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七领导民族抗战（一）（15）
在太行区，八路军冀中、冀南和冀鲁豫部共17个团，由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于2月9日起冀南战役，反击通敌**之石友三部，至18日，石部溃逃，共毙伤俘石部2800多人。***3月4日至11日，又起卫（河）东战役，毙伤俘石友三部3600多人，石军败退河南民权以东陇海路两侧，八路军完全控制了冀南地区。在平汉路西，3月5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冀部队13个团，在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反击屡次进犯、破坏抗战的朱怀冰部。战至8日，消灭朱怀冰部万余人，朱怀冰率残部两千人南逃。
这样，至1940年春，国民党第一次****被彻底打退。在领导全党回击国民党第一次****的过程中，**依然清醒地注意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这一基本况。因此，他制定了同国民党顽固派“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基本策略，提出了“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即“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本着这些策略和原则，在给予来犯之敌沉重打击之后，**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适可而止”。2月25日，**派萧劲光、王若飞带着他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去秋林，同指挥所部进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受挫的阎锡山谈判，主动作出一些让步，要求阎锡山一如既往，合作抗日。3月5日，**又致电蒋介石、程潜、胡宗南，重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在军事进犯受挫的况下，面对中国**和全国人民的正义主张，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3月11日，**为及时总结打退第一次****的斗争策略和经验，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重点论述“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指出：这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须采取的三个不可分离的基本环节。展进步势力，就是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是广泛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展工、农、青、妇等革命群众团体，就是展党的组织至全国，就是在国民党区域尽可能地动各种抗日的民主运动，以及争取知识分子等。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仅要同日寇、汉奸斗，而且要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不打破他们的阻挠和压迫，进步势力是无从展的。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以及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和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有矛盾，但和当权的国民党也有矛盾。因此，**认为，争取中间势力，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这就是，我们要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并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直至取得胜利。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争取他们继续抗日，揭露他们的**政策。**强调，对顽固派斗争，必须坚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争取广泛的同盟者，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并且，在每一个具体的斗争中，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与我破裂，与敌妥协，才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上述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如何巩固和展革命统一战线，使之走向胜利的重大课题，为中国**打退国民党的各种挑衅，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锐利武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展是不平衡的。凡是贯彻和坚持了**关于独立自主原则和以斗争求团结等正确策略思想的地区，就能够在关键时刻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展。反之，就会在顽固派的进攻下使人民的武装力量遭受损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削弱。
122.七领导民族抗战（一）（16）
相对于八路军在抗战初的战略布局和迅速展来说，新四军的展壮大，就显得更为困难一些。***一是因为他们活动于敌人统治的中心区，受到敌、伪、顽的三重包围、夹击；二是因为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其战斗力和组织严密程度等与八路军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三是因为在抗战爆后，新四军自1937年10月改编成立不久，即是在**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之下，而长江局书记就是王明。因而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和干扰更甚。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被纠正之后，新四军得到迅速的展。但其生存战斗的环境依然十分恶劣，其各支部队战略展开和展的水平也不平衡。比如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及其主要负责人项英，就比较强调其特殊性。**在1940年5月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不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展，均应该展。”**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执行其防共、限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22］这些指示，并没有引起项英足够的重视。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是“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并将“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提出：限令大江南北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集中到冀察两省和鲁冀晋一隅，受阎锡山指挥，不得越境和武装民众。并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又作了围歼新四军的部署。早在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叶挺，命令新四军：“在江北之部队速调江南执行作战任务”。同一天，蒋介石又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如江北新四军不“遵令南移”，即“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向顾祝同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据此，第三战区制定了防堵皖南新四军北移计划。蒋介石批准了这一部署与计划，并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动新的****的严重局面，**和**中央迅速研究作出对策。11月1日，**在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蒋介石“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到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11月7日，**中央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亲日派从拥护蒋之**政策着手，极力助蒋**，目前蒋还站在投降、加入英美集团或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时间，哪怕是最短的时间也好；加强反投降、反内战工作和统战工作，在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战争；在白区，要有秩序地隐蔽起来，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连续出指示，指示各地加紧粉碎蒋介石严重挑衅的准备；指示周恩来、李克农、项英等加强反对投降宣传，迅速动员各方面的舆论，呼吁停止内战。并要求：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指示南方局作紧急布置，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要求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全党应完全有秩序的退却下来：指示周恩来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告知他们“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
123.七领导民族抗战（一）（17）
