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11）
会议开始，是由博古主持。先，博古作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在报告中，他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由于他对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严重危害缺乏认识，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所以，他强调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辩护和解释。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对李德、博古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在报告中还以坦荡的胸怀，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
随后，**作重要，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他在中指出，当前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及其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还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还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特别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指出：“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制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也作了批评：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这么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充分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针对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但这对于博古、李德却是“徒然的”。**的，反映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获得多数人的热烈拥护。
继**以后，第一个支持**正确意见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拥护由**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严厉地批判李德和博古等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由于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是在遵义会议上继**之后紧接着支持**正确主张的第一人，作用很大，所以，后来**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功绩，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后，张闻天也明确地表示支持**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等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在中说，现在必须由**同志出来领导。由于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所以他的态度对遵义会议的胜利产生重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后来曾说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92.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12）
此外，担任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在会上也坚定地站在**一边。***正是周恩来的鲜明态度，极大地促进了会议的最后成功。
李德、博古等人对人们的批评坚持己见，也不同意**出来领导，他们的追随者凯丰甚至在会上对**嚷道：“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凯丰无以对。
由于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已十分愤懑和不满，赞成**的正确意见和主张，迫切希望**出来领导，所以会议推举**为政治局常委。同时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时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党委进行分工，以**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这些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剥夺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红军的统治，宣告了这条道路的彻底破产。
1935年2月5日前后，在**的提议和积极说服下，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苟坝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险恶的战争条件下，在漫长艰辛的长征途中，军事问题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因此三人军事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参加三人军事小组，表明**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伟大的遵义会议，又是中国**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成立初期，即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纲领和中央全会的决议都依赖共产国际起草。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而遵义会议，则是在失掉和共产国际无线电联系的况下，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虽然参加了遵义会议，但他在会议上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再也不能对中国**号施令了。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这是中国**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而**则是最早实践这个结合的伟大旗手。**说：“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由本国党来决定，不能由外国党决定。”［9］又说：“中国人不懂中国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10］
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统治中国**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了以**为代表的新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注释
［1］《**年谱》（1893—1949）上卷，第369页。
［2］《**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3］《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页。
［4］《**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0页。
［5］同上书，第139页。
［6］同上书，第140页。
［7］《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24页。
［8］李德：《中国纪事》，第124页。
［9］**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的谈话。
［10］**1963年9月3日同外宾的谈话。
93.六奠基西北（一）（1）
神来之笔
长征最直接的战略目标是重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以中央苏区的丧失为标志的；长征要达到最后的胜利也必须是以找到新的立脚点为终结。这一点在遵义会议后愈加明确。1935年3月8日**中央布的《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即指出：“用一切努力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来建立苏区根据地，是目前每个**员最中心最神圣的任务。”［1］和“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指挥根本相反，**不同意要先到达新根据地放下包袱再回过头来粉碎敌人“围剿”的观点，而是以运动战调动敌人，在粉碎敌围追堵截的过程中寻求和创造新的根据地。［2］
遵义会议后，党内的正确路线开始确立，但是中央红军所面临的敌依然十分严峻。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实现围歼我军于黔北川南地区的战略目的，调兵遣将，在中央红军周围组织了一个大包围圈。四渡赤水战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生的。为了摆脱十余倍于己的敌人，彻底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改变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指挥和领导红军神出鬼没，巧妙周旋，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穿插迂回，相机歼敌，在蒋介石调兵遣将之际，敌人合围形成之前，胜利转移。
1月20日，中革军委在布的《渡江作战计划》中提出：“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1月21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前进。1月24日，右路纵队红一军团进占土城，随后继续北进。1月25日到猿猴（元厚），以图占领赤水县城，为全军打开向川南进军的通路。中路红九军团于1月24日进抵东皇殿，后归入右路纵队。军委纵队从遵义出后，经桐梓，于1月25日抵达东皇殿。这时，已侦悉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师已渡过长江，正从綦江方向南下，企图阻击我军北上。1月27日下午，中央军委到达土城。同一天，左路纵队红三军团也进抵土城。这时，得到的报表明尾追之敌是2个旅4个团，正向土城方向前进。战斗在1月28日凌晨打响。中央红军连续激战三四个小时，未能扩大战果。随即，红军迅速现对敌判断有误。原来以为敌军约六七千人，但实际上，敌人共有4个旅8个团，共1万多人。加之，红一军团已沿河右岸北上，奔袭赤水城，分散了兵力，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拳头，况相当危急。
