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日新楼主
高务实的自号似乎有些难产，京中热议了好几日，也未曾见昭回靖恭坊有何回应。这让吃瓜群众们有些失望，也不知道高司徒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
然而再过了两日，尚书高府忽然传出了另一个消息：宅府扩建。
据说成国公将原属于他的尚书高府以北的两处宅子卖给了高司徒，高司徒一合计，干脆把这两处宅邸和高府圈在一块儿并重新修建一番。
随同这一消息一并外传了另一件事：高司徒打算在这座新府邸中建一座中西合璧的新楼，为此他甚至特意去宫里见了皇上，向皇上禀明该楼的建筑风格大异于国朝制式，请皇上特许通融。
高司徒怎么和皇上说的没人知道，但皇上的确很快下达了一道圣旨，特许高务实府邸“试验建筑新法”，该处建筑“除龙形、歇山、兽数等制仍禁”之外，“不受成法所拘”，以示“朕宽和求新之意”。
不过可能是为了避免民间混乱，皇帝最后还是加了一句：“法以此宅为限，官员士民等仍依成制，不得擅更”。
修个房子还要皇帝特别批准？没错，像高务实这样修房子，没有皇帝批准还真不行。中国至辛亥革命以前，一直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如果逾矩了，无论你是一不小心还是蓄意如此，那都是要受到朝廷处罚的，轻则杖责罚款，重则人头落地。
要知道在古代不仅人与人之间有等级，就连建筑也要按照其所有者的身份和地位建造。后世将这种制度称为“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这玩意儿最晚出现在周朝，一直延续到了鞑清末期，大概可以把辛亥革命看做结束日期，前前后后共存在了两千多年，是古代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而有明一朝的建筑样式，上承宋代营造法式的传统而无显著变化，但建筑设计规划以规模宏大、气象雄伟为主要特点。明初的建筑风格，与宋代、元代相近，古朴雄浑，中期的建筑风格偏向严谨，而到了嘉靖末年以后，建筑风格则趋向繁琐——当然也可以说是越来越精致。
明式建筑在第宅等级制度方面一直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一二品官员之家，厅堂五间九架，下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而庶民庐舍不逾三间五架，禁用斗栱、彩色。
洪武二十六年又加了些具体定制：比如六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庶民正厅不得超过三间五架。到了洪武三十年又重申：房屋可以多至一、二十所，但间、架不容增加。正统十二年时总算稍作变通，表示架数可以加多，但间数仍不能改变。
所以有明一朝的住宅等级制度主要是限制间数和架数，至于建筑层数，则可因地制宜。嘉隆以后至如今万历十五年上下，大明的住宅很能表现后世所谓明代建筑的特点，那就是典雅稳重，做工讲究，装修精美，雕刻和彩画细腻而雅净。
其实“建筑”在此时可以分为四大类建筑，分别为都城建筑、宫殿建筑、住宅建筑、宗教建筑。高务实此番重建府邸，当然属于住宅建筑。
住宅在古代不仅是居住场所，而且还被视为宅主身份的标志。唐、宋时期朝廷对官员及庶民的住宅形制已有一定的限制，但还比较粗略宽松，例如宋代规定六品以下的官员不能在宅前造乌头门，庶民屋舍只许进深五架，门屋只许一间，不许用飞檐、重拱、四铺作、藻井和五彩装饰等。
可以看出，这时的重点在于区划官员和庶民之间的身份差别。到了明代初期，对住宅的等级划分就更加严格了，比如官员造宅不许用歇山及重檐屋顶，不许用重拱及藻井等——根据朱翊钧的这道圣旨，高务实的新府邸没有重檐、重拱和藻井限制，但依旧不能使用歇山顶(注：明代只有皇室和一定级别的宗室可以使用歇山顶)。
这些限制在宋代原是针对庶民的，如今已针对品官了，这就意味着除皇家成员外，不论你官位多高，住宅不能用歇山顶，只能用“两厦”（悬山、硬山）。
此外，又把公侯和官员的住宅分为四个级别，从大门与厅堂的间数、进深以及油漆色彩等方面加以严格限制。至于百姓的屋舍，则不许超过三间，不许用斗拱和彩色。
不过话又说回来，大明朝的规矩虽然贼多，但到了隆万时期，逾制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当然，这种逾制一般而言还是有些“讲究”，至少民间还没有人花样作死到在自家梁柱上雕镌五爪龙形，一般来说的逾制以超过间数为主。
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事，比如某豪富之家，家里碰巧这近几代没有一个当官的，但他家又特别有钱，这时候你要求他家只能有三间房，这就的确有些过分了不是？
高务实的新宅邸之所以得到皇帝的特许，一来当然是因为他这个人在皇帝心目中比较特殊，二来也是因为他呈上的建筑设计图的确很新颖，实在很难用旧有的规制来衡量，而这其中又以他的主屋为最。
在皇帝看来，高务实似乎特别喜欢楼宇，有了如今已大名鼎鼎的白玉楼还不算，这处新宅邸的主屋居然又是一栋楼。
不过，高务实说要实验新建筑方法的说法，皇帝在看过设计图之后倒也立刻就信了，因为他这主楼居然高达七层。
七层的楼宇不是没有，但那个在大明通常称之为塔，而不是楼，“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浮屠就是这样的塔。然而这种塔可不是住人用的，它们只是为了彰显功德，有些会在其上供奉舍利、佛骨等圣物。
高务实要修的楼却是真真正正用来住人的，因此建筑面积也比浮屠塔要大得多，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而是一个底座足够大的楼宇又高达七层，那么它最终的高度就可能超过皇权的象征——皇极殿。
这一条是最为致命的，高务实在进呈设计图时也主动向皇帝表示过，说根据估计，如果把七层大楼削减至五层，则肯定低于皇极殿，他愿意让西洋来的设计师修改设计方案。
不过朱翊钧思索了一会儿，摇头表示不必。朱翊钧的理由是，你既然要实验新的建筑方法，那就得好好实验，能修七层为什么只修五层？既然要做，就要尽善尽美，别只搞个一半，到时候朕瞧着也闹心。
但高务实很为难，说着设计图毕竟只是西洋人为了展示他们的建筑技巧才这般做的，但我大明自有国情在此，未必非要跟着他们的意图来。
谁知道朱翊钧哈哈一笑，居然提出了一个让高务实目瞪口呆的建议：你先修你的楼，等那新式建筑方法完全掌握甚至更上一层楼之后，由你负责帮朕把皇极殿也重新修一遍，咱们到时候也加高一些，这不就两全其美了？
主意不能说不好，甚至还挺新潮，颇有些与时俱进的意思，可是这里高务实听出来一个不太妙的地方——照皇帝这意思，到时候新修皇极殿的钱似乎是要我掏腰包？
他拐弯抹角问了一下，朱翊钧理直气壮地反瞪着他道：“那是自然，给你这么大一个特例，你帮我修个新的皇极殿很为难吗？”
高务实目瞪口呆了半晌，差点没指着朱翊钧的鼻子骂他敲诈。这他娘的是修皇极殿啊，过去三大殿被雷击损毁部分(明代经常出这事)，光修复一下就是二三十万两往上走，以至于经常一拖经年，现在你他喵的居然好意思说让老子给你新修一个？
但骂是不可能真骂的，高务实只好尽量给自己减轻损失，首先便提出一条：既然要以新法修建，到时候臣说该用石料就得用石料，该用水泥就得用水泥，该加钢筋就得加钢筋，总之为了“确保工程质量”，臣是不打算用多少巨木的。
朱翊钧显然不是很清楚这其中的成本差异，他很满意的表示这些你说了算，只要别给我三天两头坏这里坏那里就好。
这一点高务实倒是敢打包票，甚至表示按照他的新法修建皇极殿，还能避免雷击损毁。这下子朱翊钧才真正高兴起来，甚至欣喜异常，当即表示全盘同意。
没办法，明朝这三大殿实在是多灾多难，动不动就遭雷劈，从皇帝到百官都闹怕了——每次一修就是几十万两银子不对数，朝廷又穷得只差当掉裤子，能不怕吗？可这又是没法子的，作为京师最为高大的木质建筑，能不遭雷劈？
所以高务实这么一表示，朱翊钧立刻答应了下来，顺便把这条“君臣协议”拐弯抹角地写进了圣旨里，以免外廷叽叽歪歪。
总之这件事在经过他们加工之后，就变成了高务实为了试验“三大殿式高大建筑免遭雷击”的新式建筑法，自己以身试法先建一栋楼为皇上上刀山下火海，趟出一条血路来……
圣旨下达，特批到手，高务实终于把这栋楼的名字公布了出去，顺便宣布了自己的“自号”。
楼叫日新楼，高务实则号曰“日新楼主”。
“日新”，当然不是日了个新人，这个词乃是出自《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最早则是源出汤之《盘铭》。
这句话原是刻在一代上古明君商汤王澡盆上的箴言，大意是“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该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后来这句话又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联系上了，于是寓意变得更加深刻，具备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在里面。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在朝廷里最近一次被关注，就是因为高务实所上的《取用疏》，即《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
如今高务实又将自己的自号取为“日新楼主”，其用意自然有目共睹：我高务实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鼎故革新！
消息一出，也不知道多少人精神紧张，多少人长叹一声，多少人又松了口气。
总之，日新楼的建设以极快的速度拉开帷幕，京华基建展现了他们作为大明首屈一指的建设狂魔本色，单日出动近千人的建设队伍，运送材料的车队几乎把几丈宽的御街都给堵了。
只不过这么一来，高务实自己就有些不大方便居住，因此只好住回了京郊的白玉楼。朱应桢、张元功等人都跑来说自家还有多余的客院可供高务实暂住，以避免他大清早从京郊赶回城中当值，不过高务实都客气的拒绝了。
高务实之所以宁肯早上跑十几里路也要回白玉楼，不是因为其他，而是他要找叶赫的使团联络感情。
哦，不是找孟古哲哲日新，这事还得等一段时间，他现在要找的是费英东。
费英东既然能成为努尔哈赤五大臣之首，而且是以善战闻名，那这人的实力显然不必怀疑。高务实现在手头倒是不缺能征善战之将，但他知道叶赫很缺，如今既然要扶植叶赫避免努尔哈赤趁大明精力聚集在察哈尔而崛起，那么给叶赫一个靠得住的名将就很有必要了。
高某人在拉拢人这方面一贯很擅长，具体不必多说，总之几天时间下来，费英东对高务实就几乎恨不得掏心掏肺了。
回头说下孟古哲哲，倒不是高务实不近女色不想日新，实在是之前那个“买妾”的问题没解决。他去见皇帝的时候也提过这件事，结果朱翊钧不肯接这个茬，表示他只是做个中人，把孟古哲哲这件事的性质改变一下，具体什么买妾的问题他堂堂大明天子可不愿意插手。
高务实当时有点懵，出宫回府的时候才忽然想明白，朱翊钧不肯把自己真个扯进去的原因恐怕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永宁公主那边不好交代。
你当哥哥的给我情郎赐了个妾还不够，还真的收起买妾钱来了？
这才是朱翊钧拒绝的实际理由，所以高务实只好撇开皇帝，又派人赶紧去和叶赫方面接洽。因此，日新这事还得等纳林布禄接受了他的买妾钱，并把婚书送来，高务实这边才能办仪式，正式将孟古哲哲收房。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看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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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章 魔幻的变化
高务实接过了将来“以建筑新法重修皇极殿”的任务，百官和民间震撼最大的其实不在于那新法据传“不畏雷击”，而只是更浅显地感慨高司徒之豪富，乃至于他“为隆圣眷”所下的血本之大。
实际上，高务实自己都忘记了一件原本会出现在十年后，而最终可能影响到大明国运的大事正与此有关。
原历史上的1597年农历6月19日，紫禁城内火光滔天。一场起因不明的大火，从金水桥西侧的熙和门骤然腾起，蔓延至皇城中央的皇极、中级、建极三大殿。
狂风裹挟着烈焰，卷成数丈高的火龙，但凡触碰到木质结构的楼堂宫轩，就迅速燃起一片火海，屋瓦在肆掠火中噼里啪啦地爆炸，火星倒如冰雹般满天纷飞。
这场发生在万历二十五年的皇城大火，最终席卷了半个紫禁城。除了三大殿全部被付之一炬外，皇极门(后世太和门)及其两侧的掖门也全部焚毁，群臣早朝广场两侧的文昭、武成二阁，连着廊房一起被烧成了灰烬，“自掖门内，直抵乾清宫门，一望荒凉”。惟独午门因为隔了条大名鼎鼎的金水河，才得以幸免于难。
或许是因为大明这紫禁城五行属火，以至于从建成到明亡的230年间，竟发生过47起火灾，平均5年就要来一次。更巧的是，在这次大火的九个月前，乾清宫和坤宁宫也毁于火灾，整条皇城的中轴线都给烧没了。
其实早在1421年，三大殿就曾因雷击被焚毁。碰巧那会儿朱棣刚住进紫禁城，本就难免心虚的他以为是生死未明的侄子在作祟，吓得赶紧去太庙祷告。
而在三十年前，也就是1557年，沉迷修仙的世宗嘉靖帝莫名其妙的宣称自己是“总掌五雷大真人”，结果李鬼惊动了李逵，引得雷公亲自拜访，在四月的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雷雨大作，火光骤起，三殿两楼十五门俱灾”。
如果说成祖当年烧毁三大殿时因为国力富强，受到危害最大的可能只是朱棣的内心，那么嘉靖三十六年这场雷击损毁，就已经以巨大的财富消耗而让百官和民间咋舌心悸了。
嘉靖朝主持三大殿重修的是严嵩父子，贪腐和浪费十分严重这是肯定的。三十年后，万历二十五年时，朱翊钧已经数年不上朝，因此他觉得三大殿可以缓修，但乾清宫和坤宁宫的重建工作却刻不容缓——皇帝和皇后总不能睡工棚吧？
这种领导多、经费少、工期紧的项目，最后落在了工部一个叫贺盛瑞的郎中头上。
贺郎中是当时朝中为数不多的实学派“残党”，不贿赂太监，不勾结官员，还特别能干，是那种杨国强特别想要的项目经理。当时朝廷给修建两宫拨了160万两白银，贺郎中仅用了67万两就完成了任务，留存93万两上缴回部。
这显然是典型的能臣干吏，然而那时候的朝堂容不下这种实学派残党，那些想借此捞一把的贪腐势力更加不能容忍，最终贺郎中被污蔑陷害罢官离京，后来郁郁而终，令人扼腕。
乾清宫和坤宁宫的重建因为贺胜瑞的卓越才能而顺利完成，但三大殿的重建却最终演变成一场财政灾难，甚至可以看做是敲响了大明的丧钟。
三大殿再次起火的万历二十五年实属多事之秋。这一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拒绝受封，日本军亦未撤离釜山回国，日将清正统战船二百艘驻扎张营，并同时调动各路人马，准备重新夺回归还朝鲜的战略要地和都市。
正月二十五，朝鲜再一次遣使向大明求援。二月初五，大明朝廷遂召集各官议论朝鲜战局的形势，分析日军的动向。
十一日，再议援朝事宜，决定调宣府、大同和蓟、辽军队七千人，募浙兵三千七百人，并诏令朝鲜设立海防司道官。
十五日，任命原延绥总兵官、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帅南北诸军，出师朝鲜，征剿日本侵略军。
三月十五，升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杨镐为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
不止是朝鲜乱局再生，这一年播州的杨应龙也出尔反尔，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和湖广；朝堂之上，刑部右侍郎谢杰直谏朱翊钧“节用不如初，勤政不如初”，刑部左侍郎吕坤更是直言朝廷摊派过重，民不聊生。
在这种艰难局面下，已经变得将和文官集团斗争作为战略目标的朱翊钧不仅不肯退让，反倒愤而决定重启三大殿的建设。
此时的大明财政，皇室费用、官俸支出、军费糜耗等日常开支已相当庞大，如何筹措三大殿的巨额修建费用，成了一桩难事。最终还是万历拍板，“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最简单的表述就是：增税。
中国宫殿的大跨度木质结构，对名贵木材需求量很大，尤其是金丝楠木。这种珍贵木材出产于大明西南的深山老林，开采和运输成本极高。朝廷购置金丝楠木的费用，被摊派到地方，各地不得不加赋一年来凑钱。
而大明特有的皇木采办体系则更是贪腐严重，奉旨太监在地方上吃拿卡要，各省叫苦不迭。[注：前两年看其他书的时候有人议论说金丝楠木只做棺材，此说大谬，真是随便百度一下都不肯，却偏要胡说八道。]
朱翊钧的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财政恶果：户部官员韩光祜上书，弹劾监工太监陈永寿勒索物料，“指一倍百”，导致三大殿光木料成本就高达930万两白银，比嘉靖朝修三大殿高了数百万两。
最终这三大殿的修建，一直到万历的孙子，那个著名的木匠天启皇帝手里才完工，天启年间耗资又接近600多万两白银。也就是说，万历二十五年的那场火，前前后后一共烧掉了大明朝整整1500万两白银。
1500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明末鞑子崛起后辽东的军费支出，支撑几十万兵马的军事行动，一年差不多是500万两，1500万两可供明军在辽东支撑至少三年(这还是在辽东军腐化堕落的前提下)。
而等到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崇祯号召群臣捐款给士兵发饷，一共只募集了20万两白银。
这三座大殿，在历史上划出一条诡异的曲线，它们的落成、修补、雷击、起火、重建、崩塌，竟然神奇成为了大明财政和皇朝命运的缩影。
如今，高务实意外接过了皇极殿的重修工程，虽然不是立刻动工，而是要等日新楼建成并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再开工，但这或许已经无意中改变了三大殿的命运，也间接避免了大明又一处财政灾难。
如无意外，将来皇极殿的各种金丝楠木及其他名贵木料将会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石柱、石雕的兴起，考虑到汉白玉这种主材料的产地就在京师附近，皇极殿未来的造价有望大幅降低。
高务实只记得自己当年看《神宗实录》时动不动就看见有关修三大殿的记载，虽然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至少他知道有这件事，而且修了很多年，花了很多钱。
因此，为了将自己承接皇极殿新建工程这件事“板上钉钉”，高务实故意把日新楼的建设弄得沸沸扬扬，整个工程全面对外展示。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放出话来，说将来定要为大明奉上一座能历雷击火焚而不毁的“永恒之殿”，一时间京师民间又被吊起了胃口，甚至有人开了长盘，赌高司徒这“永恒之殿”到底是不是吹牛。
白玉楼的鼎鼎大名这时候终于有了作用，不少到访过白玉楼的官员、文士，以及常常路过白玉楼别院而远观的民间人士，纷纷表示说白玉楼自建成以后，还从未进行过修葺，如今看来也“一如当年”，进而认为高司徒这话恐非虚言。
但也有人认为白玉楼到底也就只建成了数年光景，它又是个“石头房子”，一时半会自然还坏不了。可是，“石头房子”毕竟不“宜居”，人之居所还是得在“木”中才合五行相生之道。
这件事最终演变成了“新法好”还是“成法好”的争论，继而又成为朝中实学、心学两派的新争议。
实学派官员例举白玉楼建设成本之低廉、建筑本身之坚固，认为推广新式建筑“利天下万民而泽被苍生”；心学派官员则引经据典，甚至编出一些神神道道的鬼故事，证明“石头房子”不宜培养正气，甚至“阴邪入室”，不利长久。
不过这却被实学派官员抓到了小辫子，直接拿高务实作为例子，质问那些心学官员，为何高司徒没有受到“阴邪入室”的影响？
这下倒好，双方争来争去，最后那部分神神道道的心学官员只能捏着鼻子承认：高司徒一身正气非比寻常，乃是六首状元出身，文运通天。再加上他安南、定北、平西，三战之下血煞无数，白虎杀伐之气过甚，是以能抵御这些“阴邪”。
但他们依然坚持认为不是人人都做得到这一点——天下能有几个高司徒？就算在座诸位也有文运在身，可又有几个能引来这白虎煞气？
最终这事到最后高务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合着我在土默特成了明王菩萨还不够，在大明也要成神了？尽他M瞎说。
为了把议论的风头扭转回来，高务实甚至不得不把一件原本打算等两署十一司编制完成、正式启用之后才提起的事情提前上奏。
这一次，高务实请求皇帝取消除粮食、布帛之外的其余五花八门的所有实物税。
原本这事他是打算明年年初才提的，现在不得不提前了，不过事情本身的确非常重要，而且早一点也不能说很影响大局，只不过就算皇帝答应，也还得走流程并且等待两署十一司投入工作才好办。
此事为什么重要？这得从朱元璋那个被后世一位叫黄仁宇的学者称之为“洪武型财政”的制度说起。
这位学者在他的成名大作《万历十五年》中有不少论点并不为高务实所赞同，但高务实是个就事论事的人，他对于其作品中“洪武型财政”的相关论述基本认可。
这个“洪武型财政”是怎么回事呢？大抵就是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对贪腐深恶痛绝，同时深谙“猪肉过手，留下层油”的官场智慧。于是他自作聪明的设计了一套以实物和徭役为主体的征税制度，即让纳税人直接将物资缴纳给消耗部门。朱元璋认为，这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于是，在“洪武型财政”的组织调度下，苏湖生产的粮食送往西北遥远的边疆军营；江西煅烧的瓷器运向北方的京师宫殿；浙江编织的丝娟赏赐后宫佳丽……所有的赋税收入直接与消耗部门挂钩相抵，而朱元璋自己则事无巨细的将国家各项开销中所需物资分配给全国的县城。
理想化的计划经济，往往是开历史的倒车，最起码唐、宋的货币税又退化成了实物税。一个消耗部门(需要使用物资的衙门单位)可能要接收数十个县的实物，对县城来说也同样麻烦，比如京师宛平县的一位知县就曾经抱怨说，他们县要给个朝廷27个消耗部门缴纳各种实物税，而这些林林总总的东西加起来，总价才区区2000两银子。
这种乌托邦式纳税制度，在高务实这个后世之人看来委实太过魔幻。他甚至记得自己过去看史籍的时候看到过，明亡前夕一位户部尚书向皇帝上呈全国欠税报告中，甚至列出某县拖欠宫廷价值二十八两白银的蜂蜜这种琐碎小事。
高务实对此目瞪口呆：你是堂堂户部尚书啊！“价值二十八两银子的蜂蜜”这玩意，是怎么需要劳动一位国家发改委主任兼财政部长、人民银行行长等一系列职务的大佬惦记的？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魔幻，在大明朝广袤的国土上，徭役们车载牲驮着粮食、棉絮、染料等各种乱七八糟的物资，川流不息地往来于大江南北缴税，运输费用常常远高于物资价值。
这玩意不改，你们指望我高日新会去管那二十八两银子的蜂蜜欠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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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章 税改大幕拉开
高务实管理自家的京华都是习惯于自己只做规划，具体事务分配到人，他顶多把负责的几个人叫过来面授机宜一番就算放手了。因此，指望他做这个户部尚书的时候去管“二十八两银子的蜂蜜”，那是绝无可能。
