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六奠基西北（一）（14）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37年3月6日，**等在给任弼时的电报中，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继续以主要精力去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他根据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适时地向全党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其中，他特别强调争取民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看不清其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1］
为此，1936年12月28日，**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希望蒋介石能够履行他在西安允诺的条件，即改组国民党政府、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保证人民权利、联合红军抗日等，做到“必信，行必果”。翌年2月9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中国**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此后，国共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就两党重新合作、红军改编、苏区体制等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谈判。
**除在原则上和具体步骤上对谈判工作进行指导外，还从多方面着手，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多次致信致电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力陈抗日救国大义；1937年5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负和平使命赴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提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口号；继1936年夏秋间同斯诺的谈话之后，他又先后接见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范长江、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中外新闻界人士，广泛地宣传中国**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既告诫全党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要求各地的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又及时提醒党员干部不能做无原则的让步和联合，注意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他亲自起草祭黄帝陵文，并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祭扫黄帝陵，表达中国**对中华民族始祖的敬仰和团结全民族共赴国难、光大古邦的决心。1937年5月，苏区党的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作题为《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两个。他指出，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因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
注释
［1］《**年谱》（1893—1949）上卷，第451页。
［2］参见拙作《奠基西北——遵义会议后**重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3］1935年6月16日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军事文集》第1卷，第358页。
［4］《**年谱》（1893—1949）上卷，第461页。
［5］《彭德怀自述》，第204页。
［6］《**年谱》（1893—1949）上卷，第468页。
［7］1936年9月8日致朱德等电。
［8］1936年3月4日致秦邦宪转董健吾电。
［9］1936年8月12日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10］1936年8月25日致潘汉年电。
［11］《**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5页。
107.七领导民族抗战（一）（1）
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7月8日，**同朱德、彭德怀等领衔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鉴于华北危急，而蒋介石又迟迟不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7月11日，**提议红军一部组成抗日先遣队先期赴河北抵抗日军。7月13日，延安全市**员与机关工作人员举行紧急会议，**在会上号召：“每一个**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与此同时，**加紧进行对各路红军的改编工作。他就红军改编后的组织序列、各级长名单、装备等事宜，连电在外谈判的周恩来和布防在各地的军政长。为了加强领导，他亲自抽调一批干部和抗大学员充实各部队。他坚决回绝了国民党要在红军各级战斗单位中派设副长官、政训主任、常驻代表等无理要求，维护了中国**对红军的独立领导。他派郑位三、方方等分赴鄂豫皖、闽浙赣等地，向坚持在南方进行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他还认真研究红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行军路线和作战区域，并致函电或派人同有关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协商，以期征得他们的配合。在**的积极主持下，红军的改编和抗战准备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为红军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条件。
7月23日，**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正确方针，以及实行全**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教育、和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几项纲领。文章尖锐地提出在对日问题上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认为，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和路线，就一定争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而实行相反的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到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8月2日，**在延安“八一”抗战动员大会上做讲演，再次号召：“现在全国无论何处，都应该紧急动员起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8月4日，**又和张闻天打电报给参加国民党召集的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关于国防的意见。电报指出：总的战略方针应是攻势防御，应给敌人以有力的反攻，决不能单纯防御；要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和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依现时况，红军以一部兵力展开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向着沿平绥铁路西进及沿平汉铁路南进之敌实施侧面的游击战。电报特别强调，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重要一环，对此方针犹豫是必败之道。8月11日，周恩来等将容纳了**上述思想基本内容的**中央关于对日作战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交国防会议，引起与会者的重视。**关于采取持久战的基本方针等相当一部分建议，实际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采纳。而他关于全民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更是深入人心，在伟大的民族抗战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和中国**以及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并迫于日本侵略军的步步进逼，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至12月间，又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9月22日，国民党被迫公开表**中央于7月15日就已提交的《中国**为公布国共合作宣》。23日蒋介石表了实际承认中国**合法地位的谈话。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08.七领导民族抗战（一）（2）
8月22日至25日，**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北的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在抗日战争全面爆的历史转折关头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军事问题的报告中，**深刻分析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当时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指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作战地区主要是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力以及向平原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相对的，是在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的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会议通过了由**起草的《中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指针。其要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它把实行抗日和争取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的方向展。
