经邦两人都应该是皇帝可以接受的天官人选，至于在三个推荐位中垫底的徐学谟，皇帝大概只把他当做添头。
不过以高务实来看，皇帝多半会更加认可陈于陛，理由是陈于陛虽然理论上属于中立派，但实际上在滇缅之战时期，以陈于陛之父陈以勤当年在阁臣位置上形成的“陈党”受到了高务实的大恩，保住了那时候陈党的核心、云南巡抚刘世曾，陈于陛从此之后实际上成为了实学派高党一系的人。
吏部在隆庆三年年底高拱起复之后，一直是实学派的自留地，而吏部本身又是实学派改革必须掌握的衙门，皇帝对此心知肚明。故而，吏部尚书一职，除非皇帝不打算继续改革了，否则一定会交给实学派，或者至少是不会对实学派形成掣肘的中立派——陈于陛显然非常符合这个条件。
当然，陈经邦其实也是符合条件的，他虽然是南榜出身，但因为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因此也是拜过高拱为座师的，只不过相对而言不算高党的核心成员，即便在朝廷混得最好的时候也游离在实学派边缘。
但是他还有一个优势，即在朱翊钧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做了太子的日讲官，算得上是朱翊钧和高务实两人共同的老师。当然了，朱翊钧的老师一大堆，高务实正经拜师的老师倒只有郭朴一个，不过这些都是传统问题，倒没必要展开来说。
总而言之，陈经邦属于皇帝很熟悉的人，资历也完全足够，吏部文选司把他放在推荐第二位非常合理。
至于徐学谟，他这个礼部尚书本来就是当时实学派与心学派斗争与妥协的产物，皇帝对他有没有恶感不好说，但好感想必是谈不上的。在当前的情况下，说句不客气的话，就算廷推最终推荐了他，皇帝恐怕也会“一票否决”，要求内阁再次廷推。
廷推这件事一出，还导致了另一个影响，即张学颜、高务实两人都立刻接受了皇帝的“劝慰”，马上“出而视事”了。
呃，也不能怪他俩不矜持，廷推吏部尚书这么重要的事，要是实学派少了一位阁老、一位户部尚书，万一要是出现了什么变故……虽然有皇帝的“一票否决权”兜底，但要真是闹到那个地步，实学派的面子上就太挂不住了。
利益总比面子重要，何况是如此关键的核心利益，他们二位也只好捏着鼻子认了。而这又让所有人再次见识了皇帝的手段：你俩不是怎么都劝不出来么？现在怎样？
朕有的是办法！
三日后，廷推开始。不过这次廷推的过程和结果全在意料之中，倒是不必详述。大致上就是不仅实学派的人把“票”都投给了陈于陛，连中立派也有不少，剩下的中立派则投给了陈经邦，徐学谟得票最低——连心学派都有人没把票给他。
吏部尚书的廷推，参与的人数比较多，除了六位阁臣之外，还有大九卿和小九卿，徐学谟一共只得了三票，刨除申时行和王锡爵之外，居然只有一个人投他，显然大伙儿都知道皇帝不会挑他。
既然如此，大家也就干脆免得恶心皇帝，给自己造成麻烦了。至于申时行与王锡爵之外的那位……那是年龄马上到站，反正无所畏惧，就不提了。
结果一出，皇帝果然很满意，上午才出的廷推结果，下午皇帝就下达诰命，以陈于陛接替请辞归乡的杨巍，成为新一任吏部尚书。
当然，根据传统，陈于陛又连忙上疏自陈，说自己才疏学浅、德不配位巴拉巴拉的来推辞一番，而皇帝自然是“不允辞”，然后走完流程，陈于陛走马上任。
不过朝廷的变动这还不算完，陈于陛履新吏部尚书没几天，张学颜就邀请吴兑和高务实去了他府上，很是郑重地表示他准备请辞归乡。
这件事其实在高务实的意料之中，只是没想到张学颜会这么急。他和吴兑两人劝了一会儿，但张学颜这一次应该是去意已决，怎么说都不答应继续留任。两人没法，只好和张学颜讨论起继任人选。
其实按照眼下实学派内部的资历来看，刨除高务实这个怪胎之外，最适合成为阁臣的应该是沈鲤。然而沈鲤自从被高务实顶替了户部尚书而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之后，对实学派高党一系就出现了很严重的离心倾向，反而与许国走得很近。
在这般情况之下，考虑到张学颜这个阁臣位置对于高务实实际掌握实学派的重大意义，三人都认为此时不能推荐沈鲤上位阁老。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麻烦了，他们不推荐沈鲤，那么许国和沈鲤也大概率不会支持他们推出的廷推候选人，实学派就会在这次廷推中明显出现分裂，这是典型的亲者痛仇者快之举。
对此，高务实提出一种设想，即通过主动推荐沈鲤来化解危机。他认为这么做的话，说不定就能让沈鲤“回心转意”，认识到上次被高务实替代实在是皇帝的圣断，并非高务实非要抢他的风头，或者说让他难堪。
这么做显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旦沈鲤真的“想通了”，那么许国在就会变得孤立无援，很可能会“认命”式的承认高务实对实学派的领导权，从而也就完成了实学派的“统一”。
但对于高务实的这个提议，张学颜和吴兑都认为太不稳妥了。前次高务实代替沈鲤出任户部尚书一事，明眼人都知道原因在于高务实更懂财务，而彼时正是皇帝需要一个能力超强的地官为他出力之时。
沈鲤又不是小孩子，这点道理不可能不懂，他之所以还是放不下这件事，关键是认为自己失了颜面，相当于被皇帝指名道姓说能力不足。
张学颜固然可以在离任时推荐沈鲤，吴兑和高务实也可以全力支持，但沈鲤会不会认为这样一来就足以找回面子，那可谁也不敢预料。万一他依旧放不下这件事，这个阁臣位置被他得到可就成了高党作茧自缚，麻烦就大了去了。
张学颜自己的考虑则是推荐梁梦龙入阁。梁梦龙虽然最早的时候是以张居正门生入仕，但张居正倒台已经快二十年了，梁梦龙早已投到实学派麾下，这么些年以来也没有丝毫对实学派“不忠”的举动，尤其是当高务实在兵部任职之时，梁梦龙与他也配合得很好，关系称得上是亲密无间。
至于梁梦龙的能力，那也不必怀疑，要不是他能力够强，当初张居正倒台之后高拱为什么没有打压他？高拱的特点是很明显的，哪怕出身“敌方”阵营，除非是死硬分子，否则他都会一视同仁，量才使用。他能留下梁梦龙并且一路提拔，本身就说明梁梦龙能力甚佳。
至于梁梦龙去位之后兵部怎么办，张学颜也有他的考虑。他认为可以调蓟辽总督周咏回部任兵部尚书。这样一来，依照惯例很可能辽抚李松就要升任蓟辽总督，此时实学派再举荐顾养谦为辽抚……
这个主意倒有些连环计的意思。李松这个辽抚显然一直都不是实学派喜欢的人选，他在辽东一直对高务实安排的宣大将领有不小的压制，而接替父亲镇辽的李如松在他的帮助下，大有恢复李家军极盛时期的趋势，这也影响了高务实在辽东的布置。
虽然李如松也是名将，而且还一直被高务实格外高看乃至保护着，但那并不代表实学派整体都满意他，实际上高务实的高看也好、保护也罢，都属于个人行为，实学派整体对于李如松也是更倾向于打压的。
而李松呢，他在辽东任职时间极长，一旦离开辽东去了蓟镇，考虑到蓟镇原是戚继光的驻地，将领几乎都是实学派麾下，李松势必不能如臂使指，如此也就很难对实学派造成太多实际麻烦了。
顾养谦也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是高务实当初随高拱来京之时认识的第一批“师兄”之一，他若做了辽抚，基本不可能违背高务实在辽抚任上立下的规矩，对于高务实调去辽东的那批宣大嫡系也肯定会尽力照顾。至于将来辽东有事或者对察哈尔出兵什么的，也应该会足够听高务实的“招呼”。
唯一的问题在于周咏的能力。这位现任蓟辽总督，能力方面一直不被实学派内部看好，高务实心底里对他的评价基本上就是“平庸”二字。说水平很差，好像倒也不至于，但要说水平很高，那显然也是扯淡。大致上来说，他的主要优点就是听话二字。
可是对于兵部尚书这个位置，高务实觉得光听话恐怕不够，何况皇帝之前也曾经对周咏的能力有所担忧——是他上任蓟辽总督之前皇帝就担忧过，那现在让他做本兵，皇帝不得更担心？
不过张学颜大概是临走之前也不怕玩一把大的，他又建议让韩楫出任兵部戎政侍郎，作为对周咏这个本兵的补充。
韩楫同样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高务实认识的第一批“师兄”之一，老早就是实学派骨干成员，而且他还有过担任应天巡抚的经历。
大明的巡抚有个别称，称为抚军，故韩楫其实算是有军事履历的——虽然没打过仗，但并不影响这一点。
对于韩楫这个人，高务实当然并无不满，他的资历也的确足够。只是高务实觉得这样一来，兵部尚书是个能力一般的，兵部戎政侍郎又是个没有真正带兵经历的，万一要真有什么大的战争发生，这两位到底有能力应付么？
此时吴兑站了出来，道：“心斋公若是致仕，我料皇上会让我接替心斋公督理户部。户部现在有日新在，其实也不必我多事，而鸣泉则与我此前一样，是以本兵入阁，估计应该会督理兵部……这样一来，兵部就算真要面临什么大事，鸣泉总能为他们掌着舵，我认为不会有问题。”
话既然说到了这个份上，高务实也不好坚持了，于是只得答应下来。
又过了几日，张学颜连上三疏乞骸骨，终于获准。临行前他推荐兵部尚书梁梦龙入阁，皇帝表示认可，要求举行廷推。
这次事情意外地顺利，心学派甚至都没有为李松调离辽东表达反对意见——或许他们认为李松升任蓟辽总督也是划算的事吧。
总之在很短的时间内，张学颜、吴兑与高务实商议的换血计划就完成了：吴兑由武英殿大学士升任文华殿大学士，后续王家屏、王锡爵各自往前递补；梁梦龙入阁为东阁大学士；周咏升任兵部尚书；韩楫调任兵部左侍郎协理戎政；李松升任蓟辽总督；顾养谦升任辽东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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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8章 局势变化
内阁、兵部、蓟辽的换血当然会带来不少变化。首先内阁方面，实学派高党的话语权相对而言略有削弱，虽然还是两位辅臣在阁，但由于梁梦龙新晋，高党一系实际上是用一个武英殿大学士换了个东阁大学士。
当然了，这个削弱并不算大，毕竟内阁的组成是“我大明自有国情在此”，首辅话语权最强，次辅就差了不少，其余诸位都是“群辅”，虽然资历有别，话语权倒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具体还是要看各人的政治影响力。而问题就在于，张学颜的影响力的确比梁梦龙更强一些……
总的来说，内阁方面有一点点削弱，但影响不大，处于局面可控状态。而兵部方面，实学派或者说高党反而进一步强化了。
随着一系列调动的完成，现在兵部五位堂官之中，仅高党一系就占了三位：兵部尚书周咏，左侍郎宋之韩，左侍郎兼协理京营戎政韩楫，而两位右侍郎则都是中立派，可以说兵部基本上是高党的一言堂。
这里要说明一个情况，从部内排名和分工而言，宋之韩的那个左侍郎其实更像是红朝的“常务副XX”，其责任相当于“协助兵部尚书抓全面”，所以他的排名在韩楫之前。
而韩楫的工作则有明确的倾向性，就像高务实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一样，兵部左侍郎这个本职是为了给“协理京营戎政”作为基础存在的，实际工作主要是协理京营戎政——协理这个问题此前说过，文官的“协理”，在实权上完全碾压武臣勋贵头上的“总理”，所以韩楫现在其实就是京营的主管官员。
在高务实施行京营改制之后，京营二分，出现了禁卫军与生产建设兵团并行的局面。从那时候起，协理京营戎政的权力实际上出现了飞跃：既是禁卫军实际上的直接领导，又控制着一股强大的财力。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此时的协理京营戎政在实权上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而考虑到兵部又是实学派的主要阵地之一，这个位置算是默认被高党掌握的。
当然，从当下朝廷的大局上来看，这个位置也必须留给高党，因为虽然中枢有高务实坐镇，但谁也不敢打包票“开藩禁”一定能一帆风顺，万一某地出现了举兵造反之类的事，京营不在高务实的控制或者影响之下，那是可能出大问题的。
宋之韩和韩楫都是高拱嘉靖四十四年的门生，高务实和他们的交情差不多二十年了，而周咏虽然能力一般，但他比较有自知之明，特点是听话，这基本上保证了高务实对兵部的强大影响力。
