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收辽
战争的潮流如火如荼，清军在辽阳、沈阳、铁岭、抚顺都部署了重兵，各以精锐万人坚守城池，妄图依靠冬天的严寒击退大顺军的辽东道、渤海道兵团。
但经历了漫长的关内战争以后，如今满洲人的人力资源早就已经大不如从前。
金代善七拼八凑出来的所谓坚守精兵，其实已经多数是汉人和朝鲜人了。
他的确在占领朝鲜的这段时间内，利用朝鲜的物力资源，又支持了清军一次黑龙江征伐活动，捕获了成千上万的索伦人为披甲兵。
但那种强虏索伦野人为战兵的做法，毕竟有其极限。
随着顺军北伐进程的推进，清军在人力资源上临泽而渔的干涸状态也正在不断地暴露出来。
辽东地域广阔，天寒地冻之中，虽然不利于北伐军的前进，可同样也不利于人力资源越来越有限的清军设防。
金代善在辽阳、沈阳、铁岭、抚顺四城，都部署重兵设防，岂非处处皆不设防？
而且每城皆以千八百名八旗兵，督战万余汉兵、朝鲜兵，如此布置设施，又岂非是自困阱中？
不过正待大顺军收割而已。
刘芳亮从前军探骑竹哨们那里，得知清军的布防情况以后，便快意纵马高歌：
“辽东归来兮、辽东归来兮！”
全军上下，众多将帅们，也霎时间便有了一冬解决辽东问题的莫大决心。
天法四年十一月，顺军大兵进至辽阳城下，张国武等率先锋先至鞍山驿，清军以八旗前锋兵数千人设伏以待，顺军将佐士卒二千四百余人，环阵坚守，枪炮齐放，排枪阵阵若雷霆骤集，待满洲兵下马近围拔除鹿角时，顺兵又大亮白刃，刀斧前行。
两军激战竟日，满洲兵不能破围，随即刘芳亮督八师水陆大军进至鞍山，号称二十万大军，摧枯拉朽，长驱直入。
天法四年十二月三日，辽阳城中汉兵举火反正，全城大乱，城中汉人包衣皆杀其主，人手挟一辫子首级，出城投奔王师，清军士气大为沮丧，当夜即在副都统组织下，八百多名满洲人趁夜弃城而逃。
十二月四日，张国武率部开入辽阳城中，仅有数百名包衣负隅顽抗，被顺军以红夷炮驱散，随后辽阳一城大定。
辽阳既破，辽东其余各州郡大城，皆闻风响应。
汉人和朝鲜人包衣，大多都杀其主、挟其首级归奔王师，清廷在东北的统治开始步向了彻底的终结。
即便金福临、金代善君臣，有中兴之志。
但他们苦于满洲人丁有限，又在历次战争中遭到了巨大消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也无力增援辽东各城。
十二月二十六日，顺军围沈阳城，刘芳亮假设红夷炮二百一十七位，昼夜环城炮击不止。
翌日，城墙西南角为红夷炮击垮，顺军蜂拥而入，杀满洲真夷三百余人，遂复沈阳。
大顺军在辽阳、沈阳二城过冬欢庆新年的同时，抚顺、铁岭、开原等边城百姓，也相继发动起义。
清军守卒都不战而逃，天法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抚顺光复、天法五年正月六日铁岭光复、天法五年正月十日开原等城皆光复。
天法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军三次遣使至辽阳请降。
金福临、金代善君臣，提出了向大顺归还万历以来满洲人所鲸吞蚕食的一切城池领土户籍，并许诺将会把过去几十年来从汉地掳掠的百姓，全数遣返回顺朝领土内。
以此作为条件，请求议和息兵。
刘芳亮、谷可成皆不许，渤海道兵团以二万精兵从皮岛北面的朝鲜铁山登陆，进入半岛地区，当地义军归附云集，半月间即达到五万兵势。
刘芳亮则在天法五年二月末，重新恢复了向东北内地的进军，他派遣大将刘体纯率领三万兵马从铁岭北上，清剿边墙之外的满洲、索伦、蒙古各部落，大军至松花江后方南返。
刘芳亮自己又将兵四万人，东进大搜建州旧地，大兵至前明时毛怜卫，又破清军守卒数千人，获良马数万匹。
明朝初年，明成祖招抚图们江两岸的建州女真时，其中有一个毛怜卫。他们和建州三卫是有紧密关系的血亲部落，都出身于元朝末年松花江—牡丹江流域的斡朵里、胡里改女真万户。
毛怜就是女真语中“马”的意思，此地是大片高山草场，非常适合放牧。
元末明初时，还处在原始氏族部落状态的斡朵里、胡里改女真，就活动在毛怜河牧场。利用这片优质的高山牧场和乌苏里江西岸的河滩草场，斡朵里和胡里改女真再此饲养山地挽马和战马。建州三卫和毛怜卫女真也由此建里自己的山地骑兵。
别看明朝初年，建州卫和毛怜卫还处在氏族公社状态，但是山地骑兵相当剽悍，打的朝鲜一度被迫弃城弃地，暂时搁置北进政策，后来只能学明朝对抗蒙古的那一套，通过修建建城要塞和长城——朝鲜卫防备建州女真，也在图们江南岸修长城要塞岸，朝鲜的长城叫“沿江长墙”——挡住女真骑兵，避免野战。
正统年间，建州女真全部西迁到鸭绿江以西的辽东长白山地区。从明代中期开始，毛怜河牧场之间由海西女真乌拉部控制。哈达、叶赫，还有建州女真，都从乌拉部那里买毛怜马。
明朝万历年间，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女真，然后挥师向东，图们江两岸发展，击败乌拉布占泰后，毛怜河牧场重归建州女真控制。
现在这个高山草场，重归中国控制。顺军占领此处牧场以后，清军就丧失了主要的马匹来源，其骑兵部队的组建就将成为一大问题，不复为中国之患了。
相反，顺军在控制这处高山牧场以后，仅仅是刘芳亮直接俘获的优良战马，便达到了三万余匹之多，物资极为丰厚。
此后若能实施有力的经营，则支持大顺军东北驻军的骑兵马匹所需，将会不成问题。
经过将近一年的伐辽之战，至天法五年春时，清国不仅完全丧失了其在辽东和建州旧地的全部地盘，而且就连鸭绿江防线都被顺军攻破。
第五十二章 金氏朝鲜
渤海道兵团已经在朝鲜的沿海地区大举登陆，许多朝鲜义军也纷起响应，代善疲于应对之下，只好要遣使向顺朝请和，希图成为大顺朝贡体制之下的一个藩属国。
这次遣使大顺，代善甚至还用上了朝鲜的国名，自称朝鲜国国主金福临的名义。
他声称建州女真源出朝鲜，如今只是还其祖业，不与中国相争。
只要顺朝能够承认金氏朝鲜的合法地位，那么代善就愿意同顺朝划大同江为界，将朝鲜北部沿边的咸镜道和平安道土地户籍，全部割让给大国。
刘芳亮对于清国方面的遣使求和，未做表态，但他专门派兵护送使者上京，又停止了对朝鲜北部的攻势。
虽然是由于天气原因，鸭绿江多数河段封冻，已经不再适宜顺军轻易南下大举进入朝鲜境内，但也的确表现出了一部分顺军将帅认为议和条件可为一观的想法。
此时的大顺军经过了去年秋冬以来，好几个月的连续攻势，虽然始终未和清军发生激烈的大会战。
但由于路途遥远，地势险峻，而且天寒地冻，顺军的军需粮秣物资，已经消耗泰半。
这种情况之下，刘芳亮要求暂停大军的行动，对顺军兵马加以休整，利用议和的时机巩固对辽东各州郡的统治，也可算是中肯之举。
清国的使节团，磨磨蹭蹭一段时间后，直到天法五年五月多的时候才抵达开封。这时候的清军则被加紧调动了起来，代善全力拼凑起了约五万精兵，固守朝鲜北部山区。
曾经铁骑纵横、善于野战的满洲八旗军，现在面对大顺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也只能选择退而求其次，利用朝鲜北部山区的险固地形，大建山城，来求固守。
朝鲜北部的大量山城，的确给顺军的挺进造成了一定困难。
顺清两国议和期间，谷可成还不失时机地在朝鲜平安道一带发动了少许攻势。
但是顺军虽然已经能够在野战战场上占据绝对优势，可一旦陷入对大量山城的围攻战时，异国作战的不利补给条件就暴露出来了。
朝鲜本地的资源难以支持和供应顺军的大规模攻势。
而且刘芳亮和谷可成，都受过天子的密令，为了将来长期统治朝鲜地区的需要，顺军进入朝鲜境内以后，应当继续维持严格的纪律，不得对朝鲜百姓横征暴敛、征发军资。
这种要求，也极大限制了顺军在前线就地征集粮秣的能力。
如此情况之下，谷可成也只能望山城而兴叹了。
朝鲜战局，因此陷入了数月的僵持沉寂之中。
而大顺朝堂这边，对于清国使节团提出的议和条件，也陷入了漫长的争执和扯皮之中。
李来亨自己在收取辽东全境，并且在大顺军占领毛怜卫，剥夺了清军优质战马来源，且彻底隔绝了清国同东北腹地的交通联系渠道以后，便无意加紧讨伐朝鲜。
正相反，现在清军实力遭到重大削弱，事实上已不可能对顺朝造成任何威胁。
而金福临、金代善君臣，为了巩固满洲人在朝鲜的统治，肯定还是需要继续推行那一系列残民以逞的暴政。
这就会为将来大顺军以王师形象收复乐浪四郡的旧地，创造极为良好的前提条件。
所以李来亨是跟着不急着下令大军进入朝鲜，他对清国提出的割让平安、咸镜两道的条件，其实已很满意了。
只要顺军牢牢控制朝鲜半岛的关北、关西地区，那任满洲人在平壤和汉城如何兴风作浪，也绝对掀不起什么大浪，更无法挑战顺军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
只是朝中大臣，颇有一些忠义之士，皆认为收复辽东以后，清军士气低落、军心瓦解，恢复朝鲜社稷的机会已经完全浮现出来了。
这样的大好时机，不立即挥兵南下光复朝鲜，难道不是误国吗？
李来亨自己的想法，毕竟上不了台面，更不符合大顺以仁义立国的宗旨。
这段史事，于后世必然成为顺史的敏感部分。
最后还是由李来亨直接授意方以仁同清军使节团议和，方以仁借口以顺军在收辽之战中，士卒病死、冻死者极多为理由，竭力张扬顺军已不能继续作战的道理。
此时方以仁所说的收辽之战顺军“捐躯辽土者以五万计，伤者又倍之；骡马冻死、病死者，则以二十万计；国朝十年生聚积累，一朝散尽，不复能战”这句话，在后世更成为了有良心的共和派历史学家抨击李来亨的一大证据。
关于收辽之战，顺军到底伤亡了多少人？
一直是后世顺史圈特比热门的一大讨论话题，有人根据当年方以仁的奏疏得出了顺军阵亡将士五万人、伤亡十万人的数据，有人则根据兵政府的文书得出了顺军伤亡总数只有不到二万人的数据。
而在民间，由于共和派史学家的大力宣传，收辽之战大顺北伐军的总兵力五十万人中伤亡达到三十万的数据，则最为深入人心。
在大众传媒的层面，“收辽”、“征东”的史事，则依托于顺朝时期特别发达的戏剧文化，诞生了诸多如五虎征东、六老存清一类的演义戏剧。
这之中最著名的当属《小将洪景来》的系列剧。
这个系列剧系由朝鲜文人创作，以当时领导抗清义军的朝鲜本土豪帅洪景来为主角。
只是由于此时朝鲜已经成为了顺朝统治下的行省地区，所以剧中的洪景来便成为了顺朝开国名将谷可成的私生子。
洪小将的故事多以展现顺军伐清救鲜的种种逸事为主，由于洪景来的性情乖张，在剧中创造了数量繁多的名场面、名台词。
什么“你们这些东虏给我老实呆着，看我请大顺天兵来，把你们一个个送上天”、“他妈的、朝鲜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后来甚至被共和派利用，成为了倒皇派文学的一部分。
而就天法五年的情况来看，朝鲜的士大夫精英阶层，无疑又一次对顺朝痛感失望了。
因为就在这年的秋天，顺朝终于同清国达成了正式的和议，清国割让朝鲜的平安道、咸镜道给大顺，大顺则承认了清国的藩属国地位，并正式册封金福临为朝鲜国王。
此事一出，天下哗然，特别是辽东、朝鲜地区的士人，都为之震怒。传闻和议达成的当天，便有一群太学生冲入太师府中，将方家捣毁。
又由于没有多长时间以后，天子便违反和议的条约内容，重新对清用兵，因此这一和议结果在正史中便成了清军使节团重金贿赂太师方以仁才达成的。
三年后大顺重新对朝鲜用兵时，方以仁即因承担和议的责任而被罢免了相位，顺初方党独霸朝堂的时代彻底结束。
