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32）
3月18日，苏区中央局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就战略问题进行讨论。一些同志认为，在20万敌军严密包围的形势下，只有将红军分散到苏区外去打游击战，把敌人引出苏区，从而达到既保存红军又保全苏区的目的。**坚决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主张就地打仗。并认为，只要我们充分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是能够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围剿”的。这次讨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4月17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就反“围剿”的战略问题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主张退出苏区的同志，进一步提出要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苏区；另有一些同志提出一种“分兵退敌”的主张。**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既反对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主张，也反对“分兵退敌”的主张，力主集中兵力，就地打仗，打破敌人的“围剿”。严重的意见分歧，使苏区中央局无法作出决定。**建议把会议扩大，让各军的军长、政委都参加。几天之后，会议继续进行。经过两天会内会外的激烈争论，**又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种方式耐心进行说服，赞成**积极防御战略的同志越来越多，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几乎全部主张打。
4月30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第四次召开。这次会议上，意见已趋一致。中央局先请**作报告。**在报告中，先深刻地分析了形势。他指出：敌人包围我们的军队虽多，但它有许多致命的弱点，如敌人虽然号称20万，但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都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他们内部不统一，官兵不一致，没有群众支持，地形不熟；远离后方，兼之到了山区，补给非常困难等。同时指出，我军数量虽少，技术装备虽弱，但有3个条件：“第一红军好”，上下团结一致，求战绪高；“第二群众好”，得到土地革命利益而又遭到敌人严重摧残的苏区人民，对红军热烈拥护，对敌人极端仇恨；“第三是地势好”，红军可以占领优越而又熟悉的地形，去打击敌人。我们有这些有利条件，是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粉碎敌人“围剿”的。井冈山以来武装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其次，**分析了第一仗打谁的问题。第三次会议上，多数同志提出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就有了出路，便于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湖南……”还有的同志提出先打第六路军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各部。对此，**分析指出：蒋蔡的十九路军是各路敌军中最强的，而且在兴国时间较久。完成了工事，它的两个师合在一起，不容易分割。所以，打蒋蔡是攻坚战而不是运动战。如果打不下来，北边的敌人压过来，红军就要吃大亏。第六路军朱、毛、胡的兵力亦较强，且打它就得向西扫，西边为赣江所限，打完后，无展余地。因此，**提出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王金钰部5个师中的罗霖师防守吉安，其余的4个师在“围剿”军中虽然也可算是主力，但它从北方新到，士兵不服水土，不习惯爬山作战，士气不振，对我们表示恐怯，因而又是弱兵。且打垮他们之后，“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经过争论与说服，会议终于再次肯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在苏区“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同时，也同意了**的战役设想，第一仗求歼由富田出动之敌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
按照战役设想，**耐心地说服了性急的同志，坚持将部队开到东固，迫敌而居，依山设伏，隐蔽待机，并领导各部队在深谷丛林中加紧进行临战训练。红军当时伏击的阵地，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北面距离郭5余公里，南面距蔡20余公里，靠王金钰部也很近。对于这个阵势，有人总放心不下，说这是“钻牛角”，但**丝毫不为所动，3万主力红军似雄踞丛林的一只猛虎，继续等待敌人离开巢穴。一直等了25天，终于捕住了战机。
77.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33）
5月13日，王金钰第五路军之右翼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1个旅，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进犯。富田与东固之间相距40华里。中间横着一座大山，有两条大路相通：一条经九寸岭，一条经观音崖，都是险隘路程。据此况，5月14日晚8时，总司令朱德、总政委**下达《红一方面军攻击富田的命令》，此命令经15日补充指示后是这样的：红三军团为左路军，15日到达江头树隐蔽，16日向固陂、富田攻击前进，进行迂回包抄；红三军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大道前进，迎击敌二十八师；红四军、十二军为右路军，分两路抢占九寸岭、观音崖，而后即向富田攻击前进。
5月15日拂晓，红军各部开始行动。为了确保打胜第一仗，**于当晚赶到红三军，同黄公略军长一起，找向导调查道路，在东固至中洞大道的南侧找到一条小路，随即确定第三军主力改由这条小路前进，从沿大道东犯之敌右侧实施攻击。这一改变，对于歼灭敌第二十八师起到重要的作用。
5月16日拂晓前，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由坳上沿通向中洞的大道西进时，前卫特务连同沿中洞至东固大道东犯之敌第二十八师先头部队遭遇，因敌众我寡，**率总指挥部及特务连抢占白云山与敌激战，并阻止敌人的前进。近午时分，由小道秘密前进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的南侧，乘敌第二十八师的后尾全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敌人遭此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顿时陷入混乱，迅速被歼大部。与此同时，我右路军第四军抢占观音崖、九寸岭两隘口，并在追击中歼敌第四十七师1个旅大部。担任迂回任务的红三军团，于16日进占固陂，歼灭敌第二十八师的兵站后，当即进占富田。
中洞大捷后，红军依照**的“由西向东横扫，求得各个击破”的运动作战方针，集中红军主力，于5月17日上午由富田向水南追击郭华宗之第四十三师。敌军企图退至潇龙河北岸据守，但原先架设的便桥已被当地赤卫队拆除，河深不能徒涉，便转向白沙逃跑。红三、红四军立即向白沙猛追，红三军团直插白沙附近。5月19日，红军在白沙截住逃敌，经激战，全歼敌第四十七师1个旅的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余部逃向永丰。与此同时，红十二军攻占沙溪，敌第五十四师星夜逃回永丰；南面第十九路军也由城冈圩撤回兴国，随后又全部撤回赣州。
当红军集中力量同敌第五路军作战时，敌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奉命从南团出小布，绕道向红军侧后进攻。5月20日，其高树勋第二十七师进到南团及其附近，当晚又受命经中村向沙溪增援第五十四师。这时白沙战斗已经结束，红军正按预定计划继续向东扩张战果。5月21日午后，红军前锋进至中村附近，即与敌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旅的先头部队接触。**、朱德决定歼灭进到中村之敌，乘势直下南团。作战部署是：第三军团和第四军攻击中村；第三、第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准备尔后参加攻击南团。22日上午，红军起攻击，经激烈战斗，于当日13时占领中村，歼敌第二十七师近1个旅，余敌窜回乐安。当晚，红军追至南团，敌军第二十五师仓皇撤回宜黄。
红军进到南团后，**苏区中央局即留驻龙冈，另组成以**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前线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红军在临时总前委指挥下，按预定计划，日夜兼程向东急进。这时，敌人第六路军慌忙向广昌收缩兵力，并自5月23日开始，按第八、第二十四、第五师的顺序，由广昌向南丰撤退。临时总前委得知敌人意图后，决定乘敌第五师4个团未及撤离广昌之机，攻歼该敌，夺取广昌城。部署是：以第三军经甘竹向南丰急进，追击北逃之敌第八、第二十四师；以第四军为左翼，第十二军为右翼，担任攻击广昌；第三军团为攻城总预备队。5月27日晨，红军直逼广昌城下。守敌第五师凭坚顽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红军部队不仅仍被挡在城外，而且伤亡很大。下午2时许，**、朱德率领总预备队第三军团来到广昌城外。**听说攻城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就和朱德等一道登上距城西4里的乌石岗，站在这个制高点上观察战场形势。**俯视了一会儿，又沉思片刻后，叫传令兵命令各部队暂停攻击。接着，**召集军以上干部在乌石岗指挥所开战地紧急会议，重新研究攻城策略。
78.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34）