11月9日，**批准**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出“佳电”。“佳电”驳斥了“皓电”对**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无理要求，揭露了亲日派的**投降阴谋，但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考虑到中间势力“希望**取缓和和缓转的政策”的愿望，中国**采取了必要的退让，允许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这一决策，使**及其领导的军队处于有理的地位，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人民抗日阵地。**11月9日致电周恩来，阐述了“佳电”采取的基本立场；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佳电“称肺腑之，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23］11月30日，**又指出：“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24］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决心已下。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又出“齐电”，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部队全部调赴黄河以北。9日，蒋介石出手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的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为了实现围歼新四军这一阴谋，蒋介石先后调集了7个师8万余众的兵力。调整了皖南指挥系统，选派上官云相为总指挥，统辖各军并作了严密部署。这些部队分别于1941年1月3日之前到达指定地点，修筑碉堡工事，形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袋形包围夹击之势。
对处于危局的皖南新四军，**和**中央十分关心。12月以后，皖南形势日益险恶。12月3日，**询问皖南新四军是否已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且要求项英回答下列各项问题：“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有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四、某方在第三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蓄积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准备。”［25］12月16日，**电示**、陈毅等：皖南新四军务须迅速渡江。12月24日，**与朱德、王稼祥两次指示叶挺、项英，命令：“（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叶挺字——注）率一部分须立即出。（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生，非战斗人员与资财势必被打散。”同时严厉批评了项英在险境面前“动摇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错误。**中央在12月26日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的指示中指出：“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并一再告诫项英：“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保存，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26］12月28日，**中央在给项英的电报中，再次严厉地批评了他犹豫迟疑的态度，指出：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皖南新四军北移，成为当时**特别关注的一件大事，他全力注视着皖南地区形势的变化，于12月29日、30日和1941年1月3日，连续就新四军北移的具体问题向南方局出电报，探讨北移的行军方案。
124.七领导民族抗战（一）（18）
在此期间，**还领导了为皖南新四军北移争取时间和条件的工作。12月18日，**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刘为章，要求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时间，“暂缓移动时间至明春二月半”。12月25日，**致电周恩来，指示与蒋介石交涉：皖南新四军北移“须有两个月时间”；要求国民党军“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北岸由张云逸派人接防，“掩护渡江”。
1941年1月4日，在**和党中央的严厉批评与一再督促下，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军部所在地出。但这时国民党调集聚歼新四军的部署已经基本完成。新四军到达茂林地区时，1月6日，即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和袭击。国民党军利用有利地形，布置重兵，计有新七师、四十师、十六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一○二师、八十三师、一四五师和临时从苏南调来的六十五师、从太平调来的川军一四四师，以及从铜陵、繁昌调来的原为江防之用的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新四军被围后仓促应战，被迫自卫。
**时刻关注皖南新四军的况，当获知新四军被围后，于1月7日即与朱德电示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国民党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并将况转告在重庆的周恩来，指示其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当时，项英动摇不定，当攻夺星潭受阻后，否定了叶挺坚决攻下星潭突围的主张，改令部队向西南方向行动，复又令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并不告而走，私自离队，使部队失去正确指挥。1月11日，**电示**、叶挺：叶挺等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等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央明确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再次指示叶挺等，速谋突围东进或北进。同时，**连续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新四军在茂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有全军覆没之可能，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最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1月13日，**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表通电，抗议蒋介石包围皖南新四军的无耻行径。但是，由于已经丧失了坚定突围的战机，而蒋介石决心扩大**内战，一面诡称已电顾祝同查询真相，一面密令国民党部队切实执行已定的“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计划。新四军部队虽然英勇拼杀，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和牺牲。军长叶挺在依约前往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离队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蒋介石在阴谋得逞后，得意忘形，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下令调集20万军队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国民党动的第二次****达到顶峰。
皖南事变生后，**和**中央当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动员全党和各地的人民武装做好防止国民党顽固派更大规模的进攻和从政治上、军事上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猖狂挑衅的充分准备。针对蒋介石1月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缔新四军番号的命令，**于1月20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布重新建立新四军的命令，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还以中央军委人对新华社记者表谈话的形式，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国民党对新四军和中国**的诬蔑，提出中国**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严正要求。与此同时，按照**和**中央的指示，周恩来等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尖锐斗争，并利用各种方式揭露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分裂、内战阴谋。这一切，使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
125.七领导民族抗战（一）（19）
皖南事变将国共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事变生后，中国**内许多同志都认为，国共关系已经彻底破裂，要求全面动军事攻势回击国民党。事实上，**在国民党动皖南事变前，已经从种种迹象判明国民党即将动大规模的**战争，且“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他当时提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和“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两个反击方案，征询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27］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比较明确地指示：“在此次****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唯你们一切部署，应放在**军必出动之判断上，放在最黑暗的局面上，丝毫不能动摇，以免上蒋的当。”［28］皖南事变生后，**极其愤慨，他连电各地军政长，要他们做好反击国民党军的准备，但他始终没有下全面动军事攻势回击蒋介石的命令。**认为，在中日矛盾仍然存在的前提下，还应力争不使统一战线破裂的前途。1941年1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对于皖南事件，我们要实行全面的政治反攻，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不能实行这种政策。［29］**最后确定，以他在事变前提出的第一方案，即“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作为**中央对皖南事变的方针。在**的亲自带领下，**中央及各分局利用各种方式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为，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
