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视察四姐工作
七月七、八、九日三天，我平静地在县城高中，参加了一九七九年的高考。
考试后第二天，我也没参加班级组织的其它活动，便急急忙忙往家赶。
出来一个月，四姐中途骑车曾来看过我两次。此外家中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清楚，还真有点思念那偏僻的小山村和那破落的小院，我的爹妈。
坐车到了玉平公社，已是中午十一点多(这时的车票也便宜，三十里路三毛钱就到站了)。先得去公社转一转，看一看熟悉的领导，再从四姐那骑上自行车。要不扛着个行李卷，步行十几里路，可不是好玩的。虽说咱练武习功夫两个月毫不间断，身体素质强壮，非昔日之可比。
一进公社大门，便现大院内有了不少变化，先是正面平房壁上，新刷了一条醒目的大标语“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这是中央在今年1月份就定下的基调，半年后才在这里大力宣传，看来内6省份的闭塞、迟钝不是一般的。
原因很简单：没逼出来。安徽风阳小岗村十八户摁下血手印，敢为天下先、承包到户(这在七九年三月份可是掉脑袋的事，故以血手印来盟誓)，那是没粮吃，饿死许多人，无法生存了。而我们J省却山多地多，掏一点山地，就能活命，总有一口吃的，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人。相对而言，求变意识、冒险意识，就淡薄多了。对上面的政策生变化，也是“一慢、二看、三通过”，安步当车，稳步前进，一副老牛拉破车的样子。这不，中央工作重点这么大的战略转变，半年后才在这里开始宣传。
也难怪，这几年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朝令夕改。人们都被各种政治运动整怕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推开办公室的门，四姐正忙碌地俯案疾书，不知在写什么材料。听见门响，也没抬头，一副干练的国家工作人员形象。
我也不吭气，悄悄地站到她的对面。
半晌没动静，四姐抬头，却见我一脸坏笑望着她。“呀，你这个死五儿，进来也不吭气，吓死我了！考完了，考得怎么样？吃饭了吗？路上累不累？”四姐扔下笔，就跑过来拉住我的手，往旁边的椅子上按。
唉，四姐还是这脾气，嘴快，手快，性子急。我这进门还没开口，她这连珠炮似的一连串问题，倒先砸过来。嗯，这性格倒蛮适合基层工作的。要不你一个女同志，面对百人百性的山村老百姓，没说话先脸红，一副含情脉脉、未语先低头的小女子性格，还没干工作，就先把自已憋死了。公社、大队无大事，可是事情杂碎，上头千条线都要从公社、大队这个最基层的针眼里穿过。没有这个小针眼，你那千条线，只会结成棉线团，纠缠不清。国家也甭想干什么大事。
我对四姐的这脾气，早已见怪不怪。
“好四姐，你先让你弟喘口气再说。第一，先给我倒口水，我渴；第二，再给我张罗饭，我饿；第三，再告诉你，考得还差不多，估计问题不大，能考上。”
这倒不是吹，现在的高考试题中规中矩，对我来说不是问题。考前填报考志愿，我也没报什么清华、北大。我是去学知识，当一个有知识的新时代农民。不为求官，所以不追求华而不实的名牌效应。有目的地报了一所北京某对外贸易学院，国家重点。此时外贸极为冷门(国门关闭几十年，的确此时外贸并不是什么好部门，但几年后，就不大一样了，否极泰来嘛）。
“那好，先吃饭”，四姐提起我的行李，边往外走边说，“公社灶上也是两顿饭，现在早没饭了，四姐带你去宿舍犒劳你。鸡蛋煮挂面，小红、小红，你先帮我照看下办公室，我桌上的东西你别动。”
随着喊声，旁边房间跑出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答应着。看来这是公社的通信员。不简单，四姐手下也带兵了。
四姐的宿舍是两个人住，她和一个公社计生服务站的女同志。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散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我欣赏地点点头，到底是女同志的宿舍，你要是走进男同志的房间，肯定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烟味与臭袜子，臭鞋、臭脚丫子等，混合酵而成的臭气，我们谓之光棍味，令人呕吐不已。
四姐熟练地从床底拿出一个小煤油炉，从暖瓶里我倒了一杯水后，往小铝锅里(当时所谓的钢精锅)加水、点火。
我把玩着手上的水杯，这是一个中号罐头瓶，用红、绿、黄色的塑料细绳、编成各种花案的一个杯套，罩在外面，这在当时很流行，既不烫手也好看，当时找对象时，女的不是给男的织毛衣(市场上毛线基本不流通，奇缺），而是送织好的杯套、笔套，有条件的，搞来羊毛织一双袜子。
“四姐，到底是公家人，吃上供应粮了，都能买到挂面了。”我笑着调侃四姐，当时挂面可是稀罕物，属细粮，只供应市民，且价格还比白面高(白面0.18元/斤，挂面0.30元/斤)，一般市民都舍不得买。
“有时晚上赶材料，老在半夜里饿得不行，就备了点，平时我可舍不得吃。我给家里也捎回去五斤，给爹妈吃。”四姐分辩道。
“跟你开玩笑，急什么呀，”挂面这东西，我可不稀罕。更何况当时的挂面，又黑又粗。在我的前生，什么龙须挂面，鸡蛋挂面，海鲜挂面，蔬菜挂面，连小孩看见都掩口，方便食品而已。对，方便食品──方便面，这个项目倒是能在国家粮食极大丰富后，值得搞一搞，工艺太简单了。
“工作干得还顺手吧，有没有人欺负你？”我边吸溜着面条，边问四姐。
“还行吧，刚来几天，连个电话也接不了。一听见县里的领导找公社领导，吓得我活都不会说。听都没听清，就跑了，出来又忘了让找谁了。只好回去，再拿电话，请人家重说一次，丢死人了。”四姐说着往日的事羞得脸都红了。
“一个月后就好多了，刘主任前几天还说，我的工作上手了，没问题！他也摞开了不管了。”
和四姐扯了一会公社其它的事情，才知道任力书记已不兼玉平公社的书记了。前一段时间，回到县里任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几天前，他回公社下乡，还和老刘说起：县委办写材料，没几个得心应手的人。想让老刘在材料上，好好带一带四姐。因为四姐的文字功底，是没问题的。再过个几个月，就把她调到县委办工作。这几个月，他可是深深体会到，一个好笔杆子在身边的好处了。所以四姐这几天，把以前上边各级来文、典型材料看了个遍。公社的大小材料，自然也都堆在了她的身上。
“五儿，你不知道，要光是写倒好说了。上面一个劲打电话，要各种数据、报表。一会是生产计划，一会是任务进度，一会是各大队牲畜的存栏数，烦都烦死了。”
（前天一章《公社来人》错了个称呼，对不住大家，谢谢痞子提醒。今后一定注意！！）
17.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我边吃鸡蛋挂面汤，边听四姐说着她的工作。
写材料，其实主要指领导讲话、文件编写、调查报告、典型材料等，在九十年代以后，统称公文。
其实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东西已被锤炼得炉火纯青。大字报、小字报、无中生有的专案组调查报告、拔苗助长的“假大空”典型材料等等。它的格式是固定的，只要填上迎合时代潮流的时髦词语就成了，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八股文”。
在九十年代，一些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公文写作”为公共课，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所谓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经这么一个“八股文”培训班出来的人，文章则都戴上一副千人一面的脸谱，可惜了许多年少。
但你要官场上挣扎，还必须戴上这个脸谱。否则便会被打入“另类”，连一个“好文吏”也作不上，更何谈“好官”了！前生五年县委秘书的生涯，使我对这副脸谱的应用，更是磨练得得心应手。
我把一些公社常用公文的格式、写作技巧，给四姐简单地讲述一遍，还给她举出一些例文，便于她理解。
“切记，写这些材料，不需要漂亮的词语修饰。简洁是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同于诗歌、散文、通讯，也不需艺术的夸张，和小说是不一样的。”我最后又强调了一点，“四姐，吃完饭了，你们办公室的报纸吧。”
我得把国家的政策动向了解得多一些，虽然报纸上不一定都能及时地刊载出来。但这也是当时了解全国动态的唯一渠道。电视未曾普及，全县也只有县委有一台；电台信号太差，只能收省电台一家；电脑？听都没听说过。
四姐把近期的《人民日报》、《J省日报》、《梁州报》，都给我抱到她宿舍(办公室主任权真大，连书记的《人民日报》也敢动)。拉上门，她又回办公室，写她的材料去了。
翻开七月份的报纸，7月1日、2日《人民日报》、省报头版头条，都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胜利闭幕的消息。会议通过了党中央提出的把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可是国家的一项重大举措，我急忙拿出笔摘抄一些要点。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增选彭真等人为人大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副总理(此时叶剑英为委员长，邓小平、**等为副总理)。
老将都出马了。“四人帮”余党下台后形成的政治真空，迅被务实的老将们填补上来了。看来党中央的纠错平反工作已近尾声。
大会还提出，国民经济要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个八字方针，对于在十年浩劫造成的国民经济近于全面瘫痪的复苏、提高，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这次大会，还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措施，出台了《中央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政府组织法》、《选举法》、《中外合资企业法》等七部法律。
在《组织法》、《选举法》中，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详细阐述了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方式。这对于恢复和加强被“文化大革命”摧毁的我国政权机构、人民当代作主的国体制度，是相当重要的。而“文革”十年靠“打、砸、抢”、“造反有理”的抢班夺权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
刑法中明确规定：保护私人所拥有的一切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以及依法个人，家庭所有或所用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等生产资料。
刑法中还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非法拘禁、诬告陷害；对以暴力或其它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的，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看到这里，不禁替全国的老百姓，拍额相庆。
这几部法律出台的重大意义，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绝对领会不到的。特别是八0后、九0后的那些年些人。他们理所认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人身权利更是要得到先的保障，至于肖像权、言论自由权等，那也都是人权的基本保障。
看来有必要在这里，给他们补点历史知识(不敢说是补课，咱没那水平，互相切磋)。
在五、六十年代起，特别是六十年代“文革”起的十年中，**、“四人帮”一伙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已到了亡国的边缘：国民经济一片瘫痪，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整个被砸烂；学生不上课搞串联；工人不开工搞武斗；解放军不练兵搞支“左”；砸烂公检法，党委靠边站。老干部是走资派——下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打到；“打、砸、抢”不学无术的造反派，横行天下。农民老百姓一边种地，一边摇头：不是咱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得怪。
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你的人权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权？国家主席在任就被造反派拉出、批斗，直到死亡；多少老元帅、老将军(那可都是扛枪带兵的)，时刻提心吊胆，随时准备接受“小将”们的批斗、再教育。那都是伤筋痛骨、“触及灵魂”的再教育啊！有几位元帅、将军，就是含冤倒在了这些“教育”之下。
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们的命运都是如此。村里的平头老百姓，就更惨了。家里喂了点鸡、猪、羊的，咱给你“割资本主义尾巴”：抢光、杀光；沟沟畔畔种了几棵树的，砍光、烧光；你敢口出怨言，稍加反抗，不用公社的人说话，大队支书，民兵连长就有这权，一声令下：基干民兵，把他捆起来送学习班。
那时候各大队都有基干农民，出于备战需要，全都是荷枪实弹。公社、大队都有学习班，不听话的抓起来送到学习班。那可不是给你本《毛选》让你学习！一绳子先吊起来，沾水麻绳、木棍、大头鞋(所谓翻毛皮鞋)，帮你进行触及皮肉的“灵魂深入闹革命”。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就死在了这种学习班里。死个人，也没关系，通知家人来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革命，带着一颗死不改悔的花刚岩脑袋，去见他的老祖宗了。家属日后还要受到不时的牵连，替死人接受批判。当时大队支书、民兵连长，可是能掌握一个人的生死命运的。
九十年代流行一句话：别拿村干部不当干粮。要搁在当时，老百姓才是干粮，谁想吃就吃。
至于民主问题，在我国还有些历史原因：旧中国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脱胎而来。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家长作风等封建意识、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严重。长期以来不少人，把民主看作是工作作风问题。甚至看作点缀(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有不少这种现象)。以“人治”代替“法治”，把个人的意志，强加到一切法律之上，只要集中，不要民主，把整个社会搞得毫无秩序可言。
这次出台的七个法律，虽然只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建设的开始。但标志着社会的一切，已纳入良性展轨道。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从根本上把“人治”转向“法治”。虽然这七部法律除“中外合资法”外，均在八0年一日一日施行。
看到这里，我不禁得意忘形，哼出一当时尚不存在的歌：“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18. 好贵的鸡食盆
“咱们那老百姓啊，今个儿真高兴!咱们的老百姓，今个儿真高兴”，我哼着歌，驮着行李卷，回到家里还不到下午三点。
尚未从喜悦的兴奋中平息下来的我，扔下行李卷，不顾爹妈的再三拦阻，就帮老妈去喂鸡了。
我家的小鸡从四月底(接近四月二十二、三日吧)孵出，至今已两个多月了。按科学的说法，小鸡应该叫雏鸡，它的养育大致分为幼雏、中雏和大雏。从6周到14周称为中雏，从14到20周的青年鸡叫大雏，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四个月到五个月小鸡，就变成“青年”鸡了，可以下蛋了，进入蛋鸡大军的行列，可以为人民作贡献了。
而我家一直喂鸡用蚯蚓（这可都是高蛋白)，这鸡的育有些前。应该刚处于中雏的母鸡仔，小胸脯育得异常丰满。头顶鸡冠的公鸡仔，整天情似的追着调戏小母鸡。
唉，早恋呐！这都是早熟惹的祸。看来提前一至两个月下蛋极有可能，财富啊!