直到后来方以仁依靠促成郑森归附顺朝的功劳复起，方党才重新活跃在大顺的政治舞台上。
也由于方以仁为天子背了这个无名锅，后来其孙在编写《世祖实录》的时候，便对此段历史做了不少春秋曲笔，造成后世史学家的更多争论……
第五十三章 都督府辖区
大顺朝得国至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政权组织建设空前完善，所以朝廷的自信力也空前强大，并不禁止民间的各色结社。
由于战争的需要，虽然收辽之役以后，满洲人已经不再成为迫在眉睫的一大威胁，可是河套以外的蒙古各部落，依旧时常南下入寇内地，正在漠西崛起的准噶尔诸部，更趁着东蒙古诸部权力结构的瓦解和真空大举西进。
战争的威胁，始终没有消退。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筹措骑兵所需，朝廷已经多次发布了允许民间养马、鼓励民间养马的诏令。
同时大顺军在巩固对河套、青海的统治以后，也于当地设立了官办的马场。同样，收辽之役后顺军占领了毛怜卫一带，为了避免东北地区又有像满洲人一样的地方强权崛起，顺朝对东北的统治特别用心，毛怜牧场也得到了严密完善的控制。
在东北一带，辽西、辽东并合并为辽宁行省，设立了节度使、观察使、采访使、营田使等等建制，恢复了明朝以来的郡县建制。
由于清国统治期间，曾经将大批关内百姓掳掠至辽地为奴隶。
对于这一批百姓，顺朝则根据其资源与否，授予路费盘缠，由官府组织回乡活动。
愿意留在关外继续生活的百姓，则授予份地和房舍，使其能够安居乐业——当然份地和民宅的来源，当然是出自于没收清国权贵之手。
经过历年战乱以及难民的回乡潮后，辽宁省的人口大为减少，虽然不至于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但相比较万历鼎盛时期的形势，人口稠密程度已经减少了数倍以上。
为此，顺朝又不得不继续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活动。
此前数年间，大顺主要是从河南一省迁徙人口，充实遭到清军撤离时系统性破坏的畿辅地区。现在则又从山东一省，由官府出面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一年间即移民约十余万百姓。
为了让这些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不仅多赐份地和田宅，而且还在边墙一带设立了大量军屯田和屯垦农庄，以军屯护卫边境，防止蒙古、满洲的残余部落袭扰内地。
同时在天法五年、天法六年两年间，顺军又在东北地区继续执行了进一步的犁廷军事行动，大军向西北、东北两条边境线出击，过松花江，远至黑龙江，大量搜括活动于当地的蒙古、满洲和索伦人部落，获其部众总计五万余人，刀甲威吓后方徐徐南行。
这些被远征军虏回内地的东北各族部众，此后又被安插到北京、天津和张家口附近居住，形成了一支类似明朝达官的少数民族势力。这些部众中的不少人，后来都参加了大顺军队，在世祖朝的准噶尔战争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天法六年，刘芳亮从黑龙江凯旋回师以后，朝廷即在辽东边墙以外，又设立了黑龙江和吉林两个都督府辖区，从此开启了顺朝的都督府制度。
黑龙江和吉林两个都督府辖区，此时都直接受辽宁节度使的节制，在下级重要的行政官员则都由朝廷直接任命，不对都督负责。
都督有实权，但很难说是大是小，边界也难以确定。
都督军政一把抓的大权，受到来自朝廷的无数限制。朝廷和辽宁方面总是不断进行指指点点，调整制度设计。来自朝廷的诏令层出不穷，其中许多并不符合都督府辖区的现实，但都督也只能想办法执行。
与此同时，朝廷又对都督防备重重，谨慎把握任期，只选择最受信任的人担任该职，而且往往从远离东北的南方人中挑选。
都督的职权多，范围广，但是由于职权边界不明确，几乎处处都受到其它衙门的牵制。曾担任吉林都督的文臣刘钟泰就曾抱怨过“关外都督一人担关内节度、观察、采访、营田诸使职责任”，军事事务、司法事务、税收工作、处理部落问题、整备军务都需要自己负责，然而这些工作往往和其它衙门官署有交集，并随时需要听从朝廷的指导。
总的来说，是权力的分散和交错导致了都督们没有力量进行反叛。他们必须也只能在朝廷和都督府辖区各衙门官署之间寻找平衡，充当制衡者和中介人的角色。
在顺朝的历史上，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没有“叛变”的都督。这唯一一位叛变的都督，就是青丘州末代大都督，他发现青丘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都赞成独立派军官团主张的共和国计划后，决定同意独立派的主张，签订了独立条约，并借此成为了青丘共和国制宪和政事堂会议的一员。
在此后的许多年中，这种都督府制度很快就扩张到了半个地球的范围内，为世祖朝的大扩张建立了制度上的保障。
在飞机、电报、蒸汽船和火车没有发明的年代中，这种制度虽然造成了许多都督严重的贪污行为，但也确保了顺朝海外属地的稳定和安宁，促成了世祖、孝宗以来的长久治世。
而伴随着各海外都督府辖区的改革，在行省制改革过程中反而造成了大量叛乱，并最终使得顺朝的海外帝国体系土崩瓦解，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造就了第一次共和革命的契机，
不过那都是几百年后的事情了！
至少在世祖一朝，都督府体制还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对于辽宁省和吉林、黑龙江两都督府辖区，还有后来设立的乐浪都督府辖区的移民活动，也在快速进行中。
这场大移民活动，大大缓解了关内地区的人地矛盾，使得顺初政治清明、地方安定的局面得以更为长期地延续下去。
此外关内地区人地矛盾的缓解，对于东北地区及河套地区的土地开发及移民，也都对关内地区田价的持续性下滑造成一定影响。
田价的持续性下滑，以及废两改元的诸多改革，也促成了价格革命的爆发——物价上涨、土地价格长期下滑，同时也由于长年的移民实边运动造成了雇工工资的持续性上升……
新的时代，于无形中敲响了大门。
战争的阴霾渐渐远去，东方既白，道路自然导向了不同的方向。
第五十四章 周祚鼎
在价格革命的影响下，江南、湖广、河南一带的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城市繁荣，市民人口也不断增加，相对应的粮食产量则持续下跌。
由于水稻、小麦的谷物生产利润不大，湖广和江南地区的许多农田，都出现了改稻为棉、改稻为桑的情况。
如此变化之下，便需要大量从外省进口粮食，这便为东北、河套、华北、四川的粮食和猪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于是在边疆屯垦地区，本来是为了解决驻军粮饷需要而设立的屯垦营庄，反而出现了将粮食反向销售到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
伴随着世祖朝对外战争和海外属地的扩大，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本地农业不断受到冲击，农民生产成本增加，而收入减少，大部分人无力改善农业技术，而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又使得历来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南、湖广地区经常面临粮食短缺问题，甚至是饥荒的威胁，引发社会动荡，所以更需要从边疆地区进口粮食。
随着对郑森海盗海商集团的招安，顺朝的对外贸易数额大量增加，白银不断流入中国市场，货币经济发展，又便利了商业贸易。
这一时期在东北、河套、湖南、河北、陕西、甘肃、青海、淮海等省，都出现了营庄制被重新加强的情况。
各地的官府和营田司衙门，陆续发布了不少法令，限制营庄农民的迁徙自由，增加他们的超经济剥削，让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加强人身依附关系，目的就是增加粮食产量，好解决江南和湖北地区的口粮缺口。
这在客观上来看，对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友好的，但在当时来说，由于不少地区经过明末以来的多年战争，已经是地广人稀的状况。
又因为移民实边的需要，当时对顺朝新扩领地的移民来源，大多都是来自于河南、山西、山东这几个北方省份，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华北土地上的人力稀缺状况。
鄂宁地区的粮食缺口，为一度地广人稀的华北地区灌注了新的经济活力，在粮食贸易的推动下，华北经济也开始了明末以来的复兴。
这之中尤其以陕西地区特别突出。
自从唐代关中地区衰落以来，至顺朝初年为止，陕西经济的持续性衰败已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
水土流亡、水源干涸、树木减少、土质变化和人口超过土地的承载力等等问题，都让陕西的经济面临无可发展的问题。
可是陕西系大顺的龙起之地，又是顺朝皇室祖宗陵寝所在之地，自世祖以后，每逢大的纪念性节日，朝廷都要在天保府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如此硬性要求之下，对于陕西一省的经济复兴，也不得不重新提上日程。
明末以来，陕西的天灾**和兵乱持续时间最久，而且吉杨之乱，还对本来较为安定的渭南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击杨之乱以后，李来亨亲自组织的百万难民大迁徙，又釜底抽薪，使得陕西原有的自然经济体系受到了彻彻底底的破坏。
但这也就在顺初，为朝廷留下了一个百废俱兴，堪称为一片白纸的关中大地。
为了复兴陕西的经济，重建行省建制，除了陆续从湖北和四川两省进行移民以外，更重要的朝廷得以自上而下，对陕西农业进行了全盘性质的重新规划。
因为长期战乱的缘故，明末饥荒和民乱、杨承祖的一把大火、多尔衮的剃发令、吴三桂的大屠杀……陕西本地的搢绅阶层，几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地方豪强力量也被摧残的一干二净，所以在陕西实行全盘性经济规划，朝廷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的影响。
主持陕西省重建工作的节度使是福建人周祚鼎，他是明朝降官，崇祯十四年时任富阳知县，后降大顺，在山东新泰担任县令。
当时周祚鼎赶赴新泰，兵不血刃，进入县城。其抚绥有方，受到了民众拥护。后来由于获鹿之战的缘故，在泰安州和所属莱芜县相继发生了官绅地主的武装叛乱，只有新泰政局基本稳定。