洪武型财政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耗部门与纳税人直接对接，而中枢财政部门——也就是户部，并不具备中枢调控作用，这会导致什么？当然是导致在这种财政分权之下中枢没钱。
你看，每个消耗部门都拥有财政权：兵部征收军备物资和兵役，工部征收营建物资和劳役，宫廷征收皇室用度消耗……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衙门谁更强势，谁就能收更多的税。那么户部干嘛？户部就管着那点粮食和一条鞭法施行地区的粮食税。
然而即便如此，有明一朝的户部尚书也并不好当。据黄仁宇统计，1380年后上任了89位户部尚书，其中25人致仕离职、22人转任他职、16人被解职、7人死在任上、7人因病告退、3人被处死、3人被流放、1人未经允许而离职、1人死在战场上、1人自缢殉国，最后还剩下三位更神奇，堂堂地官大人，史书里居然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下落。
高务实很清楚这个洪武型财政是个什么东西：朱元璋居然将这么庞大的帝国，只视作一个自产自销的农村！
他以为只需要降低田赋，安抚好农民，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可惜现实很骨感，这种各部门自给自足的财政体系，僵化而没有弹性，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该收税的人群收不上来，就只剩下一条路：把负担摊派给看起来不会反抗的老百姓。
何其嘲讽啊！这几乎跟当初朱元璋的设想南辕北辙，他最想保护的人变成了这个制度下面最好被剥削的人。
那么“洪武型财政”是如何演变成到这个地步的呢？
众所周知，明朝名义上的税率其实相当低，这跟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穷苦出身有关系。
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等辈如奇技淫巧一般的扩张财政收入，而是给各地规定好了税率，把各省市的税粮收入刻在石板上，树立于户部的门堂之内。
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朕就是要永不加税。
然而正如高务实此前在《取用疏》中强调的那样，低税收的代价是国家放弃了许多政府职能，于是大明朝只能要求军队屯田自给军粮，推行乡村里甲自治管理等等。
事实上，高务实在京营改制中搞出来的生产建设兵团与禁卫军“分立加合作”，某种程度上而言都是在给朱元璋擦屁股。
然而朱元璋还不仅如此，他立下的祖制使得大明朝廷给官员发放的俸禄也很少。后来写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感慨大明官员待遇之差，是“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
有多差呢？你以为只是银钱少？那可不止于此，洪武型财政的实物经济下，官员们的俸禄并不全是银子、铜钱和宝钞(现在几乎是垃圾了)，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比较著名的有胡椒、苏木等都曾被当成工资发给文武百官。
至于布帛那就更常见了，甚至各地产出的不同布、帛、丝、绢、绸、缎等等，都能给你折算一下然后当成俸禄下发，而户部很不幸就管着这个折算——你折算高了户部亏空，折算低了百官唾骂。
类比一下后世的话，就好比你在政府机关上班，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各种上级文件精神、下级工作报告，然后到了给你发工资的时候，政府说组织上现在不发钱，反而给了你几百斤鸡蛋说这玩意就是你的工资，请问你什么心情？
我在朝廷上班，回家以后还要去开个杂货铺才能把工资真正换成钱吗？
所以说实话，在这种沙雕制度之下，官员很难不贪。
但是朱元璋不怕，他有他的解决方案。
他的解决方案就是用重典。他撰写了恐怕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部反贪教材的《醒贪简要录》，这里头有明确规定，贪污六十两白银就会被斩首示众，还要把皮剥下来塞进稻草挂在官府办公室作为警示，这就是著名的“剥皮揎草”。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这种血腥的镇压也没能阻止贪污，因为官员们实在太穷了，比如正德年间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去世的时候，居然穷到“不能治丧”。
最终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官员们巧立名目增收，纲银、办银、兵役、饷费等摊派逐渐失控。虽然名义上的税率低，但百姓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官僚系统飞快黑化，终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谁不融入这种利益链条，谁就无法立足官场。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明官僚，在经历这种“要理想还是要现实”的思想斗争时，大多都选择屈服。
于是，身在朝廷的每个人都开始拼命给自己创收，而中枢财政却一穷二白。看起来每个部门各司其职，然而各扫自家门前雪，最后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务真空带。货币发行、商业物流、户籍统计、土地丈量等社会责任渐渐无人问津。
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后期相当程度的基层自治。都不说其他地方，只说河南新郑，如果当地有什么事高家不点头，新郑的县尊老爷能办得下去吗？然而高家在乡梓还属于良宦良绅，换做土豪劣绅会是怎样，那几乎不言而明。
这种近乎于“民间无政府”的状态导致大明产生了奇特的社会景象：一方面，安土重迁的农民因横征暴敛而放弃户籍，四处游荡；另一方面，城市手工业者自发联合起来，形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仅苏州一地在隆庆年间就至少有一万名手工业者。但由于财政体制的僵化，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始终办不下来，直到高拱当政、高务实崛起。
洪武型财政就像《金瓶梅》里的胡僧淫药，当浸淫其中者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时，便没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的由盛转衰，最先就体现在财政的入不敷出上。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税收，田赋一直呈现下滑。永乐年间田赋收入保持在3000万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这一数字已经滑坡到2500万附近。也就是说大明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后，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不仅没有提升，甚至还减少了近两成。
后世红朝建立才几十年，经济规模翻了多少倍？纵然时代不同，发展速度总有区别，可是两相对比，高务实怎么能忍受这种不仅落后而且奇葩的制度！
这背后是权贵豪绅们一边广占田地，一边给自己减税免税；平民百姓却不仅要缴足税款，还要面对额外的摊派和徭役。有钱的不缴税，缴税的没有钱，这种奇葩国情极大的挫伤了税制，全国逐渐开始大面积的拖欠税款。据黄仁宇考证，到崇祯年间，整个帝国财政税区已经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县城没有向中央上缴任何税收。
而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在与日俱增，朱元璋规定他的龙子龙孙们世代享受财政拨款，这笔起初并不起眼的支出，到明朝中后期已经成为财政的跗骨之蛆了。据隆庆五年礼部报告，当时“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这大约占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
总结来说，就是朱元璋建立起来的这套财税体系，不仅原始而且僵化，表面上的低税率和低弹性，造成政府的基本财政收入几乎固定。万一遭遇天灾人祸，政府需要额外的支出时，却发现没有一套体系向该缴税的人收税，最后只能向从事农业生产的老百姓摊派，造成民间负担越来越高。
这些问题，高务实这些年其实已经分步骤地解决了一小部分。
比如他早年间的《纾驿路疏》，就使得驿站不再具备剥削当地的权力，而变成了自负盈亏的“政府招待所”，从“机关单位”变成了“事业单位”，同时过往官员也不能任意剥削他们，沿途所用都必须开具“报账单”，到任报销。
清丈田亩是第二件事，与这件事挂钩的还有怂恿皇帝“变卖皇庄”，将京师附近原先大量的皇庄尽可能地转卖给原本的皇庄佃户，为此高务实还贴心地给皇帝搞出了最长三十年还贷赎买等手段。
但仅仅皇庄还不够，高务实又忽悠京中勋贵纷纷加入北洋海贸同盟，以从事海贸事业那骇人听闻的投资回报率来引诱勋贵们投资海贸，继而将自家原先雷打不动的田产变卖，“轻装上阵”去海里捞钱。
这其实也是高务实苦心孤诣为了解放生产资料给寻常百姓，让他们至少能有个基本的收入来源或者生存基础而做的。但这个工作同样没有做完，最起码……南方的勋贵上他高某人贼船的还比较少，更不要说官员们了。
当然，如今官员们也有不少悄悄入股北洋海贸同盟的，不过这里头高务实还玩了个小花样：这些官员们因为不敢和勋贵们一样明目张胆的入股，因此他们入股只享有分红权，其股份本应该带来的表决权等一系列权益，都白纸黑字地转让给高务实代行了。
其实这个年代的官员们对此还真不怎么在意，又或者他们下意识里也认为自己在做生意这块和高务实没得比，与其自己去操心这些不熟悉的事务，还不如直接丢给高财神。
第三件事则是京营的分割，这事儿可不仅是为了解决京营毫无战斗力的问题，它同样也是解决财政问题：打仗的好好打仗，赚钱的好好赚钱，由赚钱的去养打仗的，同时朝廷丢掉了京营这个原本每年需要拨款数十万两的大包袱。
不过高务实心里清楚，这个制度的有效性仅限于他本人还在朝廷的时候。一旦他高某人离开朝廷，不管是去职还是去世，这个制度都会以极快的速度失效：赚钱的绝对不乐意“平白无故”地养着打仗的。
他高务实在，赚钱的不敢不养打仗的，因为这些人最赚钱的部分控制在京华手里，控制在他高务实手里。要是哪天他高务实撒手不管这茬了，这些勋贵们还不得赶紧找各种借口推掉这笔“额外开支”？
你要说借口不好找？开玩笑，那可太好找了：我生产建设兵团亏损了，我养不起你们！
怎么样？只要好好做个假账，连皇帝都只能干瞪眼。
所以京营改制这一块，实际上高务实并没有干完，他还有其他的大招没放——当然，这和他离任太快有很大关系，倒不是故意只做一半却留个后门的。
等到了《取用疏》上奏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高务实的财政改革走进了深水区。
高务实在这件事上特意做了点手脚，将税改和高拱当年的一些改革联系起来，比如高务实设立关税署，就和之前高拱的“隆庆开海”联系起来了。
原本那些港口的税收需要通过市舶提举司征税，然而大明的市舶提举司和户部虽有联系但关系不大，几乎是个单独的机构，只是最后给户部交个帐、交个银子，而征税过程中的任何事情，户部都管不着。
高务实很烦这种情况，他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大户部”，要做的事情就是统一中枢财权。对于他这种从红朝体制内而来的穿越者，最基本的经济工作思路就是“宏观调控，微观指导”，现在中枢连财权都不能统一，拿头去调控吗？只能被调侃。
关税署和审计署就是为此服务的。关税署是为了把各项财权逐一收回户部中枢，而审计署就更“毒辣”了——哪怕还有某些部分财权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一时半会儿收不回来，那我也要在你们头上高举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哪怕我现在还不能直接要求你这样做、那样做，但我可以摆明了告诉你们：做不到我要的样子，我这一剑下去可是会要命的！
审计署，事实上就是给各个具有财权的衙门或者官员加了一道紧箍咒，好比在布政司之外设了个巡按。
你说我管不着你？是，理论上我是管不着你。
你说你敢不听我的？呵呵，那你试试看。
这也是为什么高务实原本是打算在关税署和审计署完全开衙办公之后才准备上疏取消除粮食、布帛之外所有实物税的原因。
只不过，现在不得不提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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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章 财权之争
随着高务实要求取消除粮食、布帛外所有实物税的上呈，朝议终于很难得地趋向一致，哪怕心学派官员也不得不站出来为此叫好——毕竟全天下官员都是“洪武型财政”的受害者，高务实现在的做法完全是在为他们服务，就算大家平时理念不合，但在此时此刻却总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
毕竟，利益才是决定朋友或敌人的根本标准。
不过取消可以，但如何取消，或者说取消之后又该如何折算补齐，这就很有说道了。
高务实这次格外大方，表示第一步该做的事情就是把官员俸禄之中所有的实物折算一律取消，官员俸禄只发银两、铜钱，最多加上不超过俸禄总额两成的布匹，并且在五年之类逐步取消布匹折奉，将俸禄全面彻底的货币化。
对于这一条，虽然有不少官员心底里怀疑户部有没有这么多的现银，但至少回答非常一致：文武百官纷纷盛赞高司徒极有担当，“开国朝新风之先”。
心学派官员们的称赞好歹还含蓄一点，实学派官员们那真是放开胆子可劲吹。按照他们的说法，商鞅在高务实面前那叫望尘莫及，王安石就更别提了，简直云泥之判，高司徒放个屁都比他香。
高务实当然清楚这不是因为自己长得帅，完全是金钱的魅力，户部肯出这么大一笔钱改善他们的俸禄问题，他们当然觉得高司徒帅到没边，简直人气偶像。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要嘀咕嘀咕了。比如说高务实不仅要把各地的实物税转变为银两收取，还要把这些税银全部先收去户部，再由户部转发给需要用度的衙门，这一条就有极大的争议。
吏部和兵部是唯二保持安静的衙门。这其中吏部还好说，毕竟人家管的是铨务。人事任免这种权力和实物税关系不大，平时的那点用度其实开销也一般，再加上吏部是实学派大本营，大家当然不认为高务实大权在握以后会卡吏部的脖子，所以吏部不说话是情理之中的。
兵部居然保持了安静，这就不得不说梁梦龙管理有方，当然高务实刚刚从兵部离任或许也是很关键的一条。
为何兵部保持沉默很不容易？因为兵部的财权其实是相当大的——全天下的军屯、军械制造等事，原本都是兵部直接管理的，而这其中最关键的财权便是军屯。
军屯有多重要呢？“洪武型财政”之下，天下兵马的吃饭问题本来都被朱元璋安排成自给自足状态，所以有明一朝屯田的规模十分庞大：“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
大明全国的屯田军士达180余万人(这个是明朝前期)，军屯数量为90多万顷，占据全国耕地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在边疆地区，军屯的比例就更高，有些军镇的军屯能占据全省耕地的60%以上。
比如嘉靖时期，贵州的军籍户口为14万，占据贵州总人口的51%。高务实当初编纂《大明会典》的时候，曾有看到记载说陕西田土共计31万顷，军屯就占据了16万顷。
军屯这个制度在大明早期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在明朝前期，国家的财政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而军屯就是其中最大的来源。
比如永乐元年，当时全国税粮为3100万石，而军田缴纳的子粒就有2300万余石，也就是说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七成还多一点。
在边疆地区，军田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明朝初期，全国拥有军队180万，到了永乐年间，军队增加到了270万。而当时全国丁口为6000多万，军队数量占据了人口的3%。
如此多的军队，必然会需要大量的财政来供应。洪武后期，年需军粮达3200余万石，而洪武后期的年赋入税粮也不过3千余万石。所以可以说明朝的屯田制度恰好解决了军队庞大的粮食供应问题。
《明史?食货志》里说:“一军之田，足赡一年之用。”这个说法在当时而言是成立的。
有了大规模的屯田，才能够维持在全国范围内数量巨大的军队。这也使得明朝避免出现宋朝时期积贫积弱的局面。毕竟当时的大明还在不断对蒙古、东北、西南、西北用兵，如果没有庞大的地方军队，这是无法进行的。
因此，这些屯田当时为大明的国防建设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辽东，屯田制度加速了辽东地区的开发，使得辽东成为了大明羁縻整个东北的据点。在云南，大规模的屯田，是大明击败麓川土司叛乱的基础；在西北，屯田制度使得大明得以控制河西走廊，进而和西域、中亚取得交流。
除此之外，大明的屯田还加速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比如在云贵地区，由于距离中原遥远，以前的朝廷一般都只能推行了羁縻的统治政策。经过长期的发展，云贵地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土司，他们虽然表面臣服于中原，但实际上却是地方的小王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当大明进行大规模的军屯之后，大量的军队长期驻扎在云贵，形成了大量的卫所，将各大土司牢牢控制。一旦机会成熟，朝廷就可以在西南进行改土归流。
比如在永乐年间，消灭了思州田氏，直接推动了贵州省(布政使司)的建立。
高务实之所以能将广西土司的绝大部分迁往安南，实际上也有这个前提：广西的军屯导致广西半数左右领土掌握在了朝廷手里，而这些朝廷直辖地区也会对土司形成事实上的压迫，土司们也希望更加“自由”，所以高务实一忽悠一个准，最后大多被他忽悠去了安南。
而此时朝廷因为有足够的军屯作为底子，也可以比较顺利地跟上，占据并开发那些原先的土司领地。这一切的先决条件其实都是军屯带来的。
但是正如高务实在广西时所见的那样，大部分卫所兵几乎都是“乞丐兵”，这实际上也显示出军屯已经逐渐走向毁灭——因为军屯本身其实是建立在对军户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的。
军屯出产的粮食，除了自食之外，还必须交纳“屯田籽粒”。洪武年间规定，“人给田四十亩，岁征其半，余存自食”，也就是军户的产量一半需要上交。而军户本身就一直处于服役的状态，这使得国家对军籍户口的剥削是远远高于一般的民户的。
如果军户失去了土地，那就更惨，因为军户要“包赔屯田籽粒”。在大明中期开始，就有许多土地因为贫瘠而被荒废，但是军户不得不“终身佣身以输粮而不足者”。这个情况本书前文有述，此处不再重复。
总之就像此前说了多次的那样，卫所军屯的田地逐渐从集体所有变成了军官所有，而军官掌握之后则会以各种名目将田产隐匿，最终导致兵部方面实际能拿到的军粮逐年减少，直到此前高拱清丈田亩。
清丈田亩除了清出许多官员、士绅隐匿的民田之外，还清出了大量的军田，前几年朱翊钧动不动就免灾区赋税有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但即使如此，因为有很多军田已经没法查清来历，现在的军屯依旧不复开国初期之盛况。
兵部之所以在丢了这么大一笔收入的情况下还能压制内部不表达反对意见，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高务实给出了一个承诺：财权既然上交户部，则兵部对各地卫所的开支责任也就一并移交户部了。
换句话说，以往卫所发不下军饷，当地军官也好、士卒也罢，骂的都是兵部，而将来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该骂户部了。
对于兵部而言，高务实这样改，他们的权力肯定减少了，但是回头来看，相应的责任也减少了。到底划算不划算，那就看自己怎么想。
户部自己不算，现在吏部和兵部也算是稳住了，问题就出在其余三部之上。
礼部的表现还算对得起“礼”字，至少没有骂人，他们主要是担心户部供给不支。礼部的开支除了日常办公之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科考；二是祭祀；三是接待。
科考不用说，大明对科举考试的重视恐怕能算历代之冠，考生的许多支出都是朝廷负责的。比如说，哪怕在《纾驿路疏》执行之后，乡试、会试考生赶考都是可以免费使用驿站的，驿站按照标准提供给考生住宿、差旅等服务，而这笔钱最终归礼部走账支出。
现在高务实要收财权，原先供给礼部的各种实物固然不必礼部再去折算、变卖，但这笔支出也就归户部捡账了，礼部担心的就是户部万一拿不出来，影响了抡才大典，这责任谁负得起？
礼部尚书徐学谟自己倒没说什么狠话，但礼部一位心学派的员外郎在奏疏中就指名道姓的说了这么一番话：“嗣后倘使抡才大典囿于户部财窘而遇挫，高部堂可愿呈首以谢乎？”
万一将来因为你户部拿不出钱来，导致抡才大典受了影响，你高司徒是不是愿意献上自己的人头以谢天下？
相比礼部动不动就搞“无限拔高”，刑部方面的表现就很有“法度”。没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谈什么财权到底该归谁，刑部尚书舒化一本正经地呈上了刑部的收支册，并且主动提供明细：把刑部去年的实物税直接抵扣部分除外，刑部整年最终亏空为七万五仟六佰四十七两三钱四分白银。
舒部堂还很严谨地表示，如果户部愿意把刑部以往的亏空全部补齐，他本人代表刑部完全同意上交财权。
至于你问刑部历年一共亏空多少？舒部堂的账目算得很清楚，把从永乐年间(出现北京刑部开始算)直到万历十四年的账通通拿了出来，合计亏空六十四万多两。
同时舒部堂还很认真负责地说：早前有不少亏空已经成了死账，连债主都找不到了，所以这些算是可以赖账的部分。不过即便去掉这些，户部也想要接过刑部财权，也必须先帮刑部填补一共二十七万四千多两银子的亏空再说。
这样就还剩下工部。
工部恐怕是这次反对声浪最高的部衙，错非是考虑到高家家丁的战斗力太强，人数也太多的话，可能连白玉楼别院都要被工部的人打上门去了。
众所周知，从六部的地位来说，吏部、户部和礼部的地位比较高；兵部属于中等，但一旦发生战争，则重要性立刻提升；至于刑部和工部的地位，一般就相对比较低。
尤其是工部，在大明朝的历史中，还没有出现工部尚书直接入阁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工部尚书都需要先升为吏部或者礼部尚书，然后才比较有机会成为内阁大学士。因此从地位上说，工部的话语权在六部之中是最低的。
但是，如果从实际“利润”来说，其他机构都不如工部。就连吏部和户部这样的要害部门，在这方面也不如工部。因为工部的工作范围很广，而且都牵扯到巨额利润。
户部管的钱或许最多，但户部想弄点油水其实还挺难的。除非在任尚书着实头铁，直接将什么银子给截留了，留部自用——那你是大爷，没什么好说。