中国**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为皖南事变多次起抗议活动。宋庆龄等分别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指出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部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行动表示不满和愤慨。章伯钧等同**代表交换意见，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致电国内，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制造分裂。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因为要中国继续抗战，也表示不满。各国使节纷纷往访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反对国共分裂。
中国**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呼声和压力，使国民党蒋介石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不得不收敛**活动。他们未敢动进一步的**战争。蒋介石被迫表示一切大小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空前的危机得以缓解。国民党动的第二次****最终被打退。
在**的领导下，中国**总结大革命和抗战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并坚持了巩固和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的策略方针，从而使进步力量不断壮大，中间力量日益觉醒，顽固势力更加孤立。特别是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时，按照**的部署，**中央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方针，一方面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军事上严阵以待，同时又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及时地予以揭露，使得第三次****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动，就被迅速制止。
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先就是政权建设。针对全民族抗战这一新的历史形势，**和中国**提出并制定了对原来的工农革命政权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得到全面、认真的贯彻执行。1937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建立了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这是抗战时期在全国最早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随后，各敌后根据地也相继建立起这样的抗日民主政权。为了使各抗日民主政权比内战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更具有群众性和代表性，**在全面总结抗战爆到1940年3月之间，陕甘宁边区特别是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为**中央起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我们所建立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提出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30］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向全国人民表明**团结抗日的诚心和决心。实行“三三制”，并不意味着减轻或放弃党的领导，相反的，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责任，要保障党的领导作用”。**强调，在“三三制”政权中，先要保证**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而“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要当做口号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的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为了加强党对“三三制”政权工作的领导，**主张派出优秀**员，以保证参加“三三制”政权工作的党员以在质量上的优越条件，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加强政府中党组的工作，挥参加政府工作的**员的集体力量和有组织的领导。
126.七领导民族抗战（一）（20）
随后，**又具体阐明了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纲领。主要有四点：1。只要不**并和**合作，任何人，不论有无党派，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派，均有合法存在的权利。2。凡年满18岁的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中国人，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政权由民主选举产生，组织制度为民主集中制。4。统一战线政权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镇压汉奸和反动派，保护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利益，改善工农生活。针对国民党几次掀起****的况下，党内一些同志对“三三制”产生的疑虑，**一再强调，只要全民族抗战大局没有根本改变，“三三制”原则就必须坚持。
在不断总结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完善了关于“三三制”政权的思想。1940年12月25日，**在《论政策》中指出，实行“三三制”是为了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调动一切力量，争取抗日的胜利，并不是机械地凑足数目。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党员的数量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以便于吸收广大非党人员参加政权。而在一些最下层的政权，如乡村政权中，中间分子的数量可以有所变通，以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把持政权。陕甘宁边区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最初，陕甘宁边区在乡村以上政权机关中统统实行“三三制”，后来证明了在乡村政权中“三三制”行不通，尤其是在一部分原先的国统区，在乡政权中实行“三三制”的结果是使中间分子，有的甚至是**分子占了多数，他们把持政权，谋取自身利益，影响了政权机关同群众的联系，甚至有改变政权地位的可能。
至于在军队中，尤其是**军队的主力中，**指出，决不能实行“三三制”，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在**和**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到1941年，全国各地的抗日民主政权中普遍实行了“三三制”。这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精兵简政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最艰难时期，中国**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热地希望参议员们本着知无不、无不尽的精神，提供意见，为减轻群众负担，克服目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献计献策。聆听**这次演讲的参议员中，就有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李鼎铭原是米脂县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清朝末年，曾在米脂县办学，后又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和小学校长，晚年以行医务农为主，为人耿直，同农工，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团结抗日政策。**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他。出于爱国热忱，他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况，提出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31］要求“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提案提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展，亦不因军政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展之效果。”这一提案引起**的高度重视，当李鼎铭刚完，**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对这一提案表示极为赞成。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在这个提案以165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后，**反复看着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了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32］
127.七领导民族抗战（一）（21）
1941年12月13日，**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出“精兵简政，展经济”的指示。***延安的《解放日报》于1941年12月6日，1942年2月20日、4月9日、8月7日、8月23日先后表题为《精兵简政》、《再论精兵简政》、《贯彻精兵简政》、《彻底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五篇社论，号召各地厉行精兵简政。