在另一个位面的历史上，由于清兵入关，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山东局势一片混乱。六月，清廷任命方大猷为山东巡抚，进兵山东，大顺泰安州牧史可保闻讯弃城西走，至肥城被土兵所杀。泰安、莱芜、东平等州县相继为清军所据。一月之间，山东郡县几乎全部沦陷敌手。
当大顺山东政权纷纷败亡之时，周祚鼎仍率领一支孤军，坚守新泰。史载：“甲申国朝（清）已定鼎燕京，‘李贼’（李自成）所置‘伪’新泰令犹为‘贼’守城甚力”。面对清军和响应的民团，周县令毫不畏惧，一面率军抗击民团的反扑，并毅然拒绝清将的招降，新泰城成为大顺朝在山东的最后堡垒。
清顺治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将方大猷将大顺军坚守新泰事向清廷作了奏报，其在题本中哀叹：“新泰城小而固，去省城仅三百余里，……招抚再三，到底不服。臣思此局有何了时。”对此清廷批示：“伪官敢于抗拒，该抚自当擒拿正法！”
为了扑灭新泰大顺军，方大猷密调临镇署总兵王国栋、署监军道事张安豫分统马步兵、回营兵及抚道官兵数千名，“借祭旗下操为名”，兵分两路，“星夜前往新泰为攻剿之计”。并大张榜文，声称：“只要擒拿周祚鼎、冯可兴、赵兰等数人，城中尽是好百姓，一个不杀。”时原任明按院吏目新泰人牛文，闻知清军欲攻新泰的消息后，即“自历城日夜驰三百余里”，潜回新泰，“射书城中”，勾结城内士绅，组织叛乱，“以城降”于清。据顺治元年九月王国栋揭帖，有“抵新泰，擒伪复城”之语，知周祚鼎最后为清军所俘杀。
新泰大顺军虽被清军镇压，但他们坚守县城，长达四月之久，是李自成山东政权中为时最长的一个。
第五十五章 复兴陕西
如今周祚鼎免于被清军杀害的命运，反而官员亨通，一路升迁为了陕西省节度使，担任了主持陕西全省经济复兴规划的重任。
周祚鼎是中农家庭出身的穷秀才，曾经亲自下地干过许多年的农活，所以他最主要抓的就是农业问题。
当时陕西百业凋敝、人口稀疏，虽然从四川和湖北两省陆陆续续迁来了不少百姓，还有一些此前流亡到河南的难民也返回了陕西老家，但又因此造成了土地纠纷问题。
不少人胡乱指良田为自己的旧业，很多好地一下子都多了几十户主人，因此衙门整天都在断案处理这些官司，简直没有余力去处理其余问题。
周祚鼎于是下令，将一切“重认旧业”的案子，一次性全部结清，所有人都不要再来指认旧业了，一切无主土地全部纳入营庄，等待营田司均田时的计口分田。
这种做法可谓相当粗暴，当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毕竟不少搢绅人家，是冒着很大风险跟随顺军撤去的河南，现在好不容易杀回陕西老家，你周祚鼎却一声令下，就把我家的祖业给均田了？
老子家中又不是没有人在新朝做官的，弹劾之声立刻遍布朝野。
但周祚鼎是举人党的一员，他同太师方以仁的关系很和睦，儿子还拜了国子监祭酒方以智做老师。那些搢绅们的靠山，多是朝中进士党的人，难以同方党抗衡，自然动摇不了周祚鼎的地位。
解决乱认旧业的官司问题后，周祚鼎就开始接着计口分田的机会，开始实行农业改革。他认为陕西若无农政，则不足以图自存，经营关中，必以整理农业为第一关键。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的农业一直处于小农生产状态，对农作物品种和生产加工技术素未讲求，这同江南、湖广地区已经存在很大差距了。
周祚鼎强调这种状况如不加以改变，势必“物产日薄，财力日穷”。周祚鼎曾经主持过山洞泰安州的乡官学校工作，所以一到兴京府府城长安的时候，他就在一穷二白的省城里先建起了乡官学校。
学校中以老农为师，又设了专门的农场钻研“土质之化分，种子之剖析，肥料之制造，气候之占测”等等，潜心考求，力图进步。
周祚鼎的做法，无疑是受到他儿子的老师方以智极大影响，这种求真务实的桐城学派学风，也因此深入到陕西士人的骨髓之中。
在乡官学堂开设一年多的时间后，周祚鼎又在渭南各地办“场”，即以营庄名义开设官办农场，以此推广新的农作物种子和农业生产技术，“民之来观者日多，遂知务农必有学，五谷需新知，农学之课大盛于秦”。
陕西是顺朝众多开国元勋的桑梓故乡，所以在财政协饷上经常得到优待倾斜，周边不少省份都要承担向陕西协饷的责任，如湖北一省每年就需要协饷一百五十万银元之多。
但由于周祚鼎对陕西农林渔牧业的改良，到天法六年时，湖北对陕西的协饷就减少到了每年二十万银元。
为了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周祚鼎还在长安设立了陕西林业监，专门研究种树技术，又从江南请来了不少喜好钻研花卉树木的金石学家，将他们那些本来无益于国事的、钻研奇花怪石的学问，全用到了研究种树上头。
天法八年，宁夏、河套被合并为朔方省，周祚鼎由陕西节度使升任为西北经略使，管辖陕西、甘肃、朔方三省。
他在宁夏创办官办牧场，设立种牛、种马牧场，对“管理饲养回交诸法，无不穷极研究，以兹繁殖”，西北的畜牧业得到极大发展。
周祚鼎认识到要实现陕西经济的复兴和进步，就必须发展农业的相关教育。经历明末多年战乱以后，像周祚鼎这种重视实务的士人不在少数。
所以他在长安筹建农业学校，普及农学知识，“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数年间便吸引了大批经世派学者到陕西教学。
可以说，周祚鼎花费了五年左右的苦功，虽然没能促使西北农业发生根本性的革命，但这些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改良，则使得西北经济得到极大恢复，他自己也因此官运亨通，后来更依靠此时建立的雄厚经济基础，在准噶尔战争中屡立殊功，得以官拜政事堂平章。
明朝时对矿产开发的限制，主要是担心有乱民皆挖矿为名聚集，形成乱源。后来万历时期广设矿监，又由于吏治问题造成了大量不良社会影响，情况更加糟糕。
但顺初时政治还算清明，朝廷不吝啬于杀人，也不怕激起所谓的民变。
因此周祚鼎对陕西开矿是采取完全放开的态度，可也因此造成了陕西私采漫无边际的问题。
为了整顿矿业，在时任西北经略使（此时朔方尚未置省）蔡仕的要求下，周祚鼎不得不大力整顿矿业了。
为此周祚鼎设置了矿政监，在陕北等矿藏丰富的地区还设立了许多分监，调查矿产、制订矿章、清查矿税，使陕西省的矿冶业迅速振兴。
在周祚鼎的主持下，陕西农业迅速恢复，工商业也得到发展，人口同时激增，为此后激荡的准噶尔战争及治理黄河上游的重任打好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陕西省仅为大顺江山的一隅之地，但从顺朝对陕西的治理，可以看到顺初政治清明局面之下的一批良吏，他们虽多出身前朝，但生活多俭朴艰苦，而且因为经历过明末的乱世，厌恶清谈、崇尚实学。
讲究经世致用的桐城学派开始大行其道，而过去兴盛一时的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都遭到了朝廷的沉重打击。
陆王心学要为明朝的灭亡背锅，而程朱理学则是因为社会上长期流传朱家皇族为朱熹之后的缘故，所以顺朝君臣都在无言的默契中打压程朱理学。
地方上的士绅也多以程朱理学同前朝关系甚大的缘故，少有人以此学立身，因此世祖一朝的学风为之大变。
第五十六章 叶方实学
在国子监祭酒方以智的引导下，上承南宋永嘉学派的桐城学派得以大兴。因为永嘉学派在宋代时即被称为“事功学派”、“功利学派”，提倡反对理学谈论心性而强调事功，主张“务实而不务虚”，视事业的成功为言论的标准。
这一学派因此在世祖朝后被经常被称为“叶方实学”，成为了迥异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以外的顺朝官方思想学派。
叶方实学以南宋时浙江永嘉的大学者叶适为鼻祖，叶适主张功利之学，反对空谈性命，对朱熹学说提出批评，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
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
他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
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
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
叶适的学术思想，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叶方实学思想，符合顺朝的政治主流，也符合世祖开拓四海、步武天下的雄心壮志。
这种事功思想使得顺朝一代的学者士人，开始以钻研实务和科学为要旨，不奉六经而只奉实际，成为了当时的学术新作风。
在诗文创作上，也造成了顺代文人“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
叶方实学的宗旨是“事功”思想，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
世祖朝后的学者，因此多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表示异议，曰：“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当然叶方实学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因为叶方实学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
结果就是造成了“事功”演变为僵化的“事大”，“实德”和“实政”的同等重视，演变成了僵化的只重视“实政”。
在顺朝中后期，叶方实学成为了为富不仁的大资产阶级自我辩解的学术工具。他们声称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就证明了自己在思想和品德上的成功，社会上因此出现了过分重利而轻义的潮流，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情况也日渐严重。
有顺一朝，叶适这个元明以来地位不高的学术人物，历史地位也被越推越高。而朱熹，则被顺朝学者歪曲历史，引述元顺帝改封朱熹为“齐国公”的史实，将程朱理学说成了是蒙元异族统治者推动出来的学术思想。
叶适本人则先是在天法十九年被追封为金华公，孝宗明命十一年，又诏封叶适为叶子，列于汉唐诸儒之上。
高宗年间，朝廷又诏升“先贤叶子于十哲之次”，叶适的牌位从孔庙东廊进入了大成殿。
叶方实学的发展对顺朝而言，有功有过，但这种事功思想毕竟优越于已经完全僵化的程朱理学和走上了彻底放飞自我道路的陆王心学。
对于事功、对于功利的追求，也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符合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工商业从业者的群体心理。