走进养鸡的窑洞里，一百来只鸡仔叽叽喳喳围上来。嗯，这鸡舍臭味倒不大。这都归功于老爹每天两次清便、和时常的通风.得提醒他们，到下蛋时，这光照是必须保证的。没有电灯，就让它们每天多晒太阳。
我帮老妈把洗净、煮熟、切碎的蚯蚓混合饲料(可能还有些糠，砂)，盛到放鸡食的几个鸡食盆里。
这鸡多了，鸡食盆也多。有破碗、塑料烂盆，还有这是什么，刻青花的白色小瓷盘？
我放下手中的鸡食，拿起小盘仔细端详。
“五儿，你不喂鸡干吗呢”妈在一旁喊起来。
“妈，你先喂吧，我出去看一下这个东西。”我边说拿着小瓷盘边往外走。
妈在身后嚷道：‘神神道道的，一个破鸡食盆，有啥看的。”
破鸡食盆，搞不好这是文物哪！在前生陪客时，曾喝过几瓶清花瓷汾酒。总觉得这盘上的釉色、花色，何其熟悉也。
走到院子里，盛了一脸盆清水，把小瓷盘上沾着的鸡食、泥土洗干净后，一只晶莹剔透、翠**滴的小七、八寸瓷盘，便出现在我的眼前。
只见盘底双龙缠绕，中间一颗圆珠翻滚，盘壁与外沿装饰着朵朵莲花。翻转看盘底，白瓷盘托中间有四个工整的隶书小字：康熙元年。
这可是宝贝，绝对的宝贝！
文物古董鉴定，我不太在行。只是前生看网络小说时，记不清那位大神写的有关古代瓷器方面的小说，吹嘘一件青花瓷在拍卖会上，拍到上亿美元。我认为水分大得怕人，专门上网查阅了有关青花瓷的知识，至今记忆犹新。
青花瓷的制作，用天然染料在白泥上进行绘画装饰，再罩以透明釉，然后在高温1300下一次烧成(在古代达到1300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可见工艺之高)，使色料充分渗透于坯釉之中，呈现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显得幽倩美观，明净素淡。
有清朝诗人龚轼曾以《陶歌》作诗而赞：白釉青花一大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可见在清代时，青花瓷也是至宝之物。
青花瓷的制作历史起于唐宋，算得上历史悠久。至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制作，已趋于成熟。清朝康熙年间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照亮静丽的艺术效果。明清时期，连欧州贵族也以珍藏青花瓷、炫耀自己的富有。曾有一个欧洲国王，用十二队火枪手，换对方的一套五件套青花瓷，被拒绝。可见其在世界上，也是国之瑰宝也。
而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又分为纪年款和吉祥款。纪年款是官窑烧制专供御用，瓷器底落款为工整的隶书朝代年号，青花料色明丽，最为珍贵。而吉祥款为民窑所出，供应民间达官贵人。盘中有行、草书字样：福寿康宁、吉祥如意等词。
我手中的，毫无疑问是一件出自康熙元年的纪年款青花瓷。盘中的双龙戏珠，盘底的隶书落款年号，可证其身份！
当时可没有什么假货。
御用贡品啊，过二、三十年这可是大笔钱，网上曾有记载：香港一次拍卖会上，一件极品青花瓷创八千万美元的天价！而我手中的这个盘，无裂缝，无残缺，我翻来复去仔细检查着，鸡仔的小尖嘴还软，没啄下什么痕迹，要不就有遣憾了。
这件御用青花瓷，是怎么流落到民间的？偷来的，抢来的，还是御赐给吴家祖先传下来的？这个问题得搞清楚。我倒不是担心这是贼赃，惹出什么麻烦。都几百年了，谁追究？如果家里还有那么一两件、七八件、十几二十件的话，那可就大财了！我也就由农民，提前进化成财主了。
耶！！！！多可爱的鸡食盆，送它一个吻。
“妈，妈，你出来一下，我问你点事”，我拉长噪子大喊。
“怎了，怎了，出啥事了”，妈端着鸡食盆，急急忙忙跑出来。
“这，这，这，这是什么东西，这东西哪来的，家里还有没有？”我激动得嗑嗑吧吧、从嘴里滚出一连串的问题。
“咳，吓了我一跳，就这破东西，我还当出了什么大事呢！这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老古辈子留下来的。从我嫁到你们家就有。你爷爷死后，就你爹一独苗，他的姐姐、妹妹啥东西也没要，有的破烂都扔给你爹了，咱家窑里的箱子上，不是还摆一对大瓷瓶，插掸子用的，其它还有些破碗，破碟，不知道我塞哪儿了，这个盘，我见喂鸡合适就拿出来了。”
“破东西?有这么贵的破东西吗？”我扭头就睡觉的窑里跑去。怎常在眼前晃的宝贝就能看不见呢，视觉太麻木了。
跑到箱前，小心放下盘。把大瓷瓶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倒出来，什么鸡毛掸子，旧年画卷，棉线团，翻转瓶底，失望，**上什么印也没有！我不甘心地把另一只也如法炮制，同样失望。
我怔怔地坐着炕沿上，看着这两个大瓷瓶，高60—-70厘米，广口，像以前大户人家搁礼帽，瓜皮帽用的帽筒。瓶身有几朵带茎荷花，青花瓷倒是不假，可不知出自民国还是哪个朝代。即使出自清代，也值不了几个钱，顶多万数八千，**上没印呀！
不过，还有希望，让老妈再找找。说不定在她乱塞的那些破东西里，还能寻出一两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再让几个姐姐在她们七大姑、八大姨那里，掏腾一下，说不定再淘到一、两件宝物。在他们手里是破烂，一不小心摔了，或像我妈一样做了喂鸡盆，那可就明珠暗投了。解释是解释不清的，总不能说我知道二、三十年后，能卖大钱。就连让他们寻找，也只有用我要学画作借口。
对，下达命令，立即行动。
19.不能惯他这个毛病
“五儿，你看看，咱先喂的这头猪差不多也能出栏了吗？真日怪（奇怪，方言）！喂了半年的半壳子（半大）猪，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就长成200多斤了。要按往年，起码还得喂四、五个月。这猪不是有病吧。”
几天后的早晨，我正在院子里刷牙，爹在猪圈突然叫我。
猪圈我是能少去，尽量少去，关键是天生闻不得臭味。一闻，就呕吐，直至胆汗也出来，所以我家隔几天起粪、送粪，都是三姐夫来干的。他就在本村，离我家几百米，也知道我这个毛病。听见爹叫，只好屏住呼吸，走到猪圈旁。
果然我刚穿越此世见到的那头营养不良、浑身皮毛红的半壳子，已经吃得身高体胖、毛皮黑亮。一打眼，体重在二百六、七十斤以上。其它后面抓的四头小猪，喂了两个多月，也胖头肥耳、精神十足地在那摇头晃脑，像当时已经喂了半年多的猪，毛重也在百八十斤。
这一点也不奇怪。当时我国的农村粮食少。农民连吃饭都是问题，哪来的余粮喂猪!国家为了完成每年的生猪收购任务，鼓励农民喂一头猪，补助饲料200斤；如喂得多，售猪后再奖励每头猪230斤饲料。
而所谓的饲料，也是70％的谷糠、稻壳，辅以30％的碎粮。不会喂的人家，一年下来连老本都要贴进去。所以当时养猪任务，各大队摊不下去，就以政治任务喂“爱国猪”，硬性摊派。实在不行，就抓阄，运气不好，怨命苦。有经验的人家，多采用先期吊架子、后期催肥的办法。即前五、六个月，草多料少，瞎喂——哄猪；猪架长成后，后几个月草少料多——催肥；卖猪的当天，再塞进去十几斤纯粮，充体重——哄人。导致一头猪，从出生到催肥，需要10—12个月，体重平均150斤左右，背膘厚达4厘米，肥肉达到60%以上。放在九十年代，这样的肉是没人要的。但当时的收购标准却是体重越大，肥膘越厚，等级就越高，价钱就越贵，奖励粮也越多。
而我用蚯蚓喂猪，就不一样了。饲料蛋白质质量高，早期育快，长膘快，肥肉还少，从小猪到出栏时间，仅为五、六个月(当然又快又好了，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成果，要不哪来那么多的瘦肉型猪)。
“这猪没病，能出栏了。你看咱们的小猪，不是长得别人家的快吗？我三姐家原来喂的那头猪，也能出栏了。干脆今天请天假，咱去公社食品站，把猪卖了。”
吃完早饭，我和三姐、三姐夫，推着平车去食品站卖猪。
半小时后，我们到了食品站。这时只有十几个人排队。
三姐看了看别人平车上绑的猪，说：‘全院就咱的猪好，肯定一级。”
奇怪的是排队到了磅跟前，工作人员并不收猪，而是让解下来，在院子里溜达。
乘其不备，一个大个、脸上油津津的黑胖子，拿根木棒猛砸在猪身上。猪受惊，在院子狂奔乱叫。
不一会，院子里就留下了一滩滩猪奔跑中拉下的屎、尿。
猪主人心疼地看着地上的粪便，敢怒不敢言。那份量足够十几斤，大几块钱。临走时，给猪喂的粮食白扔了。
“哼，跟我玩这一套，国家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那谁，把你猪祖宗拉下的都打扫干净。我们这里是工作场所，臭哄哄的像什么样子？收拾完，把你的猪赶上磅。”黑胖子冷笑道。
我问旁边的人这胖子是谁，他告诉我是食品站的临时工，叫刘能，为人极坏，卖猪你不给他买几合好烟，就使坏！见了好女子，还动手动脚，大家都叫他流脓。
到了下一位，猪主人先把刘能拉到一边，塞过去几合大前门。
果然刘能开口了：“这猪不错，直接上磅，一级。”后面的人见样学样，一路顺风，大前门一级或二级，黄金叶三级。
三姐夫跟我说：“我也去买合烟。”
“不用，不能惯他的这毛病，咱以后养的猪更多，吃不起这亏。”我拦住他。
老百姓当时养一口猪，喂好也就赚七、八十元，你小子从中就剥一层皮，实在丧失天良了。今天我就收拾你一下，为民除害。
轮到我们了，那小子见没表示，照旧让解开绳子溜达。
可一棍子下去，两头猪跑了几步，便卧下不动了。你想想：二百六、七十斤的体重，负担多重呀，它那能跑得动？
刘能见无效，恶狠狠上去又是两棍子，猪惨叫一声，可还是没跑了几步，地上一点粪便也没拉下。
他不服气又轮起了棍子，我不干了，“哎，哎，差不多点。打坏了，是算你的、还是算我的。”
“哟，哪嘣出你这么个小猴？怎么收是我的事，你要不卖，正好我们也累了。小五，下班，今天不收猪了。后面的别排队了，明天再来。”
“干吗不收呢？我们路挺运的，这位同志，你是吃公家饭的，不要和我们敲土疙瘩的社员一般见识。”三姐见不对劲，连忙上前相劝。
“哪来的俊女子，没问题，你的猪我还能不收，走，先跟哥回屋喝点水。看把你渴的，出来保证给你评个好等级。哪个大队的？”刘能一脸赖皮样，想拉三姐的手。
三姐夫想往前冲，被我一把拉住，不能让他上去，我马上上学就要走，他惹了事以后，只怕要吃亏。
我冲上前，一把拽住刘能的手：“光天化日，你敢耍流氓？”
“你什么东西，敢管我的事！我俩你情我愿，关你屁事！你小子纯粹欠揍。”刘能甩开我的手，一脚向我踹来。
他根本没把我这个嘴上没毛的小年青，放在眼里；也没把全院的农民兄弟们，放在眼里。这年头，这行业太牛逼了，他横惯了。
我一侧身，手在他脚一抬，顺势送出去，嘴里嚷道：“你国家干部还打人，食品站的打人了”。
院里的社员早就看不忿刘能的做法，见有人出面收拾。也一阵呐喊助威：“食品站的不讲理，食品站的耍流氓，还打人！”
我乘刘能还没站起，一个箭步上去，卡着他的脖子，把他拎起来，“走，找你们的领导去，你破坏国家的生猪收购任务，勒索社员，调戏妇女，动手打人，把公家的脸都丢尽了，给**败兴。今年我非把你这股脓水，给你挤出来。”
周围的人也不住叫骂着。
“怎么回事，我是这儿的站长，有话跟我说”人群中挤进来一个戴眼镜、穿一身兰的卡干部装的中年男子。