工部直接管的钱或许不如户部，但它经手各种国家级大工程，随便一划拉，雇工价格高了点、买卖材料贵了点……那都是大把的银子，甚至你还不是很好追究：我一个读书人不熟悉行情很正常嘛！
而工部的工作范围非常广，宫殿的修建维护、城墙的修建维护、运河的开凿维护、道路的建设维护、皇陵的修建维护等等，这些都归工部管理。甚至就连铁矿、金矿的开发(朝廷官营的)，也归工部管理。
这些都是利润很大的项目，每个工程下来都是不少的收入。工部主抓这些工程，无论是那些大商人还是地方衙门都离不开工部的审批。比如地方官想维修城墙，如果没有工部的审核，根本就不能动工。
高务实现在要把这些财权通通收归户部，只给工部保留审批权，却不准工部直接插手，那工部哪能同意？
要知道，工部尚书石星前一次已经“暴露”了，他是心学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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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章 连通内外
将各部财权收而归一，这种大动作显然不是轻易就能谈下来的，除了京师的国家重臣和一众京官都得表达意见之外，南京官员和地方官员显然也都需要发出声音。当所有的意见都汇总到了乾清宫，最后才会由皇帝做出宸断。
这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来发酵，因此一些反对的人也就有了时间来找理由或者想办法。
这一日，位于澄清坊西北部、成寿寺东南侧的一处气派大宅里，便有三个正在想办法的人。
这处宅邸是新近换了主人，老以前的原主人本姓徐，徐阶的徐。后来这宅子改姓了刘，刘守有的刘。再后来便被抄没了，属于宫中罚没的，按理说便姓朱了。
只不过，一段时间过后，这处宅子不知道为何又改了姓，据说是因为宫里觉得宅子没用，拿来卖掉抵款进了内帑，于是宅子便姓了张。
不是张居正的张，也不是张鲸的张，是张诚的张。
自张鲸去后，张诚已经是宫里大珰中的三号人物——这句话其实有点问题，实际上早先宫里正式论排序的时候张诚也在张鲸之前，只不过张鲸跋扈，平时气焰看起来更高，是以外头很多不知内幕者都以为张鲸更在张诚之上。
张诚亲眼目睹了张鲸的败亡，虽然那次还有几点小疑问他一直没有完全查明，但大致问题出在哪，他还是有所推论的。说到底，张鲸小瞧了高务实，不仅小瞧了高务实在皇爷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也小瞧了高务实在宫中实力的强大。
张诚觉得，高务实在宫中的这份强大，关键在于三个人：一是黄孟宇，二是陈矩，三是永宁长公主。
这三个人都是对皇爷拥有极大影响力的人，前两个是皇爷的亲信，后一个更是皇爷的胞妹。如果这三个人始终在皇爷身边，他张诚想要更进一步，那是千难万难。
或许永宁长公主无所谓他张诚进步还是退步，但作为司礼监的大珰之一，他张诚是有别于黄孟宇和陈矩的第三大势力，黄、陈二人必不可能容许他继续做大，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他们二人必有一个失势。
所以，进步的难点在于搞掉黄孟宇和陈矩，然而更难的点则在于黄孟宇和陈矩都是高务实的盟友，他们抱团在一起的情况下，张诚实在找不到办法。况且……一旦得罪了高务实，那就和得罪永宁长公主也没有区别了。
单打独斗已无取胜的可能，张诚于是开始物色盟友。他一开始想到的就是申时行和余有丁，后来申时行优柔寡断，说好的要在高务实出征之后使绊子，结果却没了下文；余有丁虽然胆子更大一些，可惜死得偏偏太早。
总之，那一次的“联合”不说死在了纸面上，最起码没有真正落实下去，按照申时行的说法是“静候时机”，按照张诚的看法则是已经没戏。
于是在那之后，张诚重新把目光收回了宫中，物色新的盟友对象——或者说靠山也行。
宫里真正有地位的其实就那么几位，两宫太后地位虽然尊崇，但现在已经基本离开了朝堂视野，影响力出不了紫禁城，不靠也罢。
皇后娘娘地位其实不差，可惜这位娘娘太过一板一眼，张诚觉得靠上她也没什么用，真要是自己出了什么事，她搞不好还是第一个站出来责罚的，那还不如不靠过去。
如果张诚有当年张居正烧冷灶的风范，此刻他或许会选择王恭妃，毕竟现在外廷高务实的敌对势力莫过于心学派，而心学派是力推王恭妃之子朱常洛为太子的。
可惜张诚不爱烧冷灶，他觉得王恭妃在皇爷面前实在说不上话，靠上她和自己把自己贬入冷宫没什么区别，完全是明珠暗投。
若论宠爱，皇爷最宠爱的女子必然是郑皇贵妃了，因此张诚决定投靠在郑皇贵妃门下。
这个决定看起来相当正确，因为郑皇贵妃上次因为高务实被皇帝训斥了之后，一方面决定不要去和高务实比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暗暗反思，最后认为自己还是不能单靠个人圣眷维持低位。
即便始终不能弱了这份圣眷，但也要想方设法继续扩大在皇帝心目中的好感，而这就需要有人帮把手了。
张诚作为司礼监的大珰之一，又不是黄孟宇、陈矩那种众所周知的“高党”，自然也是郑皇贵妃拉拢的绝佳对象。
这下子自然一拍即合，张诚赫然有了后台，郑皇贵妃赫然有了帮手。
事情到了这一步，本来就该告一段落了，然而张诚此时忽然发现自己好像还可以有其他更重要的作用，比如……为郑皇贵妃和心学派之间牵线搭桥。
这个想法乍一听十分扯淡：心学派要推的太子是王恭妃之子朱常洛，郑皇贵妃要推的太子自然是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双方的观点南辕北辙，你牵什么线，搭什么桥？
但张诚不这么看，他认为这双方之间是有共同点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的观点都和高务实不同。
高务实主张的是等，等皇后有了嫡子，这些争论就都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
换句话说，高务实既不支持朱常洛，也不支持朱常洵。他既是心学派的对手，也是郑皇贵妃的对手。
张诚思来想去，劝郑皇贵妃同意立朱常洛为太子是肯定不可能的，这个女人受皇爷宠爱至斯，绝不可能放弃让儿子成为皇帝的机会，所以她这边没有妥协的可能。
如果说要妥协，张诚觉得还是心学派方面可以妥协，最起码……朱常洛又不是他们的儿子，你再捧上天去，他将来继位之后也不会称你申时行或者王锡爵一句尚父、亚父。
所以张诚认为，如果要对抗高务实，继而将黄孟宇和陈矩搞下去，最关键的势力联合就是心学派与郑皇贵妃之间的联合。至于他张大珰，那当然是最佳的粘合剂。
连通内外，舍我其谁！
于是张诚今日便派人悄悄送了请帖，邀请申大学士和王大学士来他的外宅一叙。
申时行、王锡爵如约而来，不过看起来面色都很沉肃，与张诚见面之时也看不出多少亲热。
王锡爵与张诚不熟，只是在过去做日讲官的时候有过数面之缘，连话都没搭过几句，看不住亲热倒也说得过去。
申时行的不亲热，张诚却觉得多半是刻意为之。毕竟他们二人虽然前段时间关系转冷，可那是因为在对付高务实的问题上出现了看法偏差，实际上二人根本没有撕破脸，理论上来说依旧还是盟友。
至于为什么刻意为之，想必是因为王锡爵。王锡爵这人很看重面子，对于张诚这种内宦一贯不假辞色，申时行可能是未免被王锡爵看不起，这才如此表现。
张诚想明白了这点，心里难免有些不舒服，但一想到自己的目的，他还是冷静下来，将这份不满埋在心中，面上堆起了笑容。
一阵没什么营养的客套之后，张诚悄悄将话带进了主题，他朝申时行问道：“听说高司徒最近动作很大呀，元辅调理阴阳、揆总天下，难不成对高司徒的举动也都是赞同的？”
申时行没有什么表情，语气也干巴巴的：“高日新乃是户部尚书，他要说户部的事情，天底下没人能拦住他。”
张诚并不生气，反而又笑着问王锡爵：“王阁老在内阁分管工部，莫非也同意高司徒收了工部之权？”
王锡爵淡淡地道：“凡朝政事，若我果欲反对，倒也不拘工部一衙。”
张诚笑道：“这么说，王阁老是真不反对？”
王锡爵稍稍沉默了一会，终于还是忍不住轻哼一声，道：“高日新欲将天下财权收于一手，此事我自是反对的。”
张诚便问：“王阁老为何反对？”
王锡爵皱眉道：“这有何值得一问？财权散之各部，即便该部有失，所坏不过一面。如兵部亏空而战乱又起，则尚可仰给于户部；户部亦亏空，则还可仰给于内帑。倘若各部毫无财权，一旦户部亏空，岂非朝政皆坏？届时天下事皆仰给于内帑，吾不知皇上内帑可有这般丰沛？”
张诚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待王锡爵说完，他更是大声夸道：“诚哉斯言！王阁老这番话当真是老成谋国，咱家听得真是茅塞顿开。”
然后他却猛一皱眉：“可是话虽如此……以高司徒之圣眷，实学派之威势，若朝廷诸公不能齐心驳斥，恐怕皇爷那里……很难拒绝这位同窗重臣的建议呀。”
这是一句完全正确的屁话，所以王锡爵虽然轻哼一声，却并没有说出什么来。
还是申时行能屈能伸，端起架子便是首辅，放下架子能做捧哏，当下便问道：“张公似有高论，不妨说来听听？”
张诚笑了笑：“我哪有什么高论？不过我想实学声势虽大，却也打不过心学，二位阁老此时所以一筹莫展，关键还是在于宫中并无得力奥援，难以直接影响皇爷心意。”
好家伙，这也是句完全正确的屁话，所以申时行尚未开口，王锡爵已经忍不住揶揄之色，朝张诚笑道：“张公的意思莫非是说，你来做这奥援？”
王锡爵果然是架子大，脾气也硬，他这话若是说的时候没有脸上那揶揄的表情也还罢了，带上这表情却就成了嘲讽，意思是：凭你也配作为高务实在宫中的对手？
张诚的太阳穴跳了两下，差点忍不住反讽，但终究是“进步”的欲望大于一切，他竟然生生忍住，只是笑容收敛了起来，不咸不淡地道：“咱家自然还差了一些，不过宫里并非无人有这般能耐。”
申时行和王锡爵对视一眼，心中都是莫名其妙。他们两个这样的官场老油条，对于这种事的反应速度足够快，对视的那一眼时间里便已经将宫里的重要人物审视了一遍，但他们认为都不可能。
宫里能在高务实的“阴影”之下还足以影响皇上的人寥寥可数：
两宫太后可以算上。皇上不管对她们亲近与否，这两位都是他的嫡母和生母，在大明朝这个孝道至上的国度里，只要两宫太后铁了心要求皇上不可听信高务实这番收尽天下财权的鬼话，就算皇上被高务实说动了也没用，至少也得给两宫太后一个面子。
然而问题在于两宫肯定不会这么干：陈太后是出了名的把高务实当成先帝穆庙留给皇上的股肱之臣，而且她本身也不干涉朝政，还政皇上之后没有对朝政发表过哪怕一次、一丁点看法，指望她反对，完全不可能。
李太后对高务实倒是有过几次意见，但事后都被证明是她的不对，要么是误会了，要么是自己被骗了，甚至还因此大失颜面过，最终不得不放手让皇上亲政。这种情况下，指望她再次跳出来，几乎也不可能。
毕竟，在她放手之后，皇上可是连战连捷，数次打出了国威。但凡她还没有彻底老糊涂，就不可能再自取其辱——瞧这话说的，人家李太后现在其实也才四十许的年纪，哪能就老糊涂了？
再往后便是皇后……这个算了，不说也罢。她不仅是高务实的支持对象，本身也是仪范表率，绝对不可能主动干政。
皇后之下便是皇贵妃，可这就更不可能了。对于郑皇贵妃而言，申时行和王锡爵现在要干的就是“抢夺本属于我儿子的皇位”，她脑子抽风了都不会反过头来帮心学派才对。
郑皇贵妃之后还有谁对皇上有足够的影响力？黄孟宇和陈矩可能还有一点，但那估计也不现实，这两位都是高务实推上来的，多年来都是高务实的铁杆盟友，好端端的怎么可能背叛高务实？
再往后……好像没了吧？难道张诚说王恭妃？
算了，王恭妃在宫里能自己保住小命就算菩萨开眼，她哪有本事影响皇上！她要有这本事，朱常洛现在早他娘的正位太子殿下了。
此时，张诚看着两位满脸狐疑的阁老，施施然笑道：“二位不必再猜了，咱家说的就是郑皇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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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3章 刚与柔
“郑皇贵妃？”
申时行还只是七分诧异三分疑惑，王锡爵却忍不住反问了一声，然后哈哈笑道：“看不出张公竟有这般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说动郑皇贵妃支持皇长子正位东宫？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无疑问，王锡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为他的语气依旧带着嘲讽，这番话也显然是在说反话。
张诚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脸色：“王阁老，咱家是很有诚意地来说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贵妃娘娘能不能将皇三子送入东宫，于她这辈子的荣华富贵有影响么？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将来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国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阁老如今对高司徒乃至实学一派可有什么办法压制？咱家虽然读书不多，也知道这官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学压不住实学，那必然就只有实学来压心学了……到时候，天底下这许多心学官员回头一看，说我心学何以落到这般田地，最后会把责任算到谁头上？”
张诚这番话说得还真是优哉游哉，毕竟这账怎么算也不可能算到他头上去。心学官员最后要骂也只会骂申时行少智、王锡爵无能，断然不会有他张秉笔什么责任。
此时申时行果然听得有些皱眉，而王锡爵却面色如常，淡淡地道：“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张诚还真没料到王锡爵会是这个反应，当下也有些木然。
说起来，张诚对于政治的理解还是太肤浅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阁臣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有不同的考量。张诚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倒是高务实很早以前就审慎思考过，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为官风格的依据。
高务实曾经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发生群臣与皇帝存在严重政见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礼议、国本之争等。阁臣刘健、杨廷和、王家屏引导群臣犯颜直谏，他们的气节在当时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后世评说亦不吝褒扬之辞。
而在注意到那些与君主激烈抗争的阁臣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与刘健同时代之李东阳，与杨廷和同时代之费宏、杨一清，与王家屏同时代之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总体来看，这些人虽有谏诤之举，然态度较为和缓，主于调护。
当时高务实就仔细推敲过一番，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在何种意义上与刘健，或者说与明代士大夫群体较为激烈的抗争行为相异，这其间有无原则性？明人又如何评价阁臣此类行为取向，阁臣又以何种理路对己、对人交代其行为的合理性？乃至于将此种行为取向置于明代政治经历的脉络中审察，有无政治角色层面的特殊含义？
早在他还是太子伴读的时候，他就觉得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因为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李东阳诸人行为取向的内涵，还将对明代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这也是他自己“将来”生存在大明官场的依凭。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冲突中，如大礼议、国本之争，士大夫群体往往连番上疏，要求皇帝采纳建议，又以“乞休”、“伏阙”等各种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与之相对，皇帝则多采取廷杖、贬黜等方式打压群臣的抗争，君臣冲突情状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疏谏武宗诛杀内侍马永等人，劝导武宗理政，武宗不听。吏部尚书韩文率群臣“伏阙”哭谏，武宗借故廷杖“伏阙”诸臣。刘健、谢迁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韩文职，而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翀、刘菃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
在这种情况下，李东阳虽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为首辅。武宗去世后，世宗由外藩继位，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以阁臣杨廷和、毛纪、蒋冕等人为首的在朝大多数官员认为，此举变乱帝王统系，于礼不合，一再上疏反对，世宗不听。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诣左顺门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声彻于内……及午，上命录诸臣姓名，执为首者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侍显、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纯，凡八人下诏狱。
于是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
“大礼议”局势焦灼，杨廷和、毛纪、蒋冕先后因争大礼去位，费宏继任为首辅。
而原历史上的万历中期，朝野诸臣连疏请求神宗早定“国本”，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在当时，“力请者鳞次，四海之所倾心也”。朱翊钧则强势打压群臣，“言官劝请豫教，盖被降罚，省闇几空”。
王锡爵也早在万历十九年疏谏朱翊钧，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朱翊钧也是不听，王锡爵遂以省亲为名离京。
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言“国本”之事，朱翊钧降献可外任，时任内阁首辅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气，封还御批以救言官，并以去位明志，朱翊钧不留。继而王锡爵被召还，继任为首辅。
由此刻见有明一朝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在当时，许多官员以终结仕途作为其坚持政治主张的代价。
刘健、谢迁言“乞休”，即被允退。仅嘉靖三年数月间，杨廷和、毛纪、蒋冕三任首辅先后因与世宗争“大礼”去位，吏部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汪俊亦致仕回籍。
万历朝几任阁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国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钧也不留。由此高务实看出来，士大夫群体积极抗争，的确给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君臣关系亦不免趋向恶化。
杨廷和当年便曾说过：“比议大礼，则以鱼水之投，而为水炭之隔。”
君臣冲突初起时，阁臣身处中枢，位近于百官首领，他们难于置身事外，事实上，刘健、杨廷和等人引导了当时群臣对皇帝的抗争之举。
而出现因冲突导致君臣关系紧张的局面时，阁臣亦难于置身事外，他们势必要做出政治抉择，是持续性的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
阁臣若取直道强谏，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该种行为节义显见，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对政治原则的持守。但如此决绝，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士大夫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此不仅系于个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着当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势中，失去了发挥持续性政治影响力的常规途径。
阁臣若缄默，直至委曲从君，这有助于当事者获得皇帝的信任，进而采取可能的手段来缓和紧张气氛。但如此为之，在强谏明志者前赴后继的政治氛围中，则不免要承受关于名节有亏的舆论指责，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焦虑。
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君臣冲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时也构成一种君臣关系紧张的政治处境。阁臣位势重要，他们无从回避地要有所表态。在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后，是持续性地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两种行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预设，又皆有局限，这构成了阁臣政治处境的两难抉择。
在这种政治处境中，阁臣如刘健，取“直”，如李东阳诸人，则从“曲”。
完全的取直，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设“将来”他也取“直”而致仕罢官，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抢救无效”了。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诸如“和缓”之类的形容词，只是对一种行事风格的简单化描述，结合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在首辅任内的政治实践，高务实当年总结出三点行为特征。
