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假公济私
说在吴永成的精心安排下，李琴和她的儿子顺利地和了关系，这也就为吴永成以后能名正言顺地照顾她们，打好了铺垫。也就可以免去了外面的许多风言（切，你做都敢做，却又害怕人们说，什么人性呢
大家也许要责问：吴永成为什么那么多村里的的展大事、放着不处理，却在这里、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儿女情长之事，大费脑筋呢？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难道说好不容易穿越了一次，整天价就为了这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而操心？那也太没价值了。也实在太过于有点小农意识了。
人家吴永成却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
其实他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求得心灵上的一种解脱。背着十字架跳舞，那是最痛苦的事情。李琴和她的儿子有了个最起码的着落以后，他也就能轻装上阵，不再受良心上的折磨了。因为这也是他穿越以来做的最荒唐、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和旧社会的地主恶霸欺男霸女，有什么两样呀？！他自己的心里是这么认为的。
至于吴永成的三姐吴永霞、和他的四姐吴永丽，两个人联手，是怎么“严刑拷问”吴永成，吴永成又怎么“坚贞不屈”，以钢铁战士般的意志，最后也没承认他与李琴之间的关系，那咱们也不去管它了，反正现在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只意会不言传的了。
吴永成草草收了自己以前欠下的风流债以后，就忙着着手准备筹建村里的红枣加工厂。当然，也是在全体干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大概的设想和框架，由他们新上任地支部书记，再领着他们具体实施；至于其他的细节。他只有几天的时间，还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和乡里、村里移交，哪能坐下来和他们一步一步地去搞呢？！
红枣汁地工艺流程比较简单，他前生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加工厂参观过。至今记忆犹新。无非就是红枣软化处理破碎打浆酶解榨汁粗滤澄清微滤调配细滤杀菌热罐装封盖喷码装箱入库。粗看上去，这个红枣汁的制作有十几道工序，复杂着哪。其实正儿八经操作起来，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在村里地两委扩大会议上（村里的党员议事会成员、村民议事会成员也参加），大家一致通过了吴永成的这项提议。
鱼湾村地干部和村民们对吴永成现在可以说。达到了一种盲从的地步了。即使吴永成说明天就可以带着他们上月球，他们也深信不疑。
倒是这个新支部书记的产生，倒颇费了一番周折。
吴永成回到村里的第二天，玉平乡的党委书记文彬、乡长胡云珍，就跑到鱼湾村，征求他走以后、鱼湾村下一任支部书记的人选。吴永成和他四姐吴永丽分别到了中央机关和省委的消息，他们知道的算比较早地。以后这姐弟两个人的展前途，那是绝对不可估量的。现在不拉关系，以后就恐怕难了。他们两个是官场老油子了，这点道理是不用人点拨的。这会儿屈尊降纡，也算将来的一点感情投资吧！
吴永成地意思，还是那个王虎比较合适。但王虎在上一次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时候。就提出坚决不当主任地候选人，甚至在选举会场还骂下阵：谁选他当主任。就是想掘他家的祖坟！现在让他接手这个村里一把手的位置，他是不是会愿意呢？
文彬和胡云珍地意思是，先不要着急着确定支部书记的人选。等和村里的几个干部谈话以后，再拿到乡里的党委会议上讨论。强扭的瓜不甜，人家不愿意做，强迫也不是个办法。特别是胡云珍，他始终就认为王虎根本就不是当村里主要干部的那块材料。
“就是万一鱼湾村实在没有合适的支部书记人选，乡党委让我或者马柳平副书记，回来兼这个支部书记，也不能让王虎来干。不过，我估计他也不敢接这个摊子。王虎别的优点没有，自己有几斤几两，他还是能掂量清楚的。”胡云珍最后又强调了这么一句。他把这个王虎实在是恨在骨子里了。他只要能在玉平乡当一天的主要领导，他王虎就别想当一天村里的主要干部。你小子上次选举大会就敢骂阵：说比我的两下子强得多嘛，我就不让你显摆出来，你就是有两刷子，也沤成狗粪，拉出日能的你个！！有多大的一点点脓水水哩，敢和我老胡叫板？！
就在当天晚上，吴永成的二姐夫、现任鱼湾村村委会的主任马林，来到了吴永成的家里（也就是他的老丈人家）。
“五儿，我要入党，你就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吧。”马林进门也没绕，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的小舅子，不需要讲那么多的客套。自家人嘛，弄那些虚头吧脑的讲究干啥。咱农民嘛，就爱说个实在！
“二姐夫，你咋想起入党来了？前几年也没听你提起过呀？”吴永成有些奇怪了。心里却隐隐惑惑觉得马林的这个举动，可能和他的离职有关系。
“前几年，你的支书当得好好的，我入个党有什么用？现在你不是现在不做了嘛，我不入党，怎么能当咱村里的支书呀？你这句话才问得日怪哩！”马林也有些诧异，这个小舅子的脑子一贯好使，咋今天这么迟钝呢？连自己这么明显的意图，也看不出来？！
吴永成他并不是不知道他二姐夫的想法，而是他不主张马林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他认为凭他自己先知先觉二十多年，完全可以帮助他成为百万富翁、甚至于千万富翁，没有必要在这条道上陷得更深。说实在的，在他的前身，见过
皮的乡村干部多得多了。但没有几个是好结果的：不进了监狱，就是因为有几个钱以后，在外面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而导致家庭破裂地。即使有一些规矩的，那也是因为村子太穷、自己手中没有作孽的资本而已。外面传闻的一些成功地农民带头人。也终因自己素质太低，走上了鱼佐明的那一条自我毁灭之路。
总之，这条路他不愿意自己的亲人牵涉地太多。他甚至有些后悔默许、或者可以说鼓励他的三姐夫马柳平。踏上了仕途这条道路。他已经越来越有些看不懂这位从前那么忠厚、淳朴的三姐夫了。他现在变化太大了。他准备在临走地时候，专门抽点时间，再和他认真地谈谈心。他不想看见三姐的那个家庭出现一点的裂缝。
“二姐夫。你真的就那么想当那个支部书记吗？”吴永成反问马林，“我还是认为你倒不如继续做你的生意。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你以后展起来了，还可以扩大你的运输生意，跑客运、货运，都可以呀！这要比在村里当个支书主任的要强得多。我地意思是，你不用再在村里担任任何职务了。那个党员嘛，就算了加入吧。爱国也不是非要入党不可。有了钱你也可以为社会做其他的许多好事嘛！”
“五儿。我要入党、当支书主要是为了赌一口气，和爱国什么的一点也没有关系。当然，我以后有了钱，那肯定是要为社会上的人们多做好事的。这也是积德行善嘛！我是不服这口气。咱自家人，也不用藏着掖着说话。他老三家地不就是凭着你才当了村里的支书、到了公社端上了公家地铁饭碗，后来又成了现在的副书记嘛。我马林也不比他缺胳臂少腿的，脑子也足够用，至少不比他马柳平差。我就不信，我到了他地那个位置上，干的会不如他？五儿，明告诉你吧，这个支书是让当我也要当，不让当，我争取得也要当！我把自己家的拖拉机也卖了，一心一意要干好这个支部书记。”马林表现出一种背水一战的悲壮神色。
“什么，你把拖拉机也卖了？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是卖给咱村里的贸易公司了吗？”吴永成惊讶地问他。看来这个马林是早有准备呀！
“卖给贸易公司干什么？我就是赔几个钱，卖给外村里的人，我也不能卖给咱的那个公司。我还怕村里的人们说长道短呢。咱不想听别人的那些闲话。”马林潇洒地大手一挥，接着说：“五儿，你要是不想当我的介绍人，我就找胡云珍去。我就不信我的人性就这么次，还能连个入党介绍人也找不到？！”
“可是，二姐夫，就是你现在入了党，预备党员也是不能担任党内的职务的呀！必须在一年以后转为正式党员才行。”吴永成还在做最后的努力，试图打消马林的这个念头。
“切，五儿，你就别把你二姐夫当小孩哄了。你和马柳平以前不是都因为是预备党员，才代理了一年的支书吗？你以为我当时就啥也不懂，连这个也记不得了？你们能代理，为什么我就不能？”马林还真是一头撞在南墙上了。不过人家后生说的也在理啊，前两任支书可都有过因为是预备党员、而代理的情况。总不能就把他单独拴在一个子上
吴永成被他说得哑口无语了。事实胜于雄辩呀！
鉴于这种情况，他也只好把马林也列为鱼湾村支部书记人选之一。至于他入党的问题，人家马林早在前几天就向党支部递交了申请书，并且在他还未回来被支部同意纳新，已经从乡里拿回了志愿书，填写完毕，就等他这个入党介绍人签字了（另外一个介绍人他找的竟然是乡党委书记文彬，也够牛的）。
王虎还是以前的那态度，支书是坚决不肯做的，甚至于连空缺下的主任一职（即如果马林顺利被任命为支部书记的话），也不愿意担任。
这么一来，鱼湾村的支部书记一职目前只能暂时空缺，因为马林现在连预备党员也没有批复下来，村里的全部工作，由村委会主任马林全盘主持。
贸易公司业务扩大的那件事情，吴永成采取了马林的意见，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公司农户的模式，不仅出售原gt;愿意养鸡的农民，垫付所有的喂养饲料和免费提供技术指导，但有一条，蛋产品必须由鱼湾村的贸易公司统一收购，有合同为证，垫付款项在收购蛋制品时一并扣除，凡有违约者，公司可以处以十倍的罚款，并且保留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一切损失的权力。同时，决定在省城开设鱼湾村贸易公司办事处，暂时由李琴和吴永霞为办事处工作人员，负责公司在省城的一切业务联系，并相应扩展公司在省城的其他业务。
村里的小砖窑已经停火。本来这个砖窑就是由吴永成的大姐夫负责经营、其他亲戚为股东。吴永成和他的大姐夫刘珠谈了一次话以后，刘珠愉快地接受，并且表示绝对不会拖马林工作上的后腿，钱他也挣了不少了，烟熏火燎的，那也不是个长期做的营生。再说他也是村里的干部们，坚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决定。
红枣加工厂集资入股的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本来以村里集体的实力，完全可以不需要再动员老百姓入股，可吴永成想到这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途径，还可以增强整个村子里的凝聚力，省下的集体那一部分资金，还可以再投资些其他项目。
鸡蛋最好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也是他前生所掌握的一条经验。
第八章 严峻的治安形势
二姐夫，村里现在的摊子，你也基本清楚。原来我以老年人康乐中心，可是当时咱村里集体也不太富裕，这会儿，条件也差不多成熟了。完全可以由你来实施这件事情。具体的设想是这样的：咱村里现在有五个孤寡老人、六个儿女不在身边的，这些老年人大都上了年纪，生活孤单、行动不便，有什么憋闷的话，也没有个倾诉的对象，怪可怜的。村里可以搞个‘老年人小饭桌’，照顾对象就是那些人，他们在这里只吃饭、不住宿。白天还在这里可以和同龄人下会棋、聊聊天，着也是一件大善事。怎么样，二姐夫，你有没有兴趣？”吴永成给他的下任鱼湾村的掌门人、他的二姐夫马林详细交待着工作。
马林听了喜形于色：“这么好的事情，我为什么没有兴趣呀？！好五儿，姐夫知道你这是为了让我刚上台、就能马上树起威信来想出的一个主意，姐夫哪能不领你的这个清哪？！你放心吧，我不是你三姐夫那个白眼狼，阔了就翻脸，咱的人性比他强得多！哼哼，别看他才二十五、六岁，我就快奔三十的人了，真要做起来，谁英雄、谁狗熊，哪还真说不准呢！你就等着瞧好吧！”
这个二姐夫和三姐夫还真掐上了！亲戚之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吴永成连忙为马柳平开脱：“二姐夫，话不能这么说，其实三姐夫人也挺不错的”
“算了吧，五儿，谁也不是瞎子，你也不用为他说好话了。都在一个村里住着。谁还不认识谁呢？别看你长年不在家，心里也是明镜似的。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把你三姐和李琴打到省城去公司的那个什么办事处呢？”马林打断了吴永成的话，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
“那是为了”
“五儿，出事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磨叽什么哪？”马柳平从门外闯了进来。
这世界就是邪行，说谁、谁就来。
“三姐夫，出了什么大事了？”吴永成见马柳平神色慌张。赶忙问他。
“东北有两个姓王地兄弟，抢了部队的枪，打死了几个人。说是朝咱们这面跑过来了。我们在乡里接到县里下来的通缉令，分头负责一片，根据上面的命令，要对咱全乡范围内进行排查。我负责咱这一片。你们赶快集合民兵，分头布置。”马柳平急促地安排着。
马林答应着马上出去了。
吴永成接过马柳平手中地那张通缉令，详细地看了起来。
‘通缉令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铁道部，交通部、民航公安局：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一时许，沈阳空军四六三医院生一起特大杀人抢劫案。犯罪分子开枪打死四名现役军人，打伤三人，抢走现款一千三百多元，两名犯罪分子携一支手枪逃跑。
全体公民都有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义务，对于提供线索和协助抓捕的群众。给予两百到两千元地奖励。
任何人窝藏二犯或知情不报者，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儿。你说这几年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现在是在省委工作，知道的也多。如今社会上乱成了这个样子，国家怎么也不出来管一管呀？”马柳平盯着放下通缉令、还在那里沉思着的吴永成。问他：“前年，咱邻近地岚城就生了有人拿炸药包炸百货公司的事情，好不容易抓住了那个犯罪分子，却又被人家从看守所里跑了出来；现在咱县城里到处都是那些流氓，整天价打架闹事、调戏妇女，听说被他们糟蹋了的也不少呢，吓得女生娃娃们晚上连晚自习也不敢上了。你说这个社会咋成了这个样子？恩？上一个月、也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是咱们国家的飞机，让那个叫卓长仁为的六个家伙劫持到了南朝鲜，现在坐飞机的人和那架飞机倒是回来了，可那六个罪犯为什么南朝鲜就不交给咱国家哪？不是说有什么国际法吗？难道说国际法也管不了南朝鲜？我没有坐过飞机，可听人家不是说，坐飞机现在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坐的，得有工作证、单位地介绍信，起码是县处级领导才能坐呀？！飞机场有那么多得人保护着，你说那几个劫机犯是怎么上了飞机的呢？你不是就坐过飞机吗？”
别看马柳平出去见得世面不多，可毕竟是几年的“领导干部”了，见识还真是与以前大不一样了。这几句话就都问到了点子上。
“三姐夫，你放心，国家是肯定不会让这种状态任其展下去的。至于说坐飞机，嗨，那规定是规定，可那个规定是死的，也是由人来执行地。只要你有点关系，那规定也就只能贴在墙上了。机场的安全嘛，咳、咳”吴永成简单地给他说了几句，因为这个问题还实在不好说。飞机场地安检嘛，当时等于形同虚设。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家谁也没有经过什么劫机的事件，那可是在空中呀，你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即使你劫持了飞机，又想往那里飞哪？那可不同于在地面抢一辆汽车，即使你卖不了车，拆了还能卖点废铁；闹个飞机有什么用？除非你想判国，可判国那可是死罪呀？！谁敢呢？祖宗八辈那也是要让人们唾骂一辈子地！
吴永成自从到了省委办公厅以后，在刚去的那几天，除了早晨的打扫卫生例行工作以外，就是有意识的翻阅前几年省公安厅送过来的一些公安内部简报。这些资料都是对外的机密资料，可对于他们在省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说，那就不算什么了。你总不能对省委也保密而他们这些人也是构成省委的一部分。在一些普通人看来，他们和省委也没什么两样。
通过大量的案例通报，吴永成深深地感觉到：八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出现了“政治局面一天天好起来，治安形势一天天坏下去”的不正常现象。党和国家已经采取了多种方式，强调了综合治理，也提出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1983年529日。《人民日报》就表了《对社会治安要实行综合治理》地社论，指出“打击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犯罪，都是综合治理的内容”。
新闻媒体也越
地开始报道治安状况。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了“沈阳人案、唐山菜刀队”等恶性刑事案件。这些案件要放在以前，那是绝对不允许报道的呀。这些属于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呀。
所以从舆论导向看来。尽管党中央决定不搞运动了，但是，未雨绸缪，舆论上前。多年运动治国地模式，造就了人的政治敏感性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吴永成知道，严打是肯定要生地事，**不会坐视犯罪分子将天下搅得不安。
特别是他在公安简报上看到前几年生的几起恶性案件，简直令人忍无可忍。
一起是生在上海市的“控江路事件”。1979年9月9日下午时左右。在上海市控江路江浦路口，值勤地交通民警制止一青年抢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时，下去以后就把他抓到岗亭里，对那个小流氓就开始录口供。这时，有许多小流氓越哄越多。民警被围在这个岗亭里面，并且进入岗亭。他们开始殴打那位民警：警服扒下来，背心也被抓破了；因为当时没入管，他们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也引起了不少群众的围观。一些流氓分子趁机兴风作浪，对这位民警纠缠不休。4左右，二十名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劝说群众疏散。但一些流氓分子不听劝告，竟抢夺民警使用的电喇叭煽动起哄，继续揪打那位民警，一直到7时半左右。当那位民警在其他民警的保护下，乘路过汽车离开现场时，这伙流氓分子砸碎汽车玻璃，并更加疯狂地分割围攻在场的治安、交通民警，抢去警帽，拳打脚踢，有三名民警被打伤。这些干警撤离现场后，流氓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捣乱破坏，阻拦小汽车，砸自行车，甚至连路过的军人也追着打；并向公共汽车内掷石块，任意阻拦、推翻农民地菜车，乱抛蔬菜，趁机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侮辱妇女。最严重的是，当上海某公司团委副书记吴某骑自行车行之控江路桥上时，一伙流氓分子包围上来，将她连人带车推到在地，拉到路边，抢去手表和皮夹，撕掉衬衫、胸罩、裤子，肆意摧残，吴的、小腹、外阴部等多处被抓伤。当时围观的群众有四千多人，竟然没有一个敢出来阻拦，任凭那个弱女子无助地抱着一棵大树，凄惨地叫着：“救命呀，妈妈呀，快救我呀，救命呀！”，可周围却是上千地小流氓，还有在她身上的数不清地黑手
八点半左右，杨浦公安分局先后调集八十余名治安联防人员、和三十名交通干警，到现场维持秩序；接着市公安局又调遣二百名消防民警赶赴现场，经过宣传教育，劝导围观群众疏散，流氓份子也纷纷溜走，至午夜时是秩序恢复正常。此案经侦查，先后拘留、逮捕流氓分子三十一名，其中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七名，劳动教养十一名，少年管教一名。而那位女青年被小流氓蹂躏长达八个多小时。
第二起案件是北京火车站爆炸案80年分，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突然生爆炸。当场炸死一人，伤八十九人，抢救过程中6续又有九人死亡。一具残缺地男尸，警方在周围一共找到了124“人体组织”、片，以及一些爆炸品残留物。间上正处于即将审判“四人帮”前夕。随后北京市警方还收到了署名“史秋民”、“悬崖人”来的恐吓信，扬言，“要制造比北京火车站爆炸案大七七四十九倍的事件”，“下次爆炸将在外宾中生”。市公安局和北京铁路公安处共同建立了专案组，抽调了过580名刑侦技术人员，这一案件在八天后就被破获了。案件属于自杀性爆炸事件。场死者：王某，男，30岁，未婚，北京市人，住崇文区光明号。198年初中毕业后去山西万荣县插3参军在铁道部服役，1975年复员到山西运城县拖拉机厂当维兵，参加过打靶和爆破训练，具有爆破的相关知识，同时基于维修工的身份，也掌握了电焊技术。事前，以炸鱼和打鸟为名问熟人好友索要200克黑索金炸药，“72型及小口径步枪子弹。北京未能如愿，加之生活上较为困难，在工厂中打架受到处分，逐渐有了厌世思想。事之前向四个要好的同事写信，“我走了，永远走了，也别找，找也是白费力气”，“我去的地方虽然不理想，但终究是一个归宿”。月8，公安部向胡耀邦、彭真、彭冲、杨静仁等中央领导呈报了“关于查破北京火车站重大爆炸案的情况报告”。随后北京市公安部局治安处起草“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正确结合的一曲凯歌车站反革命爆炸案查破工作报告”为题的报告，在公安系统内部作了通报。
第三起案件是结伙摧残女性案件，有两个劳教解教人员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劫持两名十七岁和十五岁的女中学生，在自己家的菜窖、达十数天，其手段之残忍，简直是禽兽不如。
第四起案件是北海公园生了公然调戏、女学生的北海公园流氓案大流氓结伙摧残女性案件后，198142，北京生“北海公园”事件，三位女学生在划船时，遭到外逃劳教人员的尾随调戏，之后被当众劫持并被。