因此大受欢迎，以至于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大顺官方的推动作用。
不如说正是因为社会上对叶方实学和事功学派思想的广泛推崇，才反过来使得这一学派成为了顺朝的官方主流思想。
不管怎么说，国家因此思想一度兴盛起来，工商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叶适本人当年主战抗金的言辞，也很适合顺朝布武天下的战略方针，两相结合，叶适的历史地位是越来越高。
甚至连带着叶适曾经依附过的南宋权相韩侂胄的历史地位都大大提高了，整个南宋以来韩侂胄、史弥远两派互相争斗的历史叙述都被改变。
史弥远当然遭到了严重抨击，而韩侂胄主战的一面则被大大提高了其光辉的形象。
元明时关于南宋的整个历史语境和框架，也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以永嘉学派为主视角的宋史研究，也同前代宋史产生了很大差别。
而远赴印度，以呆迷儿帝国（西洋人所说的daminer帝国）的名义重建明朝的孙可望君臣，则坚持程朱理学为立国之本。
到孙可望之孙继位时，在呆迷儿又形成了天主教经院哲学与程朱理学的河流，并最终在十八世纪时形成了天、儒、印三教合流的趋势，逐渐形成了以天主教张孙宗（即天主教张献忠——孙可望宗派，又称为天主教印度仪式派，为一受到罗马教会认可的正式宗派，到二十一世纪时在南亚和东非地区，拥有约十五亿信徒，为天主教最重要的宗派，顺带一提，张献忠和孙可望两人，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罗马公教会正式追封为天主教圣人）、儒家程朱理学和印度教为底色的融合文化。
呆迷儿帝国作为顺朝最重要的一个敌人，同大顺进行了多达数百年的争霸。即便呆迷儿帝国在英顺包围网的打击下，于十九世纪走向衰落，并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被彻底打败，遭到肢解。
但随着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呆迷儿帝国经历十月革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呆迷儿人民联邦。
此后呆迷儿人民联邦又同复辟顺朝及第二共和国进行了漫长而持久的冷战，这一冷战的结果，直到现代也尚未分出胜负……
第五十七章 漕运整顿
天法八年春，林猫猫在东京宫廷里已经过了好几年的生活。她已经被提升为了秉笔女官，也逐渐熟悉了办理政务的工作。
每日忙碌在处理众多大臣奏疏的工作，简直忙不过来。偶尔林猫猫还会代替君上描红，甚至直接给一些低级别的奏疏做出批复。
她的权力相当大，秉笔女官的地位一点不比前朝时秉笔太监的权位低。
外朝总有些官员想方设法接近她，接近不了她，就想走其他路子，去接近她的家人、朋友、老师。
只不过多数女官都是明末战争的孤儿出身，她们中的大部分没有家庭，对那些上下其手的贪官污吏也全无好感。
林猫猫的社会关系复杂一些，她是知道有些人想尽办法地给赋闲在家的钱谦益、柳如是夫妇好处，目的无非是为了讨好自己，好从自己这边谋取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林猫猫对此不屑一顾，她已将一些眼熟的名字记录了下来，让自己带着的小女官转送去龙衣卫的镇抚司那里。
皇上对内廷和外朝的私下交通，特别忌讳。到如今还有不开眼的人，居然敢犯圣上的这种忌讳，那真是不知死活了。
天法皇帝是仁义之君，但他的仁义唯独施加于百姓身上，并不施加于朝臣的身上。
这两年来，国初以来从未停止过的战争也都差不多消停了下来。关内各地百废俱兴，处处是一片祥和太平的局面，如此难免也就有些沾染了前朝积习之气的贪官，重又跳了出来，无非是兴风作浪的那老一套。
天子对此很重视，去年苏松省科举舞弊案，处斩了一个尚书、十几名进士出身的大臣，江南一带受牵连的搢绅之家有上百户，最后坐案流放吉林和黑龙江的人数，达到了八百余人之多。
今年刚过完年，就又爆出了一起漕运贪污案。
天子对整顿漕运历来重视，朝廷每年向东南地区征收的漕粮“天庾正供”，大概有四百万石的样子。
规模不大不小，但总之不能算是一个小数字。
每年这大批漕粮，都是由水路，主要是大运河北运至徐州，在徐州换船后，再送去东京开封府，分仓储存。
李来亨自己是一直有意直接用海运取代漕运的，为此他甚至考虑过直接迁都天津的事情，好方便海运之事。
但是因为海河尚未治理完成，天津又处在低洼之地，时常遭到海河泛滥的影响，定都条件还不如经常性被洪水给淹了的武昌呢。
此议只好作罢，海运之说也只能暂时搁置，重新回到整顿漕运的这条旧路上。
负责漕粮征、运的官员，既有专职官，又有征漕、运漕相关诸多兼职官。漕运经略使直接管辖漕粮运输，还负责督理山东、江宁等数省之地的运漕军队。
此外运河经过的各省，每省又都多设置督粮使、粮储使，掌督催州县征收漕粮及各项随漕钱粮，监察兑粮，督押运漕，统辖军卫以及佥选运丁和修造漕船，并管用于漕运的钱粮经费。
各漕船领运者为军丁，称为运军，或称运丁，每船一名。另配水手九名，由运军自己雇充。漕船分帮起运，每省数帮至数十帮不等，每帮漕船数十只不等。每帮以掌旅一人为领运官，另置随帮一人，专司押运。
此外，还设巡漕谏议大夫，共有四人，分别驻在金陵、淮安、徐州和归德，于运河分段巡察，稽查漕船粮米夹带私盐及各种违禁品。此外还巡视河道，稽查河道之疏通，以及巡视仓储等。
各种漕耗、漕费与漕粮一起征收，由漕粮纳户负担，而纳户的实际负担，要超出额定之征。各州县征收漕米之时，利用淋尖、踢斛、划削斛底、改换斛面、取样米、取斛面余米，以及利用米价的变化折征等手段，盘剥纳户。
贪官污吏利用浮收勒折中饱私囊，而且不少运河河道淤塞浅阻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今年爆发了漕运贪污案后，皇帝直接把当时担任漕运经略使的梁启隆拿下，本人处斩，全家流放乐浪都督府。
此案又牵连了好几百人，所以也有人说顺朝国初无大案，但中案、小案却接连不断，龙衣卫镇抚司和各路谏议大夫的权力不大，要整人却很容易，冤假错案的数量绝对不在少数，可政治清明的局面却又同这种可怕的威胁存在很大联系。
今年李来亨又透露出了想将漕运交予绅商商办的意图，林猫猫等秉笔女官知其意图，即在皇帝的授意下开始起草一份由东南绅商承办漕运的具体方案蓝本。
河南本地的小麦农业比较发达，所以顺初的漕运，最大头的倒不是供应京师开封，而是以运粮到北京、辽东、朝鲜，支持军务为主。
所以林猫猫起草的这份计划，其实不是商办漕运，而是提出由东南绅商承办海运军粮。
如此漕运的压力估计可以骤减一半左右，朝廷每年可以节约大约二百万银元的费用。
为此林猫猫提出要在宁波牵头组建一个海运招商局，也是因为这个方案的蓝本消息，不知道被什么人传出宫外，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更在民间引得无数人眼红眼热起来。
所以才会有一大堆人，就算冒着杀头的风险，也都要来贿赂和巴结林猫猫。
为的就是希望让自家的商号，可以挤到这个海运招商局的股东里面去。
毕竟任谁都能看明白，只要海运招商局办起来，光是一个每年承办海运军粮的差事，就能赚到顶天去。
而且海运招商局是商办，盈亏自负，船只自购，到时候绅商们在运送军粮之余，夹带其他百货贩售给边军，再将边将的各种紧俏商品运回南方贸易，简直一本万利。
如果说朝廷一年可以因此节约个几百万银元，那么招商局本身一年再赚个几百万银元，恐怕也没有什么问题。
太多人眼热此事，而林猫猫是首倡海运招商局计划的人，所以她受到的压力最大。
她喝了口玫瑰果茶，一旁的侍女们为林猫猫披上一件肩纱衣，林猫猫的桌上还放着钱谦益写来的家书。
书信内容里则是钱谦益和郑森私下交通的内幕消息。
第五十八章 使徒来袭
钱谦益是郑森的老师，两人关系匪浅。如今郑森还盘踞厦门、金门、澎湖列岛，据说近来又攻占了荷兰人占领的台湾岛，势力越发强大。
朝廷对郑森，却始终秉持天子亲自确认的原则：即不用武力，而只是设法招抚。
近来郑森几次起兵攻略潮州、宁波、泉州等地，掳掠百姓、物资很多，还杀戮了不少大顺军将士，在东南沿海地带造成的影响特别坏。
所以很多大臣都极力希望让海疆经略使刘希尧，直接出兵捣毁郑森在台湾岛上的基地的。
天子这才慢慢改变了想法，改变过去一味招抚的政策，开始一面继续招抚，一面使用武力打压了。
钱谦益和郑森私下通信，也是直接得到朝廷的授意，希望通过钱谦益的私人渠道，让郑森明白厉害。
特别是现在大顺要实行漕运改革了，要办理商办海运军粮了，朝廷对海疆的安宁就更为重视，绝不允许郑森继续在沿海捣乱下去。
他如果不接受朝廷的招安条件，那么最迟在今年夏天，已经编练起庞大海军的海疆经略使刘希尧，就会大举出兵讨伐台湾了。
郑森几次在长江口还有浙江、福建，同顺军水师交过手。他应该是清楚的，现在顺军水师的实力已经是压倒性地超越了郑明水师。
郑芝龙的很多老朋友都在顺军水师里头做教官、做顾问，直接把郑家称霸海上的一套作战经验传授了下来，比郑森自己重建的郑家水师还要更为善战。
郑森在和钱谦益的通信中，其实已经透露出了他认为复明无望的想法。郑明水师的海上贸易，已经被顺军水师挤压过半，甚至台湾海峡的黄金水道，也由于顺军水师的积极护航，让郑森根本收不到多数过路税。
他在台湾和厦门维持势力，付出了很大代价。一旦顺郑两军正式开战，按照郑森直接的判断，是很难坚持超过一年的。
而大顺给他开出的条件有相当优越：
赐李姓，改名为李赤心；在其父郑芝龙的公爵爵位以外，再封一公爵爵位；郑森旧部皆编入顺军水师之中。
但是郑森自己坚持的称藩建国这点，李来亨绝不接受。
这也是现在双方谈判的最大分歧点。
而林猫猫提出的海运招商局，则为这种僵局打开了一个新的谈判方向。
李来亨即命钱谦益将海运招商局的草案发给郑森观摩，并暗示只要郑森归诚大顺，那么朝廷就将在台湾另外开设一个负责南洋贸易的商办招商局，章程、建制与海运招商局类似。
这个南洋贸易招商局，只要郑森归诚，则可以用他现在麾下的战舰、水手、兵马、土地，交换招商局四成的股本。
在李来亨的规划中，这个南洋贸易招商局，要负责的不仅仅是海上贸易，而且是要直接对标东印度公司，负责起顺朝在南洋的一切贸易、军事、司法、税收大权，等同于国中之国，背后还能得到顺朝强大国力的直接支持，岂不是比一个个称藩的小小台湾国要好太多了？
这种条件直接就让郑森大为意动，这次他写给钱谦益的信中，甚至已经明言希望直接请钱谦益来厦门坐坐的话。
看来和议的告成，是不远了。
而一旦东南和议告成，那么朝廷对于盘踞朝鲜南部六道的清国再次用兵，也将是意中之事。
这个林猫猫蓝图规划中的南洋招商局，便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南洋延平公司。它既是大顺第一个真正采取了公司制度的商业组织，也是大顺第一个正式的殖民团体。
南洋延平公司此后存在了约一百二十年的历史，鲸吞了吕宋州都督府、交趾省、昭南府（马六甲）、泗水州都督府（爪哇）、婆罗洲都督府和周饶州都督府等地。
直到德宗年间，由于大顺和呆迷儿帝国在印度洋上的争霸越演越烈，南洋延平公司因为包办了绝大多数的印度洋战争军费，终于走向破产清算的道路。
