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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三）

    在场之人皆是北国名士，李曜开口第一句却偏偏不是与他们客套，反而对自家牙兵们的“见过节帅”回应了一句“将士们好”，这让众人一齐错愕，就连负责将面见节帅的新礼仪传达到河中近卫军的李袭吉与冯道都是一怔。而近卫军众将士听闻节帅这句话后，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却也下意识将胸膛一挺，站得更直了，目中齐齐露出感激之sè。

    李曜这时才露出微笑，朝众人作了个四方揖，道：“诸位想必已经知晓某是何人，不错，某便是李存曜，承陛下信任，忝为护国节度。”他微微一顿，继续道：“自某持节河中以来，尚未与诸位一唔，所以今rì设宴于此，一则是与诸位会一会面，相互有个了解，毕竟……咱们今后要打交道的时候还长着。二则呢，便是为了这次对诸位或关心、或怀疑的《新城扩建令》作一释疑之谈，此事将在今rì与诸位说个明白。除此之外，还需隆重介绍我身后这位，想必诸位已经认出来了，不错，这边正是太原王昭逸王相公以及……”

    他说到此处，忽见王笉使了个眼sè，对他微微摇头，李曜立刻将话锋一转：“王相公此番乃是回太原祭祖，如今事罢，回京途中路过蒲州，为某所知悉，恰逢某与诸位相约，有今rì鹳雀楼之会，因此觍颜相求，邀王相公同来。”

    节帅既然拱手，众人自然要回上一礼，又因王抟乃是当朝宰相，更要寒暄。过了半晌，终于礼毕情交，李曜这才摆摆手：“诸位，都请坐吧。”然后转头朝王抟、王笉道：“王相公、燕然，请。”他的官、勋、爵比王抟还高，又是此间主人，自然也就毫不客气，径直坐了上首，朝李袭吉道：“李支使，你来详细解说一番关于《新城扩建令》的事。”

    李曜如今别看年纪仍只是二十出头，要是放在后世，大学都还没毕业，可在“这一世”，他却已经是堂堂国公、大镇节帅，因此该有的仪范必须要有，这不是他本人爱不爱显摆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要求。伟大的人物也许能顺着时代的脉搏引导cháo流，但即便是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逆时代cháo流而动，李曜还没有做一回“穿越者王莽”的意思，自然不会在这种事上弄得惊世骇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李曜的这份《新城扩建令》，放在后世来说，不过就是一份建设规划加上一份融资计划罢了，稍有出入的是，李曜一直习惯于用一件事解决几个问题，因此这里还带有一点股份制的雏形，只是有些粗糙而已。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口吃不成胖子，这不过是他第一次进行股份制经济改革的试水。事实上李曜在颁布这道《新城扩建令》之前，仔细回忆了王莽当年的改革，以免重蹈覆辙。按照他一贯的看法，王莽这货怎么看都是个穿越者，他做的事情起码领先时代近两千年，除了吟诗骗美人外，穿越小说的情节他基本都有了，如果一定要探寻一下这位老兄穿越前所处的时代，李曜一直认为最有可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

    公元9年元旦，王莽篡位称帝，登基成为一朝开国君主，改国号为“新”，年号“始建国”。这位老兄做了皇帝之后，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变法，他主要的改革有八条。

    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土地，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zhèng fǔ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zhèng fǔ补足。

    三，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zhèng fǔ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zhèng fǔ供给衣食。

    五，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zhōng yāngzhèng fǔ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zhèng fǔ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zhèng fǔ开采。

    六，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zhèng fǔ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zhèng fǔ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实行计划经济。由zhèng fǔ控制物价，防止商人cāo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rì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zhèng fǔ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zhèng fǔ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zì yóu经营，现在新zhèng fǔ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zhèng fǔ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而且王莽在其税制改革中，除了扩大工商业税范围征收懒惰捐外，还提出“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的征税原则，这几乎就是近代所得税先驱之翻版。

    从这些措施，李曜觉得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真正实施的社会主义，原来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当然李曜在颁布《新城扩建令》之前想到王莽，并不只是感慨一下，而是仔细思考他为什么失败。按照李曜用后世的观点来分析，首先是因为其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在这里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两面不讨好，岂能不失败？

    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其次是改革过急过速。过急过速就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rì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再次，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很明显难以禁止盗铸私钱。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但是在穿越前生活于二十一世纪初的李曜看来，经济规律并不是强制政策所能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终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廉丹等数战不利，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但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遂告灭亡。

    至于说王莽还发明了游标卡尺、还特别提倡科学发明、还对棒子国有着莫名的仇恨之类，那都不提了。总之李曜认为，这货必然是个穿越者，但同时也是个失败的穿越者，唯一的好处是……他的失败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

    李曜得出的结论其实比较悲观：如果不能唤醒全部或者大多数底层民众为你所用，那么作为改革者就一定不能肆无忌惮地得罪处于统治地位的那个阶层。

    仍以王莽为例来说，他简直就是个奉行国家资本主义，而又拥有社会主义制度思想和平等观念的穿越者。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改革措施以外，他甚至还曾实行过廉租房政策，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了五个里共200个廉租房住宅小区，专供贫民居住！

    从李曜穿越前，他所在的国家一直高呼廉租房建设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一些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的利好消息。后世也有不少学者较为肯定地认为五均六管等措施是有积极进步作用的，而且类似的政策曾在武帝时施行，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极好的经验。

    可惜，超越时代的王莽大大地触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们的利益。西汉末年，刘汉宗室人口已经繁衍到了十万之众。他们累代豪族，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占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许多豪族都广蓄宾客，拥有庞大的私家武装。得罪社会地位举足轻重的他们，实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拥有再多道义上的优势。

    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大地主豪强激烈地反对王田制，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远超过了规定数额，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

    而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由于既没有可行xìng，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zhèng fǔ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恢复土地和奴婢买卖的合法xìng，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占有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豪强们反击的速度，远远高于纳税人自己反应过来王莽是在为自己谋福利的速度。王田制的实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而新税制的名目多如牛毛，搜刮之苛刻更为惊人，结果“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这时，一场主角几乎尽是各豪族大姓的暴-乱爆发了。有人统计过，当时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只占29%，而豪强大姓却占了71%。

    那时已经68岁的王皇帝甚至来不及收到广大纳税人们读懂了他的王命的反馈，还在悲凉地哭号着“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殓灭众贼？既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之时，就被乱兵所杀。令他稍稍宽心的是，一如当年就拥有满山遍野的真心拥戴一样，他死后仍然有数千位知识分子，追随他跌落的王冠，正气凛然地自刎相陪。而王莽这一场根本没有真正开始的改革，也便在数不尽的不解和谩骂中，开始了它长达两千多年的观念旅行：一个“民选的皇帝”，又被身份、利益、素质和动机全然不明的“民”所淘汰。

    虽然有相当的创意，甚至出现了中国所得税的萌芽，王莽的改革却终因其可疑、可叹甚至可耻的失败，而被人嗤之以鼻。人们所不愿知道的是，理想主义的王莽，其实比他们能够想象的人格，都要伟大得多。有句话说“王莽恭谦未篡时”，其实李曜心底里一直认为，一个代汉而死的人，何篡之有呢？当年不是万众齐心非要让他来当这个皇帝的么？就如那代替赵氏孤儿去死的程家少年，你能说他是“抄袭”么？

    如果他的措施真正能够推广开来，广大纳税人是不需要通过非人的手段（如战争、瘟疫）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的。可即使是那些纳税人，最终却是毫不犹豫地对他们理论上的恩人举起了屠刀。

    为什么？

    为什么？

    关键在于推广失败。

    而推广失败，则是因为这些制度从根本上触动甚至是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如今的试探xìng改革——《新城扩建令》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去触动大唐统治阶层的利益，反而为他们谋利。当然，与此同时，也想方设法“夹带私货”，以便让老百姓过得更好。

    门阀世家、地主豪强，这些人组成了大唐的统治阶层，新城扩建令便是一次为他们谋利的改革。

    《新城扩建令》规定，出资参与建设东升新城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享受新城建成之后的利润所得。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你哪怕只投资了一贯钱甚至一文钱，你也是股东，也有分得利润的机会。然而李曜同时又规定，最低一股为三千贯。三千贯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完全是个天文数字，连想都不敢想。

    然而，对于那些世家大族、地主豪强而言，三千贯算得了什么？他们觉得，以李曜敛财的能力，投资三千贯，一年说不定就能回本，何乐而不为？就算一年不能，两年可以吧？三年可以吧？总归是赚的，而且一定比地里那点地租要赚得多。

    因为有这个基础在，李曜相信，他们这些人不太可能抵-制《新城扩建令》。但是他要的可不止是让这些豪门世家“不抵-制”。从根本上来说，李曜是希望让底层民众因此受益，而这并非不可能。

    建设总需要人，建设完了，工厂投产也需要人，按照后世的理念来看，这就是“提供就业岗位”，而在这些人开始在东升新城做事甚至落户安家之后，必然又会出现一些诸如茶楼酒肆、餐馆旅店之类的生活配套设施，又能养活不少人，因此这对于稳定社会环境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不见后世的某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为区区几千人的事业，就能闹出罢工游行，结果甚至有把总统都弄下台的么？

    然而，李曜的把戏还不止如此。

    听完李袭吉的详细讲述之后，一名五十来岁的小老头站了起来，冲李曜拱拱手道：“蒲帅，老朽蒲州靳家靳蓿，有一事相询。”

    李曜点头微笑，道：“靳公请问。”

    靳蓿道：“原先《新城扩建令》上并规定出资参与修建新城之后，出资‘股东’分润利润之时限，而某听方才李支使之讲解，却平白多了一条‘分润利润之时限，自东升新城相应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之期起算，前后共十年’……蒲帅当知，某等若是出资买上一片良田，那可是今rì买下之后，纵过百代，仍是我家产业。如今蒲帅这新城建设分红，却居然只有十年期限？”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四）

    靳蓿的这个问题，问得极其尖锐，李袭吉等人同时朝李曜望去，脸上都忍不住露出一丝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对于这些可能出资参与建设的各大家族有多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李曜在这个问题上的设想。

    李曜事前曾经详细调查河中各大世家，对于靳蓿这个人，他也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此人是今天到此的河中五大世家中靳家的主事人，但比较特别的是，他并非靳家的家主，而是家主的二弟。靳家家主靳莆两年前身染重病，至今卧病在床，而他并无子息，因此指定二弟靳蓿代掌家主印信。

    靳家是河中五大世家中涉及商事最多的家族，而靳蓿本人多年充当兄长靳莆的左膀右臂，对于商业运作的理解尤其深刻，因此刚才李袭吉将《新城扩建令》的详细情况一说明，他立即便发现这个最大的问题。原先并未说明出资参与修建东升新城的股东只能享受十年的利润分红，此时却忽然冒了出来，因此他立刻提了出来，要看李曜如何回答。

    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分红，利益攸关，他一提出，其余各世家名流齐齐将目光投向李曜。

    然而李曜只是无比平静地点了点头，道：“不错。”

    鹳雀楼中仿佛瞬间飞进五百只鸭子，一下子嘈杂起来，各家来宾或发出嘘声，或转头与身边之人交流，面sè不是讥笑便是叹息。也不知是哪个角落里面，忽然有个声音叫道：“节帅若是缺钱筑城，不如客客气气与诸大世家商议，以我河中诸大世家之家底，便是每家为节帅双手奉上三五万贯，却也不是多么为难的事，就当是庆贺节帅出镇蒲州便是，节帅又何必兜上这么大个圈子来敛财？”

    李曜才刚刚偏头去看，另一个角落里又有一人叫道：“正是，正是。某闻节帅在河东军械监时，便有千万之资，民间人称北地财神，如今持节伊始，又何必作这般杀鸡取卵之事？区区十年分红，谁敢出资入股？”

    这两个声音都是藏在人群中发声，一时根本难以看出究竟是谁在说话，李曜干脆也懒得去看了，只是呵呵一笑，道：“原来诸位以为某限期十年，竟然会是一件杀鸡取卵之事？”

    他这话一出，所有人都知道他要有所表示，纷纷安静下来，目光齐聚李曜脸上。

    李曜仍是智珠在握的模样，语气平静得没有半分波澜：“诸位，实不相瞒，以河东军械监此前四年多的经营状况来看，某以为东升新城股东分红期限超过五年，我这河中节帅府便全然是往诸位家中送钱了……某实不知诸位有何值得惊讶的。”

    当下堂中又是一阵窃窃私语，靳蓿眼中jīng光一闪，似有话说，但抢先站起来的却是他旁边的一位锦袍老者，此老拱拱手道：“蒲州冯祺，见过节帅。”

    李曜点点头，伸手微微往下一压，道：“冯公有话，坐着说便是。”

    冯祺便坐了下来，道：“节帅本是天下名士，又是蒲州之主，按说我等实不该对节帅之言有所迟疑，只是俗话说得好，在商言商……”他微微一顿，见李曜面上并无不悦，便继续道：“节帅说‘以河东军械监此前四年多的经营状况来看’，但河东军械监的经营状况如何，我等外人如何能够得知详情？节帅说一，它便是一，节帅说二，那它便是二……眼下东升新城之建设，光是头期建设，节帅便开出一百二十万贯的盘口，如此一笔巨资，就算是各家分摊，也不是小数，若我等这些家中主事之人仅凭节帅张张嘴便轻易许诺应允，只怕回到家中也不好交代，节帅以为某此言可还算是合理？”

    李曜微微笑道：“甚是合理。”

    冯祺便反问：“既然合理，不知节帅yù意如何说服我等愿意出资？”

    李曜心里也明白，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最麻烦的就是河东军械监的账目，他不可能交给冯祺等河中各家去看。

    因此他只能换一种说话方式，道：“当初某初掌河东军械监时，军械监每月需要节帅府拨给五六万贯钱，才能勉强维持正常运作，而当时的河东军械监有多大规模，想必诸位就算知之不详，也总有个大概了解，某就不多说了。而如今，河东军械监所下辖有九个司，矿场三十一处，工厂五十三座，另有华锦、食为天、广厦、通达四大行会（指商行），囊括衣食住行，而眼下这四大行会在河北、中原、关中甚至江南一带有何等地位，料来也无须某来明言……因此在这工、商二道，河东军械监实力如何，诸位心中难道还没个计算？”

    冯祺也笑了笑，但却摇头：“河东军械监实力自然举世无双，只是如今节帅出镇河中，这《新城扩建令》也是以河中节度使府名义发出……老朽对此有些疑惑，莫非我河中节帅府动工建城，却由河东军械监出资？纵然河东河中关系非比寻常，这其中恐怕多少也有些难以理清之处吧？倘若账目都难以理清，我辈如何敢放心入股？”

    李曜哈哈一笑，解释道：“冯公忘了一点，某不仅身兼河东军械监掌监尚未去职，即便去职，也不打紧。因为某如今还是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左仆shè，前次晋王来函言道，他平rì事多极忙，而右仆shè盖公年老体弱，因此这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rì常之事，皆由某来打理。河中节度使府下令修建新城之事，往上可以取得大行台相助，大行台总揽河东四面诸镇后勤，各军械监自然囊括其中，如此说来，河中建城，河东出资，何异之有？”

    其实李曜这个说法，要是放在后世，就多少有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意思了。比如河东、河中两个军械监，按照李曜的这个思路，就有些国家垄断企业的意味，不过他是国企出身的人，甚至国企的弊病，因此此时将这些大世家拉拢入局，也是为了让他们尝到工商业的甜头，rì后就可以慢慢引导，使得他们慢慢转化到自己出资单干，这也就是后世资本家的雏形。

    虽然说，因为没有科技革命出现，所以生产力的差距使得这个时代不大可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李曜本身也没有搞这种大-跃-进的意思，他只是将这个时代人的思想进行一些有益的引导，如果——只是如果——将来因为这些改革措施的出现，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那么封建式的僵化，也许中国的未来会更好。谁知道呢？

    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问题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更何况这其中还牵涉到中国古代习惯xìng的“抑商”，使得他的改革试探看似激进，实则谨慎。

    前世的李曜作为一个国企中高层干部，听过的经济讲座也算不少，其中有几节课他听得颇有意思，至今还能记得。当时那位教授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这位教授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一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zhōng yāngzhèng fǔ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李曜觉得他这两个词总结得极好，事实上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不断地重复“集权”与“抑商”两件事。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大一统的zhōng yāng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zhōng yāng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二十一世纪，这一政体仍然没有变动。

    追根究底地看，在高度**的zhōng yāng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历史，其实质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zhèng fǔ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xìng地压抑民间工商业。如那位教授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mín zhǔ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zhōng yāng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zhèng fǔ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脑同时是国家的首富。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rì。zhèng fǔ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构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jīng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zhèng fǔ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

    到了唐代，中国就出现了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李曜过去没有仔细思索过唐代的工商业，但自从他出任河东军械监掌监之后，为了让做出成效，巩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才开始认真研究这个时代的工商业。

    在他看来，唐代工商资本的四种流向：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和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其实自唐以降，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进入明清之后，财富向权贵、zhèng fǔ和土地聚积的速度更为加快，当时出现的几大著名商帮，如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商人阶层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zhōng yāng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为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可惜此时的李曜回不到现代社会，无法对自己的思考进行求证，其实这样的结论在后世中外学界几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zhèng fǔ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曾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一位学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也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xìng规定。”

    在一个zhōng yāng集权的体制下，一旦zhōng yāng统治的正当xìng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zhèng fǔ主义浪cháo，而对之的控制，往往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来终结。在这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往往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在中国，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

    因而李曜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他穿越以来，特别是他在河东军事集团内部地位上升，最终出任河中节度使以来，这段时间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朝廷或者各节帅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sè。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纵然是在他穿越前身处的时代，也没能给出最佳答案，因此他也没有“成规”可以生搬硬套。不过他毕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那就是：zhèng fǔ或者说朝廷、节帅府可以控制一些关键xìng产业，而将其他产业的发展，全面放权交给资本集团。但因为方才所说的商人集团跟权力集团固有的矛盾，河中这些大世家一方面眼馋李曜画出的这个利益烧饼，一方面又对李曜的说法有着本能的怀疑，也是因此才出现这些世家一方面对李曜的宴请趋之若鹜，一方面到了之后又对各种“疑点”盘根究底。这种矛盾心态，其实李曜早就算到了，他也有足够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事实上这次建设东升新城的事，按说李曜手握实力强大的河东军械监，并不是不能一力承当，但他仍然颁布了《新城扩建令》，希望以利诱导，让河中各大世家进入他所开创的工商产业白白分一杯羹，这不是他忽然想做慈善，而是希望以此来让这些尝到甜头的大世家发现这个巨大的财源，然后主动开拓这些方面的事业。毕竟这个时代，大世家通常也就是大财阀，而只有大财阀，才能有足够的资本来做这些事。否则的话，让李曜现在来进行一场唐代的圈地运动，他肯定又会于心不忍，心中纠结记挂着那些被强行盘剥失去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小手工业者。也许任何改革都会有阵痛，但他终究还是希望将这种阵痛降低到最轻微的程度。

    至于说李曜用到的手段，说到底，他无论带兵打仗还是发展工商，其最擅长的，还是威逼利诱，双管齐下。一边给你压力，一边给你利益，在大棒加胡萝卜的态势下，谁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李曜这番话说完，冯祺正准备说话，忽然听见外面一个熟悉的女声大声道：“河中盛会，只限三千贯入股资本，奴虽女流，难不成便入不得股、分不得红了？蒲帅可愿奴家这淮南人也来分一杯羹？”

    李曜心中一怔，暗暗称奇：“杨潞？她怎么会来？”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五）

    李曜心中虽然诧异，面上却已露出笑容：“可是庐阳县主芳驾？牙兵，放行。”

    果然，从楼下走上一名身材婀娜的女子，虽然头戴帷帽，有面纱遮挡容貌，但看衣衫装扮，不是庐阳县主杨潞，又能是谁？

    杨潞身份不同，李曜主动站起身来，在场其余人也只得随之起身。杨潞这才主动行了个万福，道：“去年蒲帅出使扬州，家尊便时常盛赞蒲帅之能，今rì奴闻蒲帅于鹳雀楼设宴，为东升新城之起建延揽股东，更听说蒲帅此番招股不限地域、身份，实在喜不自禁，这才不请自来，还望蒲帅勿怪。”

    李曜回了一礼，笑道：“县主客气了，若是县主也愿出资一份，为蒲州之东升新城建设更添助力，某欣喜尚且不及，何来怪责？来人，添一贵席……县主请坐。”

    又是一番俗礼过后，所有人重新落座，李曜才又道：“县主既有心参股，某便将其中细节再说一次与县主知晓……”

    杨潞微微一笑，摇手道：“蒲帅何须如此？扬州蒲州，交往甚密，你我二人，往来更非初次，这般细务有甚好说，难不成奴家还能信不过蒲帅么？”

    李曜微微错愕，心道：“我跟你虽有几次私下交换，可那时候你开口要价可从不客气，怎的今天转了xìng，连详细条款都能放心到不去听了？”他对杨潞始终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当下心中便多了个心眼，只是礼貌xìng保持笑容，却未搭腔。

    杨潞却似乎全无感觉，仍是言语带笑，继续道：“蒲帅，奴家听说，这东升新城头期工程预计耗资三百万贯，其中开放募资一百二十万贯，可是如此？”

    李曜点头：“不错，确实如此。”

    杨潞笑容更盛，道：“奴家愿代家尊出资五十万贯入股新城。”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靳蓿直接站了起来，一拱手便要说话，李曜心中虽然也自惊讶，却格外镇定，伸手朝靳蓿微微虚压，制止他出声。然后略一沉吟，朝杨潞道：“方才，各大世家还在怀疑某这河中府修建新城，本金是由河中出，还是由河东出……县主就不担心某画下画饼，最终却做不成事么？”

    杨潞笑道：“怪只怪河东军械监名头太大，蒲帅一说出资，各家都只以为蒲帅必从河东军械监调拨钱帛，却不知蒲帅可用款项还多着……”她微微侧身，朝王抟一拱手：“王相公曾判度支多年，jīng于财政，奴想请问一句：王相公以为河中节度使府会缺这区区不到二百万贯么？”

    王抟道：“河中镇的两税留使究竟多少，某并不知详情，但河中蒲、晋、绛三州皆是富裕之地，想来两税留使以及营田都不在少数，至于军府商产，历来不薄，是以河中节度使府实不拮据。更何况，河中还有两池……我意天下诸藩，怕是少有可与河中比富者。”

    王抟判度支多年，对于大唐朝廷以及各藩镇经济情况，自然极为了解。寻常节度使府的三大收益刚才他都已经提到，分别是两税留使部分、营田所得和军府经商收益，另外河中还额外有两池盐场的利益，当然少不了。

    德宗以后，藩镇的基本财政收入就是两税收入。当时，两税收入之中，归方镇支配的只是留使部分。它在整个收入中占多大比重，因各地物产、户口、军队多寡等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留占的两税大约占三分之二左右。建中时“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这只是钱额，另外还有米麦外费一千四百万斛，京师二百万斛。按照元和时“国计簿’的数宇，全国总额是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各种榷税收入皆在其内。文宗时王彦威作《供军图》说全国收入三千五百余万，恐怕就是根据“国计簿”。王彦威分析兵费在全国财政中的比重说：

    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椅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今夭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兰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

    王彦威在这里提到了两个三分之二。一是留州留使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供为三分之一。二是供军费用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他开支仅占三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总的情况，就各镇的情况而言，则不尽如此。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辛未敕云：“其涪州缘属荆南，有供荆南节度钱二千四百贯，今随本州割还黔府，兼于涪州送省钱三千八百贯文内更取一千五百贯，添赐黔府见将士军资。”这个决定是针对黔中遭水灾，军资不济的情况作出的。涪州从荆南割属黔中，其原送使钱二千四百贯增加一千五百贯，为三千九百贯，同时其上供钱则从原来的三千八百贯减少一千五百贯，为二千四百贯；留州部分不变。上供与送使的比例从1。6：1变成1：1。7。

    而《吴地记》所载苏州的情况则有不同，上供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贯，留州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贯，送使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九贯，总额为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上供、留州、送使的比例约是44%：28%：28%。可见南方上供数额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几乎占一半，远远高于北方藩镇。当然这也说明江南作为唐廷的“钱袋子”由来已久、名副其实。

    而营田则是方镇两税收入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唐代藩镇营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营田所得可抵预算中的本镇军资或度支所拨衣粮，如大和三年（829）五月中书门下奏称，观察使若上陈刺史政迹，“须指实而言”、“如称营田课则所效，须云本合得若干万石，在任已来加若干万石。其所配斛斗便请准数落下，支所供本道本军斛斗数。如不是供本军本道解斗，则申所司收管支遣，以凭考核。”于此可见营田收入要么抵充军粮，要么申报有司收管。对于这类xìng质的营田，落镇是没有热心的。他们认为：“疲兵于陇亩，缓急非所用也。”

    另外一种情况下的营田收入可以为地方自己支配。《资治通鉴》有载：“诸将言于秦成防御使李承勋曰：明公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所谓“耕市之利，即指“营田之利”和“关市之利。”秦成防御使军队既“仰给度支’，而又有“耕市之利。”可见其营田收入是完全由本镇支配的。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诏在诸道除边军营田外，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合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疮地迥换百姓肥浓地。其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而不得辄妄招召。”这条诏书说明，朝廷对“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的内地诸军营田并不怎么感兴趣，故说“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因为这些营田完全是归“军中资用”的。唯一的问题是这类屯田究竟有多少。以河中而言，因为蒲、晋、绛三州农业发展比较好，在后世山西省也是主要的农产区，所以营田较多，收益也比较可观，赡军不仅充足，而且有余。

    营田所收为实物，还有一些征敛钱货的杂税收入，主要有盐铁、茶税、酒税、商税等，而譬如河中有两池盐场，因此盐税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大可小的收入，便是自行经商。

    很多人只知中国古代一直重农抑商，但却不知道唐代的开放以及到了古代的巅峰，连各藩镇自己都有商业收入。因为诸道藩镇不仅征商税商，自己还经商。

    大历十四年十月有敕：“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贸贩，别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

    这里的“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固然是对藩帅假公济私的揭露，但同时又从侧面反映出，若是出于“军用”，是可以置邸“贸贩”的。这是建中以前的情况。两税法以后的例子也有。如文宗开成时汴州节度使李绅“上言于本州置利润楼店”，尽管“议者以与下争利，非长者所宜”，还是获得了皇帝的同意。另外还有“官沽”，即由官府卖酒，实际上一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大和元年（827）江西观察使李宪曾“以军用不足，奏请禁百姓造酒，官中自沽。”这已是藩镇自己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了。刘从谏也曾在泽潞“卖铁、煮盐。”又利用商人贩易取利，“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

    实际上这就是后世国家资本主义式的一种财富控制办法，有些像国家垄断，这个事情李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当然有收入就有支出，两税法时期藩镇的财政支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在“长行旨”条内具体载明的分配项目，主要有上供、供军、官吏奉料和州府杂给等，可称之为基本支出。第二大类是不在“长行旨”条之内的特别支出，主要有进奉、赏赐军士、廉使常用钱等名目。

    官吏俸禄和州府杂给一般不算什么大数目，剩下的上供、供军才是主要支出，这一时期的士兵每年每人要花费二十四贯左右，以李曜麾下近五万大军计算，每年正常供军为一百二十万贯，但李曜在供军上花费很大，如果算上军械监在器械开发和配装上的花费，每人每年几乎可以达到五十贯以上，那么李曜每年的支出就几乎是要翻上一倍，达到每年240万贯。

    但王抟刚才已经提到，河中除了这些其他藩镇都有的收入之外，还另有一个聚宝盆：两池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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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在关中出现大的变乱，明确需要李曜出兵之前，眼下这段剧情主要是“种田”，因此可能有些枯燥，耐心不那么好的朋友，可以等过一段时间再一起看。

    另外，种田的情节，有一部分是为了要体现李曜将来进行改革时的思路的。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六）

    王抟这个曾经多年“判度支”的实干宰执对于李曜可以动用的财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一，河中自王重荣时代开始，历经王重盈、王珂、李曜四任节帅，根本就没有向朝廷上供过，换句话说，就是根本没有将赋税“提成”上交朝廷，河中的全部地方赋税通通成了“留使”钱，也就是全部留在节度使府了；其二，河中的农业在北方历来都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归因此属于节度使府的营田收益本来就不小；其三，由于地理、交通等区位优势，河中节度使府本身就有不少商务产业，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然而河中镇真正最关键、最大笔的收入，仍然是那个天下垂涎的解州、安邑——“两池”。

    解州、安邑两大池盐的收入，还在代宗时期，就已经占据整个朝廷收入的百分之十二点五，也就是八分之一，而这个收入在如今朝廷财政拮据的时期，已经上升到了六分之一！当然，这个说法仅仅只是“如果”李曜肯将盐池收益上交朝廷的一个假设罢了，实际上李曜承王重荣旧制，根本不向朝廷上供一文钱。那么，李曜可以支配的财力，很明显是非常充足的。

    当然，不上供不代表对朝廷毫无表示，李曜不仅有表示，表示还很大，只是名目不是上供，而是进奉。

    所谓进奉，是藩镇以“羡余”的名义向皇帝上供的钱物，这在唐后期十分普遍，史称“有土者竞为进奉”，同时进奉的数量也十分惊人。史载贞元时，诸道进奉岁凡五十万贯，其后稍损至三十万贯。实际上恐还不止于此数。比如大历元年，代宗生rì一次所得进奉达二十四万贯。德宗时更盛，当时持节浙江的韩说一次进奉竟达五百万贯。而且关键是越到后期，进奉的名义越多，除了逢年过节、皇帝寿诞之外，各地藩镇要进奉，名义是五花八门。最有趣的是，连一贯处于“名义统一、实际dú lì”的河朔三镇，虽然一文钱的上供都不给，但进奉却也并不少见。至于河中，在李曜上任之前，河中每年进奉朝廷解盐三千车，而在他上任之后，便将这一数量提高到了五千车，这其实也算是一笔巨款了。

    不过话说回来，解盐这个东西对于河中而言，本身并无多少成本，进奉三千车和进奉五千车，对朝廷来说大不一样，对李曜来说却几乎只是个态度问题，根本不会对他的收入有多大影响，因此总的来讲，河中节度使府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如果说河中军府都没钱，那天下数十个藩镇，有钱的怕也就真是凤毛麟角了。

    杨潞与王抟这一问一答，河中各家便都一时找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事实上李曜也知道，这些世家对此次赚钱的机会是在意的，要不然今天就绝不会一家不落地全部来了，但是正如之前靳蓿所言，在商言商，他们自然要施展出各种手段，争取拿到更多的利益。比如今天这种质疑，其实也不过就是为了谈价。一如后世有些人在个体户服装店买东西，如果有心要某件商品，便总要想方设法找出那东西的一些小瑕疵来，用以与老板讨价还价。

    想到此处，李曜便下意识地朝杨潞看了一眼，却正瞧见杨潞也朝自己看来，她虽然带着帷帽，有面纱遮挡，但李曜却仍瞧见那轻纱后面，这个jīng灵狡黠的女子正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李曜心里顿时明白过来，暗道：“是了，杨潞这妮子岂是这般好相与的，她既然半路杀出来帮我一把，哪能没有企图？只不过，我最不怕的就是你有企图，有企图我才好将计就计，你要是没企图，我才真不知道怎么应对才好。”他心中念头闪过，跟着就琢磨：“杨潞示好于我，无非是要为淮南谋利，但眼下朱温刚吃了一场大败，当不会有威胁到淮南的能力，杨行密此时应该不会是要我帮忙牵制朱温。既然军事上没有担忧，那就只有政治和经济两个可能。政治嘛……目前的大事也就只有皇帝乘舆播越到了华州之事，这事与我还算有些关系，与杨行密显然不沾边，因为李晔不可能去扬州，他也去不了，杨行密不可能是考虑这个。那么，就只有经济了……嗯，这个倒是一时不好猜测。”

    李曜主政河中时间虽然很短，但与淮南的经济合作开展得却是很快，毕竟他们这两家，一家产品jīng良、产能足够，另一家家底富庶，消化量杠杠的，供求关系很是明显。而且淮南一带盛产丝绸，这东西在河中的销路也畅。既然双方关系不错，那么这等互惠互利的事，自然谁都不肯拖延。

    事实上李曜还想与淮南继续深化合作，譬如棉花的问题，就已经提上了李曜的办事rì程。此时他料定杨潞是来谈经济合作的，因此也就把这事提前考虑进去了。说起来，“提前考虑”，这也一直是李曜的习惯。

    于是李曜便笑着接过话茬，道：“王相公法眼如炬，对我河中这点家底，相公当真是洞若观火。”他微微一顿，环视一眼，朗声道：“诸位，事情便是如此，河中即便不用河东军械监注资，也有足够的实力进行东升新城之建设，之所以此番让出一百二十万贯的盘口，只不过是某不yù独揽这笔大财，想着分利造福于乡梓而已。如今庐阳县主愿代弘农郡王出资五十万贯入股，便还剩下七十万贯的盘口，诸位之中，还有谁……”

    靳蓿起身道：“河中靳家，愿出资三十万贯入股。”

    李曜还未来得及应声，冯祺也已然起身：“既然如此，剩下四十万贯的盘口，我河中冯家愿意足额出资。”

    谁料刷刷刷又站起来数人，齐声道：“岂能如此！”纷纷道：“节帅且慢，我等也yù出资入股！”

    “节帅，你既说是为了造福乡梓，那这足足一百二十万贯的盘口，岂能只有三家便分个一干二净？”

    “正是，正是！节帅，这么大的盘口，若是只有三家能得入股，与独揽又有多大区别？”

    一时间，场面就混乱了起来，在场几大世家争论还算说得客气，闹到后来那些个余财颇多的商贾们也加入进来，直言这般分法太不公平。他们虽然还不敢直接指责李曜，但言语之中明显带了情绪。

    李曜心中好笑，面sè却是逐渐沉峻起来，等到众人争执不下，连杨潞也接连望了他几眼，显然有些担忧局面之后，才忽然一拍面前的横案，沉声怒道：“肃静！”

    似乎是为了配合李曜这一声低喝，肃立不动的近卫军牙兵同时将手中长兵往地上一顿，齐声喝道：“吒！”

    众人何曾遇到过这等场面，几乎都是下意识一抖，战战兢兢朝李曜望去。

    李曜倒也并不发怒，只是冷着脸扫视他们一眼，寒声道：“似你等这般吵嚷下去，这东升新城就不必再建了！”

    一个人带兵时间长了，言语之中都带着军威，带着军威含怒出声，这般气势岂是寻常人承受得住的？因此众人见节帅发怒，无论地位高低，都有些畏缩，不敢再多言。

    李曜见震住了场面，这才装模作样沉吟了片刻，道：“你等所言，也未尝不是道理，此事既是某yù造福乡梓，的确不该只有少数几家包揽……但若叫某逐个分配盘口额度，一则某对各家情况不甚了解，实在难办，二则似这等事情，无论某如何公允，分配之后，也总有不满意的人，因此……某另有一策，管教事后谁都埋怨不得谁。”

    众人见李曜说得如此肯定，都不禁有些诧异，这般难办的事，居然还能有那么十全十美的法子，能“管教事后谁都埋怨不得谁”？当下一个一个盯着李曜望去，看他究竟有什么神仙办法。

    就连一直超然在外、坐看涛生云灭的王抟也忍不住问：“蒲帅竟有这般妙策？”

    李曜心中暗笑：“自然是妙策，我既然敢引入股份制，难道就不敢引入股票的概念？哼哼，不怕你们不入我毂中来。”

    当下便道：“这法子其实并不复杂……此番东升新城头期工程预计开支为三百万贯，某曾说过，一股为三千贯钱，是也不是？”

    众人自然称是。

    李曜点点头，继续道：“其实如此一来，限制得太死，剩余盘口便不好分配。因此不如这般：节帅府开放出来的一百二十万贯盘口，按照这个基本框架分为四百股，但是每一股的价格并不限死，各家自行报价，说出自己每股出资多少，要多少股，如无竞争者，便算购入股份成功，若有竞争者，则竞争者出价须得高过此前的出价……每次加价，每股提高至少五十贯。”

    此言一出，众皆愕然，不片刻之后，与会众人大多面如土sè，望向李曜时，眼中神sè复杂之极。

    杨潞忽然咯咯一笑，曼声道：“蒲帅好算计，不过，奴家仍觉此事可行，奴家出五十万贯，要一百五十股。”

    众家皆是蹙眉，杨潞这般一来，就是同样出五十万贯，却比之前少拿了十六七股。自家若是与她相争，岂非要亏更多？

    谁料还真有人愿意亏，只是此番出价之人谁也未曾料到，竟然是此前与节帅同时下楼的年轻郎君，他忽然开口道：“某以太原王氏名义，出资五十二万贯，也要这一百五十股。”

    众皆愕然，便是王抟，也有些错愕，继而微微蹙眉，看了王笉一眼，目中似有不满。但王笉目不斜视，反而端起茶水，小饮一口，一副淡然自若地模样。

    李曜看了她一眼，并不做声。这时靳蓿道：“蒲州靳家，三十二万贯，一百股。”

    ……

    傍晚时分，河中节度使府。

    李袭吉满面红光地对李曜道：“明公，此番真是自古未有之盛事！原本筹资一百二十万贯，谁料最终竟然拿到二百三十万贯，几乎翻了一倍！”他忍不住仰天打了个哈哈，笑得止不住，道：“更了不起的是，明公竟然能让他们多出了近一倍的钱之后，仍然只拿到四成股份！这真是……真是闭着眼就赚了一百一十万贯啊！就这白白赚来的钱，我河中五万大军，就可用半年了！”

    李曜却仍只是面带微笑，点头道：“是赚了一点，不过这笔钱某可不打算拿去养兵，这是拿来做前次某与你说到的农业计划的。”

    李袭吉微微一怔，这才想了起来：“明公是说上次曾给某一观的‘河中农业发展规划’？”他忽然有些错愕：“不过前次明公不是说，尚未物sè到最佳主事人选么？难道现在已经有了？”

    李曜颌首道：“不错。”

    李袭吉问：“却是何人？”

    “张全义。”李曜嘿嘿一笑：“此公被我生擒这么久，直到此番河中大战之后，朱温大败亏输，他才真正死了心，这才开始松口，愿为某效力。”

    李袭吉想了想，也点了点头：“张全义此人，别的不说，对农务倒是十分热衷，若他真心归顺，主管这农业，料来应当不差。”

    李曜却微微蹙起眉头，摇了摇头：“某这计划，可不止是‘劝课农桑’这么简单。”他心中暗暗叹息一声：“都说强汉盛唐，这大唐朝廷在农业上，可真是……啥事不干，靠天吃饭啊！”

    要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唐代一贯被认为是一个高度发展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盛世，其文治武功可与前汉媲美，故并称汉、唐。从形式上看，唐确是汉以后又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只有前汉可与之相比：汉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兰百六十八里；唐之疆域比汉殆又过之：“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全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到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rì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说明唐代疆域的总面积超过了前汉。大唐在文化上，也是一个高度发展时期，特别是在艺术上和工艺技术上，都表现了高度的成就，这是不需要细说的。从这些方面来看，汉唐并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但李曜却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从建邦立国的根本大计、从富国利民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从巩固国家政权基础以强化国家机器、从为民兴利除弊以图长治久安这些方面来看，唐朝的十几位皇帝中，除了一二开国之君稍富韬略，可视作例外之外，其余大都是无所作为，也不求有所作为，一切听任自然摆布，听任命运摆布。他们对于国家的治乱，对于自己统治地位的安危，没有任何通筹全局的长远规划，没有深谋远虑的战咯部署，也没有应付急需的治标安排，甚至遇到与王朝生死攸关的巨大困难，也都是付之悠之，徒唤奈何，而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在困难面前不作任何主动行动，来扭转所面临的不利形势。可以说都是些平庸无能之辈。

    这其中只有玄宗原来还比较英明，开元之时亦颇思有所作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sè，骄奢yín佚，醉生梦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统治基础被他斫丧殆尽。其余更都是逆来顺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残喘，更谈不到施展韬略、有所作为了。就连宪宗，也只是相对多了几分手腕，而并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识。其实这种情况，在前后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至少在这个方面，唐不仅不能与汉比，甚至不能与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前后两代不过三十七年，但却为后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一份为利无穷的宝贵历史遗产，至今犹在放shè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在全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估量的。而号称盛世的唐朝，却举不出有任何巨大厉史意义的成就。所以，从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汉大，是一个威震遐迩的大一统帝国，在原先的历史上，大唐立国长达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汉王朝还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内容却是空虚的，终唐一代，没有在这一方面做出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历届帝王除一二开国之君外，都是些没有多大作为的庸碌之辈，既不能为民兴利，也不能为民除害，即使问题摆在眼前，也同样是不闻不问。象这样的无所作为，在前后历代王朝中实是少见。

    对一向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贬抑，并非李曜对这个王朝有什么成见，相反他是对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因此他见到大唐的弱点之后，就越发希望使之改变，而他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李曜看来，古代社会里，农业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生产部门，所谓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农业在这一切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数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治中心——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心，农业是决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为农业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都国诸侯”的存亡，所以一个国家的农业兴衰，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的贫富和国家的安危。

    关于农业的这种决定一切的作用，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阐述得也非常明确，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反复中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比如《管子》里，就有两段话：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凛之实，不可得也。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栗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主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则战必不胜，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李曜认为管子说得十分透彻，所谓“田野之辟，仓禀之实”，就是发展农业的两大目标，也是充实经济力量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管子》的后一段文字阐述得更为明确，既然“粟”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因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直接，如此明显，不容有丝毫疑义。

    所谓“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水是农作物的命脉，一个朝代是否注意兴修水利，是一个朝代农业能否发达的关键。按照李曜在后世课堂上学到的说法来讲，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小农制经济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户的小农民都是个体方式的经营，相互之间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以形成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开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农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消极地听任自然摆布，所谓靠天吃饭。于是朝廷这个社会上唯一的一种集体力量，就在这方面起着决定xìng作用。有一个注意兴修水利的朝廷，就会出现一个人给家足、经济繁荣的时代，反之，如果听任沟渠湮灭，水利不修，其必然来临的，便是灾荒连年，饥谨荐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个王朝对于水利是否给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是判断一个主朝兴衰隆替的准绳，一个能主动大兴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个田垦、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王朝。作为一个接受**教育多年的国企干部，李曜记得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论述，指出举办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zhōng yāngzhèng fǔ的主要职责，只不过记不住原话了而已。

    不说马克思，就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如周、秦、汉都是从偏僻小国发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断的夯实农业基础。有农业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虑对外扩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唐朝是汉以后在关中定都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它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与前汉帝国的声威不相上下，但在这个方面，却是一个基础薄弱，内容空虚，名不符实的强国。它不重视农田水利，不为人民“通沟读，畜破池”，以达到五谷丰登，人给家足。汉武帝所说的农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的道理，似乎根本不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丝毫没有奠立国家根本、强化政权基础的打算。终唐之一代，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泪渠，如秦汉时代的郑白渠，到唐时还能发挥其固有作用，朝廷不仅不加爱惜，王公权贵还肆意破坏。总之唐朝既不开凿新渠，也不维护旧渠，对开发水利，发展农业，好象与自己完全无关，李曜对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虽没有进行过有计划的水利开发，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尔还会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河流，川泽、肢塘修建一些地方xìng的小渠，或把废弃埋灭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畴，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屡见记载，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旧利废，小修小补，而不是有计划的水利建设，大都规模狭小，灌溉面积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虽能获得一点收益，但对整个天下农业而言，实在无足轻重。

    而且李曜觉得更糟糕的是，唐虽然继秦、汉之后，亦定都关中，但是唐时的关中已不是秦汉时的关中，因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关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力量，已不足以支撑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关中已经遭受过几次惨重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长期破坏，破坏到“关中无复行人”，在“井埋木刊，纤陌夷灭”之后，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水上长期流失，干早的黄土已经沙化，在土地报酬递减现象rì益严重的情况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负荷的能力。故当唐在关中建都时，已明显观察到关中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早。这是唐在关中建都时首先遇到的一个明显的不利条件。但是这个不利条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关中是黄土高原，土层厚，土质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则风沙淋漫，颖粒无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亩收一钟。这样的事实，都历历在目，不仅秦、汉的历史经验可资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鉴。

    例如玄宗时期的同州刺史姜师度，“首开沟恤”，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由来棒棘之听，遍为粳稻之川，仓庚有京抵之饶，关辅致珠玉之润”。玄宗特下诏褒美，但却不把这个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可知唐朝并不是真正重视这一成功经验，更不准备走自己发展经济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权的立足基础——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据，仿佛孤注一掷般完全放在“岁潜东南之粟”一着上，竟然没有注意到江淮漕运是不可靠的，以此为国策，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唐都关中，江淮槽运不能直达，漕运全程，明显地分为三段，只有大运河一段是畅通的，后两段、特别是最后一段是极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国基础和生存依据放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漕运上，这就铸定了唐朝必然是一个基础脆弱，随时可能倾覆的政权。

    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尔涉猎得来，而穿越之后因为切身体会，才真正开始仔细思考的。如今身为河中节度使，心中又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对于这些国家建设之类的事情，也就考虑得更多、更广。他觉得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的富国、利民、长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发展经济，以奠立一个地辟、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巩固基础，特别是当遭运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朝廷的存亡已经遇到严重危胁，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辙，速谋自救之道，仍然死抱着错误政策不放，这是使人费解的。

    例如大运河虽然可以畅通，但运输却旷rì持久，史称：“江南漕船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门，而河水方涨，须**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rì少，阻滞rì多。”这说明黄河能够航行的时间是很短的，沉溺损耗是很大的。黄河运程到三门而止，三门之险是全部运程的一个最大障碍，在此时的技术条件下，由黄河越三门而进入关中水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对这个倒是曾经进行过不实际的改进计划，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么辟高山，易坚石，以另辟新渠，所谓“辟三门之岭，逾岩险之地，傅负索引舰，升于安流”，结果是徒劳无功，岩险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负索把潜船升于安流。不得已在三门置仓，将槽粮搬入仓中，改由陆运，用大车运至渭滨，再转槽京师。道路之梗阻，运脚之高昂，沿途之损耗，丈骨之盗窃，损耗惊人，当时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说，以如此高昂之代价，旷rì持久，运到京仓时已所余无几，远不足以满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须以大部分时间移驻东京（洛阳），即将整个朝廷搬往洛阳以就食。洛阳地滨黄河，漕运虽然艰难，但遭船毕竟可以直达，比西京长安略胜一筹。裴耀卿在评论漕政时曾指出：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侥遇水早，即便遗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凛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rì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槽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幼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yù来往。

    仅此一说，就已充分说明完全仰赖漕运是危险的。

    唐朝以高昂代价维持江淮漕运，而江淮消运并不能保证永久畅通，因大运河的较长一段位于河南，而且是运河的关键部分，是运河转入黄河的枢纽。然而中原是兵争之地，一旦中原有事，运河即被切断，如安史之乱时，中原为主要战场，兵荒马乱，淮、汴梗阻，运道断绝，唐朝立即陷入绝境，因失去了江淮财赋，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万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变航道，遭船改由长江溯汉水北上，运抵汉中，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往京师。这完全是一种饥不择食的救急之策，不得已而为之，因陆路车载，途程遥远，道路崎岖，脚价更为高昂，沿途损耗更为浩大，而且旷rì持久，缓不济急，以致京师米价爆贵，军民乏食，太仓空虚，宫厨断粮，连皇帝后妃也差点成为饿殍。为了活命，遂迫使蜀中人民按穗以供。情势竟如此危急，这时唐朝的命运实己不绝如缕。

    但是像这样的危急情势，在唐朝并不是偶然一见，而是屡见不鲜。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不断称兵，漕运常被切新，朝廷对此束手无策，皇帝闷坐宫中，望眼yù穿地在坐等漕粮的到来，此外即无所作为。李曜是怎么也没有想明白：一个王朝本应立足于自力更生，应当自己动手，开发农田水利，生产一部分或大部分衣食之源，而不能依靠从外地征调而来，何况运输这些征调之物又非常不可靠，至多以之作为补充，而不能作为全部生存依据。然而唐朝恰恰作了这样一个错误决策，而且是一成不变，尽管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江淮运不可靠，因航道不能改变，三门之险不能逾越，纵使以刘晏之能，他虽然作了最大努力，但所能改变的只限于管理槽政的行政效率，罢掉了贪污无能的经手官吏，使浪费损耗为之大减，但对于运道的艰难险阻仍一筹莫展。事实上，谁也不能改变根本不能改变的自然条件，就算让多了一千多年历史智慧的李曜来办，他也办不到。

    唐朝的十几代皇帝对此皆无动于衷，仍然要坐待东南之采，不谋自救之道，宁作饿殍，也不肯改弦易撤。结果，王朝虚弱衰败到不堪一击，四方一有风吹草动，皇帝就仓皇出逃，归根结底，就在于现在的关中不能自给自足。

    李曜不希望千年后的关中仍然要成为自己那个时代的“黄土高原”，同时也希望将来的关中能恢复生机，因此在现在就开始格外关注水利工程建设，在河东军械监时期，就做了一些安排，如今则是时候将当时积累的经验拿来，进行更加细致的改进和实验了。

    李袭吉这时已经明白李曜的意思，略微思索道：“无妨，只须让张全义负责大局，至于细务，不是还有军械监水利司么？这可就要看张掌监（河中军械监掌监张敬询）如何配合了。”

    李曜轻轻点头，道：“某yù辟举张全义为河中观察副使，可道，你来草书……袭吉先生，此事还要劳驾你去知会敬询。”

    李袭吉收起笑容，拱手道：“明公放心，某自省得。”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七）

    “明rì一早，某便要回长安了。”

    河东节度使府，崇贤院花园之中，王抟一边散步，一边对身侧落后一步处的王笉说道。

    “是，叔父。”王笉静静地应了一声。

    “说说看，为何忽然改变主意，入股这么一大笔钱。”王抟的语气也格外平静。

    王笉的脚步微微一滞，道：“奴以为，入股东升新城，于我王氏，确有大利。不光是在钱财上有利，同时也能进一步夯实与河中乃至河东的关系。”

    王抟沉默着，缓缓走出十余步，忽然道：“那个庐阳县主杨潞，你担心她？”

    “叔父说笑了，奴担心她作甚？”王笉立刻回答。

    王抟轻哼一声：“早叫你恢复了女儿身装扮，你偏要担心那些有的没的。你男儿装束时，李正阳与你是朋友，你女儿装束时，他就不能与你是朋友了？你既然坚信他是实诚君子，又何必在这上面多虑！”

    他似乎微微叹了口气，顿了顿，又道：“如今时间拖得久了，你再要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反倒麻烦了。而且，某瞧着那杨家娘子对李正阳只怕也颇有好感……某听说这女娘在外时间长，又是暗中做细报之人，形形sèsè哪种男人未曾见过？但越是这种女子，一旦动了心，却又格外固执，偏偏她那耶耶对她又宠信得很，那万一她真要是有了这份心思，她耶耶从淮南河东之关系考虑，恐怕多半就会顺水推舟，暗示李克用去联这一姻。到了那时，事情就不好办了。嫣然呐，我王家纵然能帮李克用稳定河东根基，甚至在士林中改善名声，可在他那等人心中，却是未必比淮南十万披甲有用……你这一拖年余，已经快要失了先手了。”

    王笉微微张了张嘴，又紧紧抿上，过了半晌才道：“奴既答应正阳兄主持河中医学院，总不能以假面目示人，本就是要恢复女儿装扮的，只是……”

    王抟微微皱眉：“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顾虑忒得多了……又只是什么？”

    王笉叹道：“陛下敕令正阳兄迎驾，如今却又被韩建请去了华州，但近rì河中各军连番严训，显然在为迎驾做出准备。而与此同时，河中节度使府其余事务也同样一件都不曾落下，工、农、商、兵，那一处没有大动作？正阳兄虽是千年难遇之奇人，怕也分身乏术，疲不堪言，奴此时前去自承乃是女身，岂非给他乱添麻烦？”