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为了加强中国**对军队的领导，决定进一步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为军委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9月初，八路军驰赴山西抗日前线。当时，**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进入恒山山脉以之为战略依托，向燕山山脉展开，在山西北部、河北东部、察哈尔、热河、辽宁省南部起广大的游击战争。9月17日，根据南口失守后，日军沿平汉、同蒲西路向国民党华北防线的恒山支点合围的况，**向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出指示：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根本上不适用了。如此时依原计划实行，将全部处于被动地位。“依上述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建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壮大红军本身起见”，**变更部署，指示一二○师向晋西北管涔山等地活动，一二九师寻机向吕梁山脉活动，一一五师即时迎着疯狂进攻的敌军进入恒山山脉。［1］9月25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战大捷，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随后，一一五师即于现地活动，派出地方工作团动群众抗日运动。一二○师三五八旅进入管涔山区，分兵挺进雁北，在大同以西、以南展开，并派出地方工作团深入晋西北各县开展群众工作。三五九旅派出一部进入平山、井陉地区动群众。一二九师进至正太路南侧地区待机。
10月初，忻口会战和娘子关战役相继进行。八路军遵照**“向北突击，掏其空虚后方”的指示，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分别破袭同蒲路，向繁峙—平型关全线攻击，夜袭阳明堡机场，突袭日本总兵站原平镇，雁门关设伏，围困代县，毙俘日军2300余人，焚毁飞机25架、汽车120多辆，断绝交通，使前线日军军需匮乏，各种兵器不能充分挥效能，有力地支援了忻口会战。稍后，一二九师驰援娘子关，七亘村重叠设伏，黄崖底、广阳山两次伏击，歼敌2000余人，在娘子关滞留了日军的进攻，使日军截击太原国民党军的计划破产。
109.七领导民族抗战（一）（3）
在此期间，针对一些指战员的疑惑，**反复强调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2］“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设想在敌人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3］针对一些人希望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心理，**在9月21日的电报中指出，八路军的任务，“以创造根据地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4］9月29日，**再次强调：“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5］
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同时，八路军独立自主地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10月10日，**预计到华北战场将生急剧的变化，指示一一五师一部留在以五台山脉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主力进入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八路军总部率一二九师主力进入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以实行战略展开并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迄止太原失守，八路军在敌后创建了以五台山（晋东北）、管涔山（晋西北）、太行山（晋东南）、吕梁山（晋西）为依托的四大战略支点。这是一个极具远见的游击战争的战略规划：五台山的游击战争，可以随时进击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还可东进冀中平原，相机出平北入冀东。太行山的游击战争，可随时进击正太、同蒲、平汉三条铁路，还可直入冀鲁豫大平原。吕梁山的游击战争，既为陕甘宁边区的（黄）河防前哨，又可钳制入侵晋南的敌军，同时又是晋西北游击战争的一翼。管涔山的游击战争，不但威胁北同蒲路和大同、太原两大敌军据点，而且还可北进绥远，扼制日军伸向大西北的触角（包头），又可与吕梁山的游击战争结成黄河河防，屏障陕甘宁边区和关中地区。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于9日和13日出指示：“华北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因此，“红军的任务在于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6］他要求各部队动民众，收编溃军壮大自己，自给自足，不依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的改造，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同时，要准备充分的力量，对付敌人向内线进攻。
遵照**的指示，八路军各师除留一定数量野战兵团作为战略机动外，即行转入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同时分遣有力部分组成游击支队，实施战略推进。聂荣臻率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约2000人，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主力于1938年初开创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一二○师贺龙部在大力开展晋西北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成立游击队和自卫军及各种群众组织，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3月，一一五师**部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游击战一开始就紧紧缠住了日军。日军占领太原后被迫停止前进，出动7个师团中的3个师团，从1937年11月下旬起，对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等根据地的八路军围攻，遭到失败。在1938年2月至4月的晋东南作战中，一二○师积极扰袭日军后方，迫日军山冈师团主力撤回太原防守；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联合作战，迭获胜利，一一五师歼敌2000余人，一二九师继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歼敌2000多人后，在粉碎敌9路进攻和长乐村伏击战中又歼日军4000多人，收复县城18座，迫使晋东南日军全部退走。1938年4月15日前，日军在华北有9个半师团，其中八路军抗击5。7个师团，国民党军抗击3。8个师团。4月16日后，日军增至11。5个师团，八路军抗击5。35个师团，国民党军抗击6。15个师团，敌后游击战开始大显神威。
110.七领导民族抗战（一）（4）
山区游击战争蓬勃开展的同时，**又提出将游击战争扩展到平原地区、建立平原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台儿庄徐州会战开始后，**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因此考虑八路军进出河北，转入山东及安徽敌后作战。1938年4月21日，**与张闻天、**出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在该地区应坚持采取尽量广泛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动广大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各师先后派出部队挺进平原地区，协同地方党和当地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展平原根据地。晋西北一二○师派出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开辟了绥南、绥西和绥中区。晋察冀边区派出宋时轮邓华纵队进入冀东，配合冀东人民大起义，开辟了冀东区。一二九师派出东进纵队、骑兵团和第七六九团等部进入南宫，开辟了冀南区。一一五师一部与一二九师一部进入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地区。
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下辖四个支队。随后全军集中于皖南、皖中。经**与**中央督促，项英于1938年4月28日派出粟裕率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出动，进行战略侦察。当时日军正从南北两面合围徐州。**与中央军委于5月4日和14日连续出关于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他们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要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深入敌人后方，大力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创造根据地。6月2日，复电项英指出：“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应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7］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率领第一、二支队相继进入苏南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从9月到12月，先后粉碎日军大小20多次“扫荡”，创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在谭震林指挥下进入皖南前线，进行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第四支队挺进皖中、皖东敌后，开辟以安徽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据地。彭雪枫、吴芝圃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活动于豫东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开创了豫皖苏边区的抗日局面。