我把前面的情况说了一遍，“像这种人，把你们食品站的形象也败坏了！如今国家正在整顿，如果你作不了主，我们就去公社。公社不行，去县食品公司、商业局、县委，我就不信**，能容纳下这号祸害百姓的人。”
“这事我们再调查一下，如果像你说的一样，我们一定处理，你是那个大队的，叫啥名字”。
“我是鱼湾大队的，吴永成。你要调查，这周围的人都可以作证。”
“对，我们都看见了”
“他就是匪人，大祸害”
“看他衣袋里鼓鼓的装的，都是好烟，不给烟，就卡等级”
“开除了他”
群情激愤，七嘴八舌地指责。
吴永成，鱼湾的吴永成，这不是全县有名的吴家才子吗？
李站长恨恨地瞪了“流脓”一眼，瞧你小子惹得什么人？我能给你擦得了这**吗？人家可是常上报纸的人。不满意省报、地报上捅一下，我的饭碗也捞不住。
“流脓”也傻了：昨晚我这是做了什么倒霉梦？惹下了这尊神。听说他跟县里的任书记关系也铁得很。
“五儿，昨了”，四姐从人群中挤进来，后面跟着公社的刘副主任，看来是三姐去叫的，“谁打你了，打哪了”
“吴主任，你怎过来了，没事，一点误会，我们正处理呢，这是你弟弟，真是好后生！当场帮我们抓住了一个祸害社员的灰鬼。刘能，卷起铺盖滚你的蛋！我的庙小，你这毛鬼神，把我的庙还要拱塌呢!该谁了，小王，继续收猪，噢，该永成了，是叫永成吧!看这猪喂的，全省也寻不出第二家来！一级，两头都是一级，过磅！！”
（明天上午有事，今晚十一点再更新一章}
20.又出名了
夜里刚下过一场雨。
早晨出来，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雪白的云朵静静地飘浮在空中。大路两旁，成片的玉米绿毡似的，一直铺到西边的南洼山下；更远的天边，弥漫着一层淡蓝色的晨霭。向阳的坡地大都是高梁，红通通的映红了半个天空，仿佛那朝霞就是它染红的；糜子和荞麦，都已经出齐，泛出一阵阵淡绿。
这时的黄土高原，是极其迷人的；远方冬日光秃秃的千山万岭，只有在这时候，才用惹眼的绿色装扮起来。
已晨练完的我，站在自家的窑顶上，贪婪地望着这一切，望着这片贫瘠而迷人的土地。
正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生存、繁衍了多少代！那水是她流淌的血液，植物是她鲜嫩的肌体，当我们再也不能动弹的时候，总又会融入她的身体里。她就像我们人类的母亲，作为一个农民，凭什么不能用自已的双手，把自已的母亲打扮得更漂亮，让大地母亲永远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这不正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努力做到的吗？！
我一路感慨，走回了自家的小院。
一大早，院里就有几个本村的人来串门。他们站在猪圈和鸡舍旁，指指点点评论着，爹在一边笑脸相陪。
自从卖猪食品站事件以后，鱼湾要大队吴家五儿，再次名动全公社！
这次，大家除了因为吴永成除公社一害感到高兴外。更好奇的是，喂了八个多月的两头猪，就能达到毛重二百六七十斤！这在全公社、全县也是头一家。即使都用粮食喂，那也是是不可能的。知情人透露，他们一头猪，八个月就赚了一百八十块钱，还奖励了粮食三百多斤，这是平常人喂两头猪一年才能赚下的！还要喂猪好把式，用粮食哪来哪么大赚头？于是寻亲托友、找关系、上门来取经的，络绎不绝。
爹和三姐夫问我怎么办？我毫不犹豫，都告诉他们，要富大家富，让农民共同富被裕才是我的理想。本来以前，我就想先在本大队，把养蚯蚓当饲料介绍出来。可农民惯有的聪明告诉他们，得了实惠、摸得着、看得见的，才是真的—他们被骗怕了。
现在他们主动上门来，正是宣传的好机会！如有可能，再办个学习班。
谁知爹和三姐夫据实相告，大多数人却都不相信。
少数脾气不好的几个人，人当场置疑：“日哄鬼呢，谁家喂猪用那东西？蚯蚓喂猪鬼才信呢！”乘兴而来，扫兴而去。
“吴家老汉和马柳平是实在人，只有他家的五儿，才会编这瞎话！哼，真是个滑头！”
本村的人也不相信。头脑活的人，每天抽空就上我家来串门观察，看你到底用啥喂猪。三姐也常过来诉苦，她家从一大早到黑夜，都有人来串门，五、六天下来，把她公婆烦得都受不了了。我安慰她，过几天人们相信了，就不跑了。
经过几乎全大队一千多号人的仔细观察，大家得出一致结论：吴家没哄人！蚯蚓这东西能喂猪。效果就是好。
于是三三两两，又开始上门请教咋样养蚯蚓。只要相信就好办。但这单个教练，也不是办法！
我找到支书胡云珍，把办个蚯蚓培训班的事，跟他说了，让他组织。这年头非法办班可不行。
胡云珍听了满口答应，这是好事。授课培训由三姐夫负责（他开始不肯，怕说不清。这可不行，事情都有个开始，这也是锻炼，担当重任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原打算在大队夜校半天的培训班，办了三天。邻村附近的亲套亲、友拉友也都来了。刚开始胡云珍不同意让外村的人听课，关门赶人。可大队外，人们围了几圈，就是不走。
我跟他说，不让听也不是个办法。他才罢了。
一时间，邻近大队家家户户忙着堆肥，满口比例、酸碱度等新名词。村里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都成了香饽饽，每天都有人请教，啥叫酸碱中和。
七月底我和三姐夫，去历程县跑了一趟。从那的省果树研究所，买回一批优质新品种枣树——梨枣和骏枣。这两个品种是新研制的，抗病虫害、抗旱能力特别强，枣大核小甜度大。回来在各自的房前屋后、山上的自留地里，栽了一百多株。
距我们村三十里，有一个省直企业尖山铁厂，专门派配套省钢铁公司，是三千人的大厂。
八月初，我和三姐夫骑车去联系了后勤供应处的领导，就以后鸡蛋的供应进行了协商。当然他们是极为高兴，现在集贸市场虽然放开了，他们也能丛集市上采购，但都是零零星星。工人门一个劲骂娘：上班一天，劳动强度这么大，连个鸡蛋也吃不上。所以答应厂方出车上门收购鸡蛋，以后几家的猪他们也包了。
这些问题的解决，也让我松了一口气。
几天后四家的鸡开始下蛋，每天就是四十多斤，一月下来一千二百多斤。我还又让他们开始孵小鸡，规模越来越大，销售问题必须先解决，要不单凭公社食品站，吓都把他们吓死，也不方便。万一我上学走了，他们就抓瞎了。
每次出去，我都带上三姐夫，就是让他尽快熟悉与外接触的渠道，见见世面。要不一个没出过门的农民，见外人说句话都脸红，还能谈成什么事。
进入八月中旬，我们四家的鸡都开始下蛋，正如我所料：每天每家拣蛋近十斤，把妈和三姐高兴的一个劲地笑。
三姐抽空就往娘家跑：“妈，拣蛋拣得手都酸了，高兴得我婆婆，一下就煮了十个鸡蛋，愣让我和他儿一下吃完，差点噎死。”
“那可不，以前就咱家的两只鸡，两个月才能攒下十斤鸡蛋，这事闹的。”妈高兴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别高兴得太早了，收钱的日子，还在后面呢！要让你们数钱、数得手抽筋。这才一点小意思，就把你们乐得找不着北了！””吆，我五儿还憋着好东西呢！放出来，让三姐闻闻香不香？以后你三姐夫就是你的跟屁虫了，你指到那他打到那。如敢不听，三姐回去家法伺候，给他个三娘教子！”一阵哄笑。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我们都睢下了，听到大门外一阵叫门：“快开门，快开门”
自从家里多喂了鸡和猪，原来的葵花杆扎成的大门，就被木质大门代替，防人、防野兽。
“像是四姐的声音，出啥事了？”
一家人立刻穿衣，妈点灯、爹趿拉着鞋，去开门。
“五儿，五儿，你考上了，全县第一，你可出名了！”
21. 赴京上学
“五儿，五儿，你考上了。”四姐冲进门，兴奋得向我一阵喊叫，脸涨得通红，两只眼睛里泪水乱转，手里举着张录取通知书。
“我看看，我看看，”妈急忙夺过通知书，凑到油灯下。爹笑嘻嘻地用小指头专门留下的尖指甲，弹掉了一朵灯花。
“啦”的一声灯花爆开，满窑立刻亮堂了许多。
“你大字识几个，看个啥，还是让我看吧。”爹冲娘一乐去拿通知书。
“不识字就不能看了，我就爱看这后面盖着的红戳戳。”说归说，妈还是把通知书给了爹。
我本人倒没什么激动，毕竟是四十岁人的心态了。更何况自已报的，也不是什么一流国家名牌大学。
“五儿，五儿，你知道吗，这次你考了全县第一，全县也就你一个考上大学，这可是咱县十几年，考上的第一个大学生。”四姐上坑盘腿摇着我的肩膀说，“送报的下午六点到公社，给了我通知书说，你这么好的成绩，没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真是可惜了。通知书刚到我手里还没捂热，就被旁边人抢走了。在公社转了一圈，才到我手上，大家都想看一看，这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个什么样，书记说放我一天假，这可也是全公社的喜事。”
爹用微微颤的手，轻轻擦了擦眼睛：“有出息呀，五儿，你可为祖宗争了口气。要放在过去，这就是进士及第！咱祖上，只有我曾祖父才中过进士。听老辈们说，他后来做到两江总督、吏部尚书！明天上坟，跟我祖宗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呀，吏部尚书，这可是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长、人事局局长两头挑。敢情这吴家祖上，也是官宦人家，怪不得家里有御品青花瓷呢!
学校九月一日新生报到。
八月三十日，我和四姐从家里启程(本来我不让家里人送，可四姐说她没机会上大学，看看也好，我只好同意)。
临行的阵势，十几年后左右邻村的人，都清清楚楚记得，津津乐道。
上午九点多，一辆墨绿色的北京212吉普车鸣着喇叭，停在我家的坡底(本来公社要给我披红戴花，用公社农机站唯一的一辆东风55马力拖拉机送我，这事不知怎么让县委副书记任力知道了，他非要送我。和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调来了县委唯一的小车──这也是县里唯一的小车，是前任军代表兼县委书记离任时，给地方留下的一辆军用吉普。村里的人哪见过这车，立刻围了一圈人，新鲜得指指点点，一大片都是羡慕的目光……
我和四姐早已收拾好──一个行李卷，一个大提包，一个挎包而已。
跟车来的公社书记，寒喧了几句(临出门任力有点事要处理，在县城等候)就上车了。
临近公社，书记让车停下，大门口早已等待的人，上来给我披红戴花。震耳的鞭炮声中，我朝大家鞠了一躬就启程了。这感觉有点像“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车到县城接上任力。
“任书记，你这么忙，还抽空来送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句话，好好学习，来回报领导的爱护。”一上车我感激地对任书记说。
的确，作为一个二十多万人大县的县委副书记，地位不可谓不高(在全县人眼里)，专门抽空来送一个毛头小伙，若非爱才，不会如此招摇。