**对大家说，眼前的敌人虽然被我们围了起来，走投无路。***但兵力高度集中，火力猛烈，而且有着坚固的工事，所以很难对付。红军如果靠火力跟敌人死打硬拼，不但攻不下来，反而会使自己遭到很大伤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划不来的。为了使下一步的战斗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必须立刻变更攻城的策略和方法。于是，紧急会议根据**的主张，决定用声势浩大的总攻势迫退（而不是全部吃掉）敌人，把敌人歼灭一部、击溃一部，并放其逃跑一部，从而尽快为红军下一步行动打开通路……过不多久，红军部队向敌人动总攻击。至当晚9时，红军冲进城内，歼敌一部，打伤敌师长胡祖玉，余敌向南丰逃窜而去。
红军攻占广昌后，敌军第五十六师刘和鼐部约7000人，自安远以南之中沙仓皇撤回建宁。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以红四军第十师北上，配合红三军继续追击敌人第二十四、第八师和第五师残部；红四军主力在广昌休整；方面军总部率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主力继续向东，求歼建宁敌五十六师。5月30日下午6时，红军出敌意外地扑攻建宁城，并迅速结束外围战斗，把敌人包围在建宁城中。当日晚8时，临时总前委在里心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如敌不退出建宁城时，决以三军团为攻城部队，向该城进击”，并具体布置攻城的作战计划。次日，红军攻占建宁城，总计歼敌3个多团，并缴获了红军所急需的大批药品。
这样，红军从5月16日开始至31日结束。15天中横扫700余里，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连打5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所谓“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在第二次“围剿”中刚刚遭受惨败的蒋介石，1931年6月，又很快组织起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蒋介石把他的嫡系第十四、第十一、第六、第九、第十师共10万人调到江西担任“围剿”主力军，连同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和新调来的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均驻南昌，并聘请英、日、德等**事顾问随军参与策划。这次“围剿”，蒋介石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然后再深入“清剿”。
6月下旬，蒋介石把在宜黄、南丰以南地区的红三军第九师和红四军第十二师误认为红军主力，下令迅速对之起进攻，7月1日起，各路“围剿”军开始行动。此时，距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结束仅一个月。红军苦战之后，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补充，全军只有3万人，而且部队远离根据地中心区近700里，还处于分散状态，一时尚来不及集中。这就给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6月30日，临时总前委最后判明敌人即将动第三次“围剿”的况，来不及经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讨论，即决定继续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命令以独立第四、第五师和第三军第九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第四军第十二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协同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以运动防御和游击战迟滞敌人前进；分散在闽西北、闽西、赣南广大地区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中心回师，准备适时转入反攻，粉碎敌之“围剿”。7月10日前后，红一方面军主力相继从建宁等各自工作区域出，紧急行军，绕道瑞金以北的禾田，于22日前到达于都以北的银坑地区，同第三军主力、第三十五军、第七军会合，随后，稍经整顿，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于28日到达苏区后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
敌军进入中央苏区后，奔波20余日，一直找不到红军主力。7月底，敌人终于现红军主力集中在兴国地区，并判断红军有西渡赣江之可能，于是以其主力分路向西南急进，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
79.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35）
8月5日晚，红军主力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40里的空隙中，沿着崇山峻岭秘密东进，6日到达莲塘、官田地区，红三军团警戒部队同进至莲塘附近之敌第四十七师第二旅接触。***方面军总部决定，抓住战机，迅速歼灭该敌，尔后向北展。下午，**在有团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战前动员会上说：这次千里回师，走的并不冤枉，为的正是暂时忍耐折回，集中优势兵力，然后再狠狠地打击去。我们不打就不打，一打就要将敌人置于死地。说完之后，他和朱德就具体部署了莲塘战斗。当晚，红三军团（指挥第七军）和红三、红四、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秘密向敌接近，于7日拂晓突然起猛攻，激战至上午9时，将敌第四十七师之第二旅及由良村向西侦察的一个多营全部歼灭，毙敌旅长谭子钧；上官云相抢先带了两三个参谋副官骑马仓皇逃回龙冈，四十七师余部亦快速向龙冈撤退。红军取得了初战胜利。
红军歼灭莲塘之敌后，不顾疲劳，继续向离莲塘30里之良村急进，途中同由良村向莲塘增援之敌郝梦龄第五十四师第一六○旅遭遇，迅速歼其一个团，毙敌旅长张銮诏。残敌向良村溃逃，红军衔尾猛追，直逼良村。刚由龙冈撤回良村之敌第五十四师师部和两个旅，喘息未定，就陷入红军包围中，红军就势起猛攻，一举突入圩内，歼敌一部，毙敌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等，余敌逃向龙冈。莲塘、良村两仗，红军共歼敌两个多旅，俘敌3500余人，缴获各种枪3100多支，迫击炮14门。8月11日晨，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总部确定以第四军、第十二军由黄陂南侧实施主攻，第三军团并指挥第七军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当天中午，第四军和第十二军主力冒大雨起攻击，一举突入黄陂，迅速歼敌两个团。第三军团和第七军也从东面起攻击。午后3时，敌师长毛炳文率余部向洛口、宁都突围。红军乘胜追击20多里，又歼敌一部。从8月7日至11日，红军连打三个胜仗，共毙伤俘敌1万余，从被动中夺得主动。随后，红军主力转到君埠以东尖岭垴山区，得用战斗间隙进行休整。
8月15日，红军主力2万余人，在**、朱德亲自率领下，乘夜暗由尖岭垴山地出，偃旗息鼓，悄悄西进，硬是从正在东进的敌人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一个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回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合。红十二军主力则大张声势地向东北方向行进，并以一部兵力攻占乐安县城。蒋介石误认为红十二军是红军主力，并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夺取临川。因此，急调第十师赶回临川，加强防守；同时下令第一、第二路进击军等部对红十二军主力追击。红十二军主力同敌军保持一定的距离，紧紧牵住敌人的鼻子，并利用自己轻装灵便的长处和敌人笨重不灵的弱点，翻山越岭，走崎岖难走的路，进一步疲惫敌人。就这样把敌人一部分主力拖了近半个月，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西移和休整的任务。
8月底，蒋介石觉红军主力已由君埠以东地区西去，随即下令其第一军团为先头，其他各部随后，再次西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等总部领导为了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于9月初率领主力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茶园冈为中心的山区隐蔽待机。
这时，敌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月，除第四十九、第五十四、第八师等部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以外，其余部队也受尽苏区军民的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的困苦，“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气急剧下降。于是，敌第一军团进到兴国高兴圩地区同原在兴国的第四团会合后，即停止了前进。和敌军况相反，红军三战三捷之后，又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士气更加旺盛。战场上红军主动、敌军被动的形势愈益明显。与此同时，两广军阀利用蒋军主力深陷中央苏区之际，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此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9月6日晚，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兴国地区敌人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等当即决定先抓住兴国北撤之敌一部歼灭之，尔后视机扩张战果。具体部署为：第三军、独立第五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截断敌军退路；第三军团和第四军（并指挥第三十五师）、第三十五军，分别自西而东、自北向南攻击高兴圩及其南北地区之敌；第七军牵制兴国之敌。9月7日，敌人第四军团正沿黄土坳、老营盘之线北撤，红三军和独立师迅速出击，先攻占黄土坳，切断了敌人先头独立旅同其后续部队的联系，接着从北、南、西三面向敌独立旅起攻击，从拂晓打到下午，终将该旅全部歼灭。
80.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36）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也向高兴圩地区之敌第一军团第六十、第六十一师起攻击；红七军则向兴国之敌第五十二师压迫，保障红军主力在高兴圩作战。***由于战前侦察不细，低估了敌军的战斗力，攻击高兴圩的红军各部经过两天激战，毙伤敌2000余人，终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红军兵力不够集中，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到较大伤亡，结果打成对峙。红军为争取主动，即撤出战斗，主力转移到茶园冈、均村、永丰圩地区待机，而以红三军及独立第五师位于老营盘阻敌北撤。高兴圩之敌亦因伤亡较大，且对红军况不明，也就加修工事，固守整顿。
