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6章 建州风波(中)
“建州卫的存在，是为了让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出现新的裂痕？”朱翊钧思索着道：“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双方的实力都比建州卫要强大得多，因此都会对建州卫虎视眈眈，如此也就形成一个二虎竞食之局？”
“不错，正是二虎竞食。”高务实点头道：“不过这个二虎竞食之局还需要我大明略施巧劲，方能确保万无一失。”
“何等巧劲？”朱翊钧挑眉问道。
高务实道：“以当前虏酋兄弟二人的实力而言，一旦舒尔哈齐分立析居，其实力还是要略逊努尔哈赤一筹的。他要真正与努尔哈赤并立比肩，就需要更努力一些，而同为宁古塔出身而实力又最弱的建州卫宝实等人，无疑便是他最好的目标。
这里有一个前提，即我大明对于女真内部的攻伐持中立态度，也就是不闻不问，如此他才敢动手。只不过这样的话又可能导致其他的麻烦，譬如说他们也能转而向其他方向扩张。”
朱翊钧想了想，皱眉道：“你所谓的其他方向，是指哪些方向？”
高务实道：“这就要看皇上要如何划定建州左右卫的辖区，以及他们兄弟二人谁为左卫，谁为右卫。”
朱翊钧朝高务实招了招手，道：“咱们看着堪舆图再细论。”说着便将高务实带去另一边，铺开辽东堪舆图，指着建州苏可苏浒河部的大概位置，道：“这就是建州吧？”
“是。”高务实点头，然后指着里面的几处地方，分别介绍道：“此处即是赫图阿拉，往西南这里是鸦鹘关，西北这里是抚顺关。赫图阿拉至抚顺关中间这几处，分别便是马尔墩寨、古勒寨、界凡寨和萨尔浒。”
朱翊钧“嗯”了一声，道：“地方倒是不大，想不到居然凑出近万兵马。”然后又问道：“北边和东边还有不少的领地，为何堪舆图上只有这么些零零散散的标注？”
高务实道：“宁古塔、苏可苏浒河部是其核心地区，北边是努尔哈赤去年拿下的哲陈部，该部只有头道砬子一寨还算有点样子，余者不足为论，是以未曾标明。”
“头道砬子？这是什么鬼名字。”朱翊钧翻了个白眼，又指着“头道砬子”的东边不远处，问道：“这里两个地方标了点，却没名字，各是何处？”
“此嘉禾寨、托木河寨，都是两处小寨。”
朱翊钧摇了摇头，道：“这不行，这几处地方我看都离得太近了。”然后看了看地图右边，也即东部，似乎有了主意，道：“既是舒尔哈齐学好，努尔哈赤不学好，那便让舒尔哈齐离抚顺关近些，为建州右卫，即西建州；努尔哈赤离边墙远些，为建州左卫，即东建州。”
这个思路高务实还是认可的，确切的说和他自己之前的想法也类似。“皇上对于具体的划地可有明示？”高务实问道。
朱翊钧看着地图，冷笑道：“把赫图阿拉仍留给努尔哈赤，但赫图阿拉就是建州左卫西部疆界之极。他城西不是靠河么，这条河就是界限。至于河北，则以嘉禾寨西边这条河为界。”
高务实一看，心道：好家伙，宁古塔-苏可苏浒河部的大部分精华这可就与努尔哈赤无关了。
不过高务实再看一下却皱眉道：“不过这样分的话，宝实去哪？按此划分，他所居的章佳寨与他另一位兄弟的尼玛兰寨就被划到努尔哈赤辖地了。”
朱翊钧大手一挥，道：“让他去马尔墩寨。看堪舆图上的标注，这是个大寨，管辖的地方也不小，足以安排他们五兄弟了。”
高务实心中还在盘算，朱翊钧又继续道：“至于舒尔哈齐，既然他肯学好，我自不亏待他，这古勒寨、界凡寨和萨尔浒三寨全都给他。”
高务实看着地图半晌没说话，朱翊钧疑惑道：“怎么了，这样分有什么问题吗？”
“暂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高务实虽然这样说，但眉头却一直皱着，想了想还是忍不住道：“皇上这个划分，以眼下的局面而言，对舒尔哈齐颇为关照，给的三处都是大寨，也是昔日王杲统治区域之核心。对宝实等人也很慷慨，马尔墩肯定好过章佳与尼玛兰。”
他说到此处，摇头道：“但臣总有一种担心，若是这般划分，说不定努尔哈赤会一边假意与舒尔哈齐争夺马尔墩，一边则全力东扩，甚至继续打董鄂部的主意。”
朱翊钧看了看堪舆图，摇头道：“董鄂部那边他还敢打，就不怕我大明再次干预？至于东扩，我看那边不是有鸭绿江、讷殷、珠舍里三部么，这三部历来同进同退，就算一部打不过努尔哈赤，难道三部联手还抵抗不了？只要他不敢再度入侵董鄂，让他往东去碰壁好了。”
高务实总觉得有些不稳妥，但一时没想好怎么说服皇帝，却不料朱翊钧似乎看出了他的疑虑，笑道：“我记得你上次和我说过，鸭绿江、讷殷、珠舍里这长白山三部乃是叶赫马队收参的主要地区，是么？”
高务实心中一动，这才明白朱翊钧不是简简单单的认为努尔哈赤无法击败长白山三部联军，他的真实意图是一旦努尔哈赤对长白山三部动手，势必会引发叶赫部的干预——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叶赫本来就是以做二道贩子为主，自身产出为辅的，你夺了他的人参来源，他还不得来和你拼命？
由此高务实也忽然想到，好像原历史上九部联军征建州一事的导火索，也正是努尔哈赤以一场短平快的战争突然吞并了鸭绿江部。
当时是万历十九年，努尔哈赤率领建州军队突然出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并了长白山鸭绿江部，努尔哈赤的实力进一步壮大。
叶赫东城贝勒纳林布禄得知此事后，传消息给努尔哈赤，提出要分得战利品和土地。
事实上叶赫与鸭绿江部中间隔了老远，叶赫的收参马队要去鸭绿江部都是从辉发、王甲、讷殷等部绕行，不可能真正去统治一块飞地。但这个举动并非纳林布禄异想天开，他的目的是试探努尔哈赤，言下之意其实是要努尔哈赤保证鸭绿江部所产出的人参依旧能允许叶赫部去购入。
然而努尔哈赤原本就是为了控制人参产地，与叶赫北关争夺贸易主导权，怎么可能让步？于是他二话不说就拒绝了纳林布禄。
既然努尔哈赤不给面子，那么纳林布禄当然也就没法靠谈判保持利益了。很快，纳林布禄就率领叶赫军队劫掠了建州东部的洞寨。但纳林布禄还嫌不够，又将努尔哈赤吞并长白山鸭绿江部落的事情传开，这就引起了辽东其他女真部落的恐惧，他们都害怕自己将会成为努尔哈赤下一个吞并的对象。
这些部落为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很罕见的走到一起，准备消灭努尔哈赤这个可怕的对手。
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个强大的海西女真强酋率领庞大的四部联军浩浩荡荡向努尔哈赤的据点户布察开来，准备给努尔哈赤一点好看。
这对努尔哈赤而言还真是少见，向来都只有他抢别人的份，却没料到还有人敢来抢他，而且还是光明正大地组织抢劫团来抢。
努尔哈赤立刻率领军队马不停蹄地离开了佛阿拉城(原历史上此刻他的治所是佛阿拉)，赶往户布察。
结果搞笑的事情出现了，可能是由于人的名树的影，联军听说努尔哈赤赶来支援，不知道内部出了什么情况，居然顿作鸟兽散。原本声势浩大，杀气腾腾的大战，就这样变成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闹剧，而且还是剧情一边倒的闹剧！
而这其中还有一个倒霉蛋，就是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他运气特别不好，逃到富尔佳齐寨附近的时候，正巧遇到了努尔哈赤。在丢失不少士兵与自己坐骑性命后，骑着部下的战马才狼狈逃回了哈达。
事后各部一合计，才想起此次联军作战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首领，各部联军号称联军，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各管各的，一听到努尔哈赤来了，纷纷后退打算先让其他人顶上，结果居然就形成了溃败。
既然“非战之罪”，海西女真四大强酋自然也就没有因这次的失败而死心，反而认为努尔哈赤已经强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能战敢战的威望几乎如日中天，如果现在不除掉他，将会使女真其他部落人人自危。
于是到了九月，海西叶赫、哈达、乌喇、辉发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两部，会推叶赫东西二城贝勒布斋、纳林布禄为盟主，组成了三万多人的庞大联军，准备一举扫平努尔哈赤的势力。
获悉消息后，努尔哈赤的福晋衮代急得团团转，努尔哈赤却跟没事人似的，该吃吃，该睡睡。他一面命人准备滚木、雷石等，修筑防御工事；一面命令武里堪前去侦查敌情，争取做到知己知彼。
武里堪没有让努尔哈赤失望，他活捉了一名叶赫士兵。这名叶赫士兵显然没有什么节操，将混哪条道的，老大是谁，老大有多少小弟，准备去哪里砍人之类的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努尔哈赤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九部联军也没有闲着，他们在争前恐后地攻打扎喀城与黑济格城。自古以来，凡是攻城之战，如果不能诱敌出城，就只有强攻这一条路了！
九部联军又不是大明的精锐，显然没有火炮这种高精尖产品可用，所以他们又是射箭，又是投石，时不时还弄一出火攻之类的。扎喀城和黑济格城差点被淹没在一大堆弓箭、石头之中。
但建州军队坚守不出，顽强抵抗，大有想进城除非踏过我们尸体的架势，任凭九部联军施展什么攻城手段，就是没能让他们攻进城内。对于九部联军来说，今天啃不下来的城池，估计明天也啃不下来。没办法，九部联军的主力叶赫本来就有蒙古血统，擅长的是骑兵，攻城这一块实在比较靠不住，至于那一万多科尔沁“专业骑兵”就更不必说了，在长白山区基本都是摆设。
那就不浪费时间了，换个地方玩玩。九部联军开始向古勒山方向挺进——这个举动就聪明了不少，至少也算是“攻其必救”，因为界凡寨、古勒寨等苏可苏浒河部的核心精华都在古勒山方向。
之前说过，去打建州只有几条狭长的河谷能走，于是建州军队在沿途设置了重重障碍，以骑兵为主的九部联军遭遇了麻承勋式的尴尬，不但行军困难，而且队伍被拉得极长。
而努尔哈赤面对九部联军如此强大的敌人，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亲自率领一万多军队主动出击：努尔哈赤命令额亦都率领一百多人前去挑战九部联军。
什么？一百多人？就这么点人，就敢在三万多人面前耍威风？
其实不然，就和之前麻承勋遇伏的情况差不多，实际上关键在于狭窄的河谷难以展开大军，努尔哈赤让额亦都上前的本意是先给对方一个下马威，等军心士气上来才好慢慢较量。
然而此时出现了与麻承勋遇伏一战完全相反的情况：叶赫西城贝勒布寨一看对方居然敢小瞧九部联军，当即大怒，亲自带兵冲杀上去。
然而布寨刚冲出来不远，坐骑突然踩在了滚木上，一个倒栽葱连人带马摔下了马去。建州兵见状大喜，兴奋异常地去抢攻，一名叫做吴谈的建州兵动作最快，冲上去手起刀落，堂堂西城贝勒布寨就身首分离了。
纳林布禄见自己兄弟布寨战死，而且死得如此憋屈，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气晕了过去。这可把叶赫士兵吓坏了，七手八脚将布寨的尸体拖了回来，又救起纳林布禄狼狈逃窜，生怕慢一点就只能唱征服了。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联盟的巨轮说沉就沉。其他女真的贝勒、蒙古台吉，一见身为主力的叶赫军队跑了，心说那还打个屁？一个个直接连滚带爬溜之大吉，声势浩大的九部联军征建州就这么虎头蛇尾的落了幕。
战场上的意外有时候会导致深刻的影响，在各种史书的记载之中，努尔哈赤都是很忌惮叶赫骑兵的。事实上努尔哈赤把叶赫留在了他统一女真的最后也是因为如此，可谁知道因为布寨的战马踩了一脚滚石就导致了如此一场神奇的大败呢？
后来叶赫灭亡，努尔哈赤以叶赫骑兵建立起来的八旗骑兵，甚至连蒙古的林丹汗都招架不住，因此回顾九部联军之败，似乎只能说天不佑叶赫——当然，真要说起来，战场选址也是个大问题。
总之，长白山三部对于叶赫而言，虽非本土，其重要性却不轻于本土多少。朱翊钧仅仅此前听高务实说过女真人参贸易的情况就做出如此安排，说明他的确已经成熟了。
只不过这样一来，高务实却始终担心历史又会走上老路。
看来，还是得自己暗中加以干预，别到时候叶赫方面又干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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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6章 建州风波(下)
皇帝既然有了宸断，外廷的各种意见其实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只不过，建州这次战争引出的风波可没有如此轻易结束的道理。
有一件极为重大的变故尚未处理：李成梁战败一事。
这件事本来早已在京中闹得沸沸扬扬，从山东道御史韩先友弹劾李成梁杀良冒功旧事，到巡按直隶御史任养心弹劾李成梁尾大不掉、李氏子弟“环神京左右蟠据，横骄莫可摇动”，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
但申时行在王锡爵的劝说之下申救李成梁，上疏道：“今九边事情艰巨，独辽东为难；九边将官忠勇，独成梁为最。凡二十年以来无岁不战、无日不防，可谓竭尽心力矣。
至于用兵之际遇，自古难言必百胜而无一败者也。今以其血战之功为妄，以其报国之忠为欺，则将官隳心解体，任夷虏之纵横而不敢言剿；边臣亦钳口结舌，任边事之废坏而不敢参论，其为害岂浅浅哉？
今建州仍为我三路合围，虏酋兄弟插翅难飞。待全此大功，即便尽诛丑类，亦何足惜？然剿夷出塞原非李成梁一人之事，数路合围亦为李成梁之遗策，倘以一计之误、一战之失而多生支节，尽没成梁百胜之功，此则臣等之所深惜也。伏望皇上特赐体察。”
申时行堂堂元辅，亲自上疏申救李成梁，自然不是寻常量级。大明虽无宰相，但首辅仍被视为百官之长，哪怕是皇帝，寻常时候也得考虑首辅的颜面。
再加上申时行的申救颇有讲究，他根本不去讨论李成梁过去是否有杀良冒功之举，也根本懒得为李家“尾大不掉”辩解，只是单纯地回顾李成梁这二十年来的百战之功，强调偶有一败乃是人之常情，为此一败而抹杀了他半生功业，实在于心不忍。
这个说法之所以讲究，原因是他知道皇帝心里明白：
其一，这年头将领作战，尤其是对外作战之时，杀良冒功什么的其实很常见，根本不是只有李成梁一人如此做。
其二，出关作战这种事，如果一次战败就要深追旧案，将来谁还敢轻言出战？有几位将领敢保证此生必无败绩？
其三，现在李成梁所部虽败，但建州局面并未失控，三路大军之合围依然顺利，而这也是李成梁此前的谋划，怎么就能光盯着一次战败而把整场战役给忽视了呢？这全局的胜利也有他一份功劳，仅以方面之败而定罪是何道理？
其四，所谓李成梁家族尾大不掉，“环神京左右蟠据，横骄莫可摇动”之说，申时行之所以不加辩解，并非因为这是既成事实。
所谓“环神京左右”真正称得上莫可摇动的，不是李成梁，而是高务实。
李成梁的嫡系即便在辽东也就三万左右了，李如松在宣府则另有五千。三万五千之数，就能“环神京左右蟠据，横骄莫可摇动”吗？开什么玩笑！
京师京营号称四十万，虽然大多不能打仗，可其中光配置顶尖的禁卫军就有六万，这支部队按照大阅的情况来看，比任何边军都要精锐，堪称戚继光练兵史的巅峰。申时行虽然不懂兵，但他听高务实评价过：禁卫军阵前，纵十万精骑冲阵而不可动摇。
十万精骑冲阵？那怕是得回转三四十年，俺答汗最强势之时才有这般浩大军威。
而京师之外亦不必说，由东到西从辽东看起：
辽东有兵约十八万，其中李成梁嫡系三万，余者十五万之中，又有曹簠及宣大借调的马栋、麻承勋等部三万是高务实嫡系，李成梁拿什么尾大不掉？
蓟镇原本有兵十三四万，后因戚继光调任禁卫军司令、戚金调任沈阳游击等事，兵力下降了一点。但由于蓟镇是计划中对察哈尔出兵的主要阵地之一，故而又从江浙、湖广、江西等地调来了四五万班军，如今的总兵力也保持在十七八万。
而李家在蓟镇只有一个李如樟，职务也仅仅只是分守蓟州西路参将。李如樟是李成梁第四子，待遇自然比不得长子李如松，身边只带了一千随任家丁。这一千人放在十七八万蓟镇精锐面前济得甚事？
宣府的兵力曾经一度高达十五万左右，不过随着马家军、麻家军的往外渗透，以及土默特方向久无战事，宣府的总兵力也出现了下降，现在约有十三万左右，其中五千是李如松带去的辽东铁骑。
五千辽东铁骑固然不弱，但宣府是马芳崛起之地，早已投入高党门下多年，无论是军心还是兵力，李如松都在宣府都是强龙难压地头蛇。何况宣府因为马芳的关系，自来骑兵也是强项，并不畏惧李如松的辽东骑兵。
大同更不必说，有兵十二万，没有一个李家将，是彻彻底底的高党基本盘。
再然后是山西镇，即“宣大三镇”中被省略掉的那个。它也有兵七万，同样没有李家将的存在，也是高党的基本盘。
另外还有个顺天巡抚下辖的昌平镇，此处不好说算京师本身还是京师外围，但它也有兵六七万。其中李家有个游击将军李如梧在，不过他只是李成梁的侄儿，身边更是只有三百随任家丁，完全不值一提。
这样的局面，说什么“环神京左右蟠据，横骄莫可摇动”，别说皇帝不信，就算申时行听了也无动于衷。他甚至可以想象，高务实听见这话的时候只怕会冷笑一声，嗤之以鼻。
按照大明的传统思维，既然有高务实这样一个名动天下、声闻九边的天下第一文帅坐镇京师，周边各镇又有一大堆他曾经指挥过的将领，似李成梁那样的武将哪里敢有什么不轨之心？
毕竟大明朝的文官迷之自信，没有牛逼文帅坐镇的时候都不把武将放在眼里，有了这么牛逼的文帅在，自然更不会担心那区区三万多兵。所以，说李成梁尾大不掉，那纯粹是文官集团歧视武将，认为造反这种事只有可能是武将会干，所以一到这种时刻就拿来说。
但说不顶用，以皇帝陛下的精明，总不可能算数都算不清。除非皇帝本身就要惩罚李成梁，否则必不会把这个说法当真。
申时行上疏申救之时，是李成梁刚败，建州之战并未打完，皇帝也还在犹豫到底要怎么处置。故而当时高务实建议皇帝先不做回应，等打完了再说，皇帝也答应了。
现在这场仗算是打完了，建州方面“投降输一半”，等着被三分肢解，此时此刻就到了皇帝做决定的时候。
朱翊钧趁此机会也再次把这事提了出来，问高务实觉得李成梁要如何处置。
高务实倒是很直接，说道：“以臣个人的带兵习惯而言，赏功罚过须得分明。宁远伯昔年劳苦功高是天下人所共见的，若仅因为一次战败便穷追猛打，实非所宜。在这一点上，臣赞同元辅之说。
不过，宁远伯昔日之功虽高，先帝及陛下赏赐却也独厚，至今已是世袭伯爵。此所谓赏功已足，不能成为不可罚之理。”
朱翊钧点头道：“这也正是我犹豫的地方，该赏的其实已经赏过了，但这罚……却又不太好罚，以免天下人说我这皇帝刻薄寡恩，实属为难。”
高务实道：“臣以为，为难却也不然。罚过仍须罚过，恩泽却可以另计。”
朱翊钧有些意外，问道：“此二者如何同时进行？”
高务实道：“臣以为宁远伯此败实乃朝廷近年来第一大败，若换做他人，恐怕下狱论死亦不足惜，但既然其为世爵，不妨宽宥一些，只夺其职，命其以宁远伯世爵回京安养即可。”
朱翊钧面色微微一变：“你觉得……这罚得还不重吗？辽东方面……”
“陛下莫急，臣尚未说完。”
一般而言，臣子是不能打断皇帝说话的，但朱翊钧与高务实单独相处之时没礼数惯了，倒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只是顺着他的话道：“那你继续说。”
高务实便接着道：“宁远伯去职辽镇，这辽帅一职便空了出来。其实按臣本意，此战宁远伯负而曹簠胜，该当以曹簠接任辽帅才是正理。然则陛下既不愿天下人误解，那么曹簠这赏赐便需另行考虑，仍将辽帅一职交予李家。”
朱翊钧心中一动，皱眉道：“你是说李如松？”
李如松么，朱翊钧倒是挺满意的，只不过前脚把他爹罢免了，后脚又把他送去辽东做总兵，这感觉似乎有些怪怪的。虽然这样做的话，的确不怕天下人说自己刻薄寡恩，可是反过来看，则好像是自己怕了李家，觉得辽东少了他们李家就是玩不转一样，感觉还是不对劲。
他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始终不是特别满意，于是道：“此事容我再细细考量，不过刚才你提到此番曹簠之功当赏……他若是接任辽帅也就罢了，倘若不能的话，却该如何酬功？”
高务实道：“按理说曹簠这半辈子都在辽东，最是深悉辽东情形。值此辽事初定、蒙战将起之际，将其调离辽东并非上策。不过事已至此，稍作权衡也不是不行，但最好不要调离太远。
若依臣之愚见，倘曹簠此番不便接任辽帅，则不如先调任蓟帅。蓟镇与辽东相距最近，亦同为出兵察哈尔之要地，以曹簠镇之，也算合适。”
“倒也有理。”朱翊钧想了想，又问：“那杨四畏怎么办？”
杨四畏是现任蓟镇总兵官，接的是戚继光进京留下的位置。
高务实道：“杨四畏的安排，要看皇上究竟要不要让李如松出镇辽东。”
朱翊钧皱眉道：“这是什么意思？”
高务实笑了笑，回答道：“不知陛下可还记得，杨四畏原是辽东人？是这样，宁远伯是隆庆四年因为原辽东总兵王治道战死才接任辽帅的，而杨四畏在隆庆二年便已经出任昌平总兵了，而在那之前，他是辽东副总兵。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杨四畏调任去了昌平，才空出了当时的辽东副总兵位置给宁远伯。于是在王治道战死之后，宁远伯才得以出任辽帅。否则的话，当年继任辽帅的便是杨四畏了。
故此，臣有三种安排可供陛下参考：其一，李如松调任辽帅，那么曹簠就升调蓟帅，杨四畏则改任宣帅；其二，李如松不动，曹簠接任辽帅，杨四畏也不动；其三，李如松不动，曹簠升调蓟帅，杨四畏回镇辽帅。”
朱翊钧听罢，点头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这三种安排我瞧着都有道理，却也都不算万全……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这件事的确颇为棘手，只是还得再考虑考虑。”
高务实道：“是，臣明白。”
朱翊钧想了想，忽然又问道：“诶，杨四畏既然发迹比李成梁更早，他现在什么年纪了？”
高务实从兵部离任不久，这点事还是记得清楚的，当下答道：“杨四畏乃嘉靖九年生人，今年五十有九(虚岁)。”
朱翊钧皱眉道：“他身体可还强健？”
这一问还真不是多此一举，这个时期大明的将领有些负伤多的，到了将近六十岁的时候很多暗疾都发了，大多都会请辞致仕，像李成梁那样健康长寿的很少见，非常少见。
高务实道：“此前听闻他近年来身体不如早年，不过臣前不久又听说他还曾经带兵巡边，想来倒也无甚大碍。”
朱翊钧摇头道：“那却打不得包票，自来这些武臣的身子骨都是要么不垮，一垮就垮得飞快，三四年的时间里就能从飞将军变得只能卧榻休养。既然他已经有传言身体不如当年……非是我要说些不吉利的话，但恐怕他也矫健不得多久了，如今我若再让他去阵前厮杀，实非为君之道。”
这话高务实不太好接，于是没有接口。
朱翊钧叹道：“算了，还是让他去宣府吧，宣府那边现已多年无事，将来出兵察哈尔也不会让宣府总兵出战，最多调派些兵马，这事他还干得了。至于李如松……就让他去辽东回镇接替他父亲，希望他不会如他父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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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7章 审视(上)
朱翊钧最终的决断仍是让李如松回镇辽东，这一点不算太出乎高务实预料之外，但确实也不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结果。
对于李如松这个人，整体而言高务实是持正面态度的。不过，这个正面主要是由于他相比于乃父更加单纯。
李如松是典型的传统武将，而且是那种皇帝指哪他打哪的武将，本身的统兵才能也足称名将之选。作为一把刀而言，李如松肯定是合格的，甚至堪称宝刀。
不过这并不代表高务实就认为李如松是此时辽帅的最佳人选。李如松的身份对于他出任辽帅而言，既有加分，又有扣分。
加分项很明显，他自小在辽东长大，少时便跟随李成梁在辽东征战，完全熟悉辽东各个方面的情况。而他身为李成梁的长子，自来被李家军当做少帅看待，李成梁手底下的将领们有一个算一个，对他也都服气，弟弟们也没有哪一个敢在他这个大哥面前不老实。
从这些角度来说，让李如松去接替李成梁，几乎可以让辽东换帅一事不起任何波澜，就如初春的细雨取代冬雪一般自然而然。