其一即为顺从皇帝主张。李东阳在正德元年随刘健、谢迁一道要求皇帝诛杀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间，李东阳担任内阁首辅，在任期间与刘瑾有往来应酬之事。查《明武宗实录》可知，在刘瑾被定罪前，再未见李东阳弹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费宏在嘉靖初年随杨廷和等阁臣与世宗争“大礼”，“署名公疏，未尝特谏”。费宏于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间，担任内阁首辅，充《献皇帝实录》总裁官。查《明世宗实录》，阁臣石珤在左顺门群臣“伏阙”哭谏事件后尚有持续议礼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间，费宏再未公开非议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举。
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一年被召还为首辅，此后一度支持朱翊钧提出的“三王并封”之议。朱翊钧以手札向王锡爵咨询“三王并封”之议是否可行，王锡爵对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无不可行者。”此后王锡爵又于奏疏中云：“若册立，乃陛下家事。”
这三人皆曾经以公开的方式赞成士大夫群体的抗争性意见，然而在“伏阙”、“封驳”等谏诤方式未能感动君心之际，李东阳与费宏从君留任，王锡爵复出任事，且皆在君臣冲突的焦点问题上有顺从皇帝之举。
其二则为反对同僚强谏。在嘉靖朝“大礼议”焦灼时，许多大臣因君臣关系不合而去位，左顺门事件使得士大夫群体受祸惨烈，凡此种种皆使费宏不免于怀疑群臣激烈抗争举措的有效性。
费宏说：“若无益于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尝难，且使毒流缙绅，如陈蕃、窦武，如李训、郑注，如丙寅仓促之举，则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实上，这个观点高务实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观点与此也非常类似。
王锡爵自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后，十分注意谏诤言行的策略性，在给同僚的书信中说：“窃恐快意一激，则诸公后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诚，再申密劝，少待外廷封驳之入，而后从中调护之。来教所谓以忠诚感动，以谋谟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东阳、费宏、王锡爵转而慎言君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政治价值观因强势君权而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异，如王锡爵争取使朱翊钧早定“国本”的初衷始终如一，其自明心迹云：“不肖发瓜州之后，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储事。”
李东阳说：“窃惟人臣事君，固当竭死生之力，尤当谨进退之节。”
费宏虽主持重，然也说：“敦尚风节，以稍振士气，在盛世不可无人。”
以上言论其实都说明，李东阳诸人由亲自参与谏诤，转而反对同僚强谏，确有政治态度的变化，但这种转变尚且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
至于其三，则是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李东阳诸人在皇帝强势打压下，于谏诤策略有所调整，但委曲从君之际，又积极救护因君臣冲突而得罪的官员。“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
王锡爵以荐举此前因建言而落职的官员为己任，“先是还朝之次日，已密与选君谋荐复诸君子之计”。
费宏虽迫于君势而对“大礼”采取较为审慎的政治态度，但这一思路却不能全然转移到与张璁诸人的关系经营上。“璁(张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骤至詹事，举朝恶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待到王邦奇攻讦杨廷和，并牵连费宏，费宏难于自明，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禄位，遂一去以明志。
高务实通过对这些阁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便是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特征即费宏所言“委曲将顺，乃克有济”的事君之道。
所谓“委曲将顺”，是指李东阳诸人虽赞同士大夫群体的意见，然在君臣冲突的情境中有许多无奈的权宜举措，具体表现为顺从皇帝主张，缓和谏诤姿态；
所谓“乃克有济”，其实便是“委曲将顺”的目的，所济为何？在时事，在天下关怀，难做一定之论，然而却肯定不是单纯的谀君之路。李东阳诸人行事尚有其原则底线，这从其不肯顺从君意追论谏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诸人以“委曲将顺”之道事君，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调护时局，其退于君臣冲突之争执，而得从容救护与君争执之官员。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类行为取向，终究以妥协为动作，且事涉个人荣宠，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节操、名利观念等相牵连，引发舆论毁誉不一。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费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王锡爵奉召入阁，其谏诤姿态相较于前任阁臣王家屏，大为缓和，且一度支持朱翊钧“三王并封”的提议，三人皆因“出”、“处”之节而饱受舆论批评。
事实上，舆论对李东阳诸人的评价毁誉参半。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李东阳等人所焦虑者亦在气节；褒论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李东阳诸人对自身行为合理性的诠释亦指向调和之事。
其实，对此类行为取向做何种评价，按照高务实一贯的二分论来看，还是要充分考虑传统政治文化纹理复杂的情况，避免极端于一方。
褒之过甚，则过分偏于事功，不免于无耻，而近于功利；贬之过甚，则纯然以节气为重，不免于激越，而流于迂阔。
正是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种评判实践行为的合理性通路，它们相互融合、制约，最终映射为复杂政治生态中李东阳诸人这一类型的士大夫行为取向。
毕竟，因为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从这种意义上看，李东阳等人所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当然，也需要注意到李东阳诸人委曲事君，终究不免于放弃一些原则。阁臣若是这样做了，就失去了约束同官的底气。如焦芳者流一时势盛，李东阳其实也难辞其咎。
高务实之所以此前一直很在乎名声，珍视羽毛，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本来明代的阁臣就并非“真宰相”，若是一味以皇帝宠信而势压同僚，却并非以身作则使人无话可说，难免会有人阳奉阴违，甚至持续不断地涌现出反对者。
昔日严嵩不就是如此？世宗宠信最深之时，也一直都是倒严派存在。无非徐阶是暗地里的倒严派，高拱是明面上的倒严派(注：记得高拱用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嘲讽严党聚会的话么？我记得前文中我写到过。)罢了，总之倒严派从来没有断过。
当然，如果非要让高务实做个选择，他一贯的看法还是‘刚也好，柔也罢，终归要看目的是否达到’。
只是，眼下王锡爵还没有经历群臣强谏而不成的挫折，因此个性明显强硬，对于张诚的“诚意”也谈不上重视，如此才有了这样的反应，直接用“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回应。
眼看着张诚与王锡爵立刻就要谈崩，终究是申时行这位以八面玲珑著称的首辅更懂“弥缝”之道，恰到好处地插了一句话进来。
申元辅仿佛没察觉出任何一点火药味，微笑着道：“张公此来，若是带着郑皇贵妃的诚意，时行即为臣子，总是该听上一听的。”然后施施然伸手虚做一个“请”的姿势：“便请张公道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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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章 投名状
郑皇贵妃的诚意是什么？如果按照郑皇贵妃在宫里对张诚所说的，那这份诚意就是：“必教太子保申、王二公三代富贵尊崇，将来二公但有建言，本宫自也会在宫中旁敲侧击，以为策应。”
不过，张诚觉得这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倘若只是如此，恐怕尚嫌不足，难以满足“申、王二公”的胃口。
尤其是今日与王锡爵的会面看起来又不是很成功，王锡爵这人给他的感觉是相当不好说话，皇贵妃娘娘这两条“诚意”在他眼里，指不定就是“说了等于没说”。
所谓“必教太子保申、王二公三代富贵尊崇”，大抵应该是指申时行、王锡爵二人及子孙两代后辈都能得到“太子殿下”关照。可是，别说申时行和王锡爵怎么想，就算他张诚也觉得这话没什么意义。
申时行、王锡爵两人都是阁老，只要自己不出什么事，这一辈子的“富贵尊崇”基本上已经算是到顶了，再要进一步富贵尊崇那也没有——这二位又不会领兵打仗，文官封爵这种事怎么看也轮不到他俩。
至于他们的子孙两代，理论上“太子殿下”将来的确有可能关照得到，可是“太子殿下”尚在襁褓之中(朱常洵出生于万历十四年二月，此时还不到两岁)，有些事可不好说太早。
按照这个时代小孩子的夭折率，哪怕是天家孩子的夭折率来看，是能健康成长，还是说没就没，至少也要到六七岁的时候才看得出一些端倪。
甚至六七岁都不算完全靠得住，还要看这孩子平时结实不结实。比如先帝穆庙幼时就让很多人不敢看好，原因就是他幼时多病，哪怕只是些头疼感冒流鼻涕，一旦出现的时候多了，也说明体格不够强健。
虽然穆庙在兄弟们之中撑到了最后，但……也不过是壮年即崩，这说明小时候的身体情况如何对长大之后的确是有影响的。
不过话说回来，皇三子朱常洵目前看来倒是很健康(皇次子已夭折)，反倒是皇长子三不五时病一病，让人揪心。
就假设皇三子朱常洵能够长寿好了，可是他能不能关照“申、王二公”的子孙两代，这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首先得是当今圣上说了算啊。圣上要是活得好好的，跟世宗一样御极四十多年怎么办？哪还有“太子殿下”关照的机会？等他继位，“申、王二公”的孙子都快要当爷爷了。
比如申时行之子申用懋，他是嘉靖三十九年生人，今年已经二十有八(虚岁)，儿子都已经开蒙读书了，三十年之后岂不是做爷爷的人？
又比如王锡爵之子王衡，乃是嘉靖四十一年生人，今年也已二十有六(虚岁)，只比高务实大一岁，但儿子也已经……连续夭折了两个。
顺便说一句，王锡爵长子王衡的长子王鸣虞订过娃娃亲，对象就是申时行的长孙女，可惜这娃运气不太行，才几岁就没了。
于是这事反倒让申时行很为难——他这长孙女也不过是几岁的小女孩，还是天真烂漫的年纪，挂着“守寡”甚至“克夫”的名头，着实太残忍了些。可他申时行又是状元出身的大明首辅，若是带头不遵礼法，难免又担心人言可畏，真是进退两难。
好在王锡爵很讲义气，指示儿子王衡以未来公公的名义写了一封休书给申用懋，请申用懋签字画押，双方“好聚好散”。
王衡这封休书写得很煽情，把两家的情谊说得重如泰山，只可惜儿子福薄，消受不起，但这事无论如何都不怪申氏小娘云云。
他甚至在休书中劝申小娘子“完璧出阁”，不可拘泥俗礼，以免给儿子九泉之下“再造他孽”……总之非常诚恳。
申用懋这边反倒犹豫了两个月，这才扭扭捏捏的签了字(休书这东西在大明并非男方写了就生效，有很多详细的规矩)，但是对于女儿的婚事，他现在反倒不敢再那么早决定了。对于王衡的劝说，他既没答应，也没拒绝，只当没看见一般。
总之申、王二公算起后代的年纪来，一旦今上长寿，他们无论如何也指望不上“太子殿下”。郑皇贵妃这个承诺纯属听着不错，实际上多半没什么大用——至少目前来看，圣上除了偶尔“足疾”之外，基本无病无灾，实在看不出有何“不忍言之变”的迹象。
而郑皇贵妃的第二个诚意，其实也不值一提。倒不是说完全没用，毕竟一旦“申、王二公”的提议在宫里有一位极受宠爱的皇贵妃吹枕边风，皇上同意的概率怎么看都会高很多，可是既然大家要结盟，这难道不是本来就该有的吗？
因此张诚张秉笔思来想去，觉得还得再添点好处才方便开口。
他微微一笑，对申时行道：“郑皇贵妃说了，只要二位阁老支持皇三子正位东宫，必教太子将来保二公三代之富贵尊崇。将来二公但有建言，郑皇贵妃也会在宫中旁敲侧击，以为策应。”
他顿了一顿，放缓语速、加重语气道：“不论何种建言，郑皇贵妃都会尽力支持，力劝皇爷应允。”
申时行目光一闪，但没有立刻回话，反倒是王锡爵不咸不淡地问道：“哦？若是本阁部反对高日新此次收拢财权之举，不知皇贵妃娘娘能否劝说皇上否决此议？”
张诚微微皱眉，道：“能与不能，并非一成不变，若是您二位与皇贵妃娘娘力往一处使，咱家觉得就算皇爷最终没有否决，至少也一定会对此事多加留意。万一将来事情有个好歹，那高司徒肩上的责任……总会更大一些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王锡爵轻哼一声：“若天下事都有张公说的这般轻巧，元辅与本阁部倒也就不必如此劳心劳力了。”
张诚微微皱眉，但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朝申时行望去。
申时行悄然吐出一口浊气，平静如常地道：“张公当知储事非比寻常，一旦更易初衷，便绝难回头。我与元驭兄若这般轻易应允，异日皇贵妃娘娘见大事已定，而实学声势既成，亦难轻撼，于是干脆作壁上观……则我二人该当如何与天下心学之士交待？还请张公教我。”
张诚不悦道：“咱家……和皇贵妃娘娘岂是那般言而无信之人？”
申时行又不是三岁孩童，听个“保证”就会当真，于是只是微微一笑，却不肯再说话了。
张诚深深皱着眉头，看了看申时行，又看了看王锡爵，吐出一口浊气，无奈道：“既如此，那么您二位的意思又是怎样？”
申时行故意没开口，王锡爵知他用意，于是主动道：“方才张公有句话说的没错，有些大事，能与不能并非一成不变。皇贵妃娘娘虽然荣宠冠于后宫，但高日新也非寻常之辈，而皇贵妃毕竟是后宫妃嫔，高日新却是朝廷大臣。在朝政诸事之上，皇上自然还是更愿听信高日新所言。我若强求皇贵妃娘娘能一言否决高日新收拢财权之建议，或许是有些过了。”
张诚稍稍松了口气，而王锡爵则继续道：“不过正如元辅方才所言，皇贵妃娘娘这边倘若只有这么轻飘飘两句话，他与我都难以向天下有识之士交待，因此……张公难道不觉得皇贵妃娘娘应该在其他事情上先展现一下她的诚意，以及对皇上的影响么？”
张诚稍稍沉默，然后问道：“例如？”
“例如？”王锡爵微微一笑：“例如此次京察，尤其是南察之中颇多冤假错案，海刚峰更是肆意妄为，对不符他心意之官员滥加贬斥，皇上为其蒙蔽，贬谪甚多。皇贵妃娘娘若能施以援手，我与元辅也才好试探一下众官口风……不知张公意下如何？”
张诚略有些为难，迟疑道：“但这些都是出自皇爷宸断，且圣意也才刚下不久，倘要即刻翻案，未免有些强人所难。”
王锡爵轻哼一声：“若是再寻常一些的事，我与元辅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办了，那还要皇贵妃娘娘从中转圜什么？张公，恕我直言，倘若皇贵妃娘娘连救几个贬谪官员都觉得为难，那她想将儿子送入东宫，这恐怕就更是难如登天了，本阁部只好奉劝一句：早些收手吧。”
张诚一时语塞。
说起来他也觉得王锡爵这番话虽然有些难听，但道理的确是这个道理。皇贵妃娘娘想把并非皇长子的儿子送入东宫，这是何等大事，要面临何等压力，想想都知道其中艰巨。如果眼下只是搭救几个小官她都搞不定，那储位之事还想什么呢，不如趁早死了这条心得了。最起码，靠着皇爷的宠爱，总也不失一世富贵。
申时行眼力极佳，见张诚有些意动，又补了一句：“另外还有一件事，张公可以与皇贵妃娘娘说道说道。”
张诚心说：这头一件事已经很难办了，你怎么还有一件事？
可这话显然不能说，他只能强笑一下，问道：“未知元辅还有何事要说？”
申时行道：“九边各地情形，大抵不若文书中所述那般非黑即白。各地情形不一，如宣大早年亦有颇多与蒙古人私相售卖之事。我等朝中之臣对此并非不知，只是考虑到诸边镇各有其所难，只要防务巩固、区划得宜，有些事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
然则此前辽东李引城一事，有人拿来大做文章，说什么话的都有……我思来想去，李引城这二十余年镇守辽东苦寒之地，功劳苦劳一样不缺。如今辽东之防务也堪称安如磐石，尤其他所主营之辽西驻地，蒙古鞑子已极少敢犯，这更是其功勋所在。也因如此，他才得授宁远伯之爵，为数十年边帅武功之冠。
这般一员朝廷大将、社稷栋梁，何以总有人欲行那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将其除之而后快？莫非这辽东一地，自某人去过之后，便成其禁脔，再也容不得外人染指？”
张诚听了这话，果然一脸义愤填膺，一拍椅上扶手，愤然道：“岂有此理！天下乃是皇爷之天下，岂容他人将某地视为禁脔？宁远伯舍家为国、仗义疏财，这是人尽皆知之事。纵然他真有与人私相售卖之举，亦必是边情百变之下所行权宜之计，焉能那般浅显而论！”
张秉笔这番话虽然说得动听，但申时行与王锡爵何等老道，知他根本没做什么保证，心下都不由得暗暗鄙夷：这点小伎俩也拿来我二人面前卖弄？真是班门弄斧、孔庙题词。
申时行比较能忍，只是静静观之，王锡爵却忍不住哂然一笑，挑眉问道：“既然张公一眼看穿其中猫腻，却不知张公……乃至于皇贵妃娘娘，对此可有什么拨乱反正之意向？”
“呃，这个……”张诚轻咳一声，假作沉吟之色，摸了摸光溜溜的下巴，道：“咱家忝为司礼监秉笔，对于这等事情，倒也不是没有说话的余地，只是却不便随意提起此事，以免皇爷生疑。”
他顿了一顿，见申时行与王锡爵都没有要插话的意思，只好继续硬着头皮道：“至于皇贵妃娘娘，您二位也知道国朝自有法度，更不便主动提及。甚至就算有了机会，也只能随机应变，不动声色地用一两句看似不经意之言语影响皇爷……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皇贵妃娘娘与咱家不肯帮忙，而是总得先有个契机。”
张诚这话听起来好像还是托词，但申时行和王锡爵反而心中暗暗点头，知道他这么说反倒比大大咧咧大包大揽靠谱得多，也实诚得多。
皇贵妃作为后宫妃嫔当然不能干政，这是大明朝的死规矩。哪怕此前皇上年幼、两宫摄政之时，也没看见两宫绕过皇上直接下懿旨让外廷去办什么事的。而对于各种政务，两宫也从不主动表态，都是等内阁报请之后才以皇帝名义回复。
如今皇上早已亲政，皇贵妃更不是两宫，自然更不可能主动提及政事。
至于张诚，他虽然也是司礼监大珰，但头上还有黄孟宇和陈矩在，自然也不敢主动跟皇帝说某件事应该如何如何——别说他了，看看黄孟宇和陈矩就知道，皇帝要是不主动询问，他俩都不敢自行就某事发表看法呢。
申时行觉得张诚这话还有些分寸，也不算故意推脱，于是微微颔首，道：“机会嘛，不久便会有的，只希望皇贵妃娘娘和张公心里有所准备，莫要错失了才好。”
张诚心中一动，知道这就是心学派开出的第一个条件，若是他和郑皇贵妃办不到，接下来的事就甭提了。
这，恐怕便是投名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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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章 辽东总有事(上)
由于距离关系，丁亥京察事毕之后，直到高求真变成高日新，并开始修建日新楼时，辽东的李成梁才知道申时行、王锡爵二公为了保护他，连心学老营江南的利益都放弃了不少，一溜儿的南京心学官员被海瑞拉下马来。
这件事让李成梁既内疚又紧张。内疚的是，若非他行事不密，这些损失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虽说他李成梁不是心学派的首脑人物，但罪由他起，造成了眼下的局面，难免会过意不去。
不过这件事李成梁不止是内疚，还很生气，他觉得自己应该是被图们卖了——或者，更有可能是被布日哈图卖了。
如果事情泄露真的是因为图们办事草率，那也还算了，可李成梁左思右想都觉得，图们就算再怎么草率，也不能草率到这个份上。好歹是“大元皇帝”，身边连看管文书的人都没有吗？
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还是布日哈图故意泄露，道理也不复杂，留下这么个尾巴，大明很可能因为要严查内部而放弃在辽北之战后进一步追击蒙古人——即便大明原本就没这个计划，但布日哈图作为图们的军师，对此总要有所防备。
很显然，李成梁就很不幸地被布日哈图当成了这个尾巴扔出去。
除了内疚和生气，李成梁现在还很紧张。虽说申元辅一力坚持，帮他把责任给消弭抚平了下去，可本身这件事治标不治本：申时行并不可能把证据消灭掉，他只是通过利益交换和高务实达成了暂时的一致，一旦事后高务实反悔，随时都能把这件事再拿出来“议论”。
这当然太危险了，所以李成梁不得不想办法杜绝隐患。高务实手里的证据无非是在叶赫西城贝勒布寨府中发现的书信，他不可能把图们和布日哈图请去京师问话，所以这个证据本身乃是孤证。
孤证做不得准，如果高务实真要继续纠缠这件事，那么极有可能会要先顺着这些书信找到写信之人——人还在李成梁这里，所以李成梁得把他藏起来。
这事儿倒不难办，虽然现在辽河以东已经不太听他李成梁招呼了，但辽西这边他依旧是土皇帝一般的存在，藏匿个人算得了什么？
不过，李成梁觉得自己也不能总是如此被动，总得找点什么事情证明一下自己宝刀不老，辽东还是少不了他宁远伯的，这样才算真正安如泰山。
找事，这活儿李成梁很熟悉，辽东最近也还真有点事，只不过怎么把这事和他李成梁扯上干系却有点麻烦。
事是什么事呢？原来是努尔哈赤又不安分了。
两年前努尔哈赤起兵不久，正在和尼堪外兰玩你追我赶的游戏，当时在浑河南岸、界凡至南山(后世辽宁抚顺县东部)一带爆发了一场与哲陈等部五寨联军的作战。
当时哲陈部是从属于尼堪外兰的，尼堪外兰自己弃城逃走之后，努尔哈赤占其城，于年四月亲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
但事情比较不凑巧，正赶上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其本部与其弟舒尔哈齐本部的精锐绵甲50人、铁甲30人继续北进。而同样从属于尼堪外兰的托木河、章佳、巴尔达、萨尔湖、界凡五寨合兵800人，共同阻御努尔哈赤兄弟。
可能是因为洪水的关系，努尔哈赤所派哨探未能及时报告敌情，结果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率军行至浑河附近时，联军已在浑河、界凡至南山一带严阵以待。
大敌当前，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见敌阵不动，他决计下马率其弟等4人直入重围，当即射死20多人。
联兵虽众，但互不相属，见努尔哈赤来势凶猛，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后续兵至，重整盔甲，继续追敌，直至胜利。