9月13日，敌人改变退却路线：第四军团余部和第一军团第二十二师经崇贤、东固向吉安撤退；第一军团主力先掩护上述部队北撤，尔后经兴国向赣州撤退。
红军侦知这一况后，立即集中全力对北撤之敌实施追击。9月15日拂晓，在敌第四军团大部已通过方石岭隘口后，红军追击部队赶到，迅速抢占了方石岭，截住了敌第五十二师及第四军团的1个多团，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激战至上午9时，全歼该敌。敌第四军团已经到达东固的部队匆忙经富田逃至吉安，其他各路敌军也纷纷撤到永丰、宜黄、南越、南丰、广昌、宁都、赣州等地。
此时，红军因各次战役特别是高兴圩一役损伤过大，已无力再对敌人作战，亦决定结束战争。对退却之敌，只命地方部队追击。主力红军移瑞金整顿。
第三次反“围剿”历时两月，红军6战歼敌3万余人。后因两广事变生，蒋介石不得不实行总退却，第三次反“围剿”宣告结束，红军取得最后胜利。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进入全盛时期。
注释
［1］《**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2］《**年谱》（1893—1949）上卷，第209页。
［3］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第144页。
［4］《**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页。
［5］同上书，第77页。
［6］关于这次会师的时间说法不一，这里是根据《**年谱》上卷第239页的说法。
［7］《**选集》（第2版）第1卷，第59页。
［8］同上书，第68~69页。
［9］参见拙作《**关于对富农政策的理论》，《**思想研究》1993年第3期。
［10］《**选集》（第2版）第3卷，第960页。
81.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1）
逆境中的执著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王明等为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对各级党组织实行所谓“改造”与“充实”，并向全国各地都派出他们的“钦差大臣”。1931年4月初，**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因而亦称“三人团”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代表团带来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由此拉开序幕。
1931年4月17日，在宁都的青塘召集了一次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因“三人团”到达前夕，苏区中央局刚刚举行完扩大会议，所以这次会议又称做“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会议只开了一天，听取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及中央代表团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通过了五项决议。这些决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传达贯彻，并开始对**所代表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攻击和否定。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后不久，1931年8月30日，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除一般地肯定中央苏区的斗争成绩外，着重指责中央苏区存在的“严重的错误”，即“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这些指责主要是：
在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的问题上，指责“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以至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便是‘疲于奔命’”，造成红军“长期的内线作战，很难向外展”。要求“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较大的城市。”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指责中央苏区“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态度”，例如，“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为此，要求苏区中央局“对待地主残余的办法，只能是分配他们做苦工。必须加紧雇农、贫农与富农的对抗，而抓紧对中农的联盟……必须变更富农的土地所有，给他坏田耕种，富农的剩余工具要没收”。在红军的训练、编制和战略战术等问题上，指责“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与红军已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的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要求“红军的编制要开始适应于大规模作战的组织，红军的战斗力亦着重于技术能力的增进，特别要有堡垒战、街市战、射击飞机等等的演习。”
此外，还指责全苏大会至今未能召开；指责苏区工人运动不展，没组织工人反雇主的斗争，没实行8小时工作制，没组织反帝同盟等；指责中央苏区“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的教育工作”。如果作为一般要求，这种指责还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中央是从反ab团来说的，并且认为中央苏区只反ab团还不够，同时要进行“反改组派，反第三党，反取消派，反罗章龙派，反富农思想以至农民落后意识的斗争”。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开幕。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朱德、项英、陈毅、任弼时、王稼祥、梁柏台、古柏。**以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身份向大会作了报告。
在这次大会上，王明“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凭借党中央的指示信和决议，对大会施加压力。他们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站在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上，不顾事实地批评**和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执行了立三路线，指责**等的正确观点和主张为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行动中的狭隘经验主义，等等，赣南会议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有计划有步骤地全盘否定**的正确主张、改变中央根据地正确领导的一次会议，是实现王明“左”倾中央“改造”各级机关的一次行动。大会最后决定：撤销**的中央局代书记职务，由项英以及任弼时等主持中央局工作。同时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因而，**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也在实际上被免除了。
82.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2）
1931年“九一八”事变生后，国内政治形势生重大的变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怒潮席卷全国。
但是，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置全国抗日民主**兴起的有利形势于不顾，也不对敌我力量作具体的分析，推行的是比立三路线更“左”的错误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1931年12月6日，临时中央指令红军“攻赣州，迫吉安”。苏区中央局亦做出相应决议。周恩来于年底来到中央苏区后，同**交换了意见。根据对实际况的估量，到苏区前亦曾主张进攻赣州的周恩来，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意即不同意去攻打赣州。但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此时，周恩来已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只好召开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
在中央局会议上，**既不赞成“左”倾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更不赞成打赣州。他认为，现在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展路线是错误的。他主张红军此时一方面要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肃清根据地内的地主豪绅土围子，巩固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准备，一方面可采取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方向展，打通中央区与赣东北区的联系，然后再向外展。就攻打赣州来说，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不能打这一仗。**提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是，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一些领导人却坚决主张打赣州，并批评**等人的意见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他们说，只要打下了赣州城，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迁移到那里，就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省数省的先胜利”。会议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临时中央决议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城市，所以赞成打的占多数，于是乃决定打赣州。