任力说：“应该的，永成，你这次高考中榜可是十几年来给咱们县带了个好头，前年只考上几个中专生，去年两个大专生，大学本科你是头一份，骄傲啊！到学校，好好学点真本事回来。给咱们的家乡多做点贡献。建设四个现代化，没有你们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是干不成的，永丽(四姐的名字)，你也向你弟弟好好学习，那天老刘上县里开会见到我，说你报了个电大函授大专班，学的什么专业，中文。好，认真学，再锻炼一段时间，我把你调到县委工作，可不能让弟弟比下去哟。”
车一路送到地区车站，直到我们登上了赴京列车他们才离去。
一路无语，九月一日早八点多，我们到达都北京。
出了北京车站，一股清新的政治气息扑面而来。到处悬挂着：“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建设”、“多快好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分夺秒建设四化”。
站台喇叭传出节奏明快的歌曲“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洒热血和汗水，征途上，战鼓擂，八亿人民喜心怀”。
近处的建筑工地上到处飘着“第一青年突击队”，“第三青年突队”的旗帜，一副大干快上的情景。
马路上人来人往，车流不息，秩序井然，一大片蓝灰色海洋中间或夹杂着红、绿的颜色，不时有几个穿着喇叭裤，留长头，戴着贴有商标的蛤蟆镜的年轻人骑车驶过。
四姐边走边看，一不小心撞了人。
“骚瑞！”抬头一看，是一个留着长头、戴蛤蟆镜、穿喇叭裤、提着个四喇叭收录机的年轻人。
“你怎么骂人，不就撞了你一下吗？”四姐瞪着眼睛操着方言火了。
“没关系，没关系，对不起，你走吧。”我急忙拉住四姐，向对方道歉。
“哼，土老冒，古得拜。”扬扬手走了。
“五儿，他骂我，你也不帮我出气？”四姐不干了。“人家说的是英语，对不起，你初中没学过英语？”“咱们那初中谁上过英语，你不也没学过，你昨能听懂。”
“我自学的。”我含糊地回答：“四姐，回去时你买两本英语书听收音机自学吧，英语在以后的工作中相当重要。”
转了几圈，找到学校的接送车，车上已有不少新生和家属。稍等片刻，接送车便启往学校。一路上，四姐紧张地拉住我的手，好象她才是要入学的新生。
不一会接送车停下，我们下车后现，车已停在了学校的校园内。
前面稀稀落落摆着几张桌子，贴着用毛笔字写着工商管理系、国际贸易系等字样的小纸条，走近才能看清。
我拿出录取通知书，朝贴着工商管理纸条的桌子走去。
桌子后边的是一位剪头、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她拿过我的通知书，看了看，“吴永成，你是咱们系第一个来报到的同学。我是你们的辅导员，姓高，高淑琴，你去北楼312宿舍去住。放完行李后下来，给老师帮个忙好吗？今天新生报到第一天，人手不够。”
“行，没问题。”我拿过老师递过的写着宿舍房间号的纸条，拿起行李卷，和四姐按高老师所指的方位走去，先安置，后帮忙。
每个宿舍共放四张上下铺的木床，床边上贴着新生的名字。我在靠门的上铺。
放好行李，对四姐说：“你先歇会儿，我去给老师帮忙。”
“行，你去吧，我帮你收拾好行李，就下去找你。”四姐满口答应。
这时的上大学，和九十年代不一样，虽然招生少，但学校根本不收学费、住宿费(当然也没有公寓，自带行李，)。还有数额不菲的助学金、奖学金。只要努力，足够在校的食用，所以也没有什么交费、注册等手续。
我来到报到的桌前，跟老师打了招呼，找了张白纸，用毛笔刷、刷、刷的写了工商管理系新生报到处几个大字，贴在桌前。
“这办法好，同学们老远就看见了。吴永成，你的毛笔字不错。我看过咱们系同学的录取成绩，你的分数最高，又有点子，干脆你来当咱班的代理班长，先帮老师招呼着。”
“高老师，那可不行，我刚十七岁，又是从农村来的，谁服我呀？”我连忙推辞。
在大学当班长，可不是什么好事，那就是大伙的“勤务兵”，杂事特多。我的时间这么紧，哪有闲心干这个！虽说班干部在分配时，学校挺照顾的，可咱是为了学到知识当农民，不要那个铁饭碗。
“高老师，他不当我当，我长这么大，还没当过干部呢!”旁边有人插话。
扭头一看，长头，蛤蟆镜，喇叭裤，手里还拎着个收音机，这不是火车站四姐撞到的那位”骚瑞“吗？！我们成同学了。
“高保平，你别捣乱。看看你的这打扮，哪像个大学生，把行李放好，赶快把你那头给我拾掇拾掇，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高老师怒嗔。
“好好，班代，我住哪个宿舍？”蛤蟆镜嘻皮笑脸，冲我打了声招呼，“哟，这不是那土老……”，他一下收住音，敢情他也认出我来了。
“你好，高保平，我叫吴永成，咱们成为舍友了，你也住北楼312。”
“你好，吴班代，你是领导、我是兵，以后请多照应点，少打小报告。”高保平一本正经的说，然后敬了个滑稽的美式军礼。
“快滚。”高淑琴老师一巴掌，打在他的头上，“晚上回家吃饭。”
高保平落荒而去。
看着我不解的眼光，高老师解释：“高保平是我的侄儿，哥、嫂都在外贸部工作，文革开始就被以‘洋奴’的罪名，下放到山西“五七’干校劳动，直至七六年十一月，落实政策才回京。之前，保平一直是我来照顾。把你和他分到一个宿舍，也是我的想法。他的成绩不太好，以后你多帮助他。”
我恍然大悟。
22.舍友
“班代，班代，吴永成，吴永成，”不一会，高保平气急败坏、大喊大叫，气喘吁吁地跑来。
“怎么回事，高保平，生什么事了，让你这么急的，”高老师有点火了。
“姑，不、不，高老师，吴班代，”高保平止住神，“我们宿舍有一个漂亮的女生，在给吴班代铺床，班代，那是你的什么人，我刚说了两句话。她拿起扫地的扫帚，就朝我劈头盖脸打来。我这是招谁、惹谁了？瞧，前几天刚买的喇叭裤，跑的时候也被钉子撕破了！那还是我妈从香港回来，给我买的呢。这、这……。”
“那是我四姐，她脾气不好，你多原谅，”我歉意地说。
“甭理他，肯定是他说话招事了。我还不知道你那张嘴，油腔滑调的，活该。”高老师恨恨瞪了他一眼，“一会回我家，换条裤子！瞧你妈给你买的什么裤子，裤腿宽的、能当扫帚扫地了！都二十岁的大学生了，还当小孩一样宠，没见过这么当妈的。你也别跑了，帮永成接应同学。”
“天呐，我可是受害者。再说，这是现在最流行的喇叭裤，懂什么呀！哎，班代，你四姐那么漂亮，怎那么厉害，多有损她的光辉形象。你跟她说说，改了就是好同志，我不跟她一般见识。”
“请问七九届工商管理的新生，在这报到吗？”一位身穿白底黄碎花连衣裙、头扎蝴蝶结的女同学，站在桌前打断了保平的喋喋不休。
“是，是，你叫什么名来，从哪来，我也是这届的，叫高保平。”未等我开口，高保平急忙忙上前搭话。
“我叫冯霞，从天津来，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天津大麻花，真美呀!”目送冯霞的背影，高保平摇头晃脑，还在沉醉：“班代，我看她的眼睛就像刘晓庆，她的身材就像陈冲，整个一个电影明星大组合，美女呀!哎，你知道刘晓庆和陈冲吗？”
我看他一副口水都要流出来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小花》这部电影刚上演，在人们看了十来年革命样板戏，感到腻的时候，这么一部充满革命浪漫主义、颇有点小资情歌的《小花》一出世，便受到热捧。年轻人嘴上挂的都是刘晓庆、陈冲；城市大街小巷传出的都是：“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
不到中午十二点，全班三十七位同学报到二十三位。
收工吃饭，下午再接着干，让保平先盯会，我叫四姐吃饭，顺便给他带一份。
“不用，不用，估计我姑，就是咱们的指导员，她不会忘记我的。你去吃吧，班代，顺便向你姐给我道个歉。”
饭票、菜票在报到时，每人先了一份(合计也就二十块钱吧)，这是学校代垫的。学生的粮油关系，过两天才能办好。
和四姐一起走进食堂，主食是大米、面条、包子，菜有炒土豆丝，炒豆角，过油肉，炒鸡蛋等。
价钱还真便宜，一份土豆丝八分，过油肉两毛五。
我打了两份半斤的面条，买了一份土豆丝，一份过油肉，和四姐一块走向餐桌。
吃饭时，我才知道四姐和高保平吵架的原因。
四姐正在给我铺床，高保平一进屋放下东西，抬头看见上铺怎么有个女生，就问：“你是哪个宿舍的，跑错了吧，这可是男生宿舍，快出去！我们可不想和你同居。”
四姐马上认出了他，“你要脸不要脸，不就在火车站撞了你一下吗？还追到这儿来了，你个臭流氓，你想干什么？”
一来而去，两个人言语就激动起来。四姐跳下床，抓起搁在床头的扫帚，横扫高保平。保平虽说在北京街头也混了几年，可哪见过这副泼妇拼命的样子，吓得转身就跑。“哧啦”一声，裤角被门口突出的一颗钉子，划了一个大口子。四姐说得我哈哈大笑。
至下午三点前，全体新生报到完毕。和四姐在校园内转了一圈，本打算带她到学校招待所，登记个房间。结果碰见高老师，非要让到她家去住。她的爱人在外地工作，就她和十五岁的女儿在家。拗不过一片盛情，只好答应。
“高老师，我想明天请个假，带我四姐去北京城转一转，晚上她坐车回去。要不，她来一次北京也不容易。”我顺便向老师请个假。
晚上回到宿舍，全部成员已到齐，一阵寒喧后，大家对对方的基本情况，便都有所了解。八位舍友中，北京的三位(包括高保平)，广东的一位，山东的一位，上海的一位，来自J省的两位(包括我在内)。
然后不可避免的按年龄排大小。老大哥是山东的高健，28岁，老三届毕业的下乡插队知识青年；老二是广东的王志明，23岁，军队**；老三是上海的韩福平，出身豪门，在上海也算大家族，祖父曾是财震上海滩的大资本家，前几年因出身问题一直与大学无缘，政审就过不了关；老四郭勇，22岁，J省人，省城居住；三位北京老兄年龄倒都一样，常建明，刘爱忠，高保平均为20岁，按他们出生月份叙排为老五、老六、老七；我则光荣地成名副其实的小弟，老八。
“各位老哥，大小已经排定，小弟先给各位行个礼。小弟是来J丁省的农村娃，没见过大世面，年龄又小，跑腿的事我多干。以后咱们宿舍的开水、打扫卫生，小弟就承包了，其它方面，请各位老哥们多多照应。”我拱手向大家作了个罗圈揖，漂亮活得赶快放在前头。财富不是朋友，可朋友一定是财富。更何况是同吃同住同窗四年的舍友呢！
“老八，你这就见外了，你是老小，这些活有我们呢。”其他人七嘴八舌。
“就是，咱们的小弟就一个。累坏了，上哪再去找这么帅的小弟，全校的女生，还不杀了我们。”
“活不能让老八一个人干”，老大哥高健开口了，“咱们订个值日制度，从我开始，一人一天排班，小老弟就不用排了，谁有事你替谁。”老大哥一口豪爽的山东腔拍板定案。
“阿拉(我)没的说”，上海人老三韩福平马上表态。
“同意”
“赞成”
在一片南腔北调的赞同声中，对外贸易学院七九届、工商管理系312宿舍的第一件大事，就这么诞生了。
23.陪四姐游京城
“五儿，该起床了，吃完饭，我们得抓紧点时间。”
早晨我们刚起床，正各自收拾床铺.门外传来了四姐的敲门声.
我赶忙开门，要不整个楼道，都该惊动了.
这个四姐也是，不看到哪儿了，还是五儿、五儿的乱叫。
我脸红了，舍友们都露出了诡异的神色，有几个更是起哄:“五儿，五儿，有个小子叫五儿。”
四姐一进门，其美颜立即惊倒一大片.那不是吹的，我们姐弟五个，长得一个赛似一个!饶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经过、见的多，那也是一个字，呆(不对，怎成了两个字了).