第九章 震惊上层的的南虎滩事件（上）
柳平见吴永成半天不吭气，以为他是知道一些机密的己级别太低，不方便跟自己说，心里虽有些不快，但脸上却没有露出一点不高兴，而是凑近吴永成的耳边，故做神秘地说：“五儿，你知道吗？前天靠咱们省的那个地区，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吴永成一惊：“什么案子呀？我怎么不知道？”他有些怀疑马柳平是不是在故弄玄虚？因为在他前生的记忆里，附近地区就没有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子呀。不过也有可能是国家出于保密的缘故、自己不知道而已。
马柳平压低嗓门说：“你可得保密呀。这也是今天先公安局的李局长悄悄跟我说的。这个消息是人家内部的机密。我们两个也是因为关系好，他怕我这段时间出什么事情、才告诉我的。”
吴永成半信半疑地听他的三姐夫马柳平说完了这个案件。
一九八三年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六。因为现在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我国一个边疆省南虎滩镇林管局所属的林业设计院红旗沟农场的人们，从早上五、六点钟就已经下地干活了。但于洪杰上午九点却仍在床上躺着。
于洪杰是南虎滩出名的一霸，小有名气，是一个很有“份”的地痞，曾经被公安机关多次收审、拘留。但每次都是经教育后释放，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自从今年四月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来到红旗沟农场。
在这里，于洪杰的心情就一直没有舒畅过，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对这里地一切都看不顺眼。他多次公开表示“要干一番事业。要干得轰轰烈烈，不能白来人世一趟。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躺了一会，于洪杰决定回南虎滩镇。于是他来到农场的地里。和同宿舍的韩立军、杨万春商议了一下，就决定回克牙石改善一下伙食，好好玩一玩。在他们三个人当中。于洪杰岁数最大，十九周岁，其它两人都是十八周岁。而且也都不是善类。
杨万春，在刚满十六周岁的时候，就因为犯有惯窃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刚刚释放了不久；韩立军，三年前因为持刀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三个人回到南虎滩后，有家不回。而是先到了杜小峰家。
杜小峰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待业，在社会上混了一年多，他地父亲怕他鬼混得出点什么事情，便给他在当地的砖瓦厂找了个临时工。他曾经和于洪杰在一起混过一段时间。是于洪杰的小兄弟、酒肉朋友。
杨万春从杜小峰家出来后，找了个借口先回家了。于洪杰跟着韩立军到了韩家。吃过饭后韩立军和于洪杰一块又来到杨万春家。杨万春正和家人吃饭。见于、韩进来，连忙起身让座，并张罗着拿酒。
三人从杨家出来时。就已喝得东倒西歪，摇摇晃晃。
杨万春走到院子门口时，又返了回去，再出来时身上多了一个军用挎包，挎包里装地是２o个雷管和1卷近３o米长的导火索。这是他在石料场偷来的。
在一个商店地门口，他们碰上了王守礼。
十六岁的王守礼早已辍学在家，在一次打架中和于洪杰相识，就经常和于洪杰在一起。
这时是下午的两、三点钟，天气很热，四大街上横冲直撞。
下午六一瓶白酒。
饭后，他们来到了王玉生家，把十五了出来。他们的父母都在林业设计院工作，彼此都认识，又是邻居，所以王玉生也不问什么就跟着出来了。
随后他们又去砖厂找杜小峰。
在路上，他们碰上了十七岁的李亮明和张光祖。两个人正准备到电影院看电影，没想到碰上了于洪杰等人。他们只有过一面之交，李亮明对于洪杰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又有些惧怕他，只好迎上去打了个招呼。
于洪杰张口就说，天黑了，他们要上山，为了防止生意外，叫李亮明和张光祖护送他们，口气十分强硬。
李、张两人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由于惹不起于洪杰，只好答应了。
杜小峰和一块干零活的包达山正在收东西、准备下班回家，见于洪杰等人走进来，才想起上午答应帮于洪杰上山打架地事。心里虽然不愿意，可是慑于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的淫威，又不敢说不去。于是他叫包达山和他一块去。
刚满十六周岁的包达山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了。
于洪杰等一行几人于六月十六日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回到位于南虎滩西南方向地红旗沟农场。
到了农场后，于洪杰把所有的人都领进了他和杨万春、韩立军所住地号宿舍，招呼大家坐下之后，便从床下拖出一箱子鱼罐头和一塑料卡子白酒（1２斤）。然后又到走廊的另一头，把早已睡了的李东东叫了起来，让他过来一起喝酒。
这个农场共有二十一名场员，除了于、韩、杨和李东东外，其余地全部是女的。剩下的就是几名农场的职工和临时工。
两轮酒过后，十个人就喝掉了四斤多白酒。当王守礼、李东东、包达山、杜小峰、李亮明等人表示不喝或不能喝时，于、杨、韩三人就强迫他们喝，而且必须一口喝干。这几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喝了下去。三轮一过，就有四
大约到了十一点三十分左右，半天没有说话的韩立军突然站起来，掏出身上常带的一把匕，往桌子上一戳。说：“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给他们来个血染红旗沟，敢不敢？”
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响应，就连于洪杰也对韩立军的举动感到有些突然。
韩立军见没有人响应。就又加大嗓门说：“没什么
我领着兄弟们干。”
年仅十五岁地王玉生壮着胆子说：“我不敢，那是犯法的。是要偿命的。”
他的话音刚落，韩立军一刀就刺了过去，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你他妈地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到了老子的一亩三分地，你还敢说不敢，我先杀了你。”
王玉生躲过刺来的这一刀，忙不迭地说：“我敢，我敢。”
此时地王玉生已经是被吓得浑身哆嗦，面无血色。
这时于洪杰也拔出匕站了起来。他和韩立军持刀一个个地问大家：“你们敢不敢干？”
除了王守礼、李东东连问几次都坚持说不敢外，其他的人都表示敢。
直到这时。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还不相信真地要血染红旗沟，也不认为于洪杰、韩立军会真的杀人。
于洪杰见王守礼、李东东不敢参加他们血染红旗沟的行动，就叫他们两个上床躺下，并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否则就杀死他们。
此时杨万春把从木工房找来的斧子和刨锛、凿子，还有菜刀。一一地给他们几个分了下去。于洪杰见凶器不够，就把屋里的木棒、酒瓶子、煤油灯座，也作为凶器了下去。
将近十二点的时候。于洪杰挥着手中的凶器说：“血染红旗沟，现在开始。”
说完，拉开门，头一个走了出去，直奔走廊里头的1o号宿舍。其它罪犯都紧跟其后，有地打着酒嗝，有的摇摇晃晃地、扶着墙往前走。
1o号宿舍住的是农场职工潘亮和赵波，于洪杰推门进去，就朝潘亮的头部和胸部乱砍。旁边的赵波听到动静刚要坐起，就被刺中了脖子，紧接着就是一顿菜刀砍、斧头劈。杀死了1o号宿舍地潘亮和赵波后，在于洪杰、杨万春的带领下，o岁地农场职工王元章、２２岁的农工孙贵和孙贵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弟弟孙友。
1o号宿舍和８号宿舍地嘈杂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农场指导员王化忠。
他披上衣服、举着蜡烛，站在走廊里，大声地问道：“哎，深更半夜的，你们吵吵什么？”
听见王化忠的喊声，杨万春也来到走廊上。他见指导员举着蜡烛在走廊的另一头，脑子一转，就大声地喊道：“妈拉个巴子，都几点啦，统统地都回去睡觉。要不然指导员就过来了呀。”
王化忠也以为，他们还和往常一样，是喝了酒以后、互相打打闹闹，就没有再往下想。
他回到屋里、刚把蜡烛放到桌子上，门就被撞开了。
王化忠一见这伙人拿着滴着血的凶器冲了进来，一下子就明白了生了什么事，他马上跳起来，扑到柜前去拿枪（为了保护场员特别是女场员的安全，防备野猪祸害庄稼，以及其他意外事件生，林业设计院武装部门为知青农场配备了1支五六式步枪和３o子弹）。
可是没等王化忠摸到枪，就被他们七、八个人乱刀杀死在了那里。这位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转业军人，来这里工作还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乱刀之下，大睁着眼睛躺在了血泊中，他至死也不明白，这伙年轻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如此丧心病狂
杀死指导员王化忠后，于洪杰把那支步枪拿到自己的手里，把枪刺给了别人。
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于洪杰等八人就把住在队部的所有男人全部杀死了。而后他们就从队部的后门来到食堂，准备去杀掉两位临时工吴文和何俊民。
因为要过星期天，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食堂杀了一头猪，煮了不少的肉在锅里，所以睡在厨房里的吴文和何俊民除了把门插上外，还用一根碗口粗的桦木棒把门顶住。
于洪杰试探了几下，都没有把门打开。杨万春见状，上前用力踢着门。
里面的人被惊醒了，问道：“谁呀，干什么？”
“干什么，指导员病啦，我给他找点开水。”杨万春回答说。
吴文刚把门打开，就被韩立军用枪刺刺倒在地上……
于洪杰叫杨万春和韩立军领着人继续血染红旗沟，他自己背着枪回到了宿舍。抽了两根烟后，他端着枪把住在1、２、４、７号宿舍的1名女场员叫醒，都集中到了２号宿舍，这是一间３o平方米的较大的房间。
事后，幸存下来的女场员说，当于洪杰等一开始行凶时，她们就被惊醒了，起先还以为于洪杰等人在打架，但很快就从他们的吵闹和言语中知道了他们在杀人。但1７名女场员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去劝说和制止他们，也没有逃跑，只是躲在被窝里不敢说话也不敢动。
而杨万春、韩立军等七人则直奔只有七八平方米的菜园小屋。菜园还住着一位农场的临时工鲁文才。
小屋的门没有关，只有一个用纸粘成的门帘挡在那里，杨万春等七人一进屋，鲁文才就被惊醒了。
他一扭身就坐了起来，厉声问道：“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可话音未落，他就挨了一刀。
o多岁的鲁文才小时候见过胡子（土匪），此时也顾不得多想，一边大叫“有胡子”，一边掀起小炕桌、就砸了过去。
可惜屋子太窄小，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对方又人多势众，没等鲁文才把小炕桌砸过去，就被对方夺了下来。
鲁文才手中什么也没有了，只好龟缩在炕角。
杨万春、韩立军跳上炕去，对着鲁文才一顿砍杀，把他从额头到下巴、砍得如同肉酱一样。
与鲁文才同住的胡喜成听见鲁文才喊有胡子，可没容他坐起来，就被当头一棒打趴下了，紧接着胸部、腹部就被连刺数刀，痛苦地呻吟了几声就断了气
第十章 震惊上层的的南虎滩事件(下）
菜园小屋出来，韩立军等人正要回队部，被杨万春拽
杨万春说：“先别回去，还有老杨家。”
说完，杨万春就领着韩立军等人，向距农场几百米之外的单门独户的杨相成家奔去，杀死了四十多岁的杨相成，还有他的媳妇、两个还未到上学年龄的儿子，和老杨年近七旬的双亲。
仅仅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红旗沟农场的十六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被于洪杰等全部残忍地杀害了。
从杨家出来后，杨万春和韩立军等来到了原来女场员们住的1、２号宿舍。
休息了一会之后，在杨万春的提议下，他们又到各个房间去补刀。
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又都回到了1号宿舍，于洪杰找来了纸和笔，写起了遗书。其它人纷纷效仿，最后只有于洪杰算是写完了，韩立军抄了一份。他俩把遗书交给了女场员赵丁枝。
在于洪杰的指使下，韩立军带着几个恶魔挨个房间翻箱倒柜，对死者也一个个地搜身，手表、钱、粮票，凡是他们认为有用的、值钱的都要，将公私财物洗劫一空。
于洪杰自己则带着几个人去砸农场的仓库，把全部的４都搬到了1号宿舍，接上了杨万春带来的雷管和导火索。
随后于洪杰又叫人搞点汽油来。杨万春带人拎了几桶汽油，于洪杰嫌少，大骂他们不会办事，成不了大气候。
杨万春见状干脆带着几个人，把仓库里的五、六桶汽油，全部滚到一号宿舍。并且把盖拧开，准备和红旗沟农场同归于尽。
十九日早晨五1oo多米以外的大菜窖里，随后把王守礼、李东东也押了过去。把他们分别捆绑在菜窖的立柱上。
于洪杰叫人把菜窖的大铁门锁上，而后回到号宿舍。
于洪杰叫韩立军到食堂找了些下酒菜，一边吃喝。一边等着队长何景增被杀死。
四十多岁地何景增十六日下午被骡子踢伤，去克牙石治眼睛，顺便回了趟家。吃完晚饭后。他就要回农场，可是硬叫老婆给拉住了，非叫他第二天吃完早饭再回去。就这样，他逃脱了这致命的一劫。
早晨八点多钟，附近生产队的放牧员，o多岁的李彦堂，骑马来到农场，想告诉农场地人把自己的牲口拴好。
就在他刚一下马的当口。就被躲藏在两扇门后面地韩立军、王玉生、李亮明、张光祖一拥而上，连刺带砍，杀死在地上。
十一点钟，附近生产队的农民鲁铁成、刘占山、于洪利三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来知青农场借柴油。也被于洪杰等人当场杀死。
从早上五、六点钟，到下午地一点多钟。在这长达六里，于洪杰等人谁也没再到1oo多米以外的大菜窖看一眼。
被关押在菜窖里的十七守礼有足够的时间逃跑、报案。可惜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提议。更没有一个带头。
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于洪杰、韩立军和杨万春三个人又坐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处理关押在大菜窖里地十七名女青年。
韩立军先说：“把有仇的、和咱们不太对劲的，都杀掉，剩下的就都全放了吧。”
杨万春听了以后，冷笑着说：“看你那点胆量，连个女人也不如。还剩什么剩，连两岁地孩子都杀了，别说她们了。事情都干到这份上啦，反正也没我们好果子吃，我的意见是把所有地女人全部杀掉，一个活口也不留。”
于洪杰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这时候杜小峰和张光祖提出要下山。一个人的理由是下午要回砖厂上班；一个是一天多没有回家了，得回
于洪杰假装同意，并叫韩立军给了他俩几十块钱所有抢劫来的钱，都在韩立军和杨万春手中保管着。
杜小峰和张光祖接过钱，正要转身离去，于洪杰就把枪端了起来。两个人一看不妙，急忙躲到一边。枪响了，两个人吓坏了，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乞求饶命，表示坚决不走，决不单独下山，和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
在其它人地劝说下，于洪杰才饶了他们。随后他又把枪交给了杜小峰和张光祖，叫他们两个负责监视大路上的情况，现问题随时向他报告，说完就带着其他人去了大菜窖。
杜小峰抱着枪和张光祖被刚才的枪声吓得惊魂未定，像个泥胎似的坐在屋里，通过刚才的惊吓，两个人这才从恶梦中醒来，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两个人简短地商议了一下，就把枪扔下了，骑上李彦堂死前拴在院子里的那匹马，匆匆忙忙地落荒而逃。
随着大铁门的一阵响动，于洪杰出现在大门口，他一本正经地说：“咱们都是被遗弃的知识青年，都是工人的孩子，我们是同病相怜的。各
、小妹，不瞒你们说，我们干了一件大事，但是与你是从来不伤害女人的。现在我们开始点名，点名的留下，没有被点名的出去，咱们到宿舍去研究点事。”
说完，他点了三个女场员的名字，杨万春点了三个，韩立军点了两个。没有被点名的女场员，差不多都顺溜溜的跟着于洪杰等罪犯出了大菜窖，只有十八岁的杜娟红没有出去。
从于洪杰等罪犯一进菜窖，杜娟红就紧张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心里盘算着，如果生了某些情况自己该怎么办。因为她知道自己在女场员中岁数比较小，长得又比较漂亮。
杜娟红现凡是被叫到名字的女场员，都是比较平时会来事的。平日里和他们三人的关系就比较好。她想于洪杰等人肯定不会放过没被点名地那几个人，至于他们要干什么，她不敢往下想。她下定决心，拿定主意。一定要留在大菜窖里，绝不出去。
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三人也没有注意到，留在菜窖中的女知青。还有没被点名的杜娟红。
就这样，十八岁的杜娟红凭着自己地机智和勇气，“大胆”地“反抗”了一下。就避免了被奸、被杀的悲惨下场。
于洪杰把吴秀丽、王小凤、**、李东梅、刘敏华、赵丁枝，以及贺金花、贺银花姐妹俩共八人带回了没有死人的２号宿舍。杨万春把李东东从柱子上解下来带到８号宿舍。
２２岁地吴秀丽一进２号宿舍，就感觉到了死亡的来临，当于洪杰把她父亲吴文已经被他们杀死的消息告诉她后，吴秀丽先是一惊，而后就扑通一声跪在于洪杰面前，一边哭，一边哀求。
在吴秀丽地苦苦哀求下。于洪杰把她领到了食堂，吴秀丽见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吴文后，扑到父亲的尸体上嚎啕大哭起来。
几分钟后，于洪杰把吴秀丽揪起来、送回了大菜窖。杨万春则带着包达山来到了８号宿舍，用杜小峰扔下的步枪打死了李东东。
杨万春回到２号宿舍后。见于洪杰不在，就对李亮明、王玉生、包达山说：“弟兄们。这些娘们反正也活不成啦，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今天随便整。”
杨万春说完。就把长得白白净净的**摁倒在床上，其它人也不甘落后，纷纷上前拉扯另外几个女场员。
七的在极端的恐惧中、甚至主动脱下自己的衣服。
杨万春了**以后，又对王小凤施实了。有三名女场员因为正在例假期间，算是躲过了这一劫，可也被脱光衣服羞辱了一番。
于洪杰把吴秀丽送到大菜窖后，见韩立军在那里和女知青们说着什么，就也参加了进去。在王守礼地再三哀求下，于洪杰把他从柱子上解了下来。
被绑在柱子上十几个小时的王守礼，在地上趴了半天才挣扎着站了起来。在于洪杰的指使下，他一会去观察情况，一会到杨万春那里拿枪拿子弹。他这时既可以脱离现场，也有报警的机会和条件，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怕于洪杰连他也杀了。
大约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于洪杰敬了女场员每人一支烟、一杯酒，放走了除庄春艳以外地九礼，到了２号宿舍，韩立军和平时跟他比较要好的庄春艳，继续呆在菜窖里。
杨万春见于洪杰进来，就小声地对于洪杰说，他已经把李东东杀了。
于洪杰听了没有任何反应，当他听说女场员也都被他们几个人了地时候，立即勃然大怒，王小凤见状，也壮着胆子向于洪杰诉说被一事。
于洪杰训斥杨万春说，“你们这些畜牲、王八蛋，居然背着我干下了这种可耻的事情。你们还叫人吗？人过要留名，雁过要留声，你们破坏了我的名声，毁了我地威信，我要把你们全部杀死，一个也不留。”于洪杰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把枪口对着杨万春等人。
杨万春见于洪杰把枪口对准了他，心里顿时害怕起来，没想到对多年的朋友，于洪杰也会翻脸。狡猾的杨万春此时表现得异常镇静，他一边咒骂自己不是人是牲口，一边悄悄地向门口移动。趁于洪杰不注意的时候，拉上了离门口最近的包达山，一块逃离了红旗沟。
２号宿舍这时只剩下了于洪杰、李亮明、王玉生三个恶魔，以及王守礼。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七抗，只是一个劲地求饶，恳求于洪杰不要杀了她们。
趁着屋里一片乱哄哄的，王守礼逃走了。
于洪杰看着王小凤那几乎裸露的丰满身子寻思了一会，说：“是那帮畜牲糟蹋了你，叫你受委屈了。怪可怜的。这样吧，你先到隔壁的1号宿舍去。”
王小凤一听，忙不迭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连哭带笑地说了不少感恩的话。跌跌绊绊
出去。
剩下的六们一条生路。
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于洪杰突然变得暴躁起来，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于三虽然吃喝赌，打砸抢。什么坏事都干过，而且还没少干，但我于三可从来没有干女人地事。干这种事的人是畜牲，不是人养地。虽然你们被他们给玩了，给了，但丢人的是我，你们活着我也说不清楚。”
于洪杰置女场员的哭喊哀求于不顾，把枪交给李亮明。叫他来杀死这
李亮明在于洪杰地逼视下，哆哆嗦嗦的打了几枪，把贺金花、贺银花和**打倒在地上。
李东梅、刘敏华、赵丁枝连滚带爬地钻到了床底下，于洪杰从李亮明手里拿过枪，蹲在地上、把钻在床下的三名女场员开枪打死。而后二话不说。把枪交给了李亮明，自己去了1号宿舍。
于洪杰一走。李亮明携枪和王玉生也逃离了杀人现场。
尽管1号宿舍就王小凤一个人，隔壁的哀求声、哭叫声、枪声又全都传进了她的耳朵，可她还是不跑。而是躲在床上。
王小凤见于洪杰进来，惊恐得浑身哆嗦成一堆了，连句话也说不出来。
于洪杰连门也没关，就忙着脱衣服。王小凤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为了保住性命，她用颤抖的手，主动脱光了自己的衣服，顺从地躺在床上，任凭于洪杰强暴。
于洪杰完王小凤以后，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他又把王小凤带回了大菜窖。韩立军和庄春艳还呆在那里。于洪杰和韩立军商量了几句，放走了惊魂未定的王小凤和忐忑不安地庄春艳。