另外就像朱翊钧刚才自己提到的那样，李如松去接替李成梁，旁人就不可能说他这个皇帝刻薄寡恩——你李成梁大败亏输到这般地步，我仍然让你以宁远伯回京安养。你卸任的辽东总兵一职，我还交给了你的合法继承人去接任。试问我对你们李家的恩宠和信赖，难道不是无以复加吗？
但这些都只是从好的一方面来看，事实上李如松接替李成梁为辽帅也有不好的一方面。
首先，李如松再怎么说也是李成梁的长子，即便他本人既敢死战也不贪财，可是他手底下的人依旧是李成梁带出来的那批人。这批人对他李如松固然服气，可同样的，李如松也不可能一点面子都不给他们留。
该让他们发财的时候，李如松也必然无法做到让他们两袖清风；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该保护他们的时候，李如松也不可能拉下脸来说老子没有你们这样的属下。
屁股始终是会决定脑袋的。李如松做辽帅大抵会比现在的李成梁靠得住，但指望李如松能革除旧弊，彻底把辽东军洗刷一新，那就未免太为难人家了。换了谁面对自己麾下一堆的叔叔伯伯们，也拉不下脸去喊打喊杀啊。
其次，李如松本人的性格过于刚强。李成梁这人在后世的评价当中，有一句叫做“能勇能怯”。其中左所之战、盘山驿之战、卓山之战、平虏堡之战、红土城之战、养善木之战、鸭儿匮之战、雕背山之战、辽河之战、阿州之战、抚顺之战、沈阳之战、开原之战、袄郎兔之战、曹子谷之战、古勒寨之战……毫无疑问，次次都是能勇。
这也成为了李家军的传统，早几年的时候，包括李成梁本人在内(当时他以年逾六十)，作战之时带头冲锋的。
李如松就不必说了，这位兄台比他老爹还狠，一贯都是亲自冲杀。其历史上在朝鲜碧蹄馆一役之中，光是骑乘的战马就当场战死了三匹，凶猛程度可见一斑。
但李成梁的“能畏”，李如松却没有学到。
何为“能畏”？比如说，朱翊钧当时封李成梁为宁远伯，李成梁就连疏请辞；此次李成梁战败，他也第一时间上疏请罚。更比如说当初高务实去辽东，李成梁明明被打压得怒火中烧，依然选择打落牙齿和血吞，绝不正面与高务实斗狠，这就是“能畏”。
此处的“能畏”，不是胆小怕事，而是会做人，更会做官。
皇帝封李成梁为宁远伯，那是他的功劳已经足够了，但他连番请辞，这是“居功不自负”；此番战败，他头一个自己上疏请罚，这是“敢于担责，不讳言败”；昔日不与高务实正面相争，那是审时度势，隐忍坚毅。
不论李成梁做这些事的出发点是怎样，但从他表现出来的举动看，至少谁都不好说他自己作死。
然而李如松就没学到这些，他太刚直了。刚直对于武将而言本来是个好词，但正所谓过刚易折，慧极必伤，强极则辱，情深不寿——过于刚直，就容易惹麻烦、受重挫。
原历史上，李如松所受到的重挫，正是在他光芒万丈的朝鲜之战后，在一次针对蒙古人的“捣巢”作战中遇伏战死。史载：“(李)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中伏力战而死。”
从《明史》的这句简略记载来看，李如松死得比较意外：率领少量精锐骑兵深入虏境，结果中伏战死了。
原先高务实也以为，李如松的死，主要是死于他自己轻敌，虽然非常可惜，但没有办法。
然而当高务实来到大明这么多年，又深刻的插手政治，玩弄过无数阴谋之后，他意识到原历史上李如松的死并没有那么简单。
李如松在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表现可谓光彩夺目，其仅以四万兵马入朝而连战连捷，先后攻克平壤、收复开城，并迫使陷入困境的日军撤出了汉城。在短短不到百余日内，便光复了朝鲜三都。也彻底让当时的日本领教了大明的真正实力，破灭了丰臣秀吉一举攻入大明的幻想。
之后因为中日双方军倾向于通过议和结束战争，李如松凯旋班师，加封为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至此，战争告一段落。
但是事情其实还没有完。几年之后，议和破裂。万历二十五年，日军再度卷土重来、渡海进犯，如同上一回的翻版一样，日军兵锋再度直指王京汉城，朝鲜又一次告急。
这一次，大明反应迅速，再次应邀派兵支援，并任命麻贵为主将，坐镇汉城。在南原、全州纷纷陷落，日军紧逼汉城外围的不利局势下，发动了稷山之战，稳住了局势。
而后，越来越多的明军援军开赴朝鲜，日军便由战略进攻转为了战略防守，回守沿海构筑的坚固倭城，直到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日军于11月陆续渡海撤军回国，战争彻底宣告结束。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第二阶段的援朝战争，也就是麻贵挂帅的这一次，既然上一次李如松表现优异，那么这一回为何不让李如松再次挂帅出征，而千里迢迢把麻贵调过来？
麻贵当然也是当世名将，可此时此刻的李如松又在干什么，他为什么没去呢？
事实是，李如松是在万历二十五年冬补了辽东总兵的缺位，回到了其父李成梁坐镇多年、根深蒂固的辽东。
高务实不得不仔细审视这个时间点，此时刚好是第二阶段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有一段时间了。具体来说，是在稷山之战后，此时明军已基本稳住了战线，迫使日军收缩防线、转为战略防御。而明军则在援军陆续抵达后开始转为战略进攻。
既然前线已经稳定，自然也不用再派李如松去救急了。然而就在不久之后的来年四月，根据明史记载，在迎战蒙古寇犯辽东之时，李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中伏力战而死。
卧槽！如此一个当世名将，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在这种小场面战斗中战死了？而且还是因为这样低级的指挥失误而战死？
逗我玩呢？这TM是李如松的水平？
正常人恐怕都很难相信，因为就在前几年的朝鲜，李如松就曾经打过一场和此战很类似的战役，即著名的碧蹄馆之战。
在碧蹄馆之战中，当时李如松颇有经验地将麾下骑兵分为了三支。先锋一队，自己一队，后面还有一队由嫡系将领杨元率领作为接应，三队先后进军。
在此战中，先是先锋遭遇到日军重兵的围攻，李如松随即引自己这队前来接应，杀入重围后力战了许久，李如松也曾差点儿遇险，但他仍旧未退，力战不止。就在双方都有些疲惫之时，杨元的后队及时赶到，李如松也得以趁机突围反攻，终于杀退了日军。
那么从碧蹄馆之战中就不难看出，李如松在指挥作战这方面其实是粗中有细的，他出击大胆，但也留有后招。何况碧蹄馆之战中曾遇险被围的李如松，事后又怎么会不更加小心谨慎，反而轻易再次犯险呢？这实在太过诡异了。
在李如松同时代的赵士桢所著《神器谱》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臣见辽左降虏李平胡者，以朝廷高官厚禄，以宁远两世抚育之恩，毕竟阴泄主帅出塞之期，使李如松身膏草野，暴骨塞外。”
按照赵士祯的记载，李如松之死的根源在于，李平胡泄露李如松出塞的日期！
此为孤证吗？不是，当时朝廷的内阁首辅是赵志皋，其为李如松所撰写的墓志铭中，又有了更详细的记载。[无风注：由于该碑文有模糊不清处，不可辨认的部分一下用“□”代替。]
“公(指李如松)以此自喜用寡覆众，吾长技当在养善术，业已明知当有伏，提五千人深入转战数百里，誓不还缩一步，斩馘不下数百，往来□捣万众中如无人。使李平胡、张玉辈有一军策应，虏乃亦不知少多仓卒，一□□，腹背夹击，岂不更成奇捷。□□不用命，委帅与敌，矢竭力尽，慷慨杀所坐马，万里功名，百战残躯，坐令狼藉。又足悲已，呜呼伤哉！”
事情到此，才算是揭开了李如松之死的直接原因！看来，此战之中的李如松与在之前碧蹄馆之战时一样，还安排了李平胡、张玉两人作为接应。
如果此二人按照计划前来接应的话，大概率是可以转败为胜的，最差也可以像碧蹄馆之战一样，将李如松救出重围。
然而却不知为何，李平胡二人并没有像碧蹄馆之战中的杨元一样，及时赶到接应！
按理说事情到这里，差不多就很清楚了。不过，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出现了，反而使得整个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那就是，李平胡后来怎样了？
按理说，朝廷首辅都发话了，是你李平胡害死了朝廷的辽东总兵，而李如松本人又是朱翊钧的救火大队长，这怎么可能不将叛徒斩首示众？最起码也该撤职查办对吧？
李家在辽东的那么多旧部宿将，又怎么能轻易放过这个害死李如松的家伙呢？尤其是，李平胡本身也是李家军的家丁出身，现在害死了少帅，这还不惩罚？
然而事实却是，在明熹宗实录第六十八卷中，再度多次出现了李平胡的名字。此时时间过去了差不多有二十来年了，李如松坟头的草估计都已经老高，但李平胡却依然出现在史册记载之中，甚至还在带兵打仗。
换句话说，在李如松死后，李平胡并未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严厉惩处，其二十余年后依然握有实际兵权。
这就奇了怪了，按理说李平胡一直受到李家两代的恩情，李家对他实在不薄。更何况出卖李如松后，李平胡本人也没有叛逃蒙古或者其他势力，而是继续留在明朝，直到二十年后还在担任将领。
既然如此，他又为何要出卖李如松？出卖自家少帅对他有什么好处？出卖李如松这么大的责任，他又为何屁事没有呢？
高务实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但是当前来看似乎陷入了死胡同，那就得跳到更高的视角来审视。审视什么？审视一下李如松身边的人都怎么样了。
首先是其二弟李如柏，李如柏虽然能力在李家诸子之中只算一般，但因为是老二，所以在第一阶段援朝战争中还是由他担任李如松的副手，在夺取开城等战中也立下了功劳。
班师之后，其历任贵州总兵与宁夏总兵，而在李如松战死的前一年，李如柏因病辞官——这一辞不是闹着玩，他就此在家一呆就是二十多年，直到萨尔浒之战时已经快七十岁了才被再度起用，这是后话了。
李如松死前一年，正当盛年的李如柏“因病辞官”，家居二十余年，这不会只是巧合吧？
好吧，姑且先当此事是不相关的意外巧合。高务实再审视了一人，即之前曾在碧蹄馆之战中担任后援、救李如松出日军重围的李家军嫡系部将杨元。
在第二阶段援朝战争中，杨元带领麾下三千辽东铁骑，被新上司麻贵派到了前线的南原城。而后遭遇了十倍以上日军的围困，坚守一段时间后，由于实在寡不敌众，援军又迟迟不至，孤军坚守数日后被迫突围撤出，守城将士绝大部分阵亡。
这一阶段中，相比于在全州不仅按兵不救，且事后直接未战便弃城而逃的另一名将领陈愚衷，杨元的表现可谓尽职尽责了。就连回到汉城后，麻贵都对其说“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但是请注意，而后麻贵还是把杨元下令斩首示众了。
按照《明朝那些事儿》中的说法，麻贵杀他的理由是用处斩杨元来警戒其余众人：此战不胜即死！
行，杀鸡给猴看，这个也说得通。但高务实还是有疑问：为何找不到处置不战而逃的陈愚衷的记录？
好好好，就当陈愚衷朝中有人好了，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既然是为了告诫前线全军而杀杨元，那自然在汉城前线处斩效果最好。但是根据记载，杨元偏偏是被押回了大明地界，在距离汉城前线八竿子打不到的辽阳处斩的。
这就很神奇了，现在鸡是杀了，可到底是给哪只猴看的？
真要是激励在朝鲜前线的全军将士，何必拉到几百里外的国内去处斩，当场杀不是更好吗？而且从时间点而言，杨元死的时候应该也是在万历二十六年年初左右，距离李如松之死，也已经不远了。
好吧，李如柏辞官是巧合，杨元之死是孤证，那么高务实继续审视，再来看看李如松的家将李宁的下场是不是好一些。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也就是李如松之死半年内，在朝鲜战场的泗川之战中，李宁孤军杀入敌阵，大破日军，后因寡不敌众，力战身亡。
咋回事？怎么又是孤军杀入之后寡不敌众啊？这怎么也和李如松的死法无比相似？
泗川之战，明军占有绝对的优势兵力，居然还能出现重要将领在大破敌军后寡不敌众、力战身亡的事情。高务实这次不用仔细回忆都能猜到，十有八九也是李宁率先突破之后，该来接应的后续部队迟迟未至，眼睁睁地看着这名李如松昔日的麾下猛将战死沙场。
为何后续部队没来？又出意外了？大明朝的意外还真有点多！
高务实觉得再审视最后一个：李如松的幼弟李如梅。
作为李如松的五弟，在第一阶段援朝战争时，李如梅担当的角色没有其二哥李如柏那么重要，但还是在战场上怒刷了一波存在感。
史载：“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围数重。如松督部下鏖战。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挥李有声殊死救，被杀。如柏、宁等奋前夹击，如梅射金甲倭坠马，杨元兵亦至，斫重围入，倭乃退。”
这段记载是说，当时乱军之中形势危急，眼看李如松险些命丧日军的一名金甲倭将之手，是李如梅张弓开箭，将其射落马下，救下了李如松。李如梅在李家五子之中号称小李广，这一箭出自他手可谓理所当然，足够帅。
在第二阶段援朝战争中，李如松和李如柏虽然都没来参加，但是李如梅还是来了，明史也有记载，在第一次蔚山之战中：“如梅偕参将杨登山骑兵先进，设伏海滨，而令游击摆赛以轻骑诱贼，斩首四百有奇，余贼遁归岛山。”可见这时的李如梅已然有勇有谋，又立战功。
在李如松身死之后，为体现抚恤之意，皇帝立刻让其弟李如梅接任了辽东总兵一职。如此看来，李如梅似乎是李如松身旁兄弟、宿将中的一个幸运的反例。
真的是这样吗？不然。李如梅这个辽东总兵仅仅干了一年不到，到第二年年初便被撤职了。而撤职的原因也很令人瞠目结舌：朝中有大臣劾其畏敌不前，所以被劾罢官。
畏敌不前？看了以上李如梅的作战记录，在前后两个时间点相差如此接近的情况下，这个畏敌不前的人……真的是李如梅吗？
真肯定是真的，但为何前脚还在拼死力战的李如梅，在短短时间里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生生混成畏敌不前之辈了？
原本很长时间里高务实都认为那可能是因为李家军嫡系损失太大，李如梅这时候已经不敢力战，但当他审视了前面那些人、那些事之后，他意识到原因必然不是如此简单。
李如梅的确畏敌不前了，但他所畏惧的不是前方之敌，而是后方之敌。
可是，这一世是有他高务实出现，所以才有实学派这个心学派的反对派存在，而李成梁又投靠了心学派，因此李家军才会在朝中有敌人。原先那个历史之中的实学派可是早就星流云散了，为何朝中还是有人针对李家军？
更奇怪的是，在李成梁没有下野之前，李家军在朝中的名声也不坏啊，历任首辅的立场出奇的一致，几乎都是力保李成梁的呀。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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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7章 审视(下)
为什么？
为什么在李如松死前四个月时，李如柏会“因病”从宁夏总兵辞职？为什么杨元也已即将处斩？为什么朝廷当时推荐了三个人选为新的辽东总兵，最终还是李如松去辽东赴任？
史书原文是“廷推者三，中旨特用如松”，可见此时的朱翊钧依旧看重李如松，在他于朝鲜建功之后，准他回归辽东。
但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李如松的爵位后来传给了其长子李世忠，但李世忠不久就死了，也没有儿子。本应接着嗣位的次子李显忠，却很神奇的迟迟没有得到封爵。明史记载“世忠未久卒，无子。弟显忠由荫历辽东副总兵，当嗣爵，朝臣方恶李氏，无为言者。”
这里透露出了一个信息：李显忠没能嗣爵是因为“朝臣方恶李氏”。
朝臣为什么“恶李氏”？最大的可能就是李家军事集团过于强大，朝臣之中有不少人视之为严重的统治威胁，“李氏兵权太盛……跋扈尤甚。不早为计，恐生他变。”
跋扈，这个词在这道奏疏之中明指的是李如柏，但暗指的恐怕并不是他。因为在李氏五虎之中，真正称得上跋扈的，恰恰是作为当世名将的李成梁长子——李如松！
后世谓李如松，大多赞其宁夏、朝鲜两战之风采卓绝，却很少言及他的个性和为人处世风格，但事实上他最终的悲剧恐怕正是出在为人之上。
高务实前世时，对李如松的了解来自于关注李成梁，而对李成梁的兴趣，则来自于1902年章太炎在日本发表的《宣言书》，其中有一段为：“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
高务实读史至此，开始去找李成梁的资料来看，然后又注意到李如松，甚至通读了《明史·李如松传》。如今他穿越来大明已经二十余年，结合此刻对大明的了解，回想《李如松传》才知道，李如松之死其实在明史之中已经写出了理由。
且看《明史·李如松传》是怎么写他的：
“如松，字子茂，成梁长子。以父荫为都指挥同知，充宁远伯勋卫。骁果敢战，少从父，谙兵机。再迁署都督佥事，为神机营右副将。”
这一段没什么特别，大抵就是记录了一位名将之子荫官升官的历史，虽然评价他“骁果敢战”、“谙兵机”，但恐怕大多是事后诸葛亮。
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李如松一开始是李成梁的“勋卫”，是否“骁果敢战”、“谙兵机”，恐怕朝廷根本搞不清；而此后升官就去了神机营任右副将，神机营是京营三大营之一，根本没仗打，李如松也不可能捞到什么战功，他去神机营唯一的用处的就是混资历。
不过，当这一段之后，记载就开始比较细节化了：“万历十一年，出为山西总兵官。给事中黄道瞻等数言如松父子不当并居重镇。大学士申时行请保全之，乃召佥书右府。寻提督京城巡捕。给事中邵庶尝劾如松及其弟副总兵如柏不法，且请稍抑，以全终始。不纳。”
这一段说的情况就开始有点意思了，首先是李如松从神机营右副将直升山西总兵！要知道，这一年的李如松年仅三十四岁，且在此之前并无显赫战功。
三十四岁混到总兵本身就比较罕见了，但有还是有的，比如戚继光、麻贵之类，然而他们升总兵靠的是明确战功，而绝非单纯恩荫。李如松在那之前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功劳，却一步到位做了总兵，而且还是九边之一的山西镇总兵，这当然很惊人。
于是就有弹劾上门，也有相对温和一点的，劝皇帝说至少“如松父子不当并居重镇”。也就是是不能李成梁镇辽东、李如松镇山西——这一左一右、一东一西，父子二人手握雄兵把京师夹在中间，倘若有个什么万一，试问如何是好？
但是申时行出来力保了，于是皇帝先加李如松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然后提督京师巡捕——那就别在山西了，还是召回京吧。
然而依旧有人不放心，又弹劾李如松、李如柏不法，请皇帝“稍抑，以全终始”。然而这一次皇帝的态度很明确：不纳，也就是不听。
你们觉得他父子兵权太盛，朕现在收了李如松的兵权调回京师，你们怎么还揪着不放？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出事了：“十五年，复以总兵官镇宣府。巡抚许守谦阅操，如松引坐与并。参政王学书却之，语不相下，几攘臂。巡按御史王之栋因劾如松骄横，并诋学书，帝为两夺其俸。”
众所周知，大明重文轻武，李如松作为总兵，却和巡抚排排坐，这实际上是非常不礼貌、也不守规矩的，但奇怪的是这次王御史的弹劾效果却很差劲，甚至反而被扣俸禄了。
但这事显然没完，文官的面子岂能被无视？于是“已复被论，给事中叶初春请改调之，乃命与山西李迎恩更镇。其后，军政拾遗，给事中阅视，数遭论劾。帝终眷之，不为动，召佥书中府。”
看吧，果然李如松就开始被各种弹劾，以至于皇帝也不得不让他和山西总兵李迎恩互换位置。甚至在军政拾遗(即科道考察文武官员)中，李如松也数次被拿出来当做典型批评。
可惜奈何，皇帝要保他，谁来都弹不动。文官们搞了老半天，朱翊钧又召李如松回京师为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这是再次保护了起来。
恩宠还没完，接下来“(万历)二十年，哱拜反宁夏，御史梅国桢荐如松大将才，其弟如梅、如樟并年少英杰，宜令讨贼。乃命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即以国桢监之。武臣有提督，自如松始也。已命尽统辽东、宣府、大同、山西诸道援军。”
这就厉害了，李如松成为了有明一朝历史上第一位加了提督衔的武将！[注：本书中不曾出现。]
然而意外发生了，“……六月抵宁夏。如松以权任既重，不欲受总督制，事辄专行。兵科许弘纲等以为非制，尚书石星亦言如松敕书受督臣节度，不得自专，帝乃下诏申饬。”
这段说的是李如松的跋扈性子到了宁夏还是没收住，居然“不欲受总督制，事辄专行”——不听总督调遣，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这还是大明朝的武将？别说立刻被弹劾、被兵部指着，甚至连一直保他的皇帝，都忍不住下诏书来指责了。此战后续倒是不必细说，总之打赢了，大家一起加官晋爵。
然后就到了援朝之战，“会朝鲜倭患棘，诏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克期东征。弟如柏、如梅并率师援剿。如松新立功，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故事，大帅初见督师，甲胄庭谒，出易冠带，始加礼貌。如松用监司谒督抚仪，素服侧坐而已。”
瞧瞧，早年要跟巡抚排排坐，现在甚至要和经略(督师)比高低了。
接下来几段作战描述不必细说，只说战后，“初，官军捷平壤，锋锐甚，不复问封贡事。及碧蹄败衄，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刍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于是惟敬款议复行。”
这段有点意思，说的是碧蹄馆一战在大明这边被看做是战败，或者至少是战术目标没能完成，所以李如松“气大索”——大为泄气。于是经略宋应昌和他都急于休息。好在日本方面情况也很糟糕，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开始准备和谈。
接下来“四月十八日，倭弃王京遁。如松与应昌入城，遣兵渡汉江尾倭后，将击其惰归。倭步步为营，分番迭休，官军不敢击。倭乃结营釜山，为久留计。时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封贡，议撤兵，独留刘綎拒守。如松乃以十二月班师。论功，加太子太保，增岁禄百石。言者诋其和亲辱国，屡攻击之。帝不问。”
日本方面情况比想象中更糟糕，退出朝鲜王京，宋应昌、李如松率部进驻并发兵追赶，但日本是有序撤退，明军不敢深击。于是兵部尚书石星留刘綎一部独守朝鲜，而李如松班师获赏。
但是大明乃是后世所谓的“刚明”，所以这样的“胜利”在朝廷内部是有严重争议的。于是有很多人开始弹劾李如松，认为正是因为他打得不好，才导致“辱国”——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大明朝廷内部的思路一贯都是“除了蒙古，打谁都应该必胜”。
所以，区区倭奴为什么居然打到最后还要和谈？你李如松怎么回事？你不是牛逼到要和经略比高低吗，居然就这点本事？
但是，“帝不问”，皇帝就当没听见这些话。
不仅如此，“二十五年冬，辽东总兵董一元罢，廷推者三，中旨特用如松。言路复交章力争，帝置不报。如松感帝知，气益奋。”
时任辽东总兵被撤，廷推三个人选出来，朱翊钧明确表示用李如松。这显然又惹恼了文官集团，于是“言路复交章力争”，也就是群起汹汹反对这个决定。然而“帝置不报”，继续无视。结果李如松又是感动，又是自负，依旧故我。
但接下来就不妙了，“明年四月，土蛮寇犯辽东。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中伏力战死。帝痛悼，令具衣冠归葬，赠少保、宁远伯，立祠，谥忠烈。”
现在回头再看看，李如松的死还有那么“意外”吗？他得罪的不是某个巡抚，也不是某个经略，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挑衅整个文官集团，是在挑衅文贵武贱的传统和现实！
而在此期间，朱翊钧的表现也值得玩味。