匆匆洗漱完毕，和四姐简单吃了早饭：两份稀粥、三个馍头、一分钱的咸菜。便走出校门，登车、逛京城去了。
北京是我国的都，属中央政府直辖市，是我国政治、文化和国内国际交往中心。她也是人类源地之一，在7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地区就出现了原始人群落“北京人”，北京城最初见于记载的名“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北京一直是我国北方的重镇和地方政权的都城，公元938年，统治我国北方的辽以北京为陪都，时称燕京，以后元、明、清各代都以此为都，前后达650年，可谓历史悠久的世界文化名城。
可此时一九七九年的北京城，并没有多少现代化的建筑，除了几处昔日的帝王建筑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外，着眼处到处都是灰茫茫的一片低层建筑，旅游景点也只有故宫、颐和园、长城司马台而已。我和四姐商量：长城太远，时间紧迫玩不好，干脆上午去清华、北大几所名校转一转，顺便看看颐和园，下午去**，西单、东单附近再买点东西，晚上回家。四姐欣然同意，她来北京主要是看看大学是怎么样的，不能来上也要走一遭，至于**前照张相也是挺好的。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在海淀区，换乘几路公共汽车后，先到北大。
北京大学校园又称燕园，与圆明园、颐和园相毗邻，在明清两代曾是皇家的赐园。我和四姐踏入北大校园，随匆匆忙忙的大学生四处转悠，未名湖区湖光塔影，飞阁流丹，题词碑刻随处可见，教学区端宁恢弘，林荫大道和爬满常青藤的山墙令人难以忘怀。槛外山光，窗中云影，四姐深深地望着这一切，像是要深深地烙入脑海中。
拉着留恋不舍的四姐告别北大，奔往清华园。
清华大学所在地清华园，明朝时为一私家花园，后成为圆明园的一部分。清康熙、道光年间分别起名为熙春园、还春园。咸丰年间改为清华园。
走进清华，望着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我感慨万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求学问如此，做人更要如此，民族的荣辱兴衰，社会的重望期托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只有自强不息，创新图强，才能让我们的中华民族昂于世界前列。行胜于言，清华人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也将是我这一生的座右铭。
四姐步出清华园，心事重重，半天不说话，良久一声长长的叹息，“多好的学校，我这辈子是不能来上了。下辈子，一定来北京上学。”惋惜不已。
“四姐，其实你还可以来北京上学，只要你努力，我相信两三年后，在北京我们还能一起上学。”
“真的？”四姐眼睛一亮但马上又暗下来，“你别哄四姐开心了，我都参加工作了，怎么能来上学，难道扔下工作。”
“不需要丢掉工作”，我接着鼓励四姐：“你的语文功底很好，专科又报的中文专业，只要把英语你这两年好好抓一抓，就报考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应该没问题。我在北京再找些复习资料，有两年的时间绝对够用。读研究生，可以带工资上学的。”
“那太好了”，四姐高兴了，“我豁出命，在这两年也要好好复习。能上这来上学，是我这一辈子的梦想，五儿，你要多帮四姐。”
时近中午，肚子都有点饿了，我和四姐在一家小国营饭店里，每人吃了一碗麻酱面（幸亏在家托人换了几斤全国粮食，要不北京饭馆可不收J省粮票）。
“四姐，等你北京来上学，我请你吃全聚德的烤鸭，老莫的西餐。”五角钱、一斤粮食的面条，让我有些抹不开面子。
**广场前转了一圈，照了几张相后，我们便前往王府井大街。
此时北京并没有多少外地人，所以大街上并不显得怎么拥挤。不时驶过的小车大多是北京212吉普、上海轿车、苏联的“伏尔加”，间或有几辆黑色的“红旗”车，在摩托车队的卫护下，鱼贯而过──这肯定是国宾车队，这年月谁有这么大的威风。
此时的王府井大街还没有形成商业街。除了王府井百货大楼比较引人注目外，其余的均为一些副食店、五金店、饭店，对，还有一家小型的玉石珠宝店，门上贴着一张告示：只收外汇券。
王府井百货大楼转了一圈，也没买到什么稀奇的东西──商品奇缺，全国形势都一样。
姐弟俩一商量，干脆去副食店买点北京特色糕点、烟酒，北京特色糕点回去孝敬老人哄小孩，烟酒是给领导、同事们──毕竟北京来了一次。
走进副食品商店，刚称了二斤水果糖，就听见商店的另一角吵起来了，旁观的人渐渐围成几圈。
出了什么事？我纳闷，对四姐说：“你看好东西，别动，我。”
刚挤进人群中间，就听见一个男同志气愤的声音，“我上次在这买了二斤鸡蛋，回去以后，就有三个是臭的，照一照不行吗？”
另一个尖锐的女声，“你都照了买走好蛋，那我们臭蛋卖给谁，你这个同志一点公德心也没有，还是国家干部呢。”
“我怎么没有公德心，刚才的那位大妈连副食本儿都没有，你卖给她一斤，还帮她一个、一个都照了，我这本上还有三斤的数，怎么称二斤连照都不让照一照，这是走后门，搞不正之风！‘四人帮’打倒都三年了，你怎么还这么干。”
“哎，哎，你买鸡蛋就买鸡蛋，拉‘四人帮’干什么，走后门又怎么了，有本事你也走啊！再说了，咱北京哪有鸡蛋，这都是从湖北、湖南调来的，几千里的路，哪能没几个臭蛋，现在不都喊理解万岁嘛，你怎都连这都理解不了，你这国家干部是怎么当上的，混的吧？”
“噢，你还有理了，什么态度，瞧以后鸡蛋多了，你卖不出去、完不成任务，你就一边呆着哭去吧，理都不待理你，你牛什么牛？”
“鸡蛋多得卖不出去，你丫做梦吧！中国有九亿人，有多少人吃鸡蛋，又有多么鸡蛋，让姑***鸡蛋卖不出去，你丫等下辈子吗？德性！”
唉，还是这物资短缺惹的事。
24.又认了个姐
送走四姐，我便投入了紧张而有序的大学生活。
此时的大学学习生活，比较单调。除了极为少数的每月几个科技或谈理想、树人生观的讲座外，并没有如九十年代之后、众多的学说探讨、学生团体活动。学校的学习围氛很浓，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有一股抓紧时间、追回逝去光阴的劲头。整个学院上上下下，洋溢着一股努力学习、充实自已、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的气氛。学校的课程安排，每天也排得满满的。只有晚上，才是大家的自由学习时间，学风是相当严谨的，校风是相当正统。
我们系只有一个班，共有三十七位同学，二十五位男同学、十二位女同学，其中北京的就占了八位，录取成绩都比外地来的低一截。看来大学录取地域不同、录取分数差距之大，从那时就开始了。难怪北京户口这么吃香。
经过短暂的几天课前准备——领取课本(讲义)、接受新生入学教育等。九月四日，我们正式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
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我有选择性的听课，英语、专业课程是重点，这必须认真听，此外又选修了一门第二外语——日语，要想以后赚日本鬼子的钱，必须先掌握与他们交流勾通的工具。像一些公共课大学语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我是兴趣不大的。
好在同学们当时学习气氛很浓，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课，老师们也不存在课前点名。缺一半个人，根本看不出来。这就给我的逃课创造了好机会。一遇公共课，或者我混到国际贸易系，或到外语系，四处打游击，汲取自已所需要的知识。
这种情况没过半月，就被同学和老师们察觉了。老大高健一次在宿舍里，先跟我谈话：“小老弟，大哥年纪比你大，说你两句也别不爱听。咱俩都是农家子弟，家里供养个大学生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应该珍惜这学习机会，这机会来得可不容易。你年龄小，没受过大哥经过的那么多苦，我们那会儿，要学也没机会，停课闹革命、大串联瞎逛、上山下乡插队，想学也没人教。现在多好啊，你的录取成绩虽然在咱们系最高，可也不能吃老本，大学的知识，都是以前没学过的，你总逃课不是个办法。你又是咱们的班长，不能因为年龄小就带个坏头，要注意自已的形象。”
我只好点头保证答应以后少缺课。
“吴永成，这段时间，我现你上公共课时不上课，老往别的系跑，这是怎么回事？”指导员高淑琴老师也找上门来了：“不会是谈恋爱吧，这可不好。对，不谈就好，你们正年轻，要为‘四化’建设作贡献就必须多学知识，没知识怎么为‘四化’立新功？年轻人，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只好向她解释说，我所缺的只是些公共课。并利用这些时间，去旁听其它系的课，想多想点知识。公共课的这些东西，我可以自学，保证不落下。高老师才满意地放过我。
跟老师解释不清是不行的。
这种办法，看来长久以往是不行的，更何况其它两个系的课程旁听，在时间上也跑不过来。
在国际贸易系，我有意地认识了一名女同学，刘艳，东北人，北方人豪爽，乐于助人，特别女同学更是爱心泛滥。
几天听课下来，我便把我的情况跟她说了一下，想多学点知识时间上错不开，想请她记笔记尽量全一点，借我看看。
刘艳，20岁，漂亮的丹风眼，浑身透出一般东北姑娘特有的精明，干炼，见我求知欲这么强，又是年龄比自已小，长得这么帅，一股姐姐的感觉的油然而生，拍了拍我的肩膀，“爷们，这是好事，我支持你。还过我有两个条件，你得答应。”
天呐，还有条件？在我印象中，东北人都是无私助人，从不讲条件的。后来还有一专门给东北人写的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难道我遇上了“另类”？唉，有求于人，只好硬着头皮先接下来。你满天开价，我就地还钱。
“请讲，只要我能做到的，用你们东北大老爷们的话来说，叫眉头都不皱一下，否则就不是顶天立地站着尿的爷们!”
咱先把东北人放在前面强调，人家东北人都是热心肠帮人，不讲条件的，你可别太过份、丢了东北人的脸面。
“瞧把你吓的，还大老爷们呢!第一你得管我叫姐，要不我凭什么帮你？我可不想让别人说我占你便宜，和一个帅小弟谈恋爱；第二我选修的第二外语是俄语，老毛子离我们那近，学会好打交道，况且原来也有点基础。但是日语我也想学，小鬼子把我们东北人害得够呛，学会日语，找空以后收拾他们，给东北人报仇。可我时间也不够，所以我帮你记笔记，你学了日语下来就教我，每天下午晚饭后一碰头，就在学校后山的小树林里，不见不散。”
“成交，不过你得教我俄语，我对老毛子也没好感，还有你当姐不能不当，以后我的衣服、床单、被子拆洗归你。在家里，这些都是我姐给我做的。”我顺杆而上，这买卖太划算了，找了个老师，多个姐，姐多可是大有好处的，这我深有体会，能把我的脏衣服、拆洗被子再推销出去就更好了。
“成交。”她也学着我的口吻，和我一击掌，“不过裤衩我可不给你洗，这可得先说好。到时你别耍懒皮。哎，你还没叫我姐呢，我凭什么就得答应给你洗衣服？”
“姐，弟弟给你行礼了。”我脆生生地叫了一声，态度极为恭敬地鞠了一个躬，“一个够了吧，不行我来三个。”这又不费力气。
“哎，好弟弟，一个就够了，三个就成拜天地了。”说完她突然意识到什么，脸“腾”地红了，往地下“呸”的一声，轻轻踹了我一脚就跑了。
就这样，我轻松搞定国际贸易的课程，还多了个俄文老师，多了个疼我的东北漂亮姐。
每天早晨我晨练后(打拳、健身坚持不懈)，便和刘艳姐叽哩呱啦一通，刚开始同学们好奇，这俩胆也够肥的，找对象谈恋爱都不避人的，大清早就挤一起缠缠绵绵，情话不断，够开放的(那时大一、大二校方严禁谈恋爱，大三、大四有也是地下的)。有大胆的(特别是我们系的男同学)上前一听，什么玩艺，一会英语，一会日语，一会又是鼻音很重的老毛子话，这不一大杂烩嘛!
回到宿舍，也不放过机会，老三韩福平出身资本家世家。这年头，他爷爷没给他留下多少财产(都被政府没收了，还没还呢)一口牛津腔的英语倒是让英国人听了都汗颜。听他说，他父亲早年留学英国，毕业工作几年后才回国。他爷爷年轻时，更常在国外来往，“文革”十年时，学校的课程学不成，家里爷爷、爸爸便在家给他整天小灶。那英语、法语，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拜师，赶紧拜师。
三哥倒也爽快，每天宿舍就成了第二课堂，刚开始只有我和老大(高健外语特差，用他的话讲，英语上大学前就记得几个字母，还不全)，后来其他几位也都加入进来，老七高保平热衷于法语(北京的几位英语都挺好的)。不过他学法语的目的，似乎不太纯洁：“听说法国女人特浪曼，爱一见钟情，我要是学会法语，有机会到法国找一金美女，徜徉在凯旋门下，留恋于莱茵河畔，卿卿我我，那多浪漫蒂克!要是一句法语也不会，一张口‘你吃饭了吗？吃得什么，’多没面子。”
众人一齐鄙视，敢请这丫是为了泡妞。
九月二十九日，临近国庆，晚饭后我和刘艳正在校园后山的小树林里，交流学习心得。老七高保平拿着封电报，大叫着跑过来：“老八，你家出事了”。
25.家里出事了
高保平急冲冲跑过来，“永成，你家出事了，让你赶快回去。”
说着把电报递过来，电报已拆开。我打开一看：“家有事归”。
“家有事”？我刚出来一个月，家里能有什么事？
我一下子蒙了。临走时，爹妈身体挺好的，他们也才五十多岁，一下也不可能有什么急病!鸡、猪也都好，展势头不错，国家政策也没变，形势一片大好呀!能出什么事。
“别愣着，赶紧回宿舍去。我帮你收拾一下，坐今晚上的车，回！”刘艳见我愣住不动，忙推了我一把，“家里要没大事，肯定不会给你拍电报。”
这倒也是，当时通讯电信极不达，电话没普及。在我们县，电话只通到公社去，还是手摇把的。一封信路上要走四、五天。没什么紧急事，人们是不会拍电报的。
我连书都没收拾，掉头就往宿舍跑。保平和刘艳急忙收拾好书本，也跟了上来。
宿舍里几个人，看着我手忙脚乱地收拾。脸上也一片焦急。
刘艳在旁边边给我帮忙，边安慰我：“没关系，你路上慢一点。家里出了什么事，还有我们大家，还有学校呢!”
“对，永成，你不用太着急，还有我们大家呢。”老四郭勇旁边开了口，“这是我家的地址，有事让我爸妈帮忙。我还有个叔，就在你们地区工作，好像是你们地区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把他们的工作单位、联系方式，都给你写在纸上了。我马上到学校办公室，给他们打个电话。”
“我和郭勇一块去高老师办公室打电话，顺便给你请假，放心吧，你不是一个人，后面还有我们呢!”