于洪杰和韩立军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两个人一言不地来到1号宿舍，把汽油桶推倒，把桶里的汽油向四处泼洒。
一切都准备好了，韩立军在抽烟时，引燃了汽油，燃烧的汽油又引爆了炸药。韩立军当即被炸得身异处一命呜呼，站在门口的于洪杰被汽油烧成重伤。
吴秀丽等九名女场员，被于洪杰等人放了以后，先是默默地走着，但是没走几步，就一下子狂奔起来。她们在极端地恐惧刺激下，精神已经崩溃。
下午４四点多钟的时候，公安机关才从死里逃生地女场员嘴里知道红旗沟农场生特大杀人案的消息。南虎滩林业公安处和当地公安局的大批民警以及武警先后赶到现场，然而一切已于事无补。
身负重伤地于洪杰在现场被捕；四点五十分，李亮明和王守礼在家中被捕；五点二十分，包达山、张光祖在南虎滩火车站被捕。
杨万春在火车上碰上了杜小峰和王玉生，就带着他俩逃到了hn省Zh县的一个亲戚家。
杨万春的亲戚对他和另外两人的到来虽然感到突然，但没有想得太多。在杨万春的要求下，又把他们领到麦田割麦子。
hn警方早已接到公安部的情况通报，并做了周密
杨万春、杜小峰、王玉生刚进麦地不久，就被早有准备的当地警方包围。杨万春见势不妙，连忙从麦田爬出，捡了一顶草帽拍到头上，扛了一把锄头，跟随当地的农民躲过了搜捕。杜小峰和王玉生在麦田中被捕。
天黑时分，杨万春来到一个几十里外的小村庄的代销点，又饥又渴又怕又累的他，买了几包饼干后、又提出留宿的要求，引起了代销点的女主人的警觉，报告了当地的公安机关。杨万春终于落网。
吴永成听完这个骇人听闻的惨案，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在心里不住地问自己：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怎么还能生了这样的事情呢？在解放前的时候，土匪们杀人还讲究个怨有头、债有主哪，他们这些年轻人成了些什么东西呢？！简直是禽兽不如啊！！
“三姐夫，你说的这些是真的吗？怎么现在那里还有知识青年呢？不是都返城了吗？”吴永成突然现马柳平说的案件里面有一个疑点。
马柳平嘲讽他的小舅子：“事情那有那么绝对的呀？！你刚参加工作，有好多事情你还不了解。知识青年有一部分是当地的，他们要回哪儿呀？就是大城市当年下去的知识青年，还有不少没有回去呢！我告诉你吧，这件事情绝对是真的。李局长说，因为事情是生在边境地区，怕引起政治影响，所以我们国家就不敢报道，但是中央的领导们马上就知道了，听说他们公安部的领导也挨训了。现在那个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起特大的刑事案件，被人们传成了叛乱、暴动，把二十七个人被害，说成是几百人、上千人地被杀，听他说，到南虎滩办事的外地人下了火车站，也不出站台，非要等下一趟车离开，有的干脆连车也不下。”
第十一章 暴风雨前的宁静
永成被彻底震惊了：八名犯罪分子在长达十几个小时里，竟然残忍地杀死了二十七名无辜者，这二十七个人中，有年近七十岁的老人，有两岁的婴儿，男性十九人，女性八人，并且还有多名女青年被、。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这起案件暴光以后肯定会震惊全国，而现在已经绝对是震惊了司法界，震惊了中央的最高层领导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直接导致八三年的严打呢？
吴永成虽然不记得在他的前生里是八三年的那一月开始严打的，但他记得的的确确应该是在放了暑假以后，当时他正是初中二年级，难道说因为他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而导致有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原来的轨迹？
不行，自己得赶快赶回省委不定那里还有许多的事情等着呢！
“三姐夫，你安顿一下你的那几个兄弟，这一段时间最好那里也不要去。”吴永成郑重其事地对马柳平说。他平时不在村里，不知道马柳平的那四个兄弟表现怎么样。但他记得八三年的那一次“严打”，可是出了名的厉害，一些平时社会上稍有恶习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进去了，并且就那么出来的几乎一个也没有。甚至有的人，一贯表现良好，可因为那几天偶尔犯点事情，遇上那风口浪尖，也是一样的倒霉。马家兄弟这几年在村里的那个小砖窑上，挣了不少的钱。这男人嘛，十个里面有九个、一有钱就变坏，心态不一样了嘛，特别是那些穷惯了一下乍富的“暴户”们。往往容易栽跟斗。这个时候，可经受不起任何地风吹草动呀。那可都是一有举报，先抓再查证。别的不说。就是你多谈几个对象，也定你个流氓罪，说不定也能判你个十几年！你还别不信。这样的例子，那个时期，数不胜数。
“放心吧，我家的那几个兄弟，一个比一个规矩。”马柳平有些不高兴了。
良言苦口惹人烦呀。吴永成暗自感慨。但愿如此吧。
“那谁，刘喜，你通知所有地两委干部和公司全体人员，到会议室开会。”吴永成走到办公室外的楼道里。告诉刚过来的民兵连长刘喜。
“怎么，就要和大家告别吗？乡里可是过几天、还要给你专门开个欢送会呀！”马柳平奇怪小舅子地这个突然的举动，好好的开什么大会。
“我得明天就走了，估计这几天单位有不少事情。我刚参加工作，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吊儿郎当。”吴永成一边给马柳平，一边摊开自己地笔记本。把一会准备着重讲的列了个提纲。
在会上，吴永成主要布置了了两个方面的工作：村务方面，要求调委会严格执行矛盾纠纷半月一排查一上报的原则。认真调处各种矛盾纠纷，对无能力解决的要及时上报，对可能出现反复的矛盾纠纷，要做好调解协议，防止小纠纷演变成大问题；治保会要组织群众参与治安防范，指导十户联防，组织开展自我防范，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家的人，对一些有不良习惯地子弟，就是打折他的腿，也得把他关在家里三个月（估计到严打开始，你就是拿棍子赶，他也不敢再瞎混的）。刘喜组织民兵成立专门的巡逻队，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值勤，负责对全村的治安防范工作，做好巡逻记录和交接班记录。
公司方面，把原来在外面跑业务地业务员全部调回，公司如有什么业务需要协调，可以派从来也没出过门的、特别老实、憨厚、甚至有些木讷地业务员顶替。在外的业务员由公司通知，两天内，必须处理完手头的业务，赶回公司报道，三个月内，这些老业务员地工部由顶替者代替。他们回来后的工作，就是参加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
大家对吴永成的前一方面的工作安排没有异议，但对公司方面的安排，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不可理喻：这个即将离任的支书别是舍不得离开大家、犯了什么病吧？那有这样安排的呀？公司跑业务不用原来的老人手，却换成清一色的新面孔，就是你想锻炼他们，那也得讲究个传、帮、带呀，哪能一下子就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从来也没做过业务的新人们的肩上呢？！
当时大家会上倒都没说什么，也是对吴永成一向依顺惯了，会议结束后，马林和公司的副总经理薛红跟着他到了他的办公室。
“五儿，这一段时间咱公司的业务正紧，你把那些业务熟练的老业务员、都抽回来干什么呀？我还想再派出去更多的人手呢。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好嘛，说你想紧缩业务、收摊吧，可你又派出去一些生瓜蛋子，他们能做得了啥呀？”一进门，马林就憋不住了。
薛红倒是没开口，不过他那眼睛里的疑问，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薛红到了鱼湾村已经几年了，在去年的时候，吴永成通过县委李书记，把薛红的工作关系，从原来历程县的那个公社食品站，转到了永明县的商业局，说是专业人才的需要嘛。
的确，鱼湾村的这个贸易公司，虽然不敢说在全地区是第一的社队企业，但在永明县，那头把交椅可是坐得稳稳当当的。一年的纯利润就能达到二十多万元，比乡里、县里的一些国营企业效益也好，哪县里的领导们还能不吗？
薛红调到永明县商业局以后，又被吴永成再次聘为顾问，不过那个“顾问费”嘛，那就得变个名目、悄悄的给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以工资的形式放，因为他现在是永明的国家工作人员。哪能两头挣钱哪？在那个时代，这可是绝对不行的：你无偿帮助社队企业搞展，那是你地风格高，应该受到表扬；要是你拿了人家的钱和东西。搞有偿服务，对不起，
的铁饭碗放下再说。那时候的人们。是谁也不敢起那毕竟这个铁饭碗来得太不容易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眼巴巴地盯着呢
所以在薛红和村里表明态度：他是为了感激吴永成帮他调动、为鱼湾村白尽义务、不要报酬时。吴永成就让公司变通地多给他的老婆加班费以抵顶（自从薛红的家迁到鱼湾村以后，吴永成就嘱咐马柳平把他地老婆安排到贸易公司打杂）。毕竟薛红的家口大、收入少啊。
对此，薛红更是对吴永成感恩不尽。他曾经对他的老婆说过：他地这条命、这辈子就卖给吴永成了。“士为知己者死”，这也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侠义风骨。
此时，吴永成见他们两个都这么疑惑地望着自己，只好简单地做个解释：“我也是听到一个消息，近几年社会治安太糟糕，国家可能要采取大一点的行动。咱们的那些老业务员。这几年在外面呆的时间不短了，估计也有不少小毛病，年轻人嘛，那也难免。他们可是咱们公司的宝贝，我不想让在这次行动中。损失一个人才。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消极保护吧。他们可是咱们公司的宝贝
“那回来以后，让他们学什么呢？你走了以后。我可是连他们地培训也闹不了啊！”马林有点明白小舅子的意思了。
“政治学习嘛，就学国家的《宪法》、《刑法》，还有咱村的《村规民约》。还可以让他们学报纸上的东西嘛，比如年十一月份有个叫张华地大学生，舍身救了一个社员；今年五月份，国家号召青年人向张海迪学习。对，还有今年三月份，广东省广播电台的一个记者安珂，见义勇为、赤手空拳和几个歹徒搏斗、英勇献身地事迹等，这些都可以学嘛！总之，通过这次的政治学习，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毛病，每个人一天一篇思想学习心得。”嘿嘿，这样就不怕他们坐不住了。一天一篇心得呢！要不他们在外面跑惯了，回来就怕一时收不住心，再在村里及附近搞出什么花花事情来。反倒又大大地害了他们。“严打”对花案可是判得最重地。
“那业务学习学些什么呢？”薛红佩服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业务嘛，就学我带回来的几本我读大学时的讲义和教材吧。还有继续加强他们的英语和普通话训练，三天一考试，成绩优秀的奖金，不及格的扣工资，还要补考，三次补考还不及格，退出公司。对了，老薛，我记得你们在大学的那会儿是学的俄语吧，要是咱们的这些宝贝们学腻了我布置的那些东西，你就给他们上俄语课，总之一句话，反正这三个月内，不准他们离开村里一步。实在不行了，还可以给他们组织一些篮球赛什么的。”就不信你们这些小毛猴们在板凳上坐不住，我“烤”死你们！只有这样，或许才能把那些在外面野惯了的业务员们，牢牢地限制在村里，躲过这一次风暴。
吴永成为了以后的展，也算是用心良苦了。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做，算不算是逆天呢？？
管球它哩。过了一关，再说一关吧。
该死的球朝天，不该死的活了一天、又一天！
在吴永成的记忆里，他的前生八三年严打的时候，他那个当时不足五千人的小县城，一次就枪决了八个，死缓五个、无期徒刑十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枪决的八个罪犯来有三个是可以不死的，倒霉就倒霉在他们是当地有一点权势的干部子弟。
他们与另外五个人同属于一桩、妇女的恶性案件。八三年的五月份，他们的这起案子已经判决，犯二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余人员是八到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犯因系普通老百姓子弟，自认触犯法律、罪有应得，放弃上诉，接受判决；而六个从犯中的三个人（家中有点权势），却认为法院判决过重，胡说那个女的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贯在村里乱搞，所以他们是自愿的，不属于，要上诉。其余的三个人也跟着起哄，盼望能沾上他们的一点光。其中还有一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胆怯，所以做了望风放哨的营生，他当然就觉得更委屈了：凭什么就判了我五年哪？我就是看了几眼，连个边也没挨呀！你说我冤枉不冤枉啊？！真是倒霉催的！
他们的家人也在外面四处活动，威胁受害人，买通法官，把案子一直拖到严打开始。
省高院接到他们的上诉材料后，结合中央新下来的“严打”精神，现这个案子不是判重了，而是太轻了，马上回地区中院重审。
结果这六个人中的三个人被判处死刑，两个死缓，剩下的一人因系望风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因为在他们六个人中，他们三个人的犯罪情节最重，又属于主犯了。所以符合“从严、从重、从快”的“严打”精神。
严打期间，上诉期只有三天，还不等他们的家里人醒过神来，公处大会已经在大操场举行了，在他们一家人的号啕大哭声中，不远处的法场上，传来了十几声沉闷的枪声。
而两个犯已经开始服刑，且狱中表现良好，也就不再拉回重审了。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而后来，听长辈们说，当时的那场“严打”战役，是狠狠地打击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不过有一些不该重处的，也被严打了。虽说后来有一部分人也被纠正了。
唉，那个庙里没有冤死的鬼呢？！毕竟是全国那么大的行动啊。
而吴永成现在想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减少这些冤死鬼。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第十二章 地下家庭舞会
天晚上，吴永成没有在家里吃饭，他趁着他的三姐夫来，得找他好好地谈一谈。
“三姐，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晚上我在你们这里搭个伙。”吴永成一进他的三姐家的大门，就放开嗓子喊了一声。
推开屋门，三姐正和女子在地上逗着玩，他的三姐夫马柳平躺在炕上，嘴里叼着一支烟，翘着二郎腿，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嘴上叼着的香烟烟灰吊了老长，也不起来弹一下。
“五儿，来了，你想吃什么？三姐给你这就去做。”吴永霞见弟弟进来了，连忙丢下女儿迎过来。
“这还用问嘛，五儿现在成了忙人了，好久也不来咱家了。你快去炒几个菜，我和五儿今天晚上喝两盅。真是没一点眼力劲。”马柳平从炕上坐起来，不满地说。手一抖动，烟灰都落在了他的衣服上。他慌忙使劲地抖了几下。
“三姐夫，我看你是不是对当初做出的、那个只生一胎的保证，有点后悔呀？”
酒过三巡，借着一点醉意，吴永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马柳平。
马柳平“嘿嘿嘿”地干笑了两声，“吱溜”地独自端起酒盅喝了一口。
“我知道，你心里现在说不定还在恼我当初给你出的那个主意。三姐夫，其实你就是现在想再生一胎，别人也不会再说你什么的。过去的事情人们早已忘记了，就是记得谁还会追究前几年的事情呢？更何况你如今又是乡里的领导。不过再生一个，是男是女，可谁也说不准。你也是国家干部了，知道这个生男生女主要取决于男人。是”当时小县城里还没有B设
“五儿，你个小娃娃，胡说些什么呀？！”三姐害羞了。在吴永成的头上拍了一下。
“三姐夫，你今年才二十五吧。算是咱县里最年轻的副乡镇级领导了，国家地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可是越来越紧了。如果你还想再生育二胎，这个肯定是会要影响到你的政治前途。这个问题你自己也要考虑清楚。我呢，有个想法想和你们商量一下。我在准备明年的时候，找一些人、托点关系，把咱们的女女送到省城读幼儿园，三姐夫，你看怎么样？为了照应方便，我想让我三姐也跟着去，有可能地话，看能不能过几年。把你的工作也调到省城附近，你看我的计划合你地心思吗？”吴永成躲过三姐的再次打击，继续说。
这种好事情，马柳平哪能不同意呢？！
他高兴得举起酒盅，连和吴永成喝了三下。说不尽的感激：“五儿，我就知道你地三姐打小就没有白疼你。三姐夫不是那没心没肺的人，你为我们做的这一切，三姐夫都在心里记着呢！！”
“三姐夫啊。我今天喝得有点高了，有些话说得难听，你也原谅。你知道，我三姐打小就最疼我，我也不希望你待我三姐不好，啊，不好。啊！我能把你扶上去，也能想办法让你再下来，啊！话说得丑听，可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三姐，你别掐我，我这句话早就想说了，一直逮不着空儿。谁要是敢欺负我三姐，我豁出命去也要收了他。啊！非收不可！三姐，你别哭，哭什么呀，有你弟弟呢！啊”
吴永成因为惦记着将要开始的“严打”，草草处理完村里的移交以后，连乡里准备为他开的欢送会也没参加，就于第二天一早六月二十二日，带着昨天晚上的酒意，就急匆匆坐车赶回了省城。
中午十二点多，吴永成已站在了J省的省委大院门口。大院门口还是像往常一样安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地动静。
下午上班时，他准时出现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桌上薄薄地罩着一层灰尘，李林和何平的桌上也好不到那里来大家已适应了他的存在。刚离开一周多一点地时间，办公室的卫生已经没有人打扫了。也可能是工作太忙地缘故吧。
他过去拎了一下两个暖瓶，恩，不错，一个暖瓶还有半壶水，看来天太热了，他们也觉得没有水喝是不行的。
放下手里的东西，吴永成先开始了紧锣密鼓地卫生清理工作。
当他从楼下拎着热水回来时，李林和何平也已经到了办公室了。
“吴永成，你回来了。看这话怎么说的呢，怎么就让你一回来就受累呢。我们来、我们来。”李林连忙上来接他手中的暖瓶。
“吴永成，你可回来了。郭勇来找了你几次了。没想到你和郭勇是一个班的同学啊。”何平走上前来，亲热地搂住吴永成的肩膀，“郭勇和我是从小一个院里玩大的，你是他的好朋友，咱们以后也就是好关系了。以后你有什么事情，找我。这省城里里还没有咱办不成的事情。你等着，我给郭勇先打个电话。”
郭勇回来了？不知道他留在北京了没有？其他同学分配的单位怎么样啊？吴永成提前离开了学校以后，就一直没有同学们的消息，打个电话又费事，还的转到学校的传达市或者老师办公室才行，麻烦！不过按理说，起码他们班的同学，应该都能分配到他们自己心中理想的单位。人家背景都硬啊！
不一会的工夫，郭勇满头大汗地跑过来了。
吴永成赶忙打了一个手巾把给他，让他擦擦汗，这后生不赖，能处！才二十几天的工夫不见，就惦记成个这样子，够意思！
过和郭勇的一阵问答，吴永成也知道了大部分同学们勇如愿留京，不过不是什么部纪检委，而是人事教育司；冯霞回到了TJ市，进了市委办公厅（她原来可是一直想搞专业的呀？看来是和吴永成骠上劲了）；高保平也在对外贸易部里，在办公厅。其他同学各回各省。
时间不觉间已到了下班时间。吴永成要拉着郭勇去食堂吃饭，何平却说他今天非要请客，既为吴永成接风，也为郭勇能留京表示祝贺。并且还表示晚上请大家参加一个舞会。
“什么，这里还有舞会？”吴永成感到奇怪了。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啊！
“这有什么？他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到了谁家。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是吧，何平，我没说错今天也带着我去玩一会吧。我还没见过那个场面哪！”李林旁边马上揭开谜底。
李林原来在一个外地区地地委办公室，来了省城一年多了，一直打不进人家的那个**里。虽然他的父亲在他们的当地，也是一位手握实权地地级领导。他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进驻、但周围环境依然保守的年代：交际舞、邓丽君、红旗车……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够到地东西。当时的社会意识中，交际舞就是耍流氓。邓丽君是靡靡之音，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他又分明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地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虽说他只听过何平在他面前卖弄过，但他也极力向往着那种生活。
“好吧，今天就带着你也开开眼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交际舞。”何平大方地挥了挥手。
吴永成对交际舞却不陌生。特别是他在北京上了几年大学。他记得1979年。那个改革开放的第一年。这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优美地画着华尔兹的圈，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公分开外。他们脸上荡漾地幸福感觉。被当时的摄捕捉进了镜头。女的名字叫盖丽丽，著名演员，后来改名叫盖克，可谓是十几年以后大名鼎鼎啊。
青年演员盖丽丽的优美舞姿，之后不断的被人们提起，在那个国家级别地大型舞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
当时参加舞会地人很多，是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的，一些领导干部和部分文艺团体的青年都参加了。而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地，“文革”期间叫“封、资、修”。
那次大会堂的舞会是一个信号，但这已经足够了。
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一场圆舞曲改变的不止是参加舞会的青年们，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觉世道开始变了。