咋一看，朱翊钧从头到尾都在保护李如松，而且保护的力度非常大，大到简直让后来人怀疑他和李成梁到底谁才是李如松他亲爹。
如果高务实认为朱翊钧只是个水平很一般的皇帝，那么他的这个表现倒也没什么大问题。然而朱翊钧“水平很一般”吗？显然不一般。
一个三十年不见臣子却能稳稳掌握朝政打赢三大征的皇帝，这叫一般？
那么，朱翊钧不知道李家军实力太强，在辽东已然有了尾大不掉之势吗？他显然也知道，因为如果他不知道，李成梁第一次下野要怎么解释？
李如松张狂跋扈到了那个程度他都不处理，而至少表面上老老实实的李成梁，却不过是万历十七年之后吃了几次小败仗就被一撸到底，召回京师荣养，这合理吗？
所以高务实断定，朱翊钧不仅知道，而且采取了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力捧李如松，让他认为自己受到天子的无上恩宠，让他到处打仗，让他无限度的消耗李家军实力！
同时，朱翊钧还让李如松因为这样的恩宠而无视文官集团，让李家军与文官集团越走越远，互相视为仇寇！
被文官集团死死盯着的李家军怎么可能更进一步的强大？被文官集团视为仇寇的李如松怎么可能不死！
不信？不信且看后来。李如松死后，辽东总兵换来换去都搞不定辽事，于是朱翊钧决定：让李成梁二度镇辽。
这个做法看起来是不是完全不对劲？李成梁都快八十岁了，而且你还怀疑他李家军，那还让镇个屁啊？
其实不然。李如松死前，李家军嫡系精锐已经被消耗得七七八八，此时的李家军实力已经下降到李成梁发迹以来的最低点。而且朱翊钧知道李成梁“能勇能怯”，他很清楚李成梁已经明白他的心思。
果然，这一次李成梁再度上任之后“锐气全失”，不仅没有任何重建李家军的意图，反而在不久之后果断放弃了宽甸六堡，几乎摆明了说“我没有实力了”。
与此同时，他甚至连辽东镇守太监高淮都不敢得罪，反与高淮狼狈为奸，帮着高淮搜刮辽东地方。
这不是见了鬼了？李成梁就算再老，但他有钱有权，难道重新招兵买马再组个李家军很困难吗？总不可能年纪大了会连自己的看家本事都忘记吧？
当然不是，他只是深知自己的处境。他知道经李如松这么一搞，朝廷上下已经视李家为该死之人，所以此时的李成梁既不敢加强实力，又不能回去再抱文官集团的大腿，只能乖乖跟着皇帝走——皇帝不在身边，那就听镇守太监的，此所谓领导身边的人当领导看。
事实证明，李成梁猜得没错，纵然他二度镇辽干得几乎是一塌糊涂，被弹劾了无数次，然而却始终安安稳稳，最后寿终正寝。
李成梁有错吗？当然有，但事情并不能都怪他。
李如松有错吗？当然有，但事情并不能都怪他。
朱翊钧有错吗？当然有，但事情并不能都怪他。
文官们有错吗？当然有，但事情并不能都怪他们……
大家都有错，但站在各自的立场而言，谁都不能说应该负全责。
李成梁不可能负全责，因为他一开始可能根本就没想过割据、乱政之类，他只是搏个累世富贵、与国同休。
李如松不可能负全责，他从头到尾都忠勇可嘉，只是作为典型的官二代，性格过于跋扈，乃至于无视“尊卑”。
朱翊钧也不可能负全责，站在他的立场上来说，他既保护了李家父子本人，没有过河拆桥、兔死狗烹，又消除了李家军尾大不掉对朱明皇朝的统治威胁，近乎两全。
甚至于文官集团都不应该负全责，因为中国历史上军阀乱政之事出现了不是一次两次，甚至明末的时候也同样搞成了军阀乱政，不能说文官集团对于李家军的强大和李如松的跋扈很是警惕，就一定是错的。
只能说，当所有的错误都集中在了一块儿，这个错误就避免不了了。而与此同时，其造成的后果恰好又过于严重，那就无可挽回了。
当时的大明当然没想到，被压着打了两百多年的女真居然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倘若他们是高务实，想必也一定有办法避免这些情况出现。
但他们不是，所以只有高务实才能避免。
李如松现在是宣府总兵，调任辽帅要顺路回京一趟陛见皇帝。高务实已经决定，必须见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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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两章虽然并非直接剧情，但却是我开书之前就非常想写的东西，写完自己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我始终觉得，读史不能光看表面，所以写穿越文也不能只按照表面历史来写。
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思，其所作所为都有自己的目的，不把他们的心思揣摩明白，是推导不出合理剧情的。
第208章 变化
政治问题是天底下最复杂的问题，它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人的身份，而且还和其他任何问题都产生相互影响的作用。
如果把李如松的个性放在明初那会儿，其实并不显眼，因为在那个时期，以淮西军功集团为首的武将可以压着文官耀武扬威而不被质疑。
如果李如松不是将门的官二代，而是如高务实这样的文臣官二代(或N代)，他的处世态度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后果，了不起被人说一句刚愎自负，官场上愿意提携的他的人少一些罢了。
坏就坏在他既是将门出身，又动不动就得罪文臣，仗着皇帝的宠信，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孤臣。这种情况发生在这种时期，当真是神仙难救。
以高务实这样的出身，敢于拿祖制开刀搞改革，也不敢轻易改变所谓以文御武的传统，原因其实很简单：任何居于稳定统治期的政权，都必然是文官政权。
武将相对于文官在政治上处于优势的时期，通常而言要么是开国之初挟“打天下”之余威，要么是国家大乱之际恃“挽狂澜”之实力，从来没有在国家稳定时期出现武将集团控制国家的情况。
如果有，那就意味着大乱将起。
事实上，有明一朝虽然财政制度极其糟糕，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很先进且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优秀的制度。
众所周知，政治制度这种东西最关键部分就在于制衡，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处于无可限制的状况，都会导致国家全面失控，无论这种权力属于谁——皇帝、文官亦或者武将。
后世提到关于明朝体制的问题，总会中枢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其实这只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实际上则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真正执行过。
事实上终明一朝，就只有洪武和永乐两朝的政治体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鞑清。到了仁宣之后，因为当时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的行政权开始逐渐萎缩。
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但是它符合一个国家在稳定之后各级官员的诉求，而不是什么皇帝昏庸之类的问题而导致。
明朝的仁宣二帝会比清朝的大部分皇帝昏庸吗？显然不可能，但鞑清的情况是，即便皇帝昏庸，官员也不敢有这样的诉求。
为什么？这个朝廷的官员都把自己看成皇帝的奴才，又怎么敢和皇帝逐步的索要行政权？
这种转移在景泰和天顺两朝基本完成，这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同时造成的。
首先，明朝的文官敢于直谏皇帝，敢于用礼仪道德束缚皇帝，对皇帝形成了掣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力。而皇帝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的执行行政权力。
这也不是什么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实事求是的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鞑清的统治者当然也没法一个人管理国家事务，但他们与大明不同，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派，团结少数派压制多数派，这个难度反而小得多——因为需要分红的人少了。
他们死守着他的权力不信任汉族大臣，而鞑清朝廷里想争取权力的也就只有汉人大臣——“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种话，只能是李鸿章这样的汉臣才说得出来。参加“东南互保”的都是汉臣，满臣即便同意东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这就是明证。
而明朝是“多数派”皇朝，皇帝身边不可能有一小撮可文可武的铁杆保皇党，所以文官大臣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如在景泰时，景泰皇帝依赖于谦；天顺时，英宗依赖李贤。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皇帝越来越难控制的了。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
比如正德要南巡，权力意识的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而如嘉靖的大礼议、万历的国本之争等等，都是皇权与文官政权的冲突。
此时，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他们的确始终掌握着对任何事情的最终决断权，但是平时的行政权力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
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常常并不那么怕死。当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经常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
不是作为个体的大臣真的不怕死，也不是他们不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他们也不敢违背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这就是所谓“没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
高务实也不敢。作为文官集团的一员，甚至是领袖之一，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名望和实力，却同样不敢在这一点上打马虎眼。
他对武将的态度比绝大多数文官对武将的态度要好，但那是个人态度，外界只会说他高司徒为人随和，因为他并不是要给予武将与他平起平坐的权力。
转回到皇帝，朱翊钧与他的爷爷嘉靖同样是少年天子出身，两个人也都有着颇为了得的政治手腕，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朱翊钧时期的国本之争却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是文官集团在万历朝变得比嘉靖朝更强大了吗？未必。事实上，这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皇帝本人的思维。
高务实当年看过很多穿越明朝做皇帝的小说，且不论其合理性与否，首先它们当时给了高务实一个很有趣的思考：皇帝本人的思想，对其统治的影响。
穿越者皇帝的思想，当然是和土著皇帝的思想大相径庭。而穿越者是一个久经世事知识渊博的人，还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小年轻，同样也有很大的影响。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思想局限性，比他的生理局限性，就更加严重了。
首先，他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很少有人的思想，能够突破时代主流思想的桎梏；其次，他受到个人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处的阶级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局限了他的见识；再次，他受到了个人教育的局限性，人的思想是后天形成的，教育读书这种间接经验，也会严重影响其思想。
对于明朝的土著皇帝来说，他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看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他被束缚着宫廷中成长的个人经验，也让他严重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高务实发现，历史上几个偶然成长在民间的皇帝，个人能力几乎都非常强。
最后一点，则是土著皇帝受到的教育也是传统儒家思想那套，他也基本上不可能突破这套思想的桎梏。
嘉靖与万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嘉靖是藩王世子“小宗继承大宗”入京为帝，而朱翊钧是由少年太子而为少年天子，他接受的都是文官集团给他安排好的儒家教育。
这一世的朱翊钧稍微幸运一点，因为有了个高务实在身边，旁敲侧击地给他一些新思维影响。然而限于高务实的身份，这些影响也是有限的，是有所克制的。
思想上的局限，会造成其行为的局限。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去做到？思想上面的残疾，比肢体的残疾要可怕的多，因为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残疾！
文官集团在道德礼仪、信息掌握、行政执行和意识形态操控等方面，对皇帝形成了全方位的制约。作为帝王你高高在上，看似无所不能，其实是一个大号的泥胎木偶：你看到的信息是失真的，你决策的事项是高成本低效率执行的，你想做的变革和调整必须要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还要符合道德礼法的主流意识……
皇帝们或许很少总结这些，但皇帝们一定能意识到一些，所以在原历史上，皇帝们都更喜欢用自己熟悉且相对“听招呼”的重臣。无论是嘉靖用严嵩，还是隆庆用高拱，亦或者万历用张居正，在这个根源上区别都不大。
无论这位首辅是忠是奸，本质上都是他将皇帝忽悠瘸了。至于接下来的事，只能看这位首辅的良心。
文官制衡皇帝，最常用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我们这个敬天法祖的国家的根基，是和平年代皇权的授予者，是运行国家机器、维持地方长治久安的工具，同时也是几千年来这个国家所有人——包括皇帝本人——内心中根植的绝对理想与理念。
文官熟读四书五经，又通过了科举考试，无疑是这个国家对伦理道德那一套最熟悉的人，他们可以让一切事情与合适的道德挂上钩，并以此来要挟皇帝、使事情符合他们的意愿、对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释。
他们甚至从皇帝小时候开始就教授他伦理道德，以便于皇帝长大后能更好的间接治理国家。事实上，对于国家实际的运行，文官集团才是真正的核心，皇帝不过是一个传统权力的象征罢了，无非因为传统的根深蒂固，以及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替代，才让皇位如此的不容置疑，这也让道德伦理对于皇帝更加的重要了。
在这种时候，李如松作为实际上的被统治者，要求与实际上的统治者平权，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哪怕在皇帝这个名义上的统治者多方保护之下，他也依然会死——意外战死也是死啊，你看那位老老实实与文官集团搞好关系的戚继光，他怎么就不会意外战死呢？
更让人心底发寒的，则是朱翊钧本人极有可能洞悉了其中的内情，所以至始至终放任和包庇李如松。他知道他不管怎么保护，李如松迟早都会死。而在这个反复拉锯的过程中，尾大不掉的李家军会被严重削弱，直至没有威胁。
这意味着，皇帝实际上默认了文官集团的强势，也无意在“以文御武”是对是错方面搞什么拨乱反正。或许在皇帝所接受儒家教育所形成的思维中，这本身就是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出发点都只是稳定统治。
高务实一路沉默地出宫，没有回户部，而是让仪仗直接开往兵部。凑巧的是，兵部今天不止是梁梦龙在，负责主管兵部事务的大学士吴兑也在。
吴兑本是来询问兵部对这次建州之战赏功罚过的安排的，此时见高务实也来了，立刻明白高务实也一定是关心这件事，与梁梦龙一起将高务实请了进来。三人便在梁梦龙的值房里开起了小会。
刚开始说事，高务实就先听到一个消息，吴兑说任养心那篇弹劾李成梁父子“环神京左右蟠据，横骄莫可摇动”的弹章并非出自于“自发”，而是出自于沈鲤的授意。
这个消息让高务实先是有些错愕，问道：“师兄可以断定？”
“不是断定，是确定。”吴兑摇头道：“我使人问过任子诚(任养心字)，他亲口说的。”
高务实当即明白过来：任养心是山西芮城人，万历二年进士，其房师即是沈鲤。他虽然是实学派中理论上的晋党一系，但显然要受到沈鲤这位高居左都御史的老师影响。
他本身是直隶巡按御史，左都御史兼老师的沈鲤让他弹劾李成梁父子，他自然很难拒绝。
问题在于，沈鲤为什么要这么做——要知道，高务实这位实学派实际上的领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公开表明态度。
吴兑没有明说，反倒是梁梦龙嗤笑一声，忍不住开口了：“心斋公于辽抚任内数次为李成梁请功，今李成梁有此大败，似反证心斋公昔日所赞为虚，此其一；心斋公今年六十有七，有人等不及也，此其二。”
高务实瞥了一眼吴兑，见吴兑捻须不语，不禁轻哼一声，道：“心斋公为李宁远请功倘若有误，则我伯考文正公昔年独排众议，用心斋公为辽抚，那岂非也是有误？”
牵涉到高拱，吴兑作为学生也不敢不说话了，立刻道：“先师相文正公，素以用人称职为世所瞩目。其用心斋兄为辽抚，心斋兄乃实军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战马，信赏罚，使土蛮(察哈尔)不敢侵而王杲伏诛。于是设宽甸六堡，为我朝廷拓八百里新疆——此若有误，何为不误？”
梁梦龙叹道：“所以说有人就是等不及了，两三年都忍不得。”
吴兑也叹了口气，摇头道：“也难怪他忍不得，此前日新顶了他大司农的位置，虽然他去做了总宪，但想必这口气仍是咽不下去。
而今年年初，本该起复回阁的凤磐公又偏偏病倒了，于是咱们原计划中，内阁能够力压心学一派的局面也就不复存在。此时此刻，他以为主动一些便有机会入阁，且能得到我等的支持，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来张四维丁忧这几年运气很糟，先是因为父亲病逝而丁忧，等到丁忧结束，朝廷召他起复回京的消息刚到，他还在按照“流程”请辞呢，结果母亲又病逝了。这下子走流程的请辞变成了真请辞，只能继续丁忧。
等到老娘的丁忧快要结束，他自己偏偏又病倒了。张四维本来身体就不好，壮年时期都曾经因病请辞回乡休养过数年，现在年纪大了再一病，当时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他甚至口述了一封信让回乡探视的张泰徵给高务实带来，信中他用颇为悲观的态度告诉高务实，说他可能没有机会再回中枢了，不过同时又表扬了高务实一番，说高务实这几年的表现比他想象中更好，勉慰他继续努力。
张四维信中还说，“晋党”本身原不该始终独立于实学派中其他人，如今在高务实的带领下已有逐渐融入的趋势，这是个好趋势，应该继续。反而如果他回京，这种趋势倒可能被打破，这对实学派整体而言是不好的，因此他不回去也有好处，劝高务实不必以此为念，争取早日让实学派上下齐心。
凡此种种，张四维说了很多。
高务实仔细思考了一番，觉得大舅这话恐怕不是虚言安慰，而是意有所指。这几年张四维虽然人在丁忧，但因为京华传递消息十分灵通，他对朝中局面从来都很清楚。
实学派内部在他离任之后虽然看似仍是一个整体，但其实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中高务实占据实力优势，而许国、沈鲤一派由于有许国这个次辅的存在，则形成了名义占优的局面。
张四维当然对此不满，所以一开始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早些返回中枢的，但天不遂人愿，现在看来是有些难了。他自然是站在高务实这一边的，也的确认为只有高务实才能担当得起实学派党魁的重任，于是口述了这封信让张泰徵转交给高务实。
高务实知道，随着张四维的这个交待，他也一定会与晋党其他人沟通明白，从此之后晋党会加速融入整个实学派，并以高务实马首是瞻。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封信甚至可以算作张四维的政治遗嘱。
但不知道是不是许国、沈鲤方面也察觉到了什么，因此沈鲤推动了任养心弹劾李成梁父子——这个举动的真正目标不是李成梁本人，而是一边打击心学派势力，一边打击张学颜的名声。
倘若张学颜因此请辞，而心学派也因为李成梁一事不敢冒头，那新入阁的人选可不就还得从实学派中来？实学派中现在最适合入阁的人有谁？
高务实刚刚履新户部尚书不久，而且本身也太过于年轻，肯定不是入阁的首选，那么首选对象自然是左都御史沈鲤。
许国肯定也支持这样的变化，因为他一个人光靠次辅的名头已经明显压不住高务实，若是支持高务实的张学颜去位而沈鲤又成为阁臣，此消彼长之下他就极有可能扳回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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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9章 磋商
沈鲤的这番举动大出高务实意料之外，但想想却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沈鲤从翰林院外放部衙的时间并不长，然而他的年纪却并不小，今年已经五十有八。都不必说别人，想想张居正当初入阁才四十出头就知道，要沈鲤现在不着急，那的确很难。
哪怕张学颜效仿郭朴当年，一到七十岁就坚决请辞致仕，可等到沈鲤顺利接替他入阁，也已经过了六十，这实在有点太迟了。
但沈鲤的这个做法却让高务实很不痛快，因为这对实学派整体而言是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策略，而对于他高务实本人，则还要反过来，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张学颜在辽抚任上虽然主持了几场大战，但他和高务实不同，他只负责调度，仗是李成梁去打的。他自己擅长的其实还是施政细节，尤其是当他在户部任上及作为主管户部的阁臣搞出了《万历会计录》之后，更是以熟悉财政而著称。
因为熟悉财政，他对高务实格外重视，也成为高务实在内阁之中的铁杆盟友，与吴兑一起形成了高务实在内阁之中的两大臂助。如果张学颜去位而沈鲤入阁，很可能导致许国与沈鲤的联盟反压高务实和吴兑一头。