红军在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后，从2月上旬至3月初，先后4次挖地道爆破进攻，在付出了重大伤亡的况下，虽然破开了城墙，但始终未能攻进三面环水、城高两丈的“铁赣州”。同时，敌人援兵陈诚、罗卓英部队所属之十一、十四、五十二三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已从吉安经遂川到达赣州外围的赤主岭，粤敌亦北上至大余、九渡水一线，对红军攻城部队取反包围之势。红军在战略上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得不于3月7日撤至赣州城东的江口地区集结。
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及中央局成员等出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展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当时红军向这个方向展，可以汇合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的革命力量，取得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可以依托武夷山、仙暇岭、天台等山区有利地势，稳步向外扩展；还可以同上海和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运动取得密切的配合。**还严正批评“左”倾冒险主义者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的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认为即使赣州打下，也无法坚守。但是，在赣州城下遭受重大损失的教训面前，苏区中央局仍拒绝**的正确意见，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展”的方针。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于3月18日出中央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训令，以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在赣江东岸活动；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到赣西岸活动，尔后两路军“夹赣江而下”向北展。
**随中路军行动。走到半路，他一再建议中路军要改向闽西展，并获得一军团领导人**、聂荣臻的支持。于是，**这一建议得到苏区中央局批准，一、五军团改称东路军，向闽西展。3月26日，红军到达长汀。在长汀，**向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他说：他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展。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向闽南展，一是有闽西根据地作依托，二是闽南尚有广阔的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展方向。［1］东征动员以后，**一面命一军团开赴长汀以北的新桥迷惑敌人；一面于3月30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建议以东路军夺取漳州，指出：“政治上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2］周恩来接受了**的建议。此后，**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东路军执行攻取漳州的任务。
83.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3）
红一军团东征漳州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张贞的四十九师和地方保安部队。***红军在做好各种准备后，于4月10日拂晓先向龙岩起进攻，并于当天攻占龙岩，歼灭张贞部一个多团，给张贞以迎头痛击。4月14日，第五军团到达龙岩与一军团会合。随后东路军即按预定计划进攻漳州。漳州守敌系第四十九师第一四五、一四六两旅。其主力配置在漳州外围天宝、南靖及其以北山区，依托杨梅岭、风霜岭、十二岭、笔架山、榕子岭，凭险固守；另一部兵力置于漳州市区。对此，**和**、聂荣臻亲临前线视察地形，了解敌，全面地摸清了敌人兵力的布置况。经过一番周密的调查研究，决定先歼灭漳州外围之敌，尔后乘胜夺取漳州。部署是：一军团之第四军在左主攻，第十五军在右助攻；五军团之第三军位于南坪附近为预备队；第十三军位于龙岩，闽西军区之第十二军位于上杭、武平、永定监视粤军的行动。4月19日，红军主力对漳州外围之敌起攻击，第四军先突破敌主阵地十二岭、风霜岭，主力向天宝方向扩展战果，一部由左向右横扫，协同第十五军作战，第十五军在第四军的配合下，迅速攻占榕子岭、笔架山，第三军自左翼投入战斗，向纵深展。全军协同作战，迅速占领天宝、南靖，乘胜向漳州市区进击。在漳州以西茶铺地区击溃由漳州出援之敌一部后，于20日占领漳州。此战，红军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1600余人，缴获飞机两架。
东路军打下漳州后，**主张红军撤回中央根据地，肃清白匪的土围子，休整部队，总结经验教训，筹备粮食，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同时仍主张在打通闽西、赣南两区后，即应向赣东北作有计划的展，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区，使中央苏区得到扩大与巩固。“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的主张不符合他们的“积极进攻路线”，继续要求红军去攻占中心城市；立即扩大红军，改组红军，开展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同时，对**的主张进行了攻击。
5月20日，临时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了一份长电指示信，直接指责**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认为**及其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可以引出极大的危险结果与苏区土地之丧失”，认为这种“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的“纯粹防御路线”和“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对于与**的分歧，指示电中提出：“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措施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6月5日，临时中央布军事训令：“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关于北上作战，**曾提出他的战略设想，认为红军应先行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通路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丰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前方后经过实地考察，了解了前方况与敌我态势，因此很快同意了**的战略设想。8月8日，中央局接受周恩来等的提议，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联名签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同时，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同日，中革军委按照**一再坚持的主张布《关于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红一方面军随即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地急行北上。红军连续行军一星期，于8月15日开抵同敌军相持的招携、东韶一线时，对方还毫无察觉。第二天，红军出其不意，突然动攻击。17日攻占乐安。20日攻克宜黄。23日乘胜占领南丰。这一仗打得异常迅猛，速战速决，一周内连克三城，俘敌5000多人，缴获了包括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等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南昌、抚州大震。
84.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4）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取南城。8月24日，**随军抵达南城近郊。这时，现南城守敌有3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地形于我不利，敌方的工事又很坚固，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敌人在乐安、宜黄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根据这些新的况，红军当机立断地改变预定计划，主动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并且指责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此后，前方的红军指挥者们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信电来往不断，意见争执不下。