    王抟忽然站住，转头道：“此时你怕给他添麻烦，某只怕今后你想给他添麻烦，都没有机会了。”说罢也不管王笉如何应答，竟然径直去了。

    王笉怔怔站立当场，细细思索回忆方才李曜与杨潞一举一动的每一个细节，好半晌之后，才微微摇了摇头，转身往自己小院去了。

    杨潞回到河中节度使府理贤院时，天sè已然不早，好在节帅府规矩严格，似杨潞这般贵客，其膳食整rì都有准备，竹韵与荷香两名贴身侍女命人将饭菜承上，服侍杨潞用罢。杨潞忽然问道：“某来这些rì子，下面的人居然不能弄清旁边崇贤院里那叔侄二人的身份，以至今rì某本yù使李正阳承我一份大大的人情，却不料半路杀出个太原王氏与我抬价，弄得功亏一篑……有此可见，妙坊在河中，根基仍是太浅。”她微微一顿，问道：“你们二人谁愿主持蒲州之细报？”

    竹韵与荷香对视一眼，齐齐摇头：“奴只愿长随县主身侧。”

    杨潞蹙眉道：“独掌一坊，每年过手的钱财不下十万贯，数年之后，又可由某为之物sè好人家许之，妙坊中多少小娘愿意独掌一坊，你二人竟然不肯？”

    二女同时跪下，道：“奴婢侍候县主经年，实不愿分别。”

    杨潞见二女如此，也不禁心中一软，叹道：“罢了，不愿便不愿吧，蒲州妙坊主事之人，某再物sè遴选便是。”她说完，忽然眼珠一转，闪过一丝狡黠，笑道：“你二人早已知道，李使相便是当rì的王照，那rì在来蒲州的路上又听了戴判官的那番话，是以心中打了小算盘，想随某一同进这节帅府为女主，是也不是？”

    杨潞与王笉不同，毕竟是掌握淮南情报机构之人，特别是身处青楼rì久，对于这种话，虽然当着戴友规这等身份特殊的年长男子时仍有些不自然，但对自己的贴身侍女说起，却是毫无顾忌，竟然说得如此直白。

    竹韵荷香二女面sè微微有些不自然，只是低着头。杨潞哂然一笑，摆摆手：“怕什么？倘若rì后真有那么一天，你二人随我同入此门，却不失为一桩好事。”

    二女见她将话说到这般地步，只得忍着脸红道谢。杨潞却又道：“不过，此事戴判官却未曾处理妥当，怕是还有些波折。”她皱着眉头道：“戴友规辩才虽已冠绝淮南，可到了李正阳面前，仍是略逊一筹，被他一番说辞下来，连……那件事都没有真个说明，只是旁敲侧击提了一下，李正阳也不知是装傻充愣还是怎的，偏是不接话茬，真是气煞我也！”

    二女忍不住同时噗嗤一笑，竹韵道：“县主何必着急，奴家听说当rì李使相曾有一诗《赞霍骠骑》，怕只怕这位使相郎君如今根本未曾想过这些事儿，戴判官既然不敢直言，他哪里能一下子便听得出来？大虫也有打盹的时候，李使相虽然料事如神，也未必恰巧就能想到这上面去呀。”

    荷香也道：“正是，县主，您要是急着来蒲州为女主，还是要自个想些办法才是道理。”

    杨潞听得连连点头：“不错，不错，还得靠我自己想办法……嗯？你竟敢套我的话！”她佯怒道：“我偏不急，让你们两个自去思chūn，哼！”说罢起身，拂袖便往内堂去了。

    荷香掩了掩嘴，小声道：“竹韵妹妹，你说……县主不会真就不提这事了吧？”

    竹韵无奈地白了她一眼，道：“荷香姐，你比县主还小着一岁，你都急了，县主能不着急？你只管等着好消息便是了。”

    荷香松了口气，忽然有些羡慕地道：“妹妹最小，难怪不着急。”

    竹韵摇头叹道：“奴家只是明白，这事啊……轮不到咱们来急。”

    两个小妮子说悄悄话的时候，李曜仍在白虎节堂偏厅接见听到李袭吉传话后前来拜访的张敬询。

    “水利工程方面，倘若要兴这三大工程，只怕不仅要河东军械监大力襄助，而且我河中军械监还需延揽人手。”张敬询年纪不过三旬上下，微黑有须，清瘦jīng干，说到此处，微微一顿，补充道：“如今我河中军械监自上而下，以河东为范进行了‘改制’，但各司都还只是搭了个架子，人手远远不足。譬如水利司，河中军械监水利司常员三百一十七人，各自负责规划、技术、选材、监督等各方面，而到工程进行之时，其为之效力的番户、杂户、工匠、丁夫足有数千乃至数万之多，我河中如今却哪有这般基础？节帅，如今河中军械监水利司，常员不过二十九人，除开司长一人、副司长两人、财务总监一人和工程总监一人之外，其余办事各‘处’，每处只剩三四人，这三大工程要几乎同时开工，他们就是一个人劈成两半，也做不成啊。更别说番户、杂户、工匠、丁夫等，我河中哪有河东充足，这三大工程便是只开一个，怕也很难按期按质完工……以上种种，还请节帅明鉴。”

    李曜眉头深皱，右手食指轻轻敲打着面前的横案，轻声道：“人手问题，待某想想。”张敬询点头，小声应了个：“是。”

    李曜此前在河东军械监时，对于人手问题的确没有太过担忧，但河东与河中的确颇有差别。不论河东还是河中，军械监的人力资源都受到整个大唐朝廷制度的影响，大唐的官府手工业劳动力组成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因犯罪而成的官奴婢和刑徒、流徒；另一部分是征自民间的各类工匠和丁夫。朝廷对这两部分人的役使和管理有一套成熟的办法。凡犯谋反和谋大逆的人，其家庭男女老幼及奴婢一律籍没入官，统称官奴婢。其中有伎巧者各从其所能，散配诸司劳作，妇女工于缝巧者没入内侍省掖庭局，剩余无伎能者统配司农寺，由司农寺再视具体情况散配诸司杂作。遇有皇帝赦宥，官奴婢可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官奴婢、番户、杂户皆当sè相婚，不得逾越。

    官奴婢常役无番，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除从事官府手工业的生产劳作外，还从事建筑、苑囿、蔬菜种植、家畜饲养等业，这看朝廷如何调拨。朝廷对官奴婢、番户、杂户立有专门的户籍，由役使诸司和尚书省工部之都官司共同制订管理。

    根据有关格式条文，每年正月，役使诸司要将本司官奴婢、番户、杂户等以类相从，造籍二通，一通报送都官司，一通留存本司。到了十月，诸司再将本司官奴婢、番户、杂户中黄口以上者“并印臂送都官阅貌”。都官司则要“条其生息，阅其老幼而正簿”，并关牒尚书省户部之金部、仓部，拨给诸司官奴婢、番户、杂户以必要的衣食供应，以保障他们几乎无偿地为官府劳作。至于刑徒，是因犯罪被判徒刑之人，流徒是因犯罪被判流刑之人。

    《大唐六典》载：“其应徒，则皆配居作。”其注文曰：“在京送将作监，妇人送少府监缝作。外州者，供当处官役，及修理城隍仓库，及公廨杂使。犯流应任居作者，亦准此，妇人亦留当州缝作及配舂。诸流徒罪居作者，皆着钳，若无钳者，着盘枷，病及有保者，听脱，不得着巾带。每旬给假一rì，腊寒食各给二rì，不得出所役之院，患假者倍rì役之。”很显然朝廷对刑徒、流徒的役使更为残酷，管理更为苛刻，刑徒、流徒的处境更加艰难，其劳作更加具有无偿xìng。

    当然了，官奴婢、番户、杂户及刑徒、流徒人数较少，不是官府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主要劳动力是朝廷根据需要从各地征调的各类工匠和丁夫。大唐虽然风气之开放冠绝古时各朝，但仍实行划分士农工商四民界限的政策，朝廷对民间工商业者立有专门的世袭匠籍。《大唐六典》所云“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利者”，《尚书工部·总括》所云“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sè”的规定，证明了大唐匠籍确实存在。

    匠籍则按照工种不同而分类编制，载明各工种工匠的人数和人名，每三年一造，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尚户部总而领之。通过县州造籍，户部总领，大唐朝廷对各地工匠建立起详备的档案资料。匠籍而外，在工匠的组织方式上，朝廷又按地区进行划分，对工匠实行类似于对府兵的编制管理，即所谓“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团设有团头；团头、火长一般由朝廷指派，对朝廷负责。在工匠的征发和役使上，朝廷根据需要，按籍索匠，直接下帖于团头，团头则督率团内工匠应时而作。

    若稽留延误，法律上有明确的治罪条例，即“丁夫杂匠，被官差遣，不依程限而稽留不赴者，一rì笞三十，三rì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而将领主司（谓亲领监当者）则罪加一等，一rì笞四十，三rì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朝廷“少府监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匠，一万五千人”，即是“散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亦即征自各地民间，而且工匠“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

    丁夫的征发与役使略同于工匠，为方便起见，朝廷以户为单位编制有专门的差科簿。被征发到各类官府手工业机构中的工匠在朝廷官吏的严格管理下，按照有关规章具体劳作。在《大唐六典》明确规定：“凡教诸杂作，计其功之众寡与其难易而均平之，功多而难者，限四年三年成，其次二年，最少四十rì，作为等差，而均其劳逸焉。”其注文曰：“凡教诸杂作工业，金银铜铁铸阍滹未盹撸所谓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平慢（漫）者限二年成，诸杂作有一年半者，有一年者，有九月者，有三月者，有五十rì者，有四十rì者。”对不同的役作项目的完成时间有着明确的规定。

    对工匠的技术培训及役作的宏观管理也有着严格规定：“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辂）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槊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

    若工匠造作不遵章法，法律上有明确的治罪条例，具体负责监当造作的官吏也难辞其咎。《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工作不如法条曰：“诸工作有不如法者，笞四十，不任用及应更作者，并计所不任赃、庸，坐赃论减一等。其供奉作者，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为罪。监当官司，各减三等。”以保证官府手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在某些大型工作中，朝廷还实行工头负责制。如武后垂拱四年修建明堂，由薛怀义“充使督作”，凡役工数万之多，施工中“置号头，头一阚，千人齐和”。柳宗元所撰《梓人传》也记载了梓人指挥群工役作的情况：对这个梓人，群工“皆视其sè，俟其言，莫敢自断者”。

    这里的号头、梓人一类的工头，并不是朝廷官吏，是由朝廷指定的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刚才张敬询提到的水利司“常员”中，就包括了这些技术人员和负责人员，只不过在李曜改制之后，河东、河中军械监的这类人员，已经算是朝廷吏员了。

    虽然从规矩上来，朝廷的征召和管理似乎也还算合理，但事实上大唐工匠，无论是长上匠，还是短番匠，抑或是中后期大量出现的明资匠、和雇匠，一般都是以服徭役或sè役的各种形式，近乎无偿地为官府尽着隶属关系之下的多种义务。朝廷虽有纳资代役的规定，但往往是官样文章，且有些工匠是不准纳资代役的，《大唐六典》即规定“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总而言之，工匠和丁夫的征发役使具有明显的强制xìng。

    既然是有强制xìng，那么地区底子越好、情况越乱、节帅越霸道的地区，工匠的获得显然就越方便。李曜在河东为何不为工匠着急？因为河东乃是李唐的王业之基，人口鼎盛、经济发达、又北临边庭，时常有官奴婢、刑徒、流徒等入境，而节帅李克用常年征战，使得战乱较多，失业的流民也就越多，李曜当初征召的流民可不在少数，不光军械监招揽了大批流民，就连他在洺州刺史任上的时候，也招揽了许多。正是托了这些“福”，当初李曜才一直不愁人手。

    然而在河中则大不相同，河中这十年之中，虽然也经历了两场战争，一次是张濬讨伐李克用，其中有部分战事发生在河中境内；另一次就是这次梁晋双方因河中军府归属权纠纷导致的争夺战。然而这两场战争都打得很快，而且波及地域很小，伤亡、破坏都不算大。特别是这一次河中争夺战，李曜对流民安置工作的熟悉程度不必多说，后世那么经验，他虽然是国企干部，可就算是听新闻听到的那些处理手段，放在这个时代也完全够用了。因此，战乱对河中稳定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小。

    除了没有战乱流民，河中又紧邻京城长安，朝廷显然不会发配多少“官奴婢”来河中军府服役，这就又少了一批人手。也就是说，如今河中军械监的人手，除了河中军械监本有的那批人，以及李曜金蚕脱壳从河东军械监调拨一批之外，其余工匠的延揽全都要靠自行招募，河中农业、商业都比较发达，大多数人只要能活下去，自然不肯去做工匠。

    李曜皱着眉头，问道：“河东军械监原有的奖惩制度可曾在河中施行？”

    张敬询拱手道：“各项制度都已萧规曹随，严格执行。”

    李曜眉头皱得更深了，想了想，又问：“宣传队可曾对此有过覆盖式宣传？”

    张敬询微微一叹：“此事是冯书记（指节帅府掌书记冯道）一手督办，宣传组的那些寒门学子着实是将大大小小的村寨都跑遍了，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李曜以手扶额，一边思索，一边问道：“依你之见，这是为何？”

    张敬询道：“某以为，河中与河东不可同rì而语，河东战乱频仍，在节帅出任掌军械监前，民生rì渐凋敝，因而军械监给出的工钱会显得颇高，各项发明、攻关的奖励更可使人一夜暴富，因此河东失产失业之人竞相涌入。而河中则因为战乱甚少，局势平稳，民间颇有余才，百姓大多能安居乐业，自然不愿放弃本行，来军械监务工。”

    他这番话，李曜基本赞同，中国老百姓虽然勤劳、温驯、好统治，但也不得不说，在衣食无忧、生死不愁的情况下，其中大部分人都有一种不愿尝试新事物或者新工作的惰xìng。从某一方面上来说，这叫沉稳妥帖、不贪功冒进，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就叫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了。

    但这一点，李曜认为很难改变，至少这不是他一时半会就能改变，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改变的，所以就目前而言，他只能想办法克服这一不利因素。

    其实如果图方便，多打仗就可以导致流民四起，但这显然与他一贯的宗旨不符。而如果不靠战争，那就只能靠制度改变，再辅以一些细微的小手段潜移默化。

    李曜想着想着，忽然又觉得手头的权力不够用，因为如果要从制度入手，提高工匠阶层的社会地位、rì常收入，那显然需要zhōng yāng权力，这不是一个河中节度使可以办到的。

    大唐官府手工业的管理经营，李曜穿越前了解很少，穿越后因为掌握军械监，才逐渐明了。朝廷在手工业问题上，其行政管理系统方面，既有负责政令制定与计划下达的尚书省工部这一zhōng yāng最高政务机关，也有负责落实政令和实施计划的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zhōng yāng事务机关，又有具体组织生产的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甲坊、弩坊等署及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yīn、伊阳、诸冶、诸铸钱等监，还有zhōng yāng和内廷的其他一些机构及地方朝廷的许多机构，上上下下构成了从zhōng yāng到地方庞大的多层管理体系。

    这一体系的各级机构均由朝廷官吏掌握，是大唐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方面，相比各节镇的军械监，它的建置更加全面，制度更加完善，上下级机构间的隶属关系清楚，分工明确，职责具体。用后世的话来说，这就是典型的封建官僚管理体制，也是汉代以来官府手工业制度的新的发展。官府手工业由朝廷直接管理经营，政治权力支配干预生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当然在藩镇rì渐势大之后，这一体系基本上已经很难直接管辖到地方，如果按照后世的习惯来划分，这中间除了行政部分之外，其余大小作坊的实体，基本相当于后世中国的“央企”。

    为何说央企？这些生产实体在管理上有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负其责，而经营上则以朝廷的统治为基础，保证了官府手工业在大唐整个手工业结构中处于主要的和支配的地位，民间手工业只能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发展形态。与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官府手工业相比，处在大唐朝廷统治之下的民间手工业时常遭受盘剥，始终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以被扭曲了的形式运转，无法正常发展，新的生产方式也难以从中产生与成长。

    李曜作为后世国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自然非常清楚“官办”的优势和劣势，其实他一直是主张民用产品全部放手，zhèng fǔ或者说朝廷只控制一部分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项目的。在目前的大唐，他觉得能够控制武器制造，以及粮食和盐的大批调动基本就够了，只是眼下国家处于实际上的分裂状态，因此构想归构想，还不能实施。

    但也许是为了证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正确xìng，远虑他没办法解决，近忧已然产生。发展必然需要人力，而河中军械监却招揽不到足够的人力。那些家中养不活的孩子，其父母宁可他们去应募为兵，也不让他们去做工匠，倒不是因为当兵的收入高过工匠，也不是因为工匠的工作危险xìng居然能超过士兵，而是因为……工匠地位太低。

    “匠籍……”李曜喃喃念了一声，忽然抬头问道：“若我河中废除匠籍制度，敬询，你看如何？”

    张敬询大吃一惊，忙道：“万万不可！”

    李曜皱了皱眉：“为何？”

    张敬询虽然能看出李曜对这一回答的不满，却仍坚持道：“节帅天下名士，如何会作此想？yù为此事，只怕节帅须以一人之身，而逆朝廷以及天下士林。”

    李曜心中也是一惊，暗道：“有这么严重？”面上却是不动声sè，问道：“何以见得？”

    张敬询扬眉反问道：“节帅何故故作不知？”

    李曜哂然一笑：“武德九年八月，即位当月的太宗文皇帝发布诏令，说‘通财鬻货，生民常业’，要‘思改前弊，以谐民俗’，命‘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并不须禁’。这便是为发展隋末大乱之后凋弊的社会经济而鼓励货畅其流，疏通商贸。再如口分田可以卖充邸店、碾硙的均田令条文及工匠可以纳资代役的规定，亦均属有利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某今yù废匠籍，也是在太宗文皇帝当rì所行法则基础上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有何不可？”

    李曜这其实是在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因为古代制定什么政策，总喜欢从先贤、先圣的一些旧归着手，太宗李世民不光是李唐后世皇帝的祖宗，也是最有作为的皇帝，搬他出来当虎皮，显然比较有分量。不过李曜这其实也是故意只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事实上初唐及盛唐时期，zhèng fǔ对民间工商业大体上的确采取了相当放任zì yóu，甚至还有某些鼓励发展的措施。但是，即便在当时，其政治上歧视民间工商业者仍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确立下来并严格执行着，这个与历代王朝的做法并无多大不同。

    果然，张敬询这种读书人不是像李克用那种大老粗那么好忽悠的，他听了之后立刻便反驳道：“节帅所言，诚然太宗前语，但一事为一事，不可混为一谈。早在太宗贞观年间，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设六百四十三员，太宗即叮嘱重臣房公玄龄：‘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sè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节帅，太宗此语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sè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为官的途径，我朝对此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根本国策。”

    李曜正要说话，张敬询却仍不停口，又道：“而高宗皇帝在乾封二年二月时，又‘禁工商不得乘马’。到文宗朝，重臣王涯奉敕详定诸司制度，‘约所司条件令式旧章，从俗酌宜，务遵中道’，并于太和六年上《准敕详定诸司制度条件奏》，就中援引《大唐六典》、《礼部式》、《卤簿令》的有关条文，说：‘胥吏及商贾妻子，并不乘奚车及檐子……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rì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骋以康庄，此最为僭越，伏请切令禁断。’不仅重申高宗禁令，而且说明我大唐律中亦有明文规定商贾妻子不得乘奚车及檐子，严厉防止工商业者凭借资财以提高其地位。”

    张敬询面sè严峻，继续道：“不仅如此，在服饰及丧葬方面，朝廷也有明确规定。高祖武德初，即因隋旧制，规定服饰要‘贵贱异等，杂用五sè，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永隆二年正月，高宗诏雍州长史李义玄曰：‘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到武周时，则明令规定，‘富商大贾，衣服过制，丧葬奢侈，报废生业，州县相知捉搦，两京兼委金吾检校’。可见立法依然严格。”

    “节帅若说，这些都只是历代先皇偶尔所言，未必可奉为国法宗伦，那么在玄宗开元末年修成《大唐六典》时，以上种种都被以律令形式明文确立下来。《大唐六典》明确划分了士、农、工、商的四人界限，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还规定州县要‘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目的之一，就是以‘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其中‘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利者’，有着专门的世袭户籍，不得改易另入他类。朝廷又通过户籍制度将民间工商业者紧紧地与杂sè、贱类等粘连在一起。可见，此乃国朝定论，并非轻易可以更易。”

    李曜沉着脸一言不发，张敬询见了，又道：“某知节帅为河中军械监缺员之事心中急切，但纵使节帅如今兵强马壮，不畏朝廷责难，但那天下士林呢？民间工商业者被视为‘杂类’、‘杂流’、‘贱类’之观念深入到士大夫甚至一般平民的心中，工商业者被看作是唯利是图的小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能入仕为官的。节帅可还记得，武后当政时，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宠用权，安石数折辱之，甚为易之等所忌。尝于内殿赐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博戏。安石跪奏曰：‘蜀商等贱类，不合预登此筵’。因顾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为之失sè。武后却以安石辞直，深慰勉之。武后何等人也，敢以女流而称帝者，其父便曾从商，而她亦不得不屈从‘商为贱类’之说，可见天下士林，非一人可以逆之。敬询虽无节帅才学，但既为节帅委以重任，不得不禀直忠言，望节帅三思，三思！”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八）

    李曜长叹一声，沉默半晌，道：“你之所虑，某已尽知，确为忠直之言……”他又顿了一顿，才道：“既是如此，此事暂且作罢，待某慢慢引导，再作考虑。不过，yù使民为工、商，总须有些手段，而以战乱陷之，实非某所乐见。我意效法商君，城门立木，以重奖而树信誉，屈尊降贵，亲授其职，并赐宴就席，与某同食。敬询意下如何？”“这……”张敬询面有难sè，缓缓道：“若按太宗皇帝之说，此亦有逾越之处，不过节帅实yù如此，也非全不可行，唯有一事，节帅当有所虑及。”李曜面无表情，道：“你是说士林之中的言刀语剑？”“正是。”张敬询沉着脸点头，一本正经道：“如今朝廷式微，节帅yù做此事，朝廷恐难责难，然则士林中人，必有龃龉，虽则节帅自己便是天下名士，但若做了这般事情，只怕也难逃狂士之名。届时，于节帅风评，怕就难免有些影响。”李曜想了想，目光逐渐坚毅，决然道：“无妨，某念屈曾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某这番作为，为的是河中兴旺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此乃我辈大义，正是心之所善，虽死何如！”张敬询闻得此说，耸然动容，面sè一肃，起身长揖一礼：“久闻节帅世之君，今rì方始克信无疑。节帅以一镇之尊，使相中都，天下侧目，竟愿为百姓福祉而担此污名，敬询虽碌碌小人，敢不恭伏骥尾？”李曜露出笑容，勉慰几句，然后道：“好，那么接下来的安排，便是如此这般……”——次rì一早，河中节度使府颁布告示，宣布了两件事：其一，《新城扩建令》正式施行，一期工程由河中节度使府、太原王氏、江都杨氏，以及蒲州靳氏、冯氏、高氏等五家，外带河中两名豪商之家，一共十家，组成东升新城头期股东会，其中河东节度使府以地皮、技术、人员等，以及七十万贯现钱入股，占股六成；其余九家按各自出资高低，共占股四成。新城建设完工后，九家各按股份参与分红，为期十年。十年期间，九家均有随时要求节帅府对其公开账目明细之权，并在每年年中、年底参加由节帅府召开的“股东会议”，同时监督查证收益所得。河中节度使府负责维持东升新城之安定，不使其受战乱、sāo动等影响，如发生该类意外，按战乱或动乱时间，于十年限期之外额外增加相应分红时间……等等细则，一共十四款，全文四十三条，整个公示权责清晰，产权明确。其二，节度使府、观察使府辟举原佑国节度使、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河中观察副使。这次辟举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张全义原本地位甚高，也是使相，如今却只是观察副使，连节度副使都没捞到；二是张全义本是朱温的人，如今居然被李曜委以重任。而就李使相在告示中的说法来看，张全义似乎是被授命负责河中的各项农事处理。农事在古代社会几乎可以说是头等大事，李使相居然交给了一个降将？河中上下无数人心中疑惑，此人究竟何德何能，能得节帅如此信任？张全义，字国维，本名言。在原先的历史上，由昭宗李晔赐名全义，后梁太祖朱晃赐名为宗奭。濮州临濮人。曾先后在唐、黄巢、诸葛爽（河阳节度使）父、后梁、后晋等政权中任要职。在唐政权中的任职情况大致是：僖宗文德元年，“（朱）全忠表丁会为河阳节度使，复以张全义为河南尹”，后又“置佑**于河南府，以张全义为节度使”；昭宗朝，大顺元年“加封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同平章事”，景福元年，“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光化元年，“加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侍中”。在现在的这个大唐中，因为李曜的出现，洛阳被李曜攻破，并俘虏了张全义，使他被软禁了许久，虽因为李曜早有用他之意而没有受到什么虐待，但毕竟失去了人身zì yóu，相对于原先的历史来看，他的命运简直称得上“悲惨”。因为在原先的历史中，张全义可谓官运亨通，从文德元年到光化元年的十年间，张氏职位步步高升。再从昭宗赐名“全义”看，其声望也称显赫。当初在诸葛爽的割据政权中，他可以拥立诸葛爽之诸葛仲方为留后，也显出其职位非同一般。在黄巢政权中，张氏任吏部尚书、水运使，亦是大权在握。事后梁时，初为河南尹，后累拜中书令，食邑至万三千户，兼领忠武陕虢郑滑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并封魏王。在后唐政权中，庄宗曾命皇、皇弟“皆兄事之”，加拜太师、尚书令，且庄宗数幸其第，命皇后拜全义为父，改封齐王。纵观张全义所事政权的职位，均位高权重、声明显赫。按说张全义并非名门望族，也没有政治靠山和政治背景，原先还算一方军阀，后来手中也早已没了真正的兵权，但即便如此，他的升迁却仍一帆风顺，显得颇为怪异。究其原因，除其个人素质如“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群士，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及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外，与他本人重视农业以及在农业开发中的巨大成就有密切的联系。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没有农业的发展、繁荣，就没有封建王朝的发展、繁荣。按照原先的历史来说，张全义生活的时代为唐代末期，生活空间主要在河、洛一带。此时期此区域战乱频频、满目疮痍，致使农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资治通鉴》记载：“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城，四野俱无耕者”。洛阳之地经过黄巢乱军与唐军的战斗以及秦宗权、孙儒的掠夺，往rì的辉煌早已丧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片狼藉。对此，《旧五代史》也有和《资治通鉴》类似内容的生动记述：“初，蔡贼孙儒、诸葛爽争据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荊榛。全义初至，惟与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河、洛地区所经历的战乱，给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流失。正如上文所见“井邑穷民，不满百户”。事实上，在孙儒据有洛阳时，人口的减少就尤为严重。“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这段记载虽有夸大之嫌，但从中可以了解到洛阳城当时人口数量绝对稀少。如果用后世的思路分析，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劳动力的多少就是生产力高低的最主要标志。既然“四野俱无耕者”，劳动力显然极其有限。有限的劳动力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很不现实的。其次是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迭相攻伐，七八年间”，反映出战争持续时间之长。毫无疑问，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农业基础的破坏越大。河、洛地区本是大唐重要的粮食产区，以往是“秔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柳渡风轻花浪绿，麦田烟暖锦鸡飞”的繁荣景象，而此时却“荆棘弥望”、“仅存坏垣而已”，足见农业基础破坏之严重。这急需要朝廷、节帅府——或用现代话说叫做zhèng fǔ当局，有组织有步骤地引导农民耕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时代呼唤当局出面组织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背景下，一向以重视农业著称的张全义登上了时代舞台。张全义虽然胆小怕事、德行有亏，但对农业可谓情有独钟，其祖张琏，其父张诚，“世为田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张全义养成了勤劳俭朴的xìng格，并且能够“劝耕务农”。正是由于张全义的劝耕务农才使张家“仓储殷积”。因此从张全义家庭背景及其在家时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已初步具备了组织农业生产的基本素质，乃至方法和领导经验。张全义登上时代舞台后就充分展示了他对农业生产发展极为重视的独特一面。“初，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张全义刻臂为盟，相得欢甚。罕之勇而无谋，xìng复贪暴，意轻全义，闻其勤俭力穑，笑曰‘此田舍一夫儿’”。从李罕之的话语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被称之为“田舍夫”。而李罕之则与张全义重视农业的做法相反，“罕之所部不耕稼，专以剽掠为资，啖人为粮”。李罕之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恰好从反面说明了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的独到之处。张全义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做法是李曜一直肯定的。首先，在“四野俱无耕者”的情况下，招徕农民，增加劳动人手。史载“全义乃于麾下选十八人材器可用者，人给一旗一牓，招怀流散，劝之树艺”。其次，采取有利于稳定民心的措施，“唯杀人者死，余但笞杖而已，无严刑五租税”，同时，张全义“又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这些做法，既为农业生产吸引了劳动力又创造了安定的外部环境，同时又有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xìng。这些措施适应了当时的形势需要，不能不说是一种英明之举。“民归之者如市”就是证明。再次，注意投入感情，引导重农风气。“出，见田畴美者，辙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丝衣物”。很明显，张全义除了采取有利于农民生产的措施外，注意用感情的手段和示范的力量来倡导一种重视农业生产的社会风气。第四，对荒废农业生产的加以惩处。“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这样两种既鲜明有相对的做法对引导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功效是不言而喻的：农业生产搞得好的，赏；农业生产搞得差的，罚。这样一来，百姓该怎样做、如何做，自然是心知肚明。第五，帮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由于战乱的影响，不少农民没有耕牛，给生产带来了一定困难，在有农民告知没有耕牛之时，张全义“乃召其邻里责之曰：‘彼诚乏人牛，何不助之？’众皆谢，乃释之。由是邻里有无互助”。在战乱对生产力带来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种由当局出面组织互助的做法，对恢复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必要的、急需的，对农业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正是由于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并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洛阳周围很快就有“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数年之见，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的大好景象。因而张全义的做法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偿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而”的民间谚语便是明证。就是张全义去世之后，百姓也没忘记他，“洛人德之，卒谥忠肃”。这谚语和谥号是对张全义农业开发和造福百姓的最好肯定和嘉奖。张全以重视农业的做法及其成就不仅对当时河洛地区的农业恢复和发展以及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有直接的积极作用，而且对李曜在这一时代进行农业上的有限度改良，也颇有参考价值。张全义“弃暗投明”出任河中观察副使之后，河中的基本人事安排就算暂时告一段落。其“工业”项目基本是李曜直接管理，而农业方面，除了一部分技术问题以及技术器械由河中军械监提供支持，主要的事务管理就交给了张全义，另外河中监军张居翰也从旁相助。有这两个关心农事而且经过“历史证明”的干才主持农业，李曜也算是省了大把的心。军事方面，李曜在确定的主体规划之后，基本都交给了部下处理，河东集团从来不缺乏有能力的将才，他只需要把握方向，下面都能处理得很好。无论是史建瑭、李承嗣等“历史名将”，还是憨娃儿、咄尔、克失毕、刘河安等他自己一手发掘培养的将领，也都开始有了自己的带兵风格，这让李曜心中颇为欣慰。诸事已经安排妥当，忙了这么久的李曜也终于可以稍歇口气，公告颁布当rì，李曜破天荒地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在府中陪陪自己的养女无忧。看着这个极其乖巧懂事的半大女孩露出真心的笑容，听她依赖地轻唤“耶耶”，李曜一时感慨万千。到这个时代久了，连自己的心似乎都融入了这个世界，眼前的女娃儿虽然并非自己亲生，却似也有了那种骨肉亲情一般心连心的感觉。只是自己总是太忙，实在太少关注她的情况，而她只要见到自己，那种亲昵、那种依赖，却总能触动自己心中最柔软之处。李曜并非多愁善感之人，甚至在很多时候，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过于理xìng，对于该杀的人、该打的仗，他从不心慈手软。而只有在面对赵颖儿、李无忧等身边人，他的心防才会有些许“破绽”。有时候他自己也在心中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少牵挂？如果有一天，我忽然又回到了现代，而在大唐经历的一切，不过只是一场梦……梦醒之后我会牵挂谁？会放不下谁？颖儿的单纯、无忧的依恋、憨娃儿忠直、燕然的仗义……也许还有大王的器重、部下们的信任吧？想着想着，他忽然发现在身边背诵经典的无忧没了声音，他不禁问道：“怎么不念了？”李无忧轻轻摇头道：“耶耶在想事情，无忧不打扰耶耶了。”李曜心中一软，露出笑容，摸摸她的小脑袋：“耶耶只是在想，下面该让无忧学什么。”“耶耶想让无忧学什么，无忧就学什么。”李曜笑道：“那你自己想学什么？说来听听。”赵颖儿在一旁白了他一眼，道：“郎君又乱来，学什么都是父母、先生定的，郎君怎的去问小娘？”李曜皱眉，佯装不悦道：“某早几年便说了，并不视你为下人，你怎还称呼无忧叫小娘？无忧，你平时怎么称呼颖儿？”李无忧道：“叫颖姑姑。”赵颖儿还yù说话，被李曜一眼瞪回去，便嘟着嘴道：“郎君说什么便是什么，奴家还叫无忧便是了。”李曜这才露出笑容：“这才是嘛。”忽见赵颖儿站在身前，早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想到这年头不比后世，她这年纪其实早该嫁人了，忽然有些犹豫：“颖儿，这几年某总是奔忙，差点耽误你的大事……你可有心仪的男？”赵颖儿脸sè刷的一白，竟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李曜只道被自己说中，心中不知为何，忽然有些不是滋味，但闭上眼定定神，仍是道：“你虽父母健在，但毕竟是某身边之人，既然有了心仪男，那……那……你便说与某知晓，某多少也可为你考验一下此人品器量。”赵颖儿脸sè更白，嘴唇微微发抖，鼻翼耸动，半晌才深吸一口气，缓缓道：“谢令公，奴婢不敢叨扰。”微微一顿，咬了咬嘴唇，又道：“奴婢年岁渐长，家慈年老，更须照顾，请令公念及数年微劳，准奴婢束身出府，归宅尽孝。”李曜愕然一愣，正不知她为何忽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李无忧忽然毫无征兆地插嘴，十分少见地撒娇道：“耶耶，奴家想娘亲了。”李曜当即呆住。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九）

    李曜本是相当沉得住气的人，随机应变的能力也着实不差，然而此时此刻，他一时还真是不知道该生气发怒好，还是该宽慰劝勉好，来大唐四五年，想不到第一件真正难住他的事居然如此出乎意料。

    这一瞬间，他若再不明白赵颖儿的心意，那就真是白活这么多年了。不仅赵颖儿，就连无忧刚才忽然冒出的这句话，他也能够明白。

    无忧年纪虽然不大，但她当初家中多难，加之自小聪慧，被收为李曜养女之后，处处表现都是无可挑剔，倘若是在平时，李曜与赵颖儿或者其他任何人说话，她都必然不会插嘴，而今天偏偏在赵颖儿含屈说出那般决绝的话之后突然插嘴说了这么一句，显然有其用意。

    李曜叹了口气，柔声道：“此事是我不是，忽略了你们的感受……”

    他正思索措辞，忽见内府管事匆匆走来，似有急事，他不yù在人前谈论这些，便暂时闭口不谈，等管事走近，朝他一礼，这才问道：“何事？”

    管事道：“医学院王院正派人前来告之令公，说京中陛下急召王相公，王相公决定立刻启程前往华州。”

    李曜霍然起身，眼中jīng芒一闪：“陛下急召？”

    管事恭敬垂首：“是，令公。”

    李曜双眼微微一眯：“韩建终于忍不住了……”忽然转头对赵颖儿道：“颖儿，方才之事，且等某送别王相，再来与你分说。”想想觉得这话太硬，又补了一句：“总会给你一个交代。”

    赵颖儿本见他又要趁机脱身，心中失望，谁料他却补了这样一句话，一点不满立刻烟消云散，反而因为“总会给你一个交代”，心中怦怦直跳，竟连话也不知道该怎么答了，糊里糊涂应了一声。

    李曜又把目光挪到无忧脸上，李无忧一脸无辜，楚楚可怜地看着他，道：“耶耶又要走了。”

    李曜本想用眼神“jǐng告”一下小丫头，别以为玩这点小花招他会看不出，谁料这丫头果然jīng灵，居然还会转移话题，而且转得这么聪明。李曜想想自己陪她的时间的确太少，这养父做得甚不合格，也觉得有些郝然，干咳一声，交代道：“这……为父……”他本来下意识就要说：“蒙陛下、大王信任，得镇中都，岂能不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竭力报效……”之类场面话，可看小丫头的神sè，三分故意为之，七分真情实意，却又说不出口，只好苦笑道：“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摇摇头，转身去了。

    李无忧想了想，转头对赵颖儿奇道：“颖姑姑，耶耶是不是用错词了？”

    赵颖儿根本没注意到这里，她刚得了李曜那样一句话之后，忽然又后怕起来，这会儿正担心，下意识反问：“啊？哪错了？”

    李无忧轻蹙秀眉，道：“耶耶明明身在庙堂，怎说江湖？”

    赵颖儿可不愿说李曜的不是，当下支吾道：“许是你耶耶觉得只有朝廷中枢才是庙堂，这方镇之地，就是江湖了罢。”

    李无忧还yù再问，赵颖儿忙打岔道：“啊对了，郎君方才教你做的那个‘羽毛球’，要不我们找军械监送些材料来，做几个试试？”

    李无忧再如何jīng灵懂事，毕竟还是孩子，闻言眼前一亮，拍手道：“好呀好呀，颖姑姑，走，咱们这去找外府管事，让他去军械监拿材料。”

    赵颖儿松了口气，笑道：“好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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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曜匆匆赶到崇贤院，刚入院内，便见一众王氏仆佣忙忙碌碌，已然是在最后打点行装了。王抟身着燕居常服，面sè严峻地站在一边，显然是随时准备出发。他的身边站这一名年轻女子，面容端秀，身穿月sè襦服，下着水云碧纱裙，亭亭玉立。

    李曜咋看一眼，心中赞道：“好个‘北方有佳人，遗世而dú lì’！这女子看来颇为面熟，倒有些燕然的模样，莫非是他的妹妹？是了，他太原王氏何等人家，我在他家做客虽久，他的妹妹也未必会出来见我，纵然不识，也不稀奇，只是不知此女何时来了我府中。”

    当下虽下意识多看了几眼，却也未及多想，上前朝王抟拱手：“闻报实迟，王相公恕罪。”

    王抟拱手回礼：“蒲帅亲来，抟岂敢克当？”说罢微微一顿，他身侧的女子端端一礼，大方得体，道：“王笉见过蒲帅。”

    这声音虽然比“王秦”的声音轻柔细腻不少，但人的音sè却很难改变，李曜仍听得一愣，怔怔道：“这位娘子……可是燕然姊妹？”

    王笉歉然道：“兄长勿恼，王笉便是王秦，燕然……实是嫣然。此前一直未曾与兄长明言，还请海涵。”

    李曜愕然愣了愣，又看了看王抟，王抟苦笑道：“此事说来话长，不过……确实如此。嫣然本是女子，只因初见蒲帅时乃作男儿装扮，而后戴孝期间又执掌家主印信，若以女身示人，多少仍有不便，这才不得已为之，并非故意欺瞒蒲帅。如今她既应允出任河中医学院院正，为人师表，仪范不可偏废，自然要恢复女子装扮。”

    李曜朝王笉苦笑道：“燕然……呃，嫣然，你这……真是瞒得天衣无缝。”不过话虽如此，他心中却也明白，其实女扮男装怎么说也会有些细微之处能够看出端倪，只是自己第一次见她便是男子装扮，此后每次见面又总有正事，因此从来未曾留意这些，这才未曾发觉。不过他仍是有些奇怪，问道：“只是，此前某虽未曾留意，但喉结如何能做得假？”

    王笉噗嗤一笑：“奴知蒲帅定要疑惑，不过以蒲帅之智，此时难道还不能猜到所为何故？”

    李曜迟疑道：“贵门长于医道，嫣然莫不成有甚法子，能做此……做此……化妆？”他虽然来唐时rì久，一时却也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只好用“化妆”以代。

    王笉微微点头，轻笑道：“易容之术，古已有之，吾家曾有一位先人，虽是女子之身，却jīng于医术，常年在民间行医，这位先人为图方便，创出一套法门，专用于女子易容如男儿。奴家早年常随先父行医，又多往返长安太原之间，因而学过此法。这喉结，其实只须几样物什，便可伪装出来，虽然时效不长，却也不是轻易可以看穿。”

    李曜长长地“哦”了一声，苦笑道：“想必那声音、举止之类，也定有专门的办法，时刻注意，便可伪装了？”

    王笉颌首道：“正是，此法虽是麻烦，但只要小心，却也好用。”

    李曜又是无奈感慨了几句，王抟见家仆们已然大体收拾妥当，便道：“此番走得匆忙，还望蒲帅见谅。”

    李曜客气了几句，问道：“不知京中……哦，不知华州出了何事，竟使陛下如此急召王相公面圣？”

    王抟叹了一声，道：“此事说来话长……”当下将自己所知，尽数说与李曜知晓。

    原来那韩建自劫到李晔，便于华州开始作威作福，首先仗着李晔曾赐给他的什么安抚制置、开通四面道路、催促诸道纲运等使，将天下贡赋都集中到了华州。尽管上贡的藩镇已经不多，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今却全便宜了他韩某人。有了这个底气，韩建开始颐指气使，将所恶的朝中大臣尽数罢黜，扶其党羽入相，连李晔想颁布一条政令，都必须通过韩建，方能拟旨。

    韩建又内与新任枢密使刘季述相勾结，天子身边的密事，都能耳闻；外与朱温相互勾结，将崔胤复相；又逼天子下诏升华州为兴德府，加己为中书令。

    李晔无奈，全得准奏，事后在亲信大臣面前，不无伤感而哭泣道：“韩建擅权作威，无礼至极。我作了什么失德的事情，竟导致天下大乱，王室颓危。天下可有奇谋之士，能复兴我大唐吗？”

    他本来也就是感叹一句，抒发抒发不满，谁料话刚说完，便有一人奏道：“臣保举一人，有谢安之才，可救社稷！”李晔一看，乃是水部郎中何迎。

    这天子立刻笑逐颜开，一边以袖拭泪，一边问道：“何爱卿既有保荐之人，何不早早奏来，快说给我听听！”

    “此人乃是国子监毛诗博士，襄阳人朱朴。”

    李晔闻言，还未置可否，又闪出将作监许岩士：“臣也听闻朱朴大名，此人有经济才干，善理赋税，足堪重任！”

    按说这国子监毛诗博士不过一个正五品下的小官，朱朴此人李晔还没听说过，然而许岩士是一个道士，因“法术”得宠，李晔见他也举荐，却想这朱朴或许真有可取之处，便着明rì传见。

    次rì，朱朴觐见。李晔屏退左右，独问他救国良策。朱朴说道：“方今天下大乱，朝纲不举。为政者须有雷霆万钧的手段，举快刀而斩乱麻，则纲举目张。臣不才，若能为宰相，敢保一月可至天下太平。”

    李晔对这话非常入耳，拍案道：“朕即rì拜卿为相！”

    制书一出，很少有人听闻“朱朴”的名字，自然是中外哗然。就连韩建闻之，也是大笑道：“这等迂僻腐儒，能有什么作为！”也不加阻拦。

    朱朴遂进言天子：“何、许推荐臣，是以臣的经济才干政。然而经济国策，乃是长久之计，而当今之要，却是韩建擅权！不除此人，无法行政！”

    李晔大发一声感叹：“唉！朕何尝不想除恶！可如今寄人篱下，周围都是华州之兵，如何能除！”

    “陛下尚有殿后四军为覃、丹、通、沂、陈、韶、彭、韩八王所典，被韩建安置在城外。陛下可诈称染疾，派许岩士以采药为名出城，联络八王。令八王以探病为名入城，并遴选十六名骁勇武士为亲随同入，设伏于帐后。韩建每rì都来觐见官家数次，可在他觐见时一举而擒拿。”

    李晔闻言，却有些犹豫不决：“倘若韩建不允许八王入城，怎生是好？”

    “八王单身入城，每人只带两名亲随，韩建没有理由拒绝。关键是那十六名亲随，须得身手敏捷，必须八王仔细挑选。”

    这话听来倒也可行，李晔犹豫良久，还真决定铤而走险。

    又次rì，韩建如往常一般召刘季述过府饮酒，问天子身侧事。刘季述乃密告：“官家与朱朴每rì密谋，不知何事。今天忽然称病，派许岩士出城，恐怕有异情。”韩建虽是大老粗出身，可能混到今rì地位，自然也不是全无脑袋，闻言已是心中有数。

    覃、丹等八位亲王得许岩士相告，无不义愤填膺，众推覃王李嗣周为首，遴选出十六名护卫，往赴华州。至城西门，却被防城将张进思拦住。

    覃王道：“我等亲王奉召入内探病，你敢阻止？”

    张进思道：“职奉韩太尉令，凡入城者，无论何人，都得搜查！”

    覃王大怒道：“孤是宗室贵胄，岂容你这小吏胡来，孤若禀明天子，要尔小命！”

    不料张进思不为所动，竟直搜查，果然从亲随身上搜出短刃。忙报告韩建：“圣上召诸王入城，是要谋杀令公。”

    韩建闻报大怒，遂引牙兵围住行宫，入见天子道：“八王yù谋杀老臣。陛下若以友爱含容，请依旧制，勒归十六宅，选好师傅，教授《诗》、《书》，用仁德来教化。不可再让他们典兵预政，另请陛下这就解散八王的乌合之兵，”

    李晔知事已败露，大惊失sè，不得已，只好下诏将诸王所领的兵士纵归田里，解散殿后四军；诸王勒归十六宅。禁卫军独剩下李筠所掌的一支捧rì都了，韩建也寻了个不是，将李筠yīn杀了，并兼其军，天子禁卫遂如云烟消散。

    八王事件方过，延王李戒丕自太原回到华州，密奏天子道：“晋王兄不能发兵，都因为存勖被韩建作了人质，投鼠忌器。如今亚子也幽禁在十六宅，与诸王同处。陛下不如将臣也一道罢职，勒归十六宅。臣可于宅中设法营救出存勖，则晋王大军即便不来，河中李正阳也可渡河勤王，此子天下将才，曾以数千骑兵纵横中原，视朱温三十万大军如无物，如今手握雄兵十万，一旦西来，绝非韩建可敌。”延王其实并不清楚李曜手中兵力如何，这十万之说，基本上也就是随口说说，估摸着他把暂驻河中境内的河东兵也算成李曜掌握的兵力了。

    李晔更不清楚李曜手头有多少兵力，但李曜的能力和他与李克用的关系，李晔是清楚的，于是叹道：“唯有此计了，然而王叔务必小心营救，不可再出差错了！”

    延王领命，归于十六宅，每rì与众王饮酒、博戏。每见韩建看押军士过来，便故意大声吆喝，诱他们前来观战。rì子久了，众军士也是心中痒痒。延王乘机邀他们一同博戏，又故意同众王输钱给他们，九个亲王遂跟韩建军士打成一片。

    这rì，众军士又赢了钱，已然过意不去了，便主动请九王饮酒。九王个个欢喜，李存勖也请作伶官，于席间作歌舞助兴，这是他的拿手戏，功底果然不差。直饮至深夜子时，众人全都酣醉如泥，各自睡去，只有存勖年幼，饮酒尚少。延王努力保持清醒，对存勖说道：“乘着这黑夜，你速速逃命，先往城外六里处的望云庄，那庄主乃是王抟王相公一名学生之父，与王相也称好友，你去找他，他自会助你返回太原。侄儿回到太原，须请你父即刻发兵，入关勤王！倘若晋王身不得闲，也请晋王下令，让你兄长李正阳就近赶来，迟恐生变！切切！”

    李存勖道：“韩建若知我逃走，必不会善罢甘休，王叔恐会获罪！”

    “孤乃亲王贵胄，任韩建有天大胆子，也不敢奈何于孤，贤侄无须挂念，速速逃去，迟则生变！”

    李存勖只好从命，哭拜数次，逾垣而去。

    次rì一早，军士发现不见了存勖，个个大惊，急忙报告韩建。韩建更是大怒，亲自赶往十六宅。

    延王见到韩建，大笑道：“李存勖是孤所纵。韩建，你劫持天子，擅权作威，离死不远了！”

    韩建已怒不可遏，急令儿子韩从允追赶李存勖，自将九王尽数拿下。李巨川进言道：“九王曾掌禁军，留下来则如骨鲠在喉，不如尽数杀了，以绝后患！”

    韩建大惊：“某非篡臣，这屠杀亲王，恐怕会遭天谴！”

    “华山脚下有一石堤谷，人迹罕至，就此地斩杀，再毁尸灭迹，他人无从知晓！令公若惧怕天谴，仆可身替！”李巨川一脸正sè道。

    韩建不说话了，也就是默许。李巨川于是拥着九王到石堤谷，尽数斩杀，用土石埋瘗，毁迹而归！

    却说李存勖逃出十六宅，连夜奔波，因无马匹，待得天明，才来到那望云庄外，早已筋疲力尽。回头一看，正见尘土四起，马蹄声阵阵而来。存勖知是韩建追兵将至，心想：“我命休矣！”忽见一面sè清癯的中年人出庄，李存勖心想：“此人莫非就是延王叔所言之人么！”大喊道：“世叔救我！”

    来人竟然也不问他是谁，便对他说道：“公子既到得我处，自然无恙！”说完伸手虚引，做出迎客手势。李存勖的身份，自然当得起“公子”之称。

    李存勖被追得急了，也顾不得许多废话，径直逃进院中，那中年人却犹自在外，提着一壶水浇花。

    追兵赶到，韩从允喝问：“兀那汉子！可曾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经过。”

    那中年人淡淡道：“不瞒韩公子，此处乃是河中军械监华州别院，院中有信隼七只，已然装上信函，随时发往蒲州，韩公子若想三rì内得见我家节帅，这便请进罢！”

    韩从允闻言大吃一惊，脸sè连变，终于下马拱手道：“原是河中府邸，从允岂敢叨扰！”说完再无废话，径直下令退兵。

    李曜得闻，心中暗道：“我在关中虽有多处暗哨，可又何曾在华州城外有这么一个情报点？华州……只有城中有两处啊。”

    王抟见他面sè，笑道：“不瞒蒲帅，那人其实是某同窗好友，当rì那般说法，不过是狐假虎威，借蒲帅威名，吓退韩从允罢了，还请蒲帅勿怪。”

    李曜这才明白过来，他见王抟虽急着回华州，但言语清楚，举止从容，实乃宰辅气度，心道：“若王抟此人为我所用，倒是绝大助力。我河东军力虽强，在天子身侧却无说得起话的人物，实在不该。按说以如今藩镇和宰相之间的关系来看，王抟最好就是投入河东势力之下，否则……便只能如历史上那样，被朱温、崔胤使手段逼死。”

    李曜所想的藩镇和宰相之间的关系，是说晚唐时期，由于接连发生的庞勋、黄巢之乱的沉重打击及藩镇割据势力的再一次崛起，唐朝zhōng yāng政权已经摇摇yù坠，宰相的权力与地位更形赢弱。这除了表现为少数宰相仍对宦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依附外，则主要表现为相当大一部分宰相巳开始依附藩镇。

    唐代藩镇之影响宰相权力与地位，这是唐朝皇权与zhōng yāng政权衰弱的产物。早在文宗开成年间，牛党人物因得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声援踵继入相，巳初见其端倪，到了晚唐时期，则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大特征。僖宗时，宰相卢携“内依田令孜，外依高骄为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的到了昭宗李晔时，凡在zhōng yāng当权之宰相，几乎无不是依靠藩镇为靠山。由于凤翔镇地逼京师，又融合京西神策行营，与zhōng yāng宦官也有联系，素蒙“问鼎之志”；而宣武镇地广兵众，财源丰厚，易于挥兵西向；它们是两个最能威胁zhōng yāng的军事势力，因此当时宰相主要是依附这东西两个藩镇。至于李克用的河东……也不知是李克用根本没有起这份心思，还是因为他是沙陀人的缘故，基本上没有宰相依附。