实学派本身是改革派，然而许国和沈鲤都是实学派内部的保守派。保守派不是说就不肯改革，只是对于改革的力度、步伐的大小与被天下人视为激进派的高务实不同。
高务实早年其实也不被视为激进派，当时朝廷高层都觉得高拱才是激进派，高务实反倒是个能让高拱保持克制的存在。
事实上高务实被当做激进派还是近期的事，从开藩禁算起，到“收拢天下财权”达到顶峰，高务实的改革力度之大，已经让很多人心惊胆战。
这就是文官政治的弊端之一，文官政治对于维护国家稳定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它有一个痼疾，就是轻易不敢尝试改变——任何改变都意味着可能出现的不稳定。
小幅度的改变是可以的，这是一种自我修正，文官政治也有这种自发性的功能。但过大、过急的改变则不被他们所认可，或许他们洞悉了后世的一句名言：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
高务实认为自己的改革都是有基础的，也有足够的力量与手段保证不会“扯到蛋”。可显然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认知差别客观存在，高务实觉得不会，保守派还是觉得会。
换言之，如果沈鲤真的取代了张学颜，实学派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实力对比就会出现变化，高务实接下去的处境也会变得相对艰难起来。
然而这件事该如何解决或应对，高务实一时半会儿也还理不出个头绪。
按理说，以针对李成梁为手段，迂回打击张学颜的声望，这个圈绕得有点大。毕竟张学颜虽然和李成梁共事足足八年(张学颜隆庆五年被高拱用为辽抚，万历五年因拓边宽甸六堡之功召回并升任户部尚书)，但当时李成梁是没有文官派系背景的，李成梁明确成为心学派背景武臣是在张学颜回京之后的事，并且其中还有数年过渡。
这么看来，以李成梁之失攻击张学颜，顶多只能说张学颜当时为李成梁所作的报功奏疏有问题，比如说虚功实报、讳败掩过之类。
但这也很难办，因为李成梁过去的功劳问题在申时行的申救疏之后，朝廷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看法”，即申时行疏中所谓“倘以一计之误、一战之失而多生支节，尽没成梁百胜之功，此则臣等之所深惜也。”
换句话说，不能因为这一次战败就胡乱牵连攀扯，把李成梁百战之功都给淹没了。
皇帝今天表现的态度，其实也是以这一立场为基础的，所以他才会同意让李成梁以宁远伯回京荣养——如果他过去的功劳有问题，那这个宁远伯的世爵显然得废掉才对，还回京荣养个鬼？怕不是该回京杀头。
因此咋一看来，张学颜应该还挺安全。不过高务实始终有些不安，觉得许国和沈鲤应该不会做无用功，这件事恐怕还有后续变化。
吴兑和梁梦龙不知高务实心中的担忧，又问起他的来意，于是高务实把刚才在宫里的事大致说了说，当然说的都是能让他们知晓的那部分。
听完高务实的话，吴兑沉吟道：“杨四畏乃可用之人，其独子杨元……”
话还没说完，高务实就一怔，打断道：“杨元？”
“此杨元非彼杨元，同名而已。”吴兑解释道：“杨四畏子杨元如今在禁卫军中，而且还是日新你亲自选定拔擢的。”
高务实回忆了一下，恍然道：“哦，我想起来了，他是禁卫军第三镇第二协协统。”
吴兑笑道：“不错，日新果然强记。”
高务实诧异道：“第三镇前次曾派兵参加平定西北之乱，第二协也有出兵(但只是派了一个标的骑兵)，他作为协统即便不曾亲临，似乎也该有所奖赏，怎么现在还是协统么？”
梁梦龙插话道：“他现在是以第三镇副统制兼第二协协统。”
高务实点了点头，也明白了吴兑之前那话的意思：杨四畏的独子杨元既然是禁卫军的人，而且还是自己选拔上来的，那么杨四畏肯定倾向于自己一边。
果然吴兑接着道：“原本因为有这层关系，若杨四畏调任辽抚，则辽东之事便好办了。但此番皇上念及旧情，以李如松回镇辽东接替李成梁，我恐辽东仍然多事。”
梁梦龙也皱着眉头，道：“李如松此前也在京营呆过几年，漠南之战时还有斩将之功，这次平定西北又立下大功。以他回镇辽东，从能力上而言倒也并不为过。
只是李如松此人个性张扬，与其父李成梁不可同日而语。我曾听闻他在山西之时便曾口出狂言，说太原兵卒怯懦，不及辽兵果锐。这次随日新你征讨哱拜，他也没带多少山西兵马，只以随任家丁为主。
去年年底，西北事定，李如松改任宣府。巡抚许守谦阅操，李如松倚仗征西之功，竟与许守谦并坐。宣府参政王学书见之不满，斥责李如松不守规矩，李如松反唇相讥，不肯稍让，双方差点动手上演全武行……总之，我看此人不是个省油的灯。”
“差点动手”这话肯定有些夸张，不过高务实几乎能猜出当时的情况多半是这么回事：
李如松目无余子走上检阅台就和许守谦坐在一块儿，许守谦大概从来没碰到过这种奇葩事，因此虽然心中不满，一时却在犹豫是直接呵斥好，还是暗示李如松坐错了位置好。
但巡抚虽然没说话，下面的僚属必须有所表示，所以参政王学书当场发作，喝令李如松让座。然而李如松刚刚得胜归来，正是满心老子天下第一的时刻，自然懒得搭理。王学书觉得自己受到了无视，撸起袖子就准备去把李如松拖下来。
这里要注意，王学书一介文人，肯定拖不动李如松这么个猛将兄，但他应该是认为李如松不敢反抗，所以才会有此举动。当然，李如松不理他，他面子上下不来也是个关键。
然而李如松的脑回路很不一般，站起身来就准备掂量掂量王参政的武力值，看看他是怎么敢在自己面前撸袖子的。
这显然吓坏了当时在场的其他官员乃至李如松带去的武将们，于是文武双方的下属都忙不迭上前劝架。文拉文，武拉武，好不容易才把两个人隔开，没有发生李总兵拳打王参政的政坛大丑闻。
虽然架没打起来，但这事显然惹恼了宣府巡按王之栋，连夜上疏弹劾——他是两个人一起弹劾，李如松和王学书都被劾了，惟独巡抚许守谦没事。
大家都觉得许抚台的表现没什么大问题，他虽然没说话，但这可以看做是一个文官的雅量，不去和区区武臣斤斤计较。而且大家也清楚，武将不足以同巡抚并坐本身不是朝廷规矩，只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统。
即便李如松不遵守这种传统，对付他也只能依靠其他手段，摆明了车马去和皇帝讨论是不行的，因为许守谦的本职是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李如松的本职是右军都督府佥事，为正二品。
非要按朝廷制度算，李如松反而应该坐首席，那还得了？高务实以兵部左侍郎身份协理京营戎政的时候，五军都督府那一票超品的国公、侯爷们，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有种把首席坐了，却让高务实坐在下手？
你怕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
说到许守谦，高务实前世并不知道许守谦是何许人也，但这一世倒是挺熟，因为许守谦是北人，是属于实学派的官员。
许守谦为北直隶真定府藁城县人，中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座师不是别人，正是高拱。不过许守谦当时的成绩比较一般，为殿试三甲第十六名。这个成绩想留京任职显然比较为难，而他当时也不是高拱头一批器重的人选，故而外出为开封府推官。
新郑县就是开封府所属，所以许守谦能去开封府踏上仕途，也意味着高拱还是比较关注他的。之后许守谦的仕途果然也比较顺利，先擢户部主事，又升郎中。到了万历三年四月辛卯，一直独掌铨务的高拱便以时任户部郎中许守谦为浙江副使。
不过他去浙江却没干多久，当年九月便以浙江副使调山西副使，负责清军驿传，兼理盐法。十一月，又以原职驻劄偏关，整饬地方兵备。
这一干就是六年，到了万历九年十月，朱翊钧升山西副使许守谦为湖广右参政。十年十一月，又从湖广右参政升为湖广按察使，没多久又调补山西按察使。
万历十二年八月，升山西按察使许守谦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正式成为封疆大吏。十三年闰九月，以阅视叙劳，许守谦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如故。十五年二月，朱翊钧下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许守谦以原官改巡抚宣府地方，赞理军务。
从他的履历就看得出来，他为官的特点就是在山西干得久，要提拔之前则往南方挪一挪，呆不了多久、混完了资历又调回山西。
既是高拱的门生，又长期在山西混，高务实没法不熟。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甚至算得上是实学派内部往晋党地盘掺沙子的一个特殊人选。
当然，说掺沙子可能不太对，应该是实学派主流合并晋党的一种体现，故而从高拱时代一直延续至今，他都始终留在山西。
而李如松争座这件事，说不定也是这次朱翊钧要把李如松调离的一个次要因素——王之栋参劾之后，虽然皇帝没有严惩，但也把王学书和李如松的俸禄都一齐罚扣了两个月，以示两个人都有不对之处。
看来吴兑和梁梦龙都觉得李如松回镇辽东不是好事，高务实听了也越发皱眉。
吴兑看了看高务实的神情，沉吟道：“日新，李如松这样的脾性，一旦回镇辽东，我最担心的倒不是他又去和巡抚争座——反正现在的辽抚是李松(咦，这俩名字可有点巧)，我担心的是他在辽东会比李成梁做得更过分。”
高务实平静地问道：“师兄所指是哪一方面？”
吴兑有些意外，答道：“自然是飞扬跋扈、不听调遣。”
高务实思索片刻，摇头道：“飞扬跋扈是没准，但不听调遣却未必。”
“哦？”吴兑看来有些将信将疑，问道：“何以见得？”
高务实答道：“李如松在我麾下作战计有两次，漠南之战与西北之战我都曾指挥过他，这两次作战，他都没有不听调遣的举动。”
吴兑还没开口，梁梦龙却摆手道：“诶，日新你这话却不尽然。此一时而彼一时，漠南之战使你是全权钦使，奉圣谕指挥诸军，而李如松那时是以神机营副将身份参战，奉你之命就是奉皇命，他岂敢不遵你军令？
而西北之战也是一样，你以七镇经略身份奉圣谕入援，又提督西北军政。李如松时任山西总兵，正在你调度之下，他岂敢不遵你军令？
然而此番他回辽东，却没有一个奉圣谕管他的人了，李松那个巡抚又是心学派之人，想必也不会去插手李如松的事，到时候谁管得着他？周咏这个总督远在密云不说，就算有军令给李如松，他也能拿李松的抚军名义回顶，让周咏去和李松扯皮，到时候却如何是好？”
这倒是个麻烦，毕竟大明的督抚和鞑清的督抚不同，鞑清是总督管军、巡抚管民，而大明的总督和巡抚则都有管军之权，一旦李如松真的拿李松的所谓命令去堵周咏的口，周咏就只好先去皇帝面前和李松这个辽抚打官司了。
不过此时吴兑却沉吟道：“这话倒是提醒了我——我忽然想到，日新的军功别说李如松比不了，就算李成梁也比不了。李如松敢在许守谦面前放肆，或是欺许守谦并无尺寸战功，但日新不然，他却未必敢在日新面前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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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0章 大调动
说完杨四畏和李如松，吴兑和梁梦龙又谈到了曹簠。
曹簠是当前仍留在辽东的本地将领之中职务最高的一人，也是家丁实力在辽东仅次于李成梁的大将。从他被高务实从牢房里救出来开始，便成为高务实在辽东平衡李成梁实力的重要人物。
但是按照朱翊钧今天的决断来看，李成梁虽然去职辽帅、回京荣养，但李家军本身并没有直接削弱，反而还因为李如松的回镇而有加强——李如松麾下有他一直带着走的五千骑兵，这支兵马回到辽东，事实上反而使李家军的实力从赫图阿拉大败中得以恢复，依旧在辽东本镇保持了约三万四五千左右的嫡系。
曹家的嫡系家丁此刻有约八千，但曹家的兵力并不全在曹簠本人手中，其弟曹简手里也有一千。此次曹簠升调蓟镇总兵，按照将门习惯，应该不会把全部家丁带走，预计至少会多留一千给弟弟曹简作为“看家”之用，甚至有可能留下两千。
如此算来，曹簠可能带走五六千家丁去蓟镇，这样的话辽东的实学派嫡系兵力将出现明显下降。此消彼长，李家军的实力反而还压了实学派一头。
虽然高务实、吴兑与梁梦龙都不至于把李家军当成假想敌来看待，辽东的实学嫡系军队也不是为了震慑李家军而部署，但客观现实就是谁手里的实力足，谁说话就有底气。
辽东的实学嫡系原本也就三万上下，一旦被曹簠带走五六千，反而比李家军少了一万左右，这肯定会影响话语权。京华虽然在辽东有着大量的武装家丁，但那并非朝廷军队，是不会被摆上台面的。
吴兑和梁梦龙都认为应该继续往辽东掺沙子，至少也应该保证实学嫡系军队的人数与李家军持平或基本持平。
高务实皱着眉头，问道：“调谁去才能补上这一万的缺？麻家军也好，马家军也罢，能够带去一万兵马的有几个？马栋已经在辽东了，马林手里也没有一万家丁，据我了解他只有三千左右的家丁(马家家丁是纯骑兵，人数比较少，毕竟像李成梁那么能捞钱的将门绝无仅有)。
麻家倒是有，但能带去一万的只有麻贵一人。可是麻贵早已是总兵，咱们不可能让他去做辽东副总兵吧？”
吴兑道：“其实有一万兵的倒也不止麻家，南军刘氏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就是不知道日新你留着刘綎在西南是否还有其他用意。否则的话，刘綎现在倒是可以来做辽东副帅，其麾下的家丁可以作为四川班军北调。”
刘綎入缅作战时的身份是腾冲游击，战后当然因功晋升，到现在职务已经提升到了分守云南车孟参将——这个职务是战后新设的，所辖防区颇大，大致上是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以及孟定御夷府、孟艮御夷府和孟琏长官司，基本上占了大半个缅北。
与此同时，刘綎所部还有监视缅甸的职责，其中包括监督缅甸东吁王朝上缴赔款等事。
虽然此时的东吁王朝被高务实强行拆分，南方的勃固王朝已经独立并被京华掌控，成立了勃固警备军，而东吁王朝本身也被京华实际上军管，但名义上东吁王朝仍然存在，所以刘綎所部依旧是作为震慑力量存在。
当然，如果单从防卫角度而言，东吁王朝现在根本没有武装力量了，刘綎所部随时可以调离，云南方面只需要匀出镇守缅北的兵力即可。不过，刘綎留在南方是高务实为可能出现的杨应龙作乱准备的，现在调离的话并不是很稳妥。
“刘綎留在西南，是我担心对察哈尔大战之后西南宵小趁机作乱，当前辽东的局势还不至于非要刘綎北上。况且刘綎及所部久在西南，骤然北调东北，跨越万里，未必合适。”
吴兑想了想，道：“若是刘綎不便北上，那我还有一个人选：萧如薰。”
这次还不等高务实开口，梁梦龙便问道：“萧如薰现在是宁夏副总兵，改调辽东副总兵自无不可，但他可没有一万家丁。”
那是当然，宁夏虽然可以与鄂尔多斯部贸易，但当地经济水平本就不高，鄂尔多斯部的经济水平同样不如土默特，所以宁夏方面的将领并不富裕。而萧如薰这个副总兵还是西北之乱独守一城的大功换来的，时间并不长，自然没有拥兵一万的可能。
实际上他虽然名为副总兵，手底下的家丁甚至不到两千。这个实力在宁夏镇其实并不差，但如果放去辽东就显然不行，根本镇不住场面——马栋、麻承勋、戚金这三位实学派将领的家丁都比他多。
盘算至此，高务实忽然想明白一个以前忽视过的问题：原历史上从李成梁去职回京，到他二度镇辽，基本上是正好十年，而这十年之中，辽东总兵官居然换了八个。
这其中，只有第一个接任李成梁位置的杨绍勋和最后一个马林干了两年，剩下的人基本都只做了一年左右，甚至不到一年。
这其中杨绍勋能做两年是因为他本就是李成梁的亲信部将，马林能做两年是因为当时辽事已经变得很复杂，可以说情况都比较特殊。
剩下的人里头，李如松、李如梅兄弟不必说(前几章写到过)，尤继先、董一元、王保为什么干不长久？自然是因为李家军不配合，而李家军不配合他们就干不下去，则是因为他们带去的随任家丁压不住李家军。
这里要注意的是他们三人的任职时间，他们三个的任期算在一起，是从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到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
换句话说，正是李如松在朝鲜作战的期间。再换句话说，就是李家军实力还比较强大的时间段内。
王保之后就是李如松班师接任，数月之后李如松战死，李如梅接任。李如梅因为“畏敌”被免，接任者依旧是李家军亲信——孙守廉。
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铁岭卫人出身的李家军嫡系部将孙守廉居然稳不住辽东局面，只干了半年出头就被革任回卫，紧接着朝廷就启用了宣大系将领马林。
马林乃是名将马芳次子，在当时而言属于自带光环的那种，而且原历史上由于马栋声名不彰，马林被看做是马芳的实际继承人，马家军嫡系几乎都在他手中，故而他在辽东坚持了两年，才因为局面仍无好转而被二度镇辽的李成梁取代。
高务实发现，在这八位总兵里头，李如松是一个分界点。
在李如松出任辽帅之前，李家军实力强大，根本不把外地来的总兵放在眼里，拒不配合工作，由此外地总兵干不长久。
李如松之后的情况就变了，李家军实力大衰，虽然朝廷接连用李家军嫡系将领为辽帅，此刻却反而稳不住辽东形势。结果用了宣大系的马林之后，居然局势稍定，坚持了两年。
但马林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并不能更进一步把局势扭转回来，因此朝廷仍然觉得不足，最终只好把李成梁又放了回去。
可惜，此时的李成梁因为李家军实力大衰，他本人也感受到朝廷对他的严重猜忌，因此回任之后不再补充嫡系力量，对女真也采取了纵容态度，只求面子上没有大乱就算完成了任务。辽东大局遂不可挽回地滑向了对努尔哈赤更有利的局面。
高务实此时忽然有个设想：假使前期由外地调任辽东的总兵有足够的力量压制李家军，辽东方面的局势还会糜烂至斯吗？
但这个设想即便是在现在也并不好达成：李家军没有经历朝鲜一战的损耗，实力还是过于强大，如今只要李如松回镇，就依旧有着三万五千左右的家丁。家丁的战斗力不必再重复说明了，这支军队简单的说就是依旧能够吊打任何女真强酋。
而如果高务实要完成刚才这个设想，则实学派方面必须有至少不弱于李家军的实力，然而实学系将领当中没有哪一家将领能凑够那么多的家丁——哪怕是麻家军，全家族的家丁也没超过两万，其实际上的家主麻贵，手里也就万把人，而且麻贵不可能去做辽东副总兵。
既然如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核心不够，多部来凑”。实学派虽然找不出一个能媲美铁岭李氏的将门，但可以选择多调派几员将领去辽东。每个将领都带几千家丁赴任，总兵力也就上去了。
高务实提出多调几员将领去辽东，吴兑和梁梦龙思索了片刻，都表示原则上同意。不过对于调派哪些人，大家还得商议一下。
这一通商议颇费了些时间，最终的结果是实学派选调现任宁夏副总兵萧如薰、蓟州燕河营参将任自强、大同镇中军坐营(同游击衔)高策、大同入卫游击沈栋、宣府东路游击解生(蒙古族)、大同宁虏堡守备摆赛(蒙古族)、宁夏玉泉营守备杜松、延绥双山堡守备尤世功、大同守口堡守备杨登山至辽东任职，各将官皆准家丁随任。
这一批次选调将领颇多，而且级别不一，涵盖了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四个级别。而兵部准备给于的随任家丁额度则颇为宽限——由于随任家丁是可以领取高额军饷的，所以兵部会规定员额。
这其中，宁夏副总兵萧如薰拟给随任家丁五千额定，蓟州燕河营参将任自强拟给随任家丁两千额定，大同镇中军坐营高策、大同入卫游击沈栋、宣府东路游击解生三人拟各给一千五百额定，大同宁虏堡守备摆赛、宁夏玉泉营守备杜松、延绥双山堡守备尤世功、大同守口堡守备杨登山拟各给一千额定。
如果按照额定员数计算，这次兵部调动他们去辽东，足足给了15500随任家丁员额。即便曹簠带走五千家丁去蓟镇上任，辽东实学系将领所掌握的兵力也会达到四万，超过李家军嫡系兵力。
不过员额归员额，萧如薰他们能不能凑齐这样的数目却比较难说。至少在高务实看来，萧如薰本人要凑齐五千家丁就几乎是在做梦，除非他把萧家的家丁全部带去辽东，一点都不给三个哥哥(萧如兰、萧如蕙、萧如芷)留。
但这肯定不可能，他三个哥哥有两个参将一个游击，怎么可能把家丁全给四弟带走？以高务实对家丁训练之困难的了解来看，萧如薰现在手头不知道有没有两千人，此次如果顺利调任辽东副总兵，能够凑上三千就算了不得了。
至于其他将领，手边多半也不足兵部给出的数，按照高务实预计，这一万五千员额虽然放在这里，但他们能带去一万人就谢天谢地了。
当然，兵部的员额给多了不是没用，他们现在手边没有这么多，到了辽东再募集也是朝廷制度准许的。
倘若是原先的话，这样的募集还很容易随便拉些人头凑数，不过这个漏洞后来被高务实和梁梦龙堵死了——在高务实任兵部左侍郎的时候，他给梁梦龙出了个主意，兵部现在会对九边各镇将领的家丁进行审核考比，如果不能达标，就会被兵部拒绝提供员额给饷。
兵部本身当然没有那么多人可以去考核，因此该考核任务分别交给了两个人：一是该镇巡按御史，二是当地兵备道。不过考虑到文官们可能未必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方法，高务实又干脆把自家家丁护卫队的入队标准拿了出来，略微下调了一点要求，转交给兵部实行。
不要奇怪，高家家丁护卫队的标准绝对是高标准严要求，因为那个标准是戚继光定的，现在要给兵部颁行于整个九边使用，当然需要降低一下标准。
比如高家家丁甚至对身高有要求，这个就不适合给边军用——边军有些人虽然个头不高(多是因为出身差，早年营养不良导致)，但他们打仗其实很猛。
高务实三人选定出来的这批将领别看高级将领好像不多，但其实个个都不简单。比如玉泉营守备杜松，就是后来那位杜黑子、“杜太师”，而尤世功则是陕西榆林将门出身，和本该在后来出任辽东总兵的尤继先是同族。
至于余下诸位，则有一个共同点：全都是原历史上以宣大边军入援朝鲜的将领，个个都挂着一堆的战功牌。
可以说这一次调动是真正从实学派宣大(包括延绥、宁夏)系嫡系之中抽调精锐，大举渗透辽东的一次调动。一旦完成调动，宣大系在辽东至少可以与李家军分庭抗礼。
不过，高务实一贯的态度是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稳妥，因此在调动宣大精锐的基础上，他还提出要提拔辽东本地非铁岭系将领，夯实实学派在辽东军中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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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1章 野心
实学派原本在辽东谈不上有什么基本盘，“辽东基本盘”这个概念恐怕都是在高务实出任金复海盖兵备道之后才慢慢出现的。
当时他软硬兼施地拉拢了一批当地卫所将领，包括江恩垣、蒲元毅、曹简等。甚至还是因为曹简的关系，高务实才想起来把曹簠从大牢里捞出来。
后来在辽抚任上，高务实也拉拢了一些非铁岭出身的辽东本地将领，如赵应昌、杨爕等，这两人现在一个是分守宁远左参将，一个是前屯游击，都是“打入敌后”任职于辽西的。
高务实与吴兑、梁梦龙商议，认为应该考虑给江恩垣等人晋升以确保优势，吴兑原则上表示同意，示意梁梦龙提出具体安排。
梁梦龙略一沉吟，道：“这却有些难办，这几年辽东兵力逐步增强，如今几无缺员……”
“那就新设。”高务实果断道：“我意辽西兵力已然充裕，但辽东方面还可增强。可以考虑将沈阳游击升格为沈阳参将，于沈阳参将麾下另设一抚顺游击。还可以考虑在辽阳新设两个游击，如辽阳入卫左营游击、右营游击。
另外，鉴于宽甸六堡之设，定辽右卫屯驻地似可有所东倾。我意，可以将定辽右卫往镇江堡附近迁徙，具体位置可以定在镇江堡西南鸭绿江河口西侧。我朝廷可在此新建一城，以便对朝鲜形成近距威慑，城名可唤做丹东。然后以定辽右卫为基础，新设丹东游击。”
高务实似乎没看见吴兑与梁梦龙的惊讶模样，又略一沉吟，道：“另外，辽河河套收复之后一直没能好好经营，如今虽已确定新建边墙，但辽河河套之地倘无城池、移民，则始终难守。我意，在此处也新建一城，名唤阜新，亦设一游击。”
吴兑与梁梦龙一阵愕然，两人对视一眼，由吴兑发问：“日新，你要一次新设五名游击？就算游击好办，可这新建两城却恐不易。我是说这笔钱……户部现在有盈余？”
自从开藩禁实施以来，户部现在是花钱如流水，这是天下皆知的事。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务实这个户部尚书居然主动提议建设两个新城，吴兑和梁梦龙简直以为自己耳朵坏了。