与此同时，遵照**和**中央动人民抗战、组织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在全省范围内动了二三十次抗日起义，在冀鲁边、鲁西、泰（山）西、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区建立了抗日基地。山西青年抗日决死纵队开辟了太岳区。直南、鲁西南地方党组织了游击战。原国民党东北军团长、**员吕正操所部回师敌后，打开冀中抗战局面。**河南省委在豫南、信阳地区组织了多支游击队。湖北省委在鄂东、鄂中、鄂北组织了几支游击队。安徽省工委利用省总动员委员会的合法形式，派出30多个工作团在各地恢复党组织，动群众，还建立了凤阳游击大队。
针对日军的肆虐进攻，**连续指示八路军，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为缩小华北敌后占领地，为创造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和削弱敌人，动广泛抗日运动。”各地人民武装与八路军相结合，形成坚强的抗日力量，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线。“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八路军主力大规模破击日军铁路交通线，一夜之间，平汉、平绥、正太、同蒲4路沿线日军成百个据点、车站遭袭击，数百里铁道被破坏，日军铁路交通中断。日本华北方面军11个军团（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41%），除驻开封一带的骑兵集团外，全由八路军抗击。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共作战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中国**在敌后创建了晋西北和大青山、晋西区，晋察冀之北岳、冀中、冀东区，晋冀豫之太行、太岳、冀南区，冀鲁豫之直南、鲁西南区，山东之鲁西、湖西、冀鲁边、清河、鲁中、胶东区，华中之苏南、皖中区等抗日根据地。牵制、消耗大量日军，使其难以集中兵力于正面战场，后顾之忧严重，从而削弱、遏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对加速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大作用。
111.七领导民族抗战（一）（5）
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和相持阶段的到来，在全国和中国**内部对抗战前途产生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肆宣扬“亡国论”。由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连续溃败，这种“亡国论”影响了社会上某些阶层和部分劳动人民，使之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绪。国民党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把抗战胜利前途寄托在外国的援助上，时刻幻想依靠英美或苏联的干涉，很快取得胜利。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民党中一些人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于是，“速胜论”兴盛一时。在**内，“亡国论”一般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一种骄傲轻敌的思想，他们过于看重国民党有200万正规军的力量，因而以为抗战能够速胜。另外在**内和党外都有人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为它起不了什么作用。当时，也有很多人认识到抗日战争将持久地进行，但对于持久战的具体展过程将是怎样的，如何争取最后胜利，则没有明确的认识。
**代表中国**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
持久战，是在抗战前**就高瞻远瞩地提出的战略思想。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展望抗战前景，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1936年7月16日，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说，抗日战争要延长多长时间，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他预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斗”，经过长期作战，最后“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8］
全面抗战爆后，**再三强调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把它确定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的战略指导思想。1937年8月，在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方针、政策的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会议赞同**的论断。依据**的报告而形成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同月，中国**提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及作战原则，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本其大陆政策之预定方针，妄图使中国殖民地化……只有抗战，只有不顾一切牺牲，为领土完整奋斗到底，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决定》提出：“中国抗战战略的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战，在长期艰苦英勇牺牲的战争中求得胜利。”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根据**和**中央的指示，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阐述了中国**的这一战略思想，指出持久战乃战胜日本的唯一途径，告诫国民党不可因外交谋略而动摇持久抗日思想。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关于采取持久战的基本方针等相当一部分建议，实际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采纳。蒋介石当时一再强调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提法，即不难看到“持久战”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有力地驳斥错误论调，阐明中国**关于抗日战争的正确军事路线，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坚持抗战。**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表著名的演讲《论持久战》，完整、深刻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思想。
**在《论持久战》中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客观规律。**从中日战争的性质入手，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从这个总的根据出，**指出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
112.七领导民族抗战（一）（6）
第一，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敌人。***
第二，日本动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退步的和野蛮的。日本虽是一个强国，但它已是一个趋于没落、灭亡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它必将唤起全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更重要的是：这时的中国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它已经有了无产阶级，有了**，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经验。
第三，日本是一个小国，先天不足，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
第四，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遭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它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和支援，是得道多助的。