按理说这次“浑河之战”规模并不大，双方加起来也只不过投入了不到一千人，但因为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实际上是以八十敌八百，所以虽然战胜但麾下也死伤甚多，光是叫得出名字的勇士如雅巴海、布哈、巴颜、孙扎钦、雅木棒由里、郎格、实尔泰、杜木布等，皆尽战死。
考虑到那会儿努尔哈赤的实力也很有限，这场仗当然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彼时为了稳定军心，努尔哈赤也大行祭奠亡魂之举。
从这场仗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精兵作用明显。努尔哈赤本来带了五百人出战，一旦情况艰难，他就干脆选择只带精兵，可见他对当时所部中披甲的八十精锐很是自信。而从战果来看，他的自信还真是有底气的。
其二是“联军”这玩意很不靠谱，八百打八十都能一败涂地，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要是让高务实评价，你们既然不是精兵，那就老老实实仗着兵力优势据城死守好了，打这种呆仗虽然缺乏主动性，可努尔哈赤的损失比如会更大。
考虑到当时努尔哈赤的本钱其实也就只有那八十精兵，没准损失一大他就干脆先撤兵回去了呢？可见这尼堪外兰真是将熊熊一窝，连手下人的水平也全是青铜。
不过说来也是，后世所谓的“女真统一战争”中，努尔哈赤与叶赫最著名的那场仗，也是其以自身之力击败来犯的叶赫“九部联军”——看来女真人不能搞联军，最起码在没有一个明确核心的情况下不能搞联军，否则就是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
不过这次战胜之后努尔哈赤来不及“斩草除根”，又回头去追尼堪外兰去了。因此到了次年七月腾出手来，努尔哈赤才再次率兵攻托漠河城，然而又很不巧，适值雷雨大作，努尔哈赤觉得天意不让他此刻得胜，遂罢兵。
没多久尼堪外兰玩完了，努尔哈赤于是亲自率兵前往招抚，不攻而取其城。
此时的哲陈部已经奄奄一息，只剩最后一座山寨。努尔哈赤本来打算攻取，碰巧图们出兵叶赫，邀请努尔哈赤瓜分，所以耽误了下来。
辽北之战结束之后，因为高务实的约束和大明的威势压迫，努尔哈赤只好灰溜溜地从哈达撤兵。本来他是打算直接回建州，走到一半，越想越气，忽然发现哲陈部残部的山寨就在不远处。于是满肚子虚火没地方发的努尔哈赤率兵再次进攻哲陈余部，克山寨，执斩其主阿尔泰。
哲陈部就这么完蛋了。不过，并不是哲陈部的完蛋让李成梁动了心思，哲陈部其实只是个开胃菜，主菜是努尔哈赤在灭完哲陈部之后回到赫图阿拉才打起主意来的。
这一次，努尔哈赤盯上了董鄂部，才让李成梁心中一动，甚至是心中一紧。
董鄂部可是个有着高贵血统的部族，他们的祖先是谁？说出来一定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董鄂部族源竟是北宋宗室赵氏的后裔。
他们在金朝时被掳至北境，以“久处变为土著，成了女真人”。正统五年，随建州左卫西迁而到达明廷为之规定的范围之内，在冬古河上定居，遂以地为姓，称栋鄂氏。随着人口繁衍而自成一部，称董鄂部。
具体来说，董鄂部位于苏克素护河东南，即后世浑江流域下游、沿婆猪江西侧各支流居住，其南为瑷阳和宽甸六堡，主城在后世辽宁丹东的桓仁。
董鄂部本也属于建州女真，是建州左卫的一个部，后来成为建州五部中的强部。努尔哈赤既然以建州领袖自居，自然不会放过董鄂部，事实上在他继承父祖之业的第二年，他就已经征讨过董鄂部一次了，那时他首先将锋芒指向了该部的齐吉答城，但由于没拿下，于是转道去打该部另一座城，叫做翁郭落城。
问题在于，努尔哈赤虽然顶着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名头，你也不能无缘无故打自己的“部属”对不对？所以这其中还有个战争导火索。
这次征服的导火索是一个女人。
努尔哈赤的第六祖章甲城主宝实的次子阿哈纳，欲聘萨克达部长巴斯翰的妹妹为妻。没想到巴斯翰嫌阿哈纳家贫，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过了不久，巴斯翰把他的妹妹嫁给了栋鄂部长克彻巴颜的儿子额勒吉。
有一天，额勒吉外出，途经阿布达里岗(后世辽宁省新宾与桓仁两县交界处)，被一伙贼人所杀。在厮杀中，凶手们彼此呼唤，有一个曾喊过阿纳哈的名字，被额勒吉的一个随从记在心里。
这个随从逃回栋鄂部以后，告诉额勒吉的父亲栋鄂部长克彻巴颜说：杀死额勒吉的人是阿哈纳，他一定是因为没有娶到巴斯翰的妹妹而与额勒吉结怨。
其实这是一场误会，杀死额勒吉的并不是此阿哈纳，只是非常凑巧，凶手中有一个人也叫阿哈纳。但正是这个误会，使栋鄂部长与努尔哈赤的六位祖父(史称宁古塔贝勒)间结下了深仇大恨，并不断引兵对宁古塔贝勒的领地进行抢掠。
努尔哈赤的六位祖父在克彻巴额的侵略下，损失惨重，于是大家聚在一起想办法。有人说：“我们大家都是同祖所生，但因人口繁衍，现在我们分为十二处居住，这种分散的状态，至使我们每一处的力量很薄弱，无力对付敌人的侵略。我们应该把全族的人集中到一个大城寨中去，这样我们才能有力量防御敌人的进攻。”
这个提议当即遭到三祖索长阿之子武泰的反对。他说：“大家聚居一处，安全倒是有了些保证，但是我们的那些牲畜怎么活下去！草场有限，牲畜们吃不饱，难以繁殖生息。我们不如向哈达万汗借兵，攻打栋鄂部。把对手打垮了，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保障。”
但是很显然，晚年的万汗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有闲心搭理这些屁事，于是这件事暂时没了下文，直到努尔哈赤接过父祖“遗志”，开始着手统一建州才把这事重新提起，并当做战争借口来用。
万历十二年秋，努尔哈赤率兵500远征栋鄂部。此时栋鄂部的部长已由克彻巴颜的弟弟阿海巴颜担任。阿海巴颜居住在栋鄂部的齐吉达城(在后世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东部浑江与拉哈河会流处)，城周围水绕山环，形势十分险要。
阿海巴颜认为，努尔哈赤率兵远道而来，利在速战，不可能持久。所以，他事先将城外居民撤到城内，并将刚刚收获的新粮全部运到城内储备起来，挑选400精兵担任城防任务，并紧闭城门，来了个坚壁清野，以逸待劳，专等努尔哈赤来攻。
努尔哈赤率兵赶到齐吉答城时，见城门紧闭，城上士兵张弓以待，知道阿海巴颜是想凭坚城固守了。但正如阿海巴颜所预料的那样，努尔哈赤远道而来，粮草的确不多，他抵达城下后也确实不敢耽搁，亲自率领士兵发起强攻。
谁知守城士兵十分顽强，一个个无不拼命抵抗，云梯根本架不上去。冲在前面士兵伤亡惨重，第一天的攻坚没有任何进展。
到了次日，努尔哈赤让士兵准备大量的火箭——这个所谓火箭，就是在箭头上捆上可燃物之箭，与明军的火药推力火箭是两回事，明军那个实际上已经有点像后世的火箭炮了(史实)。
第三天的时候，努尔哈赤对麾下将士们说：“阿海巴颜把城外居民都撤到了城内，虽利于守城，但城内粮草堆积，人员众多，只要有几个地方着起火来，必然大乱。”
于是他让额亦都率领200弓箭手，集中力量向城楼和城内发射火箭，让安费扬古率领其余士兵做好攻城准备，待城内火起立刻架云梯强攻齐吉答城。
此计果然奏效，大量的火箭射进城后，先是城楼起火，然后是城内大火冲天而起。城墙上的士兵乱成一片，城内的哭喊声不断传出。
努尔哈赤大喜，他正要下令攻城，谁想到老天爷跟努尔哈赤开了个大玩笑。由于其时正是九月深秋，辽东山里的气候不但冷得早，而且变化无常。一场大雪突然从天而降，而且越下越大，不久的功夫就见城内的火光渐渐消失了，只有阵阵的浓烟在白茫茫的雪片中十分显眼。
如此大雪，士兵们已经很难登梯攻城了。努尔哈赤骑在马上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目瞪口呆了好半晌，也只好无奈的摇了摇头：“既然上天不佑，我们只得暂时撤兵了。”
努尔哈赤下令：不给阿海巴颜在城外留下一间房子，把城外所有房屋全部烧毁。为了避免被大雪熄灭，他们从屋里点火，待烧到外屋，既使被雪压灭，房屋也快塌了。于是一直到城外村舍全部被点燃后，努尔哈赤的士兵们才开始撤离齐吉答城。
本来这事到此就该告一段落，然而阿海巴颜不答应。他在齐吉答城上，见大雪扑灭了城中之火，努尔哈赤的将士们又都撤退了，不禁哈哈大笑，道：“真是上天有眼，努尔哈赤小贼，你既然已经来了，又何必要走！”于是他下令：“将士们，给我出城去追！”并亲率将士呐喊着从城里冲出。
可惜努尔哈赤对此早有防备，阿海巴颜刚出城不远，就见城外被浓烟笼罩处杀出一队人马，为首者正是努尔哈赤。
阿海巴颜吃了一惊，惊慌中仓促应战。努尔哈赤并不言语，舞刀向栋鄂士兵砍去，一瞬间的交战，已有四名士兵死于努尔哈赤的刀下。
其余士兵见刚出城来就中了埋伏，烟雾之中又根本看不清有多少伏兵，一个个吓得急忙逃回城中。此战努尔哈赤为了保证自己的将士安全撤退，只带了十二名最勇悍的士兵设伏，结果把阿尔巴颜的追兵杀了个大败而归。
这一战虽然没能分出真正的胜负，但两家之间的梁子已经越结越大。从哈达撤回建州，又被大明训斥了一顿的努尔哈赤余怒未消，做出一个决定：既然大明不准我动叶赫与哈达，那我就打建州自家不听话的属下，这你总没话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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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章 辽东总有事(中)
决心既定，以努尔哈赤的风格当然是说干就干，各种准备工作立刻行动了起来，包括集中粮草等。不过，除了自身的准备之外，努尔哈赤这次学了个乖，派人分头前往辽阳和广宁，对自己即将发动的战争做个报备。
辽阳是辽东巡抚的驻地，辽阳副总兵也驻于此城，而广宁则是辽东总兵的驻地。
由于此前高务实辽南之战的胜利，使得大明收回了原先被炒花盘踞的辽河河套地区，所以如今辽东总兵和副总兵的防区划分从过去的东昌堡一路北推，沿着辽河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相对来说，因为地理原因，辽河河套地区作为辽南之战的胜果，现在绝大多数归了辽西，即成为了李成梁的防区。
辽东巡抚李松前不久还曾为此上疏，认为应该在辽西镇靖堡和辽东平虏堡这一线修建边墙，将整个辽河河套保护起来。
朱翊钧对这个想法颇有些意动，将梁梦龙召去文华殿问对了一番。梁梦龙本身倒也同意这个想法，但他重点强调了当前大明的财政困难，提醒皇帝应该先去问高务实。
朱翊钧表示，问肯定是要问的，不过现在户部收拢财权之事正吵得沸沸扬扬，他打算过了这段时间再问。
按照当前辽东的实际情况来看，努尔哈赤出兵对自家建州左卫所属的董鄂部动武，找辽东巡抚李松报备倒是理所当然，但找辽东总兵李成梁却不找辽阳副总兵曹簠，这就有些诡异了——毕竟现在辽河以东的防务已经是曹簠在负全责。
努尔哈赤当然不是迷糊了，恰恰相反，他清醒异常。高务实即其门下曹簠明显对他持压制态度，而李松和李成梁虽然看不出明确态度，但“看不出明确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暧昧。
按照努尔哈赤的理解，自己只要表示出诚意，李抚台和宁远伯十有八九会站自己这边。因此，努尔哈赤下了血本，给李松和李成梁都备下厚礼，前去“报备”去了。
接下来，努尔哈赤便把目光投向了董鄂部的翁郭落城。
此时碰巧出现了一个插曲：一个出生于建州完颜部，名叫“孙扎秦光滚”的人是该部的小头目之一，此人在之前完颜部和翁廓落城的一次交战中被翁郭落士兵俘获，被俘后受尽翁郭落部众的凌辱，后来侥幸逃了出来。
他听说努尔哈赤上回对栋鄂部用兵未果，无功而返，于是一直暗暗盘算机会。这次努尔哈赤又起了兴兵之意，他便立刻从完颜部赶来求见。
孙扎秦光滚对努尔哈赤道：“翁郭落城的城主是我的仇人，我请求贝勒您能借我一支部队，帮助我打下翁郭落城，以解我心头之恨。”
努尔哈赤想，我上次出兵不利，没有打下齐吉答城。此次出兵须得先声夺人，那齐吉答城易守难攻，大可以放在后头再说，若能先打下翁郭落城，不仅可以削弱董鄂的有生力量，还可为孙扎秦光滚复仇，与完颜部结为盟友，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于是，努尔哈赤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孙扎秦光滚的请求。
孙扎秦光滚有一亲侄，名叫戴度墨尔根。他跟翁郭落城城主却是交情甚厚，当他得知孙扎秦光滚去找努尔哈赤的消息后，就猜到叔叔一定是借兵报仇去了。于是他便派人去翁郭落城，向城主通报了可能要出现的情况，让他早做准备。
翁郭落城主听后大惊，急忙派出探子，打探努尔哈赤的动向，并集结队伍，布置守城。
努尔哈赤率兵来到翁郭落城下，见城门紧闭，城上防守严而有序，一时找不到攻城的突破口，遂下令继续采取火攻策略，用弓箭手向城内大量发射火箭，焚烧城楼及村中店舍。
努尔哈赤心道：“此计在攻齐吉答城时本已奏效，无奈天不佑我，逼我撤兵。今日还用此法攻翁郭落城，上天总不会再次与我作对吧！”
当努尔哈赤在马上看到城内有几处升起浓烟，城楼上已见火光时，他好象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他看着那些冲锋陷阵的士兵，情不自禁地跳下马来，健步向城外一座庐舍走去。他亲自找来梯子，爬上屋顶，以烟囱作掩护，弯弓搭箭向城中射去。
此时此刻的努尔哈赤年未三旬，正是勇悍之时，几乎忘了自己作为贝勒的身份，俨然只是一个勇士。
然而努尔哈赤的装束很快被城上的一员守将注意到了，这员守将断定：此人肯定不是普通士兵，必是大将。
这员守将名叫鄂尔果尼，是位神箭手，他操一张硬弓，可百步穿杨，作战勇猛又稳健。他以城垛做掩护，拉满弓向目标射出了强有力的一箭。
努尔哈赤猝不及防，被射中头部，那箭射穿头盔，扎入头皮近一横指深。努尔哈赤“啊”的一声，本能地伸手握住箭杆，一使劲拔出了箭头。也不知是不是愤怒的加持，他忍着痛又用这支箭向城上射去。
不过这一箭没有射中鄂尔果尼，射中的是其身边的一个小头领。努尔哈赤冷笑一声，接着又取箭再射。这时他自己的血已经从头部流了下来，一直流到了脚上，但此时的野猪皮的确悍勇，他根本懒得管这些，又连续放箭射杀了对方几个士兵。
翁郭落城可能盛产神射手，城楼上有个叫罗科的小将，也是个善射之辈。他见对面屋顶有一将仅以烟囱做掩护，竟连续射杀城上数名士兵，心下大恨。他躲在一边冷静地观察着，抓住努尔哈赤射出一箭后伸出头来左右观察的瞬间，突发一箭。
这一箭比鄂尔果尼那箭还厉害，穿透了锁子甲上的护项，正中努尔哈赤脖子的左下方，离喉咙正中仅一寸多远。
努尔哈赤如法炮制，又伸手把箭拔了出来，然而这只箭与前一支不同，箭头上有倒刺如钩，拔了的箭上不仅有殷红的鲜血，还带着一小块撕裂了的肉。
正在屋下指挥士兵向城里放箭的额亦都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一幕，他失声喊道：“不好，大贝勒(大贝勒是相对而言，此时建州部下称舒尔哈齐为二贝勒)中箭了！”他急忙招呼几名士兵跑到屋下，想登梯上屋把努尔哈赤扶下来。
努尔哈赤此时非常清醒，知道不能让敌人知道自己负伤，尤其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伤在咽喉边缘这种要害部位，他要像没事一样。于是他摆手不让士兵们上来：“不要慌，不要乱，我不要紧，让我自己慢慢下去。”
额亦都毕竟是员大将，他知道此时一乱意味着什么，因此他命所有的弓箭手一齐向城上射箭，用以掩护努尔哈赤。
此时的努尔哈赤头部和脖子都在向外流血，盔甲几乎被染成红色，但他神志仍然很清醒。他一手捂着脖子上的伤口，一手以弓为杖，支撑着身子，慢慢从屋顶走了下来，几个士兵立刻上去搀扶。没走多远，努尔哈赤忽然两腿失力，“砰”地一声扑倒在地，众人急忙将他抬起，向安全地方撤去。
这一箭真是差点一箭封喉，几乎当场要了努尔哈赤的小命。中箭后，他昏迷了很久，只是他那不服输的倔脾气支撑着他求生的意志。他挣扎着醒来，用坚定的目光注视着身边的部下，但很快又昏迷过去。
醒来，昏迷，再醒来，再昏迷，反反复复经过了四个来回，众将轮流在努尔哈赤身边伺侯，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努尔哈赤脖子上的血才止住。
努尔哈赤从死神的身边回到了阳间，醒过来后，伸手要水喝。士兵给他端来一碗水，他张开大口，一饮而尽。重部下见状，一颗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大家又告诉努尔哈赤，说已经派人通知了二贝勒，老营那边安然无恙，不必担心。
努尔哈赤点了点头，但没多说什么。他脖子上的伤口虽然包了一寸来厚，还是不断地向外渗血。孙扎秦光滚见努尔哈赤为他复仇而伤得如此严重，心里很不是滋味，眼泪也流了下来。他跪在努尔哈赤面前，不断地自责着：“都怨我呀！大贝勒，你一定要挺过来！”
努尔哈赤看了他一眼，摆摆手，依然什么也没说。
主帅受伤，攻城毫无结果，城中虽有几处起火，但并没有乱成一片，攻克翁郭落城已是不大可能，努尔哈赤遂下令撤军。众将乘着夜色，抬着努尔哈赤悄悄地撤离了翁郭落城，再一次离开了董鄂部的地界。
进攻齐吉答及翁郭落两城接连失利，使得前几年胜多败少的努尔哈心中十分不快，但因有伤在身，只得以养伤为主。
在养伤的一个来月时间里，努尔哈赤独自静静地在反思：我们女真现在分成了三大部分(指建州、海西和东海)，每个大部又分为很多小部。就拿建州来说，就分裂为苏克苏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以及长白山讷殷部、鸭绿江部和朱舍里部七个小部落(哲陈部已灭，不然应该是八个)。
在每个小部落中，各个寨主之间又互不服气，各自为政。要想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部落统一起来，难道只有靠武力征服一条路吗？在苏子河(即苏克苏护河)部内，我曾靠武力征服了图伦、色克济、马尔墩、萨尔浒等城寨，但是也有嘉穆瑚、沾河两寨主能够自愿归顺，成为我的盟友。
那么，通过招抚，还会不会有其他人归顺呢？应该也能。既然招抚也能统一，我就不应该每次都只想着打仗，必须采取德服和兵临两种手段，即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明人不就是这样么？他们可以，我也一定可以！
想到这里，努尔哈赤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野猪皮”这个名字看来不是白取的，努尔哈赤的箭伤仅一个月左右便见好转，他十分顽强地再次亲自率兵突袭翁郭落城。
此时已经到了辽东一年之中最寒冷的时间。北风凛冽，山高雪厚，大部山民都在家里猫冬，准备迎接新年，翁郭落城同样笼罩在猫冬的气氛中。
城中军民万万也没想到有谁会在这样恶劣的天气出兵征战，尤其是努尔哈赤此前重伤的消息已经传开，更让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准备。
努尔哈赤大兵突压发起攻城，城中军民乱作一团，努尔哈赤没费多大力气就攻入了城中。那两个险些要了他小命的神箭手----鄂尔果尼和罗科双双被俘。
当他们俩人被带到努尔哈赤面前时，众将一致要求立刻将他们推出账外斩首示众，以解心头之恨。这两位此时也料到必死无疑，互相看了一眼，都是一脸决绝。
谁知努尔哈赤竟微笑着对属下人道：“两军交锋，都是志在必得，以取得最后胜利为根本目的。当时我们攻城，他们为主人守城，发箭射我是情理之中。若可射而不射，反倒不合情理了。”
然后顿了一顿，又笑道：“可如果他们为我所用，那么他们的箭不就会射向我的敌人了吗？像他们这样勇敢威猛之人，即使死在两军交锋的阵前，人们犹为之可惜。现在他们被我俘虏了，又怎么能够因为他们曾在阵前射过我而杀掉他们呢！”
鄂尔果尼和罗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世上还真有如此宽宏大量之人？他们呆呆地看着努尔哈赤，见努尔哈赤面带微笑，眼光中分明露着和善，并吩咐手下为二人松绑。二人这才意识到这一切是真的。
二人死里逃生激动万分，双双跪在地上，表示愿意降服，从今以后，任凭驱使，决无怨言。
努尔哈赤听罢，放声大笑，道：“我从躺在火炕上养伤的时候起，就盼着能早日听到你们的这番话呀！”说罢当即宣布：“自今日起，鄂尔果尼和罗科均出任牛录额真，随军效力。”
这一战努尔哈赤终于如愿以偿拿下了翁郭落城，但他知道为了拿下此城，他耗费了太多的财力，暂时已经无力继续征讨董鄂部。
不过倒也正好，一个多月的时间，正可以看看辽东方面的明军对自己这次的行动有何说法。
在部下们的兴高采烈之中，努尔哈赤异常冷静地撤兵回到了赫图阿拉老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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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章 辽东总有事(下)
努尔哈赤回到赫图阿拉的第四天，辽阳的抚院衙门里就发生了一次不算激烈的交锋。
交锋的是观点：辽抚李松认为努尔哈赤在建州左卫内部的战争有“讨伐不臣”性质，因为后者本来就是大明任命的建州左卫指挥使。是故，对努尔哈赤这次的出兵，大明既无必要也无立场去反对，只要“静待其变”即可。
辽阳副总兵曹簠对此表示不能认可，他认为努尔哈赤虽是建州左卫指挥使，但董鄂部与大明的关系并不差，平时也“素称恭顺”，大明应该确保其存在。
而且，曹簠认为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只是董鄂部的“恭顺”，而是它部所处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董鄂部位于鸭绿江中下游(再往南就是后世丹东附近)。
努尔哈赤的苏克苏护河本部及其扩张之后的领地，则位于董鄂部之北——换句话说，一旦努尔哈赤彻底控制董鄂部，那么他的领地就直接与朝鲜交界了。
李松认为努尔哈赤与朝鲜交界完全无所谓，但曹簠坚决反对。他曾经接受过高务实的指点，知道努尔哈赤一门心思都是想要振兴抚顺关贸易，为他带来更大的财源。而现在董鄂部阻拦在他与朝鲜中间，那么一些朝鲜货物的贸易差价就被董鄂部拿走了，没他努尔哈赤什么事。
朝鲜有什么货物可以和大明贸易，又是如何与大明进行贸易的呢？
事实上，朝鲜与大明进行的是一种“使臣贸易”，不过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表(援朝之战的时候我再说，因为到时候会与明军的后勤体系有关系)，此处只说双方贸易的种类，及其中主要的一些货品。
大明与朝鲜的使臣贸易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贸易，另一类是征索贸易。在这其中，自由贸易大致包括公贸易、私贸易和违禁贸易。
公贸易是指朝鲜使臣在国家的指令下，代表国家或国王购买朝鲜国内短缺物品，贸易物品多数集中在书籍、丝绸等。
书籍是朝鲜国内紧缺物品，起着维护统治的作用，这使得朝鲜国内非常重视书籍的进购。朝鲜很多书籍都是通过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获取的，而辽东是明朝书籍流入朝鲜的重要通道。
比如朝鲜使臣在礼部见到了《大明集礼》，朝鲜国王非常重视此部书籍，亲自指示赴辽东前正郎金何设法在辽东得来，“今送麻布十匹，听金辛之言，买大明集礼以来。”
朝鲜王朝对书籍的重视，使朝鲜使臣热衷在辽东地区贸易书籍。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中，贸易书籍也算硕果颇丰。
比如时辰赵宪以砚一、扇九，贸得《性理大全》十九卷缺一卷和《大学衍义补》。辽东人家藏有《胡三省蠃虫录》欲出售，朝鲜通事得知后与辽东百姓订立购买合约，最后以麻布十五匹买来。
除了书籍之外，马、驴、骡也是朝鲜公贸的重要物品。不过这里有一点挺有意思，本来朝鲜是一个多马匹的国家，但后来朝鲜却经常来辽东买马和牲畜。