谁知道高务实摇头道：“只要位置选得好，建城未必要花钱，没准还能赚钱。”
两位知兵的大佬同时愣住，异口同声问了一句：“此做何解？”
高务实笑道：“二位想先听哪一地？”
“河套！”
“阜新！”
高务实也估计他们俩肯定要先听辽河河套的新城阜新，因为此地的位置在他们眼中显然更加要紧：东接辽(辽阳)、沈，南靠海、盖，西连辽西，而东北是科尔沁，西北又是察哈尔，所谓兵家必争之地是也。
笑了一笑，高务实简单地道：“辽南之战结束后，京华对这片地方进行过详细勘探，此处虽成为蒙古人草场多年，但其实大概有十之二三可以耕种，尤其适合种植玉米，其余山地多为丘陵、草原，既可种植、射猎、牧养牛马，也方便修筑边墙。
除此之外，根据京华的勘探，此地还有两项重要产出，一是煤矿，二是玛瑙。其中煤矿可以保证我移民安然度过寒冬，玛瑙则更是产量极大……”
“玛瑙？”吴兑皱眉道：“这个产量极大，究竟是多大？”
高务实略一挑眉，肯定地道：“约我大明天下之半数。”
不仅吴兑，梁梦龙也大吃一惊：“天下半数？”
高务实哈哈一笑：“不瞒二位，我听到消息之时也大吃一惊，不过京华已经找到两处玛瑙大矿，足以证明所言不虚。”
这个消息当然是真的，但主要得感谢刘馨，正是她告诉高务实阜新玛瑙之盛。按她所言，阜新一地的玛瑙储量占后世全国50%以上，玛瑙工艺品销售占全国的70%，旅游品销售占全国的90%，因此阜新玛瑙雕被列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说，还被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正式命名为“世界玛瑙之都”。
京华“点石成金”的找矿本事吴兑和梁梦龙早已领教过无数次，对于高务实这番话自然不敢怀疑。不过此中有一事，吴兑觉得很奇怪，不由问道：“日新过去似乎并不太重视玉器宝石一类买卖，怎的这次对玛瑙生意有了兴趣么？”
高务实摇头道：“那却不然，京华挖的两个矿只是为了证实阜新玛瑙的确优质、高产，但京华本身不打算扩建玛瑙矿，这些玛瑙是留给其他人的，京华本身还是做老本行，主攻煤矿，另外还打算烧点紫砂陶——阜新的紫砂陶土也不少。”
高务实这话还真不是开玩笑，京华的确不打算深入涉足玛瑙行业，因为这行业虽然属于宝石开采和加工类，利润肯定可观，但并非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京华还是打算牵头在阜新搞玉米种植和煤矿开采。
玉米种植一是为了解决移民的口粮问题，二来则是为了战马牧养，这两件事才是高务实眼中的大事。阜新能不能顺利建成并壮大，能不能成为明军的战马自我供应地，急切间能够依靠的肯定不是精耕细作的麦米，只能依靠玉米。
再说，后世的阜新粮食产量在辽宁省也挺高，靠的也是玉米，这证明在阜新搞玉米种植肯定是合适的。
[注：2019年阜新市粮食总产量277.5万吨，其中玉米产量248.0万吨。当然这个产量重要的是占比，不是绝对值，否则高务实要能种出这么多玉米，整个辽东汉人只靠阜新一地都有饭吃了。]
至于煤炭，阜新的在后世红朝建立后，前前后后为国家提供了8亿吨煤，而可开采储量大概还有8亿吨。这差不多16亿吨的可开采储量对于京华在此地的任务而言，那是绰绰有余，哪怕此时的开采技术落后，即便只有后世十分之一，那也多有多剩了。毕竟京华不打算在这里炼铁，煤矿主要是提供给军、民取暖，顺带烧点紫砂陶而已。
不过高务实这么一说，吴兑和梁梦龙就明白了，梁梦龙问道：“还是交给勋贵们？”
高务实道：“这次不限投资方，谁愿意去都可以，户部方面只要求安排一个政策：任何投资都需要提供一成的‘优先购置税’，该税专款专用，用于建设阜新城。倘若尚有余款，也可以考虑转用于辽河河套段边墙建设。”
“余款？”吴兑愕然道：“日新是说，这笔‘优先购置税’能超过三十万两？”
按照大明的建设投入而言，建设一座新的城池通常要花费的银两，大概就是二三十万两左右。不过高务实选址建设阜新城的位置在吴兑看来有些远，用工和材料运输方面略为不便，费用可能会要偏高，因此他按照三十万两计算。
三十万两在大明万历朝显然是一笔巨款，滇缅之战的头期军饷都只是这个数。现在高务实居然认为这笔税款能有这么高，吴兑当然很吃惊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但高务实的答复很简单，道：“我大明一半的玛瑙产出将来都要出自于此，有眼光的豪富之家焉能错过？虽然这门买卖投资高点，五年也未必能回本，但十年呢？百年呢？这可是一本万利的长久买卖，而且还旱涝保收。”
梁梦龙笑道：“日新说得这么好，若不是怕被弹劾，梦龙都恨不得去分润一些了。”
“那就去呀。”高务实笑道：“弹劾什么？户部新建边城、边墙之所费要从这里出，那也就意味着去阜新投资便是支持‘实边’，实乃利国利民之大计。以皇上之英明岂能不知其中道理，任他什么弹劾也不会奏效的。”
梁梦龙哈哈一笑，道：“倘若真有这一日，一定请日新你指点一处富矿。”
高务实也笑道：“好说好说，一定一定。”
梁梦龙是北直隶真定人，他对于投资阜新这种地方并不排斥，但吴兑是浙江山阴人，对投资如此远的地区就敬谢不敏了，因此没有插嘴。
等这个话题过了，吴兑便问道：“阜新有如此多的玛瑙，建设新城又有日新这般妙策，想来是大错不错了。不过，那丹东又是个什么情况，难道也有珍宝珠玉？”
宝石是几乎没有的，但丹东本身就是个宝石，它的价值主要在于地理位置，用高务实的话说就是区位优势。
丹东的位置在大明辽东与朝鲜的交界处最南端的鸭绿江边，其北面的镇江堡名字由来便是镇守鸭绿江之意，镇江堡对面就是朝鲜的北部重镇义州。
丹东位置之所以重要，与朝鲜的关系很大。不过原本朝鲜入贡都是从义州出发，第一站便落脚于大明的镇江堡，如果修建丹东城，朝鲜人倘若仍从义州出发，那么第二站就应该去丹东了。
可以说，高务实要建立丹东城肯定是看上了与朝鲜的贸易，或者说得更明白些，就是他打算扩大与朝鲜的贸易。
不过边境贸易还只是其中一部分理由，更大的理由还有两个。
一是丹东位于鸭绿江口，而鸭绿江虽然不能全线通航(上游长白山区河道狭窄，水流落差比较大，通航不便，因此后世红朝干脆建了一堆的水电站。)，但下游是可以通航的，甚至可以通航三千吨的大轮船。换句话说，此时此刻连大海船都能开进鸭绿江下游河段。
高务实倒没打算把大海船开进去浪，他主要是认为这很方便运输物资——鸭绿江通航河段能抵达宽甸，这就意味着大明可以用水运供应宽甸所需的军备物资，而不必让人从辽阳甚至更远的内地运送物资补给。宽甸物资充足，则建州女真不敢觊觎。
除此之外，丹东本身也适合建设海港，这处海港虽然因为现在人口不多，贸易功能暂时还不明显，但它有一个好处，即在不久后的援朝战争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此前曾经说过，朝鲜现在虚弱得很，丰臣秀吉二十万大军攻朝之时，朝鲜毫无抵抗之力，只能依靠大明爸爸相救。
但大明当时其实也打了个呆仗，由于朝鲜本土几乎丢了个干净，大明援军所需的一切军需物资几乎都要靠自己携带(后期好点，收复了半个朝鲜之后，朝鲜多少能提供一点军粮，但仍然不足)，于是大明由陆路从辽东源源不断地往朝鲜运送物资。
说实话，这个操作就很傻了，因为一来辽东本身的物资就不丰富，二来这一路的运输线绝大部分是山地，运输难度相当大，损耗相当高，所以这种运输几乎可以说是典型的虚耗。
大明清丈田亩之后，两个最重要的产粮区其实是湖广和山东(这个不仅和粮食产量有关，还和征收制度有关)。所以按照高务实的意思，这场仗最省钱的打法肯定是由山东走海路给丹东运粮，然后再视战况决定从丹东走陆路往朝鲜内陆，亦或者继续走海路往朝鲜前线沿海地区运送。
以高务实的估算，这样的运输方式至少能降低一半以上的损耗。即便这场仗的其他方面完全与原历史上打得一模一样，仅靠运输方式的改变也能保证李如松打下开城之后不至于因为物资不足而不敢再进。
试想一下，如果历史上的李如松能一路平推日军下海，后来怎么会还有援朝第二阶段作战这种事？那可是少打几年的大事啊。
另外还有一点现在高务实不会对外人说的，就是丹东的建立其实还有他觊觎朝鲜的原因。朝鲜虽然位列朱元璋定下的不征之国之一，但高务实向来有办法“承祖意而不遵祖制”，对于朝鲜他是有想法的。
没有朝鲜半岛在手，大明要出兵日本其实还挺麻烦，虽然京华的舰队够强，但再强也不如从朝鲜发动近距离攻击。
就算不提攻打日本，拿下朝鲜也便于大明防备日本。后世日本的侵略路线并不复杂：先朝鲜，再满蒙，最后全中国。事实上不止“田中奏折”，丰臣秀吉差不多也是这个思路，总之都是要先拿下朝鲜。
既然如此，大明自己先拿下朝鲜不好么？至少也多了一个缓冲地。就好比甲午战争时如果清军能在朝鲜获胜，显然整个局势都会不同。
至于不征之国什么的……其实万历援朝战争之后，朝廷内部也有官员认为应该直接吞了朝鲜，只是保守派力量更大，再加上这个过于要脸的大明觉得有些抹不开面子，所以最终没能成事罢了。
现在有了高务实这个“不赚就是亏”的家伙在，怎么能容忍白打一场？
人不能没有理想，国家不能没有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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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 画圈建二城
商讨议定的事情需要付诸实践才有意义，所以次日一早，高务实就上疏请建阜新、丹东二城。所举理由基本与他和吴兑、梁梦龙的商议一致，另外还加入了一个“大道理”：全面实边，建设辽东，夯实根基。
这一次高务实的上疏异常顺利，皇帝对于不花钱建设两处新城兴趣十足，尤其是高务实提到阜新很适合种植玉米、可供养马，更是极对朱翊钧的胃口，很快朱批下来，让工部计算用工耗费等事。
而更有意思的则是，心学派方面对高务实的这道奏疏也没有提出什么质疑，大概他们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
说到底，还是高务实这次的计划比较周详而且不费“民力”。按照高务实的说法，去年冬天因为严重雪灾、冰灾受损的北直隶保定、河间二府灾民可以在朝廷的安排下迁徙丹东；陕西、山西受灾的二十一县灾民则迁徙阜新。
这两地灾民众多，保定、河间二府人口密集，这次雪灾受损导致房屋倒塌、居无定所的流民高达十六七万。高务实建议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迁往丹东，五十岁以上者听其本人申请(因为有些人年纪虽然大了，但可能家属、族亲等都迁徙了，他迁徙过去也有依靠)。
山西中部、陕西北部受灾的局面更复杂一些，除了冬天的冰灾雪灾之外，他们秋天的时候就先遭了一波蝗灾，因此现在局面更糟糕，受灾的二十一个县预计至少有六七十万受灾民众生活困难。
然而，这六七十万人又并非都到了完全山穷水尽的地步，具体哪些人已经完全没了活路，户部方面到现在都没能掌握实数，只能靠各地地方官的题奏来判断，预计有将近二十万一无所有的灾民。
不过，不同于北直隶二府可以集中到沧州上海船直接运去丹东。山西、陕西的灾民走海路要麻烦很多，先得往黄河边上聚集，然后由黄河顺流直下，到入海口附近再换乘海船去辽东营口登陆，再走一段水路北上，最终转陆路去阜新。
如此远的距离，如此多次的转换行进方式，这对于朝廷而言也是很大的考验。朝廷本身肯定没有如此强大、全面的运输力量，这件事免不得需要京华帮忙。
运输途中的停靠补给点则需要提前储备大量的粮食、药材乃至于布匹、油、盐等物资，这些都需要户部提前做出要求，让地方官准备。地方上如果备用不足的，户部还需要提前调配。
古代社会搞移民从来都不容易，路上死个三成那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死一半都不算多么稀奇。但高务实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他最反感的就是毫无意义的牺牲生命，因此当皇帝的批准一下来，立刻就组织人手开始准备，也给京华下达了集结令，调集能够调集的全部资源和力量，一定要尽可能避免移民死亡甚至疾病。
由于这件事是高务实的主意，京华又是他自己的产业，为了防止事后被人弹劾，高务实还一早就提出了“预算”，将京华在此次迁徙运输过程中所需的费用以及所承担的责任写得清清楚楚。
与此同时，面向全社会的“圈地招标”也拉开了帷幕。
京华方面首先公布了阜新新城的“圈地招标”规划图，该图主要是针对阜新地区(辽河河套地区)玛瑙分布山区划分，分成若干个地块进行拍卖式的竞价。京华提前买下的两座山也列居其间——高务实已经明确表示不插手玛瑙产业。
由于玛瑙与其他矿产不同，一般很难形成所谓的矿床，故而拍卖都是相当于“卖山”的操作，具体的挖原石等操作由买家自行组织，自家开采也好，外包也罢，户部通通不管。
不过，也正因为不能形成矿床，买山也有一定的赌脸风险。这时候就体现出了京华在世人眼中的地位，京华持有的两座山卖出了最高价，而它们周边的山也明显偏贵。
根据高务实之前的规定，所有卖掉的“玛瑙山”有一成收入直接划给筹建中的阜新城，作为城墙等建设之用。剩余款项则由户部与工部商议之后作为里坊建设或边墙建设之用，甚至还可能充作河套边墙、阜新兵备衙门(预计)、阜新游击将军衙门(预计)等建设和用度开销。
这次拍卖竞拍的情况与高务实预计中差别不大，不止是各家勋贵都有参与，不少文官、武将兴致都很高，纷纷参与其间。
说实话，高务实对于这种一窝蜂的涌入并不看好，他预计将来最多十年，一定会有很多人退出这一行业，而他们现在买下的“玛瑙山”多半会被人买走，最终阜新也会形成几个玛瑙产业的巨头。
不过，这就更高务实没有关系了，倒是他真给梁梦龙指点了一句：买山不着急，着急的反而是尽量、尽快去搜罗那些祖传的玉匠。梁梦龙经他点拨，还真的安排家里人去张罗了。
阜新的事情暂时就只能做这些，之后的具体建设现在也没多少能够提前准备的，反正开平有京华的水泥厂，第一批次移民到了之后所需的粮食也有户部就近从辽东调集玉米来支应。
高务实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丹东城的招标工作。丹东的特点是边境贸易与港口，边境贸易这一块的招标复杂一点，这事必须与工部协调，因为招标主要是针对丹东城内的里坊地皮进行投拍，显然需要提前规划。然而工部之前毫无预案，因此显然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行。
港口问题也不是很容易，原因在于丹东城城区附近并无适合作为海港的地方，那里只能当做河口港使用。海港的位置需要再往西南方向去一点，即后世丹东东港区的位置。
可是后世东港海港本质上是人工港，乃是填海生造而出的，以目前丹东的天然条件来说，这个港口则明显不如京华所拥有的其他优质天然港，尤其是港口规模受限于天然条件，基本上不太可能做大。
唯一能让高务实欣慰一点的，大概就是这个“大”的标准是按照后世的情况来看的，目前而言丹东海港建设完成之后也还凑合能用。
本来以京华的实力乃至于习惯，丹东河港、海港就算加起来也能一口吃下，不过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高务实这次把丹东两港都开放外拍了。最终京华拿下了海港七成股权，河港则只拿下四成股权，成为京华在辽东唯一一处没有超过五成股权的河港。
或许是因为丹东这个位置太过偏远，即便是高务实提出来的概念，大家争购的意识也不强烈，两处港口最后只卖了三万四千两银子。
这个情况就有些出乎高务实的预料之外，他事后反思，发现除了地理位置过于偏僻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港口的估值。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丹东以及其背靠着的一大片辽东东南之地都不是什么富庶之地，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尤其没有龙头产业。
与此同时，再加上紧邻女真、朝鲜，又被一些人视为不太安全。还有移民数量问题，现在只安排了保定、河间两府的灾民移民，名义上虽然有十万出头，但最终能抵达多少却也不一定。
人口代表消费力，也代表贸易量，虽然大家未必总结过这些，但心里总归还是有这种思维的，因此相对于阜新，看好丹东的人就少了很多。就连跟着京华买丹东两港区地皮的人，多半也只是冲着相信京华眼光而跟投，不一定是他们自己觉得丹东的前途多么看好。
于是高务实又只好回过头来思考丹东经济发展的其他办法来。
丹东的温泉很多，但此刻没什么意义，京师的有钱人再无聊也不至于跑那么远去泡温泉；丹东的硼储量极大，占后世红朝全国将近60%，但现在也没有意义，因为就算是京华也利用不上；高岭土、大理石、红柱石储量也大，可建材由于位置太远没有竞争力，烧瓷器的话高务实也没有这个计划，毕竟大明国内不缺烧瓷器的好地方了。
再想想？嗯，丹东的水资源丰富，无论是淡水养鱼还是海洋捕捞都不错，可惜高务实又不会做罐头，做咸鱼因为要消耗大量的食盐，也没什么赚头。
那么农业？似乎这也不是丹东的强项，而且后世丹东的农业还主要依靠宽甸地区，现在的宽甸六堡却显然不归丹东管。
最后思来想去，高务实终于想到一条：林业资源。由于丹东靠近鸭绿江，而鸭绿江上游便是长白山山区，所以林业资源还是很丰富的。都不必去说女真那边了，就宽甸六堡所在的那边就有大量的林木。
根据他向刘馨咨询得到的答复，宽甸地区的森林处于长白山和华北两大植物群落的过度带上，两大植物群落的木本植物交替混生。长白植物群落的木本植物代表种有红松、沙松、紫杉、蒙古柞，华北植物群落的木本植物代表种有赤松、油松、麻栎、辽东栎、板栗、臭椿等。
这些森林木本植物群落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作用下，逐渐由红松柞木林逆演变为柞木杂木林，形成天然次生林。林木类型多为纯柞林或与桦、山杨、色树、榆树、花曲柳等混生阔叶杂木林型。
这里头有些木材比较方便利用，比如辽东栎就是造船木料，也适合做车轴、建材等，可以有很好的前景。而多数柞木也可以，甚至还能养殖生产柞丝。另外还有如桦树之类，虽然木质松软，但又是造纸的好材料。
至于现在的问题，高务实有些纠结的是他没有打算在辽东新建造船厂——京华已经有南北两个造船厂了，黄芷汀前不久又建议在定南开办一家，这就有三大造船厂存在，已经完全够用。如此此时在丹东又建一个造船厂，大概率会导致产能过剩。
那么丹东的作用就只能是承接长白山区木材转运给山东这一条，换句话说就是经济价值仍然不够高。
这么看来，只有建造纸厂才合适。高务实想了想，丹东建了造纸厂之后，既可以让辽东本地用纸不必依靠外省，又可以就近出口到朝鲜和日本，倒也一举两得。
之前说过，日本在壬辰之战后抢了朝鲜很多造纸和印刷工匠，大幅提升了自己的造纸和印刷产业水平。但是不客气的说，朝鲜的造纸水平显然不可能超过大明，更不可能超过有高务实略作指点的京华。
京华只要投产纸张，一定是东亚顶尖水平，而且还会分类。一类是传统的纸张，诸如宣纸那一类适合书法写作的；另一类是相对比较“欧式”的厚纸，能够硬笔书写的那一类。
硬笔书写当然不是大明的主流，但这种纸更适合印刷，换句话说就是适合制成书籍，提高书籍的保存时间。
造纸这种事，在大明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尤其是对于改进纸张性能的技术，一般都会得到士林的赞誉，高务实当然不排斥，也乐意搞一搞。
这方面的人才因为高务实之前就有想法，所以也招揽了一些，现在既然丹东必须找个龙头产业出来，也只能赶鸭子上架，先拉出来用了。
等高务实宣布京华会在丹东投资建设“大明最大的造纸工场”，丹东二字立刻变得金贵起来。京华说要搞“大明最大”某某，基本上不会有人怀疑。
然而港口用地已经卖完了，这下子工部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丹东既然要建这么大一个造纸工场，那么丹东城的地面显然马上就会升值，有意投资的人都等着工部的规划图放出。
规划图这玩意说起来还是高务实带来的变化，以前大明搞建设可从没有提前公布什么规划图的，现在工部算是被高务实给坑了。
工部尚书石星本来以为高务实也会找他商量，因为他以为高务实会把纸厂建在城里，谁知道高务实自说自话，以户部名义在城外河港与海港的中间位置划了片地，直接提议卖给京华。
当然，左手出右手进肯定是会被弹劾的，所以他又为此上疏给皇帝，陈述了这所造纸厂的意义，请皇帝批准。
丹东城都还在图纸上，皇帝看了高务实呈上的“圈地图”毫无触动，大笔一挥就同意了。
就在高务实为了新建二城忙里忙外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李如松自宣府抵京，正等候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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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章 会见李如松(上)
今年开春之后最重要的一次陛见，大概便是李如松调任辽东接替其父李成梁之前的面圣陛见。心学派方面对此颇为重视，据传李如松已经收到了来自申时行、王锡爵两位阁老的请帖，待陛见结束便会去拜会。
其实李如松接到的请帖又何止申时行、王锡爵两处，他甚至收到了“老领导”英国公张元功的请帖，请他去参加一次赏花会。
张元功之所以是李如松的“老领导”，是因为早前李如松在京营“锻炼”过，彼时他理论上的顶头上司就是五府都督之一的张元功。
这一次，张元功是以其“别院花开”为理由请客赏花的，所请对象并非只有李如松一个。不过话说回来，李如松的确是这次赏花会最重要的客人，但原因却并非张元功要和他套什么近乎，张元功只是充当中人而已，真正要见李如松的是高务实。
张元功无须和李如松套近乎，但李成梁虽然去职，却即将以世爵身份回京荣养，这就意味着李成梁、李如松父子实际上已经进入勋贵阶层。
阶层的改变是对很多事情都有影响的，勋贵与寻常武将也绝非同一个概念，这也是高务实思考很久之后，没有选择直接邀请李如松，反而让张元功出面的原因。
勋臣与寻常武将的工作其实大相径庭，所以在处事的风格上也必须有所变化，高务实希望通过京城勋贵们的表现告诉李如松，他应该改变风格了。
作为勋臣而言，究竟有哪些工作呢？首先是祭祀，这一条占了他们记录在史“工作量”的一半以上。通常是代皇帝祭祀，偶尔也会是皇帝亲祀，他们作为陪同。祭祀最多的是圜丘(天坛)，其次太庙、郊庙，再次是朝日、夕月、方泽、社稷、先农等坛，乃至城隍，此外还有诸先帝陵。
跑腿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封赏，如“赐英国公张溶、定国公徐文璧各银二十两彩叚二表里，以祭告奉先殿、神霄殿祔礼复命也”、“英国公张惟贤以祀天遣代事完复命，上以其遣代四年恭勤无失特加太子太保”。
有意思的是，英国公张惟贤还因为“怠祀”被弹劾过。礼科给事中余懋孳说他“天明甫至，三献毕而日已高”。后来皇帝发话了，说这次是因为“礼部所进大报祀册原未写时”，命礼部“明注祀册，以便遵守”，“并宥张惟贤之失”。
由此看来，这活还是蛮辛苦的，“天以子时大祭，地以卯时祭，大明以卯时祭，夜明以酉时”，估计经常半夜就得起来准备，一不小心还会遭到弹劾，好在也不会有啥大事就是了。
然后就是充当皇家礼仪大使，比如万历大婚时，“遣英国公张溶、大学士张居正持节行纳采问名礼”。
追封皇次子：“遣成国公朱应祯持节、大学士申时行奉册，追封皇第二子为邠哀王”。
宴大明会典总裁：“大明会典成宴总裁纂修官于礼部命定国公徐文璧等待之”。
进士恩荣宴：“壬寅赐进士恩荣宴命英国公张惟贤主席”。
此外还有为皇太后上徽号：“壬子文武百官太子太保英国公张惟贤等以徽号礼成奉表称贺”。
为皇帝选择寿宫地址：“庚午命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司礼监太监张宏同礼工二部堂上官恭诣天寿山覆择寿宫吉地”。
陪同、护卫皇帝出巡：“上将谒山陵，钦定防守扈卫诸臣，护驾则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居守则伏羗伯毛登、左都御史陈炌”。
勋贵份属武臣，不过有时候也会有文职差遣，如监修实录：“命英国公张溶补充两朝实录监修官”；主持御前讲座：“己酉命太子太保英国公张溶充知经筵官左春坊左中允”。不过很显然，在这里他们更是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而与他们本身武职相关的记录并不算多，其中如职位变动：“命右军都督府掌印定国公徐文璧掌后军都督府事”(基本上就是前、后、左、右、中来回折腾)。