德宗以后，南洋延平公司被朝廷赎买，改制为南洋大都督府，再后来则由于南洋各属地纷纷开化，南洋大都督府的建制也被取消，仅留下周饶州大都督府的名义，除昭南府直辖以外，其余吕宋州、泗水州、婆罗洲等地，都陆续被改为了行省。
这以后顺朝和郑森之间的谈判又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天法十年，郑军水师在一次擅自袭击顺军水师护航舰队的行动中，遭到海疆经略使刘希尧的沉重打击，损失战船八十多条后，郑森才完全接受了全部谈判条件，于天法十一年向顺朝奉上一切版图户籍，随即入朝面圣，被赐延平公、国姓，改名李赤心。
后世因此又称郑森为国姓公、国姓赤心，而在南洋流传最广的称呼则为郑赤心。
天法十一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后，李来亨便迅速撕破了和议外表，重新对韩清政权举起屠刀，才和平了短短几年时间的朝鲜半岛，再回战争烽烟之中。
这一次顺军做好了更为充分的军事，而清军方面，则早因为庞大的军事压力，放弃了在朝鲜同大顺军正面交锋的意图。
清军经过数年积累以后，已经在对马岛上建立了庞大的前进基地，并且在岛上招揽了大批不安于日本国内和平局面的浪人武士和切支丹教徒作为向导。
为了获得荷兰人和日本国内切支丹教徒的支持，已经亲政的金福临还宣布改宗新教基督教，改教名为金威廉。
伴随着顺朝撕破议和条约的同时，即是震撼了日本列岛的威廉征服的开始。
早已做好军事上一切准备的清军，随即放弃了朝鲜中部的大量城池，将其所剩无多的数万满鲜混编部队集结到了朝鲜南部海岸的大量山城中，一面负隅顽抗顺军的南下进攻，一面持续性向对马岛基地转移兵马、物资。
并于天法十三年发动了被德川幕府称为“刀伊再寇”、“威廉征服”的大规模海盗进攻。
由于获得了荷兰人的一批商船支持，移驾对马岛上的福临即向荷兰人宣称当年自己母亲怀孕时，曾梦到天父，还有许多人看到金光入怀，他悍然声称自己乃是“为新教信仰作战的天父使徒”。
这一震撼了荷兰人的暴论广经传播，以至于德川幕府最后还是将这次满洲海盗的大规模入侵称为：
使徒来袭！
第五十九章 亡国之道
苏松省科场舞弊案的爆发，使得科考改革被又一次提上日程。
本来顺朝的科举考试内容，和前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主要是改八股为策论，削减了六经的内容，而增加了对史书内容的考核比重。
但是这也就导致了判卷的时候，主考官的主观倾向对于举子们试卷最后的分数结果，影响较之八股文时代大得多。
八股文毕竟是一种在行文逻辑上做出了明确要求的文体，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
这是特别标准、特别规范、特别合理的议论文叙述逻辑。
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八股文有它特有的优势，就是高度形式化。这个可以和唐宋科举中的诗赋做一下比较。
北宋前期，关于科举考试一直有争议。其中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要不要用诗赋取士。
当时的许多官员都认为诗赋这种考核类型的意义不大，朝廷用这种没用的东西来考试是选拔不出来人才的。所以后来熙宁科举改革的时候就罢诗赋了。
但现在来看，这种看法其实比较片面了。诗赋虽然与实际政治没关系，但是却符合了标准化考试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有客观的评价标准。
同样是写诗，但是你的诗如果出韵了，那你的分就低了。
这是高度形式化文体的一个优点，它可以提供明确的判卷标准。
因为内容的好坏高低实际上很难有个客观的标准，如果在知识、见识等方面不是相差太大的话，那分高分低就和判卷者的个人喜好关系很密切了。八股文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就是高度形式化的外在文体特征可以提供客观的评判标准。
真要细究起来，其实策论也存在纸上谈兵的情况，对选拔人才的用处未必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改革作用。
要说最客观的，那可能还是帖经，就是填空题。但是这种考试方式的缺点就是区分度太低，毕竟考试范围有限，大家都能背下来，在考试中拉不开差距，起不到选拔的目的。而八股文显然在形式、内容上都比帖经要有更高的区分度。
八股文比现在大顺推行的策论，其实在公平性上反而是好一些。
最近爆发的苏松省科场舞弊案，就是举子和主考官相互勾结，利用策论考试标准化评判较难的制度缺陷，上下其手，使得水平较差的考生得以中举，甚至进一步参加到更高级的考试中，连朝廷选拔进士的考试都受到影响。
其恶劣的影响何止于一省的范围，这才最终导致了还几名三品以上的朝廷大员人头落地，弄得东南数省均是人心惶惶。
所以现在顺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在这次科举舞弊案以后，就又回到了标准化的发展方向。
虽然考试的主要项目还是策论，考试参考的主要教材还是诸子和二十四史而非四书五经，这中间存在一个史学、子学地位上升，经学地位下降的趋势，可以说在这点上，顺朝是做到了复古唐朝，摒弃了宋代以来重视经学的做法。
但是策论的整个行文逻辑、书写规范被大大强化了，原本允许考生自由发挥的内容，也被大大受限了。
对这点，李来亨也暂时没有太好的办法，毕竟八股文流行数百年，当然不是没有什么制度性优势的。
现在新的策论考试，想要从各个方面完全取代八股，还是很困难的。
到后来李来亨干脆又授意吏政府和礼政府，将唐朝时的明法、明书、明算等考试科目恢复起来。
唐代科举考试年年举行，所考科目主要有六科，即进士、明经、秀才、明法、明书、明算。
这其中进士、明经、秀才三科考的是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的创作，也是后来宋明科举考试内容的原型。
明法、明书、明算三科，考的则是刑名钱谷之术。
由于晚唐以后官和吏两个阶层的分流，刑名钱谷之术成为了被吏阶层垄断的知识技能，一般的官员反而并不掌握了。
而且由于唐朝时的明法、明书、明算三科，即便考中以后，也只能从九品下做起，仕途.asxs.特别不低，以后升迁时也不可能比得过考中进士科的人。
所以一般水平较高、天赋较好的人，是少有将精力投注在明法、明算这种刑名钱谷“小术”上面的。
即便是现在的大顺，也主要是在乡官学校中让一些前朝的胥吏教刑名钱谷的课程。可是乡官学校的毕业生，大多也只是去做县级的营田使、司法推官一类的低级职务。
这和考中举人、进士以后，可以直接从县令级别做起，仕途.asxs.差的简直不止十万八千里了。
不过顺朝用乡官学校培养基层的行政官吏，至少还是比明朝的时候放任胥吏近亲繁殖、世袭更替，把握地方的行政大权要好。
乡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一方面是出身清白，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上升渠道虽然比不过科甲正途出身的士人，可也比过去的胥吏要好，是有机会升迁到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
这样乡官们就不会因为一辈子仕途只能停留在基层，所以就贪赃玩法，毫不在乎前程地将手头一点小小的权力使用到极限。
乡官毕竟要考虑到将来升官到朝廷中枢的时候，万一被政敌翻出了过往的黑历史等等原因，所以一般在基层办理行政事务时顾虑较多，贪赃玩法的行为就比前朝的胥吏少多了。
现在李来亨的意思就是提高乡官学校的地位，毕竟过去顺朝设立乡官学校，主要是基层官员人手实在过度不足，属于临时性的措施，并非长期之政。
天子有意将乡官学校考核的几项内容，如算学、地理、图画、刑名、辩词等等“小术”也列入科举考试的范畴之中。
这个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立即便引发了大批国子监学生的抗议。他们甚至不顾生死，围堵宫门，也要断绝朝廷实行这种科举改革的新措施。
毕竟过去八股文换成策论，经学换成史学，对大部分士人来说，只是增加了一点点适应的难度，花上几个月时间进行突击培训就能掌握。
而且策论改革，对于所有考生都是公平的，而且.asxs.和基础都一样，接下来谁掌握得快，还是要看天赋。
可现在于科举中增添刑名钱谷的考试内容，这些全新的东西，可没有经学换成史学那么容易适应。
更何况无论是乡官学校的毕业生，还是前朝的胥吏，甚至一些地方上的师爷讼师们，他们在刑名钱谷方面的知识基础，都比士人们好太多了！
这样的考试，岂非完全没有公平可言？
更岂非是要将国朝的士林，完全拱手让与一群毫无廉耻道德、丝毫不通春秋大义的胥吏小人之手？
这是亡国之道啊！
第六十章 反对
天法二十年，在东京爆发了当年科举士子围攻宫门上阙的“群体**件”。此事震惊朝野，让天法皇帝殊为惊怒。
龙衣卫镇抚司飞龙使李远，由于处置不当，直接被罢免了职务。
此案受牵连者的人数极多，直接导致这一年的会试被暂停。
此案爆发的缘由，便是因为参加会试的考生听说了朝廷即将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要在科考中加入算学、图画、地理、刑名等新科目。
由于一些有心人的煽动，不少士子居然认为这种改革已经进行，自己多日后要参加的会试，就会临时加入大量这种新的考试内容。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十年寒窗苦读，不幸遭遇改朝换代。过去专攻的八股文和经学都突然为之一变，又只好开始辛苦钻研起了策论和史学。
结果好不容易考上了举人，跑来东京参加会试，却听说花费无数心血钻研的策论和史学又不考了？
突然变成要考什么刑名钱谷之术！
多少人十年寒窗，花费了半生心血，眼看走到了会试这一步，却突然遭遇拦路虎，瞬间就感到人生都被毁掉了。
受到周围气氛的影响，还怕什么围堵宫门的罪名？
便是死又有何妨！
李来亨震怒已极，他有心要穷治罪责，特别是想要调查清楚到底是朝中哪些大臣走漏了风声？
毕竟科举考试改革的内容，属于朝中机密，只有很少数的一些心腹大臣知道这件事。
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
可是还没查下去，李来亨就面临了新的难题。居然有大批朝臣，不顾触怒皇帝，直接在朝堂上要求赦免此次上阙的士人罪名。
还有许多大臣直接在朝堂上质问，朝堂是否真的有意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朝堂是否真的有意与胥吏共治天下？
有的大臣居然直接在朝堂上放狠话，声言若朝廷真要如此改革科举内容，使得天下要津皆为胥吏所盘踞，则国之将亡有日，老臣唯愿立即告老还乡。
“若因此语触怒圣上，则但请圣上治老臣之死罪。老臣为天下士人而死，为大顺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而死，死亦无恨。”