**当机立断，立即通知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在红一军团未返回的两三个小时内，战斗打得仍十分激烈。五军团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遭到很大伤亡。敌人抢占山头，向土城镇步步进逼，甚至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所在的镇东面的白马山。山后就是赤水河，若不能顶住敌人进攻，将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在这紧急关头，**命令干部团起反冲锋。干部团是长征出时，由公略、彭杨两个步兵学校合并组成的，成员均为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他们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领下，起了猛烈的反冲锋。敌人被打得仓皇溃退。当日下午，跑步返回增援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赶到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敌受重创，退却固守。同时，红三军团牢固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
当阵地完全巩固以后，**立即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开会。根据当时的敌，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行了。在会上，**果断地指出：为了打乱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再与敌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西进。与会者都赞同**的这一主张。根据会议精神，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布关于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94.六奠基西北（一）（2）
1月29日，中央红军及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分成左、中、右三路，利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搭起的浮桥，在红一军团四团的掩护下，轻装前进（三军团把笨重的山炮丢进河里；陈云率领卫生、供给部的人员，也将一些笨重的物资推入河中）全部渡过赤水河。***当追敌来到赤水河边时，只见到被破坏掉的浮桥和被毁掉的船只，他们也只能望河兴叹，目送红军远去。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进入了四川南部，并随即分成左右两路，进抵川南古蔺县境。2月7日，中革军委电告各军团：根据目前况，原定的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展。这表明中央红军已明确决定转变战略方针，暂时放弃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而改在取得川滇黔边境展后，由黔西向东展的方针。
2月6日，中央红军各部主力先后到达滇东北扎西地区集结。2月9日，中革军委进驻扎西县城。在扎西，中革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等问题。**在会上作重要。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深刻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来指导红军的行动。他明确指出：我们的作战路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去。现在转移到黔北去，这是由于我军的北上，使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消灭敌人。**的这些观点和主张，使与会者茅塞顿开，被深深地折服了。**又接着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根据党中央和**新的战略意图，中革军委于1935年2月10日开始部署东进。2月11日，中央红军开始向东南转移。当晚，根据敌变化，中革军委决定“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展，争取渡河先机”。从2月18日起至19日，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次东渡赤水河后，中央红军便进到当时敌人力量最薄弱的黔北地区。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突然攻击桐梓，号称“双枪兵”的黔军弃城而逃，援敌退守娄山关。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雄踞大娄山山脉的最高峰，是川、黔交通的要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激战，2月26日，中央红军攻上娄山关。中央红军在占领娄山关之后，就开始向遵义方向猛追残敌。鉴于当时敌吴奇伟率两个师的增援部队即将到达遵义，军委决定要迅速解决遵义守敌，然后再歼灭援敌。2月27日，中央红军经过英勇战斗，再次解放遵义城。2月28日，在老鸦山战斗中，中央红军对前来遵义增援的吴奇伟的两个师给予沉重的打击，吴奇伟最后仅率少数残兵逃过乌江。至3月1日，整个遵义战役胜利结束。自2月11日由扎西出，中央红军在18天的时间里，由西向东，从北到南，行程达550余公里，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是**和中革军委正确指挥的结果。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获得物资补充，严厉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焰，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为了加强作战指挥，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3月4日，中革军委布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命令》中说：“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自1932年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再次获得对红军的具体指挥权。3月10日在贵州苟坝附近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成员有**、周恩来、王稼祥，负责军事指挥。
95.六奠基西北（一）（3）
三人军事小组根据当时具体的敌，决定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所部和王家烈残军为主要目标。据此，3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驻守鲁班场的敌周浑元纵队起进攻。由于敌人3个师集结在一起，红军攻击未能奏效，而且损失较大，同时敌人援军也即将到达。**等人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撤出战斗，转兵西进，从贵州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战机。这充分显现了**战略战术的机动灵活性。
三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佯作北渡长江姿态，以迷惑和调动敌人。果然，蒋介石以为红军要渡江北上，急忙调整部署，将重兵向川南调动，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因为蒋介石最害怕的就是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正是要利用蒋介石的这种心理。
当各路敌军纷纷赶往川南，围歼中央红军的部署还未完成之时，**当即决定“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3月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主力在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东渡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当时正是蒋介石调中路大军纷纷向古蔺前进之时，中央红军十分巧妙地从敌人重兵之间分路与其相向而行。这样，红军又一次跳出蒋介石精心策划、严密部署但尚未完成的包围圈，将敌人几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赤水河沿岸地区。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即决定迅速挥师南下，南渡乌江。3月28日，红军主力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人封锁线，3月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把蒋介石又一次纠集起来准备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的集团重兵甩在乌江北岸。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前锋直逼贵州省会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敌人在贵阳及其周围只有正规军4个团。蒋介石一面命令各部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下令地方部队死守机场，并准备了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跑。当时，滇军离贵阳较近，蒋介石对滇军十分倚重。3月31日，蒋介石连两份“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的电报给滇军孙渡，让滇军前来贵阳增援。蒋介石这一着，其实是听从了**的“指挥”。还在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时，**就曾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为了继续调动滇军，中央红军在**指挥下，向东佯攻。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4月5日，佯装东渡清水江，摆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势。蒋介石又一次上当，他除命令孙渡率滇军追击中央红军外，还电令湘军到黔东防堵，桂军在平越线防堵，吴奇伟纵队尾追。一时间，各路敌军齐向黔东奔集。
**和中革军委看到调出滇军的目的已达到，西进云南的道路已敞开，便决定：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为迷惑敌人，中央红军大造要进攻昆明的舆论，并到处张贴“打倒云南军阀龙云！”“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的标语。红一军团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奉命佯攻昆明，到达昆明近郊，大造进攻昆明声势。当时，昆明周围敌人兵力空虚，敌人“追剿军”都距离红军3天以上路程。龙云感到昆明危在旦夕，急电在曲靖以东的孙渡所部取捷径直开昆明，同时调集各县民团防守昆明。这样一来，敌人在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进一步削弱，为红军北渡金沙江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4月28日晚，**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洛甫、刘伯承等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如何部署兵力、抢占渡口、北上四川等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三条意见：一、自遵义会议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经取得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蒋介石在贵阳已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正调集近70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其先锋部队离我军后卫部队仅有两三天路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二、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以避开省城昆明为好。三、过去决定红一方面军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军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96.六奠基西北（一）（4）
围绕上述作战方针，**还就具体的兵力部署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主张：一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从现驻地出，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军委纵队，提议由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直插皎平渡口。以上三路，从翌日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先头部队每天必须行程50公里以上，沿途不与敌人恋战，更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5月3日前抢占上述渡口，收集船只。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牺牲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北进创造有利条件。**又进一步分析说：我军在5月3日前若能抢占龙街、皎平、洪门三个渡口是上策，万一敌人先我烧船，能占领其中的一个到两个我军亦有办法。最忌的是，龙云先我通风报信，下令把各渡口船只在我军到达以前烧毁或撤到北岸。所以，务必限定在4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九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自行选择渡江的地点，渡江以后再同主力会师。会议一致同意**提出的上述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