陕甘宁边区最早开始贯彻精兵简政，先后实行两次精简，为其他根据地提供了经验。尽管如此，边区的精简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而就全国各根据地的况看，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没有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没把它当做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因而也没有认真地进行。为此，1942年9月7日，**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向全党分析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阐明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迫切性。**指出，抗战5年后的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既接近着胜利，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后阶段，还将遇到比目前更加严重的困难。除了政治上困难，还有经济上的困难。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克服这些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实行精兵简政之所以十分必要，十分迫切，是因为：第一，解放区“鱼大水小”矛盾突出。抗战全面爆以后，为展壮大抗战力量，我们建设了庞大的战争机构，那时的况容许我们这么做，也应该这么做。但现在况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像过去那样维持着庞大机构，必须克服战争机构和战争况之间存在的矛盾，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还形象地把它比做“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33］第二，日伪对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其目的正是企图扩大我们“鱼大水小”的矛盾，把我们困死。这也迫使我们必须是严格地、彻底地、普遍地，而不是敷衍地、不痛不痒地、局部地实行精兵简政。使我们的战争机构能适应战争况，显得越有力量，从而不但不会被敌人战胜，而且最终战胜敌人。年底，**又明确提出“精兵简政”所要达到的五项目的，即“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通过精兵简政，达到健全机构、建立制度，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改善各方面关系之目的。
在**和**中央的大力倡导和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都普遍实行精兵简政，收到显著的效果。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效率，对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关于农民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与实行，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做出重要贡献。**认为，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后，“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先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为了减少党在农村动抗日的阻力，团结一般地主一致对外，同时又适当地调整农村中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为的**中央决定，改变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将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1937年10月25日，**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是抗战时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必需的条件”之一。
中国**由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转变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经历了一个展、变化的过程。1937年2月10日，**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承诺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之后，“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是年5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分析了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国内的形势，提出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指出，为了停止国内武装冲突，**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改“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式去解决土地问题”。8月1日，**中央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利用减租、减息、减税等合法斗争方式，以求得群众生活的改善。8月25日，**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的提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规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期间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128.七领导民族抗战（一）（22）
随后，**对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执行办法等作了完整的规定和具体说明。*****在为**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减租减息政策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实行这项政策，是符合整个民族抗战利益的，也符合地主和农民双方利益。对地主来说，实行减租减息，虽然削弱了封建剥削，但并没有消灭封建剥削，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归地主，地主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这比亡国对他来说损失得要小得多。实行减租减息是要使“地主也能过活”。因此，大多数地主是能够接受的。对农民来说，实行交租交息，这虽然还保留着封建剥削，但比原来的封建剥削已经减轻了，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能够实现“农民有饭吃”，既可以使农民受惠，又能使地主得益。这样，既可以动农民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又可以让地主为抗日出力，减少党在农村动群众的阻力，有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2年后，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为了更好地贯彻减租减息土地政策，1942年1月28日颁的《**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三个《附件》，对减租减息的数额作了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针对减租减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曾一度出现的两种偏向，即一方面，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借故不实行减租；另一方面，有些农民不交租交息，甚至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债务。尤其是党内一些同志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后，出现“左”的倾向，在农村，便“过分打击地主”，对地主采取过火行为的问题更为突出。**为的**中央于1942年2月6日及时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对此予以纠正，规定“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不久，**向全党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减息政策的正确执行况，将减租减息列为“克服困难，迎接光明”的十大政策之一。于是，从1943年起，各解放区普遍掀起减租减息的**。在深入开展减租减息的运动中，1944年至1945年间，各解放区还开展了“查减运动”，对不法地主进行减租减息和保佃的斗争，也纠正了不交租交息的偏向。**认为减租减息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它比“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后退了。但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战，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让步是必要的、正确的。“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和**中央在相持阶段展到最艰难的时刻，系统地提出巩固和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在兼顾其他问题的同时，**集中主要精力抓了生产和整风这两个中心环节。
军队进行生产，开始于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1938年秋，他们开展了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缝衣等生产活动，改善了部队生活。**对此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把抗日部队改造成为工农商学兵集合的部队，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8年12月13日，在延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干部会议上，**在讲话中号召各机关要振奋精神，积极参加生产运动。1939年2月2日，**中央在杨家岭召开延安党、政、军、学、群众团体生产动员大会。**在会上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强调指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2月4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明确出“边区人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