这事似乎是这样的：由于明初时追缴残元势力及恢复辽东地区的生产都需要大量的马匹，所以当时大明多次向朝鲜征马、买马。洪武朝、建文朝及永乐朝，都有向朝鲜买马的交易，此外马匹作为进贡物品及折价物，也不断地输往明朝。
结果大明的购买力太强，于是朝鲜大量马匹通过和买及进贡方式输入到大明，一方面造成了朝鲜国内马匹数量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造成了朝鲜国内存有马匹质量严重下降，老、弱、驽马居多。久而久之，辽东马因为多为戍边之用，良马较多，而朝鲜反倒急需贸易辽东马匹来改善其国内马匹现状。
于是到了英宗正统十三年，朝鲜议政府呈启建议，令朝鲜使臣贸易辽东马及驴骡，“辽东牝马可为种马者及驴骡，每年正朝、圣节使臣之行，令通事二人以黄海、平安牧场种马及布货贸易。其驴骡喂养之法，并求以来，使得番息。”朝鲜国王听从了议政府的建议。
朝鲜文宗朝时，贸易辽东马匹再次被提出，朝鲜国王召集议政府商议贸易辽东马匹之事，朝鲜王曰：“辽东之马躯干壮大，闻义州边民私相贸易者颇多。国家亦往贸良马，俾易种于我地何如？”
当时朝鲜官员佥坚决反对同辽东进行马匹贸易，认为国家不宜私贸，“边民互市，姑置勿论，国家不宜私贸。顷者连山把截镇抚许澄，以不检管下人卖马，杖八十，充军，斯可鉴矣。”
这个叫佥的朝鲜官员还指出，私自贸易辽东马可能造成因私通边境而受到大明皇帝谴责的后果：“且中国戌卒之马，率皆官马。倘有谋利者卖之，从而市之，一朝败露，则皇帝必以我为私通边境而谴责，将何以答之？”
但朝鲜王并未因连山关把截贸马受罚及贸易辽东马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放弃贸易马匹，他仍坚持要同辽东贸易马匹。
原先大明方面对此颇为在乎，不仅对于战马的贸易抓得很严，甚至对于牛、骡等牲畜的贸易都加以严格限额。
不过，当京华这两年在辽东卖力推广玉米种植之后，大明方面虽然依旧还在控制战马贸易，却对牛、骡贸易开启了方便之门。
正如一开始高务实所预计的那样，随着高产玉米的引进，虽然因为口味和民间种植习惯、饮食习惯等问题影响，暂时还不足以快速成为主要粮食，但玉米作为极佳的饲料原材料，却很快给辽东的畜牧业带来了质变。
短短两年，辽东的牛、驴、骡等牲畜产量暴涨了三成，由原先的勉强自给自足很快变成有足够的出口货源。
由于民间的牲畜陡然增多，因此辽东军民除了赶紧继续开荒之外，还不得不出口一些。
以上这些公贸易对于朝鲜而言都是国家任务，除此之外，朝鲜使臣也会贸易一部分自己所需物品，这种行为称之私贸。私贸是伴随着公贸易而出现的，而且由于私贸有着巨大利益可图，因此在使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朝鲜使臣在辽东的私贸相当严重。明武宗给事中吉时就曾针对朝鲜使臣在辽东多索要车马运送私贸而长久滞留辽东一事上书朝廷：“又建州夷人、朝鲜陪臣入贡，俱出辽东，往往多索车马载送私货，假称接送久住公馆，野心难驯。”
此时大明的真丝、彩缎在朝鲜国内极受欢迎，上下无别，服饰争用真丝、彩缎，婚姻之家，争尚奢靡，甚至连贫家也如此。
朝鲜国内对真丝、彩缎的追捧，使得真丝、彩缎成为朝鲜使臣在辽东私贸的主要物品，“及到辽东，则真丝彩缎等物，恣意贸易，至为猥滥。”“通事往来辽东，常贸彩帛”。
朝鲜使臣团在辽东私贸越来越严重，甚至一度出现了商贾冒名代行至辽东买卖的情况，“又京中商贾潜至鸭绿江，说诱护送军，冒名代行，至辽东买卖，贻笑中国。”
为此朝鲜议政府建议“今后使臣行次严加考察，毋得如前，其进献物色及随身行李依前定斤数外，不得剩数重载。”
明成祖永乐十五年，朝鲜国王专就辽东出使人私赍物品数量做了规定：“辽东出使人私赍去物数，一依赴京使臣行次通事押物例。”
但限制措施的出台，对限定朝鲜出使人员在辽东私贸所起作用不大。朝鲜出使人员在辽东地区的私贸依然十分盛行：“司译院官员奉使辽东者，以商贾之辈为伴人，多赍布物，任行贩卖”
义州官奴军民也受京中及开城府富贾大户之托，在使行之外也偷偷潜入辽东：“且义州官奴军民等，多受京中及开城府富贾布物，每于赴京之行数外，牵连潜往辽东，换易唐物者相属。”
朝鲜朝廷对此深为担心，“若此不已，则谋利之徒纷纭往来，欺诈争鬪生事于上国者必有之矣，岂细故哉。”
总而言之，朝鲜国内对大明货物的追捧，使得朝鲜使臣在辽东私贸总有存在的市场。
近年来高务实在辽东开启了柞丝产业，色泽略逊于蚕丝而相对廉价却更耐用的柞丝在朝鲜也极受欢迎，成为朝鲜中产阶级的挚爱之物。
据京华今年的统计，光由京华“出口”到朝鲜的柞丝总价即将高达十三万两之巨——这个数目的绝对值放在大明国内或许不算高，但考虑到朝鲜的体量，那就十分惊人了。
第三类则是违禁贸易。大明出于维护军事安全的考虑，严禁外国人在大明私自贸易军用物资。然而朝鲜使臣不顾大明的禁令，暗中进行贸易，朝鲜官方把这种贸易称之为“潜贸”，而明人称之为“违禁贸易”。
潜贸主要集中在弓角、烟硝等军事物资上。弓角、烟硝之类，朝鲜国内都不产，全部依赖大明，“弓材所需牛角，自来本国不产，专仰上国。”辽东方面询问朝鲜火药的来源时，朝鲜使臣也坦然回答说，上国是朝鲜获得火药的唯一来源。
弓角贸易倒是一度比较自由，后因蒙古、女真不断犯边，明廷遂禁止铁器、弓角等贸易。
大明朝廷坚决打击违禁贸易，制定出严厉的措施惩治不法者。如宪宗朝兵部右侍郎马文升建议：行人伴送东北诸夷入贡者出境，并禁其市军器，违者谪戍边远。宪宗听从马文升建议，加大了贸易违禁物品的处罚力度。
然而大明朝廷严厉惩治措施并没有杜绝违禁贸易的发生。辽东地区从来不是一片净土，辽东地区也存在大量朝鲜使臣违禁贸易，“……将本家应有不分违禁货物，尽数易换。”
而且在严禁违禁贸易的高压打击下，违禁贸易在辽东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如成化二十三年，朝鲜贺大明皇太子千秋节使臣柳询一行，就在辽东私买弓角。
而当大明开启了“军工私营”新时代之后，这种违禁贸易就更加难以禁止了。这里头的关键在于，军工私营之后的各军工私企虽然要接受兵部等衙门的监督，但它们可以直接给大明的各级“用械衙门、卫所等自由供货”。
这一来就麻烦了，众所周知，大明的军队其实并不完全都是“经制之军”，其中还有大量朝廷允许存在的家丁部队。辽东的家丁部队尤其众多，这些家丁部队找京华等军工私企购买了武器装备之后，转手悄悄卖给朝鲜那真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尤其是京华所产的火枪和火药，在与朝鲜的私贸中属于硬通货，价格通常都要翻一倍以上，极为抢手。
其实朝鲜还很想购买京华的火炮，可惜这个和火枪不同，兵部查得非常严格，每一尊火炮都有编号，因此朝鲜只能悄悄摸摸地搞到极少量二手炮，都是某些家丁部队报了“战损”的。
至于征索贸易……这个说是贸易都有些为难。
朝鲜使臣带往大明的土物特产通常有参、油芚、扇子、白绵纸、笔墨、白米、弓等物。其中参、白米等物品质很高，油芚、扇子、弓等物做工也都很精细。
优良的品质、良好的工艺使朝鲜的土物特产深受辽东民众喜爱，甚至辽东地方官员对朝鲜的某些土特产品也情有独钟：“闻你国铜碗子、白瓷碗制造精妙，形体净洁，我欲观之，须将你宰相所用者送之。”
“送之”这个词很确切，辽东官员和朝鲜使臣之间的“贸易”很明显是不等价交换，这种“征索贸易”的结果通常是辽东地方官员得到了求贸物品，而贸易的另一方朝鲜使臣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
这当然不是朝鲜使臣主动不计贸易报酬，而是贸易另一方的辽东地方官员是权力执掌者，掌握着对朝鲜使臣派车、定伴送粮等权力，所以这种“征索贸易”只是朝鲜使臣在大明地方官员权力重压下的无奈，与其说贸易，不如说索贿。(这个也先不举例多说，援朝之战时会写到。)
总之在这些贸易之下，大明对朝鲜的贸易顺差是很大的，朝鲜方面的货物因为贸易附加值不够，不得不以量换质，给大明尤其是辽东提供了大量的原料、药材等。
这些东西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多数是直接走义州进辽东东南，另一部分则走董鄂部入抚顺关进辽东东部，董鄂部因此有足够的财力维持对努尔哈赤的抵抗。
曹簠秉承高务实对努尔哈赤苏克苏护河部进行压制的思路，认为一旦努尔哈赤拿下董鄂部，则基本可以看做是独霸了抚顺关贸易，正式成为与叶赫、哈达并立的女真三大强酋之一。
这当然是高务实不能答应的，所以曹簠也不能接受，他坚持认为必须让努尔哈赤退出翁郭落城，退出董鄂部的领地，并立誓不经大明允许不会再次入侵董鄂。
然而李松是辽东巡抚，曹簠这个副总兵到底只是个武将，很快便被李抚台一句“时值寒冬，前又血战北关，军备存粮俱告不足，何以威视建州？”而拒绝。
曹簠表示不服，认为辽北之战后明军挟大胜之威，努尔哈赤必不敢贸然对抗，此事只消辽阳做出姿态，就能逼得努尔哈赤退缩。至于军备存粮，足与不足他努尔哈赤又从何得知？
然而李松不听，只说“军国大事，胜在持重”。恰好李成梁的信也到了，表示苏克苏护河部与董鄂部之争他已知悉，然而他发现辽河河套地区近来有颇多察哈尔及科尔沁部探马游骑出没，考虑到辽河河套地区的边墙工程尚未启动，该地区防务十分吃紧，他打算亲自带兵过去驱逐清剿一番，因此辽河以东不能轻举妄动，以免腹背受敌。
曹簠闻之大怒，虽然不敢把火直接发给李抚台，但他回去之后却立刻写了一道奏疏，上请兵部决策、皇上宸断。
于是，户部尚书高务实又接到召对宣召，与一众阁臣及兵部尚书梁梦龙一起，去文华殿面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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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召对争锋(上)
公文往返在寒冬腊月之时较往常更慢一些，等辽东的争执捅到京师，已经将近年关了。
这一日早上，皇帝给内阁诸阁老、都察院及六部堂官以及个别经筵日讲官赐下了一些年货。东西谈不上贵重，无非是些冬笋、熏肉、干货之类，但这是一种分了亲疏衔职的“亲切关怀”，能够列入此类的人自然就会被外界看做是皇上的“股肱之臣”。
作为亲信中的亲信，股肱中的股肱，高务实得了十二斤冬笋，十二斤熏肉，各类干货十二种、各十二斤。至于为什么全是十二，其实连高务实都不是很清楚，他也没问过。估摸着，应该是内廷的惯例，图个“月月红”之意。
早上这些干货刚送到府上，身在户部衙门的高务实只得了张单子，本应该立刻写谢表谢恩，但还没来得及落笔便立刻应召入宫了。
内阁就在宫中，离文华殿较近，而户部、兵部则在宫外，要远不少，因此等高务实和梁梦龙联袂赶到的时候，内阁诸位阁老已经等候了一段时间，甚至连皇帝都在。
高务实和梁梦龙赶紧告罪致歉，朱翊钧摆了摆手：“你们离得远，有什么罪不罪的，朕总不能让你们飞过来。陈矩，给二位卿家赐座。”
一听朱翊钧这说话的语气，高务实就知道他今天心情还不错——至少目前还不错，因此也没多礼，与梁梦龙双双落座。
朱翊钧顺手从御案上拿起一本奏疏，道：“这是辽阳副总兵曹簠的奏疏，说的是前不久建州虏酋努尔哈赤进占董鄂部一城之事，诸位卿家都看过没有？”
其实这道奏疏只有高务实没看过，因为这奏疏是辽东副总兵所上，谈的是军务，本身是兵部的正管。于是过程是兵部先看了，然后上呈内阁，内阁过目之后，写了票拟再呈送司礼监给皇帝审阅。
这里头单单没有高务实什么事。
不过事实上高务实是知晓这道奏疏内容的，曹簠不仅提前送了消息给他，还把前因后果明明白白陈述了一遍。而且在刚才入宫的路上，梁梦龙也猜到皇帝召对肯定是要说这事，因此也和高务实有过一段交流。
说实话，高务实也觉得有些头大。
现在的麻烦在于事情扎堆，京里这边正在“财权大战”。高务实虽然先给了一颗甜枣，把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官员的俸禄折算基本清除，只留下了大家还算可以接受的粮食和布帛折算，但因为接下来他要全面收拢财权，还是会影响很多人的利益，所以舆论上争得很凶。
舆论这玩意，有时候没什么鸟用，但有时候作用也很大。比如某件事皇帝如果坚持要搞，那么无论你舆论如何反对，该搞还是得搞。但是一般而言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真要是有的话，那就是大礼议、国本之争这种档次的争议了，几乎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直接冲突。
收拢财权这事不至于会如此，因为这事归根结底是文官集团内部的争议，是实学派与心学派之间“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间的争议，皇帝处于高高在上的调停者角色，稳坐钓鱼台。
高务实显然是一个“大政府”制度的支持者，经历过后世红朝崛起的他，深知在很多时候一个强有力的“大政府”之重要性。
以前他在党校进修的时候其实也对这个问题稍有涉猎，比如他知道汉文化传播到欧洲后，最让欧洲学者困惑的问题，就是无法理解“仁义”的真正含义，因为仁义是基于社会层面的，而社会是西方狩猎宗教文化所没有的东西。
狩猎经济只需要个人层面的自发组织，对个人而言，那是主动的、自由的。而农耕经济才需要社会组织，以应对自然灾害，那是被动的、强制性的。
而另一方面，对于宗教文化，人与上帝(或者说自然层面)之间更不可能有一个中间环节，哪怕是基于个人层面的，个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教会组织，也被认为是多余的，500年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给废除了。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也更不能容忍个人与自然(上帝)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社会)，更不能理解这个中间环节的重要性。
至于人的精神层面，那就更不存在了，因为在那里，只允许存在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如果有例外，那也只允许有一个，就是赎罪。因此，基督徒面对复杂的世界，只会、也只能考虑两个因素：神和契约。
西方也有人群的意识，因为人群客观存在，但那叫群体，而非社会。
社会与群体的区别，就类似兄弟与朋友的区别。社会中，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被动的、是不可选择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打得头破血流、哪怕是成为仇人，都得一锅吃、一炕睡，必须包容、没有自由。
而群体中，朋友之间的关系，则是主观的、主动的、是可以选择的，和则聚、不和则分，充满了自由。
没有社会意识，关于人类的存在和组织形式就必然发生扭曲，这才有了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个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实这个东西并不复杂，也算不得高端，它的本质就是个人让渡部分权力和自由给国家，换取国家对个人的(有限)保护。
这里多说一句，《社会契约论》里的“社会”，英文是Social，意思本来就是群居、人群，当年日本人自作聪明地误译为“社会”，结果遗患至今——人家的本意和中国人理解的意思在本质上就有区别。
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下，政府是基于个人授权产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个人(选票)授权，政府对个人的责任是有限的(个人层面的契约范围之内)，个人(选民)关注的是，政府是否损害个人权利(根据契约)，而不是政府能否对自己提供充分的保护。
既然个人让渡的权力本就有限，那么政府的责任自然也是有限的。
打个比方，过去欧洲人的决斗，一定要在现场的法官、警察监督和公正之下举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法官和警察的责任，是保障决斗的过程符合契约，而当事人的生死结果并不在其责任范围之内。
这就是基于个人契约的、有限责任的政府，即小政府。
但中国不同，历来中国的政府都不是基于个人契约、个人授权的，其合法性不取决于个人。从古至今，中国的政府都是基于社会要求、社会授权、由社会精英选拔组建(或战争获胜)，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承担无限责任，其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所有成员对其尽责结果的认定、而不是其产生的过程。
换句话说，在汉文化中，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作为社会的管理机构，朝廷也好，政府也罢，就都必须“以民为本”，对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负总责。
这就是基于社会的、无限责任的政府，即大政府。
做个对比，美国警察救人只是一种“工作服务”，这个“服务”的前提不足以让他抛弃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满足。而中国警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社会每个成员的人身安全，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获救者。
所以在后世，你可能经常听见说在美国袭警有多严重，动不动就被警察拔枪毙了，但中国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拥有危险武器的嫌疑人，否则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枪射击——连鸣枪示警有时候都会在事后内部受罚，因为涉嫌执法过度，对人民群众造成了威胁。
这就是区别。(注：这就好比为什么我们应对疫情是“三尽四早”，而西方只能“群体免疫”，连作业都不会抄。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他们做不到的问题。)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高务实又为何坚持认为大明只能搞“大政府”？
当然有其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早已形成，难以更改，只能顺应。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撵走了神，结束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时期，但建立于宗教文化的二元权力架构并不能随之自动消失。
人，最恐惧的是不确定性，谁知道明天会怎样？下辈子会怎样？子孙会怎样？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确定性。
不确定的存在并不能提供确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确定的政权或王权、皇权都无法提供确定性，只有稳定且确定的神权，才能担负起提供确定性的重任，而成为权上之权，从而与政权形成二元权力架构。
提供确定性、为政权的合法性背书、对重大事项决策，就是神权的三大职责。从而形成后台神权与前台政权(皇权)的稳定配合，管理权的所有权属于神权，管理权的使用权归于政权。
这就如同诞生于宗教文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当于神权的董事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当于政权的公司(CEO、总经理及各部门)拥有使用权，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当周王朝抛弃了神，那么有困难就只能找社会，当然应该由社会提供确定性。但问题是，社会是个抽象概念，谁代表社会？
周公想到一个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确的社会“制度”来保障确定性，这个制度就是礼乐制度，我们的汉文化也因此被称为礼乐文化。
在后世的中国，礼乐文化的内容虽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
用今天的话说，“礼乐”就是宪法。
谁说中国古代没有宪政思想？礼乐制度就是中国最早的宪政制度。
“礼”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让掌握政权者明白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也让民众清楚将会面对什么，以做好自己的安排。
这也就是现代宪政理论所说的，用制度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并建立与宪政的基本要求相统一的宪法基础、政权结构及其保障机制等构成的体系。
长久以来，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让平日里难得一见、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明白大家同属一个家族，以此增强凝聚力。这就好比后世每年一次的春晚，其实就是国家级的制度性祭祀活动，以强化中国人的同属感，这就是“乐”的本意。
我们不能约束神，但我们需要约束人，所以我们就用制度代替神来约束人。
什么是宪政？不论学术专业，简单通俗地说，其实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权，对全民提供确定性。
当孔子以仁义、以君子之道将礼教再次拔高，当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将神权与皇权绑定，中国的正统皇朝也就都成为了无限责任政府，需要为全天下负责，无可推卸。
因此，天不下雨是皇帝失德，地有大震也皇帝失德，海啸飓风蝗灾雪灾等等，反正一切不祥的出现，不是皇帝失德，就是国有奸佞——归根结底一句话：总得有人负责！
然而高务实现在最忧心的就是大明朝的现状：它是个无限责任政府，但它根本承担不起无限责任，它的皇权顶多能下到县级，再往下完全只能靠士绅自治。
你想“党支部建在连上”？做梦呢，大明没有这么强大的统治力，它没有这么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
高务实能完全控制京华，靠的是以经济手段为后盾、以家丁为组织骨干，所以京华在南疆哪怕有十几万大军，他也能万里迢迢的牢牢遥控。
相比之下，大明堂堂一个皇朝，拥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绝对大义，却只能满天下靠将领们的家丁部队充作武力核心，这是何等的病态！
不搞成真正的大政府，不把社会责任有效的承担起来，这个大明就始终是外强中干、一推就倒的虚伪强权。
为什么原历史上清军一入关，大明内部就实际上四分五裂，随随便便就被清军逐个击破？那时候，号称愿意“一死谢君王”的人剩下几个？
你没有承担起你的“无限责任”，你的朝臣、士绅自然也就认为对你的下场没有责任。
然而这一切的责任想要承担起来，在没有“党”作为社会组织骨干的前提下，就只能靠财权维系，因此高务实只能想方设法收拢财权，无可妥协。
但偏偏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想收拢财权再做其他，图们、努尔哈赤等人不断给他制造外部麻烦，让他不得不一次次地砸钱应战；心学派也不肯让权，他还得想方设法去和他们斗智斗勇。
真是内忧外患。
朱翊钧的这个提问，看似针对“众卿家”，其实只望向高务实一人，因为他也知道其他人都已经看过。