刘伯承按照**的部署，率先头部队昼夜行军，迅速强占皎平渡。在皎平渡口，中央红军主力凭借6条渡船（干部团在俘获2条后，又找到4条）昼夜抢渡，从5月3日至5月9日，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第二天，追敌到达江边，已没有了船只和渡江材料，只好望江兴叹了。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敌人几十万“追剿军”全被抛在金沙江以南，行程相距一个多星期。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红军终于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团结北上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这时，**和党中央提出新的战略设想，即：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3］而当时把持着四方面军领导权的张国焘，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和他个人篡夺党权、军权的野心，坚决反对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主张南下川康边，转而西进打通苏联。
6月24日，**等和军委纵队一起到达懋功县两河口。
为了消除分歧，统一认识，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报告，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向大西北，向东、向南进攻，均不可能，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红军应迅速前进，在松潘与胡宗南作战，先占领甘南。张国焘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展，理由是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部20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展。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我们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靠进攻的。他说，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并要求“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他主张红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迅速地打破胡敌向前。他特别强调：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与会人员都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赞成。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两河口会议上“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
97.六奠基西北（一）（5）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这样，中央政治局从党的组织原则上，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正式确定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同北上抗日的目标联系在一起。针对华北事变和日本对华侵略的深入，**在6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4］随后，他在同徐向前等四方面军指挥员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是为了促进全国抗日**的展。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必须尽快解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但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后，即对两河口会议决定采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态度。6月30日，竟又致电中央，公然违反他刚刚举手赞成的两河口会议决定，重新提出退却方针，同时，进一步向党中央伸手要权。
**等中央领导再次拒绝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同时本着大敌当前、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7月18日，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对此，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5］
7月底，**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这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已经失去进取松潘的有利时机。8月初，**等军委成员举行会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即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
军委关于夏洮战役的计划确定后，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于是，中央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会议重申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纠正。8月5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重申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方针的同时，决议突出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会议同意把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同志补为候补中央委员，或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
沙窝会议后，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直接率领，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左路军由朱德指挥，实际上由张国焘率领。但张国焘一离开沙窝，便又公然违反会议决议，提出要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拖延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98.六奠基西北（一）（6）
因此，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以克服张国焘的阻力，贯彻沙窝会议精神。会上，**先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我们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面：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向洮河流域东岸展；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展。**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向西去，无论敌、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敌人的部署，正是逼迫红军向黄河以西。向东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因此，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不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他指出，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在分析敌我形势之后，提出红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会议通过了**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在这个文件中，**特别区分了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和党中央关于打通苏联的设想之间的区别。他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6］
毛儿盖会议后，左、右路军终于又迈上北上的征途。8月26日，右路军胜利通过草地，并取得包座战斗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等领导抓住有利时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去。9月1日，**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把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但是，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提出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右路军和左路军全部拉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并且擅自下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强迫已前进到墨洼的红五军返回阿坝。9月3日，张国焘竟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电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后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须即决即行。”