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这些基本特点，贯穿于中日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之中。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生出来。战争开始阶段敌我双方的力量强弱对比，决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日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遭受一定程度的失败。但这只限于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与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因为敌我本来是相对的强和弱，敌军力虽强，但将为其他不利的因素如野蛮退步、失道寡助、国小物匮及以小国凌大国等所减杀；我虽弱，但有其他有利因素如战争的正义进步性、国际社会的支援、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等所补充，加之我坚持抗战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将更加不断地使敌强我弱的对比生逆向变化。因此，敌胜我败必然只限于一定阶段、一定程度，无法造成持久的局面。随着战争的继续展，敌我力量将消长变化，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竭尽最善努力，战争将越来越使敌**民厌战、兵源枯竭、军费困难，经济危机加深，国际上愈益孤立，由强而逐渐变弱，不断向下展；战争越来越广泛地动员中国人民，军队日益壮大，敌人只能占领少数点与线，我则控制广大的面，兵源物资丰富等有利条件日益挥其作用，而且国际上也愈来愈多助，逐渐由弱变强，不断向上展。敌我双方力量变化到一定新的阶段，将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因此，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因而，“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指出，“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把它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视了其他的矛盾。“速胜论”者则相反，他们只记起了其他矛盾，而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个事实。两个相反的极端，都歪曲了客观事物的真相。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非科学的。
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战略阶段。
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但是，敌人在“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随着战争的进程，在这个阶段的末期，战争双方却有向下、向上两种不同的变化。日本方面：向下的变化，表现为人员的伤亡、武器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废、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国际舆论的谴责等等；向上的变化，主要是占领区、人口和资源的扩大。前一种变化会不断扩大，随着变化的量的增加，必将引起质的变化；而后一种变化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主要表现在量上，不会引起质变。中国方面恰巧相反：向下的变化，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构等的减缩，向上的变化，是战争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此前一种变化是旧的质和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量上，这种量的减少是暂时的、局部的，更不足以引起质变；后一种变化，是一种新的量和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质上，这些新质因素虽然弱小，但它却代表了新生力量，是不能战胜的。中日之间这种相反的变化，反映了中日两国自身矛盾运动的特点。一方面反映了日本侵略者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现象，而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展，也必将限制其占领区的扩大，这是日本不能灭亡中国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进步势力和积极因素，将逐步克服落后势力和消极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和最后战胜敌人的主要依据。
113.七领导民族抗战（一）（7）
第二阶段，是敌我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将继续展，中国继续向上，日本继续向下。由于中国力量的增长，日本力量的减弱，敌我力量的对比将生根本相反的变化，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双方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中国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许多地方将遭到严重破坏，但抗日游击战争将广泛展开，并不断取得胜利。此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
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消耗和瓦解大量敌军。“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方面经过第二阶段的长期艰苦斗争和准备，力量不断壮大，国际援助等有利因素更加增多，将使敌强我弱的形势生根本变化，开始举行战略反攻，收复失地，“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全程。
**根据三个阶段的敌我双方况和战争特点，具体规定了三个不同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第二阶段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在《论持久战》中，**提出进行持久战的作战方针。他指出，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属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敌形成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则处于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我国一部分大城市、交通要道和某些平地，还有广大地区敌难于占领，这就给中国以开展游击战争的活动地盘，给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我们要利用地广兵多的两个长处，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坚持持久战。进行持久战的作战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这种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对于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的必要的方针。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加上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直到我以绝对优势而获胜。
**还着重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抗日战争只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因此，就必须实行全国全民总动员，实施抗日民主政治，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把中国**的工作重心放在乡村，依靠乡村广大人民进行战争，同时，必须坚持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反对**内的右倾投降主义。
114.七领导民族抗战（一）（8）
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重要形式。*****在《论持久战》和1938年5月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着重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一般说来，游击战争只是一种起辅助作用的作战形式，是个战术问题，它不担负战略任务。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抗日游击战争是有战略地位的。**强调：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国和小国侵略一个大国、弱国，在这种条件下，就出现了日本占领中国地方甚广而兵力又不足的现象，战争的长期性就生了。这就使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由于中国的进步，有**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建立敌后抗日政权的问题也生了。在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展，形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于是，游击战必须有自己一整套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加以考察。”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和**中央预见到了相持阶段的严重形势。在**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敌后战场要防备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并指出：“为了配合正面防御，使主力军得到休息、整理机会，为了生长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个主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敌占区和敌后农村，确定了“巩固华北”，“展华中”的具体方针，要求各地“广泛地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配合主力作战”。
1938年12月，**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八路军主力进一步向敌人占领的远后方展开，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一二○师主力挺进冀中，一二九师主力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全华北逐步展开了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反“扫荡”和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一二○师相继进行黄家庄、邢家庄战斗、齐家会歼灭战等，作战160多次，歼灭日军4900余人，巩固了冀中根据地。一一五师一部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多人，击毙日军“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中将（此为日本侵华以来毙命的第一个高级将领），打破日军对北岳区的冬季“扫荡”。一二九师在冀南连续作战百余次，歼敌3000余，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和5万余人的大规模“扫荡”。继而动邯郸、白晋、武沙破袭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进行樊坎、陆房、梁山等著名战斗，1939年至1940年间粉碎日军千人以上“扫荡”25次，展了抗日武装，扩大了山东抗日局面。