9月26日，前方军事领导人根据战场实际，不顾中央局的反对，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的名义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大胆地预定了未来和敌人决战的战场是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地区，《训令》中是这样说的：“为要坚决执行胜利的北上任务，必需迅速地肃清宜黄、乐安、南丰一带拦阻着我军北上的白匪与地主武装，使我军可以巩固和迫近宜黄、乐安、南丰各城市。有把握的夺取据点，消灭援敌，胜利的北上”，“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即以猛烈追击夺取抚州、吉安，开展江西局面，因此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后来的反第四次“围剿”的进程与战场分别表明，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正确的战略计划，它实际上已经勾画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蓝图。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正是根据这个《训令》的基本思路，指挥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的。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名为总结1932年攻打赣州以来7个月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和**的严重分歧。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大多数人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去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认为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提出要把**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责战争领导的总责。会议结束后，**对前来告别的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这充分体现了**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宽广胸怀。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布通令说：“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至此，“左”倾冒险主义者终于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对这个决定，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和会后，分别表示了不同意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要**专任政府工作，是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决定的。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成立苏维埃政府；接受**中央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法、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处等草案。大会开幕时，项英致开幕词。接着，**苏区中央局代表**作政治问题报告。**在讲话中指出：……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到来。大会一致通过《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立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它的“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它的任务是在中国**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宪法大纲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人民政权，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
85.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5）
11月19日，大会进行选举。**等63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苏大会闭会后的最高政权机关。11月20日，大会完成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在大会上致闭幕词，号召各级工农兵政府要组织广大群众致力于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武装自己，用革命战争打倒敌人。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组成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主席，项英为副主席。决定将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
“一苏大”后的近一年时间里**的主要精力仍用于在前线指挥打仗。宁都会议结束后，被彻底剥夺军事指挥权的**从前线回到瑞金，在瑞金的东华山稍事休息后，便于1932年10月间来到汀州，住在傅连日章主持的福音医院，一面养病，一面深入基层搞调查，以事实同“左”倾错误作斗争。**找到也在福音医院住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给罗明详细地介绍了中央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等老根据地，应加紧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动员，支援边区的斗争；在边区主要应是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广东、闽南两方面的敌军，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谈话的精神，罗明在出院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传达，大家一致表示完全接受**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会后罗明和谭震林、方方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前线委员会”，深入边缘区，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1933年1月21日，罗明根据他在长汀、新城和连泉等县的工作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如何巩固展闽西根据地、扩大红军主力和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等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其内容是同**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相符合的。罗明把《对工作的几点意见》送交福建省委（当时亦称闽粤赣省）后，罗明又根据实际况，接着又写了《关于杭永岩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进一步坦率地阐明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罗明的两份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和党中央的，提出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在组织形式上是合法的，是党纪允许的；在意见内容上，也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但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抓住这两个报告不放，蛮横地将罗明的意见打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全党上下和各根据地内开展了一场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大斗争。其中，在江西动了所谓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领导开展这场反所谓“罗明路线”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诚恳地检讨说：“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3］
这个时期，**的心是极其沉重的。但他并没有因“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挤、打击而消沉，仍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顾疾病缠身，全身心地投入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中央临时政府的日常工作。1933年8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会上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选集》中《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翌年1月，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其中经济政策问题部分，收入《**选集》时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结论报告（其中一部分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题，收入《**选集》）。**在这些报告中，提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制定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他规定开展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从根据地农村的实际出，正确处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他从根据地经济的特点出，说明经济建设对于支援革命战争、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4］**针对根据地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这一基本况，强调要把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认为这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他指出，红色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与保护私人经济同时并进。**阐明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顺利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问题。他说：“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5］他教导政府和红军中的干部，要关心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同时，他还告诫干部要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6］在**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下得到很大的展，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改善了群众生活，巩固了红色政权。