什么叫同学，这就叫同学！有事，大家一齐伸手。这才叫同学情深，亲人哪！我感谢地抑住眼里的泪水，朝大家点了点头，一拱手，拎起简单的东西，出门而去。
三十日上午十点，赶到梁洲地区(因为事急，我没怕花钱坐了快车)，辗转回到玉平，已是下午三时。我到公社去找四姐，她同屋的计生服务站的大姐告诉我，四姐昨天就回家了。她帮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让我赶快回去。
我见她欲言又止，神色不对(脸上似有一种怜悯、惋惜的表情)，心里一凛，难道是四姐出事了？公社来往的人见了我，只淡淡点一下头，便急冲冲避开。
这时，天上不觉间已阴云密布。
虽已近中秋，但今年酷暑未过。热闹繁乱的土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爱叫的虫子也悄没声响了，似乎处在一种急燥不安的等待中。
地上没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来，没命地向庄稼地和公路上蹦窜着。
要下雨了，我赶紧骑车往家跑。
天闷热得像一口大蒸笼，憋得人气都喘不上来，再加上我心里有事，低头玩命往前赶。
眼里只有一条向前延伸的大路，和两边一闪而过的庄稼。
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洼山铺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丝丝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不时出现，稍瞬即失。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雷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由远逝近，带来人一种恐怖的信息。
赶在大雨前，我进了院门。
听见大门响，妈从窑里迎出来，看见是我。
“五儿，你可回来了，你四姐出事了。”妈哭声哭气地说。
我心里顿时一沉，果然是四姐出事了，“我四姐呢，”边说边把车一放，向窑里走去。
“在窑里呢，三天了，也不吭气，也不吃饭，只是哭，这可怎么好？”老妈终于抑制不住，哭出声来了。
窑洞里满满一窑人，大姐、二姐、三姐和姐夫们都在。爹蹲在地上一声不吭，脸上愁云密布，吧哒，吧嗒的抽着旱烟。头顶上烟雾弥漫。
四姐一脸憔悴斜躺在铺盖上，昔日漂亮的脸上呆呆的，一点表情也没有；炕沿上，搁着一碗早已不冒热气的鸡蛋面疙瘩汤。
二姐和三姐一旁。正说着宽心话：“四女子，说啥你也吃点东西！事没大小，人有个好歹，可就是你一辈子的事了！大不了，咱回来再当咱的社员，天底下的社员一层呢，人家也都活得好好的。”
“咋回事？”我一进门放下包，问四姐。
“五儿回来了，这可好了。”
“五儿，你可回来了，你四姐让人家欺负了。”
众人七嘴八舌一片声音。
我脱鞋、上炕，坐到四姐旁边，“四姐，怎了？”
四姐呆呆地望着我，嘴张了张，哇的一声哭出来，靠在我的身上，“你昨才回来，五儿，哇哇，五儿，你昨才回来，四姐让人欺负了，你也不管，哇哇哇。”四姐一阵大哭。
四姐被人欺负了，“腾”的一股火，从我的心中冒出，“谁，是谁欺负了四姐，四姐你不要着急，慢慢给我说，敢欺负我的家人，活得不耐烦了。”
抱着四姐的双臂不由得一紧，我都没欺负人，别人倒拉到我的头上了。不着急，不着急，我暗暗劝自已，不能冲动，一家人都看自已呢!先得把事弄清楚再说，冲动是魔鬼啊。
通过四姐抽抽泣泣，断断续的诉说，我慢慢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最近，玉平公社调来一名公社副书记张卫青（原来的副主任老刘调回县城），是原来县革委的副主任。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错误(具体什么错误，别人也不知道)，便降职到玉平公社当了副书记。刚来几天，倒还挺老实。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四姐正一个人在办公室，他突然进去，刚开始只是问寒问暖：工作累不累，家是那个大队的，家里有些什么人之类。慢慢的风语风言开始瞎说起来。
四姐当时只是脸一黑，心想他是自已的领导，跟自已开几句玩笑，虽然过分也没吭气。谁想他后来见四姐不吭气，以为好欺负，就想动手动脚。以为你不过是一个参加工作仅半年的农村丫头(估计这家伙原来也坏惯了)，没什么势力来头，动起坏心眼了。
四姐哪受得了他这个，眼一瞪、没给他好脸色：让他出去。
张卫青脸上挂不住，就骂开了，“地里捣土疙瘩的的丫头片子，土腥气还没洗净，就抖啥？你要不乖乖的听话，别人能让你进来，我就能让你再回去、挣你的工分。”
四姐也不干了，“你是什么领导，是流氓，我宁回大队挣工分，也不想看见你这副臭嘴脸。”
两人声音越来越高，惊动了其他办公室的人，大家纷纷过办公室来看是怎么回事。
没等四姐开口，张卫青恼羞成怒先倒咬一口，说他进来好心指导工作，四姐勾引他，腐蚀革命领导干部，耍破鞋。
“我这人行得端，走得正，别想用这套来腐蚀我，达到你自已卑鄙的目的。”张卫青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
四姐见他颠倒黑白，往自已身上泼脏水，气得只说了句：“你这个臭流氓，我跟你拼了。”
乍着两手就冲上去。顿时张卫青的脸上，便出现了红红的十道指甲划下的血印。
众人立刻把两人分开，把四姐劝回宿舍。
下午，公社大院就出现了两张大字报：一张说吴永丽倚仗女色，腐蚀意志不坚定的一些领导干部，通过见不得人的手段，把自已从一个普通大队社员，变成了国家干部。搞“破鞋”，有作风问题；
另一张说：公社干部吴永丽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指使家里的亲戚，大搞资本主义不正之风，喂了许多鸡和猪，是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坏分子。号召革命群众擦亮眼睛，揭批判，把异已分子吴永丽，清除出革命的队伍，还革命队伍一个纯洁。落款是玉平公社革命群众。
张卫青？！哼，我咬了咬牙，你小子等着倒霉吧!
26、小子，你踢上铁板了
“轰隆隆，轰隆隆”沉默已久的雷声，炸雷般突然响起，震得窑洞似乎都在颤抖.铜钱般雨点，急聚地落下来，打在窗台、玻璃上，出沉闷或清脆的响声。地上很快形成了一条小河流淌着。雨点一个劲快冲刷着地上的一切，仿佛老天爷借这雨水，洗涤人间一切的肮脏。
“四姐，你不用心焦，先吃点饭，我也一天没吃，快饿死了。妈，还有饭吗？”我宽慰着四姐：“这不是什么大事，他一个公社副书记还翻不了天。有天理，有王法，别说他，就是比他再大的官，也抬不过一个理、一个法去。**的天下，不是他一个就能霸住的。”
“就是，咱告他去，还有没有王法？还能让他这么欺负人？‘四人帮’都粉碎了，他还横什么？”众人开口了。
“可人家是公社的领导，咱一个平头土农民，能告倒他吗？倒不如让四女子和公社说一声，咱还是回来种咱的地，过两年找个好人家嫁了，过咱的日子。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唉，忍了吧!自古讲，民不与官斗，斗不过啊!”爹愁苦着脸说完，又含住他的旱烟锅，浓浓地吐出一口烟。
“爹，你这就说得不对了！民不与官斗，是啥年代的事了，现在新时代、新社会，又不是老古以前‘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的时候，咱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把官司打到北京中南海，咱也要争这口气！”三姐马上反驳。
“三姐说得对，现在不是黑白颠倒的年代了。多少老干部含冤被打倒，现在不都平反了吗？他张卫青是什么人，咱不知道，但他从县领导被降到公社来，肯定有问题。三姐夫，明天你和我到公社、县里跑一趟，看看这张卫青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要怕他官大，咱有理，有政府撑腰，公社不行，咱到县里，县里处理不了，还有地区、省里、中央，就不信治不了个他。对了，回来时我宿舍的一个同学，给了我他爸妈、还有他叔叔的地址。听他说，他叔叔是咱地区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拿出郭勇塞给我的哪张纸(其实火车上我已看过，为了给他们壮胆，宽心，我又拿出让他们看)，“看，他爸妈也挺厉害，一个是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一个在省委秘书处，估计都有一定职务。他叔叔叫郭天明。吃完饭后，大姐、二姐，你们和姐夫们都回去，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张卫青敢欺负咱，咱也治得他后悔、让他妈养下他这个现世宝。”
我的一番话，一扫窑里充斥的愁雾。三个姐姐舒展眉头，过去帮妈做饭。四姐也端起妈刚热好的鸡蛋面疙瘩汤，小口吃起来。我和三个姐夫，聊起我大学的一些事情，和家里猪、鸡的喂养情况。
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只听见大地上淙淙的流水声、和远远传来河道里洪水怒吼声，混交在一起，使得这个傍晚久久地平静不下来。
第二天早晨不到九点，我刚吃完饭洗嗽后准备去找三姐夫。“咣当”一声大门被撞开，三姐夫急急忙忙冲进来，“五儿，五儿，不好了，公社的那个什么书记，带了胡堡大队的五、六个基干民兵进村了。刚才在路上，他们打听你家，让我看见了，这可怎么？”
妈的，欺负人欺负到家了，我脸腾地红了，顺手拿起院子立着的一把铁锹，闯了出去。三姐夫抓了一把镢头地跟在后面。
“三姐夫，你不要出来，和老人们在一起，守住院里。”不能让三姐夫冒这个险，他还有个家呢！
‘五儿，五儿，我的活神神，你不可敢和人家打，人家民兵有枪呢，里面装的可是真子弹！”爹在后面没拉住我，急得脸都白了。
“没事，爹，我吓唬吓唬他们，打不起来，你儿是北京念书的大学生，他们敢动我？”
那伙人已走到我家坡底。领头的戴一顶蓝布鸭舌帽，后面跟着五、六个背枪的民兵，有的手里还拿着绳子。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走错门了吧？”我居高临下望着他们，冷冷地问。
“我们是公社的，接到革命群众的揭，说你们家大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今天来这里采取革命行动，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你是谁？(旁边有个民兵在他耳边说了什么)呕，你是吴家的五儿。好，你是北京念书的大学生，革命道理懂得的多，要主动站出来，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反戈一击，同这个家庭划清界限，一刀两断，站到我们革命队伍的这边来。”
我望着他那张布满指甲痕迹的脸，嘲讽地说：“你是公社的张卫青副书记吧!你欺负了我姐，我没找你，你倒先送上门来了。你没睡傻吧？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在是一九七九年，不是一九六九年，你醒醒吧!十一届三中全会去年就开过了，让一部农民凭劳动先富起来，这是中央政策！你张卫青能大得过中央？张卫青，听你这名字，就不是什么好鸟！你保卫哪个‘青’？‘四人帮’粉碎都三年了，你还念念不忘，思想有大问题。你犯错误才到我们公社，什么错误，‘打、砸、抢’吧，你个‘三种人’还不老实。”管他是不是“三种人”，他敢混淆黑白，咱也如法炮制，送他一顶帽子戴戴。
“那是他们对我的诬蔑！我响应号召‘造反有理’，还有错了？你不支持革命行动，连你一块打倒，把他捆起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作文章’”，他扭头冲几个民兵喊：“还愣着干什么，对待敌人要疾风骤雨。谁不动手，我回去让你们大队，每人扣100个工分。”
“谁敢？”没等他们挪步，我大喊一声，举起铁锹：“张卫青，你个‘打、砸、抢’的三种人，不看书，不看报，天变了，不是你们‘造反有理’的时候了。睁开你的眼，今年7月1日、2日国家的新法律出来了，《人民日报》、省报都登了，依法保护私人拥有的一切合法财产，包括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不受任何机关，任何人的非法侵犯，我家养的鸡、猪都是自留畜，懂嘛，我的副书记大人!新刑法明确定，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非法拘禁，你们这是干什么？犯了法是要判刑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你说你们几个，干啥跟着疯子扬土土？你们坐牢他替你们去，还是给你们送饭？他连他自已也保不了啦！用大字报捏造事实，公然侮辱他人，张书记是你干的吧！你等着坐牢吧，这也是犯法的！估计三年徒刑，是跑不了，回去和家里的告个别，准备蹲监狱吧！”新《刑法》1980年1月1日才实施，先用来唬一下这帮“法盲”。
几个民兵都开始往后退。不是几个工分哄的，谁肯来？都是前后邻村的社员，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蹲监狱，可不是几个工分能抵住的。
张卫青也被吓住了，但他已没退路，不好下这个台阶。
正在这时，大队支书胡云珍带着几个民兵起来了(不过没带枪)
“张书记，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到我们村有什么事，先和我们打个招呼，怎么把外村的民兵也带来了？出了事谁负责？这事，咱们得说道说道。”胡云珍精着呢，好事、坏事，先把你套住！要不哪面出了事，他都得担责任。
“说道个屁！”张卫青一转头就走。
那几个民兵急忙跟在后面，心里那个悔呀，真不该跟上这个混球来。以前还听过人家吴家三女婿讲、怎样喂蚯蚓呢!都是这混球害的，以后再咋见人家。
“突、突、突”一阵黑烟，他们坐着手扶拖拉机走了。
安顿一下家里，和胡云珍打个招呼。我和三姐夫准备去公社。被胡云珍拦住了。
“永成，让你三姐夫在家照应着，我和你一块去公社，这张书记也太不象话了，动我村里的人，屁也不跟我放一个。”是非屈折，看来他也看不下眼了。
到公社后，先找了公社王书记，这是任力走后新来的，我不熟悉，仅在上大学时见过一面。
听了经过后，他大为光火：“这个操蛋货，差点给我捅下大乱子！地区因为他以前‘打砸抢’，清理‘三种人’时要开除他。县里个别领导力保他，毕竟当过县革委会副主任，手上又没命案，才瞒着地区打到咱们公社。我以为他‘吃一堑长一智’不敢瞎闹了。今天我从地区刚开会回来，就听说了他和你姐永丽的事，还没顾得上问他。又给我闹下这事，真是个惹祸精。我找他去。”
真是“三种人”，看来我还没有冤枉张卫青。
“王书记，我想先给任力书记打个电话。”
“你不知道，任书记去中央党校学习一个月了，走了七八天啦。”
看样子任力又能上一个台阶，中央党校可不是白学的。
“那我给地区革委会郭天明副主任打个电话？”搬神降土地也是必要的，越过公社这一级可不好，人家又没说不处理，但关键是他没权处理，这一级干部处理权在县。
“你认识郭主任？”
“他是我同学的叔叔，挺关心这事的，让我给我回个电话。”
这牛得吹一点，不然这电话就打不成了。当时公社打电话，都要经过批准。特别是这种事涉及到上访。
“好吧，现在我带你到机房去，等电话也得一段时间。我去和张副书记谈一谈。”
当时只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安装了拔号电话，其它地方都是老式的人工交换机。
在我们每个公社，有一个电话机机房。要想和地区通话，先由公社机房分机接通县邮电局总机，县总机再和地区局总机联系，地区局总机再和地区大院分机联系。等待时间长，通话声质差，有时甚至等一两个小时。
我正无聊的等电话时，王书记进来对话务员说：“你先出去一下。永成，刚才我和张副书记谈了谈，他已经认识到自已的错误，愿意向你姐、你家赔情道歉。并保证以后，对你姐不打击报复。我认为，也应该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你看，咱们是不是到此为止？我让话务员撤了这个电话。”
“不行！”我毫不犹豫，“我们土社员、烂农民，也不是好欺负的！我要让他知道，他这次算踢到铁板上了。”
27、还治不了你，小样儿!