1940年，国际上德、意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在中国，日军攻占襄樊、宜昌，加紧空袭重庆，胁迫封闭了滇越、滇缅路，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诱降，国内一时充满悲观绪。八路军从8月20日开始，在华北动规模浩大、震动国内外的百团大战。以正太路为重点，向华北地面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同时展开大破袭，攻克日军重要据点，娘子关、井陉、涞源、东团堡、榆社等，断绝日军交通。从10月份起，连续作战，粉碎日军疯狂报复“扫荡”。作战历时3个半月，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消灭伪军23000余人，拔除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重创日军。百团大战一扫失败悲观绪，坚定与增强了全**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粉碎了国民党污蔑**武装力量“游而不击”的谰，对稳定全国抗日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
115.七领导民族抗战（一）（9）
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展的同时，**和**中央加强了对华中抗日斗争的动，成立了以**为的中原局。***1939年3月，**中央派周恩来专程到皖南，和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展”的战略任务。1939年5月和11月，**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所和江南指挥所，相继成立第五、六支队。并调华北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在连续袭击日军宁沪交通线和据点后，东进北上，开辟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虞山）游击根据地和江北仪征、扬州、泰州游击区。第四、五、六支队开辟淮南路东、半塔集地区和豫皖苏边游击区。第三支队坚守皖南，屡败日军。1940年2月10日，**代表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5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主力南下进入豫皖苏根据地，一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率领坚持当地斗争，一部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率领东渡运河，开辟了淮海根据地。1940年10月，陈毅指挥黄桥决战，击败韩德勤顽固派的进攻，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等于1939年组建的豫鄂挺进纵队，进行陈苍桥、繁昌等著名战斗，创立鄂豫边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后，苏、浙、豫、皖、鄂游击战得到进一步展，华北、华中敌后战场连成一片。
早在1938年5月，**就预见到东南沿海地区将变成战区或敌后，指示**闽粤赣省委和浙闽边省委，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广东省委动东江人民和一些港澳爱国青年组织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建立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琼崖特委领导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敌后抗日战争的迅猛展，使日本侵略者惊恐不安、不断增兵。到1939年末，全部侵华日军有34个师团、18个独立混成旅团和2个骑兵旅团。其中以16个师团和13个独立混成旅团（约占侵华日军62%）及14万伪军，对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军民作战。1939、1940两年，华北敌后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千人以上至数万人兵力的“扫荡”百余次，作战8980多次，歼灭日军96500余人、伪军88900余人，收复华北5省敌占区375座县城中的198座。华中、华南敌后军民作战2500余次、消灭日伪军42000余人。敌后战场无论作战范围、作战次数还是作战激烈程度，都较战略防御阶段有了急剧的增加，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战斗中，华北八路军展到40万人，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和大青山、山东等根据地；新四军展到10万人，创建了苏南、皖中、皖东、皖东北、鄂豫皖边、苏北、淮海等根据地；华南抗日游击队创建了东江、珠江、琼崖游击根据地。人民抗日战争呈现出蓬勃展的大好局面。
1941年起，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并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日酋冈村宁次提出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办法，由以往短促突击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长驱直入的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打击。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残酷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疯狂抢夺老百姓的粮食、牧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同时在华中进行了分时期分地区的“清乡运动”。在法西斯势力猖獗的形势下，国民党大批党政军要员特别是大批军队投降日本。自1941年至1943年8月，先后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有20人，高级将领有58人，军队达50万（占伪军总数的62%），他们在日军指挥下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配合日军攻击**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这种况下，由于军事战斗频繁，八路军、新四军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也大，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为约40万，华北平原地区（产粮区）相继变成了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相持阶段中这一最困难的阶段，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他指出，当前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的困难。他号召解放区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16.七领导民族抗战（一）（10）
针对敌后抗日战争的严重局面，**代表**中央于1940年11月7日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11月16日，又出《关于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的指示》，规定华北部队的任务是：（一）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二）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三）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四）强化政策工作；（五）加强干部之团结、党的团结。1941年，**代表党中央出《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的总结》等一系列指示，部署各抗日根据地作好充分准备，战胜严重困难。
为了更加有效地粉碎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1941年11月7日代表中央军委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进入了新的更激烈的阶段，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均很大。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约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和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指示根据日军进攻的特点，规定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在**为的**中央领导下，敌后抗日军民在斗争中总结和明了有效的对敌斗争方式。当日军合击和反复扫荡时，主力部队“敌进我进”，分散向四周边区及敌占区行动，主动地打击敌人空虚的据点、交通和后方要害区域，留小部队及地方部队、游击队与敌人周旋，待敌疲惫撤退或回援后方据点时，外出主力与根据地部队夹击之。根据地居民坚壁清野，创造出打击敌伪的有效组织形式——武工队，运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多种斗争形式，使日军时刻处于人民战争的打击之中。
1941年2月初，**等在关于今后集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要求新四军根据华中的形势以长江以南、津浦路以东为华中的基本根据地，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扫荡”，大力经营苏南，坚持皖南，准备于条件成熟时向西、向南展。同时，**和**中央还制定了与军事斗争相关联的政治、经济上的各项政策，巩固根据地，增强克服严重困难的力量。政治上实行一元化领导，使各种抗日组织和各方面工作更加密切配合，集中全力开展对敌斗争。1942年9月1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另外，还有著名的“十大政策”的提出和贯彻执行，对敌后抗战克服严重局面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作战4。2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了敌后抗战，并开辟了浙东、皖中、皖南和晋南等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锻炼，根据地军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对敌斗争艺术，都得到了提高。解放区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年代。