吏部方面，除了陈于陛这个尚书是受过高务实之恩的，左侍郎涂梦桂同样是高拱门生、嘉靖四十四年进士，这可以确保吏部也在高党控制之下。
从以上局面来看，高务实在朝廷最具实权的吏部、户部、兵部都处于核心地位，也就足以保证实学派改革可以继续推进，而这也正是皇帝所需要的。
如果纵观现在的内阁和六部等中枢衙门，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在当前的主要重臣之中，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已经形成主流，如果稍微扩大一些看，以嘉靖四十四年这一科为标的，朝中重臣基本都出身在这一科的前后一两科的范围内。
按照大明的政治习惯，下一次的重臣主要群体，大概很有可能是出身于隆庆五年那一科，而再往后则还不好说——如果迭代很快，则可能是万历二年那一科，不过这种情况不常见，正常来说可能是万历五年那一科。
不过，资历虽然是重臣们成为重臣最关键的考量标准，但辉煌的事功也可能让进入重臣集团的时间提前，比如高务实就是这样的怪胎。
但不管怎么说，任何大明朝的官员——尤其要考虑大明朝已经是个两百年的皇朝，因此资历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要比事功更加重要，故高务实成为尚书级重臣已经非常非常例外。
再加上他成为尚书的时间也才不到一年时间，短期内已经不可能再进一步由尚书进入内阁，因为这样做的话，对于约定俗成的“制度”打击就太大了，可能造成将来“幸臣肆意”。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好比在红朝基本上不可能出现三十岁的副国级道理类似——你可能能力很强，政绩辉煌，但提拔你一人而破坏组织制度，那是万万不可取的，即便破格提拔，也只能比一般人快一些。也许快个十年、十五年，但通常不可能快二十年。
举例来说，张居正考中进士非常早，年仅二十二岁(实岁)，然而等他因为运气极佳、在隆庆元年以裕邸旧臣身份混成东阁大学士这个末辅时，也已经四十二岁(实岁)。原历史上他成为首辅是因为阴了高拱，但那时候他也四十七岁了——请注意，这已经是大明朝非常罕见的年轻首辅。
因此大明朝的特点显而易见，事功固然要赏，但能不能进入内阁关键是看资历：在这个资历中，最重要的是他中进士的时间和成绩，成绩是基础项目，而重点考量的是时间；次要考虑的是他首次成为六部堂官(尚书、侍郎)的时间，且不包括加衔外任的伪堂官，比如以右都御史或兵部侍郎出任巡抚或以兵部尚书衔出任总督就不算；至于事功，不好意思，那个是最后考虑的项目，且通常只作为加分项考虑。
按照这种原则，一般来看高务实要成为阁臣，应该处于什么时期？应该是在万历二年或者万历五年那一科的进士成为重臣主流时。而如果说高务实此后再立下无可争议的巨大功劳，那么有可能还会再提前一个时期，比如说隆庆五年那一科成为重臣主流的时期。
这就是现实，高务实很清楚，其他官员也很清楚，所以申时行、王锡爵他们不会担心高务实现在就能入阁，而张学颜辞任也不会考虑推荐高务实补位。
当前大家都有心里预计，虽然皇帝肯定是希望高务实早些入阁的，但即便这个时间再怎么早，也应该是在察哈尔决战高务实领军取得重大胜利或者决定性胜利之后，在那之前肯定不可能，且高务实也一定不会接受，以免自己被天下人当做“幸臣”。
中枢的情况大抵如此，地方上经过这一轮调整，尤其是在蓟辽方向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李松的升调所导致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心学派在名义上控制了总数高达三十六万之巨的边军精锐！
边军兵力问题之前提到过，当前的边军大致上是这样的情况：辽东有兵十八万，蓟州有兵十八万，昌平有兵六万，宣府有兵十三万，大同有兵十二万，山西有兵七万，保定有兵四万，延绥有兵四万，固原有兵六万，宁夏有兵三万，十镇总兵力高达九十一万左右。再加上京营禁卫军的六万，大致上北方沿边境线上布置了九十七万大军，说百万也不是开玩笑。
而很显然的，这十镇之中最为强大的即京师左右两翼：右翼蓟镇、辽东加起来高达三十六万大军，左翼宣府、大同、山西加起来是三十二万。
昌平、保定一般算作京师外围力量，是十万人的规模，京营禁卫军作为核心力量是六万人，这十六万大军一般只负责拱卫京师——当然高务实改制之后，禁卫军正在野战化，今后可能会作为攻势力量存在。
不论怎么算，在朝廷已经把察哈尔攻略当做国策来推进之后，蓟辽的重要性都在不断提高，因此其兵力之雄厚已经是首屈一指。如今李松成为蓟辽总督，在心学派内部看来实在是巨大的胜利。
不过嘛……这个“胜利”的水分相当大。
首先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尤其是随着镇守蓟镇多年的戚继光投入实学派麾下，蓟镇俨然已经成为第二个宣大。此时的蓟镇上上下下都是高党将领，“宣大化”的程度相当高，其中间杂着谭纶、戚继光系的南军将领，现在也属于高党一系。
其次呢，高党嫡系的宣大将领对辽东的渗透也很严重。通过高务实的三次调整，从一开始的马家将、麻家将，到前一次萧如薰率领的大批宣大中层将领补入，辽东的高党宣大嫡系势力也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直接掌握的宣大精锐超过四万五千，这个数据甚至已经超过李家军——因为李成梁前次损失不小，此消彼长之下反而只剩三万七千左右的嫡系。
当然，李如松回镇辽东之后正在扩军，意图恢复，现在可能已经恢复到了之前的四万嫡系规模。大致上可以这么说，辽东最精锐的家丁化嫡系军队高达八万余，是九边之中家丁化程度最高的一镇，可谓兵雄天下。
而在这个兵雄天下的辽东镇，现在基本上是实学派和心学派东西二分。
东部方面是以“镇守辽阳副总兵”萧如薰为核心的实学派嫡系军队，他是被安排过去接替曹簠的，曹簠现在已经升调蓟镇总兵。
萧如薰麾下主要包括负责金、复、海、盖这四州，也就是辽南半岛方面的分守海盖右参将马栋；负责辽北方面的开原参将麻承勋；配合萧如薰负责辽东中部方面的沈阳游击戚金。
不过，辽东这半边还有李成梁当年留下的势力，主要是宽甸参将杨元。由于宽甸的位置在鸭绿江西北，所以他实际上是负责辽东东部方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配合辽西对辽东形成了一个左右夹击的状态——当然，大家都是明军，所谓夹击自然只能说是某种形势，除非一方造反，否则并不真正成立。
辽西方面，为首的当然是身为“镇守辽东总兵官”李如松。因为此前提到的情况，加上宽甸的杨元分走了部分李家军嫡系力量，实际上李如松手里的嫡系只有三万两千左右——如果他扩军补充已经完成，那大概就是三万五千。
他手下掌握的主要将领，大抵是分守宁远左参将祖承训、分守锦义右参将查大寿和包括广宁左、右营游击将军、分守振武堡游击将军、分守前屯游击将军、分守车营游击将军在内的一批游击将军。
在这之外，还有一个新设的分守阜新游击将军。这个职务是前不久才设置的，其前提在于两点，其一是辽南之战胜利后大明取得了原先炒花部所占据的辽河河套地区，其二是朝廷在高务实的建议下新建了阜新城，用以安置山西、冀南等地流民。
虽说两个前提都是高务实达成的，但架不住阜新的地理位置明显属于辽西，实学派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非要把阜新游击将军所辖地区划给辽阳方面统辖，因此李家军白捡了阜新城和辽河河套。
不过话说回来，由于高务实当时规划的辽东建城除了阜新之外还有个丹东，因此分守丹东游击将军的位置被实学派掌握了。出任这一职务的也是老熟人，原东昌堡备御张万邦——就是那个以刺刀阵硬顶炒花，为生擒炒花立下首功的宣大将门之子。
这样一对比，实学派和心学派在辽东的实力就比较明显了。双方核心一个在广宁，一个在辽阳，麾下都有两个参将，嫡系军队的实力大体相差无几。
不过，由于察哈尔攻略的缘故，李如松所在的辽西相对是离察罕浩特更近的，因此辽西方面在游击将军的设置上显得更加密集。这就使得李如松实际控制的非家丁化卫所兵要比处于辽阳的萧如薰更多一些。
大抵李如松手里指挥着六万多、将近七万辽东卫所兵，而萧如薰那边就只有三万出头的卫所兵。从双方直接指挥的总兵力来看，辽西的李如松手里有约十万余人，而辽东的萧如薰则是七万余、不到八万人。好吧，这也符合正副总兵的地位。
然而还有其他情况，比如当初李松在辽抚任上之时，由于辽东巡抚的驻地是在辽阳，与副总兵都在一个城里，而文官地位远高于武将，故李松可以比较容易的压制萧如薰。
萧如薰与曹簠不同，后者是辽东本地将领，在辽东资历极老且战功赫赫，李松压他不敢压得太狠——曹簠前一次就曾经上疏和他打过嘴仗。
萧如薰是从西北调来的，而西北方面的将领原先不是高党嫡系，只是随着当年马自强和张四维的关系而成为高党将领的外围成员。要不是西北之战的缘故，萧如薰现在依然只能是外围。
虽说西北之战后高务实彻底收服了西北将门，但萧如薰升官却又太快，军中资历比较不足，现在调来辽东甚至谈不上猛龙过江，自然就被李松压制得很惨。
而现在李松调去蓟辽，高党核心之一的顾养谦调任辽抚，形势一下子就逆转了。李松去了蓟辽那叫举目无亲，顾养谦入主辽阳却是蛟龙入海，攻守之势立换。
李如松感受到了压力，以他的性格来说，会做出什么反应还不好说。不过现任蓟镇总兵的曹簠也觉得肩上的担子不轻——他和李松打交道时间不短，好不容易不在李松的直接指挥下做事了，想不到这么快又要碰面，曹总戎得知消息，当场骂了一句：“真他娘的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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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9章 火中取栗(一)
京师之中的这些调整并不是三五天之内完成的，实际上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尘埃落定之后，黄芷汀甚至都提出了自己先返回定南，不过被高务实否决了。高务实希望她再多留一段时间。
黄芷汀担心久留京师会让葡萄牙和平移交马六甲一事夜长梦多，但高务实认为正是因为此时，她才应该多留一段时间，这可以让葡萄牙方面感受到更多的心理压力——京华不着急，那是因为京华认为即便武力拿下马六甲也只是轻而易举的小事。
黄芷汀最终被说服了，当然她从本心上来讲也不想这么快就回南疆。而此时此刻，负责攻略日本关东的罗远已经从台湾接到了从属于他的陆战队，并趁风势赶到了日本，于二月初七登陆三崎，确切的说是三崎的城之岛。
此时是大明万历十八年，也即公元1590年，恰巧也是日本阳成天皇的天正十八年，这一年的北条氏——确切来说是“后北条氏”正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之下[注：上溯比较复杂，具体我就不解释了，因方便起见，以后也就以北条氏来表述]，而北条家主是北条氏直，不过因为日本的某些传统，北条家的实际掌权者其实是北条氏政。
战国末期有关东三杰之说，即“越后之龙”上杉谦信、“甲斐之虎”武田信玄，及“相模雄狮”北条氏康。此时昔人已去，三杰先后亡故，而他们的后继者，后世也都有些评价。
上杉谦信的继承者上杉景胜虽然在关原合战跌了一跤，导致被大幅减封，但至少他还是保全了上杉家几百年的家名。
相比起来，武田信玄的继承者武田胜赖和北条氏康的继承者北条氏政——先不论北条氏灭亡时的实际家督为北条氏直——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因为家名都亡在他们手上，所以后世几百年对这二位的评价都不能说高，甚至很有些负面。虽然近些年来日本、中国的一些学者对他们两位已经有了不少的重新认识，但整体而言，黑锅既然扣上，也并不是那么好摘掉的。
提起武田胜赖，不少人都觉得与他那位战绩辉煌的父亲比起来，总体的表现很是暗淡，虽然也是一名勇将，但手腕上实在相差得太远。当然也有人说武田家在胜赖手上灭亡，是因为信玄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好摊子。