129.七领导民族抗战（一）（23）
**强调说：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他身体力行，在杨家岭住地的小河边上开垦出一亩多的菜地，种上了蔬菜，其中就有他最喜欢吃的辣椒。一早一晚他总是在地里锄草、施肥，蔬菜长得特别好。在他的号召下，中直机关成立了“总生产委员会”，成员由中央秘书处、马列学院等11个单位的领导组成，王道任总会主任。他们坚持**制定的“不与民争利”的原则。中央办公厅机关开赴距延安45公里外的南泥湾，在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他们开辟出一个拥有300多亩地的农场。经过一年辛勤耕耘，他们收获粗粮244担，蔬菜2万斤。**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在**题词精神的激励下，他们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共开荒地18967亩，播种12270亩，种菜270亩，植树17070棵。抗日军政大学的生产运动，受到**的高度评价，他在12月又为该校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6月10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召开，**在会议上再次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响应**的号召，这一年边区的生产运动取得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开荒105。5万多亩。其中，中央机关、部队、边区一级机关、团体、学校，各县机关团体、学校开荒13。5万亩。
1940年12月3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举行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和朱德等出席了大会。针对这一年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有所放松，粮食没有实现自给比例的问题，**在会上强调说：经济工作要适应当前的环境，要团结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不久，**向全党出《论政策》的指示，号召抗日根据地要积极展工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
**不仅重视民众的生产，而且尤其注意调动军队的生产积极性。1941年5月，他布《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指示部队的生产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使生产工作能够符合党的财政经济政策。他十分赞赏朱德提出的“屯田”建议，并立即部署边区部队开入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葫芦河、清泉沟等地进行屯田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奋战两年，创造了“粮食堆满仓，稻谷翻金浪，猪牛羊肥壮，鱼鸭满池塘”的丰收景象，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陕北的江南”。其他部队也取得可喜的成绩，1942年，生产自给率达到82%。
为了使已经兴起的大生产运动能够继续健康稳步地展，1942年12月21日，**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批判了那种离开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思想和作风。他说：“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随后他又说：“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精辟地揭示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据此，他向边区的党政军群众团体提出“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他强调说：“如果不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忘记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他认为，要展经济就要解决好公私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说：“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他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财政部门注意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广开财源，增加收入。**并在1943年元旦向前方和后方的军民提出不同的战斗任务。他说，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生产、学习。他号召后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工作，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
130.七领导民族抗战（一）（24）
遵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1943年1月8日，在延安召开边区经济工作会议，确定1943年各机关的中心任务是生产，生产目标是达到丰衣足食。随后，**中央办公厅、**中央西北局、留守兵团都积极部署了1943年的大生产任务，在陕甘宁边区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劳动竞赛。形成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村庄与村庄、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军队及各机关之间竞相开展生产竞赛的热烈场面。
在**的领导下，经过边区军民的努力奋斗，边区的生产获得巨大展。工厂工人由6300人壮大到12000人，粮食产量增加到200万石，更可喜的是，45%的边区人民都被组织起来了，而且许多农民达到“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边区各部门的基本生活用品实现了自给或大部分自给。大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解放区军民的生活，战胜了严重的财经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增强了人们的劳动热和革命纪律，进一步密切了解放区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调整了其对内政策，由联共抗日转变为积极**。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主要议题是“强化”国民党，“与**作积极之斗争”，会议确定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中，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注重与**的政治思想斗争。**早就意识到蒋介石再度打起三民主义旗号的用意，意识到三民主义问题对于国共关系和国家命运的重要性。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应该“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为驳斥顽固派，揭露国民党**反人民的谬论，批判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中国**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基本规律和必由之路，**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相继表《〈**人〉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总结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1921年中国**成立后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1840年“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这种社会的性质和国，决定现阶段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即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指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互相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二者不可分割，亦不可混淆。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此即中国革命最基本的规律。