“不行！”我毫不犹豫，这不是不给王书记面子，这个面子实在不能给。这类“三种人”横行霸道惯了，遭上稍微像我这样、认识两个人有点背景的，横不出去，一个道歉轻松过关，皮肉无伤！农村哪有哪么多、认识上面人的人？普通农民，还不让他整得家破人亡。
“王书记，按理说，你出来中间说合，我应该罢手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可张卫青胆子也太大了，现在都一九七九年了，他都带敢荷枪实弹的基干民兵，去抄一个守法社员的家！还是在他耍流氓不成的情况下。这种人留着对咱公社、对你、对老百姓们，都是一个大害。”
王书记想了想，也觉得后怕。起初他调和的目的很简单，一则毕竟是同事，二呢个别县领导在张卫青降职到他手下时，专门打过招呼：既不能让张受了委屈，又不能让张再犯错误；三是出了这样的事，捅出去，对他和公社的脸面，也不好看。所以，才想压下来。
听我一解释，又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供着这尊神，轻拿不得，重放不得，做工作简单，粗暴，啥也弄不成；捅漏子，一捅就是个大的，让人没法收拾。这简直是个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说不定啥时候，一爆炸连我一块也报销了，这帐划不来。不能因为帮你把我一家老小也搭上。既然有人要送瘟神，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是仁尽义至了。唉，把这尊瘟神送走也是福，再去祸害谁家，那就是他的事了，该那家倒霉。想到这里，王书记拍了拍我的肩膀，点点头走了出去。
我走到机房门口，送王书记出去。只见张卫青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估计事先王书记把有关我的情况，已告诉了他。要不还没过什么真招，他能就先软了？
见王书记出来，张卫青急忙迎上去，扫了我一下，眼里露出了一丝恐慌，毕竟作赋心虚。
他俩正谈着，他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王书记，你再给他好好说说。还不行我在全公社有线广播上作检查，给吴永丽道歉，给她家道歉，还要怎的？我这次栽得够惨了，千万不敢再捅到县里、地区去。”
当时农村每个社员家里，都安有线广播，每个公社都有广播站。
“老张，刚跟你说了，我去劝了，没劝住！再说你也太过分，自已先胡闹，又贴什么大字报，还敢带武装基干民兵，去抄吴永丽的家！真的哪个民兵枪走了火，老张，你这不是把我往监狱里送？要是眼红我这公社书记，我让位，可不敢这么作害我。自已回去好好想想，该怎么办，你这一脚，算踢到铁板上了。”
“球，”张卫青突然猛扬起头，“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不让，还能咬下老子的丢？我张卫青也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这条小泥鳅瞎蹦哒，还能挡住不让我走路？他复避资本主义还有理了？不就是地区、县里，认识一两个人吗？我的战友没下台的，省里还有呢！谁怕谁！我就不信一个土农民，还能反了天？他有人，老子也去找人。”说完，恶恨恨瞪了我一眼，招呼也没跟王书记打一声，闯到车棚推起一辆自行车，就像一只掐了头的苍蝇，没看清目标，一头撞在旁边的柱子上摔倒。起身定了定神，复骑车，丧家犬一样窜了出去——回县城了。
我蔑视地望着他的背影，土农民，土农民怎么了？土农民就活该让你们欺负？欺负了，连声都不敢吭一声才对？小子，你这次不仅是惹了农民，你也惹了法律，你犯了国家的王法了，土农民也要收拾你！小样儿，还治不了你。
又过了一会，电话铃响起，话务员接起电话，“那谁，你要的地区电知通了。”
我赶忙接电话，“是郭主任吗，你好，我是郭勇的同学。我是永明县玉平公社的吴永成。”
电话中，我把详细情况说了一遍。
郭天明主任也相当气愤，“昨天郭勇给我打过电话。但不知道是什么事，你家这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生在张卫青一个人身上的事。它反映了相当一些同志，极左思想仍然存在。怕老百姓富起来，老认为农民富了，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老纠缠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事不仅你们县有，其它县也存在。这种现象不解决，中央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难上加难！哼，老搞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来我准备过两天，跑各县调查情况。有你们家这个事，倒提前了我的工作日程。这种问题不尽快处理，不震动一下，有些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
搁下电话，女话务员悄悄凑上来说，“你可办了件好事，那张书记顶不是东西，见了哪个女的也往上凑。以后你打电话，随时都可以来。”
机房出来，和王书记打了招呼，替四姐请了几天假，便和胡云珍回村了。
一脸焦急的爹、妈、三姐夫等人，一直在村口上等待。
见我们回来，妈上来拉住我，“到公社他们没打你吧，不行咱就认了吧！谁让咱是农民，是个捣土坷垃的农业社社员(农业社原指五十年代的农村合作社，现代指生产队)”。
“妈，你放心，咱又没犯法，他们凭啥打我，到公社后，姓张的托人说合，找我道歉、认错……”
“天神神”，我的话还没说完，妈就急忙插话，“还有个天理在哩！还是俺五儿有本事，能讨回个理就行了。这事把人吓死了。”
“回来我想收拾下东西，明天一早去省城，非把这害人精，一把撸下来。”
“可不敢再瞎折腾了，自古官官相卫，有谁能向着咱这农民、土老百姓？人家肯认错，就是给咱脸了。再闹，人家一翻脸，咱还不是个灰的。”爹妈的脸都变色了。
“这你们不用怕，有党的政策给咱作主呢，要不他凭啥给咱认错？这祸害除不彻底，日后也是个麻烦！古人不是也说过人无伤虎心，虎有害人意，除恶务尽嘛。胡支书，这一、两天我不在，麻烦你帮忙照看一下，可不敢再让人，引民兵拿着枪上门抄家了。”
“没事，你放心，好狗还护三邻呢！我好歹还是大队的支书，只要我在，不用说他们拿着枪，就是拉着大炮，也先把我一炮轰死再说，***张卫青，欺负人呢！早晨招呼也不打，就把我跨过去了。”胡云珍忿忿不平。
今天在公社，他也听到、看到了不少，吴家五儿不简单，得笼着点。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三姐夫在村口坐车，赶到省城。先到省委大院，找郭勇他妈。
我并没指望在这办成多大事。只要能帮我把写的稿子，送进省报社就行了。报社来稿，一般都要和当地核实，借调查能给县里加点压力，催一催尽快处理。我耽误不起时间，还得上学。
省府门卫打电话确认无误后，放行。按照门卫的指点，我们找到了郭勇他妈办公室(他妈叫渠月连)，门口小窗口贴一张白纸“秘书长办公室”。
好家伙，秘书长，这官还真不小。
渠姨中等个，剪头。听我和三姐夫说完，十分震惊，“‘文革’过去几年了，怎么还有这种人满脑子‘文革’思想，梁州地区怎还有‘三种人‘存在，工作效率太差了，还谈什么对党和国家负责，没想到极左思想在基层这么严重，让老百姓受苦了。”
我拿出一份材料放到桌子上，“渠姨，本来不想麻烦你。你这么忙，那顾得上管我家这种小事，我给省报写了个东西，又怕递不进去，所以才……”
“这不是小事，”渠姨一边看材料一边说，“这也不是你一家的事，这种现象，全省都有些，但没想到还这么严重，嗯，文笔不错，比我家郭勇强多了，小张，小张，”
外间答应着，进来个秘书，“你先把这份材料，送给省报马总编。然后给梁州地委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两天后让他们报回调查、处理结果。再搞个简报，让我过目后，下各地委、省直各有关厅局。两个意思：一是不留死角，坚决清理‘三种人’；二是坚决纠正极左思想，贯彻中央精神。”
28、要富全村一起富
中午在省城稍作停留（买了点东西），下午便坐车回了家。
没等我开口，三姐夫就兴奋得结结巴巴地把情况，向大家作了汇报，一家人皆大高兴.满天的乌云散了，四姐也高兴得下了炕，满地转悠起来。
晚饭时分，我拿省城买回的一条大前门，和一瓶汾酒，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去酬补胡云珍。
还真得和胡云珍好好谈谈，谈怎样让全村都富起来.
一家先富出头、椽子必烂。全村都富，再来个张卫青、李卫青，他下手前，也得先掂量掂量。再就是我上学、老不在家，昨天的事要早生两天，家破人亡是肯定的。想想都后怕，赶紧先和老胡拉好关系，这以后家里也有人照应。不能让人把家都抄了。
“胡支书，我来感谢你来了。”
一进门，胡家正准备吃晚饭。
“看你这后生，感谢我干啥，我又没做啥，乡邻乡亲的还提着东西。”老胡赶快下炕，“孩他妈，赶快拔拉两个菜，炒个鸡蛋，我和大学生喝两盅，以后人家高升了，怕连面也少见。”
“不用麻烦，我坐一会就走。”我连忙制止，这年头谁家的鸡蛋也不宽裕（除了我家）。
“嘿，吃顿饭算什么，叔以后还要全靠你嘿。到底是大学生，不简单。把个***张卫青，治得服服贴贴，我看他***，哭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坐在炕上饭桌旁，胡云珍一再劝酒，“来、来，喝一盅。都大学生了，不会喝酒还成？出来工作，让人家笑话。”
“胡叔，我想问你个事，”我和他吸溜了一盅（笑话，喝酒咱是内行，不会喝？是怕年龄小大家笑话，不会喝?）夹了口菜放进嘴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有什么打算？这个大队支书，公社让干，我就继续给咱大队社员们拉车。不让干，和你爹一样，多喂些鸡、猪，跟上队里上地劳动，还能有啥打算？我的要求也不高，有口吃的，有口喝的，黑夜抱着老婆热炕上一睡那就行了。当然，”他指了指地上抱着碗吃饭的四个小孩，“能有一、半个娃，像你一样，考上个大学，吃上公家饭，我就更美了！马上死了，也知足了。”
“今天，我到省城，听说省里有了个文件，估计过一段时间，考虑成熟了就下。准备在农村，选拔一批大队干部，主要是支书，到公社担任领导，农民转市民，全部吃公家饭。”
这倒不是忽悠他。在我记忆里，八0年前后，全国各地选拔一大批优秀农村干部，充实到基层政府，担任领导职务，以补干部之缺。
“你后生可不敢日哄你叔，还有这好事？有啥条件？”胡云珍兴奋得马上把头凑过来，‘你帮帮叔，只要叔能到公社，别说当领导，只能吃上公家饭，马上就向公社推荐”，他侧过脑袋盘算了会，“推荐你三姐夫，接我的摊子。孙子才说假话！”
够精明的，为了自已进步，马上封官许愿，并且赌咒，从叔一下就变成孙子了！现在人的思想观念，也不一定比九十年代落后多少。
“这种大事，哪敢开玩笑。条件吧，好象没几条。要的一条，是能听党中央的话，为老百姓办事，不祸害老百姓，这你绝对没问题。”
他连连点点，“这肯定没说的，三村五舍，谁也说不下我胡云珍害过人。”
“最重要的，是能让大队的社员们富起来，大队的集体积累也多，嗯，对，这是一条最主要的指标，中央不是一再喊：让集体经济壮大，群众生活富裕吗？”
“这让群众富起来，倒好说。现在的社员们，心眼都活泛着呢。你家和你三姐家多喂了些鸡、猪，全大队一下就都跟上了，根本就不用大队号召!还有那用蚯蚓来喂，真日怪，不是亲眼看到，打死我，也不相信蚯蚓能喂猪？谁想的这办法，真日能！集体积累增加倒难办，社员们都顾了个人，每天上工、动弹，心思都不在地里，都想着早些日哄完队里，给猪割草，回家摆弄蚯蚓喂猪呢，难弄，这人心都散了。再说大队靠地里的那点收入，也一时富不起来，头疼。”
“我倒从报上看到个办法，你看咱大队一千多人，四百多个男女劳力，五个小队，实行定额计酬，男女劳力一样计工，大队在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核算，统一收益的情况下，把全大队劳力按各人特长分成玉米、蔬菜、种麻、果树、副业、养殖六个专业组，包产到组，对各组采取定劳力，定地块，定任务，定成本，定报酬的五定（胡云珍：“你说的慢一些，你叔我一时记不住，孩他妈，给我拿张纸和笔，我记一下），年底联系产量，产奖励，亏损自补，这叫‘五定一奖’，其余时间由社员自行安排。”
胡云珍：“这不违合国家政策吧？”
“这正是中央提倡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体现了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中央多少年一贯提倡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能充分调动社员们搞好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壮大了集体经济，剩下的时间展社员自家的家庭副业，增加了农民个人收入，这不是两全其美。”
“好好，这就是两全其美，这大学生就是大学生，就是不一样，来来满上，再喝一盅，叔敬你。”
“还有光种地也不行，”我接着说，“得把咱黄河滩边的滩地都种上树。好品种的枣树，三、四年就能挂果。扩大咱的养猪场，这饲料不成问题，养的多了，食品公司也上门来收，不用社员们请假去卖猪。会手艺的组织个匠人队，外出揽工搞建筑，大队统一管理，一年下来大队、社员就都富起来了。”
“这可是给咱全大队的社员们办了好事。一年下来，鱼湾大队在全地区也是红旗大队了，那谁，箱子底有前年我留的一合牡丹烟，那可是好烟！前几年县里开三级干部会，特供的两盒。拿出来，让永成带回去，给老吴大哥”，老胡兴奋得拍着大腿，“好儿呀，好儿，老吴大哥怎么就能生出这个厉害的儿，脑子够用，不是一般的够用，永成，叔跟你说实话，你脑子那么好使，又认识省里、地区的大领导，将来一定出息大，起码是个县委书记，叔这辈子就靠你了，你家里的事，还有你亲戚的事，你放心，村里有叔呢！就是你大姐、二姐，嫁到其他大队也没事，只要我胡云珍开了口，公社书记也得给个面子，别看叔现在在37岁了，倒退十年、二十年，我也是全公社有名的楞头青，谁敢欺负”