自陈请辞：“掌后军府事英国公张溶俱以军政自陈辞免府任，俱不允”(之前丁亥京察那几章写到过，自陈政绩是京察中高官的惯例，通常大家都会说“不职”，辞职申请得到的回复则几乎也只会是“不允”)；
兵部考选：“辛卯朔兵部以考选军政请将……成国公勋卫朱纯臣等职业克修才力可用应留”。
这些例行公事之外，言官的弹劾当然也是少不了的，其中有些纯属没事找事，不过多数还是实有所指的，如“兵科给事中赵世勋劾右府掌府事定国公徐文璧留难应袭，需索属官，私设文簿……请严行禁革，以儆枭贪”。
这是巧立名目行索贿之事，但是处置结果只是“以勋旧，仍其职，惟厘革夙弊为后日规”，这要是个文官，恐怕已经乌纱不保了。
又有“掌后军府事定国公徐文璧以武职侮辱大臣查访的据”，侮辱大臣就要上奏皇帝处置，可以看出武职地位确实低于文职。
当然定国公地位超然，这次犯事的也不是他本人，只是他辖下的几个百户，“聚嚷禁地侮辱大臣”，按理说跟他关系不大。不过，徐文璧却由于“所参仅六名，虚捏二名，枉报三名……含糊塞责”，结果被“罚住禄米半年”。
又有“兵科给事中熊遇明言比岁适当军政左府佥书成国公朱纯臣有营求戎政一事，部中议欲斥之，无何自陈疏下，破例钦留，幸端一开，渐不可长”。
虽然这份奏疏和朱纯臣等人的辩驳“俱不报”，但是从“营求戎政”的指责可以看出，勋贵武臣哪怕是争取分内之事也不能太主动了(这里的戎政是指总理戎政，此职务按例本由勋贵担任的)，想自求事职还是很犯忌讳的。
真正上书言本职工作的更是少之又少，其中有几条是关于“东事”也就是朝鲜之役的：“兵部尚书石星会集大学士赵志皋等定国公徐文璧等及九卿科道于左阙研译倭使请封”、“丁卯定国公徐文璧等会议言东事……乞敕兵部移文督抚诸臣应议者速议应行者径行”。
据此来看，军事方面他们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但是实际上要么打酱油，要么说废话。
下面这个例子也能看出“五军都督府”的尴尬地位：“甲午后军都督府掌府事英国公张惟贤言近日据昌平镇道报有八达岭守备解到夷人……乞敕府部衙门通行各关各口一体严禁”。
结果得到的回复是：“上曰：这所奏系边防要务，著该部看议来说。”这里的“该部”自然指的是兵部，朱翊钧的意思就是“既然是边防要务，那就让兵部去管”，所以到这里也就没他英国公什么事了。
具体事务他们是插不上手的，反倒是人事方面还有点推荐权，不过估计也是靠面子而非职权：“丁巳起原任宁夏总兵官右都督李如柏以原官挂印镇守辽东，以英国公吏兵诸大臣交荐之也。”
反而是对于本职工作之外的话题，他们倒有发言权：“定国公徐文璧、驸马侯拱宸等各疏请举行皇长子三礼，俱不报”，“后府等府英国公张惟贤等……各具疏以福王之国万难延缓为请，不报”。
这固然都是随大流，但也可以看出国本之争中文武群臣的立场都是一样的，都不同意皇帝按照自己的爱憎轻易改变立嫡立长原则。
爵位承袭、变动以及相关赏赐这些都没什么好说，倒是为数不多的关于勋贵庄田财产的记录值得一看：
“屯田御史王国清查出豊润玉田等县成国公朱应祯退出苇地及民间告垦未入册地寔丈过通徵银八千有奇豆一千九百一十一石有奇永为定额”。
“户部题称顺天八府州县丈出……勋戚新旧庄田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余顷，除成国公朱应桢等应照旧管业，其驸马戚畹子孙谢文铨等酌议减夺有差报可”。
“成国公管家为门下受馈银千两令伊子滥买武科”。
其实这类的记载虽少，但是恐怕反倒是这些勋贵主要的精力所在。总的来看，勋戚贵族到了这一时期，基本上是吉祥物一样的存在，主要工作就是代皇帝祭祀，承担各种皇家礼仪工作。看来老朱家还是挺把他们当自己人，真正是“与国同休”了。
至于朝堂话语权，他们对政治军事事务有一定发言权，但是没有操作权。而物质生活方面，简单的说就是俸禄高，赏赐多，有庄田，还能贪污受贿而不必担心受太大的惩罚，这方面待遇明显优于文官。
而身份地位方面，无论是爵位还是品级，都是勋贵高于文官。(顺便提一句，“公爵为超品”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超品应该是鞑清才有的说法，本书中偶尔这么说是因为大家习惯于如此理解。事实上《大明会典》、《明史·职官志》都没有超品一说，公侯伯表总叙称“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
从以上的记录中各种礼节性场合及相关记载也能看出，都是勋贵在前文官在后。如册封太子妃之时“命定国公徐文璧充正使，大学士沈一贯充副使，指节诣皇太子妃府行纳采问名礼”，时任首辅沈一贯只是副使；
又如“以辽左用兵文武百官英国公张惟贤等各捐银助饷有差”，像这样在“文武百官”总称后面加个代表的，都是勋贵武臣班首；
再如朱翊钧临死前，“丙申，上疾大渐，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入见于弘德殿”，同时作为顾命大臣，理论上来说当时的武臣班首英国公张惟贤也是排第一的。
以上种种囊括来看，便是勋贵身份虽尊，但绝不能胡乱插手事权；名义上的地位虽高，但最好别去得罪文官。
赏花会定在三月初八，这一日没什么特别，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司礼监把李如松的陛见安排在三月初六。
李如松虽然现在实际上有了一个“宁远伯应袭”，即他身为长子，乃是“应该袭爵”的那个人。但毕竟此时的他尚有“差遣事职”在身，也就是“镇守宣府总兵官”，需要先经过陛见皇帝才算卸任此职，同时新任“镇守辽东总兵官”，故而面见皇帝必须排在任何事情之前。
至于三月初七，那一日是特意留给李如松去拜访申时行和王锡爵的——好歹人家的老爸是已经投到心学派门下，李如松肯定得先去见他俩。
到了三月初八那一天，英国公张元功在他的西山别院召开赏花大会，因为高务实恰好“春寒受凉”在白玉楼别院休息，也被他邀请而去，说是他西山别院有温泉，最便于休养恢复。
这当然只是高务实翘班的借口，毕竟文官不比勋贵，翘班是需要合理理由的。
由于英国公西山别院位置比较远，大抵在高务实白玉楼别院以北方向约二十里处，因此李如松早早从京城之中出发，往西北而来。
走了没多远，李如松便听见前方人声鼎沸，似有交兵之声，不禁一愣，下意识按着腰刀问左右人：“前方当是北顶娘娘庙，怎会有人在此交兵？”
李如松做过多年的京营武官，知道前方的北顶娘娘庙来历。那本是皇家敕建的庙宇，庙内供奉碧霞元君，是京师著名的“五顶八庙”中五顶之一。此地位于京师中轴线北延长线的北端，是京师北端的标志性建筑。
京师的“五顶”，代表了京城的五个方向，功能各有特色，中顶以社火、走会为主；南顶以赛马闻名；西顶为皇太后祝厘之所；北顶、东顶同为庙市，是京城之外的集市与庙会热闹之所。
但热闹归热闹，与交兵之声却绝不相同，李如松听前方声音不对，立刻警觉起来。
不过铁岭李氏留在京师的家丁却毫不意外，笑着解释道：“大老爷有所不知，现在可跟以前不同了。那前方虽是娘娘庙，但娘娘庙再北边一点却是禁卫军的营堡，这一两年来，平日里就是这般旦夕操演的，生怕被更西边一点的见心斋给比了下去。”
李如松心中一动，朝那家丁提到的两个方向各看了一眼，微微眯起眼睛，问道：“禁卫军大营在京师正北，见心斋则在它之侧……你说禁卫军这般操演是怕被见心斋比了下去，难不成见心斋也有驻军？”
“见心斋自然不是驻军，那里是高司徒的别院嘛，里头常有二三千家丁在，都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狠人。见心斋的家丁们都练到这个地步，就在它们对面不远的禁卫军岂能坐得住？
戚司令因此定了规矩，把禁卫军一通很练，甚至还会隔一两个月就和见心斋的人切磋切磋，双方选定二三百人搞什么对抗赛，打得稀里哗啦的，只是不准用火铳。得亏了见心斋还有医馆，倒也不至于闹出人命来。”
李如松心中一动，忽然冷哼一声：“英国公这西山别院的位置倒是有些意思，我去他的别院，还就正巧要从禁卫军大营与见心斋家丁营中间穿过。”
说罢，他微微抬起下巴，朝身后的百余名骑丁亲兵道：“都打起精神来，莫要让人将我们辽东军瞧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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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章 会见李如松(中)
李如松虽然一贯跋扈，但对皇帝还是保持敬畏的，因此进京虽然可有五百家丁随行，实际上他只带了三百，而今日出游由于只到京郊，他更是只带了百余人亲信。
随从虽少，然而此刻他觉得英国公安排在西山别院邀请他乃是意有所指，故而这一百来人也必须代表辽东军，绝不能堕了威名。
有什么样的将领就有什么样的兵，李如松心气高，他麾下的辽东铁骑心气也高。听得大老爷如此交待，自然一个个挺胸凸肚，昂然而进。
待得过了娘娘庙，行不多远便看见此前那位家丁所说的禁卫军营堡。这是李如松第一次看见“营堡”，他原以为就是只是修建得坚固的营寨，此时才知不然，此地营是营，堡是堡。
营便是营房，禁卫军的营房与别处大同小异，只是房子修建得比较奇怪，是一模一样的“大通棚”——其实就是后世常见的水泥砖墙平房，一排有几十间。
营房建筑制式相当简单，其外间是宿舍，住一棚兵(按之前所说的北洋军规制，一棚相当于红朝一个班)，内间是盥洗室和储存间。没有厕所，厕所有另建的公共厕所以便清理。
营房有分区，大抵每个“区”为一个营的建制，约住五百余人。禁卫军三营为一标，通常是两个步兵营加一个马营或者炮营。
两标为一协，协有单独配属的炮兵加强营；两协则为一镇，镇也有单独的直属炮营和直属马营，这种直属炮、马营又被官兵们按照此时的习惯称为中军炮营、中军马营。
每个营区之外有单独的操场，作为一营训练之用。而作为单独的整体单位，一镇的整个营区的中间又有一大操场，作为全镇集中训练以及阅操时使用。
李如松路过的地方属于一镇营区的边缘，正巧有一处马营。李如松及麾下骑丁透过整齐的鹿柴间隙望之其内，发现里头正在操演马战。
马战实乃李家军的看家本领，李如松眯起眼睛打量起来。不过禁卫军这马营应该只是在做基础训练，来来回回就是一群骑兵轮流上前劈砍木头人。
李如松身边一家将嗤笑道：“木头人可不会动，他们这样来来回回砍木桩，能练个什么玩意？”
另一家将也笑了一笑，道：“得了吧，京营而已，能这样操演已经不错了，最起码这样练上一段时间之后，总能把马骑得稳些。”
“你二人比戚少保更会练兵？”李如松忽然冷冷地道：“你们细看一下那些木人的摆放，再想想这样的操演是否无益。”
二人被李如松一骂，连忙细看，这时才发现那些木人并非如他们想象中那样整齐摆放，而是参差错落，毫无规则，而且这一片木人之间的距离也不甚开阔。
“嘶……”两人倒抽一口凉气，知道这样一来，禁卫军马营的这些士卒就很不轻松了。事实上他们最大的难点是在这些木人之间穿行而过，同时又要劈砍木人，这就更加提高难度了。
李如松的观察极其仔细，此时见他们吃惊，又向操场边缘的另一侧伸手一指，道：“尔等再看那边，那个大沙漏是做何而用，不必本镇解释吧？”
那肯定不必解释，沙漏除了计时还能干嘛？
李如松等人干脆停下来观看，见禁卫军马营全部过了“木人阵”之后，又有几名军官上前查看木人，身边还跟着手拿算筹的文书官，似乎在记录什么。
李如松看了一会儿，暗暗称奇：莫非他们在记录骑兵们的伤敌部位？可这如何弄得清呢？
此时有一眼尖的家丁忽然提醒道：“大老爷请看，那些木人身上似乎有朱红色印记，似乎……那些骑兵手里的马刀刀刃上涂抹了颜料。”
李如松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难怪会有军官上前查验。然后他又好奇起来，查验完之后呢？
这个疑问没有保持太久，因为查验的速度颇快，很快几名军官便上前向检阅台前的一位军官汇报了结果。那位军官或许便是营正，他收到几名军官的报告之后站起来看了看，高声宣布了结果。
紧接着，刚才通过考核的几十名骑兵中便有三人下马出列，垂头丧气地走到检阅台前跪下。又有三名军官从检阅台边走出，一人手持一根马鞭，虎着脸上前走到三名骑兵面前。
三名骑兵低着头自行脱下上衣，袒胸露背一动不动。三名军官似乎还喝骂了几句什么，然后对着三名骑兵的背部扬鞭就抽，每人抽打十鞭，打得三名骑兵背后血痕条条。
李如松身边一名家丁忍不住道：“肏！早听说戚少保治军严苛，想不到严到这般地步了。这群骑兵能从这样的木人阵穿行通过，还能刀劈木人，放在哪儿不能说一声精锐？却不料竟还有三人被抓出来笞打，这他娘的也忒……忒不讲道理了。”
李如松面色冷厉，没有吭声，而之前那位带路的家丁则笑道：“其实不是精锐不精锐的事。小的听说他们不看其他，总之就是计算过后，表现最差的三人就会被拉出来笞打，然后还要被罚其他项目——比如他们所在的棚，全部人都要被罚打扫茅房七日。
有时候扫茅房的人太多，那就还会有其他惩罚，比如帮训练表现最好的棚浆洗衣物之类。总之罚的项目虽然大多不重，但却很扫面子。”
李如松面无表情地又看了一会儿，忽然回头对这说话的家丁道：“你还知道哪些禁卫军的规矩，回去之后一并说于我听。”
“是，大老爷，小的明白了。”
李如松再不说此事，冷然下令：“走吧。”说着自己一夹马腹，当先而去。
走不多远，李如松等人忽然发现从远处跑来好大一群人。众人定睛一看，却发现这群人全都穿着褐色短打，背着模样独特的方形大包袱，两只手里还一手提着一个大石锁。整个人群排着整齐的行列一路小跑而来。
褐色短打原是民间常见服饰，但统一穿成这么模样的就很少，确切的说是天下独此一家：京华武装家丁。而且当京华有了书剑旗之后，“书与剑”成为京华的统一标识，京华的武装家丁也在褐色短打的左胸处绣以书与剑纹章。
这批人的左胸处便有书剑纹章，来历自然无须多言，连李如松也是认识的。
不过对于这群提着大石锁跑来的武装家丁，李如松还是有些意外，朝之前那位向导家丁问道：“这些高家家丁在做什么？”
那家丁答道：“哦，这是他们的例行训练，叫做负重跑。”
“负重跑？”
“是的，大老爷。”那家丁解释道：“他们背后那个方形包袱里背的也是石板，重三十斤。手里的石锁每个十五斤，全身负重六十斤。
据小的所知，京华的家丁们是七日五操，出操前会有负重跑，要负重六十斤跑二十里，然后回营沐浴、用餐。之后休息两炷香的时间，这才开始‘技战术训练’——就是诸如火铳射击、刺刀对拼那些名类。”
“七日五操，每次都是如此强度？”李如松面沉如水地问道。
“大抵如此。”那家丁挠了挠头，道：“不过京华这边的训练花样更多，有时候会没有技战术训练，而是成编制拉出来搞什么‘拉练’。这个拉练也要负重，不过会略轻一些，好像是全身负重四十斤，但要跑很远……”
“多远？”
“啊，他们经常会从见心斋跑去三慎园，这一趟是五十里，但他们都是上午过去，跑到三慎园吃午饭，下午再跑回来吃完饭。一天这么一个来回，总有百里以上了。”
“肏了个乖乖……”一名家丁目瞪口呆地道：“都说高司徒和气，怎么这听起来是把家丁当骡子使？”
那向导偷看了李如松一眼，见李如松虽然面色严肃，却也看不出什么喜怒，略微放心了一些，答道：“累是肯定累成骡子了，不过白玉楼营房的伙食极好，全是白米饭不说，肉蛋还都管饱。再加上他们正俸都拿四两，偶尔还有点功赏，比县尊老爷都不差了，所以我瞧着这些骡子们还挺乐意的。”
但之前家丁却依旧大摇其头：“不成不成，就算伙食好，俸禄也高，但这他娘的七日五操谁架得住？况且他们操练这么狠有什么鸟用，又捞不到仗打！首级功赏可是一颗人头十两往上，没有这个还谈什么出路？”
明军各部的首级功赏标准都不同，而且针对所取得的首级来历也有区别，一般而言蒙古人的脑袋最贵，倭寇其次，女真就比较一般了。
不要奇怪，倭寇的脑袋真比女真人的脑袋值钱，大抵是因为当初倭寇都是在沿海侵袭，打不过还能上船逃跑，脑袋比较不好取得之故。
女真人则不同，虽然有山林，可他们到底是举寨而居，明军只要围剿，脑袋还是比较好拿的。而且此时的女真战斗力并不强，努尔哈赤刚起兵那会儿经常和舒尔哈齐等人十几二十号人冲垮敌方几百人——这是史实，说明此时女真一些寻常部落之间的战争也就是村寨之间打群架的水平，但凡一方有几个悍不畏死的家伙在，对面就是一个冲锋能解决的问题。
一般而言，只有像叶赫、哈达、乌拉等强酋才算得上有正儿八经的军事组织，建州这边在努尔哈赤之前，也就王杲、王兀堂手底下算是军队级别。
战斗力既然不怎么样，明军取得他们的首级当然也就不那么值钱。这家丁所谓“十两往上”还是因为李成梁给赏比较厚道之故。
当然，反过来看李成梁家丁战斗力强，这也是三个主要原因之一。其余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李家将有带头冲锋的习惯，属于“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士气较高；二是李成梁不吝啬花钱搞好兵甲，装备压制明显。
李如松此时淡淡地道：“好了，都住口吧。高司徒自有他的规矩，他的家丁靠什么吃饭，也不是咱们该关心的事。不过你们听了这些，也该知道这年头在哪混口饭吃都不容易，我辽东军没有他们这许多规矩，总的来说就一条：敢战能战则赏，畏战怯战则斩！都听明白了吗？”
“喏！”
“听明白了！”
“大老爷豪气！”
李如松威严扫视一眼，下令道：“走吧。”心里则暗道：听闻高家的武装家丁至少十余万之多，难道全是照这样强度的训练来练的？得亏了高司徒是个文官，要不然如我李家一般出身却有十万强兵的话，怕是非要被人害得身死族灭不可。
不过他转念一想，又想到高务实在南疆还有不少家丁，忽然明悟过来，暗道：是了，高司徒家丁虽多，却分散于各处，京师这边作为京华的总部所在，却常年不超过三千家丁。
高家家丁最多的地方原先是开平，但也不超过一万人。后来他巡抚辽东，家丁数量猛涨，但迄今也应该只有两三万，并且同样分散于辽东各处。如此看来，高司徒虽是文官，倒也小心得很。
然而李如松想到此处却撇了撇嘴，暗道：这也太谨小慎微了些，你一个文官，又是皇上的同窗发小，在禁卫军已经高达六万的情况下，居然只敢在京郊放三千家丁，何至于此？那些勋贵们谁家不是仆从数千甚至过万，皇上什么时候关心过了？
不过想想刚才所见禁卫军军纪之严、高家家丁训练之强，李如松又觉得自己心里沉甸甸的，似乎总有些什么不得劲。京营如今只有六万禁卫军也还好，如果再多六万，六万之后又六万呢？
边军的待遇原本就差，而到时候边军的地位恐怕更加不堪。毕竟，哪怕边军不能打了，京营禁卫军出击一样能斩获大胜，届时边帅威风可就扫地了。
想到这里，他又想到父亲赫图阿拉之败，更是心头沉重。父亲一世英名居然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建州虏酋手中，偏偏这虏酋还是父亲当年帐下一牵马垂镫的小卒，真是叫人难以忍受。
“此番我回辽镇，待到察哈尔决战之时定要拿下图们狗头，为李家重树辉煌！至于今日……哼，区区操训而已，便想屈我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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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章 会见李如松(下)
李如松以为西山别院赏花会的选址是特别针对他而定，实际上是多心了，张元功选择在西山别院的真正原因是此处离高务实的白玉楼最近。
这好像还是一回事，其实不然，因为张元功这样做的目的仅仅只是方便高务实早些过来，而他有要事与高务实商议。至于李如松，若非高务实暗示，张元功根本没想过邀请。
就当李如松已经行至半途之时，张元功与高务实正在西山别院泡温泉。
温泉这东西，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懂得享用，不仅白居易有“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名句，更早的时候如汉代辛氏《三秦记》就记载了温泉治病的传说：“始皇与神女游，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则生疮，始皇怖谢，神女为出温泉而洗除，后人因以为验。”
此处则是说“神女”用温泉治好了秦始皇的面疮，因而秦始皇称骊山温泉为“神女汤”。
西山别院的温泉，虽然不如“神女汤”这般神效，但在京师也颇为出名，张元功特意安排了一处较大的汤池供几位贵客享用，他自己也一并陪同。
让高务实意外的是，这次张元功等人居然是找他谈正事，一件非常重大，以至于勋贵集团们认为不找高务实就搞不定的大正事。
勋贵们看上了毛利家，确切的说是看上了毛利家的银矿。
让高务实意料不到的是，张元功、朱应桢等人不止是查清了毛利家有银矿这件事，他们甚至连毛利家怎么夺得银矿都查了个底掉。
勋贵们比高务实还了解日本，反过头来给他介绍日本的情况，这还是头一次。
银矿当然不是别的银矿，正是到后世都相当著名的石见银矿，又称石见银山。
高务实对这座银山也颇有耳闻，它位于后世日本岛根县大田市，是日本战国时代后期、江户时代前期日本最大的银矿山，据推算其产量曾高达当时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日本战国时代大内义兴、大内义隆父子，尼子经久、尼子晴久祖孙以及毛利元就等周边诸侯大名就为争夺银山主导权爆发过多起战争。
然而高务实对这一系列战争的历史其实并不熟悉，这一次居然是几个勋贵公子哥给他科普了一番，实在有些意外。
按照两位国公爷你一言我一语的介绍，高务实慢慢弄清楚了这段历史，大致上是这么回事：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日本天文6年)出云国大名尼子经久夺取了石见银山，两年之后大内氏夺回了银山的控制权，再过两年尼子氏联合石见小笠原氏再次夺取了石见银山，之后两家就银山进行持续的争夺。而大内义隆死后，毛利元就也加入到了石见银山的争夺战中。
严岛合战胜利后毛利元就立刻挥军攻打周防、长门二国，陶晴贤所扶植的大内义长最后被迫自杀，大内氏灭亡。与此同时元就派吉川元春攻打石见的山吹城，目的就是为了抢夺石见银山。
大内和尼子两家当年就为争夺这座宝山争得你死我活——这也难怪，有了它，就有了财政来源，没有经济基础，哪来的上层建筑啊？
山吹城是大内义兴修筑的重要工事，它位于山吹山的山顶，能够俯瞰银山。义兴修建它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得来不易的银山，这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山吹城是保护银山的重要据点，占领了山吹城，就等于占有了银山。
此时守护山吹城的乃是大内氏家臣刺贺长信。元就让元春开出条件，引诱长信投降，长信看条件还不错，便乖乖交出了山吹城。那个条件嘛，就是让长信继续担任山吹城城主。
乍一看这个条件很是一般，但是反过来想想，要是他不答应，恐怕来小命也保不住了。于是银山的控制权顺利落入元就手中，从而为毛利家带来滚滚财源。
但是事情还没完，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日本永禄元年)三月，尼子晴久为了争夺银山，命令本城常光将山吹城团团包围，并且严禁商人向城里提供米盐。
长信赶紧向元春求援，虽然元春立刻派兵前往救援，但是在强大的阻挡面前，毛利军无法靠近山吹城半步。情急之下，元春组织十八名敢死队员，准备舍命也要将粮草运到城内，以解燃眉之急。
运粮队在途中遭到二百名敌军地围堵，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击退敌兵，将粮草成功运到山吹城内。守城士兵见到粮草，个个喜极而泣。
但晴久并不甘心失败，自己亲率一万大军前来攻打山吹城。七月下旬，元就命元春亲率一万人马前往增援。怎料英勇善战的毛利军这次却吃了大亏，被杀得大败，狼狈撤回。
孤立无援的长信这次很意外的表现得大义凛然——他向晴久提出，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得守城将士安然离开。在长信切腹自尽后，山吹城落入尼子氏手中。志得意满的晴久任命本城常光为山吹城主，随后凯旋回到月山富田城。
这个结果显然毛利元就不能接受，于是到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日本永禄三年)七月，元就为了再夺银山，派军一万四千余人向山吹城发动狂攻。
本城常光指挥得法，又依托天险山吹山，抵挡住了毛利军的屡次进攻，导致毛利军在城下陷入苦战。正在此时，九州岛的大友宗麟又和毛利家爆发冲突，于是毛利军主力转而防备大友家去了，石见银山之围遂解。