那一年，北京修了新机场，机场壁画里还第一次出现了**女人；在广州，中国第一家音乐茶座正式营业；《大众电影》第一次在封底刊登了接吻的剧照；《读书》杂志创刊，开篇的文章叫，“读书无禁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眼里，中国妇女们开始涌向百货商店，在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店
改革开放之初，生锈的国门刚刚透了一条缝，喇叭裤、邓丽君、老电影、舞会，还有《加里森敢死队》，就已经都涌进来了，大伙儿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就“跟着感觉走”。
党组织和居太厉害了，它针对中国人民压抑了几十年的**，连下猛药，除非太监，谁能坐怀不乱？
一些大城市的街头，时髦男女也敢牵手了，夜晚小路旁的树林里、花丛中，埋伏着一中互相抚慰，快活得跟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已经嗅到了肢体解放的味道，迪斯科悄然流行。
这个名字还是后来的舶来品，在当时，人们都把这种形如筛糠的运动，叫做摇摆舞。
公园里开始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摇摆。在那个夏天地颐和园，一些北京的时尚青年，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使劲扭动着。他们的舞蹈引起了游客的围观，板砖录音机里放地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围观的人心情都比较复杂，看得很过瘾。又挺犯怯。吴永成清楚地还记得在北京火车站、他第一次见到高保平时，他就是那副打扮。
那时候交谊舞仅在小范围里、男女之间，私下保持着距离。摇摆舞更是时髦到极致地年轻人才敢为之的体验。
有的文艺青年们感觉没什么劲，开始感叹人生地路怎么越走越窄，年轻人们四处想找些乐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圆明园露天舞会。
起先是1980年的清明节，一帮文艺:1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北岛、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吴永成也跟着高保平去过几次。
那些人去那边玩，聊天，跳舞。后来，吸引的人
多。思想比较开放的年轻人都去那里扎堆，露天舞会式，年轻人们只是要一个固定的思想交流之地。
在露天舞会上，围观地人群明显要比下场尝试的人多。围观者包括身穿卡其布制服满眼艳羡的工人和拿着相机充满好奇的老外。舞场中间明显要时髦得多，已经开始有男人穿碎花衬衫和白色体恤。那基本上属于当时最扎眼的打扮。
整个舞会地音乐伴奏。皆来自于一部单卡录音机。被年轻人们形象地称为板砖，牌子是三洋地，价钱在20到270。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半年地工资。
北京的时髦姑娘喜欢去樱桃沟跳舞，那里樱花烂漫，且不太招摇。她们中间流行清一色的打扮。花阳伞、绿军裤、针织毛衣，以红色和黄色为佳。
那是1980年地中国。那一年人们第家手里没钱，消费品奇缺。
当时的年轻人乐于用诗意装点生活。一个国家话剧院的电工，在公共厕所里可以诗意地用毛笔写公告：谁若把灯摘走，本人不再装灯，让厕所重归黑暗。毛笔字显然是练过地，总算找到机会表现。总之，那时候，物资还挺贫乏，青年向往美好。
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到了1980月，时风陡转。
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舞会的通知》。当时，根据公安部地调查，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
《通知》将跳交际舞视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娱乐项目，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取缔。并对营业性舞会地主办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严重的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相伴随的是，都机场的**壁画《泼水节》被用布遮蔽，表接吻照片的《大众电影》也遭受了读者的批判。
一时间，交谊舞处境不妙。思想界乍暖还寒，身体解放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那时的报纸上，就曾产生过集体讨伐交谊舞的一番讨论。
公园管理者站出来说，许多年轻人在公园跳舞，到了夜里还不肯走。他们违反制度，他们破坏公共财物、文物、绿地花坛，他们动作猥亵、语言粗鲁，最后展到辱骂、殴打公园的工作人员……
那两年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集中到了交谊舞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责为第三者插足。
那时候，妇女的地位还不高，孩子们编排跳交谊舞的女士，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xxx的老婆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而现在何平他们说的这种舞会，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家庭舞会吗？吴永成对于这个家庭舞会却是相当敏感的。他前生时看过一本资料，好象有个唱犯人歌出名的前电影明星迟志强，就是在八三年栽在家庭舞会、跳贴面舞上的。
那时侯，跳舞都算前了，跳贴面舞就是太前了，而过分前就是犯罪。
随便找了个国营饭馆，吃过晚饭以后，何平就着急得在饭店里的公用电话上就开始联系了。他得在这几位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傻冒们面前露一手呀。
可事情偏偏不凑巧，他联系的几位公子哥、大小姐们，今天一个也不在家，不知道窜到哪里去了。
“怎么，是不是又吹牛了？嘿嘿，你呀，就会在我面前瞎白呼。一闹真格的，准下软蛋。”李林在一旁见没什么希望了，给何平来了个激将法。
何平一咬牙：“走，我带你们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去。不过这事情谁也不准露馅啊。”
吴永成心想：坏了，这家伙不是狗急跳墙、要带他们到什么有暗娼的地方马上他就被自己这个奇怪的念头暗暗笑坏了，这个时代大城市里哪有那种玩意呀？！
何平带他们去的地方，也是一个地下家庭舞会，不过不是那一帮**们开的。是在他们戏称的一个叫“黑道教母”、人称“老马”的三十岁出头的寡妇家里。
一路上听何平介绍，那个马寡妇长相一般，却是地下社交界的中枢神经。天一黑，各路人马就悄无声息地聚到她家。
吴永成他们到了时，已经就有一些人挪开桌椅，腾出空间，在邓丽君若隐若现的软歌中，鬼魂一样舞起来。
吴永成他们一到，老马见何平带着新人来了，就主动上前打招呼，听李林说他不会跳舞，就自报奋勇充当他的舞蹈教师。
吴永成和郭勇一时没有下场，只在旁边冷眼相观：其实，他们跳的这种舞，并不需要任何技巧，所谓贴面舞，就是借个舞搂抱抱，似动非动地陶醉而已。
何平一到这里，便熟门熟路的拉了一个女伴，去享受温柔了；只是李林初学乍练、又有些不好意思，勾腰驼背的，勉强让垫脚的老马吊住他的脖子，显得吃力而滑稽。“郭勇，这个地方咱们不能呆，快走！”
第十三章 暴风雨的前奏
怎么了，吴永成，你不是也会跳这个交谊舞吗？下你要不好意思，我让何平给你找一个舞伴，看样子那家伙在这里熟悉得很。怎么样？”郭勇是真心想让吴永成玩好，他认为吴永成在这次的毕业分配时给自己帮了大忙，到了省城他少亲没靠的，自己作为东道主，就应该为他想得周到一点，多给他介绍自己的几个朋友，即使以后自己去北京工作了，吴永成也不至于孤家寡人的。
吴永成哪能不知道郭勇的一番好心呢！但这个环境、在现在的这个特定的时候，玩这种浪漫，那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他可不愿意因为这个，学那个后来唱囚歌出名的明星，跑到监狱里去“手里呀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点油，二尺八的牌子脖子里挂呀，大街小巷把我游”。
虽然他要是进去，肯定比那个明星要出名早（因为他知道后来唱红的那些歌的全部歌词和曲子呀，可以剽窃嘛，不过那也就没有老迟同志大红大紫的未来了），可这个名气他不爱。监狱里的日子那不是正常人能受得了的。光每天的“八大两”粗粮、还有狱霸们的欺负，进去以后要呆好几年哪，那种凄惨的日子，让人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那可不怎么舒服（废话，要是舒服，那还算对犯人的惩罚吗？要真舒服的话，农民们也不用在外面一年四季累死累活的、还受穷，干脆大家都进去享福好了
“郭勇，这种场合不适合咱们，你去叫一下何平和李林，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吴永成神色严肃地对郭勇说。
“嗨。这有什么呀？！不就是跳个舞吗？没事的。”郭勇不以为然地说。可他看见吴永成还是一脸的“阶级斗争”，只好让步：“好、好、好，听你的。反正大家今天出来就是为了让你玩得开心，你说怎么着、咱就怎么着。”
一会儿。何平和李林不高兴地过来了，两个人正玩得有点意思，突然被人拉出来。觉得怪扫兴地，搁谁也不乐意！这还幸亏是郭勇去叫了，人家他们也是瞧他妈妈的面子。才不好意思要是换别人，孬话早出来了。
“怎么，还没玩呢，就准备走啊？是不是不会跳啊？没关系的，这个一点也不难，只要两个人抱着跟上音乐摇就可以了。你瞧人家李林不也是第一次来嘛，现在跳得就挺好的嘛！”何平劝吴永成留下。
“就是，一点也不难地。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学会了。”李林也舍不得离开这里。这种新奇刺激的感觉，他还是第一次享受到。怎么说呢，刚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放不开，可是人家老马作为一个女地，比他大方多了。主动地把她柔软的胸部，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身上。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字能形容：爽！
“这里不适合咱们，咱们出来可是代表省委机关呀！再说这里地灯光这么昏暗，我头晕得受不了。”吴永成给自己找了一个离开的借口。就你李林的那两下。那也叫学会了跳舞？你是学会了拥抱！那叫什么跳舞呀？！那叫“吃女人的豆腐”！瞎磨蹭半天，一点实际困难也解决不了，闹得欲火干烧，再折腾得进去几年，何苦呢？！
“真是土老冒。一点情调也不懂！”何平不高兴得低声咕哝着。吴永成和郭勇是他带着来的，何况今天郭勇的意思，就是要让吴永成玩得开心点。这个何平再怎么蠢，也还是能看得出来的。现在人家要走，他也只得奉陪了，一肚子的不满意。没法抱怨郭勇，只能把气撒在吴永成地身上了。
马寡妇不愧是号称“黑道圣母”，见他们几个刚来就走，急忙过来打招呼：“怎么，玩得不开心吗？刚来了几分钟就走啊？是不是不会跳啊？没关系的，我来教这两位朋友。”
何平出来打圆场：“不是的，我们有位同事适应不了这里的环境，灯光太暗，转得他头晕。对不起啊，他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让你见笑了。”
“那就好。我还以为到了我家，我这当主人的招待不周，这两位新朋友不高兴了呢？欢迎大家常来啊！多来几次就习惯了。”
地下家庭舞场出来，大家道别各自回家，一夜无话。吴永成和郭勇，自然在他地宿舍里畅谈到深夜方入睡。
第二天上班后，五处的处长薛力找吴永成谈话，通知他，组织决定：从今天起，他地工作主要是帮助省委常委、秘书长渠月莲同志开展工作，他的办公室也重新做了调整，原来占的一间可以继续使用，但以后主要是在秘书长办公室地外间工作。言外之意，从今天起，他就算正式成为了省委领导的秘书了。不过，在全国的省级领导秘书的行业里，估计也就是他一个没有任何级别的“白丁”了。
“吴永成同志，你要明白你现在这个岗位的重要性。”薛
地对吴永成说：“作为一个省委领导的秘书，它是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你的一举一动不仅仅是代表着你自己，也是代表我们整个省委的形象。本来担任省委领导秘书的，必须是参加工作多年的、经过组织严格考验、历史清白的同志，但组织上考虑到你在学校里也是一贯政治表现突出、成绩优异，所以才破格给你压这么重的担子，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这点吴永成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要是没有郭勇的妈妈、省委常委、秘书长渠月莲同志，直接点名让他但任她的秘书，这种好事是根本不会轮到自己头上的。能进入省委办公厅的人，哪一个是等闲之辈呀？！谁不想尽快当上领导的秘书？这可是被得到提拔的最短地捷径呀！到了这个地步，飞黄腾达也就指日可待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眼红、嫉妒自己呢？！
按照省委分工，省委常委渠月莲同志主管秘书处日常工作，联系政法、信访、民政等部门的工作。包点下乡是J省的一个南部地区。
依吴永成的本意，他是想跟着分管农业地领导，这样一来，还可以对领导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说不定也就能对全省的农业地展，起一点推动性的作用。先知先觉二十多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资本呀！认真找出一个后世地金点子。也能使J省的农民们少受好几年的苦啊！
可是他一个刚从大学里毕业的毛头小伙子，能给一位排名在末位的省委常委当秘书、就算他小子运气好到极点了，哪还能由他自己挑挑拣拣的呢？！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领导。一般都是排名在前面的省委副书记（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出国家对农业地重视程度）。
慢慢熬吧。“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在随后的一些时间里，吴永成就正式成为了渠月莲同志的秘书，跟着她到她包点的那个地区下去搞调查研究，蹲了十几天，直到七月中旬才回到省委大院。
“小吴，你通知省公安厅的领导、和他们分管刑侦地领导，明天早晨八点半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听他们地汇报。”临下班时，渠月莲对正在收东西准备下班的吴永成安排：“咱们省的治安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公安部门整天价到底在搞什么？几个省委领导都和我打过招呼，说他们接到了不少地群众反映，怨气冲天哪！我也听过一些同志的牢骚，说咱们的公安局还不如改成粮食局。省委罗书记对咱省里这几年的治安情况。也很不满意呀！”
第二天八点三十分，渠月莲的办公室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吴永成知道这是原来约定好的省公安厅的领导同志到了。他过去拉开门一看。惊讶地低声问：“郭叔叔，怎么你们单位是你过来了？咦，老步你怎么也来了呢？调到省厅了？什么时候的事啊？”
门外站着的正是郭勇的父亲、渠月莲的丈夫郭天心。原来的省厅刑侦总队总队长、现在的省公安厅副厅长。郭勇的父亲前半年成为省厅的副厅长的消息，吴永成是知道的。作为领导的秘先熟悉领导分管部门的各单位负责人，是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可是他没想到的老郭后面竟然跟着的、是他的老熟人步启。而且他通知公安厅应该来的是他们的一把手呀！
“嘿嘿，我们的厅长知道今天来了肯定要挨训，昨天晚上就到外地去督促案子去了，糊弄着让我当这个替死鬼。他说反正业务方面我比他也清楚得多。嘿嘿，高帽子先给我戴了好几顶。咱们的领导在不在呀？至于老步嘛，你们一会再聊。”
这事情整得可真有意思啊，这丈夫跑着给妻子来汇报工作了，不知道他们两个在家里是谁的家长呢？这个公安厅的厅长也是个有意思的人，亏他能、也敢想出这个办法来！吴永成心里不由得暗自笑。看来人家也是个老资格呀，要不然那敢耍这样的花招呢？！
“老郭，怎么是你来了？你们的厅长呢？奥，我明白了，肯定是那个老滑头又把你当枪使了。行了，什么也不用说了，开始汇报吴，你也别走，跟着一块听一下，熟悉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以后别的部门汇报，你也不用回避。这样也便于你早点进入工作状态。”
“从七、八十年代开始，我们省的治安形势，可以说是一天天地坏下去：根据我们内部的统计，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全国的刑事案件，共立案五十三万起，至一九八一年，就已经达到立案八十九万起，而去年又立案九十五万起。我们省的大致情况也和全国差不多。刑事案件的逐年上升，形成了犯罪学研究专家们所说的第四次犯罪高峰。
与前三次犯罪高峰
第四次犯罪高峰的表现特点，一是青少年犯罪呈现出化趋势。在犯罪分子中，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逐年增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二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中。有相当一批是从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场所逃跑或者期满后继续犯罪，屡教不改地。三是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猖獗（当时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属于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四是杀人、、抢劫、爆炸、流氓、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增多，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郭天心打开自己地工作笔记本，有条不紊地逐条汇报着。
“那你们研究过没有，导致这些犯罪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渠月莲轻轻地按摩着自己的太阳**，提出了疑问。
“我们也仔细分析过，这几年犯罪高峰形成地原因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刚刚结束的十年动乱和长期的政治运动。老一辈人地思想被搞乱，传统的价值观和信仰，受到了怀疑和冲击。而动乱的社会，造就了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相当比例的不谙世事的青少年，根本就没有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
二是“文革”结束后，在方方面面留下的后遗症开始溃烂。改革开放之后，封闭了几十年地国门被打开，国外和境外的各种政治思潮、和生活方式传到国内。包括各种不良的东西也乘虚而入。历史上遗留的不健康现象，也死灰复燃，沉渣泛起。
三是粉碎‘四人帮’，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地富摘帽、右派平反、释放了全部被关押地国民党军政人员。政治、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变得比以前宽松多了。七十年代以前。一个人一旦要是犯了罪，那他在政治上、经济上。就一辈子也永无出路了，全家人跟着受牵连的那种局面，也不会再出现。所以。一般人对于违法犯罪受处罚，在心里不像以前那样，感到十分地害怕。
四是国家这几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少的人们有了更多地接触财物的机会，对金钱贪婪的**，比以前也增大了。钱权交易也就开始产生，滋生了经济犯罪的土壤。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或者说很少有过的犯罪新特点。
五嘛就是咱们国家的财力有限，我们的警力、装备严重不足，也制约着对违法犯罪打击的打击力度。”郭天心汇报到这里，合住了自己的笔记本，挺直了腰板，两眼盯着渠月莲，这也意味着基本情况就是如此了，静听领导指示。
渠月莲用钢笔重重地敲了敲桌子：“你们不要总是找那些客观方面的理由，为什么不多从自己的主观方面多找点原因哪？！我的同志吆，咱们国家和咱们省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好，而社会的治安情况是这么糟糕。可以说，这种政治形势和治安形势形成反差的局面，说明了现在的社会治安不好，不仅成为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给国家的安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严重威协，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越来越没有保障。而且也就从根本上说明怎么省以后的政治形势前景，也不容乐观啊。如果任其展下去，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将毁于一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也将受到严重的干扰呀。我的同志哥，你们这些公安部门的同志真得醒一醒了。好了，你们回去以后，把今天的汇报内容详细地写成一份材料，送到我这里来，下周省委常委会议要专题研究这个问题。小吴，你替我送一下省厅的同志。”
“老步，你是什么时候调到省里的呀？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给了你个什么职务？”