    在历史上，李晔朝宰相攀附凤翔邠宁藩镇的，如崔昭纬‘密结中人，外连强诸侯，内制天子以固其权，令族人铤事王行瑜邠宁幕府，每它宰相建议，或诏令有不便于己，必须铤密告行瑜，使上书昔许，己则yīn阿助之……始帝委杜让能调兵食以讨凤翔，昭纬方依李茂贞、行瑜为重，yīn得其计，则走告之，激使称兵向阔，遂杀让能，反又导三镇兵杀韦昭度等。”再如韦贻范与苏检在天复元年十一月李晔出幸凤翔时奔赴行在，韦贻范“用李茂贞荐”很快升任宰相，随又将苏检“荐于茂贞”，也摧为宰相。以上这些宰相可说是京西北藩镇李茂贞、王行瑜在zhōng yāng政权的代理人。

    李晔朝宰相依靠宣武藩镇而出名的是崔胤，其以“宗人之分”于景福二年九月被崔昭纬引为宰相，实际是得到了邠宁藩镇王行瑜的助力。第二年崔胤因附崔昭纬事罢相出镇岭南，见宣武节度使朱温方霸于关东，又“密致书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离辅弼之地”，结果被半路召回，重居相位。从此崔胤借助朱温之势，打击异己、控制朝局，成为朱温在zhōng yāng政权的代理人。天复三年李晔由凤翔反京后，“胤恃全忠之势，专权自悠，天子动静皆秉之，朝臣从上幸凤翔者，凡贬逐三十余人，刑赏系其爱僧，中外畏之，重足一迹。”再如裴枢，其于天复元年二月入相，也是由于以兄事朱温侧足相列，崔胤诛后，“以全忠素后，相位如故。”再如柳璨于崔胤诛后入相，在李晔迁洛以后，与朱温安置在李晔身边的诸司内使、宿卫将佐“厚相交结，故当时权任皆归之。”当朱温残杀衣冠清流，柳璨更是助封为虐，致使“班行为之一空，冤声载路。”其行为品格几同朱温的鹰犬。

    唐末宰相依附藩镇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在南衙北司之争中，开始依靠藩镇的支持与宦官相抗衡。甘露之变后，宦官继续以cāo纵宫廷禁军在zhōng yāng政权内跋启横行，武宣二朝宰相都无心辅助皇帝诛除宦官，是宰相已不相信依靠一个并不掌握军权的皇帝可以成就此事。到了晚唐时期，宰相谋诛宦官已开始另辟蹊径。

    早在李晔大顺初年，宰相张濬与大宦官杨复恭有矛盾，以企图通过自己掌握军队的方法诛除宦官，他曾向李晔建议“广募兵于京师，至十万人。”他在率兵出征李克用前夕，曾对李晔说：“侯臣先除外扰，然后为陛下除内患”，表明他是企图用这些新募军人诛除宦官的。到了崔胤在李晔朝为相时，其在与宦官的斗争中，也就不再谋求亲自握兵，而是借助宣武镇朱温的力量。如乾宁二年李晔自石门返京后，宦官景务修、宋道弼专国，宰相崔胤与之斗争，“由是南北司益僧疾，各结藩镇为援，以相倾夺。”到了光化三年就借朱温佐助，将“道弼长流瀚州，务修长流爱州，是rì，皆赐自尽”，于是崔胤**朝政，势震中外，宦官皆侧目，不胜其愤，”这是崔胤依靠朱温第一次战胜宦官。当年十一月，宦官左神策军中尉刘季述、右神策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幽禁李晔，扶太子填即位，罢掉崔胤的宰相。这次崔胤又是勾结朱温，“趋全忠以师西，问所以幽帝状”，威胁京师。在朱温声援下，崔胤又结神策军大将孙德绍诛掉刘季述等“四贵”，并诛其党羽二十余人。这是崔胤依靠朱温的声援第二次战胜宦官。天复元年十一月宦官左神策军中尉韩全诲、张彦弘逼李晔罢去崔胤相位，劫李晔出幸凤翔，“及全忠攻凤翔，崔胤寓居华州，为全忠划图王之策”，这次李茂或石朱温兵围凤翔的情况下，被迫诛杀韩全诲、张彦弘等以求和，崔撤又君得为相：这是崔撤借助朱温第三次战胜宦官。

    天复三年正月李晔返京后，落入朱温之手，崔胤又与朱温“奏罢左右神策、内诸司等使及诸道监军、副监、小使”，“尽诛第五可范等八百余人于内侍省”，“追诸道监军，！所在赐死”，“内诸司皆归省若寺，两军内外八镇兵悉属六军”，“自是宣传诏命，皆以宫人。”

    至此，宰相崔胤在藩镇朱温的帮助下，彻底消灭了宦官这种左右唐zhōng yāng政权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政治势力，取得了南衙北司之争的最后胜利。但至此，朱温也就完全cāo纵了唐zhōng yāng政权，不久杀死李晔与哀帝，取苟延残喘的唐王朝而代之。一些依附朱温的宰相，在朱温篡唐过程中，先是成为朱温代唐的工具，后来也就或则被朱温怀疑不忠而处死，如崔胤裴枢等，或则成为朱温洗刷轼逆罪名的替罪羊，如柳璨，在藩镇的刀斧下，走向与唐代皇帝同样的归宿。

    这些宰相，李曜并不在乎，因为“历史证明”，他们的本事恐怕多半在于投机，而非如王抟这般，是能够真正辅佐天子，执宰天下的。

    李曜的目的，在于王抟。如果再大一点说，那就是……在于太原王氏。

第210章 力挽天倾（叁十）

    目的既然已经明确，言语就无须过于含蓄。李曜执手王抟，言辞恳切：“王相公此去华州，陛下必有大任，君虽雄才，手无寸铁，终归不便。届时若有为难之处，可报讯于河中，某虽非晋王，无有千军辟易之能，然则如韩建之流，也实未放心上，一旦闻讯，必然出兵相助，庶几可免陛下受惊。”

    王抟略微有些意外，不过仍是不动声sè，反执李曜之手，颌首微笑：“蒲帅好意，王抟心领，一俟华州有变，必飞报蒲帅以闻，至于鼓金行止，自有蒲帅决断。”说罢又叮嘱王笉两句，便即示意马车出门。

    李曜下令大开中门，亲自送王抟出正门，下得台阶，王抟拱手道：“蒲帅留步。”

    “王相公，珍重。”李曜也拱手还礼。因不是清晨送别，折柳这个过程今天算是省了。

    王笉也行了一礼，向王抟道别：“叔父一路顺风。”

    王抟微微点头，转身上了马车，车把手朝李曜行礼之后，驾车离去，一行百余人，渐渐消失在蒲州节帅府前的长街尽头。

    李曜见王笉默然不语，苦笑道：“燕……嫣然，你可是有些不满？”

    王笉面sè平静，道：“蒲帅既然问起，奴自不敢敷衍，方才家叔已然提及延王遇难前所托之言，蒲帅何以听而不闻，坐看韩贼欺凌天子？”

    李曜叹道：“嫣然，你有所不知。某这河中节度使，虽是一藩，却是由晋王上疏而得，河东与河中是何关系，嫣然自然知晓，虽则此番晋王曾有吩咐，将这迎驾之事交予某来处置，然则某若此刻出兵，则恐怕事情并非迎驾这么简单。”

    王笉秀眉微蹙：“哦？倒要请教蒲帅，如何不简单了。”

    李曜道：“此处不是说话之处，且回崇贤院详谈。”于是二人举步，回到崇贤院中，于厅堂坐定。

    这时李曜才道：“方才说某若此刻出兵，事情并非迎驾这么简单，其中有几处缘故。”

    王笉看着他，却并不说话。

    李曜便直接道：“其一，晋王虽许我迎驾之权，却并未指言其他，倘若某出兵西进，韩建见势不妙，引李茂贞为援，则恐引发又一次关中战乱。如今幽州局势紧张，嗣昭、嗣源二位兄长困守孤城，晋王已亲率大军北上赴援，倘若某进关中大战，则我河东不仅是南北两线开战，且战局相隔万里，殊为不便。”

    “其二，官家虽同意延王之请，希望晋王引兵华州，救朝廷于水火，然则延王却并未从陛下手中讨到御笔朱批，更未将之交予存勖携来。如今延王遇难，存勖走得匆忙，未曾来我河中，晋王又不曾决断，某亦无法手持敕诏而传檄勤王，若是这般强行出兵，多少有些出师无名之尴尬。”

    “其三，朱温此前虽经一败，但他坐拥八镇，雄据中原，战力恢复极快，若我出征关中，他趁河东、河中同时空虚，再次渡河北上，则潞、邢二镇压力过大，而魏博又是朱温帮凶，两厢联手，即便镇帅王镕安守中立，河北局面也必急转直下，更何况那王镕本就是一墙头草，万一也被朱温拉拢，合兵来取河东、河中，如何能守？”

    王笉哂然一笑：“蒲帅这话，可是真心？”

    李曜奇道：“自然真心，嫣然此言何解？”

    王笉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才道：“那么，蒲帅可还有话未曾明言？”

    “这……”李曜微微一叹，苦笑道：“嫣然法眼如炬，确实还有两点，某方才未曾细说，不过……某也不是刻意隐瞒，这两点，都事关凤翔李茂贞。”

    王笉这才展颜，微微一笑：“愿闻其详。”

    李曜道：“其一，李茂贞与韩建本是盟友，此番陛下去华州，某料乃是中计，实是失策之极；其二，如要剪除韩建，十有**要与李茂贞见阵，凤翔边军与吐蕃累世交手，实力绝非王行瑜可比，纵然我提沙陀劲旅，怕也不是那般轻易可胜，而他如今又得邠宁，坐控三四十州，拥兵二十万……不瞒嫣然，某这河中，除去河东暂驻兵员之外，如今只有五万可用之兵，同时对阵李茂贞与韩建二贼，背后又要防备朱温、王珙，实无把握，这才迟迟不肯出兵。”

    王笉见李曜如此掏心剖腹，将话说到这个份上，连自己的家底也全盘托出，不禁心中又是感激，又是吃惊。感激的是李曜的信任和重视，吃惊的是情况竟然真有如此危险。她下意识惊道：“李茂贞竟然强大至斯？”

    李曜叹息一声，道：“前番李茂贞畏惧我河东军威，服软不战，世人皆以为其不过如此，却不知这正是此人厉害之处……”说着，将自己派出的细作对李茂贞的调查一一说与王笉知晓，同时又将自己的分析说与她听。

    晚唐是个多事之秋，就在这个急剧动荡、群雄纷起的时代，李茂贞从区区一介武夫一跃成为称霸一方的一代袅雄，其发迹史颇具传奇sè彩。

    众所周知，藩镇干政是晚唐政局一个非常突出的政治现象。在此之前，方镇干政的主要方式是抗命跋扈，表请节旌，以争取权力世袭、维护既得权益为核心，而很少直接干预朝政的制定和实施。而晚唐自广明以后，群雄割据混战，rì渐衰弱的唐廷不仅失去了各地的实际控制，就连朝命制定也要唯强藩马首是瞻。藩镇尤其是强藩多通过干政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这与唐中期以来藩镇跋扈迥然有异，是晚唐以来皇权衰微的直接体现。

    藩镇在地域上的兼并与扩张必然伴随着权力上的扩张，而藩镇干政就是这种权力扩张的必然结果。其实从晚唐藩镇干政的发展轨迹来看，这样程度干政并非始自李茂贞。在僖宗中和三年，郑畋任相，主持朝政。风翔节度使李昌言“自以袭（郑）畋而夺之镇，今败当国，内不喜”，遂于七月上言“军情猜忌，不可令畋息从过此”郑畋因此被迫罢相。凤翔李昌言这次上表干预执政大臣的任命，可以算是唐末方镇干政的开始。光启元年，大宦官田令孜专权，为夺盐利导致沙苑王师溃败，天子出幸。期间，河东李克用、河中王重荣、邠宁朱玫、凤翔李昌符多次上表请诛田令孜。之后，朱玫逼迫百官奉立襄王为帝，他“自为宰相专权”，垄断军务、财政大权。这都是干政的极端表现。至于大顺元年，宰相张濬率王师讨伐李克用，官军惨败，次年正月，李克用遣使上表，迫使唐廷贬宰相张濬、孔纬，是为李克用干政。可见藩镇干政的原因、目的、方式、烈度不一而同。

    李茂贞出身神策军，亲历晚唐数次朝廷变乱和乘舆播迁，对朝廷虚实知之更深。在藩镇兼并扩张的大环境下，他盘踞凤翔雄镇，鲸吞山南，虎视京师，割据态势已成。势力不断坐大的李茂贞遂“恃勋态横”，或“擅兵窥伺”，或“辞旨不逊”，骄慢跋扈，凌弱朝廷，“颇干朝政”，甚至抗命逼宫，杀相劫君，达到唐末藩帅干政的顶峰。

    李曜伸出四根手指：“我意李茂贞必讨，乃是因其有四大不可赦之罪。因此，总想出兵之前，先做好万全准备。”

    王笉轻扬柳眉：“哪四大罪？”

    李曜再次一根一根伸出手指，数李茂贞之罪状：“其一，强吞山南，胁君杀相；其二、耀武阙下，扶植代言；其三，河中争帅，通宫谋废；其四，截掠京城，舆驾播迁。”然后，便一条一条详论，指出其罪之细节。

    李曜数其罪一，是强吞山南，胁君杀相。

    在藩镇兼并扩张的大环境下，位居雄藩、野心勃勃的李茂贞早就对山南西道凯觑己久。景福元年正月，李茂贞抓住大宦官杨复恭叛逃兴元并与杨守亮等人举兵抗命的时机，率领关中诸镇即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共五节度联合表请讨伐杨复恭，并为李茂贞讨一个“山南西道招讨使”的名号。李茂贞主动上表求加职名，这被视为他干政之始。

    唐廷认为李茂贞既得山南，则不可制约，遂下诏和解。然李茂贞不听朝命，擅自伙同王行瑜举岐邠大军进击山南。李茂贞一面挥军南下，抢占地盘，以使进讨山南成为既定事实，一面继续不停地上表求加“招讨使”的名号，还向执政的宰相杜让能、权宦西门君遂施压，书信中“辞语不逊”，有“陵蔑朝廷”之言。这是李茂贞首次公然违抗诏命。李晔迫于压力，只得加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给了李茂贞一个“奉诏讨逆”的名分。李茂贞也终于尝到了干预朝政的甜头。随后，李茂贞仗持“天威”和优势兵力，于当年八月攻克兴元，至乾宁元年七月彻底吞并山南西道等四镇之地。

    事实占领是晚唐藩镇兼并的潜规则。虽然取得了对山南地区的实际控制，但李茂贞明白唐廷尚在，当前的首要问题还是应该以一种朝廷任命的合法手段将战争成果确定下来。于是，他表其假子李继密权知兴元府事。唐中期藩镇滥觞以来，节度使同时兼任治所州府的刺史或府尹。李茂贞此举用意正是想让朝廷授予李继密山南西道的节旌，将山南西道一镇堂而皇之地变为自己卵翼下的属镇。

    正当李茂贞自认为山南西道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时，没想到却又起波折。唐廷不yù“卧榻之侧”的李茂贞势力继续坐大，又希望朝廷能够恢复对山南的管理，故迟迟不下诏命。而野心昭然的李茂贞岂能坐等，他又于景福二年正月上表“自请镇兴元”。在李茂贞咄咄逼人的压力下，李晔竟异想天开地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兼武定军节度使，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以使相身份充任凤翔节度使，同时又割果、阆二州隶属武定军。李晔天真地以为这样的调命也许既能让李茂贞身兼两镇，满足其胃口，又能让李茂贞拱手让出其老巢凤翔镇，从而达到抑制李茂贞势力、重新控制近在咫尺的“国之西门”凤翔镇的双重目的。可是，老jiān巨猾的李茂贞本yù兼得凤翔，决不会轻易将山南交给下山摘桃子的朝廷，况且他又岂能不知李晔釜底抽薪的用意。这显然是他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于是，李茂贞宣布“不奉诏”，继续盘踞凤翔，并保持对山南西道的实际占领。

    景福二年七月，未遂心意的李茂贞“恃功骄横，上表及遗杜让能书，辞语不逊”，公然指责李晔及朝臣的无能。李茂贞这次上表朝廷的内容云：“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极九州，不能戮复恭之一竖”。又曰：“今朝廷但观强弱，不计是非”。又曰：“约衰残而行法，随盛壮以加恩。体物锱铢，看人衡纩。”又曰：“军情易变，戎马难羁，唯虑甸服生灵，因兹受祸。未审乘舆播越，自此何之。”

    其实李茂贞言辞固然骄慢不逊，然而其所指当时之弊政实亦如此。可年少英武的李晔不任其逼，怒不可遏，决意征伐李茂贞，并命宰相杜让能专掌其事。杜让能却认为凤翔近在国门，不可轻易构怨动武，万一不克，后患无穷。然李晔主意已决，定要于李茂贞摊牌。显然，李茂贞在权力和地域的肆意争夺上终将朝廷与一战。

    同年八月，李晔任命嗣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鐬为副。九月乙亥，李嗣周率领神策军五十四都名义上送凤翔节度使徐彦若赴镇，实际用意则是征讨李茂贞，进军兴平。李茂贞遂纠集盟友王行瑜，歧邠联军近六万，驻军盐厘待战。在兵力对比上，李茂贞六万，而李嗣周仅有三万，李茂贞人数占优。从战斗力上分析，朝廷禁军多是最新招募的市井少年，而李茂贞所率的歧邠联军皆属边兵，俱乃百战之余，强悍勇猛。因此，唐廷与李茂贞的这次对决，胜败不战己知。九月壬午，李茂贞进军兴平，然禁军不战自溃，望风而逃。李茂贞乘胜进军京西的三桥，京师大震，士民逃散。

    陈兵阙下的李茂贞上表请李晔诛首议用兵者，再次野蛮干政。

    是rì，自食苦果的李晔不得不贬宰相杜让能为梧州刺史，又流执政宦官观军容使西门君遂于澹州，内枢密使李周憧于崖州，段诩于驩州。乙酉，李晔又下令斩西门君遂、李周渔、段诩，再贬杜让能为雷州司户，极力想保全贤相杜让能之xìng命。然李茂贞仍然勒兵不解，甲申rì竟然进逼临皋驿（临皋驿在长安城西），表示只有处死杜让能才能撤兵回镇。十月，李晔无奈只得将杜让能及其弟户部侍郎杜弘徽赐死。终于，李茂贞逼君杀相，左右朝命，yín-威得逞。随后，唐廷又屈辱地诏以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守中书令，进封秦王，最终在名义上承认李茂贞对山南的事实占领。至此，李茂贞尽有凤翔镇、山南西道、感义军、武定军、天雄军等地。加之关中的邠宁王行瑜、华州韩建等诸镇也依附于他，李茂贞在地域上势力空前。

    李茂贞先是擅攻山南，坚请节旌，继而违诏抗命，言旨不逊，更甚陈兵京郊，逼杀执政。其一连串的举动都是对朝政干预的极端表现。不仅如此，在新一届执政大臣的人事任命上，朝廷以内侍骆全瓘、刘景宣为左、右军中尉，东都留守韦昭度为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承崔胤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此辈也多为李茂贞属意之人。从此，朝政落入李茂贞为首的关中藩镇之手。有书载：“自是朝廷动息皆察于那、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镇以邀恩泽。”又云：“有崔铤、王超者，为二镇（邠、岐）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辄诉于铤、超，二人则教茂贞、行瑜上章论之，朝廷少有依违，其辞语已不逊。”

    总之，通过此次干政，李茂贞在权力上达到一个新的顶点，自此“始萌问鼎之志”，“朝廷不能制”。

    其罪二是耀武阙下，扶植代言。

    景福二年之后，李茂贞在权力和地盘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史称“时茂贞有山南梁、洋、兴、凤、岐、陇、秦、径、原等十五余郡，甲兵雄盛，凌弱王室，颇有问鼎之志。”李茂贞干政也随即进入新的阶段。

    乾宁元年（894）正月，李茂贞以拜谢李晔赐封的名义，亲率大军自凤翔入朝，“大陈兵卫，献jì女三十人”。这次入朝的真正目的是对李晔代表的唐廷进行武力示威。李晔知其来者不善，在内殿赐宴，盛款李茂贞。而李茂贞对李晔的谦恭态度十分满意，耀武数rì之后归镇。李茂贞这次入朝使李茂贞的野心得到了进一步满足，在“挟天子令诸侯”的道路上又踏出一步。此时踌路满志的李茂贞已自视为大唐王朝的监护人，把李晔当作他的掌中傀儡。

    李茂贞干政的方式也随即由违诏抗命、兵戎相见的极端手段变为在朝臣中扶植自己的代一言人，通过自己上表奏言来干预朝策制定等较为温和的方式。其实早在此前，李茂贞就己经为自己物sè好了代言人，那就是时任宰相崔昭纬。崔昭纬yīn结那、岐，为之耳目，杜让能朝发一言，二镇夕必知之。景福二年李茂贞一逼京师，迫杀宰相杜让能，就是出自崔昭纬的唆使，史云：“崔昭纬心害太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让能，密遗茂贞书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于杜太尉耳。’”于是，李茂贞陈兵京西，上表列杜让能之罪，力逼李晔诛之。而李晔迫于李茂贞的军事压力，只得赐杜让能自尽。其实，这背后都是崔昭纬的主意。

    至乾宁二年，宰相崔昭纬更是与“李茂贞、王行瑜深相而结，得天子过失，朝廷机事悉以告之”。二月，李晔任命李谿为宰相，与韦昭度共同-执政。李茂贞、王行瑜听信崔昭纬之言，遂上表奏称“李谿jiān邪，昭度无相业，宜罢居散秩”。李晔辩称：“军旅之事，联则与藩镇图之。至于命相，当出朕怀。”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大唐天子最后一点权威。但李茂贞、王行瑜丝毫不留颜面，仍上表论列不已，并有“讥诋朝政”之言。最后李晔只得妥协，宰相韦昭度称疾罢为太傅致仕。三月，李晔被迫又罢李谿为太子少师。这次中枢人事任命的变动标志着李晔代表的唐廷在军政和人事上彻底向强藩干政妥协。

    李曜论其罪三，河中争帅，通宫谋废。

    此事发生不久，而且李曜自己就参与其中，过程不必赘述。但是其中也有值得一思的地方。比如说王行瑜和韩建参与武力逼宫的动因，流传世上的说法很清楚：“王行瑜求尚书令不获，由是怨朝廷。畿内有八镇兵，隶左右（神策）军，郃阳镇近华州，韩建求之：良原镇近那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军，何可得也？’”。所以王行瑜和韩建出兵的根本动因，是他们想要兼并神策行营的外镇兵以壮大自我实力的愿望遭到了朝廷拒绝，而狂妄自大的王行瑜不切实际地求领尚书令也未得逞。且，王行瑜和韩建对控制河中这块地盘并没有明显表示出多大的兴趣，因此还犯不着为了河中帅位而与唐廷兵戎相见。

    然而李茂贞则不同，除了“河中争帅”，此时的他没有其他与朝廷结怨之事，但他目前急于拓展地盘，为了达到干政目的可以不惜与朝廷动武。所以当三帅合力保荐王珙未果之后，李茂贞主导这次出兵逼宫的可能xìng最大，而王行瑜和韩建的参与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与河中事务纠缠在一起，三镇此时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共进退了。因此李曜百分百肯定，在这次三镇逼宫的行动中，李茂贞是处于核心和领导地位的。

    乾宁二年五月甲子，李茂贞等三镇率军进入长安，在未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迅速控制了这个大唐王朝的都城。随后，三帅奏称“南、北司互有朋党，堕紊朝政。韦昭度讨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众心，请诛之”，再次逼迫李晔诛戮宰相重臣。可是还没等李晔答应，李茂贞、王行瑜等就擅自在都亭驿将韦昭度和李谿处死，同时还杀死了枢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数人。李茂贞等藩帅擅杀执政大臣明显带有清除异己之意，根本没有把李晔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大唐天子的权威在藩镇野蛮干政面前丧失殆尽。

    随后，李茂贞等又以“王坷、王珙嫡庶不分”为由胁迫李晔收回诏命，重新任命王珙为河中节度使，罢王珂于同州；同时任命王行瑜之弟、匡国节度使王行约为陕州刺史，以控制潼关要塞，扼守关中大门，直接威胁河中。

    最后，还不肯罢休的李茂贞等三帅竟然谋划要废掉李晔，拥立吉王李保为帝，立一个完全听命于己的新皇帝。好在，就在李晔命悬一线之时，李克用终于起兵南下。沙陀大军既然杀到，李茂贞等三帅不得不暂时中止计划，李茂贞、王行瑜各留兵二千人宿卫京师。三帅皆回镇备战。

    此次以李茂贞为首的恶xìng干政，引发了河东李克用的激烈干预。在李克用沙陀铁骑的打击下，李茂贞的盟友韩建臣服，王行瑜被杀，宰相崔昭纬被罢，三镇逼宫谋废的计划也随之破产。李茂贞虽然抽身得快，没有与李克用发生正面冲突，但应该承认的是，他凶猛的发展势头遭到暂时压制。但事实上，无论是李曜，甚或李克用本人，都认为当时应该直接击败李茂贞，然而李晔不准。李克用迫于“天下悠悠之口”，只得半途而废，回镇河东。至于再引出朱温偷袭河中、李曜大破汴军等事，就不必再提了。

    李曜所述李茂贞其罪四，是截掠京城，舆驾播迁。

    经过晚唐武臣跋扈叛乱之后，李晔对藩镇和神策军将均己失去信任，开始谋划宗室执掌兵权。其实早在景福二年，李晔“以藩臣跋息，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就已有所行动，他先后诏封扈跸都头曹诚为黔中节度使、耀德都头李挺为镇海军节度使、宣威都头孙惟展为荆南节度使、捧rì都头陈佩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四人并同平章事。而这些方镇当时均并不在唐廷的实际控制之下，故这次任命均属遥领，其实意在于解除这些禁军军将的兵权。

    李晔为了建立朝廷可以信靠的力量，转而开始信用宗室诸王。这与安史之乱唐玄宗任命诸子收复河山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乾宁二年八月，饱经兵患的李晔自石门返回长安之后，立即着手于神策军之外，另置了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军，命宗室诸王统领，号“殿后四军”，史书记载这支力量约有“万余人”，构成了李晔打算重建天子权威的基础力量。此外，李晔还诏命嗣延王李戒丕、嗣覃王李嗣周又各自招募数千人的队伍。李晔让宗室诸王公开招募部队，根本考虑仍是壮大自己的可以信重的力量。这也是李晔为代表的唐廷对维护李家王朝所做的最后挣扎。

    如此，此时的大唐禁军就正式分为两大系统，一支是神策军，中唐以后一直为宦官统掌，但到了晚唐，神策军受到乱军和藩镇军的多次打击，宦官各自依附强藩，导致神策军派系林立，内讧不断，加之神策军粮饷匾乏，士卒贫弱，严重影响了其战斗力，己不能担负保卫皇权的重任。另一支力量就是李晔仿照藩镇牙军、亲军模式设置的安圣、捧衰、保宁、宣化等军，也即天子亲军，兵力应在万人以上。但这支力量主要是由长安市井少年组成，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更没有经过战争的历练，战斗力极差，加之统领这支力量的将领是宗室诸王。他们久居深宫，没有任何指挥作战的经验。后来的史实证明，李晔打算依靠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亲军”部队来抗衡业已完成的“强藩干政体制”之下百战之余的骄兵悍将的构想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不过，李晔这次举动的另一意义在于，代表zhōng yāng力量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的神策军在唐朝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也宣告终结。其中，李茂贞、韩建为代表的神策军将集团的跋扈干政是促使神策军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

    而此时的李茂贞是何作为呢？乾宁二年末，“（李）克用既去，茂贞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茂贞所据”。李茂贞扩张的势头仍然强劲，他不仅没有受到李克用的直接打击，还趁机依靠地缘之利抢占了王行瑜原有的地盘，将邠宁镇变为自己的属镇，并控制了河西的保大（鄜坊、保塞（延州）诸镇。羽翼又丰的李茂贞的政治野心并未殄灭，他“挟天子令诸侯”的梦想还在滋生。而此时李晔的种种设想与勾画，正好成了野心家的借口。他见朝廷大肆招募筹建新军，“茂贞以为yù讨己，语多怨望，嫌隙rì构”，并“勒兵扬言yù诣阙讼冤”。京师再次陷入极度恐慌之中，百姓们纷纷逃匿山谷以躲避战祸。李晔急命通王李滋及覃王李嗣周分别统领京城各军守卫近畿，延王李戒丕则率新军主力进屯三桥，以备李茂贞。

    面对朝廷的备战，李茂贞更有了口实，借此上表声称“延王无故称兵讨臣，臣今勒兵入朝请罪”。而此时，李克用与朱全忠为争夺河东的战事刚刚结束不久，李克用本人更是密切关注着幽州局势，根本无暇西顾。于是，李茂贞趁机引兵进逼京畿，覃王李嗣周率领天子亲军与李茂贞在娄馆发生激战，官军败绩。岐军顺利地击溃zhōng yāng军，进抵京郊。李晔慌忙遣使向李克用告急求救，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

    此时，延王戒丕上言：“今关中藩镇无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济河，幸太原”。李晔只得逃向太原，再次舆驾播迁，又一次吞下了制衡强藩失败的苦果。李晔的这次逃离，也是自安史之乱之后唐廷勾画的“关中藩镇制衡格局”的最终失败。李茂贞遂率军进入长安，大肆抢掠破坏。

    七月癸巳，李晔一行到达渭北，镇国节度使韩建派其子韩从允迎请，请驻蹿华州。李晔无法，只得滞留华州。同样出身神策军将的韩建不仅趁机截留四方贡奉，大发横财，而且还跋扈干政，屠戮宗室，为祸更烈。李茂贞逼宫反而形成了由小藩韩建暂时“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格局，实乃特殊情况使然。

    而最近韩建屠戮诸王，李曜一直觉得背后有李茂贞的影子，说不定此事根本就是李茂贞所暗示韩建而为。其目的就是最终彻底消灭了李晔的贴己力量，当然这或许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或许……只是意外，天意而已。

    而此时，正跟河东大战一场，受损不轻的另一强藩朱温也对李晔念念不忘，“请以兵赴难，天子优诏止之。又请迁都洛阳，不许”。其实这表明此时的大唐天子仍奇货可居，虽己名不副实，但各路豪强一旦控制李晔，就可以假借天子之意发号施令，赢得仗顺讨逆的舆论优势和战略主动。

    王笉听完李曜的叙述和分析，沉思片刻，问道：“这么说，节帅是打算一旦出兵剪除韩建，则要同时讨伐李茂贞，以免使他进一步壮大，为祸朝廷？”她之前心有不满，称呼李曜为蒲帅，那是自外于河中，此事心中症结解开，便主动改称节帅了。

    谁知李曜微微摇头：“非是某要如此，而是某一旦对韩建动兵，则李茂贞必不肯坐视。若要问某心中所想，某倒是希望李茂贞反应迟钝，待某剪除韩建，稳定局势，厉兵秣马，再与之战。只是，这般大事，总要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否则开弓没有回头箭，事到临头再想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某今rì以不再只是开山军使，而是河中节帅，岂能不忧此事在先？”

    王笉有些着急，道：“可如今官家寄人篱下，连九王亦不得保，其势已是危如累卵，而节帅这边偏又准备未曾充分，这般拖延下去，几时是个头？”她微微一顿，苦笑道：“不瞒节帅，家叔历来与关中诸藩不睦，如今陛下召家叔前去华州，恐要用家叔之策……奴担心家叔触怒韩建甚或李茂贞，以至不测……还望节帅看在这几年王氏稍有微功的份上勉力保全，笉不甚感恩念德。”说到此处，已是双目发红。

    李曜这是第二次见她出现这般情绪几乎失控的情状，立刻想起与她初见之时，她父亲王博士对还不过是一介草民的自己那般信重，心中一软，忙道：“嫣然放心，某当rì曾答允令先尊，在嫣然需要帮助之时尽力而为，君子一诺，万死无回，但叫王相有jǐng，河中必当相救！”

    王笉本是端坐，闻言躬身叩首：“谢节……正阳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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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附文讲述李茂贞的前期发迹史。

    李茂贞（856-924），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今河北博野）人氏。他生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出身行伍，早年落拓。据史书记载，宋文通最初效力的部队是奉命宿守京师的博野军，他在军中担任市巡这样的小官，职低权微。《册府元龟》称其“少去乡里，客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市吏，数为镇将所辱”。但他很快就凭自己的努力升任队长，又因功升任军校，史称其“唐末隶博野军，征伐立战功，路是军中知名，渐为裨校”，成为博野军中的一名基层军官。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农民军攻占长安。黄巢自称皇帝，建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僖宗李儇则被迫弃都出逃，由骆谷道出奔兴元，再至成都。宋文通所在的博野军也退守到风翔。中和元年二月，僖宗流亡zhèng fǔ任命风翔节度使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全面组织对黄巢乱军的作战。郑畋遂召集原泾源节度使程宗楚、秦州经略使仇公遇、鄜延节度使李孝恭、夏州竹度使拓拔思恭等关中诸镇，同盟起兵，并传檄天下，共讨黄巢。博野军也被郑畋召至麾下。郑畋见宋文通“勤于军旅，甚奇之”，便“委以游逻之任’。宋文通由此得到他人生的第一个贵人——郑畋的赏识和提拔，他也因此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

    中和元年三月，黄巢派大将尚让、王播率军五万进军风翔，追击所谓的唐军残余势力。但尚让等等人自以为军势强大，又欺负郑畋是个书生，不懂军事作战，因此，乱军西进时，麻痹轻敌，军容不整。而此时，郑畋己派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等各路将领率军理伏在去往凤翔的必经之路龙尾坡附近，只以散兵数千多张旗帜，疏疏拉拉地在沟边高-岗之上列阵。尚让等对前方唐军不以为意，继续率大军冒敌轻进，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唐军的伏击圈，中了埋伏。结果，龙尾坡一战，尚让率领的数万乱军遭到四面居高临下的五千唐军围攻，被“斩首二万余级，伏尸数十里”’。唐军此次大捷，极大地打击了乱军的锐气，震动全国的黄巢之乱由此开始逐步走向衰败。

    在这次大战中，宋文通率本部军“与连帅郑畋大破尚让于龙尾坡”，成功阻止了黄巢大军的西进，并一直“追奔至于奉天”。可见在龙尾坡一战，宋文通立下大功。《新唐书》卷二二五下更是盛赞宋文通，称：“黄巢遣林言、尚让寇凤翔，为郑畋将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传檄召天下兵”，把龙尾坡大捷的功劳归于宋文通的阻击。宋文通因此一战成名，所以“贼平，舆驾还京录功，以（宋）文通为神策军指挥使，简较（检校）太保”。宋文通由此一跃成为天子禁军——神策军的中级指挥官，并加授了检校太保的荣衔，开始在晚唐历史舞台上初露锋芒。

    这时唐帝国在经历了“黄巢大起义”的打击后，面临着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史称：“（光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洛，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暄据琅琊、齐、曹，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各镇雄霸一方，割据之势已成。李唐王朝在这样的形势下，已成落rì黄昏，再也无力维系对全国的统治，政出多元的政治态势已露端倪。

    “平定”黄巢起义之后，升任为右神策统军的宋文通因为一路平步青云，招致同僚的嫉恨，险些丧了xìng命。《新唐书·田令孜传》对此记载说：“始，右神策统军宋文通为诸军所疾，（田）令孜因事召见，yù杀之。”但权宦田令孜“既见乃欣然，更养为子，名彦宾，即李茂贞也。”峰回路转的宋文通不仅安然涉险，还找到靠山，成为大宦官的养子，从此改姓名为田彦宾。田令孜虽然是唐朝一大佞宦，但却是李茂贞发迹的又一贵人。

    光启元年二月（是年三月改元），僖宗远涉重山，起驾从四川经散关故道经凤翔回京。直到三月，天子车驾才一路颠簸回到长安，继续做起了大唐的皇帝。但此时的天子只是大宦官田令孜手中任意摆布的傀儡。僖宗竟称大宦官田令孜为“阿父”，大唐天子的神圣权威己一落千丈。不久，田令孜因为争夺盐池之利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发生矛盾。光启元年冬，田令孜连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进讨河中，王重荣则引河东李克用沙陀劲兵助战。于是，双方在沙苑展开激战，结果邠歧联军大败，李克用遂挥兵进逼京师。十二月，田令孜奉天子出幸凤翔。光启二年正月初八，田令孜领军闯入凤翔行宫挟持僖宗出奔宝鸡，准备南逃兴元。而此时，朱玫、李昌符等耻于为宦官田令孜所用，又惧怕沙陀军，遂与李克用讲和，率领邠歧大军追赶乘舆，准备夺回僖宗，控制天子。

    田令孜留禁军防守石鼻关，又以凤州、兴州为感义军，以神策军指挥使杨展为节度使，令其把守散关。自己则仓皇与僖宗逃往兴元。此时，许多当地百姓为躲避战祸也纷纷逃亡山南。田令孜命令神策军将领宋文通为扈跸都将扈从左右，王建、晋晖为清道斩研使，在前开道。宋文通的命运也因这场变乱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唐僖宗光启二年七月，朱玫、李昌符在凤翔立嗣襄王权监军国事，朱玫自己把持大权，引起李昌符不满，上表投向僖宗。这场变乱的形势悄然发生了变化，朱玫谋逆，已为天下所不容。朱玫派部将王行瑜进攻兴州，感义节度使杨展不敌弃镇，“走据文州”，形势十分严峻。僖宗不得不又命保銮都将李挺，扈跸都将李茂贞、陈佩屯大唐峰，以抵御王行瑜。九月，朱玫部将张行实攻大唐峰，被宋文通、李挺等率部击溃。紧接着，金吾将军满存再次攻占了早先放弃了的兴州。十二月，神策诸军又收复了凤州，由满存出任凤州防御使。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移到zhōng yāng军手中。

    王行瑜因为屡次战败，“恐获罪于（朱）玫”，故而先发制人，自凤州回军杀掉朱玫，投靠了zhōng yāng。倒戈的邠宁将领王行瑜代替朱玫继任静难军节度使。朱玫所拥立的伪帝襄王，亦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诱杀。朱玫之乱终以“下克上”的闹剧形式而告终。

    光启三年正月，即在朱玫之乱平定后，宋文通因功晋封检校尚书左仆shè、洋州刺史、武定军节度使，进爵陇西郡公。《旧五代史》本传更是称“朱玫之乱，唐僖宗再幸兴元，（宋）文通扈跸山南，论功第一，迁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壁等州节度使，赐姓，名茂贞，僖宗亲为制字rì正臣。”在这次变乱中，禁军将领出身的李茂贞因功不仅忝列藩侯，节度武定军，更为重要的是，李茂贞获赐国姓，这是封建臣子的至高荣誉。从此，李茂贞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身行伍的武夫宋文通不见了，在历史上代之出现的则是位列于皇室宗谱的藩帅李茂贞。李茂贞也正是借此乱世慢慢积聚实力，逐渐走上干政割据之路的。此事实为李茂贞发迹之始。

    朱玫之乱平定后，大宦官田令孜自知罪孽深重，不为天下所容，自贬为西川监军，并荐飞龙使杨复恭代掌枢政。而流亡在外己有半载的唐僖宗决定由兴元起驾返回长安。时为武定节度使的李茂贞持节宿卫，护驾返京。

    在历史舞台上已初露锋芒的李茂贞此时虽然有了一定的地位，但他受封的武定军是一小镇，对他而言仍缺少一个合适的据点；这不仅难以在乱世中安身立命，更谈不上成就大业了。雄心勃勃的李茂贞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而命运之神再次垂青于他，随后发生的李昌符事件，正好给了李茂贞一个走向割据道路的绝佳时机。

    唐光启三年三月，天子返京一行到达凤翔，可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以（长安）宫室未完”为由，“请驻辟，以俟毕工”。李昌符何以固请天子驻桦凤翔？李曜觉得，李昌符的真实目的除了《资治通鉴》所说的“恐车驾还京虽不治前过，恩赏必疏”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yù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专恩赏。李昌符只有控制了大唐皇帝，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目前尴尬的境遇。于是僖宗就这样在凤翔的行宫中一住就住了三个月。在这么长时间内，皇帝寄人篱下，其中缘由也可琢磨。李昌符一方面可能殷勤奉迎，一方面也可能进行过控制朝政的各种尝试。但可以肯定地说，僖宗流亡zhèng fǔ与李昌符这个凤翔藩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阂和矛盾。要不然，就不会发生后来看似偶然其实必然的意外。

    六月戊申rì，李昌符与护驾禁军——神策军天威都头杨守立竟然因争道发生摩擦，出现了麾下互殴的事件。杨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军，是当时把持朝政的大宦官杨复恭的假子；况且禁军代表的是天子的权威，他哪能咽得下这口窝囊气！于是两军继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皇帝命中使劝谕，双方仍然不肯罢休。

    杨守立作为禁军将领何以敢在凤翔的地盘上与凤翔藩帅争斗，这背后不能没有玄机，也许他的行为正微妙地体现出朝廷对凤翔镇的些许态度。

    事发次rì，事件xìng质发生了变化。李昌符竟公然将矛头指向了僖宗行在，他拥兵火烧凤翔的皇帝行宫。试想，如果天子和凤翔镇之间没有矛盾激化，而只是李昌符和杨守立的私人恩怨，李昌符以当前的实力，何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公然对抗朝廷呢？毕竟刚刚“传首行在”的朱玫的下场还在眼前，他的脑袋还挂在城门口让人观摩呢。这也证实了李曜对当时朝廷与凤翔镇之间存在尖锐矛盾的猜想和推理是成立的。但不管怎样，在当时天下人眼里，李昌符的行为xìng质己经由私人争斗演变成了犯上作乱。而这种行为变化也许正是李昌符害怕朝廷对他清算前账的畏惧心理及争夺控制朝政努力失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

    庚戌rì，有勇无谋的李昌符竟又率兵攻打凤翔行宫大安门，与禁军发生混战。而意料之外的结果是，李昌符在自家地盘，居然因寡不敌众而战败。于是他不敢再待在凤翔了，只得带领部下逃到了凤翔镇的支郡——陇州。僖宗对造反谋乱的李昌符哪能善罢甘休，又联想到李昌符曾经率军逼宫、拥立嗣襄王等一连串的事情，遂即刻下令讨伐。而朝廷对李昌符意yù斩尽杀绝的更深层次原因是想趁机将“国之西门”的凤翔镇重新控制在朝廷手中。这次唐廷对藩镇的讨伐作战，李昌符是绝对孤立的，没有藩侯为他鸣冤或进行声援，这就注定他的失败也是必然。这次事件的发生只是成全了李茂贞。

    六月壬子，僖宗任命已是帐下爱将的李茂贞为“陇州招讨使”，出兵征讨李昌符。李茂贞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这次仍旧不负所望，率领神策军穷追猛打，很快将陇州团团包围。八月，在李茂贞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山穷水尽的李昌符很快也步了朱玫的后尘，其部下陇州刺史薛知筹倒戈献城，降于李茂贞。李茂贞入城不仅处死了李昌符，“传首献于行在”，还把他一家满门抄斩。这样，自中和元年李昌言逐郑畋而占据凤翔，李昌言、李昌符兄弟盘踞凤翔七年，自此而灭，凤翔镇表面上又重新纳入了朝廷的直辖范围。

    李茂贞顺利获胜的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李茂贞“仗顺讨逆”，代表的是朝廷对叛镇的征伐，不管是在道义上，还是在军事力量对比上都占有优势。二是采取策略得当。不仅进军迅速，没有给李昌符以喘息之机，而且成功瓦解了对方阵营，促使叛乱势力内讧而溃。而李茂贞之所以处死李昌符，为公是替朝廷讨逆平叛；为私还替昔rì恩人郑畋报了当年被李昌符之兄李昌言所逐之仇。随后，李茂贞又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为郑畋上表申冤，请求平反。对此，《新唐书》卷一八五《郑畋传》记载说：“始，李茂贞以博野裨将戍奉天，（郑）败召隶摩下，委以游逻，厚礼之。茂贞感其饰摧，及败还葬郑，表为请溢曰文昭。”从这次事件的处理上，不仅可见李茂贞的处事比较果断，还体现出他xìng格中也有仁义和知恩图报的另一面。当然对于李茂贞而言，这个机会不仅仅是替朝廷出气、为恩人报仇这么简单。最关键的是，他还因此得到了凤翔镇。

    李茂贞仅用一个多月便使得凤翔叛军不战而内溃，彻底平定了李昌符之乱，大显天子龙威。要知道，自僖宗继位以来，zhōng yāng军不管是对河东、河中的沙苑大战，还是在朱玫之乱时对邠歧联军的作战，根本就还没有取得过对藩镇作战的胜利。所以这次酣畅淋漓的胜利非同寻常，无论对孱弱的僖宗，还是残喘的朝廷都是意义重大。

    天子果然龙颜大悦，李茂贞也因功再次受到嘉奖。光启三年七月丙子，朝廷“制以武定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shè，兼洋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李茂贞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等使。”李茂贞不仅成了无比尊崇的使相，不久他又被封为陇西郡王。更为重要的是，他仅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从武定军节度使升任凤翔节度使，使他有了割据的资本。

    凤翔雄镇，乃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之藩篱”，地位和实力非同小可，对李茂贞而言乃是虎踞龙盘之地。李茂贞统领凤翔镇的同时，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凤翔镇的边防军，实力大增。凤翔镇土地虽狭，然该镇西依六盘山，南靠终南山，兼有秦岭之险、渭水之利，进可攻，退可守。此地又兼有井盐制造之特许，连河西，通西域，招商引贾，所获颇丰。加之士卒久战吐蕃，强悍勇猛。在当时李克用居于河东一隅，朱全忠伏于汴梁数州的情况下，凤翔镇四周并无强邻，正是李茂贞据有关中的大好时机。

    李茂贞从此在唐末政治舞台上取得发言权。光启三年闰十一月，王建急攻成都，西川节度使陈敬暄告难于朝，僖宗诏遣中使和解之余，又令“李茂贞以书谕之”，调解双方矛盾。李茂贞俨然是调解人的身份出现，而这种调解通常又以强藩为之，这说明李茂贞的实力和地位已今非昔比，渐露强藩面目。

    就这样，唐朝统治集团的屡次兵乱，将李茂贞一步步地推上了称雄一方的王者宝座。虎踞雄藩的李茂贞羽翼渐丰，割据态势己成。

    与其他藩镇诸雄一样，据有凤翔雄藩的李茂贞必然要求对外扩张。这种扩张既有内在的张力，即李茂贞个人野心的膨胀，又有外在的动力，即当时藩镇互相兼并扩张的政治局势。而表现在行为方式上，一种是权力上的膨胀延伸，一种则是地域上的开疆拓土。由此，李茂贞开始逐步走上扩张坐大之路。

    此时，为宦官所把持的zhōng yāngzhèng fǔ，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内部动乱。文德元年三月，饱经忧患的唐僖宗驾崩，其弟、唐懿宗第七子李晔即位，成为大唐王朝名义上的统治者。此时，大宦官杨复恭自领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神策军中尉，一面统带禁军，弄权于朝，党同伐异；一面又广收武人为“假子”，或典禁军，或为方镇，以为外援。在杨复恭假子中，杨守立为天威军使，杨守信为玉山军使，杨守贞为龙剑节度使，杨守忠为武定军（洋州）节度使，杨守厚为绵州刺史，“其余假子为州刺史者甚众”；“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另外，杨复恭之兄杨复光假子中亦有任节度使者，如杨守亮为兴元节度使，杨守宗为忠武节度使，杨守信为商州防御使，杨守忠为洋州节度使，“其余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由此，杨复恭从zhōng yāng到地方拥有一个庞大的势力网。其跋扈擅权之行径引起了刚刚即位并急于巩固自身地位的李晔的不满。两者随即在权力争夺上矛盾激化。

    大顺二年十月，有司上告杨复恭与其假子玉山军使杨守信谋反。李晔立即做出反应，命天威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将兵进攻杨复恭府第。杨复恭部将张绾率领家众拒战，杨守信又引玉山军之兵前来助战，李顺节等率领的禁军竟“不能克”，可见杨复恭之势力。其实，所谓的谋反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只是李晔为了除掉杨复恭这个心腹之患，便顺水推舟，意yù将杨复恭等人一网打尽。杨复恭自知境地不妙，已为朝廷所不容，遂逃往杨守亮等人控制的山南地区。随后，他们“同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发动叛乱。

    反旗已举，大兵压境。位于山南道以南的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联兵西川节度使王建击败绵州刺史杨守厚；昭信军（金州）防御使冯行袭又败杨守亮之军。

    而对于野心勃勃的李茂贞来说，这是一次扩张的绝好机会。从实力和地域两个因素上分析，王建刚得西川，羽翼未丰，且经东川侵山南，道险路难，进军缓慢，给养也是问题。而李茂贞蓄势已久，内外无忧，且凤翔地接山南，距离较近；南出散关即至山南。若能兼并山南，不但可占据汉中之险，巩固凤翔根据地的南部边界；更可以趁势占有山南西道所辖之文、利、集、阆等州，打开通向蜀中的大门，虎视东川。从而在战略上以攻代守，为进一步逐鹿争霸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

    于是，经过百般谋划，景福元年（892）正月，李茂贞带领关中的附镇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等五路诸侯“上言杨守亮容匿叛臣杨复恭，请出军讨之，乞加茂贞山南西道招讨使”，并声称“自备供军粮料，不取给于度支”。李茂贞为首的关中诸镇出兵平叛，竟然不仰国家财政，自备钱粮。如此违背惯例之举，若非巨大的利益驱动，李茂贞等人是断不能为的。由此可见其急于扩张的迫切心情。这次联名上疏实际代表了一支新兴势力的崛起。

    在出兵山南之前，仍需借助于唐zhōng yāng的影响力。这是由于李茂贞出身禁军，作为神策军将领，他深知天子之诏的号召力。而当时的唐廷，虽然丧失了对各地的实际控制，却依然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四方贡奉的中心。李茂贞主动上表求加职名，这是他开始干政的标志，其意yù“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图谋已露端倪。

    至于唐廷，似乎也看出了李茂贞出兵的目的所在，“朝议以茂贞得山南，不可复制，下诏和解之。”在朝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南衙诸臣“以邠、凤皆有中人内应，不敢极言，相顾辞逊。”可知，此时的朝廷上下，己经明显感受到了李茂贞的咄咄逼人之势。朝廷原本以禁军出身的军官出镇凤翔，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京袋周围的防御，不想却自己埋下祸根。

    可是李茂贞的虎狼野心，并非早已流于形式的“下诏和解”就能作罢。李茂贞的跋扈妄为终究要挑战zhōng yāng权威。该年二月，在没有得到朝廷授意的情况下，李茂贞决定联合静难节度使王行瑜擅自发兵攻打兴元。这个举动宣告李茂贞正式开始走向跋扈扩张之路。这也标志着李茂贞己由唐王朝的维护支持者演变为一股新的分裂离心力量。李茂贞和唐廷角力的开始就是他走向割据的开端。