李来亨算是第一回体验到了明朝皇帝面临朝臣“骗廷杖”时候的痛苦，若是真将这些直言犯谏的大臣治罪或者杀掉，那才是顺了他们的心意，立刻就会使这些人名动天下，留名青史。
和留名青史相比，有些人的确是不怕死了。
另外还有一些人，则是看形势氛围如此，断定皇帝不敢大开杀戒，所以也狠了心，卖直以求名。
毕竟彻底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这点，影响的利益范围实在太大了。
说是直接遭到全天下的读书人，一致反对，都不奇怪。
也就是现在大顺开国不久，皇帝威严深重，所以才有提一下的可能性。
放在明朝中后期的时候，这种事情谁敢提？提就是死！
李来亨倍感头疼，他本来还想退让一步，效仿唐朝制度，在正途科举以外，效仿武举，设立专门考核数学的算举、专门考核律法的刑举等等。
但就看现在朝廷上下激烈的反对之声，连这种妥协的措施，恐怕都实施不下去了。
毕竟放开算举、刑举的门槛，就是承认胥吏与士人的身份相同，就是坐视将来胥吏们也升到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
有的士人在乎的是让这些道德败坏、品性卑劣的胥吏占据要津，实属亡国之道；还有的士人是担心这样势必增加大量竞争对手，毕竟官员总数不变，突然增加这样多的竞争对手，以后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还能坐上户政府尚书、刑政府尚书的位子吗？
由于李来亨迟迟不对朝臣的质问做正面回答，没过几天，便又发生了三名会试考生一起在开封贡院大门上吊自杀的事情。
接着又有朝臣写下万字绝命书后，将其绝命书张贴到城门后，举火**。
事情越演越烈，特别是李来亨犹豫不决的妥协态度被大臣们发现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封疆大吏，各地的县令、府尹、州牧、防御使、节度使、观察使、都督，都上书朝廷，请求废止科举改革。
更有人直接提出，必须查问究竟是谁提出了这种亡国之策？
必须将他满门抄斩，以谢天下人。
李来亨大怒：“是朕提出，尔众大臣欲杀朕以谢天下搢绅士人吗？”
李来亨这才发现，科举改革的难度，居然比均田免赋的难度还大。
毕竟均田改革，叛乱闹事者，大部分都是劣绅恶霸。
而反对科举改革的人里，有很多都是李来亨自己过去都很激赏的官员，也有许多人是完全不在乎功名利禄，甚至连性命家产都不在乎的真正耿直之士。
他们是发自真心的认为：一旦实行科举改革，则天下必乱，社稷必亡。
他们是为了维护李家天下，才不惜血溅宫阙，也要阻止这场祸国的乱政。
改革阻力如此之大，就算是一贯专断自为的李来亨也不得不让步了。
天法十二年五月，李来亨下诏亲自向朝臣解释，朝廷从未密议过所谓科举改革的事情，此事完全是荒谬至极的市井流言而已。
对于此前因直言进谏而获罪的大臣们，一概恩赦；对于犯阙的当科士人，同样恩赦。
本来应该在今年二月份举办的会试，此前由于流言被暂时中止，现在也在六月份重新举办恩试。
看起来群臣获得了重大胜利，但李来亨也咬紧了牙关，不仅将大量重臣的名字默默记在心中，从此将他们打入另册，于此后数年间缓缓将这批人贬官的贬官、致仕的致仕、流放的流放、处斩的处斩。
李来亨还转变了改革方式，他不再直接对天下读书人看得极为紧要的科举动手。
而是慢慢提高了乡官学校毕业生的地位，天法十三年春，皇帝诏令各地效仿陕西新政，开办农政学校，并让农政学校的毕业生获得和乡官学校毕业生一样可以直接担任基层官吏的机会。
不久，天法十四年五月，皇帝又诏令各地开办矿政传习所。
由于这些机构都有陕西新政的成果在前，毕业生大多也只能做九品下的基层官僚，甚至是些不入品级的下流胥吏，所以并没有朝臣在意。
第六十一章 进士馆
天法十五年，李来亨诏令山东、苏松、浙江、福建、广西五省，开办船政传习所，以为海运招商局和南洋延平公司储备骨干。
天法十六年二月，由于部分省份财用困难，无法办理那么多种类的学校和传习所，皇帝即诏令财用困难的甘肃、贵州、广西等省停办种类繁多的学校、传习所，而是将这些机构全部合并为综合类的县、州、府、省四级官校。
天法十六年七月，有谏议大夫巡视地方时，发现浙江省的船政传习所中充斥官商勾结的情况，地方海商利用传习所为渠道收买海运招商局的船只，为自己夹带私货。
李来亨趁机下诏，罢免全国所有的各类官办学堂、学校、传习所，皆仿甘肃、贵州、广西三省旧制，将其合并为县、州、府、省四级的正式官校。
李来亨除了在潜移默化中，利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在地方上建立起了完善的四级职业教育体制以外，还借朝廷的党争案，将不少地方上的书院也收为国有官办。
天法十六年十月，一些大臣认为实行职业教育的官校都能享有朝廷拨款，而培养士人的书院却没有朝廷拨款，这岂非是有辱斯文？
于是李来亨立刻诏令官办书院，全部得以享有朝廷拨款，借此派官员开始直接管理官办书院的行政工作。
而在基层官员的升迁上，李来亨已经尽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常常越级拔擢各类官校和官办书院的毕业生。
甚至不少人未经科举，并无功名，就已经在几年间升到了五品、六品的朝官之列。
有些士绅也慢慢回过味儿来了。
这回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发动全天下读书人的舆论同天子为难。而是恰恰相反，大部分发觉皇帝有意重用官校和官办书院毕业生的士绅，都是立即选择了让自家子弟不去参加科举，而是跑去官校就读了。
毕竟几年前的那场科举改革，是在大部分人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危及大部分人的关键利益。
而现在温水煮青蛙的改革措施，则可以让一部分人先慢慢准备起来。
那些发觉皇帝用心的士绅，也大多不对外说出这种想法，而是抓紧时机，赶紧安排自家的子弟去官校就读，好赶上这波仕途的东风。
改革措施的直接、间接方式不同，便直接造成了天下人的接受程度大为不同。
到天法二十五年以后，在六品以下的官吏之中，各类官校出身的毕业生和科举正途出身的士人，已经大约达到了二比三左右的比例。
三品以下，六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中，官校毕业生和科举士人的比例，则达到了一比三左右的比例。
而且由于科甲正途出身的士人，大多对于复杂的行政细务缺乏经验，在很多专业岗位上，根本不可能竞争得过官校毕业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有识之士也终于开始呼吁起来：应该在科举考试中增添数学、地理等新内容了！否则科甲士人，在朝堂上根本无法和官校毕业生竞争！
天法二十七年，朝廷在制度性的会试以外，新增了经济特科考试。
经济特科考试是为选拔“洞达经济时务”人员专设的科目，由天子下诏举行，令各部、院长官及各省经略、节度、学官保荐人员参加考试。
为了鼓励士人学习经济时务的各种专业行政知识，李来亨将考试的入选门槛放得很低，参加考试的一百八十人，最后录取的人数竟然多达一百二十七人之多。
其实通过考试的，大多为庸梁之士。但毕竟首开新风，所以朝廷特为重视。
天法二十八年，为了解决殿试进士多不通时务，难以同官校毕业生出身的官员竞争等问题，朝廷决定在京师特设进士馆。
凡是一甲授弘文院修撰、编修的进士，还有考中二甲的庶吉士们，全部要先进入京师进士馆学习实学，“以明彻天下大局，并于刑名、地理、学习、理财、农、工、商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
天法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京师进士馆正式开学，令新进士入学，并下令国子监学员闲暇时亦可旁听。
政事堂上奏的《更定进士馆章程折并清单》中即规定：
“进士馆系奉旨特设，造就已仕人才，以期振兴实学，陶育人才。令新进士用弘文院修撰、编修及中书者入馆学习。
学员分内外两班，内班住馆肄业，外班到馆听讲，弘文、中书职司清暇，作为内班住馆肄业，分部人员愿住馆肄业者，仍照旧办理，愿在本衙门当差者，即作为外班到馆听讲。
其已得要差，本政府咨明留署之员，则毋庸听讲。如弘文、中书因精力不济，愿归外班听讲，亦听其便。
而新进士有在学堂充当教习及总理学务事者，由该省经略、节度先行奏咨在案，如三年期满实能称职，准与本馆学员一律办理。
上一两科进士如有弘文、部属、中书自愿入馆者，自行呈请本衙门堂官咨送，文谕院考察后，可收者均予收入，毕业后与此次新进士一体办理。”
进士馆每年分两学期，正月开学至小暑节为第一学期，七月开学至年终为第二学期。
学科分十一门：史学、地理、教育、刑名、钱谷、纵横、兵政、农政、工政、商政、格致。算学、田径为选修科目，习否听便。
为规范教学，规定学生如不守学规，不遵教课，轻者记过，重者记大过，情节严重者即时请旨办理，并随时咨回原衙门交堂官察看。管理及教学人员亦不准旷职瞻徇。
为了督促和鼓励进士馆学员，每学期结束，文谕院的官员会同进士馆监督分科考验学员，成绩为平时分数与考验分数平均计算，及格者得及格凭照一张，三年毕业后由钦派大臣会同文谕院官员举行毕业考验，但肄业未满六学期或所得及格凭照不满三次者，不准与考。
第六十二章 夺嫡之争
但由于进士馆后来中途停办，其外班人员在发得讲义自修后，亦准与考。
考列最优等者，弘文出身者奏请留馆授职，并予以弘文院升阶。部属中书保奖以原官升一级。
考列优等者，弘文留馆授职外保加升衔，并酌派本衙门要差，部属中书归原衙门优先选用，并酌派本衙门要差。
考列中等者，弘文留馆授职外，并酌派馆差，部属中书酌派本衙门主稿等差。如有自愿外用知县者，准其禀明文谕院和进士馆方面后，以知县散馆班次即选。
考列下等者，需留馆补习一年再行考试，分等录用。
天法三十三年十二月，文谕院举行首届进士馆毕业考试，考试按学员所学科目，分场发题，并添试经史。
各科试卷由该馆教习分门校阅，分数呈请会考大臣核定。将各学期分数与此次考试分数平均计算，即作为毕业分数。
八十分以上者为最优等，七十分以上为优等，六十分以上者为中等，不及六十分为下等。
天法三十四年二月，文谕院会同弘文院、吏政府带领引见进士馆毕业人员，各授职务、加衔。
由于进士馆在天法末年即被裁撤，所以仅存的约十届进士馆毕业生，形成了近乎垄断孝宗朝前中期的馆臣一党。
顺朝立进士馆的目的在于使新进士能够更新知识结构，掌握与时代相适应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新学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以造就新政人才，为朝廷的维新变法服务。
履任两广经略使、瀛洲大都督府大都督、户政府尚书和政事堂平章的京山伯陈荩，曾说过：
“欲使向业科举之士，增益普通学识，讲求法政、经济，以期皆能通时务而应世变。”
应该说朝廷在这方面部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进士馆毕业人员对天下士人学习经世致用的实学知识起到了很好的模范作用，这一批进士本身进入仕途后对于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后来被称为“馆臣”的这一代人，虽然未能在世祖朝掌握朝廷的实权，可是他们却起到了将世祖朝的维新之风，延续到孝宗朝的重任。