高务实悄然叹了口气，面上却不动声色地道：“臣方才已经听大司马说起了。”
朱翊钧听他这么说，欣然问道：“好。既然如此，诸位先生和二位卿家有何看法？”他说着，顿了一顿，补充道：“努尔哈赤前次勾连图们、擅自进军哈达的账还没和他算呢。”
皇帝这话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确了，他显然是想来硬的。
申时行眼观鼻鼻观心，仿佛没听到一般。王锡爵瞥了同样不说话的高务实一眼，微微一笑：“皇上，努尔哈赤的账好算，难点是咱们自己的账不好算……请教大司农，俸禄折算取消一事若是今年便要行之，户部可有余力支应辽东再启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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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召对争锋(下)
王锡爵这一问非常直接，不像以往心学派喜欢打着各种高大上的旗号来反对的样子，而是直截了当问财力能否支应，这是他吃定了高务实或者说户部已经再无余力用于别处的表现。
户部是不是真的再无余力？这要看高务实是否打算实行他自己收拢财权之后的新制度。
如果按照原先的制度，户部其实仍有能力支持此次作战，而倘若按照他收拢财权之后的新制度，则反而会在短期内丧失这种能力。
这么说看起来很不应该，因为收拢财权之后，户部掌握的财力明显要翻几倍，凭什么反而会“短期内丧失这种能力”？
其实不然，收拢财权之后的户部真的会暂时陷入钱荒，因为户部手里将会突然多出大量的实物，而这些实物又无法快速变现成为真金白银，继而用真金白银购买战争所需的全部物资以及作为军饷、赏赐等开销。
这里有一个后世绝大多数书籍中都不会提到的冷知识，即有明一朝的所谓的财政收入只有数百万两(如400万、500万)，并非是其财政收入的总额，而是单纯指征收入库的白银。
一条鞭法要改变的就是这一条，高务实要收拢财权、取消折算的目的也是提高白银收入，但问题在于……其他税收到底有多少？
在高拱清丈田亩基本完成之后，去年也即万历十四年的大明全国财政收入大致是这样的：
田赋折银约1800万两，但绝大多数无法折算，即其中绝大多数为实物；
盐税折银约200万两，且这笔收入是全白银，但因为开中法的缘故，要支应边镇约80万两，户部实收约120万两；
商税107万两，这笔收入也是全白银，但北方诸省加上被高务实改制过的广西就交了37万两，开海诸港交了46万两，两者相加占比已经高达77.6%。
而富庶的江南地区在去掉了港口商税(实际上是关税)之后，只交了11万两。这还是经过张四维那一次在江南收商税等几次事件之后的收入，此前甚至只有几百两，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剩下的部分，则是如四川等地的商税收入。
(注：根据《中国财政史》、《明代税课司、局和商税的征收——明代商税研究之二》等资料的研究分析，历史上这一时期明代全国商税只有23054两白银……我呆滞了。)
钞关收入42万两。钞关是有明一朝征收内地关税的税关之一，可准使用大明宝钞缴税，不过因为大明宝钞近乎废用，收上来的宝钞虽然高达八九百万锭，但这笔“收入”实际价值远不如纸面，折算之后就只剩42万两银子了。
以上数据一放，就可以看出大明的财政的“缺银病”有多严重：去年全国的太仓收银一共582万两，减去盐税、商税和钞合计的269万两，实际上田赋之中的白银缴纳部分只有313万两。
然而众所周知，大明财政占比最大的收入就是田赋，现在田赋收银的比例却只有不到两成，确切的说是17.4%。
高务实一旦收拢财权，就相当于承担了将价值高达约1500万两白银的实物变现的责任，他又不是神仙，这变现不要时间的吗？
何况变现也不能瞎卖，如何在合适的实际卖出合适的价格，并且不会导致全国范围的物价大幅波动，这都是他作为“大户部”掌舵者的责任。
这就好比后世的发改委也经常挨骂，但其实发改委的工作也是真的很难啊。你既不能亏了国家财政，又不能坑害了人民群众，稍稍一个平衡没搞好，影响何等巨大？假设高务实收拢财权的计划成功了，然后丰收季节他卖粮，民间肯定能给他骂出翔来。
当然，到了那个局面，就是考验“大户部”宏观调控能力的时候了。
回头说刚才那1800多万田赋，去掉收取白银的313万两，实际上还有1500万实物税。这1500万实物税也并非全都是粮食，大致上还分为如下类别：
米、麦有2400余万石，丝绵有41.4万斤，布帛有56.3万斤，棉花绒有22.2万斤，折色钞863万锭(即上文说的那42万两钞关税，明代统计在田赋里，我也不知道为啥。)
如果读者诸君还记得前一次朱应桢和高务实谈及岛津家和日本石高制度时，曾问及高务实“大明有多少石高”那件事，就会发现当时高务实的说法很“表面”。
高务实当时回答朱应桢说大明“石高”约二十亿。这话显然只是按照大明全国耕地面积与全国平均亩产来说的，他回避了实际征收的田赋有多少这个问题，因此朱应桢放肆取笑日本蕞尔小国，只及大明百一。
实际上，日本此时的田赋税率远高于大明十倍以上，实际征收更比大明靠谱得多，大明朝的什么隐田、飞寄等偷税漏税项目在日本基本没有，所以日本此刻的财力其实并不比大明差到哪去，要不然他们全国那五十五万常备军就只能喝风拉烟了。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先是因为宗室问题启动了开藩禁计划，户部要为很多远支宗室“一次性买断”出钱，这已经是压力巨大了。
紧接着打了西北平叛之战，虽然高务实费尽心机打了一次“短平快”战役，但毕竟除了他本人率领的“中央军”之外，西北及周边各地的军力调动、作战也是要花钱的，如此一来户部、兵部又得亏进去一大笔。
兵部花掉的部分本来和户部没关系，但现在高务实既然要收拢财权，那么兵部的账也就只能一起接手，于是负担也得转移到户部头上。
再往后就是辽北之战，这次花的钱倒不算很多，但毕竟是冬天出兵，消耗的粮食、冬装等物资却不是张口就能来的，现在户部还在想法子给辽东补上这次的“透支”，而这也要花钱。
更糟糕的是，高务实推出的取消官员俸禄折算计划，由于各种杂七杂八的折算都没了，只有粮食布帛还暂时保留，因此今年年底的这笔俸禄开支，银两部分也比往年高得多。
那么，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大明朝到底需要多少官俸？
答案是：全国文武官员一共合计28963人的俸禄为5966378石，若以米价每石六钱银子计算而全部折银，则全年所需官俸即高达358万两白银。
也就是说，太仓存银哪怕这一年原封未动，也给不出来，更何况之前已经花掉了绝大部分。
所以现在让高务实既发白银俸禄，又支持辽东再开新战，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因此高务实提出了一个变通之策，他笑了笑，道：“王阁老，实不相瞒，以太仓存银而言，若要辽东再战而官俸取消杂折，自然是绝无可能。不过，若百官愿意暂以米粮折算取代杂折，则此事仍有可为。”
“米粮折算？”王锡爵微微蹙眉，然后又摇了摇头：“如今百官对取消折算翘首以盼，大司农忽然又把杂折换做米粮……这恐怕不太好吧？”
好肯定是不好，不少官员可能会觉得白指望了，完全是空欢喜一场。这种先给希望，又浇灭希望的做法，搞不好会让很多人对高务实严重不满，认为他说话不算数。
朱翊钧听了也有些迟疑起来，但他对高务实的理财能力一贯极为信任，既然高务实都说办不到，那想必就是真的办不到了。
想到这里，哪怕是九五至尊也不得不泄气，面露失望之色，喃喃道：“想不到此事这般难办，这却如何是好？”
高务实估摸着可能是最近几年大明战争胜利的次数太多，朱翊钧的心气都养高了。努尔哈赤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皇帝的心理底线，已经让朱翊钧恨不得马上教训他一顿，所以才会有如此表现。
不过这事没办法啊，银子就只有这么多银子，要保证开藩禁和收拢财权两大计划顺利推进，有些事就不能不进行折中。
此时，梁梦龙忽然朝朱翊钧拱了拱手，道：“皇上，臣有一言，不知……”
“梁卿既有话，但说无妨。”朱翊钧没等他说完便接口道。
梁梦龙看了高务实一眼，略微迟疑了一下，问道：“请教大司农，若是今年的粮禄折算能比往年略高一些，不知……是否可行？”
高务实脸上的肌肉不自觉的抽了一抽，暗道：老梁同志，你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全国官员俸禄若是都算粮食，折合高达近600万石。我哪怕只是上浮一成，那也加了60万石。
你以为全国米麦收了2400万石，这60万石就是小数目？你可知道我户部的开支可不只是给官员发俸禄，我还要发军饷和宗室禄米啊！
万历十五年军饷需要多少？去掉今年西北之战和辽北之战这两场意外出现的战争，常备军饷支出折银高达906万两——当然其中直接拨银子的只有70万两左右。
然而，这就意味着有836万两折银军饷实际上以调拨粮食、布帛等各类物资为主，倘若全以粮食计算，则相当于需要调拨将近1400万石粮食以供军需！
但是，还有总是禄米要发。这个就更神奇了，因为如果不计算“开藩禁”导致的总是禄米降低，那么以今年宗室总人数高达55万人来计算，所需开支的宗室禄米将高达约1600万石。
好家伙，国库直接赤字了，而且是粮食赤字。甚至仅军需和宗室两大块就要赤字600万石粮食，至于官员，还是喝西北风吧。
不过这事当然不可能，大明朝早就不给宗室们发全禄了，要不然高务实开藩禁怎么还会得到低级宗室支持？
实际上，数量庞大的低级宗室能拿三成实禄都要谢天谢地，他们又不被允许自行谋生，所以才会支持高务实为了开藩禁而提出的“一次性买断”计划。
然而这个明面上高达1600万石的禄米虽然不必发全，但由于“一次性买断”是要花钱的，户部肯定得卖粮食变现成银子，因此这笔支出又回涨了一部分。
总而言之，兜兜转转之后，财政支出依旧是极其紧张的，而且不仅是现银紧张，“变现时间”也很紧张——这就是高务实为难在“暂时”二字的根本原因。
按照预计来说，这种局面随着各项计划的顺利推进肯定会一步步缓解，毕竟开藩禁本来就是给朝廷甩包袱，只是现在各种事情堆在一块儿才显得捉襟见肘。
高务实需要的是时间，但现在由于事多，他最缺的也就是时间了。
“倘若上浮一成折算，户部便得多支出六十万石大米……”高务实轻叹一声：“我想知道，这一成上浮能否使百官满意？王阁老，若是这般折算，不知您能满意吗？”
王锡爵立刻面色不悦，道：“即使不上浮，甚至不取消杂项折算，我也毫不在意。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我是否满意，而是文武百官是否满意。”
高务实心里翻了翻白眼，暗道：那是自然，您老是苏州首富，搞不好还是大明仅次于我高某人的次富，这点俸禄自然是不放在眼里的。就好比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我自己的俸禄到底是多少呢。
其实高务实自己拿多少俸禄的总额他是知道的，但其中哪些属于“正工资”，哪些属于“补贴”，他真的到现在都没弄明白过，因为根本不会去关心。
此时申时行却不知何故，忽然微笑着伸手虚拦了王锡爵一下，道：“元驭兄这话倒是提醒我了……”然后朝朱翊钧拱了拱手：“皇上，臣以为阁臣及各部堂官的确应当做一表率，即便户部愿意为百官提高一成米粮折奉并取代杂物折奉，这上浮的部分阁臣及各部堂官也不必拿。”
朱翊钧沉吟道：“申先生有此心固然是好，只是这提高一成折奉的事高卿还未答应呢。”
好家伙，这是在逼我表态了？
高务实叹了口气，抬手一礼，也只好道：“既然皇上也这样说了，臣也不好推辞，这六十万石米粮户部出了。”
朱翊钧听了这话，忽然哈哈一笑，道：“好好好，高求真还是那个高求真！”然后顿了一顿，又道：“不过朕既是天下之主，也不能把事情全压在你头上。这样吧，户部出三十万石，内帑也出三十万石，你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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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7章 凑钱
从宫里回户部的路上，高务实一直在琢磨这三十万石粮食要从哪来。
因为秋收早已过了，太仓的收入是个固定值，高务实又不是神仙，不可能把一粒米变成两粒，所以这三十万石粮食只能从太仓拿。
太仓拿了三十万石粮食出来，就会形成亏空，这笔亏空必须得补上，要不然肯定出事——这粮食只有两个出处，要么是供应军队，要么是发放宗禄。
军队的供粮肯定少不得，要不然再爆发一场西北之乱的话，别说朝廷在常规态势下肯定束手无策，就算是他高务实都得坐蜡。
人家硬撑着没反的时候，高务实这个“天下第一文帅”的名头确实可以形成很大的震慑，但当人家真的活不下去只能造反了，那别说什么天下第一，你就是天上第一也没用，他又不能回头，该打还是只能打。
现在朝廷连威胁要打努尔哈赤都不得不审慎计算，何况再来一次西北之乱那种祸事？打是万万打不起的，只能提前保障好各地驻军的供给，确保不会生变。
至于宗室禄米，如果非要说“能扣”，的确也不是扣不得，但这又会对开藩禁形成阻碍：宗室们一看，好家伙，朝廷连以往那样程度的宗禄都发不起了，这还能指望他们按照之前所说的规矩来“买断”？
人心散了，队伍就肯定不好带，这个道理高务实老早就知道，所以宗室禄米现在也不能再克扣。
三十万石大米，就算以京城的粮价来算，其实也不过区区十八万两，如果高务实愿意自己出资填坑，哪怕京华现在处于大规模支出时期，也不是不能匀出来——不说别的，直接削减一艘纯军用战舰的建造就差不多完事了。
京华正在开工新建的一级巡洋舰，预定大小(吨位)2400料，为两层甲板炮式战舰，配备各类火炮52门，定员346人，单艘造价16万两白银。
而正在纸面上设计中的三级风帆战列舰则更惊人，规格是3200料，也为两层甲板炮，配备各类火炮72门，定员460人，单艘造价24万两白银。
可惜京华是京华，户部是户部，高务实既不可能，也万万不敢公私不分，这笔钱只能在户部层面自己想办法解决。
高务实先是思考了一个问题：为啥京华有钱而户部没钱？
答案是两者的收入来源性质不同。京华的绝大部分入账来源于工商业，生产、运输、销售一条龙包干，只有个别产品需要分润给某些特殊人物做终端代理零售，所以京华的收入属于多劳多得性质。
户部则不同，它每年应收多少入库是很明确的，而且只会少不会多(如某地没有完成征收额度)，这就相当于后世一个干干净净、本本分分的公务员，他只拿“死工资”当然不可能发大财，能够生活无忧都是拜“高薪养廉”政策的实施所赐。
户部的麻烦就出在这儿，收入是相对恒定的，但支出却不恒定。一旦朝廷有个什么意外情况出现，而户部原先预留的应对突发情况资金不足以冲抵，那就完蛋了，好比今年就是这种情况。
其实高务实回忆一下，户部原本是有机会摆脱这一困境的。机会就在于最早前开港的那会儿，如上海、泉州、广州等港口都是户部所用，如果户部能够经营好，这些官港完全可以提供很大一笔资金。
可惜户部干不好这些活，后来把港口打包卖给了京华，这在当时来讲相当于甩包袱，但在现在回头去看，则完全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现在高务实自己做了户部尚书，就深深觉得这一情况不对头，很不应该。户部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另外的收入来源呢？后世中枢财政也不是单靠收税过活啊！
于是高务实脑子里一下子就冒出来两个词：央企，国资委。
国资委好像不必着急，因为户部本身似乎就拥有国资委的权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央企”二字。
这个词很有点意思，即便是在高务实穿越之前，都有不少人对央企抱持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甚至有人抨击其为国家垄断，应该逐步废除。
但事实上“垄断”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汇，与所有制无关。纵观世界各国和红朝的反垄断法，都没有把生产经营集中度较高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称之为垄断企业，而只反对价格联盟、捆绑销售等生产经营上的垄断行为，并不反对经济全球化格局下的生产经营较高集中度。
彼时的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经济强国，均有生产经营集中度很高的多家私有“垄断企业”(如新加坡唯一超大型的企业就是国有制的淡马锡公司)。
一般大中小企业实际上是无法进入这些领域的，因而形成少数大公司与众多中小企业并存的现代企业组织结构。
红朝特色的企业组织结构，本来就不应该都是一般的大中小企业，而是既有特大型国有企业、又有众多大、中、小微企业(绝大多数是集体或合作或私有的企业)并存的现代企业组织框架。
那种不反对中外私有企业、而只反对红朝国有企业生产经营集中度较高的说法，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竞争所要求的企业组织格局的；那种所谓红朝国有企业干扰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贸易的舆论指责，也是不客观的。
事实上，红朝当时的很多特大型国企在拥有国家资本注入、掌握某些“垄断特权”的同时，它们也承担了私有企业绝不可能愿意承担的社会责任。
红朝农村哪怕是居民很少的地区，国家电网也肯定不会拒绝给你拉线供电。同样的情况你换做在美国试试看？我一个私企，给你拉线供电要100年才能回本，你猜我肯不肯给你拉通这条线？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用电所需？你逗我玩呢，我是慈善机构吗？我是私企，我要的是赚钱！
当然，这也是此前说有限责任政府和无限责任政务之间的区别。
但既然如此，大明这个无限责任政府为何就不能效仿呢？
哦，是了，大明原本也有官营，但是失败的居多，成功的极少，甚至连盐铁专卖这种明摆着捡钱的制度，在大明朝的收入都不及过往的唐宋时期。
不过，高务实觉得这个问题的出现并非人的问题，而是政策太蠢：大明的统治者从朱元璋开始，根本就没一个懂经济的，他们连职业经纪人制度都想不到，更别提职业经纪人激励办法了。
让一群读圣贤书出身的行政官员去管企业，这是正常人该有的思路吗？
他高务实都不管京华的具体经营呢！京华的具体经营者从一开始就是高家自己培养出来的职业经纪人(各大掌柜)，提拔升迁也是看他们的经营业绩。高务实顶多在自己家里找几个具备专业才干的人去负责某方面的掌总，如高国彦之负责财务审核这种。
然而大明就是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好像读了些圣贤书就真的什么都会了一样，其实一到负责具体事项就各种拉闸，尤其是官营作坊、场矿等。而除了读圣贤书的文臣，大明的宦官们也总是参与这些官营“企业”……那就更拉闸了。
所以官营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用人制度上，没有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如果户部将来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即便不新开辟其他官营项目，至少也能把现在大明许多官营作坊、厂矿扭亏为盈。
想到这里，高务实不仅暗道一声：好家伙，想不到我居然要给大明搞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了。
不过既然想到了这一块，高务实又不得不想到另一个相关问题，既红朝的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发现国有企业应该“抓大放小”，而现在大明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参考一下？
抓大放小，前提在于当时国有企业多如牛毛，而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因为是铁饭碗，工作效率低下，产品竞争力很差，企业长期亏损且扭亏无望。
现在的大明官营似乎也有这个问题，而且性质和局面上更加复杂、糟糕。比如户部有户部控制的一些矿山煤田，兵部有通过五府而控制的卫所工场、矿业，甚至还有五花八门的小作坊等等。
这肯定都是“小”而绝非“大”，放在后世红朝的话，恐怕全是需要放手的垃圾资产。
不过高务实觉得，在现在的大明却不能也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划分。不仅不能“放”，甚至还要先捏合一番。
在这个问题上，高务实打算抄自己的作业：按照京华的风格，先把各种零零散散的产业按照门类和地区合并一下，培养由户部直接控制的地方龙头企业。
现在“大户部”还没完成，兵部通过五军都督府控制的相关产业肯定拿不到手，也没法帮他们改制。
不过反过来想似乎也是好事，毕竟这种事也需要试点，先拿户部自己控制的产业“练手”，等搞出好的效果来再进行推广，无论从效益的角度，还是面临的阻力方面来说都有好处。
想法看起来似乎不错，但这个想法还有一些实施上的困难：比如职业经纪人怎么找，安排职业经纪人管理的话，会不会遭遇朝廷层面的反对？另外，职业经纪人又该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督？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细节也都是不得不考虑的。
大致上的思路便是如此，可是有个问题，以上这些也不可能立竿见影，甚至再如何立竿见影也没法在短期内凑齐这三十万石粮食，或者十八万两银子。
粮食或者银子，还是得另想办法。
不过刚才这个央企的思路却提醒了高务实，尤其是“抓大放小”这四个字更是给了他一个极佳的灵感。
急需的这笔款项怎么来？变卖资产！
好家伙，这要是在后世红朝，干这种事可真是太危险了，一不小心就可能“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没准能吃个无期徒刑。
然而现在是在大明，很多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不说别的，当年户部把官港打包卖给了他，现在各大港口肥得流油也没人说张学颜当年的决策不正确。
为什么？因为户部自己就是干不好嘛！这又不光是户部独有的问题，大明朝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各类官营有几个赚钱的？当初卖掉官港可是一下子回笼了大把的资金，那会儿渡过了多大的难关啊，怎么能现在回过头来说张学颜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本重大损失呢？
所以张学颜能卖亏本资产，高务实当然也能卖。
买卖这种事，光有卖家那叫有价无市，光有买家那叫有市无价，所以现在卖家有了，还得找个买主，而这就得先由户部确定卖什么。
这个却不难，高务实一下子就想到了。
他之前打算把日本萨摩藩的岛津家拉上自己的贼船，为此想到了一个主意，就是让岛津家改革藩政，在经济产业方面发展玻璃制成品，而这其中需要纯碱(参见本卷第175章，糖衣毒药)。
东亚这一块，天然纯碱有两大产地，一是土默特的口碱，二是现在尚未开发的河南纯碱矿。
要知道即便在高务实穿越之前，全世界范围内发现天然纯碱矿的国家也很少，只有美国、中国、土耳其、肯尼亚等极少国家，而这其中以美国的绿河天然碱矿最为出名。
然而，位于后世河南桐柏县的“中国天然碱都”总储量达到1.5亿吨，远景储量更是高达3-5亿吨，占全国天然碱储量的80%，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而且更关键的是，虽然土默特方面已经是大明的铁杆，但相比之下如果由土默特进口再转运至日本，这个运输费用肯定超过从河南运去日本——因为桐柏县位于河南南部，离长江与黄河的距离都差不多一样，所以它出产的天然碱既可以借助黄河水路运输，也可以借助长江水路运输，到了出海口再换成京华的海船运去日本。