嘉靖四十年(1561年，日本永禄四年)腊月，晴久去世，其子尼子义久继任家督。常光对尼子氏前程很不看好，次年六月他率众投靠毛利氏。元就这次不费吹灰之力便重新夺回了银山，而同样不看好尼子氏的周边领主也纷纷倒戈，拥护毛利家。
不久，元就遣使向朝廷和幕府提议将银山作为皇室财产，自己则作为管理员。这个提案自然毫无争议地被通过了，于是毛利氏名正言顺地得到银山的控制权，金钱哗哗地流入元就的腰包。
得到银矿的财政支持，毛利氏很快就平定了整个石见。同年七月，毛利军开始进攻尼子氏的根据地：出云。
出云境内地形复杂，以山地居多，山区之间的众多羊肠小道将月山富田城和其它支城联结起来。月山富田城经过尼子氏多年经营，早已成为一座对此时的日本而言堪称坚不可催、容纳万人、可以进行长期作战的军事要塞。
“尼子十旗”是尼子氏领国内的十座重要城池，它们以月山富田城为中心，构成了尼子家整个支城防御体系的骨架，在领地内布下了一个强大的防卫网。
为了稳扎稳打，元就将作战计划分成两步，首先就是拔除月山富田城的各个重要支城，以免在进攻时遭到支城威胁：也就是“尼子十旗”防御线——由白鹿、神西、高濑、大西、三刀屋、熊野、牛尾、三沢、马木、赤穴十座支城组成，城主为当地的豪族。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日本永禄六年），白鹿、熊野两城相继陷落。次年，随着伯耆国江美城的陷落，尼子家粮道已断。又次年，毛利元就的军队已经打到了月山富田城下，城中缺粮，士气渐渐低落。
更糟糕的是，此时尼子义久又中了毛利元就的离间之计——他听信大与三卫门的谗言，杀死了重臣宇山久兼。这一冤案导致家臣更为失望，于是尼子家陷入了大崩盘的境地。隆庆元年(1567年，日本永禄九年）十一月，尼子义久开城投降，被送往安艺幽禁，尼子家灭亡。
从此，石见银山稳稳当当地落在了毛利氏手中，毛利氏也籍此成为日本西部强藩。后世日本所谓“萨摩海军，长州陆军”的长州，即是指毛利氏。
高务实问张元功等人何至于要查得这么仔细，简直连祖上三代都查进去了。
张元功睁大眼睛道：“那可不得查一查？不查一查怎么知道长州的实力如何，以及我等欲动此银山是否会牵涉到倭人其他势力？”
朱应桢也插嘴道：“不错，日新你看，刚才这段故事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毛利元就曾经遣使向日本朝廷和幕府提议将银山作为皇室财产，然后他们的朝廷答应了——这肯定不是随口答应，我们都认为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分赃协议。
也就是说，毛利元就肯定会献上一部分银子作为取得这一名号的代价。而反过来，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疑问，即如果北洋方面对毛利氏动手，日本朝廷会有什么反应——确切的说，是那个叫丰臣秀吉的猴子会有什么反应。”
高务实本身对石见银山是有想法的，但他之前的思路是等日本在朝鲜消耗了巨大国力，并且国内再发生东西两军的大决战之后，大明或者北洋海贸再出手干涉。因为这样才能尽量降低损失、损耗。
高务实也没有料到，当北洋海贸同盟有组织的与日本各势力交易多年之后，这个蝴蝶翅膀实在改变了太多的东西：比如原历史上的勋贵们多半根本不知道石见银山这回事，即便知道了也只能望洋兴叹。然而此时他们不仅知道了石见银山的存在和重要性，甚至还觉得光凭北洋海贸同盟的力量就能强取到手。
北洋海贸同盟有这样的力量吗？这得看要怎么计算，尤其是京华的实力怎么往北洋海贸同盟里算。现在的京华并不是整个往北洋海贸同盟里算的，京华有南北两洋舰队，但只有北洋舰队属于海贸同盟的“常规编制”。
换句话说，浙江以南地区从福建开始至两广，再到整个南疆，都属于南洋舰队体系，而不归属于北洋舰队体系。
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南疆的各大警备军也自然不会被算作北洋海贸同盟的力量。与此同时，京华商社也是京华独立于海贸之外的陆上贸易实体，这就意味着京华商社遍及西、北边境的马队骑丁不属于北洋海贸同盟。
除此之外更关键的一点，则是京华各处厂、矿的护厂队、护矿队都是听命于本厂矿，而本厂矿则直接听命于高务实本人。因此，大明国内数量巨大的京华武装家丁也不属于北洋海贸同盟，他们有且仅有一个真正的“上级”，即高务实本人。
北洋海贸同盟拥有的实力是什么？是以北洋舰队为核心的海上联合力量，以及从属于舰队的陆战队。但此时的“陆战队”只是初步概念，并未有实际意义上的编制，其中的力量也很斑杂。
京华方面，大抵是国内武装家丁中始终有一部分被派往北洋舰队随行训练(本意是锻炼后派往南疆的)，其规模长期保持在三千人左右，每船一次只派驻50人上下，用于上岸交易时对该地大名的震慑之用。
勋贵方面则更复杂了，他们虽然有京华罩着，但也难免需要自己的武装。比如有些地区的交易不涉及京华的买卖，他们就得自行前往，此时就需要一定的武装确保登岸后舰队的安全。
于是勋贵们也从自己府上的家丁中，精挑细选了一些看起来比较敢卖命的家伙们，作为他们的“陆战队”。这些人各家所出不等，但大多与勋臣本人的地位基本相符，比如几位国公都准备了四五百人的“陆战队”；侯爷们则一般在三百陆战队左右；伯爷就没准了，少的不到一百人，多的则高达两百余，已经接近侯爷们的标准。
此时大明朝留在京师的勋贵有三国公、十三候(包括外戚封侯)、二十一伯(也包括外戚)，所有勋贵无一例外全部加入了北洋海贸同盟，这就使得他们手中充当“陆战队”的家丁一共超过八千人，加上京华的三千，全同盟的家丁“陆战队”超过万人之规模。
也不知道朱应桢、张元功他们是不是把自家家丁看做边军将门的家丁了，居然认为这一万多人的力量完全足以搞定长州毛利氏。
他们来找高务实的原因，一来是因为高务实乃是北洋盟主，没有他北洋舰队的帮忙勋贵们心里有点不托底；二来他们担心丰臣秀吉干涉，这位日本关白前次打萨摩就出动了二十万大军，光听这个数就知道不好惹，所以没有高务实兜底的话，他们就不敢乱来了。
但高务实却皱着眉头对朱应桢道：“成国公，前次我与你提及日本各藩实力时曾经讲到过石高，你可知道毛利家的石高有多少？”
朱应桢笑道：“日新你放心，这个咱们查过了，他家有一百二十万石高，的确挺强的，不过咱们的人也评测过，认为他们家藩兵的战斗力其实比较一般，虽然名义上有三万余大军，不过真正堪用的大概也就一万五千上下，应该不到两万，比穷得叮当响的萨摩藩也强不到哪去。”
哟，还评测过？
高务实有些意外：“如何确定的？”
朱应桢答道：“毛利家大举攻打石见银山的山吹城至少两次，真正强攻得手的一次都没有。这至少可以看出一条：他们严重缺乏火炮，尤其是能够仰攻山头的重型火炮。根据北洋的经验来看，缺乏火炮又会导致他们不会应对火炮，而这却是咱们的强项——当然，呃，是京华的强项……所以只要日新你点头，咱们一定能出奇兵夺取山吹城！”
高务实皱眉道：“然后呢？”
“然后……什么然后？”朱应桢一愣：“我们只要银山啊，拿下山吹城就完事了，还有什么然后？”
高务实差点翻了白眼出来，老半晌才无奈道：“就算咱们靠着舰队的优势近距离登陆，一举偷袭拿下山吹城，毛利家能咽得下这口气？”
“咽不下也没事啊，刚才不是说了么，他们没重炮，不可能打下山吹城的。”张元功插嘴道。
高务实叹了口气：“他们或许没有，丰臣秀吉有没有呢？你们谁能给我保证这一点？”
“这个……”两位国公爷眼神瑟缩了一下，朱应桢干笑道：“应该……应该没有吧。”
高务实沉默了一下，终于再次轻叹一声，道：“京华去年生产的重炮之中，有一百四十六门海陆通用的重炮外售，北洋这边卖了八十四门，其中只有十八门是零散小船东你一门我一门买走的，剩下六十六门都是海贸同盟内部购入了。
然而据海贸同盟出港检查记录显示，实际上除了京华北洋舰队之外，其余舰只实际增加的重炮只有二十四门。二位公爷，这剩下的四十二门重炮去了哪里，你们可知晓？”
朱应桢与张元功都是脸色一变，悄悄对视一眼，同时尴尬道：“这个……”
高务实忽然摆了摆手：“二位公爷与务实相识近二十载，也知道我的为人，倘若事情尚在我能控制的范围之内，朋友们有些小的疏漏之处，我是不会斤斤计较的。不过，若是事情发展到连我也无法控制……”
“不会不会，怎么可能呢！”朱应桢忙道：“京华去年一共生产了怕不有上千门火炮，其中重炮也不低于七百门，虽然大多是卖给了禁卫军及各镇边军，另外则往南疆运去了一些，但咱们北洋的底子足啊，这么多年下来，现在光是京华北洋舰队怕不就有上千门重炮……”
高务实淡淡地道：“可它们上不了岸，更上不了山吹城。”
朱应桢闻言一滞，干笑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张元功见势不妙，心中一横，干脆道：“日新贤弟，这个……做哥哥的就直说了吧：你知不知道卖炮给倭人有多赚钱。”
高务实瞥了他一眼，没说话。
张元功伸出指头比划着道：“万历十四年款二号重炮，京华的成本是多少我不清楚，但北洋内部价是四百二十两一门，大明国内单独售价是五百两一门……可是日新贤弟，你猜卖到日本之后是什么价？”
高务实摇头道：“不知。”
张元功神秘一笑，压低声音道：“一次出售十门以内，价格是一千六百两银子。一次出售十门以上，价格是一千五百两银子。”
好家伙，翻了将近四倍？这个消息让高务实都震惊了一把。
更关键的是，高务实知道在他指导过冶铁炼钢和炮身铸造技术要点之后，京华的火炮良品率大幅提升(良品率低是当时影响成本的主要因素)，因此万历十四年款二号重炮的成本价只要两百两银子左右，京华卖给北洋内部的价格实际上都已经翻番了，卖给其余大明零散海商的价格则几乎是成本价的两倍半。
谁知道这些火炮一旦卖到日本，居然还能翻了又翻，一路涨价到一千五六百两银子一门！难怪说天底下利润最高的生意无过于毒Pin与军火，帝国主义诚不欺我。
想到这里，高务实忽然又反应过来，难怪他们俩——或者说勋贵们——打起了石见银山的主意。日本能拿出这么多银子买炮，要说不是因为他们有银山，难道还能是因为他们有神笔马良么？
这群勋贵们眼里只有银子，既然银子就摆在那里，而从京华弄炮也不是很容易，那何不干脆直接去抢？
高务实一时觉得语塞，真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两位大明顶尖勋贵的国公爷则眼巴巴地望着他，希望他能给出一个让他们欣喜若狂的答复。
谁知就在此时，温泉室外忽然传来别院侍女娇柔地禀告之声：“国公爷，宁远伯应袭、右府左都督、辽东总兵官李总戎到了。”
张元功与朱应桢都是一脸扫兴，朝高务实望去。
高务实淡淡地道：“且等我见过李仰城再说吧。”说罢起身朝温泉外走去。
两位国公爷对视一眼，兴趣缺缺地站了起来，同时叹息一声。朱应桢还忍不住道：“日新，这事儿……呃，我是说卖炮那事儿……这个，倭国毕竟不是蒙古，也不是女真，现在倭寇之患也平息了，应该没什么大事吧？”
高务实嘴角抽了一抽，脚下一顿。他本想说点什么，最后还是微微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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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今天这一章其实是临时加进来的一章，原因前几天看到有书友提问，表示按照本书的剧情来看，大明方面的实力加强了很多，而我也多次暗示在援朝之战中会把女真人也拉去当炮灰。如此一来日本方面的战斗力岂不是比原历史大为逊色，还值得一打么？我在下面回复说会有蝴蝶翅膀的影响。后来想了想，这一段完全留白虽然能让后续剧情显得更跌宕一些，但也有可能比较突兀，因此这里插入一章来表明日本为何会出现“补强”。呃，这样一来或许明天还得来个“会见李如松(完)”……
第213章 会见李如松(完)
按照朱应桢的说法来看，大抵他是觉得只有直接与大明接壤并且关系不睦的对象是不能卖炮的，像日本这样隔着大海的对象，卖点火炮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真的没有关系吗？去年一年，光新式二号重炮(万历十四年款)就卖给日本至少四十多门，而且这还只是从北洋“漏”出去的部分，南洋方面有没有还不好说。
根据高务实的了解，福建乃至广东那边也有去日本做买卖的，而南洋诸港去年的非京华系民间商船购进了六十二门二号重炮，有些是宣称要给自己的船只加装，更多的则是说要换新(以前他们就载炮)。
京华的各处私港只是在船只出港时检查载炮数量、统计火炮规格(口径)，不可能还去检查火炮使用的年限这些，所以京华虽然对于这些民船的总载炮量有数据，但他们的火炮究竟是新炮还是旧炮那就不知道了。
去年南洋方面的民间商船实际加装的火炮是二十七门，那么剩下的三十五门去哪了？都是更新换代了吗？不知道，因为京华没法查。
况且这话又说回来，他们就算换装了新炮，那淘汰下来的旧炮去哪了？这也没人能管，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出海之后遭遇了海盗或者火炮发生严重故障，于是临时拆换掉了。
这玩意怎么管？他说损毁了之后发现没法修复，直接扔海里了，你还能逼他捞起来检查吗？京华也不可能管这么宽，而朝廷面对这种新情况，也没有什么出台什么制度来阻止——这个年代皇权不下县，那就更别提出海之后了。
如此来看，高务实估摸光去年一年，日本方面有可能搞到的新式二号炮说不定达到六七十门。二号炮是船用基本重炮，也是京华外售的最大规格。至于船用一号重炮，那个只有京华自己有，大明的水师在京华两洋舰队面前就是个弟弟，现在朝廷又缺钱，目标也还在陆上，根本不可能去买这种吞金兽。
但是船用三号炮就不同了，这玩意的装载量比二号炮还大得多，事实上大明商船装备率最高的就是三号炮(因为三号炮基本可以防备已经被京华扫荡过多次的零星海盗了)。
三号炮装载量有多少？连京华都没有确数！大致估算光是停泊在京华诸私港的民间商船，三号炮的装载量就不低于两千门。
为什么？因为这年头不是无畏舰时期之后，没有“全重型火炮”理念，也不可能这样设计，所以船用火炮一装就是十几门往上——这还是民船水平，京华自己保有量最大的武装运输舰，载炮量是单舰二十八门炮，其中二十门三号炮，八门二号炮。
不低于两千门三号炮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年光是迭代更新就可能要换掉一两百门。这一两百门三号炮到底是不是真换掉了，谁知道呢？
这就好比后世人的私家车出了质保期，也不一定建议你5000公里一保养，你就真的5000公里去保养，我6000公里去怎么了，7000去怎么了？只要不超过太多，其实基本没问题，火炮这玩意也是一样。
现在东洋倭寇、南洋海盗被京华扫荡得元气大伤，这些民船如果老实一点，每次都跟着京华的商船大队跑，根本没有海盗敢去作死。那么，他船上的火炮使用率就肯定不高，于是只要保养得当，迭代更新其实并不迫切。
但从京华的火炮出售量来看，他们似乎还挺迫切的，这就有问题了。高务实本来没太在意，现在回头想想，他不禁严重怀疑这些民船也参与了私下卖炮——未必是直接转手卖新炮，他们也有可能自己装了新炮，却把旧炮卖掉。
按照日本买炮溢价率这么高的情况来看，他们卖二手旧炮给日本，回头找京华买新炮，搞不好还能从中获利！
艹？
合着就老子一个老实人在亏本？
好吧，也不算亏本，毕竟京华出厂价已经是成本的两倍甚至两倍半了，只能说赚得还不够多。
但卖炮给日本真的没关系吗？屁啊，肯定有关系，关系大着呢！
这年头的舰炮和陆炮又没有很大的差别，舰炮从船上搬下来，再给它整个拖车，那就是陆炮了好吧。
朱应桢真正的意思是大明和日本隔着大海，双方之间又不会打仗，所以卖炮无所谓。可他哪知道最多过几年双方就得交手？
而更奇葩的是，这两位还代表勋贵们来怂恿自己带着他们去抢石见银山！
好家伙，那你们之前卖炮是冲着让人家拿你们的炮打你们自己？
“不敢把武器卖给敌国的军火商不是好军火商”，“资本家为了利益，可以卖出绞死自己的绳索”……资本主义果然牛逼啊！这群逼崽子才从农奴主变成资本家多久啊，觉悟就这么“高”了？
不过高务实现在没工夫抨击他们，而且事实上他们目前的做法虽然等同于是在资敌，不过这事换个角度来看也没那么坏。
从大局上而言，高务实现在最需要的是培养一个阶级出来，只有这个阶级诞生并且逐渐强大，大明这座巨舰才有可能被他们一点点的推动着改变航向。路线是最重要的事，远远胜过具体的一些细节。
更何况，这个细节导致的麻烦在高务实眼里不仅仍然可控，甚至某种程度上而言还有好处。比如说日本的军事力量虽然会因为这个原因被加强，但大明的敌人不可能总是蒙古、女真这些装备落后的对手。
将来沙俄东扩，人家也是有热兵器的；欧洲那一票浮海而来的强盗更是分分钟变身饿狼，所以大明不能只有拿热兵器欺负冷兵器对手的经验，它还需要有与同等装备水平对手作战的经验。
日本人的火铳(火枪)水平还过得去，现在又有了火炮，但万幸的是这个火炮的根子掌握在高务实手里。高务实只要注意到了这一点，就能悄悄调节，让日本人的火炮数量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这么好的练手对象可不容易找。
赏花会按时召开，西山别院一大票勋贵武臣之中多了一个文官，但似乎大家都觉得很正常，一点也没将高务实当外人看的意思。
也难怪，这场赏花会横看竖看，倒似乎是北洋海贸同盟的一次聚会，高务实堂堂一个盟主怎么可能变成外人？真正感觉自己像个外人的，反倒是李如松。
李如松总感觉这群勋贵对自己的态度不对劲，一个个看似亲切，实际上连脸上的笑容都带着淡淡地疏远，客气有礼却拒人于千里之外。
李如松这才知道，在这群累世勋贵眼中，哪怕他是“宁远伯应袭”也依旧是个外人，更是个暴发户，根本不值得他们在意。
也是，人家两个国公、一个国公长孙(定国公长孙徐希臯，父早逝)，十几个侯爷、小侯爷，哪个都比他地位尊贵，甚至就算是伯爷们也都是，也比他这个新出炉不久的小伯爷尊贵。
至于职务，这一票大爷谁不是五府之中轮换了多年的，五军都督府跟他们家后院没差，个个都是“军中老臣”——当然，会不会打仗那是两码事，反正“资历”摆在这儿了。
就算朱应桢、张元功这俩位连骑马都只能骑逍遥马的国公爷，论“军龄”那也不得了，一个两个全是七八岁就当到锦衣卫千户的“老将”，他李如松“参军”都十多岁了呢，没得比。
李如松唯一的优势大概只有差遣——这里注意一下，总兵从来不是职务，一直是差遣，李如松的真正职务是“右军都督府左都督”，而且这个左都督还是打完西北才刚拿到的，之前一直是都督府的都督佥事，也称佥书。换句话说，他之前一直是在座顶级勋贵们的下属。
高务实在一边听着朱应桢和张元功两个根本不会带兵的“老领导”宛如教训后辈一般和李如松说话，觉得这个世界还真TM荒唐。
给你们俩五万大军，人家李如松带五千兵搞不好能一战全歼，结果现在反倒是李如松在这边听你们鬼扯什么“你此去辽东该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真是魔幻啊……
好在两位国公只敢跟李如松这个“暴发户勋贵”装模作样，还记得真正的话事人是高盟主，鬼扯了一会儿之后便把话题一转，朝高务实看了一眼，道：“我二人见识浅薄，也就这些要说的了。大司农乃是天下名帅，还是劳请大司农拾遗补缺，再细细交待一番，以免坏了朝廷大事。”
难得啊，你们也知道自己见识浅薄？
李如松憋着一肚子气听了半晌，嘴角都忍不住有些抽搐了，听了这话简直如同农奴翻身，忙朝高务实一抱拳：“请恩部指点。”
李如松是在高务实麾下打过仗的，而且两次都斩获大功，按照此时的习惯，他称呼高务实的时候一般就得加个“恩”字。而高务实是户部尚书，尚书这一级统一的尊称是部堂，理论上来讲李如松称他“恩部”、“恩堂”都可以。
然而恩堂这个称呼不止部堂一级可用，知府即以上不少级别都以用，是以李如松还是用了恩部——部，这个就比较像是专称了，最起码也得是个侍郎才享受得到。
但高务实知道李如松在这里耍了个小心眼，因为李如松其实知道高务实原先和李成梁是平辈论交的，如果他要刻意巴结高务实，甚至可以自称晚辈。
当然，这年头比较奇葩，寻常武将在高务实面前配称走狗的都不多，各个级别还有区分。
比如总兵、副总兵给高务实写信乃至于送礼，矜持一点的可以自称“门下小的某某”，不矜持的就“门下走狗小的某某”；副总兵以下、守备以上，给高务实写信或者送礼，就只能是“沐恩晚生门下走狗小的某某”；倘若守备以下、把总以上，不仅要“沐恩晚生门下走狗小的某某”，还得在文末加一句“万叩首，跪禀(跪呈、跪献)”、“匍伏惶恐，万叩首跪禀(跪呈、跪献)”。
至于把总以下……想啥呢？别说写信了，你甚至压根没资格给人家部堂大人送礼好不好，天壤之别的身份还自称个屁呀。
不过，规矩虽然如此，李如松的脾气毕竟现在也是天下闻名了，再加上他好歹有个“宁远伯应袭”，是以这里干脆把自称跳过，只称呼了一声恩部。
换了高务实是某些架子大的文官，这会儿估计已经变了脸色，不过高务实不是来摆架子的，他是来结交李如松的，而且对李如松的表现早有心理准备，自然就不会计较了。
“仰城此去辽东，不知有何图画？”高务实先问了一句，然后似乎刚刚发现李如松还是站着听训的状态——这是朱应桢和张元功的问题，是他俩没让李如松坐下。
于是高务实不等李如松回话，立刻接口道：“诶，仰城怎么还站着？来，请坐，请坐。”又转头责备张元功：“英国公，你别院的下人也太懈怠了些，茶都不知道上的？”
英国公一系在大明的地位前文曾经讲到过，什么刘瑾、魏忠贤，哪怕最权势滔天的时候，面对当时的英国公也是毕恭毕敬，一点办法都没有。至于现在，反正京师之中敢这么和英国公说话的人，除了皇帝之外，恐怕也就他高务实了。
而张元功在李如松面前架子十足，在高务实面前却宛如彻底换了个人，不顾形象地一拍额头：“哎呀，我的错，我的错，刚才给他们交待说不要随便打扰，这群蠢材就吓得茶都不敢上了，真是叫大司农看笑话。”
一边说着，堂堂英国公就果断起身，亲自叫人上茶去了。旁边的李如松见了，脸色反而更加难看。
英国公训他如训晚辈，他还不敢如对待许守谦、王学书那样，因为人家是武臣顶级，规矩摆在那里，压得他没话可说。然而堂堂英国公，高务实却如同批评属吏一般毫不客气，英国公还忙不迭自承不是，这简直……变着花样打脸啊。
但李如松毕竟只是脾气不好，脑子并不很笨，他转念一想立刻发现不对：高务实这个举动实际上是在抬举他。
可是……为什么呢？李家和高务实的关系可不怎么样，虽然那主要是自己老子李成梁造成的，可高务实对李家人何曾这般客气过？毕竟双方的政治立场已经完全走到对立面了呀。
难道，高务实有事让我办？
然而李如松料错了，高务实从头到尾没提什么请求，等李如松说加强训练整备，将来察哈尔一战时定要打出风采之后，高务实也只是满脸欣慰地夸赞了一番。
不仅如此，李如松甚至发现，不管自己说什么高务实都是交口称赞，几乎把他夸上了天去。仿佛这天底下的名将已经就剩他一个了，霍卫远逊、武穆自惭。
李如松还是挺喜欢被夸的，尤其夸他的这个人乃是公认的“天下第一文帅”，那就更让他忍不住飘飘然了。再加上他还明显的发现，随着高务实夸得越来越狠，朱应桢和张元功的脸色都逐渐变得难看起来，这简直让他有种报复成功一般的快感。若不是考虑到双方立场确实不同，他甚至恨不得将高务实引做平生知己才好。
到了赏花会的宴会时刻，高务实更是当着所有勋贵的面叫李如松坐在自己身边，亲热万分地和他絮叨一些战场上的事。
李如松红光满面，本来打算只是做样子喝两口的，结果一坛子都没打住，喝得头上都冒热气了，与高务实的关系那真是飞快拉近，等到赏花会结束那会儿，他已经决定：管他什么心学实学，至少高司徒这个人一定是能交朋友的！
临走之前，李如松拍着胸脯保证，只要他在辽东一天，辽东军就“绝不给大司农惹麻烦”，高务实笑呵呵地应了。
但李如松一走，朱应桢和张元功就脸色如墨地哼了一声，张元功更是忍不住道：“日新，你找李如松这厮过来就是这么吹捧一番，什么正经事都没打算说？”
朱应桢也臭着脸道：“是啊，日新，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合着暂哥几个今儿个全是给他一个破‘宁远伯应袭’垫门槛了？”
高务实笑了笑，安慰道：“借二位哥哥面子一用，不会生气吧？”
张元功脸上肌肉一抽，吐了口浊气，道：“实话实话，这也就是你了，要换做别人，我他娘的早叫人拿棍子叉出去了。”
朱应桢则仍坚持问他的问题，再次道：“到底为什么啊？我瞅着你也没啥事需要求这大尾巴狼啊？”
高务实笑了笑，风轻云淡地道：“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辽东军现在还有用，我不想看着他死得不是时候罢了。”
“死？”朱应桢莫名其妙的道：“这小子脾性是差点，但好歹他老子也挣了个宁远伯世爵了，不造反怎么会死？”
张元功则摸着下巴若有所思，迟疑道：“有文臣要……呃，要动他？”
高务实却不继续说了，反而一句话就把他们的心思带偏：“之前说的那事儿，咱们再议一议？你俩喝多了没？”