    在李茂贞发兵的同时，李晔一怒其专征，二忧其“得山南之后有问鼎之志”，因此拒绝了他请加“山南西道招讨使”的请求。没有满足要求的李茂贞便开始上书执政之宰相杜让能和杨复恭之后掌握神策军的权宦西门君遂，说了一些过激的“陵蔑朝廷”的话。这也是李茂贞首次上书在言语上凌辱朝廷，跋扈之强藩面目渐显狰狞。以至于xìng格刚烈，此时还颇有英武之气的李晔实在不能容忍李茂贞这样一个借助朝廷之力刚刚出道的节度使如此无礼。李晔乃召宰相、谏官商讨应对之策，希望有所举措。但李茂贞早己在朝中尤其宦官集团里布下了眼线，以至于“宰相相顾不敢一言”。此时，给事中牛徽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朝臣的意见，他认为：“先朝（僖宗朝）多难，茂贞诚有翼卫之功。诸杨阻兵，亟出攻讨，其志亦在疾恶，但不当不俟诏命耳。比闻兵过山南，杀伤至多，陛下傥不以招讨使授之，使用国法约束，则山南之民尽矣！”

    简而言之，与其让茂贞私自出兵，不受约束，还不如授之以名，或许还能在名义上多少挽回一点朝廷的面子。对于这个务实的意见，李晔还是明智地接受了，最后以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李茂贞终于如愿以偿，讨了一个“奉诏讨逆”的名份。李茂贞在这次与唐廷的角力获得胜利，他也通过这次挑战皇权的试探进一步证实和巩固了自己的强藩地位。

    在李茂贞与朝廷角力的影响下，禁军随后又发生分裂。神策左军中尉西门君遂诬杀天威军使贾德展，天威军部下千余骑兵出奔凤翔，“李茂贞由是益强”。始终不肯与李茂贞合作的西门君遂在此时处死贾德展，有清除禁军中亲凤翔势力之嫌。他后来也因此为李茂贞所逼杀。这场变故其实反映了出身禁军的李茂贞在zhōng yāng军中的威望及禁军中的派系之争。

    在讨伐山南方面，凤翔部队进军异常顺利。由于王建、顾彦晖等在南线展开对诸杨的攻势，杨复恭集团面临南北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同年七月，李茂贞攻克凤州，感义军节度使满存逃奔兴元。之后，又连下兴州、洋州二州，武定军节度使杨守忠败逃。李茂贞新掠两镇之地“皆表其子弟镇之”。八月，李茂贞进逼兴元。辛丑，凤翔大军攻克山南西道治所兴元府。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判官李巨川与杨复恭、杨守信、杨守忠、杨守贞、满存等突围而遁，逃奔阆州。李茂贞遂表其假子李继密权知兴元府事。乾宁元年七月，李茂贞遣兵又攻拔阆州，至此占有山南西道全境。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帅其族党犯围走，自商州奔河东，仓皇不择其路时被华州兵俘获。八月，韩建献于阙下，斩于独柳，诸杨叛乱至此遂定。

    李茂贞发动这场战争，先后吞并了感义军、武定军、山南西道、龙剑等四镇之地，他甚至还派遣假子李继臻一度占据了山南东道的金州，可谓是战果辉煌，获利颇丰。李茂贞也因此尝到了兼并扩张的好处。

    由于这场战争是李茂贞在唐廷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擅自发动的，故而战后在山南西道的归属问题上立即与朝廷产生了矛盾。在节度使的任命上，李茂贞表其假子李继密为兴元留后，并“坚请旎钱，李晔不得已而授之。”自此之后，李茂贞恃勋态横，擅兵窥伺，颇干朝政，始萌问鼎之志矣。

第210章 力挽天倾（叁一）

    从崇贤院出来，天sè已经暗了，河中节度使府早已掌灯。李曜刚回到后院，还未进得院门，便看见憨娃儿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封信函。

    节度使府规矩严格，纵然李曜没有女眷，但后院也同样不是男丁可入的，哪怕是憨娃儿这牙兵主将，有事也只能在院外等候。

    “节帅，太原急报。”憨娃儿见李曜过来，迎上来递过信函。

    李曜微微皱眉，一边接过信函，一边问：“既是急报，为何不去寻某，却在此等候？”

    憨娃儿挠头道：“俺听说王郎君变成王娘子了，儿郎们又说节帅正与王娘子密谈，所以不敢打扰。”

    “嗯？”李曜微微有些诧异，信取出来却没有立刻便看，反而问道：“谁教你这么做的？”

    憨娃儿愕然道：“赵小娘子。”

    李曜微微眯眼，略一沉吟，忽然自失一笑，摇头道：“原来她早知道嫣然是女子，只是偏不对我提起。”他眼sè闪烁一下，也不知想些什么。

    憨娃儿见李曜并不怪责，便老老实实站在一旁，也不催促，也不多嘴。李曜见了，摇头一笑：“你啊，凡是多动脑子想想，颖儿虽不会害你，但她考虑事情与你本不一样，有时候……我并不需要你如别人一般。”

    憨娃儿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仿佛不知道怎么回答，呆呆地杵在那儿。李曜也不管他，拿起信纸来。

    身旁的下人立刻将灯笼打近，让李曜能够看清。

    李曜看了几句，脸sè渐渐沉了下来。憨娃儿问：“节帅，太原发生什么事了？”

    “你去将袭吉先生、国宝和安时三人请来，另外，把可道也叫来，就说某在白虎节堂等他们。”李曜并不回答，反而直接命他去找人。

    憨娃儿并不多问，应了一声，立刻就走。他现在也不比当初那般憨痴，自己往李袭吉的节度支使府邸而去，另派了两名亲随去找史建瑭和郭崇韬。

    李曜沉着脸，自往白虎节堂去了。

    此番太原来函，通报了一个十分不妙的消息：幽州败北。

    刘仁恭此番竟然打了个大胜仗！当rì他久围幽州不克，又得到消息说李克用亲帅五万大军来援，本惊慌不已，然麾下将领俱知事已至此，唯有一战而胜，方有活路，遂献一策。

    刘仁恭听罢，总觉得耳熟，再一问起，原来这一计乃是模仿当rì太宗皇帝洛阳虎牢之战。当时洛阳王世充兵力不足，但李唐一时也难以攻下，而同时夏王窦建德帅十万得胜之军来援王世充，时秦王李世民留齐王李元吉继续包围洛阳，自己亲帅jīng骑连夜赶往虎牢关，斗智斗勇，一举击败窦建德十万大军，生擒窦建德本人，只因此战，一举底定天下大势。此战乃是李世民最为经典的一战，影响也是巨大。

    刘仁恭问明之后大加赞赏，遂留其子刘守文、刘守光兄弟合领一万五千兵马继续围困幽州，自己则纠集全部可用兵力，亲帅大军八万西去迎敌。

    晋燕两军在安塞遭遇，时值傍晚，两军只是小战一场便各自收兵，李克用获胜。

    这次小胜，让本就有些轻视刘仁恭的李克用更加对他不屑一顾，将当rì离开河中之前李曜为他分析的幽州重要xìng完全抛在脑后，竟然在当夜置酒高歌，喝得乱醉如泥，结果导致了次rì的大败。

    次rì清晨，深知一旦战败就必无活路的刘仁恭向军士许以厚赏，继而亲自领兵，破釜沉舟全力进攻晋军。而晋军方面，自李克用起，大多数将领均处在醉酒当中，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唯李存审酒醉最轻，率领本部人马拼死护卫李克用等人，方使中军没有出现大面积溃败。然而这场仗晋军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败了，并且损失惨重，被阵斩两万，被俘一万七八，李存审与清醒过来的晋军将领收拢残军，只剩一万五千人。

    李克用酒醒之后得闻战果，呆立半晌，老泪纵横：“悔不听正阳之劝，悔不听正阳之劝！使正阳在，何有此失！”

    诸将闻言，不禁讶异，李存审此战力挽狂澜，立功最大，主动问道：“大王，不知正阳曾如何论及此战？”

    李克用独目无光，抬头看着有些发灰的天空，想起自己离开蒲州前，李曜亲来自己房中，将幽州情形分析得清清楚楚，又联系天下大势、河东实际，将幽州的重要xìng再三强调，并且说刘仁恭虽无十分帅才，却也有些手段，异rì若与之对阵，须防此辈狗急跳墙，狮子搏兔当用全力云云。他那时面带忧sè说出的一番金玉良言，还恍如昨rì，历历在目，可自己偏偏仍是轻敌致败，何其不该！

    幽州不仅是大镇重镇，而且设置极早，早在玄宗开元二年即置有幽州节度使，幽州节度使为大唐镇守东北藩篱，控扼两蕃，辖有重兵，权力甚大。其既有这样大的权力，一旦任用非人，后果不堪设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便以幽州为基地发动了叛乱，大唐从此由盛转衰。广德元年（763）正月，唐以安史旧部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此后作为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镇，是唐代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其征赋所入，尽为己有，有很强的dú lìxìng。在原先的历史上，幽州镇自广德元年（763）始，至均王乾化三年（913年）被晋王李存勖攻灭，前后存在150年，先后更换了二十八个节度使，而刘仁恭父子为幽州镇之最后的统治者，其政权共存在了19年。

    李曜是非常不愿见到刘仁恭统治幽州的，这是因为刘仁恭政权虽然同当时大多藩镇一样，是一个靠军事维持的政权，其以907年刘守光囚父自立为界分为前后个阶段，但关键是，这父子两代统治时期，可以说是幽州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原本梁、晋的争斗一直持续了父子两代，前后数十年，梁晋争霸可说是影响唐末五代政局演变的最主要的矛盾。而梁、晋两大势力的争斗，主要是在河朔地区展开的，故河朔诸镇受其影响最深。魏博、镇冀、易定都曾一度附梁或附晋，幽沧的刘仁恭父子虽亦曾附梁或附晋，但反复无常，基本保持了dú lìxìng，又与他镇不同。刘仁恭政权的倾向，无疑对梁晋双方争霸的结果有关键的影响，梁晋双方都yù争取或据有之，刘仁恭父子正是充分利用了梁、晋之间的矛盾，左右其中而求生存。

    如果只是如此，李曜还不会这般反感，但刘仁恭父子在幽州的统治极为黑暗：滥用刑罚，残酷剥削，连年征战，幽州呈现一片凋弊景象，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军民不堪，多亡命他境。李曜可以忍受暂时无力平定的割据，但极其反感这种不把人当人的统治者，而且刘仁恭对幽州的统治使得幽州整体实力大幅下降，对于将来抵御崛起中的契丹，也是很大的麻烦。当人，似他这般内失民心，外无友好，其统治是不可能长久的，所以后来幽州终为河东兼并，河东从而有了较稳定的后方，为其最终战胜后梁奠定了基础。然燕亡后，契丹与晋也成为了直接的敌人，双方在幽州的争夺十分激烈。

    北方的契丹是中原政权长期以来的边患。至耶律阿保机之时，契丹之西邻突厥、回纥等早已灭亡，其东邻渤海、新罗俱非强大，大唐因藩镇割据，也是rì落西山之势，无暇顾及东北亚之局势。而漠北草原上只余有室韦、鞑靼、越兀、乌古、吐浑等诸较弱民族，契丹周围已无强大之敌对势力，其时契丹正有难得的发展环境。阿保机以其雄才大略，承前人之功业，励jīng图治，志存高远，而相邻之幽州正是他首先要征服的目标。

    只有作为后来人的李曜，才知道契丹后来对中原王朝的压力有多大，才会在契丹刚刚崛起之时，就对其心存防备。

    刘仁恭对于契丹的防御在后人看来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久辱于外夷的宋人对刘仁恭更是钦佩不已，但李曜穿越之后，纵观此时形势，对此心态极其不屑。刘仁恭幽州政权多年穷兵默武，民困兵疲，己是虑亡不暇，其对契丹毫无优势可言，后人只是就其初期的几场胜利而夸大了其对契丹的遏制作用。而其所以能与契丹周旋多年，其实自有其特别的原因。

    李曜不希望幽州的统治者太过无道，是有着长远考虑的，绝非单纯的对刘仁恭父子不满。站在后世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纵观契丹的发展，多受幽州之影响。至晚唐五代，刘守光无道，军士亡叛，多入契丹。阿保机利用这此汉人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手工业，建立城邑，完备文法，由此实力益强，遂能平定叛逆，战胜诸部大人，称帝建国，崛起于塞外。

    李曜曾经思考，若是幽州不乱，阿保机是不是还有这般能耐，将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汉化，进而称帝建国，创立大辽，从而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保持对汉人帝国的压制？

    他通过河东军械监商队们搜集的情报，详细分析了幽州辖区地形、军事实力、经济基础等各个方面，最终认为，只要幽州不乱，至少能让阿保机的崛起不至于那般顺利，并且能在较长时间内抑制契丹的迅速强大。

    唐代幽州镇辖境虽有变化，但不是很大，境下长期辖有幽、涿、蓟、瀛、莫、檀、妫、平、营九州，大约三十五个县。到如今，辖有幽、蓟、营、平、檀、顺、儒、新、武、妫、涿、瀛、莫十三州之地，并有安远、卢台、山后八军等。不过，此时的辖州数较之前为多，当然幽州镇辖境并无多少改变，十三州是由旧有九州分置变更而来。历史上从刘仁恭掌握幽州，至光化元年刘守文袭取沧州义昌军沧、景、德三州，约十八个县，刘仁恭父子大致辖有十六州地，约五十四个县。

    幽州镇按所处地理位置可分为山前、山后两部分。所谓山前，从五代至宋、金，习惯上将今河北省太行山以东，军都山、燕山巡南地区，统称为山前。初无确定的地域，至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时，才有山前八州的名目。北宋末年所称山前，包括宋人企图收复的山南失地的全部，当时曾预将山前一府（燕山）九州（涿、檀、蓟、顺、易、平、营、经、景）之地置燕山府路，相当于后世河北省大清河以北、内长城以南地区。所谓山后，刘仁恭据有卢龙之后，在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置山后八军以防御契丹，至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时，才有山后四州的名目。北宋末年所称山后，包括宋人企图收复的山后、代北失地的全部。当时曾预将山后一府（云中）八州（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之地置云中府路，相当于后世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地区。

    按上面山前、山后地区的划分，幽州镇诸州中，属山前的有幽、涿、蓟、赢、莫、檀、顺、平、营诸州，山后主要有儒、新、武、妫诸州。一般说来，山前地区以平原为主，农耕较发达，山后地区多山地和丘陵，是半农半牧地区。

    幽州镇包括后世běi jīng、天津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东邻大海，北接大漠，西靠太行，南毗成德，纵横千余里。古人赞曰：

    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杨文敏谓西接太行，东临碣石，钜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势拔地以峥嵘，气摩空而崱屴。又云：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

    幽州历来为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之间进行物质文化交往的枢纽，贸易发达。隋唐以来，幽州地区也一直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一。安史之乱后，安史余部盘踞在河北地区，实力还很强大。唐王朝为了换取他们的拥戴，被迫承认他们的割据，都给以节度使之号，河北地区从此进入藩镇割据时代。幽州地区从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李怀仙作幽州卢龙军节度使起，到后梁乾化三年李存勖攻占幽州止，一百五十年间先后更换了二十八个统治者。百五十年中，幽州节度使为了达到维持军队、割据自守目的大多能注意保护和发展经济。如唐代宗大历年间朱滔姑之子刘怦曾“积军功为雄武军使，广屯田，节用，以办理称，稍迁涿州刺史”，尽力于幽州地方生产的恢复。刘怦之子刘济继幽州节帅，“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训，祁寒则颁以絮帛，大歉则振其仓禀，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龄动植，孝顺侠於州壤，美化周行，无不及焉。”张允伸为幽州节度使，“凡二十三年，克勤克俭，比岁丰登”。至于唐未，幽州地区军阀混战，战火连绵，社会经济遭到长期破坏，而刘仁恭父子时期对社会生产的破坏尤为严重。

    幽州镇作为北方重镇，军事作用尤为重要。隋唐时期，幽州都是帝王们进兵东北的基地。隋场帝三次征高丽，都以蓟城为兵马粮饷集结之地。太宗征高丽，曾在蓟城南郊，大举誓师。到唐后期直至五代之初，中原政治分裂，诸镇纷争，而北方游牧民族rì渐强大，凯觑中原，此时期幽州在军事上以防守为主。刘仁恭政权在军事上当然也是重在防御的，尤其是对契丹更是如此。

    古代谈及防御，不说城防，就说关防。幽州雄关以榆关、居庸关、北古口三处最著名，但其他关险尚多，比如高思继兄弟就曾经在“孔领关”带过三千兵。至于城防，如今李嗣昭、李嗣源二人领数千兵马死守幽州，刘仁恭坐拥近十万大军，急切间也攻取不得，便足以说明问题。当rì河东来伐李匡筹，若非李匡筹闻前军战败，惊慌出逃的话，河东也只有围城一条路，要围多久可就难说了——除非李曜肯动用他那积攒不易的“天雷”。

    正是因为唐之幽州历来为边防重镇，所以一直驻有重兵。玄宗开元年间，设有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理幽州，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正，衣赐八十万正段，军粮五十万石”。这里的九万之众，是为当时幽州兵员之常额。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因此幽州的兵额是不断变化的，而由于历来的节度使都拼命扩张势力，幽州的兵额数量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关于刘仁恭父子统治幽州时期的军队数量，史无详载，只能根据史籍对一些战事的记载，推断其军队之概况。光化二年正月，刘仁恭发幽、沧等十二州兵十万，yù兼河朔。此次出征魏博，几乎是动用了刘仁恭所有的机动部队，但绝不是全部，因为他肯定是要留着力量防备河东与契丹的。后来又有刘守光狂言：“我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其所言三十万之数当然是虚言，不可尽信。但大体可以推测，刘氏政权之常规兵员应在二十万左右。但那毕竟是刘仁恭统治十余年之后的事了，实则如今幽州的总兵力约莫在十五万上下，幽州城被李嗣昭二人占据之后，将高思继兄弟放了出来，他们登高一呼，将幽州城中守兵收降，这是其一。而各州还都留有部分兵马防备契丹，因此刘仁恭可以动用的机动兵力也就是接近十万，比十万略少一点。

    李曜因为心中提防辽国的兴起对中原王朝造成太大压力，所以一直想从摇篮状态就对契丹保持遏制，于是当时他对李克用分析了这些幽州的基本情况之后，又特意将契丹拧出来单独说了一说。

    契丹之名，始见于北魏。其属东胡族系，大概出自鲜卑宇文部别支。北齐天保四年，文宣帝高洋亲率士卒，大破契丹，“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百万头。”可见其时契丹已是人齿渐繁。隋唐以来契丹对于zhōng yāng政权叛附无常，虽历艰难曲折而不断发展壮大。

    当rì李曜对李克用说道：“大王切不可忽视契丹，大王将来擒杀朱温，为国朝中兴首功之后，必将与契丹一战！”

    李克用知李曜一贯善于料敌机先，遂问契丹情况，李曜答道：“契丹，居演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长安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胫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本臣突厥，好与奚斗……”

    李克用闻言笑道：“区区四万兵，何足惧哉！”

    李曜见他小视契丹，不得不拐着弯儿去说契丹的优势。其实唐时契丹已是兵强地广，但是关键还是到了耶律阿保机时，国势才rì益强大，至雄霸于中国北方。至于本为弱小民族的契丹何以能在唐代取得如此之大发展，这除了契丹本身的因素之外，与周围之发展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唐朝于东北取消防御政策，绥抚为先，征伐为下。此举固然是要广诸德化，而更重要原因之一则为yù以夷狄制夷狄，如唐高祖和唐太宗便都采取了利用契丹压制突厥的政策。另外还有一重要原因便是西北吐蕃为患，唐更无余力经营东北。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后来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也因此构成。唐既于东北取消防御政策，对契丹则颇多迥护，于其帮助远大于威胁。而从契丹本身来说，其真正之大威胁来自其东西诸强邻，如突厥、回纥、高丽、渤海及新罗等。

    幽州镇在大唐东北防御体系中无疑占据重要地位。大唐前期，为防御东北方诸族之侵扰，高宗时期曾建有一多层次的防御体系。这一体系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分设有安东都护府以镇抚高句丽旧地；营州都督府以押两蕃和靺鞨；幽州都督府则防御突厥及两蕃。此体系中，营州都督府为防御奚、契丹及其他诸外族南下的实际前沿重地，但自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营州羁糜府州体系毁于战火，此防御体系遭到破坏，此后营州的防御作用始终未恢复到从前的水平，唐在东北境的防御转为以幽州为重心，营州成为配合幽州的从属防御力量。此后大唐大力加强幽州的防御力量，范阳节度并常兼平卢军等使，负责防御两蕃等外族。然后为安禄山所乘，安史乱后，河朔藩镇割据，幽州卢龙节度使习惯上仍兼押奚、契丹使之职，制御两蕃。而自至德后，藩镇擅地务自安，郭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河朔藩镇，尤其是幽州镇较成功地起到了保卫唐东北边境的作用。

    原先的历史上没有李曜插手，唐乾宁元年后，刘仁恭父子割据幽州，其为自身利益，也就承负了遏制奚、契丹的重任。其时的契丹己开始崛起，“光启（885-887年）时，方天下盗兴，北疆多故，乃钞奚、室韦，小小部种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蓟”。而刘仁恭父子面对的主要对手，就是后来建立辽国的契丹雄主：耶律阿保机。

    阿保机出身于迭刺部世里家族。遥辇氏联盟时代，迭刺部是八部中最为强大的一个部，阿保机七世祖涅里，在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杀李过折后被唐任为松漠都督，后逊位于遥辇氏祖午可汗（李怀秀）。从涅里起，世里家族“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阿保机之时，契丹部落己较为强大，积极对外掠夺和扩张。阿保机之父德祖撒刺的、德祖之弟述斓（即后来的释鲁）都积极进行掠夺争战，“己有广土众民之志”。

    阿保机承先人未竞之功业，继续侵掠扩张。在遥辇氏联盟后期，阿保机的三伯父于越释鲁帮助辖底成为迭刺部夷离堇，与辖底同掌国政。这时阿保机任挞马狘沙里（无风注：挞马，人从也。沙里，郎君也。这职务据主流史学家分析，大概相当于牙兵主将。），曾率部征服近邻诸小部族。901年阿保机被任命为大迭烈府（即迭刺部）夷离堇，专门负责征讨。903年为于越，总知军国事。此时阿保机在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得到契丹各部的拥戴和信任，掌握契丹的军政大权。

    李曜所担心的人，也就是耶律阿保机。在李曜看来，无论是契丹还是女真，亦或者明朝时期的后金、满族，对于英雄首领的依赖程度其实是比较高的，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文明不够先进，如果缺少英雄首领的带领，很可能就长期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难以掀起风浪。而一旦有了英雄首领，能将他们野兽一般的战斗力凝聚在一起，就很有些势不可挡的威风了。

    耶律阿保机在其族中的崛起，是李曜无法遏制的。为此李曜甚至曾经想过要派刺客装作商队之人，趁与迭刺部进行大型交易时，找机会将阿保机干掉。但经过几次商队交易的刺探，发现这计划无从实施：阿保机是牙兵主将，如果区区刺客就能干掉牙兵主将，那岂不是连他们大汗都能一锅端了？显然这根本没法办到。

    那么也就是说，想要遏制契丹崛起，还是需要从幽州方面想办法。

    原先的历史上，刘仁恭对于契丹的遏制在后人看来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久辱于外夷的宋人，对刘仁恭更是钦佩不已，如晃无咎便曾叹服刘仁恭“内困太原之讨，且惮其力以求附梁，虑亡不暇，而犹能外病契丹。”以晃无咎为代表的宋人还从其中反思本朝悉废藩镇之失，或以为过犹不及。然而李曜却对以宋人为代表的后世学者多只是称赏刘仁恭能“外病契丹”的一些事绩，而忽略仁恭父子与契丹相抗的整个过程一直处于被动表示不屑。

    宋人对刘仁恭身处危患之中而犹能“外病契丹”是颇为赞赏的，他们由刘仁恭而反思藩镇的作用，以为本朝悉废藩镇，大权尽收，过犹不及了一些。

    李曜嗤之以鼻的是，宋人只注意并夸大了刘仁恭能使契丹乞盟纳贿这一点，而有意忽略了那时的幽州在与契丹相抗的整个过程中实处劣势的基本事实。

    其实刘仁恭迫使契丹乞盟纳贿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契丹对幽州的侵扰从未停止过。契丹不但曾大败赵霸数万兵马，在与李克用结盟后，阿保机更是数掠幽蓟，刘守光自立后，亦出兵千预刘守文与刘守光的内争，刘守光受册之rì，契丹还攻陷了平州，平营蓟北几无宁rì。幽州在与契丹的长期对抗中，大部分时候是处劣势的，可以说是仅有防御之力。造成幽州与契丹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是因为当时契丹虽屡屡进犯，但一时尚无能力灭亡幽州，还不是刘仁恭父子所面对的主要威胁，其所面对的主要威胁来自汴州梁王朱温与河东晋王李克用父子。

    其时梁、晋两强在河朔地区相争激烈，而燕蓟尤为其争夺之重点，因为燕之存亡，其实关系梁、晋双方成败。时魏博、镇、定多被迫附梁，梁若再得燕地，则可一统河朔，或再结契丹攻晋，灭之也易。晋亦自知若失强燕为邻，固难独存，形势所在，故燕地不可不争。

    而刘仁恭父子得以利用当时之形势，左右于梁晋之间以图苟存，确实是“虑亡不暇”，自然也就没有太多余力去对付契丹，仅有防御之力。至于刘仁恭父子对契丹的防御过程，可以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刘守光囚父自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刘仁恭当政时，幽州于契丹之防御基本上是成功的，且一度有关外烧荒等主动防御之行动；后一阶段，即自刘守光囚父自立后，契丹不但屡犯境内，还直接干预刘守文与刘守光的内争，幽州于契丹的防御能力大为降低，多属被动防御。

    当然刘仁恭父子为遏制契丹犯境，还是颇为用了些心智的。他们对契丹不仅是进行一般的军事防御或运用一些常规的战术及策略，而且还往往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常常能收到非常之效果，每为后人（特别是宋人）赞赏。这些非常手段之运用尤多见于刘仁恭当政时，也就是对契丹防御过程的前一阶段。

    刘仁恭明白，以幽州镇有限的力量来对付rì兴之契丹当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联合与利用了一些可能的力量，尤其是与契丹相敌对的力量。比如刘仁恭与黑车子室韦的联合、与奚的联合等等。

    当然，李曜虽然觉得刘仁恭父子对契丹的遏制不够，但毕竟，终刘仁恭父子两世，幽州既未曾失陷，刘氏亦未曾降服，契丹终不得南下。只是，阿保机那般契丹雄主，为何不能制伏仁恭父子，进占幽蓟，竟坐视其为李存勖所有，此中原因如何？这些原因，能不能在河东底定幽州、遏制契丹之时加以利用？

    李曜当时由于很多事情尚未发生，因此不便将此事分析给李克用听，但他心里却是仔细分析，并思索过对策的。

    在李曜看来，以耶律阿保机之雄才，之所以没能灭亡刘仁恭父子，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其时契丹诸事草创，内部统治还不巩固。阿保机代遥辇后，内部权力斗争更为激烈。尤其是自911年5月起，刺葛诸弟等三度叛乱，与阿保机争夺皇位，历时近三年。阿保机之终不肯出兵救刘守光，恐怕便与当时刺葛诸弟等爆发第三次叛乱有关。叛乱使契丹受到严重打击，“自诸弟构乱，府之名族多催其祸”，阿保机慨叹：“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所未尝有。”这种损失，自然使契丹没有余力顾及幽州的事务。

    其二，北方诸部的制约使契丹不敢无所顾忌地大举南侵。此时的契丹，在西北、西南等方向尚有突厥、室韦、阻卜、吐谷浑、党项等草原部落存在，尤其东北的渤海实力仍然强大，阿保机把着力于解决这些来自后侧方的威胁视为要务。如阿保机在即帝位初就于元年（907年）二月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秋七月乙酉，其（刘守光）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命置之平卢城。冬十月乙巳，讨黑车子室韦，破之。二年夏五月癸酉，诏撒刺讨乌丸、黑车子室韦。冬十月己亥朔，建明王楼、筑长城于镇东海口，遣轻兵取吐浑叛入室韦者。

    此时契丹在北方用兵频繁，故无力大举进犯幽蓟。此次刘守奇之奔契丹，似为求兵以攻守光，然契丹竟令其失望而转投河东，这也与其时契丹在北方的用兵有关。而渤海国经营已两百年，国力雄厚，契丹暂还未敢轻易与之为敌，阿保机的征服渤海，更在西征蒙古高原诸部之后。《辽史·太祖下》记：天赞四年（925年）“十二月乙亥，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皆从。”此番阿保机乘西征之胜，乃决心倾力攻渤海，而令他自己都颇为意外的是，这次出兵竟然势如破竹，末出一月，即攻克忽汗城，灭亡渤海。

    其三，契丹yù趁幽州与汴、晋诸强混战不休之机坐收渔人之利。要说阿保机此人，李曜虽然忧其雄才，但也知道此人素来唯利是视，不顾盟誓。在原先的历史里，天褚二年（905年），阿保机曾与李克用约为兄弟，誓复唐室，共击仁恭，后又因为朱温势大，复通好于后梁，可见其唯求自利，全无信义。明代王夫之论阿保机之“变诈凶狡”曰：“克用短长之命，阿保机cāo之，而东有刘仁恭与为父子，南有朱温遥相结纳，三雄角立，阿保机持左右手之权，以收其垄断之利，以其狡毒，不难灭同类世好之七部，而何有于沙陀之杯酒？”

    正是阿保机要在晋梁燕三雄角立中收渔人之利，故而不急于攻灭刘仁恭，否则其与晋梁之间更无缓冲，实非有利。阿保机于燕地多有干涉，久yù图之，然晋攻刘守光，阿保机竟不救，其中主要原因，应该不是恨刘守光无信，而多半是因其困于内乱，元气未复，若与晋争，实无胜算，故借口缓图之。

    想明白这几点，李曜的应对之策就很容易出来了，无非六个字：趁你病，要你命！

    但要做到趁他病而能要他命，当务之急就是要先坐稳幽州，若无幽州在手，怎么起兵北上去击败契丹，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使其无法因为耶律阿保机这个杰出领袖的带领而顺利崛起？

    这也就是李曜为何如此关注河东之于幽州得失的原因。如果仍如历史上那般，刘仁恭得了幽州，以他们父子那样的残暴统治，将幽州的基础弄得一塌糊涂，纵然河东最终拿下幽州，却也失去了以幽州为基地遏制契丹崛起的良好基础和最佳时机。

    然而今天的消息，却让李曜失望之极。自己那般提醒李克用，李克用却仍如历史上一般，在安塞因为大意轻敌而败北。如今最关键的是，李克用败北退回，李嗣昭、李嗣源二人却仍率孤军困守幽州。

    他二人是河东集团内对李曜最为支持的将领，是他相处最好的结义兄弟，同时也是今后可以大有作为的将领，万一他二人因此有失，对李曜本人乃至整个河东军中李曜派系而言，都不啻为一场灾难。

    李曜就这么一言不发地沉着脸走进了河东节度使府白虎节堂，孤独地坐在上首，默默等待李袭吉、史建瑭、郭崇韬和冯道的到来。

第210章 力挽天倾(叁二)

    河中节度使府，白虎节堂。

    李曜已经向李袭吉等三人说明了幽州局势正面临崩溃的情况，而“亲传弟子”冯道则在一边如往常一般安安静静地坐着，只是今天他的面sè也格外沉重——他是瀛洲景城人。

    让人压抑的寂静充斥着整个节堂，呼吸声清晰可闻。

    李曜用手指敲了一下面前的横案，淡淡地道：“幽州虽重，今rì失之，明rì或可复得，然嗣昭、嗣源二位兄长，乃从我计而北上夺燕，若然失陷刘仁恭贼手，则某心中岂能自安？”

    李袭吉苦笑道：“节帅心中所念，仆等如何不知，只是幽燕远隔千里，这战报自幽燕而到太原，又从太原转发蒲州，其间已是十天半月过去。刘仁恭既然侥幸得胜，必然趁势耀武扬威，回师再攻幽州。如今晋王大军不胜，必已回转太原，嗣昭、嗣源二位将军在幽州，已是寡军孤城，节帅纵然即刻起兵，怕也救不得了。”

    李曜忽然转头朝冯道问道：“可道，你是瀛洲景城人，可曾去过幽州，知晓幽州城防情状？”

    冯道见老师动问，微微躬身，答道：“幽州累世重镇，楼高城坚，若然足兵足食，可称深固不摇。”

    李曜微微点头，手指一下一下敲打着桌面，道：“当rì我随大王同入幽州，也曾见过幽州城防，今rì再问可道，两相映证，可做定论，幽州城防当足御敌。如今只是担忧二位兄长手头兵微将寡，城中粮食又是否可堪食用，若是如可道所言足兵足食，以二位兄长之能，又有高思继兄弟相助，料来幽州一时不至失陷。”他忧sè又起：“怕就怕幽州缺兵缺粮，那可就……难办了。”

    郭崇韬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妙策，只好道：“节帅，幽州孤城难守，若无援兵，失陷只是早晚之事，不如传讯二位将军，领兵突围，才是道理。”

    史建瑭皱眉道：“某亦这般看法，只是幽州周遭十万大军，嗣昭、嗣源二位将军即便养jīng蓄锐，寻一良机突围而出，杀刘仁恭一个措手不及，可他们又如何能逃出卢龙二千里辖地呢？”

    郭崇韬道：“若要刘仁恭不敢追，除非二位将军杀一次回马枪，打得刘仁恭疼了，方有一线希望。只是……数千兵马，要破十万，何其难也？”

    李曜听到这里，忽然眼前一亮，道：“不错！只须突然将刘仁恭打懵了、打怕了，他便不敢再追！”

    郭崇韬与史建瑭一脸呆然，李袭吉则是面有讶sè：“节帅难道打算动用火……那玩意？”

    李曜哈哈一笑：“都不是外人，说来无妨。国宝、安时，某命军械监研制了一种……嗯，一种火器，名曰‘火神液’，此番倒有机会一用。”说罢将火神液之事对他们简单的解说了一番。

    郭崇韬眼前发亮：“有此物在，足可一下将刘仁恭打得不敢紧追！”

    史建瑭则深皱眉头：“此物虽好，但闻节帅之说，却是太过危险，这万里迢迢运送过去，可是半点出不得漏子。此外，幽州被围得水泄不通，这东西也没法送进城，更别说送进城之后二位将军也不可能在亲率骑兵突围之时带上这般危险之物……如此来看，此物必须放置在二位将军突围后必定经过之处，然后事前与二位将军约好，待二位将军引着刘仁恭到达，再使其发作，如此刘仁恭必败，败了不算，必然大惊，不敢追赶。”

    李曜闻之大喜，笑道：“国宝此言，正合我意！既然如此，此事就这般定下，只是……此事派谁去为最好呢？”

    史建瑭觉得既然是自己出的主意，自然自己去跑一趟便是，谁知他正yù请命，冯道忽然从旁边起身，拱手道：“节帅，冯道请命。”

    李曜一愣，冯道如今其实都尚未成年，虽然李曜收了他为弟子，一直悉心教导，冯道平时言行举止也堪周详，为人处事也都不错，可这次任务，事关李嗣昭、李嗣源二人生死，交给冯道……李曜就算再宠他，也有些犹豫。

    冯道见李曜沉吟不决，再次拱手道：“老师曾教导弟子，说‘玉不琢，不成器’，冯道不敢自认玉质，然则顽石亦有可雕之处……请老师许之。”

    李曜叹道：“你非轻易之辈，既这般说，想来心中以有成算，此番便委你此任，装作商队模样，将火神液送往幽州城外。具体如何安置，某会命细作与你商议定计，最终与二位将军约定……幽州城中，有某密探，这一点你无须担心。另外，你仍将阿蛮带在身边……憨娃儿，你命阿蛮在近卫军中挑选二三十名好手，与可道同往。”

    憨娃儿用力点头：“节帅放心，这事情俺理会得，绝不会找些软蛋与可道、阿蛮同去。”

    这事刚商议出个大概，忽有牙兵匆匆前来报告，说绛州方面传来消息，说晋王三子李存勖竟然到了绛州。

    李曜连忙唤过信使细问，才知道李存勖并非不想来蒲州，而是他匆匆而出，王抟那好友也没料到韩建居然没死心，派了伏兵在外监视，结果一出庄园便只能亡命地逃，结果一来二去，也不知从哪里过的黄河，没到蒲州，却到了蒲州以北的绛州。不过好在仍是河中镇内，因此绛州方面立刻将他临时安置，并快马飞报节帅府与闻。

    李曜一听，暗道：“我自出任大行台左仆shè，还未曾回过太原，正巧河东军械监那边的金蚕脱壳也已经差不多了，剩下的事最好由我亲自安排一番……再者，颖儿这边也实在有些不知道怎么处置，我‘现在’才二十出头，难道就要结婚不成？晚婚晚育光荣啊……”胡思乱想一下之后，李曜霍然起身，义正言辞道：“存勖久陷危境，如今终于脱险，不可有半分差池！朱押衙，立刻点齐近卫军，随我至绛州，亲自护送存勖北归太原，使大王安心！”

    憨娃儿抱拳道：“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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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雨方过，而身处北国的河东仍然干冷。

    一座高大的城池，城高三丈，门楼三层，濠深堑阔，堞道坦平，正是大唐běi jīng太原府。

    晋王李克用此前，算来也是被朱温施计所“调”，若非朱温挑拨离间，使刘仁恭速反，他又何必亲征刘仁恭？谁知却因酗酒误事，轻视这中山白眼狼，败于其麾下大将单可及之手。单可及此人在高思继下狱之后号称“单无敌”，勇猛异常，乘李克用等河东猛将深醉不能上阵，奉刘仁恭帅令大举来攻安塞。晋王败退至木瓜涧，又遭单可及所分的伏兵伏击，损失大半，粮草、辎重尽失。幸好被大雨浇醒，又有李存审勉力维持，方得走脱，战后一清点，才知爱子李廷鸾已然死于乱军之中。后来太原转发急报给李曜时，忙中出错竟将李廷鸾战死的消息给漏了，让李曜赶到绛州去送李存勖时才知晓，不过好在并无什么影响。

    李克用满心悲怆，然而除了抹泪长叹“使正阳在，何有此失”，以及移书大骂刘仁恭背信弃义外，竟是无能为力，只能坐视刘仁恭实际窃据了卢龙雄镇，且全力围困李嗣昭、李嗣源二人坚守的幽州孤城。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对刘仁恭较朱温更为jiān诈感受甚深！这个冬天似乎也在为太原悲切，故而到chūn天即将过完仍似不肯离去。

    可是今rì不同，今rì乃大喜之rì。得知李存勖从华州逃出，由最得力的干将义儿李曜寻到并亲自送回，晋王李克用大喜之下，以父亲之尊，亲往宫门口迎接。晋王今rì似也想借机一扫霉气，连穿戴也格外注意：头顶三梁远游冠，裹一条玉镖黑介帻；身着九毓大衮冕，系一条七宝金钩带。真是贵气逼人；身边是正室刘妃及李存勖生母晋国夫人曹氏等众妃嫔；身后是河东众将，除嗣昭、嗣源困守幽州，周德威屯军钜鹿外，代州刺史李嗣本、辽州刺史李存敬、石州刺史李存进、义儿军使李存璋、昭义节度使薛志勤、昭德军使李存颢、忻州刺史李存审、义儿军使李建及、沁州刺史李存实、泽州刺史李罕之以及晋王爱弟大同节度使李克宁等，甚至连束之高阁许久的蕃汉马步军都校李存孝在内，全部在列，唯独不见当年风光一时的李存信。

    很快，李曜一行风尘仆仆地赶到，李克用虽心念李存勖，但此时见他虽瘦黑了一些别无大碍，也就先不与他说话，反上前执李曜之手：“正阳吾儿……唉，辛苦你了。”

    李曜笑了笑：“大王这话可就见外了，为大王效力，份所应当，何来辛苦之说？”

    李克用抓着他的手，亲亲热热往宫里带，又招呼嘉宾膳食殿入席。

    今rì真可谓高朋满座，太原管下及羁縻的各镇节度使，各州刺史，太原各级吏曹纷纷来祝贺，包括昭宗皇帝也派了新近被立为太子的李裕前来。淮南杨行密、西川王建、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镇州王镕、夏州李思谏、泾原张琏等众路诸侯甚至契丹可汗也都派使臣来祝贺。晋王也不论亲疏友好，一一谢过。李曜一听契丹也有使者到了，装作随意，问了一下使者姓名，结果那名字他全无印象，也就不再关注了。

    酒过三巡，淮南使者戴友规上前来敬酒。晋王推辞道：“孤自木瓜涧后，已发誓，从此戒酒了！”

    “晋王但饮此杯，友规有一言相赠！”

    戴友规这么说，晋王只好破誓，退入内殿。戴友规跟进，说道：“朱温虽有清口、蒲州两场大败，但因为战时rì短，中原又是民丰粮足，因此并未伤到元气。此番又重新广幕兵马，训练新军。下一步便将是出兵邢洺，与晋王争夺河北！晋王还须早rì为备。弘农王感谢晋王大恩，一旦朱温出兵，淮南则出兵徐、兖，以分其势！”

    晋王听了这话，心中一惊，良久沉默。

    忽然，太子李裕带着一点酒气闯将进来，说道：“晋王叔好不知待客之道！怎将寡人等众撂在外边？有什么军国大事要谈，不yù寡人知晓啊？”

    晋王忙回道：“臣岂敢隐瞒太子殿下，得可靠消息，朱温要伐河北。当初，朱温与臣有上源之仇，臣屡请伐汴而官家不许，以至其势力膨胀，今rì却反要伐臣。还请殿下转陈官家，阻止他出兵。”

    太子道：“不瞒王叔，寡人此番来太原，一是为祝贺！二是自黄巢为乱至今，已有二十余年，我大唐子民靡受兵灾，苦不堪言。然而朱温清口败后，不思纵兵之罪，竟又广幕兵马，联合荆南、武昌、江西、镇海等道，共同上表再伐淮南，官家宅心仁厚，体恤万民，不yù黎民再被受兵灾之苦，痛下《罪己诏》，劝各路诸侯，以天下苍生为念，息兵罢战，修养生息！”

    晋王点头道：“息兵罢战，臣自然赞成，今rì各路诸侯都派使者前来，殿下可当面宣谕。唯朱温辖下各镇没有使者，就烦殿下亲自去传达官家旨意了！”

    太子道：“这是自然，寡人明rì即赴汴州！”

    一场喜宴散后，李克用与刘妃、曹夫人等带了李存勖去问话，太子与各藩使者也回驿馆歇息。李曜在太原的宅子已然还给了王笉，回去不得，还好晋阳宫广大，李曜又是义子身份，李克用早已将文德殿分与他居住，不过暂时还不必早去，膳食殿中只剩河东众将及各曹吏员，正是李曜与自家兄弟攀谈，拉近关系的好时机。

    晋王见李存勖无疾无伤，便放他先去曹夫人处，自己则来到薛志勤跟前，说道：“难为铁山，身患重病，还要往来奔波，本可修一书信，派一使者来便是了！”

    薛志勤摇头苦笑道：“非也！想昔rì随大王自云州起兵，大王身边骁将环绕。铁山不才，也以元勋忝据一位，与众同袍纵横驰骋，建功立业。笑傲天下群豪，何等壮哉？今观大王身边，敬思、存质、君立皆已亡去；存贞新逝；存厚叛逃；正阳、嗣本、嗣恩、存进、存审、存贤又放外任；嗣昭、嗣源、德威领军在外；存孝今rì一言不发，恐已再无斗志；存信……大王也不yù再见。唉，如今在大王身侧之人，寥寥而已……铁山老矣！自知不久也将弃大王，追存贞而去！值此众同袍能相聚重逢的大好时机，怎能不来？明rì一别，铁山恐与众同袍再无相聚之rì了！”说完，竟已是老泪纵横。

    晋王也是无限伤感，想起落落、廷鸾之死，更是悲凉。忽而，厅中奏起了《百年歌》：

    一十时，颜如蕣华晔有晖。体如飘风行如飞……五十时，荷旄仗节镇邦家。鼓钟嘈囋赵女歌，罗衣綷粲金翠华。言笑雅舞相经过，清酒将炙奈乐何……

    晋王闻歌声而想起洹水、安塞两处战败，皆失爱子，仰天长叹道：“老矣！老矣！难道孤王真的雄风不再了？”

    薛志勤也跟着叹道：“铁山不服啊！想我昔rì之沙陀铁骑，举国上下，无不望而生畏！大王平黄巢、下山东、存易定、援河中，复代北、定三藩，十几年无一败绩。然而除了前番正阳蒲州一战外，却总是吃他黒朱三的亏。先是上源之难，再有河阳之失，再又魏博易帜，今rì又出了刘仁恭背主……听说刘仁恭叛变，也是黒朱三从中离间的原故！究其原因，还是内修文治不够啊！朱温网罗敬翔、李振之辈打点内政，因此府库盈溢，钱粮无忧，虽有清口、蒲州之败，因有中原人口、财赋，实力稍减又复。而我太原也是连年用兵，却只有正阳一人为内政殚jīng竭虑，可正阳虽有才干，毕竟一人，岂能劈成几半来用？加上连岁饥荒，早已贡赋不充；兵员老迈，无力扩充新兵，连刘仁恭也能败我铁骑。大王才四十三岁，不当言老啊！宜重用正阳等辈，重振沙陀雄风！……此番由正阳任大行台左仆shè，铁山甚是欢喜。大王啊，铁山恨不能多生十年，定要追随大王杀入夷门！”说完，竟是激动过度，一口鲜血喷出。

    众人无不大惊，忙将他扶入别殿歇息。晋王对众人说道：“你们都道乏歇息去吧，孤今晚要为铁山守夜！”众人一一退去。李曜借口久不回太原，想去街面上看看，暂时没回文德殿，而是带了憨娃儿和几名牙兵，便自出了晋阳宫，也不知去往何处了。

    却说晋阳宫里，不多时薛铁山醒来，见晋王独自一人为自己守夜，百感交集，起身谢罪。对晋王道：“铁山将离大王，尚有后事托付。仆死后，请大王奏表李罕之继任昭义。”

    “孤知道了。你身体虚弱，就不要再说话了！快躺下歇息！”

    铁山躺下，却摇头道：“仆知大王固然不从，若是如此，则将他杀了。否则恐仆死后，昭义不保！”

    晋王闻言，未置可否，沉思离去。

    次rì一早，众人便来拜别李克用，要知道他们俱是刺史之流，更有薛志勤、李克宁、李曜这三位堂堂节帅，自然要各自赶回任上。李克用见李曜双目有些发红，关切道：“正阳怎的如此疲惫，莫非下人粗手粗脚，竟服侍不当？累我爱子，当真该死！”

    李曜自家人知晓自家事，昨晚安排了许多事务，几乎一夜未曾合眼，自然疲惫。当下忙道：“大王息怒，与下人无关，实乃儿念及出任大行台左仆shè之后，许多事仍是在太原才好处置，因此昨夜将那些事情一并处置了……因此熬了一宿夜，故而有些疲sè，不过大王不必担心，儿年岁尚轻，些许小事，何足挂齿。”

    李克用本想说些关怀的话，可他这人心肠太直，想到河东这两年都有灾荒，偏偏交战又多，今年弄得军械监似乎都没了存粮，若非有正阳不断想方设法打点，只怕局面更加不堪许多，那些劝他多休息的话，到了嘴边也就说不出来了。最后只能执李曜之手，掏心置腹地道：“正阳忠肝义胆，某心中自有烛照，此生必不相负。”

    李曜虽然知道李克用这种直肠子既然说此生必不相负，那就真是将自己当做最能信任的人了，不过他还是觉得这话听起来有些别扭，只好笑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大王与某深恩厚泽？大王，蒲州之事颇多，今次一别，年内恐难再来太原，还望大王勿怪。”

    李克用刚才说得自己都动了感情，闻言哪会怪罪，拍拍他的手道：“不必来回奔波，只管放心去做便是。”他微微一顿，又道：“某今rì便传下号令，今后这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的各项事务，只要没有孤王之命，一切便以正阳你的命令为准。”

    李曜心中大喜，面上也只是微带笑容，拱手道：“谢大王，如此一来，许多事情倒的确方便了不少，各项事务，也便不至于积压太久。”

    他二人说完之时，薛铁山正与众人道别，最后独独握住李存审双手，久久不曾撤去，道：“李摩云系德祥旧主，某昨rì劝大王动杀心，可是大王不忍。rì后他若果真背叛，不知德祥当如何区处？”

    李存审不假思索道：“罕之虽某旧主，也是大王部下。他要真是不忠，某又岂会从他？”

    薛铁山喜形于sè道：“如此，某便心安了！太原可无李摩云，不可无李德祥啊！”说罢，二人挥泪做别。诸将等也都回任上；各友邦使者自然也都走了，连太子李裕也动身往开封。

    晋王为能帮助太子说服朱温罢兵，又耻于据朱温之下，乃修书王镕，转令他移书开封。而此时汴州，朱温正置酒于梁园，召集各部将官作宴，忠义、魏博、平卢、陕虢等羁縻镇，甚至友邦荆南、武昌、江西等也都派来使者。

    朱温客气地演说一通“大家要紧密团结在以我为中心的宣武军周围”之类的话，象征xìng地敬几杯酒，便自个退下，由李振代为宣谕：“你等藩镇皆在东平王照应下，得以保全。年前汴梁伐淮南、蒲州不利，正当积蓄力量，再兴兵勇。自今年起，贡赋须要加倍，直至东平王平定天下。”

    宣谕一出，群情大骇，议论纷纷。李振不理，也自退下来，到偏厅去见朱温。朱温问各镇有何反应。李振回答：“陕虢、魏博专心臣服大王，荆南、武昌、江西恐淮南rì盛，被其吞并，也都没有异议，只有忠义、平卢二镇似有不服。”

    朱温不屑地笑道：“赵匡凝（赵德堙子，袭父位）每年多将贡赋输送天子，标榜李唐忠臣；王师范自诩王青天，我早知他二人不是忠心事我，迫于形势罢了！此二人，我迟早要取而代之。我听说皇帝已派太子出使晋、汴，又yù劝说藩镇罢兵，就要到大梁了，你看当如何应付？”

    “此事比较棘手，仆以为只有以进为退，断其妄想！”

    “如何以进为退，兴绪可细细道来？”

    “郓州自庞师古之后，节度使空缺，大王可奏表兼领天平军节旄，自王忠嗣、安禄山之后，天下再无一人领节三镇者，因此天子必定不从，那么大王就选一个威武强辩者为使，以虎威震慑，天子迫于虎威，必以三镇授节，定不会再敢说罢兵的事了。”

    朱温思考一下，笑道：“判官韦震可胜此任！”乃唤过韦震，授命给他，并嘱托：“此事若成，则为天平留后，实掌军府！”韦震因而欣喜赴阙。

    不二rì，王镕书信及太子全部到达开封，说请罢兵事。朱温对太子yīn笑道：“殿下勿忧，臣已遣使赴阙，上表罢兵事。殿下可在开封小住几rì，容臣下尽尽忠心！”说完，也不待太子置个可否，便令人送往驿馆歇息。名为招待，实是软禁。

    那韦震来到长安，入宫觐见天子，奏明请授朱温天平军节旄。李晔皱眉道：“朱卿已为宣武、宣义两镇节度使，自安贼之后，再无一人兼领三镇者，不如奏表他人领节，朕定当准奏。”

    韦震力争，李晔仍是不许。韦震遂趋上前至龙案边，一手掐住李晔腕。群臣大惊失sè。李晔惊怒道：“你如此犯上，yù谋反不成？”

    韦震道：“臣无兵无粮，自是不敢谋反，但有一语启奏陛下。如今太子仍在开封，东平王正rì夜等待陛下答复！”那意思明显得很，我韦某人无兵无粮，他朱大王可是有兵有粮，还有太子在手的！

    李晔已然浑身冒汗，稍带哭腔道：“你切松手，朕答应就是，唯请朱卿速送太子回来。”

    韦震这才退下，昂首回了汴梁。

    宰相裴枢奏道：“朱温胁迫天子，狂妄至极。请诏太原、扬州、成都诸道兵马征讨！”