一出门，吴永成就迫不及待地拉着老步问长问短的。虽说吴永成他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岁人的心态，可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省城，能遇到一个自己的老熟人，心里还是相当高兴的。
老步照例是眯缝着两只眼睛，慢条斯理地说：“我是前两个月调到省厅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提什么职务不职务的呀！”
郭天心旁边打趣他：“你这个家伙也学会谦虚了。小吴，老步是接了我的摊了。要不是提拔他，你们地区还舍不得放人哪！这不，部里今天又打来电话，让老步带几个人，明天就出到南方，我看估计是与东北‘二王’脱不了干系呀！”说到这里，老郭的脸上露出担心的神色。
“怎么，老步，你要去抓拿‘二王’呀？听说那两个家伙可是部队里原来有名的神枪手啊，倒在他们枪下的人可不少，你可得当心哪！”
第十四章 严打风暴（上）
**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很好。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治安经过几年来的不断整顿，虽然有所好转，但整个来说，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没有根本好转。很多地方的社会治安还没有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有些流氓团伙仍在继续展，凶杀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不断生。这些刑事犯罪分子的罪恶活动，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影响社会安定，扰乱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尽快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吴永成早晨起来，沿着省城的人行道一边进行着他的晨跑，一边听着路旁有线广播中传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
根据**中央的决定，全国各级政治机关和党、政、军总动员，开展了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严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简称为“严打”的专项斗争。
“严打”的第一战役，从一九八三年八月至一九八四年七月，打了三仗。有的地方打了四仗。第一仗主要是打击浮在面上的犯罪分子，搜捕了一大批犯罪分子，破获了一批久侦未破的积案。第二仗是深挖犯罪，集中搜捕流窜犯、逃犯，打击流氓团伙，大力侦破大案、要案和重大积案。第三仗是巩固前两个战役的成果。挖出一批隐藏较深的大要案。在第一战役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流氓等罪犯1027000，检察机关起诉975000，法院判处8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87000，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地一
第二战役从一九八四年八月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分四仗。主要是使“严打”斗争向纵深展。打击那些最严重的犯罪分子，并广泛深入地动群众，加强政治攻势。瓦解犯罪分子。
第三战役从一九八六年四月上旬至国庆节，分打击流氓、打击流窜和打击盗窃三仗。打击的主要对象还是最严重的犯罪分子，但是不搞全国统一行动，不统一规定时间，边打击，边防范；边打击，边建设，逐步过渡到正常。
第一次严打三大战役历时三年五个月。取得了巨大成果。全国治安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共查获、盗窃、流氓等各种犯罪团伙十九点七万个，查处团伙成员八十七点六万人，全国共逮捕一百七十七点二万万人，判刑一百七十四点七万人。劳动教养三十二点一万人。破获刑事案件一百六十四点七万余起。缴获赃款七点一亿元，收缴各类枪支三万多支、炸药一百多万公斤。
其实早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初地时候。各省就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专项打击行动，别的地方具体开始地时间，吴永成不太清楚。可是他们J省，从整个行动的决策、布置、落实到最后的收网，他可以说是一直在参与其中。尽管有些时候，他只能是在门外等候。
比如说，在决策这次行动地刚刚开始，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省委省政府的分管领导以及省公、检、法、司的一把手，到位于省城五十公里的一座秘密监狱里，商量定夺这次行动方案的时候，他就只能和其他几位领导的秘书，呆在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整天静静地等待着领导地呼唤。而会议室里到底在讨论什么，他们这些秘书们也不太清楚，只能从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大约猜到一些内容。
只有吴永成根据前世所经过的，知道肯定是在部署严打的具体步骤，但他也绝对不敢自作聪明、在别人面前瞎卖弄；别的领导们地秘书都是有较高政治的素质优秀人才，当然也不会无聊得去瞎打听。
领导们地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七点多，省公、检、法、司的一把手匆忙离开了会议室，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互相之间也没有像往常一样，临上车时，也没有和他们这些在门外等了一天一夜的这些领导地秘书们，开个玩笑、道个别什么的。仿佛他们就像是不存在的空气似的。
会议完了，但出来一位省委的副秘书长宣布了一条纪律：从今天起的一周内，任何在场的工作人员不准离开这里。任何人不准给外面打电话联系；吃、住、拉、撒，都得在这个院子里，并且必须是三人以上同行，才能出房间的门。
吴永成知道这是为了保密起见。这一条保密纪律不仅仅是针对他们这些工作人员，连省里的那些领导们在进这个地方以前，就把手头的工作移交给了省委的常务副书记、和省政府的常务副省长去主持。这里就是这次专项战役的全省的临时指挥部。
在前一天的晚上，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半夜出来透风，就差点酿成流血事件。当时吴永成他们几个都在屋子里面、强打精神支撑着，所以外面生的事情听得清清楚楚的。
大约是晚上十二点多的时候，那位仁兄实在是困得坚持不住了，和他们打了个招呼说到外面透透气、呼吸点新鲜空气。刚出门、走到院子中间，就听见对面的岗楼上一声低声的断喊：“什么人，站着别动！要不我就开枪了！”紧接着，他们听见子弹上膛的声音。
“别开枪，我是省委办公厅的，我马上回去。”吓得那位仁兄的声音都变调了。据这位老兄事后说起那天夜里的情景，还是心有余悸。说他当时就差点尿了裤子：天哪，那可是在监狱里，哨兵哪知道深更半夜里出来地是什么人哪？他要是当真把你当成越狱的犯人，真的开
那你可就白光荣了！晚上值勤的哨兵，那可都是神枪一枪对空警告。第二枪敲腿。你还跑，那就对不住了，该爆你地头了。肯定不会偏到你的肩膀上地。
那些具体地抓捕行动。吴永成没有亲眼看到过。不过因为他就是跑政法这条线的，为了接触到第一手的材料，哪能不接触到那些执行任务地干警、和那些被抓地犯人哪？！
不过。他从参加行动的干警那里，只能得到和报纸上一样的回答。有些不光彩地地方，谁也不愿意说。那个年月，谁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瞎开玩笑？！而吴永成是想得到一手真实的、详尽的材料。
他又找到一个因为跳舞被抓捕地人员、听他谈起过他当时被抓时的情景：
“政府啊。我跟您说真的，当时抓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犯了什么罪！真的，驴子下地才敢哄你！！那是、那是，咱们地政府哪会抓错人哪？肯定是我自己做到那儿去了、自己平时也不学法。整个一个儿法盲。
记得我被搡进一辆面包车时。里面象贩子关鸡、鸭一样。满满地圈了二、三十号。
‘蹲着！蹲着！’公安边吆喝、边打压，如肉楔子一般嵌入。窗外地手电光扫
在路途中，押运的公安不时爆吼：‘老实点！挤紧点！人肉是有弹性的！’。
什么，您问我那晚到底抓了多少人？嘿嘿。这个可不好说。反正在路上，我听见两公安聊天。一个愁说：‘一下子抓这么多，咋整呢？’另一个答：‘依我看，把这些伙子整编成一个师。送到老山前线来一个大冲锋，把啥问题都解决咧。’是、是，他们说地是牢骚话，咱政府哪能干这种事情呢！
后来我们一进公安三处，大铁门哗啦敞开，只见房沿、墙根，一溜溜地蹲着的那全是人，也不晓得我们是第几批。
天蒙蒙亮时，我被唤进屋过堂，此前我就把自己的‘案情’在脑子里滤了十几遍，打了详尽地腹稿，我以为至少得耗几个小时，不料，５分钟就完事。公安打着哈欠记了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最后问了声：‘犯的啥？’我刚答“家庭舞会”，立即被截住了：‘行啦、行啦，花案嘛。’接着叫：‘下一个！’记，更简单，令人觉得是屠场在收猪过磅，烙上一戳。大致地对话内容也是‘犯的啥？’、‘跳舞。’‘什么跳舞？？花案嘛！”
见我懵懂，就顺嘴补充：“花案，就是流氓。”
我才知道我犯的是流氓罪。
那天早上下大雾，看不清人，磨蹭了许久，雾散了些，地上蹲地脑袋，才慢慢显豁出来，密密地看不到头，估计至少有两三千颗，十分壮观。
什么，您说没那么大的地方关，我瞎编？驴子下的才瞎编哪！奥，您说的那是正常时期，从重从快的严打时期，一通宵抓几千，往哪儿关？连公安局都愁。寻常的号子塞不下，就把xx市xx劳教所腾出来，改成收审所，那个地方在郊外。
您说那也塞不下几千人刚说过，你忘了人肉是有弹性的？至理名言呀。
当时的那股阵势，连一些老公安们都傻眼了，他们也没见过这阵势，洪水一样，一浪压一浪地涨进来。据说他们‘紧急报告’了几次，称再就不好收……
上级却下令严防死守，说关多关少，是方法问题，关不关是个立场问题，扛过热天，秋凉就胜利了。个程序估计您也清楚，嘿嘿，你当时不就是常往我们这里跑吗？对、对，你是为了工作，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剃头也是为了便于管理。对、对，也是为了不得传染病。
钝得象锅铲。有个犯人，用这烫的锅铲，在我头上硬炒，东一块是我平生遇到的最恐颗疤痕累累的“花砂”诞么？对，就是您说的那意思。
然后就是该进号了。
我们的号子，您也见过，就一间教室那么大，装两三百人。
我一进去，就象一粒灰尘落入了飞转的马达，从此，耳边的嗡嗡声就没断过。骚哄哄的热浪扑面而来，想在门边再吸两口新鲜空气，已来不及，有无数的手，无数的声音，在边吼边搡：‘朝里走！朝里
里面是两排长长的通炕，中间是走廊，我木头人一般朝里卷。
一抬眼，觉满目人肉，在蒸腾的肉雾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一丝不挂，剩下的三分之二只过我的脸或嘴巴。
‘朝里走！’的鼓噪大约持续了几分钟，我终于抵达墙根。
尿骚熏得人热泪盈眶原来溢出来，可还有人不断挤来放尿。
两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就倒头睡在尿里，居然没一点动静。
桶满了，大便者就直接拉在手纸里，然后包扎一番，大喊：‘手榴弹！’朝尿桶里扔。如果有人反应迟钝，嘿嘿，那个‘屎弹’啊，就在别人的身上直接爆炸。开始我也感到这太过分了，还愤愤不平呢，稍后就习惯了。‘屎弹’往往引号子内的春秋大战，大伙借机番。只要没出人命，公安都不露面”
第十五章 严打风暴（下）
于自己前生曾经经过的一九八三年严打，吴永成记得楚，因为他当时太小了，还在初中上学。光记得满满的、一车一车的犯人，挂着写有罪名的大牌子，低着头，站在东风汽车上，被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押着游街，然后是公审公判大会，接着是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而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他再一次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所震撼：到底是国家的专政工具呀，不动则已；一动，则真有惊天动地的力量！一些犯罪分子别看你再怎么猖獗，收你，也不过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严打”开始后，吴永成特别留意公安厅送过来的《公安情况通报》，在那段时期，可以说满篇登载的都是全国各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进展情况，好象在开展一次抓捕犯罪分子的大竞赛似的。
全国范围内，正式拉开“严打第一仗”序幕的是剿灭唐山“菜刀队”。据《公安简报》称：唐山公安部门经过七天七夜的侦察，把拥有一百多人、手拿菜刀、斧头为凶器的唐山“菜刀队”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仅仅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就把这个横行于唐山多少年的恶势力一网打尽。其中枪毙了十六个罪大恶极的要分子，还当地群众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地决定》。将杀人、、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均可判处死刑。对杀人、、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不受《刑诉法》第110规定的期限地限制，并将其上诉期限改为三日。
这两个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号国。宣布从颁之日公布施行。
《人民日报》迅以头版头条表社论文章“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红旗》分别于一九八三年十七期、十八期表“挥专政职能，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政治领域中的严重敌对斗争”的评论员
全国各地地各种媒体，纷纷以要位置。报道全国各地的“严打”战果。声势可以说是相当的震撼人心。
半年多后，吴永成在市司法局曾遇到一位八三年刚参加工作、就遇到“严打”战役地大学生李伟。因为两个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大学生。所以谈起以前的事情，也就没有多少顾忌。
据李伟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报道以后的十天吧，局里就通知全体人员参加全市召开的大会。会议传达了刚刚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文件。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统一部署‘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从一九八三年八月上旬开始到一九八四年七月，各地公安机关迅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地第一战役’。
动员会后，公安部门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根据大量积案，进行了摸底排查工作。
除了已经抓获的暴力犯罪、可能外逃的人犯（现在叫犯罪嫌疑人），对其他人犯，都集中在八月十八日晚上集中搜捕。
晚上六点多钟。我们司法局的全体同志，按时来到了事先指定的集合地点。参战人员以公安干警为主，法院检察院地干警，司法局的干部、工厂地保卫科人员、民兵联防队员，都是辅助人员。跟随公安干警行动。
晚上七点钟，全体参战人员集中点名。作战前动员，然后按照已经分好的小组布置具体任务。每个小组都由公安干警带队和负责。我被分配到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刘新带队的小组。他是一名身经百战地老公安了。
行动开始后，每到一处。刘新就派人对房前屋后、巷道窗口进行堵截。
有个人派我屋后去蹲点，刘新说：‘他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干过这些粗活，不要安排他。’
所以，我就是跟着他跑来跑去，从省体委宿舍、电力宿舍，到桃园街。抓一个、送一个。
我们组负责搜捕的几个对象，在家的，没有任何反抗，老刘一句“听话，按规矩来”，就被捆走或者跟着我们走了。不在家的那一个，三个小时后，他爸爸妈妈和舅舅按照我们的要求，将他送来了。
于是，我们这个组，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来回三、五趟，跑来跑去的，辛苦都无所谓，就是口渴得难受。”
吴永成听了深有同感，你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赶上参加这种大行动，一个是紧张，一个是劳累，哪能不感到口渴呢？那个时候，街上可没有什么矿泉水、可口可乐之类的东西卖，你也不好意思在人家被搜捕人员的家里要水喝何况，这可是也涉及到了阶级立场的问题哪！有人给你告一阴状，那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事情。
李伟接着说：“口渴也只能忍着啊！我的任务比较简单，就趁押送被抓的人员回柴油机厂的机会，暴饮上一大杯凉茶水，那个痛快呀。
半夜时分，我们最后一次回到柴油机厂时，被搜捕的对象，差不多也都归案了。
偌大的车间，关满了被搜捕人员。一个个蹲在地上，稍微有点动静，车间里不时就有‘谁不听话，就索他一绳子’的声音响起。所以。一个个都不敢乱说乱动。那可不是吓唬他们，有一个人脚麻得实在受不了啦，再加上情绪也有些反常，大喊大闹起来。马上
助看守的柴油机厂的民兵们过去，一绳子捆了个‘老
到了半夜三点钟左右，押送犯罪嫌疑人地东风大汽车到了。那些被抓回来的人。一个个被押上车，送往xxx的审查站。汽车一出门，上了五一大道。车灯连绵数里，望不到尽头，蔚为壮观，颇有战争年代的味道。
这种景象，参战干警没有见过，被搜捕人员也没有见过。和我同车地刘新就感慨地说：‘这几年，经常是被搜捕对象比我们警察多，人都抓住了。就是带不回来。我们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还是第一回。’
吴永成，你知道吗？一九八一年六月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地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就有‘注销本人城市户口。劳教期满或刑满后一律或一般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的规定。而这一次‘严打’地宣传工作开展后。社会上的传言就走了样。所以，在汽车上，被搜捕的人员心里就更加慌了。
不时有人问道：‘干部。是不是要将我们送到新疆去？……干部疆前，我和家里人还能不能见一面？……干部，我那点事，不是处理完了嘛？’还有的，在半道上吓得就跳车了。当然他也没跑远，就被后面的人追上去抓住，又补了一绳子，还是捆得咝牙咧嘴的那种五花大绑，结实着哪！
几经周折，到了审查站里，通明，挤满了人。那里的工作人员开始对被搜捕的对象，逐个地检查登记。那么多人，够看守所地那些干警们忙几天的。
当我们交接完毕，回到市内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点了。”
吴永成听着点点头行动结束后，他们那一伙人也和省委地领导们一样，从那个秘密地方出来了。
这就是一九八三年严打斗争国统一部署的、著名地八一八行动（有少数地方是八一七行动，最早的是八一三行动）。
吴永成有些感慨：当时“严打”的声势已经很大了，搜捕工作能够进行地如此顺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啊！
或许嫌疑人知道自己在劫难逃、愿意认罪伏法；也或许是一些嫌疑人还抱着些许幻想、认为自己并没有犯多大的错（这部分人还不少）；或许那个时候、晚上还没有这么多消费场所，或许那个时候出门在外还需要粮票、出差证明……
反正，不管怎么说，换到现在，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好的效果。
通过紧急行动，该抓捕的人现在已经抓回来了。下一步就是该集中会审、办案了。
这个程序，吴永成曾经在一个收审点上见过。那也就是在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里，有分别来自公、检、法个部门抽出来的人。公安部门有预审科付科长、派出所所长带队，检察院有起诉科长带队，法院有刑庭庭长带队。各部门都有人负责，力量很强大，还有一些来自企业和街办的借调人员。具体工作，就是将八一八大搜捕抓获的的“人犯”迅处理。其职。有问题现场办公解决。这就是那个年代盛行的公检法联合办公。根本不像后来似的，公安先侦察、然后送检察院、最后提起公诉上法院，摆个审判厅，有律师为被告有板有眼地辩护。特殊时期嘛，这些从简了！
初期阶段，基本上每晚都要开碰头会，通报情况，解决问题。组织学习中央下的一些关于“严打”的文件精神。随后就开始工作。
“八一八”行动被搜捕的人员，大多数都属于“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对象。所以，报捕工作是第一步。
由于案件的主要证据材料，在“八一八”行动前，都准备好了（也就是补充一些有关身份、家庭住所的证明，有无前科的材料，然后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检察院审查批准）。既然前期的实质性的工作已经完成，那么到了这一阶段，主要就是一些程序性的工作。公、检、法现在就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工作效率就明显提高，以前一个案件的移送，可能需要中途旅行半个月，而此时半小时就足够了。