这大概只是一个方面，罗远临行前，高务实在给他略述那段历史时，倒是表示武田信玄给武田胜赖留下的最大黑锅就是向织田信长突然捅刀，即便两雄对立是迟早的事。
元龟元年十月到十一月，在织田信长得知信玄突袭远江后，在其给上杉谦信的信中大骂武田信玄乃是前所未有的无道、丝毫不知义理之辈，完全不顾天下的嘲弄，我(信长)要与其永远义决，即便经受劫难也不会再与其相通（出自《历代古案》）；
在长筱之战大破武田家后，织田信长致信细川藤孝并回想旧事，大骂武田信玄乃是忘恩负义之徒，早该遭此报应云云（出自《细川家文书》）。
由此可见，织田信长对武田信玄当时的行为恨得多么咬牙切齿，到了武田胜赖继承后仍然未有改变。所以即便武田胜赖想通过送还信长之子织田信房并由佐竹义重出面斡旋使武田、织田两家和睦，但遭到信长拒绝；而在武田家在远江的重镇高天神城提出请降时，又遭到了信长拒绝，使武田家在天下间大失面目，最终武田家被连根拔除。
如此而言，武田家灭亡这笔账，应该要由武田信玄、胜赖父子二人共同承担，而不能单说武田胜赖手段太差。
而当高务实谈到此刻北条家实际掌权者北条氏政时，他的评价也比较公允。按说在北条氏政继承家督后至小田原征伐前，整体表现也还算说得过去：力扛上杉、武田方面的压力，致力于扫荡关东那帮牛皮癣国众。
虽然，他也曾一时被武田胜赖、德川家康占了些便宜，但后来也算是扳回局面。可惜最后在小田原征伐前关于上洛一事上表现踌躇，不仅招致了北条家的灭亡，更遭到了后世的诟病，并留下了典故性的日语词汇“小田原评定”。
不过高务实本身不止是为了评价北条氏政，他和罗远说史，是为了让罗远了解关东形势，那么北条氏政在小田原征伐之前所面对的是何种形势呢？
实际上早在天正十六年初时，就已经流传着丰臣秀吉要征伐小田原的消息，所以北条方也是积极整军备战。
但同年正是后阳成天皇行幸聚乐第的关键之时，而九州也爆发了肥后一揆，按照正常思路来考虑，他认为丰臣秀吉暂时顾不上出大兵征讨是合情合理的。
正常来看，丰臣秀吉当时主要是通过与北条家有姻亲关系的德川家康劝说北条氏政服软，而且在德川家康的软硬兼施下，确实起到了作用，最后终于由北条氏政之弟氏规上洛，算是暂时给秀吉一个交代。
此时的丰臣秀吉果然也很买账，向关东诸将宣布打算赦免北条家，同时划定北条家与诸大名的领国界限，特别是裁定沼田问题。
然而，待刚刚解决沼田之事，就在一切都看似归于缓和时，便爆发了名胡桃城夺取事件。且不论此事究竟是真田昌幸的苦肉计，还是丰臣秀吉玩了仙人跳，又或是北条方顶层集团的冒险决策，再或是猪俣邦宪的个人行为，总之此事件使得前期丰臣、北条、德川多方的努力化为泡影，北条家公然违反总无事令使得丰臣秀吉极为震怒。
而且更关键的是，此刻虽有北条氏规上洛作为前期铺垫，但北条氏政毕竟尚未上洛，北条家的臣从其实落不到实锤上。再加上北条方的回复是对于夺取名胡桃城一事一概不知，而且继续拖延上洛的时限，实在不能让人完全信服，终于导致自家被征讨。
这样一来，刨除历来的对北条氏政的评价，即无法正确估计双方形势，优柔寡断等等导致北条家灭亡的愚行外，似乎尚未有直接史料明确证明氏政为何没有上洛的真正原因，但高务实分析认为，可能影响北条氏政没能及时上洛和臣从的因素大致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北条领内的经济情况。从天正十五年正月开始，北条家就开始在相模、武藏的农村征发人夫普请小田原城（出自《相州文书》），之后又相继普请了上野松井田城、金山城、武藏岩付城、下总栗桥城和伊豆山中城等等。
此外，北条家还在领内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出自《小泽敬氏所藏文书》），把十五岁到七十岁的男子都抓了壮丁，连寺院中的梵钟都拉出来敲了制作武器。
以上种种行为无不需要大量花费资金。而且因为频繁的征发，导致了不少问题，如相模国有乡村就出现了田地有余却无人耕作的情况（出自《永岛文书》），更有小田原城的家臣荫山氏广把在镰仓的宅邸卖掉换了军粮三十三俵之情况。
后来在决定先由北条氏规上洛时，氏规的三哥北条氏邦给家臣的文书中提到，在小田原普请过程中花费了永乐钱百贯、兵粮五百俵，甚至还让家臣承担了一部分。
在北条氏规上洛时，北条领内要筹集费用两万贯，北条氏邦的领地被分派了三四百贯，需要尽力筹集云云（出自《武州文书》）。
由此可见，在发展军备的同时，上洛费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和生产生活压力有多大，也可见北条领内的农业衰退，家臣和百姓有多么疲敝。何况这只是打前站的北条氏规上洛，如果北条氏政亲自上洛的支出恐会更大。
因此又可见，短期内筹集更巨额的资金供氏政上洛，对于北条家来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没准人还没启程，领内就先有人要搞一揆了。
其次是对德川家康的期待及其发挥的巨大作用。北条、德川两家其实属于不打不相识，自天正壬午之乱结盟联姻后，双方一直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氏政和家康还多次碰过面，且互换过礼物。
如此一来，当已经身为丰臣政权重镇的德川家康得知丰臣秀吉要征伐小田原的决定后立刻极力劝阻，希望能提一些条件避免讨伐北条氏（出自《真田文书》）。
同时，德川家康还积极从中斡旋，通过盟友和亲家的身份，要求北条氏政父子尽快上洛，否则就让北条家把他的女儿送回来（出自《鳄渊寺文书》），这怎么看都已经是对北条家非常明显的提示了。
后来德川家康又致信给自己的旧识北条氏规，要求其趁自己在京都时尽快上洛（出自《书上古文书》），这估计是他认为自己能为北条家帮忙说说话，打打圆场。
由此可见，德川家康对于斡旋北条家和秀吉之间的关系是真的尽了力的。但北条氏政恐怕还是想更稳妥甚至说获利更多一些，比如希望也像之前家康臣从秀吉时那样，让秀吉把老母送来等等——这就扯淡了，秀吉老爹早就不在，老娘还能另外变出一个来么？
最后，高务实认为局势的发展失控可能还与信息的纷乱以及不对称性也有些许关联。因为当时关于丰臣秀吉到底是不是真要讨伐北条家，所有人都搞不清楚，消息一会儿一变。
比如在小田原城动员时，据说是因为接到了丰臣秀吉计划出兵的消息（出自《大道寺文书》），所以北条家积极进行着准备；
但在天正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伊达政宗的一封信中又提到“关白大人是不会进攻小田原的”（出自《远藤文书》）；
而在《家忠日记》同年五月六日条中，又说“听说北条家与秀吉方的交涉决裂了”；
最重要的是，到天正十六年九月北条氏规上洛后，秀吉给关东诸将发布文书说，因北条氏规已经上洛，打算赦免北条家（出自《佐竹文书》等），这或许也让北条氏政着实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一会儿要征伐、一会儿又要缓和的形势，显然不利于北条家做出正确的判断。即便到了名胡桃城夺取后，丰臣方的做法也很奇怪，一边威压，一边又积极督促北条氏政上洛，依旧不曾堵死上洛之路，这可能就更让北条家难以断定形势。
除了这些原因外，高务实认为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北条家似乎没能准确预判双方的实力对比，这或许与北条氏政过分高估自家的家底多少有些关系。
鉴于之前臣从与丰臣政权的岛津、长宗我部均与丰臣军有过一战，尤其是岛津家以寡兵胜强敌，打败过丰臣家首批登陆的大军，北条家可能认为丰臣军的战斗力也就一般。
按照这个思路，那么实力明显强于岛津家的北条家，在占据地利的情况下应该足以一搏，何况还有两个实力不弱的所谓“盟友”德川家康和伊达政宗——这当然是误判了，伊达政宗犹犹豫豫，而德川家康根本不打算和北条家联手和丰臣开战。
而且上杉、毛利两家虽然直接臣从于秀吉，但当年也与丰臣政权的前身织田政权正面交战过，所以北条氏政的想法恐怕过于乐观，认为自家只要扛住，丰臣政权内部就可能分裂——好吧，这种误判在高务实看来主要是因为北条家没与丰臣军正面对抗过，多少有些想当然。
再有就是，由于东国是自源赖朝以来武家社会的发源地，关东地区与中枢政府的对立性可能对北条氏政的决策有着一定影响。
毕竟关东政权与中枢对立早就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并不是都以失败告终。比如关东的享德之乱时，关东与中枢政府的对立就持续了几十年才得以解决。
另外，高务实认为北条家家中的意见不统一，也可能是导致决策迟迟不能确定的原因。从事后来看，北条氏照、重臣大道寺政繁等都是主战派；北条氏规则因家康的关系并面见过秀吉，因此偏向主和；而时任当主北条氏直则似乎对两边均有倾向，或者说举棋不定。
所以，作为最终拍板人的北条氏政对于两边的说理，实在难以准确进行研判，毕竟双方的分量都差不多，而且这件事又关系到本家的生死存亡，务必慎重——慎重过头就耽误了时机。
最后高务实认为，北条家可能是在担心臣服后的地位，要知道德川、毛利、上杉等大名都早已臣从丰臣秀吉多年，传统战国大名留到最后且实力最强的便是北条家。如果臣从的话，不知是否会排在上述大名的下位，自认为关东霸主的北条家是否能接受这个结果？
何况丰臣政权里，早已有一个自家的宿敌上杉景胜。因此北条氏政上洛后丰臣秀吉会如何处置，是被扣留还是被改易，恐怕北条氏政也不得不掂量清楚。
不仅是实力问题，还有名义高低问题，当初秀吉为了迫使德川家康臣从，不仅送了妹妹，还送了老娘，而对北条家则没有这么高级别的表示。如果对于北条家不能让丰臣秀吉复制一下前面的做法，作为关东霸主的北条家怎么好轻易低下高贵的头颅呢？
说白了，还是北条家与丰臣政权的博弈，只不过北条家高估了自己手上的筹码。
京华北洋舰队关东分舰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登陆城之岛，并且立刻向北条家派出使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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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此时关东有个忍城，忍城里有个传奇人物……
第259章 火中取栗(二)
北条家在三崎城之岛上本无驻军，但在城之岛对岸就是三崎城，而三崎城是有驻军的，只是由于北条家认为三崎城在自家伊豆水军和相模水军失败之前不会有什么危险，因此驻军人数非常有限，总共不过六百人左右。
罗远派出的使者表示，海贸同盟已经成立“日本关东分舰队”，并指派他率领关东分舰队来关东地区设立基地，随行兵力为“巨舰三十余艘，大军万余”。他要求与北条氏政、北条氏直父子进行谈判，并明白表达：海贸同盟愿意出资租借三崎城为商贸基地。
三崎城和城之岛相距只有七八里远，守军派人瞭望，果然望见巨舰三十余艘。不过对于“大军万余”，守军认为似乎有些水分，他们认为海贸同盟日本关东分舰队带来的兵力约在八千人左右。
实际上这个估算在总人数方面还算比较准确，因为随行而来的正规兵力即陆战队虽然只有一千八百人左右，但海军人员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十艘武装运输舰的随舰人员。
按照京华武装运输舰的编制，每艘武装运输舰定员180人，三十艘就是5400人，再加上关东分舰队旗舰“左翼轻骑兵”号定员约300人，这就接近6000了。
除此之外，由于早有预计，罗远认为自己要么需要改建三崎城，要么需要直接在城之岛布防，故而还经高务实批准，调了一千多名京华基建的设计工匠和强壮劳力，实际上全舰队带来了约9000人。只不过三崎城守军不太清楚各舰的实际船员人数，所以估算偏低了一点点，但也无伤大雅。
九千对六百，而且对方拥有坚船利炮，如果真打起来，临海而建的三崎城铁定是挡不住的，因此三崎城守军立刻表示愿意谈判——当然不是他们谈，他们只能马上送信给小田原城，让北条氏政、氏直父子来定夺。
罗远对此表示同意，因为他也打算趁此机会修建临时工事，以免北条家脑子抽风要武力夺回城之岛——这种可能性其实很低，但防还是要防的。另外，等到丰臣秀吉大军到位，也难说这位关白大人会不会要夺岛，毕竟他手里的水军实力只是相对于海贸同盟而言比较弱，单单相较于关东分舰队来说还是不弱的。