86.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6）
1933年10月，为了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纠正查田运动中生的“左”的错误，**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切合根据地农村阶级关系的状况和土地斗争的实际，因而深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对于纠正查田运动中错划阶级成分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11月，他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并撰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个调查报告，反映了基层工作的真实况，总结了两个乡的先进工作经验，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
1934年1月中旬，在**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下旬至2月初**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长篇工作报告，分析中国和世界革命展的形势，总结中央政府成立两年来，在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宝贵经验和主要成绩，提出当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不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改由张闻天担任。**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也被进一步地削弱。
扭转战局的一次次努力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时，**虽然已不能参与战争的决策问题，但他却在自己的岗位上尽最大努力为战争作了贡献，尤其是战局不利时，更是利用一切办法，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战略设想。他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以北路军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他在博古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在他住处召开的一次中革军委会议上，**对敌我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在敌人气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前面，红军既不能和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徒以损耗自己的有生力量；也不能死守中央苏区，和敌人拼消耗。他提出两方面的建议：一方面“诱敌深入”，和以前几次反“围剿”一样，实行有计划的后退，以小部、次要兵力吸引和牵制敌人，将敌人诱至苏区腹地，使其“盲人摸象”。而主力红军则隐蔽集结，待机破敌。敌人要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惫；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必然会给我以相机歼敌的有利机会。换句话说，“诱敌深入”，造成敌人在战略上对我实行大“围剿”，我则在战役战斗上对敌人实行小“围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前几次反“围剿”的结果看，这样做是有胜利把握的。另一方面，突破敌人的重兵围困，跳到敌人身后去作战，和敌人实行大“换防”，迫使敌人撤出碉堡回防，置敌人碉堡于无用，而红军则可以挥机动灵活的特长，在运动中来消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大“围剿”。
这两方面的建议，都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正规战有着根本的不同，因而李德都表示反对。李德认为，实行“诱敌深入”，“就会把我们的领土不战而弃，而且不能为我们阻止敌人并打击敌人提供保证”，是军事上的保守与胆怯；而跳出包围圈，到敌人统治区去作战，“由于敌人的堡垒构筑坚固，并且层层向纵深展，所以想在这里突围，到敌人的外侧或背后作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样，**的第一次建议——关于作战方针的选择，遭到了李德的全部否定。
随后，接连几战失利，博古、李德等由此竟一变军事冒险主义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也不采取以往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想以此“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
87.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7）
正当红军按照上述指示布置防御，**不能不为此而扼腕担忧时，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和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又于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分由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第十九路军。**看到这是实行战略转变以粉碎五次“围剿”的良机，再次提出突围的提议。11月20日，他与朱德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表示“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时，他向中央提出：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的这一建议，又被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博古、李德等拒绝。他们不敢采用这种向敌人后方打击的进攻性战略，害怕因此而失去根据地，又没有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尤其是“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他们认为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是冒险的行动；而且认为红军在东线运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这一“最危险的敌人”，无异于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他们把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让十九路军单独去同蒋介石军队作战，使红军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在镇压第十九路军以后，随即将其入闽的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其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已经失去在中央苏区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在此况下，**迫切希望红军能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歼灭敌人。党中央虽然在小范围内讨论过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但无结果。中革军委在7月间派出第七军团3个师6000余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江西瑞金出，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军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朱德等以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的主席、副主席名义联名表红军北上抗日宣，表明态度。但是，由于兵力小未能牵动敌人。此后，红军反“围剿”形势愈加严重。博古、李德等实权人物仍未采取有效措施，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却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并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4月至7月，**在**粤赣省委驻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他亲临南线前沿就军事问题进行调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一度使南线出现新局面。当时“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广东的陈济棠在7月间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当**了解到陈济棠和蒋介石有利害冲突，在南线采取的是“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不积极向苏区进攻，并派出代表向红军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犯的谈判之后，立即对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和粤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指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可以派一些化装小分队，深入陈济棠部管区宣传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动陈军停战抗日。**还指示：根据南线况，可适当调整部队，把主力抽下来，这样既可缓和前线形势，又可积蓄我军力量，休养生息，以备不虞。［7］**的这些指示，对消除南线的赤白对立，促进陈济棠与红军进行谈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88.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8）