紧接着就是提审、挖余罪。由于抓的人太多，工作人员不够，原来本应该两个人提审，现在就只能是一个人独自提审（有时这个人也可能是临时借调来的）、签两个人的名字。看守所、收审站由于办公地点不够，有时候就只能是几个案子、十几个人犯在一个房间里审问，根本就没有最起码的保密措施了（不过，被抓的人犯连自己的死活也顾不过来，也就没有什么心情去偷听别人的案情了）。
然后，法院方面根据检察机关送过来的起诉书，对犯罪分子进行“从快、从重、从严”的判决。在严打期间，并没有律师为犯罪分子辩护一国政法工作会议决定，此次开展严打斗争，暂停刑事辩），不过，是暂时不搞。严打结束之后，再恢复律师刑事辩护工作。
而后“东北二王”在南下逃亡中被击毙，打响了我国境内反黑战斗的第一枪，把这次“严打”战役推向了**
第十六章 好事多磨
日的大雨，像厚厚的纱幕，笼罩着J省的省会L市。
烟雨迷茫中，这座城市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落着，又像是在缓缓地不易觉察地一点点移动着。在满天铅灰色阴云中透出的暗淡天光下，可以看见那高高低低的、楼群模糊的灰色剪影。
吴永成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子跟前，望着外面那望不穿的雨幕，沉思着：通过一九八三年开展的这场“严打”，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严打的思想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依法从重从快的观点；要稳，要准的观点；死刑核准权下放的观点；严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严打必须长期进行的观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观点。
说到底，一九八三年开展的为期三年的严打斗争，使一大批久拖未决的大案要案得以解决，使刑事犯罪快上升的形势得到了控制，社会治安混乱的局面被迅扭转，极大地震摄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然而，作为一个穿越者，吴永成清楚地知道：一九八三年的“严打”后，刑事案下降的局面，只维持了两年，一九八六年就开始持续上升。一九九六年，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一九九六年第二次“严打”后，一九九七年刑事案件下降，但一九九八年以后又大幅度回升，直到二ooo年底，又开展第三次“严出刑事案率又出现反弹的怪圈。
后来二十多年“严打”斗争的历程说明，“严打”可以给社会带来暂时性的稳定，至今却没有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
从总体效果上讲。“严打”斗争也不尽如人意期望在两三年内，通过几个战役扭转社会治安混乱、被动局面地目的就根本无法实现。
那这个原因到底在那里呢？吴永成也试着去寻找答案。
虽然他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省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按理说。这种事情还轮不到他来费尽心思瞎琢磨，他主要关心地就是怎么才能在尽短的时间内，通过合法的渠道。把农民地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你想干这些事情。无疑于痴人说梦你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打打杀杀的周边环境，是一个利于展地空间吗？谁富了，人家就抢谁、杀谁，你还敢有富起来的念头？？
他抱着这个疑惑，走访了省里的一些有名望的法律界的名人、学者们，结合自己前生分管综治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究其根本原因。那就是八十年代初，我们的这个国家才开始依法制国（注意：当时的提法是依法制国，还不是依法治国），法治地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尽管中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积累了从游击战到大兵团作战的武装斗争经验。在新中国建立后，积累了运动治国的经验。但是缺乏依法治国的经验。对从未遇到过的、日趋恶化地治安形势，估计不足，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需要探索、积累，付出一定地代价。
尽管这种代价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但那是事物展的客观规律，并不能以人地意志而转移的。谁若想“逆天”，那就只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以前咱们的历史上，不是没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啊！！
“小吴，在想些什么啊？半天也听不见你这边有什么动静。”
背后传来了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渠月莲关切的声音。
吴永成连忙转过身，笑着说：“没想什么，在看雨呢！秘书长，您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做吗？”
“是吗？你一个年轻轻的小伙子，现在正是奋有为的时候，可不应该这样多愁善感呀！是不是咱们的这个大院给了你太多的压抑感了？按你的年纪，还不应该这样沉默多思呀！是不是想家了呀？”渠月莲若有所思地说。起初渠月莲照应吴永成是因为他懂事，给自己家帮了一个大忙而有点感激的意味。而现在吴永成跟了她一段时间以后，她就觉得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有许多连她也看不懂的地方。一些不应该出现在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成熟，偏偏在吴永成的一言一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她也是当领导的秘书出身，像吴永成这样优秀的年轻秘书，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她已经越来越喜欢这个后生了。
“奥，我没有什么多愁善感的，也不是想家。我是看见窗外这连绵的秋雨，担心我们村今年刚刚动工修建的红枣系列产品加工厂、不能正常完工呢！”吴永成指着窗外解释道。
“恩？你们村建起了一个红枣系列产品加工厂？是在你当支书的时候建的吗？来，小吴坐下。我还没有听你说过你当村里的支书的一些情况呢！今天下这么大的雨，估计也没什么人来了。你给我好好地说一说。这段时间也把我累坏了，这个‘严打’呀，一天到晚的，闹得人的心一点也闲不下。咱们也放松放松吧。”渠月莲说着，用手掩住嘴巴，打了两个哈欠。
这倒是实话，全省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开展了“严打”专项斗争，她这个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几个月来，就根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不累哪才叫怪呢？！
既然领导有令，那咱们的吴永成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是摆什么谦虚、高风格、高姿态的好时候。只有让领导充分认识了自己，才能更好地得到领导的赏识，也只有这样，才能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
要想说村里的情况，那就不能不说道用蚯蚓喂鸡和喂猪，吴永成给这位省领导讲解他们村的展情况，也就从他们家先在村子里开始养蚯蚓说起。
尽管吴永成的叙述，没有带一点夸张和炫耀的色彩。基本属于平铺直叙（废话，在
委领导面前，你瞎夸张引起了人家地反感，不是自己吗但渠月莲也听得津津有味的。不时中间还插一、两句问话，吴永成随之再给她解释半天。
“那你离开村里以后，再有没有听说过那个红枣厂的建设进展情况呢？”渠月莲一直听到吴永成讲到他临离开鱼湾村、在全体干部大会上落实了红枣厂这个项目时。忍不住再次插嘴问道。
这方面的情况，吴永成地确也听说过一些，是他二姐夫马林打来电话告诉他的。不过却不是什么好消息。
到了九月底。马林给吴永成打来电话，先为他的先知之明，大为感叹了半天：那些公司地业务员被紧急抽调回去以后，情绪起初相当的不好，强忍着性子，在公司的大会议室里坐了近一个月，被吴永成临走时留下地那些乱七八糟的整人花样，折腾得快要疯了。这时。全国的“严打”行动开始了，一些曾经在外面有过一些不太检点的小伙子们，眼看着邻村左右的一些同龄人，因为一点平时的恶习，遭到严打（有一人抢了半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有个人因偷了一只皮夹，里面只有元钱。被判刑15年是吓得连村里贸易公司的办公楼来。
而闹得沸沸扬扬的“马寡妇跳舞”案件，更是成为轰动全省地特大案件。《J省日报》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地报导这个案情。“严打”以前，公安派出所曾经找过这个“黑道圣母”，询问她的跳舞情况。马寡妇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地本意是吓一吓她，使她不要太招谣。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风流性感的马寡妇，根本不顾自己地脸面，派出所既无法用损害名誉使她有所顾忌，又没有那一条法律能够制约她，只好赔着笑脸将她送走。宝剑，不仅将马寡妇收监，而且6续抓审了三百多人（何平等人侥幸躲过，事后找吴永成一再告戒求他保密）。这件案子由于涉及面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得枪毙十几个人。但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寡妇为地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
而公司一些精干的业务员，长年在省城跑，马寡妇的家里哪能不去个一两次呢？那些侥幸躲过灾难的人们，心里一个劲地念叨吴永成的英明，恨不得回家就把吴永成供在家里的祖宗牌位上：这可不是给他们帮了一个小忙呀？要是他们还呆在省城里，多少再有一点出格的举动，那他们也得进去吃牢里的“八大两”了。运气再糟糕一点，讨一颗“黑枣”吃的机会，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的啊！！
接着，马林又给吴永成说了村里的那个红枣加工厂的事情。
村里的群众集资入股的事情倒是很顺利的。这个红枣加工厂，村委会投资四十万元，占股百分之五十一，其他的股份被村里的群众纷纷抢购一空。吴家的几个女婿，又时占了其中的大头。毕竟在这个村里，他们算展得最早的，家产也比其他的群众也厚实得多。吴永成的爹妈以吴有德老汉的名义，也认购了五万元的股份，也算个大股东了。
但在工厂开始向县里有关部门申请办厂时，遇到了一些麻烦：有个部门以为单位的职工谋福利为名，要求在准备筹建的加工厂中，占一定比例的干股。
这个无理要求，马林哪敢答应啊？！现在他们的这个红枣厂不仅仅是村里的企业，更牵涉到了村里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他有几个脑袋敢做这种营生呀？回来和村里的干部们一商量，大家一下就火得乱了套，有的人马上就建议去县里新成立的纪检委去告他们，有的人比较稳重，压住那几个喊得最凶的年轻人，让大家再想点别的办法。
马林也知道，告是绝对不能去告的！以后还得和人家打交道，咱农民办个事情不容易，得罪了那一路的神仙，恐怕也是寸步难行！
众人吵了半天也没有吵出一个好办法，情急之下，只好再给吴永成打电话，恰好吴永成就在办公室、还没有陪同省委领导进了监狱，吴永成想了两天，干脆给他们想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他又联系到了香港的亦心和亦意两个人，问他们对这个项目兴趣大不大？邀请他们合股共同经营。亦心的态度倒是无所谓，因为她对于这一行业并不是十分感兴趣。亦意听了兴致到挺高，带着自己家的律师，专门又到他们鱼湾村去了一趟，两天下来，马上和村里签定合作意向书，确定入股共同经营：鱼湾村再追加十万元的投资，占股百分之四十一，香港方面入资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的股份由鱼湾村群众所拥有。香港的产品销售权由亦意控制。
这是梁州地区第一家外资进驻企业，其他的手续问题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
在地、县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鱼湾（中港合资）红枣食品有限公司几乎是一路绿灯，并且能享受免交生产销售所得税两年、减半优惠三年的税收政策。
这个工厂筹建好象是一帆风顺了，可偏偏又出来了别的问题
第十七章 电霸
怎么成了中外合资企业了，还能出现什么问题？”渠里有些纳闷了，她不解地问吴永成：“咱们国家不是在上个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又通过了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的修改吗？那个修改后的法律，对你们的那个企业，可是有很大的优惠的呀？其他的政策方面，对于合资企业也是挺照顾的嘛。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来，国家对于这一类的企业是相当得重视的呀！不是你们当地的县委和政府，对你们的那个企业扶持不够”
“那倒不是我们县的县委和政府的问题。是我们那里的‘电霸’在瞎捣乱。”吴永成苦笑着说。
“电霸？是你们那里供电局的工作人员吗？你们村里建个工厂，只要土地、工商部门批准就行了，与你们那里的供电局的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凭什么瞎捣乱？再说了他们也是支农单位哪，怎么不起好作用，反倒成了捣乱分子呢？他们难道不知道你们村的那个工厂建好以后，会对当地的老百姓能产生多么好的经济效益吗？！”渠月莲更加不解了。
看来这位省委领导是一直在上面工作，基本上就没有在基层工作过多长时间啊！吴永成想着怎么才能给这位领导好好地说一说这个问题哪？各个行业之中，可以说与农民利益联系最紧密的就是这个“电”了，而偏偏在当时的时候，也是这个“电霸”坑害农民最深、最苦！那个时代的电力系统，还是属于地方管理的行政机关，还没有像现在似地。属条条垂直管理的企业单位。属于老虎**摸不得的单位之一。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根据设计要求，鱼湾村地这个合资企业必须得专门另架一台变压器，不能与民用照明线混用。但是按照审批程序给县局打上去报告后，一直得不到回音，村里面的村干部们。也曾经按照一般办事的老规矩，给人家供电局地领导们送去了一些土特产（也就是红枣、花生、麻油、粉条之类的东西），可老不见供电局方面有什么动静。上门催的紧了，人家就不耐烦地应付一句：“着什么急呀，我们总得研究研究吧！这又不是像你们农民种地一样，瞎乱给地里扔点东西，庄稼它就能长出来呀！这万一线路布局不合理，出了大事故，你们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三番五次这么一推托，马林就感到蹊跷了。觉得里面肯定还有什么“猫腻”，就托关系问了问、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要个活人心，你们也得开口呀！总不能攥着两个拳头让人猜谜底吗？谁是你们肚子里地虫呀？！
人家那边很快就回话了，还是嫌那些东西送得少、也不上档次。入干股的事情是不敢再提了。前面已有前车之鉴，他们也不想在这个重点企业面前再碰一鼻子灰。可你再咋说，也是一个合资企业呀，里面可有香港的大老板撑后劲着呢！香港的大资本家什么花花绿绿的东西没有呢？！你们就算是强龙。到了我们的门前，也总不能压过我们这条地头蛇拿来这些东西干么呀？打叫花子吗？还有你们的那个香港大资本家架子也太大了到了咱们县也不知道应该到我们这里转一下，他就那么了不起吗？他们赚的那些钱，哪一分钱上不是沾着劳动人民地血汗哪？！他们牛什么呀牛？他们就敢保证肯定用不着我们供电局的吗？既然用不着，你们上门来干什么来了？！这件事情，让你们的那个香港大老板自己来解决吧。咱们这里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他们那里的资本主义。他们随随便便扔一句话，我们就得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为他们服务，那我们成了什么了？我们的觉悟又跑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个原则问题！
马林听后，哭笑不得：他们这还不是想多要点东西吗？哪来地这么多歪理呀？这和人家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哪？！人家那个香港的小老板，也是他地小舅子吴永成好不容易才请来的，这个厂子里面人家也只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现在什么东西还没有见呢，你就要人家再掏血本送你供电局，那换了是谁肯这么干呢？还有，你们不就是想要一点香港过来地彩电、金项链什么的嘛，那也得慢慢地和人家处好关系、以后再哪能霸王硬上弓呢？！都要是这么干，人家谁还敢到这里投资建厂呢？！
好在现在还只是工厂的土建工程，变压器也不是十分的要紧（工厂正式投产后，用电量急剧增加后才用的着），马林只好暂时先把这个
置在一旁，抓紧进行工厂地土建工作。
可谁知人家供电局方面见马林跑了几次以后，就再也不露面了，更是觉得气不打一处来：你一个农民牛什么呀？不就是觉得披了一张合资的皮嘛，咋就牛得连人也不认识了呢？好，既然你想建厂，我就给你停电，我看你还怎么搞这个工厂的土建工程呢？！
马上鱼湾村就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工程被迫停工，晚上摸黑睡觉。甚至连周围地几个村庄，也被牵连。
当跑到供电局问什么原因，回答很简单：“线路维修！”。再问什么时候能送电时，对方就有些不耐烦了：“哪来的这么多废话呀？哪谁知道什么时候送电？什么时候线路维修好了，什么时候就送呗！谁能说得准呀？你这人真是没文化，一点素质也没有！农民！”
“农民？农民怎么了？！”渠月莲听到这里，一下子冒火了：“他们供电局这是什么态度呀？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吗？还有一点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吗？是农民，他们就可以这样随便压制欺负吗？他们连农民的脚后跟也踏不上！”
“他们也是平时这样横惯了。像我们村这次遇到的这件事情，还算是比较隐蔽的，还不是显得那么**裸的、叫人太恶心。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并且还是生在我们县城所在地，影响更恶劣！”吴永成接着给渠月莲讲解“电老虎”同志的“光辉”事迹。
那是今年七月十四日的下午六时许，永明县电影院次上映彩色武打故事片《武林志》。
八十年代，自从一部《少林寺》火遍全国以后地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拍武打电影的**。这部《武林志》就算是继《少林寺》之后的又一部叫座影片。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影院火暴。电影院每天四场连着放映，可还是一票难求。
人称“电老虎”、“酒葫芦”的供电所职工王经友，刚在一个村上喝酒回来，他没有票，就带着两个女青年去看电影。
因为这一场的电影票早就已经售完，电影院的领导就让他带着人进去以后，站在后面观看。
王经友认为电影院怠慢了他，就直奔楼上，使劲地敲打放映机房，里面的人见他喝多了酒，怕他进来毁坏了一些器材，就一直没有给他开门。
门没有敲开，王经友更是火冒三丈，一边高声喊着“我停你的电，叫你放不成行切断电源，使千名电影观众和几千户的人家，立刻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用电所的负责人黄成柏感到事态严重，这可是在县城里呀，县里的头头脑脑们家也都在这里，再横也不敢这样横呀！赶忙在五分钟之内就将电接通，恢复了送电，并将电棒藏了起来。
王经友更加气急败坏，马上跑到值班室，一见电棒不在，拔腿返回家中，拿着老虎钳、打着梯子去剪地线。
所内的职工怕出更大的事故，被迫拿出了电棒。王经友又第二次切断电源，再次使永明县城陷入一片漆黑。
黄成柏无可奈何，只好给县供电局长打电话，局长要王接电话，王经友一醉酒气，还是一个劲骂骂咧咧的，拒不理睬。
局长在电话中告诉黄成柏，要他通知电影院的观众，把王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人家观众们谁是傻子呀，脑子里又没有缺了一项电，谁干那种事情？！
黄成柏只好连劝带阻，挡住了王经友，让另一电工将再次断了十分钟的电路接上。
第二天晚上，恰巧通往电影院的一条线路出了故障，沿线用户数次请当班的王经友查处，他却邀4在家打麻将，电影院只好用自备的柴油机电放映，才未使事态再度扩大。
“我们那里的老百姓们给他们供电局编了两秧歌，倒是挺贴切的。”吴永成接着说：“一是
‘说是个电，真是个电，
比个神神还灵验，
一顿不给吃百面，
呼啦地就叫你看不见。
说电霸，真电霸，
又勒索来又敲诈，
动不动就摘羊腿把（这里指接电器），
群众说比狼还可怕。’”
第十八章 整顿
月莲被吴永成说得这些深深地震撼了，她没有想到在部门的衙门作风，竟然猖狂到了如此地步！
平时里光听说有的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还只是个工作作风的问题。而像吴永成刚才说的有意断电、恶意勒索，那就远远不是用“工作作风不实”几个字所能概括、掩盖的了，这种性质已经到了败坏党的形象、破坏政府和人民血肉联系的地步了。
“看来光靠一场‘严打’，是远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渠月莲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严打’只能解决社会上的一些表面丑恶、犯罪现象，而那些埋藏在我们肌体里面的肿瘤，还得开刀治疗啊！奥，小吴啊，谢谢你今天和我说的这些情况。这些东西还真是坐在办公室里，是不能了解到的。唉，为什么我下去基层多少次，就不能听到这些真实的情况呢？！”