    崔胤一贯是朱温麾下摇旗之辈，闻言辨驳道：“陛下刚刚下了罪己诏，敦请天下罢兵，裴相公却要兴兵，这不是违旨还是什么！”

    李晔闻二相言语，想起方才被韦震抓腕，心有余悸，又看了王抟一眼，见这位王相公安安静静站着，眼观鼻鼻观心，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不禁叹道：“罢了，罢了！二卿不要再说什么兴兵罢兵的事了，任他们弱肉强食去吧，朕惟愿大唐社稷为有德者代之，不yù黎民再靡兵灾了！”说完，潸然泪下退朝，众臣恻然，各自叹息。

    韦震“凯旋”回到开封，朱温便以其为天平留后，送太子还阙。然后召众将佐商议道：“清口、蒲州之败，损失我汴军近半，又折了都指挥使庞师古，这不是统军将帅的过错，实在是我轻敌所致！我今复募得新军八万，我意用时半年，训练新军，而后再度伐淮，你等以为如何？”

    只见葛从周刀眉一挑，上前道：“大王，末将有一言相进。”

    “通美但讲无妨！”朱温见是葛从周，便露出微笑，显得很平易近人。

    “从清口之败，足见淮南能人辈出，将士同心，某以为暂时不可征伐！”

    朱温沉下脸sè：“依通美所见，我还是从天子圣言，罢兵休战吗！”

    “从周并非此意！”葛从周接道，“我意，大王不如出兵邢洺，先伐河北。”

    朱温不悦颜sè稍退，但却回道：“李克用兵多将广，号称天下第一强藩，伐河北岂会比淮南更有胜算？特别是河中那位李正阳，人称文武全才，更不可轻视。”

    “要说独眼龙强盛，三年前，末将赞同，可是今非昔比。晋兵主力，还是中和岁南下勤王的十几年老兵，猛勇早已不及当年。李克用自从封了晋王后，又大封大赏，不思进取。虽知笼络人心，却不明聚财之道，加上河东连年歉收，虽有河东军械监为其张罗，但就探子细报，太原已是入不敷出！李克用靠吃老本，实已外强中干。洹水、安塞两场大败，可窥全豹！至于李正阳……他虽了得，只怕亦有私心，否则为何太原入不敷出之后，他却能在河中建造新城？只怕他与李克用已是貌合神离。我伐河北之时，李正阳未必听命李克用，出兵相救！”

    葛从周说到这里，座中敬翔轻捋黑须，哈哈大笑，对朱温说道：“通美所言最是可取！四方之冠，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则六军盛而天下震！李克用已是强弩之末，李正阳既为节帅，已生自利之心，独眼龙不足惧了！”

    朱温也大笑：“我意也是伐河北！只是担心军中对清口、蒲州之败不能释怀，故而一试将帅心思！通美慧眼独具，堪称当世名将，自今rì起，接替庞师古为汴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给我用半年时间训练新军。子振总揽筹措钱粮事，预定秋后，出兵邢洺！”

    葛从周却接口道：“半年恐怕太久，刘仁恭素有野心，一旦夺回幽州城，必yù吞并河北，迟则被他先得！从周愿立军令状，只消三月，定为大王训练出一支能征惯战的新兵！”

    李振出列道：“大王训练新军，仆有一策请献！清口之败，败在遭水时，士卒溃乱，不听指挥，自顾奔命，以至丧我主帅！因此，当新立一军规，各级主将有战死或逃命的，部下皆斩，此名‘拔队斩’。如此，兵士便不敢弃长官而私自逃命，可存大军的栋梁，也可令兵士死战求胜。”

    葛从周闻此苛法，连忙摆手谏止道：“此策不便行。兵法曰‘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务须一战，也当以斩将夺兵求胜为首先，若行这条军规，是把万千士卒的xìng命看做儿戏，大王纵使取得天下，恐也不得民心。何况作为士卒，若长官不幸战死，必惧死而投降或者逃跑，是令军队自溃。”

    李振辨道：“通美身为大将，不可有妇人之仁。士卒食大梁俸禄，沙场效命，职责所在，何况人一旦为兵，也是富贵功名险中求，岂能怕死！通美所担心的长官不幸战死，部下必降或逃，可再加一条军规，纹面！即于面前纹上汴军及归属部字样，终生褪不去。天下再大，也无安身之所，必然不敢降逃，只有以战死或自裁，以使家族保全并蒙荫。”

    葛从周尚yù力争，只见朱温挥手制止：“通美练兵，牢记我一句话：恶虎难敌群狼，我不求军中有李存孝那般的猛将，但求每个士卒都如通美你，有大局观，能戮力同心为战，则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兴绪所言，有利协作，甚是有理。自即rì起，军规中，加此二条。拔队斩！纹面！”

    军规既下，葛从周也只得聆听教诲，自去训练新军，三月无事。这rì，朱温收到邸报，幽州刘仁恭派长子刘守文奇袭沧州，义昌节度使卢彦威弃城逃走。刘仁恭遂取得沧、景、德三州，奏表刘守文为义昌节度使。朱温接报，召集敬翔、李振、葛从周等将佐议事，说道：“果如通美所料，刘仁恭抢先下手了！其yù壑可不是义昌一镇可填。”又问葛从周新军训练如何？

    回答：“早已蓄势待发，但候大王一声令下，必将踏平河北。”

    朱温心中踏实。刚好有侍从来报：“卢彦威已至开封，求见大王。”

    朱温道：“定是向我求兵讨刘仁恭来了！”

    敬翔道：“刘仁恭也有书信送到，请修好，会兵同击钜鹿周德威，平分河北。大王以大局计，此时不宜与刘仁恭反目！”

    朱温嘿嘿一笑，道：“我自知晓。”乃传见卢彦威。

    很快，卢彦威入厅。朱温道：“卢公守沧州十余年，如何一朝尽失于刘仁恭了？”

    “东平王固知沧州临海，盛产海盐，刘仁恭贪我盐利，却乘我不备来攻打，彦威无奈，只能求于朱温贤弟了。”

    朱温听卢彦威此时竟敢自称为兄，更是不悦：“然而我所听到的，却是卢兄仗恃盐利富国，渐生暴yín之心。既知刘仁恭将入侵，却不修城防，整rì以虐yín-女奴为事，焉有不败之理啊？义昌既失，某料兄是不能复得了！不过弟可代兄表奏一章，入京执金吾，以表弟心！”

    卢彦威惭愧而退。朱温遂修书两封，一表天子，请卢彦威领金吾卫大将军；一移刘仁恭，约会军钜鹿。

    葛从周乃请朱温检阅新军。朱温欢喜前往。即至军营，葛从周一声喝令：“恭迎大王！”只闻鼓声动地，呐喊震天。又见旌旗招展，枪戟森森。很快，八万新军以五十人为一队，组成一小方阵，队长执旗居前。十队为一营，十营为一军，共十军，组成一庞大方阵。六万步军在前，每军依次为刀楯营、弓弩营、器械营、长枪营、短刃营等，火头营据末。两万骑军在后，分别有飞骑营、骠骑营、jīng骑营、龙骧营、神威营、拱宸营等。

    朱温放眼望去，不及尽头，面上展露出如桃花开放般的笑容，遂就军前检视。但见士卒个个jīng神饱满，斗志昂扬，所著衣铠，都是新造的jīng甲，光彩夺目。然而更新颖的，还是士卒双颊上的纹印，只见左颊所纹系一醒目的“汴”字，右颊是归属部军号，如“张刀十七”，即指张归霸部刀楯营十七队。十军都指挥使分别为牛存节、张存敬、张归霸、张归厚、刘知俊、康怀贞、徐怀玉、氏叔琮、杨师厚、王重师。朱温一一检视毕，乃宣谕全军，鼓舞士气一通，着令择rì出兵。

    等军马到达钜鹿，刘仁恭派单可及率军来会，军前听命朱温。单可及轻视周德威，请先出击。朱温求之不得，立刻准许。周、单二将阵前相斗，真是往来不让毫厘，上下岂饶寸分。不过周德威之勇本与高思继仿佛，单可及既然不是高思继对手，如何能赢周德威？战得二十余合，单可及果然不敌德威骁勇，败下阵来。

    王彦章望见，对葛从周说道：“某闻周阳五也是当世英雄，待某这就往阵前，将他擒来。”说罢，即yù奋铁枪前奔，却被葛从周拦住：“子明不可造次，岂不闻军中有新规，名‘拔队斩’，为将者，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亲冒矢石，以免有个万一，全军陪葬。”

    王彦章不能理解：“何为‘拔队斩’？彦章闻所未闻。某只知上阵杀敌，不懂劳什子的厮鸟军法，若以此论，岂不要负某平生所学？”

    葛从周苦笑道：“此乃大王军令，不从者斩！”

    王彦章顿时皱眉，道：“那我找大王说去。”遂驰马至朱温面前说道：“大王！彦章做不了这兵马副使，甘愿为一小卒，亲身杀敌！”

    朱温大吃一惊，闻名原因之后，无奈道：“军规是我所定，不可更改，如此却是委屈了彦章！”

    “彦章为报大王赠马之恩，何惧委屈，即使终生为卒，又有何憾！”王彦章话刚说完，便已脱下将军甲盔，白衣上阵。当时两军已战成一团，只见周德威红袍飘舞，马槊之下，汴军士卒已伤亡数十。王彦章大喝一声：“周阳五休得放肆，识得铁枪王彦章么？”

    周德威放声一笑：“朱憨儿的手下败将，某怎会不知！可是，你如今不过一个白衣小卒，怎配与我对战！”

    王彦章大怒，擎铁枪来挑斗。周德威举槊挡住。这才真是一场龙争虎斗，两人俱是天下有数的悍将，打得何其jīng彩。不过周德威先前已然有过一战，年岁又较王彦章大了不少，战得四五十回合，周德威气力不继，败下阵来。大惊之余，急令收军回撤。葛从周何等经验，立刻抓住机会，从后掩杀一阵，晋军败退。周德威只好弃钜鹿大营，退入青山口，依险据守。

    葛从周占领晋军营地，请命朱温，乘周德威大败，一举而下邢洺三州。朱温同意，并说道：“自从李正阳做了洺州刺史，洺州已然强过邢州，如今邢洺磁三州，主力屯于洺州，可先攻下。邢、磁随即可取。”葛从周乃领张归霸、徐怀玉、杨师厚、王重师部两万众移师洺州。

    洺州刺史邢善益，乃是从大同调任而来，他以马军列阵于城下相迎。葛从周挥师而上，邢善益力拒，汴军不能胜。王彦章仍是白衣上前，喝道：“邢善益，可识得铁枪王彦章么？”这邢善益十年前即是孟方立帐下大将，颇有资历，怎不闻王彦章名号。此人在李曜麾下第一悍将朱八戒手下竟能不死，岂是他奈何得了的？当下吓的六神无主，急令收军入城。可是已经迟了，王彦章见他想走，一夹马腹跟上前去，手臂一抖，送上一枪。邢善益好似一片缟布被人绷直了一下，又一抛出，身体一挺，然后绵软无力飘飘然落于马下，洺州至此易手。

    葛从周马不停蹄，将得胜之师引至邢州城下。邢洺节度使马师素乃是一个文官，治理地方还算可取，要他上阵杀敌，那纯属肉包子打狗，绝对有去无回。他惊闻洺州失守，朱温大军将至，慌慌忙忙逃回了太原。葛从周不费吹灰之力，便即进入军府。休整一夜，次rì回军再攻磁州。

    磁州刺史袁奉韬，与邢善益同时自孟方立归晋，乃是一对挚友，更有助晋王围住李存孝的功劳。闻葛从周攻洺州时，早已固城壁垒，严阵以待。葛从周攻打了三rì，城池未下，固守得还算拼命。可是至第四rì，磁州城已经处处断壁残垣，守城的千余士卒也伤亡殆尽。葛从周令军士于城下高呼：“袁奉滔还不投降，更待何时！”

    袁奉滔料已难守，流泪回道：“奉滔镇磁州多年，深受晋王厚恩。唯有以死相报，与城同亡！”说完，挥剑自刎，一腔忠魂寻他那挚友邢善益去了。磁州也就改姓了。朱温于是奏表葛从周为邢洺节度使，加检校司空。

    然而葛从周深知取邢洺功劳，王彦章莫大。葛从周虽不结党，也没有拥兵自重之心，但却偏爱带兵打仗，此时恐王彦章异rì必将取代自己，深觉此人断不能留在军中，就对朱温道：“王子明勇冠中原，末将请辞帅位，让于子明！”

    朱温很是惊讶：“汴梁新军，都是你所训练，通美之帅才，有目共睹！怎的突然便要请辞？王子明确实骁勇，我但将他置为亲牙，通美勿以为念好了！”遂收王彦章为牙将，代李思安为开封府押牙、左亲从指挥使，朝夕伴随在自己身侧。

    葛从周五rì内大败周德威，夺取邢洺三州的消息很快越过太行山，传入山西四镇（河东、河中、昭义、大同），山西士民无不惊骇。关键是他们一向自认为沙陀铁骑天下无敌，早些年河阳之败是因为众寡悬殊，后来洹水、安塞之败都是中了敌人的jiān计，这三次败仗实属意外。可是，邢洺之战却是实打实的正面交锋，葛从周竟然能在清口、蒲州败后，仅用三个月训练出来的新军就将强大的沙陀兵打败，因此对葛从周那是敬畏的了不得，于是传出一句俚语：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

第210章 力挽天倾(叁三)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早在朱温开始在汴梁募集士卒，命葛从周训练新兵之时，李曜已然从太原回转河中。他在太原做了一些善后，也为一些事情打了伏笔，回到蒲州时，心中思来想去的事，除了冯道能不能顺利将李嗣昭、李嗣源连带高思继兄弟接应出来之外，就是赵颖儿的安排。

    按说赵颖儿年纪是真的不大，十八岁都还未满，婚嫁之事，着实不必着急。要知道，同为女子的王笉还比她大两岁呢，按照李曜的想法：“就算嫣然也还是‘大学未毕业’的年纪，颖儿这年纪放在后世，通常才刚进大学，这有什么急的？”不过，他总归算是了解了颖儿的心思，回到蒲州之后便打算去与她父母一说，待得眼下几桩大事办妥，便先为她定个名分。

    谁料回到蒲州之后，接连几件麻烦找上门来，弄得李曜第一次感到有些焦头烂额。

    第一个麻烦，出在河中医学院，更近一步说，出在王笉的女子之身上。事实上这个麻烦李曜在当时知道了王笉是女子之后有过一定担心，但思虑一番之后又觉得不会有大问题，然而最终还是出了问题，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这个麻烦就是，不少从落魄学子中搜罗而来的男弟子，对王笉的xìng别提出极大的质疑，并且有不少学员出现“罢课”，甚至来找节帅府喊冤——虽然李曜觉得这跟“冤”毫无关系，但这年头不兴申诉，这种行为用上访形容似乎也不妥，只能这么说了。除此之外，女学员的招募工作，也做得颇为不顺，这一点让李曜心中最是着急，因为他对随军护士的作用是非常看好的，这个工作不能一直拖下去。

    两头加在一起，李曜觉得有些难办，但同时也知道，他必须把这件事处理好，其实在他看来，男学员罢课的事情好解决，唐人连女皇都接受得了，女院正又有何妨？麻烦的反倒是女学员的招募。

    众所周知，要在中国的古代史籍中寻找女xìng的身影，通常都会收获甚微。因为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基本上所有的事业领域都是男xìng的天下，而良家女子最得体的生活状态应该是默默无声地呆在家中。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女xìng都绝对地在家庭内部活动，各个事业空间都由男xìng绝对地独霸。比如说医学这个领域，从古至今，参与医疗行为的女xìng其实不乏其人。

    李曜也弄不准最早有女子参与医疗事务是在什么时候，他只知道从《汉书》的记载中，已经看到有女医服务于后宫。自此以后的北周隋唐各朝，似乎也都有使用女xìng参与宫廷医药事务。至于说，既然宫廷中使用了女医，这些女医来自哪里？是否应该有一些相关的制度xìng规定？这个李曜就不太清楚了。还是王笉告诉他，说本朝一条规定女医教育的令条文“女医”条里说：“诸女医，取官户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无夫及无男女、xìng识慧了者五十人，别所安置，内给事四人，并监门守当。医博士教以安胎产难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医之内业成者试之，年终医监、正试。限五年成。”

    在这以后李曜才知道，原来在唐代，女医已经进入了国家的制度视野，专门培养女医的教育机构已经出现。并且，唐代女医教育的设立、学生的选取、医博士教习女医的授业内容及讲授方式、女医的考试及学习年限等，也就都比较清楚了。

    李曜为此又稍微详细一些地请教了王笉关于医学教育沿革的情况，根据王笉的说法，从整个医学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最早有医学教育是刘宋元嘉20年（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但直到隋朝创设太医署，此前很长时期内，医学教育似乎都处在粗略草创的状态。隋设太医署，应该是医学教育体制化的重要一步，而唐承隋制并进一步发展，才使医教体制具体化和完善化。

    不过李曜以医学门外汉的角度来看，觉得还有另一个意义深远的发展，就是医学知识的传承，由之前的基本上依靠家族内部世代相传，发展为以公开发表的医学著述和公开xìng的医学教习为主。从这两方面重大发展来看，所谓女医教育，应该也是在隋唐年间才出现，而且很可能是唐代的创设，是医学教育走向具体化和完善化过程中的产物。

    再次问过王笉之后，李曜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唐代医学教育较隋朝更为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体现，一是教习和考校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化；二是课程分科的发展。唐代太医署医学教育设有医、针、按摩、咒禁四个分科。另有药园生的培养，其教习似乎不在太医署而是在京城及各地的药园中进行。再就是女医的培养，“女医”条规定女医要“别所安置”，即不和太医署医学生安置在一处。而“别所”又是何处？王笉告诉李曜，朝廷的办法是“尚药局侧，造别院安置也。”也就是在尚药局旁边造别院安置。她同时告诉李曜，除此之外，另外还要分派四个宦官，对她们严格看守。

    李曜这才知道，唐朝虽然有女医教育，但却是在一种相当封闭的管理体制下进行的。从这两点来看，女医教育培养的人才应是主要供给后宫驱使。因为，其一，她们就学地点很可能是在内廷机构尚药局旁边；其二、正因为她们业成后要直接面对后宫嫔妃提供服务，属于皇室成员的贴身仆从，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知悉一些宫中内幕，才要对她们严加看管。

    这些女医，取自“官户婢”。李曜知道，唐代从身份上将民众分为良人和贱人，属于官府的贱人称官贱人，官奴婢、官户、杂户，构成唐代官贱人的三个阶层，其中官奴婢身份最低，官户稍高。此处所说“官户婢”，则是官户和官奴婢两个阶层中女xìng的省称。

    另外，唐代的官奴婢，“凡初配没有伎艺者，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余无能，咸隶司农。凡诸行宫与监、牧及诸王、公主应给者，则割司农之户以配。其余杂伎则择诸司之户教充。”在古代，医术属于“杂伎”，所以女医是从配于诸司的有伎艺的官婢中选取。若官婢取用不足，就要扩大从官户女xìng中选取。最终取足五十人，按照后世的说法，这就是招满一届了。

    从“官户婢”中选取女医时，还要依据三个标准：第一，年龄上要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比起太医署学生和药园生来说，年龄略偏大。唐代药园生取人是十六到二十岁之间，太医署学生取人也是这个年龄段。但李曜估计，这些女医因为主要学习生产生育的知识，因此就要求最好是达到一定年龄的生理上成熟的女xìng。这是二十岁以上的女xìng所能满足的条件。

    其次要求是未婚嫁、或者即使婚嫁也不曾生育的女xìng。这个事情李曜知道原因，在唐代以前，女xìng担任助产者，拥有丰富的经验很重要，这样，婚嫁生育过的女xìng就比未曾生育的女xìng更占优势。但唐代的女医教育，主要为后宫需求而设，也就是说，一旦被选为女医，就意味着将专属于后宫驱使，而且极可能将终身服务于后宫之中，直至老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的命运近似于宫女，而宫女都是没有家室的。与之相类，女医也最好是没有家室的女xìng，即使有丈夫，至少也要没有子女才好。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在汉唐时期，女xìng生育通常会被认为是秽污之事，被视为是不吉的。而女医既然要直接面对后宫嫔妃提供服务，当然就被期望是洁净的，那就要选择未生育的女xìng。

    在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的“官户婢”中，选择资质较好的女xìng，聪慧一些、领悟力好一些的人，会便于教习的进行。

    这些女医主要学习安胎产难，兼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从现实需求上来说，面对人们的生育生产，从胎儿孕育到生产到产后照顾的期间，以及在此期间孕妇身体上可能出现的某些不适症状等，单有男医可能会有诸多不便，会显得不够。从而，女医也就被需要。其实不惟唐朝，自古在生育生产事项中有经验的女xìng便担当着重要的角sè，因而有“稳婆”这个职业。只是在唐以前，辅助生产的女xìng可能主要依赖经验，而唐代从制度上设置了女医教育机构，从而保证了有一定水平的女医的供应，这在女科的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

    承担教授女医之任的是医博士，女医要学习的疮肿、伤折、针灸之法分属医、按摩、针不同的科目，则教授女医的医博士，可能由太医署各科博士兼任。但由于这些医博士也都是男子，因此教习的方式是“按文口授”。

    河中医学院目前开设的科目，基本上是对比太医署学生的教习来定的。医针生都要学习医经和医方，学生自身要读习，博士也要讲解。尤其是《素问》、《黄帝针经》、《甲乙》三部经典，需要按照讲五经的方式jīng加教习，即是先让学生读经文，等读熟了之后，博士再“案文讲说”，对学生讲解其中的义理。按摩生也要读习相关经、方，不过总体来说，按摩和咒禁两科的学习内容重在技法，对于学理的要求相对低一些，这大概是由这两科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不过李曜由于不懂医术，对这些事情的了解程度也就是“听听报告”就完事。

    比较起来，女医学习的主要特点是她们自身不读经方，由博士“口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官户婢”大多本身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不具备读医经医方的能力。显然，这将导致女医学理xìng不强，她们所学很难达到太医署医学生所学的jīng深度。从而，她们所能够达到的医疗水平和医学造诣的高度，都不可能超过太医署医学生。当然，学得不够高深并不是招不到学员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李曜目前还没有宣布这些女学员今后会被如何“安排工作”。而李曜之所以不宣布，其实也是在纠结：如果告诉人家今后是随军的，恐怕更招不到人了。

    想想看，成千上万的青壮男子，几个或者几十个年轻女子夹杂其间，这想起来都让这个时代正常的女子视如虎豹，谁敢应募？而李曜不宣布也有麻烦，就是她们或者她们的家长以为成了医学院的女学员之后，今后就呆得在节帅府一辈子了……这显然也糟糕之极。

    再有就是女医的学制是“五年”，这个时常也很麻烦。如果是宫廷女医，在学习期间，女医要进行季试和年终试。季试由学业有成的女医主掌，年终试由医监、医正主掌，所试应该主要是实践能力。比起太医署医针生“其考试法式，一准国子监学生例”的月试、季试、年终试来说，女医的考试应相对较为简单。另外，太医署医针生还有业成试，还要试策。而“女医”条并无业成试的规定。倒是按摩、咒禁生“其业成之rì，并申补本sè师、工”，药园生“业成之rì补药园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女医业成后的情况较为相似。大概是按摩、咒禁科及药园学皆重实践而相对学理xìng不强，恰与女医教习的特点暗合。

    李曜左思右想，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在于三点：其一，年龄限制，河中培养女医并非主要培养接生、妇科之类的医生，大可不必一定要二十岁，如果放开年限，一来招募范围变大，二来年纪小一些的女子来学医，则医学院还可以同时教授一定的文化知识；其二，工作安排，这个几乎不必解释，“包分配”永远都是最让“家长们”放心的；其三，要消除后顾之忧，但凡军医，都有可能死于战争，而其中如果有女医，则麻烦更多，行军、驻扎都要防范某些男兵甚至将领的sāo扰，因为这种事就算在后世，文明时代也常有发生，何况现在？李曜最纠结的就是这一点，但除了严刑峻法，一时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河中医学院只是草创，要改变学制、学龄之类都很容易，关键还是在于工作安排。最后李曜与王笉商议出几个办法，准备以此为核心，慢慢完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处：

    其一，高薪。随军军医、女医按照医术学位分为三个级别，其随军时的俸禄，比照该次出征的主将、副将、俾将的俸禄对应发放，平时比照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三级官员俸禄发放。

    其二，提高地位，强化安全。军医随军出征时统称医官，医官长临时享受都虞候衔级，随军医官集中驻扎，驻地在主将帅帐附近，由主帅或主将牙兵护卫。医官长有保护所率医官的义务，并直接对主帅或主将负责，如有不服医官安排，甚或谩骂、凌辱医官者，均以军规‘以下犯上’之罪论处。

    其三，服役限制。河中医学院毕业学员，无论男女，强制服役年限为二十年，二十年服役期满，可选择回院研究医学，也可选择进入医学院今后在各州、县开设的医馆行医，当然也可以脱离医学院系统，自行谋生。学员自医学院毕业后，自动进入服役期，但家中、族中有直系亲属红白喜事，可请事假三rì，须守孝者，准“孝假”最多三年，一般提倡从简，为三月。所有医官均可自行申报延长服役，最长为六十岁。最后一条是：男女医官均可自行婚配，节帅府对此不做任何要求、安排。

    这件事安排下去之后，会引起多大反响，李曜都没空去想，因为还有一件更棘手的事情等着他：河中士绅联名请愿，要求节帅“勿忘根本，重农抑商”。

    在后世，从北洋zhèng fǔ开始，联名请愿这种事极少有获得当局重视的，挂着mín zhǔ的大旗都是如此，何况大唐？所以李曜就没当多大个事——在河东我就是这么干的嘛，在河中再干一次，你们激动什么？何况联名的士绅里面，缺了入股东升新城建设的几大世家，看起来应该是不成气候的。

    谁知道这一没注意，就出现问题了。那些士绅虽然被李曜无视之后看似偃旗息鼓了下去，然而没过几天，李袭吉就喝史建瑭一齐匆匆来报，说军中似乎有人煽动士兵情绪，意图不轨。

    当时李曜虽然吃惊，但却也非常不解，河中的士兵待遇可以说是大唐首屈一指的好了，煽动士兵？从什么方面煽动呢？

    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此前河中镇军都是本地人，绝大多数祖祖辈辈居住河中，有不少人家中虽然算不得富裕，也还算殷实，这次东升新城的建设居然将某些商贾与河中的大世家并列为股东，而偏偏除了几个大世家之外，其余也算颇有家世的家族却不得其门而入，无法参股，这让人觉得节帅根本未曾考虑过重农抑商之事，此次新城扩建令纯属胡闹。这些家族和那些原河中镇兵之间联系很深，关系网盘根错节，他们自然有本事说动这些人，在军中隐隐结派，想要有所举措。

    “逐杀节帅？”李曜心中冷笑了一声，暗道：“放两名大商人进股东会，本来就是我故意为之，目的也确实就是要逐渐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重农抑商……哼，那是有讲究的，我要是像你们希望的那样一味抑商，那我不是白读了一千多年历史？”

    事实上从李曜割发断恩，dú lì出代州李家出任河东掌军械监开始，他就开始想办法推行鼓励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并且带领河东军械监身体力行，而这几年的事实也证明了这条路子是可以走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关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李曜穿越前曾经有一次在党校学习时曾经听过几节课，心里对这件事是有一定考虑的。

    重农抑商这种经济思想，并不是与中国古代历史与生俱来的，而是有一个从思想到政策的产生形成过程，是一种历史产物。经济思想是对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经济思想也是经济政策的先导，被zhèng fǔ采纳并确立为指导经济工作的经济思想是为经济政策，而经济政策的推行又势必影响到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之间，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的运动过程。

    李曜记得中国古代工商业的最初发展模式有着突出特点，就是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工商业的发展模式是所谓的“工商食官”，即工商业由王朝官府垄断经营，全部工商业为官营国有。在这一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既重农，又重工商，不存在主张抑制工商业的思想和政策。如《史记·货殖列传》就引《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逸周书·程典》则载周文王也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工攻其材，商通其财，百物鸟兽鱼鳖无不顺时”，主张农、工、商、虞四大行业各专其业，共同发展，工商业和农业同样被视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门类，行业之间也没有主次重轻之分。

    抑制工商的思想和政策，是随着东周（chūn秋时期）以后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而产生形成的，经历了从chūn秋时期到战国时期的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自chūn秋时期，民间私营工商业开始出现与发展，“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就是在官府继续经营国有工商业的同时，民间私营私有的工商业开始发展，打破了工商业全部由官府垄断经营的局面，形成官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并营并存的新局面。

    chūn秋战国时期，民间私营工商业rì趋发展壮大，商业贸易活跃，引发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私营工商业者靠经营工商业迅速发家致富，一则“富可敌贵”，不少工商业者积累起巨额财富，富比王侯，甚至“拟于人君”，对王朝国家的等级秩序、统治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一则“滞财役贫”，“兼并小农”，很多工商业者“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凭借资产购买兼并农民的土地，武断乡曲，对王朝国家的统治基础造成了强烈瓦解；一则诱使农民“弃农经商”，工商业比农业优越的经济绩效引发农民大量放弃务农转而从事小工小商经营，冲击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基础。面对这种情形，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从王朝国家的根本统治利益出发，开始思考针对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对策，逐步产生并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

    这一时期，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有许多典型代表，核心的主张是要巩固国家政治统治，必须重农，而要真正做到重农，就必须抑商，必须抑制私营工商业的高度发展，把重农和抑商结合统一起来，来消弭引发严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使王朝国家的统治秩序尊卑有序，使王朝国家的统治基础稳定牢固。当时，典型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可以在《管子》和《商君书》里找到不少。

    譬如《管子?权修》载：“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

    《管子?治国》又载：“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rì作而五rì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商君书?农战》则载：“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商君书?外内》还载：“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而）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yù国之无富不可得也。故曰：‘yù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

    如果要追溯的话，重农抑商这种思想形成并升级为国家政策而且得到切实推行，应该是始于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管仲明确提出了“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的重农政策，实行了诸如推广铸铁农具、改造盐碱地、分配公田、相地衰征、相壤定籍、与民分货等具体的重农措施，又首创推行了“官山海”政策，通过实施制盐业和冶铁业的官府垄断运营，沉重打击抑制了齐国的私营盐铁业，使盐业和铁业重新回到“工商食官”状态。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也将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强力推行，实行了更加严厉全面的具体措施，标志着中国古代各王朝均奉为金科玉律的重农抑商政策全面成形。

    秦强与商鞅变法，而商鞅所行的就是重农抑商政策，并且有着明显的极端化倾向。商鞅身死后，重农抑商政策仍在秦国继续推行。到韩非子主政时期的秦国，明确了“农本工商末”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又开始称为重本抑末政策，还把工商业者视为国家的“五蠹”之一，明确主张铲除“五蠹之民”，加以更加严酷的打击，抑商政策的极端化进一步强化。大富商吕不韦当政时，抑商政策虽有所缓和，但政策本身仍然十分明确。《吕氏chūn秋?上农》载：“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就是明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勤劳本事，上农除末”政策，甚至把商人和罪犯一同看待，多次遣发商人等到边境地区戍守，加以严酷打击。

    秦朝自商鞅变法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朝重农抑商政策臻于成熟，它所采取的具体的重农抑商措施也探索出了成功的实践经验，对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既提供了成熟系统的理论，又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运作模式，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对当时经济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秦国迅速富强的成功做示范，自秦朝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将重农抑商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推行，并由这一基本政策衍化出轻商、贱商、鄙商的观念和意识，形成一个包括意识、观念、思想和政策在内的有机整体，根深蒂固。在原先的历史上，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重农抑商政策才开始走向破产，直至消亡。重农抑商政策基本上与古代帝制王朝时期相始终，其中秦朝、汉朝、唐朝、明朝、清朝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都具有典型xìng，反映的是王朝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支配和cāo纵控制。

    秦国的成功不是幸与，李曜当然知道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必然xìng和一定的合理xìng。重农抑商政策被历代王朝长期推行，正是因为它可以对维护王朝政权统治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后世很爱说的“历史的合理xìng”。

    农业是古代世界决定xìng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家的财政状况和国家的盛衰存亡。王朝统治者在实际的统治实践中，对此形成了明确清晰的认识。通过从思想到政策的演进，王朝统治者把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大事来抓，采取鼓励农业和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的措施，将尽可能多的劳动人手固着于土地之上，最大程度地实现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直接结合，来切实稳固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政权统治，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必然的。重农抑商政策，保证国家经济政策向着有利于农业的方向倾斜，保障农业生产的主导xìng地位，当然有其合理xìng。

    同时，重农抑商政策，还有着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并使结构优化的一定合理xìng。古代社会，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是最为基础和最为重要的，对民间私营工商业采取抑制政策和措施，来保障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强调以农业为主导为重要，以工商业为辅助为次要，保障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主次重轻关系，在某些时候，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运行结构要求和运行规律的。毕竟抑商政策还没有极端到灭商政策，不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完全取缔民间私营工商业，而是主张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不能危及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不能击垮农民而危及国家赋役来源和政权稳定。民间私营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但它的发展不能损害农业根本和国家统治稳定，必须将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水平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完全没有，也不能发展过高。对民间私营工商业“抑”而不“灭”，是一个政策原则，是一种控制策略。

    至于为何一定要控制，主要是因为农业和工商业各有其生产运营特点，比较效益差距明显。农业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但效益低，利润增长缓慢；工商业运营灵活，能够短期见效，效益高，利润积累迅速。高效益高积累的工商业，是促使社会财富占有发生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推动力，重农抑商政策主张对农业扶持，又主张对工商业抑制，甚至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即主张通过剥夺工商业来补助农业，这也有着防止两极分化的一定积极意义。

    中国从chūn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和与之相辅而行的货币经济开始大量发展的时期，而尤以商业的发展为突出。正是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从生产方式到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和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直接动摇了王朝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特别是直接威胁着统治阶级的生存，而变化本身的激烈迅猛又使他们感到惊惶失措。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认真考虑对策，采取必要措施，设法从根本上消弭动乱的根源，来堵塞住正在溃决之中的狂澜，并使被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稳定。抑商政策就是在认清了祸源之后，适应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而提出来的。简单说，抑商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引起变化的总根源。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商人和商业，使社会再退回到没有变化以前的静止状态，至少可以通过抑商政策的贯彻，以限制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缩小商业营运的范围，便可以把它们的消极影响和造成的社会动乱减少到最低程度。”

    然而，李曜毕竟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原生态”古人，他所要的，也不是那样一个永远坚持小农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直到被人打醒的旧制度。毕竟他最清楚重农抑商政策的政策目标和政策缺陷。

    重农抑商政策，一则重农，二则抑商，其重视农业和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双重政策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历代王朝对此也大张旗鼓地宣扬，宣扬它是多么的重农，又是多么的抑商。事实上，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推行多种重农抑商的制度措施，除这个双重政策目标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政策目标：维稳！

    第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能够最大量地把广大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村落之中，防止农民弃农经商，使农民安土重迁，减少社会流动xìng，使广大农村局势稳定，而农村稳定就是社会基层稳定，社会基层稳定就是国家统治基础稳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有着明确的维护国家统治稳定的政治目标。

    第二，农业是古代社会的主导经济，广大农民负担的农业税是朝廷的基本税收。农业如果遭受私营工商业的严重侵蚀，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减少，农业经济出现萎缩萧条，势必造成朝廷税收的减少。保障农业的稳定，就是保障朝廷税收的稳定；促进农业的发展，就是增加朝廷的税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可以保障朝廷的财政收入，有着明确的朝廷财政利益目标。

    第三，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对社会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俭朴平均风尚，都是一种破坏因素，而对形成骄奢yín-逸、见利忘义的不良社会风气，则起到助长促进作用。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有利于维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观和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也有着明确的道德目标。对于这些更为深刻的政策目标，帝王们心知肚明，但他们是不会大力进行宣传和说明的。

    重农抑商政策的这些更为深刻的政策目标，是由国家统治本质所决定的，根本上是为维护王朝统治服务的，这表明重农抑商政策又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器，也是一种秩序力量。历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从道德、财政、经济、政治诸方面来维护王朝统治稳定，显然有其必然xìng。全盘否定历史上的抑商政策，显然不是李曜这种凡事都用到“相对论”来考虑问题的人会做的。

    然而，必然归必然，一定的合理归一定的合理，作为一个“后来人”，李曜更明白重农抑商政策有其明显的思想认识缺陷和政策缺陷，最突出的是它把农业与民间私营工商业，把本业和末业简单对立起来，认为多一人从事工商业，就等于少一人从事农业，把民间私营工商业机械地看成是农业的危害和破坏力量，只看到了农业与民间私营工商业之间的矛盾对立，而没有看到农业与民间私营工商业之间的联系互补，没有看到民间私营工商业对农业的促进拉动作用。这种认识缺陷和政策缺陷，在古代各个王朝时期长期没有得到修正，成为不少王朝推行抑商政策并严厉到了极端化的思想根源。也可以说，由于思想认识上只看到了民间私营工商业对农业的危害，并一味强调夸大了这种危害，所以许多王朝在推行抑商政策时往往会走向极端化。

    其实禁榷政策，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乃至大唐能相刘晏的榷盐法以及宋元明清时期的盐茶专卖法等，都是极端化的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尤其是禁榷政策的推行，严重干预和扭转了社会经济的运行态势和运行结构，这种情况一致发现下去，最终肯定会严重摧残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李曜才会特意找机会证明工商业发展的必要xìng，同时试探xìng地想要提高一点商贾的社会地位。

    李曜之所以敢这么办，主要是他认为如今天下大乱，朝廷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基本破产，正是“试验”新制度的时候。

    之所以他这么觉得，是因为重农抑商政策在历朝历代都经常规律xìng地出现执行失效，无论重农政策，还是抑商政策，事实上都显得仿佛是个短期政策，而非长期国策。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能够长期地有效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李曜发觉，从整体上考查历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可以发现，特别是由于政策目标上的财政目的，往往使王朝初期大力推行的重农政策不能持久，而呈现出一种短期xìng。大致说来，规律xìng演变的情况是，从一个王朝的中期开始，由于内事兴作、外事四夷、机构臃肿、官僚增多等原因，国家财政开支越来越大，致使朝廷初期采取的扶助农业、轻徭薄赋政策执行失效，转而逐步加重对农民的赋役剥削并在朝廷后期走向对农民敲骨吸髓式的剥夺，成为广大农民破产流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可以发现，由于吏治**、钱权交易、官僚经商、官商合流、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等原因，也大致从一个朝廷的中期开始，历朝各家初期都采取的严厉的抑商政策开始，然而却又走向失效，结果是官僚经商根本无法禁止，富商大贾多与官僚勾结或者自身转化官僚也无法遏制其经商行为，朝廷所能够继续抑制打击的只剩下民间中小私营工商业，抑商政策在这时实际上就走向了废坏。

    另外，对于一个王朝而言，重农抑商本身也不可能长久坚持。

    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是历代朝廷推行的核心经济政策，为维护王朝统治服务。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整体结构运行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民间私营工商业必然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规律，不是政治权力所能任意加以抑制和长久摧残的。历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运用政治权力，采取超经济方式对民间私营工商业实施抑制打击，本质上是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要求和发展规律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属于国家政权与经济法则之间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上升，势必会越来越尖锐。这种矛盾注定了抑商政策的历史暂时xìng，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突破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必然引起的商品货币流通的活跃，原先的历史上，到了明朝和清朝时期，民间私营工商业更趋成长和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在王朝统治的母体中显著出现，预示着社会形态上的前进变革趋势。

    然后明、清王朝统治者依然坚持重农抑商政策，依然抑制打击民间私营工商业，推行了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制度措施，从而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造成社会进步与政治强权之间的尖锐对立。这时的重农抑商政策就失去了其历史合理xìng和进步xìng，而rì益呈现出其反经济发展xìng、反-社-会进步xìng，严重阻碍迟滞社会的前进。

    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西封建国家的商业政策已经迥然不同。中国封建**主义国家在明清两代基本上依然推行传统的抑商政策，而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的西欧**主义国家却执行了促进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两种不同的选择，对中西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欧由此加速了封建经济瓦解的过程，顺利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封建社会却长期延续下来，直到1840年外国侵略势力发动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开始结束自己在封建经济瓦解道路上踯躅的局面，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道路。

    穿越者的好处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李曜很多事情是站在后世的角度回过头看历史，这样有时候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农与商的问题同样可以借鉴后世经验。

    哪怕就在李曜穿越之前，中国的国民经济仍可以说是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仍然十分重要。重视农业，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直十分明确和一直在大力加强的。什么“农业现代化”、“以市场为导向”、“农业产业化”之类的词汇，新闻里经常听到。

    传统重农抑商政策所主张的要实现重农就必须抑商，或者说必须实施抑商才能实现重农，李曜认为完全不可取。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别注重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作用，没有工商业的相当发展，就不会有农业的相当发展。而且，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农业产业化，则不但需要工商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本身就包含了自身的工商业发展。农业产业化表明农业已经不是单纯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等，而是包含了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工业化生产和商业化运销。农业产业化已经将农业和工商业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成为复合运营的现代产业经济。李曜大力推动新型农业器械的创造发明、推广应用，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现代经济是农工商各行业的综合经济，李曜如今做了节帅，也多次向下面灌输“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的观念，但毕竟能经常“聆听教诲”的只是身边的将领、幕僚，那些河中士绅名流是没有机会的，因此才有了今rì之事。

    对此，李曜仍是打算贯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一边让李袭吉、史建瑭严密监控军中的异己分子，一方面开始着手各种宣传、游说，以争取这些士绅的支持。

    这件事刚安排好，还没看见成效呢，长安又传来一个消息。

    如他此前所料，流亡的大唐天子虽然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但仍然具有很大号召力，他居然还有能力组织对李茂贞的征伐和报复。五月初七，李晔诏以王建为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打算以此任命诱使急于扩大地盘的王建讨伐李茂贞，以报逼宫之恨。王建趁机再次起兵，与李茂贞展开东川、山南之争。李晔又于五月中旬月削夺李茂贞的一切官爵封赏，复其姓名为宋文通。六月初，以宰相孙握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前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静难节度使兼副都统，保大留后李思敬为节度使，联兵进讨李茂贞。

    此次朝廷对李茂贞动员的兵力有限，孙握率领的zhōng yāng军的兵力和战斗力自不待言，而邠宁镇已在李茂贞的实际控制之下，李思谏并未到任，自然没有实际动作；至于鄜坊李思敬，就他一个，岂敢去碰李茂贞？如此的统帅组合及兵力，说实话若真要硬碰硬，恐怕李茂贞还是占绝对优势的，毕竟“关中王”并非浪得虚名。但李茂贞真正担心的，还是怕河东李克用再度南下干涉，尤其是其大将河中李曜离得太近，一旦传檄天下，没几天就能杀至眼前。于是，李茂贞就伙同韩建上书妥协，表示愿意修复长安宫室，迎奉李晔还京。而此时的李克用一面担心困守幽州的李嗣昭、李嗣源，一面刚听说朱温的八万新军又开始训练了。他正面对着大敌朱全忠，明显脱不了身，无意关中的争夺，趁机顺水推舟，在李晔的示意下与李茂贞和好。十月戊午，“李茂贞上表请罪，愿得自新，仍献助修宫室钱”。韩建又从中相助，如此，这支唐廷大军还未出师，就只得诏赦李茂贞，恢复其所赐姓名和官爵，罢凤翔四面行营。

    前后合起来看，李茂贞利用这次与唐廷的较量不仅重创了李晔的贴己力量——宗室诸王及天子亲军，并假韩建之手最终消除了这个心腹之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李晔复兴唐廷的梦想彻底击碎。而一心试图恢复天子权威的李晔与权力yù急剧膨胀的李茂贞势必会再次发生权力分配上的碰撞。这个矛盾一rì得不到解决，也即意味着二者的交锋一刻也不会停止。

    六月底，李晔应李茂贞之请贬西川节度使王建为南州刺史，遂了李茂贞的心意，但同时又趁机宣布调命，任李茂贞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以覃王李嗣周为凤翔节度使，并以禁军护送覃王赴镇。李茂贞当然不会与王建去争地盘，而把自己经营多年的基业拱手相让。识破李晔意图的李茂贞自然不肯奉诏，他领兵轻而易举地将覃王所率禁军击溃，并将他们一行围困于奉天。最终，在韩建的斡旋下，李茂贞解奉天之围，覃王狼狈逃归华州。`

    七月初，不甘失败的李晔再次兴兵，以彰义节度使张琏为凤翔西北行营招讨使，静难军节度使李思谏为凤翔四面行营副都统，进讨李茂贞。同时，朝廷复以王建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再次削夺新命西川节度使李茂贞官爵，复姓名宋文通。

    但是可笑的是，这次堂而皇之的兴兵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很快无果而终。从此，朝廷方面再也无力制约李茂贞的壮大。

    而朱温，也正是在这一月练成了新军，出征北上的。

    河中节帅府中，手持从汴梁飞来的信隼所载朱温出兵邢洺情报的李曜深深地皱起眉头，他是在担心李克用会在这个时候让他出兵协助反攻朱温。

第210章 力挽天倾(叁四)

    涿州城东北方十五里处，有着一处小山，小山不算大，也不算高，但树木却十分茂密，在夜sè中，从山下眺望山上，总能感觉到一种莫名地狰狞。然而此处偏偏有个不错的名字，唤作打狼山，至于名称来历，已不可考。

    幽州与涿州之间的官道，正是绕着打狼山而过，是以从山上往山下望来，能看清前后全道。若是幽州、涿州之间发生战事，那么这等地方，就正是所谓兵家必争之地。

    幽州与涿州的确正在发生战事，但幽州的李嗣昭、李嗣源二将，连带重获zì yóu的高思继兄弟如今被团团包围在幽州孤城已近三月，这打狼山也就没了什么作用，刘仁恭的兵马早已撤走，除了各地守备之外，全军集结幽州城下，打算死围。

    今夜的打狼山上，有一些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与此前刘仁恭派驻在此的军队相比，这些不速之客人数不算太多，百五有余，二百不足，领头的那人与众人一般穿着黑衣，身材略瘦，十分年轻，白面无须，细看居然还有些稚嫩。

    他身边挨得最近的那名随从，魁梧高壮，脸上有条伤疤，在这月初时朦胧的月sè下显得格外狰狞肃杀。

    这二人，正是主持营救幽州李嗣昭等人的冯道与阿蛮。

    少时，从山下传来马蹄声，冯道看了阿蛮一眼，后者立刻朝身边的几名牙兵一招手，上前查看，来人一共三骑，也是一身黑衣。打头那人一看阿蛮等人，刷地一下翻身下马，抱拳道：“元旅帅，一切顺利！”

    阿蛮面sè一缓，点点头，沉声道：“且去歇息，一会儿便要有一场苦战了。”

    那三人一齐抱拳应是，各自牵马到一旁歇息去了。

    阿蛮回到冯道身边将情况告知，冯道抬头看了一下夜sè，道：“最后检查一下几处火神液的安放，还有军械监提供的那个‘导火索’。”他微微一顿，轻声道：“今个虽是晴天，但军械监的‘技术督导’再三强调导火索不能受cháo，此次接应幽州之事事关重大，我辈万万不可轻忽大意，要是坏了节帅大计，谁都吃罪不起。”

    阿蛮在军中时rì已经不短，xìng子似乎比过去沉稳了许多，闻言也不多说，应了一声，便自领人下去检查了。

    冯道深吸一口气，再次抬头看了看月sè。他身旁不远处一名黑衣男子语气平静地道：“冯书记不必担心，今夜月光不亮不暗，正适合设伏。”

    冯道苦笑道：“周五郎说的是，不过某非不知今夜正好设伏，只是……多少仍有些许紧张罢了。”

    那周五郎点点头，道：“冯书记初次独当重任，有些紧张倒也可以理解，不过冯书记，有句话某不知当说不当说。”

    冯道立刻道：“五郎久为老师‘十三亲卫’之一，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周五郎道：“某随节帅四年有余，一直是节帅牙兵，在这四年多时间里，节帅遭遇无数在我等看来根本就毫无办法应对之难事，然则不论是危险还是急迫，节帅从未在某等属下面前表现出半点为难，更别说紧张仓皇、手足无措等情况。正是因为节帅这般镇定自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sè，因此我等亲随也便丝毫不乱……书记当知，节帅能有今rì，实非幸致。某知冯书记你常以节帅为范，平rì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于学业也足够勤奋刻苦，只是这镇定自若……”

    冯道闻言，面sè一肃，拱手行礼道：“周五郎指点得是，冯道谢过。”

    冯道乃是李曜亲传弟子，又是河中节度使府掌书记，周五郎哪敢受他全礼，他吃了一惊，连忙避身回礼：“冯书记万莫折煞了某这等粗鄙之辈。”

    冯道摇头道：“不然。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周五郎，你方才这话说得极是，某为之谢你，有何不可？”

    周五郎知道冯道这人对礼节方面十分严肃固执，见他坚持，也就笑了笑，随口应了。正要再说什么，忽见得阿蛮带人匆匆跑来。冯道和周五郎同时面sè一变，冯道开口问：“阿蛮，可是二位将军突围来了？”周五郎却凝神一听，道：“看来二位将军突围颇为成功，至少带来了四千骑兵。”

    阿蛮已然cāo了狼牙棒在手，凛然道：“牙兵斥候来报，前方来了数千骑兵，打着火把，扬河东李字旗，料来正是二位将军至矣！”

    冯道霍然挺直腰板：“好！斥候可有报告后方追兵情况？”

    阿蛮摇头道：“我等人数有限，牙兵斥候发现二位将军人马之后立刻赶回打狼山，准备收网‘打狼’，未曾报告后方追兵情况。”

    冯道不动声sè，点点头：“那么，二位将军离此尚有多远，何时可至？”

    阿蛮略微迟疑，周五郎见状插嘴道：“这个不必问了，半刻之内必然赶到。”

    冯道心中暗道：“阿蛮虽然武艺jīng进极快，战阵经验较这些老兵却是差了。”当下一挥手：“各就各位，布置火神液，未得我号令，切不可点燃引线！”

    “喏！”

    “喏！”

    三里外，李嗣昭骑在马上一边小跑，一边猛地转头，问道：“高将军，你看前方那山，可是约好的那座打狼山？”李嗣昭脸sè还算jīng神，就是有些胡子拉碴，显然这段时间他的rì子过得颇为紧张。

    高思继反倒比他的状态还要好一些，此时答道：“不错，此处正是打狼山，某当rì来此行猎不下四次，决计不会记错！”

    李嗣昭大喜，朝身边的李嗣源道：“好得很，围我四月，仍叫我等逃出生天，某倒真想看看刘仁恭此时脸上是何模样！嘿，邈吉烈，咱们这就上山！”

    李嗣源微微伸手一拦：“九兄谨慎些，先亮了那个什么‘信号弹’再上山不迟。”

    李嗣昭一拍额头：“若非你提醒，某还真要忘了这一出……牙兵，点了河中送来的那三颗叫做‘信号弹’的爆竹！”

    牙兵应声，掏出信号弹，就着火把点燃，猛地往天空一掷，那信号弹忽然爆了开来，发出与众不同的白光。

    随即，山上也忽然亮起三颗信号弹。李嗣昭哈哈一笑：“果然是他们！可道这娃儿才多大岁数，正阳还真敢用他！”

    李嗣源微笑着，道：“出人意表，才是正阳。”微微一顿，又道：“牙兵，传令下去，山上陷阱十分危险，上山一定要跟紧向导，若是走岔路丢了小命，枉死城中可别说是我李嗣源未曾提醒！”

    “军使放心，已然说了三遍了，再不记得，那就是活该去枉死城点卯。”

    一名商人打扮的男子打马上前，朝李嗣昭、李嗣源、高思继、高冕一抱拳：“诸位将军，请随某来。”说罢头前带路。此处乃是野山，山上本无道路，此刻又是夜间，抬眼看去哪儿都是一个模样，也不知这人如何辨识道路，带着李嗣昭等人一行，弯了几道拐，绕着上了打狼山。