两位国公爷忙不迭浑身一抖，宛如打了强心针一般，瞬间精神抖擞，异口同声地道：“没有没有，刚垫了个肚子罢了！”
然后一左一右拉着高务实，宛如孝顺儿孙扶着老爷子：“来来来，日新，咱们里边详谈……”
高务实随他们拉扯，施施然同他们去了书房。临走之前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李如松的马队，暗道：有我这番态度，应该没人敢对李如松下死手了吧？嘿，李如松这大老粗，恐怕一辈子都领悟不到我这是救了他一命。罢了罢了，反正我也没求他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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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4章 磨刀霍霍向金银
对于爵已到顶，权又不能胡乱伸手的二位国公爷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比赚钱更有意思的了，如果不赚钱，他们甚至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原本，赚钱这种事只是他们保持门第尊严的一种必要手段，毕竟过去也有顶着世袭爵位却把家产败空，惹得天下人耻笑的例子。而当高务实手把手将他们拉扯进海贸这个宛如抢钱的行当之后，他们才真正对赚钱有了主观意义上的兴趣，并且这种兴趣还与日俱增，几乎成了他们心目中生命的意义。
之前曾经说过，有明一朝的海外贸易从大明建国的初期就已开始，且规模愈来愈大。明朝所谓的海禁，大部分时候不过一纸空文。
当时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抗倭防倭，后世国外文献中说：“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不仅国外文献这样说，国内的各种史籍、文献也都如此表述。例如明人王抒就说，“国初立法，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舰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
成化弘治之际，即有“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可以说，到了晚明时期，海外贸易发展已成磅礴浩荡之势，繁盛已极。
此时，日本诸岛是私人海商的主要贸易地区之一，是大明生丝及各种纺织品、日用品的主要市场。
“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此时生丝价格在大明国内约每担60两银，到日本却可卖到五六百银两，毛利达十倍。而从日本输入大明的有：“互市华人的货物有金银、琥珀、水晶、硫磺、水银、铜铁、白珠、青玉、苏木、胡椒”以及土产、海货等。
据《晚明史》记载：“生丝、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遍销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头为西属殖民地土著居民所普遍消费。”
“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
在这一时代，大明的外贸大量出超，导致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以空前的规模输入中国。“中国纺织品还经过马尼拉销售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
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总而言之，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晚明社会变迁》一书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而李隆生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美国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
反正，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足以说明当时的大明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即这么多的白银，都是用大明盛产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之高，绝非某些人所黑的那样糟糕。
然而对于勋贵们而言，他们本身并不生产多少商品。一开始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什么都不生产，后来在京华的影响下才逐渐涉足生产行业——比如京华后期投资的新水泥厂、新纺织厂等等。
不过他们的涉足是以依托京华的方式进行的，简单点说就是入股京华的各个具体工厂，主要参与查账和分红，但不管工厂的运作，属于比较表层的“生产”。
虽然参与了“生产”，但他们发现其他商品价值虽然翻倍，但相较而言军火才是大宗交易，几乎可以说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那种。
比如说万历十四年款京华二号重炮，张元功、朱应桢等人实际每门的毛利润竟然高达1100两，只需要卖十门炮就能赚上万两银子。哪怕是财雄势大的勋贵们也不得不咋舌，希望能卖更多。
可惜这很难，因为京华的火炮销售两个大头是朝廷官军和南疆各国——实际上南疆属于内部销售，但也不是成本价，因为高务实坚持内部也要各凭本事，他只规定了最高溢价率和优先保障供应的顺序。
于是勋贵们虽然很乐意偷偷摸摸卖炮，但实在不容易搞到货，长期处于欲求不满的状态。
这种状态催生了他们另一个想法：日本的银子这么多，咱们现在货源又不充足，那不如干脆做无本买卖，直接去抢他娘的！
为了说服高务实，两位国公爷作为勋贵集团的代表，居然还提出了“政治见解”，他们表情沉痛地向高务实说明：大明对日本的出口大头，如方才提到的“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这些，几乎都控制在南方商人手中，或者说南方商人掌握的产能远高于北方。
原先一开始的时候，北洋海贸同盟仗着舰队优势(包括运力和安全)，还能压着南方商人一头，然而随着两洋舰队把海盗扫荡得只剩些零星小团体之后，南方商人很快依靠生产能力和祖上的资本底蕴追了上来。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南方这些巨商一贯站在心学派的背后，所以一旦商场上的形式发生逆转，实学派在朝中的敌手实力也必然越来越强。
这番话听得高务实都诧异了，你们两位难道也投身我实学派了？
那肯定不是，这二位只是投身金银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带给他们金银的是高务实，所以连带着他们还真觉得自己与实学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两位国公爷的话虽然出发点肯定有问题，但高务实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不仅在国家层面正确，在派系层面也同样错不了。
原历史上晚明时期的东林党为什么嘴炮打得震天响，但一说要收商税就跟挖了他们家祖坟似的？还不是因为东林党背后站着的就是江南的豪商集团！
由此可见，派系背后的经济实力是否强大，对于派系之争的结局也是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这些年京华的发展的确快，连带着高务实一手捧起来“勋贵资本集团”也有逐渐登上舞台的趋势。
然而，小蝴蝶的翅膀不可能精确地只扇动高务实想要扇动的地方。江南豪商集团的优势底子明摆着放在那里，无论是对大明原有优势产业的掌握，还是自身雄厚强大的经济底蕴，都绝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
于是他们回过神来，也开始循着高务实趟出来的发财大道走去。忙于政务超过忙于商务的高务实还没开始重视，而一门心思发财的“勋贵资本集团”却反而敏锐的发觉了异常。
按照朱应桢的举例，高务实发现在传统蚕丝生丝上显然南方资本占据绝对优势，北方几乎只能仰仗他新近两年搞出来的柞丝产业，吃点中产阶级的买卖。
然而柞丝产业其实也不算标准的“中产阶级商品”。上层的蚕丝制品和下层的棉布制品一直对它形成高低两个方向的挤压。蚕丝是南方商人掌握的，棉布也是南方商人掌握的。
所以柞丝产业打开市场虽然还算顺利，但这个市场迟迟不能进一步扩大。要不是高务实又开始在整个北方推广棉花种植，并仗着掌握先进织布机(珍妮纺纱机京华改进款)的优势开始涉足纺织业，只怕整个布料产业都要被南方包圆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点就是轻工业，尤其以布料服装为重中之重，因为这个产业尤其适合形成规模优势——谁都得穿衣不是？但在目前大明国内，这一块产业却偏偏是心学派的幕后金主占据绝对优势，而高务实醉心于钢铁、煤炭、火器、造船这一类的“重工业”，偏偏其他人还插不上什么手。
这局面，你说“勋贵资本集团”着急不着急？
显然，他们不是高务实，不会理解重工业的意义，就算理解也不敢照着高务实的作业抄——高务实敢养那么多武装家丁保护自己的产业，他们一票武臣勋贵哪里敢？你怕不是以为朱家皇帝不杀人！
人家只是不怎么敢杀掌握道德和舆论高地的文臣，杀几个“私蓄甲士”的武臣你看看皇帝会不会手软。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上的李如松之所以会死，根子还是出在李家军有一段时间过于强大之上。
勋贵们打仗的手艺是潮了点，可在怎么苟活于世这个问题上，却几乎个个都是艺术家的水平，所以他们顶多也就敢在船上准备几百武装家丁，再要更进一步他们是坚决不肯的。
这样一来，重工业干不了，轻工业干不过，要想赚更多的钱，可不就只好另想办法了么？
北洋海贸同盟对比南方豪商联盟优势在哪？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在于武力。
是的，两帮商人比本事，其中一帮商人发现自己居然只在武力上占优势。这就很尴尬了，因为皇帝肯定不能容许你直接去把另一帮人肉体毁灭掉。
那能怎么办，当然只能把这个武力优势发挥到其他地方去，比如抢外人。
这个思路他们原本也没想到，还是滇缅之战的时候高务实那套让缅甸赔款的办法提醒了他们。现在，日本的石见银山就成了他们的第二个目标。
这下子就轮到高务实纠结了。
勋贵们虽然把毛利氏和石见银山的历史查了个底掉，但他们显然还只懂得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研究过日本的政治局势，更不可能知道历史走向。
这个问题简单的说就是随着日本战国基本统一，一大票的武士开始变成鸡肋，养着不划算，不养又会出大事，所以丰臣秀吉铁定了要发动战争来解决这个麻烦。
除了流民造反之外，发动任何战争都不是光有人就行的，还必须得有钱。所以可以想见，丰臣秀吉现在也一定是满脑子搞钱的想法，这个时候北洋海贸同盟跑去打石见银山？
丰臣秀吉绝对要跟你们玩命啊！你们居然还来问我秀吉会不会插手，插手的话我愿不愿意帮你们顶住？我顶你个肺！等到日本人自己打虚了再去来个赢家通吃不好吗？
可是道理虽然是这个道理，但张元功和朱应桢今天搞这么一出戏，说明“勋贵资本集团”已经急红眼了，不给他们看到点钱途、捞到点利益也不行。
这群勋贵虽然在原历史上九成九都是狗屎，但他高务实是有废物利用计划的，并且迄今为止都利用得不错，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掉。
高务实想了想，忽然道：“倭国全国兵力超过五十万，丰臣秀吉至少能发动三十万以上的大军保卫石见银山，我觉得这仗打起来不太划算。”
朱应桢和张元功脸色一变，同时道：“但他未必会……”
“你们听我说完。”高务实伸手制止了他们，继续道：“二三十万的不好打，两三千的我看还是可以打。”
“两三千？”朱应桢一愣，明显误会了高务实的话，问道：“日新有办法只打山吹城？”
张元功也盯着高务实，紧张地等他的下文。
谁知道高务实却道：“不是说山吹城，甚至不是说倭国——我说的是吕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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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章 南疆变故(一)
吕宋当然就是菲律宾，目前基本掌握在西班牙人手里。
在这个西方人称之为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西班牙根据“保教权”的相关法令不断向大西洋以西扩张，最终越过美洲大陆、横跨太平洋，在邻近大明的吕宋宿务(1565年)、马尼拉(1571年)建立殖民要塞和贸易前站。
巧合的是，历经多年的开海、禁海之争，大明朝廷也在高拱的坚持下，于隆庆年间宣布福建地区部分开放海禁，船只可往“东西二洋”贸易。
大明的大宗商品如生丝、瓷器等，长期以来是全球市场的畅销品，而西班牙人又拥有数量庞大的美洲白银。因此在双方市场的迫切需求下，大明与吕宋或者说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在万历元年之后开始快速兴起，规模不断扩大。
不过直至此时，西班牙人依然没有完全控制整个菲律宾群岛，他们的统治依然属于“以点带面”型的，即主要控制了马尼拉等重要据点，而对于乡野民间则无力深入。造成这一原因的主要因素很简单，就是人少。
确切的说，是西班牙人太少。迄今为止，西班牙在其西属菲律宾最重要的据点马尼拉，连军队在内一共只有两千人，以至于高务实老早就盘算过要不要拿下菲律宾。
之所以最终高务实没有出手，一则是当时他琢磨这件事的时候，西班牙正处于高光时刻，各种麻烦虽然有了点苗头，但毕竟还没有正儿八经地缠上它；二则是高务实当时担心拿下菲律宾容易，但拿下之后可能会断了美洲白银流入大明的中转站，反而造成大明的银荒加剧。
那为何今天高务实忽然提出要对吕宋或说西属菲律宾出手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转移勋贵们的目标，让他们暂时先把准备伸向日本的爪子收回来，不要破坏了他高司徒的大战略；第二个原因就很简单了：西班牙人提高了前往菲律宾贸易的大明商船税率。
出于对商业利益的渴求，早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黎牙实比殖民菲律宾群岛之初，就有王室财政部官员陪同前往。财政部最重要的三个职位分别为会计官、出纳官和经办员，他们通常负责评估王室利益，记录相关财务数据。
在马尼拉建城的同时(1571)，当局还建立了一些“王室保险箱”，由王室财政部成员负责管理收支，撰写会计方面的文书。
或因早期的规模实在微不足道，西班牙人一开始没有征税的举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尼拉当局完全忽略了这一颇有潜力的收入来源。曾极力鼓吹武力征服中国的菲律宾总督桑德在1577年6月8日(这年是万历五年)的报告文书中称：
迄今，我们尚未征收进出口税等任何其它税。当我抵达菲律宾时，这里还处于艰难阶段，人们十分贫困，以致我不敢征收。似乎不久后可以考虑征税一事，那时将从中获益。而现在无论船只从中国载来什么货物，这笔税金也不会有多少。
很显然，桑德总督暂不征税的决策乃基于双方贸易“还处于艰难阶段”的现实考虑。因为即便征税，“这笔税金也不会有多少”。但另一方面，“不久后可以考虑征税”并从中获益的展望，则清楚表明马尼拉当局的长远打算。
在这位桑德总督任职期间的万历三年到万历八年(具体为1575年8月—1580年4月)，马尼拉当局曾经向大明船只征收过“停泊税”。对此，菲律宾官员莱德斯马在一份1585年的报告中回顾道：
在桑德博士担任菲律宾总督时，规定来菲律宾的中国人须为每艘船只缴纳停泊税，即根据船只大小不同，支付25、30、50比索不等。除此之外无需再支付其它税费。
考虑到大明商船抵达菲律宾贸易的时间多为上半年，而桑德又是在1575年8月25日才抵达马尼拉的，所以停泊税的实际征收时间不会早于1576年，有效施行则很可能延迟至下一年(1577)。
这其中的具体时间高务实也记不清了，因为那时候他既忙着自己读书，又要做陪读，还要帮高拱出谋划策，实在很少去关注太细节的情况。
但恰如桑德总督预想，时间到了高务实中得状元的万历八年(1580)，前往马尼拉贸易的大明商船数量陡然上升，贸易的规模得到显著提升。于是，接替他担任菲律宾总督的龙奇虑在上任的第二个月便开始“考虑征税一事”。
同年6月20日，龙奇虑正式向国王腓力二世建议，对菲律宾的进出口货物征收3%的货物税，同时向前往新西班牙(西班牙在美洲的主要殖民地之一)的船只征收每吨12比索的运费税。
西班牙的货物税叫做“almo”，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al-musrif”，后世有些文献中也将其称作王室税(realesderechs)，曾普遍施行于西班牙及“西印度”的广大区域。
事实上，虽然西属菲律宾施行的货物税范畴涵括所有进出口商品，但由于当地开发程度还很低，物产非常有限，所以实际上这一税种的征收对象主要就是进出此岛的大明货物。
然而菲律宾的这个货物税实施得并没有那么顺利。万历九年(1581)，总督龙奇虑对出口到新西班牙的货物征收2%的税，对明人带到马尼拉的货物征收3%的税。谁知道他推行此税率并未得到准许，甚至还因此受到责备。
这些责备之声首先来自于菲律宾名义上的行政上级单位、远在美洲的新西班牙殖民当局。
1581年3月10日，刚刚被委任为马尼拉首任主教的多明我会士萨拉萨尔在奔赴菲律宾的途中，于墨西哥的奇拉帕致信菲律宾财政官员莱德斯马，坚称菲律宾现在还不便征收货物税，他的理由是“因为那个国家(菲律宾)处于新建阶段，尚不足以自持”。
与之相呼应的是，在新政推行的次年(万历十年，1582)，菲律宾的“某些商人和重要人士”便以匿名方式上报西班牙王室称：
龙奇虑总督对所有布匹征收3%的税，导致中国商人极为不满。那些中国商人声称不会再来马尼拉，因为现在交易已经不再自由。由于我们征服这个地区还没有多久，这个国家(菲律宾)如此脆弱和广袤，若各方面都没了自由，恐怕会遭至毁灭。
“中国商人极为不满”这个说法并不是胡说八道，因为这里“中国商人”的代表就是高务实。高务实在拿下安南之后，通过京华的船队向马尼拉当地某些官员表达了不满。
不过高务实当时说这话的主因是马尼拉的基础建设还相当糟糕，马尼拉港的港口设施甚至比不上临时兴修不到一年的钦州港。
对比一下，红朝刚刚改开的时候，是不是一边努力提升硬件软件全方位的基础保障，一边做出各种包括免税在内的优惠政策，目的就是吸引外商、侨商等入驻？你菲律宾当局连个港口都还没修到让人满意，就要开始征税了，那我作为头号大商还不得表达一下抗议？
当然，话说回来，彼时已经打定主意先不动西班牙人的高务实其实也就说说而已，他知道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不同，此时的西班牙人尤其只能靠“利益可能受损”来反逼着改变。
但当时令高务实疑惑的事情发生了，即便新税制遭到种种非议，最终还是得到正式批准。1583年(万历十一年)5月10日，奉命调查新政是否妥当的菲律宾最高法院将最终结果汇报如下：
国王陛下下令最高法院调查前任总督龙奇虑对进出口货物执行3%税率的政策；以探查政策是否合适，若不当就废除，或者采取相应举措修正。考虑到菲律宾的王室金库资金短缺，当地支出巨大，最高法院决定3%的税率政策继续执行。
3%的税率在当时的高务实看来还算勉勉强强，所以菲律宾当局既然坚持要征，那征了也就征了。虽然高务实要求京华的人时不时就抗议一下，对菲律宾当局乃至于西班牙国王施压，但他确实没有真当多大个事来关心。
然而，时间又过了五年，到了今年年初之时，高务实接到报告，说菲律宾当局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提高税率。
报告称，第六任菲律宾总督圣地亚哥·德·维拉先是将税率调整为6%，半个多月之后忽然又改变主意，宣布税率再次调整，且直接提升到10%。
税率忽然翻了三倍还多，大明的商人们自然不肯交易。在与西班牙当局接触失败后，京华的贸易船队领队带领包括三十七艘私家商船在内的贸易船队直接开回了大明，同时立刻向南洋舰队以及广州港、泉州港做了汇报。
高务实收到的消息中，无论是南洋舰队还是两港管理者都表示：德维拉总督简直是疯掉了。海洋贸易虽然利润很高，但也正因为这样的高利润，10%的货物税完全是割动脉放血级别的屠宰，这种举动对于一个殖民当局而言无异于杀鸡取卵。
但高务实一看到汇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德维拉总督并没有疯，他顶多也只是“被迫发疯”。
原因很简单，今年是万历十六年，也即公元1588年——无敌舰队第一次远征英格兰就发生在今年！
无敌舰队远征英格兰这件事从来都不是一锤子买卖，实际上“英西战争”是一场持续了约二十年的拉锯战。这场战争是西班牙殖民帝国与英格兰王国之间未经正式宣战的间歇性武装冲突，整各战争由多场大范围战役组成，起于1585年(万历十四年)英国与荷兰签订楠萨奇条约，英国支持荷兰抵抗西班牙帝国的统治。
换句话说，英西战争爆发的前提是尼德兰革命。这场革命也不必多说，只需要阐明一点，就是此刻的西班牙已经深陷尼德兰泥潭，并且在财政方面已经出现过了两次国家破产。
已经破产过两次的西班牙，又要调动浩大的无敌舰队远征英格兰，其中所需的资金显而易见是极其巨大的。
更糟糕的则是，此时法国宗教战争也打到了关键时刻，瓦卢瓦王朝最后的国王亨利三世已经扛不住了。根据西班牙国内的预计，弭患重病的亨利三世随时可能咽气，而极有可能继位的则是纳瓦拉的亨利。
纳瓦拉的亨利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极其痛恨的人物，倒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位后来的亨利四世乃是一个胡格诺派(加尔文宗在法国的称谓)。
作为罗马教廷的监护者，腓力二世的宗教热情只能用狂热来形容，因此他又开始积极准备干涉法国的变化。法国当然毫无疑问也是强权，因此干涉法国所需要的资金同样堪称海量。
简单的说就是，西班牙正在打与准备打的三场战争都挤在了一块儿，而这三场战争每一场都可以用吞金兽来形容。情形如此，试问区区菲律宾总督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置身事外？
高务实认为，德维拉总督在半个月之内连续提高税率就是这么来的。但是，理解动机不代表他就要默许和忍受。
西班牙菲律宾总督府如果老老实实让马尼拉充当中转站，收个3%的税高务实还勉强可以忍受，但他们要把税率调整为10%，那高务实就懒得和他们讲道理了。
我千帆覆海的两洋舰队摆在这里，就是为了和你们讲道理的吗？既然你们做了初一，那就不要怪我高某人做十五了。
德维拉之所以敢如此提高税率，估计也是认为马尼拉的商贸活动已经形成惯性。在他看来，只要大明的商人们还需要这笔巨大的利益，需要西印度(美洲)的白银，哪怕涨税他们也还是会来。
然而对于高务实而言，这个思路反过来同样没有问题：既然马尼拉的商贸活动已经形成惯性，只要西班牙还需要这笔巨大的利益，需要用不能吃穿的银子来换取大明的商品，哪怕吕宋换了主人，他们也还是会来。
不过当高务实说到抢夺吕宋，朱应桢和张元功都愣了，楞完之后就是狂喜：高务实居然肯让他们涉足南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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