吴永成心里暗自苦笑：你们当省委领导的要下去视察、调研，这边还没出门，办公厅前几天就和要跑的地方都打过招呼了，所有的一切早就安排妥当了，包括那些内容能看、那些内容不能看，下面的同志谁愿意把自己不光彩的一面，暴露给省委来的领导呢？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这些阴暗面是永远也不会汇报给他们的。所以他们下去，也就是按照当地的安排，走马观花地转一圈，临走拿上一些汇报材料，回来以后办公厅个简报，报社、电视台出几条新闻而已。除非是给上面哭穷要钱时，才可能有选择地找一些地方露一露相。
形式主义害死人哪！！
“秘书长。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吴永成斟酌着选择合适的字词，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对于这种坑害老百姓的害群之马，绝对不能轻易地放过。他们不仅仅是损害着一个行业、一个系统地形象，他们少数的几个人。还损害了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也大大地破坏了干群关系。本来这几年，干群关系就不是显得那么很融洽。长此以往，对于党和国家的建设，也是十分不利地。”
作为一个秘书。吴永成的这番话倒不是显得那么突兀，也没有做出什么越位的动作。给领导起到参谋和助手地作用，本来就是一个好秘书的本职工作。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就是：“一个好的秘书，能当半个领导地家。”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夸张。有时候，一些秘书自身素质太差，私欲熏心，倒是使这一句话，也带上了不少贬义而已。
渠月莲眼睛一亮。用鼓励的目光看着吴永成：“恩，还有什么，你接着说。”
“就是您刚才说的，‘严打’只能解决社会上的一些表面丑恶、犯罪现象，而那些埋藏在我们肌体里面的肿瘤。还得开刀治疗！这个开刀就是进行各个行业之内的大整顿，针对那些不正之风。狠下猛药，从根子上拔除这些歪风邪气的毒源。”吴永成斩钉截铁地说。
几天后，在召开地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渠月莲提出一个议题，以梁州地区永明县供电局停电事件为突破口，在全省各个行业内，全面展开整顿行业不正之风的工作。
这个提议马上得到了省委罗书记的大力，并且指示各级纪检部门在这次整顿中，要起到主力军的作用，整顿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先为内部自查整顿，争取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把自家存在地问题先自我消化解决；其次为通过各种媒体，动员全社会力量，对各个行业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帮助整顿，对已经现地问题，视其问题性质轻重，由纪检部门着手处理；三是整顿回头看，凡是认为本部门整顿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可以结束的，可以向当地的党委部门提出申请，由组织、纪检部门等组成联合验收小组，进行验收。凡是验收不合格地，按照整顿的三个程序，重新开始，直到验收通过为止。
于是，由鱼湾红枣厂变压器事件引的、全省整顿行业不正之风大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一时间，全省各地的大小报纸上，显耀位置登载的都是“xxx部门下大力气，坚决纠正本系统内吃、拿、卡、要的歪风邪气”等诸如之类的报道。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登载了J省大张旗鼓地开展整顿行业不正之风的工作，并且加了评论，认为只有像J省这样真正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彻底地解决某些系统内部的不正之风，我们的经济建设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才能更加紧密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牢牢地绑在一起。只有这样，也才能更好地解决干群之间的关系。否则，长期以往，昔日鱼水之情的关系，必将会演变成为水火不相容之势。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中央在全党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整党”工作，这次整党工作按照中央的安排，要从中央到基层，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进行，特别强调这次在这次整党过程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经得起任何考验。这次整党不许走过场，必须走群众路线，衡量一个党员是否符合党章规定的标准，主要看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在这次整党过程中，始终都要着眼于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
J省的“整顿行业不正之风”，与中央后来的“整党”，在一些观点上不谋而合。并且在时间上比中央还早行一步，这样就使J省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开始浮想翩翩：先在J省提出搞这个整顿行业不正之风的提议者是省委常委渠月莲，难道说她已经得到小道消息，预先知道中央要提前开始这样的举
自己也在J前之显耀。圈内地人是都知道的。虽说老人已经走了，可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却都健在，而且都还占居着很重要的岗位呀。这个举动说不定是为渠月莲在J其实这次整顿，只不过是由一个小山村而引的。
不过。令吴永成始料未及的是，随着全面整顿行业不正之风和整党地开始，由省以下。为了表示对这两方面工作的重视，各家纷纷成立了“整风办”（整顿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和“整党办”两个临时机构，吴永成却知道，那个临时机构“整风办”经过不到十年的演变，已然成为后来令不少行业闻风丧胆地“纠风办”（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的简称）这样一个常设机构。
不管怎么说，反正凭借这个整顿的东风，鱼湾村的那个中外合资红枣加工厂顺利地完成了一切基建工程，只等一些从国外进口的包装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就可以正式投产了。（国内此时的包装设备还处于土、苯、粗的阶段，要想把产品直接打入国际市场，包装这一关必须得跟上，否则别说你的价位上不去，就是连人家地海关也进不去！这一点吴永成在电话里和马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港方也是这个意思。）
村里加工厂的事情是顺利了，可吴永成在为三姐和李琴两家的孩子联系上学的事时。遇到了一点麻烦。他原来想得太天真了，以为即使户口不在本地，可只要掏几个借读费。即使出个高价，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他还披着一张省委办公厅地虎皮呢（虽然他不准备用虎皮来吓唬人，但只要亮明身份，也应该有个“虎皮”效应谁知跑了几家托儿所，人家先就要他的户口薄，没有户口薄一切免谈，根本就不和你谈什么借读费地问题。也就是说这就不是钱能解决了的事情。
没办法，吴永成只好试着亮出了自己的工作证，病急乱投医，看能不能起点作用。在双手给人家递上工作证地同时，心里却暗自鄙视了自己一把：自己平时最恨这种狐借虎威的做法，可现在也是实在没法了，唉，这都是让现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教育制度逼成这样了，凭什么农民的孩子们，就不能和城市里的孩子们一样，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呢？国家教育的不均衡展，直接导致了农村展的滞后性。
可人家省城里的老师见多视广，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甚至连他的工作证也没有接，嘴上还是一点松动也没得商量：“别说你是省委办公厅的，你就是省长，我也没有办法呀。市里面下的文件要求就是这样规定的，这个你也得理解我们呀！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没有户口，就到处跑着上学，咱们哪有那么多大的地方呀？！除非你是省长，让市教育局先把他们的那个文件给改了，我二话不说，就把你所说的这两个孩子都收下。你说怎么样？！同志啊，现在全省、全国都在整党和整顿行业不正之风，你又是从省委办公厅出来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更得以身作则，可不能逼着我们犯错误呀！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几句话，说得吴永成脸红脖子粗狼狈而逃。
这种有钱也办不成事情的事，也只有那个年代才有可能生。特别是在一贯以认真出名的教师身上。
吴永成实在是一筹没展了。好在她们两家的孩子还小，吴永成跟她们说的也是明年的后半年，才帮助她们来这里上学，否则真要马上丢大人了。
唉，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步再反正还有时间，以后再看时机吧。不过，走正常的渠道办这种事情，肯定是行不通的，要变革这种不合理的上学制度，起码十年以内是没有指望的。除非他吴永成能立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跃居一省的最高长官，或者是国家教育部的一部之长，否则，这种城乡教育差别的不合理体制，是难以撼动的！
当然，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想办法拼命挣大钱，等十年以后，国家允许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了，他自己建一所现代化的私立学校，高薪聘请全国各地的特优教师汇集一堂，取消门槛之争，没有户口限制，有多少孩子想读书，都可以进来。他记得在他前生的时候，到了一九九三年，国家才会允许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可是要想实现他心中的那个梦想让所有农村的孩子们，都能接受和大城市里的孩子们一样最好的教育，那得花多少钱哪，盖多少学校呀
别梦想了，还是琢磨着干点实际工空想是盖不起罗马城的。但愿“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就只能认真地珍惜每一分钟了。
吴永成自嘲着摇摇头，离开了这所托儿所。
“吴永成吗？你猜我是谁？什么，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你是不是皮有点痒了，需要我过去给你挠一挠呀？！啊！老实坦白，是不是这一段时间，你在那边又找到谁家的千金，起什么歪心眼了？！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敢背叛我，我马上飞过去，掐死你！对了，我和你说一件正经事吧，我听说你跟着的那位省委常委可是有点不简单哪，最近可能要望上升一升啊，你的运气不错呀，说不定也能沾点光，看来你的眼光还是蛮准的嘛，咱们班的同学里面，闹好了，我看还是你比别人还要早点进步呢，我在这里就提前恭喜你了”
第十九章 是升了还是降了
来电话的正是吴永成的女朋友冯霞。
自从学校分开以后，他们两个也有三、四个月没有再见面了。只是吴永成通过郭勇那次回来，知道了冯霞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单位以后，抽时间给她去过几次电话，电话里，更多的时候，也是冯霞在喋喋不休地说，他在静静地听。有几次几不清由于什么闲话，因为冯霞的任性，让吴永成说了几句，恼得冯霞当时哭着就摔了电话。
其余时间则因为工作太紧张，也就疏于电话联系了。而冯霞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很少打来电话，也许是彼此间工作都很忙的缘故吧。也许是联系不方便，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手机、BB机此类十分方便的通讯工具的。吴永成也没有顾得上仔细琢磨这件事情。
“你说，你这人是怎么一回事呀？我不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理睬我了？这还没怎么着呢，你的脾气咋就这么大了呢？”电话里还是传来冯霞不依不饶的声音。
“哎，我正在上班哪！你有事没有啊？一会让领导看见了影响可不好啊！要是没事的话，我下了班给你打过去好吗？”吴永成以为冯霞是在撒娇，急忙提醒她。这会的上班可不比十几年以后的拖拖拉拉，纪律严着呢，更何况这是在省委常委的办公室里啊，万一让别人看见省委常委的秘书上班时间，和人打情骂俏，那成何体统呀
“喂，你拽什么拽？就你是一个上班的吗？别以为就你是一个领导的秘姐现在也是Tgt;gt;你低你别在我面前摆你那省委常委秘书的臭架子。嘿嘿，那一套在我面前不灵这几天你想我了没有？是不是又找到新欢了？恩？你这个臭陈世美！老实坦白。党一贯地政策，你应该是知道的嘛！”冯霞亦真亦假步步进逼。
这个冯霞还真是让吴永成现在感到有些头疼了。说轻了不管用，说重了干脆哭闹成一团，楞说他在J省有了新的女朋友了。把她这个旧人给甩了，威胁着要给他们的省委书记打电话，整他一个新时代地陈世美。好象就是爱得深，所以也就惦记得紧的样子。
“好我的姑奶奶，现在我真地有事，一会我给你回电话。好吗？”吴永成压低声音央求对方。在他的心里，一直就隐隐约约地觉得他和冯霞之间，好象在隔着一层什么东西，直觉告诉他，他们两个绝对不会是十分合适的一对。
他在学校里地时候。与冯霞在一起，自始自终就是只有一种好感，而没有前生所经历的那种初恋时的热血沸腾、心惊胆战的感觉，始终好象一锅没有烧开的温吞水一样，平平淡淡的。就找不到恋爱的味道。他自己私下也寻找原因：或许是自己前生已经经历了太多，心态已有点过于成熟的缘故吧。
他看冯霞。更多地时候，是用长辈看晚辈的那种目光，宽容、爱怜。说话有时也是用一种哄小孩的语气。
但自从那夜在军营里。和冯霞有了那层突破实质性的**关系以后，他就经常告戒自己：不管怎么样，他绝对不能对不起这个姑娘。人家一个娇生惯养的**，能拉下脸面，主动追求他一个农民地儿子，不用说别的，就那种舌出一切、“毅然献身”地勇气，他也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宁可冯霞负我，我必不负冯霞！”这也是吴永成对冯霞的原则。实在没有办法，那就只好委曲求全了。但要是遇到大的原则问题，那就得认真考虑了。比如说对父母地孝敬等。
可刚才电话里冯霞说什么、她现在已经是TJ了。好家伙，看来啥时候也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呀，近一段时间没有怎么联系，她一个刚毕业的黄毛丫头，不到半年，就一跃而起成为TJ市的“第一秘”了！她老妈的能量也实在是不小啊（冯霞的父亲是肯定不会这么干的，夫人出马倒是最有可能）。这么看来，冯霞也是真和郭勇的母亲呕上一口气了，非要做渠月莲第二、立志当个政坛女强人了！
吴永成微微叹了一口气：这个丫头的心气也太高了一点吧！
“喂，吴永成，不跟你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吧，我最近听我们的书记说，这次省的那个整顿行业不正之风的工作，在中央可是出足了风头。中央的领导在省部级领导吹风会上、表扬你们的省委书记时，你们的那位罗书记却把功劳都记在了你跟着的那位女常委身上，说她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人民有着很深厚的阶级感情什么的。一下子，你们省的郭常委也就成为了大会的焦点人物。我看，没准用不了多长时间，她就会被中央重用的。要是她被提拔到外省，你准备怎么办？是跟着她继续到处流浪呢，还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你们J省的省委大院里等着被人家屠宰呢？”冯霞这丫头突然变得一本正经起来，郑重其事地对吴永成说。
不会吧，渠月莲要被提拔了？吴永成有些迷惑了。这里他还没有见到什么具体的风吹草动的动静呢，怎么冯霞倒在那么老远的地方，就已经闻到了一些气味了哪？
不过，他也马上就释然了：自从他进了这个大院，就一直给自己订了一条原则，那就是不听谣言、不信谣言、不传谣言，自己也不制造谣言。在他前生的时候，一位老文秘人员给他们讲课时，讲到这一条对于一个文秘人员来说，也是一条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准线。
有几次，办公厅的同事们正谈论着什么小道消息，见他走过来，就征求他对大家谈论这件事情的真伪，他笑着回避了。如此几回，大家也就知道他对这方面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一般也在他面前不谈论这种事情了。有的
怕他把这些小道消息的传播者，捅到领导们地耳朵里竟有些敬而远之了。
有时一些官场里面职位升降的小道消息，办公厅外的人都知道了。他这个领导身边的人，反倒还蒙在鼓里。这个可能也是吴永成性格之中地一个缺陷吧，太直而不懂得曲。他前生之所以郁郁不得志。估计与他的这种性格缺陷不无关系。
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啊！虽说已经穿越而重生一世，可**改变了。思维却还是原来的那副德行。唉，看他死了以后、重新投胎再改吧！
“恩，这个事情不会那么到时候再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人来了，我得挂了。回头我联系你。”吴永成含含糊糊地回答冯霞。
对于渠月莲地升迁，虽然人们一直在嚷，可是却一直也不见有什么具体的动静，渠月莲本人也是每天该干啥就干啥。从来也不见她有什么异样的表现，她也和吴永成没有透露过这方面地什么信息。吴永成甚至怀疑以前所听说的这件事情，纯粹属于一些闲着没有事情干的人瞎编排着玩的。可冯霞那次给他打电话，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不像是空**来风呀！如果她真是听她们的市委书记说的。人家那么大的领导，也不会闲着没有事、瞎编谣言逗咳嗽玩啊
随着一九八三年地离去。一九八四年悄然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中。
吴永成他们村的那个鱼湾村中外合资红枣加工厂，不，正式名字应该叫中国鱼湾红枣食品有限公司。于二月十六日（农历甲子年正月十五），正式开始了大批量的开工生产。
开工那天，地、县领导们云集鱼湾村，县里还请来了省报的记者助兴。一时间，省、地、县三级新闻媒体，为梁州地区家中外合资企业，在欢天喜地地鞭炮声和祝福声中开张大吉而摇旗呐喊、大助其声威。胡丽作为梁州地区电视台的主持人，第一次因为工作而回到了她地家乡。
而此时，吴永成却于正月初六，就早早地回到了省委大院自己的工作岗位。虽然临行前他也知道正月十五经自己创意而兴办的第一个实体企业就要开工了，他也实在是想留下来、看一看那时地那个热闹场景，但公务在身哪，正月里正是领导们出门慰问的紧张日子，他这个当秘书的哪能袖手旁观哪？本来这个春节能回家就是渠常委格外的关照了，要不人家省委常委们大年三十，还在全省各地四处跑着、慰问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们呢！
到了过年，省里的领导们比平时更忙呀！那是实实在在的为了工作而忙，可不是像一些后来的贪官污吏们一样，因为收礼收钱而忙！
五月底，J省一些本来应该在去年就完成换届的市、县，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被推迟到了现在进行，其中J省的省会城市L市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天下午临近下班的时候，渠月莲从办公室的里间出来，对吴永成说：“小吴，下了班你晚走一会。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谈一谈。你和小高也打个招呼，让他在下面多等一会。”
正在桌子旁收东西的吴永成抬起头应了一声。放下手里的东西，先出去到楼下找小高去了。
小高是渠月莲的小车司机，一个已经从部队上复员了近十年的退伍军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叫高全清，长着一副永远也不显老的娃娃脸，见了人脸上总是挂着热情的笑容，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是个乐天派。
“高师傅，一会下了班，秘书长还有一些事情，估计要晚点走。麻烦你还得多等一会。”吴永成见到高全清时，他正在擦洗着渠月莲的那辆专用车六成新的一辆上海轿车。本来按照渠月莲现在的级别，前两年，她就可以乘坐专为副省部级配置的红旗高级轿车，可她谢绝了后勤处的安排，坚持还是坐自己以前的那辆上海轿车，这也为她在省委大院博得了不少的赞誉。
“好勒。小吴，今天我听那个给省委组织部王部长开车的李师傅说，咱们的渠常委可能要动一动，你听说了没有？”小高师傅扔下手中的擦车布，凑到吴永成跟前悄悄地说。
吴永成听了有点意外，怎么又传出来这个消息了？去年就一直嚷着渠常委要高升，可喊了半年多了，却是一直听民间呼声四起，不见上面有什么动静。现在又闹腾开了？高全清平时也不是什么多嘴多舌的人，虽然爱说爱逗，但一到关键时刻，那嘴啊，严得就跟上了一把锁似的，要不然渠月莲也不会多少年来一直用他开车呀。对于领导们来说，一个秘书、一个司机，这两个身边的人，那是一定要选好的；万一走了眼，那可有可能坏大事的呀！
“高师傅，不是有人什么人闲着没事、瞎造谣我怎么就没听秘书长流露过什么风声呢？”其他人的这种言论，吴永成尽可以不理睬，而高师傅这么说，他却不能不理。一个是平时两个人在为渠月莲共同工作时结下的情谊，二一个也是高师傅没影子的事情，从来也不说。
高全清一本正经地望着这个小兄弟，关切地说：“这次大家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估计是真的。并且他们还年十月份的时候，中央就有考虑准备让咱们的秘书长到外省当组织部长，让咱省的罗书记给拦住了，说那么个职位的话，咱们省里还有别的重要岗位等着她呢，也就一直拖到了今年。”
“那省里准备怎么安排秘书长呢？”吴永成急切地问。“很有可能是省委常委兼L市的市委书记”