张国焘要求南下的错误主张和行动，当然是党中央所不能同意的。**等按照预定计划，部队坚决北上，并派前锋红一军（即红一军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统一番号，取消了军团建制）于9月4日出北进俄界。在巴西，**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同陈昌浩、徐向前等商谈，争取张国焘北上。9月8日，徐、陈致电张国焘，说明“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
当天，张国焘来电，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因周恩来当时患病未愈，起不了床。晚上，**等人即在周住地开会。会前，**等已拟好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求徐、陈表态，两人均表示同意电报内容。于是，中央当晚即以**等7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望兄等熟思慎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
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9月9日密电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周恩来、洛甫、博古当即在周恩来住处开会。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生的冲突，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连夜转移，脱离险境。并指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还决定委托**起草《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夜12时后，部队先后从巴西及其附近出。红三军在山上警戒，担任后卫。红三军又以红十团为后卫。为了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况，**和彭德怀随红十团一起在后尾前进。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问**：“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回答说：“那就只好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觉悟的。”
99.六奠基西北（一）（7）
9月10日，党中央表**连夜起草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去”。
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进后，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李特把陈昌浩写的一封信送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也来会见李特，对他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让他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9月11日，北上部队陆续到达俄界后，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刻率部北上。张国焘又一次抗拒中央的命令，并于9月12日直接电给红一、三军，攻击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还命令说，“望速归来”，“南下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等21人出席。会上，**先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在报告中揭露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错误，接着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他指出，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展。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指出：我不同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因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向南是没有出路的。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的报告，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批评了张国焘向西南地区退却的逃跑主义错误，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因其对形势的分析与态度是悲观的，因而“以至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决定还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
会议讨论了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决定把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委。同时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的方针，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9月14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从俄界出的时候，又致电张国焘，恳切地说明“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再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服从中央命令、率军北上。9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甘南的哈达铺后，又等待了7天之久，因为张国焘已拉着四方面军南下，才继续北上。9月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根据新近了解到的陕北还保存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新况，把在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构想进一步具体化，确定把**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100.六奠基西北（一）（8）
高原展红旗
10月19日，**率领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属地。当中央红军即将进入陕北的时候，蒋介石即命令东北军和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进行堵截并歼灭红军。当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敌人骑兵也跟踪而来。根据敌，**认为，若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己十分不利，总是十分被动。为此，他嘱咐一纵队的长：要想办法打它一下。在听取有关的况汇报后，**定下打击尾追之敌的决心。他在为此而集合的支队干部会上说道：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尾巴”，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他号召大家坚决打好这一仗，作为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10月21日晨，中央红军主力与尾追之敌交火。这一仗，中央红军击溃尾追之敌2000余人，其中彻底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和战马，抓获了大批俘虏。这次战斗，迫使国民党“追剿”部队停止了对中央红军的追击。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扩大会议，**、张闻天、周恩来等出席会议。会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会议指出：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已经完成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陕西、甘肃、山西三省是红军展的主要区域。具体计划是先以约20天时间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的地区整顿部队，扩大红军，进行群众工作，以后向南寻机歼敌，待黄河结冰后再向东展。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经过短期休整，10月30日，所有非战斗单位前往陕北苏区中心瓦窑堡，战斗部队则向甘泉前进。11月初，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中央红军与由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合编成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甘泉县的下寺湾，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甘边苏区政治、军事况的汇报。接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会议着重研究党政军工作分工问题。**被确定负责军事。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随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布第一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委，下辖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全军共5个师又4个团，约1万多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对国民党是一个巨大威胁，陕甘苏区成了革命的中心，也成了敌人“围剿”的重点。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决定重新调整部署，以5个师，先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富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尔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步向北压缩的方针，将红军消灭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所面临的敌，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计划，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以歼灭敌人。11月5日，**召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长研究制定直罗镇战役计划。决定：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红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继续歼灭敌人后续部队。同时，派出兵力牵制敌人，阻敌增援，以保证在直罗镇胜利歼敌。
11月20日下午，敌一○九师在红军警戒部队节节抗击下被诱入直罗镇。21日拂晓，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对被包围之敌展开猛攻。战斗打响后，**亲临前线指挥，他的指挥所就设在离直罗镇不远的山坡上。他一再叮嘱：“要的是歼灭战！”激战到下午2时，敌已大部被歼灭。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迫近。红军遂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攻敌一○九师残部，并阻击由富县西援之敌一一五师，集中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敌第五十七军的主力两个师。第五十七军见势不妙，惧怕被歼，于23日下午沿葫芦河西撤，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其1个团，余敌仓皇退回太白镇。第一一五师见第五十七军主力后撤，亦急忙逃回富县城内。第一○九师见待援无望，便收拾残兵败将500余人，于23日晚向东突围，被全歼。