更遑论馆臣学风，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浸染至民间，对于叶方实学的大行其道、对于经世致用学风的广为流行，都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顺初的重臣，多是跟随三圣经历过明末农民起义战争的从征元勋。这一代人在政治上都有着清廉俭朴的特点，而且熟悉天子李来亨的意图做法，具备特别敏锐的嗅觉，在能力、才干上也由于具备丰富的实干经验，而能担负起各种各样的职责。
但他们也有其他的问题，例如文化素养较低、例如人员接替的青黄不接等等，这些都是显然有劣势于顺朝江山巩固后诞生的那新一代人。
而且世祖晚年，由于误杀楚王的事情，性情乖张不定，圣心难测。天子常常因各种各样的疾病不能理事，朝政多委于大长公主、齐王、魏王、燕王、韩王、义侯之手，太子之位长期悬空，诸皇子结党内斗，使得众多开国元勋重臣并卷入其中。
后来夺嫡之争渐渐明朗，形成了长公主李徽柔支持的附齐一党，以及义侯张玄朗支持的附魏一党，两党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天子常常因病不能视事的情况下，简直快要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附魏一党后来因为远征印度的惨败而垮台，义侯张玄朗亲自主持的伐印之役在天法四十八年时正式宣告失败，曾经权倾一时的征虏大将军张玄朗被明军俘虏以后，不仅没有自杀殉国，而且还向呆迷儿帝国屈膝投降，被封为义王。
虽然附魏一党极力隐瞒此事，还在国内大肆营造张玄朗海战牺牲的种种悲壮事迹，但后来明顺议和时，有使者将此事密报回国，东窗事发，天子震怒之下，开始着手清理魏党。
伐印之战的失败，本来就让天子的威望大受影响，许多朝廷大臣也趁机反对世祖一朝穷兵黩武、布武天下的大战略，要求朝廷改易政策，与民休息，使得李来亨极为被动。
魏党这时候东窗事发，就成为了天子的泄愤对象，惨遭整治，许多元勋大臣都因此被贬官、流放。
虽然此案继续沿袭了顺朝不开大案清洗功臣的先例，没有大开杀戒杀人，但也使得两千多人遭到流放，魏党就此彻底失势。
然而附魏一党的彻底失势，却并不标志着齐王的完全上位。
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天法四十九年，此时天子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已经开始出现了连续半年不上朝的情况了。
本来齐王继承大统，几乎是可以预见，而且受到多数人接受的。
偏偏这个时候，一贯擅长弓马骑射，身体强健的齐王玄煜，竟然突然染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暴病而亡了。
齐王的病死，成为大顺史上的一大悬案，无数人都对此做出了符合本派系利益的猜想。
但站在最客观的共和派角度的史学家赵翼，他便认为当时齐党势力极大，不可能有人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害死齐王，而据说齐王好饮酒，本身生活习惯并不健康，年龄也已经不小，突发重疾去世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齐党、魏党，世祖朝后期最重要的两大政治集团，先后丧失了问鼎皇位继承权的可能性，无疑使得朝廷大臣全部陷入混乱之中。
突如其来的打击也严重摧毁了天子的身体健康，不少大臣认为应当让燕王继承大统，但天法皇帝却产生了一个新想法……
天法五十年二月，天子在垂危之际，召见大长公主李徽柔、致仕太师方以仁、平章政事周培公、大将军李懋亨等人入宫，宣布诏封先楚王李玄烨之子为皇长孙，立其为皇储。
此言一出，众勋臣皆为之大惊，群呼不可效前朝旧例，开启靖难之事。
但天子坚持认为燕王、韩王皆非仁义之君，缺乏治理天下的品性和才干，而其余诸子则都过于年幼，连一个满三十岁的人都没有。
第六十三章 帝国特惠制
齐王无子，魏王之子则同样年幼，何况魏王是罪人，岂能由这一支继承皇位。
唯独先楚王之子，年纪合适，而且常养宫中，熟悉政务，能掌机要，才干十分突出。因此天子一意坚持让皇长孙继承大顺的江山。
对于楚支最终的继位，后世流传最广的一个推论，便认为这乃是内廷女官集团的阴谋。
因为皇长孙近年常居宫中，据传和不少内廷女官往来暧昧，关系密切。正是一部分女官借着近水楼台之利，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年迈的天子，才使得被众人忽视的先楚王之子脱颖而出。
然而也有人认为，让皇长孙继位，主要原因是世祖对于燕王、韩王等人都非常不满意。
因为这些皇子当时都已经和民间不少绅商团体关系特别密切，世祖朝的最后几年里，李来亨已有了整顿绅商集团的意图，只是受限于夺嫡之争越发激烈，天子的精力也不堪支撑，此事才作罢。
但无论齐王还是魏王最后上位，都是一定会对势力过度膨胀的某些绅商集团开刀的。
唯独燕王、韩王等无缘继承皇位的诸王皇子，大多都参与绅商活动过度深入，不为世祖所喜。
而皇长孙，当年楚王是因为劝谏世祖赦免松江起义纺织工人罪责之事，在本已重病的情况下被天子罚于宫门下站立一昼夜，踩因病死去，所以皇长孙润石一直站在维护纺织工人利益的立场上。
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皇长孙长年坚持的这种立场，被世祖认为由其继位，必能一改世祖朝时纵容、放任大产业家的趋势，起到稳定国本的作用，这才突然立皇长孙为储。
总之此事争议甚多，而且当时人多认为皇长孙年轻，辈分又敌，在勋臣宿老之中缺乏人脉，恐怕不能坐稳皇位，大顺的江山社稷已有风雨飘摇的危险。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人全都想错了，皇长孙并非又一个朱允炆，他的手腕相当高明，而且还获得了在朝中势力极大的大长公主李徽柔竭力支持，不仅削平宿老，而且改弦更张，与民更始，停止了天法时期的大规模对外战争。
顺朝从此时开始进入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对内整治时期，经过孝宗明命年间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大顺才在高宗时期，迈向了一个全新的开拓征服时代，完全巩固了对南洋的统治，又在对呆迷儿的战争中占据了主导权，先后攻取三玉兹和河中地区，兵锋直入阿富汗，对呆迷儿帝国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
在新大陆，世祖朝的流放政策被完全停止了。朝廷开始对青丘州组织官方的大规模移民团，几十年来内地的太平景象使得人丁滋生，人地矛盾重新尖锐了起来。
对新大陆的移民活动，持续不断，与同时期对东北、西北、南洋的移民活动，并称为“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徙东洲”。
贯彻了世祖朝后期和孝宗、高宗两个朝代的移民运动，最后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民族构成，使得新大陆成为了一块东西民族大融合的混血大陆，也使得南洋陆续实现了郡县化。
整个世界的面貌都被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这场大移民运动，所彻底改变了。
但这给顺朝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到德宗朝时，内地各省由于极为严重的人口外流因素，已出现了劳动节价格的剧烈上升，大量良田无人耕种而被抛荒，众多工厂招募不到合适的工人。
在一次票号诈骗案以后，江南地区大量票号破产倒闭，很快就扩大为了席卷内地的破产浪潮。货币通缩、汇率下降、生产过剩、商品滞销、劳动力价格上涨、工厂倒闭……
数不清的问题在德宗朝接连到来，顺朝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来得凶猛又快速，许多失业工人先是大规模地打砸工厂，后来则成为了蔓延八省的纺工之乱。
朝廷花费了三年时间弹压纺工之乱，这以后德宗皇帝认识到了顺朝各省、各都督州、各海外属地之间经济发展的过度分化，还有海外殖民地的离心离德，已经对大顺造成了亡国之忧，便开始启动了新的改革。
德宗朝的改革史称金瓯更化，这一改革旨在强化顺朝内地与各种海外属地之间的联系性，加强顺朝商品在各海外属地的倾销力度和市场规模，形成了独特的帝国特惠制制度。
由内地和各海外属地联手，互相在贸易上给予优待，一起排斥外国商品。
朝廷对大顺海外属地的输入商品，都给予免税或减税的优惠待遇，对从外国输入的原料、农产品则征收高额关税；
大顺的各海外属地则对从内地进口的工业品，给予减税优惠，同时提高从外国进口货物的关税率。
这种特惠制度维系了大顺逐渐走向离心离德的海外帝国，使得这一庞大的殖民体系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
直到各海外属地的民族独立意识完全勃发，而大顺本身又内忧外患，不断爆发内战，才主动允许了多数海外属地独立建国。
在众多属地中，仅有青丘是借由独立战争而获得了独立。其余属地，全部是由大顺与属地都督府进行协商后，逐步允许其自治和独立的。
也因此，即便到了现代以后，中国与由其属地发展出来的众多国家，依旧维持着亲密而友好的同盟关系。
帝国特惠制在顺朝爆发第一个共和革命时，就已经被取消了。但它的不少制度残余，延续了很长时间，更在冷战时期发展为了天保府统筹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对呆迷儿人民联邦为首的红色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
以天保府统筹委员会为首的一系列单边限制性组织，成为了后来蓝色阵营限制人联发展的主要外交武器，并严重阻碍了人联的技术进步。
但是到了现代以后，由于国际贸易争端越发激烈，许多国家都把天保府统筹委员会当成了相互进行贸易战的工具，其用于限制人联经济发展的初衷已经完全丧失，逐渐被慢慢废除。
第六十四章 和硕特战争
东京开封府是由于偶然性的原因成为大顺的首都，建立新都或迁去兴京长安府、北京顺天府的意见一直都存在。
特别是收辽之战以后，辽东恢复，重回旧都的意见就很强烈了。
毕竟明朝以来，北京为天下首善之地已有二百余年时间，各种制度都以其为中心，也能保证朝廷的稳定性。
不过这主要是文臣们的意见。
武将之中多秦人，陕西籍开国元勋们便觉得迁都长安更为好。
第一点是长安乃汉唐旧都，既然大顺又复古汉唐的传统，自然应当迁都长安，重开西域；