第二十章 L市的“第一秘”
小吴，根据组织安排，从六月份起，我将要离开现在岗位，到L市去担任市委书记一职。你有什么打算，是跟着我继续到L市工作，还是想留在省委办公厅呢？毕竟到了下面工作，要比你在办公厅辛苦许多。你考虑怎么办？”
渠月莲盯着吴永成的眼睛，等着他的回答。
这时是在渠月莲的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办公室里，也就是在吴永成平时工作的办公室的里间。办公室里此时除了他俩，再也没有别的人在场。
此时吴永成早已考虑好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渠秘书长，如果您觉得我还称职，还需要我来继续当您的这个秘书的话，我想跟着您到下面的市里工作。我不怕辛苦。只要能跟着您，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吴永成一点也不含糊的回答，让渠月莲听了非常高兴（废话，这样的拍马屁话，谁不爱听呢？更何况女人更是爱虚荣的），觉得当初自己没有看走了眼，相对了人。可她处于对吴永成的负责，还是又嘱咐了他一句：“小吴，这是一件大事，你要考虑好。别因为现在的一时冲动，到了下面再后悔！你还是和你的家人、还有你的那个小女朋友商量商量为好，明天答复我就可以了。不急在这一时。要不然你的那个小女朋友、老冯家的女儿可是蛮厉害的呀！我可是领教过她的。毕竟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要比市委办公厅听起来，名声要强得多啊！”
对于这些，吴永成那会儿在下面和小高师傅闲谈的时候，就已经心里有了底了：渠月莲就是到了L兼着，还是省委的领导呀。所以跟着她地工作人员并没有降低自己的什么身份，反倒是随着她地位的变化（由原来省委的末把手，变成市里地一把手）。吴永成相对而言，话语权反倒比以前有所增加，不再是对某一分管的工作才有言权。而是对于整个一个地区的大局工作，都能进行涉及，也就是说。关于农民地问题，他也能在适当的时机，给渠月莲以参谋助手的作用。这就里他自己地梦想又近了一步，如此一举三得，他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说他所帮助的是那里的农民，这个倒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了，不一定非要先把鱼湾或者玉平乡的农民扶持起来，才算是实现自己的理想呀？！
“渠秘书长。这个问题不用再考虑了。我已经决定了。还是以前我在学校里跟您说过的那句话，我的家人远在农村，他们接受地教育程度有限，这些事情他们也不一定能给我多少意见；至于我的那个女朋友，我想她肯定会理解我的。跟着您工作了这么一段时间。我觉得您最能为老百姓作想，一切工作也是从老百姓出。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当初上大学的目地，就是为了使和我父母一样的农民，早一点能过上好日子。而到了下面工作。就能更多地为他们做一些实际工作。只要能达到这个目地，那些虚名我不在乎。”吴永成的这些话，多一半是出自于真心，说得也十分诚恳。他说到最后，自己也快被自己所感动了，竟然眼圈也有些红了。
“好、好、好，小吴，你这么年轻，没想到能这么顾全大局、考虑问题。好。”渠月莲也听的有些心潮澎湃，一个劲地赞许他：“明天你就把该移交地工作，和你们的处长移交一下。我的这个办公室嘛，估计他们还要给我留着。你的其他手续也不用动，我还是省委常委嘛，你的那间宿舍，也先住着，就麻烦你先两头跑吧。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反正我的工作性质也是两头兼顾，主要以市委为主嘛！”
就这样，吴永成摇身一变，成为了L市市委书记的秘书，人称“L市第一秘”。
两辆飞驰的小轿车急地绕过一个抛物线似的大弯，把弧线内一座巨大的化工厂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柏油马路。
前面的一辆是新式的“伏尔加”轿车，是L市市委办公厅的工作用车。
后面一辆车内坐着的是刚刚在六月初、L市的党代会上，以高票顺利当选的、L市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渠月莲，和她的秘书我们熟悉的主人公吴永成。他们刚从L市的一个大型企业调研回来。
车，还是渠月莲当省委秘书长时坐的那一辆银灰色上海轿车。
人，还是渠月莲当省委秘书长时的跟着她的那两个人，秘书吴永成，司机高全清。
不过，渠月莲同志目前在省里的职务，并不是人们原来传说的省委常委、兼L市的市委书记，而是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兼L市的市委书记。据说这个临时的变动，是根据中央的新精神，确保省级领导班子的年龄尽可能地年轻化，大专文化程度的要占到四分之一（知识化），副书记、副省长之中要有一名女同志等这些要求，由J省省委极力推荐而确定的。
两辆小轿车急驰着驶过郊外大片的蔬菜地和工厂区，很快进入了市区，奔驰在省城著名的、近十公里长的迎泽大街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加之刚下过一阵大雨，现在天空还淅淅沥沥地滴答着几点。天阴沉得厉害，这座内6城市，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它夜晚的生活（尽管现在还没有实际意义上的一点夜生活，只能钻到电影院里看场电影，或者窝在家里看那为数不多的几个频道的电视节目，但这也就是当时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市民，才能享受到的也生活）。
路灯影照着积水的街道，像一条条灿烂的银河；两边的便道上，两条自行车车流缓慢地向前蠕动着；人行道也挤满了匆匆忙忙行走地人们，骑车的、步行的头上举着的各种颜色地雨伞。组成
颜色的蘑菇云。主干道上，比前几年明显增加的车辆着；一个接一个地十字路口，红黄绿三色交通警示灯不断地在交替闪烁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吴永成，看见渠月莲的视线投向了窗外。便示意开车地高全清车放慢一些。
高全清会意地打开车灯，用远、近光交替使用，示意前面的先行车。同时自己先把车减了下来。
上海轿车的度慢慢地减了下来，渠月莲察觉到了，回头朝吴永成嘉许地点了点头。重新把目光集中到外面，并把车窗缓缓摇了下来。一股雨后清新的空气，马上就涌了进来。车里的三个人几乎是同时深深地长吸了一口。有些麻木的头脑立刻为之一振。
车窗外，雨中的公共汽车站台上，几乎每一个站台都挤满了急于下班回家、或者上夜班的人。有时过来一个车，下车地、和要上车的挤成一团，拥挤、咒骂、哭叫声立时混杂在一起。
渠月莲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又把车窗摇起。
两辆小轿车相继回到了市委大院。
“小吴。你让前面那辆车上的同志先回去。咱们晚点走。”临下车时，渠月莲突然嘱咐吴永成。
吴永成答应着去通知了。
“小吴，你说L市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在渠月莲宽敞的市委书记大办公室里，渠月莲像要考考吴永成似地，给他提出一个问题。
吴永成深思了片刻。回答：“从小的方面来说，是老百姓地乘车难、子女的上学难、就业难；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是城市经济地振兴，关键就是招商引资方面的问题。”
“那该怎么解决呢？”渠月莲不易察觉地、赞许地点了点头，接着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继续问吴永成似的。托着两腮说了这么一句。
这几个问题，是当时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与多少年来的体制有关。一下子要想找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还真是不简单。
虽然吴永成作为一个穿越者，又有先知先觉二十多年的优势，可他前生毕竟只是一名在一个穷乡镇窝囊了十几年的小官吏，哪研究过这些问题呀？就是平时他虽然爱但主要也是看的一些之类的消遣东西，并没有专门研究过这方面的知识。
可既然你是人家领导的一个秘书，领导现在有疑问，作为领导的一个参谋助手，你总不能装聋作哑得正确不正确，那是你的水平高低问题；你隔岸观火、袖手旁观，那就是你的态度问题了。更何况你还有比别人多二十几年的见识哪，那可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呀
“渠书记，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多少年以来历史遗留到现在的老问题。一下子彻底解决那是很难办到的。而像咱们今天看到的乘车难的问题，着重还是解决人的问题。虽然咱们省整顿行业不正之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死角。有时候并不是车辆不够，更多时候还是缺乏科学的调度和对工作极端的认真负责精神。而城市经济的振兴，我们L市作为一个内6地区，在一些地理环境方面，肯定比不上沿海地区，在招商引资方面就和人家想比，属于先天不足；但是不是我们可以制定一些比他们更优惠的政策，比如在外资方公司员工的户口、子女上学、住房等方面，给予他们优惠的条件，来吸引外来资金和人才技术入场呢？！”吴永成把自己前生所见所闻，加以改造以后，硬着头皮说了出来。他记得在后来深圳就为了留住金融企业，规定其公司的高管人员子女在中考时，可以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条件。至于户口嘛，各大城市为了引进外来资金和人才，基本上都是这么干的，而且效果还挺好。
不过，他所说的这几种办法，在当时却是没有一个城市的领导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肯这么干的。先户口问题，那就是最敏感的政策底线呀！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这两种称谓，那不仅仅是一个叫法的不同，那代表着两种身份，他们之间横亘着一道几乎是很难跨越的鸿沟。
虽然说，大家一直都在喊着要解放思想，打破阻碍生产力展的、陈旧的条条框框，可一涉及到了政策的警戒线，谁也不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可是要冒着挨处分、丢乌纱的风险的呀！
“小吴，天也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渠月莲听了吴永成的话，没有做出任何表态，而是岔开了话题：“明天早上，你到人事处去一趟。你的一年试用期也到了吧。我和市委秘书处的赵秘书长已经打了个招呼。你去办一下手续，然后再转到省委办公厅人事处。你就不用回去办了。”
吴永成识趣地和渠月莲告别，退出了她的办公室。他后悔自己是不是有点太冒进了，渠月莲虽说是也算个省委的领导，可现在毕竟刚兼了J市的市委书记，自己给她出的这个主意，也让她觉得为难了。
“什么，我一转正、定级，就给我定了个主任科员？会不会闹错了呀，张处长？”吴永成望着自己眼前已经填好了的转正定级表，惊讶地问自己旁边站着的人事处处长老张。
“这怎么会闹错了呢？我搞了半辈子的人事工作，从来就没有出过一点差错！吴秘书，你的转正定级是咱们的赵秘书长特别关照过的，要破格，懂吗？是破格定级。要不然咱们省委的渠副书记、L市的市委书记的秘书，才是一个普通科员的级别，传出去不笑话咱L市不懂规矩吗？人家哪个省委领导的秘书不是副处级呀？”
第二十一章 两个婆姨闯省城
对突如其来的破格定级，吴永成的脾气，即使再直，腐到开口拒绝这送上门来的好事。
主任科员哪，这可相当于他们小县城里的一位正科级干部。
在他的前生；他可是熬了近二十年，才混到这么一个级别，还是一个穷乡镇的闲职啊！
看来那位市委的赵秘书长也真会做人，他也知道自己在新来的市委书记心中的地位，花花轿子人抬人，反正也不用掏他自己的腰包，免费送一份大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吴永成想到这里，不禁有些沾沾自喜了。要不人们都羡慕这个特权哪，有了特权就是好啊。自己勉勉强强的刚毕业转正，马上就给闹了一个正科级待遇，还是在省市的脑机关呀！
恩，自己今年才二十二岁，如果顺利的话，再过三、四年的工夫，级别上个正处那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不过，吴永成的头脑马上就清醒过来，他警告自己：别对于这些官场之事太热心了。你就是上个正处级又如何？宦途这条路，什么时候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己前生就听过一条新闻，一位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成为全中国建国以后最年轻的正地（厅）级干部，哪又如何？
自己重生了一次，就要想方设法做一点与众不同的、有利于大众的事情，这样才不枉这次特殊的机遇。中国不缺乏官吏，即使你最有才能，也得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具备以后，那才有可能成为中央一级的领导人。
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那也要各种各样的机遇。都能在一时积聚到了你的身上才。民间有许多平庸碌碌、无名渡过一生的平民老百姓，其才能就不见得比当位者差多少，甚至有地还要高出许多，可际遇不对。那也只能是两种命运了。
有一个问题，吴永成也实在搞不明白：按理说，除了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了这边的市委办公厅外。他的人事手续等其他地一切，还都在省委办公厅那边呀，怎么这边就能给自己破格定级哪？那会儿。规章制度可是严格执行的很呀！他记得他在前生八八年参加工作时，你的工资就是想多加五毛钱，那也得按照有关政策，一步一步地来！
恩，也许自己以前也就是经过小地方地一些事情，到了这种省、市一级的高门里，自己可就搞不清楚了了！这里面的水深着呢，哪像小县城似地。那么简单。
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只要是好事就行。先得赶紧去找人家赵秘书长感谢一番去，不掏钱给人家送礼了，这不花钱的感谢，可总得表示表示吧！
“小吴。这个你不用感谢我，破格给你定级。这也是我们几个秘书长碰头商量过的。你要感谢、就感谢组织上对你工作的肯定吧。”斩秘书长一本正经地说：“你是从省委办公厅下来的，到了我们这里，咱们能在一起工作。我们就得把你当一家人看待，你工作做得出色，当然就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也让别的机关知道，我们市委机关是讲五湖四海的，是讲团结地。从来就不搞什么拉帮结派、另立山头的。这个方面，你应该最有言权，从你的身上就应该最有感觉嘛。”
吴永成鸡啄米似的一个劲点头，表示赞同秘书长的意见。
其实不必讳言，在咱们中国及执政党内，各级机关、干部中大山头不明显，但小山头、小则处处存在，世人皆知，并且也不是存在了十几、二十年地事情，可以说从建党之日起，不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还是建国后，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就已经诞生了。
不过，这个也并不是某个政党地专利，翻开几千年的中外历史，这种事情那朝、那代，那个国家、那个民族，也都存在这种情形。在封建社会，一些当权者为了自己的统治，还专门放任手下地人拉帮结派、几大势力间相互制约，而便于自己的统治。
不过，像吴永成现在所居的L市市委，有没有这种小呢？
回答应该是肯定有的。但这些个小，要是用来对付渠月莲这位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那就是绝对不可能了。没有人蠢到那种去以卵击石的地步。压根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嘛！就是他L市的市长，也不敢有这种念头！
虽说一般党政一、二把手，总是意见相左、尿不到一个壶里。可毕竟人家的级别在那摆着哪！哪个人拜山头、入，也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绝对没有人为了什么别的，而不自量力、自己去找倒霉的。
人家赵秘书长这么做，也有他自己的用意：当时又没有什么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市委书记渠月莲同志又是身兼省委和市委两边的职务，有个什么事情，要想联系到这位书记，还真离开了吴永成这位大秘书不成。渠月莲还有个习惯，那就是工作上的事情，从来不拿到家里即使回家再晚，公事也是放在办公室里处理。回到家，她就只是郭天新的妻子、郭勇的母亲。
这个她跟吴永成就曾经多次说过，多少年来，为了工作，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因为呆在外面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家里。所以她只要一回到家，那就要忘记自己外面的身份，全心全力去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尽可能弥补因为工作而亏欠家人的一切。吴永成对此也是深深赞同的。
破格定级的事情，很快就被吴永成扔在了脑后头。因为他的工作，马上就随着渠月莲的快节奏而忙得马不停蹄了。学校、工厂、公共汽车公司、下基层到县（区）搞调研
每次回来的时候，总在深夜，或者就干脆住在了下面的县（区）。
L市第一秘的身份，凤光是凤光，走到那里。除了
地这位领导大以外，就是他最牛了（这就叫做狐借虎是一天下来，身心累得受不了。
吴永成就有些奇怪了，以他经常这样锻炼的身体。而且比渠月莲年轻许多，且觉得精力上难以支撑，而人家领导渠月莲却总是精神焕的样子。日怪。难道说当了大领导了，身体就变得特别刚强了不成？这个打死他也是不相信的。他觉得，那是一种信念在支撑着。不管你信不信！
吴永成有地时候，至有些怀念他前生在那个又小、又穷的乡镇的、工作地那些日子了：每天舒舒服服地喝个小酒，打个小牌，晚上回了家，再搂着老婆一睡，那小日子，过得那才叫一个多滋润呀！！
虽说钱是少点，形象也差点。老婆又爱唠叨一点，可不用这么操心、也不用这么累呀！
人啊，啥时候也没个知足呀！啥叫得了五福、想六福哪？吴永成这会儿的心态就是这样（鄙视之
在渠月莲新官上任随即开展的一系列工倒还是采用了吴永成地不少意见，虽然是搞了一些变通。比如说。在大力制定一些优惠措施、招商引资方面，其中有两条是这样规定的：一是外资或者合资公司的员工。可以拥有L市承认的市民户口（公司撤消或撤资，这种身份自然消失。户口迁出L市，市民身份也同样消失）。二是公司员工的子女。可以在L市就近上学，其身份、待遇与普通L市市民一样。不存在其他差别。税收方面，则按照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来执行。其中具体规定为：“合营企业的合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地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有了这些政策，原来吴永成在省城搞一个鱼湾贸易公司办事处的打算，就不再考虑了。他联系到了亦心，鼓动她在L市与他的三姐吴永霞，合资成立了一个霞心贸易有限公司。此时，国家已经对个人开办公司在政策上有了一些松动，但还是规定雇工，一般不得过六人。当然中方的资金，是由吴永成让父母出资的，他父母作为公司地一个大股东，他三姐参与管理。公司里，亦心任董事长，他的三姐吴永霞任总经理，李琴是办公室地主任，兼唯一的员工。
霞心贸易有限公司在L市的繁华地带租了个办公室，申请安装了一部电话。当时安装电话可是挺费事地，从向邮电局提出申请，到排号安装起码得四、五个月，一般人是不能安装的，副处级以上才有资格安装个人电话。这个电话也是吴永成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市局的局长打过招呼，给予特殊照顾，等了一个月才安装好的。这时的电话已经不是摇把式的了，改为了四位电话号码的半程控式，只可以打市区，长途电话则的拨113后，才能由邮电局的总机负责接线。虽说比十几年后是麻烦一点，可在当时来说，就已经是方便多了。
接下来就是在工商部门验资、注册，择了个吉日八月一日（吴永成认为这个日子也是农村的妇女们走向大城市的第一步，值得纪念），放了一串鞭炮，就开张大吉了。
当时公司开业的仪式也挺简单的，不像现在似的，非得请一大堆的政府官员来捧场，还得搞什么军乐队助兴，一大堆的红包，摆几十桌的宴席。整得个公司开业仪式，反倒成了政府官员聚会了。**！
本来吴永成的原来的意思也就是搞这么一个公司，解决他三姐和李琴孩子在省城的上学问题，这个贸易公司嘛，就作为一个中介机构，负责鱼湾村那个红枣加工厂的一些产品推销，顺便作为鱼湾村贸易公司的联络点。
谁知，到了九月底，他三姐和李琴家的两个孩子，上了他给联系的省政府直属托儿所（全托）以后，吴永霞和李琴这两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在省城适应了一段时间、克服了刚来的那种自卑感以后，非缠着吴永成要做一点事情。
“五儿，你说你把我们两个鼓动到这里，说是为了孩子们上学，可现在孩子们学也上了，我们两个大活人却整天游手好闲的，像个寄生虫！这样下去，哪能行哪？咱们的公司也开了，你就教我们怎么做生意吧？你在学校里学的不就是这个吗？”吴永成的三姐吴永霞揪着来看她们俩的弟弟吴永成不放手了。
吴永成仔细一想：也是的，两个孤身女人出门在外，整天除了逛街还是逛街，半个月过来也是怪无聊的，村里贸易公司和工厂的那些事情，也是半月十天的才用得着她们跑一趟。这也不比在村里，闲的时候可以去邻居家窜个门，还真得给她们再找点事情做。要不时间长了，这两个好动的女人，别再憋出什么毛病来。
“可你们两个在这里敢和人家打交道吗？刚来的时候，李琴不是羞得连口也不敢张吗？做生意可就得开口和人打交道的呀？”但随即吴永成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农村人初进大城市，被川流不息来往的车辆整得头晕脑涨的，有时候连东南西北分不清，也不敢开口问人。除了觉得与人家身份悬殊而感到自卑外，语言障碍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生怕满口的方言一开口便被人耻笑。虽然她们两个在村里的时候，也跟着公司里的人一块学过普通话。但刚来时就是没胆量张口。
“嗨，那都是甚时候的事情了，你还提呀？！人家李琴现在一开口，说的那满口普通话呀，比L市的人说得还好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