101.六奠基西北（一）（9）
直罗镇战役，全歼敌一○九师和一○六师1个团，毙伤敌师长以下1000多人，俘敌5300人，缴枪350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架，子弹22万多。这一切，大大补充和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红军教育和释放了这次战役中的俘虏，对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作用。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红军的行动，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时，仍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万余人。而陕北根据地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王明“左”倾统治在这里的影响仍很严重，在北方局代表的操控下，肃反扩大化的结果使包括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在内的一批红军将领被关押。
**得知后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并迅速予以平反。但更为严重的是根据地周围的敌：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兰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瓦窑堡会议，讨论党在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当时有过多种意见。有的主张红军应“巩固向前展”，以巩固陕北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展并寻找蒋系军队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主张立即北出宁夏或太原、包头，同日军争先机。**在会议上作报告时则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他主张，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展，在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在阐述这一主张时指出：目前形势正处在全国大变动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展，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他在详细说明了东征山西的有利条件及好处后，说：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的主张，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定》。根据这个会议的决定，**、周恩来在12月24日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开始进行东征的准备。
为了进行东征，军委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为总司令，**为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2月20日晚8时，红军开始东渡黄河，一举突破敌军黄河防线，渡河成功。至23日，红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2月24日，**与彭德怀为打破敌军的封堵，建立作战根据地，又决定：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考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二路，取得在山西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东征第二步任务。按照这一部署，东征军英勇奋战，于3月上旬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4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随即，**与彭德怀根据敌变化，指挥东征部队展开北上南下作战，纵横于晋中、晋西南、晋西北广大地区。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于3月20日至27日在晋西地区举行扩大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华北的形势，讨论政治、军事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会上作报告。他指出：过去提“巩固向前展”是对的，今天则是“以展求巩固”。现在，只有展才能求得巩固。为此，战略上必须采取大胆的方针，因客观的形势好，战役上要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力求减少错误。会议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展求巩固”为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党和红军当前的方针是经营山西；当前在山西已占区域的主要工作“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
102.六奠基西北（一）（10）
4月间，蒋军、阎军共同以重兵跟踪围攻东征红军，并采取堡垒推进的战法，以主力在晋西由南向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黄河东岸。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红军机动作战的困难。4月28日，**、彭德怀在进一步分析了山西和陕西、甘肃的敌之后，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长，指出：目前，山西方面，阎军和蒋军共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稳步向我推进：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神府地区、三边（即陕北的靖边、安边和定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根据上述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
5月2日，彭德怀、**下达渡河命令，规定全军利用夜晚，分批从铁罗关、清水关西渡黄河。当晚，东征军开始西渡，至5月5日全部渡完。同日，**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至此，东征战役结束。东征历时75天，消灭敌人7个团，扩红7000余人，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改善了部队装备，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展。同时，这次东征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展。
结束东征回师陕北以后，**和**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与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工作的进展况，确定党在今后的政治任务是：保卫西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据此，规定红一方面军和陕北苏区的战略任务是：向西面进攻，以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并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打通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联系；东面坚持游击战争；南面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执行这三项任务的目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为将来的大展准备条件。
1936年5月14日，红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东征，动员西征。**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西征的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促进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展，促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月18日，**、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联名布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
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一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新城堡集结。
敌人觉红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立即调其第三十五师一部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遗防由东北军派部接替。这时，**一面致电东北军不要妨碍红军去占领曲子、环县、洪德城；一面致电彭德怀，要红一军团立即由吴起镇进至元城镇，派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由庆阳北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并指出，在执行此项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据此，西方野战军于6月间相继取得曲子、阜城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陕甘宁边境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征作战的第一阶段任务。
6月14日，西方野战军领导提出下一阶段的基本任务为：“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定边、安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据此，西方野战军各部先后攻占定边、盐池、豫旺等城，歼灭敌军和民团千人以上。7月上旬，东北军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骑兵4个师和第三十五师残部，集结于固原、庆阳之间，准备分两路夹清水河向北进攻。7月14日，**电示彭德怀：“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7月17日，何柱国以骑六师向红军作试探性的进攻。红一军团一举将其击溃。此后，何柱国鉴于红军已有充分准备，加之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遂停止了进攻。
103.六奠基西北（一）（11）
7月27日，**同周恩来、杨尚昆联名致电西方野战军及各军团、各军长，指出：“两个月来，西征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西征战役胜利结束。