城之岛建筑工事的举动当然瞒不过三崎城，但三崎城守军对此直接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他们手里只有六百人，其中武士只有约两百，而且只有几艘小船，对于对岸的城之岛完全没办法。
北条家收到消息不慢，次日上午就接到了报告，而此时的北条家正处于“小田原评定”之中。所谓“小田原评定”，之前提过一句，在后世《日本国语大辞典》中是这样解释的：来源于天正十八年，丰臣秀吉进攻小田原城北条氏之际，城中对于合战的意见不合，白白浪费时日，指永远也没有结果的会议、商谈。又称“小田原谈合”、“小田原咄”、“小田原相谈”。
具体道当前的北条家，则正是面临秀吉军的来袭，家中意见无法达成一致，延迟决定，这样没有结果的商谈称为小田原评定。
这次评定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从正月直到二月初，北条家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决策。这时主张固守的中心成员是松田宪秀，主张出击的是伊势定宗。不过，出击论的首倡者其实是钵形城主北条氏邦，只是他离得远了些，所以在小田原城反而是伊势定宗为核心。
不过无论是伊势定宗也好，是北条氏邦也罢，都无法明确判断这样做究竟是对是错。北条氏政和北条氏直父子此时为决定采取固守还是出击迎敌的政策而举行过这样的大讨论本身谈不上有错。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还在纠结于固守还是出击之时，丰臣秀吉的战略规划早已完成，这位日本关白的思路很明确：各个击******于攻方的秀吉方面，在进入天正十八年之后，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早就被任命为小田原攻略先锋的德川家康，于正月二十一日召集诸将进行军事会议；被命令出动水军的毛利辉元，也在二十八日命令家臣开始准备。
如果按照原历史上的情况来看，三月一日，秀吉会亲自率领三万两千的直属部队，从京都的聚乐第出发。不过，在此之前，先锋德川家康早已出征。
三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四日，作为先锋的德川家康军，与北条氏的前卫——守卫伊豆诸城的军队开始短兵相接。秀吉方对于北条氏的各支城，也早就做了详细的调查，哪座城有多少兵力，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己方实力被对方掌握这一点，北条家也是清楚的，对方能够出动的军队至少是自家的数倍，他们同样清楚，故而对于自家腹地忽然冒出来的海贸同盟势力，北条家又开始争吵起来。
首先是对于这支力量的目的判断，北条家出现了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海贸同盟此来其实是秀吉的阴谋。这个观点主要由对秀吉经济实力的估算来支撑，因为在海贸同盟经营日本贸易这十余年里，海贸同盟的风格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话来归纳“要钱不要命”。
不要误会，这不是说海贸同盟武力抢掠，为了钱连自己的命都不要。这句话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来说的，指海贸同盟只想赚钱，不想杀人。
由于这个固有印象，北条家一部分人认为海贸同盟肯定是收了丰臣秀吉的大笔报酬，帮丰臣秀吉在北条家的腹地先捅一刀——因为海贸同盟本身很有钱，所以肯定只有丰臣秀吉有足够的财力“收买”他们。
但更多人还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理由是海贸同盟一到就向北条家提议“租借”，并且明确表示愿意付租金。人家既然肯给钱，而且表示租金可谈，那指责他们是收了丰臣秀吉的钱做雇佣兵就没道理了。
北条氏政这一次总算判断得比较快，认为不管怎么说，可以先谈。于是北条家开了一个自认为的高价：海贸同盟出资每年一万贯(永乐通宝)租借三崎城及附属地区，或以当前价格的大米来支付。
此时的日本经济水平很低，三崎城又不发达，一年的税收顶破天也才区区两千多贯，按照每年一万贯来算，北条家赚得盆满钵满。不仅如此，那个可以用大米支付更是坑上加坑，因为马上就要大战了，各种粮食的价格都是一天一个价——不对，是一天几个价，天天都在涨。而大米作为武士阶级的主粮，更是涨到让人目瞪口呆。
决议既下，次日一早便送去了罗远手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罗远当场表示接受，并表示愿意提前支付五年的租金，其中两成以永乐通宝支付，八成以大米支付。而且“为示诚意”，他愿意率领派船前往小田原城海边，当面与北条家达成交易。
罗远提出的唯一要求也“妙不可言”，因为他要求租借三崎城五十年，每五年进行一次支付。
北条家风雨飘摇，海贸同盟居然要达成这样的长期租赁，北条家收到消息简直欣喜若狂。要知道，哪怕是这一次的交易，北条家也能直接获得一万贯永乐通宝和大量大米，这对于稳定“笼城战”中的小田原城是有极大意义的。
要知道，此时日本的大米亩产非常低，单季米的亩产大概只在200斤出头。
当然，想估算古代米的价值非常麻烦，必须把所有情况都换算为古代标准。之前说过，日本此时的平民不是不吃米，他们只是不舍得**白米，因为白米、大豆之类的农作物的价格是最高的，也是大名最喜欢收集的。
农民省下值钱的作物，吃些赤米、黑米、玄米乃至米糠、杂谷等等农作物充饥才是最划算的。由于资料不全，后世学者只能将手头的数据“理想化”处理。
战国时代很难推算稻米在食物里所占的比例，不过有一份明治七年的数据显示，当年的农业占全国产值约6成，稻米约占总产值的4成，占农业的62.8%，那么按照这个比例，去掉烟草等经济作物，以及甘薯等外来作物，稻米产量在米、麦、豆、杂谷、果实等农作物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为76%。
假如16世纪末水田是100万町，每反平均产1.4石，旱田50万町，每反平均产1.2石，总共加起来差不多2000万石，跟石高也差不多。果真如此的话，稻米产量在所有农作物中所占的比重就有7成，比明治时期少一点。
呃，扯远了，总之在此刻的关东地区，也即北条家的地盘上，原先米价是一石米卖0.86贯，而在丰臣秀吉发布小田原征伐令之后不久，现在米价已经基本处于一石米卖2贯钱的高位了，翻了一倍不止。
换句话说，罗远愿意把今后五年三崎城的租金用大米支付，就相当于他要一次性给北条家两万石大米。
这些米可以供多少人吃多久？按照江户时代的扶持米，男每日5合，女每日3合，平均为4合。1000合为一石，即一石米可以供250人吃一天。
小田原城虽然号称日本第一坚城，但实际上小田原城所属的相模国石高不到20万石，人口也远不如北条家掌握的另一关键国武藏国，因此在小田原城没有进行“笼城”时，城中人口不过四万余，就算进行笼城，预计人口最多也不会超过七万。
换句话说，2万石大米，至少可以供小田原城在笼城阶段吃71天多。天降横财啊，你说北条家惊不惊喜？
所以北条氏政一改拖拖拉拉的风格，立刻指示自己的儿子、北条家的当主北条氏直和关东分舰队使者签订合约，双方约定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条：
北条家代表“日本国相模守”将三崎城租借给海贸同盟，租期五十年；每年租金为永乐通宝一万贯，或当时等值的黄金、白银、大米，海贸同盟可选择性支付，支付每五年一次；“日本国相模守”确保租赁合法性，海贸同盟可在三崎城自行设置“城代”管理并按照需求驻扎军队、舰队保护三崎城安全。
此外，北条氏直本人临时提出了一条密约，希望“在我方有需时，海贸同盟可以提供一定的支持，包括武力支持，北条家会对相应支持给予回报。”
罗远的使者在补充了一句“贵方所言之回报需要与我方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后，果断表示了同意，并当初签订，双方换约保存。之后北条氏直当场下令给三崎城方面，撤回驻军至小田原城。
然后罗远的使者心满意足地带着合约返回三崎城之岛，而北条氏直也兴奋地赶回城内，打算与父亲及诸位家中大老商议如何利用这份密约。
罗远收到消息，立刻派陆战队标统高云平率领本部接收三崎城，当天完成三崎城移防工作，三崎城北条家守军撤离，赶回小田原城。
京华基建方面的人随即跟进，进入三崎城开始对城防体系进行棱堡化改造，罗远本人负责港口设施的规划，同时派船去萨摩联络当地舰队，向高务实申请紧急粮食支援——因为之前那笔租金粮其实原计划是他们要储备起来的军粮一部分。
粮食问题不大，南疆方面这几年不仅早已恢复战前的粮产量，而且在京华的规划指导下，再加上对三大平原的开发，南疆的粮产量连年增长，已经拥有不小的出口盈余。两万石大米对日本一家大名而言是飞来横财，但对南疆来说却几乎只是九牛一毛罢了。
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作为秀吉这方，考虑到如果不把控制东海道的山中城攻陷的话，就无法进行下一步攻略。于是，秀吉在三月二十九日任命其外甥丰臣秀次为总大将，对山中城进行攻击。
丰臣秀次亲自率领一万九千五百人的军队，再加上中村一氏、山内一丰、田中吉政、堀尾吉晴、一柳直末等成员，总数号称六万七千八百人。
这个数字虽然多少有些夸张，但与山中城守兵四千，最多五千相比，攻方至少是守方的十倍左右。
小田原征伐令下达之后，丰臣军与北条军的第一战即将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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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9章 火中取栗(三)
作为防御丰臣军的前卫，山中城被建造得十分坚固。不过，兵力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五倍而攻之，现在兵力差高达十倍，守军的心理压力当然非常大。虽然丰臣军的总攻原本定在正午，但是由于秀吉的本队到达是在正午过后，所以总攻实际开始时间是下午三点左右。
以城主松田康长为首，北条氏胜、间宫康俊、朝仓景澄等人率领的北条军也尽力防守，但岱崎出丸首先被攻陷，最后西之丸也被攻落，结果只到黄昏左右，整座城都被攻陷了。
北条氏花费了几年的时间修建的城池，才仅仅半天时间就被人夺走，这个消息对于北条氏而言毫无疑问是震撼性的，这意味着继承织田信长兵农分离政策的丰臣秀吉大军在战斗力上远胜于北条氏传统的“精锐武士率领大批农兵”军事体制。
如果高务实在此，他可能不会对这种战况感到惊讶，但有可能对于大明当前的军事体制感到担忧，因为大明的军事体制现在实际上和北条家这种模式也很像，无非是将门家丁类比武士，卫所兵类比农兵。
幸好原历史上的朝鲜之役大明首批出动的是李家军的嫡系，家丁比例足够高，而后期也是出动宣大将门的嫡系，军队主力同样还是家丁，这才使明军以弱势兵力打赢了日军。至于李家军因此伤筋动骨什么的，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丰臣军的思路是各个击破，故三月二十九那天，另一支部队同时在攻打韮山城。
按照北条家的布置，足柄城-山中城-韮山城(韮，通韭，韭菜的韭。)这一线结成北条氏西部防线，而秀吉的计划则是同时攻陷其中的两处。
负责丰臣军韮山城攻略的是织田信雄、细川忠兴、蒲生氏乡、蜂须贺家政、福岛正则等人，共率领四万四千大军。
不过，与山中城仅仅两个时辰左右就被攻陷相比，韮山城就没那么容易攻下来了。在原历史上，此处最终开城投降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实际上坚持了三个月的笼城战。而坚守韮山城的是北条氏规的手下，他们的劣势其实也很大，一共只有三千六百人，比山中城的守兵还要少。