第二点则是重勋臣多陕北人，但陕北贫瘠，位置偏僻，不可能定为首都，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陕西省的省会长安为首都，便很合适了。
而且经过西北经略使周祚鼎多年来的恢复和治理，陕西的经济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水土的恢复也做得很好。
虽然还不能恢复汉唐时八水绕长安的胜景，但至少京师的用水暂时不成问题。
而且近年来准噶尔屡屡寇边，威胁朔方省，已经超越了被赶到日本当海盗的满洲残军，成为了大顺首屈一指的心腹之患。
高一功、郭君镇、刘芳亮等秦人，都曾上书朝廷，请恢复汉唐旧制，迁都长安，以宿卫重军环伺关中，好起到抵御准噶尔诸部侵袭的效果。
不过方以仁却认为漠西蒙古的准噶尔诸部，虽然较之在满清和顺军连绵二十年打击下，只能苟延残喘的东蒙古察哈尔诸部，要强大很多。
可准噶尔诸部并非铁木真的后裔，缺乏黄金家族的血脉，对于蒙古各部落没有号召力。内部又动荡不休，叛乱不止，诸部交相攻伐一直没有停止过。
准噶尔的大台吉僧格能力有限，不似他的父亲巴图尔珲台吉那般雄才大略，根本不能服众。
僧格台吉的众兄弟不服他继位，屡屡起兵反叛，掀起内战，僧格虽然屡战屡胜，平定了大多数叛乱，又以率领准噶尔诸部进军漠南草原的口号，团结起了多数部众。
但他的兄弟中，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实力犹存。在外部，则有和硕特部的鄂齐尔图车臣汗虎视眈眈。
鄂齐尔图汗是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大哥拜巴噶斯的长子，固始汗远征青藏高原，被大顺军西宁制将军米剌印斩杀，只留他坚守天山南北的和硕特故地。
昔日，鄂齐尔图车臣汗和巴图尔洪台吉，有较深的友谊，素有“合约尔台吉“的美称。
但是，鄂齐尔图车臣汗对强大的绰罗斯家族，向来怀有戒心。天法元年，在乌哈尔里克战役中，巴图尔洪台吉率领7000士兵，以雄壮而整齐的阵容，投入了战斗。观战的鄂齐尔图车臣汗惊叹不已，便脱口而出：“他如此强大，日后削弱我者，乃他也。”
鄂齐尔图汗知道和硕特部不如准噶尔部实力强大，开始与准噶尔部联姻。他的孙女阿奴嫁给了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僧格。
借机得以干涉准噶尔部的内政，僧格由于众兄弟对他统治的激烈反抗，也不得不接受了和硕特部的一再干涉。
因此准噶尔诸部，甚至整个卫拉特联盟（即明朝时所称呼的瓦剌诸部），实力并不强大。
只能说其比东蒙古强大很多，但显然远远不及满洲盛时。
当年和硕特部的一代雄主固始汗，占据青海、康巴全境，入藏推翻了藏巴汗政权，确立新兴教派格鲁派诸领袖在西藏的领导地位，建立了堪称强大的和硕特汗国。
但是明末时，大顺军以青海一带为重要的抗清基地，后来同孙可望争夺关中时，也是以青海、甘肃为主要的出兵基地。
顺军大将米剌印屡屡以西宁为根据地，出兵同青海一带的和硕特部交战，引发了顺朝和和硕特汗国的长期边境争斗。
前期，由于大顺军的主力要应对清军和西明军的大规模战事，无暇他顾，仅仅保有西宁一隅之地而已。
但随着清军完全退出关内，孙可望又连战连败，丧失西南地区以后，顺军对西北边境的捍卫力度就大大提高了。
为了争夺青海和康区，固始汗率领数万精兵出藏击顺，他大举北进，以年迈之躯横扫了归附顺朝的诸台吉，顺利进军至河州、西宁一带，威胁了大顺边境的安定。
在固始汗大军的猛攻下，青海顺军相继溃败，伤亡数千人之多。制将军米剌印闻警后，一面向朝廷汇报消息，一面亲自率领亲军标等精兵三千多人赶赴青海增援。
可是寡不敌众，而且固始汗得到当地喇嘛教僧侣的支持，兵锋大盛。大军所至，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
蒙古人挑唆远近喇嘛及百姓二十万余万人，掠牛马，烧草谷，抗官兵，犯西宁，青海大乱。
西宁数百里之内，一切有名寺院喇嘛皆披甲执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掠焚烧，无所不至。
李来亨获悉固始汗侵犯青海，甚至打到甘肃境内的消息后，作了两手布置：一方面令西北经略使周祚鼎办理平叛军务，另一方面派兵政府侍郎曹本荣到固始汗的驻地沙拉图传达朝廷旨意，令其罢兵停战，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但固始汗不仅拒绝了朝廷的劝谕，反而拘禁使者，并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宁周围地区的攻势，对西宁府周围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与北川新城等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天子震怒之下，即任命郭君镇为征虏大将军——这是顺朝最高军阶大将军的首次设置——从三边各地调集精兵，往青海讨伐固始汗。
随着大量顺军精兵抵达青海解围，原本跟随固始汗作战的青海蒙古诸部纷纷叛离，改投降顺朝。
次年，征虏大将军郭君镇命米剌印督精骑进至青海湖，击败了哈喇河畔的和硕特部驻军，使得顺军士气大为振奋。
郭君镇根据当时的形势，亲自进驻西宁，指挥部署。他从陕西、四川、甘肃、朔方等地调来大量旧部，先分兵于永昌隆吉河防守，以防止和硕特大军内犯；后驻兵于巴塘、里塘、黄胜关等处，截断固始汗入藏之路。
第六十五章 入藏
固始汗此时获悉西宁守军兵力薄弱，于是带领一万部众突击西宁，军至城下，成功包围了郭君镇。
但郭君镇镇定自若，组织百姓坚守城池，并亲自领兵夜袭敌营，大获成功。
不久米剌印率军赶到，顺军对西宁附近地区的和硕特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开始了招降活动。在大顺军的攻击下，固始汗占据的据点和寺院逐个丧失。
青海地区最重要的喇嘛教寺庙塔尔寺也被米剌印攻破，众多很有威望的大喇嘛被迫投降，结果被郭君镇下令一概处死，参加叛乱的喇嘛僧众也遭到严厉镇压。
在和硕特军节节败退、一部分参加叛乱的蒙古王公纷纷投降的情况下，固始汗于十二月将扣压的顺朝使者送还大顺军，并附疏上奏朝廷，为自己开脱罪责，请求议和。李来亨对此置之不理，下令大顺军平叛到底，必取固始汗首级方能回师。
顺军继续清除西宁附近的叛军，很快收复了镇海、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固始汗被迫率领残部向西溃逃。当米剌印等率领三千顺军进攻郭隆寺时，遭到这里万余名喇嘛僧众的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可僧众没有正式军事训练，死亡惨重。
众多黄教喇嘛逃跑后被顺军俘获，押解入京，李来亨亲自下令，对其一律处以死罪，传首青海、西藏等地。
郭隆寺之战是平定青海和西藏之役中最激烈的战役，用郭君镇的话说：“自灭清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
固始汗在西宁附近战败后，率部退逃到离西宁千里之遥的柴达木河一带。在这种形势下，郭君镇提出于四月草青时，四路并进合攻青海的作战方案，而米剌印则提出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马万匹，乘敌不备、远程奇袭的作战方案。
郭君镇将两种方案一并上报朝廷，李来亨最终采纳了米剌印的作战方案。这样，大顺军便分三路向柴达木进剿。
米剌印率兵自西宁出南路西进，沿途捕杀叛军的侦骑并消灭其留守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柴达木河上游地区。很快顺军探知固始汗大营在乌兰穆和尔，米剌印便率军连夜拔营疾行，直捣和硕特军大营。
当顺军抵达蒙军营帐时，固始汗部属尚未起床，人不及衣，马未衔勒。顺军分四路发起突然袭击，蒙军猝不及防，仓皇逃散，溃不成军。
固始汗见大势已去，便服下毒药试图自杀，但被周围侍从抢救了下来。很快顺军攻破和硕特军营帐，顺军先锋赵自牢杀入帐中，由于一些蒙古兵极力抵抗，乱战之中，赵自牢即命令所部卫兵放排枪将固始汗等和硕特部的重要王公一并打死。
此役顺军彻底击溃和硕特部，俘获其王公不可计数，很快肃清了青海地区的一切敌对力量。米剌印率所部五千精兵，仅用十五天，奔袭千余里，直捣敌穴，擒斩固始汗，创下殊功，因此封侯。
而占领西藏地区的和硕特汗国经此一役，损失惨重，特别是固始汗遭到顺军俘杀，直接造成了和硕特汗国的大规模内部纷争。
固始汗当初将八个儿子留在青海，护卫汗国，建立了八台吉的军队，将青海划分为左右两翼。
如今左右两翼的兵力都遭到了大顺军的毁灭性打击，基本上被尽数歼灭，和硕特蒙古的势力从青海地区全盘退出。
和硕特汗国的势力范围就此退缩到了西藏一隅之地，可是西藏的政教大权都握于**系统和第巴系统的手中，汗廷系统主要掌握军事力量而已。
如今和硕特汗廷的军事力量瓦解，原本**掌宗教和财经，第巴掌行政，汗廷掌军事的平衡结构就被破坏了。
和硕特汗国本就是蒙藏二元维持的统治体系，汗国是蒙古贵族领导的，但是里面有格鲁派领袖为宗教领导，形成二元关系。本来，固始汗汗国打败藏巴汗，救了格鲁派，把他们获得在西藏政治领导层地位，但是五世**喇嘛系统不安于翻身，而且要获得最高权力。
如今固始汗被顺军俘杀，和硕特汗廷的军事力量和威望都遭到了沉重打击。**系统为了夺取西藏的政教大权，立即起兵作乱，攻杀了固始汗的长子达延鄂齐尔，不久达延鄂齐尔之子丹增**又从西康杀回西藏。
丹增**间道疾驰，跨越了荒无人烟的山区，任驮马冻饿而死，艰苦耐劳的蒙古将士们还是挺过了这段艰难的路程，以神兵天降的姿态突然出现在了五世**的面前。
藏军猝不及防，虽然占有兵力优势，可是骁勇善战的蒙古兵行军千里，抛弃了一切辎重，人人都知道一旦战败，绝无回家之路，因此士气高昂，死战不止，竟然一举将人数倍于本方的藏军彻底击溃。
丹增**随即攻占了日喀则和拉萨，继位为和硕特汗国的第二代大汗**汗。
他为了报父亲被五世**攻杀之仇，即以五世**行为不端为理由，将其废除，另外从前藏地方贵族中挑选了合适人选作为六世**。
但这也造成了雪区僧俗各界有力贵族对**汗政权的抵制，地方上因此叛乱不断，**汗忙于四面弹压地方贵族的叛变，无力整合从青海败退下来的和硕特余部残兵。
四川方面顺军趁机大举西进，由经略使苗里琛指挥部将贺珍、白文选、武大定等人兴兵攻伐西康，消灭了当地残余的和硕特余部，军至巴塘后刻碑纪石后方返回四川。
在青海一带，坐镇西宁的征虏大将军郭君镇听闻了西藏内乱的情况后，便立即派遣米剌印和熟悉青海道路的前明总兵马科，一起率领精兵八千人，自青海急速入藏。
大顺军沿途招徕雪区贵族，熟悉西藏政教内情的米剌印趁机提议打出了复立五世**的口号。马科同意他的意见后，顺军便获得了雪区贵族的大力支持，沿途行军毫无顾忌，星夜南下，穿越了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以后，飞抵日喀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