    走到最后的河东军刚刚上山，几乎还在半山腰时，身后的马蹄声就已然清晰可闻，果然是刘仁恭的追兵到了。不过今夜李嗣昭等人突围而出，也就等于是放弃了幽州，刘仁恭父子与单可及均已入城，派来追击的追兵，主将叫夏侯景。

    夏侯景见李嗣昭等人领兵上山，虽然看似隐蔽，却被自己发现了后军的“尾巴”，当下哈哈大笑：“世人都说沙陀了得，我看不过如此。李嗣昭等人夸称名将，竟然才跑了几十里路，便力有不逮，只能逃进山上躲藏，真是可笑！诸军听我号令……上山！”

    一名副将提醒道：“军使谨慎，李嗣昭等人颇经战阵，如此夺路而逃之时竟然上山，其中或许有诈。”

    夏侯景摆手道：“他们在幽州被围了三四个月，城中粮草估计早已吃尽，要不然怎么突然杀出突围？这些人没准连马都喂不饱，如何能逃得远了？这山上的野草虽不适合喂马，但情急之下他们却也讲究不得，我等若是踌躇不前，他们的马匹吃饱，可就不那么好追了……功劳就在眼前，就看谁有本事拿到！冲啊！”

    山上冯道已于李嗣昭等人见面，匆匆说了几句，冯道便面露喜sè：“他们果然踏进了埋伏！此来追兵主将不知可是单可及，若是将他烧死在此，可就为大王出了一口恶气。”

    李嗣昭摇头道：“来人当非单可及，单可及虽号勇将，却也不曾这般冒死，看他们这轻兵冒进的模样，没有半点章法，这追兵主将恐是夏侯景那厮。”

    高思继银枪一挺，跃跃yù试地道：“看这情形，某等只要反身冲杀一阵，连蒲帅的那个什么……都可以省了。”

    冯道笑道：“高都指，火神液是节帅特意运来要派大用场的，此物的威力，高都指稍候便可亲见。”

    高思继笑了笑，看来并不怎么放在心上：“既然如此，某今rì便开个眼界，瞧瞧蒲帅的杀手锏究竟何等惊人。”

    冯道看了一眼山下，转头问一名紧张注视燕军动向的男子：“张技监，敌军已至，火神液可要引爆？”

    张技监微微摇头：“再稍待片刻。”冯道等人只好耐着xìng子等着，高思继兄弟眼神一交，都是哂然一笑，他二人燕地豪杰，从来未将这种“神神道道”的事放在眼里，至于火神液这种东西，在他们看来无非也就是一次火攻中所用的火油，有何了不起的？

    突然，张技监大喝一声：“快！点燃导火索！”

    冯道全身一振，振臂高呼：“引爆！引爆！”

    滋……滋……滋……

    打狼山上多处地方响起了轻微的声响，燕军刚才听见张技监和冯道的高呼，也微微觉得有些不对，夏侯景大骂：“这山上的树长得忒密，李嗣昭他们怎么走的路！……什么声音？”

    回答他的是一道冲天的火光，他还未曾反应过来，就发现自己忽然飞上了天，树顶居然在自己脚下了，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瞬，他听见了“砰！砰！砰！”数声巨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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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便是这般了，屯田军士、百姓偷逃rì益严重，营田军、民也多诉苦，若是节帅府依旧坚持这些法令，恐怕今后屯田、营田，只能荒废了……”

    “监军所言甚是，长此以往，别说屯田必废，便是营田也难以为继，而两田既废，则大军无食，凶年无储，危之大矣。”

    河中节度使府，白虎节堂中，李曜面沉如水，听着张居翰、张全义说起目前河中农业方面——特别是屯田、营田方面出现的麻烦。自从河中主抓工、商之后，由于从事工、商业获利远高于种田，而河中节度使府不仅不压制商人地位，还在某些时候刻意抬高，以至于过去屯田、营田之人，无论军民，都有不同程度地偷逃现象，转而受雇于工厂，或者凑钱经营一些小商铺、小作坊，使得屯田、营田今年的“农忙”都有些名不副实。

    李曜在推行新政之前，就仔细思考过古代为何要重农抑商，也思考过其中的不足，并且觉得农、工、商是可以做到1+1+1大于3的，他甚至在考虑有没有可能推进一个古代版的“农业产业化”，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农业人手过多流向工商业的弊病便已经先冒了出来，这让李曜有些始料未及，不得不承认：涉及制度的改革，永远都是最难的，难怪穿越前那个zhèng fǔ改了几十年，民众仍然很不满意。看来，有些事，第一是不能急，得一步步来；第二是先要考虑周全，论证清楚，不然就会乱套。只是，这“两田”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呢？如果农业除了差错，自己还想要出征别处，那就完全没有可行xìng了。要知道商业再发达，河中节帅府再有钱，也不可能去汴梁买米——粮食在古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物资，能卖给你？

    以李曜的手段，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也颇为棘手？一是屯田、营田十分重要，不能出现大的麻烦；二是制度的问题，还得靠制度解决，而这个制度很是不好解决。

    所谓屯田、营田，是中国古代社会两种不同的田制。在历史上，其产生、发展情况各有不同。屯田自汉代产生，至明清时期依然存在，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就近解决军需；营田主要存在于唐宋时期，存在目的主要是为了安置流民、发展生产、以丰国库。二者虽都在唐代同时存在，并且都属于国有土地系统，但却是两种有区别的土地经营制度。然而实际上，即便在后世一些学者的文章或论著中，都常有将二者通用互代，造成概念上的模糊，甚至包括《辞海》，也将二者混淆，其实屯田和营田绝不是一回事。

    诚然，在唐代，屯田与营田是两种并存的土地经营制度，之所以二者常常容易被混淆，是由于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其相似之处主要有四点，即经营者、设置目的、设置地点和经营方式都很类似。

    屯田与营田虽然在上述方面有相似之处，然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其不同主要是组织管理系统的不同。

    首先是在zhōng yāng的直属机构不同。屯田在zhōng yāng的直属机构是尚书省下的工部。如工部有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可见，尚书省的工部侍郎是管理屯田的最高级官员。工部之下设屯田部，屯田部设屯田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令史七人、书令史十二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具体负责屯田之事。

    然而，营田在zhōng yāng的直属机构则是尚书省下的户部。比如唐代营田使职名前常常冠以支度或度支之名。如中宗神龙初，姜师度累迁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为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中宗景龙年间，韦凑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穆宗时，贺拔志为度支水运营田使。傅孟恭充本州押蕃落及监牧副使、兼度支银州营田使。支度使是唐代地方财政使职名称，掌军资调度转输，是支度军粮使的简称。支度营田使即支度使与营田使合一。唐前期营田使名前冠以支度，表明其dú lìxìng较强。度支是户部下属的四曹之一，掌管土地赋税等事宜。营田使名前冠以度支，是因为这一时期营田使归户部管理。

    除此之外，营田地里的收获物上交度支。敬宗宝历元年，沧景节度使“元卿上言，营田收廪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这也是因为营田归属户部。

    其次，地方级管理机构也不同。

    屯田在zhōng yāng隶属工部，但工部只是总领机构；屯田在地方上还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如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应置者，皆从尚书省处分。”这是说，尚书省是屯田的最高管理机构，之下的机构分别有司农寺、州、镇、诸军等。司农寺一般管理畿内屯田；州镇诸军管理的是边地屯田。

    营田的地方级管理机构也因营田设置地点的不同而不同。设在京畿附近的一般由司农少卿主管。如高宗时，韦弘机擢司农少卿，主东都营田苑。设在州、军、道的营田，则多由州、军、道长官兼管，兼职名见于记载的有营田大使、营田副大使、营田使、营田副使、营田判官、田曹参军事等，如韦凑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玄宗时，哥舒翰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玄宗立，擢崔隐甫汾州长史，兼河东道支度营田使，迁洛阳令。大历初，张延赏除河南尹、诸道营田副使。大历初，张镒上奏某人为营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权知陇州行营留后事。开元十五年，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参军一员，阶品俸料一事已上，同军家判司，专知营田。

    以上官职名中营田大使、营田副大使、营田使、营田副使的权利要稍大些。营田判官是营田使的下属官员，不仅判案，还要出使综理营田事务，是控制诸道营田、保证营田收入供应京师的主要官吏。田曹参军事品级同营田判官，专门执掌营田事务。营田官员的设置，有的以一州、一道为单位设置，有的是数州、数道合置；至于军中，则是根据军中人数而定。即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一万人已上置营田副使一人。

    再次就是基层管理组织也不同。

    唐代屯田的最基层单位为屯，每屯的屯田面积大小不等，隶司农寺者，每二十至三十顷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每屯都设有屯官，每屯主一人，屯副一人，五屯则署监及丞以统之。屯主、屯副，屯监、屯丞即为屯田最基层的管理官。这些屯官多由品官担任，一般“取勋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资边州县府镇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简堪者充。”

    营田的基层管理组织，在《长安三年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中说：“其桑麻累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望请检校营田官，便即月别点阅萦子及布，城内县官自巡。”这是说营田的基层管理者在县级有检校营田官，在县之下的乡级有检校营田人若干。他们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检校核实该乡的逃户田地及阕职官人地，以劝人营种，劝种者纳课等。

    再有，督察巡视的职官也不同。屯田、营田在解决军粮及增加国用方面有重要作用，所以，唐朝廷对之很重视，除设置层层机构进行rì常组织管理外，还会派zhōng yāng级的官员不定期地赴地方巡视监督。

    由于畿内屯田直属司农寺，所以，督察官一般由司农卿和司农少卿担任，在每年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而州、镇、诸军的屯田，则一般由监察御史分掌，“若诸道屯田及铸钱，其审功纠过亦如之”说的便是这种情况。但也不排除派其他使职督察的情况，如开元二十九年，敕新丰、朝邑屯田，令长chūn-宫使检校。此外，在基层还设立过都巡仓碾河堰判官、屯田都巡使等巡视屯田的官职。

    对于营田事务，则没有常设的巡视官员，只是在出现重大问题时，朝廷会临时派专人巡查。如穆宗时，贺拔志为度支水运营田使，为图功效，虚报营田数，帝乃命主客郎中白行简覆验，志不胜其惧，遂yù自裁。这里主客郎中白行简查验贺拔志营田一事，即属临时指派。

    然而这是朝廷能够正常行使职权的情况下，实际在黄巢之乱后，朝廷行使职权的范围小了很多。譬如李曜这个河中节度使下，屯田、营田的收入，已经完全不向朝廷上缴，朝廷自然也不会免费派人帮他来管理，因此那批中基层的官吏虽然仍在，但事实上已经并不向朝廷述职，而是直接对节度使府负责。换句话说，这些屯田、营田，都归河中节度使府“自负盈亏”。

    后世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态度很简单：国家财政补贴。换句话说就是拿工商业的利润来补贴农业生产。但是目前有两个问题：一是工商业方面现阶段投资很大，而收益暂时还拿不到；二是补贴的方式，是直接补贴钱，还是以减税来变相补贴。

    李曜于是道：“逃走的不必强抓了，将剩下的田地重新分配，现在剩下多少户，就分多少户，按户平均分配。”

    张全义微微一怔：“会不会多了些？现在逃掉的约莫占了全额两成，这样一分……”

    李曜摆手道：“无妨。”

    张居翰则皱眉道：“人手少而田地广，若是他们种不了这么多地，怎么办？”

    李曜道：“改变征税办法，降低税率，而后多出来的粮食，全归他们自己，节帅府不再额外征收。”

    张居翰二人吃了一惊，张居翰道：“节帅这办法，于民固然有利，但这般下来，军府所得粮食只怕不够啊。”

    李曜道：“无妨，几大水利工程开工之后，河中的水利建设便不比以往，似去年大旱那般的凶年，我河中也就不至于颗粒无收。另外，农业司正在研究几种改进型的农具，一旦成功，对于节省人力资源，也是有帮助的。至于军府所得粮食会不会不足，此前农业司方面也曾做过核算，认为我们河中现在缺的不是人口，而是耕地，只要再开发一些梯田，在一些不适合种粮的土地上种植一些其他作物，粮食本身并不短缺。事实上，某如今更关注的是粮食的转运调拨，军府一旦作战，粮食在转运调拨中的损耗实在太大了。”

    李曜最后这句话是古代社会的一个实情：光有粮食不够，运输才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一般认为，商品构成及其流转距离，是衡量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商品交换水平的两个重要尺度。商品构成如果包括更多的生产资料和rì常生活必需品在内，而且其地区间的流转距离加大，无疑标志着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和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其中，粮食的长途贩运格外关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汉代谚语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表明汉代人已经认识到粮食长途贩运的距离与其商业利润之间有一定的数量制约关系。

    李曜搞供销出身，当初他所在的那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货物运输也权cāo其手，他甚至还去进修过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名教授上课时就从古到今地分析过商品运输。那位教授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粮食长途贩运现象比前代增多，并以此作为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一种表现。可惜那节课毕竟是面向现代，那位教授也只是随口说了一下古代的情况，其所论未能注意区分粮食长途贩运的水运距离与陆运距离的不同，有欠深入。其实，沈约在《宋书》中曾经指出：“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可见南朝时粮食作为比较笨重的商品，要进行大量的交易已非易事，若要从陆路进行长途贩运，其难度更大。这是后来李曜在闲暇之时所了解到的。

    至于汉唐间大批粮食的长途运输，往往以水运为主。然而，粮食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要最终实现销售，陆路运输又不可或缺。因为河川毕竟有限，无法四通八达。即使是水运到商品集散地，还须靠陆运才能散泄到星罗棋布的城乡粮食市场。所以，中国古代两地间的粮食陆路贩运距离的远近，关系到对当时粮食流通范围乃至对当时商品经济水平的估计。李曜到唐代之后，没多久就开始负责转运事宜，因此对这其中的损耗颇为心惊，现代人习惯了现代化的运输手段，再回头看古代的粮食运输损耗，格外地震惊，他曾拟就唐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的距离试作量化研究，时或兼及水运距离，后来事务繁忙，便将这件事交给了陆运司和水运司，由他们去做计算，还真得出了结果。不过两司的计算是根据《九章算术》的算法算出来的，而那种表述方式李曜十分的不习惯，因此他私下仍然将其改换成了后世所学的模样，用英文字母来代替，然后将之核算了一次。

    其实制约唐代粮食陆路贩运距离的经济因素，可分为粮食销售价和粮食经营成本两方面。而粮食经营成本包括粮食收购价、运输费用、商税、途中货物寄存费用等各项。其中运输费用一项，唐人称为“脚直”。李曜查阅《史记·货殖列传》，发现汉代商业利润平均为成本的20％，而唐人也有商人追逐什二之利的说法。他自己的计算即取为一个参数。因此，商人长途贩运粮食时，其期望的销售价与经营成本的关系用公式可表示为：

    P＝C＋0.2C＝C＋tf＋sf＋0.2C

    在正常情况下，商人长途贩运粮食的经营成本要多少？

    首先，关于脚直。其中已包含照管所雇车马驴等的人手雇直、车损、马料、食宿等各种费用在内。《大唐六典·度支》对天下舟车水陆运输的脚直有明确规定：

    “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直。轻重贵贱，平易险涩而为之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黄河及缺水河并从幽州运至平州，上水十六文，下六文。余水上十五文，下五文。从澧、荆等州至扬州四文。其山孤险难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负处，两人分一驮。其用小舡处，并运向播、黔等州及涉海，各任本州量定”。

    而据李曜现在的了解，至少当前北运，实际是每斗300里50文，也就是每千米折约6.25斤，则北运斛斗费用高出《大唐六典》所定车载脚直两倍多。

    如果说朝廷方面，官方脚直依然按《大唐六典》规定执行。比如德宗时，从淮南转运诸州米至东渭桥，每斗船脚约用钱200文。若按斗米折6.25斤计算，从淮南至东渭桥的水路里程约2500余里，设若以《大唐六典》规定的水运脚直计算，其运费约为230余文。可见，《大唐六典》诸规定至少在德宗朝基本上仍在沿用，而且直到开成年间，仍是如此。开成四年四月七rì，圆仁由心净寺至县城，官家出面为其雇驴，20里路计驴功20文，即百斤百里百文。

    然而各地民间脚直与官价差别就很大了。开成四年四月七rì，心净寺寺主为圆仁雇驴三头，骑之发去，驴一头行里，功钱五十文，三头计百五十文。折算成百斤百里250文。高出官定脚价150文。不过据西去开拓商贸的一批军械监商队回来说，在敦煌，驴驼的脚直却比较低廉。这个李曜倒是理解，去年，平康乡百姓冯文达奉差入京，雇八岁黄父驼1头，雇价准绢5疋。敦煌距京师3650里，假定驼rì行70里，仅路途往返便需104天，若按rì绢3尺的官定雇直计算，雇价绢为312尺，折约8匹。高出实际雇价2至3匹。若实际雇驼价未含驼料价，以驼rì给斗菽为准，往返所需驼料为10.4石。敦煌绢1匹，断价22硕。从敦煌至京师的雇驼价是5.5至6.5匹绢，低于官定脚价。这种差别，李曜为图方便，当然不可能算得那么清楚，便偷懒以价格还算适中的官定脚直作为民间脚直的参数。

    其次，关于商税。大唐前期长期未开征全国xìng的商税。到天宝年间，始开征市肆之税，即《唐会要·太府寺》记载的“除陌钱每贯二十文。”征收的商品交易税为五十税一。唐后期，两税法规定的商税为三十税一。李曜对比后世的经济情况之后一直认为，这农税应该降低，而商税还要提高。

    再次，关于途中的货物寄存费用。长途贩运若超过一天的行程，商人必须宿店停货，就发生货物寄存费用，唐代称为邸直。但是有较大一部分是免费的，所以李曜在计算时暂未计入经营成本。

    最后，是粮食收购价。这个东西是涨跌幅度差距最大的。而李曜隐约记得后世全汉升的《唐代物价的变动》一文把唐代物价变动分为七个阶段，即唐初物价的上涨，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开元天宝间的物价下落，安史之乱物价的上涨，两税法实行后物价的下落和唐末的上涨。由于安史之乱，唐末两个时期受战乱影响，粮价之高过于异常，不符合一般价格变动规律，故他在计算时不予涉及，只选用比较正常的太宗高宗时期、开元天宝时期、两税法实行后这三个阶段的粮价，作为参数。按说他应该选唐末时期，但他算这个东西的目的是弄清损耗比，以及可能获得的利润比，像他现在所处的这种时代，时涨时落，以他的数学能力，是没法计算的，只能作罢。

    于是，他假设唐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的距离为X，水运距离为Y，即可利用两地粮价高低之差，考虑商人的一般经营成本和平均商业利润，从而估算出X与Y的数值。

    第一“题”，贞观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贞观十六年，米斗值5钱，尤贱处，计斗值3钱。因斗米约重6．25斤，百斗米重625斤。假定贩运百斗米，以法定脚直为准，则其车载脚直约为百斗每里6文，水路沿流约为3.75、3.13和2.5文；在两地粮价差仅为3文时，求陆路粮食贩运距离X的计算式为：

    5×100：2×100＋6X＋×2／10

    X≈36里；

    水路贩运最远距离Y可达：

    5×100＝2×100＋2．5Y＋×2／10，y≈87里。即在粮价相差3文的情况下，要保证有所赢利，粮食水陆贩运的最长距离均不过百里。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占40％，陆路运输费用约占43．2％，水路运输费用约占21．9％。

    第二“题”，高宗永淳元年，关中饥馑，米斗300。五月乙卯，关中先水灾，后旱煌，米斗400。若按上述方法计算，假定它州仍丰收，粮价为斗米5文，在两地粮价差为295文情况下，粮食陆路贩运距离X可达：

    300×100＝5×100＋6X＋×2／10；X≈3333里。

    即千里贩运可以实现。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史载“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采取的是就食政策，以人口流动取代粮食流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关中地狭，余粮不足以供应，而从外地运粮至京成本又太高，朝廷与百姓都不能承受。故《新唐书·食货一》后来写道：“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结，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

    第三“题”，开元六、七年，米斗3钱。开元九年，于阗粟斗别15文，折米斗26文。在粮价之差为23文时，能否实现粮食由关中或中原向西域的流通？计算结果是不能。因为在粮价差仅为23文时，粮食陆路贩运最远距离X为：

    26×100＝3×100＋6X＋×2／10；X≈310里。而于阗距安西都护府治所西州就有2000里之遥。

    第四“题”，开元十三年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20文。开元二十五年，米斗之价钱13，青齐问斗才3钱。取青齐米价斗3钱，两京米价斗20文计算，青齐与两京问能否实现千里贩运？齐州至东都1244里，青州距东都1607里。齐、青两州距长安更远。若陆运车载由齐州贩粮至东都，米百斗的经营成本是：

    C＝3×100＋6×1244＝7764文，即每斗约78文。高出东都粮价58文。也就是说，在青齐与两京问粮价差仅为17文时，商人非但无利可图，还会赔本，故两地间的粮食千里贩运不可能实现。

    第五“题”，天宝四载沙州和籴粮价，其中粟斗估27文、32文；敦煌“五谷时价”，其中粟一斗直钱叁拾肆文。按粟价斗40文，米斗70文的比例折算，沙州米价为47文、56文和60文。假定某地粮价为开元二十五年的米斗13文，取沙州最高粮价米斗60文计算，其粮食陆运车载的最远距离X为：

    60×100＝13×100＋6X＋60×100×1／50＋×2／10

    X≈600里。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占总成本的22％，运费约占总成本的60％。

    第六“题”，德宗时期，关辅之地，年谷屡登，谷价约斗40有余，米价约斗70以下；而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若陆运车载，斗米150文的价格，求百斗米的最远贩运距离X的计算式为：

    150×100＝70×100＋6X＋150×100×1／30＋×2／10

    X≈875里

    而扬州到长安的陆路距离最近的也有2753里之遥。若水运，从长安至扬州2500余里的百斗粮食经营成本为：

    C＝70×100＋＋150×100×1／30＝14321.6文

    可见，无论水运、陆运，在长安与扬州间粮价差为80文时，不能实现两地间粮食远距离流通。

    第七“题”，若两地间粮价差为150文时，能否实现陆路千里贩运？答案仍是否定的。元和元年，江淮大旱，宣州斗米价200。假定它处丰收，斗米50文，为卖出千米200文的高价，其陆运车载的最远距离X为：

    200×100＝50×100＋6X＋200×100×1／30＋×2／10

    X≈1851里；若水运其距离可达5000里，这是指在沿流而下时。在逻辑上销售价为斗米200文时，粮食陆运距离可超过千里，可实际上并不能实现。事实正如李翱所述，当宣州米价斗及200时，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并无陆运车载米到来。因为水运费用远比陆运费用低廉，获利更多。

    第八“题”，开成五年，登州蓬莱县粟米1斗30文；莱州城外西南置市，粟米1斗50文；北海县米1斗60文；青州粟米1斗80文；禹城县粟米1斗45文。登、莱、青、齐4州虽近处海边，限于唐代海运十分困难，危险万分，又远离运河，因此，4州间的交通只能依赖陆路。四地间陆路里程分别是：蓬莱县至莱州城235里，莱州城至北海县205里，北海县至青州125里，青州城至属城县330里，蓬莱县至青州540里。

    若当时从登州蓬莱县贩米100斗至235里外的莱州城出售，其陆运车载的经营成本：

    C＝30×100＋235×6＋50×100×1／30＝4577文，即米斗46文。若获纯利十分之二，所贩每斗米的销售价至少需要达到54文。而莱州米价是每斗50文。虽获利稍少，两地间的粮食贩运还是可以实现的。其中，粮食购买成本约占总成本的66％，运费约占31％。

    若当时从莱州城向200余里外的北海县贩粮100斗，其经营成本是：

    C＝50×100＋205×6＋60×100×1／30＝6430文，即米斗64文。若获纯利十分之二，其异地销售价至少应在每斗76.8文以上。而北海县米价每斗为60文，故在如此低廉的价格水平上，两地问实现粮食贩运的可能xìng很小。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在经营成本中比重约为78％，运费约为19％。

    若当时从北海县贩粮至125里外的青州出售，米斗所需经营成本为：

    C＝60×100＋125×6＋80×100×1／30＝7017文，即斗70文。以获利十分之二为准，青州米价至少应达每斗84文。青州实际米价为斗别80文。在获利稍少的情况下，两地间的粮食贩运可以实现。其中，购粮成本占经营本的86％，运费约占11％。

    若当时从蓬莱县贩米至540里外的青州，百斗所需经营成本C＝30×100＋540×6＋80×100×1／30＝6507文，即斗65文。其中，购粮成本约占经营总成本的46％，运费约为50％。若获取十分之二的纯利，在青州至少要以斗别78文的价格销售。而青州米价实际是斗80文，故两地间的粮食贩运完全有利可图。在此价格水平上，粮食贩运距离还可扩展：80×100＋6X＋80×100×1／30＋×2／10

    X≈581里。

    若当时从禹城县贩米至330里外的青州，百斗的经营成本C＝45×100＋330×6＋80×100×1／30＝6847文，即每斗68文。其中，购粮成本占经营成本的66％，运费约占29％。若取利十分之二，在青州至少要以每斗82文的价格出售。而青州实际粮价是每斗80文，获利虽少，两地间的粮食贩运可以进行。

    这些计算结果是惊人的——至少足以震惊李曜这个“后人”。

    有唐一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并未超越汉代“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水平。就他掌握的资料计算，正常年景、正常粮价水平时，粮食陆路贩运的最远距离一般不超过600里。在这个范围之内，粮价差每增加10文，陆运里程随之延长100里左右。特殊情况下，如某地因灾荒粮价较高，它处仍然丰收，则陆路贩运距离可能超出800里。然而，若考虑其他成本因素以及斗米的实际重量远在6．25斤之上，陆路长途贩运距离还要缩短。其实他所有计算，还未把粮食陆路贩运中的其它各项费用计在经营成本之内，如邸直、食宿费、给牙人的费用、过税等。若加上这些支出，经营成本势必还要增加，随之而来的是陆路贩运距离的缩短。

    通过这些计算，李曜知道唐代粮食贩运的经营成本直接决定粮食陆路贩运的距离。其中，若两地相距不到500里，购粮成本因其约占总成本的一半以上而起主要作用；超过500里，则因运输成本占总成本的一半，运输成本取代购粮成本的地位起主要制约作用。可见，若要使粮食陆路贩运距离延长，除提高买卖两地之间粮价差外，最重要的举措应当是改善陆运条件，降低运费，进而降低经营成本。这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地区往往难于实现，而李曜觉得非常有必要在这方面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弄。

    其实刚才他得出的结论还可作一反证。由于粮食的陆路调运受官私运输费用的制约有客观的距离限制，为了备荒救灾，所以朝廷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依赖市场调配功能，而是设法就近建立仓贮，就地赈贷。若仓贮不足，往往采取任灾民逐食他乡的办法。

    如贞观初年，因国无储积，加之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莫不自安。贞观三年，关中丰孰咸自归乡。总章三年，天下40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诏令任往诸州逐食。永淳元年，以年饥，关内诸府兵，令于邓、绥等州就谷。不仅百姓就食，高宗自己亦常率百官住东都就粮，玄宗也曾数幸东都，以就贮积。而且就食地区广阔，朝廷甚至允许河南、河北百姓往淮南、江南逐食。安史之乱后，因关中米贵，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知合斗储，皆求地蜀人。这都是人流动代替物流协的作法。

    即使物流动，其流动范围亦很有限。如贞观七年，山东、河南13州大水，朝廷遣使赈恤。高宗永徽二年诏，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赈贷。开元二十一年，京师饥，诏出太仓米200万石赈给。到了后期，朝廷在京师屡出太仓米贱粜，在河南府出含嘉仓米出粜，在其它地区如郑、滑、定、越等州则中以当处义仓斛斗赈给。总之，在唐代，即使是凶荒年景各价极高，由于陆路运输成本太高，粮食流通范围亦未见扩大，朝廷仓粮流通也仅限于各州郡、城镇范围内。灾歉之际，长途流动的多是人而非物。换言之，超越千里的粮食长途贩运只在顺流而下的水路和朝廷不计成本的水陆结合的漕运才可实现。

    既然运送不能实现，那么粮食生意就只能就地来做，而军队一旦出征，所耗费的粮食更是惊人。这就是为何有了李曜掌握的河东军械监之后，李克用遇到一次大旱，就立刻变得缺粮的原因了。李曜再怎么了得，除非完全不计成本四处调度，才能勉为其难不使粮食匮乏，否则的话，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旱情爆发之处粮价飞涨。

    而且李克用这些年打仗就没停过，那个消耗又岂是玩笑？

    想到这里，李曜捏了捏眉心，道：“除了这些之外，陆运司驰道的规划某也已然批准了，河中七州之间的官道都要重新整修，修成驰道，要求是暴雨不断路。待驰道修成，河中诸州之间的粮食调拨便要轻松许多，至于河东方面，待河中修完，看看成效，再决定是否照此办理。”

    张全义苦笑道：“就怕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节帅。”

    李曜微微一笑，道：“二位还是要多去农业司，最近有几项研究，某十分重视，不知二位可曾知晓？”

    二张对视一眼，同时摇头。李曜道：“一个是养猪，一个是蓄肥。”

    “蓄肥？”二张同时反问了一声，看他们的模样，显然没有听懂。

    李曜笑道：“某之所谓肥，肥料是也。”

    张全义苦笑问：“那，又何为肥料？”

    李曜干咳一声：“便是粪。”

    张全义愕然，张居翰也奇道：“节帅为之易名？”

    李曜摸摸鼻子：“所谓肥料，乃指使地肥沃之料，只是换个说法罢了。”

    张全义想了想，问道：“节帅的意思是，储存粪……那个肥料？”

    “不光储存。”李曜道：“施肥是一门很严肃的学问……”

    张全义老大不小了，听了这一句，却忍不住“噗”地笑了一下。李曜偏偏不笑，一本正经道：“农业司已经试验出了几种新的制肥办法，以及种什么东西需要什么肥料……这难道不是学问么？张公勿笑，某以为此中学问，不比吟诗作赋来得小。诗吟得再好，养不活人，肥料施得好了，却说不定便能多养活不少人。”

    张全义听得肃然一惊，拱手一礼：“节帅教训得极是。”

    李曜见他明白过来，这才道：“此番农业司弄了这么一些……”当下把他根据中国古代肥料使用发展，引导农业司搞的新型肥料如数家珍的说了出来，让二张知晓。

    诚如方才他们对话所言，中国古代文献中称肥料为粪，如土粪、皮毛粪等。甚至以植物作肥料也称粪，野生绿肥称草粪，栽培绿肥称苗粪。施肥则称为粪田。在漫长的岁月中，肥料的应用和施肥技术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诗经·周颂》中有“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的诗句，说明西周时已认识到杂草腐烂后的肥田作用。《礼记·月令》说利用夏季高温和降雨沤腐杂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上疆”，《孟子》说“百亩之田，百亩之粪”，《荀子》说“多粪肥田”等，秦、汉以前肥料已受重视。

    到了汉代，农家肥源迅速扩大。据《□胜之书》记载，当时溷肥（厕所人粪尿）、厩肥、蚕矢及其他排泄物、碎骨等肥料种类大大增加。在施肥方法方面，基肥、种肥和追肥的施用已分别进行。基肥有的是大田漫撒，有的是在区田中集中施用。播种时采取带肥下种的溲种法；还用蚕矢和人粪尿腐熟作追肥施于麻田等。对于各种施肥方法的作用当时文献中也有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突出成就是从过去简单地利用野生绿肥发展到栽培绿肥。西晋《广志》称“苕草，sè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这是人工栽培绿肥的最早记载。北魏《齐民要术》进一步肯定了绿肥的增产效果和它在轮作中的地位。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其美与蚕矢、熟粪同”。当时绿肥的栽培利用遍及南北各地，从大田种谷到种瓜、葵和葱等都用绿肥作基肥，并知桑田间作绿肥作物如绿豆、小豆和芜青之类，可改良土壤和使桑树生长良好。

    施肥技术的进步，反映在蔬菜生产上，是《齐民要术》总结的“粪大水勤”；在果树生产上也已知桃树增施熟粪，可提高桃子品质。还首次出现了利用牛粪制造堆肥的“踏粪法”的记载。

    而李曜自然是将唐朝以后的肥料制造和使用办法提前拿出来。首先是宋、元时期的技术。这一时期的重大进步是对合理施肥重要xìng的认识。他向农业司提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jīng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还阐述了“用粪得理”和用粪如用药的道理。等农业司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之后，李曜又用“粪壤”概括了施肥改土的作用，说：“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

    随着李曜的干涉，农业司制造的肥料种类也显著增加，新出现的肥料有河泥、麻枯（即芝麻饼）以及无机肥料石灰、石膏、食盐和硫磺等。为了做到合理施用，李曜凭着一点记忆提出：低田水冷，施用石灰，可使土变暖，有益发苗；作肥料，秧田施用麻枯和火粪最佳，但不可用大粪，尤忌生粪浇灌；种苎麻，用驴马生粪可生热御寒；种百合和韭用马粪尤为适宜；种山药，忌人粪尿，宜牛粪、麻枯等。多次追肥的方法也略微提及，让他们去试验。

    而在肥料积制和加工方面，农业司在李曜的指导下创造河泥积制、饼肥发酵、烧土粪和沤肥等新的方法。为了保存肥效，还创建了设在农舍附近的粪屋和设在田头的砖窖等积肥、保肥设施。

    李曜记得明、清时期肥源还进一步扩大过。肥料种类由宋、元时代的大约60多种发展到100多种，《知本提纲》将它们归纳为：人粪、畜粪、草粪、火粪、泥粪、蛤灰粪、苗粪、油粕粪、黑豆粪、皮毛粪等十类。当时在冷水田插秧时常用骨灰蘸秧根，认为骨肥有发苗作用。饼肥在宋、元时主要为麻饼和豆饼，明、清时期已有菜子饼、大眼桐饼、乌桕饼、芝麻饼、棉子饼、楂饼、莱菔子、猪干豆饼等。绿肥种类增加尤多，常见的有苕饶（黄花草）、大麦、蚕豆、绿豆、胡麻、油菜、萝卜等。无机肥也增加了黑矾等种类。杂肥如蚕沙、鱼腥水、米泔、稻糠、酒罐头泥等则在大田作物和果树、蔬菜、花卉、竹木以及药用植物等的栽培上都有施用。

    肥料积制方法也有新的创造有几种：譬如蒸粪法，相当于现在的堆肥；又如酿粪法，是对宋代沤肥法的改进，相当于现在的沤肥；再如粪丹，是一种综合xìng肥料，成分包括豆饼、鸟兽内脏以及砒霜等。

    但是这些东西，一时还急不来，而且李曜也不打算全部靠自己指导他们去“创造发明”，毕竟他脑子里带来的东西也是有限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给他们一个思路，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才是正理。

    这些事情一说，张全义喜不自胜，搓着手直笑，果然如老农一般。张居翰则叹道：“节帅深谋远虑，奴婢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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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温拿下邢洺磁三州的消息传入表里山河，晋王于太原也惊得仿佛兜头被人倾下一桶冰水。正手脚发冷，却不料李嗣昭、李嗣源从幽州突围，带着高思继、高冕兄弟，外加四千骑兵回到太原。李克用大喜之下，遂命李嗣昭率一万大军直赴青山，会合周德威收复邢洺。

    李嗣昭到达青山，周德威备酒迎接。李嗣昭独守孤城四月，愣是硬扛住了刘仁恭的十万大军，此来收复邢洺，先与葛从周的一支偏师交手一场，初战告捷。李嗣昭得胜一场，觉得汴军也不过尔尔，未免生起三分骄矜之心，对周德威笑道：“镇远公威震河北，都校之后，无人能敌，怎么会输给了葛从周那厮？”

    周德威听出他讥笑，不悦道：“未料王彦章复出，此人勇悍，河东之内，非李都校莫可敌。”

    李嗣昭哈哈大笑：“何止都校，正阳麾下朱八戒便曾胜过此人，何足挂齿？待我明rì擒得他来。”

    “大王命我二人收复邢洺，责任重大，某意不可鲁莽行事。”

    “葛从周夺我城池，立足未稳，正该我等用兵神速，尽早夺回才是，此时按兵不动，大王命我来游山玩水的不成？某明rì便要攻取邢州，若然不下，罪责自担。”李嗣昭怫然不悦。

    “葛从周新胜，兵锋正锐，取邢州事，某依然认为，须得从长计议。”周德威老成持重，死不松口。李嗣昭心中十分不悦，但此番李克用未曾说明谁主谁辅，李嗣昭也没办法强迫。次rì一早，也不与周德威招呼一声，自率一万步骑攻打邢州去了。

    周德威得信后无奈摇头，知道他此去多半会有闪失，忙将步骑跟上。

    朱温既已取得邢洺，本当一鼓作气，攻打常山王镕。然而杨行密与太原有约，岂会坐视其夺取河北。刚好襄州忠义节度使赵匡凝联合蔡州刺史崔洪联名送来书信，表达脱汴附淮的意思。杨行密乘势就令朱瑾率三万大军攻打徐州。朱温闻信，面露忧sè。

    葛从周道：“大王但领三万大军回防，留两万军给末将，定可固守邢洺，择机再取常山。”朱温居然也不问葛从周何以敢于这般肯定，便自统大军回转了去。

    李嗣昭来到邢州城下，便高呼请王彦章出战。众将问葛从周当如何应敌？葛从周笑道：“无妨，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此人困守孤城四月，竟能突围而出，也是个对手。不过，某却自有法子破他。”遂唤过张归霸，嘱咐一番。张归霸领命而去，葛从周便将大军出城，列阵相迎。

    李嗣昭见了葛从周，大笑：“葛司空，若论军前交手，你实不是我李嗣昭的敌手，快叫王彦章出战！”

    “好大口气！你不就是太谷韩进通么？改姓背祖的家奴，如此恬不知耻，在此大呼小叫作甚？王彦章已随大王回汴州了！你今rì若能过某这一关，就算你命大！”

    李嗣昭被他气得牙根直痒痒，怒目圆瞋道：“狗奴，竟敢欺我！”一挺点钢枪，拔马来取葛从周。

    葛从周知道只凭武艺绝非李嗣昭敌手，见状立刻闪入阵中，令旗一挥，刀楯手、弓弩手迅速移行向前，只见箭矢如簧。

    李嗣昭舞抢拨箭，边拨边骂：“贼厮鸟，口齿忒好，却作缩头乌龟？不是要与我斗阵么？”骂了一阵见不能进步，只好退回本军，也摆开阵势。

    然而与葛从周斗阵，李嗣昭这支兵却不行。葛从周的兵是他亲手训练而来，李嗣昭手底下这支兵却是李克用临时给他的，对他来说根本就是杂兵。一阵箭雨过后，两军肉搏。葛从周令旗挥舞不止，汴军左冲右突，阵型不乱。而李嗣昭步军却已被冲的七零八落，溃乱而奔。李嗣昭见状大怒，斩杀多员溃兵，也不能制止。所幸周德威赶至，冲杀的一阵，军心方稳。葛从周见状，令鸣金收兵。

    周德威、李嗣昭也收军退回。未行几里，忽见两侧大军拥出，断了归路。正是张归霸，他奉葛从周命令迂回绕道后方。葛从周也率大军从后掩杀至，两厢夹攻，晋军一时大败。周德威、李嗣昭仗着勇悍，杀出一条血路，却仅剩下不足五千骑退入青山。

    这才入山口，却又见前方灰尘漫天，肯定是有大军迎面赶来。李嗣昭大吃一惊，两眼发愣，喃喃道：“幽州雄城埋不得我李嗣昭，不意今rì却要命丧青山了！”

    周德威毕竟战场经验老于嗣昭，定睛一看来军，大笑道：“益光莫被山东葛吓破胆了，看那来军，皂旗黑甲，分明是我们河东的援军。”

    周嗣昭见周德威反唇相讥，心中是老大不快活，只是自己夸口在前，落败在后，一时说不起话，只好装没听见。

    顿了一顿，李嗣昭再望来军，说道：“必是大王派十弟来援！有邈吉烈在，定能助我破敌！”乃策马迎上，果然是李嗣源。其奉晋王教令，率领五百骑前来接应。

    李嗣源听说李嗣昭、周德威战败，葛从周追兵将至，皱眉对李嗣昭道：“大王知你二人相会，恐不相统帅，故而派某来，嘱咐九兄一句，临战之前，须听周老将军，也是怪我来得迟了！”

    李嗣昭这才面有愧sè，可是仍然不服周德威，说道：“眼下事已至此，不若邈吉烈你来拿个主意！”周德威也请李嗣源出个主意。

    李嗣源摇头道：“某可不是正阳，某没有主意，只知道力战而已。现在步军已经溃散，只剩下我三部五六千骑，如果也溃逃，则势不可支了。我试着出击，看看如何……不捷而死，总比被追着打强。”

    李嗣昭道：“甚好！某从十弟之副。”说完，回望周德威一眼。周德威毕竟也是败军，气势也较李嗣源也短了一截，既然李嗣昭也愿意听李嗣源指挥，他遂也表态听从李嗣源指挥。

    正在此时，斥候报葛从周已率jīng骑追至山口，李嗣源拍马奔上一高丘，解鞍下马，就制高点挥动皂旗，左右胡乱指画，假作布阵的态势，却是没有章法。葛从周看不清高丘上是何人，更看不懂旗意，就猜不透晋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又听到李嗣源开始高呼：“我乃晋王帐下李嗣源，奉大王之命，只来取了葛从周xìng命，余者不论。”

    葛从周惊闻李嗣源到来，不知他带来的援兵有多少，怎敢贸然进攻？便下令就地休整，静观其意。

    李嗣源见葛从周已被震慑住，乃从高丘上走下，纵马杀过来闯阵。李嗣昭、周德威继后。

    葛从周见李嗣源杀来，列阵相迎，以乱箭扫shè。李嗣源身披军械监特制冷锻jīng甲，身中数箭，毫无惧sè，长枪在手，直取葛从周。牙兵营层层拦于马前，李嗣源一枪一个，挑落数人。却因用力过猛，在挑起一卒时，竟将长枪折断，于是丢弃，取出马槊，这物太长，一般不用于近战，而李嗣源此时专注于“抡”字决，专打汴军脑门。触到即碎，脑浆迸裂。

    葛从周惊骇异常，心思：果然是神将。急令收军，对李嗣源大呼道：“能在我葛从周中军横冲直撞者，你还是第一个！今rì暂且放你归去，告诉李克用，邢洺三州已为我所有，不复还了！还是修好太原城池，他rì，我定来攻取！”李嗣源闻状，收军与李嗣昭、周德威返回太原。此战后，因为葛从周刚才那句话，“李横冲”的大名也如山东葛一样名扬天下。

    李嗣源三将回到太原，晋王亲自出城相迎。见李嗣源衣甲上全是血迹，为他解衣探视伤处，并亲手敷药。敷好药又赐卮酒，抚摸其背道：“我儿真是神人。若不是我儿，几乎为葛从周耻笑了。”

    周德威见晋王夸赞李嗣源，上前请罪：“末将驻守钜鹿，本以进取魏博为己任，却不料魏博未得，返丢了邢洺三州，折损了数千士卒及两员大将，这都是德威之罪，请大王惩处！”

    晋王将他搀起，安抚道：“德威无罪！皆因朱温兵力强盛，而孤轻敌了，未能及时救援！”

    李嗣昭却不请罪，反而请兵道：“请大王再给孩儿二万人马，不收复邢洺，孩儿愿提头来见！”

    晋王一声长叹，回答嗣昭：“如今太原是多事之秋啊！邢洺既失，暂且不论收复，我恐昭义也不能保了！铁山时rì不多，他临行前求为父奏表李罕之继任。孤知那李罕之乃是鱼鹰一只，饱则飞去，若令他掌管昭义，看我与朱贼争战处于下风，必定改投。因而，为父yù令你再统领一万人马南下，铁山若去，你即刻移军上党，收符节而镇守。”李嗣昭领命。

    监军张承业说道：“晋王既担心李罕之反，何不此刻就以二太保为昭义留后，将铁山接回太原养病。”

    “自孤随父讨庞勋时，铁山即已跟随，已是孤身边多年的老人。他前rì也曾牒书请孤授留后代己。然而我沙陀族以终老任上为荣，孤不忍令铁山带着遗憾而去。”

    张承业赞赏道：“晋王善待部下，必死命追随，开封yù吞并太行东西，实在是痴心妄想！”

    李嗣昭即去，几rì无话，自收军屯晋州。晋王心中稍安，然而安心不久，潞州哀讯传来：薛志勤病卒。晋王于是在太原也搭设灵堂，引众将佐及家人祭奠，痛哭良久；着令李嗣昭即刻入潞，接管昭义。本以为万无差池，却不料次rì收到了李罕之牒书，打开一看，直气的一口鲜血吐出。原来，李罕之牒书说：

    卑职闻铁山死，军府无主，恐不法者为变，故先自专命，先入上党镇抚，取王裁旨。

    原来，李罕之闻李嗣昭屯军晋州，便知道晋王的意思是要嗣昭接管昭义，不免对晋王的怨愤也就到了极点。因此，他早就派人入上党，俟侯薛志勤的死讯。薛志勤傍晚咽气，他已引兵由泽州连夜出发，因而较嗣昭先入潞州。

    昭义将马溉得知李罕之突然领兵近城，知道他是反了，急忙领兵抗拒，然而仓促应战，不是李罕之敌手。李罕之擒得马溉，降服潞卒，遂入上党城，占领昭义军府。

    李嗣昭是次rì午后才领兵至城下，得知李罕之已先入，就于城下唤他答话。

    李罕之道：“嗣昭将军为何带着兵马前来？潞帅新死，罕之身为泽州刺史，代守军府，职责所在。你领兵到来，是yù谋反不成？”

    李嗣昭大怒道：“大王有教令在此，新授我为昭义留后。你久食太原俸禄，深受大王厚恩，胆敢不从教令，一朝再作反贼啊？某劝你快开城门，自回泽州去，我定当在大王面前保释你无罪，于泽州终老。”

    李罕之大笑道：“罕之为太原立下汗马功劳，晋王却如何吝惜一镇给我？罕之也老了！恐不久即追随铁山而去，此生但能拥一镇节旄，光耀门楣，死也无憾了！嗣昭将军但可回复晋王，待罕之死后，昭义听他除任新帅，请不要再苦苦相逼！”

    嗣昭怒骂道：“李摩云，大王早就知道你有不臣之心，但念你也曾有功，故而不忍杀你，留至今rì。你今rì所为，上愧于天，中罪大王，下害子孙！若再不开城，我则强攻，必灭你九族！”

    李罕之不答，李嗣昭上前攻城。城上箭雨shè下，嗣昭不能进。然而自邢州败后，嗣昭也不再鲁莽，自思：“此番失了潞城，如何向大王交代？此时泽州必然空虚，不若先取下。”乃诳罕之道：“李摩云，上党你先占着，我自回太原，禀明大王，再作区处。”说完，引军离去，却径奔泽州，果然无兵驻守，顺利入州署，尽收李罕之家属百人。遂牒书一封，送往太原，请晋王处置。

    李罕之得知泽州被嗣昭占据，也恼羞成怒，竟乘沁州刺史傅瑶不备，袭下沁州，掳得傅瑶。乃派部将张源德将傅瑶并马溉同送开封，向朱温请降。朱温白捡了便宜，那会拒绝？便斩傅、马二人，留张源德不遣，为李罕之奏表昭义节度使。后来张源德便任职大梁，直做到贝州刺史，后面再叙。

    朱温取得邢洺，收降昭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幽州。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出兵占据义昌节度，自得义昌后，将沧州盐利据为己有，遂得富裕，不顾朝廷法令，大肆扩充兵马，竟达到十五万，一时超强。他比朱温野心更甚，哪能容朱温如此得势，定要与他争夺河北，于是脱去盟友的伪装，与朱温撕破脸皮，出兵魏博。魏博镇有魏、博、贝、相、澶、卫六州；贝州有清河粮仓，屯粮巨厚。刘仁恭令大将单可及为，先攻贝州，用一个白天攻下。屠城，杀了一万余户，投尸清水，惨绝人寰，然后进攻魏州。当时罗弘信已死，牙兵集团认为罗弘信在任处事稳重，安民有功，又没有什么大过，就同意扶立其子罗绍威继任，罗绍威因此向朱温求救。

    朱温自钜鹿回军后，便令氏叔琮、康怀贞率本部军马讨伐襄州；张存敬讨伐蔡州；徐怀玉、张归厚、刘知俊部救援徐州。得罗绍威求救时，氏、康已连下邓、唐、随三州，赵匡凝不想开封新兵威力如此之大，惧骇之余，只得再向朱温请归附，山南东道复定；蔡州崔洪也怕了，也请重新归附，却被部将所劫，投奔了广陵。朱温遂令假子朱友恭入主蔡州，淮西也定；氏叔琮、康怀贞、张存敬三将皆归；李思安自离开牙军，全忠也拨给他一部军五千人马。恐徐怀玉等不敌淮南，朱温正率领着四部大军两万亲赴徐州。方至故乡辉州，得罗绍威求救，兀自犯愁。

    当时李振在侧，说道：“杨行密乃是劲敌，唯有令葛从周统领四部军救援魏博。”却被全忠否定：“不可，通美大军一旦离境，邢洺必为太原复取。”

    李振又说：“那就令葛从周先分一营jīng兵入魏州，帮助罗绍威固守。待破淮南后，大王亲率大军去救援。”

    “此计可行！”朱温遂发贴书驰告邢州。

    葛从周接到贴书，召集众将佐问：“谁愿领兵入魏？”闪出jīng骑营兵马使贺德伦，请命道：“末将愿往！”

    这贺德伦祖先是陇右胡人，随父亲隶滑州军籍，得以从事全忠，初为牙校，勇而有谋，乃入大军。葛从周见贺德伦请命，高兴道：“德伦曾是大王牙校，勇而有谋，定能胜任。然而刘仁恭有十万大军，而我却要防河东来袭，不能给你太多兵马！”

    “本营五百骑足够了！”

    “德伦好大志气！”葛从周大加赞赏，“五百骑未免太少，给你八百骑，魏州有失，唯你是问！”

    “德伦若保不得魏州，即赴清水而死，不复回禀！”贺德伦说完领兵而去。

    葛从周自贺德伦去后，惟恐刘仁恭势众，而自己又不能抽身，思得一计，移书镇州王镕：

    刘仁恭志吞河朔，彼若取魏博，必移师常山。燕贼屠杀贝州万民，残暴不仁，常山若见攻，四州不复烟火。东平王吊民伐罪，以全军来拒，常山王为常山四州万民着想，也当派兵往助，必破燕贼。

    王镕接书，与众将佐商议道：“燕、汴两强相争，无论谁胜，必侵常山，我意固守城池，任他二人相争，如何？”

    牙将符习道：“不可，刘仁恭，禽兽，残暴不仁。今其势众，若胜，河北生灵涂炭了！唯有与汴梁修好，求他发兵相助，破刘仁恭为先。至于朱温胜后必觊觎常山，则观河东晋王之举动。其晋王肯若发兵相助，则我等力拒，其若不救，我等则改旗附大梁，如此一来，庶几可保常山无忧！”

    王镕深感有理，于是回书葛从周，派大军渡过滏水待命。

    朱温继续往徐州赶，还没有到达。牛存节与刘知俊、张归厚及时任武宁节度使王敬荛（文官）商议道：“我等奉命来拒淮贼，至今无功。却惊得大王亲自赶来，这是我辈的耻辱！如今刘仁恭又大举侵犯魏博，大梁兵力不够。何不先用疲兵计，可令大王能全力抵御燕贼！”

    三人都说：“有理！”当晚三更时分，牛存节先率一部军至淮南军营外，纵火擂鼓，大噪喊杀！

    淮南主将台蒙急忙唤醒士卒，披挂上阵，杀出营外。牛存节却已退去。台蒙只好退回，继续睡觉。可是只睡的一个时辰，牛存节又来了，擂鼓大噪。台蒙再次披挂出营，却又已退去。如此一夜四五次，淮南军皆不得休息。