在后世，很多人认为山中城不到半日就被攻破，而韮山城却坚持了三个月，乃是因为韮山城的防御工事比较坚固。不过如果说要塞坚固的话，或者说城的构造巧妙的话，事实上山中城根本就不在韮山城之下。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攻方意识上的差别造成了这种情况。因为，山中城这方面，作为秀吉而言是必须要攻下来的，因为这边出动的是他自己的本队主力，如果拿不下或者拖拖拉拉，面子上就很难看了，因此这支本队集中了他从大明走私获得的大量京华产大炮；
而相对的，韮山城方面却不一定需要立刻攻下来。攻下来自然好，即使攻不下也无关大局，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慢慢攻下来还更好——你不能比关白大人还能打啊，对不对？
因此这样一来，借着一鼓作气攻下山中城的气势，秀吉军四月一日在箱根山布阵，第三天到达箱根汤本。三天时间的修整过后，秀吉主力向小田原进军，开始采取包围小田原的态势。
那小田原城已经如众人所料的，在大城郭与护城河的重重保护之下，即使秀吉动用了超过二十万的大军，也不是可以轻而易举攻下的。这座巨城有超宽的护城河，石砖制成的高大城墙，而且结构坚固复杂，秀吉手里虽然有不少炮，但缺乏重炮，打小城固然可以一股而下，打这种巨城就不太方便了。
当然，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麻烦，就是海贸同盟此前早已悄悄压低了硝石的出口量，导致日本这边空有近乎无限量的硫磺供应，却没有硝石配套，导致火药产量根本上不去，近期甚至接近停工。
平心而论，小田原城那些高度一丈余的城墙对比大明真正的雄城而言算不得什么，但在日本而言的确是BUG一般的存在，城和町都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在外郭上有通往城外的九个出口，要想进出城只能通过这九个口。而且，每个口都由北条家的一门众或跟随北条家数代的重臣把守，防守十分严密，丰臣秀吉抵达之后亲自查看，也不得不承认无法在短时间内攻落此城。
秀吉重新审视，认为此战已经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包围战，因而他为攻略小田原城特意建造了一座新城。这座新城就是以“一夜城”闻名于世的石垣山城，通常被称为石垣山一夜城。
不过“一夜城”这件事其实并不真实，秀吉着手石垣山城筑城是在四月六日。虽然被称为“一夜城”，后人多少会受短时间建造起来的城这一印象的影响，但实际上这城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建造，工事全部完工是在六月二十六日。所以它事实上不是什么“一夜城”，而是八十日城(注：根据《家忠日记》记载)。
在这段时间里，一贯好色的丰臣秀吉甚至把妾侍淀殿从大阪城接到石垣山城，还招来很多能剧的艺人表演能剧，一边这样做，一边继续围困小田原城，进行持久战。
为了小田原攻略，秀吉不仅动员了二十二万大军，还同时命令水军攻击伊豆半岛的伊豆水军据点，另外又往相模湾配备水军，从海上对小田原城进行包围。
与此相对的，北条军将散落在领内支城中所有的士兵都计算进去，只有大约五万六千人。其中有像刚才所说的已被攻落的山中城那样，一座城中有四千甚至五千的守兵，而就算再小的支城，至少也有七百人。
秀吉一方面包围小田原城，另一方面将领内的支城各个击破。
小支城中，大多包围了一天都不到，就开城投降。不过，松井田城、韮山城、钵形城、岩付城、忍城这五座城都顶住了比较长时间，目前尚未落城。
在高务实的插手下，历史的插曲就出现在了这一时刻，具体来说则是发生在忍城。
忍城事实上并不算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池，它是由许多散落在沼泽、湖泊中的几个小岛构建成的天然要塞。
小岛与小岛之间架桥连接，但有的岛之间并没有架桥，只能通过其它的小岛才能到达，这就构成了这座城市错综复杂的地形。而忍城的地形注定了这座城市就算被围也不用担心食物和水源，因为湖泊沼泽中长满大面积的荷花，如今这个时节就恰好可以吃莲藕，湖泊中的鱼类资源也极为丰富，这就足以保证这座城市自给自足。
不过忍城的问题也很大，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因此兵力也极其微弱。忍城进行笼城的时候，附近的老百姓都进城避难，可即便如此，几个岛屿要塞加起来总计也只有3700余人，不到四千之众，其中约有8成的人员都加入到战斗中，当然大部分主要是进行城防辅助，算不算正规参战不好说。
在排除当地百姓之后，忍城的实际兵力大约为武士80人上下，普通士兵400人上下。而一开始攻击忍城的丰臣军兵力高达2万多人，后期最高峰更是增加到4万多人，全军总大将正是本书之前提到过多次的石田三成。
虽然石田三成深受丰臣秀吉信赖，麾下兵力也碾压忍城之兵，不过在攻击中，石田三成率领的军队始终没能攻破忍城的任何一座前线守备口。
其实倒也不是石田三成不懂指挥，或者是将士畏敌，实在是负责守卫忍城的总大将太勇猛了，只要石田三成进攻，忍城总大将总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加上一票虽然年纪大但经验丰富的武士帮忙，石田三成左攻右打，都只能无功而返。
石田三成率领军队猛攻七天，但都无功而返，丰臣秀吉得知后，命令石田三成使用水攻。
这个命令让石田三成目瞪口呆，因为忍城本来就是湖中岛屿联合形成的要塞之城，这种地形就已经决定水攻不会有任何效果，但无奈丰臣秀吉坚持要求使用水攻，还表示自己将在水攻那天率领其他将领前来观战。
奉行派的特点就是自己没有多大的实力，全靠家主赋予权力，因此石田三成根本不可能违背丰臣秀吉的命令。无奈之下的石田三成只好到处找人筑堤，七天后这条长达28公里，高9米，宽7米的堤坝正式竣工。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前来筑堤的人当中，就有忍城守军混进来的人员，他们在筑堤工程中在一些关键位置上动了手脚。而此时忍城因为水位上涨，丰臣军无法进攻。
忍城的守军甚至趁机各找乐子。忍城总大将甚至在城中举办宴会，让在远处山头观望的丰臣军不由惊怒交加，然后又感叹连连。
而水位的不断上涨也冲击着堤坝，在本身就有漏洞的情况下，这座堤坝自然而然地决堤了。石田三成因为在筑坝之时就有所防备，因此其率领的军队人员伤亡并不严重，但无论如何，其士气已经极为低落。
问题来了，为什么久经沙场的丰臣秀吉会强迫石田三成对忍城使用水攻？
答案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因为在丰臣秀吉半生征伐中有一个堪称巅峰的事件，叫做“水淹高松城”[注：此事历史争议不多，我就不解释了，不清楚但有兴趣的朋友直接百度即可]。
水淹高松既然是丰臣秀吉此前的杰作，那么在天下平定的最后一战中，他想复制一次辉煌胜利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或许丰臣秀吉认为这个做法一旦成功，将来必是一种很传奇的“首尾呼应”吧。
不过就在此时，石田三成忽然时来运转，丰臣军的细作探知消息，忍城的城代——也就是代理城主成田泰季病死！
按照石田三成的了解，成田泰季是忍城最坚决的主战派，而且由于他是城主成田氏长的亲叔叔，在忍城地位独特，可谓一呼百应，称得上是忍城的主心骨。那么，成田泰季一死，忍城落城岂不是指日可待？
且慢，这里似乎漏了什么事——如此重要的战争期间，忍城为什么会有城代？换句话说，城主成田氏长去哪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小田原征伐令下达之后，丰臣秀吉出兵的消息一传到小田原城，北条家就下令忍城城主成田氏长领一半兵力驰援小田原城，所以成田氏长带了半数忍城守军早已去小田原城助战去了，这也是忍城兵力少到只有数百人的原因，本来他们也是有千余人马的。
成田氏长因援助主君而出征在外，按照传统来说，一般会安排自己的儿子作为城代。然而问题在于他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因此只好把城代一职交给自己的亲叔叔成田泰季。
以成田泰季的地位和在忍城的号召力，当然有能力做好这个城代，可惜他现在又病死了。根据石田三成这里收到的情报，成田泰季的儿子成田长亲是个懦弱之人，虽然长得很高大，但并非勇悍魁梧式的高大，他只是个头高而肥胖，连骑马都不能自己爬上去。
而且成田长亲的性格非常懦弱，据说他走在乡间的时候，虽然一身武士穿着，但即便田野村夫都敢让他帮忙干农活——这在阶层固化的日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咄咄怪事，因此导致忍城百姓不仅私下，甚至当着他的面都敢叫他“阿斗殿下”。
这么一个人，石田三成自然不会放在眼里，因此不顾溃堤造成的士气打击，再次传令诸将出击。
谁知道，这次出击依然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那位忍城的总大将再次果断出击，以精锐兵力击败丰臣军前军，后军随即自行崩溃。
石田三成虽然大怒，可是他也没办法——手底下的人都是各家联军，几乎全是一方大名，丰臣秀吉如果亲自来坐镇，那倒是指挥得动，可惜石田三成他指挥不动啊！他今年也才三十岁，此前根本没有直接的战功，那些大名一个个都类似于大明的“将门”，谁肯听他的？
再说，丰臣秀吉之前的命令也给了他们借口，一个个嚷着让石田三成继续修大坝——修大坝可以磨洋工保存实力啊，自然比跑去和忍城那位神秘的总大将硬拼好一万倍。
不过，就在石田三成头大如斗之际，小田原城中也有个人心急火燎。
此人就是刚刚得知亲叔叔成田泰季病死的忍城城主成田氏长，而让他心急火燎的原因，除了忍城本身在他看来已经岌岌可危之外，剩下的便是那位迄今为止都还无比神秘的总大将之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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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暗示这位忍城总大将到这个地步了，该猜出来是哪位了吧？诶嘿嘿……
第259章 火中取栗(四)联姻？
成田氏，一个在日本战国背景游戏中长期处于打酱油地位的家族；忍城城主成田氏长，也不过是一个在各大游戏中能力都很平庸的角色，譬如在著名日本战国游戏《信长之野望》中唯一突出的就是统率较高，但仍然没有超过70，其战法仅仅是齐射之二，就连寿命都只是中规中矩的53岁。
按理说，这样一个中规中矩的属臣城主，北条家应该是放心的。况且成田氏的忍城以极其弱势的兵力扛住丰臣家两万多大军近半年，称得上是意外的奇迹，还应该被北条家简拔重用才对。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成田氏长在小田原城不仅未被重用，甚至备受怀疑。当他提出希望带兵回援忍城时，更是遭到北条氏毫不犹豫地拒绝，甚至把他和他带来的军队撤下一线，实际上软禁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这还得从成田氏与北条家从属关系成立的历史说起。
将历史倒退到约一百五十年前，也即公元1454年末日本爆发“享德之乱”开始。关东将军足利家内部发生矛盾，开始分化，将军家开始分成足利氏和上杉氏两派，关东的成田氏很快被卷入其中。
成田氏是出自藤原的名门，家族祖上也曾经也有过风光，但似乎因为在镰仓之后的南北朝时代支持南朝而被幕府压制，家业迅速衰落。
此后成田氏就一直作为依附于有力大名的名门氏族出现，常年在足利氏与上杉氏间徘徊。早前成田氏曾跟随上杉宪实，被推荐为下总守，“享德之乱”后足利家分裂，足利成氏与结城氏在古河建立古河公方，与关东管领形成对抗的态势，当时的成田氏当主成田显泰与一门别府氏一同从上杉氏改为支持公方，开始了成田长达百年的反复之旅。
可以说，自“享德之乱”开始，成田氏在家中基本担任边境的防卫和进攻工作，整体属性就两个字：“炮灰”，而这也逐渐培养出了成田氏异常扭曲的政治人格。