后世的桐柏县目前属于南阳市下辖县，现在也一样属南阳府。南阳府桐柏县矿区(预计地区)，并非五府掌握的军屯地，也就是说当地资产可以由当地官府批准售卖，而顶层监管和审批权则在户部。
高务实这下子放下心来了，一举两得啊，京华可以买个巨矿，而户部能拿一大笔现银渡过难关。
至于“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好办，去找皇帝同意一下就好了。
毕竟天下人都认为这天下是他的，等到时候这块地是他批准卖的，自然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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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8章 绝不亏本高务实
时近年关，户部的府库早已经处于只出不进的境况，没有人能相信高司徒在这种时候还能变出钱来，京师百官都已经做好了杂项折算从明年再开始实施的心理准备。
要怪高务实么？好像也怪不得，毕竟户部有多少银子大家心里都有个大概，拿不出来就是拿不出来，换了谁去做这个户部尚书都一样。
至少高务实敢推出杂项折算取消这个计划，就已经是开大明二百年风气之先了。哪怕今年来不及办，明年也肯定能办成。对于高务实的理财能力，别说实学派和中立派，就算心学派官员们嘴上不承认，心里其实也是肯定的。
然而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目瞪口呆。
次日午前，刚刚主动面圣的高司徒从宫里一出来，就宣布今年的杂项折算按原定计划全面取消，不会以米麦冲抵。所有杂项折算全面按照白银折算，文武百官今年的最后一笔俸禄便按照白银、米麦、布帛三项固定比例发放。
消息一出，京师震动，所有文武官员弹冠相庆，互道恭喜。但在欢喜过后，大家又不得不好奇，这银子从哪来的啊？
昨日召对的时候不都还商讨着提高米麦折算来进行补偿吗？甚至连皇上都不得不拿出三十万石内帑存粮，怎么一天过去事情就大变样了？
皇上的冲抵折算也不掏了，户部也好像忽然有钱了。咋地，就一晚上时间，户部是发现了一座大金山吗？
户部还真的发现了一座大金山，不过户部只是“有”而不是发现，因为按照高务实的表述，这座金山是京华发现的。
天然碱矿，这个词大家根本没有听说过，京师官员们只知道口碱，而那玩意是出自土默特的碱湖。
原来天然碱居然还有矿石类型的？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长见识了。
高务实与皇帝商议的结果是，大明朝廷作价二十五万两白银，将高务实提到的桐柏县安棚和吴城两地“可能产区”打包卖给京华。如涉及当地百姓迁徙等事，由京华适当出资、当地衙门安排说服。
这下子，京师官员都没话说了，惟独一点让他们比较奇怪：这个天然碱矿这么值钱？
二十五万两白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桐柏县那个地方，田赋一年不过千余两，其中能上缴户部的更只有可怜兮兮的三百多两银子，现在不过卖了两个矿区，竟然能值二十五万两？
啊这……作价成田赋缴税的话，那可是相当于要缴两百多年啊！
而且按照高务实表示，这其中大概需要迁徙的地区还并没有太多良田——因为那些地方碱含量太高，种田的效率本来就奇差无比。而且从地形而言，桐柏县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田地本来也不多。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但凡不能种田的地方都是烂地，所以这简直就是烂地捡钱！
“国有资产严重损失”大家都不会这么想，反倒很怀疑京华斥巨资买这么两个碱矿会不会亏本，或者说要多久才能回本。毕竟，高务实有钱是有钱，但这玩意你也总得考虑个回报率不是，万一要几十年才能回本，似乎……也不是很划算，只能说高务实这波又是破家为国了。
其实这个担忧，高务实面圣的时候朱翊钧就提出来过，他一听高务实的来意就以为高务实是打算“破家为国”，借京华之手撑起这次支出，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回本、盈利之类的事。
不过其实大家都担心错了，京华必不可能亏本。换做其他任何势力去搞这两个矿都可能要亏，或者要很久才能回本，但京华不会。
天然碱这个玩意儿，大明民间的用量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很少。在京华搞出香皂之前，最多的用法就是食用——做包子馒头之类有需要，所以从饮食习惯上决定了北方用得多，而南方用得略少。
香皂问世之后便有所不同，京华成了民间需求之外的又一个大主顾，算是给口碱多了一条销售渠道。但即便是此时，口碱的生产量也是跟得上的——毕竟碱湖嘛，差不多是直接拿车装就可以了，以目前大明的用量，还威胁不到碱湖本身的年生成量。
不过高务实却不担心河南的天然碱矿开发会导致碱过剩，除了他规划中的萨摩玻璃产业所需之外，用碱的地方其实还可以有很多。
天然碱是日用品加工和造纸、纺织、制革等很多化工行业的重要原料，京华获得中原地区的天然碱，不仅可以就近生产香皂以供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区，还能给香皂产业来一次衍生——比如开发一下洗衣粉也是很简单的事，毕竟洗衣粉之所以具备洗涤效果，靠的也是强碱性，有了天然碱，这些都方便得很。
江南的纺织业很发达，目前所用的碱都是口碱，要千里迢迢从土默特运抵京师，再通过大运河运去江南，或者先陆路送去天津，转海路运去江南。有了桐柏县的碱矿之后就好办了，往南运至长江边，顺流直下就到了江南。
总而言之一句话，有了桐柏县的碱矿，中原及整个南方的用碱几乎都可以从此处而来，产量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以非工业时代的这点用量，桐柏县挖几百年都不带皱眉头的。
至于制革等产业，那就得往辽东运输了，不过高务实对此兴趣不大——他觉得北方诸省用口碱就够了，河南碱运往辽东虽然因为水运的关系，成本依旧能比口碱更低一些，但考虑到土默特的特殊身份地位，这个生意不妨让给他们，确保不会因为河南碱的关系使土默特口碱销量下降。
毕竟，现在大明对土默特的控制还是以经济控制为主，要是让人家无利可图了，那双方的关系搞不好就要拉闸，高务实还没这么贪得无厌。
另外一条生财之路便是造纸。造纸这个产业，其生产分为制浆和造纸两个基本过程。
制浆就是用机械的方法、化学的方法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方法，把植物纤维原料离解变成本色纸浆或漂白纸浆。最后造纸成型则是把悬浮在水中的纸浆纤维，经过各种加工结合成合乎各种要求的纸页。
碳酸钠在造纸生产中，主要是在制浆的过程中起作用，比如化学制浆的过程中，就需要使用纯碱作为缓冲剂溶出木素，从而使纤维素分散成为制浆。
大明的造纸行业还算不错，但是以高务实的角度而言，纸张质量其实还是有待提高的。
原历史上利玛窦等欧洲人来中国，一开始很奇怪中国的纸张为什么比欧洲便宜那么多，后来看了纸张质量之后就明白了，因为欧洲的造纸术虽然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他们的纸张质量很好——因为欧洲人没有毛笔，作为硬笔使用的纸张肯定不能是中国宣纸那样的，他们需要质地很好的纸张，于是成本就高了。
另外，用于印刷的纸张也需要比较好的质量，只有平时的书法作品、信纸等无须长期储存的可以用宣纸之类较软、较薄的纸张。
高务实现在就瞄准了“高质量印刷纸”这一块，因为这一块属于“蓝水行业”，竞争不激烈不说，关键是不会对已有的造纸产业形成太大的冲击，符合京华一贯的“行业带头人”而不是“行业掘墓人”定位。
而且京华一旦进入，肯定会强化“机械化加工”程度，这对于提高大明造纸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也是有帮助的。
当然，归根结底这些都是为了天然碱的产量不会浪费，真正最赚钱的肯定还得是玻璃产业。高务实虽然把玻璃的艺术精加工安排在了萨摩，但那是为了利用岛津家以及日本人的服从性，他们还是挺擅长干些细致活的。
而对于普通、走量的玻璃生产，高务实就不打算也往日本塞了，这个工作交给河南当地就好——河南的石灰矿很充足，煤炭更不必说，平顶山够他挖不知道多少年，完全可以承担起大任。
到时候不说别的，至少窗户玻璃这种产业，回报率肯定是极高的。唯一一个需要高务实认真考虑的问题在于生产技术是不是需要保密。
欧洲人的玻璃生产技术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玻璃镜的生产技术，那是一直高度保密的，威尼斯玻璃镜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中国自古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名句。这句中指的“镜”指的是铜镜。当然，铜镜照出来的人影呈昏黄色，不可能很清晰。
世界上的第一面玻璃镜子，是在威尼斯诞生的。威尼斯的镜子轰动了欧洲，成为一种非常时髦的东西，王公贵族，阔佬富商，都以拥有一面威尼斯的镜子为荣，镜子顿时身价百倍。
曾有一名法国王后结婚，威尼斯送的礼物就是一面小小的镜子。现在看来可能非常搞笑，但在当时而言这却是非常昂贵的礼物——价值十五万法郎。
那时候的镜子是这样制成的：在一块玻璃上放一张锡箔，上面浇上水银。水银能溶解锡。形成“锡汞齐”，紧紧的粘附在玻璃上，成为一面镜子。由于把整块玻璃都涂上均匀的一层锡汞齐要花整整一个月时间，制造起来的确够麻烦，成本高也可以理解——当然，事实上这个溢价率还是极高极高。
为了保证技术不外泄，根据威尼斯政府的命令，所有的玻璃工厂都要搬到姆拉诺孤岛上去，外国人不准到那里去。制镜业兴旺时期，这个岛上有40个大工厂，有几千工人在这些工厂里做工。而仅一个法国，每年就要200箱镜子。
当然这里制造的不只是镜子，玻璃制造的各种各样珍贵器皿，都是名闻全球的。比如威尼斯酒杯和花瓶制作的精巧也很令人惊叹。当时的人们很难相信所有那些错综复杂的花瓣、叶片和茎干都是用玻璃那种易碎材料制成的。
姆拉诺岛上的熟练工匠在威尼斯里受到极大的尊敬，玻璃工匠称号的光荣不比贵族称号差。而管理这个岛的议会就是由玻璃工匠自己选举出来的，所有威尼斯人都惧怕的警察，却没有权力来管姆拉诺的居民。
威尼斯水银玻璃镜的秘密要到1667年才会被泄露，为法国所掌握，现在还属于“独门绝技”。这让高务实觉得自己似乎也不太应该把这项技术提前泄露了——做生意的人谁还不希望垄断贸易？
所以高务实的心态是玻璃制造技术可以外传，但制镜技术需要保密，至少暂时需要保密。不过他对威尼斯的水银玻璃兴趣不大，毕竟水银这玩意有毒，长期从事水银玻璃镜制造的人很可能也会出现汞中毒，高务实总觉得赚这个钱有点良心不安。
况且这个制造办法过于麻烦，成本也高，高务实甚至还担心自己搞那么多的水银，会让人觉得自己想炼丹成仙……这可太弱智了。
所以他打算一步到位，使用后来德国科学家李比希发明的镀银玻璃镜，也就是后世普通中学课本上介绍的“银镜反应”方法。这个方法的生产工艺比较简单，是采用还原剂把硝酸银的银离子还原成金属银，沉淀在玻璃壁上，然后在镀银层刷上一层保护漆，一面明亮的镜子就制造出来了。
当然，难点也不是没有，比如还原剂、硝酸银等都属于化工技术，高务实只知道大概原理，从来没有动手搞过，交给京华方面去按照他的“技术理论”实验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再从技术阶段转入工艺流程安排等等，也需要时间。
好在桐柏县的天然碱矿要往地下挖，这也一样需要时间，大致上算起来应该能合理利用好这些时间差。
当天下午，高务实就代表京华宣布现银到位——京华的总部就在京师，现银到位只需要把京华银库的银子运到户部银库，两个时辰就办妥了，有什么难度？
这么一来，王锡爵以为可以难住曹簠出兵的理由便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就看皇帝是想真打还是战略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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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9章 真作假时假亦真(上)
钱既然到位了，高务实便又奉诏入宫接受皇帝接见。
大明现在的国情很有些搞笑，你要说它没实力吧，它是真有百余万大军，而且光九边就接近百万了；可你要说它实力强大横行无忌，其实几万两银子的军饷都能卡住它的命门，让它干瞪着眼着急，却根本动不了兵。
这个时候，任谁都不得不关注高务实这位户部尚书，因为朝廷能不能动兵，其实不是兵部说了算，是他的户部说了算。
户部要说没钱，兵部再怎么火大也只能憋着；户部要说有钱，兵部想打就只需要皇帝金口玉言批准一下就行了。
现在户部一下子有了钱，虽然二十五万两减去十八万两之后只剩下七万，但其实这已经够了，因为军饷这玩意的用法目前还并不是高务实“大户部计划”实施后的那种模式。
现在兵部动兵所需要的军饷，实际上以加饷和赏赐为主。加饷可以看做是正饷之外的“作战补贴”或者“战时津贴”，这笔钱如果拿不出来，想动兵基本是在做梦，没钱谁给你卖命打仗，以为他们是红军战士？
赏赐倒不必多解释，大抵就是有功的拿，没功的看。个别时候也用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情况下，即关键时刻直接发银子募集敢死队。
至于真正的军需物资，拜朱元璋小农思想所赐，各地的仓库里都有，无非是九边这种地方储备丰富、弄虚作假的比较少。
而内地如南京之类的地方，那就是账上和库里两码事。比如账上可能有十万支万历一式火枪在，结果你去库里一看：好家伙，除了摆在最外面的可能真有几千支万历一式，翻翻里头就大半都是烧火棍了，甚至这烧火棍没准还不到十万根。
辽东属于九边，而且作为“东制”察哈尔战争预计发起点之一，军备情况还是相对比较靠谱的，就算此前辽北之战消耗了一波，现在打一下努尔哈赤也不至于不足。
唯一的问题在于皇帝是准备真打还是假打。
这不是什么战略忽悠，真打有真打的准备，假打有假打的模样。真打的话，现在接近年关，辽东又冷得很，的确不是个好时候。最好是把作战定在开春之后，此前的这段时间用来把物资和人员调配到位。
假打就好办多了，大张旗鼓收拢兵力，从辽阳往抚顺关方向集结；周边如沈阳、铁岭等地也可以明目张胆地将物资往抚顺关方向运输。这样一来，努尔哈赤除非是个弱智，否则肯定能看出来大明对他已经虎视眈眈，甚至“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努尔哈赤当然不是弱智，最起码在军事方面他还是很敏锐的。尤其是，他年前入侵董鄂部之后立刻撤兵回老营赫图阿拉，一点都不带犹豫，可见其对于大明可能会有的军事反应早已存了戒备之心。
高务实也和朱翊钧提到了这一点，并以此向皇帝解释说，努尔哈赤的这个举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的心理：他在试探大明的容忍度。
容忍度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差距，还取决于战争主动方觉得自己当时是否方便动兵。
方便那就打，容忍度为零；不方便就先等等，容忍度就很高了。只要对方还没有直接触及逆鳞，就可以“再看看”。
努尔哈赤虽然能够获悉一部分辽东方面的情报，但对于大明朝廷的虚实以及朝廷决策方面，他就鞭长莫及了，所以他需要试探。
试探朝廷，本身就说明他有野心，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试探朝廷干嘛？这个道理高务实一说朱翊钧就懂了。
不过朱翊钧对于努尔哈赤的野心并不是很能理解，或者说他还把握不准。
朱翊钧问高务实：“你说努尔哈赤这厮，究竟是因为其父祖之死对我大明怀恨在心，所以貌似恭顺，实则随时准备如王杲父子一般，不听号令乃至于寇边行凶？……还是说此人不过年轻气盛，一门心思就是要做满洲国主？”
高务实不好说这野猪皮可能脑后有反骨，也不能这么早就“危言耸听”说努尔哈赤甚至打算在辽东建国之类，只能道：“臣以为此二者皆有。”
他本以为这么一说会让朱翊钧提高警惕，谁知道朱翊钧听了反而不屑地冷笑一声：“历代女真视我大明为仇者多矣，此辈如今骸骨何在？”
呃……那些人的确都死了，不过你这个心态可不太健康。我们还是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女真反贼冒头一个打死一个才好，光沉迷在昔日的荣光中可不是什么优良传统。
当然，有时候直接打死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毕竟再过几年，日本人搞不好就要来朝鲜摸鱼了，这些不听话的女真人还是留着去和日本人干仗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死了谁都不用心疼，还能缓解小冰河时期的人口压力，简直两全其美，死得其所。
但是麻烦在于日本人的动向只有高务实清楚——刘馨不算。朱翊钧这边既不知道，高务实也不能瞎提醒，所以即便他想留着建州部作为将来朝鲜战场的炮灰，却发现不太好说服朱翊钧，而从朱翊钧现在的态度来看，他恐怕是非要教训努尔哈赤一顿才能解气了。
看来胜仗打多了也有极个别的麻烦，容易让人骄傲自满。高务实估计，朱翊钧现在对于大明实力的判断可能已经有些失准，有些高看了大明，以为一切都可以简简单单的依靠武力解决。
武力解决在高务实看来始终都是最后的手段，因为使用武力就代表耗费国力。现在的大明又没有依靠军工产业拉动国家经济的本事，所以打仗这种事还是需要慎重，能不打就最好不打，能小打就最好不要大打。
唯有始终保持自身强大，才是“处中国以治万邦”的根本所在。《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这话的确精辟。
后世大英帝国在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时候打了个小小的布尔战争，结果就走上了下坡路。但它不服老，又强硬地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彻底萎了。哪怕挂着五大国的名头，衰落趋势也是人人都能看得出来的，只能回过头去给自己当年的小弟当小弟。
大明现在的国情本就有些外强中干，朱翊钧自己还偏偏认识不到，这不得不让高务实有些担忧，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放水，让大明吃点小亏，从而让朱翊钧端正心态。
不过这个想法在他脑海里一晃就过去了，让大明吃点小亏并不难操作，可是这却不符合他穿越以来的一贯宗旨。况且，在战争中吃点小亏也意味着会出现不必要的伤亡，死的这些士兵哪一个不无辜？这也违背了他的原则。
他给自己的定位始终是来拯救同胞的，不是来推着同胞送死的。必要的战争或许也肯定会有人牺牲，但那是站在全民利益基础之上的牺牲，是有价值的，而为了让朱翊钧清醒就故意制造牺牲，高务实就很难说服自己。
他微微叹气，对朱翊钧道：“皇上了解为臣，知道臣对于发动任何战争始终都是持谨慎态度的，此次也是一样。努尔哈赤虽然不驯，但毕竟还能以其他手段牵制，若以臣之见，尚不到非战不可之时。
不过，若皇上认为努尔哈赤不经教训不能知进退，一定要出兵的话，臣也不便反对。只是臣依旧希望这次战争的规模不要太大，不要影响‘东制’之决战。”
朱翊钧见他说得郑重，虽然心里不以为意，但为了照顾自己这位栋梁之臣的心情，还是打着哈哈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亲热地道：“你向来持重，这我自然知道，要不然皇考也不会特意将你留在我身边辅佐了。
至于努尔哈赤，我看你还是高看他了一些，料他建州兵不过万，能有多大能耐能抵抗我大明天兵？至于这次战争的意义，我看还是有的：女真如今各部拜服，惟独努尔哈赤上蹿下跳。若能将他教训一番，也好使辽东升平安乐，将来对察哈尔作战之时不会在辽东给我生乱，这不也是应该提前未雨绸缪的吗？放心，放心。”
高务实见他铁了心要打这一仗，只好点了点头，但又想起一件事来，立刻问道：“此次对建州用兵，宁远伯可需亲自出马？”
朱翊钧居然没想过这一点，闻言愣了一愣，沉吟着问道：“你以为呢，他需要跑一趟么？”
按道理是不用的，因为现在辽河以东防区的兵力显然够用，犯不着李成梁过来，看起来曹簠自己就可以搞定。
但高务实特意问起这一点，却让朱翊钧有些误会。朱翊钧以为高务实是不愿意让曹簠在这件事上单单损耗兵力，所以才把李成梁提出来，让李成梁也在其中掺和一手，辽东军界的老大老二两个人联手承担损失。
他这么想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众所周知，现在曹簠是“惟高司徒马首是瞻”的，他的兵力若是损失太多，对于高务实在辽东的影响力显然有不良影响。如果李成梁也被要求出兵，他作为辽东总兵肯定不能比副总兵曹簠出兵更少，如此算起来最后的损失也就不应该比曹簠少。
考虑到双方本来就有实力强弱之别，这样一来也就算是维持了某种平衡。
当然，这里提到的“兵力”并非总兵力，因为卫所方面的损失对他们二人并无直接影响，此处的“兵力”都是指他们的家丁。
不过高务实还真不是这个意思，至少主要不是这个意思。他沉吟道：“努尔哈赤兄弟二人早年曾在宁远伯帐下效力过一段时间，对于宁远伯的军威应该是颇有所惧的。臣以为如果此番宁远伯能亲讨，则努尔哈赤深惧之下，或主动认罪，或战术失当，总之都可能有些好处。”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朱翊钧愣了一愣，才知道自己想岔了。不过他不等高务实反问，立刻道：“既然如此，那就让李成梁走一趟，我看他也闲得慌，该动一动了。”
这话却有点吊诡，什么叫李成梁闲得慌？你从哪看出李成梁闲得慌了？
高务实心中一动，忽然明白过来：看来朱翊钧对此前李成梁“涉嫌私售火药予察哈尔”一案是心中有数的。这件事虽然最终实学派没有要求追查，心学派则更是想方设法遮掩，但皇帝不是瞎子，更不是笨蛋，他肯定心里认定了李成梁的罪。
只是，他或许也觉得李成梁还是有用的，这罪名虽大，毕竟还是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还不至于就因此非要逼得李成梁伏法了不可。
然而被皇帝惦记显然不是好事，高务实既然提到了这一茬，朱翊钧也就想起了李成梁的不是来，觉得这事倒也两全其美，既教训了努尔哈赤，也敲打了李成梁，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只是不知道李成梁能不能反应过来。
君臣二人又商议了几处细节，这件事便算是定了下来——内阁诸位阁老和兵部尚书甚至都没在场，他们那边显然归皇帝去通知和说服。
高务实出得宫来，看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去户部点了个卯下值，直接回了白玉楼，顺便通知索尔果父子前来见他。
索尔果本人其实是个添头，高务实真正要见的是费英东。
这一次高务实没怎么和他二人客气，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便交待了任务：费英东不要继续等叶赫方面对高务实“买妾”的回礼等事，立刻回转辽东，去叶赫部带上他苏完部的部下，再找叶赫“借兵”五百去沈阳，准备跟随曹簠一同在开春之后出兵建州。
费英东自己当然没有面子能找叶赫借兵五百，甚至他老子索尔果也没这么大的面子，但他们没有，高务实有。借兵当然是高务实写信去借，只是让费英东带着罢了。
索尔果左思右想都没想明白高司徒为何要这样做，说他是派自己的儿子去送死也说不过去：高司徒与苏完部又没有仇怨，何必借刀杀人？再说，借刀杀人的话又何必皆叶赫的兵？
唯一的可能，似乎只有高司徒的确想要培养费英东这一条。可是索尔果也想不通，培养费英东对高司徒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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