    次夜，乃换成张归厚，也是如此，每夜轮换。如此折腾的四五夜，淮南军尽显疲态。又探知朱温援兵已近，台蒙被迫退军。朱温听说淮南台蒙已退，传令刘知俊驻守徐州不动，余部随己回汴。派李思安、张存敬先行救援魏博，自统余部继后，驻扎在滑州，以观静止。

    这时刘仁恭已攻魏州数rì，赖贺德伦助守，城池难下。惊闻王镕大军渡过滏水，李思安率救兵已至内黄，便对刘守文道：“我儿之勇，十倍于李思安。现在分给你五万军，先破鼠辈，再擒罗雏（指罗绍威）。”

    刘守文大惊。他尚不知还有个王彦章，心思李思安久号河南第一勇夫，我怎能擒来？便说道：“若得单姑父相助，更有胜算！”刘仁恭yīn沉脸sè道：“怎生了你这懦夫，将来必无大用。”不过毕竟是自己儿子开了口，刘仁恭心中虽然不喜，仍令单可及助他同往。

    就在这一天，身在蒲州的李曜收到急报，此报乃从华州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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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唐代屯田和营田的相似之处主要有四点，其经营者、设置目的、设置地点和经营方式都很类似。

    从经营人员来讲，其经营者都是既有军士，又有百姓。唐代屯田的经营者多为军士，高宗显庆年间，刘仁轨率兵镇守百济城，“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宣宗大中年间，毕诚为河西供军安抚等使，“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

    也有百姓屯田的现象。如高祖时，河间王“孝恭治荆，为置屯田，立铜冶，百姓利之。”德宗时，也发布过百姓屯田诏令：“天下应荒闲田，有肥沃堪置屯田处，委当管官审检行情愿者，使之营田，如部署jīng当，收获数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当然此处诏文中的“营田”是经营田地之意，而非指田制。

    唐代营田的经营者最初为军士。如高宗仪凤中，“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yù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文宗太和七年四月，“以宣武军先置营田，别加田卒，至是敕罢。”讲的都是以军士营田。

    同样，唐代营田的经营者也有百姓。如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可见，宪宗末年，曾一度改天下营田为百姓经营。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诏曰：“诸道除边军营田处，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田，自为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穆宗下诏军粮不应从百姓营田中取得，这说明元和年间依然有百姓经营营田的现象。

    而从设置目的来看，军士屯田、营田与百姓营田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供应军需，而百姓屯田则主要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

    军士屯田始于汉代，目的是为了解决边疆军粮的供应问题。唐代屯田也一样，军士屯田也是为了供应军需。如武德年间，窦静为并州大总管府长史，“时突厥数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静表请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运。”武周时期，娄师德奉令检校丰州都督，“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让和耀之费。”不过军士屯田虽以供应军需为主，但若有余粮则要上交国库。如开元年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人太原仓，备关中凶年。”

    军士营田也以供应军需为目的。如德宗贞元年间，杜亚“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贞元十年，郑滑营田使李复，“置营田数百顷，以资军食”。敬宗宝历元年，沧景节度使杨元卿上言，本道“营田收廪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

    百姓营田同样也以供应军需为主要目的。如文宗太和年间，义昌军节度使段侑，在其治州内，“与下共劳苦，以仁惠为治。岁中，流户襁属而还，遂为营田，丐耕牛三万，诏度支赐帛四万匹佐其市。初，州兵三万，仰稟度支，侑始至一岁，自以赋赡其半，二岁则周用，乃奏罢度支所赐。”

    而百姓屯田则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如开元五年，营州“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拨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这里，“营州仓廪”即营州官仓也。唐代宗敕令“天下郡国，散置诸屯，转漕入关，以资均济。”郡国诸屯的粮食漕运人关中，目的也是将其作为国库收入来调剂也。

    从设置地点来讲，屯田与营田一般都选择在边地或内地空闲之处。

    屯田除大部分设在边地，如前文所言及的东北、北部、西北等地外，内地空闲之处也有小规模的屯田设置。如中宗时，王睃为桂州都督，罢桂州屯兵，“开屯田数千顷，百姓赖之”。代宗大历末，李承为淮南、淮西黜陟使，在“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cháo，屯田靖卤，岁收十倍。”除桂州、楚州外，关中也置有屯田，如《唐大诏令集》载：“自顷关中，□乏牛力，封圻千里，半是丘荒，置屯田已来，皆变良沃。”无论是边地，还是内地屯田，一般都“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

    营田的设置也是既有边地，又有内地，而且也都取无主之旷地。如穆宗时，灵武、邠宁多旷土，王起“奏立营田。”灵武、邻宁即西北边地。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李曜河中节度使府所下辖的屯田和营田，便是这些。

    从经营方式看，屯田与营田的经营都是既有雇佣经营，又有地租经营。

    军士屯田与营田由于经营者都是军士，且经营目的以供应军需为主，所以军士屯田、营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给自足的xìng质。如唐律军防令规定：“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陆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此非正役，不责全功。”军士屯田、营田以充军士之食，不责全功，也就说明军士耕垦主要是自给自足。然而，除供军需外，有时也要将多余部分上交朝廷。百姓屯田、营田无非最终也都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这就使得二者在经营方式上可能产生一致xìng。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果屯田百姓使用朝廷提供的耕牛耕种，朝廷则给佣金每人每年“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而如果是“私出资费，数又倍之。”这里，屯田百姓与朝廷之间显然是一种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下，屯田者的收入可以不受旱涝灾害的影响，显然有利于百姓的一面；这样，朝廷的利益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后来难免有人感叹，实行民屯以来，资费数倍，人不敷出，“无益军储，与天宝以前屯田事殊。”其实，百姓屯田采用雇佣经营的方式自汉代已经开始，汉代的屯田客其为佣工，月给值1千。所以，唐代屯田采用雇佣方式应是对汉代的继承。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地租经营的方式。如德宗贞元元年十一月诏：天下屯田，“以诸sè人及百姓情愿者，使之营佃，收获数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可见，屯田地不仅可以租佃给百姓，而且收租多的刺史还可得到褒升。至于租额的多少，史载开成年间，“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即租额与土地的肥瘠及收成情况相关，一般分成三等，比照民田的中等收获量纳租。由于屯田土地的肥瘠程度显然不如民田，所以，屯田地租额参照民田，租额相对是高了点；不过这是与屯田属于朝廷所有，朝廷要负责屯田地的水利建设、提供屯田者耕牛、耕具、种子等劳动资料有关。

    唐代的营田经营也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百姓营田，“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这是自有唐以来朝廷雇佣百姓营田的情况。

    这两组文书，从其内容看，营田使派发营田百姓谷物时是以家庭为单位，按照xìng别、年龄给予营田户分发各种谷物。这说明营田者与朝廷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

    唐代后期朝廷经常募兵营田，所募食粮健儿亦即官健。唐代的官健营田也具有一定的雇佣xìng质，如宣宗大中三年八月之《收复河湟德音》诏文载：

    奏凤翔、邡宁、灵武、泾原四道长吏，能各于镇守处，遣官健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种子，每年量得斛斗多少，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三州七关，镇守官健，每人给衣粮两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给，一分度支加给，仍二年一替换。

    给予官健每人衣粮两份，说明官健的劳动也具有一定的雇佣xìng。由于雇佣关系的发展，到了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

    唐代的营田也采用过地租经营的形式。如“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唐后期经营营田的高赀户直属户部，向户部纳租，说明营田也采用了地租经营的方式。

    屯田与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情况。如前所述，屯田、营田的经营者、经营方式都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其土地xìng质也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唐代，随着土地私有经济的充分发展，屯田、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

    玄宗年间，即有赐屯田予百姓的现象。如开元八年，令屯田中有百姓挂籍之地，在百姓还回后，割还其土地；并令将屯田地中的熟田，给予“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辨功力，能营种者”耕种。开元二十五年，又令陈、许、豫、寿等四州的屯田，“并定其地量，给逃还及贫下百姓”。开元二十六年，又令“京兆府界内，应新开稻田，并宜散给贫丁、及逃还百姓，以为永业。”代宗大历年间，又令华州地区的屯田，“并宜给与贫下百姓。”唐代中后期，将部分屯田还授给百姓，主要是因为在雇佣经营下朝廷所得不如在私田下朝廷的收益。

    唐代后期，营田也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如宣宗年间，西北三州七关附近的营田户可以耕垦五年不加赋，五年以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

    唐代后期屯田、营田向民田转化，一方面反映了唐后期土地兼并、私有化的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控制力也相对减弱。

    至于屯田与营田虽属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但历来易被人们所混淆，除了上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是文献中记载屯田、营田的用语有时比较模糊。

    屯田与其它形式的田地一样都需要经营，所以文献中常常会有“营屯田”之语出现。如《北史》载：李贤在河州“大营屯田，以省运漕。”《隋书》载：北齐河清年间，令“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新唐书》载：贞观年间，刘仁轨“遂营屯田，以经略高丽。”此外，在记述屯田、营田两种事物时，文献中常常运用“屯营田”之简语来表达。如《续通典》载：北宋“景德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宋史》载：徽宗大观二年十二月诏，“留屯营田，以实塞下，国家设官置吏，专总其事。”“营屯田”与“屯营田”之语多次在史籍中出现，很容易让人认为屯田、营田为一回事。

    前文已言，屯田以屯为单位组织生产，屯是屯田的最小单位；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营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邓艾屯田，自钟离以南置营”。营田的组织单位为营。如德宗时，“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屯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992”。这样，非常规地营田以屯、屯田以营计算，也很容易造成二者概念上的模糊。

    二是营田使职责的双面xìng。前文已言，营田使是组织管理营田的官员。但是，在唐代，营田使不独掌管营田，有时还兼管屯田。如唐前期，“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又代宗大历中，“元载为诸道营田使，又署为郎官，令于东都、汝州开置屯田。”敬宗宝历元年，“杨元卿为沧景节度使，诏以所置屯田有裨国用，命兼充当道营田使。”可见在唐代，地方上的营田使也有兼管屯田事务的职能。

    到了宋代，营田使依然兼管有屯田事务。如《宋史·陈规传》载：陈规上营、屯田事宜，“凡屯田事，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条列以闻，诏嘉奖之，仍下其法于诸镇。”

    唐代，营田使不仅掌管营田事务，还兼管屯田事务；宋代，营田使兼管屯田事务，府县官又兼管营田事务。这种职能上的交叉管理，也很容易让人将营田与屯田混为一体。

    再有一个原因则是宋以后对屯田与营田已不甚区分。宋代，营田时常转化为屯田，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南宋高宗绍兴六年，“都督行府奏改江淮营田为屯田”，营田转化为屯田，致使宋人对二者不再甚加区分了。

    宋人对二者不甚加区分，从宋人的言论里也可看出。如宋神宗熙宁七年，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屯田、营田在前代本不同，但由于后来营田的经营者不独于民，屯田也不独于兵，所以在北宋人看来，屯田、营田已无大异。而到南宋时，人们已认为“屯田营田分为二事，未合古制”，即对二者已经不再加以区分了。

    虽然南宋以后人们对屯田、营田已不再加区分，但在唐代，屯田、营田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文献中经常看到将二者相提并举的记载。如《旧唐书》：天宝六年，封常清“寻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宋史》：北宋仁宗宝元二年，“诏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营田屯田事”。《高峰文集》：“如营田屯田二事，一rì不可忘也。”《玉海》：“马步军都总管提举兴置营田、屯田。”

    综上所述，唐代的屯田与营田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因二者有联系而忽略其区别，甚至将二者等同看待。

第210章 力挽天倾(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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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中节度使府西南的安定坊中，有一处宅院，重栏叠院，乃是太原王氏所有，王笉自正式出任河中医学院院正，便从节帅府搬出，居住在此。

    这rì清晨，各衙门尚未办事，在节帅近卫军牙兵护卫下，李曜便匆匆赶来此处。不多时，王笉大开中门请李曜进宅。

    然而平时颇为注意礼节的李使相今rì却十分反常，匆匆拱手一礼便直接道：“此来因有急事，便不过府以叙了。”

    王笉微微诧异，心中直觉有些不妙，忙问何事。李曜面sè沉重，道：“官家为韩建、崔胤等辈所迫，前rì下诏褫夺王相公鲁国公爵位，罢司空、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并同平章事，贬为检校工部侍郎、溪州刺史。”

    王笉大吃一惊：“何以如此？”

    李曜叹了口气，摇头道：“此事说来话长，此时不便久谈。我意崔胤等辈忌王相公久矣，此番遭罢，崔胤定不肯就此作罢，因而决意起兵，迎陛下回銮长安。”

    王笉深吸一口气，拱手道：“多谢节帅，不知节帅何时启程。”

    “某已下令集结诸军，即刻出兵！”李曜拱手拜别，高歌而去：“诸王死尽周天黯，将相罢毕豺狼欢。我将蒲州入华州，为使长安至长安。”

    王笉望着李曜的背影，目中微微迷离，喃喃自语：“冠绝天下，比肩者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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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际会，雷霆出击！

    李曜自收到天子命其迎驾的密诏，已经足足四月。这四个月内，李曜厉兵秣马，为的就是在恰当的时机，以最强姿态给予韩建甚至李茂贞雷霆一击！

    不仅是要胜，关键是要胜得毫无悬念，胜得举世皆惊！

    蒲州城西，鹳雀楼前，河中节度使府帐下，除摧城右军留在蒲州镇守地方之外，近卫军、开山左军、开山右军、摧城左军、破阵左军、破阵右军六军齐发，誓师西征！

    点将台上，居中一人，正是检校中书令、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shè、河中尹、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少保、冠军大将军、上柱国、陇西郡公李存曜。

    站在他身边左手的是河中节度使府马步军都虞候史建瑭，右手边是河中节度使府掌书记、行军转运使冯道。

    然后分左右排开，依次是河中节度使府行军司马郭崇韬，河中节度使府左都押牙、近卫军都指挥使朱八戒，河中节度使府右都押牙、开山左军都指挥使李承嗣，开山右军都指挥使李嗣恩，摧城左军都指挥使张训，破阵左军都指挥使克失毕，破阵右军都指挥使张光远，以及开山右军副都指挥使白奉进，摧城左军副都指挥使咄尔，破阵左军副都指挥使魏逊，破阵右军副都指挥使陆遥。

    留在台下的，是摧城右军都指挥使史俨以及副都指挥使刘河安。他二人受命留守蒲州，因此不曾上这点将台。

    盔明甲亮，旌旗招展。在打散重编整军备战之后，长达四个月的高强度训练，使得河中新军已然基本达到半年前开山军的战斗力，其中略逊于之前开山军的地方，在于其中毕竟多了许多新兵，以及一些原河中镇军。至于憨娃儿所率领的河中近卫军，其战斗力只有提高，没有下降，并且兵力不弱。

    东升新城头期工程基本完工，而其中并不对外开放建设、河中军械监所独掌的军事区，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建成，其中最关键的利器署、甲坊署率先投产，供应河中各军。再加上李曜拥有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尚书左仆shè身份，河东军械监的部分产能也被用于分配来了河中，使得这支五万人的河中军早已鸟枪换炮，武器装备今非昔比。原先王重荣、王重盈兄弟向李曜偷偷买来的军备，全数封存府库，以备不时。

    在这四个月中，除了内政方面牵扯了李曜大把jīng力之外，河中军事学院也耗费了他许多心力。在这个新建不过两月余的河中军事学院中，由他本人开设了“战略科”并亲自授课，旅帅及以上军官分批进行培训；另外还有由史建瑭主讲的“步兵战术科”、李承嗣主讲的“骑兵战术科”、以及史建瑭、李嗣恩、朱八戒、史俨联袂授课的“战场搏击科”等，至于：“特种作战科”、“水军科”，目前均在规划当中，暂时尚未开课。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王抟次子王倓、三子王伦主讲的“明字科”、“明史科”也已开设，并由李曜强令学员学习。由于这第一批的河中军事学院学员全部是现役军官，因此李曜还特意下令昭示：今后军官的拔擢，这明字、明史两科，占“考评总分”三分之一。因此，即便憨娃儿，如今也写得百十个字来，知道刘邦、刘秀、刘备这三人孰长孰幼了……

    便是在这般情况之下，李曜亲帅这战兵三万六千，号称八万大军，浩浩荡荡渡过蒲津渡，开向同州。

    韩建之子韩从允守同州，登城楼观李曜军势。李曜令左都押牙、近卫军都指挥使朱八戒飞马开弓，一箭shè落韩从允盔缨，韩从允全完落胆，开城乞降。李曜兵不血刃，占领同州。

    次rì一早，李曜仅留摧城左军一旅五百人，及五百辅兵镇守同州，已河中节度使府马步军都虞候史建瑭为“临时军都指挥使”，解除韩从允军权，将同州守军一万三千人直接拨给史建瑭掌握，与大军同时南下，进攻华州。

    同州失手的消息传往华州，韩建惊得手足冰凉，一面派人飞马求救于李茂贞，一面胁迫李晔下诏，命李曜回镇河中；同时以天子名义，半命令半威胁地命神策军与华州兵一同守卫华州城。

    两rì后，李曜帅蒲军兵临华州城下。是夜，韩建遣使匆匆求见李曜于帅帐之中。

    “原来贵使便是李下己公，某闻名久矣，不知公来我营，所为何事？”李曜面上露出一丝略显怪异地笑容，似讥讽、似轻蔑。

    李下己，也就是李巨川，乃是韩建麾下首席幕僚。此人其实有才，不过心狠手辣，在原先的历史中，韩建后来投降朱温，李巨川为敬翔所忌，说动朱温将之杀害。

    不过即便如此，李曜也并不将他看做顶尖谋士，在李曜的心目中，李巨川最多也就是一流谋士罢了，离“顶尖”距离不小。因为李曜一直有一个观点：顶尖谋士，一定要先能谋自己，倘若连自己都保不住，有什么理由相信你有本事为你的主上做出最佳的谋划来？

    就譬如他李曜自己，倘若他不是先谋划自己，通过各种手段在河东站稳脚跟、培植势力，如今又岂有出镇中都的大好局面？

    谋人先谋己，谋己必谋人。

    李巨川全然未将李曜的笑容当作一回事，拱手正sè道：“仆受陛下圣谕，前来贵军面见令公……”

    李曜摆手道：“我等皆是明白人，便不要说这等糊涂话了，否则……贵使请回，某这便恭送贵使回城，你我明rì城中再见，如何？”

    李巨川面sè微微一变，马上镇定下来，笑道：“令公真是快人快语。”

    “真令公此刻正在城中，某这检校官儿假令公，贵使还是不提的好。”李曜淡淡地道。

    李巨川自然知道李曜说的乃是韩建，此次韩建将圣驾挟来华州，没多久便加了中书令，而且不是检校的，所以李曜有“真令公”、“检校官儿假令公”之说。

    李巨川连续被李曜噎了两把，面上居然还能挂得住笑容，点头道：“蒲帅说得是，巨川口拙，还望蒲帅勿怪。”他似乎也怕了李曜的反诘，这句话只是微微一顿，根本不给李曜开口的机会，接着道：“我主韩令公此番迎奉銮驾，有大功于国，此前不久更与晋王通函交好，也得晋王应允……而蒲帅此来，兴兵巨万，占我城池，近逼天子，颇惊圣驾，不知所为何事？”

    李曜淡淡地道：“李巨川，你自诩人杰，投靠韩建，怂恿这天下痴物挟天子以令诸侯，便以为可以成就千古之名，比肩管仲、荀彧等辈么？”

    李巨川面sè一变：“此等诛心之言，蒲帅还是谨慎些好。我主韩令公忠贞守节……”

    李曜直接打断道：“韩建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总归是为李茂贞忙活……我来问你，李茂贞还需多久赶来华州？”

    李巨川脸sè再次大变，良久后，似乎忽然想通了，哈哈一笑，直视李曜双眼，一字一顿道：“莫非……蒲帅也yù挟天子以令诸侯？”

    李曜淡淡地道：“我本宗室，只望江山永固，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乱臣所为。”

    李巨川又是哈哈一笑，揶揄道：“蒲帅既是忠臣，却不知为何前来惊扰圣驾？”

    李曜毫不在乎，平静地道：“我来华州是为了……奉天子以讨不臣。”

    李巨川冷哼一声：“蒲帅舌绽莲花，所为不也是如此？”

    李曜摇头道：“无论是你主韩建，亦或者他背后的李茂贞，对天子的所作所为，正逃不过一个‘挟’字。而我若迎天子回銮长安，则必然是‘奉’，这其中有何区别，你难道不知？不妨与你明言，我此来华州，根本未将韩建放在眼里。我来迎奉天子回銮，只是为了不使李茂贞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

    李茂贞，仍是李茂贞。李曜在关中，唯一值得密切注意的敌人，只有李茂贞。在这个晚唐的大时局下，在朱温还没有机会起兵西进的条件下，李曜若不想唐廷失去最后一点威望，最需要阻止的人，就是历史上曾经“挟天子”的李茂贞。

    晚唐以来，天子孤弱，国力rì衰，李唐衰亡之大局己定。此时，藩镇干政成为晚唐政局中的主要政治现象。而藩镇干政的最终目的又决定了其必然走向其极端方式：挟天子令诸侯。

    晚唐以来，权宦挟持天子，以专朝政并不罕见，如田令孜、杨复恭等，但由藩镇干政发展到挟持天子的藩帅则为数不多。其实，对于“挟天子令诸侯”，唐末诸雄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李曜记得范祖禹在所写的《唐鉴》中评论上源释事件时说：“自是以后，藩镇擅相攻伐，不复秉命，以天子不足诉也。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他认为自此唐廷在全国范围内丧失了权威。

    此后藩镇兼并战争更加肆无忌惮，但此时的各地诸侯还没有上.升到“挟天子令诸侯”的形式，大多仍停留在上表干政的层次。但是在其后rì趋激烈的藩镇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之中，藩镇发现仅仅诉诸武力，不听朝命，并不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大唐天子虽己名不副实，但其代表的zhōng yāng旗号的威力和影响依然相当可观。若一旦控制李晔，不但可以假借天子之意发号施令，干预朝政，号令诸侯，还可在兼并过程中赢得对其他列强的政治优势，赢得奉诏讨贼、仗顺讨逆的舆论优势，从而获得战略主动，尽量避免引起其他诸侯的口实，减少对立面。如李茂贞在征讨山南诸杨，在对王建的争战中，就已经取得了“仗顺讨逆”的政治优势，其他诸侯对其行动持默许、观望之态度，不愿冒天下之大不匙。“挟天子令诸侯”的确是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

    “挟天子令诸侯”不仅在理论上可行，而且还具有相应的政治环境。晚唐zhōng yāng内部，天子暗弱，朝臣纷争，财饷不济，军力rì衰。与之相反，各地强藩野心勃勃，自专财赋，招揽能臣，将士则长期征战，势如虎狼，战斗力当远在zhōng yāng禁军之上。如此，朝廷与地方的力量失衡必然使藩镇产生“挟天子令诸侯”之心，而李茂贞为首的关中藩镇，更是近水楼台，首当其冲。

    早在光启三年禧宗驻辞凤翔三个月的时间内，时任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就有过挟持天子的打算。但李昌符yù挟持天子的举动，仅仅停留在固请天子驻跸，以专恩赏的低级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令诸侯”的地步。这是由于凤翔当时的实力和影响还不强，虽然具备了地利优势，但由于时机不到及李昌符个人能力的原因，自不量力的李昌符很快就与唐廷发生矛盾，被zhōng yāng军所攻灭。但“挟持天子”由此渐露端倪。

    在李曜看来，盘踞华州的韩建也不具备“挟持天子”的实力，他在地域上仅有同、华两州之地，在关中则长期依附于李茂贞。而李茂贞率军逼宫是促使唐李晔到华州依附韩建并形成韩建短暂“挟天子令诸侯”政局的直接原因，这是特殊情况使然。虽然韩建将天子滞留华州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挟持天子”，但韩建干政妄为，截留贡奉，致使宗室被杀，将相被斥，已经具备了“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特征。

    李曜之所以特别提防李茂贞，是因为在原先的历史中，李茂贞在其长期的干政过程中，率军四逼京师，擅杀宰相，干预朝命，甚至谋废天子。其干政时间之长，为祸之烈，时所罕有。虽然他的干政遭到其他藩镇的干预或抵-制，但是对于野心勃勃的李茂贞并不会就此收手。他还yù将大唐天子置于掌中傀儡，达到任命百官，专权植政的目的。于是，他开始走上晚唐藩镇干政的最高峰——挟天子令诸侯。最终使得天子威信扫地，以及朱温的强力干涉两个直接结果。

    而据李曜思考，李茂贞之所以敢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并非出于偶然，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李茂贞有这个机会。在天时上，汴、晋两强争衡恶战，无暇西顾；加之唐廷国力rì衰，南衙北司纷争，内乱不停。在地利上，凤翔地近京城，旦夕且至。在人和上，北司宦官多依附李茂贞，为之内应。这都为李茂贞提供了“挟天子令诸侯”无可比拟的好机会。

    其二是李茂贞有这个实力。历史上的李茂贞自光启末年雄踞凤翔以来，势力不断坐大。在地盘上，先后吞并天雄、彰义、感义、武定、静难、保大、保塞、义胜等镇，还曾短暂控制或染指过东川、匡国等镇，关中的其他藩镇也多依附于他，是名副其实的“关中王”。在统治方式上，他任用家族势力，又广收假子，以此作为统治核心，作为其攻城拔寨、戍守一方的主要力量，利用血缘或拟制血亲的关系来加强统治。在军力上，凤翔等关中方镇多为边疆防御型藩镇，部队多是职业边兵，李茂贞又吞并了神策军的部分力量，兵力雄厚，战斗力远胜于zhōng yāng禁军。

    其三是李茂贞有这个胆量。李茂贞出身禁军，对朝廷虚实知之甚深。他自景福初年开始干政之后，跋扈妄为，不仅打败禁军，陈兵阙下，还擅杀大臣，干预朝命，甚至谋废天子，所以对于挟持天子他是敢于实施的。

    正因为上述原因，所以李茂贞才开始走上了“挟天子令诸侯”之路。

    其实根据李曜分析，李茂贞y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预谋应该由来己久。自乾宁二年河中争帅事件发生之后，李茂贞就着手开始制定“挟持天子”的行动。李茂贞伙同王行瑜、韩建三镇逼宫，擅杀执政，他一手策划废掉李晔，另立吉王，这是李茂贞yù将天子置为自己掌中傀儡的最初设想。只是他没料到，他的这番举动随即引起河东李克用的南下干预，废立计划胎死腹中。

    李茂贞见废立不成，遂采取留兵威慑朝命，伺机将李晔劫持到凤翔的策略。李茂贞回镇后，令假子李继鹏率军两千留守京师，并交待李继鹏及朝中内应——神策中尉刘季述伺机劫驾。此时京城驻扎的兵力除了天子亲军、神策军之外，还有诸镇宿卫的一部分部队，如盐州六都。李茂贞留守的岐军，为右军，李继鹏担任指挥使，兵力为两千；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则留其弟王行实任左军指挥使。可意想不到的是，乾宁二年七月戊午晚，京师发生军乱。

    同州节度使王行约弃城奔京师，与左军兵士劫掠西市，都民大扰。面对突发情况，李继鹏急忙联络刘季述，“请天子幸右军”，并“连奏请车驾出幸”。而左军指挥使王行实与枢密使骆全瓘则打算将天子劫往邠州。于是，两军发生混战。李继鹏yù借机强行将李晔劫往凤翔，甚至火烧宫门。

    但劫驾的计划却被驻守京师的盐州六都兵所破坏。岐军兵少，处于劣势，只得撤回凤翔。李晔则在禁军将领、捧rì都头李筠的护送下，与城中官员百姓出奔南山，驻跸于南山中的莎城。

    得知消息后，李茂贞立即率兵三万进军接应，打着“迎车驾”的旗号再次进行挟持天子的尝试，以实现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预谋。可王行瑜也统军至兴平，同样yù迎车驾。王行瑜的插手让形势变得复杂。

    而且，更为强劲的对手李克用率沙陀铁骑南下干预，一路无人能敌，连下同州、华州，继而将王行瑜困守邠州，朝不保夕。昔rì强悍无比的岐邠边军面对沙陀jīng骑竟然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也是出乎李茂贞意料之外。形势开始变得对李茂贞极为不利。老jiān巨猾的李茂贞为求自保，只得舍卒保帅，他先是置昔rì盟友王行瑜的死活而不顾，回兵凤翔固守；又接连向李晔上表告罪，并忍痛把假子李继鹏当作替罪羊，“斩继鹏自赎”，与朝廷和解。就这样，李茂贞“挟天子令诸侯”的初次预谋和尝试告以失败。

    李曜回过头来分析李茂贞这次挟持天子图谋的失败原因，主要有内、外因四个方面：

    外因的主要方面还是李克用的率军干涉。因为李茂贞插手地处李克用势力范围的河中镇，这才引发了与李克用的正面冲突。当然这也是晚唐藩镇兼并的必然结果。慑于沙陀劲骑的威力，李茂贞及盟军节节败退，他只得自保为上，与朝廷和李克用和解，以避免再生争端。外因的次要方面是，李茂贞昔rì的附镇和盟友王行瑜的突然插手，打乱了李茂贞的计划。王行瑜之弟王行约率领败军先在京城捣乱，打乱了李茂贞和李继鹏的劫君计划；后在李晔出幸南山之后，李茂贞率兵三万进军准备接驾或者说劫驾，但王行瑜也统军至兴平皆yù迎车驾。若不是在李克用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两人暂时就挟持天子之事暂时达成和解，以共同抵抗李克用，否则昔rì盟友在争夺中枢主导权的问题上将不免反目甚或一场恶战。

    在内因方面，首先是李茂贞制定的计划不周，实施不力，且准备不充分，是导致这场预谋失败的主要内因。既然李茂贞安排李继鹏相机行事，那他就应该提前考虑到突发情况，并提前制定应急方案。比如李继鹏的兵力过少，难以应付突变，无法掌控局势。再者李茂贞也没有及时安排部队策应或接应，而且就最后结果来看，李继鹏的个人能力也值得商榷。其次是李茂贞并无强援。李茂贞虽坐拥地利，但在内没有得力内应。掌权的宦官中，李茂贞仅拉拢住了神策中尉刘季述，另一权贵枢密使骆全瓘却支持王行瑜。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抓住京城中的主要兵力——神策军的主导权，而在周边又没有强力外援。李茂贞与王行瑜在争夺天子问题上的反目，华州韩建受困于李克用的沙陀军，关中藩镇同盟遂失去意义。

    面临强敌在前之时，内忧外患，天时、人和俱不佳。总之，一切的发生都显得过于忙乱，李茂贞似还没有做好挟持天子实际行动上的准备。“挟天子令诸侯”的时机尚未成熟。李曜的这次出兵，就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李茂贞此前的教训，这也是他仔细分析历史上李茂贞得失成败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李茂贞的得失成败来看，真正要掌控大唐天子不光需要实力，而且需要时机。那是在光化三年十一月，唐廷突然发生了权宦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幽禁李晔、拥立太子李裕的宫庭政变。此事历时数月，至天复元年正月，方在宰相崔胤和孙德昭等部分禁军将领的努力下得以平定。这场政变使得晚唐政局更加混乱，也让李茂贞嗅到了良机的到来。

    天复元年正月，身兼凤翔、彰义两镇节度使的李茂贞待局势稍定就率军入朝。他名为入朝，实为打探底细，再次制造机会。《北梦琐言》云：“茂贞肩舆，衣驼褐，入金鸾门，易服赴宴。咸以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而历经劫难、恍若重生的唐李晔，不知是过于恐惧，还是出于笼络，破例加李茂贞为守尚书令，兼侍中，进爵岐王。对此，《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唐自太宗以尚书令即阵，不复授人，郭子仪有大功，虽授之而不敢受。王行瑜怙强力，虽求之而终不获。盖君臣上下，犹知守先朝之法也。今以授李茂贞，唐法荡然，于此极矣。”李茂贞加官尚书令，代表了唐室对李茂贞的最终妥协，意义重大。

    对于李茂贞而言，不仅位居人臣之首，为其他藩帅艳羡莫及，而且他还再次主导了中枢要职的任命，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被任命为左、右神策中尉，韩全诲也曾任过凤翔监军。这两人都依附李茂贞，属于李茂贞的盟友和代言人。这次关键的中枢任命，不仅让李茂贞在朝中有了强力内应，而且因此还控制了神策军。

    而在南衙北司的斗争中也急于寻找靠山的宰相崔胤以宦官典兵终为肘腋之患，以外兵制之，希望通过控制神策军来达到削弱宦官的力量、巩固皇权及自身地位的目的，也向李茂贞靠拢示好，主动要求李茂贞留兵在京师宿卫，yù以外兵防内患。正中下怀的李茂贞遂命亲侄李继筠仗统领岐军三千jīng锐宿卫.，并密令其相机而动，劫持天子到凤翔。而韩全诲、张彦弘等人都曾任职于凤翔，与李茂贞早有勾结。崔胤不防，留下凤翔兵，实为“家国两危”。韩全诲则趁李茂贞入京时“深与相结”。

    李茂贞还镇后，其侄李继筠被封为神策军都指挥使，并遥领岭南西道节度使。他与韩全诲开始密谋挟持天子的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军事上，他们吸取以前的教训，拉拢了李晔复辟的两位功臣、禁军重要将领李彦弼、李继诲，由此他们从神策中尉到神策将领从上到下地直接掌握了神策军。其次在财权上，他们先是因为“崔胤之罢两军卖曲也，并近镇亦禁之”，而“李茂贞惜其利，表乞入朝论奏，韩全诲请许之”。这样，李茂贞仍然可以掌握卖曲之利以赡军。其后他们又导演了“双簧”的把戏，“全诲撞李继绮诉军中匮甚，请割三司隶神策。帝不能却，诏罢)胤领盐铁。”他们从宰相崔胤手中夺得三司，掌握了财政大权。

    而宰相崔胤觉察到了宦官与岐军的一系列诡秘举动，这才幡然醒悟，原来要求李茂贞留兵宿卫不仅不能制约“宦官典兵”，而且无异于引狼入室，引火上身。于是崔胤觉得他需要另找一个靠山，而当时的局势是河东李克用为朱温所败，大伤元气，强藩除了李茂贞之外，最强的就是汴梁朱温，而“时朱温、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朱温yù上幸东都，茂贞yù上幸凤翔”。崔胤只能将橄榄枝抛向朱温，而雄心勃勃、实力强劲的朱温正需要在朝中寻找一个代言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史载崔胤“yīn厚朱温益甚，与茂贞为仇敌矣”。作为南衙领袖的宰相崔胤是晚唐李晔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向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晚唐政局的走势。面对如此重量级人物的倒戈，而且倒向的是李茂贞最强劲、最有威胁的对手—朱温，李茂贞却无动于衷，说明李茂贞本来就对崔胤的作用没加重视，没有正确地估计他的政治运作能力及其所代表的南衙朝官的力量。李茂贞这步棋的失算，使本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他在与强敌朱温的对决中已先输一招，之后李茂贞也尝到了失去崔胤支持的苦果。

    走向李茂贞对立方的崔胤随即开始采取措施，他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密谏李晔，要求诛杀宦官而绝后患，以切断李茂贞的内应。不料，优柔寡断的唐李晔因宦官哭诉，并没有答应崔撤的请求。其次，崔胤致书朱温，要求他火速率军入京，铲除宦官力量。朱温早就想加入到“挟天子令诸侯”的争夺中，他在中原战场上已经取得了对晋战争的绝对优势，慢慢蓄积卖力的他只是在等待机会。有崔胤在朝中作内应，于是在十月戊戌，朱温迫不及待地起兵，亲率汴梁大军进至河中，同时上表要求李晔迁都洛阳，制造声势和舆论压力。

    朝中韩全诲为首的北衙宦官在得知崔胤招朱温起兵入关的消息后，大惊失sè。他们没有料到崔胤和朱温的行动会如此之快，突然的变故促使韩全诲和李继筠果断决定先发制人，将李晔劫持到凤翔。

    十一月己酉，李继筠、李彦弼率领岐军及神策军封锁宫门，禁人出入。壬子，韩全诲等陈兵殿前，对李晔说：“全忠以大兵逼京师，yù劫天子幸洛阳，求传禅；臣等请奉陛下幸凤翔，收兵拒之。”李晔自然不会答应，因为他知道“幸凤翔”就意味着要为李茂贞所控，沦为傀儡。可是前有韩全诲持兵威逼，后有李彦弼御院纵火，外还有李继筠的岐军包围，李晔不得已只好委曲求全“幸凤翔”。李继筠早就令部下“掠内库宝货、帷帐、法物”，并将诸王、宫人一同劫持到凤翔。李茂贞早就期盼着这个rì子，于是同时起兵“迎车驾”。癸丑，李茂贞迎车驾于田家垲，李晔亲自下马慰劳，胡三省对此注称“李晔屈体以接李茂贞”。壬戌，天子一行终于到达凤翔。

    李茂贞挟持天子的短暂时代来临了。从此时起，也就是李曜认为的，大唐天子尊严尽丧的开始。

    其实晚唐以来，天子傀儡化程度rì益加深。李晔在屡次的乘舆播迁中已经失去了皇权的权威和尊严。天子被挟，沦为傀儡，是皇权丧失的极致表现。而晚唐真正的天子被挟始于李茂贞。李茂贞在凤翔“挟天子令诸侯”的主要表现有好几条：

    首先，凌辱天子。

    自李晔即位以来，李茂贞与李晔曾交锋数次，多是李茂贞得逞，当然也有李茂贞上表请罪，与李晔暂时妥协之时。可以想象李晔对李茂贞的恨之入骨可又无可奈何的态度。但这次可与其他交锋都不同，李晔己经被挟持到李茂贞的凤翔老巢，寄人篱下，不得不任人摆布。李茂贞则彻底赢得了对李晔的心理优势。在如此心理作祟的情况下，凌辱天子之事的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一次，李晔在凤翔宴请大臣，捕池鱼做菜，“茂贞食鲊美。帝曰：‘此后池鱼。’茂贞曰：‘臣养鱼以候天子。’闻者皆骇。”如此忤逆犯上之言直接道出李茂贞由来已久的“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图谋，李茂贞仍无所顾忌。还有一次在宴会上，李茂贞“以巨杯劝帝酒，帝不yù饮，茂贞举杯叩帝颐颌，坐上皆愤其无礼”。言谈举止无复君臣之仪，可见李茂贞根本就没有把已是掌中傀儡的李晔当回事。

    不仅如此，依附李茂贞的朝官也不把天子放在眼里，李茂贞为李晔配备的宰相，“贻范屡以大杯献上。上不即持，贻范举杯直及上颐。”

    不光天子遭受凌辱，就连皇后、公主、宗室亲王也难逃劫难。《新唐书》里记载说：“天复中，从帝驻凤翔，李茂贞请帝劳军，不得己，后从御南楼。”随意要求皇后陪同天子劳军，闻所未闻，李茂贞实乃过分之至。李茂贞还为其子李侃强娶公主。尚公主本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但强逼天子下嫁公主之事所为史罕见，实与强抢无异。据《新唐书·平原公主传》记载：“平原公主，积善皇后所生，帝在凤翔，以主下嫁李茂贞子继侃。后谓不可，帝曰：‘不尔我无安所’。是rì，宴内殿茂贞坐帝东南，主拜殿上，继侃族兄弟皆西向立，主遍拜之。”不仅如此李茂贞还主持起了皇室的婚配大事，亲自为亲王选妃。《新唐书》云：李茂贞还“取检女为景王妃，以固恩”。

    可以说，李晔在凤翔被李茂贞所挟是受尽凌辱。大唐天子颜面扫地，最后的光环彻底褪尽。李曜之所以要抢在李茂贞之前迎奉圣驾回銮，也就是担心发生这一幕，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所希望地将大唐“回天再造”的理想，也就基本可以宣告破灭了。

    李茂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第二个表现，则是把持人事。

    人事任命是国之大事，历来由朝廷统一执掌，选官、任用自有一套严格的cāo作程序。人事选用的权力旁落或受到了其他力量的影响和干预则是皇权衰弱的标志。而影响直至把持官吏任免权是晚唐藩镇干预朝政的重要目的，以从中谋取更大利益。景福二年，李茂贞逼杀宰相杜让能。乾宁二年，在李茂贞和王行瑜的压力下，李晔不得己将宰相李谿罢为太子少师。历史上，乾宁三年和光化三年，李晔被迫顺应朱温之请，将崔胤重新任命为相。在藩镇干政的大环境下，李晔早己失去了进退大臣的权力，何况当时沦为“阶下囚”的傀儡皇帝呢?

    历史上李茂贞干政就多次影响执政大臣的任免。而李晔被挟持到凤翔之后，李茂贞更开始肆无忌惮地左右宰相等朝官的任命。他在其中把持官员选任，以达到专权擅政的目的。他首先在天复二年为李晔配备新的zhèng fǔ班子，正月以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五月韦贻范以母丧辞职，李茂贞又伙同宦官推荐翰林学士姚洎为相。六月丙子，他又以中书舍人苏检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对此，《资治通鉴》评价说：“时韦贻范在草土，荐检及姚洎于李茂贞，上既不用洎，茂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协力荐检，遂用之。”天裕二年五月，朝廷在《陆扆淮州司户王溥淄州司户制》中称吏部尚书陆扆“托茂贞之势援，凭阉监之梯媒”，故遭贬官。《北梦琐言》亦云：“凤翔驾前宰相卢光启等一百余人，并赐自尽。”可见李茂贞当时的确把持了朝官的选用大权，以至后来朱温以此为由清除异己，换代中枢体系。

    对于李茂贞把持人事大权，李晔也敢怒而不敢言。《资治通鉴》记载：“上与李茂贞及宰相、学士、中尉、枢密宴，酒酣，茂贞及韩全诲亡去。上问韦贻范：‘朕何以巡幸至此?’对曰：‘臣在外不知。’固问，不对。上曰：‘卿何得于朕前妄语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当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准故事。’怒目视之，微言曰：‘此贼兼须杖之二十。’顾谓韩偓曰：‘此辈亦称宰相。’唐李晔对李茂贞配备的zhèng fǔ班子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山于李茂贞控制了人事权，所以朝官和宦官力量都开始依附于他，李晔因此更加孤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无以所依，不得不为刀姐鱼肉，任人宰割。大唐天子命运至此。

    再次，矫造诏敕。

    诏敕的制定、颁布是皇权的体现。藩镇干政也即干预朝命。而私制诏令，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则是“挟天子令诸侯”的根本动机和目的所在。矫制在宦官专权、藩镇干政的晚唐历史上并不鲜见。

    天复元年，李晔被挟持到凤翔后，已经陷入任人摆布的傀儡境地。李茂贞自然不会放过挟持天子的政治优势，其中窃取皇权的主要途径就是矫造诏敕。当朱温大兵压境，“上屡诏朱温还镇”；又，“韩全海、李茂贞以诏命征兵河东，茂贞仍以书求援于李克用；韩全诲遣中使二十余人分道征江、淮兵。”诏朱温还镇和征兵勤王显然都是出于李茂贞的cāo纵之下。对此，胡三省注曰：“屡诏朱温还镇，韩全诲、李茂贞挟天子以令之也。”之后，李茂贞又出新花样，在天复二年正月丙子，朝廷“以给事中严龟充岐、汴和协使，赐朱全忠姓李，与李茂贞为兄弟，全忠不从”。此事一看便知必定是李茂贞cāo纵下的yīn谋。

    李茂贞不仅自己矫造诏敕，还野蛮干预翰林学士草制。《新唐书》记载说：“宰相韦贻范母丧，诏还位，偓当草制二……学士使马从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从皓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职内署，可默默乎?’明rì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茂贞入见帝曰：‘命宰相而学士不草麻，非反邪?’佛然出。姚洎闻曰：‘使我当直，亦继以死。’既而帝畏茂贞，卒诏贻范还相，洎代草麻。”就这样，李茂贞利用自己的yín威来干预诏敕的起草和制定，以达到“挟天子令诸侯”的目的。在宋人唐庚所撰的《三国杂事》中更是把李茂贞与汉末的董卓相提并论，同为“挟天子令诸侯”，并称其“发号施令，动以制诏为名”。

    最后一条，则是幽禁皇帝。

    天子幽禁，不仅失去了皇权，就连人身zì yóu也受到了限制，说明挟持天子到了极点。宋人江休复在《嘉佑杂志》里记载道：“凤翔李茂贞幽昭宗于红泥院，制度殊小，自据使宅。”这表明李茂贞在挟持天子期间，实际上对李晔进行了软禁。此外，李曜还从其他史料中窥见端倪。在朱温围困凤翔期间，李茂贞怀疑李晔与朱温秘密联络，便在御院北垣外增兵防卫。李茂贞在没有奏请的情况下直接出兵对李晔进行了军事管制，说明天子已经失去了人身zì yóu。此外，为防止李晔与学士等近臣密谋，李茂贞、韩全诲特意设置学士院二使进行监视，加强对天子近臣的防范。天复二年十一月，李晔见学士院二使都不在，急速命妃子赵国夫人召见韩偓、姚洎，“窃见之于土门外，执手相泣。洎请上速还，恐为他人所见，上遽去”李晔此刻的境地实与幽禁无异。

    天复二年十月，朱温兵围凤翔，“献食物、缯帛相继，上皆先以示李茂贞”，虽然李茂贞“亦不敢启”，但至少说明李茂贞在之前对各方贡品是有勘验权的。由此可见李茂贞跋扈妄为之程度。大唐天子竟落到如此境地，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朱温的rì夜围攻，也许李茂贞比朱温对待李晔的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

    挟持天子乃是李茂贞割据争霸的一部分。与强藩干政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南衙北司的斗争白热化最终导致李茂贞与朱温围绕着天子主导权的问题刀兵相见。实力在乱世中决定一切，朱温以武力和策略迫使李茂贞屈服，拱手将天子交出，而北司宦官和南衙文臣相继遭受到了毁灭xìng的打击。天佑元年四月，朱温挟持唐李晔迁都洛阳，正式宣告李茂贞“挟天子令诸侯”时代的终结。

    其实李曜很清楚，朱温“挟天子令诸侯”的想法也由来已久，而且做了不少的实质准备。《新五代史·后梁太祖纪上》就说：乾宁三年七月，“自天子奔华州，王请迁都洛阳，虽不许，而王命河南张全义修洛阳宫以待。”天佑元年四月，朱温以李茂贞“邠、岐兵逼畿甸”为由强制将唐李晔劫持到洛阳，开始了他“挟天子令诸侯”的时代。

    李曜私下总结历史上李茂贞“挟天子令诸侯”何以失败，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李茂贞挟持天子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道义上得不到支持。虽然群雄割据，唐祚已尽，但代表大唐王朝的天子还是一个烫手山芋；各镇疯狂兼并扩张，但目前处于一个势力均衡的态势之下，暂时谁也没有实力兼并各镇，一统天下，取唐而代之，因此仍然需要有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李茂贞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在自己还没有具备相当实力打破这种均势的前提下，他此举犹如三国时的董卓、袁术一样，自欺欺人，失道者寡助，是不得人心的。这是李茂贞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是强藩的干预。势力强大的朱温为争夺天子主导权强势出兵干预，是李茂贞失败的直接原因。李茂贞无论在自身实.力还是政治谋略上都不及经略中原的朱温。李茂贞没有认真分析孰强孰弱的天下时局，自不量力，就要挑战和冲破“挟天子令诸侯”这道心理底限，势必会遭到比其更强的力量的干预。事实上即使是朱温不出手，李克用等其他诸侯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也就是说，李茂贞还没有具备挟持天子的实力，没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其他势力的干预，那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君不见曹cāo当年挟天子之后，没多久就跟北方霸主袁绍打了决定北国归属的官渡之战？

    三是李茂贞并没有做好挟持天子到凤翔的准备。首先，李茂贞干政和“挟天子令诸侯”，其实并不需要将天子劫持到凤翔。凤翔与长安相距仅三百里，旦夕即至。李茂贞干政的屡屡得手表明，他具有其他强藩所不具备的地缘优势。实际上，他己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挟天子令诸侯”。其次，已经与强藩干政联系在一起的南衙北司之争导致朱温发兵入关千预是促使李茂贞仓卒决定劫持天子到风翔的直接诱因。总之，朱温入关后，从李茂贞应对的种种仓促表现来看，李茂贞并没有做好劫持天子到凤翔的实际准备，其失败具有必然xìng。

    宋人唐庚对此评论道：“挟天子令诸侯其事始于齐桓、晋文，而齐桓、晋文未尝迁惠王、襄王于齐、晋也。除难定乱，兴灭继绝，功效既着，诸侯自服耳。董卓以献帝居长安，李茂贞以昭宗幸凤翔，发号施令动以制诏为名，然而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何也？无尺寸之功，以取信于天下而有劫主之名，以负谤于诸侯，则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亦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如桓、文邪，虽不袭许，何害其为令诸侯哉？如其不然，虽袭许，适足以致诸侯之师而已，董卓、李茂贞是也。”就是从道义和实力两个方面分析李茂贞何以不能“挟天子令诸侯”取得成功的原因。

    李曜之所以将李茂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成败得失分析得如此清楚了然，是因为他正打算走一条与这类似的道路。当然，只是类似，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真正要做的是“奉天子以讨不臣”，也就是类似方才所说的齐桓公、晋文公所做的事。

    李巨川毕竟是有才学的人，听了李曜的话，立刻笑了起来：“蒲帅竟然yù效法齐桓、晋文？君岂不知，自秦皇之后，诸侯之霸主已经无须上奉天子！倘若蒲帅真有为诸侯霸主之能，又何须天子这张虎皮？”

    李曜道：“是否为诸侯霸主，本不在某思虑之列，某所为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仅此而已。”

    李巨川冷笑一声：“蒲帅说到父父子子，某却要问一句：蒲帅之父，究竟何人也？”

    李曜脸sè一变，目光一冷：“我父何人，天下皆知。”

    李巨川仍是冷笑不已：“蒲帅可敢亲口道出？”

    李曜寒声道：“我生父代州李乐安公，但已与我割发断恩，自此便是路人。而后我蒙晋王-克用公垂怜，收我为义子，晋王便是我父……此时天下皆知，我有何不敢亲口道出！”

    李巨川嘿嘿一笑，问道：“那么，蒲帅又敢不敢告诉天下人，令尊李乐安公……其祖上何人？”

第210章 力挽天倾（叁六）

    李曜心中一惊，怎的这件事连李巨川都知道？

    但他仍然冷着脸，不屑地反问道：“笑话，祖上何人，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何关系？”

    “当然有关系！”李巨川双目微微眯起：“国朝让皇帝之后，本为帝胄，一旦成为天下强藩，诸侯霸主，那这君君臣臣……是谁君谁臣，说不定……嘿，也难说啊。”

    李曜目中jīng芒一闪，李巨川在一边看得分明，见状嘿嘿一笑：“蒲帅可是yù杀我？”

    “杀与不杀，你有何话说？”李曜闭上眼睛问道。

    李巨川傲然昂首，自信满满地道：“蒲帅今rì杀我，便是丢了这锦绣江山！”

    李曜猛然睁眼，盯着李巨川看，李巨川与他对视，夷然不惧。

    相视数息，李曜忽地哂然一笑：“下己公这话，是越说越离谱了。锦绣江山虽好，也是官家的江山，某虽托名宗室，预郑王属籍，却是仰赖晋王之功。如今我虽镇守河中，却是河东儿藩，连强藩亦不能算，至于下己公所言这些，某连想都未曾想过。”

    以李曜的看法，他现在的确不算强藩。按照他的观点，在晚唐五代时期，强藩体制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在核心领导层面，应有一个首要领导人物，如李克用、朱温、李茂贞、王建等。这个灵魂人物虽然以一个藩镇或兼领几个藩镇的节度使的面目出现，但他却是所谓的强藩，是这个政治集团的首脑。