（对不起，昨天应为27章，一时着急错了。西风黑马打字很糟糕，稿子都是掏钱请人打，一时疏忽！！鞠躬谢罪！！！！）
29.邪不压正
两天后，永明县玉平公社副书记张卫青，因在“文革”中涉及“打、砸、抢”受组织处理后，不思悔改，在工作中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被永明县委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公职。至于用大字报捏造事实、公然侮辱他人、聚众闹事，由公安机关介入，按照有关法律条文，进行处理。
这是玉平公社王书记，到我家宣布的。同时代表公社向吴永丽同志道歉。陪同的有鱼湾大队支部书记胡云珍、公社驻鱼湾下乡干部刘宏。
听完这个消息，四姐哇的一声又哭了，不顾其他领导在场。这是高兴的。妈也捂者脸一抽一抽的哽咽着，爹则高兴得四下给人纸烟，总算没事了，一天的云彩总散了。
一家人心中悬中的大石头，终下落下地来。
我握着王书记手说：‘感谢**，给了我们普通农民一个公道；也感谢公社领导，给我们主持正义，还了我们一个清白。”这种堂而皇之的场面话，不能不说。既然结局欢喜，那就让各方面都高兴，不能让王书记有什么想法。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王书记握着我的手，“虽然你们受了点委屈，但总算邪不压正，他一片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雪，太阳出后，总是会融化的。”
随后我、我爹，陪同王书记一行参观了我家、三姐家的鸡舍和猪圈。
望着活蹦乱飞的鸡，和满圈的肥猪，王书记对胡云珍说，“云珍，你看咱们的社员都已经干起来了，”他指着村中、沿路家家户户大门口堆积的、喂蚯蚓的肥料，“群众在党的中央政策鼓舞下，已经有了致富的念头，咱们干部，可不能落在群众的后头。你鱼湾大队，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工作应该比其他大队好干得多。永成这个大学生，脑子活，政策懂得多，是你的好参谋。”
“王书记，我们大队有些想法，还不太成熟，正好今天向你汇报一下。”胡云珍把我前两天，和他核计的打算，全盘托出，不过想法，就变成了他和其它大队干部想的。他也怕有些做法和政策生冲突，就拿出来汇报，先听听公社的意思。特别把不太成熟，强调在前头。
“这些想法不错，不愧是搞了多少年农村工作的老大队支书。”王书记兴奋得拍了拍胡云珍，“这次，我去地区开会。主要也是这个意思，地区这次召集全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各公社书记开会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尽快落实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尽快让农民富起来。会议期间，我们专门到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参观、考察了好几天。他们那儿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县城、公社的集贸市场完全放开，自留地彻底下放，家庭副业大幅度展增加（不过像永成和柳平他家规模的还没有，要继续扶持啊），看了这些，我们随行的不少人，特别是和我同样的公社书记，就担心社员们都打了自已的小算盘，家庭副业上去了，可劳力的心不也难收了，大队、公社的生产任务不全乱套了。我们的担心提出来后，他们的一个公社书记笑着解释，原来他们也有这种担心，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有你刚才说的男女同工同酬，实行定额计酬，以前不愿出工的女劳力出勤劳动也特别多，像地里间苗、锄草这些活儿，女劳力的工分比男劳力还多，马上就有了劳力出勤高，劳动效率高的事，许多大队出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往年是劳力不够用，农活干不完，社员上地磨洋工，队长每天头疼怎么说服社员下地，今年是劳力使不完，社员撵着队长要活干，一句话，农村好干了，不是难干了。你们大队刚才说的‘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就很好，我看比晋东南地区的做法也科学，云珍你细细归纳一下，过两天在全公社大会上拿出来给大家讨论一下，咱公社全面推广、满面开花。不错，是个动脑筋，有思想的好农村干部。放在大队，真是屈了你的才。”
胡云珍被夸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只剩在那嘿、嘿笑着，心里谋算着：这吴家的五儿真是个宝，想的点子也能想到别人前面，我得靠着他好好做点事，说不准一两年真能到了公社当干部。没想到老也老了，还能有吃上公家饭的命，得把他多笼络着点，年轻人好糊弄。
“王书记，还有事想向你请示一下，我们大队的大队长住院病了几个月，一时半会怕难出院，现在大队的事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这节骨眼上误了公社和大队的事就麻烦了。我想找个帮手，就是哪个三队的马柳平，人你也见过，虽然年轻，可村里挺有威信的。前段时间，讲喂蚯蚓搞培训的就是他，后生真精干，附近大队的社员都听过他的培训，都说讲得好，是不是让他先代理大队长。”
“行啊，你的眼光不会错，后生家喂鸡和猪也喂得挺好的，就让他先干，回头我和几个公社领导碰个头，你到公社去备个案，先代理。年底由大队社员选举后，正式上任。好后生，你多帮扶一下，肯定是你的好助手。”
老胡真精干，为了自已日后的前程，正向我伸出橄榄枝了，这个情咱不能不领，况且只要他好好干，全村人能先富起来，这也是我的愿望。至于功劳记在谁的头上，就不是我所考虑的。但愿天下百姓皆富我独贫，亦无憾也，这是我的真心话。
前生乡镇十几年，对农民确实有了很深的感情。他们纯朴、善良、勤劳，尽管有时让人气愤他们的愚昧、落后，但那不是他们的错。贫穷，使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局限了他们的认识。几千年的压迫代代相传，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冰冻非一日之寒。
送走王书记等人，我赶紧写了两篇稿件“东风浩荡、邪气终不能压正；天网恢恢，‘三种人’亦难逃惩处”，“玉平公社全面推行‘五定一奖’，促进集体，社员经济齐展”交给胡云珍，让他公社开会时，送王书记过目后，盖上公社大印寄往省报、地区报社（当时涉及单位的稿件须加盖单位印章以证文稿真实无误）。这种弘扬正气，正面宣传的稿件那个报社也是喜欢的。
第二天告别家人踏上返校的路程。
30.街上刮起抢购风
自从国庆前回家、处理完家中突然生的事，回到学校后，我又开始了周而复始的宿舍——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学习生活。
期间，学校组织过一次对越自卫反击战“解放军英模报告团”来校、作英雄事迹的汇报。
虽从报刊上已看过这方面的不少报道，当同学们亲眼看到一身戎装、佩戴金质勋章的英雄真面目，还是难抑心中的敬意。
随着英雄们真情实景的讲述，把同学们带入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时而紧张得紧握拳头、时而激动或悲痛，与英雄们一齐流出了眼泪。
我望着这些为国、为人民保家卫国护安宁的英雄们，脑海里响起一后生流传的歌曲“也许我倒下，将不再醒来，你是否记得我曾经……”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你们放心，你们所付出的一切，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你们血染的风采！”
十一底的一个周六。晚饭后，我正在学校阅览室看报（自从近日校阅览室开放后，每到晚饭后与刘艳交流完学习情况便到阅览室看些报纸、杂志，已成我雷打不动的保留活动）。一则消息吸引了我：“京城农贸市场开放以来，到市场卖农副产品的社员越来越多，农副产品的品种也由80多种增加为120种，而不少国营副食店见不到的品种也在这里出现，如黄豆、绿豆、荞面、黄米、豆芽菜、豆腐干等。并且市场的物价整个降下来，以前国营副食店大米0.6元/斤降为0.4元/斤，小米0.4元/斤，降为0.35元/斤，小麦0.5元/斤降为0.43元/斤……”。
这是一条好消息，起码市场对农民渐渐放开了，虽然还不能领照练摊、开公司.
唉，农民就地里的这点产出，何时才能富起来？虽说咱穿越了，可毕竟是小人物，绝不可能影响到中央的决策！
看了看报纸日期，是十月初的。随手翻开十一月近期的报纸，《人民日报》一条头版头条套黑柜的消息跃入眼中：国家全面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保证农村社员增收增支。
看来咱想到的，中央也想到了，谷贱伤农不是好事。正在独自感慨，觉得有人碰了下我的胳膊，扫头一看是刘艳，刚分手不久，难道出了什么事？我急随她走出阅览室。
“明天我上街买点东西。听人说，街上这段时间治安不太好。盗窃、耍流氓的不少，你陪我去”。
在她眼里，身高1.82米、会点功夫，帅气四扬的我，无颖是最好的免费贴身保镖，还能充当临时搬运工，脸上不丢份。
“明天我得写点东西，没空。再说，孤男寡女去逛街，影响不好，同学和学校知道了，怕有麻烦”。我可不想去，在前生陪女人上街是最大的受罪，那份苦、累想都不能想。虽说现在商品不是太丰富，也没太大的挑捡余地，可女孩爱逛是天性，有瘾，这个忙不能帮。
“我是你姐，别往歪处想，再说每个礼拜你抱过来你的那堆臭衣服时咋不想想影想不好，别找借口！你去不去，小屁孩！”她边说边扭住了我的耳朵。
东北姑娘就是泼辣、直爽，浑然不顾经过的几个同学诧异的眼光。
“我去，我去，我的亲姐姐，我去还不成吗，”我疼得扬起头，连声答应。
她不怕同学们看见，我还怕老师谈话呢！这男男女女打情骂俏，成何体统！
第二天早饭后，与刘艳乘车直达市区。
奇怪的是，今天坐车的特别多！都拎着些布袋、大竹篮。
北京人过星期日，咋这么过？不理解。我没事不出门，一个多月都没上街了。外地民工进京了？不可能！那些满口溜出的地道的北京腔，就否定了这一点。
一下车，就看见由近到远的商店，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排着长队，到马路上再折回去几个弯。
身旁经过的人，手里提着满满的乱七八糟东西，急冲冲赶路，不时驶过堆满大、小物件的板车。一个个都是行色匆忙。
“今天不是什么节日吧？怎么有这么多人在疯狂？”我纳闷地问刘艳。
“肯定是回来什么好东西了，说不定是香港货。”刘艳兴奋得撒腿就往人群中挤去，把我这“保镖”扔在一边。女人呐，为了购物连安全也不要了。
不一会，刘艳扫兴地又从人群中挤出来：“我还以为卖什么呢？原来是个五金交店，人们连疯了，电视机、收录机就跟白送似的，检查都不检查一下，扔下钱，抱起就跑。连铁丝、铁钉、油漆都卖光了，都是一捆一捆、一箱一箱的搬。”
我们去百货大楼，路过一家副食店。见人流都排到旁边的小巷里了，一个个挤得紧紧的，生怕别人加塞。从里面过来的人，提着一袋袋的米、面、酱菜等，正往自行车、板车上放。
队中一位大爷喊着：“二子，你麻利点！把板车上的东西送回去，再过来一趟，把家里的瓶瓶罐罐拿来，咱再多存点酱油和醋。”
我问大爷：“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多人在排队，这也不是啥稀罕东西。”
“没看报吗？”大爷满脸知识的样子，“前两天报上都登了，要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人们就嚷：这收购价提高了，物价肯定得上涨。小伙子，一看你就没成家，不知道居家过日子的事。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还不是稀罕东西？离了这嚼谷，你连一天也活不下去。咱老百姓赚钱难，攒下俩钱，都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可不敢让国家一调价，就泡水里了！”
难道这就是改革后的第一次抢购？
“大爷，你甭信哪些，东西不会涨价的！国家肯定有补贴。买哪么东西，一时用不完，放坏了，不也糟踏钱吗？”
“不会涨？前面几个店，前几天就让人买空了，关了门说是盘点，现在都没开门。没东西卖，他开什么门呀！你去前面的百货大楼看看，洋火、肥皂、洗衣粉都没了！人家都是一箱、一箱往回搬。就连虫蛀了的白布，也没剩下。听人说，他们仓库里都没东西了。工厂加班生产也不赶趟！全国一样，都怕涨价，想抢在国家调价前，买点便宜东西。人们都不易呀！”
我沉默，这也是改革之初必须带来的阵痛。日子长了，人们适应了这个时期，心态也渐渐成熟了，社会展就平稳了。
果然，原本门庭冷清的国营百货大楼，人潮汹涌。
走进楼内，除了几个已空空的柜台前没人外，其它地方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人一边往里挤，一边喊：“桂珍，我先在这占地儿，你赶忙把家里折上的三佰多块钱都提出来，要不银行里提钱的太多，迟了这儿东西都没了。”
整个大楼空间充斥着一片嚷闹喧叫，“别挤了，把我的鞋都挤掉了，说你哪，你穷挤什么。”
“怕挤你丫跑这干什么，怎么不让售货员给你送家去？”
“你丫横什么，有钱你能把整个百货大楼搬回你家去？”
“喂，我的眼，你丫撞我眼睛了。”人群中不时传出被挤着的惨叫声。
我和刘艳面面相觑。
原本她出来买点毛巾、牙膏、香皂、雪花膏之类的，转了几个柜台，都是没货。
望着人们亢奋的神情，两人不约而同地说：“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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