筑起新的长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和根本保证。这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在日寇对华侵略的步步进逼下，逐渐达成的共识。但是，如何创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使之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壮大，则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的过程。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度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还照搬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认为日本侵略我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要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遭受严重损失。
共产国际“七大”，以及在其精神指导下**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开始转变方针，对中国**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八一宣》缺乏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因而使得一些很好的主张只得流于一般性的号召。
自遵义会议起逐渐确立在**中央领导地位的**，也日夜思索着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不是一般地去号召，而是综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初，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从莫斯科来到瓦窑堡，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对**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1935年12月17日，**出席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生意见分歧。**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是可以争取的。博古则坚持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进行了驳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后，**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论述了在新的形势下，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报告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强调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报告中还着重说明了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更为难能的是，**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始终不认为地主买办营垒是铁板一块。他先从理论推理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亲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范围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告诫全党切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
104.六奠基西北（一）（12）
当时，**虽然还没有提出要改变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也没有放弃反蒋的口号，但是他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分清了敌、我、友，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循着这样一条路线，**在领导全党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各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外部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对蒋介石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由于蒋介石坚持**、“剿共”的立场，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段时间里，**是抗日反蒋并提。1936年2月，**开始改变这一看法。2月27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况的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带来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反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7］3月4日，**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8］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此后，**“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9］“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10］8月25日由**起草的《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为实现与南京蒋介石政权的合作，在利用一切渠道表达**合作抗日诚意的同时，**一方面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另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1日，**中央正式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
**特别致力于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把联合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抗日救国，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环节。1935年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就派汪锋到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去做统战工作，并让汪带去他给杨虎城、杜斌丞等的亲笔信，沟通了**同十七路军及杨虎城的关系。1936年1月25日，**领衔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张学良、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万福麟并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同时，**和周恩来派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去见王以哲、张学良，转达**中央关于联合抗日的诚意。2月和4月，**两次打电报给张学良，联系派李克农和周恩来同张学良谈判事宜。经过谈判，确立了红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关系。
105.六奠基西北（一）（13）
在1936年整整一年中，**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而倾注全部心血。为了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促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满怀抗日救国的热，给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写了大量书信，向他们阐明“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的道理，主张国共两党两军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同时，他给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写信，陈述中国**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吁请他们敦促国民党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爱国有罪卖国有赏”的错误政策，共救中国于危亡之时。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任务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实行联共抗日。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的当天，联名打电报给**和**中央邀请**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12月12日上午，在保安的**先接到**驻西安代表刘鼎的急电，随后又收到张、杨两将军电报，**立即命令警卫员通知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开会讨论。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在会上率先作重要，肯定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当时会议决定：“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给人民审判”，并确定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去西安。
14日，由**、朱德、周恩来及红军各方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支持张、杨两将军的爱国行动，强调当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同时通知他们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5日，由**领衔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动兵谏的正义性质。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7日晚，周恩来到达西安，立即与张学良面谈，并致电**中央和**：“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到保蒋和平。19日，中央政治局经过两天讨论，作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联合抗日的主张的结果。这次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张闻天在会上指出：事变的展有两个前途，一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他的分析为大家所赞同。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中国**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在会议上，“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但通电在当天即出，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2月20日到达。21日，中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这样，在**、周恩来和**中央的积极努力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