1943年元旦，**出继续战斗的号召：1943年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2月25日，在给彭德怀等的指示中，**再次指出：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和教育三项。**殷切地期望敌后军民乃至全党，以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奠定胜利的基础，促使抗日战争的展。他多次告诫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抗战尚需二至三年，必须努力奋斗。这一年7月30日，**在关于党的政策、任务问题致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电报中，指示应加强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强调“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敌后军民英勇奋战，运用袭击、伏击、地雷战等形式，给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晋西北军民遵照**“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春季4个月内，摧毁827个村庄中敌人的“维持会”，晋察冀普遍组织了武工队，大部主力投入边沿区，开辟敌后。山东抗日军民实行“翻边战术”，敌人打到我这边，我打到敌人那边。胶东部队1月至5月间在烟（台）青（岛）路**，平毁封锁沟440公里。苏北等地区粉碎了日伪军的春季“扫荡”，苏中等地区粉碎了日伪军的秋季“清乡”。淮北、鄂豫皖、苏北、苏中等地区先后粉碎了日伪军的“蚕食”。1943年7月，日军由于太平洋作战失利，在华北撤退了一些次要据点，收缩兵力，八路军乘机进行了反攻势作战。到年底，晋察冀北岳区恢复并开辟了平汉路西3600个村庄；平西区抗日武装伸向察南，恢复与开辟了怀来、涿鹿、蔚县、宣化、阳原地区2000多个村庄；冀中区恢复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的局面；冀东、平北开辟了察北、热南及辽宁西部大块地区。晋冀豫的冀南区恢复、展了10余县；太岳区打开了高平、晋城、长子、沁水、曲沃、沁县等边沿区局面；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于7、8月间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歼灭日伪军1。2万人，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晋西北已将敌人挤到主要交通线，恢复了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军民动了夺取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的战役，基本控制了上述地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展的阶段。华中新四军基本制止了日伪的“蚕食”和“清乡”。苏北的淮海、盐阜区基本恢复；苏中、苏南、浙东区经过长时间反“清乡”斗争，击退了敌人；淮北、淮南区恢复并开辟了部分地区；鄂豫边恢复了襄西，展了襄南，开辟了洞庭湖滨。华南抗日纵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东莞、宝安沿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这一年，八路军作战2。48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3。6万余人，俘虏日伪5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日军投降6600余人，攻克敌人据点740余处。新四军作战4500余次，粉碎日伪军千人以上“扫荡”3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3。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9300多人，攻克敌人据点200余处，敌后战场出现了转折。日军屡遭打击，战斗力日益减弱，顾此失彼，被迫收缩战线，实施重点守备。1943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停止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与日军颓萎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敌后抗日力量进一步展壮大。除陕甘宁边区外，敌后大的解放区有14个，即：华北的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和山东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鄂豫皖等。根据地的人口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展到了九十多万。敌后抗战的伟大历史作用充分显示出来了，**适时向全党提出“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任务，抗日战争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到来。
117.七领导民族抗战（一）（11）
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容空前广泛和强大，但其成分也十分复杂。***和西班牙、法国的“人民阵线”不同，它是名副其实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包括中国**领导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以及海外华侨中的爱国人士，更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阶级和阶层，既有合作抗日的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甚至是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中国**和中国国民党代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翼，他们对抗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即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直至鸭绿江边，还是只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局面在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即是全面的抗战路线，还是片面的抗战路线以及在抗战的外交、抗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战时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上述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实行后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与展，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当时就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展状况。”［9］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旗帜鲜明地向全党提出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任务。他说：“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10］
和大革命时期相比，抗战时期中国**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大大加重了。这是因为此时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的已不再是昔日一道联手反帝反封建、后背叛了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而是把持了全国的政权和军权，在形式上已经占据于领导地位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后者无论在政治经验上，还是实力上，都大大地强于前者。特别是抗战之初，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抗战积极性，以及对其他抗战力量的相对宽容，这在很大程度上掩藏了他们动摇、妥协和反人民的本质，蒙蔽了不少人的视听。就中国**来说，她较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更加成熟、坚强，并且有了一支经过十年国内战争磨炼的人民武装。但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些党员产生了松口气的思想，右的绪开始滋长起来，表现在对国民党与我们合作抗日进步的一面估计过高，对它动摇妥协的一面认识不足，在思想上、行动上放松了警惕，在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中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特别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为缓解苏联因受东西方法西斯两面进攻的压力而制定的政策。为密切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王明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抹杀国民党和**的原则区别，反对**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三种不同政治集团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与降日的区分。因此，他不讲斗争，只讲联合，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反对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搞阶级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他强调统一听命于国民党，轻视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重视国民党的正规战争，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的正规战。