不久，扇骨上杉名将太田道灌出现，筑江户城，一时威风八面，战略上很快压制了公方，成田显泰观察形势，降于太田道灌。不久显泰隐居，嫡子亲泰继承当家。
然而好景不长，扇骨上杉在与山内上杉的内斗中处死自己重臣太田道灌，成田家见势不妙，立刻转向从属山内上杉，并在这一段时间被关东管领上杉显定重用，颇有功名。
此后亲泰开始对忍氏开始侵攻，实力不强的忍氏很快被击破，成田亲泰控制了忍城，并继承太田原先的筑城技术，对忍城进行大规模扩建，利用周围多深田、洼地的地理环境，将忍城建成了一个四周洼地、中心坚固的奇异城池。从此之后，忍城也成为成田氏后来多年的根据地。
可惜好景依旧不长，到了1546年，也就是《信长之野望》玩家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年份，北条氏康横空出世，在河越夜战中一巴掌拍飞了关东管领和古河公方的联军，关东局势强烈震荡。
仅仅六、七年后，北条家攻到忍城，新当主成田长泰审时度势，开城不战而降，这是成田家第一次从属北条。但是没过多久，受到上杉宪政怂恿的长尾景虎——也就是后来的“军神”上杉谦信——讨伐北条家。
成田长泰迫于长尾家的军威，尤其是长尾景虎本人的威势，又一次顺势选择了从属强者，改换门庭投于上杉一方。谁知道北条氏康以少胜多，以河越城为进图天下的跳板，夜袭联军，一夜成名。
后面的历史如果看过大河剧中“风林火山”的人想必都会印象深刻：上杉谦信在剧中难掩怒火，拿着马鞭啪啪地抽打倒在地上的成田长泰的场面。
当时自恃出身名门的成田长泰，在上杉谦信参拜鹤冈八幡宫时，非但不行礼节，连马都不下，被上杉谦信硬拉下马一通虐待，真是架子没摆成，还受了奇耻大辱。
据说鹤冈八幡宫与成田氏的渊源深厚，故成田长泰不以为然。不知此事件是否属实，若果真如此，长泰未免有些迂腐及不识时务。不过不论真假，都能看出长泰与谦信两人的关系已经交恶。恐怕像谦信这种自诩正义的名流对两面三刀的成田家颇有鄙夷吧。
总之，在此事发生之后不久，成田家果断再次跳反，第二次从属于北条家。
谁知道到了1562年，也就是嘉靖四十一年、高务实和朱翊钧出生的前一年，成田长泰的嫡子成田氏长继承了当主之位。
这位老兄第二年就耐不住寂寞背离了北条氏，与关东太田氏结盟，并且娶了太田资政之女阿珠，又表现出对北条氏对强烈的逆反，立场向上杉方倾斜。不过此时随着相越同盟的深化，北条与上杉并没有大规模的冲突。
然而就在北条与上杉达成和解后，两家在领土问题上作出决断，北条将成田旧领归入上杉领。不知是不是因为领国问题，成田氏长却在此后选择了跟随北条家，这次从属在原历史上一直持续到北条氏灭亡。
其间，成田氏长虽然曾经动过亲近织田信长的念头，但是随着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的遇刺而烟消云散。随后几十年，天下政局反复，无论是名门武田、上杉、织田，还是随波逐流的关东小大名太田、结城，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独小田原城屹立不动，因此从属于北条的成田家也经历了一段平稳的发展期。
织田信长遇刺后，羽柴秀吉开始雄起，丰臣军东征西讨，除了在小牧长久手之战吃了点小亏之外，几乎是所向无敌，一时天下几乎尽收眼底，唯有坐拥小田原坚城的北条家维持着强硬的姿态。
在小田原被围之后，北条家所有属城绝大部分在很短时间内皆尽落城，要么被攻破，要么直接开城投降，唯有成田家的忍城作为一座并不算强大的属城迟迟不破，反而取得了不少战果。
这种局面，无论是对当主成田氏长本人，抑或者对整个成田家来说，都是一种奇特的状态。成田氏在历史上来看虽无特殊本领，但不得不说，这个顶着名门之后的小大名家族，能够历经百年飘摇而不倒，至少是具备一定政治敏感度和决断力的。
而氏长作为家督，虽然器量、武艺、军略、内政在后世人眼中皆属平庸，但显然还是懂得在对的时候亲近该亲近的人，一直把握着家中的大方向。
在二十余万丰臣大军到来之际，成田家依附着仅有几万杂牌军的北条氏，仍能保持冷静坚决应战，这本身就是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成田家的勇气在战国末期终于体现了出来。
在小田原之战(指整个战役)之中，氏长与弟泰高等将支援小田原城，成田肥前守泰季、岛田出羽守、今邑佐渡守、山田河内守、坂本将监、福岛勘解等家臣留守忍城，并在后来动员了士兵、百姓等近三千人笼城。
秀吉令石田三成、长束正家水攻忍城，但成田氏派人悄然破坏，适逢天降大雨，堤坝决口，石田军被淹死200余人，这一战也成为后来被称为“战下手”的石田三成的军事污点，两军兵力的悬殊却用水攻，错误的进攻方式常被拿来耻笑，但其实水攻的进攻方针其实是秀吉决定的，而非三成的决断。
不过成田的这股有些偏执的勇气似乎不同寻常，事实上，成田氏长的本意是自己率主力部队支援主家北条家，但一直在考虑暗通丰臣秀吉，并打算命令城代一门的成田长亲及家老们在丰臣大军开到时主动投城，以不抵抗之态度保全家名存续。
如果说北条氏作为最后一个抵抗丰臣政权的武家是愚蠢，那么作为北条附属的成田氏则更多的是无奈。从整体来看，归顺丰臣秀吉其实已是必然，但作为武士又不能有失体面，一仗未打就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所以暗中操作，等待投降时机看似是个万全之策。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成田家的主力大军开走后，石田三成派出其副手、大藏大辅长束正家出使忍城。长束正家作为原织田四天王之一丹羽长秀的副手，此时早已是丰臣家的重臣，对于只剩区区数百兵力的成田氏完全看不上眼，态度极其高傲，言语之间表现出一副“你们若降，我们便留你们一命；若是不降，那就踩死你们这群蝼蚁”的姿态，至于谈判……你们配么？
成田泰季在与长束正家的谈话中被彻底激怒，愤而带领着城内不到数百残军和百姓，与石田三成的23000人马直接开战。
战争进行到现在，丰臣秀吉在小田原城之外寻欢作乐，带动了附近的经济，而小田原城之内由于得到一笔横财，迄今没有丝毫败象。不过随着韮山城的失陷，北条家在战略上已经颓势尽显，成田氏长不得不做出决策了。
然而，成田氏长的决策并不好做。他现在最纠结的是，已经去世的叔叔成田泰季打乱了他的计划，由于坚决抵抗，而且战果还特别显赫，导致成田氏长无法判断此时派人通知忍城投降会造成什么后果。
丰臣家若是气量恢宏，对于之前的战事既往不咎那还好，若是丰臣家觉得成田氏的有力反抗让他们丢了颜面，尤其是折了关白大人的面子，非要追究到底的话，那忍城方面的家人、家臣搞不好会死得一个不剩，成田氏的家名将来也未必能够保全。
犹豫之间，近乎被软禁于小田原城内的成田氏长忽然得到一个消息，三崎城的罗远派来了使者，面会北条氏政、氏直父子。
成田氏长虽然差不多已经被软禁，但或许是北条氏也考虑到成田氏至少在此战中表现不错，对于他带来的人还是比较客气。譬如说他堂弟成田泰高，因为平时与北条家的人关系和睦，就拥有较大的自由活动权力。
成田氏长于是暗遣成田泰高想办法找到机会与罗远的使者见面，密议了一番。而罗远的使者并非普通人，正是陆战队标统高云平。
高云平此来本是应邀，原是北条家要找海贸同盟求援，而正巧罗远也有几件事要和北条家商谈，为了显示诚意并保证有权代替罗远作出决定，再加上此时的小田原城本身还挺安全，于是便由高云平亲自来了。
先说北条家的意思，他们找罗远求援当然是因为目前局势不妙，虽然小田原城本身看来并无陷落之虞，但外部形势已然大坏。
在小田原城外游山玩水的秀吉并不是真的松懈，他派遣军队四出攻打北条家在关东的支城，北条氏在关东的统治基础被摧毁，各个重要防御据点的城池被攻击，松井田城、岩规城、钵形城已然相继被攻克。
而前几日，长期抵抗的韭山城被丰臣军攻克之后，北条方残余的城只剩下小田原城和忍城。考虑到忍城虽然坚持，但毕竟兵力薄弱之极，北条家本来早已把忍城看做迟早失守的一座敌城。
可是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个地步，小田原城面临的威胁就巨大无比了，因为此时此刻忍城吸引的丰臣军已然至少高达四万余，甚至有说法已经高达六万——根据最新消息，从北陆南下的上杉景胜、前田利家已经抵达，加上先其一步抵达的浅野长政(其实此时还叫浅野长吉，为方便起见都以长政称呼)，说有六万大军似乎也说得过去。
北条家考虑，如果忍城丢失，这六万大军再南下小田原，那么小田原城说不定就危险了。丰臣秀吉方面虽然财雄势大，但维持二十余万大军的补给不是开玩笑的事，每天的消耗都是海量数字，一旦军粮消耗太大，丰臣秀吉或许就将被迫改变包围之策，令二十余万大军强攻。
这么做固然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可是小田原城虽然坚固，城里的兵力却并不多——不到三万人，落城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北条家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从海贸同盟处获得粮食补给；二是希望海贸同盟给忍城也提供一定的支援。
对于第一条，北条家的计划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他们提出以三崎城“下一个五年”的租金作为冲抵，并且北条家只收九成，但全部收粮食。
罗远对此早有猜测，虽然北条家在高务实的预计中肯定是会覆灭的，但高务实早就告诉过他不必在乎这个，因为高务实在乎的是北条家签字生效的合约。换句话说，高务实要的仅仅只是拿到名义——丰臣秀吉有很强的商人思想，高务实不怕有了名义之后无法和他谈妥，何况如果实在谈不妥，那就打一仗好了。
高云平于是提出，原则上可以答应，但这次不谈什么市价，总之再给两万石大米就算了账。北条家答应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已经与成田氏长的堂弟成田泰高密会过的高云平提出让成田氏的人也参加会晤，因为他要问明忍城的具体情况。
北条家现在没有多少谈判的筹码，只好答应，于是成田氏长出现在了会晤中。
三方并没有一开始就谈“援助什么”，而是谈“如何援助”。结果得出的结论是由海贸同盟派遣战舰溯荒川而上，直抵忍城进行援救。
海贸同盟在日本经营多年，虽然并不曾溯荒川而上，但对于关东水系的水文情况却早有搜集。此次罗远出任关东分舰队司令，更是带着大批水文资料详细了解过一番，日本关东的荒川、利根川、江户川等主要河流在此时都是可以通行的。
武装运输舰虽然在这个时代的日本完全可以号称巨舰，但毕竟它们放在后世也不过区区八百吨排水量，进入这样的大河当然没有问题，只要不跑到源头上游就行了。
不过，对于如何支援，以及支援之后的回报问题，双方却出现了不同意见。
北条家岌岌可危，城池丢得只剩小田原城和忍城，忍城既然待援当然指望不上，而小田原城本身也是压力山大，因此北条家只想空手套白狼，什么实际成本都不想付出。成田氏长倒是愿意付出，可惜他啥也没有。
谈来谈去谈不拢，最后成田氏长抛出了一个让高云平目瞪口呆的计划：奉上自己的长女与罗司令联姻。
可能是成田氏长考虑到自家的家格虽然很高，但毕竟眼下地位不高，只是北条家的属臣，因此他还透露了一件事：他的长女就是此时忍城的总大将。
既然是要和自己的上司联姻，高云平就做不得主了，只能请北条、成田两家稍等，他亲自回三崎城向罗司令汇报之后再说。
等他回到三崎城向罗远一汇报，罗远也惊了。领着忍城那点弱势兵力打得丰臣军一众名将一筹莫展的忍城总大将居然是个十几岁的少女？这简直是“东国的立花訚千代”啊！
不过话虽如此，罗远却不敢答应这门联姻。虽说高务实早就告诉他，支援北条家的目的是希望多给丰臣军放血，无论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丰臣军在关东拖得越久便越有利于将来海贸同盟的计划，所以不必太考虑划算不划算的事。
然而罗远不得不考虑，如果自己和日本某家大名联姻，将来老爷会不会怀疑自己的立场？作为家丁，并且是未曾改姓的家丁，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足够严重，绝对不能开玩笑。