**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他指出，中国民主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有社会主义因素。这种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131.七领导民族抗战（一）（25）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异常软弱，对于革命的敌人具有妥协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不但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封建主义，而且更加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对于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两大基本任务，都不能解决，因而不能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责任，只能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最进步、最有前途、最富有战斗性的阶级。它已经变成一个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凭着它的组织纪律性，同农民的天然联系，特别是它的先锋队——中国**的领导，完全有能力并且在实践中已经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所以，“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无产阶级（通过**）的领导，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保证。
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阶级中分为富农、中农和贫雇农。**指出：“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部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贫雇农约占全国农村人口的70%，他们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特别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高度评价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小资产阶级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但是，这个阶级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要对这个阶级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但这个阶级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阶级。在历史上，这个阶级曾有过跟随大资产阶级，附和反革命的行为。因此，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政策。无产阶级应该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对象，但由于他们的各个集团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在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对于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开明士绅，则要团结他们，引导他们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指出，**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自有科学的**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
132.七领导民族抗战（一）（26）
**在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时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领导阶级之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精辟的概括，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这个新国家和新社会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是：在政治上，要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机关，采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选举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容许富农经济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又区别于社会主义。
中国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呢**在《〈**人〉刊词》中总结了党的实践经验，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因此，**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在工人阶级居于少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异常强大和凶恶的敌人，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深刻总结中国**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民主革命过程的基本特点之一。当中国**的政治路线正确地处理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它就展、巩固和前进一步，反之就后退一步。**强调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和中立。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力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有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革命战争，展和壮大革命力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中国**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没有中国**的努力，没有中国**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指出，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但是，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其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为了建设这样一个政党，必须进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而特别要注意思想建设，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树立好作风，不断地提高**员的觉悟。
133.七领导民族抗战（一）（27）
**科学地阐述了三**宝之间的关系，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路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中国**虽然在二大上已经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是下一阶段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明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途径。**明确地回答了这个十分重要的中国社会展的前途问题。他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当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中国既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也还不可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他提出并论证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指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指出了实现党的领导的途径。这就为党纠正和防止右的和“左”的错误，执行一系列正确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就解答了一些人的疑虑。
针对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幻想在中国走一条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的观点，**指出，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是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展资本主义，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它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允许。中国的独立，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决不可能帮助中国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后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再次，最主要的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等广大人民群众不允许。他们是抗日的主力，他们决不允许大资产阶级在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
**批驳了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到民主主义任务里一并完成的“一次革命论”即“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我们不是空想家，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这种“一次革命论”，在认识上看不到两个革命的区别，是纯主观的空想；在实践中，混淆了革命的步骤，降低了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
**有力地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的谬论。他指出，**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体系关于社会制度问题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即在现在，实行新民主主义，在将来，实行社会主义。这个最低纲领与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34］所以我们才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这并不能成为可能取消**的理由。**分析指出，三民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旧的过时的三民主义，一种是新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相比，有相同的部分，即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政纲相同，但是两者在现阶段的某些政策不完全相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革命的前景也不一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还有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和**社会制度的最高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通过以上比较，证明**比新三民主义更科学、更先进、更正确，只有**，才能指导中国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忽视**与三民主义的这种差别是错误的。**表示，**人将始终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决不抛弃任何友人。
**从批判国民党顽固派的**谬论中立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领导、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是**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展。这一理论使中国**和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展规律和前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武装了全国人民，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展。
134.七领导民族抗战（一）（28）