10月间，周恩来、朱德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举行密谈，双方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五项协议。其中包括：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就后撤20公里。这就为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突围准备了有利条件。
10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石城、长汀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于都、瑞金，以实现其围歼红军的目的。在这种况下，红军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弱点，进行休整补充和动员教育，然后突破敌人包围圈，向敌后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再一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主力立即突围，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面改取进攻战略，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是，博古、李德等人这时已为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哪里还想到“进攻战略”，**最后一次扭转危局的努力也失败了。于是，正如**所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随着局势的日益恶化，中央革命根据地濒临绝境，中央红军损失惨重。面对这一形势，李德起草《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时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并且也开始了退出中央苏区的直接准备。但同时，李德等人却又要求中央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的胜利”。这种十分矛盾的态度和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既没有适时地实行战略转移，又由于继续坚持阵地战，使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损失更加惨重。时至1934年10月中旬，由**、朱德等一手创建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由全盛时期的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占有21座县城的相当规模的广大区域，锐减到只剩下瑞金、宁都、会昌、于都等一小块中心地带，眼看敌人就要合围了，李德、博古等人至此才不得不作出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被迫实行突围，准备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寻找一块新的立足之地。1934年10月21日，**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率领主力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突围，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长征途中的英勇抗争
长征开始后，**随由中革军委系统改编成的军委纵队（代号“红星纵队”）一起行动。当时，他正患重病，身体十分虚弱，每天都躺在担架上行军。但他的大脑却在不停地思考着和判断着。他看到，长征开始以后，“左”倾领导者一改第五次反“围剿”中所奉行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避战主义。本来，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可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歼灭战，以便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然而，由于李德、博古等人僵化而错误地认为：红军一定要到达指定地区（湘西），放下行李后，再开始反攻来消灭敌人。因而，他们只是一味地行军、突围，只求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而不顾一切。在军事部署上，将三军团放在右翼，其后为八军团；一军团任左翼，其后为九军团；五军团殿后，护卫着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以及负担着大量辎重物资的后勤机关。
1934年10月21日夜，突围战役开始。在江西的信丰、安西和安远三点一线的封锁线上，担任防守的粤军余汉谋纵队在得到陈济棠的示意后，只是稍事抵抗。这场突围战实际上是假打，为瞒蒋介石耳目，双方都做出攻防之势，枪弹却是朝天放的。23日，红军大部越过赣州、南雄间的公路，进入粤北，突破了蒋介石吹嘘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突破这道封锁线没有经过大的战斗，使红军保存了实力，争取了时间。红军在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即向湖南、广东边境前进。敌军又沿着湖南汝城、广东城口一线部署了第二道封锁线。不过，由于陈济棠执行秘密协议，没有派重兵阻截我军，只图自保；蒋介石的嫡系远在湘赣边，鞭长莫及；湖南军阀何键率领的湘军不敌红军，这样，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又被红军突破了。蒋介石赶忙以重兵在粤汉铁路湘粤边界湖南境内的良田到宜章之间，设立了第三道封锁线。除湘军刘建绪、李觉、王东原、陶广等部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部也从江西赶到了。鉴于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状况，**于11月6日在广东仁化的城口提出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的这一建议，对于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从根本上摆脱被动挨打的境地，十分有意义，但“左”倾领导者还是拒绝了。这样，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红军被迫同敌军展开激战。在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又迅速调集40万大军依据湘江天险，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处于前有湘江阻拦，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危险处境。
89.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9）
面对当时险恶的形势，**在反复研究敌之后，提出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主张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但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又一次被“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拒绝了。尽管自己的多次建议未被理睬，但**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抛开个人所蒙受的冤屈，密切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