**在领导建立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注意到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指出：**和红军能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要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1937年3月12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方针时又指出：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11］**告诫全党，在我们党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容易生“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容易生右倾错误。他提醒全党注意，在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影响的同时，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蔓延。1937年5月，在苏区党的代表会义上，**针对党内同志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全国政权，**力量不居支配地位而产生的对争夺领导权问题的疑惑，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任务，以及四条具体的原则。即：根据历史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奋斗目标；**的组织和党员成为实现奋斗目标的模范；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与同盟者建立联盟；**队伍的展、坚强和思想的统一。这样，就使保持和争取中国**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目标具体化和理论化。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各阶级对抗战的态度，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其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他们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起来，他们中间有些人之所以暂时地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勉强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12］
118.七领导民族抗战（一）（12）
1937年12月，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一出现，尽管声势吓人，颇为张扬，**还是敏锐地现了问题，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关于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作战方针问题》的讲话中，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阵营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国民党政府和改造国民党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抗日战争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就会使自己降到国民党方面去。他强调只有实行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承诺。在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再次强调说：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展过程中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创造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出大兵团。实质上，**仍是在强调独立自主原则。**精辟独到的论述，是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有力挑战。正是由于**及其他人的抗争，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虽然王明滔滔不绝，占有主导，但是都未能通过一个正式决议、形成一个统一文件，这就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局限在局部范围和地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会议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时，**根据抗战初期统一战线的展，以及党内在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出现的右倾迁就主义倾向，明确地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正确地论述了抗日战争中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他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才是展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前提。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我们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又联合又斗争，必须要同国民党的“限共”政策作斗争，而不应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肯定了**和中国**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要求**中央领导机关，要以**为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经过**和其他中央委员的努力，会议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增强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进一步巩固和确定了**对全党的正确领导。
与此同时，**在领导动全民族抗战的实践中，同蒋介石集团操纵和控制统一战线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努力把中国**的政治领导贯彻到抗日战争进程的每一阶段和主要方面。
在红军改编和苏区领导人选问题上，**为的**中央坚决拒绝了国民党缩编、分割和派人的要求，强调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中国**包办，绝不让步，领导机关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坚持林（伯渠）正张（国焘）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国民党曾派出高级参谋4人、副主任1人，并已到达西安，**果断决定：“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13］经过坚决斗争，蒋介石无隙可乘，被迫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辖3个师共4。5万人，上设总指挥部，不派参谋长、政训部主任和各级副职，军中一切职务均由**自行派配。
在作战问题上，**提出：八路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14］“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和战况之展，适当使用其兵力……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即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15］经反复交涉和斗争，蒋介石被迫同意。据此，八路军在敌后战略展开，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开辟了敌后战场，并使之成为抗日的主战场。斗争中，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展和壮大。
119.七领导民族抗战（一）（13）
对蒋介石“化多党为一党”的“溶共”政策，**也予以严厉批驳。他指出，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央明确告知蒋介石：“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原则所不许。**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但**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的组织合并于任何政党。”［16］义正辞严，蒋介石的阴谋破灭了。
何鸣事件［17］生后，**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博古，要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使之责令制造事端的广东军阀余汉谋交还何鸣部队人枪。继而出《关于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原则的指示》，告诫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暗算，尤其是改编时“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针对湘鄂赣游击队与武汉国民党行营谈判的况，1937年9月**指示：停止谈判，更换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严肃地向他们指出：部队由我们包办，“国民党不得插入一个人”。在西北救国会解散后，**中央电令**陕西省委，必须同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从此事件中汲取教训。同时，加强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1937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八路军一度因国民党干扰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并任命聂荣臻、关向应、张浩（1938年1月由邓小平接任）分别为八路军三个师的政治委员，10月16日，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并相继成立八路军前方军委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各师军政委员会，加强党对军队的政策教育和领导。