所以他立刻再次派出使节抵达小田原城，提出了一个新的联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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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9章 火中取栗(五)
忍城又称漂浮之城，如今这个绰号因为此前石田三成的水攻变得更加名副其实。随着“石田堤”的崩溃，忍城附近变成了一片泽国，虽然石田三成率领的丰臣大军因为荒川河水的泛滥而不得不外撤一段距离，但忍城周边更是不堪，完全成了沼泽地一般。
此时此刻，只有对忍城极为熟悉的人，才能靠着脑海中忍城附近的河道记忆，划着船外出和进入忍城，丰臣军为了不陷入泥泞沼泽，已经基本停止了进攻。他们准备等几个大晴天过去，夏日的曝晒将沼泽地的水分蒸发再恢复进攻。
趁着这样的机会，忍城总大将得以率领其亲信马回众临时转职为医护，为受伤的武士、农兵进行救治和护理。
马回众居然能当医护人员使用？这看起来实在有些古怪，因为在此时的日本，马回乃是一军本阵的警卫力量，负责本阵指挥机关的安全，类似于后世的机关直属警卫队。
根据战国大名军团编成的《阵立书》的记载，马回众主要是由总大将的直臣团构成，是最忠诚的部队。
马回众中最有名的，当数织田信长的赤幌众(赤母衣众)和黑幌众(黑母衣众)，后来成为“加贺百万石”的前田利家当初就是以赤幌众起家的，而名将佐佐成政和河久秀隆则是黑幌众出身。
后来，丰臣秀吉也仿照信长的赤幌众和黑幌众成立了自己的警卫部队黄幌众。而德川家康军中，马回则被称为旗本，由神原康政、本多忠胜、鸟居元忠等一大批名将率领的家康的亲卫队“旗本先手役”作为德川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屡次在战斗中担当突击队。
这样一支在忍城应该称得上最精锐、最核心的力量，居然会被忍城总大将当做医护人员使用？
是的，确实如此，因为忍城的马回众全是女子。
她们人数并不多，只有二十来人，但的确是总大将的直属兵力，原因是忍城的总大将本身就是女子。
她叫成田甲斐，是城主成田氏长的长女，通常尊称甲斐姬。姬，在此时的日本主要是公主的意思，再往前溯，则更加“中文化”，指“女臣”也即女官——没错，就是直接把姬字左右拆分后的原意。
当然，日本人的公主和中国传统中的公主有所区别，如果要简单点说，大抵某位大名的女儿就会被称为公主，即某姬。至于真正的天皇女儿，在安土桃山时代已经改称“内亲王”了。
大名的女儿为什么能成为“公主”、“女臣”、“女官”呢？因为一直以来到现在(战国末)，日本女性的地位其实都还比较高，而这种高度的根源与大明滇、桂土司略有不同，它其实和日本的宗教文化传统有莫大的关系。
可能很多后世之人都不清楚，日本在镰仓时代以前，家产的继承权一般都属于女性。即便步入以武力为尊的武家时代，女性的家产继承权也没有被剥夺，且在娘家得到的家产，婚后并不归丈夫管辖，其所有权、支配权仍在女性本人身上，妻子甚至还有权继承丈夫一定份额的遗产。个别一些武士家族的家督制度还规定，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女，都将成为家督。
即便中国“三从四德”的思想早已在平安时代传入日本，效果却是左耳进，右耳出的，女性仍然受到社会的尊重。即便是中国儒家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输入程度最登峰造极的江户时代，女性地位仍然没有一落千丈、低到尘埃，甚至还掀起了整整两个世纪的奶爸潮。
另外，女性习武在战国时代的日本也不是禁忌。日本的女性武士大多是是武家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从小接受武家忠君事主的严格教育和军事训练，在战场上能与父兄一起作战。从平安时代末到江户时代的八九百年间，着实出了不少知名的女武士。
战国时代，仅著名的女武士有立花訚千代[注：顺带一提，她的丈夫立花宗茂(原名高桥统虎)还是入赘女婿，且立花宗茂资质优秀，还是高桥家的长子继承人，但最后还是婿取婚]、本多小松、鹤姫等。如今忍城这位总大将甲斐姬，同样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原历史上不仅被尊为“东国第一战华(战华即战花)”，其美貌也被誉为“东国第一”。
有的大名，护卫队就是清一色女性，称为“姬武士”。幕末时期，会津炮术世家的女儿山本八重，受父兄的影响，立志学习枪炮术，成年后率领会津的炮兵保家卫国，是当时出名的女武士。在江户时代，甚至薙刀术也是武家女性的必习武术，用于防身。
当然，女武士在整体占比上仍然是少数，而且并不是所有习武的女性都会上战场。另外，与花木兰不同，甚至于当前大明各土司中的领军女土司不同，日本的女武士不扮男装，也不穿男式盔甲，她们有单独设计的盔甲，该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哪怕时至二十一世纪，在日本的祭礼活动中，女武士仍然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坦率的说，以全世界的范围而言，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因其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所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压迫、奴役的程度与方式各不相同。但日本女性的地位，可以说是世界史上都绝无仅有的高了。
那这种情况是何以产生的呢？日本有一句歌颂女性的名言：“原始社会，女性是太阳。”以至于日本神话传说中最核心的神祇——天照大神就是女性。天照大神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以及神道教的主神，也是太阳的神格化，受万民景仰，地位极其崇高。
日本先后有十代女天皇秉政。不仅第一位女天皇即位的时间早于中国的“大周皇帝”武则天和新罗的善德女王，而且女帝人数之多，在世界史上恐怕也绝无仅有。
这几位女天皇掌权的时间正值大化改新前后，她们在位期间，在内政、外交和文化方面颇有建树，在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建立方面功绩卓著。“女帝的世纪”是日本女性在政治上表现最为杰出的时代。
比起倍受争议的武则天，日本女天皇整体而言还是非常得到日本史书的好评的。她们与垂帘听政的慈禧不同，是正式登基的天皇。要知道，日本女天皇中比武则天更狠的也有，比武则天更色的也有。但是，日本的史书对历任女天皇的统治都给予了肯定。
平安时代，贵族女性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突出贡献。从小接受文化教育的传统造就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女性，她们几乎横扫当时的文学领域。从《蜻岭日记》、《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更级日记》，到作为日本古典文学代表作的《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几乎全部出自女性作家之手。
假名(没学过日语的中国人看日文时，除能看懂的汉字以外，不能看懂的那部分日本文字就是假名)这一日本独有文字也是由女性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相当于说，假设剔除外来的汉字，那么日本本土文字的创始人也是女性！
任何人、任何群体，其社会地位都不应该指望由谁凭空馈赠，更不能指望恩赐得来。日本女性的地位也是一样，既有母系氏族社会遗留的传统，也有日本女性一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支持。
在中国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和国家，随着农业封建社会取代“采野果”的原始社会，男性地位随着社会需要劳动力和国家需要战斗力而大幅提升，最终快速超越女性，这是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必然结果。
只是，这个“必然”在日本变得有些神奇，由于天皇家族的“神格”来源于女性神祇，女性的地位得到长期保证，催生了如今姬武士的现状。
这一点对比中国就很明显：中国的“造人神”女娲也是女性，但中国没有万世不易的皇室，也没有哪家皇室说自己是女娲的“亲生”后人。于是，在男性掌握社会统治权稳固之后，便出现了“功德”比女娲更大的神祇——“盘古开天”中的盘古大神，确立了男性统治地位的“法统”。
因此，中国讲的是男为阳，女为阴；男为天，女为地；男为乾，女为坤……从来没有“太阳神是女性”这种说法。[注：当然中国神话还有更牛逼的地方，那就是民本思想出现极早，即如果神祇虐民，中国先民连神也敢反，如后羿射日等就是这种民本思想的体现。这是世界独一份的。]
日本的独特传统造就了姬武士，造就了此时此刻的“忍城奇迹”。
成田甲斐带着麾下的姬武士、马回众照顾伤员，不仅加速了伤员的恢复，而且极大的鼓舞了士气，不少农兵都拍着胸脯嚷嚷：“关白的武士虽然厉害，到了忍城也只能在城外干瞪眼！”
成田甲斐每次听到类似的话，都笑眯眯不厌其烦地回答：“是的，是的，忍城的存亡就倚仗诸君的武勇了。”
不过话虽如此，这一日当她和成田家的首席家老正木丹波、勇将柴崎和泉、酒卷刃负商议敌情之时，面上却没有这种轻松惬意之色，反而深深蹙眉，清澈的眼眸中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担忧。
担忧来自于一个由物见番头送来的新消息：关白丰臣秀吉得知石田三成在忍城受挫，下令从中军送来一百门大筒。
日语中的专有名词有的非常形象，比如这个“物见”就是观察、侦察的意思。而物见番头就是侦察分队的首长，负责侦察敌军的动静以及地形、战况等，及时为本阵参谋团提供有用的情报。
作为兵力明显弱势的一方，忍城更是把侦查力量用到极致，连丰臣军在小田原城本部之中都被安插了进去。至于大筒，之前就解释过，乃是日本人对火炮的称呼。
根据物见番头的报告，关白丰臣秀吉送来的大筒已经出发，共有大小两种，大的十八具，小的八十二具。实际上这意味着丰臣秀吉给石田三成送来了京华二号炮十八门，三、四号炮合计八十二门。
那些三、四号炮因为忍城地形的关系，恐怕很难在击破城门、城墙方面派得上用场，但那十八门在日本人看来完全属于作弊的二号炮就不同了。
成田甲斐其实没有亲眼见过这种巨炮，但她听说过。
早几年北洋海贸同盟去奥羽(日本东北)那边开通航路时，与安东水军爆发过一场炮战。战斗中，海贸同盟的一发二号炮炮弹击中安东水军的一艘安宅船，仅那一发炮弹就把那艘可怜的安宅船斜斜地打了个洞穿。炮弹从左舷水线附近射入，而从右舷水线以下透体而出。由于窟窿太大，那艘安宅船很快便因为大量进水而被放弃。
就这一炮，打得原本从来没有参与过对明贸易的关东、东北各水军心胆俱裂，想不到世上还有如此摧山裂石的巨炮。至此，北洋海贸同盟的舰队横行东日本，再也无人敢挡。
“虾夷奉行”蛎崎季广当初之所以老老实实按照京华的要求去找北海道耐寒稻种，就是因为那片海域原先的最强势力便是安东水军，安东水军在海贸同盟面前都不堪一击，他蛎崎季广哪敢反抗？
如今，丰臣秀吉给石田三成送来了十二门这样的巨炮，成田甲斐岂能不担忧？
忍城天守之中，身体高大而虚胖城代成田长亲跪坐于主位，其下左右两排则是依照一门众与家老、中老等重臣跪坐的臣下。
成田甲斐虽然是公主，却以姬武士和总大将身份跪坐在一门众之首的位置上，此刻她正俯身下去，清脆的声音中英气尽显：“叔父大人，一旦关白的大筒抵达，只要有三日大晴，忍城便可能被击破城门、城墙。
有鉴于此，我已决定主动出击，在大筒备队抵达忍城外围之前发动偷袭，以期破坏大筒，使忍城免受威胁，请叔父大人准许！”