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激烈的一次战斗，激战达一个星期之久。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湘江之战使中央红军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在此次战役中挥“铁拳”作用的红一军团减员不少；红三军团一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过江，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负责湘江之战总掩护任务，正要过江时，被数十倍敌人包围，最后全师覆没；红八军团，这支诞生于长征前夕的部队，在渡江之后仅剩1000余人。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时的86000余人，只剩下3万多人。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之后，继续向西转移。而蒋介石看到他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宣告破产之后，立即重新调兵遣将，部署新的追堵计划，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他把追剿的兵力重点摆在湘西地区。当中央红军跨过老山界，离开广西地界，进入湖南境内时，敌人便把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作为兵力布置的重点，并在这个方向上，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布置好口袋，等着红军去钻。面对这种危难形势，**等人积极主张中央红军绝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绝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绝不能自动“入瓮”，自取灭亡。但“左”倾领导者不顾敌人的重兵堵截，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为了解决战略方向问题，当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于1934年12月11日打下了湖南的通道县城后，12月12日，有关的中央领导在通道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战略方向问题，争论异常激烈。李德、博古仍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李德还提出“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8］这是一个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已布置好的罗网，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最后决定西进贵州。这是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生重大的影响。**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通过，不仅挽救了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红军的命运，也表明人们越来越认清**的正确主张。这也是红军自长征开始以来战略转变的一个开端。
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开始西进贵州。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城。红军这一举动，一下子把敌人摆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而敌人要调整部署又需时间，中央红军自10月份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休整的可能。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内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可以说，黎平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从湘南就开始的我军战略方向问题争论的继续，是通道会议进行的两种战略方针问题争论的继续。会上，博古和李德坚持从黎平北上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的方针。他们不顾敌人的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况，不愿按照已经变化了的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深明大义的努力说服，与会不少人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绝大多数人同意**放弃北上方针的正确意见。更为重要的是，黎平会议作出并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使中央红军在今后能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更密切地协同动作，为求得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方面更有利于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利于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个决议不仅用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等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同时也表明，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正在减弱，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正在消失。此外，黎平会议还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在适当时机召开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从湘西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各种争论。
90.五踏遍青山人未老（一）（10）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即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兵分两路，向遵义方向前进。到1935年元旦前夕，中央红军各路大军已云集在乌江南岸，正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强渡乌江的各项准备工作。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鉴于中央红军即将渡过乌江，进入黔北，也由于“左”倾领导者对于黎平会议决议尚有争论，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还有不同意见。为此，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1月1日于猴场召开一次会议。在会上，“左”倾领导者主张中央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仍坚持过去错误方针。**则再次重申在黎平会议上所阐明的正确主张，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同**的建议，再次否定“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主张。会议还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亦称猴场会议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为了能够把握住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使红军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决定实质上就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博古等把持的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作出的限制。
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提出夺取遵义，进军黔北，开创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并准备反攻，以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特别是猴场会议提出的“打到遵义去，创造新苏区”的口号，使广大红军指战员人心振奋，斗志倍增。在强渡形势险要的乌江天险之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于1935年1月7日智取遵义。中央军委纵队于1月9日进驻遵义。
在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其本身就是**正确主张的胜利。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在这期间，**始终起主导和决定的作用。长征之初，**因长期患病，身体虚弱，只能坐担架行军。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则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受重伤一直未愈，也坐担架行军。路上他们同行，常常议论党和红军的大事。**启和诱导王稼祥认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王稼祥对错误的军事指挥也极为不满，认为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他对**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他的这些看法，得到**的赞同和支持，并要他活动活动。王稼祥先找到张闻天，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和**的态度。张闻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取得一致的意见。通过同**反复交换意见，张闻天、王稼祥更深切地感到**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正确，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后来又找了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人，交换意见。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
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李富春、李卓然。
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会议在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一座二层楼的楼上举行。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所以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一直开到深夜。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具体地说，即：（1）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2）检查在五次反“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