从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中央和**在向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中，反复强调要认清国民党与**争取领导权的严重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放手扩大党的武装力量和民众运动。党在敌后的工作“应以动游击战与建立根据地为中心”。**部署八路军在华北战略展开，广泛进行敌后游击战。到1938年6月，华北建成10个战略区：晋察冀边区、平西和冀东游击区、晋西北根据地、晋察绥游击区、晋冀豫根据地、冀南游击区、渤海游击区、豫北游击区、晋西（吕梁）根据地、山东游击区。1938年5月，**致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然有些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指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展开。同时，**告诫前方的同志：注意对国民党的要求作具体分析，“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18］须不断积极出击，“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19］
打退****
1939年1月，依照蒋介石的意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随后，国民党中央向其各省高级长官出密令：“对于共党应根本打破利用观念，并彻底扫除恐惧心理。”陆续制定和秘密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置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停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不断挑起摩擦事件，制造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流血惨案”。
**为的**中央敏锐地觉察蒋介石国民党政策重点的变化。1939年1月23日，出《中国**对国民党防共限共政策的对策》的指示，明确告诉全党：我们对摩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们应以冷静而严正的态度对待。已建立的政权，决不轻易放弃。中国**在领导敌后军民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保卫、巩固和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为保卫和扩大已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6月25日、30日，**连续表《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反对投降活动》两篇文章，指出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即准备投降；反对投降和分裂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当前的紧急任务，号召全国人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20］6月26日，**中央公布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两年的战绩，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和诬蔑。7月7日，**中央在纪念抗日战争二周年宣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号召，动员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制止和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投降**阴谋。10月10日**在指示中再次向全党强调指出：“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在**和**中央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都加强了反顽工作，严防突事件。
120.七领导民族抗战（一）（14）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的呼吁和警告，不但继续对**实行政治压迫和军事摩擦，而且变本加厉，愈演愈烈，进而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
在这次****中，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主要集中在3个地区：
**中央所在地陕甘宁地区、晋西地区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地区。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向边区进犯，先后侵占八路军驻防的恂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国民党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也组织了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煽动叛乱，迫害根据地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扰乱陕甘宁边区。12月初，在蒋介石授意下，山西军阀阎锡山集中6个军的兵力，由陈长捷指挥，突然进攻驻防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中国**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6个县抗日民主政权，残杀**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接着，晋西北阎锡山的两个军在赵承绶指挥下进攻抗日决死队第四纵队，提出饿死、困死八路军，消灭彭八旅（即一二○师彭绍辉任旅长的三五八旅）。驻晋东南的阎军孙楚、金宪章部，也配合蒋介石军队由南北两面夹攻上党地区的抗日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及附近的八路军，摧毁阳城、晋城、浮山、高平、长治、陵川、沁水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屠杀、逮捕**员和进步人士近2000人。同年冬和1940年初，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和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向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进攻。被打退后，朱怀冰配合庞炳勋、张荫梧等部，分三路大举进攻太行山区，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石友三部亦从冀南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国民党把**战线从陕西伸到山东，长达两千里，势头凶猛，气焰十分嚣张。
胡宗南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动进攻后，朱德、彭德怀等于1939年12月25日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12月27日，**对延安《新中华报》记者表谈话，警告国民党**顽固派要“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21］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之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的指示，指派王震率八路军三五九旅从华北敌后回师陕甘宁边区，协同萧劲光、谭政领导的边区留守部队，给予进犯的国民党军以有力的还击。国民党虽曾侵占边区关中、陇东分区的5座县城，但八路军胜利地平息了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的叛乱，驱逐了绥德分区5县的国民党官吏，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带的50万人民获得解放，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晋西事变生后，**连续向八路军总部、一二○师和**晋西南区委出指示，指出这将是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的枢纽，若投降派掌握上述地区，是很危险的。因此，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日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的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并具体作出粉碎顽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同时，电令罗贵波、彭绍辉率所属部队接应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命令一二○师主力由冀中星夜赶回晋西北，支援反顽斗争。根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领导的山西新军在“拥阎讨逆，打倒汉奸”的统一战线口号下，以防御姿态反击围攻的阎锡山旧军。晋西抗日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苦战数旬，予进犯的阎军以重大打击，随后转移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协同下，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而后，抗日决死第二、第四纵队经过整顿编入八路军。晋东南的抗日决死第一纵队，在陈赓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配合下，集中力量对国民党顽军中最反动的孙楚部，予以严重打击。决死第三纵队除被反动军官拉走3个团外，其他部队仍坚持斗争，而后打破阎军多次阻击，与决死第一纵队会合，正式编入八路军。至此，阎锡山动的**军事进攻被彻底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