成田长亲胖乎乎的圆脸上依旧带着憨厚的笑容，看着成田甲斐，道：“听说为了运送这一百具唐人大筒，关白派出了三千多人。我们忍城一共只有三千兵力，武士只有数百，那么你去偷袭大筒备队需要多少人呢？”
成田甲斐道：“只要两百武士。”
“可是我们没有两百匹战马了。”成田长亲说道。
“忍城之外全是泥泞，连城内都进了水，所以我们原本就不能骑马，我们只能步行。”
“步行啊……那怎么避开城外的敌军呢？”成田长亲犹豫起来。
成田甲斐却似乎胸有成竹，答道：“我会带上我的姬武士们，到时候驱小船直奔荒川，队伍里既然有男有女，便可以装作逃难百姓的样子出去，这样丰臣军便不会怀疑。”
小田原城在忍城西南方向，而荒川在忍城东面，成田长亲想了想，道：“先走荒川然后回返么……好吧，我就同意了，要带什么人，你自己去挑选。”
“是，叔父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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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9章 火中取栗(六)真田父子
十余条小船从泽国忍城划出，忍城外丰臣军设立在一座高大古坟山丘上的物见番(负责侦查)立刻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并层层通报至石田三成处。
石田三成从阵幕中出来，亲自登上古坟查看，见对方仅约两百人，而且大多衣着破乱，甚至颇有女眷，不禁心中一动。
随他出来观看敌情的大谷吉继撇了撇嘴，道：“一群逃乱之人罢了，若是石田殿下见之不喜，命人驱杀即可。”
石田三成扭头看了看自己身后的诸将，问道：“哪位殿下愿意出战？”
上杉景胜与前田利家对视一眼，连话都懒得答。他两位都是百万石的大大名，即便在丰臣秀吉面前也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石田三成也不好说什么，于是转而朝真田昌幸望过去。
真田昌幸盯着那十余条小船看了一会儿，露出笑容，道：“我辈武家，朝廷栋梁也，杀此辈不足言勇。”
在他身侧站着他年轻的次子真田信繁，这位年仅二十出头的若武者本来跃跃欲试，听到父亲这番话，不由得失去了兴致，面色恹恹地收回了目光。
石田三成听真田昌幸这么一说，似乎也觉得专门针对一些逃难的百姓有些说不过去，点头道：“真田安房守大人言之有理，不过道理不止于此。”
但他似乎不打算说明道理，只是摆了摆手，道：“既无要事，不必再看。”说罢转身就走。这副不客气的模样，让上杉景胜和前田利家都忍不住有些皱眉，只有真田昌幸面色如常，跟在上杉景胜和前田利家之后转身离去，只是他才走了两步，却又站住，回头深深地看了那些小船一眼。
等各自回了自家阵幕，真田信繁忍不住问道：“父亲方才是故意让石田治部不要出兵的么？”
真田昌幸缓缓坐好，抬了抬眼皮，瞥了儿子一眼，反问道：“为何有此一问？”
“因为石田治部本来是问谁愿意出战，若是父亲无有此意，只消摇头即可，又何须先说我辈乃是武家栋梁，又说杀民不足言勇？”真田信繁目光炯炯：“可见父亲是故意激得石田治部不便出兵。”
真田昌幸呵呵一笑，道：“方才那群人，为首的可能是甲斐姬。”
“是前次阵上讨取了三宅量繁的甲斐姬？”真田信繁一脸惊讶：“她此前出阵打的是总大将旗，如今忍城岌岌可危，她作为总大将竟然临阵脱逃？”
真田昌幸摇头道：“她讨取三宅量繁的那场仗你是见到过的，出击时间精妙，仅一照面就将三宅量繁首级讨取，你觉得她会临阵脱逃么？”
真田信繁微微眯起眼睛，道：“这么说，她要么是出城求援，要么是想来偷袭？”顿了一顿，又皱起眉，摇头道：“不对，不应该是来偷袭。她只带了两百来人，偷袭数万大军岂非自寻死路？当年织田右府在桶狭间之战时与今川治部本队也不曾有这般巨大的兵力差距。”
织田信长的桶狭间之战意义重大，天下武家无人不知，但当时虽然从总兵力而言织田信长是以四千打四万多。具体到桶狭间，其实差不多是两千打五千，且织田信长乃是靠着暴风雨偷袭毫无防备的今川义元本部，情况与现在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真田昌幸摇了摇头，道：“你再仔细想想。”
这话显然意味着真田信繁想的不对，他不禁再次思考起来，半晌无语。
真田昌幸却也不催他，端坐不动地等了一会儿，真田信繁猛然睁大眼睛朝父亲望过去，骇然道：“她要偷袭关白派来的大筒备队！”
“你看这个主意如何？”真田昌幸笑了笑，风轻云淡地问道。
但真田信繁却没有他父亲那般淡定，急道：“听说小田原城根本没有战事，双方不过是在城墙内外对视了小半年，关白大人还整天带人游山玩水，我怀疑这支大筒备队根本没有任何防备之心，一旦遭到精锐武士……或者姬武士偷袭，恐怕要出大事！”
真田昌幸点头道：“所以，你看这个主意如何？”
“对甲斐姬而言当然妙不可言，可是对于关白就是大大的坏事了！”真田信繁急得站了起来，但此时他终于发现父亲的反应不太对劲，心中一动，又坐了下来，满脸狐疑地问道：“父亲，您的意思是……”
真田昌幸收起刚才慵慵懒懒的神色，稍稍坐直身体，道：“德川内府臣服之后，关白大人威加海内，如今尚不曾臣服者，便只有北条、伊达等寥寥数家。而关白大人总无事令下达之后，各地大名只能安于当前领地，即便有志向恢弘者，亦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也。
北条与我真田虽然是敌非友，不过天下大名之间，何曾真有过什么敌友之分？今关白势大，我真田无力反抗，但既然尚存反抗之人，我又何必非要杀之而后快？”
真田信繁明白过来，总算安然坐下，但想了想，又问道：“那……可要暗中相助？”
“万万不可！”真田昌幸立刻伸手制止，道：“坐看局势或许无妨，关白就算发现也不会多说什么，但若是插手其间，一旦被关白得知并找到证据，那恐怕便是万劫不复，家名不保的结局了。”
真田信繁有些遗憾，摇头道：“可是就算甲斐姬偷袭得手，我觉得北条家此战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到时候北条一降，伊达独木难支，天下终归还是要被关白一统，我真田家……”
“我原本也做此想，不过近来得到一个消息，我却感觉事情或许还有变数。”真田昌幸眸中精芒一闪而逝，恢复了之前平静的模样，淡淡问道：“你可知三崎城？”
真田信繁诧异道：“自然知晓，父亲何以有此一问？”
“三崎城易主了。”真田昌幸瞥了儿子一眼，道：“据说北条家缺钱缺粮，将三崎城典当给了北洋海贸同盟。”
“典当？一座城？”真田信繁睁大眼睛：“这是怎么一回事？”
“具体情况尚不明确，不过北洋海贸同盟已经驻军三崎城，这一点是可以确信的，关白大人那边据说也正在商议应对之策。”真田昌幸摸了摸下颌的胡须，道：“有传言说北洋海贸同盟是为了在关东开展贸易，就如同在岛津家的清水城一般，要在三崎城再修一座水晶楼。正巧北条家被围困窘，连小田原城也已经朝不保夕，因此干脆将三崎城典当给了他们。”
真田信繁好好消化了一下这个消息，这才问道：“既然北条家已经朝不保夕，北洋海贸同盟为何还要同意这次‘典当’，他们就不怕关白大人拿下小田原城之后顺势对三崎城发起进攻么？”
“此事我原本也觉得奇怪，但仔细想想，恐怕……嘿，恐怕北洋海贸同盟还真不怕。”真田昌幸轻哼一声，道：“信繁，我且问你，安东水军当初和北洋海贸同盟那一战你可曾听说过？”
“自然听说过，据说北洋海贸同盟的战船上拥有许多巨大无匹的大筒，一炮就能击沉一艘大安宅船。自那一战之后，日本各地水军再无人敢轻撄其锋。”
真田信繁如此回答，但马上话锋一转：“可是北洋海贸同盟的水军再如何厉害，他们的巨舰也上不了岸啊！关白大人此来二十余万大军，若是连小田原城都抵挡不住这般兵锋，那区区三崎城又算得了什么？”
真田昌幸笑了笑，问道：“那如果这些巨舰去大坂湾，朝着沿海——各城包括大坂城在内一通炮击，你说关白大人脸色如何，有是否有反制之法？”
“这个……”真田信繁迟疑了一下，皱眉道：“关白大人若是发了狠，集中天下水军与北洋海贸同盟开战，也未必一定不能战胜吧？”
“或许能，或许不能，但我倒要问你，若你是关白大人，你觉得这样做合算么？”真田昌幸摇了摇头，道：“北洋海贸同盟来我日本贸易十载，他们固然赚了钱，可日本难道就没有受惠其中？
别的不说，仅毛利家臣服之后，石见银山大半产出都归了关白，可这些银子若是不能与唐人贸易，关白手中新建的大筒备队从何而来？此次小田原征伐用来运粮的十余艘巨舰(京华尚未完成全部交货)从何而来？
还有，你不要忘了，关白手下的直属军队可是兵农分离的，这些人需要多少钱才能养活？若是与北洋海贸同盟交恶，沿海各地多半要被海贸同盟一通乱炮打坏不说，就说少了这些贸易所获，关白手中力压天下的财力可就要大大减少啊。”
真田信繁这才想明白其中道理，恍然大悟，道：“那照父亲的意思，关白此刻是不是已经开始联络北洋海贸同盟，争取与他们达成某种交易了？”
“以关白的手段，我觉得这事应该已经开始着手了，不过……”真田昌幸话锋一转，又略微皱起眉头来，道：“我总有些怀疑，北洋海贸同盟的用意恐怕并不一定真的那么简单，这里头说不定还有什么我们未曾探知明白的内幕。”
“父亲为何有此怀疑？”真田信繁问道：“北洋海贸同盟眼里一向只有钱呀，他们还能有什么其他想法？”
“若果然如你所言，那么你来为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北洋海贸同盟愿意在清水城建水晶楼，愿意在三崎城建水晶楼，却偏偏不愿意去日本之中枢、商贸最为活跃的大坂城建水晶楼？原因何在？”真田昌幸盯着儿子的眼睛问道。
可惜真田信繁虽然既是勇将也是智将，却偏偏对政务一知半解，闻言愕然半晌，挠头道：“或许……或许……”
“不用或许了。”真田昌幸摇头道：“我看最大的可能，就是北洋海贸同盟认为关白势力太大、实力太强，如果去大坂城建水晶楼，将来有可能会被关白要挟，最后投鼠忌器，撤也不是，留也不是，生生给自己来了个两难全。”
“担心关白要挟他们？”真田信繁果然很是诧异，问道：“关白不是最重商贸么，为什么会要挟他们？”
“关白是很看重商贸，可是关白更看重的是所有人都听他吩咐。”真田昌幸冷哼一声，道：“不仅如此，你也知道关白是什么出身。他这个人虽然经常故作大方，但不论任何利益，其实他都要拿大头。
就说石见银山，若非毛利家有小早川隆景那样的聪明人在，愿意交出大半产量来自证忠诚，恐怕关白在九州征伐甚至四国征伐之前，就要先来个中国征伐，拿毛利家开刀！”
真田信繁这下明白过来了，恍然道：“父亲所言极是，北洋海贸同盟乃是唐国公卿大臣们的产业，以唐人之傲慢，必然不能忍受被关白命令，更不能忍受手中的利益被关白拿去大半，于是迟迟不肯去大坂城建立水晶楼。”
不过他说到此处却顿了一顿，又皱眉喃喃道：“可是这件事离我们真田家太远，我们似乎什么也做不了啊。”
真田昌幸笑了笑，道：“《左传》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如今天下大势原已逐渐明朗，我真田家自然做不得那当车之螳臂，可现如今却偏偏生出了变数来。
这变数最终会变化出如何局面，自然不是我真田家能够说了算的，但也总要先有些准备，以免届时茫然无措，因为不能随机应变而错失良机。”
“是，父亲指点得是。”真田信繁用力点头，躬身一礼。
真田昌幸却忽然没了反应，目光怔怔地看着一处，一动不动。真田信繁等了半晌也没等来父亲接下来的话，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见此模样，问道：“父亲？”
真田昌幸立刻伸手做了个制止的动作，但眼珠却开始快速起来，明显是在快速思考什么。真田信繁不敢打扰，老老实实等父亲思虑周详。
“啪！”真田昌幸那只扬起来的手忽然落下，拍在自己的大腿上，目光中冒出一丝精光，道：“小田原城被围，北洋海贸同盟接受北条家典当收下了三崎城，虽然他们为此给了北条家多少钱粮暂时还不清楚，但想必足以给北条家续命一段时间。
可是与此同时，忍城已经是北条家除了小田原城之外唯一剩下的一座城池。如今忍城危在旦夕，北条家若是不想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你说……他们会不会想办法再说动北洋海贸同盟援救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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