延安整风
与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步，**当时集中主要精力抓的另一项工作，是整顿党的作风。
中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中国**一经建立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在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很短；建党后，因忙于领导轰轰烈烈的革命，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建党的工作开展得不充分，许多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因此，在党内曾出现过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形成了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再者，抗战以来，中国**的党员人数迅速增长，由1937年的4万人展到1940年的80万人。他们中间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高度的革命热，可是不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认为，党的这种状况和党所担负的领导全国抗战的职责是很不相称的。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地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他坚信：“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一贯身体力行地认真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并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遵义会议后，**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纠正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1935年12月，他在瓦窑堡会议上的和会后他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从政治上清算“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1936年10月至12月，他在红军大学系统地讲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一步从军事上清算“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适合中国国的战略学理论。1937年7月、8月，他写出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的高度，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错误根源，为中国**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展了辩证唯物主义。抗战爆以后，**结合指导抗战，又写出大量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著作，特别是他撰写的《〈**人〉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的上述著作，为彻底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整顿党风，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至1941年，开展整风运动的条件已经具备。党内已形成以**为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正确；已经有了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经验教训的骨干；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于是，**领导动了全党性的整风学习运动。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此开始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报告严肃地批判了不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着重阐明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指明了方向。对于当时党内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指出：“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单纯的学习。……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他们“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号施令”。“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135.七领导民族抗战（一）（29）
为了加强对全党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领导，8月29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任组长。***9月26日，正式成立了高级学习组，仍由**任组长。同年12月，由**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正式出版。它包括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至1941年11月的557个文件。这部书是整风准备阶段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读物，在未编辑出版以前，已根据**的意见以活页形式印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明确提出整顿三风的任务。他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向全党出号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在演说的最后，**指出整风运动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不讲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在**号召下，全党很快掀起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整顿党的作风的**。
2月8日，**出席**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干部会议，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要求全党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最后残余加以彻底肃清，以便使党的各方面达到更健全的地步。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么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党史》的报告，论述了在整风中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党史的方法。他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就不能把事办得更好。”他指出，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叫做“古今中外法”。他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从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三个角度阐述了党史的三个展阶段。
鉴于整风运动在2月份思想动的过程中，由于党员和干部对整风的性质、任务、目的不甚明了而出现的一些糊涂认识，《解放日报》不但没有给以有力的纠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月31日，**同志主持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表讲话指出，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他说：“**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他提议：“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但“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立场谈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的办法。”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座谈会后，《解放日报》进行改组和改版，增强了宣传的党性和战斗性，为整风运动的健康展和传播整风经验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