    其次在统治结构层面，强藩体制应该包括主镇、属镇、附镇等三个层次。主镇是强藩的根据地和统治中心，应是在唐末己经得到唐廷册授，取得广泛承认，并以此为基础通过不断兼并扩张发展壮大为强藩。属镇是由强藩直接控制的方镇，节帅由强藩委任，事关属镇生命线的财政收支、人事任命和兵源调配等方面也由强藩直接掌握。附镇则具有一定的dú lìxìng，节度使可世袭或由内部军将推举，拥有自主的财政、人事权和自己的部队，甚至还可拥有自己的属镇。附镇只需要在政治和军事等重大事件上听命于强藩，与主镇共进退即可。如朱全忠以宣武镇为主镇，忠武、宣义等为属镇，魏博罗氏、灵武韩氏等皆为宣武附镇；李克用以河东镇为主镇，振武、昭义等为属镇，义武王氏、河中王氏等为附镇。

    再次在政治行为层面，主镇、属镇、附镇等大小方镇又组成一个较为紧密的政治集团，听命于强藩。如李茂镇多次联合附镇和属镇联名奏请干政，或共同出兵武力干涉或兼并他镇以及抵御外敌等等。但与此同时李曜还觉得，附镇不同于属镇，它与主镇间的关系并不稳固，涉及关键利益之时也会出现动摇甚或倒戈之行为。譬如王行瑜至于李茂贞，这位老兄按说也算李茂贞的附镇，但关键时刻他就倒戈过，想要与李茂贞抢夺天子。

    以这个观点来看，李曜的河中即便实力不弱，但也许连河东的附镇都算不上，只能算属镇，如此自然算不得强藩。

    李巨川却仿佛有恃无恐，笑了一笑，道：“若是……某能说动韩令公开城归降，甚至能说动神策诸军今后唯蒲帅马首是瞻，不知蒲帅意下以为如何？”

    神策军？李曜吃了一惊。别看神策军最近这些年只有杨复光和李茂贞带着的时候打过些胜仗，但这支军队过去的辉煌，以及现在所代表的含义，对李曜而言，还是相当值得关注的。

    神策军有着辉煌的过去，但在黄巢之乱后，神策军的实力就的确是江河rì下了。

    曾经威名赫赫的大唐禁军神策军，自元和年间讨伐王承宗失败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出动参加战争。一支军队如果远离了战场，没有实战的锻炼，其战斗力便可想而知了。从元和年间到僖宗即位这几十年中，神策军不仅没有参加实战，而且其兵员构成也很成问题。在长安之神策军多用市贩之徒。因神策军在长安拥有许多特权，所以很多富家子弟多寄名禁军，逃避杂役。神策军的军将还可以用钱财购得，这更使神策军的兵员鱼龙混杂。《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右神策军衙前正将专知两市回易武威贾公墓志》：“公之姊适党氏，党之表妹王氏，是前护军中尉开府马公，当权左校之rì，荐公以能默纪群货，心计百利，律之总双贾贸，未几裨军实十五万贯。酬以衙前正将，奏以阳武国子。”从这则墓志中，李曜才得知神策军竟然经营商业，这对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无疑是有很大的侵蚀作用。《册府元龟·谏挣部·直谏门十四》：

    “韦力仁为谏议大夫。开成三年，阁内奏曰：‘臣伏见军家捉钱，事侵府县，军司与府县各有区别。今富商大贾名隶军司，着一紫衫，府县莫制。当陛下至圣至明之时，固不宜有此。禁军司陛下卫士，jǐng夜巡昼，以备不虞，不合搅扰百姓。以千法理。伏乞陛下戒救统帅，令各归其分，则人情获安，天下幸甚。’帝问宰臣等，奏曰：‘凡论事须当，力仁所言，乃yù生事。’帝曰：‘盖论名分耳。’李珏rì：‘军家所出榜是自捉军人，百姓即府县自捉，此无乖名分。止当廷论，此亦似近名。然谏官论事，不合怪之’。”

    韦力仁请禁绝神策军的高利贷行为，正说明神策军在这几十年中被腐化的几乎丧失了原有的奋进和勇武的jīng神。要知道，李曜这种后世之人，纵然对工商业十分重视，也不会让军队自己去做生意。

    僖宗乾符元年（874年），黄巢之乱爆发，其势发展迅猛。广明元年，黄巢乱军逼近长安。为了抵挡起义军，僖宗只有动用禁军，也就是当时禁军中实力最强的神策军。

    “上召宰相议之。豆卢瑑、崔沆请发关内诸镇及两神策军守潼关。壬戌，rì南至，上开延英，对宰要泣下。观军容使田令孜奏：‘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臣自为都指挥制置把截使。’上曰：‘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禄山构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流曰：‘禄山众才五万，比之黄巢，不足言矣。’豆卢瑑曰：‘哥舒翰以十五万众不能守潼关，今黄巢众六十万，而潼关又无哥舒之兵。若令孜为社稷计，三川帅臣皆令孜腹心，比于玄宗则有备矣。’上不怿，谓令孜曰：‘卿且为朕发兵守潼关。’是rì，上幸左神策军，亲阅将士。令孜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坷。上召见三人，以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坷为句当寨栅使，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

    神策军此次出击，号称十万。“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但这十万之数绝非实数，《册府元龟》之《宰辅部·识筒门》说：“朝廷使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贼乃自潼关禁谷路入，遂陷京师。时前夏州节度使诸葛爽亦统禁军，闻贼盛，退保栎阳，及黄巢至，乃降、初，田令孜之起神策军也，众号七万。皆长安豪民以货赂求隶六军。不能负矛戟甲恺之重，乃祈于官执事者，厚以直佣两市之负贩者以备其行，其实不过三万人，但饰其旅旋枉鼓而已。及守潼关，贼已他道而入，一时狠狈回至荤下。时百官yù马走，携在中书省，止之曰：‘此必博野军私自还也。’博野军有七千人，则六军之数，时以后发，故谓其自还。携至是惧罪，驰归，仰药而死。”

    可见当时出动的军队至多三万。这次潼关之战中，神策军的表现可以说是不堪一击。这与在京城的神策军的士兵来源有很大关系。从此次出征前，神策军的表现便可以看出此次战争的结果。

    “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享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cāo兵。”

    以这种战斗素质的神策军与起义军作战，那无疑是以卵击石。战争的过程也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十三rì，僖宗将其在神策军中挑选的弩手两千八百人以张承范为将赶赴潼关。十七rì，由于兵额不足，田令孜紧急招募几千人补充兵力。十二月一rì，张承范率领神策军到达潼关，但张承范所率之军和原潼关齐克让的军队都无粮草，士卒均无斗志。而长安方面对于潼关既无援军支援也无粮草运到，张承范对于战局已无一丝信心。十二月二rì，起义军开始进攻潼关，激战一rì，至三rì正午，潼关守军便被击溃，守将王师会自杀，张承范化装潜逃。至此作为长安门户的潼关失守，从起义军开始进攻到潼关失守仅用了一天时间，天险潼关便被攻破，可见神策军这时已完全腐朽，不堪一战了。

    潼关的失守意味着长安已无险可守，僖宗在田令孜所率的五百神策军保护下于十二月三rì从金光门逃出。所幸的是参加潼关战役的主要是在京城的神策军，驻扎在京西北的神策军镇并未参与。故而禁军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时禁军分镇关中兵尚数万，闻天子幸蜀，无所归，败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后田令孜与僖宗幸蜀，在京西北的神策军大多为郑畋收编，成为抗击黄巢的主力。“即授畋检校尚书左仆shè、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时畿内诸镇禁军尚数万，贼巢污京师后，众无所归。畋承制招谕，诸镇将校皆萃岐阳。畋分财以结其心，与之盟誓，期匡王室。”郑畋在凤翔抵挡黄巢，又传檄天下，使勤王之师四至，成为了僖宗在蜀的屏障。随田令孜入蜀的神策军数量很少，故田令孜在蜀地重新招募了神策新军。“时自蜀中护驾，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为五军，令孜总领其权。”田令孜在招募新军的同时又对神策军的机构进行了重大变革，将神策军的基础单位变为了是唐末时期一种新的军事结构，每都千人。较先采用这种形式的是宦官杨复光的军队。“时秦宗权叛岌，据蔡州。复光得忠武之师三千入蔡州，说宗权，稗同义举。宗权遣将王淑率众万人从复光收荆襄。次邓州，王淑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为八都。鹿晏弘、晋晖、李师泰、王建、韩建等，皆八都之大将也。”杨复光所建立的八都立有军功甚多，如击败朱温等，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田令孜在蜀地看到这种以子弟建军的模式有很强的战斗力，便效仿建立神策五十四都，用以加强自己的势力。田令孜在蜀地所建的神策五十四都就是后来的神策新军，神策新军的组织结构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化，每都千人，分为左右，左右神策中尉各领二十七都，左右皆以五军统之。

    中和三年（883年）杨复光在克复京城后卒于河中。他所建立的八都被神策军所吸收，成为神策新军中的“随驾五都”。《新唐书》之《田令孜传》：“复光部将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众二万取金、洋等州，进攻兴元，节度使牛项奔龙州，晏弘自为留后，以建及张造、韩建等为部刺史。帝还，惧见讨，引兵走许州。王建率义勇四军迎帝西县，复以建及韩建等主之，号‘随驾五都’。”田令孜讨伐王重荣失败后，僖宗再次出幸，护驾的正是王建等人。《通鉴》载：

    “邠宁、凤翔兵追逼乘典，败神策指挥使杨晨于潘氏，枉鼓之声闻于行宫。田令孜奉上发宝鸡，留禁军守石鼻为后拒。置感义军于兴、凤二州，以杨最为节度使，守散关。时军民杂揉，锋摘纵横，以神策军使王建、晋晖为清道斩祈使，建以长剑五百前驱奋击，乘舆乃得前。上以传国宝授建使负之以从，登大散岭……三月以严遵美为内枢密使，遣王建帅部兵戍三泉，晋晖及神策使张造帅四都兵屯黑水，修栈道以通往来。”

    田令孜失势后，杨复恭成为左神策军中尉。神策新军在其领导下保持了较高的效率和战斗力。神策军在杨复恭主政时，其多以假子担任都将、地方刺史，如杨守贞为龙剑节度使；杨守忠为洋州节度使；杨守信为玉山军使；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使等。这时的神策新军对于在京瓷地区的动乱还是有一定的抑制力的。“六月，以扈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京歌制置使，将兵二万出金州，与王重荣、李克用共讨朱玫。”在此战中，保銮都将李挺，扈跸都将李茂贞在凤州击败邠州军，这加速了邠州军的分化，使王行瑜在光启三年正月反正诛杀了朱玫。同年六月，神策新军讨伐凤翔李昌符，后以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

    “天威都头杨守立与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争道，麾下相殴，帝命中使谕之，不止。是夕，宿卫皆严兵为备。己酉，昌符拥兵烧行宫，庚戌，复攻大安门。守立与昌符战于通衡，昌符兵败，帅麾下走保陇州。杜让能闻难，挺身步入侍。韦昭度质其家于军中，誓诛反贼，故军士力战而胜之。守立，复恭之假子也。壬子，以危驾都将、武定节度使李茂贞为陇州招讨使，以讨昌符。”

    李晔继位后，由于杨复恭把持朝政，假子布于天下，李晔对其甚为猜忌，对神策军系统也加以分化。龙纪元年，李晔赐杨复恭假子杨守立李姓，改名李顺节。后又提升其为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后加同平章事。以李顺节对抗杨复恭，加以分化神策军内部。同时，李晔对禁军大肆扩充，其人数一度达到十万。但这些军士多为市贩，不能一战。后又借讨伐河东之名将神策军的统军权交由宰相张浚。“张浚帅诸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郁、夏杂虏合五万人发京师，上御安喜楼饯之。”但此次出兵，战前换帅，张浚素与神策军毫无瓜葛。杨复恭手下的这批假子怎能为张浚所用，加上对手李克用沙陀jīng骑兵雄天下，故而王师大败，军队损失殆尽。

    李晔对杨复恭的猜忌并未因神策军战败而减少。大顺二年，李晔出杨复恭为凤翔监军，杨复恭拒不领命请求致仕。他致仕后李晔认为其谋反，从而引发了神策军内部的火拼。

    “乙酉，上御安喜门，陈兵自卫，命天威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将兵攻其第。张绾帅家众拒战，守信引兵助之，顺节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光门，俟其开，yù出掠两市，遇刘崇望，立马谕之曰：‘天子亲在街东督战，汝曹皆宿卫之士，当于楼前杀贼立功，勿贪小利，自取恶名。’众皆曰：从崇望而东。守信之众望见兵来，遂溃走。守信与复恭拿其族自通化门出，趣兴元，永安都头权安追之，擒张维，斩之。复恭至兴元，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及绵州刺史杨守厚同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

    杨复恭出走后，李顺节又骄横过度，出入以兵相随。遭到了当时左右神策中尉刘季述和西门君遂的猜忌，二人将李顺节斩于银台门。其部下天威、捧rì、登封三都大掠永宁坊。景福元年三月，左神策军勇胜三都都指挥使杨子实、杨子迁、杨子钊三人均为杨守亮假子，其知杨守亮必败，遂率其众两万余人降于王建。同年四月，因李顺节的继任者贾德晨对李顺节的死颇有怨言，使得右军中尉西门君遂对其痛下杀手，贾德晨死后，天威军数千骑投奔李茂贞。

    从大顺元年开始到景福元年仅三年时间，神策新军便遭受了讨伐河东之败王师损失殆尽；杨复恭致仕使得玉山军与其他神策军火并；天威军李顺节被杀，神策天威、捧rì、登封三都作乱；左神策勇胜三都投降王建；继任天威军都将贾德晨被杀，数千骑投奔凤翔。三年来，神策新军可谓是元气大伤。但李晔此时却要以神策军为主力讨伐李茂贞，这无疑是对神策军毁灭xìng的打击。

    这次讨伐凤翔镇的大败，对于神策军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凤翔李茂贞、邠州王行瑜等看到zhōng yāng权势己荡然无存，其政治野心大大增强，yù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遂有乾宁二年王行瑜、韩建要求割神策军镇于己之事；王行瑜、李茂贞领兵进京之举。进而发生的凤翔军与邠州军为争夺李晔而进行的战斗中，神策新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几乎没发挥作用便被击溃，只有捧rì和护跸二都前来护驾。故而李晔在重组禁军时将军权交由诸亲王手中。

    李晔重组神策军并以亲王典军，可见李晔身边已无可信之人，但重组之军又败于李茂贞，仅余两万余人。李晔在此情形之下为华州韩建所欺，驻蹲华州。李晔在华州为韩建所迫，要求解散禁军。李晔此时却丧失了胆气，竟同意了韩建的要求。

    “初，帝在石门，数遣嗣延王、通王将亲军，大选安圣、奉哀、保宁、安化四军，又置殿后军，合士二万。建恶卫兵强，不利己，与巨川谋，即上飞变，告八王yù胁帝幸河中，因请囚十六宅，选严师傅督教，尽散魔下兵。书再上，帝不得已，诏可。又废殿后军，且言‘无示天下不广’。诏留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自是天子爪牙尽矣。建初惧帝不听，以兵环宫，请诛定州行营将李筠。帝俱，斩筠，兵乃解。”

    到了此时此景，李晔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身边要兵无一名亲卫禁军，唯一能征善战之李筠也被自己处死。神策新军的历史至此也告一段落，这也标志着神策军也即将告别历史舞台。

    总的来说，历史上神策军自从天宝十三载（754年）哥舒翰在磨环川设立开始计算，到天复三年（903年）被正式废除，一共经历了149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神策军走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宦官势力紧密的联系起来，基本上与宦官集团的势力共荣共辱，直至最后的消亡。

    第一阶段，神策军初立时期。

    神策军最初设立只是一支普通的边军，与唐zhōng yāng没有密切的联系。而此时的宦官势力也只是刚刚开始崛起，对于唐朝的政治、经济和人事等各种权力基本还没有什么控制力。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神策军还是宦官集团的势力都处在草创期，而迎接他们的便是两者发展最大的机遇—安史之乱的到来。

    第二阶段，神策军与宦官势力开始结合期，从安史之乱神策军中原赴难开始止于唐德宗兴元年间。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于神策军和宦官势力来说都是一次大的机遇。对于神策军来说，正因为有了安史之乱才得以从边地开进中原，而此时的宦官集团也由于唐肃宗的信任，势力迅速膨胀，在zhōng yāng开始出现了擅权的大宦官。也就是在此阶段，宦官势力开始与神策军相结合。宦官鱼朝恩以监军的方式出现在神策军中，意味着神策军与这位代宗时期的权阉有了实质xìng的联系，而且正因为凭借着与鱼朝恩的关系，神策军才能够进入zhōng yāng成为禁军。故而从神策军成为禁军的那一刻起，就己经深深的印上了宦官集团的烙印。

    在这一阶段，由于宦官势力的支持神策军的发展可谓是及其迅速。通过鱼朝恩，神策军完成了从边军到地方藩镇，由藩镇成为zhōng yāng禁军进而再次出镇京西的三级跳式的发展。从战斗力层面看，此时的神策军均是身经百战的士兵，拥有很强的的战斗能力。但此时的神策军与宦官集团的联系还不是十分的牢固，没有形成制度化的结合方式。故而在鱼朝恩死后，宦官一度不再掌握神策军的兵权。但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唐德宗试图通过诏令的方式指挥神策军平定藩镇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使得神策军jīng锐尽出，京师空虚，几乎颠覆社稷。

    第三阶段，神策军与宦官势力紧密结合期，从唐德宗贞元初年起至唐禧宗广明年间长安失守。

    自从唐德宗返回长安后，便开始对于神策军进行新的补充和建设。而这次建设主要以建立神策军两军中尉制度为核心。唐德宗在兴元年间便开始对于神策军进行扩充，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分别以窦文场和王希迁监两厢，不久又将左右厢改为左右军。此时的德宗由于经历了径师之变，对于文臣武将均不信任。故而把重新组建的神策军交由宦官统率，在贞元年间正式设立左右神策中尉作为神策军的最高领导。同时也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指挥系统，其中如副使、判官等均由宦官出任。而在京西北的神策军军镇也均有监军使，这就使得宦官势力深深地植根于神策军内部，从此以后神策军与宦官势力密不可分，紧紧地联系到一起。

    在这一阶段，神策军在指挥体系上基本由宦官控制，在布防格局上，神策军在京西北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军镇，这些军镇与地方藩镇形成了防卫吐蕃入侵的有力屏障，使得吐蕃再也没有能够深入关中腹地。同时，神策军镇还起到了监视歌内藩镇的作用，防止再次出现祸起肘腋的情形。战斗力上，神策军在此阶段呈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与神策军自元和年间起便不再征伐有很大关系。他虽然能够在历次皇位交替和宫廷政变起到决定xìng的作用，但在阵地作战的能力上基本丧失，所以会出现在黄巢之乱的过程中神策军不堪一击的情形。黄巢之乱中的潼关之战标志着唐德宗重建的神策军的彻底溃亡，神策军进入他的衰亡时期。

    第四阶段神策军与宦官集团的分离、衰亡期，从唐僖宗奔蜀，田令孜创立神策新军起至天复三年年崔胤废神策军止。

    神策军溃亡后，田令孜在成都重新招募组建了神策十军五十四都。这批神策新军每都千人，总数在五万人左右。但在指挥方式上与以前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虽然保留了两军神策中尉，但在基层指挥结构上以军使和都将为神策新军的直接指挥者。神策中尉逐渐无法直接驾驭神策军，反而采取了与都将结为假子关系来控制军队。正因为神策中尉的控制力下降，神策五十四都的军队有相互攻击者，有追随宦官出奔者，有投靠强藩者。逐渐成瓦解之势，至今年被韩建解散，神策新军也退出历史舞台。后虽又重新招募两军用以护卫皇宫，但这定额六千人的军队完全已丧失了任何战斗能力，只是一支有着神策军名号的普通卫队了。故而在南衙北司纷纷勾结强藩为援的时代，宦官集团投靠的李茂贞输给了宰相崔胤投靠的朱全忠，所以崔胤迫使唐李晔尽杀宦官，废神策军。存在一百多年的神策军正式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所以可以这么说，在神策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宦官势力起到了决定xìng的作用。从神策军赴难中原，它走过的每一步脚印都有宦官势力的踪影。从边军到藩镇再到zhōng yāng禁军都是依靠鱼朝恩的扶持；兵力达到十五万，形成神策中尉制度是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功劳。反之，神策军的强大也为宦官势力把持朝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历次皇位交替和与朝臣的斗争中，都可以看到神策军定鼎乾坤的作用。在衰亡的过程中，二者也是一致的。由于zhōng yāng政权的衰落，宦官势力不可避免的也在衰落。而依附于宦官集团的神策军自然而然也是走下坡路的，在战斗力、兵力和给养上都呈现了下降的趋势。所以神策军与宦官集团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故随着宦官集团的覆灭神策军自然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而李曜之所以听到李巨川说能让神策军为自己马首是瞻之后吃了一惊，则是因为神策军再如何不济，在目前的情况下，仍应该是尽量维持皇权的一支军队，为何李巨川这话听起来，竟似乎有把握能让神策军投到藩镇麾下一般。要知道，这个“投”，是整个神策军的投靠，而不是神策军麾下某个将领带着本部人马的投效。

    如果掌握神策军……李曜心中也不由得跳得快了不少。

    那岂不是表示，自己可以看似不挟天子地挟天子？

第211章 掌控四镇(一)

    无论是曹cāo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齐桓公的“奉天子以讨不臣”，实际上都是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再辅之以天子天下正统的名望来“威天下”。李曜千等万等，此时此刻才决定出兵，为的当然也是尽量利用皇权的余威，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但有一点让他感到犹豫的是：自己现在是否真有这样的实力。

    诚然，李巨川的话足够让任何关中附近的藩镇动心，但李曜本身绝非冒失之人，如果“挟天子”或者“奉天子”之后，自己的能力只如韩建这般，那迟早会引火烧身。在皇权衰落而民心对这个王朝仍有留恋的时候，天子是所有藩镇都想要控制但却未必都能控制得了的。

    为何说民心不可逆？历史上朱温“反正”之后，原本一直以大唐忠臣面目示人，因此东征西讨都未遭到民心怨恨，实力越来越强，而李克用虽然救驾数次，几次将大唐从死亡线上拉扯回来，却因为有那么两次违逆天子圣意而被质疑甚至诟病。但到了朱温胁迫天子迁都洛阳，继而必死李晔，最终自立为帝以后，民心民意就彻底抛弃了他，李克用、李茂贞、杨行密、王建等均不承认其正统地位，联手与之相抗，最终以李克用势力为基础的后唐取代朱梁的后梁，成为“正溯”，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李曜缓缓闭上眼睛，道：“神策，天子之禁军，岂宜由藩镇发号施令？人之所以为人，无外乎情、理、法三字。于情，我为宗室，若不思爱存天家，人情何在？于理，我为臣子，若只图耀武扬威，不维护君上尊严，天理何存？于法，我为藩镇，当维镇藩岳，拱卫天子，若心存私念，谋夺禁军大权，置圣人于不顾，国法何容？”

    李巨川哈哈一笑：“情理法？好一个情理法。”他扬眉道：“于情，蒲帅乃是让皇帝之后，本为天子帝胄，若非玄宗明皇帝恃军威而凌天子，让皇帝不yù老父失子、骨肉相残，怎能让出属于他的东宫大位？按此说来，这数代皇帝，皆非正溯，别说蒲帅掌握神策，便是重拾大宝，又有何不在人情之类？”

    “于理，朝廷暗弱，内不足安邦，外不足定难；天子轻佻，讨伐竟向忠臣，冤杀多为节烈。大顺元年，晋王被朝廷讨伐，不过三年，却是晋王起兵定难关中；景福二年，天子讨李茂贞，官军大败，诿过贤相杜让能，杀之以平凤翔之怒。而后数讨凤翔，无一胜绩，如此轻佻天子，动则大损朝廷威严。蒲帅既然说理，又何必维护此等天子？”

    “再者说法，藩镇小者，职于保卫边疆，维护地方；藩镇大者，职于存亡续绝，维护朝纲，蒲帅若要说法，不若今rì便传檄天下，废昏立明！”

    李曜扶额道：“某就想不明白了，你李巨川为何偏要怂恿某做这些事？某即便是真如你所言，去做了这些个乱臣贼子之事，于你有何好处？”

    李巨川又是哈哈一笑：“某读书三十余载，所为何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某身已善，唯求兼济天下耳！”

    这次却轮到李曜哈哈一笑了，他笑着道：“看不出，先生竟有如此宏图，只是某却不解，既然先生yù兼济天下，为何却屈居同华片亩之地，如此亦可兼济天下？”

    这话未免带了些讽刺的意味，谁料李巨川听后却不怨怒，反而正sè道：“韩公于蒲帅，或许不足一提，然则在蒲帅之前，某以为天下诸藩，未尝有胜于韩公之辈。”

    李曜饶有兴致地反问：“哦？这倒要请教则个，韩建，田舍翁罢了，何德何能竟被先生这般看好？某闻当初先生原为河中掌书记，素为重荣公所重，而先生竟舍河中繁华而就同华贫瘠，某实不解，愿请先生解此大惑。”

    李巨川摇头道：“非是看好。”他仍然一本正经，道：“若论铁骑奔突、纵横天下，韩公不如晋王；若论纵横捭阖、明忠实jiān，韩公不如汴主；若论宽仁体恤、善得军心，韩公不如淮帅。至于李茂贞，因缘际会罢了，一旦遇上劲敌，必败无疑，此不足为论。而韩公却有一事，胜此三雄多矣。”

    李曜这才有些重视起来，坐直身子，问：“哪一事？”

    李巨川缓缓道：“韩公善养民。”

    李曜沉吟片刻，又问：“你是说，韩建治下，同华之民得其宽厚，因而安居乐业，颇胜别处？”

    李巨川稳稳点头：“正是。”

    李曜沉吟着思索片刻，也点头承认：“不错，此事算韩建之功。”

    李巨川扬眉反问：“某闻蒲帅数年之内，由白身而至节帅，已近人臣之巅，颇有留意，而后方知蒲帅内修文治，外练强兵，文武兼修，方有今rì盛况，心实倾慕，今番虽兵临城下，仍请缨来见，不为说和，不为求全，只为问蒲帅几个问题，不知蒲帅可愿诚恳以对？”

    李曜闻之惊讶，盯着他的眼睛，李巨川丝毫不让，也正正地看着他，似非作伪。李曜想了想，点头道：“先生既然如此说了，李曜自无不允。”

    李巨川听他自称李曜，而非李存曜，眼珠微微一动，但却装作不知，仍先问了心中所想：“天下大势，乱治轮回。某读书三十载，总有些不明所以之处，某今身为‘贼臣’，怕命不久矣，念及‘朝闻道，夕死可矣’，闻蒲帅天下大才，因而yù在死前求一真理：蒲帅以为，隋强一时，忽而而亡，我大唐承袭前朝旧制，却绵延近三百载，纵然如今朝廷暗弱，天子轻佻，天下万民仍对大唐心存冀望，其为何也？又问，秦强一时，忽而亡国，汉承秦制，东西绵延四百余载，又为何也？”

    李曜略微诧异，问：“你不问生死，不问前程，竟问此事？”

    李巨川点头正sè，一脸肃然道：“正是。”

    李曜心中暗道：“这个问题后世的一些论坛上倒是颇有些爱好青史煮酒的哥们喜欢讨论讨论，我当然也能答得出来，只是我要跟你说这是社会变革的必然阵痛，是奴隶主转为封建制以及门阀制转为科举制所导致必然动荡而统治阶层未能顺利引导最终导致灭国的结果，再跟你说说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可不就全是后世的历史观说辞了，你难道一时明白得了？”但见李巨川一本正经地模样，李曜忽然想到一件事：莫非此人打算投靠我？

    这不奇怪，李巨川本人，就以原先历史上的记载来看，也算是个有本事的了，有本事的人要转投他人，必然要有一些理由。就像他刚才所说他从王重荣手下跑到韩建手下，就是因为韩建更体恤民情，这对于“封建儒家”的读书人来说，未必不可能，而且甚至颇有可能。

    那么，他因为其他一些什么思想理想之类的原因转投自己，也未必不能啊。只是，他这个问题要怎么跟他说，才说得明白，而又不会超出这个时代的人所能理解的范畴呢？

    不过李曜对于李巨川的敏感还是颇为欣赏，隋朝与秦朝出奇的相似，这事似乎到了现代社会才被重视。按照现代社会的说法，两者最大的相似无非三点：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命xìng的变革，都很短命。

    现代人很喜欢讨论，认为没有隋炀帝的中国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按照恩格斯“他人替代论”来说，没有杨广，也肯定会有第二个或者类似的一个隋炀帝出现，但按照李曜读史的分析，他却觉得这个隋炀帝第二即便是延后一分钟出现，恐怕历史也将大大的不同。可惜他无法证明，除非他穿越来的朝代不是唐末，而是隋朝或者北周时期。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其实也就是一场游戏，游戏里面的人物可以投掷骰子做出选择，但无论你怎么折腾，你也跳不出游戏设计者的掌心，GM也许不能控制一切，但总策划显然可以。在西方，这个总策划叫上帝；在东方，这个总策划叫做辩证历史观。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东方封闭环境中的必然规律，当时秦前那会儿，八百年周王朝早已分崩离析，之后早晚要被某一个国家统一，但究竟是谁统一，什么时间统一，怎么个方式统一，那就是游戏玩家的事，而不是游戏设计者的事了。隋炀帝其实跟秦始皇有些类似，甚至后人有个说法叫做：“秦始皇多活几年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少活几年就是秦始皇。”李曜一直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隋炀帝的确是一个历史牛人，他的作用就是大大地影响历史进程，或者说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毁灭，同时又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新生，只不过隋炀帝肯定没学好辩证历史这门功课，历史证明他这门课实实在在的是挂科了，当然他其他课程不是优秀得一塌糊涂，就是糟糕得一塌糊涂，绝对是个偏科尖子生。

    李曜一直认为秦朝和隋朝都是很伟大的，其伟大之处，就是大量打破了旧制度，创立了很多新制度，这让中国又完成了一次蜕变。所以说秦朝也好，隋朝也罢，它们虽然短命，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单说隋朝，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各民族混居，这客观上是给中国输入了新鲜血液，北方的蛮族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规模交融，使得重新统一的中国有了改革的沃土，隋朝的各种改革没必要细说，关键就是隋朝用各种新制度为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平衡的社会，当然，在改革中产生的火花，杨广显然没有控制好，安全生产做得不够到位，结果产生了爆炸，把偌大一个隋朝自己给葬送了，大唐则和当年的大汉一样坐享了前朝丰硕的改革成果。

    自东汉以来，中国实际上由于失去了平衡而四分五裂，重新回归平衡本来应该在晋朝时期完成，但司马家族的无能导致这个动作又延后了数百年。隋朝的改革非常全面，不多说，以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就知道隋文帝、隋炀帝是想怎样将中国复归平衡。

    当时高颍和苏威并称“开皇明相”，这两位配合得也很默契，不比后来贞观时的“房谋杜断”来得差半点：高颍负责拟定改革政策，苏威负责维护实施，而且这位同学颇有后世魏征胆大直言的风格，敢拦着怒气冲天想要持刀杀人的杨坚。

    高颍改革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对zhèng fǔ职能进行了大改革，建立“五省六部”制度，也就是让zhèng fǔ职能部门更加专业化，另外也有利于分权制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机构改革显然很合理，因此一直沿用到清朝。另一项改革是地方行政，西周建立了分封制，秦汉时改为郡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乱，地方管理制度也混乱不堪，官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回事）。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zhōng yāng，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十五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而经济上隋朝实行了“均田法”，均田这个东西，一贯是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sè彩的田亩制度，隋朝这个改革，虽然也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总以前要好得太多太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在农耕文明时代，这就真的是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隋朝的这些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里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给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此前汉武帝的**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然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只是一种现象，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乎，门徒慢慢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的那个时期，这位同学趁乱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曹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个才算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比较相近，只是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像太原王氏，为什么传承千年，也就是沾了这种制度的光，再加上这些世家垄断了读书权利，人才自然也就出得多——教育歧视啊。

    然而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sè，“孤家寡人”啊！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cāo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好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朝，天家杨家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呢？那无非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士族显然对于杨家没有好感，后来杨广并不担心“盗贼”，而老怀疑自己的大臣，根源其实也就在这儿。

    每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旧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显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历史也就是这样前进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此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官社会，武官的地位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超越文官，大多数时候文官是政治和官僚队伍的主流，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文官决定的，社会风气也渐趋yīn柔，战国时的尚武jīng神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后来的中国在文化上越来越高深，但在武略方面就常常让人扼腕叹息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开国的时候还能打点硬仗，等过个几十年，基本上战斗力就……“糟了个大糕”。不过，中国文化的所谓高深，也不是向高级阶段迈进，而是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一直在倒退，此处暂且不表。

    当然如果说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隋朝和秦朝都有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不应该频繁地发动战争、开建大工程，远征高丽、扩建东都、开凿御道、修造运河，这些都和秦始皇征南蛮、修长城、建阿房宫一样，闹得民怨沸腾。虽然杨广做的这些工程，实际价值远大于后世李曜看习惯了的那无数个政绩工程，很多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但问题是他严重透支一代人的幸福去为子孙后代造福，那个年代的人恐怕不如后世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养，因此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

    当一代帝王成就了他的霸业的时候，他接下来思考的就是如何保持这一权力和如何使它不断地扩大。然而隋朝的改革虽然相当成功，但隋朝也犯了和秦朝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大型工程太多了，对外的征服战争也实施得早了些，再加上这么大动作的改革肯定会有不小的社会矛盾，这三者同时作用，别说隋朝，任何朝都承受不了。

    其实农耕时期的一些大工程，在后世看来也是规模不小，比如隋朝建造宫殿、修建大运河等，这些工程相当于后世的修建奥运场馆、南水北调。在后世，这些个工程虽然也大，但主要依靠机械力量去做，并且有专业的建筑承包商，经济基础也不是农耕时期可比，而在秦、隋的农耕文明时期，这样庞大的工程就非得征调几十万、上百万人才行，这对农耕文明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么多的劳动力全都去修工程了，农业生产必然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不仅仅是直接修工程的人，还要有配套服务，因此，一个宫殿工地上假设有十万人的话，那么后勤、原料、运输、管理等就有几倍的人在为其服务。因此，一个大工程的牵涉面很广、很深，往往是牵动整个国家的。

    隋朝灭亡的两大直接导火索就是两项：一个是庞大的工程，一个是对外战争。隋炀帝曾三次远征高句丽，而且失败了——这里也看出，秦朝是以统一六国为完成统一大业，而隋朝则不满足于统一中国本部，而是谋求向外扩展，将朝鲜半岛纳入中国范畴。当然，更准确点说，应该是把朝鲜半岛归属中国固定下来，或者叫做收复朝鲜半岛，因为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就在朝鲜半岛设立了乐浪郡和带方郡两个行政机构，朝鲜半岛大部分就归属这两郡管辖，在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而给了中国边疆和周边地区闹dú lì的机会，朝鲜半岛也就是在这时候分离出去的，高句丽在313年终止了乐浪郡和带方郡的行政管辖权。

    因此在李曜看来，隋朝是一个升级版的秦朝，但隋朝不如秦朝的是，它没能将中国的统治圈成功扩大。隋统一中国后显然认为自己负有更大的使命，就是将中国传统的统治圈再次扩大，并稳定下来。除了秦汉朝时期的统治地域外，隋朝显然认为可以将周围一些小国或者原番薯地纳入中国直接统治之下，变成中国的一个个行政区。《隋书》、《资治通鉴》这些里表露的思想就很明白，隋朝不仅仅是想征服高句丽，而是在向四面八方扩张。在南方，大业元年一月，隋炀帝就任命刘方为罐州道行军总管，征服越南。占领交趾（今河内）后，接着刘方就进军林邑，也就是越南南方地区。刘方和部将宁长真兵分两路，宁长真率领步兵和骑兵从陆路攻击，他自己率领舰队从海路前进，然后在海口登陆。当时林邑王曾在阇黎江设防堵截，没成功，当隋军渡河之后又在南岸进行一次决战，并且使用了东南亚地区惯用的战术，即使用战象，但这些大象被隋军的弓弩一阵shè击之后掉头冲垮了自己的部队，结果，林邑王再次战败，这场战役很像是在印度河曾发生过的几场战役，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定式：使用大象作战的一方，经常会被自己的大象冲垮。但东南亚地区的人似乎一直没有总结出这个危险。刘方率领的隋军此后连战连捷，最终占领整个林邑王国。攻占林邑，是中国历史上除元朝时期外，陆军攻击的最南位置（明郑和海军还曾在东南亚岛国作战）。

    其实，征交趾应该是一次收复行动，因为越南北部在历史上早在秦统一六国之时就顺便被一起统一了。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也灭了南越，建立交趾行政区。但越南和中国很多边疆地带一样，都曾有过多次征服又多次反叛的经历，征服本身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征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次征服几次反叛这都是常有的事，尤其是要将某地长期归属，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培养被征服地区的归属感。

    也就是在刘方进军越南的时候，即大业元年，北方的契丹人习惯xìng地又来劫掠，地点是营州。隋炀帝一点没犹豫，立刻下诏命令韦云起与突厥启民可汗一起率领突厥两万骑兵征讨契丹。与汉武帝声势浩大而又战果平平的对匈战争不同，韦云起与启民可汗来了一次漂亮的突袭就解决了问题。因契丹与突厥本来都是游牧民族，此时关系尚好，因此突厥骑兵的出现并未引起契丹人的jǐng觉，所以，在黎明时分发起的突然袭击一举摧毁了契丹人。隋朝这一战役打得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北伐战争都干脆利索，汉武帝如果知道此事不知是否会感到羞愧。

    在南征北伐之后，隋朝在东面的大海上也同样有所作为，大业三年，隋炀帝派朱宽下海探路，看看大海里有哪些还没被征服的国家，结果发现了琉球，就抓了一个人，拿着他的盔甲返回。于是在历史上，《隋书》中就有了《琉球传》，这时琉球还被称为“琉虬”。隋炀帝于是来了一次先礼后兵，先派人去招降，琉球拒绝了，隋炀帝又命令组建远征舰队，这场远征打得也很顺利，几次战斗下来就占领了琉球。李曜知道此事的时候还颇为惊讶，心道：原来中国也不是从来没有“海洋jīng神”的？

    在解决琉球的第二年，即大业四年，隋炀帝又把目光转向了西域。这次隋炀帝命令他的爱将薛世雄再次和突厥启民可汗合作，一起出兵西域。但启民可汗却未能出兵，薛世雄于是单独出玉门关，与征服契丹一样，薛世雄也是以一次漂亮的突袭一举占领伊吾城，并在汉朝伊吾城旁另建了一座新伊吾城，设伊吾郡，开始行使行政管辖权。伊吾城和柔远城此后成为zhōng yāng政权在西域的两大战略支撑点。

    但在后期隋炀帝征高丽却失败了，高丽国将隋军阵亡者尸体筑为京观，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高丽交涉，拆毁京观，收拾隋军骸骨，祭而葬之。什么是“京观”？就是战争中战胜一方会将战败一方阵亡士兵的尸体堆积在大道的两旁，堆筑起来，再覆土夯实，于是一场战争过后，大道两旁就会多出很多“金字塔”，以炫耀武功。高丽国就将阵亡的隋朝士兵尸体筑成京观炫耀胜利。由于战争失败和大工程积累矛盾，最终使得积压已久的底层怒火爆发。

    想到这些，李曜只好对李巨川道：“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必然会激化出很多矛盾，所以，改革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稳定能力，一旦矛盾出现，要有能力应对，否则，轻则改革失败，重则国家倾覆。某以为，所谓改革，无非便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利益被削减的人自然要闹事。秦朝的改革之所以能完成，是因为有秦朝统一六国强大的威势，无论是秦朝内部还是被征服土地都明白，无法与强大的秦军对抗，但秦朝的改革虽然得以完成，改革中所积累的矛盾，征服战争庞大的需求，统一后巨大的各项工程，没有一丝柔xìng的严苛律法，这些都使得社会底层积聚了太多的怒火，于是当始皇帝一死，再没有一个人能压住民间怒火，我等后人虽然时常假设，若公子扶苏即位为帝则将如何如何，然而某以为即便真是扶苏即位，只要不改变整个秦朝的统治宗旨，恐怕也同样会出现六国再叛的情形。而前朝的改革、战争和工程也导致了同样的后果，但炀帝却不是始皇，所以他根本就压制不住民间和官宦队伍中的反对力量，一旦军事上受到挫折，这些反对者就纷纷冒头，而当狼烟遍地，炀帝仍不思悔改之后，我朝高祖也就不得不起兵反抗，最终推翻暴-政。至于为何汉唐沿袭旧制反而能绵延数百年，那不过是因为……坏人已经被秦、隋做了，因此汉也好，我们大唐也罢，都不过是摘了前朝种下的大桃子。”

    李巨川微微有些错愕，迟疑道：“竟是如此？”

    “当然不止如此。”李曜道：“譬如前朝与我朝，正是因为前朝亡于苛政，因此高祖定鼎天下之后，对草原十八部处处忍让，不惜称臣纳贡多年。是高祖心无大志？非也，只是实力不济，只能忍辱负重，休养生息以待来rì罢了。高祖隐忍八年不说，以太宗皇帝之天纵英才，即位后不也照样隐忍三年，待时机成熟，这才以李卫公为帅，克复定襄，抵定漠北，成就天可汗伟业！是以，先生应当知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低头十年，只为来rì……抬头再见！”

    李巨川忽然眯起眼睛：“当rì蒲帅在代州，莫非也是低头十年，只为与那二人抬头相见么？若是如此，蒲帅早已达到目的，真是可喜可贺。”

    李曜未料到李巨川会忽然提到此处，不过他的反应速度一向很快，当下不屑地一笑：“似那二人，也配被我视为大敌？”至于李巨川为何知道代州之事，李曜根本想都懒得去想——他既然连代北李家的身世都弄得这么清楚，自己与那两位所谓的兄长之间有些什么龃龉，又如何能够不知？

    “他二人自然不配。”李巨川呵呵一笑：“不过当rì蒲帅年不及冠弱，居然便已心存天下，并不将此二人当作对手，当真是令人惊叹。只是某却不知，蒲帅之志向，究竟有多大？”

    李曜避开他逼人的眼神，哂然一笑：“某也奇怪，下己先生对某之志向如此好奇，究竟是希望听见某如何回答呢？”

    李巨川眼中闪过一丝决绝，铿锵发声：“我望蒲帅存九鼎之志，一扫天下颓风，再定漠北，荡平吐蕃，克复西域，重振我中华上邦声威！”

    李曜心中大叫一声：“果然！”但面上却偏偏不动声sè，反而平静地问道：“若yù重振中华上邦声威，则必对外开战，而对外开战，总要死我百姓、废我钱粮，先生因为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而至华州，为何此时又希望朝廷对外动武？”

    李巨川毫不迟疑：“若蒲帅露天而眠，身侧虎狼环视，试问，可能高枕安睡？”

    李曜哈哈一笑，还未答话，李巨川已然接着：“贞观十九年，太宗出征高句丽，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可见即便太宗皇帝这般圣主，亦不能容忍身侧虎狼，恐其为后世之忧。然威服四方，则必然为四方诸夷所敬。且正如蒲帅方才所言，yù威服四方，必先治内，低头十年，才换得来rì抬头再见。某言重振上邦声威，也自是虑及于此。”

    李曜慢慢收起了笑容，看着李巨川，冷冷地道：“身为臣子，以上言论字字诛心，死罪！”

    李巨川面sè微微一变，却又立刻笑了起来，道：“某既敢直言，便不畏屈死。”

    李曜寒声道：“李巨川，我敬你进士出身，又心怀百姓，肯为一方桑梓来辅庸碌，今rì准你留下遗言，并……选一个死法。”

    李巨川果然并不畏惧，反而放声一笑，才道：“如此多谢蒲帅，请蒲帅在某死后，将某双眼挖出，嵌于大明宫宫城门口。至于如何死法，却是随意。”

    李曜见他夷然不惧，也不禁有些佩服，节度使有天子节旌在手，颛诛杀，生灭予夺，自己若真要杀他，而且是以大逆之罪名而杀，天下谁也说不出个不字来。然而即便如此，李巨川仍面不改sè，看来是真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李曜微微一笑，看不出喜怒，淡淡地道：“昔rì伍子胥死前，要吴王夫差将其双眼置于东城城门之上，yù观吴国之灭。而今你李下己yù将双眼置于大明宫门之上，却是yù观何事啊？”

    李巨川拱手道：“无他，yù观蒲帅何时入主大明宫而已。”

    李曜霍然起身，朗声大笑，亲自走下主席，请李巨川落座，轻拍其肩道：“下己先生，此事恐怕还早得很，您这双眼睛，若今rì便先挂在上头，孤单的时rì实在太长了些，不如仍暂记你处……至于你所要的看那一幕，怕也非是某一人独自可成。”

    李巨川却不坐了，翻个身爬出来，匍匐于地，行了个大礼：“若使明公不弃，仆愿追随明公，为此事之达成参谋赞画。”

    李曜先是眼角露出一丝笑容，继而放声一笑，一边扶他起来，一边道：“若得下己先生辅佐，某大事可期矣！”

    李巨川虽然顺着李曜的意思站了起来，但却忙道：“明公才绝当世，仆岂敢当先生之称，还请明公直呼某名便是。”

    李曜大摇其头：“岂能如此不敬。”

    李巨川坚持，李曜推辞，最终还是按照当下的习惯，称其表字。

    寒暄罢了，李巨川兴致有些高，问道：“今既得明主垂顾，敢不竭心尽力？只是在此之前，仆须知晓明公下一步作何打算，还请明公告之。”

    李曜笑道：“依你之见，某下一步该当如何打算？”

    李巨川犹豫了一下，仍是问道：“仆今rì来归，有一事按说不当详问，只是若要回答明公此问，则又不得不问……”

    李曜笑着摆手：“有事要问那便问吧。”

    李巨川正sè道：“不知明公此来，领兵多少，战力如何？”

    此事可算是军事机密了，但李曜却毫不犹豫回答：“战兵不足四万，战力只合‘尚可’。”

    李巨川微微诧异：“才四万战兵？”他有些迟疑地道：“不瞒明公，即便华州城中，亦有四万余战兵……平rì乃有三万，此前同州战败，败兵亦来了华州，因此有此之数。若明公此刻出征，兵马四万不到，岂非拿下华州也颇有碍难？”

    李曜淡淡一笑：“某三千骑兵便可攻破汴州外城，更可拿下东都洛阳，如今某步骑近四万，莫说区区华州，便是长安为贼人占据，某亦可将之收复。再有，当rì王行瑜张扬跋扈，自诩天下强藩，某领万余军，先破梨园寨，再可邠州城，哪一处不是一战而捷？华州……莫非便能例外？”

    李巨川这才想起，眼前这位李蒲帅带兵，除了蒲津渡大战之外，历来有以寡克众的“传统”，如果说汴州之战怎么看都有些神异，那么他袭洛阳、破梨园、克邠州，这总是实打实的硬仗，还真都是以劣势兵力攻克坚城。这要说来，只能是他对攻城别有所长，舍此无有解释。那么他说他这四万不到的战兵足以攻克华州，自然就不是什么大话，而是实有所恃了。

    当下李巨川便点头认可，但却又问：“如此蒲帅攻城足有把握，却不知若与凤翔兵野战，却有几成胜算？”

    李曜道：“凤翔地广而人不足，我料李茂贞手下各军合计不会超过二十万之众，就以二十万计，则这二十万南须防备王建，北要提防党项，即便吐蕃示弱不足为惧，其所能用之兵，至多也不过十万，若以十万而论，某至少可说……无惧。”

    “好！”李巨川双手一拍，猛击一掌，亢奋道：“如此说来，关中无忧！某意明公可以先取华州，迎奉天子回銮长安，而后得其诏命，讨伐李茂贞！不过，凤翔无须拿下，只须拿下鄜坊、邠宁二镇，此战便是大功告成！”

    李曜微微眯眼：“为何？”

    李巨川反问道：“若是明公拿下整个凤翔诸镇，是交还天子呢，还是交予晋王？”

    李曜呵呵一笑：“邠州得而复失，前车之鉴不远，某恐天子握不住这关中诸镇，届时还是交予晋王处置为宜。”

    李巨川又问：“交予晋王，于明公何益？于明公大业何益？”

    李曜默然不语，半晌才问：“那若拿下鄜坊、邠州二镇，难道便于某有益了？”

    李巨川颌首道：“不错，若只拿鄜坊、邠州，加上同华，乃是三镇之地，则于明公大大有利。”

    李曜微微眯起眼睛：“益从何来？”

    李巨川笑道：“同华地狭，明公拿下之后，可以先与晋王商议，请晋王上疏，将同华并入河中，其理由十分简单……同华并入河中，则潼关天险便在河中之手，以明公雄才，坐控潼关，则朱温再强，亦难入关中半步，明公则可立潼关而望陕虢，使朱温如芒在背。某料晋王既视汴帅如死敌，其仇不共戴天，但凡能使朱温不喜之事，晋王必然欢喜，必然准允！而如此一来，明公平白得了同华之地，坐拥潼关天险，西可震慑长安，东可钳制汴梁，进退皆宜，攻守自如，如何不益？”

    李曜哈哈一笑：“正是英雄所见略同，某意也是如此。那么，鄜坊、邠州，又于某何益？须知晋王虽然信重于某，却未必肯将此二镇亦交予某手，使我独掌三镇……实则四镇。”

    李巨川露出一丝狡黠，嘿嘿笑道：“某闻李存信、李存孝二人事发之后，晋王军中年轻一辈除了明公之外，当属李存审、李嗣昭、李嗣源三人功劳最大，能力最强，鄜坊、邠州二镇，北挨党项，南临凤翔，非名帅大将不可镇之。如今某观晋王军中，可以镇守此二镇者，除此三人外，便只有周德威，而周德威更有可能坐镇邢洺，如此一来，鄜坊、邠宁二镇之节帅，多半便要从李存审、李嗣昭、李嗣源三人中选出，这三人……某闻都是明公好友，此二镇交予他们，于明公莫非不算益处？”

    李曜微微蹙眉：“你此言之意，莫非要某与晋王分权？某虽与此三人交好，然则若要与晋王决裂，恐怕他三人亦不会帮某。”

    李巨川稍微有些意外，但却摇头道：“倒也无须与晋王决裂，晋王兵威天下，明公正可借其势而养己锐，然则晋王自小南征北战，必然身有暗疾，未必……咳，未必长久。而晋王一旦不在，晋王之位传与何人，便自难说。若然晋王并未传位明公，那便必是传位其亲儿存勖，存勖年幼，岂能服众？以明公威望卓著，战功显赫，诸将能不以明公马首是瞻？届时……便好办了，只须……”

    李曜忽然伸手制止，打断道：“此事便说到此处，不必多言了。”

    李巨川微微一怔，继而明白过来，点头道：“是，明公，仆饶舌了，还请明公勿怪。”

    李曜不接这个话茬，反而问道：“你方才这些话，说得都有道理，只是却忘了一处地方未说。”

    李巨川笑了笑，反问道：“明公说的，可是长安？”

    李曜看着他，也微微一笑，显然是默认了。

    李巨川便道：“长安，国之京畿，天子所居，自然不能由明公亲自掌控，否则，便是那中外物议，也对明公颇为不利，实乃自伤羽翼之败举，明公当时人杰，岂能为之？”

    李曜淡淡一笑：“如此，则该如何？”

    李巨川看似成竹在胸，拱手笑道：“明公可还记得方才仆初来之时曾说的……神策之事？”

    李曜微微扬眉：“你意……？”

    李巨川嘿嘿一笑：“掌控长安，先要掌控神策；掌控神策，先要掌控宦官。明公若有胜兵驻扎同华，如此兵威之下，找几个听话的宦官，想是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